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主体范文10篇

[摘要]国际传播主体是国际传播信息内容的发出者，是对国际传播过程产生直接影响的重要因素。由于传播技术手段的限制，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国际传播的主导者是国家，是代表国家行使管理职能的各国政府。互联网的出现，使国际传播中的传受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只要具备上网条件，任何人都可以摆脱相对封闭的信息环境，走入开放的、无疆界的信息空间。网络传播带来的传受关系的变化，使国际传播形态发生了相应变化，其结果是，国家（政府）不再作为主要的或唯一的传播主体主导传播过程，政府之外的其他机构与个人也摆脱了依附地位，成为了传播主体。这就使国际传播主体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一元走向多元。

[关键词]国际传播主体动态发展多元转变

Abstract:themainbod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sthepublisherofinformationcontent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itisalsoanimportantfactorwhichhasdirectlyinfluencetotheprocess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Duetothelimitationofcommunicationtechnique,thedominantpublishers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renationsandgovernmentswhichrepresentthenationstoexerttheobligationofmanagementinaquitlongperiod.Withtheappearanceofinternet,thepublishingandreceivingrelationship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hascharacteristicchange.AnyoneconnectedtoInternetcouldgetridoftherelevantcloseinformationenvironmentandcometoanopen,borderlessinformationspace.Thechangeofpublishingandreceivingrelationshipcausedbyinternethasalsochangedthestatus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ations(governments)werenotthemainofonlycommunicationmainbodyanymorewhichcouldconducttheprocessofcommunication.Otherorganizationandsinglepersoncouldgetridoftheadheringpositionandbecomethemainbodyofcommunication.Thesehavecausedtheessence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changedfromsingletomultiplechoices.

Keywords:MainBod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DynamicDevelopment,MultipleTransformations

这里的国际传播，主要是指传播者通过大众传媒向外传播的信息。而“国际传播主体”研究涉及的主要是大众传媒的这一头谁在传、谁有可能传的问题。

一、谁是国际传播主体

一、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及其分类

所谓价值客体，就是人类作为主体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所涉及的客观对象。广义上讲，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价值活动，活动所涉及的一切客体都是价值客体。在特定的价值活动中，主体所涉及的价值客体往往是多元的，对于主体来说，不同的价值客体具有不同的性质，处于不同的地位。有些属于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有些属于目的性质的价值客体，有些则是手段性质与目的性质兼具的价值客体。手段性的价值客体服从、服务于目的性的价值客体，受目的性的价值客体的支配和制约。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传播者作为主体所涉及到的价值客体相当多，我们根据价值客体的不同性质、地位和特征，大体上可以把它们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传播者作为价值主体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它包括摄影、摄像、录音、印刷、播放等设备，包括交通、通讯等工具，还应该包括新闻事实这一基本的物质条件。摄影摄像等设备以及交通通讯等工具，作为传播主体实现价值目标、价值追求的工具性、手段性的价值客体，应该毫无争议。但对新闻事实这一价值客体的认识，笔者与一些专家不同。笔者认为，新闻事实属于传播主体手段性、工具性的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价值客体，其基本理由是：

众所周知，早在1943年陆定一就对新闻与事实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极为明确的阐述。他指出，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新闻源于事实，是对事实的反映。这一论断得到了新闻界的普遍认可。与此同时，“新闻是信息”，②也已是业界的普遍共识。由此可见，新闻信息尽管是对新闻事实的反映，但“事实本身与对事实的认识是有实质区别的”。③事实与信息所指的客体不同，二者的区分是新闻传播活动的逻辑起点，新闻价值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把二者混为一谈，必然导致价值理论的混乱。

首先，新闻事实是社会主体价值活动的产物，对传播主体来说，是先在的、既定的、自然的、不可控制的、不可改变的。这就决定了传播主体只能把它作为价值创造活动的物质条件、前提、基础和起点。其次，新闻事实本身不能储存、不能压缩、不能复制、不能共享、不能传播，传播主体既没有权力改变事实本身，也没有权力处置事实本身。但新闻信息不同，新闻信息可以加工、可以储存、可以压缩、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可以传播。④传播主体的采访权、报道权等权利，是采集、加工、处置、传播新闻信息的权利，而不是处置新闻事实的权力。所以，以报道、版面、节目等各种新闻文本形式出现的新闻信息，才是传播主体价值创造活动的产物，才是传播主体创造的价值客体，即新闻价值客体。如果新闻事实是新闻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信息是新闻价值客体，传播主体就丧失了存在的必要。最后一点理由是，新闻事实本身既不能直接满足传播者的需要，也不能直接满足受众的需要。以矿难为例，作为事实本身，无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都没有遭遇这种事实的需要。但是，有关矿难的信息，无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都会产生强烈的需要，传播者需要有关信息（注意不是需要事实本身）进行传播，受众需要有关信息作为调整自己的行为、决策和认识的依据。因为矿难信息不仅有助于人们及时进行有效救援，而且能给人们提供前车之鉴，因而具有极高的价值。而矿难事实本身不仅没有价值，而且毁坏价值。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报道灾难性事件的重要意义，不在于事实本身有价值，而在于其信息有价值。由此可见，新闻事实的价值不等于新闻信息的价值（即新闻价值），传播者和受众需要新闻信息，可以获得新闻信息，但不一定需要新闻事实本身，传播者和受众不是当事人，即使需要事实本身，也不可能实现。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新闻事实只能是传播主体进行价值创造活动的物质前提、物质基础、物质资料，作为传播主体手段性、工具性的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价值客体。

[摘要]国际传播主体是国际传播信息内容的发出者，是对国际传播过程产生直接影响的重要因素。由于传播技术手段的限制，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国际传播的主导者是国家，是代表国家行使管理职能的各国政府。互联网的出现，使国际传播中的传受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只要具备上网条件，任何人都可以摆脱相对封闭的信息环境，走入开放的、无疆界的信息空间。网络传播带来的传受关系的变化，使国际传播形态发生了相应变化，其结果是，国家（政府）不再作为主要的或唯一的传播主体主导传播过程，政府之外的其他机构与个人也摆脱了依附地位，成为了传播主体。这就使国际传播主体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一元走向多元。

[关键词]国际传播主体动态发展多元转变

Abstract:themainbod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sthepublisherofinformationcontent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itisalsoanimportantfactorwhichhasdirectlyinfluencetotheprocess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Duetothelimitationofcommunicationtechnique,thedominantpublishers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renationsandgovernmentswhichrepresentthenationstoexerttheobligationofmanagementinaquitlongperiod.Withtheappearanceofinternet,thepublishingandreceivingrelationship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hascharacteristicchange.AnyoneconnectedtoInternetcouldgetridoftherelevantcloseinformationenvironmentandcometoanopen,borderlessinformationspace.Thechangeofpublishingandreceivingrelationshipcausedbyinternethasalsochangedthestatus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ations(governments)werenotthemainofonlycommunicationmainbodyanymorewhichcouldconducttheprocessofcommunication.Otherorganizationandsinglepersoncouldgetridoftheadheringpositionandbecomethemainbodyofcommunication.Thesehavecausedtheessence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changedfromsingletomultiplechoices.

Keywords:MainBod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DynamicDevelopment,MultipleTransformations

这里的国际传播，主要是指传播者通过大众传媒向外传播的信息。而“国际传播主体”研究涉及的主要是大众传媒的这一头谁在传、谁有可能传的问题。

一、谁是国际传播主体

一、播音主持的传播主体意识概述

（一）主体意识

“主体意识”是指主体的自我意识，它是人对于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是人之所以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根据。主体意识包括“自主意识”和“自由意识”两方面的重要内容：自主意识是指人意识到自己是世界的主人，在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中人居于主导和主动方面，同时人意识到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有独立自主的人格；自由意识是指主体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的就是要克服主客体的对立，实现主体的自由。主体意识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

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又反作用于存在。“主体意识”是主体对实践活动的反映，同时它又对实践具有能动作用。“主体意识有主观能动性，能够能动地认识探究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二）传播主体意识

我们收缩“主体意识”的外延，归结到大众传播学中来，结合自主意识和自由意识两方面重要内容，得出与之对应的传播主体意识也应包含的两方面主要内容：一、传播主体对自身所处环境的意识形态、体制的认知，以及对自身的地位、能力和价值的判断；二、传播主体在主体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对客体的认知、审美感应及价值判断，反过来它又能指导主体更好地改造客体。

摘要本文在深入细致地梳理分析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及其相应的价值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认识。

关键词传播主体价值客体价值关系

在新闻价值理论研究中，有专家提出“统一主体说”和“共同客体说”，认为传播者（传播主体）与受众（接受主体或受众主体）构成新闻价值关系中的“统一主体”，而新闻事实、新闻文本、传播效果等构成新闻价值关系中“共同客体”。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混淆了两个主体所处的不同的价值关系，导致了两个不同价值关系中价值主体及其价值客体的混乱。本文根据价值哲学的有关理论，专门探讨传播者作为价值主体所涉及的价值客体，并通过对这些价值客体的梳理分析，揭示传播者作为价值主体所形成的价值关系，并说明这种价值关系与新闻价值关系的区别与联系。

一、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及其分类

所谓价值客体，就是人类作为主体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所涉及的客观对象。广义上讲，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价值活动，活动所涉及的一切客体都是价值客体。在特定的价值活动中，主体所涉及的价值客体往往是多元的，对于主体来说，不同的价值客体具有不同的性质，处于不同的地位。有些属于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有些属于目的性质的价值客体，有些则是手段性质与目的性质兼具的价值客体。手段性的价值客体服从、服务于目的性的价值客体，受目的性的价值客体的支配和制约。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传播者作为主体所涉及到的价值客体相当多，我们根据价值客体的不同性质、地位和特征，大体上可以把它们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传播者作为价值主体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它包括摄影、摄像、录音、印刷、播放等设备，包括交通、通讯等工具，还应该包括新闻事实这一基本的物质条件。摄影摄像等设备以及交通通讯等工具，作为传播主体实现价值目标、价值追求的工具性、手段性的价值客体，应该毫无争议。但对新闻事实这一价值客体的认识，笔者与一些专家不同。笔者认为，新闻事实属于传播主体手段性、工具性的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价值客体，其基本理由是：

关键词：网络网络文学社会心理文学接受者

前言

自1997年一部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风靡全国之后，人们才开始关注网络上的文学；在“网易中国网络文学奖”的评选之后，随着网络上的网络、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网络文学”这个范畴方始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之内。发展到今天，网络已经成为文学的重要传播媒介（一些经典的著作都在网上有着电子版本）；当然也是网络文学最主要的传播媒介（一些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也有出版社出版发行，以书本形式传播）。由于网络文学本身尚处于发展阶段，其自身的要素还有许多不成熟、不稳定有待于发展的地方，对网络文学的诸多研究也处于探索阶段，甚至于对“网络文学”的概念还尚无定论。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网络给传统文学带来了多方面、不同层次的影响。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的现象，与社会中的人是分不开的。在以往传统的文学研究中，对文学活动主体的研究往往是最重要的方向之一。那么，网络文学一种新的文学传播媒介，其对文学主体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这种影响对文学本身又有怎样的意义呢？其是否改变了文学的本质？这些问题，各家从不同的方面入手，各有所说，尚无统一的定论。本文将借鉴社会心理学的一些观点，主要探讨网络传播媒介对文学接受主体的影响，并对此影响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认为网络成为传播媒介，使得网络文学，本质中审美的要素下降，娱乐性的成分上升。在本文中，笔者在讨论网络主体的整体特征的基础上，将网络文学的接受者和传统文学的接受者作简单的比较，并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分析网络文学接受者特有的心理特征，重点探讨网络对网络文学接受者造成的特殊影响。

一相关范畴问题

作为文学传播媒介的网络。从原始社会阶段“诗乐舞”一体的文艺活动产生以来，文学活动系统中，传播媒介总是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对文学活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根据传播媒介在文学互动上的特点来看，文学的传播经历了口头传播——纸张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几个阶段。应该说，每一种主导的传播媒介都是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口头传播阶段，文学主要是由人们面面相授传播的。这样，传播者有很高的权威性。这种方式生动形象，互动性很强，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创作、传播自己的作品。但是这种传播方式很受时空的影响。因此，远古时代的大部分的文艺作品都不能保存下来。进入纸张传播的阶段后，由于文字的使用，限制了大部分人的创作权利和自由。同时出版的审查制度，也使传播媒介成为权威机构的垄断工具。但是这种传播方式跨越了时空的限制，保存了大量古代的优秀的文学作品，使得读者有机会欣赏前人的，甚至是千年前的作品，为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书本的出现使得文学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书本文化至今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文学活动。电子传播一方面扩大了读者的范围，兼有字，音，画，多媒体的多种形式，但是基本上也被权威机构所垄断，在本质上与纸张传播大致相同。网络作为一种崭新的传播媒介，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第一，没有了以往纸张传播、电子传播的审查制度，没有特殊的原因，创作者一般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发表自己的作品的地方。第二，接受者的阅读环境发生了变化。以前主要是书本阅读，现在变成了对着电脑屏幕进行阅读，不同的阅读环境对接受者的心理和状态等等要素都会产生影响；第三，网络上创作者和接受者互动性交流活动增强。网络的作品所在的页面大多设有发表评论的地方，读者可以直接发表自己阅读后的感受，另外还可以通过QQ、E-mail、BBS等网络工具与创作者进行交流。

网络文学接受主体。这里我们谈论的文学接受者，不光是上网为了学术研究、文学交流的，有一定审美基础的读者，也不仅仅指那些文艺理论批评家们。这里的文学接受主体更主要的是泛指所有上网浏览网络上的文本的广大网民。

摘要：本文在深入细致地梳理分析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及其相应的价值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认识。

关键词：传播主体价值客体价值关系

在新闻价值理论研究中，有专家提出“统一主体说”和“共同客体说”，认为传播者（传播主体）与受众（接受主体或受众主体）构成新闻价值关系中的“统一主体”，而新闻事实、新闻文本、传播效果等构成新闻价值关系中“共同客体”。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混淆了两个主体所处的不同的价值关系，导致了两个不同价值关系中价值主体及其价值客体的混乱。本文根据价值哲学的有关理论，专门探讨传播者作为价值主体所涉及的价值客体，并通过对这些价值客体的梳理分析，揭示传播者作为价值主体所形成的价值关系，并说明这种价值关系与新闻价值关系的区别与联系。

一、传播主体的价值客体及其分类

所谓价值客体，就是人类作为主体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所涉及的客观对象。广义上讲，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价值活动，活动所涉及的一切客体都是价值客体。在特定的价值活动中，主体所涉及的价值客体往往是多元的，对于主体来说，不同的价值客体具有不同的性质，处于不同的地位。有些属于手段性质的价值客体，有些属于目的性质的价值客体，有些则是手段性质与目的性质兼具的价值客体。手段性的价值客体服从、服务于目的性的价值客体，受目的性的价值客体的支配和制约。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传播者作为主体所涉及到的价值客体相当多，我们根据价值客体的不同性质、地位和特征，大体上可以把它们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传播者作为价值主体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它包括摄影、摄像、录音、印刷、播放等设备，包括交通、通讯等工具，还应该包括新闻事实这一基本的物质条件。摄影摄像等设备以及交通通讯等工具，作为传播主体实现价值目标、价值追求的工具性、手段性的价值客体，应该毫无争议。但对新闻事实这一价值客体的认识，笔者与一些专家不同。笔者认为，新闻事实属于传播主体手段性、工具性的价值客体，而不是新闻价值客体，其基本理由是：

在这样结构复杂的网络传播中，每一个人都同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可能前一分钟还在作为受者阅读信息，而后一分钟就可能在信息。网络中的匿名性特征满足了人们发言的欲望，受众的选择性行为更加突出，受众本位意识的崛起，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受众在接受海量信息同时,逐渐学会了思考,作为一个理性个体来判断每条信息的真伪和价值的大小,从而确定自己的意见并之,而不再像传统大众传播中的受众那样,做孤立无缘的、听之任之的“靶子”。

1.传受本位的新变迁当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之后,新的传播媒介,改变的不仅是新闻传播媒介的传统格局和新闻的采制方式、刊播方式和收受使用方式,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改变着传统的新闻传播观念,其集中体现就是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关系的变化。人们期望打破传播主体主导的传播模式,冲决单向的新闻传播模式,人们期望接受主体能与传播主体共同驾驭作为社会公器的新闻传播媒介。当新闻传播媒介越来越依赖广大收受者的选择而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时候，以传播者为本位的观念与实践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传受本位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新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由“传播者本位”为主导的传播模式向“收受者本位”为主导的传播模式变迁和转化。

2.传受互动的新追求互动的本质是人与人的互动、人与社会的互动。对于新闻传播来说，传播主体与收受主体的互动，互动的具体表现就是新闻传播由单向的发送式向双向的、多向的交流式转变，“交互性是指传播者和收受者之间的双向互动传播”。互动最突出的结果是强化了新闻收受者作为新闻活动主体的地位，使其与传播主体有更多的机会展开交流和对话。但更为重要的是，互动使收受主体从相对被动的角色转变成为相对主动的、与传播主体相似的观察者、分析者和发言者。在传统的大众传播中，受众总是被动地接受新闻媒体所传播的信息，只能在大众传媒为其“设置”的有限“议程”中作出选择，而无法同大众传媒进行平等交流。受众只有接受信息的权利而没有或较少利用大众传媒传播信息的权利。在网络传播时代,由于网络传播的双向性和交互性，传受关系随时变化，传者与受众的角色随时转换。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是点对面的传播，是一种直线性单向传播模式。而网络传播却是点对点的传播，受众可不受时空限制，与处于网络另一端的人或媒体进行互动交流。信息接受者又是信息传播者，这是一种高度循环性模式。受众要求传播权利的普及和平等参与。他们不但要共享传播的资讯，而且要共享传播资讯的权利。受众不但要主动地选择信息，与媒体交流对话，必要时还要直接参与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过程，成为真正的传者。

3.传受平等的新理想互动就是平等的交往。新的划时代的传播手段带来了划时代的交往方式，也就带来了划时代的交往主体之间的关系。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毫不夸张地说：“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没有营业执照的电视台。”日本一位学者指出：“当我们听到新闻记者这个词时，我们通常会想象出某个特殊的职业。但是在因特网时代，没有信息传送者和信息接收者之分。每个人都能够参与新闻工作……每个人都有向他人传播信息和知识的潜在能力。”在人们理想的新闻传播关系中，传播主体与收受主体是共同的新闻主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尊重、互为目的的平等主体间的关系。他们面对的共同客体是新闻时事、新闻传播内容，而不是各自的对方。他们共同驾驭和运用新闻传播工具，在主体间的和谐关系中，以统一新闻主体的方式共同完成新闻传播，共同享有关于新闻事实的信息，以达到共同的完善和发展。新媒体传播环境下的新闻传播活动逐渐由“传者中心”走向“受众中心”,受众地位强势化趋势日益明显,尽管存在的负面影响不可被忽略，但我们更应肯定受众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正面作用。凭借着传受平等新理念的产生，以及传播平台多元化的有利条件，传受互动的新时代对传媒业的发展贡献不可小视。

本文作者：张蕊工作单位：衡水学院

摘要: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实践为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尤其为理论构建提供了实践的基础和现实的诉求。人是传播关系的总和，人的存在体现了交往的本质，交往思想与跨文化传播的契合性从学理上为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了依据，而构建以交往思想为核心的“交往话语权”范畴可以消解中国跨文化传播实践中存在的单向灌输所产生的疑虑和紧张感问题。实现“交往话语权”的路径包括传播者和传播对象的话语权，其所强调的双主体地位有助于构建文化融合，提升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性。

关键词:交往思想;中国跨文化传播学;交往话语权;范畴构建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跨文化传播基于一系列与文化相关的范畴(如“文化”“文化与认知”“文化与传播”等)，构建了“一维时间观”“多维时间观”“高语境”“低语境”“跨文化适应”“跨文化冲突”等新范畴，奠定了该学科的发展基础。20世纪70年代后期，跨文化传播经历了对自我的反思，重新定义了“跨文化传播学”范畴，引入“道德伦理”范畴，旨在解决该学科的身份认定问题。随着跨文化传播学从民族志研究方法向民族主义中心传统和公平问题的转换，该学科又出现了诸如“他者”“濡化”“涵化”“公平”“平等”“认同管理”以及“本土文化”等范畴(罗雯，2006:141;张美伦，2012:163;戴晓东，2012:A06;安然，2013:55)。这些范畴试图解决跨文化传播实践中文化帝国主义与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支配与公平问题，探索民族国家如何促进跨文化间非垄断化市场和多元化新闻传播空间的原则，从而使新闻传媒成为文化传播的论坛(罗雯，2006:142)。从全球的视角来看，跨文化传播学长期以来一直坚持“欧美中心”的理论和方法。目前，国外学者提出了“非洲视野”和“亚洲视野”来挑战“欧洲中心”。中国近年来的迅速崛起以及围绕“中国模式”展开的争议为中国学者参与这一挑战提供了历史机遇(施安斌，2011:41)。其中，中国学者对中国跨文化传播的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学界论述了“他信力”“在场”“交流力”等范畴(单波，2011:105;李建军，2013:84)，强调了跨文化传播的交往性以及对话关系中他者对促进跨文化传播的作用。这些研究将交往思想纳入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抓住了跨文化传播的本质，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这也符合当前中国跨文化传播的实际需求。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导下，国家对软实力建设的重视和投入不断强化，中国对外文化传播与交流呈现出新的内容和形式，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为跨文化传播学的发展创造了最佳契机。跨文化传播研究成为中国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李永杰，2014:A02)。与此同时，中国对外文化传播也存在一些问题，在传播内容上较多关注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较少注重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的融合;在传播方式上，多强调文化输出和单向宣传，其强烈的传播者主体性难免造成传播对象的抵触心理，甚至是疑虑和紧张感(李建军，2013:81)。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学者急需做进一步的理论思考，尤其是如何实现从“作为材料的中国”到“作为方法论的中国”再到“作为主体间性的中国”的转化(阿拉达日吐，2016)。本研究将立足于交往思想，指出问题的根本在于能否正确处理跨文化传播实践中传播者及传播对象的关系，并从传播者与传播对象双主体出发，通过构建“交往话语权”范畴进一步丰富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探讨，也借此阐述如何解决中国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1交往思想与跨文化传播的契合性

1．1交往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纵观交往研究的历史，我们发现，关于交往的讨论不是西方独有的，也不是近现代的专利。古今中外思想家们对交往的论述充分反映了交往是人类的一种存在模式。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交往的探索集中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天人合一”的自然发展说。其中，儒家提倡的“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就是通过交往有序化制度，即礼制来规约人与人交往的行为规范，其中以礼治国的理念强调，如果每个人都具备了完美的社会理性，并依照交往规则行事，那么社会一定是和谐有序的。儒家交往思想从人的本体角度关注了实现人与人和谐交往的道德标准，倡导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以及礼仪制度，对后代中国人的交往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丁大同，1997:56)。与中国古代交往思想相比较，西方关于交往的研究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将交往上升为概念和范畴，从本体论角度分析交往主客体的变化及其活动机制。这些研究成果大致分布在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伦理学等领域。在哲学史上，从洛克的认识论到休谟的情感论，从霍尔马赫的功利主义交往观到康德的辩证对立统一交往原则，从费尔巴哈的感性回归到马克思的交往社会实践性本质，这些论述无不展现了早期西方哲学家对交往思想立体和深入的探索。现代交往思想则以同处于后工业化时代的雅思贝尔斯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为代表，二者都超越了交往的客观性和物质性，用主体间观念代替主客体观念，从精神、思想层面探索交往的意义。同样对现代交往思想做出贡献的是巴赫金，他的交往对话理论对个体独立性和个体间交往对话关系的论述充分体现了“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往”的思想(巴赫金，1998:340)。1．2现代交往思想的核心内涵。现代交往思想产生于人对自身的深切关怀，反映了人的主体性及主体间性的交往特点和交往的本质。首先，由于交往是人的存在方式，它成为人的社会本性的体现，又确证和实现着人的本质。交往思想以人的主体性为出发点，以人的独立、自由、平等为最终目标，对主体性的尊重体现了人对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诉求，是对人的自由、解放和理性精神的张扬。正是出于对人的主体性的重视，哈贝马斯(1989:35)力图建构交往理性，以对抗旧的工具理性对人的主体意志的压迫。与此同时，他赋予话语新的交往意义，认为话语作为交往的语言符号工具，具有协调人类交往和相互理解、达成行为一致和共识的功能，是一种交往资源。他进而主张，为了促进人的交往，解放人的主体性，人的交往应该在话语方式上实现从控制式和劝导式话语向对话式话语的转变，在话语内容上贴近人的生活世界，在话语之中融入人的情感。哈贝马斯作为一名从事社会批判理论的学者，他的交往行为理论立足于现实社会，从宏观社会学视角探索人的生活世界，指出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制度与生活世界的严重脱节，技术、科学以及金钱、权力等中性媒介侵入和强占了人作为主体的生活世界，抵消了生活世界对于社会整合应起的作用(傅永军，2003:9)。交往思想同时也强调主体间性的意义。主体间性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反映了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环境、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往关系。如果说主体性是人相对于自然和社会对人自身的理性思考，主体间性则突破了传统主客二分的交往模式，实现了从主客模式向主主模式的转化，为探索我与他者、我与环境的交往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石。巴赫金在论述交往对话语言观时指出，形式主义语言学的缺陷在于隔绝了语言与人的关系，隔绝了说话人与受话人两个主体之间的联系，因而只是主体－客体的、静态的、非交往动态的关系，而他的语言哲学观则“超越了形式与内容这个僵死的二分法”，运用文化阐释模式，将文化看作是由多重话语构成的、拥有各种独立主体即“自我”和“他者”的东西，“从而开拓了一条融符号意识、话语理论和交往精神为一体的语言哲学道路”(托多罗夫，2001:173)。1．3交往思想与跨文化传播的契合性。跨文化传播是人类悠久的历史中长期存在的交往方式，这是由文化的交往性所决定的。交往是文化的核心，文化的独特发展规律只有通过交往互动才能被感知，由此决定了文化传播的交往性(霍尔，1991:206)。同时，人作为传播关系的总和，其地位是第一位的，人的交往本质自然也成为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单波，2011:108)。跨文化传播是来自不同文化的社会群体间的传播，由此决定了人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因此，跨文化传播研究必须以文化与人的交往为基础，体现交往的本质。交往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的重要活动，交往促进了文明的流通，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借鉴与吸收，在漫长的人类交往活动中形成了许许多多的交往智慧，这些智慧应当成为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的重要思想资源。因此，交往思想既体现了人的本质特征，也反映了文化传播的本质，二者的契合性决定了交往思想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理意义。与此同时，中国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实践成果也证明了交往思想与跨文化传播的契合性。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本质上就是交往，这种交往既是国际的又是区域的，既是双边的又是多边的，既是陆上的又是海上的，既是跨国的又是跨洲的，是跨文明跨文化的交往。“一带一路”倡议正是遵循着交往思想，在共建共享中不断加深经贸、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安全和生态建设、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各领域的广泛交往和合作，合作共赢理念已经转化为行动，愿景正在转变为现实。这种美好的未来需要建立在交往互动、共同发展的基础上，不仅是中国的项目和工程在沿线国家落地生根，沿线国家人民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实际收益。上海洋山港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正在实现“东方大港”的百年梦想，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作为地中海地区重要的集装箱中转港、海陆联运桥头堡、国际物流分拨中心，也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重新焕发活力，成为希腊和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内通力合作的结晶(新华网，2108)。作为全球发展合作的交往新平台，“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促进了中国走向世界、重构对外开放，而且在交往中与世界各国分享了中国的发展机遇，让各方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

2构建“交往话语权”范畴的必要性

摘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受到广泛关注，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中国文化对外开放的新要求。文章以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为背景，提出要充分考虑文化交流与传播接受对象特点的精准式文化传播，探讨了精准文化传播的模式与要素，提出了依据传播主体与传播客体精准确定传播内容、依据传播客体与传播内容精准确定传播渠道的精准式文化传播策略。

关键词：对外交流；精准式文化传播；大众传播

1精准式文化传播的模式

精准式文化传播是指针对文化传播对象的不同特点，选取合适传播内容，运用科学有效传播渠道进行的文化传播。与精准文化传播相对应的是粗放式文化传播。长期以来，我们对海外受众认知特点和规律的研究不够重视，实证性研究也较少，对外文化交流传播往往不分对象采取“一视同仁”的方式，交流传播效果不太显著。如果不对文化交流传播对象的历史、传统、信仰、习俗等加以研究，不加区别地以相同标准、内容与形式进行文化交流传播，就很容易造成文化传播的壁垒性障碍，无法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个别情况下甚至可能引起文化交流接受对象的排斥[2]。因此，要变“以我为主”的对外传播模式为精准式文化传播，构建一种“你我结合”的对外传播模式。我们所提倡的文化传播不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单向输出，不是要求对方无条件认可、接受、内化中国文化，而是在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基础上进行的文化交流，是国家间民族间的互通有无、信息交换、相互借鉴，通过交流互鉴互学共同促进和丰富世界文化的发展。“以我为主”的文化传播模式中，传播者的主观想法决定了双方文化交流的内容与形式：传播内容选取的是传播者想要交流的文化素材，传播形式选取的是传播者擅长与熟悉的方式方法。这种以传播者为中心的方式过度关注传播者的主观态度而忽略被传播者的需求与特点。文化传播受众是独立存在的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生存背景和生活习俗，他们兴趣爱好不同，思想不同，行为不同，所以这种传播模式对于那些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有相关文化背景的海外受众来说会有较好的传播效果，但是对于那些不了解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不感兴趣，甚至是文化价值观与中国文化不尽相同的受众来说则很难引起共鸣，传播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当然，对外文化交流传播也不能采取一味迎合对方、受受众支配的传播模式。一味迎合受众者需求，很容易在只选取符合对方价值体系的文化内容进行交流的过程中迷失自己。正确的文化传播模式是“你我结合”的模式，即既关注受众的需求，又不失自己的观点与态度，将传播者的声音巧妙地传达给文化受众，达到“润物细无声”的交流与传播效果。

2精准文化传播的要素

一般来说，传播有5大要素，分别是传播主体（传播者）、传播客体（受传者或受众）、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媒介）、传播效果（反馈）。兹择其要者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