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史范文10篇

“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尽管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化传播的相关现象早已有所关注，但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方传播学被引内地以来，大陆学者才开始尝试以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固有文化传播的历程，历经三十年已取得一定成果，为这一课题开辟了新的天地。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分支，文化传播研究有自己的边界。所谓“文化”，指的是以观念形态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文明体系，即钱穆所谓:“文化”是关乎人类群体生活的精神层面，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的东西川。“传播”则是传播学最基本的概念，按照施拉姆的定义，指的是信息经过社会信息系统运行而实现的交流及其影响。传播学视域下的“文化传播”研究把社会信息的传递视为文化保存、传承、蜕变、增殖的过程，关注文化通过社会信息系统得以传承的问题。事实上，“文化”与“传播”关系密切，有文化则必有传播，传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有传播则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动，人类正是通过文化的代代相传，构建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文化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类型。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完整的传播活动需要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受传者、媒介、传播内容和反馈，其中传播者(主动进行信息传递的人)和受传者(接受信息并作出反映的人)是传播活动的主体，传播媒介是承载信息的载体和渠道，传播内容指的是传播活动具体传递了什么性质的社会信息，它们涵盖了传播活动的基本方面，传播学者在文化传播史领域的研究也可以这三个维度来概括。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新时期以来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作一总结，并例举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传播主体研究方面，大陆学者关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较具特色的文化传播活动，特别是活动者的身份、在何种传播思想的指导下如何进行，造成何种社会影响，试图以此另辟蹊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特点重新评估。

其中，文化传播活动主体的社会身份及其方式研究可谓关注者众，成果也较多，不乏有意义的创见。1988年出版的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堪称内地最早从传播学角度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尝试之一。该书在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上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例如作者指出不同于西方，作为古老的农业文明，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组织如家族、乡社、职业社团、信仰团体等等通过家教、社祭、乡帮行会的活动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传播和维系着传统文化。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成书时间亦较早，作者将目标聚焦于唐代，指出其时的社会信息传播分为官方、民间和士人三个层面，与它们密切相关的官方主导文化、大众民间文化和士人经典文化由此形成。毛峰的《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05年出版，对中华文化独有的精神内核与传播方式进行了深人辨析，例如作者总结传统中国的特色之一即在制度中特设纳言之官主管审查政令，三礼之官总掌祭祀，典乐之官主管全国教育学术文化，司徒之官负责敦风化俗协调人际关系，“四官”不但负责实际事务，同时都担负着传播文化，在精神上引领民众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大陆出版了数部中国传播史，如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及《中国传播史论》、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王醒的《中国古代传播史》、赫朴宁与陈路等合著的《中国传播史论》，尽管在侧重点上与前几部专著不尽相同，但大多史论结合，不但向读者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现象，还对它们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其中在关于传播者的身份研究方面，多能对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现象加以特别关注，例如李敬一特别指出，中国社会向来重史，史官制度完备，史官记事对于纪录和传承文化具有特别的意义;王醒亦提醒读者，中国的邮骤官员及其系统自夏商周时代即已有之，作为官方所建立的社会信息系统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摘要：文章指出邢台市历史文化资源对外传播的重要性，通过分析邢台市历史文化资源的对外传播现状，提出了提升其对外传播质量的途径；特别强调了对外传播翻译工作中应该遵循的两个原则，为相关外宣工作人员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邢台；历史文化资源；对外传播

一、邢台市历史文化资源对外传播的重要性

21世纪，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足迹沿着“一带一路”走向世界更远处，中国的对外文化传播工作也随之走遍全球。作为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中国拥有光彩夺目的历史文化遗产，做好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对外宣传工作对于中国增强文化自信意义重大。邢台作为殷商古都，蕴含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精神，而且这些资源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是邢台地区优秀的文化遗产。做好邢台市历史文化资源的对外传播工作，对于扩大邢台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打造邢台的城市文化名片，提升邢台的文化软实力，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要使邢台市历史文化资源为越来越多的海外人士所认识、理解和接受，就必须打破文化和语言的隔阂，因此，将历史文化资源整理翻译成相应的外国语言文字成为历史文化资源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邢台市历史文化资源对外传播的现状

在众多仁人志士的共同努力下，邢台市历史文化资源的整理记录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成绩有目共睹。截至目前，已经出版了《邢台历史文化论丛》、《邢台历史经济论丛》、《郭守敬研究》、《三代文明研究》、《邢台通史》、《邢台历史文化辞典》、《邢台历史大事件》、《邢台县历史文化读本》、《邢台历史之谜》、《人文邢台选集》等数十种历史文化研究书籍，成立了邢台历史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研究队伍日益壮大，涌现出一批历史文化研究的带头人。在整理研究历史文化的同时，市政府重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发掘、抢救、保护与整理工作，对卧牛城传说、顺德扇鼓、邢台皮影、内丘神码、巨鹿织锦、太平道乐进行立项保护。其中内丘神码已列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另外，邢台市政府、邢台县政府、社会团体和高校组织已经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旅游文化宣传活动，如中国•邢台天河山七夕爱情文化节、清河县乡村旅游暨山楂节、秦王湖牡丹节、九龙峡桃花节等，这些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旅游文化交流活动吸引了国内外大量专家、学者和游客前来考察、学习和欣赏。然而关于历史文化资源的对外传播研究为数不多，目前已经发表的相关论文有《邢台文化手工艺产品的对外传播及英译策略研究》[1]；《邢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英译调查研究》[2]；《河北省旅游公示语英译现状与对策研究——以邢台市为例》[3]。这些论文对邢台市历史文化资源的对外传播现状做了研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善的建议和对策。比如，庞云玲提出政府要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的投入，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水平专业翻译人才的培养等。然而这些研究都停留在理论阶段，很少有实质性的成果可供借鉴和应用。

地方历史文化蕴含着人们的安身立命之道，是人类社会生活经验的结晶，是社会创造力和活力的源泉，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历史文化不是用来摆设和炫耀的，也不是仅用来追忆和缅怀的，而应是“混混源泉，一朝掬饮，终生受用”[1]。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创造。2013年考察中国孔子研究院时提出了“四个讲清楚”，其中提到“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方历史文化一定是最好的滋养品。传承和传播历史文化的精髓是对当代教育理念缺憾的补偿，是提高全民人文精神素养的时代要求，是文化繁荣的需要，是构建幸福和谐社会的需要。历史文化的普及和传播对民族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地处粤西的广东省肇庆市，作为岭南名郡，有着悠久独特的历史文化，然而除端砚文化、包公文化较为人称道外，其他许多优秀文化内容并不被大众所熟知，因此，有必要结合实际进一步对肇庆历史文化传播策略展开探讨。

一、肇庆市历史文化及其发展的内在要求

传承、传播历史文化是当前文化建设大发展的时代需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策略，这对于地方历史文化的弘扬与创新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肇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广府文化的发祥地，是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的交汇处，有着悠久独特的历史文明、丰富的文物古迹，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十分厚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包公文化、宋文化、端砚文化、龙母文化、六祖文化、红色文化、古建筑文化、摩崖石刻文化等历史文化资源包容兼备、交相辉映。在肇庆历史系列文化中以包公文化内涵最为丰富，以宋文化最具有代表性，以端砚文化最具特色，以龙母文化最具有地域性。肇庆在广东的经济改革建设大潮中属于后起之秀，如今已进入到了发展的新阶段，迫切需要文化的支撑。可以说，文化实力决定着一个地方的发展水平和后劲。立足实际，文化强市，是肇庆提升历史文化名城影响力的战略选择。早在2011年《中共肇庆市委肇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省委省政府加强社会建设决定的实施意见》中就提到，“大力培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灵魂、以肇庆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为底蕴、以现代文明素质为特征的‘开放兼容，务实进取’的新时期肇庆人文精神”。《意见》中还提到“要加强历史文化教育”。《肇庆市“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到，“大力发展先进历史文化，着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和“大力建设培育以肇庆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为底蕴、以现代文明素质为特征的肇庆人共有的文明和谐家园。”2016年肇庆第十一届八次全会指出：“加快构建现代文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新兴业态。”《肇庆市“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深入挖掘特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好肇庆地域文化”和“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由此可见，将地方文化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精神性的东西融入到人们生活中已成为时展的要求。所以，无论是从历史发展还是从时展的要求来看，加强对地方历史文化的弘扬是当前急迫的任务，应在广大民众中普及和传播肇庆历史文化，挖掘其思想精神，探寻新的传播策略。

二、肇庆市历史文化传播存在的问题

2016年3月，课题组在肇庆当地和与肇庆毗邻的佛山以及近距离的东莞进行了对肇庆历史文化传播现状的问卷调查。调查以定向部分企事业单位和随机访问路人的形式展开，本次调研活动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有效问卷320份。以下是几个关键问题的访问情况，由此可管窥肇庆历史文化传播状况。问题一：“您知道肇庆是远古岭南文化、广府文化和白话（广府话）的发祥地吗？”籍贯为肇庆的受访者中只有40%表示知道，籍贯为肇庆地区以外的受访者中95%表示不知道。问题二：“您了解肇庆具有哪些地方特色文化？（多选）”25%的人了解包公文化，28%的人了解端砚文化，12%的人了解龙母文化，15%的人了解宋文化，而相当部分的受访者表示都不太了解。问题三：“您了解肇庆有哪些历史文化古迹？（多选）”30%的人了解七星岩，35%的人了解鼎湖山，5%的人了解梅庵庙，5%的人了解宋城墙，8%的人了解包公祠，6%的人了解阅江楼，5%的人了解龙母祖庙，而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从未了解。问题四：“您认为哪种途径对于传播肇庆历史文化更有效？”28%的受访者赞同电视、报纸、广告等媒体，32%的受访者赞同发展旅游，举办各种类型的主题文化活动，而40%的受访者认为利用网络、手机台、客户端等新媒体形式更有效。此次调查问卷基本上涵盖了课题研究需要的信息资料，题型较为全面、便于填写和统计。调查的数据结果差强人意，课题组认为这是由于调查所在地为珠三角，珠三角外来人口较多，当然对地方历史文化认知单薄。但调查资料还是可以清晰地表明肇庆及其文化资源并不为人们所熟知，即便是肇庆本地人对肇庆历史文化的认知也是较为粗浅，人们更愿意通过新媒体的传播形式去了解地方历史文化。事实上，肇庆作为传统意义上历史文化城市的“印象”正被快速消融，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经济已然成为政府工作重心。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最终依赖文化的反哺，所以在政府资源投入有限的情况下，更需要创新有效的文化传播手段。

三、新媒体对历史文化传播的启示

概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同时是高度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国家。为维护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国家，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历代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建立了复杂庞大的邮驿传播制度进行信息控制，而对于与少数民族的交流则属于跨文化传播。本文指出，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运用政治传播和文化传播原理去分析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变迁，这样可对多民族文化的融合能力得到有力的解释。这样，也许可以使我们发现那些被大量细节掩盖着的少数民族新闻重大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少数民族新闻传播，跨文化传播，政治传播

1913年（癸丑年），是中国报业史上的灾年。袁世凯为了达到专制独裁的目的，派人刺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镇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与此同时，袁世凯对国民党系统的报纸和其他反袁报纸进行摧残，大批报馆被查封，大批报人被杀害。到1913年底，全国报纸由年初的五百多家减少到一百三十多家，史称“癸丑报灾”。

但是，同时有几份少数民族报刊却在此时创刊了。他们是《蒙文白话报》、《藏文白话报》、《回文白话报》。

为什么会在报业万马齐喑的时候，“怪异”地出现这三份报纸？

一，从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怪异”现象说起

概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同时是高度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国家。为维护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国家，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历代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建立了复杂庞大的邮驿传播制度进行信息控制，而对于与少数民族的交流则属于跨文化传播。本文指出，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运用政治传播和文化传播原理去分析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变迁，这样可对多民族文化的融合能力得到有力的解释。这样，也许可以使我们发现那些被大量细节掩盖着的少数民族新闻重大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少数民族新闻传播，跨文化传播，政治传播

1913年（癸丑年），是中国报业史上的灾年。袁世凯为了达到专制独裁的目的，派人刺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镇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与此同时，袁世凯对国民党系统的报纸和其他反袁报纸进行摧残，大批报馆被查封，大批报人被杀害。到1913年底，全国报纸由年初的五百多家减少到一百三十多家，史称“癸丑报灾”。

但是，同时有几份少数民族报刊却在此时创刊了。他们是《蒙文白话报》、《藏文白话报》、《回文白话报》。

为什么会在报业万马齐喑的时候，“怪异”地出现这三份报纸？

一，从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怪异”现象说起

论文摘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内地学界对“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历经三十年，在传统文化传播的主体、媒介和内容三个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在史料梳理、理论建设和成果的实践应用方面存在不足，未来仍具备较大的拓展空间。

论文关键词：文化传播传播主体媒介传播内容

“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尽管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化传播的相关现象早已有所关注，但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方传播学被引内地以来，大陆学者才开始尝试以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固有文化传播的历程，历经三十年已取得一定成果，为这一课题开辟了新的天地。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分支，文化传播研究有自己的边界。所谓“文化”，指的是以观念形态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文明体系，即钱穆所谓:“文化”是关乎人类群体生活的精神层面，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的东西川。“传播”则是传播学最基本的概念，按照施拉姆的定义，指的是信息经过社会信息系统运行而实现的交流及其影响。传播学视域下的“文化传播”研究把社会信息的传递视为文化保存、传承、蜕变、增殖的过程，关注文化通过社会信息系统得以传承的问题。事实上，“文化”与“传播”关系密切，有文化则必有传播，传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有传播则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动，人类正是通过文化的代代相传，构建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文化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类型。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完整的传播活动需要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受传者、媒介、传播内容和反馈，其中传播者(主动进行信息传递的人)和受传者(接受信息并作出反映的人)是传播活动的主体，传播媒介是承载信息的载体和渠道，传播内容指的是传播活动具体传递了什么性质的社会信息，它们涵盖了传播活动的基本方面，传播学者在文化传播史领域的研究也可以这三个维度来概括。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新时期以来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作一总结，并例举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摘要：媒介资料是妇女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从传播学视角出发对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媒介资料使用进行梳理后发现，存在“事实记录”“建构性文本”“传媒意图”三种认识媒介资料的方式，产生了多元化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基于媒介的特殊性，有必要引入传播学的视角、理论和方法重新认识这些历史资料。

关键词：媒介资料；妇女史研究；女性主义

一、引言

在传统历史研究中，男性的历史被视为人类的普遍历史，历史讲述和历史研究反映的都是男人的经验、兴趣和关注。随着20世纪60年代第二波女权运动的活跃，历史学者开始努力摆脱男性史学的研究方法、立场与价值观，采用社会性别的观念与方法重新建构人类历史［1］。在妇女史的发展过程中，媒介资料成为宝贵的史料资源。本研究以传播学的视角分析妇女史研究对媒介资料的使用，发现主要有“事实记录”“建构性文本”“传媒意图”这三种认识媒介资料的方式，不同的认识方式导致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结论。

二、妇女史研究的史料应用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在传统史学研究当中，历史学家主要依据官方文献、地方志和私人记载等作为研究资料。这些材料的记录者、创作者多为男性，不可避免地存在对妇女问题的漠视和忽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传统概念上的史料无法满足妇女史研究的需要，因此史料认识的革新对妇女史研究来说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为了从历史中挖掘妇女的身影，历史学者日益注意搜集口述、日记、医疗记录等资料，文献、档案、墓志、出土文书等多种新材料也被纳入妇女史研究当中［2］。此外，随着中国大众媒介的发展，研究者开始将目光聚焦于杂志、报纸、插画、电影等大众媒介资料。研究者对媒介资料认识的差异，导致多元化的研究主题和方法。

一、淮河流域的历史文化

1.淮河流域地理特征和生存环境。淮河流域的发源地与长江、黄河的发源地青藏高原有所不同，桐柏山面积大并且较高，有充足的水源以及大量的积雪。但是，淮河流域的南面是大别山系，西面是伏牛山系，但我国的地貌特征是北高南低、西高东低，所以，淮河流域就覆盖了伏牛山以东、大别山以北、黄河中下游以南的地区。淮河流域是山地与平原并存，但多数以平原为主。淮河流域的主要支流都在黄河中下游以南的黄淮平原。黄淮平原的形成是由于淮河干支流的洗濯滋养及黄河的泛滥冲刷淤积，正因如此，地形地貌也较为一致。这里阡陌纵横、土地肥沃、交通便利，适合种植稻谷类的植物，并且有助于各种经营和生产的开展。与黄淮平原相比，淮河上游和以南区域是大别山和桐柏山，多为沟壑和山脉峰岭，有着十分显著的区别，在种植物上也由于地理特征产生了较大的区别，该地区更加适合养殖水产品。2.淮河流域生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淮河流域的生产方式及农业耕作由于气候条件与地理地貌造成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有着明显的区别。从原始社会到后来的传统农业文明，淮河流域的农业种植既包括水田耕作，也包括旱地作物；既包括山地种植特色，也包括平原耕作方式；还包括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以及河塘水域的生产方式，充分体现出黄河文明向长江文明过度的阶段[1]。由于多元化的生民来源也造成淮河流域人民群众生活方式及生产方式的多样化。此外，由于淮河水系的庞大，降雨量十分充沛，淮河流域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还体现出与水密不可分的情况，所以，淮河流域的历史文化具有一定的“水文化”性质。通过近些年考古，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的本来面目开始被逐渐揭晓。通过分析淮河中下游的文化遗址，得知了当时淮河流域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特色，形成了浓郁的当地土著特色，成为淮河流域历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的对外传播

一个流域的文化影响力，一方面来自于其具有魅力与特色的内容，另一方面来自于是否具备强大的传播能力与有效的传播途径。历史文化的对外传播应是政府和政府中的机构来引导进行国家之间的文化合作与交流。不断强化淮河流域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提高淮河流域在国际上的美誉度及知名度，促使淮河流域的历史文化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现淮河流域的特色与魅力，就必须加强淮河流域历史文化对外传播的工作。近些年，各省政府、省委对外宣工作十分重视，并且付出了一定的努力。淮河流域历史文化在国际上的知名度逐渐提高，在世界上树立了独具魅力的淮河流域文化形象，同时也向文化强流域的目标不断前进。首先，处于淮河流域中的各省都举办了频繁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并运用多样化的文化传播途径。各省都以文化为载体、以对外为空间、以交流为手段，通过社会科学、艺术、文化、科学、卫生、教育、旅游、出版、新闻、体育等领域的交流活动，有效地扩大了各省的对外文化交流。重点构建知名的主打品牌，并且在各个国家举行淮河流域历史文化周，大量地展示民间艺术、图片展览等，将淮河流域的文化资源魅力更好地展现给世界各国人民，淮河流域的历史文化获得了许多海外观众的喜爱和赞赏[2]。其次，处于淮河流域的各省的宣品制作水平及设计都在不断加强，并且种类别致新颖、丰富多样，是淮河流域历史文化对外传播的一大亮点。外宣品主要是以光盘、影视片、画册以及图书等形式为主，大量各领域、各行业、各种对外交流的外事交往及外事出访等活动，在淮河流域历史文化对外传播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外宣品能真实地展现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的悠久、自然景观的优美，充分激发国外对其的关注和兴趣，同时，还能最大化地展现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的特色与魅力，促进对外宣传的工作，成为对外传播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的重要途径。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的对外传播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在传播效果上依旧存在一定的问题，不足之处还较为明显。所以，需要通过加强外译工作质量与效率来有效提高淮河流域历史文化对外传播的成果。

三、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的外译策略

加大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必须构建行之有效、覆盖广泛及传输快捷的对外传播文化体系。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的外译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语言转换促使淮河流域历史文化走入异域，让他国人民感受并接触到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的独特风采和深厚内涵。外译工作对于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的对外传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淮河流域中的安徽省、江苏省、湖北省以及河南省必须首当其冲，将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的对外传播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对待。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的外译是符合构建文化强流域的大背景，以及对外传播文化的有效途径。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的外译无疑能推进淮河流域历史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互动以及共同发展[3]。淮河流域历史文化以其浓厚内涵及独特色彩成为中华文化中的伟大瑰宝之一，同时也构成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多元化不可缺少的要素。翻译属于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对于文化繁荣与构建具有无法取代的积极作用。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的翻译不仅能宣传各省的特色文化，增加淮河流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还能让外国人更加了解、探究、欣赏淮河流域的历史文化，有效促进淮河流域历史文化宣传的深度和广度。根据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的对外传播以及外译工作需要，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的外译活动需要由专业理论作为指导，同时由专家学者积极研究和探讨。现阶段，对于淮河流域历史文化外译的研究和实践依旧较少，根据已有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关于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翻译活动的研究较为零散，并没有构建一定的体系。第二，注重培养我国中译外人才队伍，提升队伍的综合素养，解决淮河流域历史文化外译人才稀缺的主要问题。近些年，处于淮河流域各省的高校都相继开设了翻译专业硕士教育，并且将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的外译课程引入其中，进一步为淮河流域历史文化外译人才培养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第三，为了更好地将博大精深的淮河流域历史文化传出国门，政府力量是必不可少的，相关部门应在资金以及法律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帮助对外传播以及外译工作的开展。与此同时，从提高文化软实力的角度出发，不断推进和关注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的对外翻译工作，进一步强化国内外的合作与交流，有效提升淮河流域历史文化对外传播与外译工作的国际化。

［内容提要］20世纪是世界新闻传播业蓬勃发展的一个世纪。新闻传播经历了两次大的飞跃：第一次是传播领域由“小众”到“大众”的飞跃；第二次是由单向传播到双向、多极传播的飞跃，它为“新经济”奠定了基础，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信息传播的开放度，促进了大众传媒的更新。

即将过去的100年，是世界新闻传播业蓬勃发展的100年。如果说，这100年起始于新闻传播的一次飞跃——从“小众”到“大众”过程的完成，那么，世纪末则实现了另一次飞跃——由单向传播到双向、多极传播的转变。这一次飞跃的意义较上一次更为深远，因为它已不仅是媒体自身形态的变化，它的变化还引起了社会经济形态的相应变革(或者说它本身也成为了一种经济形态)，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第一次飞跃被记录在新闻传播史中，第二次飞跃则被书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

一、第一次飞跃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当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候，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的“大众化”报纸，真正具有了大众化的内涵。这一时期，报纸的发行量直线上升，由过去的几万份增加到十几万份，几十万份乃至上百万份；读者范围也不断扩大，由过去的政界、工商界等社会上层人士拓展到中下层民众。这种由量的积累而产生的质的飞跃，宣告了一个时代——大众传播时代的来临。

这一次“飞跃”的意义或作用在于：

首先，它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达到顶峰(或曰“最高阶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是资产阶级报业发展的先奏，而报业的发展水平又直接反映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

概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同时是高度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国家。为维护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国家，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历代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建立了复杂庞大的邮驿传播制度进行信息控制，而对于与少数民族的交流则属于跨文化传播。本文指出，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运用政治传播和文化传播原理去分析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变迁，这样可对多民族文化的融合能力得到有力的解释。这样，也许可以使我们发现那些被大量细节掩盖着的少数民族新闻重大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少数民族新闻传播，跨文化传播，政治传播

1913年（癸丑年），是中国报业史上的灾年。袁世凯为了达到专制独裁的目的，派人刺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镇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与此同时，袁世凯对国民党系统的报纸和其他反袁报纸进行摧残，大批报馆被查封，大批报人被杀害。到1913年底，全国报纸由年初的五百多家减少到一百三十多家，史称“癸丑报灾”。

但是，同时有几份少数民族报刊却在此时创刊了。他们是《蒙文白话报》、《藏文白话报》、《回文白话报》。

为什么会在报业万马齐喑的时候，“怪异”地出现这三份报纸？

一，从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怪异”现象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