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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9 07:38:33

标准范文篇1

教学目的：明确党员标准的内涵、意义；

教学提示：结合单位党员思想实际，并恰当使用教学参考之内容；

教学时间：1小时。

对照检查阶段是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重要阶段。这个阶段上承学习教育阶段的成果，下为整改提高阶段的工作奠定基础。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照党章和党员先进性标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勇气，认真清理和检查自己在思想、组织和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为下一阶段的整改和提高打好基础。

对照检查，需要镜子；整改提高，需要尺子。这就涉及党员标准问题。党员标准是对照检查的镜子，也是衡量党员合格与否的尺子。在先进性教育活动全过程中，尤其是对照检查阶段，使用好党员标准这面镜子、这把尺子，意义十分重大。

所谓党员标准，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党员所应具备的条件，以及应该履行的责任与义务。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战士，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这个“特殊材料”其实就是“特殊标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标准，正是这个标准，塑造出了千千万万个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先锋战士。

党员标准是党的先进性在党员条件问题上的集中反映，它的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内容，都写在了我们党内的根本大法——党的章程上。在党章中，第一章所列内容，其实就是党员标准所应当包含的内容。其中有三句话最为关键，我们可以视其为党员标准的核心内容，这就是党章第二条所规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三句话的深刻含义呢？

第一句话实际上告诉我们，尽管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并不是说每一个工人阶级分子都可以自动成为共产党员，也不是说只有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才能成为共产党员。能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关键是要看其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觉悟，是否愿意承认党的纲领，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不这样，我们党就无法保证自己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的性质，同时也不可能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党员或者申请入党的同志，不仅要保证工作优秀、业务优秀，同时必须具有共产主义的觉悟。所以，共产党员不仅应该是工作上的模范，更应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

第二句话实际上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大公无私的党，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党，因此她绝无私利可言，其全部活动，都是为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只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能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必须时刻想着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时刻准备着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甚至生命。同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口号，而是一种行动，每一个共产党员和申请入党的同志，都要身体力行党的宗旨，把为人民服务的信念落实在自己的行动上，并努力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

第三句话实际上告诉我们，尽管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天职，但是共产党员绝对不能以人民的主人或救世主自居；尽管共产党员应具有比普通群众更高的觉悟，但不能享有高于群众的特权，更不能利用人民赋予的职权谋取私利。共产党员“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语，见《选集》第2卷，第522页，1991年版)。每一个共产党员和申请入党的同志应当懂得，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的事业，需要作为劳动人民普通一员的共产党人团结和发动广大人民去共同完成。因此，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要相信和依靠群众，向群众学习，和群众打成一片，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共产党员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事。这些要求在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尤为重要。

需要强调的是，除了这三句话，党章第三条所列党员必须履行的八项义务和第三十四条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六项基本条件，同样是党员标准的重要内容，需要我们牢牢把握和认真实践(教学提示：此处可简要解释党章的有关内容，也可加上教学参考之二之内容)。但是，党章中规定的党员标准只是一个基本、笼统和原则的概括，实际上，党员标准是一个“立体的”概念，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岗位，都会对党员标准的内涵提出更为具体的要求。

党员标准的先进性是由党的先进性所决定的，是党的先进性在党员条件上的集中反映。同时我们应看到，党的先进性是历史的具体的，而不是一劳永逸或者一成不变的。因此，党员标准必然也是历史的具体的，具有与时俱进的内在品质。

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总是根据不同时期党的先进性的要求，赋予党员标准以新的内涵。我们党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总的目标的，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党都不曾放弃过这个大目标。但是，我们党又是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论者，在不同的阶段必然有着不同的阶段性目标。无论是党的先进性要求，还是党员先进性要求，都必须要和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紧密相连。因此，党的先进性和党员标准一样，必然是具体的和历史的。例如，在革命战争时期，党员先进性的标准应体现革命的要求；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党员先进性标准则应体现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上。而在现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伟大事业中，党员的标准更应该体现在实践“三个代表”要求上。实际上，党从一大到十六大，党员先进性的具体标准一直是处在与时俱进的发展状态中的，它们的具体内容和具体要求在很多时候都是不一样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新时期党的先进性的时代内涵，为准确把握新时期党员先进性标准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先进性的理论依据不能等同也不能代替先进性的具体标准。只有把先进性的标准具体化，每个党员才能更好地理解它、掌握它、实践它。如果标准不具体，要求很原则、很笼统，弹性很大，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那就很容易出现两种情况：要么把先进性标准等同于一般标准，要么把先进性标准看得高不可攀。因此，对待党员标准必须要有科学的态度，这样才能制定出适合党员在不同岗位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具体标准，才能为党组织检验和衡量党员提供客观的和可操作的尺度。

党员标准的这种“具体化”从纵向上看是指：党员标准对于一般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要求的侧重点应有所区别。对于普通党员应要求他们做到：政治上要清醒，理想信念要坚定；牢记党的宗旨，能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爱岗敬业，努力成为岗位或行业中的佼佼者；要有较强的党员意识，平常时期看得出来，关键时刻豁得出去，等等。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除了上述要求外，还应做到：当好“三个模范”，即勤奋学习、善于思考的模范；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模范；勇于实践、锐意创新的模范。同时，还要提高“五种能力”，即：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当前，特别要强调领导干部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在提高执政能力上不断有新的进步。

党员标准的这种“具体化”从横向上看是指：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党员，其先进性具体标准的内涵应当各有不同。每一个党员在社会上都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先进分子；另一方面，他们又都有着不同的职业和不同的岗位，在社会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如果我们撇开职业差异去笼统谈党员的先进性，就会发现我们根本不可能制定一个适合所有岗位党员的共同标准。例如，对于一个从事个体经营的党员来说，他的先进性标准应该体现在带头和带动其他人勤劳致富、照章纳税、守法经营上，并在维护社会稳定、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起带头作用。而对于在党、政、公、检、法、司等部门工作的党员干部来说，其先进性具体标准则应当体现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执行公务中努力做到公正无私、无私奉献等方面。总之，正是由于党员的分工不同，岗位不同，决定了党员先进性的具体标准必然是有所不同。党组织应该在坚持党员共性标准的同时，针对党员岗位需要，制定出更加具体的先进性标准，这样才能便于党员在平时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对照检查时更加准确地找到差距，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为做合格的和优秀的共产党员找到努力方向。

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党组织组织党员开展先进性标准大讨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样的讨论有利于增强党员的党的意识，激发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积极性。

在对待党员标准问题上，我们特别要防止党员标准低就化现象发生，一定要坚持党员标准的先进性。有些党员把党员标准等同于职业标准就是一例。职业标准也即职业道德标准，是每个从业人员必须遵守的职业规范。如果一个人在工作中能够按照这样的标准去做，那就可以称其为好工人，好农民、好医生……共产党员作为职业人员，理应带头遵守职业规范，带头做好工人、好农民、好医生，但是，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因为作为共产党员，他还有义务遵守比职业标准更高的标准，这就是党员标准。比如，作为职工除了要完成规定的本职工作外，作为党员，还应做到政治上要清醒，理想信念要坚定；还应当牢记党的宗旨，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不仅要按照要求完成本职工作，还应该努力成为岗位或行业中的佼佼者；不仅要有一般职工所应有的主人翁意识，还要有较强的党员意识，等等。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工作标准，那我们就将自己混同于老百姓了。

那么，在实践中我们应该怎样坚持和实践党员标准呢？

首先，必须牢固树立党章意识。必须指出的是，作为党员标准，尤其是其中的基本要求是带有强制性的或者说是刚性的，因为它源于党章——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根本大法。因此，实践党员标准是每一个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否则，他就不能成为或继续成为党的一分子。在党章面前，任何党员不管职位高低，都是平等的，都必须自觉遵守，在我们党内，不允许有不受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约束的特殊党员。我们每一个党员都应该强化自己的党章意识，用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规范自己的言行。其次，自觉用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员标准是镜子、是尺子，应当经常用它对照检查自己，约束、指导自己。特别是在这次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每个党员都应当通过对党章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入学习，明确党员先进性内涵，掌握党员先进性标准，并进行认真的对照检查，看自己在哪些方面是符合党员标准的，哪些方面是不符合的。在开展对照检查时，一定要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勇气，敢于解剖自己，敢于“亮丑”，敢于“自己跟自己打官司”，只有这样才能痛下改正缺点和错误的决心，才能达到提高自己的目的。如果我们讳疾忌医，不仅无法改正自己身上的毛病，甚至可能积小病成大病，大病成顽症，顽症成绝症，遗患无穷。

标准范文篇2

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更多的是偏重于静态的和严谨的逻辑意义，而不会更多地考虑涉及或者决定其适用效果的政策因素。而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或者法官实际运用的法律，又具有其他丰富多彩的景象，除了遵守逻辑外，还具有很强的政策考量。换言之，出于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或者为了追求更好的实际效果，实践中的法律适用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存在较多的政策考量，从而使貌似“一脸严肃”、“只有一个答案”的法律成为“活的法律”，这就是“行动中的法律”。逻辑标准是按照法律的明文规定、常规的法律解释或者公认的法理，按照先后相继的严格法律推理过程，决定特定案件的裁判结果。[3]最标准的法律适用模式就是以法律为大前提、以事实为小前提并据此得出裁判结论的演绎推理。而且，在确定法律大前提时，首先按照文义方法解释法律；文义解释有困难时，辅之以体系解释、法意解释和历史解释等解释方法，以印证或者确定法律规范的文义；存在法律漏洞时，首先考虑是否能够通过扩张解释、限缩解释或者类推适用等方式，尽可能首先在法律框架之内找到填补漏洞的依据，其次才通过完全的自由裁量等方式填补漏洞。这样的逻辑过程是以先后相继的步骤由法律大前提推导出法律答案和裁判结论，遵循或者体现的是严格的法律或者法理标准。逻辑标准的极致化就是认为，法律答案或裁判结论“能够像数学那样从某些行为的一般公理中推导出来”，即“如果（我们）做对了算术题”，我们就能够得到正确的答案。[4]

但是，完全按照逻辑标准进行法律的推理和适用毕竟是一种理想状态，“在合乎逻辑的形式的背后，存在着对于相互竞争的立法根据的相对价值和重要性的判断，这个判断常常是一个无从言喻且未自觉意识到的判断，这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还正是整个程序的根基和关键。”[5]现实生活是特定的、具体的、纷繁复杂和丰富多彩的，有时也是不完美的，法律适用往往受制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约束。因此在特殊情况下，常态的适用会严重地脱离实际，或者出现极不公平的结果，甚至引发社会的动荡，此时就需要打破常态，转而选择特殊的法律路径，采取更多的政策考量，政策标准或者政策方法由此应运而生。

政策标准乃是基于特殊的政策考量或者为实现特殊的政策目标，变通法律适用的常规逻辑步骤，寻求特殊的法律适用效果。如卡多佐所说，“当社会的需要要求这种解决方法而不是另一种的时候，这时，为追求其他更大的目的，我们就必须扭曲对称、忽略历史和牺牲习惯。”它所寻求的不是演绎推理得出的逻辑结论，而是特殊的政策价值或者目标。它抛弃了演绎推理的常规手段，或者采取反弹琵琶式的效果方法，根据所要达到的结果反过来寻找法律依据，或者根据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的现实情况，按照公平合理的需求改变常规的逻辑结果，或者忽略严丝合缝地对号入座的法律细节，透过现象而直接抓住本质，将本来不能纳入调整的事项纳入调整，将本来能够纳入调整的事项排除出去。凡此种种，其具体方式不一而足。不论具体的手段和形式如何，政策标准根据的首先不是法律、法理和逻辑推理，而是特定条件下的现实需求和政策导向。

政策标准的存在，使得司法成为尘世间负责任的司法，也说明不存在单纯的或者单一的理想状态的司法。“以原则为基础、以政策为导向的法律学说也就是对法律推理之专断性不可或缺的解毒剂。”[6]非常规的司法通常都是在特殊时空条件下的阶段性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这种非常规性的方法就是政策性标准，强调的是权宜、阶段性适应和相对的公平。当然，政策方法不是将法律适用玩弄于股掌，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正义，是否采用政策方法最终取决于实现正义的重要性，取决于利益衡量和价值取向。换言之，仅仅依靠逻辑标准不足以更好地或者完全地实现正义，不能确保特殊情况下裁判结论的妥当性，所以需要政策方法进行弥补，也就决定了政策方法的必要空间。这说明，裁判中的法律是行动中的法律，是活的法律，而不是凝固的、僵死的或者机械的教条。

逻辑标准与政策标准是法律适用的两种基本标准，贯穿于解释和适用法律的全过程，反映了法律适用中的基本矛盾。诸如，前者体现的是法律适用的原则性，后者体现的则是灵活性；前者体现的是一致性，后者体现的则是多样性；前者更多的是理性，后者更多的则是感性；前者体现的是恒常性和跨越时空性，后者体现的则是调适性和阶段权宜性；前者体现的是一般公平正义；后者则是特殊的公平正义。概括地说，逻辑标准是一种常规情况下的法律标准，适用于大多数情况；政策标准是特殊情况下的适用标准，是对于逻辑标准的变通或者对于特殊情况的应对和反应。两者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诚如有的国外学者所说，“太多的政策会扼杀法律；太多的法律会扼杀正义”。[7]我们既要确保法律的严格适用和一体遵行，又要防止法律适用的机械僵化和脱离实际；既要维护逻辑标准的基本价值，又要发挥政策标准的补充作用。

二、政策标准的体现、依据和基础

在裁判中，我们更多的是以常规的方式适用法律，维护法律适用的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预见性。但在特殊情况下，我们也采用政策性考量，存在法律适用的灵活性。诚如霍姆斯所说，“法律的整个外在表现就是逻辑和机智在每个方面冲突的结果。一方面努力对一致的结果进行拟制；另一方面，当结果显失公平时，限制并且最终超越这些结果”。[8]逻辑代表了常态，机智代表了灵活。裁判中的政策性体现在许多方面，也存在不同的依据和基础，我们大体上可以将其归纳基于衡平、权宜、效果、导向、历史等因素进行的政策考量。[9]这些情形可能互有交叉，但至少是各有侧重，可以展现政策考量的多个方面。当然，这些灵活运用归根结底是为特殊背景下追求更大的公平，也就是霍姆斯所说的“当结果显失公平时，限制并且最终超越这些结果”。无论具体情况如何，法律的灵活适用或者对于政策方法的采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诚如霍姆斯所说：“由于法律是由一些能干而有经验的人掌管，这些人清楚地知道，不应为了三段论而牺牲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10]不要因为法理逻辑的拘束或者为追求法理逻辑上的严谨而牺牲发挥实际效用、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束缚我们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的手脚。这是政策性方法存在合理性的根本依据。

（一）基于公平（衡平）或者正义而进行的政策考量

公平正义是法律和司法的宿命或者根本追求。如果严格的法律推理或者法律适用会导致明显的不公平，或者不能从根本上实现正义，就可以以公平的方式改变常规的法律适用路线，采取更符合公平正义要求的裁判选项。在知识产权审判中，为公平正义的考量而不适用停止侵权的民事责任，就是一个显著的例手。

《民法通则》第118条规定，有关知识产权受到损害的，权利人有权要求停止侵害。在我国知识产权审判中，通常都是当然适用停止侵权的责任方式。但是，由于在个案中可能存当事人利益的较大失衡，一些停止侵权的判例曾引起了一些争论。如在涉及著作权与注册商标权冲突的“武松打虎”著作权案中，山东景阳冈酒厂在其注册商标中使用了画家刘某的部分“武松打虎”组画，刘某的继承人发现后诉至法院，引发了轰动一时的“武松打虎案”。一、二审法院认定侵权成立，判决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和赔偿损失。该案停止侵权的判决引起了一些争论，一些学者认为，鉴于被告使用该作品已达多年，且其商标已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实际上已在该作品之上添附了相当大的经济价值，停止侵权不符合诉讼效益要求，在当事人之间不能做到权利义务的平衡，与其停止侵权，不如在经济补偿上加大些力度，使两者各得其所。

正是为追求诉讼结果的公平，200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对于一些在诉讼中继续存在的特殊的侵权行为，也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合理平衡当事人之间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考虑执行的成本和可能性，对于判决停止侵权将导致执行结果明显不合理或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适当加重侵权人的赔偿责任而不判决停止有关的销售、使用行为”。为了更大的利益而牺牲较小的利益，这是公共政策的要求和体现。如在专利、商标或者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中，要求被告停止使用专利、商标或者停止销售、销毁侵权作品会导致被告遭受巨大的损失，或者危害公共利益的，可以不责令停止侵权，而通过加大赔偿等方式给予替代性救济。这种灵活的司法政策变通了停止侵权的刚性规定，可以在利益衡量中更好地实现公平。

承担民事责任的衡平考量本质上渊源于对于公平的根本追求，如根据英美法传统的衡平原则，原告请求永久性禁令时，必须符合四项标准：其一，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害；其二，依法获得的救济，如损害赔偿金不足以弥补该损害；其三，考虑原告与被告之间困境的平衡，给予衡平救济是有充分理由的；其四，给予永久禁令不损害公共利益。但在现代条件下，一些具有较大经济意义的民事权利救济，或许忽律了经济效率的观点，即在特定条件下，“放松法学的正义标准而使效率标准占优势”，或者说，这是按照效率取向确定的新的正义标准。[11]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曾在专利侵权案件中当然地适用禁令救济，而不再进行衡平考量。美国最高法院则在不久前著名的Ebay案中纠正了这种做法，强调了传统的衡平标准。[12]这也是我们适用衡平的政策标准的一个佐证裁判中的公平正义归根结底是实体结果的公平正义为实现实体结果的公平正义，甚至需要变通法律的字面规定或者程序上的规则。例如，《商标法》第44条第（四）项规定，注册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的”，商标局可撤销该注册商标。仅从该规定字面含义看，“连续三年不使用”是撤销注册商标的充分和必要条件。但是，倘若因连续三年不使用被商标局和商标评审委员会决定撤销注册商标以后，在行政诉讼程序中确实已经使用并提供实际使用的新证据的，是否可以改变撤销的结果？这必然会面临实体和程序上的困难和障碍。首先与《商标法》第44条第（四）项的字面规定不合，在行政诉讼程序规则（包括证据规则）上也存在支持的困难。但是，撤销连续3年不使用的注册商标决不是一种行政处罚或者惩罚性措施，而是防止闲置浪费商标资源和促进商标发挥实际作用的制度。倘若在撤销程序完结之前，该注册商标进人了实际使用状态，撤销注册商标的事实基础已经丧失，防止闲置浪费商标资源和促进商标发挥实际作用的立法目的已经实现，此时再行撤销该注册商标，就转化为惩罚性的为撤销而撤销，已根本上背离了立法目的。何况，从商标注册的现实情况看，注册商标的程序繁琐和时间较长，撤销该注册商标之后让商标注册人再通过注册程序重新获取注册商标，就变成纯粹的程序游戏。因此，为实现法律的根本意图和实体上的公平正义，我们可以变通实体法的规定，如根据立法目的限缩《商标法》第44条第（四）项的适用范围，使其不包括诉讼程序中已经实际使用的情形（目的性限缩），并灵活地适用行政诉讼程序规则，加以解决。特别是，程序规则的适用必须围绕如何实现实体法价值这个核心，必须能够确保实体法价值的根本实现。[13]这方面的行政诉讼程序规定很可能不能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严丝合缝的对号入座的规则，但我们决不能因为程序规则的局限而改变实体权利义务的分配和实体正义的实现，而可以变通相应的程序规则，确保实体正义的根本实现。

（二）基于权宜或者效果而进行的政策考量

在特殊的时空条件下，法律的适用具有权宜性，即为适应特殊的需要或者实现特殊的目的，在特定的时期或者条件下变通常规的法律适用。这种权宜往往都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法律适用效果。

例如，在当前驰名商标司法认定中，一些省级高级法院采取了判前审核制度，即要求辖区内的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前，向高级法院报告并通常由高级法院进行一定的审核。最高法院也建立了认定驰名商标的备案制度，即地方各级法院认定驰名商标的判决生效以后，需要报最高法院备案。对于判前审核制度是否妥当，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如有人认为该制度不符合审判独立或者违反诉讼程序等。但是，无论审前核准还是审后备案，并不是知识产权审判的常规做法，但不能回避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符合当前审判实际的一面。如当前驰名商标制度在社会上有背离立法初衷的异化趋向、需要警惕个别当事人为获取驰名商标的认定而制造“假案”、统一司法认定标准的任务突出等，这些因素决定了判前审核和判后备案有利于加强驰名商标认定的监督指导、有利于统一司法认定标准和有利于提高司法认定公信力等。这种司法决策都是从实际出发和出于实际需要，而不是源于法理逻辑，不能简单地用法理或者国际惯例衡量评判。我们不能因为拘泥于法理而牺牲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这样的措施可以归为特定时期的权宜之计、司法政策和工作措施，不作为诉讼程序，不宜以审判独立等法理标准进行评判，在条件具备时可以取消。如果从纯粹法律标准的角度来衡量，这些措施无疑是过渡性的。

按照法理标准，知识产权不论是否经过行政程序取得，其相互之间的冲突都可以归为民事争议，而民事争议（以民事法律关系为基础的法律争议）属于法院固有的受案（主管）范围，法院均应当受理，无需另有法律对于受理问题再作特别规定。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出于特殊的政策考量，可以采取背离常规的做法，作出非常规的处理。例如，最高法院《关于全国部分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法（1998）65号，以下简称《纪要》）要求，“人民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或者其他民事纠纷案件中，凡涉及权利冲突的，一般应当由当事人按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撤销或者无效程序，请求有关授权部门先解决权利冲突问题后，再处理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或者其他民事纠纷案件。经过撤销或者无效程序未能解决权利冲突的，或者自当事人请求之日起3个月内有关授权部门未作出处理结果且又无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法通则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和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原则，依法保护在先授予的权利人或在先使用人享有继续使用的合法的民事权益”。该规定首先表明，知识产权权利冲突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但又要求尽量按照行政程序去解决。这种要求似乎存在逻辑上的不妥当，因为既然承认其为民事争议，法律又未将其排除在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之外，为何又强调行政程序优先或者要由行政程序处理？何况，行政程序与民事诉讼处理的目的和方式都是不同的，两者在救济内容上也不可替代，这种要求不尽符合争议法律关系的属性。这种评判就只是立足于逻辑标准，而不是政策标准。《纪要》之所以作上述要求，恰恰是立足于政策标准，即或许着重考虑了当时对于民事诉讼受理行政争议的认识程度、相关方面普遍接受的程度以及条件的成熟程度，带有很强的权宜色彩，而不是立足于纯粹的法律逻辑上的定性和处置。当时的情况是，社会对于由民事司法处理知识产权权利冲突已有相当的需求，但司法还不能毫无保留地敞开大门，采取上述处置方式或许更为符合当时的认知水平和处理条件，在当时的条件下或许更具有妥当性和可行性，这就是政策标准的现实基础和实际效用。随着认识的深化和社会接受程度的增加，在司法实践中普遍放弃了行政程序先行的做法，直接处理知识产权权利冲突，上述要求已不符合实际，知识产权权利冲突的司法处理更多地走向了逻辑标准。这种变化又恰恰说明了政策标准的权宜性和阶段性与逻辑标准的恒常性和最终性。

再如，在先注册商标的所有人以他人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在后注册的商标相同或者近似、构成商标侵权或者不正当竞争而提起民事诉讼的，法院可否作为民事纠纷受理，在实践中是有不同看法和做法的。最高法院持不予受理的态度。如最高法院2005年2月17日（2004）民三他字第10号函主要解决的就是该问题，即“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3）项、《商标法》第30条、第31条的规定，对涉及注册商标授权争议的注册商标专用权权利冲突纠纷，告知原告向有关行政主管机关申请处理，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里所谓的“涉及注册商标授权争议的注册商标专用权权利冲突纠纷”，就是指两个注册商标之间的权利冲突纠纷。如果仅从法理或者法律逻辑上进行分析，注册商标之间的权利冲突仍然属于民事权利之间的冲突，在性质上属于民事争议，当然可以适用民事诉讼处理。既然在法理上不存在障碍，当前不予受理的主流观点显然出于政策上的考量。所谓政策上的考量，乃是着重于效果上的考虑，即注册商标数量多，判断标准有一定的弹性，倘若将注册商标之间的权利冲突作为侵权案件而纳入民事诉讼受理范围，在目前的情况下是否会引起注册和使用秩序的混乱，至少没有太大的把握。为最大限度地维护商标的全国集中授权制度，在客观条件不是非常成熟的情况下，不予受理较为稳妥。当然，有人还可能从其他角度为不受理注册商标之间的权利冲突寻求法理上的根据。如我国《商标法》授权商标局在商标注册时审查相对事由，即将权利冲突纳入了商标注册的审查程序，且《商标法》对于授权不当有专门的行政救济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无需再作为民事案件进行处理。这种理由未必站得住脚。例如，是否侵犯著作权等在先权也属于商标审查程序的内容，对于侵犯著作权等在先权利的注册商标，恰恰是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进行救济的，为什么注册商标之间的权利冲突不能适用同样的法理？为什么专利之间的权利冲突可以受理，与此在法律性质上大同小异的注册商标权利冲突不能受理？这些回题都很难从法理上作令人信服的解答。何况，给予注册商标之间的权利冲突民事救济，至少就抽象的道理而言，可以使在先权利人多一个救济渠道，有利于加强在先权利的保护。

《专利法》第9条规定：“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分别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专利权授予最先申请的人。”该条规定的引申含义是禁止重复授权原则，即同样的发明创造不能重复授予两个以上的专利权。为此，《专利法实施细则》第13条第1款规定：“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专利。”对于如何理解禁止重复授权原则，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该原则只是要求一项发明创造只能提出一项专利申请，不能同时提出两个以上的申请，也即同样的发明创造不能授予两个以上的专利，如同一项发明创造不能同时或者先后既授予发明专利，又授予实用新型专利。另一种意见认为，它是指“同样的发明创造不能同时有两项或两项以上处于有效状态的授权专利存在”，否则即构成法律所禁止的“重复授权”。只要一项发明创造不存在两个以上同时有效的专利，就不违反该原则，同时提出两个申请而分别获准授权的，必须选择其（专利局的审查标准）。后一种意见源于专利审查人员紧张、审查周期较长的实际，采取该方法有利于保护发明创造和利权。笔者认为，前一种意见符合文义解释和法理，后一种意见不是立足于法理，而是立足于专利审查的实际，乃是种对于法律的政策解释。倘若该实际情况已不存在，权宜之计的基础即丧失，就无需采取这种方法，而回归法理解释，但在实际存在具有合理性时，不排除这种方法的可采性。

（三）基于政策导向而进行的考量

国家政策是裁判中的重要考量因素，而在裁判中引人国家政策的考量本身，又使国家政策具体化为司法政策，形成了裁判的政策导向性。

例如，在北大方正公司与高术天力公司等著作权侵权纠纷中，对于本案争议焦点“‘陷阱取证”的合法性，最高法院再审判决指出：“就本案而言，北大方正公司通过公证取证方式，不仅取得了高术天力公司现场安装盗版方正软件的证据，而且获取了其向其他客户销售盗版软件，实施同类授权行为的证据和证据线索，其目的并无不正当性，其行为并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加之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行为具有隐蔽性较强、取证难度大等特点，采取该取证方式，有利于解决此类案件取证难问题，起到威慑和遏制侵权行为的作用，也符合依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精神。此外，北大方正公司采取的取证方式亦未侵犯高术公司、高术天力公司的合法权益。北大方正公司、红楼研究所申请再审的理由正当，应予支持。”[14]在裁判该案“陷阱取证”合法性的多种因素中，最高法院将“符合依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精神”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所采取的是一种典型的政策考量方法，也即政策标准成为一种重要的裁量依据和方法。该案将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作为裁量的因素，而如此裁量又体现了司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导向。

在上诉人本田会社（原审被告）与被上诉人威凌公司（原审原告）不正当竞争侵权纠纷案中，在审理商业诋毁案件时，二审判决以“任何单位或个人如果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就应当承受权利人以及社会公众对其侵权行为的批评、揭露，这种正当的批评、揭露是维系法律权威和法律权利不可或缺的，即使有偏差，也决不可轻易当作不正当竞争予以追究”的司法政策为标准，指引商业诋毁行为的认定和相应的法律适用，使常规情况下可以构成商业诋毁的虚假报道行为，因服从政策导向的需要而不构成违法。[15]换言之，在常规情况下本应构成商业诋毁的行为，因为政策导向的需要而不认定其构成违法，乃是以政策目标为取向而改变了法律适用常态的裁判。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的法律适用有其模棱两可或者踌躇难决之处，也是政策导向决定了案件事实的取舍和裁判结论的选择。

当然，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根据利益衡量或者价值判断确定行为的合法性，也即直观地说，根据利弊比较进行合法性判断，本身就是一种政策方法。如詹姆斯说，政策问题“不能通过一般性来回答”，但可以通过“这么做的价值或者他所得到的应该和他遭受的损失进行比较”来回答。社会“领域竞争”中“生活利益的经验教会了”我们树立比较利害得失的价值观念。[16]在上述案件涉及的“陷阱取证”行为的合法性的判定中，最高法院就是采用了“这么做的价值或者他所得到的应该和他遭受的损失进行比较”的利弊比较标准，即从取证的目的是否正当、是否有现实必要性、是否损害其他利益等多个方面，对本案“陷阱取证”的利弊进行了分析。这些方面都是政策考量的因素，而据此得出的结论就是一种政策分析的结果。（四）基于历史、现状和公平而进行的考量

对于一些具有复杂历史因素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脱离历史就不能公平合理地裁判，法院通常都是根据历史和现状，进行公平合理的裁量。如张小泉剪刀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乌苏里船歌著作权纠纷案、金华火腿商标侵权案、涉及抗美援朝照片著作权的一些案件，都属于运用政策方法的典型案件。如在张小泉剪刀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原告杭州张小泉剪刀厂是置身于300余年深远历史背景的“老字号”，但其“张小泉”商标注册于20世纪60年代，而被告上海张小泉剪刀公司的企业名称登记于20世纪50年代，且在其剪刀产品上长期标注“上海张小泉”。20世纪90年代杭州张小泉被认定为驰名商标后，因要求上海张小泉停止使用“张小泉”字号等而提起民事诉讼。法院认为，鉴于双方各自的历史和使用现状，杭州张小泉的诉讼请求不能支持；上海张小泉以前突出使用“张小泉剪刀”标识并无攀附杭州张小泉剪刀的意图，不构成侵权，但以后需要规范使用，等等。该案涉及的驰名的注册商标与企业名称字号之间的冲突，因为具有久远的历史背景，法院不宜简单地根据使用和注册登记的时间先后而认定哪一方构成商标侵权或者不正当竞争；对于上海张小泉历史沿袭下来的突出使用行为，也不能简单地根据现行司法解释规定而认定为商标侵权，但需要按照现行规定规范使用。该案的处理显然充分地考虑了历史、现状和公平合理三要家，既使双方相安无事地各自继续使用，又按照现状提出了规范使用的要求，很有创意。[17]

上述政策方法都是源于裁判实践的要求和效果，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生动实践，而不是法律适用中的随心所欲和率性而为。正如同志所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感觉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18]实践的正当需求和效果也是判断政策方法适当性的根本标准。上述政策方法以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实现较好的法律适用效果为直接目标，非常注重当时的法律适用效果，因而必然具有较强的实用主义色彩。这里对政策方法的归纳不是凭空而来，乃是基于现行的实践和法律适用的政策要求。借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詹姆斯的一句话，“它们的巨大作用在于概括旧事实并导向新事实。”[19]这些归纳既薄于实践，又作出了高于实践的抽象。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政策方法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由于这些实例都是已有的实践，所以我们不感到陌生；由于这些抽象的归纳又披上了一般性的理论外衣，形成一般性模式和套路，所以又不是对于实践现象的简单复制和反映。模式化的理论归纳本身是一种提升和进步，但这种提升又是在现有实践做法基础上的改进。诚如詹姆斯所说，“杜威先生、席勒先生以及他们的同道们，在获得关于整个真理的这种一般概念时，只不过是遵循了地质学家、生物学家的做法。在创立这些科学的过程中，成功的做法一般总是先抓住一些在操作中实际可观察到的简单过程，比如说，气候对土地的剥蚀作用，生物不同于父辈的变异，或由于与新词以及新的发音的结合而产生的方言的改变，然后概括它，始终运用它并通过它的日积月累的成效产生出伟大的结果。”[20]我们对于政策方法的归纳，大体上也遵循了这种套路。

三、逻辑标准与政策标准的相互关系

在法律适用中，逻辑标准和政策标准各有其相应的价值和功能，是相辅相成和缺一不可的。但是，两种标准的地位和价值又不是等量齐观的。逻辑标准是以法律为前提和目标，裁判结论是对法律的严格适用，是从法律演绎出来的；政策标准则是把法律当作实现政策的工具，法律不再是演绎的实质性的前提和目标。

逻辑标准是大多数案件中普遍采用的标准。如霍姆斯说，“法官们不愿意讨论政策问题”，因为“一旦离开纯粹逻辑演绎的路径，法官们就失去了把法律推理当作数学确定性的幻象”。在绝大多数案件中，法官都可以通过简单的演绎推理对案件作出裁决，即把特定的规则运用到已发现的确定事实中，得出一个毋庸置疑的结果。[21]政策标准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需求。

逻辑标准是法律秩序的基础，体现的是法律的确定性、可预见性、有序性、连续性和一致性，这是其常规的价值。[22]按照法律秩序的极致性要求，“法官必须依据事先明确的规则定案，而排斥法官个人价值的介入，它不会依靠某个法官午餐吃什么来审理案件。法院还必须要求政府官员只是依据使其行为可预测的规则行事”。[23]明确的法律标准和严格的司法逻辑过程，是维护法律秩序的必要保障。

政策标准更多是对于逻辑标准的弥补或者辅助，是在特殊情况下对于更大正义的追求。[24]政策方法的灵活性，说明它是一把双刃剑，它在追求更大正义的同时，又损害了法律标准的确定性、齐一性和可预见性，因而在实践中必须正确地确定其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调和好逻辑标准与政策标准的关系、逻辑标准与政策标准是两种相辅相成的标杆。我们心常必须以逻辑标准为起点和归宿，而以政策标准为调剂如卡多佐所说，“运用我们的逻辑、我们的类推、我们的哲学，我们向前走，直到我们到达某个特定的点。开始时，我们对这些路径并没有感到问题；它们也遵循同样的路线。然后，它们开始分岔了，而我们就必须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历史或者习惯、社会效用或某些逼人的正义感，有时甚或是对渗透在我们法律中的精神的半直觉性领悟，必定要来援救焦虑不安的法官，并告诉他向何方前进。”[25]的确，显而易见的脱离实丙、严峻的事态、可能出现的不公平或者逼人的正义感，加上法官职业的敏感性，都会给法官发出背离常态的信号，决定路径和方法的取舍。[26]

当然，政策标准既可以是在法律和法理大框架之内的取向和调适，依托法律和法理的框架而存在，又可能超越了既定的法律和法理框架，而仅仅以法律和法理为外衣。政策标准往往是走向逻辑标准的过程和阶段，“过夜的小旅馆绝非行程的目的地”[27]，逻辑标准又为政策标准提供了衡量尺度和前进方向。

逻辑标准的存在，既使我们能够知道政策标准偏离了多远，又使我们能够约束政策标准的限度。政策标准的存在既使我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法律标准的复杂性、阶段性和适应性，又使我们能够克服逻辑标准的机械僵化和脱离实际，增强逻辑标准的适用效果。逻辑标准不能简单地替代政策标准，政策标准也不能罔顾逻辑标准的约束，只有在逻辑标准与政策标准之间进行适当的调适或者妥协，才能使两种标准各得其所，才能得出特定时期和特定情况下解决特定问题的答案，实现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如卡多佐所说，“妥协是法律成长的原则中很重要的一条”。[28]逻辑标准与政策标准的适当妥协，是推动知识产权权利冲突民事处理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必然过程。

【注释】

[1]这好比中国传统文化上的“中庸”境界。所谓中庸，按照（说文），就是“运用适度”。

[2]（美）亚历山大·M·比克尔：《最小危险的部门—政治法庭上的最高法院》，姚中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6—71页。

[3]尽管法律适用中的“逻辑”一词并没有清晰的界定，且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侧重，但对其含义的界定总体上是大同小异的。例知，提出“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名言的霍姆斯，就在体系的一致性、演玲、归的、类比甚至平意（plaincommonsense）等多种意义上使用逻辑一词。有人指出，霍姆斯的逻辑一词是模糊的甚至是混乱的，但不是没有意义的。他的法律逻辑的原型毫无提问是以系统的概念分析为基抽的逻辑演绎。霍姆斯也曾在三种较狭窄的意义上使用逻辑一词。一是，如果一个司法判决是从一个现有的清晰的规则和一系列已经存在的事实演绎出来的，不管这个规则是否是概念体系的一部分，都可以说它是以逻辑为基础。二是，如果一个法律推理是以与法律的明确分类相符合的一般原别为基础，即使这些只是作为指导而不是作为演绎推理的大前提，也是逻辑的。三是，类比推理也是逻辑的，因为它以追求内在一致性为目标，尽管它既不是演绎的，也不是体系的。霍姆斯在其《法律的道路》中批评了那种认为法律制度应该完全是逻辑的观念，即他所说的“逻辑形式的谬误”。参见（美）斯蒂文·J．伯顿主编：《法律的道路及其影响—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遗产》，张芝梅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171页。

[4]（美）斯蒂文·J·伯顿主编：《法律的道路及其影响——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遗产》，张芝梅料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5]同上注。

[6]罗伯托·曼戈贝拉·昂格尔：《法律分析应当为何？》，李诚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5页。

[7]RoyL．Brooks，StructuresofJudicialDecisionMakingfromLegalFormalismtoCriticalTheory（secondedition）p．4

[8]OliverWendellHolmes，“Agency”（1891），inCW，vol．3，340，341．

[9]霍姆斯把与逻辑的司法判决（推理）相对的推理或者判决情形，称为根据具体情况获取希望得到的结果的工具的、语境的和意向性的（不关注融通性）判决，即那些“实践的”和“立法的”判决参见（美）斯蒂文·J·伯顿主编：《法律的道路及其影响——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遗产》，张芝梅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页、此处的政策标准适用的情形大体上都属于实践性、立法性（创造性）等推理或者判决模型。

[10]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普通法》，冉昊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11]如在关国的一个案例中，被告水泥厂因喷洒粉尘给原告造成损失，对于要求关闭工厂禁令的请求，法院未予支持，理由是水泥厂已耗资4500万美元，公害对原告的成本只有18．5万美元，因此不禁令是为了公平地行使裁量权。

[12]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的E—bay案涉及专利侵权永久禁令适用条件。EBay公司开设一家大众网站，允许个人销售者上挂其拟销售的商品，拍卖和定价销售均可。Half．com公司为EBay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经营一家同样的网站。被申请人MerxExchange公司拥有一些专利，其中包括一项用于电子市场的商业方法专利（美国5845265号专利）。该专利通过设立一个促进参与者互信的中心认可系统，便利参与者相互之间的商品销售。MerxExchange公司试图将其专利许可给eBay公司和Half．com公司，但未达成协议。MerxExchange公司后来在佛州东区关国地区法院对EBay公司和Half．co公司提起专利侵权诉讼。陪审团认为MerxExchange公司的专利有效，EBay公司和Half．com公司侵犯了其专利，裁决了一定数顺的赔偿。在陪审团裁决之后，地区法院驳回了MerxExchange公司的永久禁令请求。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撤销了该判决所适用的是“一般规则，即除极少数例外情形外，法院对于专利侵权行为均禁令”。为审查该一般规则是否妥当，美国最高法院调卷令。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在通常情况下，联邦法院在考虑是否给予胜诉的原告禁令救济时，适用历史上由衡平法院所创设的四要素标准。中请人EBay公司和Half．com公司主张该传统标准适用于专利法上的争议，最高法院赞同该主张，据此撤销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

[13]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关系，是一个基本的和永恒的法律命题。我们关于程序的观念经历了由程序工具论到程序本位论的演变，当前的司法实践又重新反思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出现了寻求与实体法和谐共存的新程序主义观。过去的重实体、轻程序，到后来的程序正义，都不能真正地实现我们所追求的社会正义，因而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对于实现社会正义具有同样的重要性，片面强调任何一面都不是正义。有的学者认为，从诉讼是实体法与诉讼法共同作用的立场出发，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是公正解决纠纷，公正的内涵则包括过程和结果两个方面的正当性（可接受性），判决效力是裁判内容的实体法效果和程序效力的综合体。程序规则的设计必须围绕如何实现实体法价值这个核心，而程序法的运作机制又在于把实体权利义务转化为程序技术，因此，法官的裁判更易于为各方当事人所接受。程序设计应当围绕如何保证法官正确适用法律、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相。参见李仕春等：“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07年年会综述”，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3期。这些程序与实体关系的论述，对于我们解决有关问题有启发意义。

[1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三提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

[15]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28号民事判决书。

[16]转引自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普通法》，冉昊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186页。

[17]如最高法院指出：“考虑本案纠纷发生的历史情况和行政法规、规章允许企业使用简化名称以及字号的情况，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过去在产品上使用‘张小泉’或者‘上海张小泉’字样的行为不宜认定侵犯抗州张小泉剪刀厂的合法权益”；“本案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成立在先且其字号的知名度较高，上海张小泉刀剪制造有限公司系上海张小泉刀萝总店与他人合资设立，且‘张小泉’文字无论作为字号还是商标，其品牌知名度和声誉的产生都有长期的历史原因。”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杭州张小泉剪刀厂与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上海张小泉刀剪制造有限公司商标纠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有关适用法律问题的函》（[2003]民三他字第1号）。

[18]《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2页。

[19]万俊人等著：《詹姆斯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25页。

[20]同上注，第225—226页。

[21]同注[4]，第181、185页。

[22]如卡多佐所说，“在一个发达的法律制度中，法律确定性的价值无用赘言。法律作为一种行为指南，若不为人知或不可能为人所知，则近乎于无效。”参见本杰明·N·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黄炯、彭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23]安·塞德曼等：《法律秩序与社会改革》，时宜人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0页。

[24]同注[22]，第13页。

[25]（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5页。

[26]孔祥俊：《法律方法论》（第三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7—1129页。

标准范文篇3

在这一判断标准中，由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发展程度的认识有所不同，又有几个不同的意见。有的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为标准，有的以有关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理论的提出和初步阐述为标准，有的以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为标准，有的以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和政策策略问题的解决为标准。尽管以上各种意见由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发展程度的具体认识不同而使得对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的具体标准产生了分歧，但在这些分歧之中却有它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这些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的标准都充分考虑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这一点是合理的。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思想得以萌芽、形成、成熟和继续发展的实践基础，思想正是在这个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又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伟大的实践，使这个斗争实践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因此，判断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理所当然离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实践标准。

二、以思想相对完整内容的形成为标准

思想是一种理论体系。思想发展史就是思想的内容由不完整到相对完整，由相对完整到愈来愈丰富的发展历史。思想的形成就应该是指这一理论体系具有了相对完整的内容，并构筑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形成不同于萌芽，也不同于成熟。思想在萌芽阶段时，内容尚不完备，还只是这一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一个部件。当思想成熟时，内容就非常丰富了，它不仅构筑起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而且充实了这一框架。既然思想形成时只是具有相对完整的内容，那么形成时期的思想当然不可能包含它进一步发展之后所具有的全部内容。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民主革命阶段就无法提出来。但是，与民主革命实践直接关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理论，根据这一判断标准，都应该在思想形成时具有初步的内容。这是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的第二个标准，即看思想是否具备了相对完整的内容来判断思想形成与否。

三、以思想的初步理论形态的形成为标准

所谓理论形态，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形成时的思想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对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概括，而不是具体经验和具体政策。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党中央和党的一些领导人积累了经验教训，并根据实际提出一些正确的具体政策，如果不抽象成关于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认识，那么还不能成为理论。有的同志将党的一些领导人在土地革命、根据地政权、经济建设等方面提出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政策，作为思想形成的标志之一。其实，这些具体政策尽管与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有联系，但并不直接是关于这些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它们为这些认识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却不能代替这些认识。二是，形成时的思想应该有其比较坚实的哲学基础。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缺乏哲学体系就难以建立起来。思想也是如此。但是，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思想的哲学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思想的理论体系也不可能形成和发展起来。

因此，判断思想的形成，还要考虑到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基本思想的发展程度。1930年，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命题，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实际上提出了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思想活的灵魂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

四、以思想是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为标准

稳定不是说一成不变，而是指思想在形成后，其基本结论不发生摇摆。一种科学理论体系里所包含的最基本的结论，是经过多次认识才得出来的，因而在其形成之后不应当再发生大的反复，后来的认识只是对它们的补充、丰富和发展，而不是对它们的否定。反之，如果基本结论提出来之后，又为以后的认识所改变，那就表明它们还有摇摆性，因而一种理论体系也就不能说已经形成。

标准范文篇4

教学目的：明确党员标准的内涵、意义；

教学提示：此教材适合于先进性教育活动第二阶段使用，讲课时应结合本单位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安排，结合单位党员思想实际，并恰当使用教学参考之内容；

教学时间：1.5小时。

对照检查阶段是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重要阶段。这个阶段上承学习教育阶段的成果，下为整改提高阶段的工作奠定基础。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照党章和党员先进性标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勇气，认真清理和检查自己在思想、组织和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为下一阶段的整改和提高打好基础(教学提示：此处可以谈一谈对照检查阶段的主要任务，也可加上教学参考之一之内容)。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三句话的深刻含义呢？

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党组织组织党员开展先进性标准大讨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样的讨论有利于增强党员的党的意识，激发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积极性(教学提示：此处可结合本行业本单位的实际，阐述一下本行业本单位党员应遵守的党员标准，可参考教学参考之六之内容)。

那么，在实践中我们应该怎样坚持和实践党员标准呢？

再次，要坚持党员标准的完整性。无论是党章对党员标准的规定，还是党员所在党组织对党员具体标准的规定，都必定是一个系统和全面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完整掌握，全面理解和实践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决不能以偏概全，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更不能只坚持其中某几条而放弃另外几条。生活中我们常可见这样的情形：某些党员在某些方面表现还可以甚至很不错，但在另外一些方面表现却很差；有的党员八小时以内表现不错，八小时以外则立刻换了一副面孔……这样的党员显然不能称其为合格的党员。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但共产党员必须要全面坚持党员标准，并将做合格党员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

最后，要使标准变成行动。党员标准不是墙上的画，不是桌上的摆设，而是我们共产党员的行动指南。如果党员标准不能变成党员实践，那么这个标准就失去了意义。因此，我们共产党员不仅要学习标准、懂得标准，更重要的是要实践标准。每一位党员既要从总体上去把握党员标准，又要结合特定时期的特定发展目标，联系具体环境、具体条件和具体任务，使之与各自所在岗位、所负职责相结合，在各个地区、各条战线、各个岗位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应用的贡献。

教学参考之一

分析评议阶段的主要任务和要求

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组织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对照党章规定的党员义务和党员领导干部的基本条件，按照“两个务必”和“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全面总结自己近年来的思想、工作和作风等方面的情况，重点检查存在的问题，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剖析思想根源，领导干部还要从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方面进行剖析。有书写能力的要撰写党性分析材料。党组织要采取适当方式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并将征求到的意见如实向党员反馈；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多渠道多层次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在广泛开展谈心活动的基础上，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党员之间进行评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班子还要召开党员领导干部专题民主生活会。党支部根据民主评议的情况、征求到的群众意见和党员的一贯表现，提出对每个党员的评议意见。

教学参考之二

党员必须履行的八项义务

(一)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决议，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二)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带头参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动群众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艰苦奋斗，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

(三)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

(四)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秘密，执行党的决定，服从组织分配，积极完成党的任务。

(五)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坚决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反对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和一切阴谋诡计。

(六)切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

(七)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遇事同群众商量，及时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

(八)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提倡共产主义道德，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一切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

教学参考之三

党员标准的三个层次

党员标准是历史的、具体的，同时也是“立体的”。所谓“立体的”是说，党员标准是由三个层次的内容所组成的。一是基本标准。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党章所列的党员条件、党员的八项义务、党员干部的六条规定，以及入党誓词等。这些标准是衡量党员合格与否的基本标准，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全党同志——无论职务高低，也无论在哪个岗位，都必须遵守的共同标准，因此它们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党员基本的和起码的标准。二是现实标准。这一标准的基本内容总是紧密结合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任务和要求而提出，因此具有强烈的时代内涵。今年1月，总书记在中央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指出，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新时期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基本要求。一是要坚持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二是要坚持勤奋学习，扎扎实实地提高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领。三是要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始终不渝地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四是要坚持勤奋工作，兢兢业业地创造一流的工作业绩。五是要坚持遵守党的纪律，身体力行地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六是要坚持“两个务必”，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应当说，这段讲话，正是对新时期共产党员先进性现实标准的深刻阐述。三是具体标准。我们每一个党员都具有双重的身份：既是一名立志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共产党员，又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扮演不同的角色。因此，党员标准既应当充分体现先进性的共性要求，又应当结合本行业、本部门、本单位工作的实际，制定有利于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具体标准。由于这个层次的标准紧密结合党员的岗位实际，因此最直观、最生动、最具体，因而也最有利于党员发挥作用和进行对照检查，当然也有利于党组织对党员进行客观的评价。

教学参考之四

党章修改简史

党成立80多年来，党的章程总共经历过13次修改，共产生过15部党章。党章修改和发展的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与时俱进、从幼年走向成熟的历程。

一大：产生党章雏形

1921年7月，一大通过了一个500多字、内容简略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但是，这个纲领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党章，只能视其为党章的雏形。

二大：制定首部党章

1922年7月，二大召开。党的第一部党章也随之诞生。同时，二大对党的纲领也作了重大修改，分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就是推翻封建制度，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最高纲领是为将来建设、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

七大：确立思想指导地位

1945年6月，七大通过了新党章，修改后的党章确立了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同时，还增加了党员的义务和权利的规定。

八大：指出社会主要矛盾

1956年9月，八大开幕。八大新党章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所在，也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但遗憾的是，八大党章从1957年“反右派”之后就遭到背离。

十二大：探索执政党建设原则

1982年9月，十二大召开。由邓小平主持修订的十二大党章在全面总结和确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的同时，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搞好执政党建设作了新的探索，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十三大：调整部分章程

1987年11月，十三大召开。大会对党章有关内容作了十项调整，但总纲部分未作任何改动。

十四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写进党章

1992年10月，十四大召开。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被正式写入大会通过的新党章。

十五大：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

1997年9月召开的十五大，对党章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13次修改，确定将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并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

十六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入党章

2002年11月，十六大召开。大会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的第十五部也是进入新世纪后的第一部党章，其中最闪亮的地方在于，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在新世纪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

教学参考之五

党在各个时期的入党誓词

入党誓词是党员标准的反映。在党的历史上，入党誓词经过多次改变，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党员先进性标准与时俱进的脚步。

1.红军时期的入党誓词

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2.抗日战争时期的入党誓词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持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3.解放战争时期的入党誓词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作如下宣誓：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三、遵守党的纪律。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五、要做群众的模范。六、要保守党的秘密。七、对党有信心。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4.建国初期的入党誓词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5.十二大以后的入党誓词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教学参考之六

党员标准“具体化”一例

天津河西区在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中，组织党员深入开展党员先进性标准的大讨论，并通过上下结合、集思广益的方式，初步拟定了新时期共产党员先进性标准。

一、对每个党员的共性要求：牢记“24个字”

坚定信念——坚持理想信念，坚定不移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

刻苦学习——坚持勤奋学习，扎扎实实地提高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领。

牢记宗旨——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始终不渝地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勤奋工作——坚持勤奋工作，兢兢业业地创造一流的工作业绩。

遵守党纪——坚持遵守党的纪律，身体力行地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保持本色——坚持“两个务必”，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二、对领导干部党员的具体要求：做好“五表率”

做信念坚定的表率；

做执政为民的表率；

做务实创新的表率；

做品德高尚的表率；

做勤廉兼优的表率。

三、对公务员党员的基本要求：切记“12字”

依法、诚信、高效；

为民、务实、清廉。

四、对区直机关党员的具体要求：做到“四带头”

带头学习，强综合能力素质；

带头服务，让基层群众满意；

带头创新，争一流工作业绩；

带头奉献，树机关干部形象。

五、对街道机关党员的具体要求：做贴心人、带头人、倡导人和领跑人

知民情、解民难，做居民群众的贴心人；

肯吃苦、甘奉献，做社区工作的带头人；

重明礼、守法纪，做文明新风的倡导人；

创条件、争一流，做开拓进取的领跑人。

六、对执法服务部门党员的具体要求：发挥五个“标杆”作用

文明执法、秉公办事；

敬业爱民、热情服务；

恪尽职守、甘于奉献；

模范守纪、抵制歪风；

注重言行、树立形象。

七、对离退休党员的具体要求：三要三不要

要关心时事，自觉维护党的声誉；不要相信小道消息，甚至以讹传讹。

要老有所为，热心社区公益活动；不要固持陈规陋习，参与封建迷信。

要注意言行，教育引导好子女亲属；不要忽视严格自律，违纪规定。

教学参考之七

在党员标准问题上的几个误区

一是“初级阶段”标准。有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员标准不宜过高，主张建立“初级阶段”的党员标准。这是一种误解。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而共产党员标准是由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所决定的。只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没有变，党员标准就不能降低。

二是“生产力标准”。有人认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党员的要求，只要能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发挥作用就行，主张用生产力标准作为党员的唯一标准。这是错误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共产党员应为大力促进生产力发展做贡献，但党员标准还包括党章对党员规定的各方面具体要求。

三是“守法公民”标准。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在当前情况下，只要不犯错误不违法，就是合格党员。这种将“守法公民”标准与党员标准混同的观点是错误的。共产党员不仅要遵纪守法，还必须在学习、工作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起先锋模范作用。

四是“能人”标准。发展市场经济涌现出各种“能人”和“精英”，有人主张用“能人”标准替代党员标准。这是错误的。要鼓励绝大多数党员成为在某个方面有能力的人，但是党员同“能人”不能划等号。

教学参考之八

写好党性分析报告的几个关键点

认真撰写党性分析报告是党员在分析评议阶段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也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它既是对前一个阶段即学习教育阶段取得成果的检验，也是为下一阶段的整改打下良好的基础。如果这项工作做得质量不高，那么，先进性教育活动很容易走过场。

一般说来，党性分析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对照检查。党员要对照党章和党员先进性标准，认真清理和检查自己思想上、工作上和作风上存在的问题；第二部分为思想剖析。针对对照检查出来的问题，党员要进行深入的思想剖析，找准产生问题的思想根源。第三部分为整改措施。针对对照检查出的问题，制定切实可行、内容具体的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

撰写党性分析报告是项严肃的工作，实际上也是一个增强党性意识的极好机会。因此，每一个党员都要端正思想认识，努力撰写出高质量的党性分析报告。

那么，怎样才能撰写好党性分析报告呢？

首先，查找问题要准确，防止把问题写虚了。撰写党性分析报告的目的是为了查找问题并进而改正问题。因此，党员必须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照党章和先进性标准，重点检查自己在理想信念、宗旨观念、组织纪律、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要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勇气，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护短、不怕亮丑，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样才能写出“像自己”的党性分析报告。

其次，剖析思想要深刻，防止把认识写浅了。党员在检查出问题后，应该进行思想上的剖析。党员存在的问题，大都有思想根源，因而，思想剖析的过程，实际上是寻找病根的过程。对于灵魂深处、思想深处的东西要敢于去触动，否则，党性分析就是“雨过地皮湿”，这样对解决问题是很不利的。因此，党员在进行思想剖析时，不要泛泛而谈，而是要一针见血，深挖思想根源，怎么想的就怎么说，绝不遮遮掩掩。这样写出来的思想剖析才深刻，才令人终身难忘、终身受益。

标准范文篇5

发达国家设置技术壁垒一般都蕴涵保护和促进本国相关产业发展的战略企图。如欧盟在实施偶氮染料禁令前，欧盟内部已经成功地开发了替代产品。这样，一旦禁令宣布并实施，出口国为了出口就必须被迫进口欧盟成员的替代品，结果一方面导致欧盟这一替代晶出口迅速增加，并在相关领域获得显著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导致出口国使用这些替代晶后的成本猛增，严重地损害了出口国的竞争优势，从而达到保护和促进本国产业发展的目的。

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虽然保护了本国产业，但是造成了比较优势的扭曲，从而导致全球资源配置不合理。以中国鸡肉产品的进出口为例：鸡肉产品是中国出口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欧美人喜欢吃鸡胸肉但其国内价格较高，日本人喜欢吃鸡腿肉和熟食制品，因此中国出口这些产品，而中国人喜欢吃鸡杂碎，由于国内价格高，因此中国从欧、美、日进口鸡杂碎。但是欧、美、日常常制定各种技术标准和法规，使中国企业为不断达到它们的要求而增加成本，这样中国鸡肉出口的比较优势被大大削弱，同时欧美设法迫使中国大量进口鸡杂碎，结果比较利益完全被扭曲。2002年中国冻肉鸡出口量减少81877吨，出口额减少18955万美元。

发达国家设置技术壁垒，是否有利于提高本国居民的福利呢?国际贸易理论告诉我们，通过设置壁垒来限制进口，增加了居民购买进口品的成本，因此也降低了居民福利。

实际上，发达国家设置技术壁垒的目的是想在利用WTO规则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同时，又用技术壁垒保护本国市场，削弱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阻止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赶超，持久保持自身优势，从而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获得持久的利益。因此，用技术标准来设置壁垒是发达国家开发的一种新的不平衡的贸易政策。这种政策不仅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全球福利的提高，而且对发达国家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和社会福利也带来了负面影响。

二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

一些研究认为，发达国家的技术标准不仅增加出口，还能够增加进口，各国互相设定技术标准，是一件双赢的事情。实际上，这种说法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也经不起经验验证。

在设立技术标准时，发达国家虽然会考虑其他国家是否会采取报复性的技术标准，但由于发展中国家无法为自己设立高水平的技术标准，发达国家实施的技术标准往往都是单方面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都毫无例外地构成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壁垒。

首先来看技术壁垒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影响机制。

一般来讲，在运用技术壁垒措施的时候，首先是制定法规或标准，然后是对进口产品进行检查，产品如果符合规定，则允许进口；如果不符合规定，则禁止进口。这是一种零配额的数量控制机制。在技术壁垒设立之初，一般表现为完全的数量控制，如果产品符合法规或标准，则技术壁垒失效。

另外，在实施技术壁垒时，产品进入市场前必须为通过技术标准的审查而支付一定的费用，从而增加了产品的销售成本，因此，与关税壁垒一样，这是一种典型的价格控制机制。但是这种价格机制的表现与关税有很大的区别。关税虽然提高了进口商的进口成本，但不会提高出口商的销售成本，出口与进口的价格差别使关税的价格控制作用体现得非常明显；而技术壁垒所增加的销售成本是由出口商来承担的，此时出口商的销售成本与进口商的购买成本是一致的，从表面上看不出有价格控制的机制存在，因此，技术壁垒的价格机制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在应用和实施技术壁垒的时候，以上两种作用机制并非是孤立静止的过程，而是一种动态的复合机制，首先是数量上的控制，然后是价格的上升，而价格的上升又必然会导致数量的变化。技术调整所产生的动态复合作用机制也是技术壁垒和其他贸易壁垒的主要区别之所在：其他贸易壁垒的作用是静态的、一次性的，而技术壁垒的跨越似乎是无止境的，当企业跨越了技术壁垒之后，新的技术壁垒又出现了；企业依据新的技术标准和法规改进产品质量、提高技术水平之后，适应了新的技术壁垒，技术壁垒实现了其价格控制机制；随着技术创新的深入，新的技术标准不断出现，又形成了新的一轮控制机制。

在以上两种作用机制中，数量机制容易理解，其作用也容易被观察到，而价格机制具有隐蔽性，其作用虽然巨大但不容易被观察到，因此，对价格机制的理解是分析技术壁垒对出口影响的关键。价格机制主要通过提高出口商的销售成本而发挥作用，因此，下面从技术壁垒对成本的影响人手进行分析。

技术壁垒对成本的影响可分为三种类型：导致固定成本增长、导致边际成本增长及导致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同时增长。

在不同的出口产品市场结构下，不同的成本影响模式的影响是不同的，从理论上讲，市场结构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完全竞争型、垄断竞争型和完全垄断型三种。三种成本影响模式在三种市场结构中可能出现九种不同的组合，技术壁垒在这九种情形下对出口的影响具有不同的特征。由于发展中国家几乎不可能在发达国家的某一个产品上具有完全垄斯的力量，因此，为简单起见，这里不分析技术壁垒在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下所造成的影响，而只考虑其他六种组合。

1．固定成本增长情形。当出口国为达到发达国家新的技术标准需要进行新的固定资产投资或一次性固定费用支出时，就会出现固定成本增加的情形。固定成本增长会导致平均成本的增长，但边际成本不变。

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固定成本增长对出口商的影响。如果出口商面对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则该出口商自己不能影响产品价格，而只能接受市场价格，并根据产品的边际成本等于市场价格的利润最大化原则来确定产量。当固定成本增长后，由于边际成本不变，因此单个出口商的产量不会改变。但是，固定成本增长会导致平均成本上升，由于价格没有变化，因此出口商的利润就会减少。这样，部分出口商就会因为亏损而退出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单个出口商的出口量并没有改变，但是出口商的数目减少了，因此，整个出口量就会减少。同时，由于出口价格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出口额也会随着出口量的减少而减少。

垄断竞争市场。出口商在垄断竞争市场上虽然对价格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在固定成本增长的情况下，边际成本并没有发生变化，根据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单个出口商并不会改变其出口产品的出口价格和出口量。但是，平均成本的

上升同样会侵蚀出口商的利润。当然，垄断竞争市场上的厂商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垄断利润，只有当成本的上升幅度超过了垄断利润，甚至导致其亏损时，出口商才会退出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出口商数目也会减少，不过减少幅度应该低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情况。这样，在垄斯竞争市场上，固定成本增长也会导致总体出口量和出口额的减少。

2．边际成本增长情形。当技术壁垒使附加在单个产品上的成本增加时，就会出现边际成本提高的情况。如技术壁垒要求提高产品的包装标准，要求产品使用更加昂贵的材料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边际成本上升一定会改变出口商的出口决策，只是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其影响程度不同。

完全竞争市场。完全竞争市场下出口商面对的是既定的世界市场价格，因此出口商任何一个产品的边际收益均保持不变。当技术壁垒导致出口商的边际成本提高以后，在原来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利润最大化点，就会出现边际成本超过边际收益的情形，出口商为了继续实现利润最大化，只有降低产量，从而降低出口品的边际成本，使其仍然满足与边际收益相等的利润最大化条件。这样，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导致边际成本上升的技术壁垒将降低出口商的出口量，由于出口价格不变，因此，也会降低出口额，同时，出口商的利润总额也会减少。

垄断竞争市场。在垄断竞争市场上，出口商对价格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当技术壁垒使产品的边际成本上升以后，厂商将适当提高出口品的价格以增加边际收益，同时减少出口量以降低边际成本，从而使其重新满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利润最大化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出口量必然减少，出口价格必然上升，而出口额的变化则取决于需求的价格弹性。如果弹性大于1，则产量的降低幅度将大于价格的上升幅度，总出口额将减少；如果弹性小于1，则产量的降低幅度将小于价格的上升幅度，总出口额将增加；如果弹性等于1，则产量的降低程度正好等于价格的上升幅度，此时出口额将维持不变。

3．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同时增长情形。许多技术壁垒往往同时增加出口品的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这时，以上两方面的影响将同时发生作用。

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出口价格仍然维持不变，但不仅单个出口商的出口量会减少，而且出口商的数目也会减少，因此，出口量和出口总额都会大大降低。

在垄断竞争市场上，出口价格将上升，出口量会降低，尽管单个生产商的出口额取决于需求的价格弹性，但是出口商的利润会受到侵蚀，从而会出现某些出口商退出出口市场的情况。

以上分析在理论上可以明确表明，技术标准确确实实在阻碍出口，是地地道道的“技术壁垒”。

三如何突破技术壁垒

毋庸置疑，技术壁垒的存在对发展中国家扩大出口、发展本国经济、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设置了障碍。从发展中国家自身来看，技术落后、资金匮乏无疑是最突出的两个方面，因此，如何应对和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现在和未来对外经济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讲，应该着重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依靠技术转移和技术创新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在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技术鸿沟，而且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根据熊彼特的发展理论，通过技术转移可以缩小这种差距，因此，中国必须重视对先进技术的引进与吸收，通过技术外溢和后发效应的协同作用，将制成品的生产和出口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并尽快地从比较劣势向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转变。

标准范文篇6

二、我国近代对翻译标准的争论谈到近代对翻译标准的争论，我们不得不谈严复和严复的“信达雅”。严复是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鲁迅曾在《二心集》里说过，严复“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严复参照古代翻译佛经的经验，根据自己翻译的实践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严复曾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严复最初提出三难，并不是作为翻译标准提出来的，但在这之后的一百年间，严复的“信达雅”说渐渐引起了许多翻译家的共鸣，对翻译实践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但对其“雅”宇从一开始便有争议。他所谓的“雅”，是指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本身的古雅。他认为只有译文本身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实际上即所谓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所以在白话文兴起之后，激进派群起而攻之，大有将其批倒批臭而后快之势。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掀起了一场关于“信达雅”的争论。有人甚至认为严复的“信达雅”说，严重限制了翻译

研究的视野，长期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有些观点相当激烈。如黄雨石就说：“严复在开一代翻译之风，在着意介绍外国新思想等方面的确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的这一套翻译理论，无可讳言，却显然是完全错误的。(沈苏儒著《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07页)周笃宝说：“‘雅’字是唯心的，或者说是‘违心’的，都是不科学的。他翻译的是当时格物致知的书，代表先进的学术思想，却为了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级乐于接受西方先进学理‘刻意摹仿先秦文体’去翻译显然不妥。如果说严复的翻译思想有不妥之处，皆失于‘雅’’’。(《中国翻译))2000(2)，29)由此可见，在对严复的“信达雅”说百年来的争论中，“信达”二字已是人们公认的标准，而对“雅”字却争论很大。20世纪20年代我国出现了关于“神韵”的讨论。对此我国著名作家茅盾曾发表过见解。他本人始终如一是不妥协的“直译”论者，连后来出现的介乎“直译”和“意译”之间的所谓“顺译”他都反对，理由是“顺译”容易导致“歪译”。(1984a：351～354)茅盾早期发表过许多关于文学翻译的见解，针对以前“歪译”的泛滥，提出一系列的“直译”理论，以纠正前人的偏差。行文当中，他使用了传统文艺理论的语言，谈到“神韵”时说：“就我的私见下个判断，觉得与其失‘神韵’而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些差异而保留‘神韵’。文学的功用在感人，而感人的力量恐怕还是寓于‘神韵’的多而寄在‘形貌’的少，译本如不能保留原文的‘神韵’，难免要失了许多的感人的力量。”(1984b：337)这段话强调“神韵”，和后来的“神似”没有大的差别。所以有人说20世纪50年代傅雷提出关于“神似”的讨论是20年代“神韵”讨论的继续。

三、我国现代对翻译标准的争论傅雷和钱钟书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分别提出“神似”和“化境”的翻译标准。傅雷先生主张“重神似而不重形似”。于是我国译界出现了两大派。一是以傅雷、杨绛、杨必等译家为代表的“神似派”，一是以卞之琳先生为代表的“存形求神派”。一派重神似，一派重形似，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在近期的《中国翻译》上北大教授许渊冲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江枫先生还在该问题上继续争论不休。(见《中国翻译>>2001(3)“新世纪的新译论”点评)2001年8月份在中国译协、《中国翻译》编辑部举办的“英汉翻译高级讲习班”上，笔者有幸聆听了两位学者的唇枪舌战，双方各持一词，谁也不服气谁，谁都能找出有力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继20世纪50年代之后，70年代末我国翻译事业出现了第二次高潮。由于西方翻译理论开始大举进入中国翻译研究领域，不少学者力图“挽救”、“完善”严复的理论。有人干脆说：“还是信达雅好。”于是人们重新提出“直译”或“意译”的价值。新一轮翻译标准的争论又拉开了帷幕。时代不同了，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思维方式进行争论。与此同时，后人对严复的“信达雅”已经赋予了新的内容和解释。他们认为“雅”已不再是严复所指的“尔雅”和“用汉以前宇法句法”，而是指“保存原作的风格”。这期间，我国一些学者提出了“信达优论”、“信达切论”、“最佳近似度论”、“辨证统一论”、“紧身衣论”等翻译标准。精通英法两门外语的许渊冲先生把“雅”字归结为中国文艺学派翻译标准的根源。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发展，提出了“三美论”(意美、音美、形美)。1987年在青岛召开的“全国首届翻译理论研讨会”上，辜正坤教授发表了“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他认为具体的翻译标准应该而且必然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翻译标准可分为抽象标准和具体标准两大类，这两大标准构成一个互相制约和补充的有机系统。抽象标准具有一元性，具体标准具有多元性。论文一经宣读，引起轩然大波，几乎使有关翻译标准的讨论成了大会的主旋律。可见人们对翻译标准的重视。

标准范文篇7

近些年，我省许多市县和国营农场系统都结合大面积高产攻关及自身生产特点，总结出许多以合理轮作为基础、翻松耙压结合的耕翻作业标准，使小麦优质，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得以顺利实施。要依据土壤水分状况及茬口条件及时调整当年不同村屯、不同地块的作业措施及标准。可落实为：

作业地块→作业措施→作业时间→作业标准→作业验收

针对我省大多地区底墒不足、小麦易遭春旱等特点，耕翻整地作业中应特别强调“及早作业”、“连续作业”和“伏秋作业”，一次达到播种状态越冬。有条件的地方为保证施肥效果和底墒充足，应强调结合耕翻整地进行秋深施肥和深秋浇封冻水。

2、品种及种子标准化

目前生产上推广的品种很多，在性状及措施要求上各具特点。应在充分了解品种特点(生育特点、分蕖特点、需肥特点、群体特点、灌浆特点、抗逆特点)基础上选择1～2个主裁品种及2～3个搭配品种。栽培面积较大的地区决不可种植单一品种，应以品种多样化增强小麦的抗灾抗逆能力，达到高产稳产、丰产丰收。具体选用品种及确定各品种的种植比例时应根据加工用途、当地栽培方式及栽培条件、产量水平、土壤条件及气候条件、收获方式及力量而定。核心试验区、高产攻关田、生产条件较好及生产水平较高的地区应选择光合效率及产量潜力更高和更加抗倒、抗病、更耐高肥水的中矮秆品种，并依据品种制定相应的栽培耕作措施及标准，其它土，种植密度，施肥量，镇压及田间管理等措施和环节标准也需做相应正确调整。总之，措施应围绕品种、自然生态条件和生产条件而定，或根据当地条件选择适宜品种，充分发挥品种的增产潜力。

种子标准化的含义主要指用于播种的种子质量要高，如种子纯度、发芽率、发芽势、种子千粒重、病虫害、贮存年限生产上连续利用年限等。连续种植多年、不符合种子标准的种子坚决更换。攻关田、核心区所用种子级别要高于一般大田生产，应尽量采用级别高的种子，发挥良种在生产中的增产优势。

各类生产用种子在播种前必须进行种子检验以确定能否用于播种和计算量等。种子要全部进行筛选及药剂或种衣剂拌种，确保种子合格，做到苗全、苗齐、苗匀，苗壮。

3、作业机械标准化

小麦栽培的标准化多是通过机械去实施。因此，用于小麦生产的机械必须符合设计标准及农艺要求，建立严格的农机具检测、维修及农机人员上岗培训制度，机具应始终处于正常的技术状态，不符合农艺要求的机具不能用于田间作业，农机操作人员必须按作业要求及标准去调试和操作农机具。超期服役，且经维修后仍不能保证农艺要求的机具应淘汰更新。操作人员应懂农艺，要经培训考核合格后才可上岗。各地要因地制宜地统一机械标准，统一检修检测，统一调试，统一田间作业操作规程，统一验收，以严格的监督机制和奖惩手段保证作业质量不断提高。

4、播种质量标准化

播种质量标准化主要取决于耕翻整地质量、种子质量、播种机农艺状态及操作人员技术水平。在保证耕翻整她质量、种子质量和播种机农艺状态前提下，各地应注意播期、播种量、播深和播法的掌握。

小麦虽耐寒，但也不是播种越早越好，要描在腰窝上。播种过早也会造成粉籽缺苗，或因短日春化效应导致穗小粒少，播种过晚，由于温高日长，根系发育不好，生育期缩短，产量降低。

播量大小也因品种特性、种子千粒重大小、肥水条件、栽培方式及栽培水平的差异而不同。生产中，无论播种量多少。基本苗多少，关键是收获穗数，生产条件越好(肥水充足)、品种分经成穗率越高：管理水平越优越，播种量就应越少。要充分发挥品种的分蘖、大穗、多粒、大粒的自身调节能力以达群体增产效应。我省各地应在提高保苗率和提高栽培管理水平基础上，逐步降低播量。进行播种量和播肥量调试时，要特别注意单口流量的一致，坚决防止大播量大密度的不科学做法。

播法上不要追求花样，要考虑播种管理方便，植株在田间分布尽量均匀，既可抑制杂草，又能通风透光，播法应与杂草控制结合考虑。

5、土壤与施肥标准化

高产小麦首先应建立高产土壤。高产土壤应在基础养分，养分比例及有效性、土壤结构、土壤通透性及保水保肥性，土壤耕性及上壤紧实度等方面为小麦生长发育提供良好，稳定、持续的土壤条件，这是小麦高产的基础。在我省旱作春麦区，土壤条件更为重要。必须建立合理轮作、用养结合，有利地力恢复的耕作栽培体系，防止土壤进一步退化及污染。

施肥要结合当地生产特点、土壤特点及品种特点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施肥标准，如按土壤分析结果和品种制定施肥总量、肥料种类和比例，施肥时期及施肥方法。强调秋深施肥及其时间和标准的掌握，有条件的应改一次春施为秋、春两次施肥或多次施肥高产攻关田在保证一定施肥量前提下，要加强前茬有棚巴的施用和土壤基础肥力的恢复与提高，改进施肥方法，扩大化肥增效剂或化吧助剂的应用面积，以提高化肥利用率，防止盲目加大肥量。有条件的高产攻关田应施用一定的钢巴及。其它防止叶片和根系早衰、增加千粒重的微肥和化学制剂。应用控释尿素可提高小麦蛋白质含量。

6、麦田管理与收获标准化

小麦高产是各个环节标准作业综合作用的结果，麦田管理也起着重要作用。我省麦田管理主要包括压青苗、病虫害防治与防除、追肥灌水等几个环节。

压青苗2—3遍后，可明显增加抗倒伏能力，以抗旱提墒为目的的镇压在三叶期进行，以防倒伏为目的的镇压可在分蕖期进行。如地硬，苗弱、土壤水分较多或灌溉栽培时则可不镇压，节间伸长后也决不可再镇压。镇压时应严格按田间作业操作规程进行。

我省小麦多为小行距密植，除草主要以化学药剂为主，应选用杀草谱广，残留少、对后物影响小的除草剂。除草剂可相互配合施用以增强杀草效果。应用除草剂时一定要严格按觌程去办，防止出现药害。

病虫防治应坚持预防为主，以治早、治小、治了为目标。种子拌药时一定要用拌种器，并严格掌握拌种时间和转擞。不应长期使用同一种化学药剂，以免产生抗药性。影响杀虫病效果。

灌溉是早作小麦栽培中必要时采取的一种管理措施，普通灌溉时要注意灌水方式，灌水时间，既要达到防旱目的，又要节水，防止对土壤的破坏和发生地表径流。施肥量要相应增加，施肥方法要随之改变。基本亩数要减少，播种置要降低，行距可适当加宽；同时镇压、防病、除草、后期追肥等措施也要跟上。

叶面喷肥是近年提倡的一项行之有效的增产措施，对于防止后期脱肥、叶片早衰、延缓根系死亡、增加粒重、改善籽粒品质均有明显效果。可结合喷药防病防虫和喷施生长调节剂一并进行，但要防止追施氮肥过多和施用过晚。

标准范文篇8

1、班子建设好。班子健全，按期换届，民主选举领导班子；班子成员整体素质高，主要负责人能力强，业务精，懂经营，会管理；贯彻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做到决策民主，管理科学；班子团结进取，作风扎实，富有开拓精神，在团员青年中具有较高的威信。

2、主题活动好。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和青工建功成才，创造性地贯彻上级团委的精神，扎实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团的工作生动活泼且富有成效，工作实绩党政认可，青年好评。适应深化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积极引导广大青工支持改革，参与改革，成为推动改革的有生力量；着眼企业发展和青工成才，广泛开展青年岗位能手活动和青年科技创新行动，企业效益明显增加，青工技能明显提高；积极参与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通过深化青年文明号等活动，青年职业道德和职业文明建设明显得到加强；充分发挥青年的突击作用，在急、难、险、重的生产、工作任务中体现新一代青年的风采；代表青工通过职代会等渠道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监督；维护青工合法权益，关心青工切身利益，反映青工的意愿和呼声；积极为下岗青工等青年群体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

3、支部建设好。根据生产经营实际，青年分布特点，合理调整组织设置，理顺工作运行机制；所属支部班子健全，积极工作，富有朝气；各项制度完善，活动开展经常，工作充满活力；支部在青年中影响好，凝聚力强，有一支素质较高的团员队伍。

4、活动阵地好。有一定规模和档次的团的活动阵地和青工培训场所；有能够满足青工基本文化生活需求的文体娱乐设施；团的工作经费有稳定的来源渠道；善于发掘和运用社会资源，团的工作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二、社区“五四红旗团委”标准

1、班子建设好。班子健全，按期换届，民主选举，配有专职团干部；主要负责人政治素质好，科学文化水平较高，有把握工作全局，协调社区内各单位团组织共同开展工作的能力；贯彻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决策民主，管理科学；团结进取，爱岗敬业，作风扎实，富有开拓创新精神。

2、主题活动好。围绕服务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社区的建设与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基本需求、服务青年成长成才，以创建“青年文明社区”活动统揽社区团的工作全局，带领青年在社区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生力军、方面军作用；动员、组织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美化社区生活空间；广泛开展社区青年志愿服务和互助活动，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区服务体系，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积极开展丰富多采的社区文化活动，增强社区凝聚力，形成和谐的社区人际关系；关心社区青少年特别是下岗待业青年、外来务工青年、特殊困境中未成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3、支部建设好。支部组织设置合理，按照团章的要求，在居委会和社区内外来务工青年、下岗待业青年的集中地建立团支部；支部班子配备整齐，工作制度健全，团内管理严明，工作、运转有序，能有效地加强社区内团员青年的组织、教育、管理与服务；加强团的组织如辖区青年联合会、学联、青年社团的横向联谊与协作，建立起以团组织为核心的覆盖全社区的青年组织网络，社区团的工作覆盖面大。

4、活动阵地好。充分整合社会资源，建好、管好社区青少年活动阵地，力求做到有社区青年志愿服务站，有社区职业技能培训或职业介绍站，有社区青少年科技、文化、法制教育活动阵地，初步建立了青少年社会服务体系。

三、学校“五四红旗团委”标准

l、班子建设好。班子健全，按期换届，民主选举领导班子；班子的民主生活和工作制度健全有效，实行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班子成员政治素质好，工作作风扎实，文化程度高，懂教学，会管理，密切联系学生和青年教师，全心全意为学生和青年教师服务，对青年学生有感召力和影响力。

2、主题活动好。围绕服务学生成长成才和学校建设，开展团的工作和活动。积极组织引导学生学理论、重实践、明责任、树理想，在学生中形成正确导向；积极开展学生课外知识学习、学术交流、科技创造等活动，促进学生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提高；大力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为学生增强社会责任感和社会适应能力创造条件；多方帮助学生勤工助学和济困助学，为学生完成正常学业提供服务和支持；积极开展文化、娱乐、体育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充分发挥党的助手联系青年学生的桥梁纽带作用，认真落实学校党委的指示精神和具体任务，同时注意反映学生的意愿和要求，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标准范文篇9

姓名:________________性别:________

出生年月:____年__月__日所在地区：___________

学历：_______________专业:__________________

婚姻状况：_______________目前年薪：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方式:

住宅电话：公司电话：_____________

BP：_____________手机：_____________

个人主页：

通讯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政编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育背景:

最高学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最高学历学校：_____________

专业：_____________时间：____年___月至____年___月

第二学历：_____________第二学历学校：_____________

专业：_____________时间：____年___月至____年___月

教育情况描述：（此处可注明：所修课程、在学校所参加的组织活动、担任职务、获奖情况、发表的文章等，请依据个人情况酌情增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外语能力:

外语一：基本技能：_____________________通过标准测试：__________________

外语二：基本技能：______________________通过标准测试：___________________

其它：

工作经历:

____年____月——____年____月_______________公司_______________部门_______________工作

（此处应为整篇简历的核心内容,应聘者可以着重叙述此项,并根据个人工作情况不同而重点突出说明工作具体内容与经历，尤其是与求职目标相关的工作经历；一定要说出最主要、最有说服力的工作经历和最具证明性的为公司获取的利润和相关成绩；说明的语气要坚定、积极、有力；具体的工作、能力等证明材料等；写工作经验时，一般是先写近期的，然后按照年代的顺序依次写出。最近的工作经验是很重要的。在每一项工作经历中先写工作日期，接着是工作单位和职务。在这个部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陈述了个人的资格和能力经历之后，不要太提及个人的需求、理想等。）

个人能力:

（如电脑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或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个人爱好:（突出自己的个性，工作态度或他人对自己的评价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说明:求职信的设计――书写格式

一般来说，求职信是属于书信―类的，故其基本格式也应当符合书信的一般要求。一个人的书信如果写得精彩，那么可以肯定他的求职信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求职信的基本格式与书信无异，主要包括收信人称呼、正文、结尾、署名、日期和附录共六个方面的内容。

称呼：求职信的称呼与一般书信不同，书写时须正规些，如果写给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的人事部门负责人，可用“尊敬的××处(司)长”称呼；如果是“三资”企业首脑，则用“尊敬的××董事长(总经理)先生；如果是各企业厂长经理，则可称之为“尊敬的××厂长(经理)”；如果写给院校人事处负责人或校长的求职信，可称“尊敬的××教授(校长、老师)”。

求职信不管写给什么身份的人，都不要使用“××老前辈”、“××”师兄(傅)”等不正规的称呼。如果打探到对方是高学历者，可以用“××博士”、“××硕士”称呼之，则其人会更为容易接受，无形中对你产生一种亲切感。

正文：求职信的中心部分是正文，形式多种多样，但内容都要求说明求职信息的来源、应聘职位、个人基本情况、工作成绩等事项。首先，写出信息来源渠道，如：“得悉贵公司正在拓展省外业务，招聘新人，且昨日又在《××商报》上读到贵公司招聘广告，故有意角逐营业代表―职。”记住不要在信中出现“冒昧”、“打搅”之类的客气话，他们的任务就是招聘人才，何来“打搅”之有?

如果你的目标公司并没有公开招聘人才，也即你并不知道他们是否需要招聘新人时，你可以写一封自荐信去投石问路，如“久闻贵公司实力不凡，声誉卓著，产品畅销全国。据悉贵公司欲开拓海外市场、故冒昧写信自荐，希望加盟贵公司。我的基本情况如下……”这种情况下用“冒昧”二宇就显得很有礼貌。

其次，在正文中要简单扼要地介绍自己与应聘职位有关的学历水平、经历、成绩等，令对方从阅读完毕之始就对你产生兴趣。但这些内容不能代替简历，较详细的个人简历应作为求职信的附录。

最后，应说明能胜任职位的各种能力，这是求职信的核心部分。目的无非是表明自己具有专业知识和社会实践经验，具有与工作要求相关的特长、兴趣、性格和能力。总之，要让对方感到，你能胜任这个工作。在介绍自己的特长和个性时，一定要突出与所申请职位有联系的内容，千万不能写上那些与职位毫不沾边的东西，比如你应聘业务代表一职，印在求职信中大谈“本人好静，爱读小说”等与业务无关的性格特征，结果肯定是“玩完”。

结尾：一般应表达两个意思，―是希望对方给予答复，并盼望能够得到参加面试的机会；二是表示敬意、祝福之类的词句。如“顺祝愉快安康”、“深表谢意”、“祝贵公司财源广进”等，也可以用“此致”之类的通用词。

最重要的是别忘了在结尾认真写明自己的详细通讯地址、邮政编码和联系电话，如果让你的亲朋好友转告，则要注明联系方式方法以及联系人的姓名以及与你的关系，以方便用人单位与之联系。

署名：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直接签上自己的名字即可。国外一般都在名字前“你诚挚的、你忠实的、你信赖的”等之类例形容词，这种方法不能轻易效法。

日期：写在署名有下方，应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年、月、日都全写上。

标准范文篇10

随着课堂作文评价方法探索的深入，我们便会发现：在具体评价中，有时学生评价的目的模糊，不够鲜明；评价操作过程欠规范，程序不清；评价方式缺乏系统性，随意性很大；理性分析缺乏辨证思维，多以感性为主；信息反馈不能及时到位，互动交流缺少持续性等等。所以作文评价中，如何做到评价规范化、系统化，分值设定的量化，是值得探究的，以进一步完善作文评价体系，使之目的明确，操作更具体、规范，让绝大多数学生能够参与进来，学在其中，乐在其中，收益在其中。

经过实践总结，我们制订了《作文评价表》，以表格的形式，直观、具体列出评价项目，审改内容，评价结论，量化值域。力求做到规范化，系统化，考评量化。该表重理性分析，尝试把常规作文教学评价要求与高考作文评价标准有机结合，力争在评价实践中做到目标明确，有据可依，以理服人，定性量化、科学化。

该表由两个部分构成：前半部分是常规作文教学评价；后半部分是以高考评价标准为参照的量化部分。

常规评价部分设定四栏。第一为“文题”“作者”“评者”栏。填充三个方面信息，便于交流与互动。第二为“审题”项目栏。由评审者回顾作文要求，此次作文训练的重点、难点，并结合作文写作角度，简明扼要地确定评价原则，以总摄下面的评价。第三是常规“评价”主体栏。命名为“精雕细琢”，同时以竖栏明示原则“探幽发微，以理服人”，并列出“增删调整，分条列出”提示。作为主体部分，强调“见仁见智”“以理服人”，目的是增强学生对作文认知从感性向理性的关照，尽量减少感性色彩，做到辨证、全面、发展地看待作文，并分条列出，便于作者、评者双向交流、切磋。第四是“交流体验”栏。分为“亮点荟萃”“慧眼补拙”二条，这是文字评述部分，参照上面所有内容，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对作文进行简明扼要地客观地评述。

第二部分引入高考作文评分标准部分参考量化评分。总分值为60分，由内容、表达、发展三部分构成，分值各占二十。依次列出等次栏并标出赋分值域，让学生评价时来对应参考，做到细化、量化，赋分项目操作具体、简明清晰，以训练思维，明确作文评价方法，再反馈到作文常规教学，从而规范写作的方向。

对该表的创设，笔者谈几点认识。

其一，该表进一步完善了作文评价的规范性，操作便捷、重实践、反馈理性化。从评价的模糊性走向进一步完善，以表格的形式出现，给出固定评价信息栏，明示评价的方向和要求，师生对评价的程序一目了然，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评价作文时都能做到有的放矢，操作便利。避免随意性，突现作文评价的系统性，便于集中学生精力，节省课堂时间。在评价实践性上，这份表格更有助于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促进生生、师生交流互动。无论是采用“分组评价”“自我评价”“互相评价”“老师评价”等哪种方式，该表格都可以作为介入平台。评价实践中，学生的“比争”意识易于调动，充分展示自我的认知水平，而且老师也便于与学生互动，做到有表可依，有据可查，有理可辩。在信息反馈上，这份表格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理性思考。它的“分条陈述，以理服人”指导原则，侧重理性思维，辨证思维，尽量减少作文评价中的感性认识，力争发现问题和从本质上解决问题，易于交流时从思想上接受，从而再作用于写作本身，提高学生理性认知，在评价实践中自觉提升写作水平。

其二，该表实现了常规作文教学评价与高考评分标准的有机结合。这是该“评价表”的大胆尝试。常规作文评价的具体性、针对性要求，教学中围绕一篇文题的要求确定，由于训练写作的文体、角度、目的、侧重点等的不同，所以常规作文评价审评特点显得个案性鲜明，可以说“一文一个评法”，标准具有很大不确定性。而引进高考作文评分标准，因其有相对固定性，参评项目很详实，条目清晰，等级鲜明，赋分值域固定，这为学生评价赋分提供了直观、具体的参照体系，便于在常规评价的动态变化中摸索出一套相对固定的评价方案，增进评分的规范化、科学化、理性化，以实现评价赋分的细化和量化，同时衡量评价水平的高低。通过高考作文评分标准的参照考量，反作用到自己的写作实践中，可引导写作自觉向优秀作文看齐，检验自己的不足，提高创新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