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政治论文十篇

责任政治论文篇1

【关键词】 经济责任审计； 治理功能； 实现机理

中图分类号：F239.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4）13-0078-04

经济责任审计是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审计监督制度，是政府治理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具有推动完善政府治理的功能。国家高度重视经济责任审计在加强干部管理监督、建立健全问责机制、推进依法行政、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惩治和预防腐败等方面的治理作用。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提出“治理危机”的概念以后，治理相关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近年来，政府治理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引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政府审计与政府治理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INTOSAI）秘书长Moser在2008年举行的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会议上就指出，国家审计是良好国家治理的关键要素；2013年举办的世界审计组织第21届大会的两个主要议题之一就是“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我国亦有诸多学者曾在其文献中提出过“政府审计是政府治理的一种工具、手段或机制，政府审计能够促进政府治理完善”的观点，如张立民、赵彩霞（2009），尹平、戚振东（2010）等。

政府审计的治理功能可以体现在诸多方面。世界银行学者D. Kaufmann等（2008）认为治理功能体现在六个方面：话语权和问责制、政局不稳定和暴力、政府的效率、管制负担、法治、防治腐败。当前，我国学者对政府审计治理功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包括政府审计推进问责制的研究、政府审计提升行政效率的研究、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以及政府审计防治腐败的研究。经济责任审计是政府审计的一种重要类型，是政府治理结构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国家对经济责任审计在监控权力运行、防治腐败、提升行政效率以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等方面的治理功能寄予了厚望，急需学界进行系统、深入的探究。基于以上背景，本文拟以经济责任审计为切入点对政府审计的治理功能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论证经济责任审计为何具有治理功能，指出经济责任审计的治理功能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揭示经济责任审计的治理功能是如何实现的。

一、经济责任审计具有治理功能的理论与经验依据

（一）理论依据

根据契约理论，国家是人们相互之间或人民同统治者之间相互订立契约的产物；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社会契约，政府对公民负有责任并且必须达到契约的约定。政府治理过程是契约的签订和执行过程。政府的契约关系包括公众与立法机构之间的契约、立法机构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契约、政府部门与消费和供应商之间的契约（政府部门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与顾客、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的契约、政府部门与支出部门的契约以及政府部门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契约。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的确认和解除过程，就是契约的签订和执行过程。从契约论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经济责任审计是对政府官员履行一系列契约的情况进行监督、评价和控制的过程。因此，经济责任审计是一项的有效制度安排和监控手段，可以促进领导干部尽职尽责地履行经济责任，从而使得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之间的契约得到有效执行。

同时，也可以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角度来解释经济责任审计具有治理功能的理论依据。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针对政府效率低下、政府运行成本过高、公共服务质量低劣的情况，兴起了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改变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管理应摒弃官僚制，重视服务质量和顾客满意度，提倡改善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能力，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提供成本更低、质量更好的公共服务。经济责任审计通过对领导干部财政收支责任等情况的监控，可以促使领导干部有效地经管其受托的公共资源，有效率地提供公务服务，从而改善政府治理。

（二）经验证据

国内一些学者曾对政府审计与政府治理之间的关系进行过实证研究，董延安（2006，2007）从预算执行权、税收征管权两方面实证检验了经济权力的审计控制效果，结果表明：审计执行力度、审计任务强度、审计经济处罚力度、审计信息披露力度、经济发达程度对公共经济权力审计控制效果有显著影响；李江涛（2009）对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部门两个层级的经济权力审计监控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审计人员数量、被审单位数量、审计发现的违规金额对经济权力审计监控效果有显著影响；刘更新（2010）实证检验了经济责任审计对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责任审计人员数量、审计提交的信息报告数量、审计机构移交司法检察机关案件数量与政府治理效率显著正相关；韦德洪、覃智勇（201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审计效能对财政资金运行的安全性存在显著影响。上述实证研究都从一程度上验证了政府审计具有改善政府治理的功能。

二、经济责任审计治理功能的涵义及具体表现

经济责任审计治理功能是指经济责任审计具有完善组织治理的功能。在我国，经济责任审计对象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的主要领导人。因此，经济责任审计的治理功能可以体现在党的治理、政府治理、非盈利组织治理以及公司治理之中①。

世界银行D. Kaufmann & Aart Kraay（2005）认为治理包含三个“维度”，每个维度分别由两个综合指标来表示，综合指标下涵盖多个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表1中的综合指标反映了治理体现的六个方面：表达权和问责、政治稳定性、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水平和腐败控制。以治理指标体系为参照，根据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主要内容和一些实证研究的结果，经济责任审计的治理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通过对领导干部财政收支责任、国有资产管理责任、政府债务责任以及重大经济决策责任的审计可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2）提升政府效率。通过对领导干部财政收支责任、经济社会环境效益责任、政府投资重要项目管理责任、对直接分管部门的管理和监督责任、重大经济决策责任的审计，可以提升政府效率。（3）加强法治。通过对领导干部法律法规政策执行责任的审计可以加强法治。（4）防治腐败。通过对领导干部廉政责任的审计可以防治腐败。（5）强化问责。通过对领导应负经济责任的审计可以强化问责。

三、经济责任审计治理功能的要素

借鉴公司治理、财务治理等理论研究的要素框架，经济责任审计治理功能的要素框架可以从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载体以及治理环境四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一）经济责任审计治理主体

分析经济责任审计治理主体的内涵，要与经济责任审计主体进行区别。经济责任审计主体是指审计机构或审计工作人员，而经济责任审计治理主体是指拥有特定的审计委托权、实施权或监督权的机构、法人和自然人。具体包括：（1）经济责任审计委托人。根据《宪法》的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为公共财产或资源的所有者；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权力，选举或任命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首长。审计关系人理论认为，审计委托人一般为财产或资源的所有者。结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把经济责任审计委托人在理论上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的审计委托人是全体人民，第二层级的审计委托人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层级的审计委托人是各级党委和政府（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党管干部的原则，因此，审计委托人包括党委部门）。在经济责任审计的实践工作中，审计的具体委托权一般由党委部门和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机构来行使，包括组织部门、纪委、审计部门、人事部门、国资委、监察部门等。（2）经济责任审计人。经济责任审计人指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机构或人员，具体包括政府审计机关、会计师事务所、国资委以及企业内审部门等。（3）其他拥有监督权的经济责任审计信息使用者。经济责任审计信息使用者一般都是经济责任审计的利益相关者，他们需要通过审计报告，了解被审对象履行经济责任的情况，从而作出与之相关的决策。其他拥有监督权的经济责任审计信息使用者具体包括除审计委托人以外的上级部门、被审计对象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部门以及社会公众等。

（二）经济责任审计治理客体

经济责任审计治理功能从具象的角度来分析，是对领导干部履责行为的治理，因此客体是领导干部及其履行经济责任的行为，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按照委托人特定的要求和原则（一般指合法合规性、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经营、管理受托的公共资金或资源，二是定期向委托人报告经营、管理公共资金或资源的情况和结果。

（三）经济责任审计治理载体

经济责任审计治理载体是联系治理主体和治理客体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是使经济责任审计治理功能得以发挥并实现的各类信息、作用实现路径和机制等的总和。经济责任审计治理信息主要包括领导干部的履责报告和审计报告。经济责任审计治理功能的作用实现路径和机制等本文将在后述部分进行详细探讨。

（四）经济责任审计治理环境

经济责任审计治理环境主要指政府治理状况。全面地看，政府审计既是内嵌于政府治理结构中的一个要素，也是政府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治理结构和状况是经济责任审计治理功能发挥所依赖的重要环境。政府治理状况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经济责任审计治理功能的实现，在良好的治理结构和治理状况下，经济责任审计发挥作用的机制就会比较完善，审计的独立性就会比较强，审计风险将更容易把控。反之，经济责任审计作用的发挥就会更多地受到机制体制方面的限制，独立性可能受到损害，审计风险也会更大。

四、经济责任审计治理功能的实现机理

（一）经济责任审计参与政府治理的方式（见图1）

政府治理的实现需要构建一套完善的治理制度，这些治理制度安排主要包括参与机制、监督机制、问责机制、沟通机制（秦荣生，2007）。经济责任审计通过促进社会公众参与政府治理，监督和制约权力的运行，强化领导干部问责以及加强社会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交流等方式，可以有效参与政府治理，并推动政府治理的完善。

1.促进社会公众参与政府治理。多元化的治理主体是现代政府治理的主要特征之一，良好的政府治理需要各类不同利益主体的广泛参与。通过文章前述分析可知，经济责任审计的终极委托权在人民代表大会，同时，政府审计部门的行政长官由人大选举产生，政府审计工作置于人民代表大会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由于经济责任审计对象范围的宽广性，对权力监督的普遍性，社会公众对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关注、支持，甚至是监督，本身就是间接对政府治理的参与。另外，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根据经济责任审计报告中所反映的违法、违规问题，有针对性地对政府部门权力运行的情况行使监督权和建议权，从而代表社会公众参与政府治理。

2.监督和制约权力的运行。公共委托理论认为，政府的行为具有强制性和垄断性，而且委托方和方在利益目标函数上是不一致的，在拥有的信息量上是不对称的，因此，需要建立内部、外部的监督机制，以对政府的权力形成制衡，保护委托人的利益。目前，我国设立有纪检部门、监察部门、审计部门等机构，对政府部门的权力使用进行监督和制约。经济责任审计就是侧重于从监督领导干部个人权力使用的角度，对财政收支责任、重大经济决策责任、法律法规执行责任和廉政责任等进行审计，通过发挥威慑预防作用、纠偏整改作用和揭露公开作用，加强对政府公共权力运行的监控。

3.强化领导干部问责。事前的制度体系规范、事中的监督检查和事后的责任追究，是规范权力运行、改善政府治理的一个全过程框架。如果仅有科学的治理制度安排，而不注重执行和问责，治理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国际经验也表明，审计是加强行政问责、完善现代政府治理的重要举措。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与一般类型的审计不同，是领导者个人，极具针对性，经济责任审计报告的结果可以直接为行政问责提供依据。

4.加强社会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交流。目前，全国各地正在积极探索实施经济责任审计公告制度，这为经济责任审计加强社会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一方面，通过事前将经济责任审计项目予以公告，可以让社会公众知晓审计工作的安排，同时可以为审计提供线索。另一方面，通过事后将经济责任审计报告予以公告，可以让社会公众知晓领导干部的权力使用情况和责任履行情况。

（二）经济责任审计治理功能的实现路径（见图2）

经济责任审计治理功能的实现包括4个环节：即审计监督、审计报告、审计问责、审计改善。审计机构接受审计委托人的委托，对领导干部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并向审计委托人提交审计报告。审计委托人通过审计报告，了解领导干部的履责能力、履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制度设计上的漏洞，据此选拔任用干部、实施审计问责，并采取措施改进政府治理制度安排，最终完善政府治理。各环节之间紧密联系，前一个环节是后一个环节的基础，后一环节是前一环节作用的深化，通过4个环节周而复始的循环，持续改善政府治理。

五、研究结论

本文从契约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视角阐述了经济责任审计具有治理功能的理论依据，总结了相关实证研究文献的结论提出经济责任审计具有治理功能的经验证据；结合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探讨了经济责任治理功能的涵义。并以此为基础，从经济责任审计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载体、治理环境四个方面分析了经济责任审计的治理功能要素，从经济责任审计参与政府治理的方式和经济责任审计治理功能的实现环节两个方面研究了经济责任审计治理功能的实现机理。

【主要参考文献】

[1] 蔡春.审计理论结构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

[2] 蔡春，朱荣，蔡利.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理论分析与实现路径探讨――基于受托经济责任观的视角[J].审计研究，2012（1）.

[3] 刘更新.经济责任审计的运行机制及其治理效率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4] 刘更新，许富荣.经济责任审计推动审计基本理论的四大创新[J].会计之友，2012（10）.

[5] 李功耀，朱荣，李明，等.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理论创新研讨会综述[J].中国审计，2011（23）.

责任政治论文篇2

关键词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师 责任心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

On Teacher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Abstract Education plans， teacher-center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teachers bear the glorious mission to shape the the students soul and the spiritual pillar shoulder qualified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of the sacred duty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a strong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it is difficult to become a compet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ers，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of the teachers.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teacher；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1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责任心

“责任”一词在词典中的解释是多义的，它是指分内应做的事，要尽责任；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要承担责任。即责任就是承担应承担的任务，完成应当完成的使命，做好应当做好的工作。所谓责任心，是指个人对自己和他人，对家庭和集体，对国家和社会所担负责任的认识、情感和信念，以及与之相应的自觉态度。有责任心的人一定会努力工作，热情主动，坚持不懈，说到做到，不断充实和学习，不断实践和思考。责任心是健全人格的基础，是能力发展的催化剂。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面对的是成长中的学生，需要用自己的思想、学识和言行为学生提供示范。“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教师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工作，既影响学生成长，又影响自己的工作成效。没有责任心，就没有真正的教育。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责任心呢？我认为有这样几个方面：一对工作负责。爱教育，爱学生，爱自己的工作岗位，恪尽职守，把教师这个职业作为自己追求的事业而不仅仅是职业；二对学生负责。既关心学生的学业发展，还关心学生的情感及价值观的形成，既关心学生的学习成长，还关心学生的品德和良好习惯形成；三对学校负责。热情投入工作，用自己的言行诠释一个教育者的基本素质，展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风采；四对自己负责。精益求精，不懈追求，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和知识体系，始终做学生成长道路上的指路明灯，做学生成才报国的引领者，做学生的示范和榜样。

2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责任心的重要性

（1）责任心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自身应具有的素质。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学生缺乏责任感，学习上不求上进，得过且过，情感上随意、放纵，家庭责任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不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要让学生成才，首先要引导他们成人，使他们能够承担起振兴中华的伟业，在贯彻这一根本宗旨的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首先是“人师”，要用自己的责任行为去影响学生，熏陶和教育学生。言传不如身教。若教师自己都表现为缺乏责任意识，那学生的责任意识更无从谈起。教师积极负责的态度，会像接力棒一样被学生接过去，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态度。“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责任心是每个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有的素质。

（2）责任心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志。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学生的个体差异越来越大，部分学生存在着知识层次偏低，学习能力欠缺，进取意识淡薄，自信心不强，价值观和道德观多样化等缺陷，是否能以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来对待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使学生在上课时愿意来、坐得住、喜欢听，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志。

（3）责任心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练就过硬综合素质的必要前提。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严峻挑战，如现实形势发展变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科技快速发展及改革深入发展带来的变化等使学生的思想出现新特点、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的调整、创新教育的要求等，这一系列的挑战都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具备全面而过硬的综合素质，都需要教师有强烈的责任心。有了强烈的责任心，才能有不断进步的动力，才能有勤奋工作的热情，才能有务实创新的工作态度。

3 如何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责任心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工作是“正人”，是对学生人性的培养，更需要润物细无声的渗透和潜移默化的影响，要教书育人，把学生培养成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就要求教师“正人”必先“正己”，不断强化责任心，因为教师的言传身教是任何力量都不能替代的最灿烂的阳光。

（1）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做负责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肩负重任，应当充分认识在价值多元和多样化的全球时代背景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心中长存教育的使命感，把培养“四有”新人视为己任，既教书更育人，要用自己的责任行为去潜移默化地影响熏陶学生，“其身正，不令而行”。要以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为根本，做学生的榜样，做负责任的教师：对全体学生负责，不论他是否优秀；对学生的未来负责，既要让他们学好理论知识，练就过硬的就业能力，还要培养他们吃苦耐劳、勇于拼搏的品格，更要培养他们坚定的信念和信仰，全面关注他们未来的发展；对给学生传授的知识负责，教师要有渊博的知识，通达的学识，才能在教学中游刃有余。思想政治理论课涉及面广，实效性强，政治要求高，认真备课很重要，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要有长流水，总是“复制”老观念，“粘贴”老方法，“链接”老资料，难以引起学生的共鸣。

（2）增强教育教学能力，做脚踏实地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师工作没有什么惊天动地，备课、上课、改作业、查资料等，无非这样一些小事，但要把这样的小事做好，做到位，必须有坚持不懈的责任心。

社会在向前，国家在发展，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职责不仅仅是传道、授业、解惑，而应站在时展的高度，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时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面向社会现实，面向学生关心的实际问题，没有精深的学识和较强的教育教学能力，很难成为合格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高度的责任心不仅是教学取得成效的关键，更能为学生树立一个良好的作风榜样，让学生在耳濡目染和切身体会中理解什么是负责任的态度，从而自觉培养自身的责任感。

（3）超越平庸、挑战自我，做永不放弃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选择教师这一职业，就选择了平淡，但平淡不等于平庸，要认清并克服当前教育中存在的一些不利影响，立志做一名学生喜欢的优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学生有很强的向师性，只有“亲其师”，才能“信其道”，教育才有力度和效果。教师只有率先垂范，才能赢得学生的尊重，所以不能停滞不前，放任自流，而要不懈地追求新知识和教学的新境界，不断探索和总结，不断带给学生新的体验，用自己丰富的知识和智慧完成自己肩负的使命和责任，把教书育人内化为自身需要，把职业的责任升华为博大的爱心，在平凡中创造奇迹。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承担着教育学生的职责，只有真正尽到教书育人的责任才能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而责任心是教师最起码的职业良知和成效取得的根本，更是一名优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备的品质。

参考文献

责任政治论文篇3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精神，根据中共浙江省委高校工委、教育厅党组关于学习贯彻落实全国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的通知要求，现结合我校实际，制定《中共浙江金华职业学院委员会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办法》。

一、准确把握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总体要求

1.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和六中全会精神，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全面提升思想政治工作水平，紧密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2.基本原则。（1）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把党的建设贯彻始终，着力解决突出问题，把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各项任务落到实处。（2）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3）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把思想价值引领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彻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形成教书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文化育人长效机制。（4）坚持遵循教育规律、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学生成长规律。把握师生思想特点和发展需求，注重理论教育和实践活动相结合、普遍要求和分类指导相结合，提高工作科学化精细化水平。

3.工作目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战略工程。要正确认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及紧迫性，增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贯彻落实全国、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中央、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围绕实现创建规模适度，特色鲜明，质量一流，省内领先，国内知名的优质高等职业院校目标，着力打造青年学子们的文化高地与精神高地，不断开创我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二、强化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

1.把理想信念教育放在首位。坚持思想理论教育，不断提升师生思想政治素养。充分结合当前“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切实抓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教育，广泛开展“中国梦”教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教育，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师生深刻领会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计划、分层次地组织各党委委员、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各级各类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训班；有针对、有程序地启动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作，积极组织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兼职辅导员、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学校党委委员，各院部党总支书记每年至少为师生讲一次思想政治理论课或一次形势与政策报告。

（责任部门：党委办公室、组织人事处、党委宣传部、各党总支、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

2.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定并下发学校《2020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施方案》，坚持贯穿结合融入、落细落小落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到教书育人全过程，引导师生准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和时间要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强国家意识、法治意识教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积极组织开展先进模范巡讲，优秀教师、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积极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提升校园文明程度，引导学生勤学、修德、明辨、笃实。

（责任部门：党委宣传部、工会、团委、各党总支、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

3.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进一步铸造学生的民族精神，打牢学生的文化根基，提升学生的道德素养和人文品质，继续组织开展读书月活动、“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组织开展古诗词大赛、吟诵晚会等传统文化交流活动。加强革命文化教育，深化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习教育，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愚公移山精神，不断激发广大党员与教职员工和学生爱党爱国热情，指引他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责任部门：组织人事处、党委宣传部、团委、图书馆、各党总支）

4.积极培育优良校风、教风和学风。积极弘扬“厚德、精技、励志、笃行”的校训精神，结合学校发展战略和规划，营造“教师乐教，学生乐学，人人思进，个个争先”的良好校风，建设“敬业爱生，言传身教”的优良教风和“勤学善思，知行合一”的优良学风。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育教学，鼓励各二级学院积极开设大学生人文素养课，充分发掘和运用各学科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进一步提升学校办学水平和办学能力，奠定校风教风学风建设的基石。

（责任部门：党委宣传部、各二级学院）

三、进一步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

1.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力度。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学校重点课程建设，增强教学的吸引力、说服力、感染力，不断提升相关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水平，创新教学方法，聚焦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心理状况，真正把学校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和宣传的坚强阵地。鼓励有较高理论素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党员干部、专业课教师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聘请校外专家为师生作形势与政策报告，教育引导广大师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提升广大师生的思想道德修养水平。

（责任部门：党委宣传部、教务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

2.规范授课教材选用与图书采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统一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制定并落实教材选用管理办法，完善选用标准和选用程序，规范教材选用。严格遵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制定的相关法规订购书籍、报刊和数据库；制定图书采购管理办法、接受图书捐赠管理办法；做好学生借书动态的分析研判工作。

（责任部门：教务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图书馆、各二级学院）

四、加强教师队伍和专门力量建设

1.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加强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培养造就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健全教职员工政治理论学习考核制度，将个人政治理论学习情况与年终考核相挂钩；在教师评聘和考核体系中将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把思想政治表现和课堂教学质量作为首要标准；增加课堂教学权重，引导教师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课堂教学上；加强教师教育管理和纪律约束，对违反法律法规、校规校纪的要依法依规及时处理。

（责任部门：组织人事处、党委宣传部、教务处）

2.健全师德建设机制。强化师德师风教育，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治学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成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践行者。校党委要对新入职教师的政治素养、道德品质、教风学风进行综合考察把关，党委书记或校长每年要对新入职教师进行师德教育。积极组织开展宣传师德典型、诚信教育、法治教育等活动，推动形成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学术品格和优良学风。继续实施“四大工程”建设，强化青年教师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岗前培训和在职培训，注重老教师的传帮带，增强青年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担当。强化制度建设，把师德规范要求融入人才引进、课题申报、职称评审等评聘和考核各环节，实施师德“一票否决”。

（责任部门：组织人事处、党委宣传部、教务处、科研外事处）

3.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专门力量建设。整体推进学校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辅导员、心理咨询师等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逐渐形成一支专职为主、专兼结合、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的工作力量。专职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和党务工作人员不低于全校师生人数的1%，各党总支至少配备1至2名专职组织委员。按师生比例不低于1:200的比例设置专职辅导员岗位，师生比不低于1:350的比例设置专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岗位。青年教师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须有担任辅导员经历并考核合格。选聘校内党员领导干部、教学名师兼职担任辅导员。

（责任部门：组织人事处、教务处、学生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各党总支）

五、加强宣传思想阵地管理

1.严明课堂教学纪律。健全学校课堂教学管理办法，强化教学纪律约束机制，坚持课堂讲授有纪律、公开言论守规矩，所有教育教学活动都不得出现违背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违背宪法法律、危害国家安全、破坏民族团结等言行。

（责任部门：教务处）

2.进一步规范对校园各类思想文化阵地的管理。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加强对校内各类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的引导和管理，落实各类讲座申报审批制度，防范和抵御意识形态渗透。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原则，严禁在校内传播宗教、发展教徒和组织宗教活动。加强对宣传橱窗、LED屏、校内广播的规范管理。加强校园网络安全管理，落实《学校各级官方微信、微博、网站管理办法》，加强网络舆情搜集研判，规范师生自媒体管理，做好重大活动和热点问题、突发事件的网上舆论引导，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

（责任部门：党委办公室、党委宣传部、保卫处、信息中心、各党总支）

六、立足思想实际推进思想政治工作

1.在服务引导中加强思想教育。坚持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落实校党委委员联系学院和班级制度，坚持校领导接待制度，及时了解师生思想状况和具体诉求，使思想政治工作接地气、入人心。加强就业指导，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并引导他们自觉把国家的前途命运同解决学习成长中的困惑和问题结合起来，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加强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工作，加强对家庭经济困难教师的帮扶工作，使他们有更多获得感。做好党外人士工作，加强思想引导和团结教育，促进他们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内心认同。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成长成才规律，加大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力度，提升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水平，加强心理健康教师队伍培训，提升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水平。

（责任部门：党委办公室、组织人事处、党委统战部、工会、学生处、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基础教学部、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2.强化实践育人。以省级文明单位建设为契机，重视和加强第二课堂建设，鼓励师生利用节假日，参加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勤工助学等社会实践活动。强化“双创”教育，提升“双创”意识，组织各类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推进创新创业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增强军事训练实效，强化学生国防意识。加强学雷锋志愿服务开展力度，广泛开展社会公益活动，让师生在服务中感悟雷锋精神真谛。加强对学生社团的管理、引导、服务，做好社团登记和年检工作，支持学生社团开展主题鲜明、健康有益、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促进社团有序发展。

（责任部门：党委宣传部、团委、学生处、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基础教学部、各党总支）

七、加强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

1.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坚持党委对学校工作实行全面领导，对学校党的建设全面负责，履行管党治党、办学治校的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和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切实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重要干部任免、重要人才使用、重要阵地建设、重大发展规划、重大项目安排、重大资金使用等都要经党委集体研究决定。党委书记主持党委全面工作，对党委工作负主要责任，履行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校长是学校的法人代表，在党委领导下组织实施党委有关决议，行使高等教育法等规定的各项职权；其他党委委员履行“一岗双责”，结合业务分工抓好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

（责任部门：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

2.牢牢掌控意识形态领域主动权。认真贯彻《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和《意识形态工作目标责任书》，推动各项工作落实。学校党委对意识形态工作负主体责任，党委书记为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第一责任人。按照“党政同责”原则，校长对学校意识形态工作负重要责任。分管宣传工作的党委副书记是直接责任人，协助党委书记、校长抓好统筹协调落实工作，党委其他成员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抓好分管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部门：党委办公室、党委宣传部、各党总支）

责任政治论文篇4

关键词：高中政治;课堂教学;社会责任感;渗透;培养

社会责任感是在社会中每个人对他人对国家和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并由此产生的认识、情感、信念，以及承担责任和履行义务的意识和态度。当下高中学生中社会责任感淡漠的现象到处存在：过分关注自我、自私冷漠、做事不认真、学习态度吧端正、做事情不计后果、喜欢叛逆出格，对生命体对家长对班集体缺乏责任心等等。社会责任感是人思想道德的核心，高中阶段是学生人生成长的重要阶段，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的主渠道就是高中政治课堂。

一当前高中阶段学生社会责任感存在的问题

1、应试教育体制的影响。高中时期学生在应试教育的冲击下直面高考，学生将自己的精力都放在了主修课程的学习上，在家庭父母的呵护，在学校老师关心，“两点一线”的居多，社会经验少，独立性差，不能克服困难，对社会责任的认识不足，并不是很注重自身社会责任感的提升，不能真正解决现实中的一些难题。2、政治教学没有以学生为主体。政治课上要以尊重、信任学生为基础，很多教师忽略了自己在教学中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满堂灌现象严重，不关注学生的要求和反馈。3、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反映到部分学生的精神生活中来，诱发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严重，忽视学习，自甘堕落，无视社会责任，远离社会的主渠道。有位教育学家说：“缺乏责任感，人们对抗不了苦难，抵御不了财色的诱惑，导致犯罪或堕落。相反，在责任感的激励下，人们能够克服自己的弱点而变得坚强勇敢。”国家教育应把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作为素质教育的重点，而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成为责任感培养的主阵地，所有政治教师面临的重大课题就是把对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渗透在高中政治课教学各方面全过程。

二作为政治教师要善于挖掘高中政治新课

程中社会责任感教育的课程内容政治教师必须深入研究教材、研究分析学生,挖掘教材、热点中与社会责任感的结合点、切入点，这些新课标内容实际操作性强、对学生的培养具有实际可行性：例如在《经济生活》中，让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金钱观，通过学习“企业经营成功的因素”让学生清楚作为企业领导人应承担社会责任、学习“我国就业形势”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依法纳税这一课就讲到一些违反税法的行为，培养学生“纳税人”意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学到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等，学生通过学习这些经济生活知识，引导学生了解社会经济现象，培养学生对一些经济现象和问题理性理解，培养负责和担当的责任意识。在《政治生活》中，学生通过学习“我国国家性质”、“公民的政治权利和义务”、“参与政治生活的原则”，“民主政治参与到方式和渠道”、“了解政府的职能”、“人大人大代表的职权”、“中国共产党的三个代表”、“邓小平理论知识的学习”、“民族和宗教问题的概况和政策”，“当前的国际形势和国际竞争实质是经济和科技为基础”、“我国的外交政策”等等关注政治生活，提高学生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和水平；在《文化生活》中，让学生清楚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对人的影响，能够在色彩斑斓的文化生活中做出正确的选择，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科学文化修养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了解我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伟大的民族精神、对中华文化有强烈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从而自觉接受优秀文化主动承担文化发展的责任；在《生活与哲学》中，了解哲学社会科学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上的精华，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三大理论结构，对学生解决学习生活工作上的问题会有很好的帮助作用，从而巧妙智慧看待社会解决问题等等，学生经常关注思考并积极参与，能自主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就会油然而生。

三采取多种教育教学的方式,提高学生参与积极性主动性

“教无定法”。在政治教学中可以采取多种方法加强社会责任感的渗透力度,使学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加强责任的认知、陶冶责任情感、养成负责行为。因此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可采取讨论、辩论、演讲等形式可以促使学生产生认知冲突,激发学生积极思考。在运用这些方式时,教师可提出一个有争议或两难的问题,让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并对该问题展开讨论,在讨论结束前,教师帮助学生重新反思自己的见解,鼓励学生继续思考自己的见解。小组讨论往往需要学生既分工又合作,利于培养学生集体意识，对集体对他人对自己负责的正确认识，学生自身也在对这一问题的准备、分工、讨论、辩论、演讲过程中提高了责任认知。例如：在讲《文化生活》“直面生活中的道德冲突”可就老人跌倒扶不扶问题引发讨论，活动中人人都可发表看法，为现实生活的道德问题提供指导，提高学生道德修养。还可模拟情景教学。角色情景模拟能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在模拟情景下获得较为真实感受,利于学生理解所承担角色，形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培养学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意识和能力。例如：在讲到《政治生活》社会听证制度参与民主决策时，模拟一次听证会就学校一些收费问题进行讨论，最后得出结论并向学校反映，增强主人翁意识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还可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和做社会调查。政治课程改革的突出特点是教学内容贴近现实生活，与学生生活实际密不可分。政治课的每一单元都有综合探究,政治教师应在教学中好好利用这个实践体验的重要环节，引导学生关注他人、社会，去研究发现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并积极主动找方法解决问题,激发学生社会责任感。可见,要想提高在高中政治新课程教学中渗透社会责任教育的实效性,必须让高中生多参与社会,在社会实践中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水平。例如:根据地域特点，让学生实地考察关中第一印象村袁家村的发展经历，感受农村转型时期袁家村的华丽转身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对周边农村的带动作用，并让学生写调查总结报告，引发他们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学生在活动中、在研究中真正去体会所学的理论知识，提高了对课本知识的理解，激发了学生参与政治学科学习的热情，增强了学生自主自觉学习的责任感，深化基础知识与技能，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四整合其他力量，形成教育合力，增强实效性

对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应该汇集各方力量，包括学校、家庭、社会等，形成合力，学校可组织法制宣传活动、感恩为主题的班会活动，诚信教育等活动，营造教学教育、学习生活方面的责任感教育氛围，让学生在学校中承担相应责任，增强责任体验；家庭中，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氛围、父母教养、道德品质、学识学风潜移默化影响着孩子责任意识的形成，家长应为孩子树立有强烈责任心的好榜样。一些社会制度的不完善、社会的不良风气对学生的生活、学习、为人处事也会产生很大影响，政府、社会应该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努力创造各种实践条件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所以，整合社会、家庭、学校各方力量，通力协作形成对学生社会责任教育体系，增强实效性，共同培养社会责任感，使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在认识行为实践中得到提高和完善。

五政治教师要培养自己的责任感素养

“亲其师，信其道”。榜样的力量是强大的，政治教师的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工作作风和行为方式等对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形成和发展起重要的影响,教师要端正自己，亲生敬业，努力培养高尚的职业操守，在学生面前树立好榜样。尤其是教师倡导开放互动的教学方式与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民主、分工、合作、负责的教学氛围,有利于提高学生主动学习和发展的能力,有利于逐步提高学生对同学、对老师、对集体、对家长的社会责任感。

六从细节做起，成就完美

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慢慢积累，要脚踏实地不尚空谈，重在行动，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学生自觉诚信试考，一次大型卫生活动，配合政府部门的宣传活动，踏寻革命足迹等等，结合中学生守则和行为规范，对每一个学生严格要求，在校园中建造一种和谐的气氛、良好的学习环境，争取让每个学生都形成良好的责任意识与道德情操。社会责任感的教育和培养不是一蹴而就，是一个人人事事时时实实的事情和过程，它需要学生、教师、家庭、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积极支持，更需要高中政治教师把立德树人这一根本目的贯彻思想教育的各方面全过程，努力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感，做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好学生好子女好公民！

作者:张双娜 单位:陕西省礼泉县第一中学

参考文献

[1]李娓.中学生社会责任感培养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2.

[2]毛颖.论中学生责任意识的培养[D].山东师范大学,2005.

责任政治论文篇5

关键词：行政执法；责任制；理论价值

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是保证我国行政机关以及行政人员树立依法行政意识的一个重要举措。除此之外，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还有很多重要的理论价值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学习。在此，笔者从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的理论价值方面，对行政执法责任制进行价值分析，由此说明，在我国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行政执法责任制是法治政府的应有之义

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人治思想早已根深蒂固。法治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总结出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一种文明成果，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要想把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只能靠“法治”。1997年同志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也增加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这一天起“依法治国”被正式载入国家的根本大法，这标志中国已开始迈向一个崭新的法治建设时期。

依法治国的地位虽然得到了确立，法治建设也不断取得令人骄傲的成就，但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我国的法治进程是缓慢的，效果也并不是那么明显，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忽视了对法治政府，尤其是法治行政的研究和构建。依法治国的核心和关键是建立法治政府，而法治行政则是法治政府的核心。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看，行政权有不断扩张的趋势，如果行政权力不受限制，行政机关不能依法办事，那么建设法治国家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所以建设法治政府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迫切的，意义也是深远的。“依法行政不仅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政府所普遍遵循的一项法治原则，而且也是现代法治国家依此所建立的一整套行政法律制度。”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我国通过了政府机构改革方案，提出了行政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在于实行依法行政，这标志着我国政府治理理念和模式的一个巨大变革，即实现从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的转变。

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政府含义可以分为广义、狭义两方面：广义的政府，是指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上，代表着国家的一个政治主体，它可分为中央和地方政府；从国家权力的体系上看，它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个系列。狭义的政府仅指国家权力体系中的行政权。同样，法治政府也可从广义、狭义两方面来解释：广义的法治政府是指政府的一切权力的来源、政府的运行和政府的行为，都受制于法律，换句话说就是法高于权。狭义的法治政府意味着法律对行政权的限制和控制。在国家权力系统中，各种权力的运行方式各有特点，立法权的行使方式主要是集体商讨，司法权的行使方式主要是审判，这两种运行方式决定了立法权、司法权对社会事务的变化反应迟钝。而行政权主要用于执行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因此，它与社会生活中方方面面都有着直接的接触，对社会生活的变化反应比较敏感。现代社会，社会事务日趋复杂，需要行政权介入解决的社会问题呈上升趋势，行政权也随之不断扩张，所以对行政权的制约成为了建设法治国家的重中之重。此外，现实中行政权极易异化，脱离公共性的本质，这是人们最为担忧的，也是最可怕的。因此，“无论是从广义上理解还是从狭义理解，制约行政权都是法治政府的应有之义。”

行政执法责任制就是我国在探索制约行政权力途径的过程中发明的。回顾前文关于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历史考察，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了。虽然当时我国各地方并没有提出“法治政府”这样的概念，但它们几乎一致地认识到了制约行政权力滥用这个“法治政府”的核心问题，并且有的地方已树起了“依法治省”的治理理念。行政执法责任制与“法治政府”的相遇绝不是一种机缘巧合，而恰恰证明了它是“法治政府”这样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治理模式的中国化表现。

二、行政执法责任制是民主政治的必然选择

从本质来看，行政执法责任制是一种责任机制，即以责任促使和保证法定职责的落实。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行政权力行使者的监督和约束，但从逻辑语义上又面临这样的问题，对行政权力行使者课以责任的正当性在哪里？要全面彻底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解决国家权力的归属，亦即国家权力的来源问题。在现代社会里，国家权力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实质上都来源于人民权利的让渡。在理论上系统阐述“天赋人权”、“在民”思想的莫过于社会契约论者，从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提出“一个国家最高的原则是全民的利益，并非统治者的利益”开始，经洛克的《政府论》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人民理论得以全面确立。思想先驱者们从自然权利出发认为人生来平等，其权利是天赋的，生来即享有，这些权利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和源泉。根据卢梭的设想，人民通过订立契约建立国家，并自愿地把权力让渡给国家和政府，相应地，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此，在民是近代西方民主理论的核心并指导其政治实践。在民思想的确立彻底了君权神授、在君的专制传统，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为社会民主革命指明了方向。随着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迅速地传播并深入人心，人民是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直至今日，在民主国家仍确立如下的基本理念：人民是国家权力的基础，是国家权力的主人；国家权力设立的目的是为更好地保护公民的私权利，而不是为了管制公民个人。审视人类社会发展几千年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发展的目标，应是实现对人类自身的终极关怀，是人自身的发展。同时，根据经济学理论，政府行使行政权力，提供的是公共产品，只要这些公共产品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就要进行制度创新，进行制度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执法责任制又何尝不是对旧体制的反叛和革命？这场革命正需要正确的理念支持和指引，而这个理念就是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主人。这是人类文明共通的规律性的东西，不仅适用于西方民主社会，也对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有强烈的引导作用和借鉴意义。

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的唯一也是全部的目的，只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践已经证明，历史也终将证明它的正确性。根据在民的原则，权力来自人民，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人民才是权力的所有者，人民才是权力的基础。人民是权力的所属主体，政府作为权力的实际行使主体，完全是受人民的委托行使权力，是人民的人，必须对人民负责。对此，卢梭指出：“行政权力的受任者绝不是人民的主人，而只是人民的官吏，只要人民愿意就可以委托他们，也可以撤销他们，对于这些官吏来说，绝不是什么订约的问题，而只是服从的问题。”树立了在民的原则，使行政权力向人民本位回归，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人民行使权力若违反法律法规给权利主体（尤其是行政相对人）造成任何损害而承担责任则是顺理成章的事。同时，在“在民”观念确立下的行政权力具有权利和责任的双重规定性。在在民的政治理念下，权责一致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行政权是人民以社会契约的方式委托给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机关被赋予权力的同时即产生了相应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行使权力始终不能脱离权力的主体而任意行动。所以，“在现代行政关系中，行政权力既有权利特性，又有义务特性，表现为责任行政。”行政执法责任制恰恰折射出了行政权力从属于人民权利的理念诉求，是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进程中必然的选择。没有行政权力的控制就没有民主可言，没有健全的行政执法责任制就无法控制我国行政权力滥用的问题。因此，可以说，行政执法责任制是我国党和人民在民主道路探索中的一个历史性选择。

三、行政执法责任制是责任行政的核心要旨

法治社会就是责任社会，不仅公民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行政机关同公民和社会团体一样，也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行政主体的权力是由人民授予的，他们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否则权力将会被滥用，危害社会。在现代民主国家中，人民等原则为责任政府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是公共权力的根本源泉。现代法治政府就是责任政府，权力与责任是相伴生的。责任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必然约束，不受约束的权力会导致腐败，这是政治运行的规律之一。不负责的行政权力就是不受约束的公权之一，必然形成社会痈疽，一定要遏制，这是我们在政治实践中形成的共识。责任行政是行政权力的相伴物。“责任行政原则是全部行政法产生的基础，是贯穿所有行政法规范的核心和基本精神。”责任行政，即是指行政组织及其行政人员要依法行使法律所赋予的公共权力以及依法履行法律所设定的义务，并对因权力滥用和怠于履行法定义务而承担相应的责任。责任机制是法治政府的本质属性，是为人民服务的基本保证，关系到法治政府建设的路径问题。行政活动应当处于责任状态，每一种行政行为均与责任相连，政府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责任行政原则中最为关键的一个要求。

现代责任行政的实现要求在责任机制中具有以下两种关键制度：一是动力制度；二是追究制度。所谓动力制度，就是要在政府内部形成竞争机制，引进利润动机，以提高行政人员的素质。形成竞争机制，就是要在政府各部门及行政人员之间形成一种竞争关系。引进利润动机，就是要使行政人员树立利润观念，比如，允许政府部门对节省成本的财政剩余具有某种自。当前，这种利润动机容易造成虚假的或损害公众利益的节余，因而必须有相应的竞争和监督机制与之相配套，通过政府预算程序对政府活动的行政经费的收支数量加以约束和控制，改革政府财政活动，建立效果导向的财政责任制度，从根本上限制政府的行为框架，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责任行政与责任追究制度必须紧密联系在一起，没有责任追究制度就不可能真正实现责任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主要包括责任确定机制和责任奖惩机制，并与晋升任用制度和物质利益分配政策紧密结合在一起。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责任行政就是为了保证权力的行使者努力为授予者工作，保证公共利益不因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不负责的行为蒙受重大损失，而建立起来的责任追究制度，这种制度要使权力行使者的损失尽可能趋近权力授予者所受到的损失，或者使权力行使者的损失达到足以使他对自己不负责的行为引起足够重视的水平，从而制约权力行使者不负责的行为的发生。因此，行政责任的规定和追究意味着处罚，意味着权力和利益的剥夺。而且，这种处罚和剥夺是建立在公民权利的基础上。

与此相应，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表明了我国行政权力的来源。“在宪法提供了责任行政的法源基础上，我国的法律、法规对行政权力的运行，从程序、内容、方式及范围均作了相应的要求，这些都是我国各级行政机关责任确立的合法性依据。”这集中地表现为行政执法责任制。从本质上说，行政执法责任制是将行政执法活动与相关责任联系起来，通过职权行使与责任承担的一体化，以强化行政执法监督，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高行政执法水平的一系列制度。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核心是责任及责任承担的相关机制，其特征是强调行使行政职权的权利与遵守行使行政权力规则的义务的一致性，其途径是分解职责，规范执法程序，量化考评指标，确定相应责任，通过外在强制力来促使行政执法中自我监督、约束、规范的内在机制的形成，并将提高行政执法水平、规范行政执法行为这种客观要求转化为主观上自觉的意志的行动。“从工作和操作层面上讲，就是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章的性质和内容，‘明确执法主体，确定责任目标，分解岗位职责，量化考评指标，逐级监督奖惩’等一系列过程和这些环节上各种具体制度的总和。”

总的来说，行政执法责任制正确、合理地界定了行政执法单位和执法人员的执法职责、义务，并通过追究不履行和不当履行行政职责、义务的执法单位和执法人员的法律责任来促使行政执法单位和执法人员正确履行执法职责、义务。行政执法责任制作为一种行政执法机关内部自我约束和行政主管机关、权力机关外部管理监督相结合的行政执法保障机制，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责任行政的核心内容。

[参考文献]

[1].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1997-09-13.

[2]黄英.责任政府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04.

[3][荷]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责任政治论文篇6

关键词 决策 执行 监督 权力三分

作者陈国权，浙江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谷志军，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杭州 310027）

政治体制的核心是权力结构，权力的合理配置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比较政治理论在论及西方政治体制主要特征时一般都将其描述为“三权分立”，就是以权力结构这一要素来描绘西方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可见权力结构与政治体制的密切相关性。这为我们认识和研究政治体制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那就是通过对权力结构的研究探讨政治体制的改革。权力结构是权力之间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对权力进行分解是认识其内在结构的前提，从不同的视角可以对权力进行不同的分类。以政治机构――议会、政府、法院为分解依据将权力三分为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是西方探讨权力结构的经典分析方法。比较政治学一般基于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权力结构关系来剖析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但是这个分析框架显然不适合对中国政治的分析，因为这个分析框架没有包含中国共产党这一中国最重要的公共权力体系。因此，依据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三分的分析框架来探讨中国政治就会犯认识上的严重错误，不管是对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三权分立”的肯定还是否定。

其实，立法、行政与司法权力三分背后还有着更深层次的逻辑，那就是基于专业化分工的决策、执行与监督权力三分。公共管理的专业化分工具有必然性，但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表现为不同的形式。西方政治体制普遍实行的立法、行政与司法三分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这种体制在西方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社会文化环境。制度的合理性具有相对性，合理的政治制度是适应特定历史条件与社会文化环境的表现。中国由于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历史传统与社会文化环境，理应实行与西方不同的政治体制。但政治体制背后的权力专业化分工，即决策、执行与监督三分追求的是公共管理的有效性。在这一层面上，公共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所遵循的权力制约与监督具有怎样的共同性逻辑，这是本文要研究的核心问题。

一、决策、执行与监督专业化分工

社会分工是从事一切社会活动达到预定目标的基本途径以及提高社会活动效率的基本手段。社会活动越复杂，分工就越细密；社会组织化程度越高，分工就越严格。决策、执行与监督是任何管理的三项基本活动，组织行为的专业化分离是社会分工在组织管理领域的反映，有利于管理水平的提高。从科学管理过程看，任何政治组织都需要实行决策活动、执行活动与监督活动的三事分工，决策、执行与监督三事分工是复杂提高效率、实行科学管理的必然要求。

社会分工是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①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摩尔根的考察研究，通过对社会分工的分析阐明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的具体过程，认为“三次社会大分工”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直接导致了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迈进。“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②从这个意义上说，分工是一种自然规律，其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率。这一准则适用于各种社会组织。因此，涂尔干认为，“所谓社会劳动分工只不过是普遍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社会要符合这一规律，就必须顺应分工的趋势，这种趋势远在社会出现以前就已长久存在，并且遍及整个生命世界。”③

与分工实践的悠久历史不相匹配的是，理论上对分工的研究却进展缓慢。虽然早在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便表述过分工思想，有学者甚至认为他的整部《国家篇》都是在论及分工。但是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分工几乎只是默默地存在着，直到十八世纪末人类才开始认识到它的规律。系统的分工理论以及分工这个术语是由斯密最先创立的。他在《国富论》的开篇便写到：“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④然而，分工并不是如斯密所描述的那样是经济生活所特有的现象，而是一切社会活动都会涉及到不同程度的分工。孔德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分工并不是纯粹经济现象的命题，他从分工中看到了“社会生活最本质的条件”，认为分工涵盖了“理性的所有范围，换言之，为我们提供了各种活动的全部领域，而不是被普遍限定在单纯的物质利用的范围里。”⑤就此而言，分工不仅构成了社会团结的主要因素，而且构成了社会组织不断发展的首要原因。更重要的是，分工对效率的追求决定了社会构成的本质特性。

可知，分工不仅仅专指生产领域的劳动分工，而且包括政治生活和公共管理领域的政治分工。所谓政治分工指的是由社会生活中政治与公共管理活动的需要所引起的各种政府功能的分化，具体表现为政府职能的专业化和政治过程的专门化。政治分工通过提高政府组织活动效率以促进政府管理的科学化，从而维持社会的平衡与协调发展。从政府管理过程来说，任何政治分工都是一种功能性分工，其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效率以使政府各个功能的实现具有科学的合理性。亚里士多德最早从政治实体的角度提出了政治分工思想，他在对政体进行分类的基础上认为一切政体都有个三要素，即议事机能、行政机能和审判机能。⑥后世学者大多将这一论述与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联系起来，实际上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议事机能、行政机能和审判机能三分与现在被西方奉为经典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并非一一对应关系，更准确地说它们分别对应着政治体系的决策、执行和监督这三项基本活动。

进一步而言，在政治过程中，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分工―协作”的关系。恩格斯就曾指出资产阶级理论家们“以其虔敬的心情把这种分权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事实上这种分权只不过是为了简化和监督国家机构而实行日常事务上的分工罢了。……这个原则只是在它符合于现存的种种关系的时候才被采用。”⑦恩格斯的论述不但破除了人们对三权分立的崇拜，同时也表明分权的真正意义和基本前提就是分工。从学理上说，决策、执行与监督三分提出的直接依据就是管理过程或权力运行过程的政治分工理论。政府活动的多样化、复杂化使得政治分工成为必要，按照政治分工的效率原则可以将政府管理过程分为决策、执行与监督三种不同的活动环节，决策、执行与监督三分是这三种分工的必然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所谓“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实际上就是指按照权力运行过程的政治分工原则来配置的权力结构和体制。就此而言，决策、执行与监督三分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决策、执行与监督的三事分工。

二、决策职能、执行职能与监督职能三职分定

政治分工理论揭示出决策活动、执行活动与监督活动的三事分工是决策、执行与监督三分的逻辑起点，而政治组织及其人员从事任何一项都需要设定相应的职能，于是决策、执行与监督三事分工就发展到决策职能、执行职能与监督职能的三职分定。将政府的职能按决策、执行与监督三项基本活动进行组织化分离，适应政府管理专业化和专门化的特点，有利于政府更有效、更准确地承担职能，是决策、执行与监督三分的关键环节。

政府活动的分工需要相应的组织职能与之匹配。在组织理论研究中，组织职能的经典论述见之于官僚制组织理论之中，韦伯是这一理论的奠基人。在韦伯看来，官僚制是现代社会中实施合法统治的管理组织，它是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之上的一种以目的合乎理性或价值合乎理性为取向的组织机构。⑧官僚组织体系的特征是：“在职能专门化的基础上进行劳动分工；严格规定等级层次结构；运用规章制度清晰明确划分责权；人际关系非人格化；遵守严格的系统工作程序；以业务能力作为选拔提升的依据。”⑨在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中，分工与等级秩序和非人格统治一道是官僚制组织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官僚组织的分工意味着将组织工作按照组织活动的分化原则而被理性地分成不同的部分，并交给有能力完成这些工作的部门或个人来承担。

从这个意义上讲，分工本身就是社会职业化的运动，正是官僚组织中的这种分工才使得官僚呈现出职业化的趋势，进而为从社会中选拔从事这一职业活动的人员提供合理的思维路径和方向。可以说，“官僚制组织就是一个职位体系，是通过职位来确定分工―协作关系的”。⑩政府作为一种典型的官僚制组织，其全部功能都应该服务于国家的公共管理需要。由于政府的功能是经过专业化分工而被注入到职位之上的，其功能的发挥也就是通过职位来承载的，从而被人们称作职能。随着国家范围的扩大、社会活动的复杂以及公共事务的增加，为了实现政治权力的有效运作，政府必然会出现按照管理活动和权力运行过程进行职能分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就需要有相对固定的部门和人员来司掌这些职能以及保障这些职能实现的权力，所以这种分化又被作为职位而固定下来。因此，职位就成为分工与政府职能分化的扭结。

政府按照决策活动、执行活动与监督活动进行专业化分工时，必然伴随着相应的职位设定。从政府管理过程而言，任何都可以划分为决策、执行与监督等不同的职能环节，并据此组织公共管理流程。威尔逊在《行政学研究》一文中认为“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了解：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B11也就是说，威尔逊实际上提出了政府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和怎样根据这种形式而有效地承担起相应职能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古德诺的理解是，“在所有的政府体制中都存在着两种主要的或基本的政府功能，即国家意志的表达功能和国家意志的执行功能。”B12这就是著名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根据二分法建立起来的政府职能理所当然地在于执行政治所确定的决策，以提高公共管理效率。

然而，正如西蒙所批评的那样，传统公共行政所遵循的原则却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它们像谚语那样，总是成对出现。无论是对哪个原则来说，我们差不多都能找到一个看来同样有道理、同样可接受的对立原则。”B13这说明，传统公共行政的这种职能划分是模糊不清的。官僚制组织的基本特征是职能部门化的分工与协作模式，它的最主要弊端是行政决策职能与执行职能的划分不清。为了摆脱官僚制组织的弊端，深化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就是重新规范和转变政府职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方向是调整和改革政府的管理职能，实行决策、执行、监督等职能的适度分离。政府的决策、执行与监督职能相对分离的改革实质上是新公共管理运动“再造政府”的核心战略，是对传统的、僵化的官僚体制的摒弃与突破，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公共管理效率。然而，政府职能的分离是建立在职位分化的基础之上的，而职位的分化又是专业化分工的结果，它在本质上是链接与政府职能的纽带。所以，决策、执行与监督三分的关键环节则是决策、执行与监督的三职分定。

三、决策责任、执行责任与监督责任三责分置

根据三事分工需要设定的决策职能、执行职能与监督职能的三职分定是决策、执行与监督三分的关键环节。政府职能的分化必然需要制度化的岗位和具体的个人来落实相应的责任，所以政府组织的建设应该以责任为目标，根据政府履责的需要决定政府权力的配置，以责任勘定政府权力的约束边界，按照履责的要求建构组织机构和配备人员编制。因此，决策责任、执行责任与监督责任的三责分置就成为决策、执行与监督三分的核心要素。

政府职能的分离提出了相应的三项责任。责任一词有三重含义：一是指有义务作为或不作为之事；二是指一定的行为主体须对自身行为负责；三是指违背义务的行为要受到相应的追究和制裁。在理论上，学者们对于政府责任的理解见仁见智，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结合相关分析，我们可以将政府责任描述为“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因其公权地位和公职身份而对授权者和法律以及行政法规所承担的责任。”B14一般而言，政府责任具有政治、法律、道德三重内涵，是包括积极责任和消极责任在内的完整的责任体系，政治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是行政责任的基本组成部分。然而，根据政府职能分定的需要，政府责任又可区分为决策责任、执行责任与监督责任三类。

从实质意义上讲，政府只有在能够切实保障公共利益、促进实现公众意志，即真正履行其责任时才是理性、合法和道德的。在现代民主社会，政府要对公民负责已经成为普遍认同的政治理念，任何政府都会以一定形式承诺要对公民负责。对公民负责任的政府是责任政府，责任政府是民主、效率与道德的整合。作为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的重要体现和高效廉洁的基本前提，责任政府“意味着宪法和法律是政府及其官员施政的准绳；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受政府切实的保障；政府的渎职、失职与违法行为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受政府及其官员公务行为损害的公民，有权提出诉讼并获得赔偿。”B15根据公共管理决策、执行与监督专业化分工和职能分定的要求，将政府责任划分为决策责任、执行责任与监督责任是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

依责任的相关分析可推知，政府责任之确立必须建基于权责关系明确界分的基础之上。政府的基本责任是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公共权力是支撑其承担起这个基本责任的必要工具。换言之，公共事务决定了政府的存在，只要有政府存在的地方就必须有政府的权力与责任，权责一致是公共行政的基本原则。从一定意义上说，权责一致是公共管理追求效率与公平的必然要求。传统政治理论认为，政府的权力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神授的，而是来自政治授权。政治权力的授予必然伴随着责任的规定，权力与责任是相互依存的。因此，政府在拥有公共权力的同时，必须负有相应的责任。然而，在政府组织的实际运行中，却常常会出现反功能化的权责背离倾向，尤其是权力与责任的不对等倾向。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一理论的逻辑是先有权力后规定责任，认为权力是政府的基础，责任是对权力的限制与指向。

责任政府理论的提出则颠覆了这种关系，强调责任是政府的基础，权力是政府履行责任的工具，是先有政府责任然后才有政府权力。按这一逻辑构建政府责任与权力体系，应该是先设置政府的责任，然后按照政府履责的需要配置相应与必要的政府权力。建立在这一逻辑之上的政府首先是一个责任主体，是为了履行公共责任而设置的公共管理组织，政府权力则是政府履行责任需要配置的一种必要工具。按照责任政府理论，政府必须对公民承担政治责任的理由植根于民主政治中一种深刻的“委托责任关系理论”。“该理论认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由于人民不便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因而要靠确立一种合理程序推选人民的代表或官员组成政府，行使国家的管理权。但是，政府及其官员权力的行使，要基于人民群众的同意。人民与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委托责任关系’。”B16责任政府的组织逻辑不仅需要责任先置，还应该责任分置。决策职能、执行职能与监督职能是任何政治组织的三项基本职能，将政府的责任在决策、执行与监督三职分定的基础上进行决策责任、执行责任与监督责任的三责分置，有利于政府更有效地履行责任，是责任政府保障有效履责的重要制度基础。因此，决策、执行与监督三分的核心便是决策、执行与监督的三责分置。

四、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三权分立

政府的权责关系逻辑阐释了决策责任、执行责任与监督责任的三责分置是决策、执行与监督三分的核心。政府组织从权力本位到责任本位的发展，应保障公职人员在履行责任时具有相应的权力为工具，决策、执行与监督的三责分置从而要求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三权分立，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分立与制衡是政府责任分置的逻辑延伸。于是，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三权分立就成为决策、执行与监督三分的逻辑结果。

政府责任的履行需要相应的权力。分工导致了政府职能的逐渐分化，与之相伴随的是权力的不断分化，出现了服务于不同职能的权力。而且，社会越向前发展，意味着权力种类不断增加、权力关系愈发复杂。关于权力分化思想的最早表述是亚里士多德，虽然他的政体三要素说是从政治实体的角度来考虑部门分工问题的，但是对政治分工探讨的必然结果是对权力分化的思考，所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合乎逻辑地包含了权力分化的内容。波利比阿则直接继承并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权力分化思想，通过考察古罗马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混合政体理论，认为古罗马的政体体现了执政官即君力、元老院即贵族权力与人民大会即平民权力之间的分化。但是，古希腊、罗马政体中的权力及其机构的分化并不是一种功能性分化，更不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分工的特征，这种分化实际上只是当时在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不同社会构成要素之间的力量平衡。

明确的分权学说直到十七世纪的英国才第一次作为融贯的政治理论而出现。维尔认为，“在英国内战的动荡中，当时的基于国王、贵族和平民之混合的政府制度看起来已不再适用，而需要有一种新的政制理论；作为其回应，分权学说就应运而生。”B17在理论方面，洛克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通过考察政府的目的及政府诸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阐发了权力分立主张，将政府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B18在洛克的理论中，立法权是最高权力，执行权和对外权从属于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既有区别又不能分割，因为对外政策只是对内政策的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讲，洛克所说的三权实际上只有两权，最重要的是，他并没有把司法权单独划出，而是把司法权仍归属于执行权。而孟德斯鸠则迈出了这关键性的一步，他明确规定了司法权在政府权力系统中的独立地位，使得权力分立理论真正超越了两权分立，达到了完全意义上的三权分立。孟德斯鸠认为，每个国家的权力都可以划分为三种，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B19从而以一种公认的现代形式提出了政府权力的三重划分，为三权分立理论作为一种自主的政府理论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然而，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根据三权分立理论所设计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却并未达到其最初设计者所设想的目的和预期的效果。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这一理论是从权力结构的要素出发，把整个权力体系分为立法、行政与司法三大要素，然后对这三大要素之间的责任关系做出规定；另一方面在于立法、行政与司法权力三分是在特定历史传统与社会文化环境下提出的解决权力制约问题的一种特定方式，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性宏观三分。从方法论上看，这种做法实际上仅仅是一种要素举例，无法包容许多新的权力形式以及接纳新的权力要素，因而不具有周延性和普适性。因此，根据政府管理过程所具有的决策、执行、监督等不同环节，将政府权力划分为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是一种更具有包容性的权力划分方式，因而更具有可操作性和普适性。在现代民主与法治社会，政府事务的分工、职能的设定、责任的承担最终都需要落实到权力的赋予上，所以说，决策、执行与监督三分的逻辑结果应该是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三权分立。

综上所述，决策、执行与监督三分的内在逻辑是清晰而明确的：社会分工是从事一切社会活动达到预定目标的基本途径和提高管理效率的基本手段，任何政治组织都需要实行决策活动、执行活动与监督活动的三事分工；政治组织从事任何一项都需要设定相应的职能，于是从三事分工发展到决策职能、执行职能与监督职能的三职分定；组织职能的分化需要相应的制度化岗位和具体的个人来承担责任，进而从三职分定发展到决策责任、执行责任与监督责任的三责分置；政治组织及人员履行责任必须配置相应的权力为手段，因此从三职分定发展到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三权分立。这一逻辑是对立法、行政与司法三分逻辑的发展和超越。研究表明，决策、执行与监督三分较之于立法、行政与司法三分更具有可操作性和普适性。

因此，西方的立法、行政与司法三分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由于历史传统与社会文化环境不同而不可能适用于中国，但这个权力结构背后所蕴含的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逻辑却具有普适性，中国也应该根据这个逻辑设计适合中国的政治体制，建立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监督体制。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

③⑤〔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26页。

④〔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5页。

⑥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18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4~225页。

⑧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2页。

⑨陈国权、张洁裙：《转变中的公共行政范式――从官僚制行政走向后官僚制行政》，《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⑩张康之、张乾友：《论权力分化的启、承、转、合》，《学海》2011年第2期。

B11〔美〕伍德罗・威尔逊：《行政学研究》，彭和平等：《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B12〔美〕F・J・古德诺：《政治与行政》，王元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B13〔美〕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管理组织决策过程的研究》，杨砾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B14陈国权、徐露辉：《责任政府的法治基础与政治构架》，《江海学刊》2005年第3期。

B15陈国权：《论责任政府及其实现过程中的监督作用》，《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B16陈国权等：《责任政府：从权力本位到责任本位》，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B17〔英〕M・J・C・维尔：《与分权》，苏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页。

责任政治论文篇7

一、坚持“实、活.明”的疏导方法,加强和改进政治教育工作

政治教育工作能否掌握主动权,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围绕生产经营这个中心来开展政治教育,这些都是关键所在。只有坚持“求实的态度”、“务实的作风”、“扎实的工作。才能促进本单位工作目标的如期完成,从而得到领导的重视、行政的支持和职工的欢迎。

1.以教育内容的“实”解开受教育者思想上的困惑

政治教育必须体现务实的精神,在内容的“实”字上下工夫,要摆实情,说真话,讲真理,即在内容上真实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用能够解释和说明职工实际问题和现实思想的并具有指导作用的活生生的道理来说服人、开导人、教育人,以真正触动受教育者的内心,使之心悦诚服地接受教育,这是政治教育赢得职工信赖的基本方法。重视加强管理,制定各部门的岗位目标管理责任制,使自律与他律、内在约束与外在约束有机结合起来,寓教于管理之中,提高主题教育的效果,促进了该单位各项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培养了一支有较强战斗力的职工队伍。

2.以教育方法的“活”激发受教育者的兴趣

政治教育的方法必须增强灵活性和科学性,用活泼多样的方法和形式激发职工的兴趣。由偏重灌输向注重渗透拓展,向人民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历来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即使在新的历史时期,灌输的方法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强调灌输的同时,我们还要注重思想渗透,把政治教育工作渗透到纷繁复杂的经济活动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渗透到群众性的创建活动中,渗透到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中,寓教于知,寓教于乐,寓教于美,寓教于管理。通过讨论、辩论、竞赛、演讲、走出去请进来等各种形式,尽量让职工唱主角,推动政治教育工作贴近群众,贴近工作,贴近生活。例如:以会议形式传达文件、发指示、作报告,要力求做到短节拍,快节奏,论题突出,内容扼要,简短明快,讲求说话的艺术,要抓住人心。座谈会、讨论会要注意主题明确,重点突出,善于启发和引导干部职工深入讨论。

3.以教育效果的“明”激励受教育者的积极性

建立与绩效考核挂钩和奖惩兑现为主要形式的激励机制。把政治教育的好坏,作为考核班子和提拔使用干部、评先创优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依据,是充分调动职工的学习积极性,保障学习落实的必要手段。目前,部分干部职工学习动力不足,学习质量不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理论学习的成效没有与个人的切身利益直接挂钩。要重视将理论学习与评先、年度考核、干部使用选拔挂钩,不能停留在口头上、会议里、文件中,而应当落实在思想上,行动中,制定操作性强的具体规定。如对各单位和个人学习考评结果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干部考察资料应规定不能缺少理论学习考评情况,申报先进个人和评定“优秀”,如无学习主管部门意见,应取消其资格,只有真抓实学。才能抓出成效,学有提高。把“我要学”的积极性与“要我学”的约束性有机统一起来,使之转化为各级领导和职工群众的精神动力和物质力量,使每一个党员干部充分认识到加强理论学习是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一种责任,一种觉悟,一种境界。这样,思想政治工作的绩效有明确的针对性、准确性和科学性,真正把大家的学习积极性和自觉性调动起来。

二、运用“五个到位”的方法,把政治

教育渗透于工作的全过程,贯穿于职工思想实际,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1.是抓好集中专题学习到位。采取大集中与小集中,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方法,根据上级布置的教育内容,单位或各单位一般1-2个月集中一次时间,安排一次专题教育,分别由单位党委或各部门组织实施,努力做到一次一个主题,力求把一个问题学深学透,理解消化。各单位要走出“学习是为应付汇报检查”的误区,防止理论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名不符实或偷工减料、自欺欺人的行为。

2.是利用多种会议讲一点,力求融会贯通到位。要充分利用会议作为教育的契机,适时安排政治教育内容,应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分析和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使政治教育与本单位业务工作能够很好地融到一块儿。在政治教育的效果上,要走出“理论学习是形势的需要,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不能当饭吃”的误区。党务、政工干部一定要引导大家把握政治理论教育的作用具有基础性、间接性和长远性的特征,通过开展有效的政治教育,使干部职工辨别是非能力、调研决策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具体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使领导班子的整体战斗力不断增强,使企业的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3.是个人自学到位。由单位统一安排理论学习或政治学习教育计划,由个人安排时间自觉对照学习。在操作上,应以“上级要求学的”为学习方向和范围,以“实际需要学的”为学习重点,自学应侧重原著、条规、报刊文章等应知的内容。

4.是多种形式的活动到位。积极利用黑板报、墙报、宣传栏、简报、文艺宣传、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进行经常性的宣传教育,丰富政治教育的内容。

5.是检查督促到位。强化对理论学习的监督,是促进理论学习到位和提高理论学习质量的重要措施。调查中发现,少数单位对是否坚持理论学习制度存在个人说了算的现象。

三、强化管理责任制,充分发挥“三个作用”

1.发挥党委书记主抓的作用

一个单位、一个班子政治教育能否落实,学习质量能否保证,关键取决干党委书记的责任意识。党委的指导和党委成员率先垂范作用也不可少。要使政治教育由软变硬,由虚变实,首先要增强党委书记抓政治教育的主体意识,确立抓学习就是讲政治的观念。要加强组织领导,从计划方案的草拟,到授课辅导的落实,从内容活动的安排,到检查指导的部署等,都要亲自过问亲自抓。其次要实施目标管理和层次管理,建立政治教育目标管理责任制的“硬”措施,把政治教育纳入管理责任制中,每年要有新举措、新目标,实现政治教育量化、责任明确化、完成时限具体化、目标达成可行化。

2.发挥党支部书记和部门负责人的自主作用

责任政治论文篇8

［关键词］问责制；利益表达机制；缺失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9）01－0028－02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责任政府和问责制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1］随着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逐步推行，对行政问责制度的理论研究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紧迫而现实的课题。关于问责制，从政治学和行政学的角度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但更多的学者倾向于将问责制的内涵抽象为“在民主政治下，问责主体对问责客体的失职行为或无所作为追究刑事责任或政治责任的一套完整的责任体系，是民主政体下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实现途径。”［2］问责制的本质在于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以及对过失权力进行责任追究，体现了所谓“责任政府”（responsible government）的原则，是责任政府的具体体现形式，其最终目的在于保证政府系统的正常运行、遏制权力腐败以及保障公众利益尽量不受损失或损失最小化。［3］伴随着我国行政改革的不断深入和西方“责任政府”理念的影响，我国政府正在由“全能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

一、利益表达机制缺失是问责制中存在的非理性化“漏洞”

1．问责仓促，问责对象定性粗糙。当前我国行政体制中权责不清是官员问责制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障碍之一。［4］这一问题的存在几乎是整个相关研究领域中的共识。各级政府及部门之间、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的责任以及在问责中，被问责官员具体应承担领导责任还是其他责任、是直接责任还是间接责任很难作出明确的规定和准确的定性。基于此，对相关责任人员的问责也应需要一定的调查和定性时间。但综观历次问责事件，从诱因事件（如安全责任事故）的出现到问责命令的下达，其间所经历的时间非常短暂。这一方面反映了党和政府建设责任型政府的决心但也明显含有为了社会安定而急于平息事件、平息民愤的意味。因此，从厘清权责的复杂性考虑，问责行为应更加慎重，不应片面追求问责速度，一问了之。

2．问责主体错位，人治现象明显。我国政府问责制所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同体问责力度有所加大但异体问责发展缓慢。对于“由谁问责”这个问题，早在2004年3月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已经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5］但现行的问责制度中，问责的主体主要是上级政府［6］。以2008年4月发生的“4・28”胶济铁路特大交通事故为例，在这起特大的铁路交通事故发生不到10小时，铁道部就作出免除济南铁路局局长、党委书记的职务，接受审查，听候处理的决定。在这一问责案例中，作为行政机关的同体问责在第一时间作出了反应。相反，真正应该做出反应的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却寂然。在问责制度还未完善的情况下，问责主体错位导致问责过程中出现上级行政部门或领导成为问责的真正主体，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未能在问责的过程中快速主动地发挥应有的监督和问责作用。这种问责制度的效率很高，但人治迹象明显，一旦某一事件引起了上级甚至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被问责则在所难免。而本着“对上负责”态度的被问责官员对处理结果只能接受，而处理结果是否公平，是否真正做到了应承担的责任“真正落实到人”则无人问津。

3．行政救济法律制度不完善，问责客体集体无意识。行政问责在中国虽古已有之，但从制度层面来看还不完善，在问责过程中难免出现偏差。首先从法律层面来看，对于被问责官员或被处分官员的行政救济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了人民法院不受理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的诉讼。这样的制度设计显然是受到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不利于公务员权利的保障，也违反了“有权利就有救济”的原则。［7］《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四十八条对行政人员在问责过程中权利的维护和救济方面有了一定的规定，“受到处分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对处分决定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的有关规定，可以申请复核或者申诉。”虽然如此，但由于在申诉的相关方面规定不详，可操作性不强，很难发挥应有的救济作用。另外问责制度不完善导致问责主体主要是上级领导或上级行政机关甚至是中央领导同志，因此被问责者被问责后要么因为法律规定不完善或成本太高选择“无法可依”，要么由于希冀问责后东山再起而选择“有法不依”。由于对问责客体的行政救济和法律救济未制度化，因此鲜有被问责官员进行行政申诉的案例。

二、被问责官员的利益表达机制缺失的原因探究

1．行政文化中的人治现象。我国自古代便有问责的相关实践，从战争失利到赈灾不力，从林则徐被罢官到徐世昌辞职未果均反映了问责制在我国的存在痕迹。但是，我国古代甚至近代的问责制并不等同于起源于英国责任政府观念，在政府权力有限的前提下得以实现的问责制度。弥漫于整个中国的政治与行政合二为一的封建官僚体制，从上到下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支配和服从、主导和依附的等级链条，在问责领域也形成了迥异于西方的独特的问责制度。传统的“官场文化”要求的依旧是官员对上的负责，追究官员的责任只是上级领导的事情，与百姓无关。官员历来认为“权力是上级赋予的，只对上级负责”。［9］因此在传统的行政文化中，上级是当然的问责主体。上级赋予的权力理所当然可以收回，而且是在问责客体存在责任的情况下无可辩驳地收回，下级所能做的就是接受既有的结果，等待上级的重新安置。这也是我国责任型政府建设伊始，问责制实施以来未能出现对上级问责结果提出申诉这一怪现象的深层次原因。

2．问责制度的结构缺失。相对而言，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实践肇始的时间不长，许多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特别是问责制需要权责统一，这就涉及到责任型政府建设问题。政府问责制是责任型政府的外在表现，责任型政府是政府问责制发展的目的和最终归宿，只有在责任政府的框架下，我国的政府问责制才能真正持久地进行下去。基于这一观点，我国无论学术领域的研究焦点还是政府的行政问责实践都集中于如何对责任人员进行问责、如何责任落实到人以及如何完善法律制度以更好地进行问责方面，而较少考虑问责是否准确恰当、问责客体如何实行行政救济。问责制度出现了重问责、轻救济的制度结构性缺失的问题。

3．法律缺失，“道德问责”影响问责客体的利益表达。首先是关于问责的法律机制不完善，关于问责后官员的去向不明朗，缺乏可操作性，对被问责的结果有疑议的问责客体在维护自己权益寻求法律救济时途径狭小。目前，我国受理公务员申诉控告的法律规范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国家公务员申诉控告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务员申诉案件办理规则》等法律法规。另外，《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也有涉及问责之后的申诉和引咎辞职的安排问题。但由于《国家公务员申诉控告暂行办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剥夺了公务员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也排除了人民法院对诸如“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之类的司法管辖权，因此这样的制度设计显然是受到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不利于问责客体的权利保障。［9］

另外，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约束力量也是制约问责客体产生利益表达行为的重要因素。我国的传统行政文化中一贯奉行“以德治国”，人民也以“德”来衡量统治者或官员是否具有胜任力。问责客体不仅承担法律责任、行政责任，而且还承担道德责任、道义责任。特别是在出现重大人员伤亡或影响十分恶劣的公共事件时，问责客体无法抵御道义上的问责。即使问责的结果不是最公平合理的，但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他们也无法再因问责结果而申诉。

三、对策与建议

首先，我国责任政府建设必然要涉及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在权责明确的前提下，对出现问题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是我国建设责任型政府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行政文化的发展、强化党政人员的责任观念，实现、保护和促进公共利益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目前我国责任型政府建立的初期，权责划分不明、人治氛围依然存在的条件下，对以责任追究为特点的问责制的实施应更加谨慎。在确定责任客体时，应本着对个人负责、公正、严谨以及向人民负责的态度来进行。在建设责任型政府，完善问责制的同时，应深入对权责划分问题的研究与思考，使问责制的前提更加科学、可行、可信。

其次，面对问责客体法律救济方面的法律和制度缺失，我国政府应本着法治、人性的态度来审视问责客体的救济问题。在我国法治社会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的今天，更应完善这一法制漏洞，以理性、人性的观点来实施问责制和建设责任型政府。

第三，我国责任政府建设面临的最大难题，与其说是法治缺失或缺位，不如说是在公共行政领域缺少民主政治意识与法治精神。［10］民主政治意识与法治精神的缺失是我国行政文化不断积累的结果，是意识形态领域中存在的有碍于理性、科学问责制的软因素。应该在继承行政实践经验和优良行政传统的基础上，真正体现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性，使我国的行政文化更加科学，更有助于问责制的实施和责任政府建设，同时能以更加科学、合理的步骤来维护问责客体的利益诉求、构建合理的问责客体利益表达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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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沈蓓绯．当前实施官员问责制面临的主要困境［J］．理论导刊，2005，（5）．

［5］黄晓军．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研究［D］． 南昌大学学报，2008．1－2．34．

［6］邓淼．问责从“风暴”走向制度［J］．新重庆，2007，（1）．

［7］崔彦平．行政问责制度研究［D］．山西大学学报，2007，（6）．

［8］方舒．关于我国行政问责文化的思考［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7，（5）．

责任政治论文篇9

【关键词】 公共选择；行政问责；思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新公共管理运动改革的浪潮下，强化政府官员责任，建设责任型政府，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改革的必然趋势之一。行政问责制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是我国依法治国的重要表现，是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国政府迈向责任政府的重要一步，从实践的角度论释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深刻内涵。但纵观我国行政问责制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目前仍然存在着诸如问责主体单一、异体问责不完善、制度保障不足、监督渠道不畅、配套设施不够等问题。对于这些待以解决的难题，相信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西方社会的公共选择理论可以为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一些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

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政治领域，对政府决策、运行机制和政府官员行为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为行政问责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与论证。公共选择理论从政府决策运行角度剖析了政府失灵以及责任缺失的表现――政府公共决策失误、政府工作效率低下、政府自我膨胀明显、政府“寻租”现象严重等，认为政府及其官员有天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因而在政治生活中不可能完全代表社会公众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为了公共利益而认真履行职责，反而可能会因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为了使政府及其官员真正履行职责，就必须建立起一套能够约束和监督他们的有效机制。尽管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但从公共管理体制上来看，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些思路和结论能够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健全、完善和重构提供有益的借鉴意义。

一、完善行政问责的相关法律，推进问责制度化进程

布坎南认为，“公共选择的观点直接导致人们注意和重视规则、宪法、宪法选择和对规则的选择”。为此，公共选择理论家认为，需要重新构建基本的宪法规则，并创立一种新的政治技术，以使新的宪法规则能够直接用于约束政府的权力。不仅如此，他们强调，选择产生结果的程序和规则，比结果本身更重要。进而有必要建立可靠的公共选择的程序和规则，以规范政府权力的形成，而绝不能让政府自由地改变基本的制度，否则是不可能对政府产生任何有效约束的。

基于此，我们认为，完善行政问责的相关法律，是健全问责制度的根本途径。行政问责必须在强大的法律保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它的作用，但是直到目前，我国都没有一部系统规范的全国性的行政问责立法。要加快行政问责的立法进程，在整合现有法律、法规、条例中有关政府官员权责规定的基础上，制定全国统一的专门的问责法规，以法律的形式对行政问责的适用范围、问责主体、问责方式、责任判断、问责期限、问责程度、问责程序等问题进一步细化规定，填补实行行政问责制可能遇到的法律空白，确保问责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二、健全行政问责的配套机制，推进问责系统化进程

行政问责制度不应当是一个孤立的制度体系，而应该存在有与之相配套的辅助机制与制度环境，行政问责连同其配套机制，共同构成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制度系统，从而客观、全面的落实行政问责制度。完善的配套制度对于行政问责的有效实施能够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1、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提高问责的透明度

公共选择理论中指出了导致公众政治冷漠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息的不对称性与资源的缺失，政府掌握了大量的公众信息，当政府官员为了个人利益故意隐瞒或篡改信息资源时，公众也就失去了了解事物真相的机会。因此只有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才能对政府官员的行为进行客观的监督、判断和评价。

2、完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并建立公正救济制度

处理好被问责干部的复出问题，关键在于建立公正救济制度，这也体现了一种政治理性。如果没有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行政问责的制度化是残缺的。复出必须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在公开、合法的前提下，通过程序化、公开化方式进行，切莫“低调”复出、“悄然”复出，否则，既无法向公众交待，也违背了行政问责的初衷。

此外，还可以制定和出台诸如《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条例》、《行政程序法》、《信息公开法》、《行政强制行为法》、《国家监督法》等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选举制度、听证制度、公民参与行政立法制度、对公职人员的批评建议制度、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等。

三、开展行政问责的技术革新，推进问责技术化进程

20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管理科学理论的日益丰富，行政问责不应当单纯停留在制度等理论层面，还应当引入先进的技术方式与管理方法，实现行政问责的技术革新。

1、把行政问责与绩效评估制度有效地结合起来

绩效评估可以将一段时间内政府官员在工作中的德能勤绩等进行科学考量，然后奖优、治庸、罚劣，对犯有严重责任事故的人进行问责追究。行政绩效是开展行政问责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准确客观地进行绩效评估，才能明晰责任，只有发挥行政问责的惩戒力，才能增强绩效评估的权威性和实效性。

2、引入电子政务的思想，建立电子政务问责评估机制

利用电子政务进行评估就是要求政府向公众传输相关信息，如工作规划和决策方案、资源的投入和耗用、绩效评估结果等，公众可以向政府部门反馈相关信息，如对公共服务的评价和监督，对服务种类和质量的具体要求和建议，对公共服务的判断与选择等。只有不断完善电子政务问责评估机制，政府部门才能及时向公众披露信息，推动政府问责信息化，公众才能充分掌握有关政府管理和服务的相关信息，才能及时知道政府是否履行了其公共责任，才能对政府进行有效问责。

四、转变行政问责的思想观念，推进问责社会化进程

问责制能否真正实现其价值目标，不仅需要外部的刚性制度规范，更需要内部的行政伦理约束。因此，能否从观念和意识上认识到行政问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直接决定着行政问责是否能够被全社会所认同。只有在整个社会中形成浓厚的问责文化氛围，才能更有力地促进我国责任政府的建设。

1、在政府层面上，要在政府内部开展问责教育，转变传统的行政观念，树立公务员的责任意识

要通过加强宣传，要求各级政府重视行政问责制度的探索与推行，积极开展问责教育，所有公务员必须接受“行政问责制”的理论培训与警示教育，尽量避免和杜绝发生行政违法现象。还要使问责对象明白问责的意义和依据，正确对待和自觉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和问责，不要有抵触情绪，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和执政为民的人本管理理念和责任行政观念，加强官员的政治道德和责任意识，逐步提高政府公共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2、在社会层面上，要在全社会中开展问责环境的培育，让公众形成问责观念，进而在全社会中形成问责文化

问责文化作为一种先进文化，也必须通过灌输，即通过问责文化的教育来塑造。通过问责文化的教育，把与问责制有关的特定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传输给公众，并通过社会舆论对其行为予以导向和制约。改变公众观念中的“官本位”意识和“潜规则”意识，培养公众参与政治的意识、热情和能力，将责任意识内化于公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树立公民的主人翁意识，注重自身权利的行使，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的问责氛围与问责文化。

五、重构行政问责的主体结构，推进问责民主化进程

公共选择理论的假设政府是“理性的经济人”，因此政府失灵的现象就不可避免。而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政府，通过内部监督和控制来弥补政府失灵，同样会导致对政府失灵救治的失败。所以，只有通过外部监控，即政府以外的社会力量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则显得势在必行。这也为多元异体行政问责制度的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

1、强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代表对各级政府的监督和问责作用

公共选择理论指出了选举制度的种种缺陷，因此要扩大人大代表的代表范围，体现人大代表选举的公正公平，完善选举制度；实行人大代表的专职化，提高人大代表的素质，有利于提高问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细化人大问责的方式，完善质询、调查的程序，增强人大监督的问责手段和力度。

2、强化司法机关行政问责的作用

司法问责在依法追究行政过失行为和行政不作为行为者的责任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要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司法制度，确保司法监督权的独立有效行使；建立检察机关与党的纪检部门、政府监察机构的协调工作机制；强化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主动参与行政问责的观念和意识。

3、强化媒体的舆论问责作用

规范和加强新闻媒体的问责和监督作用有利于为行政问责创造一个良好的问责氛围，便于公民和政府的互动和沟通。要保证媒体的知情权，因为只有政府决策公开透明才能保证媒体报道的及时性、真实性和公正性，才能让人民群众通过媒体知道事情的真相，政府也可以借此聆听群众的呼声。

4、强化公民及社会团体的问责作用

在行政信息公开和政务透明的基础上，大力培育公民的问责意识，加大教育和宣传力度，改变公民问责的传统观念，进而形成全社会的问责文化。此外还要健全公民行政问责的程序，保障和维护公民参与问责的机制，确保公民行政问责作用的有效发挥。

【参考文献】

［1］ 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M］.吴量健，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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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亚越.行政问责制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贾 超（1987-）男，内蒙古呼和浩特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体制与政府管理、高校管理、思想政治教育.

（上接第71页）

议、列席会议、审议报告、参加小组活动、视察调研、提出意见建议、学习培训、联系选民、为群众办实事等内容认真如实地登记造册，适时予以通报。

这可以为人大代表增添一种压力和政治责任感，可以时刻提醒他们是人民的代表，时时处处不忘为人民服务，严格要求自己，坚持不懈地依法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

（2）激发选民对人大代表的监督意识。人大代表联系选民的意识不强，与选民对其监督力度不足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要强化人大代表与选民的联系，关键是增强选民的监督意识，提高选民的监督能力。这就需要通过宣传有关法律法规或组织选区选民学习相关知识，使选民认识到代表的权力源自其授予和委托，两者存有一种先天性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这样将能有效地督促代表依法履行职权，更好地为原选区选民和原选举单位服务。

3、加强代表队伍建设，提高人大代表联系选民的效果

根据代表的不同需要，选择适当的方式组织代表学习培训，使代表系统的掌握《宪法》、《代表法》等法律法规和执行代表职务的业务知识，拓宽代表的知情知政渠道；努力培养代表的政治热情和责任意识，为代表履职打好基础；其次，为人大代表打造自学的平台，比如设立“代表之家”，让人大代表经常交流履职经验、学习体会，最终提高人大代表的素质。

4、创新健全代表服务和保障机制，为人大代表联系选民提供方便

代表联系选民是一种执行代表职务的行为，要使这种联系更加紧密有效，除了代表自身的努力而外，还需要各级人大常委会、基层人大为其创造良好的平台、提供有力的物质保障。这就要求代表活动的经费等要列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严格实行专款专用，严格管理，以保障代表活动的开展；另外，要实行代表职务补贴制度。目前，大部分人大代表都是兼职的，从事代表工作基本没有劳动报酬，实行代表补贴，既是对代表执行职务这项劳动的肯定，同时也是对代表这一法定职务履职在经济上的认定，能够有效调动代表履行职责的积极性；此外，为了使代表履职不带来经济损失，代表参加的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镇人大组织安排的代表活动，其所在单位应按正常出勤对待，对无固定收入代表，组织代表履职时给予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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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邹平学.论健全完善人大代表执行代表职务的保障制度［J］.求是学刊，2005(4).

【作者简介】

何存英（1979-）女，云南楚雄人，硕士，昆明学院社会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及中国政治.

（上接第72页）

1、心态平和，拥有豁达境界

思想的成熟是最大的成熟。干部岗位不仅仅是光环和荣耀，更多的是责任和付出。作为年轻干部，就要勇做政治素质的标杆，处处以组织为重，平时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必须始终服务大局。要在心理素质上做先锋模范，常怀感恩之心，淡薄名利，陶冶情操，要多一份自勉和自励，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干部岗位，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工作。

2、牢记宗旨，自觉接受监督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做出大贡献；用得不好，就会害人害己。因此，年轻干部要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在党内要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办事，自觉接受来自上级的监督，不能把上级的监督看作是对自己不信任，怀有抵触情绪；要自觉接受同级的监督，不能把同级的监督看成是为难自己，怀有戒备心理；要自觉接受下级的监督，不能把下级的监督看成是不尊重自己，怀有反感情绪。

3、严于律己，勇作勤廉典范

年轻干部看权要自重，掌权要自省，用权要自律。牢记《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具体要求，加强自我修养，切实做到慎权、慎欲、慎微、慎独、慎友。要加强作风建设，包括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把作风建设的成果转化为发展好、维护好人民群众利益的实际行动。要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责任政治论文篇10

最近几年，我国政府的责任问题已经倍受媒体与群众关注，在政治学、伦理学和法学等领域，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长期专注于这一问题。但不足的是，其中仍处于对西方学者观点译介阶段的占据了他们所有研究的很大一部分。到目前为止，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和研究成果有：国内较早研究责任问题学者之一的张成福教授，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在他的《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等文章中关注到责任问题，后来又在《责任政府论》一文中较为详细地探讨了责任政府的性质与政府应承担的有关责任。张教授认为，在实质意义角度来讲，政府只有在真正能够保障社会利益、真正能够履行责任时，才具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同时还把政府责任视为政府社会回应力、政府的义务和法律责任的整体概念，包括道德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政府的侵权赔偿责任和政府的诉讼责任五个方面。他认为，责任政府既是当今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之一，又是一种对政府的公共行政在进行民主控制上的制度安排。对责任问题也高度关注，在他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一书中可以看到，他从对公共行政中的信念观点和责任辨析切入，指出了官僚制作为责任中心体系的局限性，认为信念与责任是有机统一的，公共行政是交换正义的供给者，提供社会正义是其道德责任。《论政治责任》是我国当前较为系统研究政治责任的一部著作。作者从政治责任的主体、内容结构、范围三个方面为政治责任的内涵做了界定，认为政治责任即为政治官员履行制定符合民意之公共政策与推动符合民意之公共政策执行的职责，以及在这些职责没有履行到位时，依照有关法规所应该承担的谴责和制裁。的《政府责任论》，是目前我国关于政府责任开展总论性研究有且仅有的著作。作者理清政府责任涵义，详细介绍了在不同视野(控权论、管理论、平衡论)中行政法律责任的特点与内涵。作者看来，政府行政责任有三个方面，一是与行政赔偿责任，一是合法性审查与行政违法责任，一是行政机关的刑事责任。较为详尽地分析了政府责任的逻辑前提，认为委托关系是政府责任能够存在的基础、权责一致原是政府责任能够存在的主要要求。理论方面较详细地分析了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缺失这一问题，认为改革开放后，一些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存在某些缺失,一些地方政府只追求眼前政绩，因行政行为不当，损害了当地群众的权益。由此，他们主张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委托理论，来促进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责任的提升。从公共行政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和经济学等方面对政府责任的特征、内涵与要义进行了分析。但到目前为止，真正能够从实践层面，尤其农村科技服务供给方面深入研究政府责任的文章仍不多。

二、关于农村科技服务供给中的政府责任的研究

从作者搜集文献来看,目前对政府于农村科技服务供给中的责任研究尚未涉及，只是有少量关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政府责任研究。少有的研究，也没有把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政府责任加以提炼。少数专家学者从公共服务的具体内容层面对政府的责任做了分析，较为具体地分析了我国养老保障制度中政府责任问题，认为根本弊端是政府责任边界不清，他们提出在把握我国现有养老保障特性的基础之上，使政府责任的边界清晰和法制化。）在统筹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政府责任研究中，指出了农村公共服务由谁提供，关系到政府、市场及多元主体的选择，但是政府在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起关键作用，负最主要的责任。他提出我国农村的科技服务供给不足症结，是政府的责任与范围不清，上至中央政府供给责任不到位；中间地方政府供给责任移位；下至乡镇政府供给责任缺失。通过分析存在的问题，他提出要建立和营造各级政府间合理的合作格局：各级政府要合理分担农村的公共服务总成本；各级政府责任的划分与财政筹资能力相协调；明确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各级政府的具体责任。中国农大教授认为我国目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相当的不足，供给责任与供给主体划分不明确；乡镇公共产品供给依然主要依赖制度外的筹资；乡镇政府之财权难于保证其事权；政府，尤其中央政府，应该承担起更多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责任等。这些问题，既是我国政府长期以来不够重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现实体现，也是我国政府在新农村建设初期，功能不全的内在原因。同时，这也是本文选择这一命题，力争解决这一问题之意义所在。

三、简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