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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主体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1 11:13:32

传播主体

传播主体范文篇1

[关键词]国际传播主体动态发展多元转变

Abstract:themainbod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sthepublisherofinformationcontent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itisalsoanimportantfactorwhichhasdirectlyinfluencetotheprocess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Duetothelimitationofcommunicationtechnique,thedominantpublishers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renationsandgovernmentswhichrepresentthenationstoexerttheobligationofmanagementinaquitlongperiod.Withtheappearanceofinternet,thepublishingandreceivingrelationship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hascharacteristicchange.AnyoneconnectedtoInternetcouldgetridoftherelevantcloseinformationenvironmentandcometoanopen,borderlessinformationspace.Thechangeofpublishingandreceivingrelationshipcausedbyinternethasalsochangedthestatus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ations(governments)werenotthemainofonlycommunicationmainbodyanymorewhichcouldconducttheprocessofcommunication.Otherorganizationandsinglepersoncouldgetridoftheadheringpositionandbecomethemainbodyofcommunication.Thesehavecausedtheessence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changedfromsingletomultiplechoices.

Keywords:MainBod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DynamicDevelopment,MultipleTransformations

这里的国际传播，主要是指传播者通过大众传媒向外传播的信息。而“国际传播主体”研究涉及的主要是大众传媒的这一头谁在传、谁有可能传的问题。

一、谁是国际传播主体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对国内外学者有关国际传播主体的界定作一个综合的考察。

整体上看，学者们有关国际传播主体的界定或描述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国家主体说

国外有学者认为：“国际传播是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1]。国内有学者认为：“在通过大众媒介的国际传播活动中，国家政府组织是主要的信息发出者之一。……国家借助传播媒介，利用信息维护和谋求本国利益；国家借助传播媒介实施其国际战略”[2]。

第二类是多元主体说

国外有学者认为：“国际传播是一个调查和研究个人、群体、政府（利用）技术（如何）传递价值观、观念、意见和信息的领域，是一个关于在不同国家和文化间促进或阻止信息交流的机构组织的研究领域”[3]。国内有学者认为：“国际传播主要是指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即国际媒体）并以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为主体的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国际信息传播及过程”；“国际传播是指跨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不同文化体系间的信息交流。信息交流是指个人、团体、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转移信息及数据”[4]。

第三类是无主体表述

这类界定侧重于对国际传播现象的描述。例如国外有学者认为：“国际传播的简单定义是超越各国国界的传播，即在各民族、各国家之间进行的传播”[5]。我国于1992年出版的《宣传舆论学大辞典》对国际传播的界定是：“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信息交流活动，尤指以其他国家为对象的传播活动。可通过人际传播或大众传播形式进行，但以大众传播为主”。国内不少学者因袭这一说法。

应当说，以上界定，特别是前两种界定中关于国际传播主体的描述——无论是国家主体说还是多元主体说，都是正确的，都是对国际传播某一发展阶段内在特征的反映。不足之处在于，对于国际传播主体，二者均缺乏历史的、动态的考察分析。

我们知道，国际传播是随着国家的形成而出现的，也是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而不断发展的。由于传播技术手段的限制，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国际传播的主导者是国家，是代表国家行使管理职能的各国政府。各国政府不但通过大众传媒（特别是大众传媒中专门用于对外传播的部分）向外传播信息，还承担着国际传播控制者与管理者的职责，即大众传播中所谓“把关人”的职责。它决定本国是否加入和如何加入国际传播过程，采取什么样的信息接收方式，怎样建立自己的国际传播系统，在哪些方面加大投入力度，是否与国际网络端口连接、开放本国的信息市场等等；它还要代表国家就国际传播中涉及到的相互关系问题签订国际协议，并代表国家在国际性的公约组织中发表意见，体现国家的意志。而这些都是国家以外的其他组织机构和个人难以做到的。当然，即便是在传统媒体时期，也有通过海底电缆或国际通信卫星进行私人传播的情形，比如跨国公司为了使公司本部与国外制造厂或销售点取得联系，租用卫星转发器；一些国家的使馆也通过卫星与其祖国保持联系。但这只是小范围、小规模的传播行为，相对于国家主体而言，它们只是处于依附地位。因此，在传统媒体主导传播过程的情况下，国际传播就是“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在此传播中，“国家政府组织是主要的信息发出者之一”。

互联网的出现，使国际传播中的传受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此之前，信息传播基本上是单方面的权利与行为（互动机制比较弱），传播者可以通过媒体将信息传给众多的接收者，接收者却不能以同样的途径将信息反向传回（这种沙漏式的传播模式为把关人实施把关传播控制提供了必要条件）。互联网将千家万户连接起来，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连接起来，只要具备上网条件，任何人都可以摆脱相对封闭的区域性的信息环境，进入开放的、无疆界的信息空间。在这个信息空间里，人们不仅可以自主性地寻找和接收信息，作为信息传播客体而存在，同时也可以主动信息，成为信息传播主体中的一员。网络传播带来的传受关系的变化，使国际传播形态发生了相应变化，其结果是，国家（政府）不再作为主要的或唯一的传播主体主导传播过程，政府之外的其他机构与个人也摆脱了依附地位，成为了传播主体。这就使国际传播主体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一元走向多元。需要强调的是，即便是在网络传播时代，多元传播主体形成以后，政府作为国际传播控制者的身份仍然没有改变。当然，从技术角度讲，只要接入国际互联端口，一国政府再像从前那样对网上信息进行筛选与控制就比较难了。这也正是目前各国政府适应新的传播环境的要求，在控制的方式方法上做相应调整的原因。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国际传播的主体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国际传播主体也经历了由一元（政府主体）向多元（政府、企业、其他社会组织、个人主体）的转变。

在有关国际传播的界定中，还有一些界定是“无主体”的，如前述第三类。这类界定在很大程度上仿效了“大众传播”的界定（在关于“大众传播”的界定中，传播主体是一种隐性的存在）。对于大众传播学而言，传播主体是谁，以怎样的形式存在，无关宏旨。因为大众传播重在考察信息传播的一般过程、特点和规律性，属于基础性的研究；国际传播则不同，它所考察的不是人类一般性的传播活动，而是国家控制下的一国信息对外（跨国界）传播的具体现象或行为，属于应用性的研究。在这种研究中，研究者不但要对国际传播中不同于大众传播的特殊现象进行分析，还要对“传”的行为以及传播如何致效等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解决方案”提供给谁？如果没有对应性的传播主体或主体不明确，这个问题就不能落到实处，国际传播学的特点也就不能清晰地体现出来。

二、国际传播主体分类

国际传播主体是指国际传播中的信息发出者。以今天的情况而论，国际传播主体大致可以分为四类：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

政府是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的执行机构，对国家事务行使着管理、监督、指导、服务、保卫等方面的职能。由于政府具有特殊的地位，在国际传播中，它始终是主导性的传播者，所谓的“强势主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作为传播主体的地位无人能够企及，它代表国家进行的对外传播，是国际传播中最主要的部分。即便在今天，在某些国家的某些特殊发展阶段上（如战争、政权更迭等）以及一些处于舆论高度控制下的国家中，政府仍然是唯一的对外传播主体。正因为国际传播长期由政府主导，与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密切相关，它才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多元化的传播主体出现以后，尽管政府作为国际传播主体的强势地位受到挑战，但在诸多传播主体中，它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并对其他主体的传播行为实施着把关控制。由于政府在国际传播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与作用，它始终是国际传播学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

企业是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在征服国内市场的同时，它必然要开辟国际市场，向外输出自己的产品、服务或技术。在此过程中，企业自然就会产生对外推销产品、服务，进行广告、公关宣传的需要，也就是国际传播的需要。从企业参与国际传播的历史走向看，企业（国际）传播主体经历了由国内企业向跨国公司的演进、发展过程。最初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国内企业开始参与国际分工，面向世界市场，这些企业也就成为最早的国际传播主体。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和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出现了专门从事国际贸易活动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本身就是超越国界的，它的传播活动一开始就带有国际传播（全球传播）的色彩，是国际传播的一部分。从目前的情况看，国内公司的跨国经营、贸易活动正在进一步扩大，跨国公司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与此相应，企业作为国际传播主体的传播需求也会越来越大。

这里的所谓社会组织，是指除政府和企业之外的非营利性组织，包括各种政治性、文化性、学术性、宗教性、福利性的组织机构与社会团体。以影响范围论，非营利性组织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一国范围内专业性、行业性的团体、组织，包括各种协会、学会、研究会、联合会以及学校、图书馆、医院等事业单位；第二类是国家性的且以国际交流为目的的各种团体、组织，例如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贸促会、国际商会等；第三类是跨国界（区域性）的团体或组织，比如欧盟、东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第四类是全球性的团体或组织，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这些团体、组织均有明确的目标与宗旨：或是为了唤起人们对某一问题、某种事物的普遍关心，或是力求推动某项社会事业的发展。达成目标离不开传播，而互联网的发展使其有可能成为独立的传播主体。后三类团体、组织的信息传播本身就是国际传播的一部分；借助于互联网高速信息通道，国内组织的传播也可以跨越国家的界限。除此之外还有一类特殊的组织，即恐怖组织和邪教组织等，它们同样是互联网积极的使用者，其传播行为同样构成国际传播的一部分。只不过它们所传信息带来的社会效果是极其负面的。

个人参与国际传播古已有之。早期的个人参与是以人际传播的形式进行的；传统媒体条件下个人也可以参与国际传播过程，但是由于媒体机构受控于政府，个人尚不能成为国际传播的主体。互联网创造了全新的、没有中心和强权的信息空间，任何人无须经过政府机构的批准、检查，就可以在网络上制作他人能够阅读到的网页，或者通过电子邮件、新闻组、网上论坛、电子公告栏等各种方式向众多网民传播信息。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麦特.德拉吉通过个人网站将美国总统克林顿性丑闻案中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的调查报告向全世界披露，让人们有史以来第一次不是通过报刊或广播电视，而是通过互联网去了解一件重大新闻事件的详情。新的世纪，在德拉吉式的个人网页的基础上，“网络日志”逐渐演变为一种全球性的大众表达方式。“网络日志”（Blog或Weblog）是一种十分简易的个人信息方式（也是一种网页），任何人都可以像免费电子邮件的注册一样，完成它的创建、和更新过程。至2004年，美国国内已有500万个Blog（博客）站点，并以每天15000个的速度增长，以至《纽约时报》发出惊呼：博客网页数量已经超过传统互联网页面数量[6]。中国虽然还在为Blog的称呼争论不休，但是博客的大量出现和与日俱增却是有目共睹的。博客的兴起使网上的每个人都成为了独立的媒体发言人，并以蜂窝状的组织结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民众性的信息交流平台。互联网首次将大众传播的“受众”变为传播媒介的拥有者和使用者，变为国际传播主体中的一员，堪称人类传播史上的一次革命。也正是因为网络上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信息源，传统的舆论控制模式也就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三、国际传播主体特征

国际传播主体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传播主体的性质不同虽然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可以称作“国际传播主体”，但它们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主体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传播性质与形态的不同。以政府为主体的国际传播是政府（信息）传播的延伸，是政府传播的跨国界部分。与其他传播主体不同，政府传播者代表国家行使传播职能，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当它通过媒体进行传播时，它既是传播者，也是把关人，这是其他任何国际传播主体不具备的特性。与政府传播不同，企业传播是一种商业行为，为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此，以推销产品、服务为目的的广告宣传和以树立形象为目的的公关宣传也就成为企业传播中一部分重要的内容。社会组织有着不同的类型，而不同类型主体主导下的传播性质也是不同的。例如政治性组织（包括政党）的传播属于政治传播范畴；文化类组织的传播属于文化传播范畴；宗教类组织的传播属于宗教传播范畴，它们各有其传播规律与特殊要求。个人传播主体是随着互联网的产生而出现的，具有隐匿性、分散性、随意性的特点，其传播规律与要求与上述主体显然不同。总之，传播主体性质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传播目标、传播形态及其内容的不同。因此，我们在研究国际传播主体共性的同时，也有必要对不同传播主体的个性特征进行考察分析。

第二，传播主体的影响力不同

在国际传播中，传播主体的影响力是不同的。在诸种传播主体中，政府是强势主体，最具影响力。它所传播的信息可以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甚至整个世界形成一致性的注意，并形成统一的舆论，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为，对事件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例如“9．11”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政府的信息传播（包括总统演讲、新闻发言人的发言、各种相关的报道、评论等）使美国民众在较短的时间内就从极度的恐慌中镇定下来，恢复了正常生活，并开始了一致对外的“反恐”活动。政府传播主体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一些全球性、地域性的组织、团体，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世界范围内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当然，大型跨国公司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在诸种传播主体中，个人的影响力似乎最小，因为他们是一个个分散的个体，而个体的声音远不及国家、大型社会组织或跨国企业集团响亮。正常情况下或许如此，一旦出现非正常情况（如与个人利益相关的危机事件或与民族国家利益相关的重大国际事件），而权威性的传播主体失语或提供的信息不准确时，个人就会成为补充性的信息源，它们聚少成多，最终必将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以至对政府或大型组织机构的决策产生影响。因此，政府以及大型组织机构在考虑如何增强自己对公众的影响力的同时，对个人传播者不可掉以轻心。

第三，传播主体利用媒体的程度不同

传播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在媒体选择和使用上的特殊性。国家是强势的传播主体，它对媒体的使用是全方位的。就位势而言，政府显然高于媒体。作为代表国家行使管理职能的一种特殊机构，政府对媒体具有控制与管理的权力，这种权力或通过行政、法律手段表现出来，或通过信息手段表现出来。在后一种控制状态下，媒体对政府的依赖性是显而易见的：媒体无不希望获得来自政府的权威信息，并籍此显示自己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因此，政府用以进行国际传播的媒体是包括报纸、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在内的各种媒体。当然，政府传播中也存在媒介的选择问题，但它无须考虑费用如何，只需考虑如何通过媒体将信息快速、准确地传达到公众那里。企业是营利性的组织，它对媒体不具有控制、管理的权力，媒体对它也没有配合报道的义务。因此，它们只能通过买断报纸的版面，广播电视的频率、频道等进行广告、公关宣传，为此就不能不进行成本核算。当然，互联网为它提供了低成本的传播空间。非营利性组织与媒体的关系也大抵如此。个人利用传统媒体自主传播信息的可能性很小，只有通过互联网，他们才能成为自由、独立的传播主体。由此可见，随着传播主体规模和重要程度的递减，其媒体选择和使用的范围与程度也在递减。

第四，传播主体的传播行为不同

不同的传播主体代表不同集团（或个人）的利益，有着不同的目标诉求，这些必然在传播行为中表现出来，使其呈现出不同的规律与特征。对不同组织（个人）的传播行为进行考察分析，探索其传播行为背后的决定性的因素，总结其内在规律性，是国际传播学研究不容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前面提到过的原因，在以往的大众传播学研究中，人们对传播主体本身几乎不予关注。例如，拉斯维尔传播过程五要素中的四个要素，即讯息、媒介、受传者、效果都有清晰的界定和充分的研究，唯独传播者一项少有涉及。在西方国家，传播者研究被定位于“控制研究”，与“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并称为大众传播学研究的五大领域。因为大众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传播的一般过程和规律的，“传播者”的被忽略（实际上是传播者与媒介的合一）尚可理解。国际传播研究的是不同传播主体利用大众传媒（跨国界）传播信息的现象和行为，相应地，对主体传播行为的考察分析就成为这门学科中一个基础性的部分。如果不对传播主体进行分类、分层研究，具体观察不同传播主体特殊的传播行为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共性特征，就不可能对国际传播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也不可能针对性地提出传播致效的战略性思考，其结果，国际传播研究的任务也就不能很好地完成。

总之，国际传播主体是国际传播行为的发出者，是对国际传播过程与结果产生直接影响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国际交往的不断扩大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我国国际传播主体，特别是政府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与影响将越来越突出，相应地，这方面的活动也将更多地纳入研究者的视野。

注释：

[1]转引自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

[2]刘继南主编：《国际传播现代传播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6页。

[3]转引自郭可著：《国际传播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页。

[4]转引自郭可著：《国际传播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页。

传播主体范文篇2

所谓价值客体，就是人类作为主体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所涉及的客观对象。广义上讲，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价值活动，活动所涉及的一切客体都是价值客体。在特定的价值活动中，主体所涉及的价值客体往往是多元的，对于主体来说，不同的价值客体具有不同的性质，处于不同的地位。有些属于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有些属于目的性质的价值客体，有些则是手段性质与目的性质兼具的价值客体。手段性的价值客体服从、服务于目的性的价值客体，受目的性的价值客体的支配和制约。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传播者作为主体所涉及到的价值客体相当多，我们根据价值客体的不同性质、地位和特征，大体上可以把它们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传播者作为价值主体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它包括摄影、摄像、录音、印刷、播放等设备，包括交通、通讯等工具，还应该包括新闻事实这一基本的物质条件。摄影摄像等设备以及交通通讯等工具，作为传播主体实现价值目标、价值追求的工具性、手段性的价值客体，应该毫无争议。但对新闻事实这一价值客体的认识，笔者与一些专家不同。笔者认为，新闻事实属于传播主体手段性、工具性的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价值客体，其基本理由是：

众所周知，早在1943年陆定一就对新闻与事实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极为明确的阐述。他指出，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新闻源于事实，是对事实的反映。这一论断得到了新闻界的普遍认可。与此同时，“新闻是信息”，②也已是业界的普遍共识。由此可见，新闻信息尽管是对新闻事实的反映，但“事实本身与对事实的认识是有实质区别的”。③事实与信息所指的客体不同，二者的区分是新闻传播活动的逻辑起点，新闻价值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把二者混为一谈，必然导致价值理论的混乱。

首先，新闻事实是社会主体价值活动的产物，对传播主体来说，是先在的、既定的、自然的、不可控制的、不可改变的。这就决定了传播主体只能把它作为价值创造活动的物质条件、前提、基础和起点。其次，新闻事实本身不能储存、不能压缩、不能复制、不能共享、不能传播，传播主体既没有权力改变事实本身，也没有权力处置事实本身。但新闻信息不同，新闻信息可以加工、可以储存、可以压缩、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可以传播。④传播主体的采访权、报道权等权利，是采集、加工、处置、传播新闻信息的权利，而不是处置新闻事实的权力。所以，以报道、版面、节目等各种新闻文本形式出现的新闻信息，才是传播主体价值创造活动的产物，才是传播主体创造的价值客体，即新闻价值客体。如果新闻事实是新闻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信息是新闻价值客体，传播主体就丧失了存在的必要。最后一点理由是，新闻事实本身既不能直接满足传播者的需要，也不能直接满足受众的需要。以矿难为例，作为事实本身，无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都没有遭遇这种事实的需要。但是，有关矿难的信息，无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都会产生强烈的需要，传播者需要有关信息（注意不是需要事实本身）进行传播，受众需要有关信息作为调整自己的行为、决策和认识的依据。因为矿难信息不仅有助于人们及时进行有效救援，而且能给人们提供前车之鉴，因而具有极高的价值。而矿难事实本身不仅没有价值，而且毁坏价值。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报道灾难性事件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事实本身有价值，而在于其信息有价值。由此可见，新闻事实的价值不等于新闻信息的价值（即新闻价值），传播者和受众需要新闻信息，可以获得新闻信息，但不一定需要新闻事实本身，传播者和受众不是当事人，即使需要事实本身，也不可能实现。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新闻事实只能是传播主体进行价值创造活动的物质前提、物质基础、物质资料，作为传播主体手段性、工具性的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价值客体。

把新闻事实归入传播主体手段性、工具性的价值客体，并没有降低新闻事实作为价值客体的重要地位。打个比方说，传播主体营造的是信息大厦，事实就是信息大厦的地基。因此，包括新闻事实在内的手段性价值客体不仅不是可有可无的，相反，它是传播者进行价值创造的强大杠杆和物质基础，它的发展和变化标志着传播水平和发展状况，同时也标志着传播发展的不同阶段。但需要我们明白的是，工具和资料只是价值创造活动的前提和手段，而不是价值活动的目的。所以，劳动资料在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构成中通常处于较低的位置。

第二类是传播主体的劳动所施加、改变、创造的对象，即劳动对象。如新闻稿件、版面或节目等。而这些都是新闻信息具体存在形式或系统存在形式。所以，在本质上，劳动对象是新闻信息，是对新闻信息的搜集、整理、加工、储存和传播。劳动对象通常表现为直接的劳动成果，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直接劳动成果往往不能直接满足主体的需要，它必须与其他主体的劳动成果相交换，才能完成一轮价值创造活动，才能获得最终的目的性的价值客体。因此，直接劳动成果体现的是主体的付出而不是收益，是价值创造而不是价值实现。所以，新闻信息作为传播主体的直接劳动成果，是传播主体获得目的性价值客体的中介性价值客体，是既具有手段性又具有一定目的性的价值客体。

事实上，新闻信息作为双重性质的价值客体具有更复杂的因素。相对于传播者的经济目的，或者说在经济意义上，新闻信息具有突出的手段性；但相对于政治理想，或者说在政治意义上，它又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因为新闻信息传播涉及到传播主体自身和公众言论自由权利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信息的传播本身，要比传播效果更具有重要性和优先地位。富有职业理想、民主意识、公众意识、受众意识的传播主体会自觉地把公众、把服务对象的价值目标，内化为自身的价值目标，把受众最高的目的性价值客体，转化为自身的目的性价值客体。此外，对传播主体来说，新闻信息作为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具有惟一性，它是获得传播效果等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的惟一手段。所以在新闻实践中，很多传播者对新闻稿件的采写加工，表现出高度的关注，甚至经常把它摆在与传播效果等同的地位。因为好的稿件就意味着好的传播效果，手段的惟一性和关键性反过来又强化了目的性质。

但从总体上讲，新闻信息的手段性质仍然占主要方面，具体表现是：首先，新闻信息主要体现为传播主体的劳动付出，而不是收益，它不能直接满足传播主体生存和发展等基本需要。其次，传播者搜集、制作、加工、传播新闻信息，如果获得不了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就像厨师烧制的佳肴美味、企业生产的产品销售不出去一样，形同废品，目标追求难以实现，自身的需求无法满足，价值活动也难以为继。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对商业媒体，新闻信息作为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其手段性质远远强于目的性质。这些都决定了新闻信息的手段性质强于目的性质。

第三类是传播主体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所要追求、所要达到的最终的目的性成果，即传播效果。传播效果包括新闻报道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我们通常称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和前两种价值客体相比，传播效果才是相对单纯的、能直接满足传播主体需要的、具有最终目的性的价值客体，它意味着传播者达到了目的，获得了收益，付出得到了补偿，需要得到了满足。传播主体采用先进设备，对新闻稿件进行精耕细作，生产高质量的新闻信息，努力赢得受众，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传播效果，这也是所有媒体的最高追求。所以，对传播主体来说，在一轮完整的价值活动中，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就是传播效果，正是这一价值客体在决定着其他价值客体的选择和创造。

有专家把传播效果也作为新闻价值客体，笔者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传播效果是不是新闻价值客体，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对新闻价值概念的理解，二是传播效果作为价值客体是否具备新闻价值，如果不具备新闻价值，就不可能是新闻价值客体。

关于新闻价值，大体上有两种理解。一种把新闻价值理解为传播效果，等同于传播效果。按照这种理解，如果再把传播效果作为新闻价值客体，就会出现一个荒谬的结论：新闻价值就是新闻价值客体。另一种是笔者认可的理解，新闻价值是新闻信息所具有的影响特定受众的属性或功能，传播效果是这种属性或功能的发挥，即新闻价值的实现，也即是说，传播效果是新闻价值客体——新闻信息实现其价值的结果。即使传播效果具有轰动效应，也只能是新的新闻事实，而不是新闻价值客体——新闻信息。新闻事实不能作为新闻价值客体，前文已有论述。

传播效果作为其他价值客体，第一它不是受众的价值客体，更不是受众的新闻价值客体。因为传播效果本来就是受众的信息需要得到满足，如果受众把这种满足，再作为价值客体，再满足自身，甚至再再作为价值客体，再再满足自身。且不说如此循环下去有无可能，是不是必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受众这种把新闻对自身的满足再当作价值客体的活动，是不是还属于新闻传播活动，是不是还在新闻传播活动的链条之中？笔者认为，传播效果对受众而言，已经转化为下一轮价值活动即信息选择的背景和动因，为主体创造出新的价值需要，而不是成为其价值客体，甚至反复地成为价值客体。因此，把传播效果作为受众的新闻价值客体更无从谈起。第二，传播效果作为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也不是新闻价值客体，因为它满足的是传播主体对经济、声誉、影响力的价值追求和价值需要，对传播主体来说，具备的是经济价值和影响力价值，而不是新闻信息价值。所以说，把传播效果作为新闻价值客体，与把新闻事实作为新闻价值客体一样，都是十分荒谬的。产生这种荒谬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专家企图为新闻价值理论构建宏大、系统、无所不包而又整齐划一的理论体系，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微观问题宏观化，单一问题体系化而导致的错误结论。

二、传播主体所形成的价值关系

根据上述分析，不难发现，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是多层次的，多元的。不同的价值客体，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在价值客体构成中处于不同的地位，与传播主体形成不同的价值关系。如果以客体或其价值来命名价值关系，传播主体与其价值客体形成的价值关系就有三种：

第一是与采写、交通、通讯工具以及新闻事实等劳动资料形成的价值关系。因为这些都是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在这些客体中，工具又具有标志性，所以劳动资料体现的主要是工具价值、手段价值，与传播主体形成的价值关系，可以称为手段价值关系或工具价值关系。

第二是传播主体与新闻信息形成的价值关系。传播者采制新闻信息的主要目的是用来满足受众的信息需要，而不是自己的信息需要，但在满足受众的同时，换来受众的时间、精力、金钱等关键因素形成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新闻信息对受众来说，体现的主要新闻信息价值即新闻价值，与受众形成新闻价值关系。但对传播主体来说，新闻信息体现的主要不是信息价值，而是一种交换价值、传播价值。所以它与传播主体形成的价值关系，不是新闻价值关系，而是一种新的价值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传播价值关系。正如交换价值要以价值为基础，但交换价值并不等于价值一样，传播价值要以新闻价值为基础，但传播价值并不等于新闻价值。传播价值关系也不等同于新闻价值关系。原因在于，新闻对受众主要是新闻信息价值，但对传播者来说主要是交换价值或传播价值。新闻价值是新闻信息所具有的直接影响受众的属性或功能，传播价值则是新闻信息的传播所具有的影响传播者的属性或功能。新闻价值以受众的需要为价值尺度，传播价值则以传播者的需要为价值尺度。新闻信息能直接满足受众的需要，但不能直接满足传播者的需要，它只是传播者交换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的等价物。因此，我们可以说，传播者与新闻信息之间形成的价值关系，是一种新的价值关系，是传播价值关系。

第三是传播主体与传播效果等收益性成果之间的价值关系。传播效果是传播主体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它体现着传播主体的理想、信念与追求，体现着传播主体价值目标的实现，对传播主体既具有精神价值又具有经济价值，它从精神与经济两个方面满足传播主体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按照习惯，人们通常以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或其价值，或者获得这一价值客体的方式，来表示整个一轮价值活动中的价值关系，那么，传播者与传播效果之间的价值关系，就可以称为传播效果价值关系。因为传播效果是传播这一活动方式带来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它简称为传播价值关系，并把这一价值关系，作为传播主体在整个新闻传播活动中形成的所有价值关系的简称，或统称。因为这一价值关系是整个新闻传播活动中各种价值关系的主线，在各种价值关系中占有主导和支配地位。

三、传播主体与受众主体的关系

新闻传播活动中有两个主体是正确的，但他们并非是共同主体。作为主体，他们处于不同的价值关系中。传播者作为主体，出现在传播者与其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传播效果之间形成的传播价值关系中；受众作为主体，出现在受众与其最终的目的性价值客体——新闻信息之间形成的新闻价值关系中。传播者与受众，当一方处于主体地位时，另一方总是处于客体地位，而不可能同时作为主体出现在同一价值关系中。具体地说，在新闻价值关系中，受众是价值主体，新闻信息是价值客体，而新闻信息是传播者劳动的产物，这就意味着传播者在用自己的劳动成果满足受众的需要，在以客体的身份或地位服务主体。而在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是价值主体，传播效果是价值客体，而传播效果是受众付出的时间、精力、金钱等因素形成的，这就意味着受众在获得信息满足的同时，也通过自己的付出满足传播者，并因此在这一价值关系中处于客体地位。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传播者与受众是互为主客体，而不是共同主体。“共同主体说”，尽管基本用意在于提高受众的地位，但在理论上混淆了新闻传播活动中不同的价值关系，导致了价值主体及其客体的混乱。四、传播主体与价值客体之间价值关系的复杂性

在现实生活中，传播主体与其价值客体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造成这种价值关系复杂性的主要因素大体上有四个：

第一，传播主体具有复杂性。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媒体存在，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追求，不同的追求会造成传播主体的目的性价值客体的差异。在西方政党报刊时期，政党报刊追求的最高目的、甚至是惟一目的就是宣传效果，很少考虑赢利问题。新闻报道的手段性质极为明确，为了达到某种宣传目的，制造假新闻也是政党报刊惯用的手段之一。所以这个时期作为政党报刊的传播主体，其目的性的价值客体是宣传效果，而不是经济收益，更不是新闻信息。商业媒体比较复杂，但赢利始终是媒体的重要或主要目标，甚至有极少数商业媒体把赢利视为惟一目标。现在，无论是政党报刊还是商业媒体的目的性价值客体往往兼顾传播效果和经济效益，极少把其中一个作为惟一目的性价值客体的。就媒体内部而言，传播主体包括媒体内部的编辑记者、管理者和经营者，管理者与编辑记者之间，记者与编辑之间，采编人员与经营人员之间，都存在诸多的内部矛盾，也会导致对价值客体定位的偏离和游移。

第二，价值客体本身具有复杂性。传播主体面对的不是单一的价值客体，而是一系列的价值客体，不同价值客体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关系错综复杂，因此会导致传播主体对价值客体的性质和地位定位变化。

第三，传播活动的社会环境具有复杂性。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会造成价值客体性质和地位的变化。在某些环境下，工具具有决定性意义，拥有工具就必然意味着拥有结果，工具就会被视为目的性的价值客体，成为至高无上的追求。在某些时候，劳动对象具有决定性意义，拥有劳动对象就必然意味着结果，对象就会被视为目的性价值客体，成为至高无上的追求。社会环境变化，尤其是政府新闻宣传部门管理政策的变化，也会很快体现为媒体内部的冲突和压力，导致价值客体性质和地位的变化。

第四，传播活动具有复杂性。传播活动不是一个简单的直线过程，而是一个往复循环的螺旋上升结构，先进的采编传输工具是为了生产好的新闻稿件，好的新闻稿件是为了获得好的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获得好的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是为了采用更先进的技术设备，更先进的技术设备是为了采写更好的新闻稿件，更好的新闻稿件是为了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及经济效益，往复循环，永无止境。哪是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哪是目的性质的价值客体，在循环中有时会变得模糊不清。所以，哪怕是最单纯的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也不会总是体现为手段性质；最单纯的目的性质的价值客体，也不会总是体现为目的性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任何价值客体都会体现出多姿多彩的性质。

注释

杨保军：《新闻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第74页。

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孙伟平：《事实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页。

李衍达：《信息世界漫谈》，清华大学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7页。

传播主体范文篇3

[关键词]国际传播主体动态发展多元转变

Keywords:MainBod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DynamicDevelopment,MultipleTransformations

一、谁是国际传播主体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对国内外学者有关国际传播主体的界定作一个综合的考察。

整体上看，学者们有关国际传播主体的界定或描述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国家主体说

第二类是多元主体说

第三类是无主体表述

二、国际传播主体分类

国际传播主体是指国际传播中的信息发出者。以今天的情况而论，国际传播主体大致可以分为四类：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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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传播主体特征

国际传播主体具有以下特征：

第二，传播主体的影响力不同

第三，传播主体利用媒体的程度不同

第四，传播主体的传播行为不同

注释：

[1]转引自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

[2]刘继南主编：《国际传播现代传播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6页。

[3]转引自郭可著：《国际传播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页。

[4]转引自郭可著：《国际传播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页。

传播主体范文篇4

（一）主体意识

“主体意识”是指主体的自我意识，它是人对于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是人之所以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根据。主体意识包括“自主意识”和“自由意识”两方面的重要内容：自主意识是指人意识到自己是世界的主人，在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中人居于主导和主动方面，同时人意识到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有独立自主的人格；自由意识是指主体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的就是要克服主客体的对立，实现主体的自由。主体意识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

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又反作用于存在。“主体意识”是主体对实践活动的反映，同时它又对实践具有能动作用。“主体意识有主观能动性，能够能动地认识探究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二）传播主体意识

我们收缩“主体意识”的外延，归结到大众传播学中来，结合自主意识和自由意识两方面重要内容，得出与之对应的传播主体意识也应包含的两方面主要内容：一、传播主体对自身所处环境的意识形态、体制的认知，以及对自身的地位、能力和价值的判断；二、传播主体在主体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对客体的认知、审美感应及价值判断，反过来它又能指导主体更好地改造客体。

（三）播音员主持人的传播主体意识

广播电视传播主体以播音员、主持人为代表，我国广播电视所应起的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作用，都将通过传播主体（播音员主持人）的话语表情，予以结合、渗透、潜藏、凸显。所以播音员主持人的最终呈现是传播主体意识在实践中的重要落实环节。“受众对广播电视节目质量高低优劣的评价，大多是从播音这里看的。”

播音员主持人的传播主体意识可以涵盖这样两方面内容：

1.播音员主持人对身处的社会环境的变革、行业体制的发展所具有的客观判断，对自身工作的性质、地位、作用、价值的正确认识；

2.在上述基础上，播音员主持人在有声语言创作中其价值观、审美观、传播意识、服务意识、主动意识、人文意识及自身综合修养对有声语言和副语言的观照。

二、播音员主持人的传播主体意识详述

（一）正确的认识

播音员主持人的主体意识，首先是生发于传播主体内部的对外在世界和实践的判断和认识，继而，这种认知又会反作用于播音员主持人的实践活动。以《新闻联播》主持人罗京为例，对新闻事业的和自身工作的正确认知，为其在播音创作实践中提供了强大的支撑——26年的播音生涯中无一错误。如果将这一奇迹仅仅归于是播音基本功扎实显然是不全面的。强大的主体意识支撑着罗京打磨业务水平，同时更影响着他生命中的点点滴滴，使之服务于新闻播音事业。

反之，也有主持人由于没有对自身工作和环境做出正确的认识，导致其将大众媒体当作了个人情感随意宣泄的平台，最终被所属媒体淘汰。另一例是，由于认识和判断的偏差，一些媒体“忘却了中国当今的传媒性质及体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不同”，试图将播音员主持人明星化，而忘记了其党的宣传员、新闻工作者的代表这一身份，以致将一些播音员主持人混同于演艺界人士，不择手段得进行包装以提高收视率，其最终结果只能是透支自身的正面形象换取短暂的利益，最终不过成为受众的一席笑谈而已。

（二）能动的观照

播音员主持人传播主体意识的第二点，即在有声语言创作中其价值观、审美观、传播意识、服务意识、主动意识及自身综合修养对有声语言和副语言的观照。这一点是针对文字语言向有声语言、内部语言向外部语言的转化过程而言。

播音员主持人话筒镜头前的语言转化（既有文字语言转化为有声语言，也有内部语言转变化为外部语言）转化即是播音员主持人的创作过程。“转化不仅仅是声音的转变，更有情绪、情感的转换，理性、智性的提升。话筒镜头前怎么认识和对待语言转化？传播主体的立足点和其具有的社会文化视界，可谓决定了他（她）对文本主题和接受主体的理解，也就决定了转化的方向……”

在这转化过程中，播音员主持人“播音员主持人从课堂里、书本上习得的理论和从实践中、生活里获得的经验，一旦在大脑神经网络中形成一定的概念，构成相应的节点……在播音、主持语言创作上所产生的影响就会体现在有声语言表达的各种情绪、情感上，呈现于各类节目形式的各种声音状态和体态中。”

播音员主持人的价值观、审美观、艺术观及各种意识和积淀都将或明或暗地渗入其有声语言和副语言中。思维是隐性的流程，这就使得主体意识的外化也是一个复杂而隐性的过程，“它既包含无形的思维活动，又包含有形的制作实践活动”，这一过程看似无形无意识，但也是有一定规律可循，这规律便是一下将要论述的——播音员主持人传播主体意识的培植。

（三）播音员主持人传播主体意识的升级

每个社会人都有意识，对于在广播电视媒介平台上工作的播音员主持人来说自不例外。播音员主持人都具有各自的传播主体意识，但是，这种意识是否能正面地指导实践、是否能经得起实践的考验，有赖于播音员主持人传播主体意识的先进程度。

意识是无形的，但由于意识是由存在决定的，所以，播音员主持人的传播主体意识也是由一系列的“客观存在”所决定。这里要探讨的“客观存在”主要是指传播主体通过实践获得主体意识提升的方式，也即，播音员主持人升级传播主体意识的要点和途径：

1.以时代为准绳，衡量主体定位。时代的发展和变迁将广播电视媒介的影响力迅速提升，机遇增多，竞争压力也相应增大；舆论环境的宽松，伴随着传播负效应的显现。全球传媒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仍在增加，中国的传媒业也势必面临更大的挑战。播音员主持人要对自身有正确的判断，前提必然是对所处行业能准确定位，通俗来讲，只有清楚地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山头”，才好决定“唱什么歌”。“传播主体在话筒前、镜头前的一切活动都受到一定社会、时代、地域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观念的影响，受到传播环境、传播技术、传播规律的制约。”既然如此，传播主题怎能不认清这些制约条件呢？

2.以民族为根基，探寻主体价值。承认民族性，意味着传播主体不是在各种滚滚浪潮中漂浮不定，而是将自身置于了有着牢固根基的土地上。在坚实的土地上，才有可能平和、客观地看待过去与现在，才有可能寻找到未来之路；承认民族性，意味着要认清世界的政局与时局，理性判断我国的时势与国情，不冲动地走出去，也不盲目地引进来；承认民族性，意味着认同大众传播媒介必须受民族土壤的滋养，即便偶尔施施进口化肥，每一粒果实也一定都浸润着这片土地独特的芬芳；承认民族性，最重要的一点，传播实践所得的果实必将是被耕作这土地的人们享用——未必都会美味，但一定要有营养，由此，也可得出，当今时代的以民族为根，一定也是以党为本，为党服务，只有这样才能确定是一切为了这土地上的人民。

三、与时俱进地坚持正确的播音创作道路

传播主体范文篇5

关键词传播主体价值客体价值关系

在新闻价值理论研究中，有专家提出“统一主体说”和“共同客体说”，认为传播者（传播主体）与受众（接受主体或受众主体）构成新闻价值关系中的“统一主体”，而新闻事实、新闻文本、传播效果等构成新闻价值关系中“共同客体”。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混淆了两个主体所处的不同的价值关系，导致了两个不同价值关系中价值主体及其价值客体的混乱。本文根据价值哲学的有关理论，专门探讨传播者作为价值主体所涉及的价值客体，并通过对这些价值客体的梳理分析，揭示传播者作为价值主体所形成的价值关系，并说明这种价值关系与新闻价值关系的区别与联系。

一、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及其分类

众所周知，早在1943年陆定一就对新闻与事实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极为明确的阐述。他指出，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新闻源于事实，是对事实的反映。这一论断得到了新闻界的普遍认可。与此同时，“新闻是信息”，也已是业界的普遍共识。由此可见，新闻信息尽管是对新闻事实的反映，但“事实本身与对事实的认识是有实质区别的”。事实与信息所指的客体不同，二者的区分是新闻传播活动的逻辑起点，新闻价值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把二者混为一谈，必然导致价值理论的混乱。

首先，新闻事实是社会主体价值活动的产物，对传播主体来说，是先在的、既定的、自然的、不可控制的、不可改变的。这就决定了传播主体只能把它作为价值创造活动的物质条件、前提、基础和起点。其次，新闻事实本身不能储存、不能压缩、不能复制、不能共享、不能传播，传播主体既没有权力改变事实本身，也没有权力处置事实本身。但新闻信息不同，新闻信息可以加工、可以储存、可以压缩、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可以传播。传播主体的采访权、报道权等权利，是采集、加工、处置、传播新闻信息的权利，而不是处置新闻事实的权力。所以，以报道、版面、节目等各种新闻文本形式出现的新闻信息，才是传播主体价值创造活动的产物，才是传播主体创造的价值客体，即新闻价值客体。如果新闻事实是新闻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信息是新闻价值客体，传播主体就丧失了存在的必要。最后一点理由是，新闻事实本身既不能直接满足传播者的需要，也不能直接满足受众的需要。以矿难为例，作为事实本身，无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都没有遭遇这种事实的需要。但是，有关矿难的信息，无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都会产生强烈的需要，传播者需要有关信息（注意不是需要事实本身）进行传播，受众需要有关信息作为调整自己的行为、决策和认识的依据。因为矿难信息不仅有助于人们及时进行有效救援，而且能给人们提供前车之鉴，因而具有极高的价值。而矿难事实本身不仅没有价值，而且毁坏价值。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报道灾难性事件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事实本身有价值，而在于其信息有价值。由此可见，新闻事实的价值不等于新闻信息的价值（即新闻价值），传播者和受众需要新闻信息，可以获得新闻信息，但不一定需要新闻事实本身，传播者和受众不是当事人，即使需要事实本身，也不可能实现。

二、传播主体所形成的价值关系

三、传播主体与受众主体的关系

四、传播主体与价值客体之间价值关系的复杂性

在现实生活中，传播主体与其价值客体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造成这种价值关系复杂性的主要因素大体上有四个：

注释

杨保军：《新闻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第74页。

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传播主体范文篇6

前言

自1997年一部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风靡全国之后，人们才开始关注网络上的文学；在“网易中国网络文学奖”的评选之后，随着网络上的网络、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网络文学”这个范畴方始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之内。发展到今天，网络已经成为文学的重要传播媒介（一些经典的著作都在网上有着电子版本）；当然也是网络文学最主要的传播媒介（一些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也有出版社出版发行，以书本形式传播）。由于网络文学本身尚处于发展阶段，其自身的要素还有许多不成熟、不稳定有待于发展的地方，对网络文学的诸多研究也处于探索阶段，甚至于对“网络文学”的概念还尚无定论。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网络给传统文学带来了多方面、不同层次的影响。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的现象，与社会中的人是分不开的。在以往传统的文学研究中，对文学活动主体的研究往往是最重要的方向之一。那么，网络文学一种新的文学传播媒介，其对文学主体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这种影响对文学本身又有怎样的意义呢？其是否改变了文学的本质？这些问题，各家从不同的方面入手，各有所说，尚无统一的定论。本文将借鉴社会心理学的一些观点，主要探讨网络传播媒介对文学接受主体的影响，并对此影响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认为网络成为传播媒介，使得网络文学，本质中审美的要素下降，娱乐性的成分上升。在本文中，笔者在讨论网络主体的整体特征的基础上，将网络文学的接受者和传统文学的接受者作简单的比较，并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分析网络文学接受者特有的心理特征，重点探讨网络对网络文学接受者造成的特殊影响。

一相关范畴问题

作为文学传播媒介的网络。从原始社会阶段“诗乐舞”一体的文艺活动产生以来，文学活动系统中，传播媒介总是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对文学活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根据传播媒介在文学互动上的特点来看，文学的传播经历了口头传播——纸张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几个阶段。应该说，每一种主导的传播媒介都是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口头传播阶段，文学主要是由人们面面相授传播的。这样，传播者有很高的权威性。这种方式生动形象，互动性很强，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创作、传播自己的作品。但是这种传播方式很受时空的影响。因此，远古时代的大部分的文艺作品都不能保存下来。进入纸张传播的阶段后，由于文字的使用，限制了大部分人的创作权利和自由。同时出版的审查制度，也使传播媒介成为权威机构的垄断工具。但是这种传播方式跨越了时空的限制，保存了大量古代的优秀的文学作品，使得读者有机会欣赏前人的，甚至是千年前的作品，为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书本的出现使得文学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书本文化至今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文学活动。电子传播一方面扩大了读者的范围，兼有字，音，画，多媒体的多种形式，但是基本上也被权威机构所垄断，在本质上与纸张传播大致相同。网络作为一种崭新的传播媒介，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第一，没有了以往纸张传播、电子传播的审查制度，没有特殊的原因，创作者一般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发表自己的作品的地方。第二，接受者的阅读环境发生了变化。以前主要是书本阅读，现在变成了对着电脑屏幕进行阅读，不同的阅读环境对接受者的心理和状态等等要素都会产生影响；第三，网络上创作者和接受者互动性交流活动增强。网络的作品所在的页面大多设有发表评论的地方，读者可以直接发表自己阅读后的感受，另外还可以通过QQ、E-mail、BBS等网络工具与创作者进行交流。

网络文学接受主体。这里我们谈论的文学接受者，不光是上网为了学术研究、文学交流的，有一定审美基础的读者，也不仅仅指那些文艺理论批评家们。这里的文学接受主体更主要的是泛指所有上网浏览网络上的文本的广大网民。

网络文学的范畴。尽管网络文学的范畴在学界尚无定论，在这里我们讨论的网络文学，有着我们讨论的范围。在这里，网络文学不仅仅是指历次网络文学大奖评选出来的那些“代表作品”，更重要的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网络上的文学现象，具有网络文学特有的一些鲜明特征，如作者的“大众化”、内容的多样化、传播的网络化、创作立场的“民间化”的文学作品。

二网络主体的整体特征

网络作为一种新生的、时尚的技术工具，其使用的主体必然是趋向于年轻化。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最新《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03年12月31号）,中国网民共有7950万，其中男性60.4%,女性39.6%；未婚的占到56.8%；35岁以下的网民所占的比利是82.2%：18岁以下为18.8%，18-24岁为34.1%，25-30岁为17.2%，31-35岁为12.1%。其中，网民受教育的程度如下：高中以下13.5%，高中（中专）19.3%，大专27.4%，本科27.1%，硕士2.2%，博士0.5%。网民的职业上，学生和专业技术人员占了前两位，分别是29.2%和13.7%。收入上，2000元以下的人群占了77.6%。综上所述，目前我国的网民以男性、未婚者、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为主体，大学本科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以及低收入者占据网民的大多数。

在当前社会的背景下，人们面对多变、复杂、充满诱惑的社会，往往会感到迷惑、失望、压抑。年轻一代由于学业、工作的压抑更是显得抑郁、浮躁、情绪化。在既定的社会体制下，年轻人的情感通常处于焦虑的状态，但是由于社会行为规范以及个人自尊心理的束缚，往往不能完全的释放自身的情感。但他们面对网络的时候，虚拟的网络可以掩饰他们的真实身份，网络的虚拟化使网民完全不用考虑现实社会的行为规范，自由地宣泄自身的情感。由于大量的年轻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地位往往与他们理想中的要求差距很大，虚拟的网络可以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现实生活中这类等级观念的束缚，尤其是经济、政治的束缚。网上行为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情感宣泄化，网上的语言，行为也是十分直白的。

网络对文学接受者的影响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以前，读者在整个文学活动的系统中，并不是很重要的环节，通常被人们所忽视。人们往往把目光聚集于作家和文本上面。自20世纪60年代的接受美学出现以来，读者对整个文学活动的意义才被注意到。人们才开始研究读者的阅读对文学活动所带来的影响。

同传统的文学接受者相比，网络文学接受者面对网络时，其特点主要是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面对的文学创作主体、文学文本不一样；（二）阅读环境的改变；（三）有一个能够与作者进行方便交流的平台——网络。

接受者面对的文学创作主体、文学文本的不同。由于网络传播媒介的虚拟性，没有以往的审查制度，这就使绝大部分有作品的人有了发表自己作品的机会。原来只有作家和少数文学修养比较高的人才能发表作品的局面被打破了，创作者的群体增加了大量的普通人。这样，创作者的总体地位下移了，创作不再是个别人的“特权”了。但是，在网络文学上，并不是人人都是“作家”，那些在网络上写作发表文章的人，人们更愿意称他们为“网络”。网络和传统作家还是有着一定程度的区别。

以往传统作家的创作，往往都是基于自身审美情感的凝聚，对世界和自身生命的独特关照。当这种审美关照与自身的心灵相撞击，激起创作的火花，创作的欲望产生了。这时候，作家的审美情感积聚到了饱和点，使之感到不吐不快，然后选取适当的形式予以物化。这时，作家审美情感的物化产物——文本就产生了。作家的创作是基于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独特的生命经历，情感体验的基础上产生的。可以说，审美是文学的本质特征，是文学最重要的要素。审美价值在文学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文学是一个价值的复合体，比如审美价值，政治上的价值，娱乐价值等等，其各种价值因素依据作品内容的不同而处于不同的地位，因此各种价值彼此也并非都处于并列的位置。文学活动的特性正在于文学总是探索并表现人类的各种生命活动，并以极其丰富的内容和可感的形式记载了人类之间的相互交流以及丰富的的精神世界。文学的审美价值无疑是应该处于核心地位的。文学没有了审美，就好像一个人没有了灵魂一样。而大量的网络并不是为了追求审美，他们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游戏、玩乐的态度。在网络文学的创作中,虽然有人承袭着传统的路数,但更多的人却是在抒写着“自我”、“本我”、“真我”,抒写自己的“心情故事”:他们通过一个虚拟的名字,在亦真亦幻的电子世界渲泄着被日常生活所压抑了的个性与郁闷；或是通过扮演以实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社会角色，以求得在虚拟世界中的象征满足。当年被誉为“网罗文学三驾马车”之一的宁财神说，他的写作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表现欲而写、影响他人的需要为写而写、为了练打字而写、为骗取美眉的欢心而写，当然，最可心儿的，是为了在网上度过的美丽而绵长的夜晚而写”。这也从一方面表现了一些网络的创作心态。

网络的这种态度也就决定了他们的作品不会像传统作家那样，把审美要素放在第一位，并去追求的文本的审美性。因此他们的文本几乎不会有什么创作前的准备阶段，他们所抒写的大部分都是个人的经历和情感。在社会知觉上，网络与传统作家就有着明显的不同。社会心理学上，知觉是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的客观事物在人的头脑中的整体反映，分为对物的知觉和对人的知觉。传统作家处于出版的审查制度和个人名誉的考虑，他们对世界的知觉往往是经过审美过滤的，是经过艺术家的审美加工后表现出来的。而大部分的网络，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完全不用考虑到个人的名誉，社会规范的影响，大多是直抒胸臆，把自己的全部经历、情感吐露出来。因此，网络上的文字更多的真实的表现了作者对世界的知觉，是个人心灵的直接表现。但是这样也造成了网络上的文字趋于情感宣泄化，过分的强调某种快感而丧失了理性，普遍缺少诗性自律。如果举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那就是前些时间风靡一时的“木子美日记”。网络日记本的风行，也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变革的特殊时期。木子美日记的出现，反映了在当前时代变革的背景下，人们在思维方式、生活观念上的转变。人的种种本性以及这些转变在虚幻的网络世界里面得以暴露。反映这种由于社会变革所引起焦躁，压抑的典型情绪的审美表达是很有意义的，但是疯狂的暴露个人隐私，来满足个人的欲望，引来了乐衷于窥视隐私的人们的追捧，这一点却是不敢恭维的。

阅读环境的改变。网络文学创作主体的总体地位下移，这就使网络文学不仅有“阳春白雪”的东西，更有了许多“下里巴人”的，甚至是龌龊的东西。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也为接受者的阅读提供了多样性的选择。这就使接受者在阅读时面对的总体对象发生了变化。网络文学具体的阅读环境的改变，体现在两点。首先，以往的阅读环境基本是书本阅读，但是现在变成了对着电脑屏幕阅读。这一改变对网络文学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一，电脑阅读极大地增强了接受者的自由性和自主性，接受者不需要通过第三者作为中介（以往是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或书店的销售人员，自己的亲人，朋友等等），就能够直接阅读到自己想要阅读的东西。这种环境下的阅读与传统环境下的阅读有着很大的不同，原因是接受者的社会角色在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变化，导致了阅读者的阅读动机的变化——以往传统的书本阅读的追求审美性和娱乐性，变成了补偿性的、娱乐性的动机。虽然在书本阅读的环境下，有很大一部分接受者也是为了消遣的目的去阅读，但是他们所面对的文本还是经过出版社编辑们挑选的，其相对于网络上的文字来说绝对是更具审美性的。

在社会心理学中，角色扮演是指人们在社会互动中，通过对他人的言行的判断和理解，从而做出对自我行为的调解，决定自我在互动中的行为。角色扮演一般组成的结构如下：角色承担者，角色行为目标，互动和互动过程所处的社会情景，角色行为规范。从这样一个结构，我们就能够对各种角色的发生发展做出比较清晰的分析。从儿童出生开始，儿童就不断进行自我意识的成长和扩展，开始不断地进行成人游戏，扮演成人的角色，比如过家家、盖房子等等。这些现象都是儿童成熟的标志，也是一种自然的成长过程。随着我们的逐渐成长，周围的环境规范慢慢地约束了我们的行为，使我们不能过多的以一种游戏的心态去面对复杂的社会，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社会角色；而是不断地尝试各种环境下的生活形态，扮演着固定的社会角色，如学生，儿子，男性等等。儿时的那种扮演的欲望，在诸多的社会规范的束缚下被压制，慢慢消失。但是，虚拟的网络空间又唤起了我们的这个欲望，由于网络环境的特殊性，如超越时空性、匿名性等，造就了与平时生活的社会环境迥异的生活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生活的角色的随意性更大，角色可以进行自由地转换。

在网络生活中，年轻人更倾向于扮演一种不同于自身社会角色的“虚拟角色”，在虚拟的ID下，隐藏着自己的真实身份。同时，又会对自身本来的社会角色的行为规范和现实中的形象进行颠覆。最典型的角色转换就是男女性别互换。当然绝大部分的这类情况是出于玩乐的态度，但是也有一部分的人是心理疾病的缘故。除此之外，还有那些平时懦弱网上勇敢；平时沉默寡言网上滔滔不绝的人等等。这里有一个“双重人格”的问题。其实这里的双重人格问题并不是指那些精神分裂的精神病人的现象，确切地说是因为存在状态的改变，现实中的自己，网络中的自己，他人眼中的自己，自己心目中的自己，这些既独立又统一的个性，形成了自己的多元化存在。在现实生活中，年轻人所受的束缚已经太多，他们往往需要按照自身的社会规范来表现自我。这样，现实中的自己和他人眼中的自己，与真实的自我相比，往往处于受压抑的状态，使他们感到窒息。因此当他们面对网络的时候，追求自由的天性，使他们更多的选择了娱乐，游戏，去释放自己受压抑的心灵，去补偿他们在现实社会中所失去的东西。最近第十三次CNNIC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大多数的网民将获取信息作为上网最主要目的的网民所占比例最多，达到46.2%；其次是休闲娱乐，有32.2%。在这样的网络存在状态下，网民们在上网的时候，他们是来放松的，休闲的，来找回现实中迷失的自我的。所以即使在面对网络上的文学的时候，他们就不是想着接受文学中美的熏陶，把文本的审美性放在第一要素；而是更看重文本的娱乐性，看文章是否能给他带来欢乐。在网上，有两种文章十分流行：一种是婉转伤感的情感表达型，另一种就是无聊搞笑型的。这一点与接受者的阅读动机有很大的关系。网络文学中的色情和暴力因素固然跟网络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有关，也是由于网民对现有社会规范突破，叛逆心理的追求造成的。比如“木子美日记”事件，木子美的日记之所以受到大量读者的吹捧，这跟一部分读者网络面前放纵自我，满足自身的窥私欲有关。

阅读环境的第二点变化是，电脑阅读比书本阅读更容易疲劳，而且还有不菲的上网费用。在网络上，大概有四种类型的文学作品。第一种就是那种粗制滥造的文章，这种文章大多是拼凑而来，毫无新颖性，读者在读到开头的时候也能够预见故事的结局，这种文本一般是低于读者的审美水平，读者一般都不会去选择；第二种是与大部分读者的审美水平相当，以故事性的侦探、爱情、悬念小说为代表，这种作品读起来不会费什么力气，又能引人入胜，享受到阅读的快感，这是大部分读者选择的对象；第三种类型的作品其审美水平会高于读者的水平，读这类的文章，读者会感到有点吃力，但是在阅读之后，自身的水平会得到提升，也会得到审美的熏陶；第四种就是其审美情调与读者的自身的审美格局不相符合，比如习惯于现实主义的读者在面对后现代的作品就会感到不适应，接受不了，就是这个原因。在电脑阅读这样的条件下，年轻人一般不会去选择语言精辟深刻的文章。他们更倾向选择第二种的，通俗的、结构明了的大众型文学。这样，接受者在选择阅读对象的时候，审美期待也发生了改变。读者更倾向于选择那种娱乐性较强的作品。同时，这种选择会通过文章的点击率反映出来。同时，点击率也会影响着读者的选择。在读者进行选择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和理解也是有选择的，只有那些能够吸引他们的作品才会纳入他们的视野，这时候追求娱乐的兴趣会影响他们的选择，同时文章的点击率也是读者选择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今天商业化时代，点击率将决定网站的存亡。那些娱乐性的作品因为有着较高的点击率，又会促使一些网络进行这方面的创作。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循环的圈子，更加导致娱乐性作品的流行。

此外，在网络文学接受的时候还有一个接受度的问题。战国时期楚宋玉曾在《对楚王问》中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徽，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①这里讲的就是一个艺术接受度的问题，在当代，高雅文学，先锋作品，通俗作品都有自己的读者群。传统的书本阅读，由于面向全体的读者群，各种类型也相对齐全。而网民的年龄阶段也集中于35岁以下，在这样的年龄阶段，由于其自身审美素养的问题，网民们对高雅文化的接受也是很有限的。相反，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接收就显得更为容易一些，他们也更倾向于接受这样的文学作品。

网络传播媒介为接受者和创作者提供了十分方便的交流平台。从接受美学出现以后，读者对文学活动的意义开始被人们所重视，但是在传统的文学中，普通读者的意见却难以直接反映到创作者那里。以往，一般是文学批评者的意见才被人们所重视。诚然，文艺批评者的意见更具有专业性，对文本的理解也往往更为深刻，对创作者的创作也更具有指导的意义。但是绝大部分的读者的意见，哪怕只有一个“好”或是“不好”的声音也难以直接反映到创作者那里。当然，一些著名的作家会有大量的读者与他们写信交流，或是一些嗅觉敏感的读者会根据时局适时地写信给编辑部，进行评论；或是在生活上与作家进行交流。但是大部分的读者，由于信函的时间延续性，滞后性，他们一般不会跟创作者进行交流。更何况，一般的不知名的作家，即使读者为他们的作品所打动，读者甚至都不知道如何跟他们进行联系。所以，在传统的文学活动中，读者的声音很少为创作者所知；创作者也往往只能通过自己作品的销售量大概地了解自己的作品是否为读者接受，更不用说，根据读者的意见调整自己的创作。但是，在网络文学的活动中，网络为接受者和创作者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快捷的、方便的交流平台。当下一些著名的网络文学的网站，在发表作品的网页下面都有供读者发表自己意见的位置。这样，读者在阅读完作品之后，可以直接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哪怕一个“好”字，或是批评性的文字。同时，创作者也可以直接看到读者对自己作品的感受。甚至，他们还可以通过BBS、E-mail、QQ直接进行交流。接受者可以向创作者谈自己的感受，对作品的建议；创作者也可以向读者进一步的阐释自己的作品，同时也可以根据读者的反映调整自己的写作。但是，这样的交流也是通过虚拟的网络进行的，交流的双方隐藏在网络的背后。这样的沟通与传统的沟通必然是不同的。

社会心理学中，沟通是人们交换思想、表达情感的信息交流过程，也是人际互动、人际交往的最基本的形式。就建立、维系和发展人际关系而言，人际沟通能满足人的三种社会心理需要：互动的需要、影响他人的需要、表达感觉的需要。当网民在网络上交流时，这时候他的需求不会是基于互动的需要、影响他人的需要，他们主要是出于表达感觉的需要。他们只是直白地宣泄出自己的感情，不需要考虑他人的感受，社会规范的束缚。这种沟通环境下，读者的信息反馈往往是从自身的好恶，出于娱乐情感的表达，而不是想要进行带有自我意识的纯粹的文学交流。

在另一个层面上，网络作为传播媒介，也真正实现了读者和创作者的互动，这就是文本创作的开放性。有这样的例子，作者提供一个开头，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的选择链接，选择自己喜欢的情节发展模式、结局。甚至，读者还可以参与到文本的创作中，作者提供一个开头，由不同的人进行创作，读者在阅读完前面的情节后，也可以参与到文本的创作中。这样，创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界限消失了，达到了一种真正的互动。但是这也使文学活动更多地变成了一种文字游戏。在里面，人们追求的不再是审美的要求，而是想着怎样才好玩以及情节的设置。

就个人的意识而言，接受者在网上是一种文学意识，在网下又是另一种文学意识。应该说，这两种意识是感性和理性的冲突。一个人的心理情绪是具有弥散性的，即在一种状态下的心理情绪会影响到其他状态的心理情绪。所以，一个人的网上文学心理情绪很容易影响现实中的文学情绪。事实上，现实中的心理情绪也会影响到网上的情绪，但是由于人们在网上的情绪更具有自由性，其影响力较之现实中的情绪有更大的影响力。因此，一个人网络的文学意识往往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在他的概念中，文学的娱乐性的成分会超过审美的因素。这种感觉是从网上慢慢弥散到现实中去的。

结语

传播主体范文篇7

关键词：传播主体价值客体价值关系

一、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及其分类

首先，新闻事实是社会主体价值活动的产物，对传播主体来说，是先在的、既定的、自然的、不可控制的、不可改变的。这就决定了传播主体只能把它作为价值创造活动的物质条件、前提、基础和起点。其次，新闻事实本身不能储存、不能压缩、不能复制、不能共享、不能传播，传播主体既没有权力改变事实本身，也没有权力处置事实本身。但新闻信息不同，新闻信息可以加工、可以储存、可以压缩、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可以传播。传播主体的采访权、报道权等权利，是采集、加工、处置、传播新闻信息的权利，而不是处置新闻事实的权力。所以，以报道、版面、节目等各种新闻文本形式出现的新闻信息，才是传播主体价值创造活动的产物，才是传播主体创造的价值客体，即新闻价值客体。如果新闻事实是新闻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信息是新闻价值客体，传播主体就丧失了存在的必要。最后一点理由是，新闻事实本身既不能直接满足传播者的需要，也不能直接满足受众的需要。以矿难为例，作为事实本身，无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都没有遭遇这种事实的需要。但是，有关矿难的信息，无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都会产生强烈的需要，传播者需要有关信息（注意不是需要事实本身）进行传播，受众需要有关信息作为调整自己的行为、决策和认识的依据。因为矿难信息不仅有助于人们及时进行有效救援，而且能给人们提供前车之鉴，因而具有极高的价值。而矿难事实本身不仅没有价值，而且毁坏价值。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报道灾难性事件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事实本身有价值，而在于其信息有价值。由此可见，新闻事实的价值不等于新闻信息的价值（即新闻价值），传播者和受众需要新闻信息，可以获得新闻信息，但不一定需要新闻事实本身，传播者和受众不是当事人，即使需要事实本身，也不可能实现。

二、传播主体所形成的价值关系

三、传播主体与受众主体的关系

四、传播主体与价值客体之间价值关系的复杂性

在现实生活中，传播主体与其价值客体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造成这种价值关系复杂性的主要因素大体上有四个：

注释：

杨保军：《新闻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第74页。

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传播主体范文篇8

关键词:交往思想;中国跨文化传播学;交往话语权;范畴构建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跨文化传播基于一系列与文化相关的范畴(如“文化”“文化与认知”“文化与传播”等)，构建了“一维时间观”“多维时间观”“高语境”“低语境”“跨文化适应”“跨文化冲突”等新范畴，奠定了该学科的发展基础。20世纪70年代后期，跨文化传播经历了对自我的反思，重新定义了“跨文化传播学”范畴，引入“道德伦理”范畴，旨在解决该学科的身份认定问题。随着跨文化传播学从民族志研究方法向民族主义中心传统和公平问题的转换，该学科又出现了诸如“他者”“濡化”“涵化”“公平”“平等”“认同管理”以及“本土文化”等范畴(罗雯，2006:141;张美伦，2012:163;戴晓东，2012:A06;安然，2013:55)。这些范畴试图解决跨文化传播实践中文化帝国主义与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支配与公平问题，探索民族国家如何促进跨文化间非垄断化市场和多元化新闻传播空间的原则，从而使新闻传媒成为文化传播的论坛(罗雯，2006:142)。从全球的视角来看，跨文化传播学长期以来一直坚持“欧美中心”的理论和方法。目前，国外学者提出了“非洲视野”和“亚洲视野”来挑战“欧洲中心”。中国近年来的迅速崛起以及围绕“中国模式”展开的争议为中国学者参与这一挑战提供了历史机遇(施安斌，2011:41)。其中，中国学者对中国跨文化传播的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学界论述了“他信力”“在场”“交流力”等范畴(单波，2011:105;李建军，2013:84)，强调了跨文化传播的交往性以及对话关系中他者对促进跨文化传播的作用。这些研究将交往思想纳入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抓住了跨文化传播的本质，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这也符合当前中国跨文化传播的实际需求。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导下，国家对软实力建设的重视和投入不断强化，中国对外文化传播与交流呈现出新的内容和形式，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为跨文化传播学的发展创造了最佳契机。跨文化传播研究成为中国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李永杰，2014:A02)。与此同时，中国对外文化传播也存在一些问题，在传播内容上较多关注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较少注重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的融合;在传播方式上，多强调文化输出和单向宣传，其强烈的传播者主体性难免造成传播对象的抵触心理，甚至是疑虑和紧张感(李建军，2013:81)。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学者急需做进一步的理论思考，尤其是如何实现从“作为材料的中国”到“作为方法论的中国”再到“作为主体间性的中国”的转化(阿拉达日吐，2016)。本研究将立足于交往思想，指出问题的根本在于能否正确处理跨文化传播实践中传播者及传播对象的关系，并从传播者与传播对象双主体出发，通过构建“交往话语权”范畴进一步丰富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探讨，也借此阐述如何解决中国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1交往思想与跨文化传播的契合性

1．1交往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纵观交往研究的历史，我们发现，关于交往的讨论不是西方独有的，也不是近现代的专利。古今中外思想家们对交往的论述充分反映了交往是人类的一种存在模式。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交往的探索集中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天人合一”的自然发展说。其中，儒家提倡的“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就是通过交往有序化制度，即礼制来规约人与人交往的行为规范，其中以礼治国的理念强调，如果每个人都具备了完美的社会理性，并依照交往规则行事，那么社会一定是和谐有序的。儒家交往思想从人的本体角度关注了实现人与人和谐交往的道德标准，倡导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以及礼仪制度，对后代中国人的交往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丁大同，1997:56)。与中国古代交往思想相比较，西方关于交往的研究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将交往上升为概念和范畴，从本体论角度分析交往主客体的变化及其活动机制。这些研究成果大致分布在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伦理学等领域。在哲学史上，从洛克的认识论到休谟的情感论，从霍尔马赫的功利主义交往观到康德的辩证对立统一交往原则，从费尔巴哈的感性回归到马克思的交往社会实践性本质，这些论述无不展现了早期西方哲学家对交往思想立体和深入的探索。现代交往思想则以同处于后工业化时代的雅思贝尔斯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为代表，二者都超越了交往的客观性和物质性，用主体间观念代替主客体观念，从精神、思想层面探索交往的意义。同样对现代交往思想做出贡献的是巴赫金，他的交往对话理论对个体独立性和个体间交往对话关系的论述充分体现了“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往”的思想(巴赫金，1998:340)。1．2现代交往思想的核心内涵。现代交往思想产生于人对自身的深切关怀，反映了人的主体性及主体间性的交往特点和交往的本质。首先，由于交往是人的存在方式，它成为人的社会本性的体现，又确证和实现着人的本质。交往思想以人的主体性为出发点，以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为最终目标，对主体性的尊重体现了人对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诉求，是对人的自由、解放和理性精神的张扬。正是出于对人的主体性的重视，哈贝马斯(1989:35)力图建构交往理性，以对抗旧的工具理性对人的主体意志的压迫。与此同时，他赋予话语新的交往意义，认为话语作为交往的语言符号工具，具有协调人类交往和相互理解、达成行为一致和共识的功能，是一种交往资源。他进而主张，为了促进人的交往，解放人的主体性，人的交往应该在话语方式上实现从控制式和劝导式话语向对话式话语的转变，在话语内容上贴近人的生活世界，在话语之中融入人的情感。哈贝马斯作为一名从事社会批判理论的学者，他的交往行为理论立足于现实社会，从宏观社会学视角探索人的生活世界，指出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制度与生活世界的严重脱节，技术、科学以及金钱、权力等中性媒介侵入和强占了人作为主体的生活世界，抵消了生活世界对于社会整合应起的作用(傅永军，2003:9)。交往思想同时也强调主体间性的意义。主体间性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反映了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环境、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往关系。如果说主体性是人相对于自然和社会对人自身的理性思考，主体间性则突破了传统主客二分的交往模式，实现了从主客模式向主主模式的转化，为探索我与他者、我与环境的交往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石。巴赫金在论述交往对话语言观时指出，形式主义语言学的缺陷在于隔绝了语言与人的关系，隔绝了说话人与受话人两个主体之间的联系，因而只是主体－客体的、静态的、非交往动态的关系，而他的语言哲学观则“超越了形式与内容这个僵死的二分法”，运用文化阐释模式，将文化看作是由多重话语构成的、拥有各种独立主体即“自我”和“他者”的东西，“从而开拓了一条融符号意识、话语理论和交往精神为一体的语言哲学道路”(托多罗夫，2001:173)。1．3交往思想与跨文化传播的契合性。跨文化传播是人类悠久的历史中长期存在的交往方式，这是由文化的交往性所决定的。交往是文化的核心，文化的独特发展规律只有通过交往互动才能被感知，由此决定了文化传播的交往性(霍尔，1991:206)。同时，人作为传播关系的总和，其地位是第一位的，人的交往本质自然也成为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单波，2011:108)。跨文化传播是来自不同文化的社会群体间的传播，由此决定了人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因此，跨文化传播研究必须以文化与人的交往为基础，体现交往的本质。交往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的重要活动，交往促进了文明的流通，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借鉴与吸收，在漫长的人类交往活动中形成了许许多多的交往智慧，这些智慧应当成为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的重要思想资源。因此，交往思想既体现了人的本质特征，也反映了文化传播的本质，二者的契合性决定了交往思想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理意义。与此同时，中国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实践成果也证明了交往思想与跨文化传播的契合性。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本质上就是交往，这种交往既是国际的又是区域的，既是双边的又是多边的，既是陆上的又是海上的，既是跨国的又是跨洲的，是跨文明跨文化的交往。“一带一路”倡议正是遵循着交往思想，在共建共享中不断加深经贸、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安全和生态建设、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各领域的广泛交往和合作，合作共赢理念已经转化为行动，愿景正在转变为现实。这种美好的未来需要建立在交往互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不仅是中国的项目和工程在沿线国家落地生根，沿线国家人民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实际收益。上海洋山港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正在实现“东方大港”的百年梦想，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作为地中海地区重要的集装箱中转港、海陆联运桥头堡、国际物流分拨中心，也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重新焕发活力，成为希腊和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内通力合作的结晶(新华网，2108)。作为全球发展合作的交往新平台，“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促进了中国走向世界、重构对外开放，而且在交往中与世界各国分享了中国的发展机遇，让各方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

2构建“交往话语权”范畴的必要性

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是后现代哲学的重要命题。后现代哲学对话语的认识超越了结构主义的语言观，从而产生了对话语与权力的全新阐释，该诠释可以帮助我们探究中国跨文化传播中传播对象出现的疑虑和紧张感。洛克夫(2002:2)指出:“20世纪末的权力与地位之争是对话语权力的争夺，语言控制权实际上是一切权力的核心基础。”在跨文化传播领域，由于传播双方历史、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等的差异，话语权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由此导致的“单向度”灌输往往很难跨越，传播效果自然差强人意，而过于强调单向灌输和意识形态宣传就会导致话语霸权问题。所谓“话语霸权”指的是“语言的专制、暴政、封闭和保守，它只承认某一类话语而否认其他话语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黄甫全，2003)。文化传播中的话语霸权表现为传播者以我为主、一厢情愿地向传播对象灌输某种信息，缺乏与传播对象的对话，忽视传播对象的主体地位。此时，文化传播者的话语是一种缺失对话性的强权话语，只关注自我的存在，忽视他者。而作为他者的传播对象是具有独立意识的主体，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一种存在物，一个种的全部特征，种的类特征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征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马克思，1995:46)。跨文化传播中如果过于强调单向灌输就会因剥夺了传播对象的话语权而使其产生疑虑和紧张感。因此，跨文化传播实践要避免出现话语霸权，这意味着跨文化传播不仅仅是由此及彼的对象性的活动，也是由彼及此的交往性的活动，不仅仅是传播者的主体活动，也是传播对象的主体活动，是处于交往中的人主动与被动不断转化和互动的主体间性活动。如果传播者总是意图控制话语权，则可能最终导致丧失实施话语权的可能性，这种教训在跨文化传播的实践中已经有所表现。国际恐怖主义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导向的旧的跨文化传播理念导致的后果，而中国孔子学院的官方色彩已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一些国家对中国文化传播的谨慎反应。这是因为“从话语权争夺的角度看，中国还存在着对外宣传面太宽目标不清晰等问题，导致‘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出现”(李建军，2013:82)。因此，在今天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语境下，构建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的“交往话语权”范畴不仅能够更好地传播中国的声音，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对外文化传播所面临的“中国威胁论”“文化折扣”的国际社会大环境下，加之中国对外语言文化传播实践中存在的单向度传播问题，探讨“交往话语权”范畴将有助于传播一个“本真”的中国形象，消除跨文化传播中“文化误读”和“他者心态”。

3实现“交往话语权”范畴的路径

“路径”既指到达目的地的必经之路，也比喻门道(李行健，2004)。“交往话语权”范畴的实现路径指交往思想指导下的跨文化传播者和传播对象的交往话语权的实践，是抽象逻辑指向与具体实践过程的统一。本研究依据交往思想，立足中国跨文化传播实践，构建交往话语权，主张作为文化传播活动的实践主体，传播对象自然享有其话语权，这就要求原本拥有霸权话语的传播者通过分权来实现传播对象的话语权，使话语权面向他者，扩大他者的参与权。同时，“交往话语权”范畴在赋予传播对象话语权的同时也坚持传播者话语权。对跨文化传播者而言，交往话语权要求传播者拥有作为独立意识的个体的话语权。传播者话语权要求传播者主体在行使话语权时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信，从而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而不是消极、被动地照搬照抄传播内容，将自己置身于客体位置，导致个体话语权的丧失，从而失去反思、批判、创新的权力，削弱了自己的话语权。3．1传播对象话语权。针对跨文化传播实践存在的传播者话语霸权问题，交往话语权赋予传播对象以话语权。跨文化传播就其内容而言必定包含意识形态的部分，因为意识形态是社会总体结构的一部分，好比一种社会“水泥”，使单个人通过对某种意识形态的接受获得了自觉的团体意识，从而融入集体，因而具有灌输思想和左右人们行为倾向的能力(辛斌，2005:9)。然而，跨文化传播也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它为跨文化传播实践中传播对象的话语权预留了存在的空间。事实上，如果把跨文化传播看作是一个场域，那么传播各方毫无疑问都会争夺传播的主体地位，而传播活动的达成是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是自我与他者的交往互动，需要他者的智慧。他者被赋予主体地位，另一个主体的登场使独唱成为二重唱。传播对象的话语权就是对他者的认同，是对他者主体地位的认同。“中文西传”正反两方面的实例就充分说明了他者在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寒山诗在西方社会，尤其在美国经久不衰的文学经典地位和社会影响说明，文学作品的成功译介必须符合译介主体、内容、途径以及受众等传播要素的不同要求，而这些要素无不体现了与他者的密切关联。杨宪益的《红楼梦》英译本在中国学界受到极高的评价，在英语世界却受到冷落。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充分考虑目标语读者对译本的接受程度，没有与他们所习惯的思维范式、话语体系、表述方式相适应。主体和客体这两个哲学范畴的出现是基于人的视角，当我们从人的对象活动中去观察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时，就产生了主体和客体的区分。用这个标准来考察跨文化传播中传播者与传播对象，毫无疑问，传播者是主体，因为他们是跨文化传播中有目的、有意识地从事跨文化传播实践活动的人。而传播对象是客体，因为他们是这一实践活动的对象。但是，跨文化传播自身的规律告诉我们，这里的客体又具有特殊性，即他们在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康斯特指出，跨文化交际本质上是人与“陌生文化”的关系问题，其产生的焦虑与不确定性决定了文化传播的成效，而该成效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体的主体化过程，也就是将传播内容从单纯的外部刺激经过自身主动的建构而转化为自身稳定的心理结构的过程(Gudykunst，2002)。“认识的建立或者更广泛地说，认识论诸种关系的建立，包括的不是外界事物的一个简单摹本，也不是内部预先形成的主体结构的开展，而是在主体世界和客体之间相互作用而不断形成的一整套结构。”(皮亚杰，1981:15)在跨文化传播中，传播的效果取决于传播对象主体与传播内容客体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整套结构，而结构是在建构中形成的，它通过同化来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即通过将环境因素纳入机体已有的图式或结构中丰富和加强主体的结构体系，并在主体的认同中得到强化和巩固，以此促进更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强调“五不”原则。该原则就是对中国跨文化交往中他者话语权的现实关照。其中，“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预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体现了中国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对他者的尊重，传递了中国不盛气凌人、不发号施令的态度，增强了他者在相互交往中的舒适度;“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则体现了不高高在上、对他者的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新外交理念。3．2传播者话语权。“交往话语权”范畴在赋予传播对象话语权的同时也坚持传播者话语权。跨文化传播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传播，一方面，不同文化间的同质性为实现交往话语权提供了可能性，而另一方面，文化间的异质性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抵触和误解，这就对跨文化传播提出了交往对话的诉求以达成理解和包容，是旧的话语霸权的消解、新的交往话语权生成之所在。但是，对他者的尊重不等于放弃自我的话语权，尤其是在当下跨文化交往中仍存在“西强东弱”的现实，传播者话语权预示着传播者的文化自信，是传播者的文化话语权。文化自信是指“文化主体对身处其中作为客体的文化，通过对象性的文化认知、反思、批判、比较及认同等系列过程，形成对自身文化价值和文化生命力的确信和肯定的稳定性心理特征。文化自信是增强中华民族化软实力的源泉与动力，是应对世界异质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心理支撑，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刘林涛，2016:21)。传播者话语权所折射出的文化自信不仅体现了一个国家、民族和政党自身文化的正确理解和认同，以及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和发展前途的信心，同时也表明其在跨文化传播与交流中对待不同文化具有兼容并蓄的包容态度，是对传播对象话语权的尊重和保护。由此可见，交往话语权在赋予传播对象话语权的同时也对跨文化传播者的话语权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是两者的辩证统一。同时，传播者话语权也强调传播者主体的个体话语权，即传播者实践的每一个环节都充分发挥其主体的作用。作为跨文化传播活动的设计者和载体，他们必须明确传播目标，理解、接受传播内容，了解传播对象，在正确传播理念的指导下，制定恰当的传播方式与策略，转变传播体制，设计传播环节，并在此基础上确保对传播活动的有效组织，包括增强对外传播的时效性，提升对外传播的公信力，加强公众外交，主动设置中国议题，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及时、合理地针对传播实践活动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自觉进行跨文化传播，打好“中国牌”。为了确保实现传播者的主体性，传播者必须充分认识并有效行使其参与权，即话语权，认识到自己不只是跨文化传播实践的实施者，更是参与者和构建者。其次，传播者的个体话语权还指体现传播者独特个性魅力的个人话语权。传播者在传递传播内容的同时还必须有说自己的话语的意识和能力。这不仅要求传播者要有发自内心的、对传播内容的深刻的情感认同以及对传播对象的真挚的情感投入，还要求他们能够把自己的社会经验、精神世界、对生活的体会和感悟贯穿到话语实践的过程中，并通过积极参与使自己成为传播内容的“诠释者”而不仅仅是“传声筒”，从而形成有个性的、自我独立的话语。

4结语

传播主体范文篇9

一、广播电视语言作品的特点与评价维度

语言作品的类型丰富多样，因此，对不同类型作品进行赏析评价时，角度和重点也必然各异。对某一类语言作品进行赏析和评价，前提是了解这种语言作品的特点，才能找到对其进行科学评价的维度。

(一)广播电视语言作品的特点

广播电视语言作品，是指在广播电视节目传播中，以有声语言及其副语言为主要呈现方式的语言传播作品。主要包括播音主持作品、解说、配音等语言形式。这类语言作品的主要特点是:

1.语言传播的集体性广播电视语言传播，是一种由传播群体分工合作的集体传播，其传播过程是一个集体创作的过程———在形成创作依据之前，就有策划人员提出选题;选题提出之后，采访和类似的细化工作将其逐步落实;采访等工作形成的文案和音视频素材，进入编辑阶段;通过筛选和进一步加工，形成播出前的创作依据;之后，播音主持人员根据创作依据，以个体化、个性化的语言表达手段，将其最终呈现为语言传播作品。因此，广播电视语言作品虽然在形式上由某一创作主体通过有声语言及其副语言最终表现，但它实质上是集体协作的终端呈现。搞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明确了广播电视语言作品的创作主体，不只是播音员或主持人，而是整个创作团队。语言作品成功与否，和每一个创作环节的表现都息息相关。

2.表达手段的综合性广播电视语言作品，是以节目为依托、以播音主持为主轴、以节目的整体呈现为成品的。整个语言作品的表达手段是丰富的，从整体上说，播音员主持人本身也是广播电视语言作品的构成要素之一，与同层级的其他要素，如录音或录像、现场报道、嘉宾参与或受众互动等构成第一层的表达手段。而在第一层表达手段之中，还可以进一步理析出下位的表达手段，如播音员主持人除把声音作为主要表达手段外，其服饰、造型、表情、动作等也是表达手段的有机组成部分。广播电视语言作品的完整性和传播的有效性有赖于所有这些表达手段的综合协调。因此，在对广播电视语言作品进行赏鉴和品评时，虽然可有主次之分，但也不能以偏概全，应该综合考量。

3.言语行为的整体性如同任何言语行为都必须经由“传—受”的双向互动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交际行为一样，广播电视语言作品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语言作品的价值、传播主体的水平都和传播效果密切相关。传播效果一方面由传播到达率组成，另一方面由“以言取效”的程度决定。虽然很容易带有主观色彩，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综合考量特定时间长度中的收视情况、反馈情况(受众反馈、专家反馈)来加以判定。可见，不考虑传播效果的广播电视语言作品赏鉴和品评，会严重脱离实际，缺乏客观性和可信度。基于以上特点，我们在对一件广播电视语言作品进行分析评价时，须得从以下三个维度入手。

(二)三个维度

1.语据我们把直观呈现在受众视听之前的语言传播依据，称为语据。语据在有稿播音主持中是稿件，在即兴主持中是选题、是纲要、是策划、是基础资料。语据是语言作品最终呈现的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呈现的最终样态。语据中隐含着传播目的，反映了对象需求，提供话语组织框架。对于传播主体而言，语据的丰富、准确与可行与否，制约着主体的创作方向和创作空间。

2.语篇我们把受众耳闻目睹到的广播电视节目内容的整体，称为语篇。语篇是广播电视语言作品的直观呈现，是这一语言作品的能指，也是广播电视语言作品赏鉴、评价的主体。鉴于非研究性赏鉴无法接触到语据部分，对作品的评价则只能停留在接受主体或鉴赏主体个体性的主观体验层面;而研究性评价则必须以语篇为依据，对语据和下面将要说到的语效开展延伸性研究。因此，对广播电视语言作品进行鉴赏评价时，往往把语篇作为切入点。

3.语效语效是指广播电视语言作品的传播效果。传播效果总体上可从“量”和“质”两个方面来看，“量”主要指广播电视语言作品的受众接触率，“质”则是指广播电视语言作品对受众认知与行为的实际影响。由于影响是一个变量，存在即时影响和长期影响、表层影响和潜在影响的变化，因此，语效的判定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在实际操作中，“量”易统计，而“质”则由于其时间限制和主观性色彩，需要根据语言作品的总体表现和作品评价的基本原则进行推定。从以上三个维度入手，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确定对广播电视语言作品进行赏鉴、评价时具体的考察指标了。

二、广播电视语言传播艺术作品的考察指标

广播电视语言传播是特定的传播主体朝向一定的交流对象，采用特定的方式，通过意义传达(包括情感表达)，为着特定的目的，追求一定的效果所进行的一种传播活动。因此，总体而言，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可以从主体、对象、目的、表达、效果五个部分进行考察。这五个部分与以上我们所说的三个维度总体符合:在语据阶段，非有声语言传播主体根据预设的对象及其期待，设置传播目的，预置传播效果，结合语言传播主体需求，进行前期创作和播出准备;在语篇阶段，有声语言传播主体遵循传播目的，依据前期准备，胸怀传播对象，运用综合表达手段，力求传播效果的实现;在语效阶段，传播主体的表达被接受主体(对象)接收，其传播意图被解读，传播目的在不同程度上得以实现(体现为特定的传播效果)。

1.主体广义的传播主体包括媒体、栏目、人员三个层面，狭义的传播主体单指人员。为了使考察更加集中，可把媒体定位、栏目特色主要归于大语境，部分显现为传播目的，那么，我们此处所说的传播主体主要界定为人员，具体包括播音员主持人(涵盖配音、解说等以有声语言为主要创作手段的工作人员)、记者、编辑。在广播电视语言作品中，所有主体都至关重要，但播音员主持人既是创作主体，本身也是表达手段和语言符号。也就是说，播音员主持人是以自身为主要表达手段在进行创造性传播，在整个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创作中作用更加显化，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更加重要。传播主体是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决定性因素，传播主体的态度、立场、素养、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语言传播的成败和优劣。对主体的考察标准，可进一步细分为声屏形象塑造、播音主持状态、创作个性、创造性等几个指标。

2.对象对象即受众。对大众传播来说，受众并不一定呈现为传播主体的现场交流对象，而往往以传播指向的形式存在，以群体状态出现。在语言传播创作阶段，对象被定位为语言传播的交流方和传播目的的达持者;在语言传播发出后，表现为语言表达的感受者、传播目的的领受者和传播效果的显现者。传播目的是否面向对象、为了对象，传播时是否心中有对象，传播后是否能够引起对象的认同与共鸣，能否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达到认知共识和愉悦共鸣，不但决定了语言传播是否生动、具体，而且关系着传播的价值和意义。对对象的考察标准，可以细分为对象设定、对象感、对象需求满足情况等几个指标。

3.目的目的是传播的目标追求和效果预期。目的可分为直接目的和隐含目的。简单地说，直接目的是实现向受众传递信息、提供服务或娱乐等功能，实现认知、教育、引导、娱乐等目标;隐含目的则要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更深层次来考虑。传播目的明确，则语言脉络清晰，话语组织有力。传播目的达成，则传播效果良好。对目的的考察标准，可细分为目的预设、目的贯穿和分解、目的达成情况等几个指标。

4.效果效果与目的相呼应，但并不等同。在一定意义上，效果就是实现，包括实现了的目的和目的外的实现。如果从受众“感之于外，受之于心”的角度来看，效果可以分为不同的侧面和层次。我们以“感知”“感受”“感兴”“感发”来做形象性概括:“感知”指信息接收，“感受”指信息领会，“感兴”指信息共鸣，“感发”指促发行动。由此可见，存在着不同层次的效果。传播效果是检验广播电视语言传播最为重要的指标，体现了广播电视语言作品的实践价值。对效果的考察标准，可以细分为直观感受(语意明晰度、语言感染力)、社会反响、受众反馈、专业评价等几个指标。

5.表达表达包括负载信息和表现形式。我们所说的“信息”融会了传播的不同阶段，涵盖了“要表达的内容”“所表达的内容”“能接收的内容”和“被接受的内容”。而表现形式的最高理想是使“要表达”“所表达”“能接收”“被接受”同步实现，达到信息的“无损耗”传受。当然，这四者之间往往不易等同，甚至会出现巨大差异，而最大限度地实现目的与效果的一致，正是表达的理想目标。可以看出，在这里，内容即形式中表现出的、被接收和被接受的内容，形式是负载了内容而本身也成为内容的形式。二者不是割裂的，而是合一的，合一在表达之中，也合一而成表达。由于前四种因素往往落实和融会在“表达”之中，通过“表达”显示或实现其存在。我们可以认为，“表达”环节是广播电视有声语言传播的重心，集中体现了广播电视语言作品的艺术价值。对表达的考察标准，可细分为内容展现(表达主题、内容设置、焦点话语)、创作表现(创作风格、表达技巧、情感调控、现场驾驭)、整体呈现(语体契合度、语境适应力、创新度)等几个指标。有了考察指标，评判一件广播电视语言作品是否具有艺术价值、具备什么样的艺术水准时，应秉持什么样的评价原则呢?

三、广播电视语言传播艺术作品评价的原则

1.艺术性原则我们知道，广播电视语言传播是一种大众传播行为，新闻性是其基本属性。语言传播的目的是传递信息、沟通交流、传播文化，而不是进行纯粹的艺术创作。但是，如果把艺术理解为“为了完成一定目的而对媒介材料所作的熟练的操作”①，或从这一角度去看待艺术，那么，在播音主持中无疑能够发现艺术性的因素。而如果再进一步强调播音主持作品的语言示范作用、文化建构功能、精品意识追求的话，则艺术性理应成为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一个目标、一种层次，也是区分语言传播作品优劣和语言传播水平高下的一个标尺。因此，我们在判断一件广播电视语言作品是否具有艺术价值、具有怎样的艺术价值时，应秉持艺术性原则。当然，艺术性是一种相对标准，而不是绝对标准。并不是说，以上我们所列举的五类考察指标超越了某一界值，就会具有艺术性。整体而言，艺术性体现在语言创作各要素之间较为完美地配合、协作，传播主体充分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语言作品呈现出一种得体、巧妙、和谐的整体样态，传播效果良好的语言传播表现。对此，我们将在“评价标准”中进行较为详细的论述。

2.历史性原则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一方面易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还受到传播手段、传播方式的制约，不同时期的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往往呈现出不同的样态。我国的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在不同时代或时期，受社会背景和行业语境的制约，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语言传播风格，如“战争年代的语言传播风格”“建国初期的语言传播风格”“‘’期间的语言传播风格”“改革开放时期的语言传播风格”等。即便同一时期的不同传播主体往往具有各自鲜明的个体风格，但是这种与时代风格相适应的群体风格，却决定了个人风格只不过是群体风格中的相对差异。因此，在对广播电视语言作品进行艺术性评价时，应当遵循历史性原则，回归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行业语境，而不能用当下的社会心理和审美眼光来审视在某一时代或时期大行其道或广受欢迎的语言传播样态;当然，也不能以某一历史时期的语言传播标准来框定当下的语言传播样态。

3.整体性原则判定广播电视语言作品是否具有艺术性时，我们当然需要根据考察指标，进行逐一考察判断。但是，逐一考察是要体现评价的科学性和系统性，而不是求全责备，要求每一细部都高质量、高水准。事实上，广播电视语言传播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一方面体现在广播电视传播的即时性上，传播主体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对传播进行充分的规划、对语言进行细致的打磨，确保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组分都完美无缺;另一方面体现在传播主体的个体性上，作为有个性的个体，传播主体既具有与他人相区隔的独特性，同时也受到个人条件的制约，很难集成他人的优点，往往是在某些方面强些，在另外一些方面弱些。因此，在对广播电视语言作品进行艺术性评价时，应当遵循整体性原则，不刻意讲究面面俱到，而是从整体表现和总体效果上对语言作品进行评价。

4.突出性原则该原则与整体性原则相对应。正如以上所说，广播电视语言创作很难做到完美无缺，语言传播主体也很难成为“全能选手”，在实践中，我们经常会发现语言传播主体在某一方面存在不足，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表现突出。那么，如果在某一方面的表现突出，使语言传播在整体上效果良好，仍然可以称得上具有艺术性。比如，有的主持人语音不够标准、声音也不算动听，但是思维缜密、思想深刻、语言犀利、评论有力，并不妨碍其语言作品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我们把这一原则叫做突出性原则。依据以上诸原则，我们尝试对广播电视语言作品怎样才被称为艺术作品进行标准设定。

四、广播电视语言传播艺术作品的评价标准

1.合目的广播电视语言作品是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自然呈现，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根本目的不是创作艺术产品，而是实现大众传播的总体功能，完成具体节目的传播任务。因此，语言作品的艺术性不是体现在语言技巧本身的丰富和高超，而恰恰体现在对传播目的的完美实现上，体现在对传播目的的实现能力和实现程度上。技巧只有在合乎目的时才是合适的技巧，也只有在合乎目的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它的合理性和艺术价值。

2.合期待大众传播的特性决定了语言传播不是个人私语，语言创作的旨归是满足期待，语言创作的原则也是期待的满足。期待包括社会期待和受众期待两个层次。社会期待一方面要求语言传播承载优秀文化，创造先进文化;另一方面要求语言传播及时准确地反映社会焦点，正确、有效地引导社会舆论，协调社会行为。受众期待则较为复杂，既包括受众在资讯、娱乐等不同方面的现实需要，也包括受众对节目定位以及语言传播主体声屏形象、传播风格、创作表现的具体期待，还包括受众的文化品位、审美趣味和审美偏好等深层心理。合乎期待才能在传播和社会、传播主体和受众之间形成真正的沟通，让传播产生真正的效果。同时，能否合期待也体现了传播主体的传播能力。

3.合体式主要体现在:合乎媒介类型。广播与电视属于不同的媒介类型，一个主要以有声语言为创作手段，一个则声画配合。媒介类型决定了语言传播的创作手段和创作手法，也发展出不同的创作规律。合乎平台定位。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媒体发展战略存在差异，对语言传播主体的创作也提出不同的要求。适切节目类型。不同类型的节目有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质量标准”，其中也包含着受众不同的心理期待，对传播主体也提出了不同要求。就电视主持人节目来说，新闻评论类，叙述清晰，逻辑严密，重点突出，分寸适当，神情稳重;知识服务类，透彻讲解，细心指点，热情关怀，简洁明快，神情专注;教育欣赏类，耐心辨析，区分难易，揭示深意，音韵优美，神情舒缓;综艺娱乐类，主线明确，贯穿自然，导引灵活，轻松热烈，神情生动。②在面对不同类型的节目时，传播主体应准确辨析，适当定位，根据节目的要求来调整自己的传播状态。适切整体风格。在传播实践中，节目的风格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来说，新闻类节目要求庄重大方、深刻严密、朴素简练;娱乐类要求热情生动、机敏灵活;服务类要求亲切周到、准确透彻;少儿类节目要求活泼新颖、清晰简明……传播主体的传播行为应根据节目的情况和定位适时调整，与节目整体风格相适切。适切内容。内容在情感类型、信息类型、语意重点等方面存在差异，形式也需做出相应调整。

4.合度“度”不是什么固定的尺度，而是语境的掌控和分寸的把握。主要体现在:因人而异，根据不同的对象设置，确定不同的传播内容，采取不同的言说方式。区分不同的场合。场合主要指的是说话的时间、地点和说话时周围的情景。场合和表达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一个有效的语言传播行为，要求传播者根据不同的场合，切合当时的言谈背景和环境气氛。注意言语的时机，适时而言，见机而语。传播主体善于观察和捕捉时机，及时调整思路和话语走向，敢于和善于发现预期外的新鲜点，实现有效的双向互动。分寸适当。情感真挚自然，用语准确得体，既端正大方又不失于呆板造作，既生动鲜活又不轻佻庸俗。

5.合创造在广播电视传播实践中，有人主动创造，有人模仿抄袭，有人被动机械。创造性的有无和程度，体现了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品格和境界。创造性首先表现在传播主体的主体性上。所谓主体性，是指传播主体朝向一定的交流对象，为着特定的目的，依托特定的传播依据，进行语言传播时能够表现出一种自觉、自主、能动和创造的特性。在处理语境和语据时，主体体现出认识、利用、改造的意识和能力;在和对象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交流时，主体体现出沟通、协调、满足的能力和素质;在进行语言创作时，主体体现出对自我的调节、控制、激励的能力和水平。其次，传播主体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表现。在进行语言传播时，传播主体能够超越既有的传播模式，对同时期同类节目而言表现出比较性差异。

6.整体和谐以上说了合目的、合期待、合体式、合度、合创造，所谓“合”，即符合、适切，是主体通过创造性表达对关联要素的适应性满足。但是，关联要素丰富而复杂，我们需要引入“和谐”的概念来加以统筹。和谐存在于构成整体的各部分的彼此协调与辩证统一之中，相异者或对立者之相成相济是和谐。在和谐的状态之中，各部分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互相制约、互相补充、互相生成，并由此形成系统的整体性。正如张颂先生所说，“整体和谐并非全部和谐、一切和谐、各个局部全部和谐。因此，并不排除局部不和谐、个别不和谐;但在总体上，却能达成和谐，局部不影响全局，个别不影响一般。”“如:或声音稍微嘶哑、或口齿略显含混，或个别地方理解比较笼统、或某些词语感受不太深切，或一两处停顿欠妥、或一两个重音失当，或某处未能拓开、或某句未能扬起，或两句句腹波形相近、或前后句尾落点相像……由于不影响大局，整体上还是和谐的，给人的总体印象还是美的，所以，就不应该求全责备了。”

整体和谐一方面注重效果，要求广播电视语言传播整体效果良好;另一方面侧重整体表现，要求传播主体在实现目的的过程中，表现得当且富于创造性，语言作品符合受众和社会对该类型、该内容的期待。根据以上六个标准，结合五类考察指标，遵循四项评价原则，我们不妨尝试对广播电视语言作品的艺术性做一个底线式的条件设置:

(1)明晰、生动地传达出传播内容。

(2)传达出的内容符合传播目的。

(3)传播方式与传播内容相统一，适切于其所关联的相关因素，和传播目的相吻合，适切传播体式，适合设定的传播对象，合乎受众期待。

传播主体范文篇10

在这样结构复杂的网络传播中，每一个人都同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可能前一分钟还在作为受者阅读信息，而后一分钟就可能在信息。网络中的匿名性特征满足了人们发言的欲望，受众的选择性行为更加突出，受众本位意识的崛起，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受众在接受海量信息同时,逐渐学会了思考,作为一个理性个体来判断每条信息的真伪和价值的大小,从而确定自己的意见并之,而不再像传统大众传播中的受众那样,做孤立无缘的、听之任之的“靶子”。

1.传受本位的新变迁当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之后,新的传播媒介,改变的不仅是新闻传播媒介的传统格局和新闻的采制方式、刊播方式和收受使用方式,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改变着传统的新闻传播观念,其集中体现就是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关系的变化。人们期望打破传播主体主导的传播模式,冲决单向的新闻传播模式,人们期望接受主体能与传播主体共同驾驭作为社会公器的新闻传播媒介。当新闻传播媒介越来越依赖广大收受者的选择而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时候，以传播者为本位的观念与实践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传受本位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新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由“传播者本位”为主导的传播模式向“收受者本位”为主导的传播模式变迁和转化。

2.传受互动的新追求互动的本质是人与人的互动、人与社会的互动。对于新闻传播来说，传播主体与收受主体的互动，互动的具体表现就是新闻传播由单向的发送式向双向的、多向的交流式转变，“交互性是指传播者和收受者之间的双向互动传播”。互动最突出的结果是强化了新闻收受者作为新闻活动主体的地位，使其与传播主体有更多的机会展开交流和对话。但更为重要的是，互动使收受主体从相对被动的角色转变成为相对主动的、与传播主体相似的观察者、分析者和发言者。在传统的大众传播中，受众总是被动地接受新闻媒体所传播的信息，只能在大众传媒为其“设置”的有限“议程”中作出选择，而无法同大众传媒进行平等交流。受众只有接受信息的权利而没有或较少利用大众传媒传播信息的权利。在网络传播时代,由于网络传播的双向性和交互性，传受关系随时变化，传者与受众的角色随时转换。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是点对面的传播，是一种直线性单向传播模式。而网络传播却是点对点的传播，受众可不受时空限制，与处于网络另一端的人或媒体进行互动交流。信息接受者又是信息传播者，这是一种高度循环性模式。受众要求传播权利的普及和平等参与。他们不但要共享传播的资讯，而且要共享传播资讯的权利。受众不但要主动地选择信息，与媒体交流对话，必要时还要直接参与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过程，成为真正的传者。

3.传受平等的新理想互动就是平等的交往。新的划时代的传播手段带来了划时代的交往方式，也就带来了划时代的交往主体之间的关系。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毫不夸张地说：“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没有营业执照的电视台。”日本一位学者指出：“当我们听到新闻记者这个词时，我们通常会想象出某个特殊的职业。但是在因特网时代，没有信息传送者和信息接收者之分。每个人都能够参与新闻工作……每个人都有向他人传播信息和知识的潜在能力。”在人们理想的新闻传播关系中，传播主体与收受主体是共同的新闻主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尊重、互为目的的平等主体间的关系。他们面对的共同客体是新闻时事、新闻传播内容，而不是各自的对方。他们共同驾驭和运用新闻传播工具，在主体间的和谐关系中，以统一新闻主体的方式共同完成新闻传播，共同享有关于新闻事实的信息，以达到共同的完善和发展。新媒体传播环境下的新闻传播活动逐渐由“传者中心”走向“受众中心”,受众地位强势化趋势日益明显,尽管存在的负面影响不可被忽略，但我们更应肯定受众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正面作用。凭借着传受平等新理念的产生，以及传播平台多元化的有利条件，传受互动的新时代对传媒业的发展贡献不可小视。

本文作者：张蕊工作单位：衡水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