传统价值观范文10篇

传统价值观范文篇1

中图分类号：B8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598X（2000）03—0012—03

诞生于19世纪末、辉耀于20世纪的，是一位文韬武略兼备、内圣外王合一的旷古未有的伟人。他洞悉社会发展规律和必然趋势，学习马克思主义真义，吸取中国传统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生价值观。

一

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人作为价值主体和客体之统一的存在物，他的言论行动既能满足他人、社会以及自身的需要，同时又要求从他人、社会和自身的活动中得到满足。个人对社会群体需要的满足，也是社会对个人行为实践的一种肯定和评价。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和社会实践活动，都是一个能动的创造价值的过程。

在儒家学派看来，社会是由人构成的集合体，每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人无群不能为主，群而无分则发生争斗混乱。为此，便有圣人出来，制礼作乐，明分使群，使社会群体内部的个体分处不同等级，恪守不同分位，克尽不同职责。孔子主张君臣父子的等级隶属关系，孟子首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将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分为五个层次，规定各等级的人应尽的义务和必须恪守的行为规范。同时，儒家承袭宗法血缘关系这一原始社会的文化遗存，由修身齐家向外辐射，以至于治国平天下，以德为本，以仁为怀，亲亲尊尊，忠恕爱人，博施济众，仁民爱物。

儒家文化在强调整体和谐和奉献价值的同时，着意强调人格的独立及其价值，正是个体的独立人格和自觉的道德意识，才为个体的社会价值奠定了坚实而深厚的思想心理基础和道德情感基础。孔子倡导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孟子则区别人之作为“天爵”的内在的仁心善性和作为“人爵”的外在的名利禄位，认为前者来自天斌，不可剥夺；后者来自世俗，既可得之，亦可失之。两相比较，“天爵”比“人爵”更为珍贵、更有价值。他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这就是说，人人都具有自己的价值，这种价值既不可从外面赋予，亦不可用强力夺走。这实际上是一种内心的道德价值和独立不倚的高尚人格的价值。

在思考和阐释人的社会价值时，不以先验的人性论和宗法血缘关系作为立论依据，而是从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出发。但他在重视群体的价值和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奉献这两点上，与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有相通之处。在社会个体与社会群体的比较中，重视群体的作用，高扬群体的意义和价值，一贯强调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要求共产党人相信、依靠、组织、发动群众，领导群众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斗争。如果脱离群众，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拥护，将一事无成。在强调群众和政党的群体价值的同时，也重视个人的价值，认为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洞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富有政治上的远见卓识、有高超的工作能力和领导艺术、具有坚定的政治理想和顽强的斗争意志的领袖人物，对于革命的发展和成功关系重大。因此，反复强调要注意识别、培养、关心和爱护干部，充分发挥干部在群众斗争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比较中，强调个人无私奉献的社会价值。他认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完善，并不能自发地导致共产主义的实现。只有使全体人民自觉追求这一目标，并把努力工作、无私奉献的价值观内化为自觉的意识，外化为具体的行动，积极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才能保证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实现。为了将来大目标的实现，生活于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需要付出自己毕生的智慧、才能和力量，甚至需要牺牲自己的生命。

与此同时，也十分注意满足人的生存、安全、自尊等方面的需要，注意创造条件，期望人的生存价值的实现。他的一生都在为消灭蔑视人、残害人、剥削人、压迫人、侮辱人、践踏人、奴役人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努力，都在为建立人皆平等、人的各种权利都能得到保障，人的潜在能力可以得到充分发展和发挥的社会制度而斗争。他重视人的生存和安全需要，要求党和政府关心群众生活，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而斗争；即使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他也要求人民军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切实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肯定个性发展的重要性，认为个性发展既是民主革命胜利的条件，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得以胜利的条件。如果不把千百万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不把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从资本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不把人们从旧式的家庭伦理关系下解放出来，以谋求人的全面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和胜利就无从谈起。他重视人的社会价值和自尊的人格价值，反复告诫党的干部要克服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尊重群众的利益、力量和创造精神，支持人民群众直起腰来，挺起胸来，真正自我主宰，当家作主。他也十分关心人的发展价值的实现，他同情、理解受压抑的小人物，痛恶尸位素餐、压抑人的个性、埋没人才的官僚主义和苛严的社会环境，试图创造一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使自我价值得到实现的社会主义新人层生辈出、健康成长。

二

人的价值之大小和人格之高下固然要视其对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之贡献的大小，但主体之心性品格、为社会奉献牺牲的自觉意识和义务观念似乎更本质和更具有决定意义。人生价值选择是主体的一种自觉的意识、自觉的选择。在一定意义上，人生总是处在一系列的价值关系之中，面临多种选择，个体必须以自己所确认的价值观念作出自己的价值选择和追求，按一定的方向塑造自己，陶冶自己的情操，提高自己的素质，这种自觉的价值选择和自觉的自我塑造是一切思维正常的人都会有的，只是自觉的程度有差异，选择的方向有不同而已。所以，真正自觉的人生是主体不但意识到自身的存在，而且知道自己怎样生活才有意义、有价值，从而作出自觉的正确的选择。

孔子曾经明确指出：“君子义以为上”，“好仁者无以尚之”。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在孔子的思想观念中，义的本质和核心内容就是仁。能否明澈和践行仁的精神，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孔子并不否定利的价值，他也要求爱民、裕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只是认为义或道德比物质利益价值更高，并要求人们修养品行，提高思想境界，视仁义为最高价值，把践行仁义作为目的本身，而不是因为行仁义有利，或为了其他目的而行仁义。孟子肯定人人有其固的内在价值，他称之为“天爵”和“良贵”，这是一种精神需要的满足和道德意识的自觉。人作为形体和精神的统一体，有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因而应对于形与神、小体与大体兼爱互养。但道德精神的培养和充实，较之形体的养护更为重要。生与义、物质需要和道德精神都是人所追求的，当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舍生而取义；孟子屡屡劝统治者忧民之忧，乐民之乐，制民之严，解民倒悬，要求给予老百姓以物质利益。但他反对言必称利，更反对追求私利。孔子和孟子在强调义的价值时，有轻视利的价值的倾向。他们不仅反对追求一己私利，对于天下之公利亦不刻意讲求。这种倾向被以后的一些儒门学者所发挥。儒家学派大都强调和珍视人的内在的道德价值，这是弥足珍贵的思想。然而，他们把这种道德意识看成是人的先验本性，并将这种道德价值的实现看成内在修养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他们重内省而轻实践，重道德而轻功业。因此，尽管他们中大部分人志向远大，操行坚定，但难免大而无当，迂阔不实。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继承了儒家人生哲学中崇尚仁义、重视人的道德价值的合理思想，但又克服了其专注修养、忽视践行的内省倾向，从作为特定价值主体的个人与社会和他人的关系上揭示了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价值。<br>在看来，一个人之所以具有价值，不仅在于他创造了有利于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更在于他自觉地意识到了自己对于社会与他人的责任与义务，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并积极主动地为社会和人民做工作。他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号召人们要向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学习，“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2］在这里，清楚地向人们道明，功利价值和道德价值紧密相联，就是说，人的能力只是一种潜在的价值，只是为人们创造价值的活动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只有具备了为社会为他人奉献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卓有成效的创造价值的活动，这种潜在的价值才能转化为现实的价值。是否具有自觉的道德意识这种内在价值是人格之优劣和境界之高低的标志。如果能力包孕着个体对他人和社会之贡献大小的可能性，那么，为他人和社会无私奉献的精神则规定着人格的高尚和纯粹，决定着由潜在价值向现实价值的转换，决定着自我对于他人和社会的价值的实现。而具有自觉道德意识和较高道德价值的人，对于社会人心的典型示范和潜移默化作用更是不可估量的。

三

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物在价值关系中永远是被动的客体，它只能满足于人的主体需要，本身不能创造价值，而人在价值关系中却具有双重属性，既是价值主体，又是价值客体。作为价值主体，他具有对他人和社会的需要，具有获得物质和精神满足的需求；作为客体，他又必须满足其他价值主体的需要。人在价值关系中的两重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生价值的实现是贡献与索取的有机统一，是个人对社会的创造、贡献和社会对个人的尊重、满足的有机统一。但是统一是指有机的过程，二者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更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或者绝对等量的关系，否则认识上的这种形而上学就会在实践上把人推向误区。因此，一种正常的社会，人生价值的实现，必须是这样双向运作的过程。

作为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儒家学说将人类与其他“物”相比较，来认识和阐发人类的价值，论证人是天地之间的最高存在物。无论是孔子、荀子，还是其后的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无不肯定人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确认人之高于其他物类的价值。

在关于人生价值的思想中，处处都能发现传统文化的影子。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在看来，人是创造理想世界的存在物。理想是对美好未来的想往，它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现实是理想的根基，又是为理想所否定、越超的东西。人类正是在观念地批判现实、想往未来和实际地批判现实和追求理想的活动中，亦即在追求理想价值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本质力量，显现出对于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高价值和意义。曾针对党内安于现状、固步自封、信念动摇、理想淡薄、只追求名利地位和一己私利，忘记远大革命目标和继续革命的思想状况，意味深长地说：解决了吃饭问题，就要搞点共产主义。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只是为了吃饭而活着，就同狗找点吃的东西没有什么两样。

综上所述，人生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是民族大我与个体小我的结合体，他的名字已经超出了个人称谓的意义，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只有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才有可能完全认识；只有完全认识，也才能清晰地认识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历史积淀和现实运动。深入学习和研究人生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的关系，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全面理解和掌握思想，指导和培育人们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00—05—25

【参考文献】

传统价值观范文篇2

一

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人作为价值主体和客体之统一的存在物，他的言论行动既能满足他人、社会以及自身的需要，同时又要求从他人、社会和自身的活动中得到满足。个人对社会群体需要的满足，也是社会对个人行为实践的一种肯定和评价。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和社会实践活动，都是一个能动的创造价值的过程。

在儒家学派看来，社会是由人构成的集合体，每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人无群不能为主，群而无分则发生争斗混乱。为此，便有圣人出来，制礼作乐，明分使群，使社会群体内部的个体分处不同等级，恪守不同分位，克尽不同职责。孔子主张君臣父子的等级隶属关系，孟子首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将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分为五个层次，规定各等级的人应尽的义务和必须恪守的行为规范。同时，儒家承袭宗法血缘关系这一原始社会的文化遗存，由修身齐家向外辐射，以至于治国平天下，以德为本，以仁为怀，亲亲尊尊，忠恕爱人，博施济众，仁民爱物。

儒家文化在强调整体和谐和奉献价值的同时，着意强调人格的独立及其价值，正是个体的独立人格和自觉的道德意识，才为个体的社会价值奠定了坚实而深厚的思想心理基础和道德情感基础。孔子倡导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孟子则区别人之作为“天爵”的内在的仁心善性和作为“人爵”的外在的名利禄位，认为前者来自天斌，不可剥夺；后者来自世俗，既可得之，亦可失之。两相比较，“天爵”比“人爵”更为珍贵、更有价值。他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这就是说，人人都具有自己的价值，这种价值既不可从外面赋予，亦不可用强力夺走。这实际上是一种内心的道德价值和独立不倚的高尚人格的价值。

在思考和阐释人的社会价值时，不以先验的人性论和宗法血缘关系作为立论依据，而是从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出发。但他在重视群体的价值和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奉献这两点上，与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有相通之处。在社会个体与社会群体的比较中，重视群体的作用，高扬群体的意义和价值，一贯强调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要求共产党人相信、依靠、组织、发动群众，领导群众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斗争。如果脱离群众，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拥护，将一事无成。在强调群众和政党的群体价值的同时，也重视个人的价值，认为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洞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富有政治上的远见卓识、有高超的工作能力和领导艺术、具有坚定的政治理想和顽强的斗争意志的领袖人物，对于革命的发展和成功关系重大。因此，反复强调要注意识别、培养、关心和爱护干部，充分发挥干部在群众斗争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比较中，强调个人无私奉献的社会价值。他认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完善，并不能自发地导致共产主义的实现。只有使全体人民自觉追求这一目标，并把努力工作、无私奉献的价值观内化为自觉的意识，外化为具体的行动，积极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才能保证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实现。为了将来大目标的实现，生活于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需要付出自己毕生的智慧、才能和力量，甚至需要牺牲自己的生命。

与此同时，也十分注意满足人的生存、安全、自尊等方面的需要，注意创造条件，期望人的生存价值的实现。他的一生都在为消灭蔑视人、残害人、剥削人、压迫人、侮辱人、践踏人、奴役人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努力，都在为建立人皆平等、人的各种权利都能得到保障，人的潜在能力可以得到充分发展和发挥的社会制度而斗争。他重视人的生存和安全需要，要求党和政府关心群众生活，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而斗争；即使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他也要求人民军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切实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肯定个性发展的重要性，认为个性发展既是民主革命胜利的条件，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得以胜利的条件。如果不把千百万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不把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从资本主义的奴役二

人的价值之大小和人格之高下固然要视其对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之贡献的大小，但主体之心性品格、为社会奉献牺牲的自觉意识和义务观念似乎更本质和更具有决定意义。人生价值选择是主体的一种自觉的意识、自觉的选择。在一定意义上，人生总是处在一系列的价值关系之中，面临多种选择，个体必须以自己所确认的价值观念作出自己的价值选择和追求，按一定的方向塑造自己，陶冶自己的情操，提高自己的素质，这种自觉的价值选择和自觉的自我塑造是一切思维正常的人都会有的，只是自觉的程度有差异，选择的方向有不同而已。所以，真正自觉的人生是主体不但意识到自身的存在，而且知道自己怎样生活才有意义、有价值，从而作出自觉的正确的选择。

孔子曾经明确指出：“君子义以为上”，“好仁者无以尚之”。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在孔子的思想观念中，义的本质和核心内容就是仁。能否明澈和践行仁的精神，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孔子并不否定利的价值，他也要求爱民、裕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只是认为义或道德比物质利益价值更高，并要求人们修养品行，提高思想境界，视仁义为最高价值，把践行仁义作为目的本身，而不是因为行仁义有利，或为了其他目的而行仁义。孟子肯定人人有其固的内在价值，他称之为“天爵”和“良贵”，这是一种精神需要的满足和道德意识的自觉。人作为形体和精神的统一体，有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因而应对于形与神、小体与大体兼爱互养。但道德精神的培养和充实，较之形体的养护更为重要。生与义、物质需要和道德精神都是人所追求的，当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舍生而取义；孟子屡屡劝统治者忧民之忧，乐民之乐，制民之严，解民倒悬，要求给予老百姓以物质利益。但他反对言必称利，更反对追求私利。孔子和孟子在强调义的价值时，有轻视利的价值的倾向。他们不仅反对追求一己私利，对于天下之公利亦不刻意讲求。这种倾向被以后的一些儒门学者所发挥。儒家学派大都强调和珍视人的内在的道德价值，这是弥足珍贵的思想。然而，他们把这种道德意识看成是人的先验本性，并将这种道德价值的实现看成内在修养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他们重内省而轻实践，重道德而轻功业。因此，尽管他们中大部分人志向远大，操行坚定，但难免大而无当，迂阔不实。

继承了儒家人生哲学中崇尚仁义、重视人的道德价值的合理思想，但又克服了其专注修养、忽视践行的内省倾向，从作为特定价值主体的个人与社会和他人的关系上揭示了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价值。

在看来，一个人之所以具有价值，不仅在于他创造了有利于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更在于他自觉地意识到了自己对于社会与他人的责任与义务，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并积极主动地为社会和人民做工作。他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号召人们要向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学习，“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2］在这里，清楚地向人们道明，功利价值和道德价值紧密相联，就是说，人的能力只是一种潜在的价值，只是为人们创造价值的活动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只有具备了为社会为他人奉献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卓有成效的创造价值的活动，这种潜在的价值才能转化为现实的价值。是否具有自觉的道德意识这种内在价值是人格之优劣和境界之高低的标志。如果能力包孕着个体对他人和社会之贡献大小的可能性，那么，为他人和社会无私奉献的精神则规定着人格的高尚和纯粹，决定着由潜在价值向现实价值的转换，决定着自我对于他人和社会的价值的实现。而具有自觉道德意识和较高道德价值的人，对于社会人心的典型示范和潜移默化作用更是不可估量的。

三

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物在价值关系中永远是被动的客体，它只能满足于人的主体需要，本身不能创造价值，而人在价值关系中却具有双重属性，既是价值主体，又是价值客体。作为价值主体，他具有对他人和社会的需要，具有获得物质和精神满足的需求；作为客体，他又必须满足其他价值主体的需要。人在价值关系中的两重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生价值的实现是贡献与索取的有机统一，是个人对社会的创造、贡献和社会对个人的尊重、满足的有机统一。但是统一是指有机的过程，二者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更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或者绝对等量的关系，否则认识上的这种形而上学就会在实践上把人推向误区。因此，一种正常的社会，人生价值的实现，必须是这样双向运作的过程。

作为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儒家学说将人类与其他“物”相比较，来认识和阐发人类的价值，论证人是天地之间的最高存在物。无论是孔子、荀子，还是其后的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无不肯定人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确认人之高于其他物类的价值。

传统价值观范文篇3

一

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人作为价值主体和客体之统一的存在物，他的言论行动既能满足他人、社会以及自身的需要，同时又要求从他人、社会和自身的活动中得到满足。个人对社会群体需要的满足，也是社会对个人行为实践的一种肯定和评价。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和社会实践活动，都是一个能动的创造价值的过程。

在儒家学派看来，社会是由人构成的集合体，每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人无群不能为主，群而无分则发生争斗混乱。为此，便有圣人出来，制礼作乐，明分使群，使社会群体内部的个体分处不同等级，恪守不同分位，克尽不同职责。孔子主张君臣父子的等级隶属关系，孟子首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将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分为五个层次，规定各等级的人应尽的义务和必须恪守的行为规范。同时，儒家承袭宗法血缘关系这一原始社会的文化遗存，由修身齐家向外辐射，以至于治国平天下，以德为本，以仁为怀，亲亲尊尊，忠恕爱人，博施济众，仁民爱物。

儒家文化在强调整体和谐和奉献价值的同时，着意强调人格的独立及其价值，正是个体的独立人格和自觉的道德意识，才为个体的社会价值奠定了坚实而深厚的思想心理基础和道德情感基础。孔子倡导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孟子则区别人之作为“天爵”的内在的仁心善性和作为“人爵”的外在的名利禄位，认为前者来自天斌，不可剥夺；后者来自世俗，既可得之，亦可失之。两相比较，“天爵”比“人爵”更为珍贵、更有价值。他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这就是说，人人都具有自己的价值，这种价值既不可从外面赋予，亦不可用强力夺走。这实际上是一种内心的道德价值和独立不倚的高尚人格的价值。

在思考和阐释人的社会价值时，不以先验的人性论和宗法血缘关系作为立论依据，而是从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出发。但他在重视群体的价值和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奉献这两点上，与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有相通之处。在社会个体与社会群体的比较中，重视群体的作用，高扬群体的意义和价值，一贯强调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要求共产党人相信、依靠、组织、发动群众，领导群众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斗争。如果脱离群众，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拥护，将一事无成。在强调群众和政党的群体价值的同时，也重视个人的价值，认为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洞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富有政治上的远见卓识、有高超的工作能力和领导艺术、具有坚定的政治理想和顽强的斗争意志的领袖人物，对于革命的发展和成功关系重大。因此，反复强调要注意识别、培养、关心和爱护干部，充分发挥干部在群众斗争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比较中，强调个人无私奉献的社会价值。他认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完善，并不能自发地导致共产主义的实现。只有使全体人民自觉追求这一目标，并把努力工作、无私奉献的价值观内化为自觉的意识，外化为具体的行动，积极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才能保证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实现。为了将来大目标的实现，生活于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需要付出自己毕生的智慧、才能和力量，甚至需要牺牲自己的生命。

与此同时，也十分注意满足人的生存、安全、自尊等方面的需要，注意创造条件，期望人的生存价值的实现。他的一生都在为消灭蔑视人、残害人、剥削人、压迫人、侮辱人、践踏人、奴役人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努力，都在为建立人皆平等、人的各种权利都能得到保障，人的潜在能力可以得到充分发展和发挥的社会制度而斗争。他重视人的生存和安全需要，要求党和政府关心群众生活，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而斗争；即使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他也要求人民军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切实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肯定个性发展的重要性，认为个性发展既是民主革命胜利的条件，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得以胜利的条件。如果不把千百万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不把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从资本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不把人们从旧式的家庭伦理关系下解放出来，以谋求人的全面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和胜利就无从谈起。他重视人的社会价值和自尊的人格价值，反复告诫党的干部要克服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尊重群众的利益、力量和创造精神，支持人民群众直起腰来，挺起胸来，真正自我主宰，当家作主。他也十分关心人的发展价值的实现，他同情、理解受压抑的小人物，痛恶尸位素餐、压抑人的个性、埋没人才的官僚主义和苛严的社会环境，试图创造一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使自我价值得到实现的社会主义新人层生辈出、健康成长。

二

人的价值之大小和人格之高下固然要视其对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之贡献的大小，但主体之心性品格、为社会奉献牺牲的自觉意识和义务观念似乎更本质和更具有决定意义。人生价值选择是主体的一种自觉的意识、自觉的选择。在一定意义上，人生总是处在一系列的价值关系之中，面临多种选择，个体必须以自己所确认的价值观念作出自己的价值选择和追求，按一定的方向塑造自己，陶冶自己的情操，提高自己的素质，这种自觉的价值选择和自觉的自我塑造是一切思维正常的人都会有的，只是自觉的程度有差异，选择的方向有不同而已。所以，真正自觉的人生是主体不但意识到自身的存在，而且知道自己怎样生活才有意义、有价值，从而作出自觉的正确的选择。

孔子曾经明确指出：“君子义以为上”，“好仁者无以尚之”。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在孔子的思想观念中，义的本质和核心内容就是仁。能否明澈和践行仁的精神，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孔子并不否定利的价值，他也要求爱民、裕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只是认为义或道德比物质利益价值更高，并要求人们修养品行，提高思想境界，视仁义为最高价值，把践行仁义作为目的本身，而不是因为行仁义有利，或为了其他目的而行仁义。孟子肯定人人有其固的内在价值，他称之为“天爵”和“良贵”，这是一种精神需要的满足和道德意识的自觉。人作为形体和精神的统一体，有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因而应对于形与神、小体与大体兼爱互养。但道德精神的培养和充实，较之形体的养护更为重要。生与义、物质需要和道德精神都是人所追求的，当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舍生而取义；孟子屡屡劝统治者忧民之忧，乐民之乐，制民之严，解民倒悬，要求给予老百姓以物质利益。但他反对言必称利，更反对追求私利。孔子和孟子在强调义的价值时，有轻视利的价值的倾向。他们不仅反对追求一己私利，对于天下之公利亦不刻意讲求。这种倾向被以后的一些儒门学者所发挥。儒家学派大都强调和珍视人的内在的道德价值，这是弥足珍贵的思想。然而，他们把这种道德意识看成是人的先验本性，并将这种道德价值的实现看成内在修养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他们重内省而轻实践，重道德而轻功业。因此，尽管他们中大部分人志向远大，操行坚定，但难免大而无当，迂阔不实。

继承了儒家人生哲学中崇尚仁义、重视人的道德价值的合理思想，但又克服了其专注修养、忽视践行的内省倾向，从作为特定价值主体的个人与社会和他人的关系上揭示了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价值。

在看来，一个人之所以具有价值，不仅在于他创造了有利于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更在于他自觉地意识到了自己对于社会与他人的责任与义务，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并积极主动地为社会和人民做工作。他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号召人们要向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学习，“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2］在这里，清楚地向人们道明，功利价值和道德价值紧密相联，就是说，人的能力只是一种潜在的价值，只是为人们创造价值的活动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只有具备了为社会为他人奉献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卓有成效的创造价值的活动，这种潜在的价值才能转化为现实的价值。是否具有自觉的道德意识这种内在价值是人格之优劣和境界之高低的标志。如果能力包孕着个体对他人和社会之贡献大小的可能性，那么，为他人和社会无私奉献的精神则规定着人格的高尚和纯粹，决定着由潜在价值向现实价值的转换，决定着自我对于他人和社会的价值的实现。而具有自觉道德意识和较高道德价值的人，对于社会人心的典型示范和潜移默化作用更是不可估量的。

三

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物在价值关系中永远是被动的客体，它只能满足于人的主体需要，本身不能创造价值，而人在价值关系中却具有双重属性，既是价值主体，又是价值客体。作为价值主体，他具有对他人和社会的需要，具有获得物质和精神满足的需求；作为客体，他又必须满足其他价值主体的需要。人在价值关系中的两重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生价值的实现是贡献与索取的有机统一，是个人对社会的创造、贡献和社会对个人的尊重、满足的有机统一。但是统一是指有机的过程，二者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更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或者绝对等量的关系，否则认识上的这种形而上学就会在实践上把人推向误区。因此，一种正常的社会，人生价值的实现，必须是这样双向运作的过程。

作为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儒家学说将人类与其他“物”相比较，来认识和阐发人类的价值，论证人是天地之间的最高存在物。无论是孔子、荀子，还是其后的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无不肯定人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确认人之高于其他物类的价值。

在关于人生价值的思想中，处处都能发现传统文化的影子。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在看来，人是创造理想世界的存在物。理想是对美好未来的想往，它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现实是理想的根基，又是为理想所否定、越超的东西。人类正是在观念地批判现实、想往未来和实际地批判现实和追求理想的活动中，亦即在追求理想价值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本质力量，显现出对于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高价值和意义。曾针对党内安于现状、固步自封、信念动摇、理想淡薄、只追求名利地位和一己私利，忘记远大革命目标和继续革命的思想状况，意味深长地说：解决了吃饭问题，就要搞点共产主义。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只是为了吃饭而活着，就同狗找点吃的东西没有什么两样。

综上所述，人生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是民族大我与个体小我的结合体，他的名字已经超出了个人称谓的意义，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只有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才有可能完全认识；只有完全认识，也才能清晰地认识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历史积淀和现实运动。深入学习和研究人生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的关系，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全面理解和掌握思想，指导和培育人们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00—05—25

【参考文献】

传统价值观范文篇4

[关键词]儒家传统价值观现代广告

21世纪的广告活动强调以树立品牌形象为核心，从而达到开拓市场的目的。在商品特征的基础上通过文化价值理念赋予商品一定的象征意义是塑造品牌形象的有效途径。也就是说，广告受众对品牌的认同，不仅源于对商品本身的认同，更源于附着在商品身上的某种文化价值理念的认同。

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广告活动就是广告主与广告受众之间的“对话”，其传播效果取决于二者之间“对话”的默契程度，对广告信息所蕴涵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共识，是实现这种“对话”默契的重要因素。中华民族价值观的核心——儒家传统价值观的精华部分必然渗透到当今广告受众的心理文化结构之中，成为现代广告塑造品牌形象的重要价值根源，对现代广告在实现与受众的信息沟通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儒家传统道德伦理规范的内涵成为现代广告表现中的常见主题

1.由“尊道”而形成的儒家人伦道德规范

儒家学说讲究“尊道”、“于道最高”，这里的“道”，是指事理、真理。“道”在儒家这里，更偏重人文伦理的范畴。道涵盖了儒学的核心—“仁”，是包罗从德的最高观念到一般的道德规范的范畴，几乎包含了一切优秀的道德品质。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仁乃统摄诸德，完善人格之名。”

孔子认为，仁的极致就是“施于民”与“能济众”，也就是利物济民的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孟子同样认为仁是一种由己达人的广博的爱，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孟子曰：“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离娄上》）道出了施行仁义在社会伦理方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孟子还主张爱由亲始，将性善作为良知良能，所以“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于是民胞物与。为子女者，须遵循社会规范奉养父母，履行孝道，体念亲心。孟子曰：“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离娄上》）须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梁惠王上》）这些纲常伦理的内容往往通过礼表现出来，所以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荀子也讲：“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劝学》）

这些伦理道德规范方面的观念，在后世儒学者的发扬光大下，形成了一整套影响中华民族几千年，包含了仁、义、礼、孝、悌、廉、耻、忠、恕、智、信等方面内容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它对现代广告在主题表现方面的影响甚大，意义深远。

2.现代广告对儒家伦理道德的渲染

现代广告传播活动中，突现品牌个性时往往以儒家传统道德伦理规范为主题加以表现，以适应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亲情、仁爱等内容成为广告表现中常见的主题。

鹰扬传奇广告公司为浙江纳爱斯所打造的民族品牌“雕牌”，无论是洗衣粉的电视广告—《母子篇》，还是牙膏广告——《后妈篇》，都是在浓浓的亲情伦理之中突现商品物美价廉的特征；《新周刊》杂志在“20年广告之最”中评出的“最令人感动的广告”—爱立信的形象广告《父子篇》，最令人感动之处就在于它所体现出的关怀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血浓于水的父子亲情关系。

近年来家喻户晓的“脑百金”广告，其知名度的建立更是源自那句著名的广告词“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百金”，以“孝”的道德内涵将产品的使用者与购买者紧密联系起来，创造了国内保健品市场的销售奇迹。而最近一段时间播出的一则“汰渍”洗衣粉电视广告则遭人非议，该广告为了突出“汰渍”洗衣粉的去污功能，选取的两个生活场景是两个小孩不小心弄脏了别人的衣服，没有马上道歉，而是说“您家里有‘汰渍’。”其受到诟病的原因在于广告中小孩的行为方式丢失了传统伦理生活中的“礼”。

亲情与仁爱是最容易引发广告受众的共鸣感的，这也是广告创意“共鸣论”的基本主张，其根源在于它能引发人们的“善端”，触动受众的情绪，在一种氛围中加深受众对广告诉求信息的印象或达成一种观念的认同。

二、权力至上、君权至上的价值观念影响广告受众的价值心态

1.由“从势”而形成的价值心态——“权力至上”，“君权至上”

儒家在“尊道”的同时，还提出了对“势”的看法，这里的“势”是指政治权力。“道”与“势”是一对矛盾，儒学的先知者顺时应变，在处理主观情志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上审时度势，以一种灵活变通的价值观念来化解“尊道”和“从势”这对矛盾。基于这种灵活变通的价值观念，孔子及其门人都重视出仕，孟子认为尽管天下无道，仍然赞同出仕。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变通观念往往造成了后世的“时者”或“识时务者”以权势为轴心，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屈从和恐惧于权力、权势的消极影响。

同时以儒家为首的大多数学派不但反对法治也反对神治，在中国产生了影响几千年封建历史的把君父视为神的传统政治哲学，即所谓的“君权神授”，君、父、神三位一体，体现这三者统一的是君王，君王作为天的代言人—“天子”，有着至高无尚的地位。受儒家传统价值观和几千年来封建政治体制的影响，中国人的价值观中明显带有“权力至上”、“君权至上”的浓厚色彩，并让普通老百姓形成了一种惧官、怕官、逆来顺受的心理，“官”即代表着权威，代表着权势。这种心态发展到现代社会，影响仍然是深刻的，只不过，“官”的内涵更多的是指代表着权力的政府机构。

2.“君权至上”、“权力至上”的价值心态在广告活动中的运用

(1)“权力至上”——广告表现形式迎合受众价值取向的根源

广告传播活动过程中，“权力至上”的心态常被借用来帮助商品的诉求，以迎合普通老百姓的心理价值取向。通过商品曾获得的奖项及荣誉来塑造商品形象是广告的一种常见表现手段，这样的证明体广告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广告界曾风靡一时，一时间“省优、部优、国优”满天飞，或者是其产品得到某政界要人的亲切关怀、指导以及某某国家权威部门郑重推荐。在老百姓心中，权力机构、权威部门认可或推荐的商品，自然是信得过的商品。

1995年2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开始实施，条文规定：“不得以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做广告”，该法律条文的出台，其目的就是保护消费者的权益，避免让普通老百姓过多地受到“权力至上”价值观的影响，在选择商品时误入歧途；同时也避免了广告滥用国家权力机构、权威部门的名义，从而影响国家政府部门的形象。

(2)“君权至上”的传统价值观突显商品的价值，延伸受众满足自尊需要的价值心态

限于《广告法》的规定，与“权力至上”价值观此密切相关的“君权至上”价值观开始作为广告的诉求点亮相于各种广告媒体。虽然，真正的帝王在中国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但皇帝作为权力、尊贵的象征，依然对普通百姓的心理影响巨大。帝王和与此相关的形象频繁作为广告诉求点来帮助突出商品的特征，塑造商品的形象。“曹操”、“唐明皇”卖酒，“慈禧”卖养颜保健品，“乾隆”卖食品，一时之间的电视广告中，各位帝王粉墨登场，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御用”、“宫廷”等沾有“皇气”的字眼也频频出现在各种食品、药品广告中，大有持续发展的趋势。这样的广告表现形式，在于突显商品的尊贵价值，在价值理念认同的基础上，以达到满足受众自尊需要的目的。

三、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价值观在广告中的广泛运用——“中国”品牌

1.儒家积极进取的价值取向——有为主义奠定“大一统”的传统价值观

儒家学说相对于道家学说而言，它为中华民族提供的是一整套有为主义的价值观。其中包括浩然之气以及格知、诚正、修齐、治平等内容。浩然之气“至大至刚”、“配德与道”、“集义所生”，（《藤文公下》）是孟子提出的最高道德精神境界。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内容则提出了理想的人类大同世界人生作为的范式。

这种有所作为的人生理想、价值追求加之义务本位价值观的影响，使中华民族历来把国家、家庭的稳定、安定看得高于一切，追求美的历史形式，把个人对社会、对民族的贡献作为人生的价值理想，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把“施于民”、“能济众”济国利民的社会贡献当作个人行为的评判标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形成了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大一统”的传统价值观，并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2.“中国”品牌在广告中的运用

在当今的广告作品中，恰当地使用“中国”这个民族品牌，不但能够激发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能达到使国人认同其商品的目的。“中国”这个大品牌，有着一系列富有诱惑力的价值：永恒、智慧、神秘、和谐，有创造力、有活力、高智商、高工艺、深刻、实用主义。“中国”品牌的运用往往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结合“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传统价值观在广告中得以有效地表现。

早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广告界已开始在广告中使用“中国”这个民族品牌。从当时的“抵羊”牌毛线到上海祥生公司的出租车租赁业务广告“四百万同胞打四万号”，无不是以事件营销的方式在广告中体现“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传统价值观，从而极大地迎合了国人当时爱国救亡的共同心态，因而声名大噪。

新时期，在“振兴中华”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这一民族品牌，在广告中更是被广泛地使用。长虹、太阳神集团所推出的广告，都以“振兴民族工业”为诉求点，并获得极大的成功。奥妮公司推出的两个广告，奥妮皂角洗发浸膏的广告语“长城永不倒，国货当自强”成为1996年最流行的广告语之一；奥妮首乌洗发露的广告主题是“黑头发，中国货”，其广告语“相信我，没错的”，迅速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流行一时。

娃哈哈集团推出的“非常可乐”系列广告的品牌形象定位强调“中国人自己的可乐”，把“中国”这个大品牌作为商品的主题及卖点，但是，“可乐”一词本身就是外来词，“可乐”这种饮料就是舶来品，广告的诉求和定位严重偏离主消费群的心理认知，最终落得一个尴尬的局面。这个广告案例，带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中国”这个内涵丰富的大品牌是传统文化几千年来所积淀下来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珍惜它、善待它，精心培育它，而不应该滥用它，以免让人们产生逆反心理。

四、现代广告对“惟有读书高”和“儿女千秋业”观念的倡导及受众的认同

1.“从势”的途径间接导致“惟有读书高”价值观念的盛行

儒家倡导“从势”的结果导致了封建社会的精英分子士子对权力的崇拜和孜孜不倦，引导人们争相面向仕途，“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皆因“学而优则仕”。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劝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的内容越来越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其价值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成为读书人的人生价值追求，“金榜题名”成为士子的人生理想。人们成才立业的最高标准转向踏上仕途之路，通向这条道路的惟一途径就是“寒窗苦读”。

2.“爱由亲始”伦理观的扩展——“儿女千秋业”价值观的形成

由于儒家伦理观中“爱由亲始”的影响，使中国人历来重视亲情关系，讲究“血浓于水”，这不仅是儿女对父母尽孝，也包含着父母对儿女的爱，这种爱更多地体现在父母对儿女成材的责任中，为了儿女的未来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成就其“儿女千秋业”的期望表现得尤为殷切。这些传统价值观念在现代社会同样根深蒂固，内容范围也有所扩展，对广告受众的价值心态造成了相当的影响。

3.广告受众的价值心态——从“知识改变命运”到“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儒家学说主张积极入仕以体现个人价值的观念导致了人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惟有读书高”的传统价值观念，“读书”的含义在现代社会中已有所改变，它早已超越了封建社会所强调的“四书”、“五经”等儒家文化范畴，而成为一个广义的概念，那就是“知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读书求学就意味着知识，这已是现代社会妇襦皆知的简单道理。所以商业广告中常用这种观念来影响人们的心理以获得对商品、服务的价值认同。

这方面的广告案例可谓举不胜举。早期的巨人脑黄金，广告的核心诉求点为“让中国的一亿孩子聪明起来”；柯得智力宝的广告口号是“一天三粒，提高智力”；“生命一号”的广告口号——“生命一号，益聪明”，三则广告消费群体的定位都以青少年群体为主，广告的主题皆为聪明，聪明作为学习轻松、获取知识、成才立业的必要条件，成为诉求亮点，广告中充分运用了“惟有读书高”的传统价值观念。

值得特别提到的是这几条广告都或明或暗地涉及到一个与“读书”、知识密切相关的诉求点，那就是“成才”的观念，大凡以青少年群体为诉求对象的广告，其商品的主要诉求点往往受此观念的影响，这和“儿女千秋业”的传统价值观是相适应的。当然，传统文化中“千秋业”的人生理想和标准“金榜题名，打马游街”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成才”的观念所取代，“成才”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当今社会人才竞争激烈，成才标准不断提高，加之普遍的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做父母的望子成龙、儿女成才的期望显得尤为迫切。

目前的保健品广告市场，针对莘莘学子的商品广告，今天名人现身说法叫你给孩子补钙；明天又鼓动你给孩子补锌；后天又说你的孩子可能缺铁，应该补铁。一会儿是保护视力，学习更轻松；一会儿是帮助你的孩子长高，身体发育得更好；一会儿又是帮助你的孩子增长智力，变得更聪明。总之，就是劝导你“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些眼花缭乱，让人都有些不知所措的商品广告，其实质就是在用“儿女千秋业”的传统价值观来影响父母的心态，迎合父母“望子成龙”的心理，从而达到认同其商品的目的。

近几年来，我国的教育体制经过变革，社会力量办学风起云涌，从小学、中学到高等院校之间的竞争逐渐增强，学校也开始用广告这一商品社会的有效手段来宣传自己。纵观这类学校的招生广告，在突出教学基础设施和师资力量的同时，最大的诉求亮点不碍乎就是名校概念，名校似乎就是成才的代名词，是日后事业有所成就的保证，这种广告的诉求方式实际上和前面所例举的广告诉求方式同出一辙，影响人们心态的价值根源依然是“儿女千秋业”的传统价值观。公务员之家

综上所述，现代广告基于攻占消费者印象的目的性需要，在商品信息中有效地融入儒家传统价值观的内容加以表现，一方面，通过对广告受众固有文化价值心理的认同实现了传递商品信息的主要目的，另一方面，广告作为一种大众化的信息传播活动，在传统价值观日益遭受冲击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也充分地发挥出传承文化的功能，而这种有别于“说教”方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则可以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的价值理念得以更加有效地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黄卓明诸子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传统价值观范文篇5

天峨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红水河上游，因传说这里是美丽的天鹅飞升的地方而得名。天峨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源于清澈蜿蜒、幽深宁静的红水河，根植于古朴的蚂虫另文化，依托其强大的精神信仰内涵，衍生出多彩多姿、特色鲜明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具体包括铜鼓文化、八仙文化、筒噔文化、歌谣文化、武术文化、龙狮文化、节庆文化、服饰文化等）、生态文化、长寿文化、红色文化等。1.1蚂文化。天峨是壮族蚂文化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好的地区之一，现保存有世界唯一的蛙婆像。被誉为“红水河蚂文化第一村”的六排镇纳洞村，其蚂文化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它还是红水河沿岸乃至东南亚区域蚂文化传承保护最完整、最具活力和开发潜力的地区。每年的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二，纳洞村邻近的男女老少都会聚集在一起参加蚂节活动，内容包括找蚂、孝蚂、颂蚂、制作蚂轿、跳蚂舞等。蚂节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通过活动，可以增强民众之间的团结协作、互敬互助，尊老爱幼、遵纪守法、和睦共处的传统美德，滋养热爱家庭、保护生态的发展观念。2006年，红水河壮族蚂节成功入选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被评为“中国最佳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庆”。壮族蚂节被文化和旅游部及中国民族节庆专委会列入全国重点推介节庆项目，荣获“国家2017年优秀民族节庆最具创新价值奖”称号。蚂舞则被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1.2历史文化。天峨县历史悠久，文化遗存丰富。早在一万多年前，人类已在天峨繁衍生息。1986年6月广西文物工作队（今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到六排镇塘英村考古调查，发现一件距今约1万多年的新石器时期的砍砸器，现收藏于县文化馆[1]，这是天峨古民自力更生、创新改变的开始。而三堡乡发现的明末时期壮族《布洛陀经》手抄本，则是我国至今发现最早、最完整的一套记载壮族远古神话等史料的经诗。县城北面的火把洞，有一座笔直的石山，石壁上镌刻着筛口大的“风草”二宇，左下角落款“庄政书”，笔力刚劲潇洒。据说“风草”二字是清朝一位叫杨庄政的官员书写。他根据《论语》“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这句话，用“草”来暗喻鱼肉百姓、为非作歹的土霸叶春山；用“风”暗喻惩奸除恶、爱护百姓的官员（喻指仁爱、民本、公正、正义、法治），以警醒后人。1.3民族文化。天峨是多民族聚居的县份，有壮、汉、瑶、苗、布依、毛南等14个民族17.28万人，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积淀丰厚、和谐共生、各具特色，呈多元化的特点。其民族文化主要包括：各民族普遍共有的山歌文化，壮族、瑶族铜鼓文化，汉族龙狮文化以及苗、布依等民族特色文化等。以壮族文化为例，天峨是广西壮族文化资源富集区之一。布柳河流域纳直、更新乡以及坡结、三堡、下老等乡镇是壮族较为集中的乡镇，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底蕴深厚、资源丰富，纳直八仙文化、更新歌谣和仙人桥传说、岜暮“筒噔演奏”、坡结“喜燕闹绣球”和穿洞河传说、传统体育竞技以及三堡独具特色的蓝衣壮民俗、六林拳和民间文学等是其典型代表。具有地域代表性的民俗文化资源还有壮族十二生肖铜鼓点打击乐、苗族猴鼓舞、八腊瑶族文化、向阳镇汉族龙狮文化等。1.4生态文化。天峨被誉为“红水河上第一城”，物产丰饶，生态资源得天独厚，山奇水美，是珠江流域生态保护核心区，野生植物种类有1480多种，野生动物种类有50多种，森林覆盖率达84.25%，素有“森林王国、绿色天堂”“西南水电之都”之誉。境内有4A级景区广西龙滩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3A级景区龙滩水电站和大山原始森林，还有川洞河燕子湖景区、六美生态园、双龙瀑布金花茶园及板凳老家等4星级乡村旅游区，以及世界跨度最大的水上天然石拱桥——布柳河仙人桥。近年来，天峨县获得了多个“绿色”和“生态”头衔——“中国山鸡之乡”“中国油桐之乡”“中国金花茶之乡”“中国龙滩珍珠李之乡”“广西无公害水果生产示范基地”“广西内陆最大的淡水鱼养殖基地”。1.5长寿文化。2014年底，天峨县总人口为17.28万人，百岁及以上老人29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6.78/10万人；80岁及以上老人3367人，60岁以上老人22139人；人口平均预期寿命78.04岁，超过全国平均寿命水平[2]。2015年，天峨县获得“中国长寿之乡”称号。天峨长寿文化主要包括得天独厚的地理生态文化、自然健康的饮食生活文化、淳朴善良的孝道民俗文化、和谐完善的社会保障文化这几个方面。全县向来有尊老敬老爱老传统，晚辈要夹好菜给长辈吃，让好的凳子给长辈坐，路上遇见老人要尊称“阿公”“阿婆”等，一些代表着子女们对老人健康长寿最淳朴善良愿望的传统民俗文化源远流长。比如，至今全县仍盛行为老人祈求健康长寿的“补粮”习俗和为老人“备棺”的习惯。六排镇都隆村至今保留着“民国”时期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给索永节庆专委会列入全国重点推介节庆候选项目。2014年3月，中央电视台“远方的家——江河万里行”剧组到天峨拍摄《清清红水河》专题片，重点介绍了天峨壮族蚂节。2014年10月，壮族蚂舞所在地——天峨县六排镇被授予自治区级“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壮族蚂舞）之乡”称号。2013年，以天峨蚂文化、东兰铜鼓文化、南丹白裤瑶文化构成的部级河池铜鼓生态文化保护区宣布成立。同时建立了天峨县纳洞村铜鼓生态文化保护村和纳鲁屯壮族蚂舞传习所，现有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人（壮族蚂舞向宝业、索文德），第七、第八代传承人（学员）60多人。2017年，天峨县成功申报拉号岩红军战斗遗址、清末民初拉汪壮族传统民居这2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结束了天峨县没有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

2天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保护现状

2.1取得的成效。根据河池市“十三五”文化产业的规划和巴马长寿养生国际旅游区的启动建设，天峨县坚持正确导向，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力度，深入挖掘蚂文化、唢呐文化、铜鼓文化、筒噔文化、生态文化、高山蓝衣壮文化等传统民俗文化，加大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工作力度，积极打造文化旅游品牌，提升文化软实力，成效明显[5]。多年来天峨县对壮族蚂节进行持之以恒的深入挖掘整理和不断提升，使之成为天峨民族文化的金字招牌和靓丽名片，享誉区内外。壮族蚂节、壮族铜鼓习俗（天峨、东兰、南丹）列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天峨壮族蚂舞、天峨壮族八仙列入第一、第四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天峨壮族蚂节蝉联2013、2014年中国优秀民族节庆最具民族特色节庆奖，是全国唯一获此殊荣的县份；荣获“国家2017年优秀民族节庆最具创新价值奖”称号，并被文化和旅游部及中国民族办晚会、标语横幅等形式，形成全民尊重文化、珍惜文化、保护文化、发展文化的良好社会氛围。(2)着力解决传统文化传承后继乏人问题。首先，应加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教育，利用各级学校开展早期民族民间文化传承活动，编辑《天峨乡土文化教材》，将本土文化艺术教育纳入中小学课堂，从小开展对民族文化艺术的认知和兴趣培养，增强学用本民族文化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其次，要加强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的宣传，使广大群众了解和热爱本民族。其三，要加大对传承人队伍、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在经费等方面的扶持和投入，建议应将民族民间（非遗）传承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费用列入财政预算。(3)切实转变观念，积极探索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方式方法，大胆创新和吸收，结合现代人的审美标准和习惯，在不丢失传统文化原味的前提下创造性开展工作[6]。打破次元壁，以动漫卡通、真人cosplay、脱口秀、快闪等形式，展示天峨优秀传统文化，从而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和加入；天峨是当代著名作家田代琳、当代著名画家韦申的故乡，应结合这两位名人的影响力，继续推出“文学名家天峨行”“绘画名家天峨行”“摄影名家天峨行”等多种文艺观光采风活动，增加天峨文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进一步创作《天峨文艺》《在三堡等你文集》《在三堡等你续集》《神秘蓝衣壮》《天峨故事画册》《天峨文学作品集》《天峨影像志》《天峨文化旅游精品剧目》等文化精品。(4)加强天峨文化产业和旅游发展的深度融合。以天峨为核心，以天峨县红水河文化旅游节为平台，大力培育一批具有天峨特色的壮族蚂文化品牌，逐步建立壮族蚂文化产业区；以天峨县三堡乡为核心，以独特的蓝衣壮为依托，以蓝衣服饰和民族刺绣为支撑，建立蓝衣壮民族文化产业园；梳理天峨文化旅游资源，定制天峨文化精品旅游线路。利用丰富的民族生态旅游文化节庆，如天峨县红水河文化旅游节、八腊瑶族乡龙滩珍珠李节、三堡乡桐花节、六排镇云榜刨汤节、坡结乡燕归来节、岜暮乡金柚节、下老乡金三角垂钓赏栗节、向阳桃李花果节、纳直寿源文化旅游节、更新仙人桥山歌会、更新上福鱼米丰收节等，挖掘传播本地优秀民族文化、历史文化、山水文化、生态文化，让游客玩得开心、游得尽兴、记忆常新[7]。(5)强化文化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争取在“十三五”期间完成少数民族语言节目自制译制中心、壮族蚂文化广场、天峨县民族歌舞剧院、天峨县民族影视院、天峨县民族文化体育活动中心、天峨县三堡乡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三堡乡堡上屯中国传统古村落保护、天峨红水河先进民俗文化传承与保护教学基地、红水河奇石馆、天峨根雕艺术馆（交易中心）、老虎山文化艺术创作园、纳彩河天上人间蓝衣壮文学创作基地、拉汪古寨文化创意交流基地等一批文化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建设，搭建起传承保护优秀传统文化、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平台。2.2存在的问题。(1)受现代和外来文化冲击，天峨县文化遗产保护形势严峻，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一些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如天峨县已公布的第一批40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近半项目已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传承人。(2)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掘不够，没有创新性发展，与旅游产业发展融合得不够，群众参与率较低。对外，游客感觉“没看头”；对内，当地人觉得“没意思”。(3)目前对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还没有系统化，可操作性不强，还停留在个人自觉和爱好层面，保护力度明显不足。

3天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保护对策

(1)坚持“特色”是传统文化生存发展的基础、“独有”的传统文化的立身之本的理念，多形式养成传统文化保护自觉。正如习阐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本理念中的“尚和合、求大同”，传统文化在同世界各种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应该立足本民族文化特色和本地区民间文化独特性，才达到传承、保护和发展之目的。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利用会议讲座、发放宣传册页、举发夫妻题的“德寿双全”木牌匾，而索永发这对百岁长寿夫妻质朴的生活作风和良好习惯在整个都隆村家喻户晓、代代相传[3]。1.6红色文化天峨县是老革命根据地，是红色革命圣地。土地革命时期受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革命的影响，天峨的岜暮、巴更地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起农民运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成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30年10月，红军过境北上，鼓舞了天峨人民的斗志。1932年6月，中共右江特委批准在林佑屯建立中共黔桂边委会、黔桂边革命委员会，加强天峨人民革命斗争的领导，出现了同年9月岜暮地区“壮士血染甘孟岭”的斗争场面。如今县境内有革命烈士塔3个：岜暮乡都楼村的烈士塔、六排镇杨家堡烈士墓、更新乡烈士塔，以及1处革命圣地——拉号岩红军战斗遗址。拉号岩是红军营长蓝志仁率领100多名红军与敌作战牺牲的地方，见证了由李明瑞（总指挥）、张云逸（军长）、邓小平（前委书记兼政委）率领的红七军在广西起义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中国革命历史篇章的一页。2017年12月被列为第七批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4]。

4结束语

传统价值观范文篇6

一

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人作为价值主体和客体之统一的存在物，他的言论行动既能满足他人、社会以及自身的需要，同时又要求从他人、社会和自身的活动中得到满足。个人对社会群体需要的满足，也是社会对个人行为实践的一种肯定和评价。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和社会实践活动，都是一个能动的创造价值的过程。

在儒家学派看来，社会是由人构成的集合体，每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人无群不能为主，群而无分则发生争斗混乱。为此，便有圣人出来，制礼作乐，明分使群，使社会群体内部的个体分处不同等级，恪守不同分位，克尽不同职责。孔子主张君臣父子的等级隶属关系，孟子首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将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分为五个层次，规定各等级的人应尽的义务和必须恪守的行为规范。同时，儒家承袭宗法血缘关系这一原始社会的文化遗存，由修身齐家向外辐射，以至于治国平天下，以德为本，以仁为怀，亲亲尊尊，忠恕爱人，博施济众，仁民爱物。

儒家文化在强调整体和谐和奉献价值的同时，着意强调人格的独立及其价值，正是个体的独立人格和自觉的道德意识，才为个体的社会价值奠定了坚实而深厚的思想心理基础和道德情感基础。孔子倡导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孟子则区别人之作为“天爵”的内在的仁心善性和作为“人爵”的外在的名利禄位，认为前者来自天斌，不可剥夺；后者来自世俗，既可得之，亦可失之。两相比较，“天爵”比“人爵”更为珍贵、更有价值。他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这就是说，人人都具有自己的价值，这种价值既不可从外面赋予，亦不可用强力夺走。这实际上是一种内心的道德价值和独立不倚的高尚人格的价值。

在思考和阐释人的社会价值时，不以先验的人性论和宗法血缘关系作为立论依据，而是从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出发。但他在重视群体的价值和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奉献这两点上，与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有相通之处。在社会个体与社会群体的比较中，重视群体的作用，高扬群体的意义和价值，一贯强调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要求共产党人相信、依靠、组织、发动群众，领导群众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斗争。如果脱离群众，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拥护，将一事无成。在强调群众和政党的群体价值的同时，也重视个人的价值，认为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洞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富有政治上的远见卓识、有高超的工作能力和领导艺术、具有坚定的政治理想和顽强的斗争意志的领袖人物，对于革命的发展和成功关系重大。因此，反复强调要注意识别、培养、关心和爱护干部，充分发挥干部在群众斗争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传统价值观范文篇7

论文摘要摘要：伦理道德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影响绵延至今。行政现代化建设需要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导向，义利观是不可缺少的内容。构建现代行政价值观，离不开对传统义利观的批判性继续。先秦诸子早已提出了几种代表性的义利观，提供了珍贵的文化资源，探究其现代价值成为当务之急。当代人肩负着创新民族文化的重任，应积极阐释传统文化并汲取其精华，为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构建现代行政价值观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即要超越传统又能顺应时代改革的要求。义、利之辨成为贯穿古今的核心主题。在传统文化中，先秦诸子早已提出几种代表性的义利观，提供了珍贵的文化资源。当代人肩负着创新民族文化的重任，应积极阐释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汲取其精华，为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社会转型期行政价值观面临的新问题

价值观是人们基于社会生活实践，通过对各种各样的价值进行评价而形成的思想观念。[1作为社会道德的核心层，它是人们衡量不同事物价值标准的根本看法和观点。而行政价值观是在长期的行政过程中所形成并遵循的基本信念和行为准则，规范和评判人们的行为。当前中国正经历着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又面临着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随着社会转型，人们在许多方面一时之间难以达成道德共识，呈现出价值多元化的特征，价值观体系开始重构。目前在行政价值观建设方面出现了许多新问题。

首先，来自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影响。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不可避免具有其阶级性和局限性。这突出表现在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文化在历朝封建统治者的宣传中逐渐内化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状态，虽然封建体制早已瓦解，但传统文化的精髓却沉淀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成为深化行政改革的障碍。传统儒家的价值观未能正确处理义和利之间的关系，从主张重义轻利，到抹杀个人私利，导致在实践中利益关系的失衡。在重义轻利的道德灌输的压力下,人们不敢公开主张自己正当的私利，以“安贫乐道”为尚，将道德原则和个人利益对立，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行政管理中，儒家“泛道德主义”的价值取向至今制约着人们的价值评判和行为取向。例如，对行政效率的评判，往往关注是否有利于有效地贯彻上级的指示和任务，而不太注重实际的社会效益。在对行政领导者的评价上，往往是把是否廉洁、克己奉公、宽容大度作为重要标尺，甚至一个领导者的服饰、仪容、举止也往往影响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2这样要求领导者无疑是对的，但却是不全面的。

其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旧的道德体系受到巨大冲击，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完全形成，道德失范现象严重。义利矛盾是每个时代都要面对的新问题，也成为价值观讨论中一个永恒又常新的新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义利矛盾日趋激烈。在实践中，一些人转向了重利轻义，唯利是图，出现了为追求个人利益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价值观，甚至不择手段地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现象。在行政管理中，有些行政人员，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生活上腐化堕落，所作所为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形成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和匹配的道德规范和行政价值观已经迫在眉睫。

行政价值观建设本质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体系，要在本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之上。要确立未来的价值体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必不可少的。

二、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双重影响

中华民族有崇尚道德的传统，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创造出灿烂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以儒家为主流，儒、道、法家等思想在相互影响渗透中形成的文化体系，具有多元、多维、多层次性。其中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文化被封建统治者采纳，受到历朝统治阶级的大力宣传，对行政管理的影响尤为深远。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义利观，被关注评判也最多。重义轻利是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内容，对我国的行政价值观建设有双重影响。

儒家的价值学说是道德至上的行政价值论。朱熹曾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文公文集·和延平李先生书》）。[3作为儒家五常之一的“义”，一般指判定是非善恶的标准和人们行为的价值标准。“利”，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物质利益和功利。儒家诸子从孔孟到程朱陆王都是以崇德重义为价值取向。孔子把道德作为最高价值，主张“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490孟子则把重视名节、道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主张“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4这种“见利思义”、“以义制利”的价值观体现了我们的民族精神，为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同，引导和塑造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激励和推动了中华民族和整个国家的凝聚力。但儒家义利观在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强调“义重于利”，“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先秦儒家从孔子的“罕言利”，孟子的“何必曰利”，荀子的“羞利”，都包含了轻视利益的价值倾向。[5西汉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儒董仲舒提出“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6这将义和利对立，确立了重义轻利取向的主导地位。而宋明理学家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把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推向极端。二程主张“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和不当为”（《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七》）。[7这种带有封建禁欲色彩的观点片面的强调义，无视人的本性，结果导致否认物质利益的客观存在，进而抹杀人们追求正当物质利益的权利。虽然后来这种偏激的价值学说屡受批驳逐渐衰弱，但其贬抑功利的精髓弥散在世俗文化之中，其消极因子植根于人们的精神深处，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许多人对孔子所言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误解。[4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这一说法是指对当时社会中行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提出的不同要求。[5在中国世俗社会中，开始把“喻于义”和“喻于利”作为区别个人道德高尚和卑下的标准，以此来划分君子和小人。在社会中，道德往往成为人们评判一个人行为的唯一标准，尤其在封建士大夫中形成了利字不出口，君子不言钱的传统。在封建行政管理中则体现为“泛道德主义”，道德不仅是评价是非、善恶的标准，而且成了评价社会一切包括经济、行政的唯一标准。[8受儒家影响，我国传统行政管理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治国者的内心道德修养为管理国家的基本出发点。伦理道德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礼成为人们公认的行为规范。国家行政管理也主要靠道德教化而非法律来执行，形成中国社会重礼俗轻法律的传统。在缺乏有效的法律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儒家提倡行政官员的道德自律的“义”，在现实中收效甚微。

三、传统义利观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绵延至今，对行政管理产生了深远影响。探究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成为当务之急。要有效利用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对阐释传统文化不能单一化、绝对化。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应该做到细致而具体的分析。虽然中国主流传统文化是以价值论的反功利主义为特征的，儒家重义轻利、以义制利的义利观始终是传统义利观的主线，占据主流的地位。而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传统文化庞杂的体系中道家、法家、兵家等思想都是可汲取的珍贵文化资源。作为传统文化中的非主流的思想，它们的现代价值长期被人们所忽视。宋明以来的义利之辨空谈道德，而不知国计民生。早在先秦诸子那里，就已经产生了几种具有代表性和儒家相对立的义利观。如道家提出了“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要“贵己”“为我”。墨家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法家则强调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好利恶害”,“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兵家提出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尚利思想。在儒、道、法诸家的义、利之辨中，兵学蕴涵的思想即和儒家的崇尚道德至上的原则不同，也有别于其他为功利而功利的庸俗的功利主义和非理性的功利主义。治军之法和治国之道相通，非主流的兵家学说对行政管理也极有价值。下面笔者仅以鲜为人提及的兵家孙子的思想为例，分析它蕴涵的义利观对我国价值观创新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首先，同文圣孔子齐名的兵圣孙子几乎言必称利。孙子所谓的“利”是以当时诸侯国的国家利益为根本，在价值取向上以“全”为理想境界。孙子认为，“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孙子·火攻篇》）。[9统治者必须看是否有利于安邦定国，非利不动，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根本。孙子认为百战百胜，“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孙子·形篇》）。[9因为只关注形式上的胜和外界的评价，而实际上消耗代价很大的战争不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孙子提出要兵不血刃而取其全利，把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至高境界。

其次，孙子以“欲”为管理的动力源泉，并在顾及个体利益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义利观。孙子提出“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孙子·军争篇》）。[9关注士气就要调动人的积极主动性。他提出“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孙子·作战篇》）。[9用兵要激发士兵同仇敌忾的士气，也要借助于物质奖励，要及时行赏。假如“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孙子·火攻篇》）。[9在这里，他还指出凡打了胜仗，却不能及时论功行赏的，就会有祸患，明智的管理者都要慎重的对待这个新问题。

对义、利之辨的新问题，孙子提出了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应该在为社会群体奋斗中实现个体的人生价值。先秦诸子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孙子认为，“将受命于君”，但要权衡利害，“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军命有所不受。”（《孙子·九变篇》）。[9并进而提出“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和主，国之宝也”（《孙子·地形篇》）。[9他指的是要根据客观规律来分析新问题指挥作战，进不谋求战胜的名声，退不避讳违命的罪责，只求保全国家利益和百姓安危，这样的将帅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孙子在“将之五危”中指出，“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九变篇》）。[9“廉洁”、“爱民”可能会成为将帅的过错并带来灾难。因为，即一味的廉洁好名，就可能陷入被敌人欺侮的圈套，而不分情况的爱民，就可能导致烦劳而不得安宁。这种理性的整体功利主义的观点给我们很多启发。正如日本的涩泽荣一所言，要清除两种思想障碍摘要：一是传统中空谈修身养性、不讲物质欲求和经济利益的求“义”观；二是西方近代文明中出现的尔虞我诈、不讲道德的求利观。[5孙子将伦理道德和现实利益联系起来，这种义利统一的价值观弥补了儒学思想的缺失，对纠传统价值观的偏颇有独特意义。

总之，任何一种创新和现代价值观的构建，都离不开对本民族传统思想资源的批判性继续。对传统文化的选择和重新解释是每一代人的正当权利。我们应该以今天社会实践的要求来评判和改造传统文化。今天要重建适应时代需要的行政价值观，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又充分尊重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观。我们应对传统文化加以合理借鉴、吸收，根据时代的发展，赋予义、利新的合理内涵，实现两者之辩证统一。

参考文献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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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黎红雷.儒家管理哲学[M.广州摘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6(汉)班固.汉书[M.北京摘要:中华书局,1962.

[7(宋)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摘要:中华书局,2004.

传统价值观范文篇8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文化的民族性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根基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经过五千年岁月的洗礼积淀而成，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而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壮大，正是源于中华传统文化强大的根基作用。中华传统文化又为所提倡的文化自信提供了理论支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文化根基。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确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特色。从内容上来看，中华传统文化蕴含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特色。在“五四讲话”中指出：“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坚守在中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体现了中国的国情与中国特色，而中华优秀传统作为中华文化中最具有民族代表性的一部分，必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根基。在优秀传统文化中既有“以人为本”的治国思想，又有“以德为本”的社会氛围，更有为人要“君子坦荡荡”的个人价值追求，等等，这些思想从国家、社会以及个人层面都体现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精神诉求。从特性上来看，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中国特色的必然性。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注重农耕文明，在中华儿女的辛苦劳作中有了初步的文化形成。中华传统文化又强调人的修养，自古以来，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十分重视个人的品德，古代社会所崇尚的仁义礼智信是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体现。由此看来，中华传统文化确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特色，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形成必须具有中国特色提供了必然性。另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拓展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渠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条件是人们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中国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内容上提供了理论支撑，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做到有据可循，而不是凭空想象。中华传统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根基，有利于增强社会人民的认同感，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理解中华文化的内涵，从而提升个人知识文化素养。在这一认同的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增强了社会大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召力、凝聚力和认同感。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又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方式方法提供了多种可能。通过加强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提升公民对文化主体地位的认识，提升对中国文化的认可，使人们认识到要结合时代的发展提升文化知识素养，增强文化自信，积极主动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升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人们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观，符合社会的发展，满足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关系。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结合了时代的背景，融入了一个时期特定的背景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个人这三个层面作出了界定，无论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还是“自由、平等、公正、法制”，抑或“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三个层面都体现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新性使中华传统文化结合现代的社会背景，将其融入时代的精神内涵，创新转化形成了更符合当代人民所需要的文化价值观，这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所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了传统文化的精华。现如今，人们处事行为中都在不自觉地体现出传统文化的影响，如日益兴起的传统家风文化，其中，“孝”的内涵层次逐渐提升，而其精华所在正是古代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所倡导的。同时，生态环境这一主题得到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应对措施与宣传手段都结合了传统文化内容，依托传统文化倡导人们提升道德水准，尊重自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传统文化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时展的结果，对传统文化不断提升，在汲取文化精髓的前提下，注入了时代性，经过社会的不断发展，核心价值观与社会认同感相契合。

三、科学发挥传统文化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

现如今，如果我们要正确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以科学的态度分析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表面上；更不能照搬照抄，忽略了具体的时代背景，而是应该坚持以批判继承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使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出它独特的作用。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就是说，随着社会的发展，每个阶段，每个时代，都会有它特定的文化思想，因此，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候，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用辩证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发挥文化的扬弃性、时代性与科学性。我们要以科学的眼光，正确分析当前社会上存在的问题，找到问题所在，分析该如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再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我们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看到问题所在，逐一解决，才能体现出核心价值观的意义。通过开展传统文化教育，以传统文化教育为基础，实现核心价值观建设。

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传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要真正落实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意义，就要看到传统文化的作用，如果孤立了这一强大的文化根基，脱离了传统文化的背景,就等于从根源上阻断了文化的发展,也就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以具体的传统文化内涵传播为抓手,在社会上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深入宣传传统文化知识,积极营造学习传统文化的社会氛围。因此，要抓住传统文化这一强大的文化根基，利用文化的相通性，大力弘扬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社会这一层面来说，可以学习儒家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学习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案例，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是当前营造和谐社会的一个很好的文化借鉴。就个人方面来说，儒家的传统道德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学习优秀的儒家传统文化，培养公民良好的道德规范，提高公民的整体素质。同时，儒家的礼节文化，更应该得到大家的重视，无论是在我们的生活还是工作中，礼仪都是评价一个人素质高低的准则之一，这也是对公民行为的参考，借鉴。近些年来，儒家文化在国外盛行，学习儒家传统文化也是得到了外国学术界的大力认可，而我们自己却没有好好的利用。因此，我们应看到传统文化的作用，加强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力。对于我们自己博大精深的文化，我们要不断学习，不断弘扬，而不能崇洋媚外，一味推荐西方文化，把本民族的文化置之脑后，认为追求西方文化就是一种潮流。因此，对于高校来说，要加强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将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教育的工作中。

四、如何进行传统文化教育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优秀的传统文化决定了它独特的作用，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弘扬传统文化。而在西方价值观肆意横行的当代，如何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就成为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首先，通过特定的文化氛围，熏陶公民的个人品德，以文化的力量影响社会的成员。这样，就可以让全民参与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中来，通过进行传统文化学习培养，让公民认识到传统文化对于个人发展的重要作用，再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通过逐步的渗透，在公民的心中形成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而不是单单停留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面理解之上。要通过良好的文化，带动公民，使公民能够自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提高国民的道德标准。

其次，重视启蒙教育的作用，启蒙教育，是能够影响一个人一生的教育阶段，如果能利用好这个教育时机，那么，将会对孩子的未来起到重要的作用。在启蒙教育阶段，对孩子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让孩子从小就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础。现在的大学生，普遍受西方思想影响较大，其根源就在他们从小就受到的这种思想的影响。如果我们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教育作用，让孩子了解传统文化，学习传统礼仪，那么，对于他们未来人生的发展，将会产生很大影响及作用。虽然部分地区已经意识到了启蒙教育的作用，但是效果仍旧不容乐观，需要政府加大力度弘扬传统文化，通过儿童启蒙阶段教育，使其学习到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最后，加强学习，发挥先进模范的作用。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不容小觑。当前，有些人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提升了个人的道德修养，形成了良好的个人行为风尚，并以此来服务社会。如果我们能够以这些人为榜样，将其树立典型，以榜样的力量，带动整个社会形成学习传统文化的风气，从提升个人素质，进而再通过模范的带头作用，加强传统文化的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参考文献：

[1]李彦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蕴[D].西南石油大学,2014.

[2]秦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契合的研究[D].沈阳工业大学,2015.

传统价值观范文篇9

［关键词］人性论;职业教育;职业院校学生;价值观

“人性”作为研究人的先天禀赋与后天社会关系之间的范畴对于职业教育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人性论的研究重点是人的生成问题“。教育问题归根结底是形成人的问题”①，人性论对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应用价值。我国传统人性论思想丰富，传统人性论作为中国古代人学的典范，对人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思考和教育实践探索，尤其是对人的本质及其教化办法进行了多层面的探究。职业院校学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我国传统人性论的影响，但是由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对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还涉及得较少，这是今后进一步开展教育本质问题的讨论应当加强的问题”②，各种负面因素的影响逆阻了我国传统人性论对他们的积极影响，该现象是一个亟须处理和应对的教育社会学问题。鉴于职业院校学生的价值观和信仰发生一定程度扭曲和变异的事实，向中国传统道德世界领域寻求资源已经成为可能和必要。笔者在阐述我国传统人性论内容与价值的基础上，研究传统人性论对职业院校学生的影响，以提升传统人性论对职业院校学生的积极效应。

一、我国传统人性论的内容与价值

我国传统人性论是中国国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展现了中国古代哲人学者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传统人性论主要是围绕着“个人与社会关系”“人的理性世界与情感世界”“人的理论世界与行动世界”三个层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究，对当今中国职业教育、和谐社会建设、人的价值观构建等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1.我国传统人性论的主要内容。首先，关于价值理想追求。按照古代学者们的归纳与总结，中国古代关于人性的学说有性善论、性恶论、性中性论、性两性论、性三品论和性二元论等。阐述人性的结论有异，但其旨归都是对人的发展的设想和导向，通过道德教化与修养促使人们向着真善美的道德理想人格发展。其次，关于社会关系论。古代中国哲人与学者对人性的阐释还导向了社会关系问题，关注人如何应对几对社会关系矛盾问题的处理。相关成果集中表现在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人的情感世界与理性世界、人的认知世界和行动世界的关系等，提出了一些思想和观点。例如，主张理性服从情感、知行合一与学以致用，这些观点至今还闪耀着哲学的光芒。最后，关于道德教育教化的阐释。中国古代哲人们提出了各自的人性教化论，在人性论基础上提出对人进行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从不同层面和侧面对人性的教育工作做出了不同的解说，肯定了道德教化对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巨大作用。2.我国传统人性论的当代价值。中国传统人性论的内涵十分丰富，对当代中国具有巨大的价值和启示。中国传统人性论非常重视道德教育教化的作用，借鉴它有助于提高国民的道德修为和思想道德素质；中国传统人性论提倡个人服从社会的社会本位思想，启示我们在全社会构建一种个体热爱集体的长效机制的切入点和实践方向；中国传统人性论重视对人的价值观的构建与教育，抓好公民价值观和信仰世界的建设工作可以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与践行。

二、我国传统人性论影响职业院校学生思想价值取向的表现与原因

当代职业教育“在具体的教学实施中却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教育的终极性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总体性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的关系”③。中国传统人性论对当代职业教育的理论体系建设和人文教育实践有着重要意义，对职业教育的直接影响有待提升。1.当前我国职业院校学生的价值观现状。当前我国职业院校学生的价值观既表现出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在职业的价值取向上，学生更加务实多样，很多人热衷于自主创业发展，不再依恋于大的国企单位；在政治的价值取向上，学生更加倾向于自由、民主、和谐、文明的政治发展态势，希望国家长治久安；在经济的价值取向上，学生更加注重要实惠普惠于人，不能一味讲究发展；在交往的价值取向上，职业院校学生更加注重浪漫的友谊交流，同时也讲究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与经营，以便积累自己发展的社会资本。同时，职业院校学生还存在一些消极的思想价值取向，比如在很多价值取向上往往都是从自身出发，而对国家和社会层面考虑不多，处于一种过分利己取向的发展态势。2.我国传统人性论对职业院校学生思想价值取向影响的表现。中国传统人性论具有诸多特点，强调人的社会属性，提倡社会本位，个人服从集体；强调人的道德属性，提倡对人进行道德规范与教化以利于社会和个人；强调人的乐观性，主张人都是向往真善美的，提倡“人为”办法去管理人。中国传统人性论通过对职业教育内容、模式和目标的影响而间接发生教育社会学效应，主要表现为：首先，职业院校学生极端求实而忽视人文建设，表现出极端的功利性。职业院校学生就业求职的价值取向、政治的价值取向、生命的价值取向等均带有强烈的功利性，这是中国古代人性论实用主义影响在当代职业教育客体——职教生价值取向上的表现。其次，从职业院校对学生思想价值导向的教育模式来分析。职业院校普遍采用道德理论教育为主的模式，教师的说教角色特征明显。职业教育价值取向为功利主义的实用型，“任何教育如果只是为了传授技能，这种教育就是不自由、不道德的”④，教育学家杜威的评价对于当代职业教育主体和职业院校学生来说具有启发意义。最后，从职业院校学生思想价值取向教育的目标来分析。职业教育因其面向职业岗位和社会价值诉求而具有满足学生、社会双方就业需求的属性，但“人在与外物的接触中，往往会沉溺于后者的诱惑而是非不分”⑤，职业院校学生便是面临此危机的群体，我国传统人性论可以适当地引导职业院校学生的人性回归而减弱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不利影响。3.传统人性论对职业院校学生思想价值取向影响的原因探析。首先，当代青年的心理特点与个人追求制约了中国传统人性论对其思想价值取向的积极引导。职业院校学生对包括中国人性论在内的国学均难以发生兴趣，对于道德教化的问题存在排斥心理。其次，社会上各种不良现象在很大程度也制约了中国传统人性论对学生思想价值取向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各种道德失范现象与职业伦理失范现象等，给职业院校学生的思想价值取向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效应。再次，学校道德教育的模式、方式和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中国传统人性论对职业院校学生思想价值取向的正面影响。目前职业院校道德教育的话语叙事理论化浓厚，生活化不足，严重制约了中国传统人性论对职业院校学生思想价值取向的积极影响。最后，国家对中国传统人性论重视不够，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传统人性论对职业院校学生思想价值取向的积极影响。我国目前从国家层面对中国传统人性论的宣传不多，对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人学论较为重视，这种不对等的态度也制约了中国传统人性论对职业院校学生思想价值取向的积极影响。

三、提升传统人性论对职业院校学生思想价值取向正效应的对策

当代高等教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所有教育“越来越以经济和社会的功利需求为转移，亦步亦趋地充当社会和个人追逐利益的工具”⑥，针对此症结的解答思路必然指向教育的人性化回归。针对当今形势下我国职教学生各种思想价值取向存在的问题，应该采取各种措施积极提升传统人性论对职业院校学生的正效应，克服传统人性论的道德教育误区，推动职业院校学生思想价值观和实践步入正轨。1.整合中西人性论。积极整合传统人性论与西方人性论，形成一种健全的人性论体系。加强理论建设，将中国传统人性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和西方人性论人学论结合，整理提炼归纳出一套适合当今中国梦和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中国特色人性理论体系，力求为当今职业院校学生思想价值教育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指导。2.发挥职业教育主体——教师的引导作用。积极挖掘人性论的教育资源，努力让职业院校学生掌握和践行中国传统人性论的合理内核。利用思政课主渠道，将中国传统人性论纳入其内容体系。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将中国传统人性论的学习网络化。努力指导职业院校学生躬身践行中国传统人性论的教育资源，从每一件小事做起做好。3.引导职业教育客体——职业院校学生的思想价值取向发生变化和转向。职业院校学生应该积极针对自己所处的问题，从中国传统人性论中挖掘有益的道德教育与学习资源，从价值观的重构、生活、学习和交友等方面，不断践行中国传统人性论的理念于职业教育学习和职业社会化过程中。4.强化职业教育院校人文环境建设。从校园文化建设、校本课程建设上着手，努力促进中国传统人性论对职业院校学生的正面影响。职业院校学生所在学校应该充分利用校园空间及网络空间，大力宣传中国传统人性论的积极成分，创造一个中国传统人性论影响职业院校学生的良好校园氛围。再者，将中国传统人性论纳入校本课程建设规划和实践，让职业院校学生通过学习校本课程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提倡和宣传中国传统人性论的有益成分，以职业院校为基地面向全社会形成学习和躬行中国传统人性论的良好社会环境。中国传统人性论是中国人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注的话题基本都是围绕人的个体与群体、人的情感世界与理性世界、人的知识世界和理论世界等进行思考和探究，这三个方面也正是我国当今职业院校学生思想价值观教育的重点。目前最关键的是要建构起传统人性论对职业院校学生群体发生影响的理论模式，并探索在职业教育实践过程中的应用模式和载体，扩大我国传统人性论对职业院校学生的积极影响，从而促使他们的价值观全面、可持续发展。

作者:陈玉婷 单位: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注释］

①郝文武.教育哲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18.

②黄济.教育哲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422.

③吴秋懿，王华志，郝俊.高职院校学生专业技能教育与人文素质培养的相融性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1（12）：190.

④（美）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55.

传统价值观范文篇10

关键词:传统文化;青少年;价值观;培育路径

教育部于2014年4月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确定了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要求分学段有序地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1］。中小学加强对青少年的传统文化教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创新，成为国家层面培育青少年价值观的重要举措。

1传统文化教育对培育青少年价值观的意义

传统文化隐含着积极的价值观。价值观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追求，又渗入多种多样的价值理想，并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价值观是由一系列价值原则组成的，相互关联的价值原则构成了文化的价值系统。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主要包括“爱人”的人道原则、“修己以安人”“尚同”的群体原则、“义以为上”的道义原则、“谋道不谋食”的理性追求、“内圣”“外王”“善”等品质要求［2］。青少年自觉接触与内化传统文化，就会潜移默化接受价值观的熏陶引导，为正确价值体系的形成奠定坚实根基。价值观发展需要传统文化引领。文化对青少年具有建构作用，学生接受什么样的文化教育，就会相应地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观，然后在生活、学习中就会用什么样的理念、原则来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3］。因此，应该充分利用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从青少年的人生理想的高度出发，通过传统文化的教育，逐步提高青少年的思想认识水平，鼓励青少年以传统文化中的正面人物为榜样，学习别人的长处，在生活中自律自强。传统文化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哲学思想、伦理道德、理想信仰、是非观念，能够成为大学生的价值标杆，使其朝健康、积极的方面发展。如传统文化中彰显的“爱人”原则，可以塑造青少年人道主义精神;“修己以安人”的精神可以在实现个人内在价值的基础上促进社会整体的稳定和发展，培养青少年的责任意识;“尚同”思想可以培养青少年的家国意识、集体意识等。

2当前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的问题

虽然中小学校已经开始重视传统文化教育，并且青少年的传统文化素养也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教育方式有待改进、教育内容需要整合，实施途径与社会影响方面仍有诸多问题有待克服。

2．1教育内容的整体性、系统性不足

当前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存在内容不成体系，与青少年生活结合不紧密的问题。传统文化教育不仅要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重点对青少年学生进行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还要着力完善青少年学生的道德品质，培育理想人格，提升政治素养［1］。语文、数学、思想品德、历史、地理、书法等学科都可通过相应内容增强青少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比如，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中有关传统文化的内容主要涉及汉语言文学、爱国主义和革命战争传统、文学艺术、历史人物和事件、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节庆等方面。从表面上看，内容的设置似乎很全面，但呈现在每册教材中的内容却显得支离破碎，学生在学完一个阶段之后对所学内容的认识仅限于选文本身，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比较零碎，难以从整体上理解把握。以七年级上册教材为例，课本选文涉及《世说新语》《论语》《礼记》《西游记》《伊索寓言》《韩非子》《淮南子》及古代诗歌等内容。研读这些具有经典意义的文献，对于青少年学生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杂乱无章的内容不利于系统地学习传统文化，难以形成价值观培养的合力。

2．2教育途径单一

学校传统文化教育重知识讲授、轻精神内涵。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出现，中小学纷纷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成为传播弘扬传统文化的主渠道，在相当大程度上为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奠定了基础。相对而言，语文学科对于传统文化的弘扬与继承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目前语文课堂中的传统文化内容的教学依然停留在经典诵读的阶段，没有深入到文化内涵深刻把握的层面。教师对经典古诗文的教学内容的通常做法是，在讲完知识点后便要求学生读读背背。这种教学方式用来应付考试是无可厚非的，但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却比较小。这样的教育只是让学生学到了一些知识，短期内背得了一些课文，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影响逐渐淡化。社会上的传统文化教育形式重于内容。近年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传统文化知识竞赛类电视节目，比如中华好诗词、成语大赛、汉语听写大会等，确实营造了推动传统文化传播的氛围，但参与人数有限、实际效果有限，同经典诵读一样还不足以使青少年自觉深入传统文化精髓。因为绝大部分青少年的绝大部分时间在学校接受教育，观看此类节目的机会不多，另外对青少年的吸引力也不够，很难让他们保持学习传统文化的持久兴趣。

2．3影响有限

传统文化由于自身特点在对青少年的影响方面容易受到其他类型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中，作品不仅年代距今较远，作品产生的文化背景、作者的生活环境和当时社会的经济水平都与现代社会有较大的隔阂，导致传统文化容易受到其他类型文化负面冲击，影响有限。如今网络文化、电视文化等发展迅速，网络小说、网络游戏更能吸引青少年的眼球，课余时间青少年更倾向于选择这类娱乐方式。这些“快餐文化”视觉效果强烈，轻松愉快，能满足青少年的猎奇心理，但是其内容较少涉及传统文化，自制力不强的青少年往往容易沉湎于此。另外，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度较低。网络、电视媒体、书刊报纸等被现实利益所迫，对传统文化的部分涉及较少，全社会关心支持传统文化教育的合力有待形成。总体来说，社会导向不利于引导青少年主动关注传统文化，不利于形成弘扬传统文化的氛围。在这样的环境下，传统文化引导青少年价值观发展的功能将会削弱不少，因此需要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结合实际情况探索出解决的办法。

3传统文化培养青少年价值观的路径

文化作为促进国家发展的软实力，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传统文化作为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着实有继承和发扬的必要性。为解决当前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的问题，应当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3．1优化传统文化教育内容

其一，应该发挥学校教育的导向作用。修改课程计划、增加传统文化课时比例，在课程内容和教材编写、教学内容处理等方面拓展传统文化知识素材。如语文教学需要改变教材的老套路，结合课文教，以教材为中心拓展课程资源，挖掘析出课文中的传统文化因素［4］。其二，要综合考虑学科教学中传统文化内容的整合。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教育内容谱系，通过主题教学等方式，把一定范围内的传统文化知识整理出来并系统化，联系生活实际安排，以提高学习兴趣。同时鼓励青少年学生参与整理过程，主动学习传播传统文化。其三，将传统文化有效融入课程体系。这种体系需要具有四个特征，即内容要有丰富性、体现基础性、编排要有序列性、在内容与现有课程体系结合上增强灵活性［5］。同时，鼓励青少年课外阅读《先秦诸子选读》《中国文化经典研读》《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等作品，丰富传统文化知识，拓宽个人视野。

3．2拓宽传统文化教育途径

为更好地促进青少年价值观的发展，应结合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和兴趣爱好传播弘扬传统文化。如，可利用青少年爱读故事书、爱玩网络游戏、爱看电视的特点，编写一系列解释详尽、通俗易懂的故事书、生动有趣的漫画书、以传统文化为题材的动漫、网络游戏等供青少年选择，寓教于乐，达到用传统文化塑造价值观的目的。北京妙音动漫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作的120集动画片《中华弟子规》，主要通过优秀动画视频和电化教育课程的反复播放实现宣传教育的目的，取得了良好效果。各门学科教学要各有侧重。语文课堂教学中应该把目前推荐背诵、阅读的选文作为必读篇目，大力落实新课标中对学生古诗文阅读能力的要求［4］。其他学科要在知识传授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课外还可以多开展以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讲座、学科人文作品展等活动，学生参加传统文化教育越认真，则越容易受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越会按照传统文化倡导的原则来接人待物。此外，还应鼓励教师、家长言传身教，为孩子树立榜样，尽可能地多与青少年一起阅读传统文化经典，并就其内容进行讨论，让青少年深入其中，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逐渐提高道德水准，学会做人的道理。

3．3增强传统文化教育影响

学校应营造“德高为范”的良好氛围。教师必须明确身上肩负的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和塑造学生正确价值观的义务，主动学习传统文化知识，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提高文化底蕴，悉心帮助青少年调适心理。其次要组织在职教师进行培训，集中学习传统文化知识，提升教师的人文素养，督促教师改进教学方法，增强教育的时效性。同时，学校校园文化建设当中应体现传统文化因素，引导青少年从生活中学习传统文化，潜移默化中教会学生弃恶扬善，求真务实。社会传统文化教育应无处不在。要让青少年在零碎的时间无意识地学习到传统文化知识，达到立德树人的目的。比如在广告牌上放上孔融让梨、程门立雪的故事，让青少年在放松的环境下被短小的故事吸引，不自觉地以故事中人物为榜样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还可以通过电视、网络播放弘扬传统文化的知识讲座、宣传片、公益广告等，帮助青少年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富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培养他们热爱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感情。传统文化是我国文化宝库里一颗璀璨的宝石，青少年是祖国八九点钟的太阳，让青少年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培育正确的价值观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应引导青少年在学习的黄金时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学习习惯，与经典同行，自觉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在学习过程中“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焉”，培养正确的价值观，修身养性，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和继承者。

作者:王婉珍 李学 单位:湖南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N］．中国教育报，2014－04－02(03)．

［2］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康晓光，王瑾．学校中华经典文化教育对小学生价值观及行为影响实证研究［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0(6):3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