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管理论文十篇

金融管理论文篇1

一、金融风险的涵义

每个投资者和消费者无时无刻不在面临金融风险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是每一个经济实体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内容。在经济生活中开展的各项经济活动，与金融风险之间都存在着密切联系，同时对一个国家宏观决策和经济发展，也产生较大的影响。所以，怎么减少和回避金融风险对于金融界而言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为了可以更好地、更有针对性地防范金融风险，不断加强金融风险管理，就需要对金融风险的涵义和种类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了解。金融风险作为风险中的一方面，就好像人们对于风险存在不同的定义一样，针对金融风险的定义，实务界和理论界也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有些人认为，所谓金融风险，其实就是人们在金融活动中可能发生的经济损失或者事件；有些人认为，金融风险是主要发生在金融领域的一种风险模式；有些人认为，金融风险主要是一种经济损失所表现出来的不确定性等。综合上述三种观点，最后一种观念与风险的范畴似乎更为贴近，换言之，金融风险是一种可能性，与金融风险的本质更为接近。所谓金融风险，其实就是指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每一个经济主体，在金融活动或者投资经营活动中，由于各种因素的不确定变动，所遭受损失的可能性。金融风险的种类较多，主要有外汇风险、利率风险、信用风险、货币购买力风险、流动性风险、证券市场价格风险以及国家风险等几类。

二、金融风险管理起源

金融风险管理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其发展时间已经有30多年，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环境和规则，都呈现出较大的变化。金融市场不断出现波动，使金融风险管理理论和工具成为金融市场中不可或缺的需求；第二，随着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金融学理论也得到较大程度地发展和进步，在此基础上，对金融风险管理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第三，当前，计算机软件和硬件得到了较为快速地发展，这样一来，风险管理在发展过程中，就会具有一定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在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世界经济环境主要发生了以下两方面的变化：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世界各国的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外部经济环境都会对其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及制约；第二，20世纪70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全面崩溃，进而宣告世界范围内的固定汇率制度走向衰亡。在此之后，很多公司以及个人都会面临形式各样的金融风险，例如，汇率风险等等。尤其是在之前的10多年进程中，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出现在世界范围内，例如，1987年美国的“黑色星期一”大股灾，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等。通过这些事件，可以得知，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和损害。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对金融风险管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引起重视。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经济学研究中，新古典经济学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逐渐取代之前传统的经济学。通过新古典经济学，可以看到很多针对信息和不确定性的经济分析框架，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与此同时，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金融学已经从众多学科中独立出来，并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全新的经典金融理论和模型逐渐创立起来，并且也得到了广大金融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接受和运用。例如，20世纪60年代，被称为“有效资本市场之父”的Fama提出“有效市场假说”，夏普和林特纳等人创立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罗斯的“套利定价模型”，以及布兰科-斯科尔斯创立的“期权定价理论”等。综上所述，在金融风险管理理论和工具的发展过程中，会有更为坚实可靠的依据。与此同时，随着计算机硬件技术和软件开发能力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们也可以充分运用数学模型、仿真模拟等手段，对遇到的各种金融风险管理问题进行有效解决，进而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一门新的学科，称为“金融工程学”。

三、我国目前金融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1.金融组织机构不完善，风险管理体系不健全。当前，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组织机构也随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要求其不断完善和健全，这就需要一个完善的金融风险管理体系作为其正常运行的基础和保障。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金融体系也逐年发生变化，同时也获得了较大成效，银监会和证监会相继出台了相关文件和规定，进而使我国金融内部体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进步。然而，与国际上较为先进的金融风险管理体系相比较，我国还没有建立足够健全和完善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以及管理体制。主要可以表现为以下几方面问题：第一，央行的信贷资金管理和金融监管工作主要针对业务范围的控制展开，现行的风险管理体制还是运用传统的信贷风险管理模式，相对而言，较为薄弱，已经不能与当前金融市场的运行模式相符合和适应；第二，金融机构内部没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导致出现大量债权，同时不良贷款的现象也逐渐增多，从而使信用风险不断上升，致使金融资产质量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第三，当前，我国很多金融机构并没有设立专门的风险管理部门，风险监管组织机构不够完善，同时其他部门也没有能力独立承担各方面风险的风险管理职责，从而使风险管理出现更多难以解决的难题。总而言之，我国很多金融机构风险监管不够健全和完善，管理体制也存在较多问题。

2.风险防范意识差，法律意识淡薄。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金融市场全球化发展也随之出现更多相关金融风险管理方面的问题。在这种环境下，我国金融机构进行全面转型，但是却不能正确认识金融风险，甚至对金融风险的基本概念和根源没有足够的认识和了解，法律意识较为淡薄。例如，针对银行而言，商业银行为了扩大自身资金规模以及贷款规模，进而出现很多不良贷款，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没有结合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盲目扩展各项理财投资业务，不断增加金融风险。针对投资者而言，为了获得更多收益，没有了解金融市场行情，盲目投资，风险防范意识较弱。因为我国金融风险管理相关制度和规定不够完善，在金融体系中还不能完全渗透相关法规和制度，造成监管力度不够，法律意识淡薄。所以，针对金融风险意识和法律观念重要性的大力宣传，对于全面提升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金融市场信息不透明。所谓信息透明度，其实就是指信息者应该在第一时间将全面、可靠的消息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公开披露，从而使信息使用者可以对某家企业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以及风险投资理念等进行较为准确地评估。在很大程度上，金融产品其实就是信息咨询的集合体，在金融市场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信息透明度发挥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不可或缺。当前，我国金融市场信息并没有实现透明化，这样就会使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失真，存在很多内部交易，而且也极有可能对资金流向进行自行操纵。从宏观角度分析，会使市场秩序混乱，而且也会引起市场的巨大波动。上述这些情况对于投资者进一步投资金融市场产生了较大影响，也进一步使金融投资风险加大。而资金的短缺，使金融市场资金融资出现恶性循环，从而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产生较大影响。

4.金融业务和金融产品单一。当前，国际金融市场主要金融机构属于混合经营，就是将传统存贷款业务、理财业务以及期货交易业务作为有机整体，同时开展，并实现全球化运作模式。但是，我国还在沿用传统的经营模式，主要为存贷款模式，针对中间业务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没有作为之后可持续发展的重点，金融产品相对较为单一，面对需求各异的投资者无法满足，投资渠道越来越窄，投资者不能享受到更多的金融服务。在我国，金融企业存在较多的指令贷款，致使利润降低，呆账积累现象严重，从而使金融风险概率不断加大。而更多的外资金融机构已经开始瞄准我国作为发展基础，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市场发展，若是我国不能与当今国际市场流行惯例运作相匹配，那么我国金融企业，将很难找到一席之地。

四、完善金融管理的应对策略和措施

1.完善风险管理体制。为了使金融机构免受外界金融风险的影响和制约，就要将内部风险管理体制放在重要位置，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其抗风险能力的强弱，需要与其内部管理体制的完善程度相结合。所以，建立和完善风险管理体制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第一，应该定期组织相关金融人员学习相关法规制度，从而使相关从业人员以及公众对风险管理防范意识得以不断提升。金融主管部门应该建立科学合理的风险管理体系，不断完善结构设置，进而使内部管控更具有有效性。第二，应该建立合理有效的责任制度，使各相关规章制度更加规范，进一步明确责任人的权限和责任范围，强化风险和责任意识，进而使相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第三，应该不断加强相关人员自身素质的提升，使其具备发现潜在风险的能力，并且可以针对风险进行有效地防范和解决，从而使风险管理体制得到不断完善。

2.加强国际合作。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越发紧密，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是国际金融发展变化的趋势和导向。总结美国金融次贷危机可以得出：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任何地区或国家均无法避免，因此，加强国际金融合作，以共同面对和应对危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应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的沟通联系，应对流入或者流出的国际资本进行严格的监管，以降低金融风险的发生，维护和增强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此外，还应对过往的金融危机事件进行科学合理的总结，为以后工作的开展提供宝贵的经验财富。

3.加强监管力度。金融监管是指一国政府通过金融主管机关对金融市场和机构进行的某种规定或者限定。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可以确保金融市场发展稳定。第一，应明确市场定位，对违规问题进行处罚，尝试建立信用等级制度。第二，应完善财税制度,并正确处理企业、财政、银行三者之间的关系。第三，还应加强宏观调控,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为加强金融监管力度提供重要支持。同时，也应注重金融法制建设，以加强金融机构本身防范监控风险的能力。

4.加强金融风险管理制度创新。在各种类型的金融创新中，制度创新是经济的创新，这不仅因为制度创新决定着其他创新依托的制度环境，从而影响其他创新的收益，更因为制度创新可以发挥先进制度的激励功能，对金融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首先，针对风险管理体制的制度创新。为了保证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需要更好地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审贷分离的制度，建立健全完善的风险管理控制体系，并按照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创建全面风险管理制度。其次，针对交易工具的制度创新。随着技术的进步和金融理论的发展，衍生金融产品层出不穷，虽然我国目前的交易手段和交易工具都较为单一，但应及时建立针对衍生金融产品的管理制度，从而为新交易工具的推广奠定制度基础并有效规避由此诞生的风险。再次，针对金融监管的制度创新。监管机构应给予交易主体和交易工具充分的成长空间，从原来的静态合规性监管向动态审慎性监管转变。监管制度应侧重于审查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例如，风险模型是否合理、完善和有效，是否建立了完善的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是否对风险进行了及时、准确的度量、监测和控制，是否有充足的资本金抵御银行面临的风险，等等。

五、结语

金融管理论文篇2

企业的金融管理简单而言就是对企业内货币资金的流通活动、信用活动进行经济管理与规范，它属于企业经营管理的一部分，从经营、投资等方面对企业的经营管理目标的实现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第一，金融管理对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发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经营管理活动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撑才能发生，而金融管理就相当于握住了企业资金的来源渠道。企业的经营管理主要依靠企业的股票发行、银行贷款、金融市场的融资等几种方式来筹集所需资金，而无论是其中哪种方式，都涉及金融管理。第二，金融管理对企业的投资活动产生影响。对企业而言，投资有多种渠道，不仅可以通过扩大再生产的方式进行投资，而且还能通过购买股票、债券等方式进行投资活动。而这些投资活动都要求投资者对金融市场的行情变化、证券的收益水平等有所了解。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融管理直接关系到投资活动的收益，若金融管理失当，则投资活动就会面临很大的风险甚至是失败。第三，金融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顺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在我国，企业是组成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它的发展能够对国民经济发展大局产生影响。而处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企业，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国民经济的制约。对此，国家有明文规定，企业的经营管理要协助国民经济的发展，稳定经济大局。第四，金融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内在要求。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遭遇经营风险，例如产品滞销、投资失利、企业亏损等，而金融管理则从大局出发，通过实施保险管理工作有效降低了经营风险。

二、金融管理存在的现状与问题

1.企业对银行借贷的依赖性比较强。银行借贷是目前中国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之一，通过银行借贷，企业可以解决经营过程中出现的资金困难的问题。然而，企业都过分依赖这种融资方式，造成企业经营的自主性降低，企业受多种因素的制约而无法展开正常的经营活动。不仅如此，对银行借贷的依赖性过大也增加了企业的金融风险，一旦国家的货币政策发生变化，企业的运营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2.企业的应收账款回收比较困难。企业进行经营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较高的收益，而目前许多企业面临着资金回收困难的问题。在企业对投资对象缺乏必要的风险评估、欠债公司的信用度比较低、市场经济环境缺乏相关的制约机制等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企业的资金很难得到等额回收。投放的资金不能得到正常回收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企业容易发生资金断链的现象，轻则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重则会使企业面临破产。

3.企业的金融资本结构不合理。企业的金融管理与金融资本结构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金融资本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偿债和再融资能力。当前，我国许多企业的金融资本结构并不合理，债务资本、股权资本之间的关系和比例不协调，这就直接造成企业资产的流失，进而导致企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金融管理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4.企业金融管理的手段比较落后。金融管理在我国各大小企业中还没有得到完全的铺展，许多企业对金融管理工作的认知还不够深，有的企业甚至没有设立专门的金融管理部门，也没有任用专业的金融管理人员。在这种现状下，企业的金融管理手段就停留在初级发展阶段，远远落后于国际金融管理水平。受这种比较落后的金融管理手段的影响，金融管理工作的优势无法得到正常的发挥，而这又会加深企业的经营者对金融管理的误解。

三、完善金融管理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应用的几点措施

1.扩宽企业的融资渠道。金融管理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开拓融资渠道，增加资金来源的多样性。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而言，开源与节流是使企业维持正常经营的重要途径。而拓展融资渠道无疑是开源性的举措，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大部分都面临着融资难的问题，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企业的金融管理工作做得不够到位，没有在开拓融资渠道上给予充分的重视。因此，我国的中小企业要积极寻求更多的融资渠道，摆脱依靠银行借贷的窘迫局面，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2.提升企业的信息化建设水平。企业的发展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企业的金融管理工作也需要一个与时俱进的企业发展环境作为支撑。所以，企业要不断加强现代信息化建设，将现代信息技术引进到管理工作中来。首先，在财务管理方面，企业可以采用ERP系统对金融管理工作加以细化，使企业的财务数据分析的效率和正确率得到大幅度提高，进而为企业管理者做出正确合理的决策提供价值含量高的信息。其次，在金融管理的硬件与软件建设方面，企业也要有所作为。在硬件的建设上，企业要及时引进现代化的管理设备，而在软件建设上，企业要及时更新、升级金融管理软件，如此，才能全方位提高企业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3.加强金融管理人才的专业性。我国企业金融管理工作的实施缺乏专门的管理人才和专门的金融管理部门，这就使得企业的金融管理工作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为了提高金融管理工作的质量与水平，使金融管理更加科学、专业，就要对金融管理加以整治。一方面，要任用专业的金融管理人员。金融管理本就是一项对专业知识要求比较高的工作，只有任用专业的金融管理人员才能使管理工作形成系统。另一方面，要设立专门的金融管理部门。金融管理挂靠在其他部门被视作正常现象，然而事实上这种做法影响了金融管理的工作效率，同时它也使工作人员的责权划分不明确，由此而产生一些责权纠纷。

4.规范企业预算的编制工作。企业预算是指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所做的预算工作，包括业务预算、资本支出预算、财务预算三种预算类型。我们可以发现，这三种预算都与企业的绩效挂钩，同属于企业经营管理的范畴。因此，要完善金融管理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应用，就要对企业的预算编制工作加以规范。在进行预算编制的过程中，要确保程序的透明度和严肃性，不可以随意对预算加以更改。而同时，还要保证预算编制的公平与公正，对编制工作加以强制力的约束。

四、结语

金融管理论文篇3

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出现，给金融业务的推广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金融机构对网络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网络化信息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了银行等金融企业的计算机应用水平和信息处理能力，但同时也给金融信息的安全带来了更大和更多的风险。由于金融业务的特殊性，要求金融网络必须是“健壮”的，甚至在“带病”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具有足够的性能以维持业务的正常运行，金融信息网络相关的软硬件支撑必须能保证24小时×365天可靠运转；金融信息网络必须是安全的，要有严格的用户验证和完善的管理体系。本文主要分析了现行金融业务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从管理和技术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

一、互联网环境下金融业务面临的风险

在黑客行为商业化日趋明显的今天，金融行业由于其信息内容的敏感性，自然而然地成为黑客的攻击目标。从目前来看，金融信息网络受到的攻击主要来自以下途径：

1，非授权访问。目前。大量基于网络的金融业务产品(如增值业务、业务、网上支付等)的推广，需要广泛的网络支持才能实现，这必然要求金融业务部门能够提供多样化的对外互联接口。因此金融企业信息对外开放的程度会加深，受到攻击的途径也就更加多样和复杂。很多黑客利用系统漏洞或者网络安全策略的缺陷非法侵入金融企业网络内部，窃取大量的敏感信息、篡改系统数据或用户资料、泄露敏感信息，给金融企业造成经济损失和信誉损失。

2，非法窃取账户等机密信息。用户账户密码信息的失窃事件时有发生，盗窃用户账户也是大多数普通攻击者的目的。攻击者往往采用搭线、嗅探工具等方式窃取用户的数据，并在需要的情况下解密用户的敏感信息，或者通过木马之类的手段对用户的信息进行截取并发送给攻击者。

3，内部破坏。据统计，在所有网络攻击事件中，来自网络内部的攻击占总量的80％。对于金融业务网络来说，尽管由于其承担任务的特殊性，从管理上会尽最大可能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但对于熟悉金融业务和计算机技术的人而言，仍然有可能利用其掌握的知识篡改系统数据、泄露信息。

4，病毒侵扰。日趋扩大的网络环境为病毒的大量传播提供了条件，网络病毒已经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广泛的影响。随着国内多种操作系统的普及，除了Windows平台的病毒外，针对其他操作系统平台的病毒也逐渐增多，对于广泛使用UNIX的银行等金融部门来说，更是越来越容易受到病毒的侵扰。更何况很多金融部门的计算机本身就是使用Windows，一旦中毒会影响到通讯子网的运行，甚至会导致网络及其承担业务的瘫痪。

5，拒绝服务。拒绝服务简称DOS(DENIALOFSERVICE)攻击，目前常用的是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由于这种攻击并不是利用系统漏洞，而是直接使用SYNFLOODING方式，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攻击方式，故非常难以防范。拒绝服务攻击发生时会导致被攻击主机无法提供正常的服务，比如网上银行、电子支付等，由于其服务器是在互联网条件下访问，其受到拒绝服务攻击的可能性相当大。一旦受到攻击或由于安全策略等其他问题而出现无法提供正常服务的情况，不但会造成经济损失，更会给企业带来信誉上的损害。

二、金融网络安全风险根源及共性分析

如前所述，虽然金融网络信息安全风险既有可能来自网络外部也有可能来自网络内部。但究其原因，导致安全风险的根源不外乎两种：技术漏洞和管理漏洞。金融信息安全面临风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互联网环境的改变。利用互联网开展金融业务极大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也给普通用户办理金融业务带来了便利，但由于金融网络和普通用户接入互联网使用了相同的TCP／IP协议，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金融服务和用户的关系与实现网络化之前有很大的不同。由于服务商和客户的网络基于相同的TCP／IP协议，从网络技术角度上看，用户获得了以往任何形式下都不具备的和服务商几乎相同的“话语权”。因此，不法分子假冒银行实施诈骗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很多对网络不熟悉或者粗心大意的用户为此遭受了经济损失。另外，用户连人互联网的成本降低使得使用网上金融业务的用户数不断增加，黑客利用技术手段窃取用户银行账号、密码的可能性随之提高，木马、间谍软件都是比较常见的方式。网络环境的改善和上网用户的增多，也为某些针对服务器的攻击提供了便利条件。若黑客计划针对某金融服务器展开DDOs攻击，黑客找到能够长时间开机且拥有良好带宽条件“受控电脑”的难度也在迅速下降，这就为其攻击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并且，黑客在实施攻击行为时往往会采用多级“跳板”的方式，即不直接使用自己的计算机攻击目标主机，而是先攻陷几台中间计算机并以它们为跳板进行攻击，这极大地增加了网上取证和追查的难度。也使很多网上金融犯罪人员存有侥幸心理。

2，国内软件平台环境较为单一。目前很多新的金融产品是基于互联网支持的，采用最多的方式就是WEB方式，从用户使用的便利性角度来看，采用WEB方式由于不需要特定的软件环境，只要拥有一台能上网的计算机即可实现对金融网站的访问。但这种模式在信息安全上存在很大的隐患。以最常见的网上银行为例，目前各个银行的网上银行系统对非IE浏览器的支持大都做得不好，用户只有在Windows平台下使用IE系列浏览器对网上银行进行访问。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国内的计算机用户普遍采用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网上银行的开发必然需要考虑到这种实际情况。一些用户尝试使用其他平台如LINUX访问网络银行，但发现由于网络银行大多采用了微软的ACTIVEX技术，导致非IE浏览器无法正常访问，即使能够访问也需要很复杂的操作，这种操作甚至是代码级别的，普通用户只能望而却步，从而退回到windows平台，这就使得网络银行应用客户端的单一Windows平台状况更加明显。由于Windows操作系统平台在国内拥有最广泛的用户群，因此目前绝大多数黑客软件和病毒等对安全构成威胁的程序都是针对它的，这就使用户个人信息由于木马或间谍软件的原因而泄露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进而增加了用户资金损失的可能性。

三、提高金融信息服务安全的对策

(一)加强金融企业网络相关的研发及其管理工作

这里所指的研发并不仅仅指业务产品的开发，更重要的开发内容是承载金融业务专有通讯协议的开发。由于TCP／LP协议是目前互联网的事实标准，网络化的金融业务也必然要基于此协议，但这并不意味着网络化金融产品开发工作只能围绕着业务需求。以网上银行为例，目前采用的软件运行模式主要是B／S模式，即采用WEB技术服务，用户通过IE浏览器访问服务器上的相关服务。这样做的好处是用户只要能够上网就能够访问网上金融业务，并且操作也非常简单。由于此种模式从根本上是基于开放HTTP协议的，在安全方面必须通过插件等技术形式的支持才能实现。目前尽管很多网上金融服务提供了安全插件，但大都仅仅针对IE浏览器提供支持，采用其他核心技术的浏览器访问时会由于插件问题导致业务不能正常操作。因此，加强对非IE浏览器的支持是提高网络金融业务安全性的一种快速有效的手段。可以让用户在客户端上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尽量降低由于操作系统平台单一所带来的病毒、木马等问题。

从笔者的经验来看，采用专用协议和专用软件服务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专用协议由于其不具备开放性，因而更安全。

(二)加强网上信息系统管理

目前我国已经制定出很多相关的法律法规，各个金融企业也有相关的管理制度。这些制度能否严格执行对于企业的信息安全关系重大。我国在信息安全技术方面和发达国家仍然有不小的差距，从很多金融信息安全案件来看，安全制度实施不严密占案件总体数量的很大比例。

(三)科学规划业务网络功能和区域

信息安全区域规划是近几年来网络安全领域出现的一个新名词，目前尚没有业内公认的严格定义。笔者认为，信息安全区域规划就是根据网络的业务功能、数据流动状况以及企业对不同类别数据不同的安全需求，规划网络的拓扑结构并对关键数据转发节点采用的安全技术进行选择。网络规划方面的缺陷在此称为结构性缺陷。结构性缺陷会导致信息安全实现的难度和成本增加，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比如，需要相互保密的数据流出现在相同的TRUNK链路上，这种情况就是由于网络拓扑结构不合理导致的。尽管从IEEE802，1Q协议规定上看，两种数据流在逻辑上是隔绝的，但它们通过了公用的链路，因此这种网络结构对于数据的安全性和传输效率都是非常不利的。

在金融企业中，目前比较适用的规划方法就是根据业务类型及数据保密分级进行数据区域规划。网络安全区域得以规划并实施后，不同等级的数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隔离，并且不同区域之间可以设置网闸对访问进行限制和认证，不但能够增强抵御外部攻击的能力，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内部攻击的难度，极大地提高系统的整体安全性。

(四)合理使用并开发网络安全技术

1，合理使用加密技术和VPN技术，探索除WEB以外的其他形式的网络金融业务途径，特别是采用专用客户端并开发专用通讯协议和安全用户界面也是提高系统安全性能的可行途径。

2，引AQOS服务质景，改善关键服务的响应速度，在关键节点不论是数据转发节点还是服务器节点都采用双机热备份。使用状态检测技术，监视关键节点的数据状态，及时发现并抵御拒绝服务(DOS)等异常数据流。在划分了安全区域的情况下，可以采用防火墙和入侵检测系统(IDS)加强信息系统抵御和发现黑客攻击的能力。

金融管理论文篇4

论文提要:我国新颁《破产法》对金融机构破产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如何构建与金融机构破产立法相协调的存款保险制度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推进金融危机管理法治的角度，对该问题展开了相关层面的分析，并提出初步的制度构想。与普通商业企业的破产不同，商业银行等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破产存在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大多数国家在普通破产法之外设立专门的存款保险制度，也有国家在普通破产法中对商业银行破产作出特别规定。

论文关键词:破产法存款保险制度金融危机管理协调建构

一、问题的提出

1．新颁《破产法》明确金融机构破产的制度框架

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破产法》），首次专门就金融机构破产作出了规定。此前，我国相关法律对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的破产问题已有涉及，如《商业银行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商业银行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同意，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其破产”；《保险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保险公司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同意，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因此，从总体上说，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破产应当适用新破产法规定的程序。实际上，早在1998年海南发展银行倒闭时，由于一些特殊问题的处理无法可依而难以进入破产程序，以致债权人一直承受不断扩大的损失。2006年8月16日，深圳市蓝波湾投资有限公司申请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破产还债一案，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受理。这是继大鹏证券之后，第二个走向破产清算程序的深圳券商，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破产案。这些都深刻地表明金融机构的破产问题已不容忽视，要保证金融机构合理、有序地破产，将金融机构纳入破产法的调整乃势在必行。为此，新颁布的《破产法》明确规定，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情形的，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该金融机构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

2．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立法进展

新《破产法》审议、出台的同时，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银监会、国务院法制办、发展改革委成立的《存款保险条例》起草工作小组，正在抓紧进行存款保险制度的论证和设计工作。据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金融法制司方面消息，《存款保险条例》已列入国务院立法计划。这意味着，我国业已结束了是否应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长期争论，而进入到实际的制度构建设计阶段。目前，我国有关部门正致力于提高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科学性，促进存款保险制度尽快出台。

二、解决问题的进路

1．银行机构破产的特殊性

银行是一种经营存、贷款业务的企业，其负债主要是存款人的存款，其资产主要为贷款。与普通商事公司破产相比较，银行机构的破产有以下特殊性：[4]第一，存款人享有优先受偿权。在银行破产中，存款债权要比其他普通债权优先受偿；第二，银行破产的影响力大。银行破产时受损失的首先是普通公众，同时银行破产很容易传染给同地区的其他银行，甚至一个国家的整个金融系统都将受到传染。正因为如此，金融机构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处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位置，事关国计民生和整个国民经济，它的倒闭给社会经济和公众心理造成的影响和振荡是一般企业所无法比拟的；[5]第三，银行的破产财产多为不良贷款，不易分配给债权人。破产银行的主要债权人为存款人，在银行破产时，不可能将这些不良贷款作为财产分配给普通的存款人，这就增加了清算的难度；第四，银行往往有众多的分支机构，某一个地区的法院很难受理银行的破产清算程序，而且银行的清算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所以不少国家的破产法明确规定，银行破产不适用破产法，法院不受理破产案件，银行的破产由金融监管部门负责。

2．存款保险制度与金融机构破产制度的关联性

存款保险法律制度最早产生于美国，其产生的目的就是为了应对银行破产所导致的银行危机。1933年，美国发生了大范围的银行危机，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护公众对银行的信心，维持金融稳定，美国创设了联邦存款保险制度，并顺利解决了银行危机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先后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近年来，许多国家发生的金融机构倒闭事件，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更重视金融风险和存款保险制度。

三、问题的展开

（一）金融机构破产制度（授权国务院制定）的细则化

正如我们先前论述的那样，银行破产具有特殊性，可能会造成支付体系的崩溃，造成系统性的危机，影响金融业的稳定；同时，银行破产清算远转贴于比普通商事公司复杂，不宜适用普通破产程序；再者，我国《破产法》对金融机构的破产规范本身就是原则性的，所以，为了给银行破产实践提供具体的、富有操作性的具体法律依据，我们有必要细化《破产法》的原则性规范，并建立特殊的银行机构破产法律制度。具体而言，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金融机构破产整顿的主体、条件和程序。一般而言，破产概念专指破产清算制度，[9]这也是传统破产法形成的核心内容。然而，随着现代信用的广泛建立，金融危机时刻威胁着现代经济体系的正常运作。

1999年5月，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性金融动荡的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了一份题为《破产程序：重要问题》的报告，开宗明义地强调需要建立有序和有效的能够减少破产化解危机的破产程序。[10]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破产法发生了很大变化，制度核心由破产清算过渡到破产预防。[11]这种破产预防的理念表现在法律制度上就是破产重整。与普通商事公司相比，银行的破产整顿显然具有重大意义。在建立特殊的银行破产法律制度的过程中，有必要对破产整顿的主体（通常是银行监管机构）、时机、可以采取的措施以及程序等重要问题作出规范。

2．金融机构清算的主体、程序。根据现有法律规范，银行机构清算的主体通常由人民法院组织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银行破产还是遵循了法院主导的破产清算程序，这一做法欠缺对银行清算特殊性的考虑，有必要在完善存款保险法律之后，建立特殊的银行破产清算程序，重点吸收存款保险机构加入银行破产清算程序。

（二）存款保险制度建构的具体问题

1．主体：行政机关、事业单位还是政策性企业存款保险制度是围绕存款保险机构的法律地位、职权职责等问题建立的，因此，要把握存款保险制度，就必须对存款保险机构的性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综观大多数国家的存款保险机构的运作，我们不难发现，该机构设置尤其是存款保险基金发起设立时，往往需要政府或金融行业协会的支持，存款保险机构的公益性由此可见一斑。

2．业务范围：一元化还是二元化？单一的存款兑付，还是加上资金援助存款者利益、公众信心以及金融稳定间的内在关联决定了存款保险机构的应时代呼唤而诞生，从而也决定了存款保险机构的存在目标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

（三）两者有什么地方需要协调

1．存款保险机构与金融监管机关在处理问题银行时的职责分工

银行监管机构在银行破产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维护公共利益和整体经济利益的有利保障。它不仅负责银行机构的日常监管、制定执行审慎的经营规则，还有权决定银行何时破产、关闭以及发起和执行重整以及清算程序。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实际上只有银行监管机构有权启动银行破产程序。这显然与债权人和经营者自身都有权启动破产程序的普通破产法律制度有所不同。

2．存款保险机构与法院在金融机构破产中的功能协调比较各国银行破产法律实践，我们可以发现，法院在银行破产中通常扮演着三种角色：[16]第一，它履行司法职能，协助执行银行监管机构的命令；第二，法院可以主管破产程序；第三，法院作为司法审查部门，为各方当事人提供独立审查银行监管机构决定的途径。

四、如何构建与金融机构破产立法相协调的存款保险制度

1．建立全面的存款保险法律制度，明确存款保险机构的法律地位和职权职责

从我国近几年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实践看，国家事实上承担了对银行存款的保险责任。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在对金融机构实施市场退出的过程中，中央银行和地方政府承担退出机构的债务清偿责任，其中，对个人债务实行全额赔付，相反机构债权人只能参与退出机构支付个人债务之后的剩余财产清盘。

建立存款保险法律制度的初衷就是为了解决银行破产前后所可能引发的金融恐慌和混乱，所以在具体的制度构建中，应当明确存款保险机构的性质、法律地位、职权职责以及运作程序等相关事项。

金融管理论文篇5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创新；外部性；信息不对称

1金融创新监管的现实理由

现实中，由金融创新风险所造成的金融系统不稳定，最终导致金融危机，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金融机构稳定性产生的影响。金融创新是使各种金融机构原有的分工界限日益模糊，各种新型的金融交易已经不在旧监管的框架之内。随着金融创新与证券化趋势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大量有别于传统资产负债的表外业务，有的甚至超过表外业务的一到二倍，成为金融机构经营业务的重要内容。

（2）对于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在金融市场上出现与基本经济因素无关的不正常波动，往往是因为有投机力量的操纵，并有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从众心理从旁助阵。当代大量金融创新工具，为投机活动创造出了大批撼动市场的先进手段。由于大量衍生交易成本低，保值者和套利者在衍生市场用同样的资本可做数倍于现货市场的交易。而且利用衍生证券的杠杆特性，进攻更具数倍威力。1997年上半年，以量子基金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基金，大规模运用杠杆能量，不断进攻泰国金融市场，触发泰国金融危机。

（3）对发生金融系统危机可能性的影响。当代金融创新一方面直接加强了金融机构之间、金融市场之间、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间接推动了金融业务国际化、金融市场国际化、资本流动国际化为主要表现的金融国际化趋势，致使局部的金融风险极易转化为全局性的金融风险，从而削弱了金融体系抵御局部风险的能力，使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也随之降低。

2金融创新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由金融创新所产生的风险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的社会成本又十分巨大，因而，许多经济学家主张政府介入进行监管，以降低有其可能产生的社会成本。若从市场失灵的角度分析，我们也将得到同样的结果。在经济学界，几乎一致的观点认为：在存在外部性、信息不完全、不完全竞争、公共物品等领域内，仅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是无法保证其资源的配置符合帕累托效率的。

（1）外部性与金融创新监管。

外部性是指在提供一种产品或服务时社会成本或利益与私人成本或所得之间存在的偏差，也就是一些经济主体在其生产、消费过程中对其他经济主体所产生的附加效应。它反映了个经济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对其他微观主体非价格方面的影响，即这种影响并没有通过价格机制发生作用。这种影响对他人来说，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正的效应通常我们称之为正外部性，又叫外部经济，负的效应我们称之为负外部性或外部不经济。尽管从理论上如“科斯定理”所说私人会有走到一起协商消除外部效应的积极性，但是，由于“搭便车”问题难以避免，各方协商的成本太高，因此，人们偏好以加强管制的办法来消除外部性。

金融创新领域的外部性，实质与金融创新的双面性有关。金融创新主体推出一次金融创新措施后，可以增加创新受众的福利，同时会给经济、金融运行乃至金融制度的变革带来积极的影响。具体表现为：①促进金融创新产品的多样化，满足客户需要。②提高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和避险能力。金融创新产品为各种金融机构增加盈利能力和避险能力提供了更大的回旋空间。③提高金融市场的有效性。金融市场是金融产品交易的市场，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使得交易的参与者不断增加，交易量也不断扩大。这样金融市场就日趋成熟，市场的有效性不断增加，从而降低了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这就是金融创新外部经济的表现。至于金融创新外部不经济的表现也是多面的，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①金融产品创新的外部不经济。由于金融创新产品的高度虚拟性和高杠杆性，使得金融创新产品的交易规模急剧扩大。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在利润的驱动下会积极的参与金融创新产品的交易，倘若某家银行因从事金融创新产品交易发生倒闭，由于公众的心理预期，因而可能在同业内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引起其它金融机构倒闭。在经济政策方面则削弱了货币政策的发挥。②金融创新市场的负外部性。衍生金融市场运作的复杂性导致了交易价格的波动性和传染性。由于一些衍生工具的交易本身涉及到多个国家，本质上具有传染性，这样就使得金融机构之间建立起了远比衍生工具出现之前复杂的多的债券债务关系，一旦某一市场出现波动，便会迅速传导到世界其他地区的市场，甚至使市场交易主体和监管当局猝不及防。③金融创新加大了支付系统的脆弱性。由于金融创新在金融机构之间创造出远比过去复杂的债券债务链条，再加上达到天文数字的金融规模，使得支付清算体系的脆弱性更加严重，一旦支付系统发生故障，那么给金融交易带来的混乱不可想象，从而由此而产生的负外部性将会十分严重。

（2）信息不对称与金融创新监管。

信息不对称是指当事人并不了解全部的与交易有关的信息，这可能是由于当事人的有限理性，也可能是由于当事人的策略行为或机会主义。特别的，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知情较多的当事人一方还会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以衍生工具为主的金融创新工具市场也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在衍生工具的交易过程中，交易者之间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信息，信息在不同的交易者直接的分布是非对称的，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可能产生机会主义倾向，即具有信息优势的当事人为获得更有利于自己的交易条件，可能故意隐瞒某些不利于自己的信息，甚至制造一些扭曲的、虚拟的信息，机会主义将会导致契约风险或契约行为的不确定性。

因而，在做出决策时，必须依靠预测和判断，这也意味着金融市场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包括金融创新产品市场也存在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调节的风险。

（3）不完全竞争与金融创新监管。

虽然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上的竞争程度已经相当高，然而并非不存在不完全竞争。某些交易所的会员与交易规模庞大的机构投资者，可能利用掌握的内部信息为己牟利。个别大户凭借自己的资金实力，可能认为的操纵市场，使得衍生工具的交易价格严重偏离其内在价值，导致衍生市场的价格风险。另外，在市场经济中还存在一个垄断与竞争的悖论问题，即竞争是市场发生机制发生作用的前提，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然而，在自然的竞争状态下，市场竞争往往最后导致行业的积累和集中，形成垄断。垄断一旦形成，垄断的一方则会在衍生产品的交易过程中占据优势，破坏这个市场本身所需要的产品成本——价格结构，影响服务质量的提高，最终导致金融衍生工具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增加，以及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总而言之，由于金融创新领域市场失灵的种种因素，决定了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创新实施监管的必要性，从而确保整个金融体系安全和金融秩序的稳定。

参考文献

［1］平狄克，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刘宇.国际金融监管的新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4）.

金融管理论文篇6

[关键词]金融危机投机经济平衡监管

2007年在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成目前这场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世界实体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距离上次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仅仅十年。纵观世界经济，为什么全球或局部性的金融危机反复出现？为什么它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它的根源到底在哪里？人类应该如何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减轻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本文将就以上问题展开论述，探讨金融危机的根源，进而寻找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一家之言，欢迎批评指正！

一、经济生物链和经济生态平衡

在自然科学领域，自然界的生物链和生态平衡的概念已经被人们广泛的认识和接受。一旦自然界的生物链和生态平衡被打破，带来的是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本文认为：在经济领域，也存在着一种经济生物链和经济生态平衡，一旦经济生物链和经济生态平衡被打破，必然带来经济灾难或金融危机。经济运行的规律与自然界运行的规律在很多层面是相通的。

我们先来看一个自然界最简单的生物链模型：在草原上，生活着狮子和羚羊，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开始点，处于生物平衡的状态。假设狮子的数量开始上升，那么在一定时间内，羚羊开始减少，草原开始茂盛，结果就是狮子被饿死，羚羊获得更多发展空间，草原开始减少；随着羚羊数量增加，草原开始减少，狮子也获得更多食物开始增加；当草原开始减少，羚羊会随之减少，其后是狮子因食物不足而减少；羚羊减少后，草原又开始增加……狮子、羚羊和草原之间正是在反反复复的增加和减少的过程中建立了一种动态的平衡，在自然界，很难找到绝对的平衡。假设狮子过度发展，最终吃光了羚羊，或羚羊过度发展，吃光了草原，结果就是一起毁灭，这就是自然界的危机。

经济活动的运行规律如同自然界一样，存在着一种动态的平衡，各个环节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当某个环节过度发展，最终会对其他环节产生影响，而严重的失衡状态就是我们谈到的危机。经济本身的波动是一种正常现象，各个环节不同步发展也是客观现象，但是当某个环节的发展超出正常波动的范围，则最终会打破经济原有的平衡状态，表现出来就是经济或金融的危机状态。以金融、房地产、其他实体经济为例，当金融和地产的过度发展最终挤占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透支了实体经济的血液之后，最终金融和地产也会因为缺乏真正的血液而崩溃，这就是目前经济的危机状态。

二、金融危机的根源

经济危机的直接表现就是金融泡沫的破裂后表现出来的某些行业严重过剩某些行业严重不足的经济不平衡的危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是相伴而生的，金融危机是经济危机的最直接和外在的一种表现形式，经济危机则是金融危机的一种后果和本质所在。所以本文在论述时没有加以详细的区分。

下面简单探讨一下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本文认为，金融危机发生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金融活动中的过度投机行为，而政府在监管信用交易（投机交易）方面的缺位加速了危机的爆发。

1.金融危机的直接根源：过度投机。投机活动无处不在，但是最容易发生在哪里呢？“资本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过于微小的情况。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会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它们。走私和奴隶贸易就是证据。”通过这段话不难看出，哪个行业利润高，哪个行业就容易产生投机行为，利润越高，投机产生的风险就越大。

经济中的某个行业如果处于利润过高的状态，根据西方经济学中“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必然会有很多资本包括投机资本流如该行业，其结果就是造成该行业的过剩和其他行业的短缺，这种局面如果维持时间过长的话，经济的不平衡状态会逐步加剧直到出现该行业因为严重过剩企业大量破产的局面，最终造成银行大量坏账，进而波及其他行业，损害实体经济的发展。

高额的利润诱发过度投机行为。我们从一些数据来看一下金融业和地产业的高利润状况。根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数据，美国房价2004年平均涨幅为11％，2005年平均涨幅为13％，美国2000年到2006年全国房价平均价格上涨了90%，其增长速度均超过同期利率回报水平；在国内金融界，2007年11位金融高管年薪过千万；2007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前10名中，涉足地产的达到6位，前4名均涉足地产。从这些数据中不难看出，金融业和地产业的利润程度，如此高额的利润岂能不诱发资本的逐利行为？其行业投机程度由此可窥见一二。

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此次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其起源都是金融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这恰好反映出一个问题：金融业和地产业在危机爆发前存在着利润过高和规模过度膨胀的情况。可以说，过度投机使这些高利润甚至是暴利行业过度膨胀，最终助长了经济危机的发生。

在自然界，如果某个物种过度发展，便有可能影响到其他物种的发展，进而可能引发生态危机。在经济领域同样如此，过度投机使某些行业的发展超出了正常的规模，同时其他行业得不到充分的发展空间，最终使经济失衡导致危机的发生。

2.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信用交易失控。为什么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容易成为经济危机的重灾区，或者说，为什么在金融业和地产业更容易产生投机呢？投机需要大量的资本来支撑，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杠杆交易成了投机者最好的工具。正是因为在金融和地产领域广泛存在着杠杆交易，才使得这两个行业成为投机活动的重灾区。

我们知道，在实体经济中，交易1美元，就需要实实在在掏出1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投机即使存在，也很难掀起大风大浪，但是，在很多的金融活动的杠杆交易中，投资10美元的东西实际出资只需要不到1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暴利是很容易出现的，杠杆越高，投机活动就越密集，最终，疯狂投机打破了原有的经济平衡状态，当资本获利撤出或市场出现严重过剩后，问题或危机也就随之而来。

举例来说明：目前，世界上许多投资银行为了赚取暴利，采用20～30倍杠杆操作，假设一个银行A自身资产为30亿，30倍杠杆就是900亿。也就是说，这个银行A以30亿资产为抵押去借9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假如投资盈利5％，那么A就获得45亿的盈利，相对于A自身资产而言，这是150％的暴利。反过来，假如投资亏损5％，那么银行A赔光了自己的全部资产还欠15亿。相关资料表明：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高盛、摩根斯坦利等著名美国投资银行及其交易对手出现的流动性危机，都是源于高财务杠杆率支配下的过度投机行为。美国投资银行平均表内杠杆率为30倍，表外杠杆率为20倍，总体高达50倍。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杠杆率则高达62.5比1。

虽然银行可以通过保险等手段转嫁风险给保险公司或基金公司，但是过高的风险总是要有人来承担，保险公司或基金公司也存在因为承担不了风险而破产的可能性。所以说，这个金融链条看似完美，但是一旦有哪个环节因为不堪重负倒下的话，受损害的是整个经济的运行。

为什么房地产行业也容易发生危机呢，按揭贷款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一个不好的作用，三成首付、两成首付甚至零首付都是变相的杠杆交易。当杠杆交易失去控制，必然会产生大量的不良债务和虚假的投机需求，给实体经济带来根本性的破坏。所以政府对杠杆交易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当任何一种经济承担了它本身不能承受的风险，这种经济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就始终存在。

三、金融危机的防范及应对措施

1.抑制人为垄断，维护经济的平衡。经济中的垄断行为是高利润的源泉。作为政府来讲，防范经济运行中出现垄断行为是防止经济出现不平衡的重要手段。政府应该在经济中引入更多的竞争来防止经济出现垄断行为。同时还应该立法防止经济中可能出现的串通合谋囤积等不正当竞争行为所引发的人为垄断行为。一旦经济中某环节出现垄断行为，要么效率低下遭人诟病，要么就是借助垄断地位疯狂攫取，而且由于其处于垄断地位，在危机来临时缺乏必要的缓冲，极容易诱发连锁反应，对经济产生强烈的破坏。美国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典型的例子，如果该行业有更多的竞争者，至少可以给经济提供足够的缓冲，避免或延缓危机的发生。

垄断企业借助其垄断地位，很容易使其处于一种无法破产的地位，这样便造成一种局面：经济景气时股东赚取高额的盈利，危机时则要动用全体纳税人的钱来拯救。这就是经济中经常面临的道德风险问题。也就是说，当你把某种经济风险全部交给市场中的一个经济体承担时，如果这个经济体本身无法承担这样的风险，那么就存在着道德风险，这种危险最终还是要由政府和纳税人来承担。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就有必要主动承担并监管这种风险，否则的话风险机制就形同虚设。

自由竞争也会导致生产过剩，但是自由竞争产生的生产过剩还不足以形成经济危机，因为任何经济都有波动性，这种波动的幅度在健康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但是当垄断行为大大加剧了经济过剩，使其有可能超过经济本身的承受能力，造成经济危机。

2.控制信用交易、监管信用交易。(1)严格控制按揭贷款的发放。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此次金融危机，均含有房地产业过度发展的因素，这其中，按揭贷款的发放是诱发房地产行业过度发展的重要因素。银行为了追求利润，先是放贷给放贷给生产者，当消费不畅时，又放贷给消费者。银行按揭贷款的发放对于刺生产激消费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人为放大了房地产的生产和消费。这种做法最终为经济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促使某一能够获得资本的行业过度发展，另一方面为投机者提供了一个自买自卖，假交易套取银行资金的窗口，通过过这个窗口，投机者几乎轻而易举把风险转嫁给银行自身，这和借钱给赌徒几乎没有区别。(2)认真监管期货交易及其资金来源。期货交易是投机交易的重灾区，中国已经有很多企业甚至是大型国有企业从事期货交易巨额亏损的例子。中航油、中信泰富、东航和国航等企业在期货交易领域均出现过巨额亏损，甚至威胁到企业的生存。所以,抑制企业的投机冲动监管企业投机行为也是维护经济稳定一个重要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本文认为最重要的是政府应加强企业财务制度的建设，防范企业投机冲动，尤其是借贷资金或挪用资金进行投机的冲动，切实保护企业运行的安全。

3.建立危机应对机制。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通常的拯救危机的措施主要有减税、政府出资救市等，这些做法很容易遭到用全体纳税人贴补少数投资者的非议，而且是以牺牲政府其他方面支出或者扩大财政赤字为代价，提高了纳税人负担，降低了政府的信用，影响了其行动能力，严重的甚至会拖垮政府，冰岛政府破产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本文认为政府应该改变这种做法，建立一套应对危机的长效机制。具体设想如下：

政府对高利润行业或垄断行业征收投机税或暴利税，税收的主要部分用于建立危机应对基金，交由国家专门机构采用稳健保守的方式管理该基金，以便在危机来临是能够提供最大程度的缓冲，为化解危机争取时间。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首先，分级征收投机税或暴利税的目的是调节各行业之间的利润，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投机对正常经济产生的破坏作用；其次，当危机真正来临时，政府可以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去应对危机；再者，专门机构还可以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探索一套稳定经济的管理模式。

四、结论

金融危机是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中的过度投机行为和信用交易的失控。政府不应该将经济危机风险交给市场去承担，而应主动监管金融风险，并征收投机税或暴利税建立危机应对基金，抑制过度投机行为，维护经济稳定，探索危机应对的长效机制。

金融管理论文篇7

洗钱犯罪是伴随着走私犯罪、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多发性的有组织犯罪而发展起来的一类犯罪活动,可以说,洗钱犯罪是这些有组织犯罪的伴生物。洗钱犯罪严重威胁到各国的国家安全,并危及全球的经济发展,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重视。近几年来,各国政府都开始加强本国的反洗钱国内立法,进行反洗钱斗争。同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洗钱犯罪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着,并开始出现了跨越国境洗钱的趋势,表现出更为严重的危害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全球的黑色收入经过长期累积,总额已经高达1兆亿美元,并且还在以每年1000亿美元的速度递增,洗钱已经成为仅次于军火和石油交易的国际第三大贸易。另据联合国的一份报告,全球每年大约有4000亿美元的黑钱是利用、银行以及电脑网络等洗钱方式漂白成合法收益的。[1]基于洗钱犯罪如此严重的危害性,国际社会充分意识到单凭一国的努力似乎已经无法有效地防治洗钱犯罪,于是便形成了必须将洗钱从国内犯罪提升为国际犯罪(指“国际社会通过国际公约的形式予以明文禁止并确认其实施者应当受到刑事制裁的行为”)、[2]促使各国在反洗钱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方面开展广泛合作、共同打击和防范洗钱犯罪活动、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和正常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共识。尤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系列的国际反洗钱刑法规范相继创立和发展,对于有效遏制洗钱犯罪这一国际公害的肆虐蔓延起到了积极作用。本文试从几个方面对洗钱犯罪相关问题略作探讨。

一、洗钱犯罪的概念及我国刑法对反洗钱犯罪的立法修正

“洗钱”一词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当时的芝加哥以阿里•卡彭等人为首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发展了许多下设犯罪企业,牟取巨额经济利润。该犯罪集团中的一个财务总管购置了一台自动洗衣机,为顾客清洗衣服,然后将收取的服务费现金与犯罪企业的非法收入混合在一起向税务机关申报,使非法收入变为合法收入,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洗钱。[3]又有学者认为,洗钱(Moneylaundering)是对犯罪收益(通常称为赃钱、黑钱)伪装起来加以隐瞒或掩饰的活动和过程。[4]当然,我们并不能仅仅局限于对洗钱的字面意义的理解,而应当从刑事法律的角度对洗钱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洗钱犯罪最初是与犯罪密切关联的,是犯罪的衍生物。由于国际犯罪长期以来十分猖獗,危害愈加剧烈,国际社会加强了对犯罪的法律控制和打击力度,使得许多国际犯罪集团在处理他们的犯罪收益上变得相当棘手。因此,想方设法隐瞒、掩饰犯罪收益往往就成为这些犯罪集团主要的犯罪活动之一。而隐瞒、掩饰犯罪收益最理想的办法就是通过洗钱活动使得犯罪收益披上合法外衣并能够得到使用,以有利于犯罪活动的继续进行和犯罪组织的正常运转,于是促使了与犯罪相伴而生的洗钱犯罪迅速在全球蔓延开来。国际社会为了应对这种严峻形势,进一步有效打击有组织的犯罪和作为其延伸的洗钱犯罪,1988年12月19日联合国大会在维也纳制定通过了《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以下简称为《联合国禁毒公约》),将犯罪及其洗钱行为规定为国际性犯罪,要求缔约国依法惩处。这是第一个对洗钱行为进行法律控制的国际刑法规范。虽然该公约主要是针对控制犯罪而制定的,而且在该公约中并没有使用“洗钱”这一术语,甚至没有对洗钱犯罪确立一个明确的罪名,但是其打击的锋芒已经直接针对了清洗犯罪收益的行为。如,该公约第3条第1款(b)项规定了惩治赃钱的规范,实质上就是专门就有关洗钱犯罪行为的规定。同时还针对洗钱者的犯罪手段和方法等,规定了具体的打击毒赃洗钱犯罪的刑罚手段和刑事强制措施以及查处毒赃洗钱犯罪案件的国际合作机制。[5]《联合国禁毒公约》确立了各缔约国在国内立法中将洗钱行为作为刑事犯罪加以惩治,并开展合作行动,联手打击跨国洗钱犯罪的强制性约束义务,对有效控制跨国洗钱意义重大,并为各国的国内反洗钱法律控制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立法蓝本。我国刑法原先并没有规定洗钱罪,主要原因是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中央政府对经济和金融活动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这使得犯罪、走私犯罪、黑社会犯罪等国内犯罪活动失去大量存在的客观基础。虽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存在一些经济犯罪,但犯罪分子处理他们的赃款赃物仅仅是通过窝赃或销赃等原始手段,因此,我国刑事立法对上述行为就以传统的窝赃、销赃罪名来加以定性,并未增设洗钱罪罪名。[5](p.62)另外我国当时对外封闭,国际犯罪组织跨国入境进行走私、洗钱等犯罪活动的可能性也较为微小,所以确立洗钱罪罪名来惩治跨国洗钱犯罪在当时没有必要。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新型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经济加速发展的同时,也开始出现了许多新型的经济犯罪和有组织犯罪。一些传统的经济犯罪在犯罪性质和犯罪形式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最突出的表现是许多犯罪分子可以通过实施这些犯罪活动获取大量的非法利益,需要转移或转换他们的非法所得,逃避法律制裁,于是洗钱活动在我国开始日益频繁,其严重危害性也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逐渐显现出来。境外的许多犯罪组织也利用我国金融机构监督体制和反洗钱法律机制不完善、市场开放度比较大和金融活动规范体系不健全的机会,大肆进行渗透,从事各种跨国性的有组织犯罪和洗钱犯罪活动。有鉴于此,我国在刑事立法上对日益严重的洗钱行为作出立法反应成为当务之急。1989年9月4日,我国批准加入了《联合国禁毒公约》,作为缔约国,我国按照该公约的要求承担起了将贩运和清洗毒赃行为在国内法中刑事犯罪化和配合国际社会打击跨国犯罪和清洗毒赃犯罪的立法义务。1990年12月,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禁毒的决定》,这是我国在国内立法中首次将隐瞒或掩饰犯罪收益的洗钱活动规定为犯罪,其内容反映了联合国禁毒公约关于将洗钱规定为刑事犯罪并予以惩治的要求,并首次在国内法中确立了预防和惩治洗钱犯罪的对策,对我国控制洗钱犯罪以及在控制洗钱方面进行国际合作具有重要价值和作用。[6][7]有学者认为,正是从《关于禁毒的决定》开始,我国的刑事立法表现出将洗钱从传统的窝赃罪中分离并予以单独定罪的立法趋向,这标志着我国在反洗钱刑事立法进程上走出了跨越性的重要一步。[5](p.65)1990年的禁毒决定虽然在控制洗钱犯罪的国内立法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其关于洗钱犯罪的规定毕竟过于简单,本且仅针对犯罪领域内的洗钱活动,无法完全适应随着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发生变化、新型犯罪不断出现的情况。洗钱犯罪也相应地表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和超出洗钱以外进行洗钱活动的情形,这使得禁毒决定对控制洗钱犯罪上显得内容单薄,无法涵盖洗钱活动的新特点。为进一步适应我国对洗钱进行法律控制的要求,1997年修订的新刑法在1990年禁毒决定的基础上,对洗钱犯罪作了新的规定,主要是正式确立了洗钱罪这一罪名,并扩大了洗钱犯罪的范围。根据新刑法第191条的规定,洗钱罪是指明知是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与性质,而提供资金帐户,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通过转帐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和来源的行为。从新刑法对洗钱罪的规定来看,显然将洗钱犯罪的范围从原先的禁毒决定的犯罪扩充至了三种特定犯罪。应当说,新刑法是基于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往往和其他犯罪收益的洗钱交织在一起,有组织犯罪不仅对贩运的赃钱进行清洗,而且进行着走私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并对非法所得进行洗钱的情形而作出如此规定的。其目的是为了弥补禁毒决定在惩治洗钱犯罪方面的不足之处,更有利于对洗钱进行有效的法律控制,并反映了控制洗钱的客观要求。在新刑法实施的最初几年里,对洗钱犯罪的范围所规定的三种特定犯罪是基本涵盖了洗钱罪的罪质特点的,也切合于我国反洗钱犯罪的立法指导思想和刑事司法实践。但是最近几年,国际社会开始出现了一种危害性极大的新型有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该类犯罪活动的实施尤其以2001年的“9•11事件”的发生为最甚。“9•11事件”后,国际社会将恐怖活动犯罪视为重大的国际犯罪,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予以重点打击。在许多恐怖活动犯罪中,一些恐怖活动犯罪组织也经常将他们的恐怖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加以掩饰、隐瞒,这将不可避免地在恐怖活动犯罪中出现洗钱行为。英国其实早在1989年通过防止恐怖主义(临时规定)法令,洗钱犯罪的范围就包括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的收益。[8]我国亦存在着恐怖活动犯罪及与之相关的洗钱行为,如不予以坚决打击,将危害着国家的政治安全和经济秩序,而且与国际社会反恐怖主义的普遍潮流背道而驰。针对我国刑事立法相对滞后于现阶段打击洗钱犯罪的现实需要的状况,2001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三)》将掩饰、隐瞒恐怖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也视为洗钱罪,进一步扩大了洗钱罪的范围(下文不妨称之为上游犯罪,而洗钱罪是由这些上游犯罪延伸而来,是以上游犯罪存在为前提,因此洗钱罪相应地归属于下游犯罪),同时也为“9•11事件”后我国打击恐怖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也符合了国际刑法在反恐怖主义及反洗钱犯罪的立法精神。目前,我国反洗钱犯罪的立法修正规定了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范围为四类犯罪,是否意味着我国的反洗钱法律机制已十分完善并与世界各国就反洗钱刑事立法的普遍趋向完全一致,笔者认为并不尽然,对于此问题下文还要重点加以探讨,在此不复赘述。

二、洗钱犯罪的构成要件

在明确了洗钱犯罪的概念和上游犯罪之后,为了从本质上、总体上对洗钱犯罪作进一步深入的探究,还应从洗钱犯罪的具体构成入手来进行科学的分析。我国刑法理论界坚持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所以笔者拟对洗钱犯罪做四要件分析。1、洗钱罪的客体要件有关洗钱罪的客体,刑法理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主要观点如下:(1)认为洗钱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金融管理秩序,又侵犯了社会管理秩序。但主要是破坏国家的正常金融管理活动,因此其直接客体主要是金融管理秩序。[9](2)认为洗钱罪既侵犯金融管理秩序,又侵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10](3)认为洗钱犯罪的客体具有不确定性。如果洗钱行为是通过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的,则破坏了国家对金融活动的监管制度。如果洗钱行为是通过国家金融机构的周转活动以外的方式进行的,则未必构成对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的破坏,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洗钱罪的客体是国家对金融活动的管理制度。此外,根据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洗钱罪还分别侵犯了社会治安管理秩序(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或国家的对外贸易管制(走私犯罪)。[11](4)认为洗钱罪的客体应当包括司法机关的活动、公共治安秩序和经济金融秩序。[12](5)认为洗钱罪的经济侵害性决定了它所侵害的主要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同时由于这种犯罪往往通过金融中介使大量不合法的黑钱进入经济领域直至政治领域,因此它所侵害的直接客体还是金融管理秩序。[13](6)更有观点认为洗钱罪侵犯了多重法益,其客体包括上游犯罪受害人的财产所有权、公共秩序以及由于洗钱罪作为一种“犯罪屏障”所侵犯到的司法活动。[14][15]上述这些观点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洗钱罪客体要件作了阐述,初步看来,似乎都各有道理,很难比较各观点之间的优劣。依笔者来看,洗钱犯罪侵犯的客体不可能不包括金融管理秩序,因为国际社会和各国的反洗钱实践表明,现代金融体系由于自身存在的特点和漏洞极易为犯罪分子洗钱提供便利,致使金融系统已经成为洗钱的主要渠道,洗钱者主要就是通过金融机构作为中介进行洗钱活动,国际社会的反洗钱合作也主要集中于金融领域。从全球范围看,几乎所有涉及反洗钱的国际公约皆把金融机构的反洗钱置于核心地位。同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是一国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对金融机构加强有效监管,制止和预防犯罪分子利用金融机构进行洗钱,就会降低金融机构的资信,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进而引起一国的整体经济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危害社会的安定。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我国刑法将洗钱罪归入了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下的第2节,即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这充分说明目前我国正式的刑事立法也承认金融管理秩序是洗钱罪的主要客体。此外,认为洗钱犯罪也妨害了国家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洗钱犯罪的确可以说是一种“犯罪屏障”,其目的是为其他产生犯罪收益的行为提供掩护,掩饰、隐瞒、清除并最终改变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和来源,这无疑会直接妨碍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和追查赃物工作,从而影响审判的正常进行。这一点使得有罪不判、重罪轻判、漏罪等司法非正常现象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16]2、洗钱罪的客观方面要件我国1997年刑法规定的洗钱罪,其客观方面构成必须实施五种行为之一:(1)提供资金账户这主要是指将上游犯罪的犯罪收入现金、支票存入自己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开设的账户内,或者是为有关犯罪分子开设新的账户,便于其将违法所得及其收益表面合法化,以掩饰、隐瞒有关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性质、来源的行为。(2)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金融票据因为有关的犯罪分子实施上游犯罪所获取的非法所得并不仅仅限于现金收益或者便于流通的各种金融票据,而大量的犯罪赃物是以特定的动产或不动产的实物形式存在的。这些赃物不便携带、难以转移,而且隐蔽性较差,其来源的不法性容易为司法机关所察觉,可能致使其犯罪目的难以实现。因此,采用各种手段(如典当、拍卖、购买有价证券等)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金融票据的活动就成为洗钱行为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3)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通过转帐、委托付款等金融结算业务将犯罪分子通过上游犯罪获得的非法资金转移到其他帐户,使犯罪所得混入合法财产之中。(4)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由于国内有关机构对犯罪收入实行严格的监管,使得犯罪分子在国内清洗犯罪收入困难重重,于是犯罪分子为了寻求逃避侦查和追缴的有效途径,将目标转向境外,即在境内保密制度很严的金融机构中开立户头或用自己的银行帐户提供便利条件,将犯罪收益或者清洗过的钱汇往境外、国外。(5)以其他方式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和来源即以上述四种方法以外的方法进行洗钱,目的是为了涵盖上述四种方法以外的其他掩饰、隐瞒行为。如,利用犯罪所得开办公司、企业、酒吧、饭店等营利性行业或者日常需要大量使用现金的行业,帮助犯罪分子将犯罪所得携带出境,以及将货币兑换以后走私出境或购买财产等。总之,犯罪分子实施洗钱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手段不断翻新,隐蔽性更大,给司法机关查处和防范洗钱活动设置了更大的障碍和困难。以上是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所明确的洗钱罪的五种行为方式,只要以掩饰、隐瞒犯罪的非法所得及其收益为目的,在客观上实施了五种行为或其中任何一行为,就可构成洗钱犯罪。但这里还必须探讨两个问题。首先,不作为方式是否可以构成洗钱罪?刑法理论一般认为,不作为是违反刑法义务的行为,而刑法义务又以行为人负有某种特定义务为前提。[12]这样,如果洗钱犯罪可以由不作为构成,必须在法律上设定特定的作为义务。如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就在法律中明文规定有关当事人及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负有对超过一定数额的现金交易的报告、检举义务,如果不能履行相应的义务,就可能构成犯罪或者受到一定的非刑罚惩罚措施。[13]我国刑法第191条虽然规定了洗钱罪的概念、构成要件、法定刑等,但并未规定有关人员的特定检举、报告义务,也没有相应的金融法规予以配套。从理论上说,行为人出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非法性质和来源的目的,负有特定的报告义务而不报告,是有可能达成黑钱被清洗的目的的,可以成立不作为犯罪。尽管理论上可行,但由于在我国并没有规定有关单位和人员的特定义务的法律法规,所以在我国洗钱犯罪不能由不作为构成。笔者认为,事实上我国确实存在许多金融机构及其他相关机构的从业人员出于一定的目的,不积极履行职责,以不作为方式来掩饰、隐瞒非法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状况,而按照目前法律对这种不作为方式进行惩处又显然缺乏依据,不能组织起严密的法网,致使大量借不作为方式所进行的洗钱活动,由于可以轻易规避法律制裁而频繁出现,得不到有效控制,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在金融业反洗钱法律规范和相关刑法规范上的缺陷之处。笔者认为,有待于借鉴国外的一些立法经验对此予以完善,填补刑法规范中对不作为方式洗钱惩治的漏洞。其次,需要明确洗钱罪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根据刑法理论,行为犯是指以侵害行为实施完毕而成立犯罪既遂状态的犯罪,无须考虑必须发生侵害的后果。结果犯则是指必须以侵害行为产生的危害结果实际发生作为既遂状态的犯罪。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洗钱犯罪。大多数观点认为,从法律的规定来看,并不要求发生一定的危害结果才成立洗钱罪,只要实施五种行为的任何一种就可构成。同时洗钱犯罪是一种过程性的犯罪,如果洗钱行为已经开始着手实施,但尚未将洗钱行为过程进行到底,应当认为根据实际情况成立中止犯或未遂犯,而行为人如果将洗钱行为进行完毕,即成立既遂。据此认定洗钱罪应当是行为犯。[13][9]笔者认为,将洗钱罪认定为是一种目的犯是最合适不过的。因为从对洗钱罪规定的法条来看,“为掩饰、隐瞒其来源与性质”显然是属于洗钱罪意志因素中的特定犯罪目的,而且它是作为体现洗钱罪主观恶性及客观危害性的构成要件存在的。正是在这一犯罪目的的决定支配之下,才可能出现刑法第191条规定的洗钱犯罪五种构成行为。洗钱罪并不以黑钱被清洗这一实际结果发生为构成要件,但并不意味着该结果不会发生。当行为人将法律规定的行为进行完毕之后,犯罪结果往往也随之发生,这一结果也正是行为人所追求的直接目的。换言之,在洗钱罪中,犯罪结果发生之际,就是行为人目的实现之时。如果行为人的特定犯罪目的没有实现,则其进行洗钱行为也会变得没有意义,洗钱罪自身所有的客观危害性也无从体现。笔者认为,对洗钱罪即使不以结果犯加以认定,也不能不考虑其法条中“为掩饰、隐瞒其来源与性质”这一目的要件的重要作用。如果单纯从行为角度出发认定洗钱罪是一种纯粹的行为犯,则会使洗钱罪的构成要件欠缺完整性,违背了主客观相一致的刑法原则,陷于客观归罪的错误。而将洗钱罪界定为目的犯就可弥补上述缺陷。3、洗钱罪的主体要件在洗钱罪的主体认定方面最有争议的问题,莫过于洗钱罪的主体是否仅限于上游犯罪主体(以下简称“本犯”)以外的其他人(以下简称“他犯”)。在英国1993年刑事司法(国际合作)令(Crimi-nalJustice(InternationalCooperation)Act)就明确将洗钱罪分为隐瞒或转移自己的贩毒收益、隐瞒或转移他人的贩毒以及取得他人的贩毒收益三种情况。[18]我国台湾地区的洗钱防制法也在有关洗钱罪定义中,明文规定了“掩饰或隐匿因自己或他人重大犯罪所得财物或财产上之利益的性质、来源、所在地、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等行为”,这足以说明台湾刑法规范是将上游犯罪的本犯包括于洗钱罪主体之中。此外,在瑞士、日本、澳大利亚、中国香港、澳门以及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均有类似的立法规定,即认为洗钱罪的主体范围理应包括上游犯罪的本犯。甚至在《联合国禁毒公约》的第3条中(该条专门对清洗毒赃作出规定)也未将清洗毒赃犯罪构成的主体限于上游犯罪本犯以外的他犯范围。[5](p.162)但是大陆法系传统的刑法理论却对此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洗钱罪的主体应当仅限于上游犯罪本犯以外的他犯。其主要理由是将洗钱罪与传统的赃物罪相对照,认为上游犯罪本犯实施犯罪获得财产后,自然要将其进行清洗,使之合法化,这属于一种“不可罚的事后行为”。从本质上讲,这种行为具有“阻却责任”的性质,是可以包含在上游犯罪的行为中予以一概评价的行为,不具有独立的否定评价意义,因此不能独立成罪。换句话说,上游犯罪本犯所实施的洗钱行为应当是其先行实施的上游犯罪的自然延伸,应当被上游犯罪吸收,就如同犯罪分子实施完一般侵犯财产罪后进行的销赃行为作为侵犯财产罪的自然延伸而被先行的侵犯财产罪吸收一样。[13][19][20]再来看一下我国刑法第191条规定的洗钱罪罪状,前四种掩饰、隐瞒非法收益的行为均是以“协助”或“提供”的形式实施的,最后一种形式的掩饰、隐瞒非法收益的行为虽未明指须“协助”或“提供”,但其与前四项的规定应当具有相同的行为特征或者本质属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也应当认定为是“协助”或“帮助”他人洗钱的行为。[5](p.158)所以在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洗钱罪主体中,其上游犯罪的本犯是被排除在外的,如果上游犯罪本犯可以成为洗钱罪主体的话,则刑法中规定“协助”二字也就失去了意义。通过比较上述两种观点,笔者认为,虽然我国刑事立法对洗钱罪主体范围作出如此规定,但为了更好地适应以后司法实践的需要,洗钱罪主体范围有所扩大应当是刑法修改的一个方向。其理由是:虽然洗钱罪被认为是从传统赃物罪中分离出来的,但是洗钱罪的构成要件不应该是赃物犯罪的一个翻版,而应当予以必要的重构。也就是说,不能将上游犯罪所进行的洗钱行为与侵犯财产罪的窝赃、销赃等行为进行简单的类比。我国刑法之所以在窝赃、销赃罪之外针对犯罪、走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恐怖主义犯罪另行规定洗钱罪,就是考虑到了隐瞒或者掩饰犯罪收益的洗钱行为的特殊的社会危害性,如果不将作为维护上游犯罪得以生存和继续发展“生命线”的洗钱行为予以严惩的话,就可能严重危及人们的生存条件以及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安全。所以,在窝赃、销赃罪之外独立设立洗钱罪实有必要。既然洗钱罪独立成罪,其与上游犯罪的关系应当是两个独立行为,存在两个犯罪故意,即当上游犯罪本犯实施特定犯罪行为取得财产及非法收益后再进行的清洗行为,不同于一般的隐藏行为,立法已为其作了特殊规定,这种行为不仅使“黑钱”非法持有,而且还增加了使其合法化这一行为,这显然不同于大陆法系刑法理论所认为的不法状态仅反映在完成犯罪后继续保持其违法状态并未增加新的行为的观点。综上所述,洗钱行为是由上游犯罪本犯实施还是由他犯实施并不是影响洗钱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主要因素,甚至从实践角度看,把上游犯罪本犯排除于洗钱罪主体之外还容易轻纵犯罪分子。[5](p.166)笔者认为,大陆法系刑法理论所持有的“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学说似乎已经与各国反洗钱立法和反洗钱国际公约的通行做法相脱节,洗钱犯罪不应该被上游犯罪行为所简单吸收,而应当独立成罪,并和先前的上游犯罪进行数罪并罚。由此可以推出上游犯罪的本犯在实施洗钱行为时并不能认为是其犯罪行为的自然延续,而是实施新的一种不同性质犯罪行为,理所当然地应当归属于洗钱罪主体之列。在有关洗钱罪主体要件中,另一个引起关注的问题是单位能否成为洗钱罪的主体。《联合国禁毒公约》第3条的条文中未明确规定清洗毒赃犯罪的主体范围只限于自然人或者还包括单位。按照缔约国刑法的通例,自然人作为洗钱罪的犯罪主体是当然的,但对单位组织是否可以构成洗钱罪的犯罪主体,则留由各缔约国立法者自行规定。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就承认了单位可以成为犯罪主体并可以处罚。我国刑法第191条第2款对洗钱罪的主体所作的“单位犯前款罪的”,予以“两罚制”的规定,也是明确显示了其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主体,也包括单位主体。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发现大量银行、金融机构或其他非金融的中介机构往往是洗钱犯罪的直接实行者,如把本单位的资金帐户、帐号提供给犯罪、走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恐怖主义犯罪的行为人,为其洗钱提供便利等。另外某些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所实施的洗钱活动亦是以单位名义进行的,所以洗钱犯罪并不仅仅限于个人的洗钱活动。可以说,单位所进行的洗钱活动比个人所进行的洗钱活动更具危险性,因为单位进行洗钱往往较之个人洗钱更能组织起庞大的洗钱犯罪网络,在实施洗钱活动方面更为便利和有组织地开展,其洗钱犯罪活动的复杂性、规模性以及有组织性是个人洗钱无法相比的。因此,将单位列入洗钱犯罪之主体,是打击洗钱犯罪的必然要求。我国刑事立法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顺应了世界各国在规制洗钱罪立法上的普遍趋向。4、洗钱罪主观方面要件从各国、各地区的刑法规范来看,都毫无例外地将故意作为洗钱犯罪的主观方面基本构成要件,那么是否将过失列入洗钱罪的主观构成要件呢?某些国家和地区是存在这种立法例的。在荷兰、德国、英国以及中国香港等均确立了过失洗钱的刑事责任。如,香港《贩毒(追讨得益)条例》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的法条均对犯罪罪过形式的表述是:要求行为人对财产是贩毒收益或者是有组织及严重犯罪的收益是“知道”或“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其中“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按照英国的刑法理论就属于“犯罪过失”范畴。[5](pp.174~176)但是毕竟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是只承认在洗钱犯罪中故意的主观构成要件,即使在作为各国反洗钱立法示范性的国际公约《联合国禁毒公约》中,也将关于清洗毒赃犯罪的罪过形式限定为“故意”,而不包括“过失”。我国亦不例外。从我国刑法对洗钱罪规定的法条即可看出,使用“为……行为”这一范式表明了洗钱犯罪行为应当是有目的的行为。同时,根据前文所论及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来源和性质”的目的可以推出洗钱罪是一种目的犯。根据刑法理论,目的犯是属于故意犯罪的构成范畴,而且只是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之中(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直接故意犯罪都是目的犯,目的犯只是其中最具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的一种),甚至连间接故意犯罪中都不存在目的犯。这样就进一步从根本上排除了我国刑法中过失的主观心理状态可以构成洗钱犯罪的可能性。有关间接故意犯罪中是否存在目的犯,主流观点认为是不存在的,但也有些学者可能主张间接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相比,并不是绝对地不存在犯罪目的的,只不过相对于直接故意犯罪而言存在不确定的犯罪目的。[21]①在刑法第191条规定行为人要具有特定的“明知”,即“明知是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对此,应当作何理解呢?按照该法条的规定,如果行为人误以为是合法的财产及收益而实施提供资金帐户或者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也即行为人确实不知财产及收益是犯罪所得,主观上亦无掩饰、隐瞒这些财产及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理应是一种无过错的过失行为,依据上文解释,就不应该认定为犯罪。另外,还有一种情形是行为人虽然知道财产或收益是来自犯罪所得,但并没有明知是三种特定的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而予以窝藏或代为销售,则构成窝赃、销赃罪,并不构成洗钱罪。那么洗钱罪中的“明知”应当如何认定呢,或者说洗钱罪中的“明知”究竟要求达到何种程度?理论界对此有不同看法。有观点认为,在洗钱犯罪的成立中,不需要行为人知道资金来源于何种犯罪的看法不可取,要求行为人必须知道非法资金是来源于何种犯罪,只是一般性知道资金的来源是非法的是不能定罪的。[15](p.303)与之相同的观点是传统的“确定说”,即指行为人明确知道是特定的上游犯罪的非法所得及其收益,在法律含义上只能表现为行为人的确定性认识,而不能是不确定认识。[22]但相反的观点认为,新刑法中所规定的“明知”并不要求确知,即不要求行为人确定地、确切地、确实地知道犯罪所得是来自于特定的上游犯罪,只需要有这种认识的可能性就可成立洗钱罪的“明知”,这是传统的“可能说”。[13]笔者较为赞同第二种观点。因为行为人对事物的认识通常会经过一个从模糊性到确定性的转变过程,如果要求行为人从一开始就必须对犯罪所得的确切来源有清楚的认识,显然超出了行为人在客观现实状况下的辨识能力范围。况且随着洗钱犯罪活动的日益复杂化和隐蔽化,尤其是庞大的犯罪集团所形成的洗钱犯罪网络,对于有关司法机关人员查明其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具体性质尚属困难,更遑论行为人对特定的上游犯罪能够“明知”。因此苛责行为人对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必须确切“明知”,而对其在具有认识上游犯罪的可能性后进行洗钱活动的情形却予以放纵,是不利于打击洗钱犯罪的司法实践需要的。所以,洗钱罪中的“明知”应不仅包括确知,还应当包括可能性的认识。定洗钱犯罪应注意的问题：

1、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问题此问题是当前对洗钱犯罪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正确界定洗钱犯罪所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上文述及我国目前刑事立法所设定的洗钱罪上游犯罪为四类特定犯罪,但存在一个合理性的问题。通观世界各国的反洗钱刑事立法以及国际刑法规范,主要存在三种立法例:(1)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仅限于犯罪。最为典型的是《联合国禁毒公约》,其第3条第1款(a)项所规定的行为都是犯罪行为,而该条款(b)项所规定的清洗行为都是针对(a)项的犯罪行为所得的财产及收益,并未涉及其他犯罪,其所设立洗钱罪的初衷是为了通过切断犯罪的“生命线”而有效遏制犯罪。另外,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刑法规范均将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限制在犯罪范围内。(2)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不作限制性规定。如《俄罗斯刑法典》第174条规定的洗钱罪,其所清洗的非法所得及收益不仅来自于刑事犯罪行为,而且还包括不构成犯罪的其他违法行为。(3)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规定为特定的犯罪。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采取了这种立法例,但在对上游犯罪具体规定上又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将洗钱罪上游犯罪确定为重罪(对于重罪的划分标准,各国和各地区又存在一定差异),作出此类立法规定的主要有德国、瑞士、荷兰、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第二类是将洗钱罪上游犯罪确定为某些特定犯罪,法国、意大利、美国、加拿大等国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均采用此类立法规定。如,《法国刑法典》第222-38条和第225-6条分别规定的“清洗毒赃罪”和“淫媒谋利罪”;又如,《意大利刑法典》第648-2条规定的则是清洗除过失犯罪以外的任何犯罪的非法所得及收益的行为。我国刑法规定洗钱罪的四类上游犯罪,亦是属于这种立法例。[5](p.114~132)比较上述三种立法例,第一种显然过于狭窄,无法适应打击变化多端、日益严重的各类洗钱犯罪活动的客观实践。因此,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意识到此种立法例的滞后性,不断修改本国的反洗钱立法,将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加以扩大。第二种立法例可以说是当前国际反洗钱立法的一大发展趋势,事实上也正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采用这种立法例,即对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不作任何限定,以利于更有效地认定和查处形式多样的洗钱犯罪。考虑到我国目前的现实国情和司法现状,将洗钱罪上游犯罪盲目扩张至一切犯罪甚至非犯罪的违法行为,似乎又过于匆忙。因为在一定情形下,一些洗钱行为的上游行为(此处用“行为”这一术语表述,正是为了说明未将该行为刑事犯罪化,故不以相应罪名加以表述)的社会危害性尚未需要刑法加以惩治,而单单处罚由上游行为延伸而来的洗钱行为,显然不合法理。另外,我国刑法已经对四类上游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所得的处理行为规定了赃物犯罪(窝赃、销赃等犯罪行为),如果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不加选择地予以扩大,势必会与赃物犯罪的上游犯罪发生混同,这样会在司法实践中加大司法成本,造成司法资源的不必要浪费。而且这种情形可以属于刑法分则的法条竞合,即一个犯罪行为同时符合数个法条规定的犯罪构成,只能适用其中一个法条,不能以数个法条对一个行为同时加以处罚。[23]据此分析,如果对洗钱罪和赃物罪的共同上游犯罪同时以两个罪名处罚的话,显然有扩大打击面、加重行为人刑事责任之嫌,也有悖于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第三种立法例目前基本适合于我国反洗钱立法和司法现状,但是其弊端也不容忽视。我国刑法规定了四类有组织犯罪,虽然较之《联合国禁毒公约》有所进步,但仍然显得狭窄,毕竟在近几年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际交往的日益增多,各种类型的有组织犯罪层出不穷,似乎并不止于洗钱罪所规定的四类犯罪,甚至这些有组织犯罪的危害性及多发性更甚于四类犯罪,其犯罪分子通过犯罪牟取巨额犯罪收入后客观上都存在一个将犯罪收入合法化的过程。此外,一些传统观点所认为的不会发生洗钱行为的经济犯罪行为及职务犯罪行为如贪污、贿赂犯罪等,近几年也开始出现了通过洗钱方式掩盖、转移非法所得的行为方式,甚至可以说其所延伸的洗钱行为的发生率有时更是高于四类有组织犯罪。贪污、贿赂犯罪导致了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其犯罪收入是否得到清洗直接决定着犯罪最终利益的实现。[14]有鉴于此,如果不把贪污、贿赂等犯罪行为纳入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调控范围,显然不符合当前我国反腐倡廉的刑事政策。国际社会为了加强对洗钱犯罪及与之相关的犯罪行为的追诉力度,分别于2000年通过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2003年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全球性公约的形式将反腐败与控制洗钱结合起来,都并未对洗钱犯罪上游犯罪范围作出严格限制,只要是有关腐败并发生洗钱行为的犯罪,都可以列入上游犯罪予以打击。我国于2003年12月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批准生效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作为缔约国,就面临了与公约相衔接的问题。然而,我国刑法目前规定的洗钱犯罪与公约规定的洗钱犯罪相比,在上游犯罪范围上不够宽泛,这显然是立法上的相对滞后与脱节,我国在以后修改法律时,应当通盘考虑,予以完善。[24]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洗钱犯罪上游犯罪的范围加以适当的扩充实有必要。这也是当前有效惩治洗钱犯罪的现实需要,在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形下,先不宜急于将所有犯罪都列入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但不妨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作立法尝试,将贪污、贿赂、侵占、诈骗、贩卖人口、制假售假、盗窃、抢劫、挪用公款等诸多对国家和公民财产利益具有严重危害性的犯罪行为包括在内;同时在将来适当的时候可以取消对洗钱罪上游犯罪的法律限制,对一切犯罪所得的清洗行为都以洗钱罪论处。超级秘书网

2、洗钱罪与相关犯罪的比较由于洗钱犯罪是由上游犯罪延伸而来,所以尽管洗钱罪已经独立成罪,但其与上游犯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洗钱罪与上游犯罪的关系不加以清楚了解的话,在司法实践中是无法对洗钱罪作出准确认定的。另外,在司法实践中,会发现有一些犯罪行为与洗钱罪在犯罪构成方面极具相似性,易于混淆,故应当加以区分。(1)洗钱罪与上游犯罪的关系此问题已在前文详细论述,洗钱罪应相对于上游犯罪独立成罪的理由也不必再次重复。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洗钱罪与上游犯罪共同犯罪的区别的司法认定问题。洗钱犯罪是一种故意犯罪,如果行为人的故意是产生于上游犯罪实施完毕之前或者实施完毕之后、犯罪所得获取之前,则应按上游犯罪的共同犯罪处理,不再单独以洗钱罪论处。在这里行为人犯罪故意的产生说明其与上游犯罪的犯罪人有事先的通谋;反之,如果行为人与上游犯罪的犯罪人之间没有事前的通谋,即无共同的犯罪故意,而行为人的故意是在上游犯罪实施完毕并已取得犯罪所得之后产生的,并且在此之后实施了洗钱行为,则应以洗钱罪单独定罪。可见,区分洗钱罪与上游犯罪共同犯罪的界限的标准,关键就是行为人与上游犯罪的犯罪人事前有无通谋。(2)洗钱罪与赃物犯罪的关系赃物犯罪主要就是指窝赃、销赃犯罪,本文在论及洗钱罪主体问题时已对两者关系略作探讨。两种犯罪在客观的行为方式上却有相似之处,主观上也都是故意,从广义程度上可以说,洗钱行为亦是一种窝藏或销赃的活动。[25]但是它们的区别是主要的,以我国刑法为例,其表现在:一是侵犯的客体不同。洗钱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同时侵犯了金融管理秩序和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但由于其主要客体是金融管理秩序,所以洗钱罪被划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而赃物犯罪的犯罪客体仅为单一客体,即只侵犯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因而被归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妨害司法类罪中。①二是犯罪主体不同。洗钱罪的犯罪主体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而赃物犯罪的犯罪主体仅为自然人。三是上游犯罪不同。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是四类特定的有组织犯罪,而赃物犯罪的上游犯罪则可包括一切犯罪,可以说,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种类是包括于赃物犯罪的上游犯罪的。四是具体行为方式也不尽相同。其主要表现在:第一,“转移”的性质不同,洗钱罪中“转移”的性质是掩饰、隐瞒非法所得的性质和来源,使非法所得表面合法化,而并不针对非法所得的赃款、赃物本身;而赃物犯罪中的“转移”的性质是对赃款、赃物的一种空间上的移动,针对的是赃款、赃物的本身,而且并不改变赃款、赃物的非法性质。第二,洗钱罪的行为方式要比赃物犯罪更为宽泛、复杂,因为其不仅包括了赃物犯罪中的收购或代为销售赃物的行为方式,还包括供资金帐户,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通过转帐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等,这就决定了司法机关在查处洗钱犯罪方面难度显然要高于传统的赃物犯罪。(3)洗钱罪与巨额财产的关系巨额财产同洗钱罪一样,是1997年新刑法新增设的罪名。其与洗钱犯罪在构成要件上是最为相似的,两种犯罪在主观上都是出自故意,犯罪对象都是非法所得,客观方面均表现为针对非法财产及其收益的性质和来源。司法机关在查处这两种犯罪时,往往难以把握两者的界限。随着近几年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查处了越来越多的贪污、贿赂以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案件,在不断总结司法经验的基础上对于巨额财产的构成要件有了清晰的认识,由此使得其逐渐与洗钱罪易于区分,主要区别如下:一是犯罪主体不同。洗钱罪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自然人和单位都可成为洗钱罪主体,而巨额财产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充分说明两者的犯罪性质截然不同,洗钱罪不妨认定为是一种经济犯罪或者是财产犯罪,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则属于职务犯罪的范畴。二是洗钱罪是行为人采用积极的行为掩饰、隐瞒非法所得及其收益(前文论及,洗钱犯罪中也有以不作为方式洗钱的情形,但毕竟属于少数,而且目前尚未得到我国正式立法的认可),而巨额财产的行为人则是消极地不能说明自己的财产来源是合法的。可见,洗钱犯罪主要是一种作为型的犯罪,巨额财产是一种典型的不作为犯罪。三是洗钱罪的非法所得的性质是特定的,即必须是来自于其特定的四类上游犯罪,而巨额财产中所不能说明来源的非法所得性质是不特定的,只要行为人不能说明其来源的合法性,即可定罪处罚,无须查明真实来源。

四、洗钱犯罪的预防及处罚

1、洗钱犯罪的预防洗钱犯罪是掩饰、隐瞒犯罪收益并将该收益进行伪装使之看起来合法的一种犯罪活动。完整的洗钱过程往往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洗钱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洗钱方法的多样性,除了传统的洗钱手段外,当今洗钱犯罪越来越朝着智力型、知识型、高科技型以及日益跨国化的方向发展。例如,最近几年犯罪分子可以利用电子货币、网络银行以及网上等现代高科技手段从事洗钱活动,这对洗钱犯罪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主要是使洗钱犯罪具有了较之以往更高的隐蔽性,洗钱犯罪分子往往能够凭借这些方法向反洗钱立法措施和执法活动提出严峻的挑战,使得司法机关查处和防范洗钱犯罪显得困难重重。[26]贝卡利亚曾指出:“预防犯罪要比惩罚犯罪更高明,这是一切优秀立法的主要目的。”[27]世界各国也纷纷采用民事、刑事和行政等诸方面规范体系加强对洗钱犯罪的预防。我国政府亦不例外,没有放任本国洗钱犯罪的肆意发展,并针对洗钱犯罪活动的新特点和新动向,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金融机构是实施洗钱活动的最主要场所,如果对金融机构缺乏有效监管的话,就会为洗钱犯罪活动大开方便之门,犯罪分子实施洗钱行为实际上就如入无人之境,进而危及社会整体利益。由于我国金融机构长期以来在开户条件、现金支取管理制度等方面比较宽松,加上金融业务人员综合素质偏低和金融立法建设相对滞后,以及司法机关对金融领域洗钱案件查处不力,致使在一定程度上为洗钱提供了可乘之机。但令人可喜的是,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出台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这三个规定的出台,无疑标志着我国政府对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有了高度的重视,并开始进入实质性的运作阶段。这三个规定在反洗钱方面主要做了如下工作:一是在实际操作中实施了制定可疑金融交易报告和处理制度,改革以往不利于惩治洗钱活动的银行保密制度、确立识别客户及其业务制度并保存交易记录等一系列配套措施。二是对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进行业务能力方面的严格培训,努力培养反洗钱的专业人才,增强其对于复杂的洗钱活动的识别能力。尤其注重提高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责任意识,加强职业教育和法治教育,并且强化了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法定的反洗钱义务的相关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应当说,这些措施在反洗钱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因为加强了监控,严密了法网,堵截了洗钱犯罪的渠道畅通,使得犯罪分子在实施上游犯罪之后无法清洗犯罪所得及收益,这样就有利于从源头上遏制洗钱犯罪的发生,并有利于对上游犯罪的打击。(2)在反洗钱方面广泛加强国际合作,开展国际法律协助洗钱犯罪的跨国性特点,决定了国际间必须加强合作打击和预防洗钱犯罪的重要性。我国政府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为此早在1989年就批准加入了《联合国禁毒公约》,全面履行惩治清洗毒赃犯罪的国际法义务,这说明我国政府同国际社会共同与洗钱犯罪作斗争的坚定决心。近几年里,我国又陆续成为有关反洗钱的多边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并且积极参加相应的国际组织,在交换洗钱情报及证据收集、协助调查洗钱犯罪以及引渡洗钱罪犯等方面通过国际刑警组织、世界海关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等国际组织加强国际合作。另外,我国在规范反洗钱国际合作措施方面,可以在相关国际公约的法律框架内,请求其他缔约国协助我国警方开展反洗钱调查,同时我国警方也应承担协助其他缔约国所开展的反洗钱调查,以利于携手打击跨国洗钱犯罪。[1]

2、洗钱犯罪的处罚最后,笔者简单提及一下对洗钱罪的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第191条的规定,犯洗钱罪,除没收实施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外,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洗钱数额5%以上20%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洗钱数额5%以上20%以下罚金。从此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法对洗钱犯罪根据其情节轻重的不同分别设置了徒刑、罚金和没收财产三类刑罚措施。应当说,这样的刑罚措施对于惩治洗钱罪是较为合理有效的,也体现了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其中,对于洗钱犯罪分子实施罚金和没收财产,毫无疑问是为了对其经济上予以制裁,以剥夺其再次犯罪的资本。在这里,涉及到对“情节严重”的理解,法律目前尚未明确规定。笔者以为,应当从上游犯罪的性质、洗钱数额、洗钱犯罪的手段及危害性程度等诸方面通盘考虑加以认定。一般而言,洗钱数额巨大或特别巨大方可认定为“情节严重”的洗钱犯罪,科以较重的刑罚处罚。而在其他情节认定方面,有观点认为主要应当包括多次洗钱、洗钱手段恶劣、与境外犯罪分子勾结进行洗钱、索取上游犯罪分子贿赂而洗钱、因洗钱给特定的上游犯罪案件侦查活动带来严重影响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等。[9]笔者认为这些认定标准对于司法机关在今后处理洗钱犯罪上是有所裨益的,应当加以综合考虑。此外,单位犯洗钱犯罪,我国刑法采用的是“双罚制”原则,即对单位判处罚金刑,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不再判处罚金。

参考文献:

[1]梁根林.洗钱犯罪及其防制[J].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1).

[2]张智辉.国际刑法通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04.

[3]康均心、林亚刚.国际反洗钱犯罪与我国的刑事立法[J].中国法学,1997,(5).

[4]邵沙平.洗钱的法律控制与反腐败的若干思考[J].法学评论,1999,(5).

金融管理论文篇8

关键词：个人金融业务；发展模式；策略

1.个人金融业务经营管理体制的问题

1.1纵向管理链条过长，职能交叉

分级授权层级过多，纵向呈现很长的管理链条，从“总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支行分理处”具有五个管理层次，造成信息的多级传递，信息失真，风险责任与控制能力不对称；依权限逐级报批，降低工作效率的同时也可能丧失良好的市场机遇。

1.2横向机构设置复杂，职能分离，信息闭塞

当前个人金融业务、机构业务的经营管理分多部门执行。个人金融业务方面由多部门进行交叉管理，管理成本居高不下，管理效率低下，服务效率低，市场竞争力弱。

1.3纵横经营目标难以统一，管理冲突，系统资源难以实现优化配置

总行往往以业务规模和数量指标为考核标准，导致分支机构利润增长目标与规模扩张目标相冲突。系统内资源先通过一级分行，再对二级分行进行，导致局部优化配置与整体优化配置的冲突。

1.4人员配置不合理，专业化程度低

人员结构不尽合理主要表现在高层管理人员技能单一、职业经理人意识淡化、客户经理综合素质偏低、研发人员技术掌握程度不够，人才的引进、利用、稳定机制不健全，导致个人金融的长足发展与人才队伍的配置不合理的矛盾日益突出。

2.与国外同业之间的比较

从发达国家个人金融业务的历史发展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两种模式：

“英美模式”以花旗为代表，从其个人金融业务管理模式先进表现在：

组织模式上，在集团管理层下设消费金融集团、新兴市场、公司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全球投资管理和私人银行业。这种专业化的机构设置，既有分工协作又有交叉协作，有利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配置，促进个人金融业务的全面发展。

体制特征上表现为：1）集团决策层广泛吸收外界成功人士出任非执行董事。2）集团经理主要职能定位为监督管理，不从事公司的经营业务。3）包括个人金融业务在内的资产部门独立开展业务，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充分发挥其经营的灵活性。

3.个人金融业务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的对策

3.1国内银行经营管理体制的创新模式

对于国内银行而言，通过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提高银行的经营效益，采用国外商业银行先进的事业部管理体制是可取之道。

事业部制是一种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组织形式，总部只负责制定和执行计划和战略决策，行使协调、监督等职能，将日常经营决策权下放到各事业部，由各事业部在某一特定的业务领域发挥其决策和执行的功能，它只掌握经营管理和生产组织权，是一个半自主性经营实体，本身并不具备法人地位，而投资决策、资金调配及人事任免权均由母公司控制。通过提高组织的灵活性与减少管理层次来增强其防范内部风险及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及建立灵敏的信息反应机制，确保上下级之间、银行与市场之间信息的及时传递。

3.2在事业部管理体制下的个人金融业务经营模式

3.2.1产品营销渠道的改革与创新

金融产品需要通过一个畅通的营销渠道从银行转移到客户手中，到目前为止国内银行主要是通过网点来实现转移，渠道单一，而针对各种客户需求也过于绝对化。网点功能上，针对不同客户需求，扩展基层网点的业务范围，在方便了客户的基础上拓展个人金融业务。电子化方面，要大力发展电子银行，这样才能在真正满足客户对快捷、方便服务的要求的同时节省营运成本。此外，可通过电视、广告等媒体对个人金融产品进行宣传，也可以通过有效的公益营销等手段提升人们对个人金融产品的认知程度。营销人员应切实做到从客户自身利益出发，帮助分析使其明白自己的风险偏好、理财目标和财务状况，推荐合适的理财产品，同时为其出具详尽的个人理财建议书，使客户切实感受到贴心的人性化服务。高素质的客户经理对于金融产品的成功营销也至关重要。客户经理应有过硬且全面的专业技能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作为客户经理要持续跟踪了解客户的需求，对客户的收入结构、消费计划、投资偏好等要有一个全面而系统地掌握；作为客户经理长期与客户进行交流，不仅是银行的宝贵资源，也是银行客户资源的稳定器。银行要对客户经理给予有效的激励，对其进行及时的培训，要不断通过道德教育提高其道德素养。

3.2.2产品研发机制的改革与创新

商业银行在个金产品研发上要坚持以自主创新为主、引进开发为辅。在产品研发上投入更多资金，培养自身具有过硬技术的研发人员，对于研发人员要做到引进、培养与稳定相结合，重点在于掌握核心技术。

产品研发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并及时更新换代。客户是商业银行利润的源泉。银行应该在进行客户调研和细分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客户群的风险偏好、资金规模和消费计划，明确不同客户对银行利润的贡献度和潜力，进行差异化、个性化的产品研发。在高度重视高端优质客户的同时，不放弃对普通客户的潜力发掘。形成重点发展与加强，全面开花的盈利格局。

3.2.3风险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完善风险管理体制，健全机构设置，各风险管理部门在对风险进行独立监督与控制的同时进行有效沟通与协作。在风险管理手段上，提高各风险管理部门的专业化控制程度，专险专管；运用先进的风险量化技术，对风险进行准确评级，建立起科学的信用评级体系。

3.3引用此模式的实施步骤

3.3.1阶段式推进事业部制

依据国内银行当前实际情况，首先可在零售业务体系试行事业部运行机制，建立相对独立核算、相对独立营运，以业务线垂直管理和区域分布管理相结合，自上而下经营管理零售业务的事业部制管理体制。改造营业网点为零售业务中心，形成以零售业务为主的营销渠道，同时为资产管理、投资咨询等业务板块提供有偿服务。逐步加大总行对跨区域行业客户、系统客户的统一协调，加强行业和区域经济研究，提高为客户进行个性化服务的创新能力以及对大型重点企业、跨区域集团企业的直接公关和维护，试行纵向管理为主的经理管理体制，逐步增强总行对以个金业务为主的各项业务发展的推动作用。

3.3.2健全银行管理中心职能

建立高效强大的管理中心，制定和实施整体战略、统一标准，为业务开展提供战略支持，实现各业务发展的联动效应，保障银行健康发展。

3.3.3设立专门的业务处理中心

通过设立个人清算中心、证券处理中心、审贷核查中心等业务处理中心专业化流程作业，提高整体营运效率。

3.3.4建立健全完善的财务核算体系

专业化的营运管理需要先进的定价体系予以支持，对各业务板块进行有效的成本——收益核算和股东权益分析，准确度量各个业务板块的业绩贡献度，实行有效的考核和激励机制。

3.3.5加快信息技术发展

建立先进的信息系统不仅能帮助银行提高业务拓展和风险控制能力，而且是实行专业化、垂直化管理得的重要前提。

3.3.5加强员工队伍建设

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需要高素质的管理团队和比较齐全的人员配置，通过引进、培养和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与有效的人才考核机制，形成有效的人才管理机制。

简言之，我国个人金融业务起步较晚，而在各家商业银行纷纷转型的今天，个人金融业务正处于一个上升阶段，大力发展个金业务将成为国内银行增强其竞争力的一种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熊继洲.论国有商业银行体制再造[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3.

金融管理论文篇9

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风波；宏观调控

2007年4月，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标志着次贷危机正式爆发。一年来这场危机的影响愈演愈烈，形成一种“蝴蝶”效应，引发了国际金融风波，导致全球闹股灾。次贷危机造成美国的坏账是4600亿美元，由于美国把坏账证券化，经过金融机构的炒作，现在扩展到全球，波及到许多国家的金融机构和银行，估计最终损失要达到1.2万亿美元，其损失和危害正在逐步显露。这件事远远没有结束，预计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的影响将持续到2008年10月末或年末，才能最终见底。美国一打“喷嚏”，全世界都跟着“感冒”，这就是金融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传感效应。

一、美国次级贷款的内容和特点

次级房产贷款简称次贷，是一种房地产抵押的按揭贷款。美国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分为三级市场，第一级是优级房贷市场，第二级是次优级房贷市场，第三级是次级贷款市场。次贷政策对中低收入的购房者很有诱惑力，因为它具备了三个特点：一是次贷低首付，有的次贷甚至没有首付，这对中低收入者特别具有吸引力。一般的按揭贷款都要有首付，大概占总额的20%—40%，而次级贷款的低首付特点则激起了人们的购房欲望。二是次贷期限长，有的20年还本息，还款周期长使贷款者压力小。三是次贷利息前低后高，即前2年是低息，后18年是高息，越到接近20年的时候利息越高。这三个特点使得中低收入者踊跃贷款购房，房地产价格涨得很快，一套豪宅最高达到几百万美元以上。

美国开办次级贷款的初衷是好的，旨在解决中低收入者买房难问题。这项措施启动后，美国的私人住房率提升了6个百分点，为1000万中低收入者解决了住房问题。在美国，孩子18岁以后基本自立了，剩下父母构成了家庭的小型化。次级贷款政策迎合了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并较好地满足了美国人的购房欲望。但市场经济的供求规律是不可违背的，次贷刺激了房市，也毁了房市。因为当时美国的房地产价格暴涨，信贷双方都有一个心理底线，即最后实在不行就卖房子还贷款，反正也赔不上，结果恰恰就在这里面出了问题，房价连跌了40%，房地产市场因此溃不成军，终于爆发了次贷危机。

二、诱发次贷危机的原因

从根本上讲，次贷危机是金融炒作的结果。美国金融是全球一体化的龙头，很多银行都在发行贷款证券（英文缩写是MBS），形成债务后再卖债券（英文缩写是CDO），经过金融机构的炒作，波及到全球形成了一个债务链，债务链一断，便产生一种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效应，造成了全球性的金融风波。探求原因，主要是三个因素集合造成的。

（一）宏观调控力度不当。美联储为了有效调控经济，格林斯潘首先是在2003年之前多次降息，从5%降到1%。降息使贷款成本下降，诱使很多人靠次贷买房，促成了房地产“泡沫”。而后美联储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又连续13次调高了存贷款利息，到2006年初由最初的1%调到了5.3%。因为利息高了，还贷的成本也就高了，本金滚利息，越滚越大，加重了还贷者的压力。美联储主导贷款利息前降后升的“U”型走势种下了祸根，致使很多人次贷低息买房，而后又高息还款难，最终引发了危机。

（二）房地产市场失衡。美国房地产从2006年开始降温，“泡沫”破裂后，房地产价格大跌，原来售价100万美元的房子，现在只能卖到60万美元左右，出现了房地产全面缩水和下跌的局面。这使最终指望卖房子还贷款的人始料不及，房价下跌到卖房子也还不上贷款的地步，次贷危机终于浮出了水面，引发了金融风波。

（三）金融机构推波助澜。金融机构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便竞相炒作房地产贷款的证券和债券，炒来炒去，炒得扩大化了，波及到全球，把很多国家和银行都卷了进去，从而引发世界性的金融波动和风险。

美国次贷危机是历史的巧合。现在设想：如果美联储当年不加息，贷款的利息也就不会这么高；如果美国的房地产价格还在涨，房主还贷就不会出问题；如果只是单纯为了刺激房贷，没有证券商、银行家从中炒作金融衍生品，也就不会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而现实的结果恰恰是这三个问题汇集在一起“交叉感染”，其结果必然引发美国的次贷危机。事出有因，绝非偶然，偶然寓于必然之中，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三、次贷危机的后果和危害

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像计算机病毒一样，马上蔓延到全球金融系统的各个角落，带来了全球性的诸多问题，包括现在的股灾和金融风波。

（一）次贷危机引发美元贬值。美国处于世界霸主地位，小布什希望美元贬值，贬值后会刺激外贸出口，降低进口，减少美国的外贸逆差，这是他的基本立足点。美元贬值以后，美国可以多印美钞向全球输送通货膨胀，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都出现了反应，物价上涨、经济放缓。比如人民币升值的问题，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从2005年7月21日晚上19:00开始升值，到目前已累计升值了18.2%，汇率已突破7元的大关。到2008年年末，人民币与美元的比率将升到6.6元，接着继续再升到5元，2020年最后升到4元左右。人民币升值的另一个原因是压缩出口、增加进口，降低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美国打压人民币升值意在减少它的外贸逆差，内外的原因兼有，就像“天平”的两端，一端是美元贬值，另一端人民币就要升值，这是一个联动的过程。美元贬值带动人民币的升值加快，为全球输送通货膨胀，现在俄罗斯的物价涨得也很厉害，欧盟、日本、新加坡、韩国也都受到影响，物价都在上涨。所以，面对物价上涨，中央提出“两个防止”，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利用财政、税收、货币政策等多种经济杠杆调控物价和股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节能减排，确保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次贷危机引发石油价格上涨。美元贬值之后，美国、纽约和伦敦的期货石油价格最高接近每桶150美元（七桶为1吨），一吨是1000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币6800元左右。石油是全球的软黄金，经济高速发达之后，石油更是经济血脉。目前，我国每年石油的消耗量是2.7亿吨，仅次于美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耗国。如果石油涨价，会引发我国很多产品涨价，中国的物价就会形成“井喷”效应。现在中石化、中石油天天向发改委反映，我国一半的石油靠进口，如果石油不涨价，就会出现倒挂和亏损，发改委只好让财政给其补贴120亿元，让其别涨价。2007年我国物价上涨，工业品是石油领头涨，副食品是猪肉领头涨。由于我国垄断产业太多，资源管理不到位，产品成本降不下来，电力、石油、煤碳等资源性的行业都提出要求涨价，但老百姓又怕涨价，这使国家发改委一手托两家，处在两难的选择中，即一手托企业要涨价，一手托民众怕涨价。若经济问题弄不好，则会引发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三）次贷危机引发很多国家经济减速。由于美元贬值，石油涨价，美国经济发展开始减速。2007年美国GDP增长率为2.2％，比2006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2008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0.4％，第二季度预计只有1％，预计2008年全年美国GDP增长率为1.5％左右，最悲观的是高盛公司预测只有0.8％。美国、日本、欧盟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现在都在减速，而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正在崛起，将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潮流。

四、全球金融系统的新特征

通过分析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的金融风波，发现世界金融系统出现了很多新的特征，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把握。

（一）金融系统的整体性。世界经济全球化首先表现为货币的国际化和金融系统的一体化。现在看，全球的金融系统是连为一体的，已经形成一个联动互补的新格局，一个地方出问题，马上会引起连锁反应。这需要我们整体把握金融系统的形势和走向，不要孤立地片面地看待经济问题。

（二）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全球的金融资本近100万亿美元，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过剩，大概有8万亿美元的流动资本掌握在一些金融大鳄的手里，在世界各地寻找机会进行投机炒作。其中，有一个金融大鳄叫索罗斯，他的手里有上千亿美金的“热”钱，1997年，他看到亚洲的金融市场刚开放并很脆弱，便到泰国的金融市场搅动一番后抽资脱逃，致使泰铢当天贬值，并引发了整个东南亚的金融风险，中国的香港也深受其害。国际游资多了以后就会到处窜，像老鼠一样哪有窟窿就往哪里钻，所以金融系统开放后要更加注意安全性。现在看，几次大的金融危机都是国际游资投机形成的。比如1997年泰铢贬值引发的东南亚金融风险，1998年俄罗斯的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的金融风波等，都是国际游资的流动带来的后果。在我国，这些国际游资基本上会炒四个“市”，都很有规律。第一步是炒期货市场，通过抬价，把国家的物价系统搞乱；第二步是炒股票市场，把股市烘起来，出现股市“泡沫”，到高位之后再抽资逃跑，套住的是中国的股民散户；第三步是炒房地产市场，形成房地产“泡沫”后再抽逃；还有一些高手进行第四步，即炒外汇市场，在汇率浮动中挣钱。这些金融大鳄在期市、股市、房市和汇市这“四市”上做文章，投机炒作到一定程度，把老百姓和股民的钱换成美元揣走了，留下的是金融灾难，这已成为一种定式和基本规律。

（三）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某个环节有了风吹草动，马上形成一种“蝴蝶”效应，整个金融系统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因为它是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这种大趋势无法遏制。虽然次贷危机本身仅仅几千亿美元，但全球都受影响。我国的股市离美国很远，但也受到了波及。股民是炒信心、炒预期，如果信心和预期都没了，股市也就跌惨了。现在看，这次次贷危机迅速蔓延，形成一种灾难，就是由全球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带来的。

（四）金融波动的周期性。金融系统的运行具有周期性，只有认真了解和把握，才能未雨绸缪，驾驭金融形势的变化。从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始，我们就知道资本主义有经济危机，危机时会出现牛奶过剩倒到海里、产品积压卖不动、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和物价飞涨等现象，这是那个年代初级阶段的经济危机，是一种生产过剩型的危机，这是即时危机的基本特征。经济发展到今天，实现了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国际化，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发生经济危机，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所以金融的安全性至关重要。由过去的生产过剩型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这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规律。我国改革开放30年，也出现了一些周期性的规律，比如经济过热，基本上是8－10年出现一次。1982-1984年，我国出现第一次经济过热，进行了治理整顿；1994年，出现第二次经济过热，进行了第二次治理整顿；2006年末，出现第三次经济过热。我国股市也呈周期性变化，基本上是五“熊”三“牛”，股票行情是“横有多长、竖有多高”，这些都是辨证的。现在需要我们掌握的是周期性，准确把握经济走向和规律，从而做到未雨绸缪，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从美国看市场经济的优势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用市场法则和价值规律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第二，产权多样化，鼓励竞争，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但是，市场经济也有负面效应，会周期性地出现一些问题。在计划经济年代，经济的主要危险是通货膨胀，因为当时是短缺经济，经常供不应求，物价自然就会上涨。市场经济有通胀，也有紧缩，二者交替进行，但主要危险是通货紧缩，即生产过剩、物价低迷、消费不足。在1998-2005年期间，我国经历了8年的通货紧缩，经济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目前，我国又一次进行宏观调控，防止通货膨胀，但要注意调控的节奏和力度，要点刹车，不能急刹车，急刹车容易造成翻车。如果长期过度地紧缩银根，那么到2009年末，我国有可能重新滑入通货紧缩，5年内经济将无法有大的发展。不能一放就胀，一紧就缩，这几年我国一直是这么周而复始地走这条路，现在要注意掌握调控的力度。如果再次出现1998年的那种通货紧缩，我国就难办了，因为我国人口基数太大，再加上弱势群体多，如果经济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那么很难保就业、保稳定，这是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参考文献:

[1]论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原因和影响［J］.经济学动态,2007(9).

[2]从次贷危机看美国楼市与中国楼市的关系［J］.中国金融,2007(18).

[3]论我国的资产泡沫与金融风险［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

[4]金融危机后的货币政策操作——东亚国家的经验及启示［J］.金融研究,2007(5).

金融管理论文篇10

论文关键词：企业制度创新，金融成长

 

作为经济发展载体的企业成长与金融成长之间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金融成长能有效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有利于新企业的建立和已有企业的成长；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企业本身具有成长的动机和激励机制，更多表现在企业制度的创新。企业制度的创新改变了其融资需求，从而激励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业规模的扩大、金融结构调整、金融效率的提高等。即企业制度创新引致金融成长，而金融成长又会促进企业成长，企业制度进一步创新。

一、企业制度创新与金融成长的基本理论分析

（一）制度与制度创新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主体的交易活动需要稳定、客观的预期机制，交易主体根据这种预期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当这种行为成为习俗或惯例，并通过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则成为制度。然而，当交易主体（组织或个人）由于认识到改变现有制度或创造新制度中蕴含的潜在利益，通过建立并推广获得认同所需要的规则、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模式，从中创造、开发和利用盈利性机会[①]，则出现制度创新，从而形成新的制度。即一方面制度使交易主体的行为和社会系统的稳定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潜在利益以及成为制度领导者的诱因导致制度创新现代企业管理论文，从而引发行为和社会系统的变革，推动制度变迁，社会进步。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载体——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自发形成内部组织管理体系，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此时的企业制度是利益和影响力与技术条件、产业结构等社会经济环境均衡的结果。当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突破现有企业组织管理模式，建立新的企业制度的潜在收益逐渐显现。而企业本身具有成长的动机和激励机制（艾伦和盖尔，2000），此时，有行为能力的企业，即充分了解新的目标、拥有事先新目标的技术和能力的企业，必然进行企业制度创新。

（二）企业制度创新与金融成长

早期的企业制度采取家庭制或合伙制。由于生产经营活动以手工作坊为主，家庭制或合伙制即能够满足这种简单的生产经营活动，资金以家庭自筹或合伙出资，间或向钱庄借贷。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作坊式的家庭制以及合伙制的不稳定性特征均不能满足产业的迅速成长。此时，经济交易规模的扩大要求企业具有稳定的组织机构和资金来源，股份制则既有利于大股东的经营管理，又能够吸收大量的社会闲置资金。股份制的建立必然要求发行和流通股票的市场，股票市场应运而生；适应这种变化，钱庄的业务活动也由原来的货币兑换和简单的资金借贷逐渐采用股份制扩大金融业规模，建立现代银行制度。股票市场的建立和现代银行制度的确立为企业的融资提供了便利，更多的家庭制或合伙制企业转向股份制，生产的规模扩大，效率提高，从而企业成长。

进入工业化大发展时期，制造业的地位不断提升并居于主导地位，从而机床装备起来的大规模生产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是：互换性、标准化和装备作业[②]。规模生产产生了“科学管理”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也促使企业为保证资金投入而形成产融结合（即产业和金融相互控股）。因此，原先以小企业为主的产业成长已转变为巨型公司为主的产业成长，企业巨型化带来了“科学管理”，也创立了企业内部R&D机制以及高度产业集中率，从而企业进入产业的“门槛”越来越高，也对金融成长提出新的挑战，银行业必须联合和集中才能满足企业资金需求，而企业巨型化所发行的新股票、新债券既为金融市场成长提供了载体，也为其成长提出新的要求。因此，伴随企业巨型化，银行业和证券市场也得以联合和集中。

企业规模的扩大以及物资生产与分配所必需的技术知识的增加必然引发企业管理革命。一个大企业的大股东已不再能够单独的负起制订政策和实施政策的责任；一般股东大多已脱离公司的实际业务现代企业管理论文，此时，专业性的管理人员——经理产生了。这些经理人员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专业知识，他们的工作如果不成功，便会被解雇；如果成绩卓越，不仅获得晋升，而且提高自身作为企业管理者的市场价值。由此产生了企业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分离，这场“经理的革命”将事业置于专家之手，而不是交给事业的所有人指挥。其次，解决了企业长期生存问题。企业不会因某一股东的退出而重新组合或调整经理，从而保持企业经营战略实施；大公司的管理作用由于受到越来越多的公众的审查，在一定程度上而言，管理已取代了市场需求，协调问题使管理进一步复杂化，这种情况就构成了无须财产（所有权）所拥有的权力。因此，企业所追求的就不再是最大的短期利润，企业市场价值更为重要。第三，这场革命也建立了企业成长的内在激励机制。股东、经理和职工都会预期从中获得收益。企业的成长显然是股东所期待的，企业成长，公司市场价值提高，股东的收益增加；企业成长为高层管理者提供更多的现金流——依靠留存收益获得成长意味着把企业视为一种竞赛（Nalebuff and Stiglitz，1983）;而且，高层管理者可以此增加自己的收益，提高自己的经理者市场价值，在与股东的谈判中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企业成长使股东可以承诺给经理晋级的机会；对经理层的激励机制和晋级竞赛使企业本身具有成长性，而且只有在具有成长性的企业中才能够吸引新的、年轻的管理者进入企业；职工在具有成长性的企业中工作，既可能会增加薪水、奖金等奖励，也包括身居成长性企业所带来的精神满足感[2]。股东、经理层和职工对企业的预期使得企业本身具有强烈的成长性，而企业成长又进一步激励了企业内部的竞争性、晋级机会和福利增加。激励机制创造企业成长，企业成长又产生更好的激励机制，从而企业成长更快。

与产业的企业管理革命一样，金融业同样进行着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离的革命；在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购买大量债券为企业成长提供了巨额资金。机构投资者提供风险资金，从而企业更多投资于新兴产业，形成企业成长，新兴产业成长。因此，金融成长具有了载体和推动力，而金融成长又可为企业成长提供更多资金，金融效率的提高使更多新企业进入新兴产业。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梳理出企业制度创新与金融成长的逻辑关系：

金融工具创新

企业制度创新→企业融资需求变化→金融结构调整 →

金融制度创新

金融成长→ 企业成长→企业制度创新…….

二、企业制度创新与金融成长的基本建议

以上分析表明现代企业管理论文，企业制度创新与金融成长具有互动机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促使我国出现大范围的企业制度创新，股份制、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与之相匹配，我国金融成长出现新的特征，如金融结构的多元化、金融业规模的扩大、金融效率的提高等。但从现实来看，我国金融成长仍落后于企业制度创新。因此，我国应加快金融成长，促进企业制度创新，从而企业成长。

首先，调整发展战略，实行金融优先发展。目前，我国金融成长相对滞后于企业制度创新的现状，亟需提高金融地位。我国应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实行金融优先发展，加快企业成长，从而提高国家竞争力。

其次，改善金融成长外部环境。产权明晰是金融成长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同时，法律制度是金融成长的制度保证，而非正式制度——社会信用环境和微观规制对法治水平具有重要影响。我国要实行金融优先发展战略，就必须改善金融成长所依赖的外部环境。

第三，构建企业制度创新的金融服务平台。金融服务于企业成长，其重要的职能就是引导资本的优化配置。这就需要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即有效的金融市场、充足的金融工具和富有竞争力的金融组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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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卢荻.变革性经济增长[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13]刘林．股权融资偏好模型分析与治理改进设计[J]．金融研究，2006，10：4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