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保险论文十篇

责任保险论文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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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保险，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保险，又称为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法》第50条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付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按保险标的的不同，可将其分为雇主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职业责任保险和公众责任保险等。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显然属于民事责任，后者又包括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两种。由于违约责任可以通过订立信用保险合同或保证保险合同来解决，因此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即是侵权责任。

一般认为，1855年英国铁路乘客保险公司向铁路部门提供铁路承运人责任保险，是历史上首次出现责任保险。1875年，英国又出现了马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可以看作是汽车第三者责任险的先导。随着工业生产的不断进步，责任保险的范围也不断增大，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而如前所述，责任保险以被保险人对于第三者的侵权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这使得其和侵权法之间产生了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责任保险使侵权责任社会化。侵权责任本应由侵权行为人来承担，但责任保险使得侵权行为人（即投保人）的侵权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并通过保险公司这一媒介转嫁给整个社会来承担。

2、责任保险使侵权法的损害赔偿功能发生变化。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一方面是对受害人的补偿，另一方面又是对侵权人的一种惩戒。责任保险虽然使受害人的损失因有了保险公司作后盾而能得到保证，但也使得对侵权人的惩戒变得徒有虚名。

从上述两个方面出发，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疑问：责任保险是否在变相的鼓励人们放弃谨慎小心的生活态度？其最终结果是否有益于社会？本文将运用法经济学方法对上述疑问进行回答。

二、法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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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主要是运用价格理论，以及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简单的来说，法经济学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对法律问题进行分析的科学。

1、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则是无限的，这就决定了每个人在进行任何满足自己某种欲望的行为之前，都会通过理性的思考做出选择。

2、每个人在进行各种日常生活的行为（感情生活除外）时，都会进行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并做出最有效率的选择。而整个社会在进行某种抉择之时也会进行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做出最有效率的选择。

科斯在1960年所发表了论文《论社会成本》，被认为是法经济学研究的里程碑。在该文的开篇，科斯提出，“传统的（分析）方法总是使得所做决定的性质变得模糊不清。当A给B造成了损害之后，在需要做出判断时，惯常的思维方式会这样考虑：我们应当如何抑制A？但这样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具有相互性：消除了对B的损害即意味着对A造成了损害。因此，我们应当做出的判断应该是：是否应允许A损害B，或者说是否应允许B损害A？问题的关键在于避免更为严重的损害。”这就是法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即以是否具有效率作为判断法律问题的标准，而非仅仅是以公平和正义作为标准。著名的科斯定理也是由该论文所推出的（科斯并没有明确提出）：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其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则无论财产权的初始状态为何，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然而现实之中任何交易的成本都不可能为零，并且交易成本往往都很巨大，人们无法将其忽略。由于实际的交易成本必然为正，对科斯定理反推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最有效率的市场均衡结果必然产生于交易成本最小的情况。因此，最佳的资源配置状态就是使交易成本最小的配置状态。科斯认为，法律对于资源配置起着极为重要的最用，因为财产权利的归属往往是由法律来设定的。举例而言，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规定了善意第三人可以取得被无处分权人擅自处分的物的所有权，而之所以如此规定，就是因为这比相反的规定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即具有效率。同样地，“法院也应当了解其判决的经济后果，并在判决时考虑这些后果”。这就是法经济学不同于传统法学的地方，后者往往是以公平正义（即道德标准）为标准，而非以效率为标准。

三、对责任保险制度的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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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A是侵权行为人，B是无过错的受害人，A的行为使B遭受了1000元的损失。在没有责任保险的情况下，根据侵权法，A应当对B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此时会出现以下三种可能的情况：

1、A有能力承担1000元的赔偿数额。

2、A只能承担部分赔偿数额或完全不能承担任何数额，但是B却有能力自己承担全部损失或A无法承担的那部分损失。

3、A只能承担部分赔偿数额或完全不能承担任何数额，同时B也无力自己承担全部损失或A无法承担的那部分损失。

在前两种情况下，A需要全部或部分承担B的损失，由于这个损失是由A或/和B自己完全承担的，所以就没有外部成本产生。此时的社会成本也就相当于A和B之间的私人成本，即只有1000元。

而在第3种情况下，由于A和/或B无法承担全部的损失，B所遭受的损失无法得到全部补偿。这就意味着需要由A和B之外的人来承担无法被补偿的那部分损失，即A和B之间的活动在私人成本之外还产生了外部成本。而此时的社会成本就是上述私人成本和外部成本的总和。对B而言，其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该如何使自己的损失得到完全的补偿，B获得补偿的途径的不同就意味着所产生的外部成本的不同，并最终导致社会成本的不同。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察这个问题：(1)没有责任保险制度。但存在政府设立的某种社会救助制度，B就可以依靠该制度获得补偿。但是，这种制度往往都存在于经济较为发达的社会之中，并且该制度的设立毫无疑问也需要耗费巨额的成本。毫无疑问，此时的社会成本一定会超过1000元。如果不存在政府设立的社会救助制度，那么就只能由B自己来想办法补偿自己的损失了。要么B会无奈的接收现实，并最终无法生存；要么B会通过犯罪来满足自己对财产的需求。无论是任何一种情形发生，其所产生的外部成本都是巨大的，而最终的社会成本也必然是巨大的。

(2)存在责任保险制度。如果A事先向保险公司投保了责任险，那么保险公司就会代替其向B支付赔偿金。此时A和B之间的私人成本是1000元，而外部成本为零，因此社会成本是1000元。虽然在A和B之间出现了保险公司这一第三者，但是保险公司仅仅是代替A支付了对B的赔偿金而已，其和B之间并没有任何的其他关系。A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则是另外一个经济活动，当然，这项经济活动同样要产生成本。但是，这种成本肯定要比由政府建立社会救助制度的成本要小的多。

当然，一个貌似合乎逻辑的推理会在此时产生：在没有责任保险之前，人们为了避免自己承担责任，会履行谨慎注意的义务来防止自己的行为可能对他人产生的损害。但是有了责任保险，由于可以让保险公司承担责任，人们就会降低自己的注意程度，从而使保险事故的发生更为频繁，导致社会成本的增加，并将其所带来的收益抵销。事实上这种推理忽略了本文之前所提过的一个基本原理，即每个人总会基于理性的分析从而作出对于自己效用最大的选择。以医生为例，假设医生A在其执业过程中的医疗事故率为5件/年，其向甲保险公司投保了职业责任险。根据上述结论，由于A因为投了保险，那么便会在执业过程中降低自己的注意程度，必然的结果就是医疗事故率增大。这样一来，至少会出现以下几种结果：首先，甲会提高对A收取的保险费。由于医疗事故率的增大，如果甲继续根据5件/年的事故率来收取保险费，则其无法从中获利。其次，由于医疗事故率的增大，政府部门很可能会因此而吊销A的医师执照。再次，很多原本想让A治疗的病人便不会再选择A，即A的潜在顾客会因为医疗事故率的增大而选择其他的医生就医。无论如何，对A而言降低自己的注意程度都是不利益的，作为理性的人A是不会选择这种做法的。论文关键词：保险；责任保险；法经济学

论文摘要：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保险。法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学科。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对责任保险这一法律制度进行分析，可以考察其产生和发展的合理基础，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此项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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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责任保险论文篇2

责任风险是普遍存在的。无论是建筑、安装工程施工期间，还是商场、影剧院、运动场、各类职业人员等，均有可能因生产、营业等各种活动而出现意外事故，造成他人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致使责任人不得不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随着人们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诉讼、索赔行为日益增多，法院的判决往往更加有利于受害人，使责任者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一旦发生责任事故，面对赔偿、诉讼，将致经营者陷入困境，影响其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同时，致害人的经济状况大不相同，对于巨额的损害赔偿责任，有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可以全部承担，有些小本经营的企业或个人则可能根本无法承受，赔偿一次责任事故的损失就有可能导致倾家荡产、破产倒闭。参加责任保险，将这些无法确定、巨额的风险转移给保险人，责任保险通过集中风险、分散风险承担众多致害人的责任，使其免除后顾之忧，集中精力搞好生产经营，保持生活安定。但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因素，我国责任保险发展相对滞后。加快发展责任险，应加强国家法制建设，提高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提高保险公司责任险经营水平；加强对责任险的风险分散支持；优化责任险发展的环境。责任保险具有较强的经济补偿与社会管理功能，不仅为解决各类民事赔偿责任事故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保障和支持渠道，也是政府运用市场手段管理社会风险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责任保险保险标的保险责任

随着人们的法律意识、索赔意识不断增强，自然人、法人通过投保责任保险的需求不断上升。任何企业、团体或个人在从事各种活动中都不可能完全避免责任事故的发生，一旦发生事故，造成他人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致害人就必须依法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但是，致害人的经济状况决定了其赔偿能力的大小，同时，刑事责任又仅仅是对致害人的一种事后惩罚，对受害人无法在经济上进行赔偿，若只把致害人投入监狱，对受害人而言也无济于事。这些都是外来突发的损失，急需有商业的责任保险产品来补偿此处的损失，有保险人承担起民事损害责任风险，则可以可靠地保障受害人的经济利益，有效地维持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连续和稳定。因此，如果没有责任保险，受害人能否获得经济赔偿，并无确切保证，从而极易激化矛盾，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定。从以上可以看出，无论对于法源还是实际生活，商业性的责任保险都有着切实的市场需求和积极的保障作用。

一、责任保险的概念和分类

（一）责任保险的概念

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是投保人与保险人建立的一种保险关系。保险关系是指根据法律的规定或当事人双方的约定，一方承担支付保险费的义务，而对方则承担其因意外事故出现所致损失的经济补偿或给付义务的一种法律关系。所谓“责任保险者，谓责任保险人于被保险人对于第三人，依法应负赔偿责任，而受赔偿之请求时，负赔偿责任之保险也。”“凡公司，企业或个人，在从事各项业务经营和日常生活中，由于疏忽，过失等行为造成他人的损害，根据法律应对受害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都可以由负有赔偿责任的人，投保有关的责任保险。”保险公司的责任范围主要有两项：（1）被保险人依法对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即法律责任；（2）因赔偿纠纷引起的诉讼、律师费用，及其他事先经保险公司同意支付的费用。

（二）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

“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是被保险人依法应当承担的对他人的民事改善人民生活责任”即损害赔偿责任，但是，民事责任多种多样，并非所有的损害赔偿责任均为责任保险的标的。责任保险转嫁的是责任风险，而风险的一般含义是损失的不确定性或可能性，因此可以说责任风险是指与责任有关或由责任引起的损失的不确定性或可能性。“责任保险一方须被保险人对于第三人依法应付赔偿之责任，他方又须被保险人受赔偿之请求，二者缺一不可；而一般财产保险则较单纯，一般是财物之毁损灭失。”责任保险承保的责任为民事责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用经济价值来衡量，一般限于法定责任即法律直接规定应由行为人承担的包括过失责任在内之侵权责任。

（三）责任保险的分类

依据不同的标准，责任保险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以责任保险承保的范围和对象划分，可以分为企业责任保险、职业责任保险和个人责任保险；以发生效力的方式划分，可以分为自愿责任保险和强制责任保险；以责任保险承保的险别划分，可以分为产品责任保险、公众责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供电责任保险、汽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目前，我国责任保险业务主要集中在车辆第三者责任心、工程第三者责任险、雇主责任险、公众责任险、产品责任险等少数险种上。随着社会的发展，职业责任险在部分地区虽已开办，但还没有形成规模。

二、责任保险发展现状

（一）国际上责任险的发展现状

责任保险是随着科学进步、社会发展，特别是法律制度的逐步健全而发展起来的。它最早开始于19世纪的欧美国家，由于近代工业革命使社会进入机器工业的时代，这在极大提高社会生产率的同时，也使得各种各样的工业事故后果越来越严重。但是社会上层建筑的变化相对经济基础的发展而言，一般是滞后的。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也没有一次性完成法制化建设，随着古典自由主义思想逐步衰落，法制社会的思想逐步建立。相应的，在责任保险发展的最初几十年，并没有得到飞速的发展。直至20世纪中叶以后，在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逐步完善法制社会建设以后，责任保险才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虽然责任保险发展的时间相对其它保险而言非常短，但是目前已经成为具有相当规模和影响力的保险险种。有关资料显示，美国的责任保险市场自20世纪后期即占整个非寿险业务的45%-50%，在欧洲国家则占30%左右。

（二）我国责任险的发展现状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恢复了国内保险业务，责任险业务也随之起步和发展起来。1984年，人保武汉分公司出具了国内第一张独立的责任保险单，开创了国内单独的责任保险先河。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责任险业务在国内得到了逐步的建立和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责任险发展不很理想。2004年，我国责任保险业务的保费收入（不含附加在其他险种上的责任险）为30多亿元，占财产保险业务的4％左右，相对国际平均水平10％有很大差距。而在发达国家，责任保险一般都占财产保险的20％以上，有的高达40％，责任保险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我国责任保险与国际平均水平相差悬殊。我国每年侵权案件共计470多万件，涉案金额5900多亿元，而这些风险和涉案金额大多属于责任险承保的范围。然而，潜力巨大的市场目前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市场需求。以责任险的主要险种公众责任险为例，国内保险公司在90年代中期为了配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实施，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减轻商家和业主的经营压力而推出了该险种。1995年国务院颁布的《公共娱乐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明确规定：“重要企业、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和大型商场、游乐园、宾投保作了明确的规定，保险公司也适时地对公众责任险进行了推销。但这一险种的发展却很不理想。据《中国消费者报》记者对一些有影响的大型商场和娱乐场所的调查分析，除极个别单位投保了公众责任险外，90%以上的经营者只对投保企业财产险感兴趣，而对公众责任险却讳莫如深。2004年2月5日，北京密云密虹公园元宵灯会因一游人在公园桥上跌倒，引起身后游人拥挤，造成踩死、挤伤游人的特大恶性事故，死亡37人，受伤15人。在这场骤降的惨剧中，具备风险转移职能的商业保险并没有发挥应用的作用。因为，主办者密虹公园并未购买任何一种公共场所责任保险。这不仅反映了灯会组织者保险意识的明显缺位，也反映了我国保险法制体系的不健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经济实体和民事活动急剧增加，责任保险因可覆盖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使其拥有广阔无限的市场前景。我国《保险法》第50条、51条、92条从法律层面给责任保险提供了框架，但还不够充分，责任保险法律体系仍处于建设中。

三、责任保险的主要内容

（一）责任保险模式

从目前发达国家的责任保险模式看，主要有强制性保险和非强制保险。对于有些险种应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如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以及环境责任保险等。强制责任保险的出现主要是为了适应严格责任制度的出现以及某些严重的社会责任的发展的需要。强制责任保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保险。商业保险又叫普通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基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行为。”强制责任保险是国家法定保险，带有社会保险的性质，虽然在功能上类似于社会保险，但是却又不是社会保险。“社会保险指国家基于社会安全政策，以法律规定强制实施之保险。”“社会保险是通过税收或者缴费建立社会保险公共基金和个人帐户，用以帮助公民克服社会风险的社会保障制度之一。”强制责任保险正是“利用了社会保险的本质功能。”“它是国家为了达到贯彻保险政策、推行社会公众的法律保障目的，而借用了社会保险的强制属性，要求保险公司直接经营与自愿保险相对的商业保险业务。因此，它是除了社会保险以外依照法律规定必须参加的保险。”适度推行强制责任保险的政策措施，是加速责任保险市场化的重要途径

(二)保险人的责任范围

责任保险的主要特征具体体现为：保险人承担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责任保险的标的为一定范围内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责任保险不能及于被保险人的人身或财产，责任保险合同是为第三人的利益而订立的；保险金额以合同约定的最高限额为限，如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最高赔偿限额为1000万，其他责任险赔偿限额由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根据责任风险大小及实际需要协商确定累计赔偿限额、每次赔偿限额；被保险人因给第三人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保。根据我国的民事责任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被保险人依法应对第三者负赔偿责任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被保险人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所应承担的对第三人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

2、因民事损害赔偿纠纷所引起的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及其他事先经保险人同意支付的费用（如损害估价费、鉴定费等）

3、其他事先经保险人同意支付的费用。责任保险的保险人，其所负责任仅限于民事责任上有关经济赔偿责任，不承担加害人的其他法律责任，如刑事责任，行政责任。

（三）除外责任

不同的责任保险合同所规定的除外责任不尽相同，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绝对责任免除，即保险人不能承保的风险，如故意行为，依据法律的解释，故意行为是指明知会发生某种不利后果而希望或放任这种后果发生的一种心理状态；战争、敌对行为、军事行为等引起的任何损害事故，这类风险责任难以测定，一般造成的损失较大，因此，不为责任保险所承保。二是不能在本保险中承保，但可以在其他保险中承保的风险，如雇员的人身伤亡可以在雇主责任保险中承保，而其他责任险是除外责任。三是增收保险费才能承保的风险，如公众责任保险锅炉爆炸系除外责任，但交纳一定的保费后可以作为附加险承保。归纳各类责任保险合同的除外责任，一般都包括下列事项：

1、战争、敌对行为、军事行为、武装冲突、罢工、骚乱、暴动、盗窃、抢劫。

2、核反应、核辐射及放射性污染。

3、被保险人及其代表的故意行为或非职业行为。

4、政府有关当局的没收、征用。

5、地震、雷击、暴雨、洪水等自然灾害。

6、罚款、罚金或惩罚性赔款。。

7、被保险人所有、控制或管理的财产的损失，以及被保险人的家属、雇员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雇主责任保险除外）。

8、被保险人的契约责任（特别约定的）。

9、其他不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一切损失、费用和责任。

四、完善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建议

责任险的发展与一国法律的发展密切相关。责任保险中所谓的责任，是一种法律的创造，它体现着社会的规范标准，责任保险与法律制度和法制环境息息相关。它具有“责任利益”，即投保人以“其负有责任之故，遂发生一种利害关系，而有保险利益之存在，自可以此为保险标的，订立保险契约。”健全的法律制度是责任保险的基础，尤其是民法和各种专门的民事责任法律和法规。近年来我国已陆续出台了《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道路交通安全法》等关于损害赔偿的民事法律法规，但是，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不够细化，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还没有相关立法，这造成实际生活中许多损害责任认定不清，导致许多责任保险的开展尚不具备必要的法制条件。发展责任保险，必须对有关法律制度进行不断完善。

（一）主要责任险的法律制度完善

国家应当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加快法律制度的建设，不断完善和细化与责任险相关的法律法规，同时对已经不适应时展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整。

1、雇主责任保险。大力发展雇主责任保险，立法是关键，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

（1）建立专门的雇主责任法。劳动法则仅适用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集体企业，而目前大量增加的非公有制企业雇员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造成保险人在经营雇主责任保险时，一般只能以民法为法律基础，以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雇佣合同作为法律依据。

（2）将保险人承保合同责任上升为法律责任。从法律上讲，雇员要求赔偿的权利不是基于雇佣合同产生的，而是基于劳动保护所享有的权利；雇主所承担的责任也不是因其违反雇佣合同所产生的义务；而是因其违反了法律赋予的一切人不得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普遍义务；雇主所侵犯的是雇员的人身权和财产权。

（3）完善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雇佣合同。目前条文不够完善、规范，差异较大，赔偿标准很不统一，因而既不利于雇主责任保险的经营和发展，又不利于保护广大雇员的正当权益。

（4）雇主责任险实行强制投保政策，由于受雇人属于弱势群体，他们的权利遭受侵害后，往往难以获得足够的补偿。

2、公众责任保险。在公众责任保险方面，要重点出台一些有关公共场所的相关规定，比如旅游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和条例，旅馆业、娱乐业等针对旅馆、饭店、娱乐场所的规定等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另一角度对服务或产品提供方的安全义务作了规定，该法第7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由此可见，经营者须对消费者因产品或服务缺陷而遭受的损失负相对过错责任，即不考虑经营者有无主观过错，只要受害人证明产品或服务存在缺陷，且该缺陷导致损害事实，经营者就构成侵权。

3、火灾责任保险。中国的法律制度不够完善，公众的责任保险意识和法律意识薄弱。公安部虽要求“重要企业、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场所和大型商场、宾馆、饭店、影剧院、歌舞厅等公共场所必须参加火灾保险和公众责任保险”。但因为缺乏法律赋予的强制性措施，目前火灾公众责任保险的覆盖面并不广泛。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采取一定的强制性措施，提高火灾公众责任保险的普及程度。当前，制定强制性火灾公众责任保险具有很强的可行性。一般而言，强制性保险的风险损失程度大，与社会公众利益关系密切，通过市场手段推广保险产品难以全面覆盖风险，因此需要一定的行政强制手段促进该类险种的推广。

4、产品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的发展是与相关法律的健全紧密相连的。欧美一些国家和日本都相继制定了独立的产品责任法，我国尚未颁布专门的产品责任法，关于产品的原则性条文在《民法通则》中有所体现。但相比保险发达国家的严格产品责任原则，我国的产品责任法仍不够完善。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1、明确归责原则。不仅承认产品责任不是合同责任，还要明确规定产品责任适用严格责任。2、进一步明确产品概念。《质量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建筑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而日本、美国等国对“产品”的定义则很宽泛，包括一切进入流通领域的物品，不论是加工的还是自然的产物。3.完善产品责任立法。使内容更加系统、完整，条文表述更加清晰。

5、医疗责任保险。我国目前还没有侵权行为法或一部专门性的立法来调整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以《条例》这样一部行政法规来调整完全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显得力不从心。《条例》不应也不能作为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依据，而《民法通则》规定又过于笼统和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为了更好地保护患者方的合法权益，有必要考虑就医患类纠纷专门立法。

（1）在立法体例上由全国人大单独制定一部专门处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法律——《医疗损害赔偿法》，或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处理全部内容在民法典中设专章、专节予以专门规定，就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实体处理和程序作出单独规定以摆脱目前法律适用上的混乱。

（2）在立法内容上，应将医疗损害作为调整对象，明确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医疗过失、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归责原则、举证责任、赔偿标准以及诉讼时效等内容

6、环境侵权责任保险。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依赖于环境法律的健全和监督管理体制的完善。西方国家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美国采用污染者支付费用的原则，而且，政府还可以采取货币赔偿或刑事制裁的方式对污染者处以严厉的惩罚。例如对严重违反环保规定标准的行为，法庭将对违反企业处以每天25000-50000美元的罚款，对个人判处1年或1年以上的监禁，甚至关闭违规企业。的环境法律法规正在建设之中。《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决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依法应当承担责任”。《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个人赔偿损失。”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环保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应从两个方面完善：一是加强污染赔偿方面的法律规定。二是严格执法，对排污者客观上形成压力。

（二）简化诉讼程序

设立专门的小额请求法庭，使小额索赔能够及时、合理得到补偿，为责任保险的迅速理赔处理创造条件，使老百姓更乐于接受和欢迎责任保险，保证公民的权益能够依法得到及时补偿。责任赔偿的纠纷，一般可分为四种：(1)损害重大，且受害人数众多者；(2)损害重大，但受害人数较少者；(3)损害轻微，但受害人数众多者；(4)损害轻微，且受害人数较少者。对于前三种类型的责任赔偿纠纷，或由于损害结果重大，或由于受害者人数较多，常能引起受害人足够的注意去诉请法院依照法定程序予以解决；但对于第四种情形，如果用既有的法定程序去审理，则势必会因为民事诉讼程序的繁琐耗时，造成众多受害人放弃对应得权益的追求，也会对保险公司的理赔处理产生意见。因此，针对大量小额赔偿纠纷案件，有必要建立小额请求法庭，用简单方便、受费较少、时间较短的、应诉、调查、审理、判决的程序和方法，及时有效地处理这种小额纠纷，并很快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

（三）部分行业实行强制保险

在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强制投保的基础上，扩大强制投保责任保险的政策面。实行政府强制与引导相结合的制度。在风险程度大和危害严重的行业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如石油、化工、建筑施工、运动场所等行业。而在其他风险较小的行业，政府则给以积极引导，提出一些有益的行政建议，使企业自愿购买责任保险。

引自王书江主编《中国商法》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09页。

引自蔡荫恩著《商事法概要》三民书局印行中华民国六十年九月出版第403页。

引自王书江主编《中国商法》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42页。

引自强力著《金融法》法律出版社出版1997年10月版第658页。

参见蔡荫恩著《商事法概要》三民书局印行中华民国六十年九月出版第403页。

引自孙积禄著《保险法论》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1997年9月北京第1版第24页。

引自蔡荫恩著《商事法概要》三民书局印行中华民国六十年九月出版第356页。

引自杨燕绥编著《社会保险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4月第1版第16页。

引自毛玉光主编《保险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2003年3月第2次出版第8页。

引自庄昌银著《论我国道路交通事故归责及其责任保险》载中国民商法律网。

参见蔡荫恩著《商事法概要》三民书局印行中华民国六十年九月出版第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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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书江主编：《中国商法》，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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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强力：《金融法》，法律出版社出版，1997年10月版。

4．孙积禄：《保险法论》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1997年9月北京第1版。

5．杨燕绥：《社会保险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4月第1版。

责任保险论文篇3

一 责任保险的观念 责任保险(liability insurance)，是指以被保险人依法应当对第三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为标的而成立的保险合同。我国保险法第49条第2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依照责任保险合同，投保人（被保险人）按照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在被保险人致人损害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时，由保险人按照保险单约定承担给付保险赔偿金的义务。因责任保险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为标的，以填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所受损失为目的，又被称之为第三人保险(third party insurance)或者第三者责任保险(third party liability insurance)。 责任保险为填补损害的财产保险的一种。损害包括现有财产利益的减少（直接损害或积极损害）、财产利益应当增加而没有增加（间接损害）以及因为承担赔偿责任而发生的不利益（消极损害）。被保险人致他人损害，而对他人所受直接损害或间接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若有财产利益的付出而发生经济上的不利益（消极损害），其结果是被保险人的现有财产利益的减少，应当有妥当的途径予以填补。保险制度上所称“填补损害”，不仅具有填补被保险人的财产或利益所受直接损失的含义，而且具有填补被保险人因为承担赔偿责任而受消极损失的意义。因此，被保险人对他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应为保险填补损害的固有内容。“填补损害(indemnity)的含义，不以保护受补偿的人免受第三人索赔而发生的损失为限；即使不存在任何第三人的索赔，它还包括对受补偿的一方遭受的直接损失或损害的赔偿。”填补损害的保险以其承保的风险类型和保险标的的性质，可以分为二种基本类型：第一人保险(first party insurance)和第三人保险(third party insurance)。 第一人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的人身或财产（利益）为保险标的、以意外事故为承保危险的保险。被保险人利用第一人保险的目的，在于保护其自身免受意外事件造成的经济上的不利后果，该意外事件的发生并不考虑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第三人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给付为承保危险的保险。责任保险属于第三人保险的范畴。第一人保险的保险危险，若其发生必将立即造成被保险人的财产或利益的灭失或减损，以致被保险人将失去利用它们的机会；第三人保险所承保的危险，则是被保险人向其他第三人移转某种利益或为给付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第一人保险和第三人保险所承保的危险，有显著的区别。再者，第一人保险的保险标的为被保险人的财产或利益，该财产或利益因意外事故的发生而受到直接的损失；第三人保险的保险标的为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承担的赔偿责任，被保险人因给付赔偿而受利益的消极损失，该损失并不因意外事故的发生而直接发生。责任保险的保障范围，限于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所承担的责任(liability to third persons or parties)，被保险人因有责任保险，可免受承担责任而发生财产上的损失。在这一点上，责任保险与以被保险人自身发生的损害为保障范围的意外保险不同。英国的布鲁斯法官(Bruce J.)在有关雇主责任保险的判例中认为，保险人给付保险单约定的保险金额之基础，是被保险人对其雇员的死亡或所受人身伤害负有责任；被保险人的雇员死亡或所受的人身伤害若因自然原因(natural causes)所致，不发生保险单约定的保险给付，除非雇员的死亡或所受人身伤害因可归责于被保险人的原因所致，被保险人并因此而承担赔偿责任；责任保险单约定的保险给付，不是对于被保险人的雇员的死亡或人身伤害的赔偿，而是对被保险人因索赔而承担赔偿责任的填补；保险给付的发生应当满足两个条件：其一，雇员死亡或受到人身伤害；其二，被保险人对雇员的死亡或人身伤害应当承担赔偿的责任。 责任保险作为填补被保险人的损害之第三人保险，不得将其填补损害的功能作绝对的理解：被保险人在实际赔偿受害人前无损害发生，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早期的责任保险，确实以填补被保险人向受害人给付赔偿金所发生的实际损失为目的。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责任保险制度的完善，责任保险开始扩大其承保范围，将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及其受雇人视同被保险人予以承保，将受害人列为第三受益人，责任保险逐步 确立起保护受害人的立场，责任保险所填补的损害为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而非因赔偿责任的承担所受到的损失。 二 责任保险的存在价值 责任保险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客观现实。责任保险有助于消除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上的损失危险而具有利用价值，但其还有一个主要的益处，即责任保险可以使被保险人免受因必须抗辩受害人提出的各种形式的索赔而不得不承受的紧张(strain)、不便(inconvenience)和劳顿(harassment)。 民事责任制度要求加害人承担填补受害人损失的赔偿责任。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急剧变化的时代，民事责任制度也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特别是在侵权责任领域，无过失责任有日益扩大其范围的趋势，过错推定责任具有了比以往更有意义的普及，损害赔偿的程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实现损害赔偿社会化以保障受害人利益的呼声日渐高涨，必须寻求妥当的途径迎合侵权责任制度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再者，民事责任以其发生原因可以类型化为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但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专业化的发展，在诸多的领域使得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界限发生重合，以致在相当程度上不得不利用责任竞合(concurrent liabilities)来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当可以选择利用更有利于受害人的侵权责任制度或者违约责任制度时，加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可能性迅速膨胀，对其民事责任承担的估计出现难以预料的局面，促使加害人不得不寻找可以转化其民事赔偿责任的方法或途径。以分散危险和消化损失为目的的保险制度，能够满足民事责任制度急剧变化而出现的分散责任的社会需求。 十九世纪以来，意外事故有增无减，完全由加害人个人承担意外事故的损害，往往难以负担。责任保险自十九世纪产生以来，已经逐步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以至于成为人们从事经营活动以及个人行为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特别是，在加害人不能负担损害赔偿责任时，受害人的赔偿利益不能通过民事责任制度实现。责任保险具有分散责任的功效，将集中于一个人或一个企业的致人损害的责任分散于社会大众，做到损害赔偿社会化，实际上增强了加害人赔偿损害的能力，可以有效避免受害人不能获得实际赔偿的民事责任制度上的“尴尬”。责任保险以收取廉价的保险费而不过分加重个人或企业财务负担的形式，使得受害人获得补偿，将损失分散于社会，消化于无形，对双方当事人、对整个社会都是非常有利的。责任保险实际上强化了侵权责任的赔偿功能。事实上，在工业化国家，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已经不再是赔偿人身损害的主要资金来源(source)，甚至一定程度上对受害人的赔偿起着次要的作用，对于因为工业事故而造成的雇员的损害赔偿，尤为如此。例如，美国1960年因补偿受害人的人身损害所付出的赔偿费用，侵权责任赔偿仅占7.9%，个人责任保险提供的赔偿占36.5%，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提供的补偿占18.1%，再加上其他诸如劳工损害、社会公共卫生福利等的补偿，整个社会保障的补偿体制共承担着50.6%；1967年，美国因交通事故而对受害人支付的损害赔偿额，侵权责任赔偿仅占32%，私营保险提供的赔偿占39%，社会保障提供的补偿占29%。因此，责任保险的存在，可以提高加害人填补受害人损失而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有助于受害人的赔偿利益的满足，具有安定社会秩序的功能，符合社会公益。 有责任保险的存在，民事责任制度具有积极改进的实践基础。民事责任制度正向有利于受害人的方向发展，其结果势必加重加害人承担责任的负担，若没有责任保险的存在，加害人承担过重的民事责任，对于个人资源的有效利用、社会资源的增长均会产生重大影响，以至于人们担心承担民事责任而不愿意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进行生产。若有责任保险可资利用，加害人在其民事责任加重的同时，可以利用责任保险而分散其责任，使得加害人不致因为负担较重的民事赔偿责任而受影响。因此，责任保险为民事责任制度的发展变化创造了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事责任制度可以借助于责任保险分散加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的风险的机能，采取更为积极的步骤朝着有利于救济受害人的方向发展。 但是，应当充分地认识到，责任保险并非推动民事责任制度改进的原动力，仅仅为民事责任制度的改进创造了一些积极的条件。民事责任制度的改进有其自身的内在动因，更有 其他分散赔偿责任的方法可资利用。因此，王泽鉴先生认为，损害赔偿归责原则的改进，固然应当考虑有无责任保险可供利用，但这并不表示必须以责任保险的存在为前提；即使尚无责任保险，加害人还有分散损害的其他方法可以利用，同时，责任保险也会应运而生。 责任保险的利用，使致人损害而负有责任的被保险人享受到了第三人索赔的诉讼程序上的诸多便利。首先，责任保险对法院作出有利于受害人的判决会产生相当的影响，加害人是否投保有责任保险，成为影响法院判决赔偿受害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迫于法院不利判决的压力，大量的以被保险人为被告的索赔案件以法院外的和解结案，特别是索赔金额不大的诉讼，保险公司更愿意采用和解方式终止诉讼的进行。[12]其次，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承担的责任不会漠不关心，因被保险人所承担的责任直接关系到保险人承担之保险责任，因此，若有第三人对被保险人提出索赔，保险人依照责任保险单约定的抗辩与和解的控制条款，必将积极参加对第三人的索赔的抗辩，可以使得被保险人免受抗辩索赔的劳苦。保险人参与第三人对被保险人的索赔诉讼，并相应承担了索赔抗辩的诉讼费用。最后，现代责任保险的发展，已经将抗辩第三人的索赔之责任交给了责任保险人，而使其负有为被保险人的利益进行索赔抗辩的义务。[13]受害人提出的索赔若有一项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保险人必须承担抗辩的义务。[14]在此体制下，被保险人在抗辩第三人的索赔方面，享受到了免受诉讼拖累的利益。而且，愈来愈多的立法对受害人直接起诉责任保险人的权利予以充分肯定，例如汽车责任保险的第三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权，这又使得致人损害而负有责任的被保险人几乎置身于索赔诉讼之外。 三 责任保险与民事责任制度的目的 责任保险，不仅可以保障被保险人免受因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所受利益丧失或者损害，实现被保险人自身损害的填补，而且可以保护被保险人的致害行为的直接受害人，使受害人可以获得及时赔偿。因此，责任保险一定程度上保障加害人和受害人的利益，从而具有特殊的安定社会的效能。[15]民事责任对加害人具有道德评价作用，但该作用应当服从于对受害人的赔偿的充分、有效的客观需求；若加害人没有客观的手段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民事责任的道德评价也将失去其意义。这就是说，民事责任的首要功能或基本目的在于填补受害人的损害。依照现代的赔偿责任理论，立法者或法院在决定何人应当负担侵权责任时，政策上所考虑的，不是加害人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否可资非难，而是他是否能够依市场上的价格机能和责任保险制度，将损失分散给社会大众，由大家共同承担。[16]凡能够提升民事责任的填补损害功能的任何设计，均应当得到充分的肯定。责任保险的基础意义在于，加强被保险人的赔偿能力，有助于因被保险人而受害的第三人提起赔偿诉讼，并能通过胜诉而取得切实赔偿。[17]所以，责任保险使得加害人具备了较佳的分散损害的能力，有助于实现民事责任制度的基本目的。 人们在肯定责任保险具有填补受害人的损害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认为责任保险具有消弱民事责任制度的惩戒和教育等社会作用，促使民事责任的功能发生变化。责任保险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侵权行为法的社会作用，使法院在决定某些侵权行为责任的根据时，常常考虑的不是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而是行为人有无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能否将损失通过保险和损失分担制度而转嫁给公众，从而使侵权责任所具有的惩罚、教育不法行为人等职能的存在受到了威胁。”[18]“损害赔偿判决的第一目的在于补偿受害人所受的损失，以便尽可能地使之恢复到侵权行为人实施侵权行为前的状态。然而损害赔偿还有另一个目的：通过使侵权行为人根据损害赔偿的判决而承担责任，法院力图遏制其他人犯类似的侵权过错。责任保险消弱了损害赔偿的第二个目的，同时又附带地保证了第一个目的更为经常地实现。”[19]责任保险的出现，进一步消弱了无过错责任对侵权责任所包含的道德评价和对不法行为具有的遏制作用，若加害人的赔偿责任由保险公司承担，行为结果对加害人而言，仅仅意味着增加一点保险费的支出；[20]加害人因支付保险费而转嫁其民事赔偿责任，实际上并不负赔偿责任，使得民事责任制度名存实亡，责任保险促使个人责任走向没落。[21]总之，社会保障和保险的出现，使得人们承担的致人损害的责任消失了。[22] 对责任保险所存在的上述忧虑，实际为对责任保险的不信任，似乎责任保险可能助长 被保险人淡化对社会的责任感，以致引发更多的危险或损害。对任何事物的分析，均应当一分为二，不能仅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特别是，任何法律制度的设计，不可能具有十全十美的功能，均会存在制度上的缺陷，甚至有些缺陷，是任何法律制度均无法避免的。例如，现行的任何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彻底遏制不法行为的发生。民事责任制度对于不法行为的道德评价作用以及遏制作用，仅具有相对的意义，且其本身就有相当的局限性。“侵权责任对于防止损害的发生并不特别有效。因为只有在造成损害后才会有赔偿的发生，逃避侵权责任的过失(negligence)的案件大量存在。再者，损害赔偿与过失的程度并不具有等比例的关系，而是根据应当补偿的受害人的损失计算的。……甚至还有一个缺陷，大量的不法行为人生活在一种绝对不可能实际赔偿受害人的状态。”[23]民事责任制度所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不能寄希望于责任保险，何必对责任保险又有所责难呢？ 事实经验证明，责任保险不会助长反社会的行为，行为人因为投保有责任保险而故意降低其注意程度，以致造成损害的事故，实际并不常见。在现实生活中，基本的生活准则以及其他约束人们行为的各种机制（包括法律制度），促使人们为行为时应当有所注意，有意降低注意程度而造成他人损害，不仅会受到来自伦理道德的评价，而且会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例如，瑞典的法律规定，汽车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必须尽高度的谨慎注意义务，并且受强制责任保险的保护，汽车所有人或使用人仅在其造成的损害超过保险单约定的赔偿额或者允许代位求偿的情形下，才有赔偿受害人之损害的责任，实际上等于废除了侵权责任；但没有任何理由得以证实：汽车责任保险的存在导致交通事故的数量增多(swell the number of automobile accidents)。而且，还有诸多的因素得以促使被保险人避免损害事故的发生：交通事故会造成汽车所有人或使用人本人的伤害；各种各样的刑事或行政制裁措施以及安全措施；以差别保险费率促使遵守注意义务的机制等。[24]汽车责任保险的主要好处在于，它使得汽车驾驶人和所有人承担着财务上的责任，就阻止危险的驾驶(dangerous driving)而言，侵权责任保险的效果尚不十分清楚，但它可以阻止不良驾驶(bad driving)，因为有不良驾驶记录的汽车驾驶人获得保险保障是较为困难和昂贵的。若驾驶人的记录不良足以使其成为制造危险的人，则表明其要付出较高的保险费。[25]因此，没有理由对责任保险持敌对的怀疑态度，而认为责任保险可能会助长被保险人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之发生。有学者认为，行为人不会仅因为投保有责任保险而故意降低其注意程度，以致造成损害事故；行为人故意降低注意程度造成损害，因涉及有利害关系而不能这样做；若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加害者自己要承担灾祸，而且还要受刑事或行政上的制裁。加害人利用责任保险逃避民事责任的企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例如保险公司可以提高保险费率，或者依照法律或约定对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加害人行使求偿权等。[26] 四、责任保险与民事责任的互动 责任保险制度的存在和发展，对侵权责任的承担或多或少有一定的促动作用，但不能夸大责任保险对侵权责任制度的冲击。责任保险制度出现后，企业对特定损害承担过错推定责任或无过失责任，可以通过责任保险的方法而分散其加害责任，但责任保险为民事责任制度的扩张究竟有何基础意义？有学者认为，无过失责任的发展是与责任保险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责任保险制度成功地减轻并分散了加害人的负担，为无过失责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27]责任保险与民事赔偿责任之间具有互动作用，责任保险提供了无过失责任制度之实际基础，而无过失责任适用范围的扩大，更促进责任保险制度的进一步发达。[28] 责任保险对民事责任制度的扩张有促进作用，但并非民事责任制度扩张（如无过失责任的采用）的基础，责任保险的适用并不能必然推动民事责任制度的扩张（如扩大无过失责任的适用范围）。[29]民事责任制度之所以进行扩张，完全是因为社会具有对损害提供救济的实际需要，而既存的民事责任制度不能满足损害赔偿的需求。责任保险只能在民事责任制度已经确立的基础上得以存在和发展。“受害人遭受损害时，自认倒楣，不为请求；或为请求时，欠缺法律上周到的保障，而无法请求或获得实际效果。……责任保险，不仅发展缓慢，亦将不会被重视。”[30]因此，“虽然在一些社会里出 现了医疗责任保险、交通事故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等责任保险，但是对受害人的补偿不可能撇开侵权行为法而单独适用责任保险合同。认定侵权责任之构成、确定实际损害的范围仍然需要借助侵权行为法，而保险合同不过在责任的最终分担（由保险公司负担）方面起到一定作用。”[31]特别是，当民事责任制度的扩张超出保险公司的承受能力时，保险公司会采取拒绝承保某种民事责任的立场，以降低自己的经营风险。例如，本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美国的公众责任保险承保被保险人的环境（公害）责任，而且对环境（公害）责任的承保并没有附加限制；但是，随着环境污染诉讼的急剧增加以及立法例加强了对环境保护的力度，各保险公司开始限制承保与环境污染有关的损害，以至于在所有的公众责任保险单中约定全面的环境污染责任除外条款，发展到七十年代末期，美国仅有两家保险公司继续承保环境责任风险。[32] 民事责任的核心为损害赔偿，民事赔偿的基础为过错责任。但是，随着工业化生产和新发明、新技术的应用，以过错责任解决民事赔偿不能满足受害人的赔偿要求时，立法者和法院开始采用过错推定，对受害人提供赔偿救济。当过错推定不能完全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时，无过错责任相继发生。民事责任制度的逐步扩张，目的无不在于解决受害人的赔偿问题。但是，民事责任在解决赔偿问题方面存在其固有的三大缺陷：（1）加害人无力赔偿时，受害人无法取得赔偿；（2）加害人恶意拒绝赔偿而隐匿财产，受害人无法取得赔偿；（3）赔偿的主体为加害人，而加害人作为社会的个体，赔偿能力有限；对于巨额赔偿，难以承受，若为承受，加害人的生存基础将发生巨大变化，以至于影响加害人的生存，并影响社会生活的稳定。因此，有学者认为，侵权责任尽管已经有所扩张，但其不可能在所有的场合都能满足受害人的赔偿要求，其主要的障碍在于侵权法不能确保受害人能够得到切实的赔偿金支付：当致害人没有支付能力或其恶意拒绝支付赔偿，受害人不能取得赔偿，且受害人还须承担进行索赔诉讼的费用风险；现代工业生产和发明的利用，所造成的损害数额极为巨大，例如因为核能的利用造成的损害，加害人往往难以承受巨额赔偿。[33]对于上述民事责任制度所不能解决的赔偿问题，责任保险可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弥补民事赔偿的机能之不足。“社会已前进到了保险被普遍利用的一个发展阶段。保险应当被作为一个妥当的手段，以之解决先前通过扩张侵权责任的方式所希望解决的问题。”[34] 需要说明的是，责任保险对于民事赔偿责任的分担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是，责任保险不可能替代民事责任制度，对受害人提供全面、有效的赔偿。 首先，责任保险的赔偿不能够取代侵权损害赔偿，保险公司对受害人的给付仅以保险单约定的保险金额或赔偿限额为限，加害人对其造成的受害人的超过保险金额的损害，应当自行承担填补损害的责任。在责任保险市场，保险公司以盈利为目的，不可能承担起填补加害人致人损害的全部赔偿责任。而且，保险公司因为民事责任的急剧扩张而面临巨额赔偿的压力，会采取限制责任范围的有效步骤，以降低自己的风险。例如，公众责任保险承保被保险人因为营业而造成第三人损害的赔偿责任，但随着环境事故的增加、具有溯及效力的严格责任(retrospective strict liability)的采用，因环境责任而索赔的事件大量增加，公众责任保险开始限制其承保范围，逐步将环境责任作为除外责任加以约定。[35] 再者，责任保险以被保险人对受害人的赔偿责任的存在为基础，被保险人对受害人的赔偿责任未能依照民事责任制度确立的归责原则加以确定，依照民事责任制度，被保险人对受害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人自不应当负担受害人的损失。责任保险的任何变化，以民事责任制度本身的变化为基础，而且落后于民事责任制度的变化；若民事责任制度本身不发生变化，责任保险对民事责任制度的变化将不产生影响。 最后，责任保险对民事责任所具有的道德评价与对不法行为的惩戒作用，并不构成实质的消弱。被保险人若依赖于保险人的赔偿，其在法律上首先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在道德上对受害人承担填补损害的永久责任；对其故意造成的受害人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填补的责任而需要被保险人自己承担；对超出保险金额的损害，被保险人亦须自行承担。而且，对于民事责任制度扩张后的赔偿责任，保险人会依照其经营需要而将之作为责任保险的除外责任对待，以至于通过另收保险费而开展 专门的责任保险业务，这样，被保险人有多付出保险费的负担。例如，环境（公害）责任起初属于公众责任保险的保障范围，但现今被保险人必须购买环境责任保险，分散其污染环境而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否则，被保险人应当自己承担环境赔偿责任。总之，民事责任制度仍然以其规范机能发挥着其应有的道德评价和对不法行为的惩戒作用。 Policyholders Protection Board v. Official Receiver, [1976] 1 W.L.R.452. Marc A. Franklin, Injuries and Remedies: Cases and Materials on Tort Law and Alternatives, 2nd ed., The Foundation Press, 1979, p.708. W.I.B. Enright, Professional Indemnity Insurance Law, Sweet & Maxwell, 1996, p.77. 参见苏文斌：《意外保险》，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96页。 Lancashire Ins. Co. v. Inland Revenue Commissioners, [1889] 1 Q.B.358. Jay F. Christ, Fundamental Business Law, American Technology Society, 1944, p.276. John G. Flem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w of Torts, Clarendon Press•Oxford, 1968, p.9. Se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parative Law, Vol. XI, Torts, 1983, pp.5-6.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parative Law, Vol. XI, Torts, 1983, p.5. 责任保险不承保被保险人因为故意而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但是，责任保险确实具有满足受害人的赔偿利益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若结合责任保险制度和侵权责任制度而将之作为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之有效手段，不失为一种可行的简单方法，因故意而发生的侵权责任亦可纳入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See Jan Hellner, Tort Liability and Liability Insurance, Scandinavian Studies In Law, 1962, Volume 6, p.161. 王泽鉴：《侵权行为法之危机及其发展趋势》，《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二册》。 [12]John G. Flem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w of Torts, Clarendon Press•Oxford, 1968, p.16. [13]关于责任保险人的抗辩义务，祥见后述之“责任保险人的抗辩义务”。 [14]Marc A. Franklin, Injuries and Remedies: Cases and Materials on Tort Law and Alternatives, 2nd ed., The Foundation Press, 1979, p.740. [15]吴荣清：《财产保险概要》，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225页。 [16]王泽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之侵权责任：比较法的分析》，《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六册》。 [17]Kenneth Cannar, Essential Cases in Insurance Law, Woodhead-Faulkner, 1985, p.98. [18]王利明主编：《民法•侵权行为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9]转引自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438页。 [20]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438页。 [21]王泽鉴：《侵权行为法之危机及其发展趋势》，《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二册》。 [22]参见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440页。 [23]Ivar Strahl, Tort Liability and Insurance, Scandinavian Studies In Law, 1959, Volume 3, p.212. [24]Ivar Strahl, Tort Liability and Insurance, Scandinavian Studies In Law, 1959, Volume 3, pp.212-213. [25]Robert E. Keeton & Jeffery O’Connell, Basic Protection - A Proposal for Improving Automobile Claims Systems, Harvard Law Review, Vol.78, 1964, p.340. [26]王泽鉴：《侵权行为法之危机及其发展趋势》，《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二册》。 [27]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5页。 [28]何孝元：《损害赔偿之研究》，1968年版，第8页。 [29]我国的责任保险制度并不发达，但无过失责任的适用在世界范围内却是领先的。责任保险在填补受害人的损害方面，仍然远远滞后于我国的民事责任制度。 [30]吴荣清：《财产保险概要》，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223页。 [31]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32]Nick Lockett, Environmental Insurance Liability, Cameron May, 1996, pp.74-75. [33]See Ivar Strahl, Tort Liability and Insurance, Scandinavian Studies In Law, 1959, Volume 3, p.210. [34]Ivar Strahl, Tort Liability and Insurance, Scandinavian Studies In Law, 1959, Volume 3, p.213. [35]Nick Lockett, Environmental Insurance Liability, Cameron May, 1996, pp.12,14.

责任保险论文篇4

论文摘要：在海上污染及安全事故的损害补偿中，海上强制责任保险以其所具有的经济上的合理性、社会公益目的性以及法律上的正当性，成为众多国际海事公约和国内海事立法的普遍选择。当然它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局限性，需要得到财务担保、直接索赔以及自愿保险的弥补和矫正。

海上强制责任保险是指对海上的环境污染以及旅客伤亡等损害赔偿责任进行强制保险的一种保险制度。它是一种新型的法律制度，在国际上最早是在《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以下简称《油污民事责任公约》）中首先被确立的。目前海上强制责任保险主要包括油污强制责任险和旅客强制责任险两种类型，其中海上油污强制责任险作为解决海上污染事故损害赔偿的必备手段，已成为众多海事国际公约和各国国内立法的普遍规定。

同侵权损害赔偿、其他保险赔偿等一样，海上强制责任保险也是损害赔偿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它之所以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是其具有其他损害赔偿方式所不具备的经济合理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结果。而在这个本来践行私法自治原则的领域中，立法之所以利用公权力的介入使其强制化，也正是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当然，公权力的介入以及海上责任保险的强制化必须要接受法律正当性的检验，否则就可能因涉嫌侵害私权利而失去其正当性和合理性。而且，海上强制责任保险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制度，它也有缺陷和不足，需要进行补正和完善。

一、海上强制责任保险的经济合理性解析

除海上强制责任保险外，在法律上还有其他损害赔偿方式，例如对海上事故责任人的侵权损害赔偿，取消船舶所有人的责任限制或者提高其责任限额，要求受害人投保财产险或意外伤害险等。但无论是与其他方式相比较，还是就其制度本身而言，海上强制责任保险制度都具有无可比拟的经济合理性。

（一）强制责任保险具有其它方式所不具备的经济合理性

1．与其它方式相比较，强制责任保险更有利于受害人获得充分、及时的经济补偿。首先，就海上事故责任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而言，由于海上事故尤其是污染等事故通常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并且通常会超出多数船舶所有人的承受能力并使其陷于破产清算的境地，因此单纯的侵权损害赔偿方式并不能使受害人得到足够、及时的补偿。而且，这种方法对船舶所有人而言也是最不利的。其次，就取消船舶所有人的责任限制或者提高其责任限额而言，由于取消责任限制的条件在现在看来还不具备，而责任限额的提高不仅是有限度的，还受制于各个船舶所有人的经济实力，因此这种方法对受害人来说并不具有明显的优势。这种方法对船舶所有人而言同样也是不利的。与此相反，保险人的经济实力及其特有的基金积聚和风险分散机制使得他的经济补偿能力通常要好于一般的船舶所有人，因此通过责任保险制度由保险人在保险范围内承担对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将更有助于受害人获得充分补偿。而且由于保险的索赔与理赔程序要比一般的损害赔偿诉讼程序简单一些，因此可以给受害人节省时间、降低成本，其经济意义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强制保险的经济合理性要好于侵权损害赔偿以及提高船舶所有人责任限额的方式。

2．与强制受害人投保财产险或意外伤害保险相比，强制船舶所有人投保责任险更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就强制保险而言，存在着强制受害人投保财产险或意外伤害保险以及强制船舶所有人投保责任险两种方案。由于船舶所有人的经济实力通常要好于一般的受害人，因此强制船舶所有人投保责任险要比强制受害人投保财产险或意外伤害险更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虽然强制投保会使船舶所有人增加额外的支出，但是作为潜在的海上污染和人身伤亡事故的责任人，该部分保费应该是海运企业风险预备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发生事故后其巨额的赔偿费用就可以由保险人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这对船舶所有人而言当然是有利的。由此可见，强制船舶所有人投保责任险最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

（二）强制责任保险本身的内涵与功能所体现出的经济合理性

由上可见，海上强制责任保险的确具有其他方式所无可比拟的经济合理性。但是该制度设计是否会违背经济规律、违背其作为责任保险制度的内涵和功能呢？答案是否定的，海上强制责任保险不仅不违背其内在经济规律，而且正是基于责任保险本身的目的宗旨和功能而产生的。首先，责任保险作为一种保险制度，具有强大的损害移转、分散和损害补偿的功能。通过责任保险，一方面，船舶所有人的责任风险被转移到众多的投保人身上，从而使船舶所有人不致因巨额的经济赔偿而陷于经济困境或破产；另一方面，受害人的损失也获得了补偿，可以继续自己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其次，责任保险作为第三人保险，天然具有保护受害第三人的内涵。因为，如果没有第三人的存在，就没有被保险人的损害赔偿责任，而没有被保险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也就不存在责任保险了，所以说责任保险天然具有为受害第三人利益的目的。此外，船东参加责任保险的目的，从直接上看是为了弥补自己因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遭受的损失，但在间接上，仍是为了给受害人提供充分的补偿；责任保险人所支付的保险金，表面上是弥补被保险人因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赔偿给受害人的损失，但最终仍然支付给了受害人。[1]由此可见，责任保险的损害分散与损失补偿功能既符合海上损害分散和弥补的需要，又符合保护受害人的需要。

虽然如此，但在船舶所有人未取得责任保险的情况下，责任保险制度仍无法发挥上述功能。因此，责任保险的强制化，便成为海上损害分散、转移以及受害人获得及时、充分经济补偿的必然选择。

二、海上强制责任保险的社会公益性解析

（一）海上强制责任保险具有保护受害人利益的直接目的和功能

海上强制责任保险立法的目的，在于确保侵权人承担起对海上污染以及旅客人身伤亡等所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从而实现对受害人的迅速、方便和充分补偿。海上强制责任保险之所以以保护受害人利益为其直接目的，是与保护弱者的现代法理念分不开的。现代社会进步的一大标志，是对人的关怀和重视，强调对弱者的保护已经深入人心。在海上责任事故中受害的当事人，无论是旅客还是沿岸的渔业捕捞者、养殖者，其在社会地位、经济实力以及专业技能等方面，与海上运输经营者相比都处于弱者的地位。因此，通过海上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向受害人提供更有效的保护，符合这一积极的社会理念和价值追求。

海上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不仅在立法理念上贯彻了保护受害人的目的，在制度设计上更是通过强制保险和直接索赔的结合，来实现对受害第三人的及时、充分补偿。由于海上油污、客船沉没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船东所要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常常十分的惊人，一次事故就足以使船主破产倒闭，而船主的破产又意味着受害人将无法得到足够补偿，这往往使得受害人陷于经济困境而无法自拔。而通过强制保险制度，要求船东必须投保责任险或提供其它财务证明，就可以借助保险人的力量确保船东具有足够的经济赔偿能力。当然，仅有强制保险是不够的，因为在船东无力或拒绝赔偿时，保险人会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或其他条款拒绝承担保险补偿责任，这样强制保险对受害人来说就形同虚设。于是，立法又确立了直接索赔制度，赋予受害第三人直接请求责任保险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权利。这样，通过强制保险和直接索赔制度，受害人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其生活与生产可以得到迅速恢复，这对受害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二）海上强制责任保险可以间接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由于海上强制责任保险以保护受害人利益为目的，而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而成为责任保险的保障对象，因而海上强制责任保险足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发展和人类的共同安危。同时，由于受害人可以从责任保险人那里得到较为充分的经济补偿，因而船舶所有人因向受害人承担巨额经济赔偿而陷于经济困境的情形通常不会发生，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因为船舶所有人破产、清算而造成大规模失业和社会混乱的情形，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

除此之外，海上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障海上运输安全、维护海洋生态平衡的作用。首先，由于污染等事件产生的巨大损害，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的机率直接影响到商业保险人的切身利益，因此那些信誉好的、设备先进、管理科学的船东就会更容易获得保险，相反那些信誉不好、设备陈旧、管理不规范的船东会因为无法取得保险而得不到营运资格，或者因为保费的提高等原因无法实现其盈利目的，从而不得不退出海上运输，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海上运输企业的优胜劣汰，从而有利于海上运输的安全、健康和稳定发展。其次，由于海上运输企业的优胜劣汰使得那些容易发生事故的船东们退出了海上运输行业，而那些获得保险的人又必须尽到合理注意、防灾减损的义务，因此海上航行的安全性大大增强了，这样在海上航行的人员的安全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而污染事故、旅客遇难事故的减少，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保护人类生命与财产安全、维护海洋生态平衡、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功效。

由此可见，海上强制责任保险使得它的当事人担负起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促进社会的安全运转和有序发展的作用。海上强制责任保险已经成为一种极具效果的“社会剂”，具有显而易见的社会公益目的性。

三、海上强制责任保险的法律正当性解析

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强制当事人缔结保险合同，既是向当事人强加义务，又是对当事人自由与财产的限制与剥夺，因此强制保险除具有经济合理性及社会公益目的外，还必须具备法律上的正当性。通常情况下，这主要是指它是否符合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的要求。由于目前我国仅建立了油污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本文即以油污强制责任保险为例进行分析。

（一）法律保留原则与海上强制责任保险

所谓法律保留原则，是指除非依据法律明文规定，否则人们的自由和财产不得被无故剥夺。我国立法也承认并规定了法律保留原则，《宪法》第62条、第67条分别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和修改法律的权限，《立法法》第8条则明确规定了10项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项。[2]

在海上责任保险中，对海上油污责任的强制保险一般都是通过国内立法或国际公约确定的。例如，国际公约方面，《1969/1992年油污民事责任公约》第7条第8项规定了海上油污责任的强制保险制度；在国内法方面，英国通过其《1995年商船航运法》第163条、美国通过其《1990年油污法》第1016条、俄罗斯通过其《1999年联邦商船航运法》第18章第323条，分别确立了海上油污责任的强制保险制度。在我国，对海上油污责任的强制保险主要是基于《1992年油污民事责任公约》的规定，自然也符合这一原则。由此可见，对海上油污责任的强制保险符合法律保留原则。

不过，法律保留原则并不是绝对的，属于法律保留的许多事项都可以授权行政机关进行立法。我国同样如此，从我国《立法法》第9条以及《保险法》第11条的规定来看，也完全可以采用行政法规的方式来规范强制保险制度。因此，即使我国将来以行政立法的形式来确立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也不会构成对此项原则的根本违背。

（二）比例原则与海上强制责任保险

法律保留原则主要是在形式上验证海上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正当性，但除法律保留原则外，对海上油污责任有无采取强制保险的必要，还应该以比例原则进行实质上的检验。

同法律保留原则一样，比例原则也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比例原则在西方国家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被誉为“皇冠原则”，它主要用来检验公权力介入私权力、公益凌驾于私益之正当性。[3]由于海上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是基于维护社会公益目的而强制当事人投保责任保险的，因此运用该原则来检验其实质上的正当性是非常合适的。

通常认为，比例原则有三项子原则，即妥当性、必要性及狭义比例原则：（1）妥当性原则。所谓妥当性原则，是指限制人民自由权利的措施必须能达成法律规定的目的，如果立法者所确定的限制措施根本无法达到立法的目的，那么该项立法就欠缺妥当性。实践证明，海上油污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很好地保护了受害人的利益，实现了其立法的目的，因此它符合妥当性原则的要求。（2）必要性原则。必要性原则，是指在妥当性原则获得肯定后，立法者必须在所有能够达成相同法律目的的手段中，选择对人民自由权利侵害最轻的方法或限制最小的方式。在海上油污保险中，既可以强制船东投保责任险，也可以强制受害人投保意外伤害险，但由于在海上油污事故中，受害者在事前往往是不确定的，而且受害者通常数量众多，其受到的损失也常常十分惊人，因此强制受害人投保意外伤害险不仅不便于操作，还会构成对受害者利益和社会公益的更大损害。而船东作为海上运输的承担者，本身即负有安全保障的义务，违背此项义务即应承担责任，因此强制船东投保责任险不仅在情理之中，与强制受害人投保意外伤害险相比，也属于限制最小的方式。（3）狭义性比例原则。狭义性比例原则，是指法律所采取的限制措施，虽然为达成立法目的为必要，但不能因此给人民带来过度的负担，也就是说，必须衡量制定该法律所获得的利益与人民自由权利的侵害是否合乎比例。一般适用该原则时并非积极地来认定两者间是否存在合理适当的关系，而是消极地来认定两者有无不适当、不合比例关系存在即可。如前所述，海上油污强制责任保险的目的，在于保障不特定的受害者得到充分、及时地补偿，以维护社会公益、促进海上航行的安全和海洋生态的平衡，这与船东的自由与财产权利相比更值得保护，因此可以认定海上油污强制责任保险符合比例性原则的要求。[4]

四、海上强制责任保险的局限性及其克服

虽然海上强制责任保险以其所具有的经济上的合理性、社会公益目的性以及法律上的正当性，成为众多国际海事公约和国内海事立法的普遍选择，但它也有缺陷和不足，需要进行相应的补正和完善。

（一）经济上的局限性与财务担保制度

强制责任保险虽然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但是它毕竟给船舶所有人带来了额外的经济负担，因为发生事故的船舶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船舶及其所有人因为没有发生事故因而可能白白损失了一大笔费用。此外，对于该部分的额外支出，通常情况下都会被当作海上运输企业的运营成本从而被转嫁到海上旅客以及托运人或收货人身上，接着这些费用和支出又会被分摊到货物上面并最终由众多的消费者所承担。由此可见，严格采取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可能会增加企业乃至全社会的成本，这又是不经济的。

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财务担保制度。除了保险之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出具的书面保证；保证债券、信用证、自保人资格证明；船舶所有人自身提供的充分可靠的物的担保，具有偿付能力的其他第三人提供的物的担保甚至保证等，都可以用来担保船舶所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而不是一味要求投保责任保险。[5]《1969/1992年油污民事责任公约》第7条，美国《1990年油污法》第1016条、《1996年HNS公约》第12条、《2001年燃油公约》第7条、《2002年雅典公约》第5条等均有此类规定。

（二）法律上的局限性与直接索赔制度

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在法律上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责任保险的实现方面。虽然责任保险是强制性的，但责任保险双方的权利义务仍是由保险合同来约定的，保险人出于维护自己利益的需要，往往在合同中规定一些“先行支付”或“不得诉讼”等类似条款，借以阻碍受害人向其提起保险赔偿要求。这在保赔保险中更是成为一项惯例，几乎所有的保赔保险中都有关于“先行支付”的规定，其典型措词是，除非董事会做出相反的决定，会员就任何责任、支出和费用获得协会赔偿的先决条件是，他首先承担了相同的责任或支付了相等的费用。基于该类规定，如果船舶所有人无力承担或者故意逃避拒不承担其对受害人的赔偿责任，那么保险人也就无须承担保险责任。由于巨额的损害赔偿常常使得船舶所有人处于濒临破产边缘，从而无力负担其对受害人的赔偿责任，因此上述规定使得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变得形同虚设。

为了避免出现这一问题，《1969年油污民事责任公约》第7条同时确立了直接索赔制度，赋予受害第三人直接请求责任保险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权利。其他国际公约与各国国内立法也均有类似规定。由于该规定被认为是强制性条款，而上述“先行支付”之类的规定同直接索赔相违背，因而应该归于无效。这样，通过绕开船舶所有人而直接保险人的方式，受害人就可以真正享受到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带来的好处，而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也才能真正实现其预期的功能和目标。

（三）强制投保范围的局限性与自愿责任保险

虽然在许多新的领域里，如海上污染、海上旅客人身伤亡中都已经确定了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不过在传统的责任保险领域，如碰撞责任、货物索赔责任等仍然采用自愿投保的方式。由于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能够很好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因此强制责任保险是否应该扩及到其他所有的海上责任领域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强制责任保险不仅不会全面取代自愿责任保险，而且也不应该取代自愿责任保险，这是因为：首先，对海上油污责任的强制保险正是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促进海上安全与环境保护的目的而设立的，而在碰撞责任、货物索赔责任等方面，由于双方之间的地位、实力之间并无大的不同，而且通常不存在众多的受害人，并无危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严重性，因此也就不存在强制保险的必要。其次，自愿责任保险作为责任保险的常态，完全因个人或企业的需要而发展、变化，因此全部代之以强制责任保险也是不现实的。再次，即使在海上污染、海上旅客人身伤亡中，强制责任保险也需要自愿责任保险的补充。这是因为，强制责任保险要受到保险合同金额以及责任限额的约束，保险赔偿不足以补偿受害人损失的部分，船舶所有人仍然还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倘若此时船舶所有人另行投保自愿责任险，对此就可以享受保险的保障，这样无论是对船舶所有人还是受害人来说，都是有利的。

参考文献：

[1]张湘兰,李凤宁.海上责任保险法基础理论问题研究[J].武大国际法评论,2006,(4).

[2]应松年.《立法法》关于法律保留原则的规定[J].行政法学研究,2000，(3).

[3]胡建淼.比较行政法——20国行政法评述[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责任保险论文篇5

关键词：董事义务；董事责任保险；保险利益

一、董事责任保险的历史沿革

20世纪30年代，董事责任保险在美国得到了最早承认并被广泛使用。20世纪30年代出现在美国的专门以公司经营者的赔偿责任为对象的保险可以说是董事责任保险的最初形式。当时，欧洲各国还没有类似的险种。美国的董事责任保险在20世纪60年代后得到了较快发展，法律实践的重心也相应地由补偿转向保险。美国几乎所有州的公司法均规定公司具有购买董事保险的权利。80年代以后，美国股东代表诉讼急增，诉讼额增大，给广大保险市场造成了危机。许多保险公司从董事保险业务中撤出或者降低最大保险金额，提高保险费。此外，对申请加入董事保险的公司进行严格审查，对业绩较差、董事责任风险较大的公司不予签订董事保险合同。

英国虽有高昂的律师收费，但针对董事和高级职员个人的诉讼远没有美国频繁，因而英国的董事责任保险并不象美国那样红火。在德国、西班牙等国，由公司为董事和高级职员购买责任险的做法尚未得到法律的明确认可，这些国家的保险公司一般都不开设这一险种。日本于1980年由三井海上火灾保险公司对董事保险进行专项研究。1990年三井海上保险公司首先取得日本政府的认可，开始发卖董事保险，次年其他保险公司也取得了政府认可，在日本全面开展了董事保险业务。

我国2002年1月颁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允许上市公司为董事购买保险，以解除董事的后顾之忧。随后，平安保险公司于2002年1月24日率先推出董事责任保险业务。由于我国企业公司制改革的时间较短，董事的民事责任制度、利益保护机制存在的立法缺陷，这些都成为董事责任保险开展的巨大制度障碍。

二、公司董事责任保险的概念

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又称为“董事和高级职员责任保险”，其英语表述是Directors‘andofficers’liabilityinsurance，简称“D&Oinsurance”。关于董事责任保险的涵义，学界分歧不大。董事责任保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是指由公司或者公司与董事、高级职员共同出资购买的，对被保险董事、高级职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因过失行为造成第三人损害而被追究其个人责任时，由保险人负责赔偿该董事和高级职员进行责任抗辩所支出的有关法律费用并代为偿付其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的保险。广义上的董事责任保险除上述内容外，还规定保险人应当负责赔偿公司根据董事责任和费用补偿制度对有关董事和高级职员做出的补偿。本文主要以后者为研究对象。

以责任保险的效力基础或依据为标准，董事责任保险可以分为强制责任保险和自愿责任保险。强制责任保险，又称为法定责任保险，是指依照国家的法律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必须向保险人投保而成立的责任保险。自愿责任保险是指投保人和保险人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而订立的责任保险合同。根据美国联邦证券法，纽约证券交易所及纳斯达克的所有上市公司都被要求投保董事责任险。这样做有利于在董事个人的财产不足以赔偿所导致的巨额损失时，维护受害人的利益。在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应主要采纳强制型责任保险。

按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基础不同，董事责任保险可划分为索赔型责任保险和事故型责任保险。索赔型责任保险，是指第三人向被保险董事、高级职员请求索赔的事实首次发生在责任保险单的有效期间，则保险人应对被保险董事、高级职员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的保险。此类型保险，可以更充分地发挥董事责任保险的填补损害功能。事故型责任保险，则指保险人承诺对被保险董事、高级职员因为约定事件的发生而产生的损失予以补偿。但该约定的事件，仅以对第三人有所影响而在保险单约定的期间内所发生的事件为限。在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中，事故型保险不宜过多采用，因为在这种类型的责任保险中，保险事故的发生与否，或在多长时间以内发生难以预测。

三、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一）公司董事、经理等高级职员的责任、义务日趋增多，董事法律保护机制的构建势在必行

世界各国在公司治理结构的选择上逐渐由“股东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转变，董事会成为公司运行机构的中心，其职权得以急剧膨胀。在此情况下，董事、经理的职权必须受到约束，否则股东、债权人及社会公共利益都无从保障。各国公司立法强化董事、经理的义务和职责的方法主要有：一方面，公司法及其他法律中明定董事对公司、股东及社会公众的法定义务，如董事的忠实义务、董事的注意义务等，并对董事违反义务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予以规定；另一方面，法律赋予股东、债权人及社会公众各种权利及相应的救济措施，如股东提案权、质询权、派生诉讼等，同时建立监事会、独立的审计人、外部董事等制衡机制对董事的权力予以约束，以抑制经营者滥用权力的行为。

公司董事、经理的义务与责任的加重，积极方面在于，可以促使经营者更加审慎地经营管理公司，防止其滥用权力损害公司、股东及社会公众的利益，从而增强企业管理者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其消极的方面在于，太重的责任有时会造成经营者权利、义务的失衡，从而挫伤其积极性，最终促成其以保守姿态经营公司，因此有必要引入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制度。

（二）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制度更有利于保护公司及其利益相关人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公司一旦卷入经济纠纷，诉讼标的一般都数额巨大。对于公司来讲，董事做为自然人，董事的个人财产对公司的损失弥补，只能是杯水车薪，无补于事，公司的经济利益有受到严重损害的可能。董事在承担责任后，可能得不到二次补偿而陷入破产人的窘境。对于公司的利益相关人来讲，多数情况下其承担经营决策失误赔偿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如果不通过保险公司转移绝大部分赔偿责任，则投资人、债权人、股东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三）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确立，适应了当前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

世界各国经济迅猛发展，跨国公司数量日益增多，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董事的权利和义务日益增多，公司特别是跨国性的大公司，对公司董事经理的要求越来越高，董事经理的责任、义务呈多样化发展。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应当适应当前的发展趋势，积极构建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制度。

四、我国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完善

2001年8月颁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建议“上市公司可以建立必要的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以降低独立董事正常履行职责可能引致的风险”。这标志我国独立董事责任保险不仅获得理论界较为广泛的认同，而且成为实务界的现实需要。2002年1月颁布实施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39条规定，“经股东大会批准，上市公司可以为董事购买责任保险。但董事因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而导致的责任除外”。该规定把购买董事责任保险的公司扩大为所有的上市公司董事。2002年1月24日平安保险公司推出“董事及高级职员责任保险业务”，又把责任保险的范围扩大到上市公司的高级职员，平安保险公司的这一业务事前得到中国保监会的批准。继平安保险公司之后，其他保险公司也纷纷开始研发董事责任险。平安保险公司的保险单是国外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移植到我国的最初成果，也是本文讨论国内董事责任保险情况的主要依据。在平安保险公司推出董事责任保险业务时，咨询者很多，但真正购买董事责任保险的公司不多。这与我国董事责任保险的理论与实践上的不足不无关系，因此笔者对构建公司董事责任保险制度提出如下建议。

（一）保险范围的完善

我国董事责任保险立法层次低，覆盖面窄，董事责任保险的受益人应不仅包括控股公司，还应当包括被控股公司的董事及高级职员，因为公司的高级职员在履行职务中和董事面临同样的问题。投保公司不仅包括上市公司还应包括非上市公司，不管公司规模大小，其董事都有权利转移自身的风险。董事责任保险不当行为的范围应该是董事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就其过失给公司和第三者造成的损失所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至于其他与职务无关的行为或者故意行为给上述客体造成的损失，均不应列入保险范围。

（二）保险品种的完善

各国的董事责任保险一般包括董事个人责任保险和公司补偿保险两种。而且，这两种保险互相关联，保险公司都加以提供，而由投保公司进行选择，一般情况下，不能只选择公司补偿保险而不选择董事个人责任保险，但相反却可以存在。我国目前还不存在董事补偿制度，公司补偿保险没有存在依据。因此笔者建议，将来法律规定董事补偿制度时，保险公司应配套推出公司补偿保险。

责任保险论文篇6

董事责任保险（DirectorsandOfficers''''Liabilityinsurance），是指以董事、经理向公司或第三者（股东、债权人等）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一种保险。董事责任保险制度是基于不断强化的董事赔偿责任而建立的。在欧美国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这样一种尝试，即将董事责任保险作为主要的董事和高级职员利益保护机制。时至今日，“财富500强”中有95%的公司为其董事和高级职员投保责任保险。据美国Tillinghast-TowerPerrin公司2000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美国和加拿大公司中，96%的美國公司和88%的加拿大公司购买了董事责任保险，其中，科技、生物类和银行类公司的购买率更是高达100%.我国于2002年1月引入董事责任保险，由平安保险公司与美国丘博保险集团联合推出国内第一个董事责任保险，但从两年来的销售情况看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市场反响热烈，但真正投保者寥寥。

国内外市场的巨大反差，预示着董事责任保险的发展在我国现行市场环境下存在很多问题，对此国内诸多专家、学者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对董事责任保险的现状及问题的根源做一番梳理，并尝试性地对其发展前景做出预测。

二、理论描述

本段的内容旨在对董事责任保险做全面的描述，并重点阐述其作用和对我国市场发展的意义。

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下，各国的法律一般都规定董事级高级职员具有维护股东权益的法律义务，如果他们违反了这一义务，就可能以个人名义对股东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从总体上看，强化董事、经理的义务与责任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一种普遍趋势。在欧美公司法中，董事的义务主要有：

1、注意义务

董事的注意义务是指董事在管理公司事务的过程中负有应用自己的知识、经验，勤勉和技能并且达到法律所要求的程度的义务。它包括勤勉，注意及技能三个方面，即董事须以合理的注意和技能、勤勉去履行管理公司事务的职责。

2、忠实义务

忠实义务是指董事在执行公司业务时所承担的以公司利益作为自己行为和行动的最高准则，不得追求自己和他人利益的义务。主要内容为以下几个方面：（1）董事不得因自己的身份而受益；（2）董事不得收受贿赂、某种秘密利益或他人所允诺的其它好处；（3）董事不得与公司开展非法竞争；（4）董事不得与公司从事自我交易；（5）董事不得泄露公司秘密；（6）董事不得利用公司的财产、信息和商业机会。

3、董事承担的制定法上的义务

在英美法系国家中，董事在制定法上的义务都属于强制或禁止性的义务，是董事须严格遵守的，不允许公司以章程或其他方式加以免除。其义务主要有：（1）董事负有按公司制定法的规定分配股利或红利的义务；（2）董事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做出公司收购公司自己股份的决定；（3）董事在公司最低法定注册资本交付前负有不得以公司名义从事商事活动的义务；（4）董事在有关公司招股章程方面所承担的义务；（5）董事在公司清算期间所承担的义务。

强化董事、经理责任的积极意义在于可以促使他们更加谨慎的经营管理，防止其滥用权力，损害股东或社会公众的利益。但过重的责任造成了巨大的经营风险，从而导致董事、经理在管理过程中采取“鸵鸟政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或干脆拒绝接受董事、经理的职务。基于以上的考虑。西方国家大多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补偿制度，以激励公司管理者以积极的态度从事经营活动，但，仍有很多风险是单个公司无法承受的，于是董事责任保险应运而生，并与公司补偿制度一起构成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保护机制。

就我国而言，发展董事责任保险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首先，董事责任保险的基本功能对我国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从以上分析可见，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可以看作董事、经理的激励机制，为经营者分担职业风险，鼓励其创新精神，从而充分发挥其经营潜能。并由此派生出其它方面的作用，如：有助于公司招募独立董事，从而促进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公司高级管理层始终保持着对社会优秀人才的强大吸引力，也有利于形成职业的经营者队伍。

其次，董事责任保险有助于加强对董事的监督。施建祥认为这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保险人在出售保险单前，通常有对被保险人进行详细调查的程序，这个过程实际上给了股东识别不合适董事的机会，对于不合格的董事，股东大会可以及早解聘。其次，当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索赔时，保险人的监督还会继续，保险人会对引起索赔的董事行为的具体方面进行更广泛的调查。如果不符合保单规定的要求，保险人可以拒赔，这就迫使董事及高级职员谨慎行事。最后。可以促使董事之间的相互监督，因为一份董事责任保单是保障董事会全体人员，个别董事的民事责任可能会影响到整个董事会的声誉，这就会激励董事相互之间更严密的监督。但本文认为，其后两种作用比较牵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谨慎行为和互相监督行为是董事责任赔偿制度本身所实现的。因此，本文认为董事责任保险对董事的监督作用主要体现在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的事前审查上。

最后，董事责任保险有助于推动我国董事责任赔偿制度的完善。完善的董事赔偿制度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董事责任保险运行的基础。在现行的立法条件下，我国董事赔偿制度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在使得董事职业风险不断加重的同时必然会遭遇更多的阻力，而董事责任保险在分散董事经营风险的同时，必将减少对董事责任赔偿制度的抵触，从而加快制度完善的进程。

三、现状分析

自我国推出董事责任保险以来，其市场推广步履艰难。据平安保险公司财产险部特殊风险室主任冉晓梦介绍，包括已达成意向性协议的公司在内，全国已有70余家公司（主要是上市公司）投保这一险种。但据公开资料统计，目前只有万科A、北大高科等少数几家上市公司签下董事责任险保单。董事责任保险之所以陷入困境，原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市场环境不完善

和其他责任保险产品一样，董事责任保险对法律的依附性很强。从保险的标的来看，其需求程度取决于法律对董事责任赔偿责任的规定，可以说法律的完善程度决定了董事责任保险运行的市场环境。而从目前我国的法律来看，在这方面还存在许多缺陷。

尽管我国1994年颁布的《公司法》第59条概括式地规定了董事的忠实义务，但无论在规范的外延还是规范的构造技术上都不理想，而没有规定董事的注意义务则更是一大立法疏漏。另外《公司法》第63条和第118条规定了董事对公司的责任。《公司法》第63条规定：“董事、监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118条规定：“董事应当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致使公司遭受严重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司负赔偿责任。但经表明在表决时曾表明异议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该董事可以免除责任。”然而，对董事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造成公司以外的第三人如股东、债权人的损失时，董事是否应承担责任末作规定。根据《公司法》第212条的规定：“公司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和财务会计报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董事的责任也仅有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而没有当股东和债权人因此遭受损失时，有权请求董事赔偿的规定。《公司法》第111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权行为的诉讼。”该条规定并没有明确董事应向股东承担责任问题，且股东的权利也仅是要求停止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并未规定股东有权要求赔偿，因此不能不说是公司立法的缺漏。

法律的缺位使得公司董事在经营过程中实际承担的责任相对较小，尤其是对第三者的责任，至于民事赔偿责任的风险更是微不足道。尽管1998年12月29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63条规定：“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条规定意味着发行人、证券公司的董事在该情形下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我国立法规定董事对第三人承担责任的首次突破。2002年1月，中国证监会出台了《上市公司治理规则》，明确规定：上市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给公司及股东造成损失的，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即便如此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是民事司法保护不足，证券市场投资者权益受到侵害提起民事赔偿时，虽然可以依据《证券法》、《公司法》、《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中的某些规定主张权利和行使权利，但是由于相关规定和条款的零散性，不系统性、缺乏可操作性的缘故及其他诸多因素的制约，使得以股东代表诉讼、投资者集团诉讼为核心内容的投资者权益诉讼制度无法真正建立，相应的民事赔偿制度难以落到实处。由此可见，董事在实际过程中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风险与欧美国家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

和普通产品一样，董事责任保险的购买者考虑的是成本与收益的权衡，由于法律的缺位使得董事实际承担的责任有限，从而风险意识淡薄，即使发生应承担的责任，由于民事赔偿制度不到位，实际赔偿的可能性则更微不足道，这就大大降低了他们对风险分散的需求，从而董事责任保险在我国的冷遇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市场主体的特殊性

众所周知，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一股独大和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据调查显示，上市公司对董事责任保险兴趣不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故意行为如何认定。保险条款中规定：如果被保险人在故意违规操作的情况下，引起民事赔偿，保险公司不负赔偿责任。但对过错、过失行为的界定、保险责任的明确还缺乏统一的规范和标准，那么何为故意，其具体标准是什么？这一点是上市公司相关人员最关注的问题之一。由于保险公司没有列示故意的具体标准，因此，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一旦发生争议，难免对簿公堂。

其二，罚款或惩罚性赔偿，保险公司不负赔偿责任。从上市公司相关责任人的情况看，目前的主要风险之一即是被罚款，而保险公司对此不负赔偿责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该险种的吸引力。

其三，要求投保人列示有可能引致所投保保险责任项下索赔的事实或情况，如果投保人有意欺骗保险公司或有意误导而隐瞒关于事实的信息，则导致保险权益丧失。对此，上市公司表示，什么是有意欺骗、有意误导，标准又是什么？对此概念很难理解。如遇索赔事件，在这方面，很可能存在争议。

由此可见，真实的问题是上市公司试图规避的风险与董事责任保险所涉及的范畴存在较大的差异。董事责任保险所承保的是董事、经理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错误、疏忽行为，是过失性风险，而从上市公司目前的情况来看，其风险主要集中在过失性风险。现有的诉讼案例表明，大多数情况是上市公司相关人员的故意。蓄意的行为，保险公司对此类行为在产品免责条款里做了明确的规定。因此，董事责任保险作为一个相对市场化的产物，他所要求的市场主体与目前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差距。

（三）产品不完善

由于董事责任保险在我国推出的时间很短，保险公司还处于探索阶段，出于对风险的防范和对成本的控制，产品对所承保的责任范围作了非常严格的限制，如平安保险对其产品规定了九条除外责任：1、由被保险人或以被保险人名义提出的索赔；2、内幕交易行为；3、对政府、客户、债权人，债务人等利益关系人的贿赂行为；4、保证或对外担保；5、罚款或惩罚性赔偿；6、欺诈、犯罪、恶意或故意行为；7、被保险个人在保单生效日之前已经知悉的索赔或过错行为；8、保单列明的主要股东（一般为持股5%以上）向被保险人提出的任何索赔；9、针对被保险公司提出的索赔；可见其承保的范围非常狭窄。并且，保险公司对许多条款的理解都未作详细的说明，如前文所提及的故意行为如何认定，是否遵循西方国家普遍采取的“商业判断原则”？如何区分董事行为和股东行为？因为大部分董事都是股东的代表，那么很多时候他们执行的都是股东意志，而股东行为不在产品的承保范围之内，因此对董事行为和股东行为的区分就显得尤为重要。

四、结束语

责任保险论文篇7

关键词：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范围

引言

基于机动车交通事故的为害之烈和机动车事故受害人所处地位之弱，我国在充分借鉴美、英、德、日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的基础之上，经过十年时间的充分论证，终于在今年三月三十日颁布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了机动车交通事故无过错责任、机动车强责险制度和社会救助基金制度，借助这一套完整的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法律制度(以下简称“机动车强责险制度”)，帮扶居于弱势地位的车祸受害人，解决机动车保有者与车祸受害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预防和减少机动车交通事故，缓和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

一、对制度的评述

我国2004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第七十六条规定了“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无过错赔偿责任”，同时，《道路交通安全法》又规定了机动车强责险制度，以分散肇事机动车的保有人过重的经济负担和责任风险，保证受害人能够获得及时而有效的赔偿。为配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一原则规定的实施，国务院于2006年3月30日颁布了《条例》，它共分七章，分别对强制保险的定义、办理的原则、赔偿处理等作了规定。《条例》规定保险公司经营机动车强责险不以营利为目的。在办理强制保险时，投保人有权自主选择具备经营强制保险资格的保险公司。强制保险实行全国统一条款和统一责任限额。强制保险还将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目的是垫付交通事故中的人身伤亡抢救费用和丧葬费用。

(一)制度的特色

《条例》所建立起来的机动车强责险制度是政府巧妙地借用“市场之手”，加以适当的政策化改造，实现社会正义之目的的成功典范。

之所以说“政府借用‘市场之手’”，是因为该险种完全由普通的商业性保险公司销售和经营，并与任意责任保险配套使用，是任意责任保险的新发展；之所以说“政策化改造”，是因为这种强制保险虽脱胎于任意责任保险，但又不是任意责任保险，而是加入了许多公共政策方面的内容，主要有：(1)强制缔约，机动车的保有人必须投保，而保险公司对于符合条件的投保人也必须承保，为了车祸受害人能得到迅速而基本的赔偿，在合同期间，双方均不得随意解除保险合同；(2)无过错赔付，机动车一方投保了机动车强责险之后，对于车祸之受害人的人身损害即使没有主观上的过失，也要在机动车强责险的责任限额内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而保险公司也应当及时对受害第三人进行直接赔付；(3)受害人权利的扩张，车祸受害人并不是任意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保险的合同当事人，但是在机动车强责险中，受害人的法律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其法律地位甚至超过了被保险人，成为了机动车强责险中的两大主角之一，而被保险人则从主角之一变成了配角。也就是说，机动车强责险中的受害第三人不但拥有了越过被保险人而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付保险金的法定权利，而且，在特殊情况下还拥有了向社会救助基金求助的法定权利，使其权利的扩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些都是对“债权相对性”原则的突破，是国家立法基于公共政策的目的而对“私法自治”原则的限制，这在任意责任保险中是不可想象的。此外，国家基于社会公益，还在保险费率厘定、被保险人的范围和监管等方面对机动车强责险的各方主体的权利进行一定的限制，确保“车祸受害人得到及时而切实的赔付”的社会公益目的得以实现。因此，笔者认为完善的机动车强责险制度是借助市场手段，辅之以政策化改造，以实现社会保障之目的。

(二)制度的优势

《条例》所确立的机动车强责险制度是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任意保险这一“私法”制度的“公法化”改造，其优势十分明显：其一，它能够使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得到及时而基本的赔偿，以解决受害人抢救费用上之燃眉之急，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立法精神，是我国侵权赔偿上一个历史进步。其二，它通过强制广大机动车的保有人都参加这一保险，使某一车祸加害人的责任损失，在全体机动车保有者之间进行分散，从而使这一制度从任意责任保险的个体化的“矫正正义”到整个社会化的“分配正义”的转变；其三，这一制度实行全国统一的保险费率、责任限额制度，十分强调保险公司实行“保本微利”经营方针，并加强这方面的监管，这些举措，实质上是降低了广大投保人的保费水平。它既激励机动车保有人的投保热情，又不损害保险公司的正当利益，实现了“投保人(机动车保有人)—保险公司—受害第三人(车祸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促进该制度的良性发展，更有效地维护了广大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切身利益，维护了交通秩序，实现社会正义。总之，这一制度坚持用市场手段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政策目标，做到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制度均衡，既不损害市场主体的效益，又维护了社会正义，实现了“有效率的正义”，堪称同类制度之典范。

二、制度本身的不足及其完善

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条例》的颁布虽然标志着我国的机动车强责险法律制度已经初步建立，但《道路交通安全法》仅有两条相关规定，而《条例》全文也仅有四十多条，且内容较粗疏，缺乏可操作性，与其它相关法律法规的兼容性也不足，因而，在许多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被保险人方面的不足及其完善

1．应综合考察被保险人的各项因素，正确厘定保险费率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的增加以及汽车价格的下降，总的汽车拥有量将快速增加，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实施机动车强责险，因此，可以预见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市场规模将迅速扩大，各大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也必将更加激烈。同时，国家规定保险公司在经营汽车强制保险时要保持不赢不亏、略有盈利。保险公司和有关部门只有确定尽可能公正、合理的保险费率，才能降低承保汽车强制保险的成本，同时减轻车主的保费负担，使保险公司自身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才能够保障人们的切身利益、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为建设和谐社会作贡献。鉴于此，我国《条例》的第八条虽然明文规定了根据被保险人的交通肇事纪录实行弹性费率制，这是我国立法界的一大突破，但笔者认为这还很不够。希望予以进一步完善，加入对被保险人一方的性别、年龄、职业特点、驾龄和驾驶环境等考虑因素，使弹性费率制进一步完善。

2．被保险人的范围的有关规定有待完善

笔者认为，对机动车强责险中的被保险人范围的认定不能过于机械。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发生时的具体情况确定。被保险人不仅指机动车强责险的保单中所载明之被保险人，即指名被保险人，以及其同居之全体家属，还应当包括经指名被保险人或其配偶所许可使用其汽车之人，以及对被保险汽车之使用负有法律责任之任何人，此即额外被保险人(袁宗蔚，2000)。在特殊情形下，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险人可能因某一被保险人对另一被保险人有损害赔偿责任而支付保险金，例如指名被保险人出借其汽车于邻居，此邻居开车撞伤指名被保险人，指名被保险人可能提出控诉其邻居所致之伤害，此邻居为保单承保范围内之额外被保险人，保险人应为邻居提出抗辩，并支持任何有利于指名被保险人之判决(袁宗蔚，2000)。再比如，指名被保险人及其配偶各有一车，两车发生碰撞，在此种情形下，配偶一方可能控诉对方，而保险人亦当提出抗辩(DonDewees，1996)。从理论上讲，被保险人和受害第三人之间并没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无论是指名被保险人还是额外被保险人都可以因被保险汽车在经授权的合格驾驶人驾驶时所致的损害而向保险人主张赔偿，从而成为受害第三人。但按照我国现有责任保险条款，指名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是不能视为第三人的。很明显此条款规定过于机械地理解了被保险人和第三人的概念，将相当一部分人排斥于责任保险的保障范围之外，可能使我国交通事故保障体系出现盲区，故笔者主张第三人和被保险人的确定应当以交通事故发生时为准。

(二)保险人方面的不足及其完善

1．应缩小保险人的责任范围

纵观世界各国的相关立法，很少将车祸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作为机动车强责险的范围。这是因为，机动车强责险的立法宗旨无非是确保受害人能获得及时而基本的补偿，为此，各国均规定，该受害第三人可直接向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金，而保险人不得以对抗被保险人的事由去对抗该受害第三人，且保险人的经营原则是“不赚不赔”的微利保本经营。这样一来，保险人的利益受到极大的限制。这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对保险人的个体利益进行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限制。然而，一个好的民事法律制度必须在矛盾的双方建立一种相对平衡的关系。为此，各国法律大都规定，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险人仅对受害第三人的人身损失承担保险责任，而车祸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不在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障范围之内。但遗憾的是，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却将财产损失也纳入了机动车强责险的赔偿范围，《条例》第二十一条也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按照被保险人因过错应承担责任，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这无疑将大大加重保险公司的责任负担，并最终通过较高的保费水平，转嫁到广大投保人身上，反过来，又会影响机动车强责险的投保人的自觉性，从而，从根本上威胁到这一制度的运行。因此，笔者建议应当对《条例》的相关规定作适当的调整。具体办法是：对财产损害设定免赔额(DeductibleFranchise)或共同保险条款(Coinsuranceclause)。免赔额是指当承保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只赔偿一定数额以上的损失。共同保险条款则规定在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自己必须承担损失的一定百分比。免赔额和共同保险条款是对保险赔偿金额的一种限制，其意义在于减少小额损失之补偿，因为小额损失的理赔费用甚至可能超过实际补偿金额。免赔额和共同保险条款的引入可以有效降低赔付率和理赔费用，进而降低保险费率，所以无论是对保险人和被保险人都具有积极意义。根据机动车强责险着重维护受害人基本权益的特征，对人身损害设定免赔额或共同保险条款违背以人为本的理念，且对人身损害设定免赔额可能诱发道德风险。为了能够请求赔偿，受害人可能夸大人身伤害程度，而医生和律师也会鼓励受害人增加医疗服务而使损失达到门槛标准(GarySchwartz，2000)。但对财产损失设定免赔额或共同保险条款不仅可以减少赔付和降低保费，而且可以通过调节免赔额幅度或共同保险比例起到控制违章，减少事故的防灾功能。

2．保险人不保事项的有关规定应当完善

所有保险合同中皆有不保风险事故之规定，它起到了从反面确定保险人之责任范围的作用。不保事项系指“依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不予承保之事项，是对保险契约上保险责任之限制”(袁宗蔚，2000)。有人称不保事项为免责事由或除外责任，广义的机动车强责险的不保事项包括不保第三人、不保风险事故和不保损失等。而狭义的不保事项就是机动车强责险的不保风险事故。

机动车强责险之主旨是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保障，故其风险事故以交通事故为限。但何谓“交通事故”呢?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可见，交通事故应当是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时发生的致损事件，而非因机动车上路行驶带来的损害，即使是与机动车有其他物理上的联系也应列为机动车强责险的不保事故。但《条例》却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赔偿，比照适用本条例。”笔者认为此规定欠妥，因为这不仅不合理地加重了被保险人和保险人的责任，而且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之虞，建议将来在修订《条例》时予以删除。另外，道路交通事故中亦有若干情形为机动车强责险的不保风险事故：第一，驾驶资格欠缺的驾驶员驾车所致之交通事故。如尚未取得驾驶执照或驾驶执照被吊销的人员肇事；第二，驾驶人故意造成的交通事故；第三，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交通事故；第四，因驾驶人酗酒、吸毒或服用物等原因造成的交通事故；第五，驾驶人或第三人从事犯罪活动引发的交通事故；第六，被保险人自愿在暂时或永久对公众人士封闭的区域参加赛车活动所致损害，受害人也是不能获得无过失保险机制的赔偿的。排除这些事故的原因在于，责任保险中的交通事故应当是通常情况下发生的，而以上情形，或者是当事人故意造成事故，或者是当事人因严重违法行为引发事故，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按照保险原理，故意造成事故或者从事严重违法行为的人是不应得到保险保障的，否则就不利于正确引导人们的行为，造成“鼓励”引发事故或违法犯罪的倾向。另外，当事人故意或严重违法的风险也是保险人在进行风险评估时难以测算的，因此应当将这些事故从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障范围排除出去。当然，将这些事故排除在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障范围之外，并不等于机动车强责险对这些事故中的受害者(尤其是无辜的受害人)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而是应当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首先为受伤的受害人垫付抢救费用。此时，保险人实际上承担着一定的社会保障责任，是保险业社会管理功能的体现。当然，为平衡当事人利益，补偿保险人因此支出的费用，法律应当赋予保险人于事后向责任人追偿的权利。

3．应赋予保险人对加害第三人的代位求偿权

为了更好地保护车祸受害人的公益性目的，《条例》第二十条规定了保险人在被保险人因故意或违法导致交通事故时，仍然有义务向受害的第三人支付保险金，但有权在事后向被保险人追偿，以保障车祸受害人能够得到及时而基本的赔偿。这一规定与任意性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相比，实际上是增加了保险公司的负担，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机动车强责险制度也应当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注意适当平衡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明确赋予保险人对其他加害人的代位求偿权，以利于机动车强责险制度的健康发展。具体可作如下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如果是由被保险人之外的第三人(即加害第三人)引起的，但依本法应当由被保险人与该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保险人在给付赔偿金额后，应代被保险人向该第三人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但其所请求的数额应以赔偿金额为限。如果第三人是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时，保险人无代位请求权，但如果机动车交通事故是由该第三人故意引起的，不在此限。

(三)受害第三人方面的不足及其完善

1．应确定保险人或被保险人的协助义务

鉴于发达国家均已承认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中受害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机动车强责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这一规定是对受害第三人对保险人的保险给付直接请求权的确认，是一个立法进步。但笔者认为，仅仅规定了受害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还要保证该权利的真正落实，根据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来看，还应当规定保险人或被保险人对受害第三人行使直接请求权时的协助义务，以增加受害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可操作性。如果离开了被保险人或保险人的配合和帮助，法律关于受害第三人的直接赔偿请求权只能是一纸空文。因此，相关立法必须明确保险人或被保险人的以下职责和义务：

(1)在保险人或被保险人接到受害第三人的索赔请求时，应毫不迟延地通知对方，以便对方进行必要的调查和准备，可尽快落实受害第三人的直接赔偿请求权。

(2)在受害第三人行使直接请求权时，还应当明确被保险人的必要协助义务，被保险人应当向受害第三人提供有助于受害第三人的主张权利所需要的材料。例如：提供保险单及其条款、保险人或其人的法定地址、联系方式、允许受害第三人核实的相关文件、向受害第三人提供索赔所必需的其他材料和文件等等。

(3)保险人对受害第三人还应当负有注意义务，即在受害第三人未得到被保险人赔偿之前，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款。

(4)明文规定保险人不适用“排斥说明及担保原则”。所谓排斥说明及担保原则，是指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险人不得以普通保险合同中的对抗被保险人的事由(即被保险人违反了一般保险合同中的如实说明和担保义务)来对抗受害第三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赔偿请求权，从而保证了受害第三人能够得到及时、可靠的赔偿，以实现机动车强责险的立法宗旨。而在一般责任保险中，如果被保险人的陈述不实、隐匿、遗漏、违背担保或欺诈，保险人可以终止保险合同，并拒绝承担保险责任，但这一原则对于法定的机动车强责险却不适用(郑功成，1991)。国外的机动车辆法定保险中，保险人不得因被保险人违反保单规定的赔付先决条件而拒绝承担责任，可惜的是，我国刚刚颁布的《条例》无此规定。因此，笔者建议，我国机动车强责险制度应当吸取国外法的成功经验，增设不适用“排斥说明及担保原则”的规定。

2．应完善受害人的救助基金制度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明确规定要设立车祸受害人的社会救助基金，以进一步扩张机动车强责险中的受害第三人的直接赔偿请求权。《条例》第二十三、二十四条也相应地规定了社会救助基金的适用对象和基金来源。但是，笔者认为还需要对基金的管理机构、征收、赔偿等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规定，以保证社会救助基金的正常运作。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改进措施可供参考：

(1)关于救助基金来源渠道问题。笔者认为，还应当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验看，除从保费收入、罚款收入和年检费税收入提取外，还有下列途径可供考虑：受害人死亡，且无人继承的机动车强责险赔款；社会捐赠；从燃油税中提取的金额等。其中最值得采纳的就是从燃油税中提取，该来源较为可靠且收取便利，同时缴纳燃油税较多的机动车必然在道路上行驶的时间更长，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也更高，要求其承担更多的基金份额是合情合理的。从燃油税中提取还可能使驾驶量比较大的投保人因为增加成本而减少驾驶。这就会降低和驾驶量相关的交通事故。事实上，新西兰的“无过失保障机制”就是多征收了2％的汽油税(JainesHenderson，1999)。我国可将燃油税列为基金的主要来源之一。

(2)明确救助基金的管理机构是非营利性社会中介组织。笔者认为，车祸受害人的救助基金应由非官方或半官方身份的非营利性组织来管理。因为救助基金来源和使用都是出于社会公益目的，因而不能从中获利，因此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险公司无疑是不适合的。而由政府来管理，无疑会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并与我国精简政府机构的潮流相违背。因此，由非营利和非政府性的社会中介组织来管理最合适。例如，加拿大安大略省最初由司法部管理，后转由运输部、消费者和商业关系及金融协会管理，现由安大略金融服务委员会管理；美国纽约州则专门成立了“机动车辆事故补偿机构”(MotorVehicleAccidentIndeminificationCorporation，缩写MVAI)负责救助基金管理，该机构经法律授权而具有一定的事故仲裁职能，属于半官方主体。笔者建议，鉴于我国目前正在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明确赋予了社会中介组织“介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法律地位”(丁凤楚，2005)，我国由社会中介组织来管理救助基金较为适宜。

3．应建立对受害人的“暂付款制度”

我们知道，在发生了道路交通事故之后，对事故责任人的认定需要一个过程，而对于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而言，他最急需的是一笔抢救费用。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国外的机动车强责险制度大都规定了“暂付款制度”。所谓暂付款制度是指在调解机关或司法机关尚未就机动车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责任范围和赔偿金额作出决定、受害人因此而不能行使直接请求权时，受害人可以向保险公司请求一定金额暂付款的制度(李薇，1997)。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条例》均无此规定，因此，笔者建议我国未来的机动车强责险制度应首先推行暂付款制度，以保证对受害人给予及时的救助。事实上，我国各保险公司现行的做法是：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发生后，在受害人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可以将责任保险卡抵押在医院，以保证对受害人的及时救助。因救助受害人而产生的医疗费用，由医院凭保险卡的账号直接从保险公司划转。在经公安机关调解或依法确定，如被保险人确需承担赔偿责任，则保险公司所预先支付的医疗费用在保险赔偿中扣除；如被保险人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则保险公司对其所预付的医疗费用向受害人追偿。笔者认为，我国保险公司的这种以保险卡抵押救治的方法已经具备了暂付款制度的雏形，有利于对车祸受害人的救治，但由于欠缺法律的明确规定，实践中往往引起很多争议。如：保险公司常常对医疗费用设立较低的限额，妨碍了对受害人的救治；保险公司对受害人的追偿得不到法律保障等等。因此，在我国现阶段应当明确引入暂付款制度，是对上述做法在法律上的确认和规范，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应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监管制度

机动车强责险是由商业保险公司运作的带有强烈社会公益性和政策性的特殊保险，因此，保险监管部门必须加强监管。《条例》的实施也离不开交通运输部门、公安部门、医疗卫生部门等相关部门之间的配合和协调。为此，目前通行的办法是在保险监管机构进行监管的同时，成立专业性委员会(或者是联席会议)，对强制机动车强责险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协调和指导。如日本的保险由金融厅管理，但对于汽车机动车强责险(CALI)，另行成立了由相关行业专家组成的(CALI委员会)，它对CALI的实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在我国，应由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机动车强责险进行统一监管，同时，成立能充分代表各方利益并具有相当专业性和权威性的保险行业协会，以加强保险业的自律管理。笔者认为，该行业协会的组成人员应包括保监会代表、交通管理部门的代表、保险学专家、法学专家、保险公司代表等等，并且，协会“应当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监督下，对经营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险公司实行行业自律管理”(丁凤楚，2004)。

此外，为了进一步保障保险人的偿付能力，还可以适当地推行机动车强责险的法定再保险制度，规定保险人对于风险系数过高的机动车，实行法定分保。

(五)应当采用单行法的立法模式

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相关立法相比，我国直接规定机动车强责险制度的《条例》的法律效力等级偏低了。

世界各国强制性的机动车(汽车)责任保险的立法，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以道路交通法规规范机动车强责险制度。此种立法模式的典型代表是英国。英国于1930年在其《道路交通法》中规定了汽车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第二种模式是以道路交通法规赋予强制投保的法律依据，再由保险法来作进一步规定。美国的加州即采用这一立法模式。1989年的加州汽车法第七篇：《财务责任法》规定了驾驶人或所有人的投保汽车责任保险的义务，而汽车责任保险的其他事项则由加州保险法规定。第三种模式是由专门的机动车强责险的单行法规范。大多数国家均采用这一立法模式，如日本于1955年制定的《自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我国台湾地区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德国的《强制汽车所有人保险法》，韩国的《汽车损失赔偿保证法》等等(马永伟，2001)。

在各国有关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立法中，以采取第三种立法模式的居多。不仅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如此，就连英美法系国家也有不少，如美国的新泽西州、新加坡、澳大利亚等。采取第一、二种立法模式的尚属少数。

参照多数国家的做法及我国实际情况，我国应当采用第三种立法模式：单行法的模式。因为这不仅符合国际惯例，而且就机动车强责险的立法内容而言，有关保险人经营权归属、经营方式、受害第三人直接给付请求权、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和解参与权等等均有其特殊的规则，且都有别于我国《保险法》的有关责任保险的规定，而刚刚颁布的《条例》属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其效力低于国家立法机关颁布的《保险法》，属于《保险法》的下位法，而不是其特别法。因此，《条例》中的机动车强责险的规定是不能与《保险法》中的有关责任保险的规定相抵触的，为了克服这一矛盾，强化对交通事故受害人的立法保护，并体现机动车强责险制度的社会公益性和政策性，笔者认为，应制定统一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法》，使之与《道路交通法》和《保险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相配合，并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机动车强责险的实施细则进行规定，即由中国保监会负责制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实施细则》，从而确立“统一的，体现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和效率原则的”(丁凤楚，2006)机动车强责险法律规范和制度。

三、与相关制度的协调

根据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来看，单靠机动车强责险制度本身，还无法充分地实现对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的保护，因此，在完善该制度的同时，还要建立和完善配套措施，构建以机动车强责险制度为中心的完整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保障体系”。因此，为了真正有效地贯彻与落实机动车强责险制度，笔者建议除了完善该制度的有关规定之外，还要处理好与相关制度的关系，具体措施如下：

(一)处理好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任意保险的关系

机动车强责险是为了使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获得迅速而基本的赔付，以解决其燃眉之急，因此，它赋予了受害人向保险人的直接赔付请求权，并限制保险人不得以对抗被保险人的抗辩事由来对抗受害第三人，这势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权益，并导致了被保险人与受害第三人之间相互串通骗保的道德风险问题，为了弥补保险人与被保险入和受害人之间这种不平等，各国的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均规定了较低的保险责任限额，大多数国家还规定保险公司仅对受害人的人身损失进行赔付。因此，机动车强责险本身不能给予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以充分的补偿，也就是说这一强制险制度不能对被保险人的全部责任风险进行分散。而广大机动车保有人要想进一步分散其责任风险只有购买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任意保险作为补充。另外，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责险中必须是“保本微利”经营，其利润空间不大，而为了维持和扩大保险公司的经营能力，也需要发展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任意保险事业。因此，为了机动车强责险的发展，就必须处理好机动车强责险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任意保险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能过分强调机动车强责险的作用，而严重地压缩了保险人的商业利润空间。

(二)处理好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

国外的实践证明，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的救助机制决不能单靠责任保险制度，还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例如日本在实施汽车强制责任保险后，又相继设计了汽车第三者责任相互保险制度和政府管理运作的汽车损害赔偿事业制度，再加上其他已有的社会保险制度，形成了多种制度并存且互为补充的格局[11]。笔者认为，除了上述制度之外，现有的车损险制度、车上人员责任险制度、财产损害险制度和人身意外伤害险制度等保险制度和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也应视为该保障体系之一部分。笔者建议，将机动车强责险置于整个车祸受害人的保障体系之内考虑，在设计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险费率和责任限制及不保事项时，要与其他制度相互配合，不能过分挤占其他制度的生存空间，造成不必要的冲突与浪费，而应使这些制度相互协调，相互补充，以实现矫正正义和分配正义的和谐统一，建立起完善车祸受害人保障体系。

责任保险论文篇8

关键词:异议;保险;近因原则;保险责任

笔者针对一起财产险的案例,对近因原则及其保险责任进行剖析,以期抛砖引玉,与业内人士商榷。

一、案情简介

A企业于2007年5月1日向某保险公司对固定资产(厂房、设备)、存货(产成品、半成品、原材料)投保了财产综合险,受益人为A企业,期限为2007年4月29日零时起至2008年4月30日24时止。保险公司出具了保单。

2008年3月21日下午,一场大雨倾盆而降,并刮起7级大风。大风吹坏A企业多个仓库屋顶,雨水进入仓库,造成仓库内产成品、半成品、原材料被水损。

出险后,由于在保险期限内,A企业认为仓库及存货发生保险事故,尤其是仓库存货损失60余万元,因此向保险公司进行索赔。

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查勘人员及时进行了现场查勘,并核实有关损失,最后确定本次事故造成A企业12万元的损失,其中房屋维修费用2万元,存货损失10万元。

二、本案的异议

保险公司在处理本案过程中,经查阅当地气象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事故发生当时的风力最大瞬间风速为每秒17米,风力7级;气象部门的雨量传感器显示数据为8毫米。在理赔过程中就如何赔偿发生了争议: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保险公司应该给予赔偿。赔偿的理由是:事发当日风力7级,已达到暴风标准。本案中,A企业仓库屋顶受损是暴风造成的,仓库内的存货受损是暴风和雨水共同作用造成的,根据保险近因原则,保险人负责赔偿承保的风险为近因所引起的损失。本案中暴风是保险承保的风险,所以保险公司应当赔偿A企业12万元的损失。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保险公司应该对仓库屋顶损坏的损失给予赔偿,而对仓库内的存货损失应拒绝赔偿。理由是:暴风已达到自然灾害等级;雨量并未达到,属正常自然现象。保险单只保自然灾害,所以保险公司对仓库屋顶损坏的损失应予赔偿。仓库屋顶损坏与雨水进入仓库互有因果关系,雨水进入仓库是仓库屋顶受损造成的;但如果没有下雨,也谈不上雨水进入仓库。“屋漏”和“下雨”,两者缺一不可。正所谓“屋漏偏逢下雨”。但是,“屋漏”和“下雨”共同作用,一下子还到不了货损,中间有一个雨水进入仓库的环节。“屋漏”和“下雨”共同作用,造成雨水进入仓库;雨水进入仓库,再造成货物损失,雨水进入仓库是近因,所以保险公司对仓库内的存货损失应拒绝赔偿。

三、本案剖析

本案案情极其简单,两种不同意见的分歧点也十分浅显明了,但是本案道出了保险合同极其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即近因原则。要想正确分析本案,需要对近因原则及其保险责任的全面理解和把握。

所谓近因,并非指在时间上最接近损失的原因,而是指直接促成结果的原因,即在效果上有支配力或有效的原因。在实务中,近因原则在保险实践活动中运用得相当广泛,但对近因的判断有比较大的难度。因为,导致损失的原因可能是单一的,也可能是多个的;既可能是承保风险,也可能是除外风险,或者是保险单中未提及的风险。产生损失的原因是单一原因造成损失时,此致损原因即为近因,保险人的责任较易确定。如果该原因是承保风险,保险人必须予以赔偿,如果是除外风险或者是保险单中未提及的风险,则无须赔偿。在多个原因情况下,则要考察其内部逻辑关系,具体而言:

1.几种原因同时作用,即并列发生。两个以上风险原因连续发生造成损害,若后因是前因直接、必然的发展结果或合理的延续时,以前因为近因。在此,前因与后因之间,自身存在着因果关系,后因不过是前因作用于保险标的上因果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或者说,后因不决定损失的发生,只决定程度轻重、损失大小,前因才是近因。如果前因是承保风险,而后因不论其是否是承保风险,保险人均要承担责任;反之,如果前因不是承保风险,保险人也不必负责。当然,如果后因也是承保风险,此时后因与损害结果之间成立独立的因果关系,保险人依该独立关系承担保险责任。

2.几种原因间断发生。多种原因危险先后发生,但后一原因介入并打断了原有的某一事件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链条,并对损害结果独立地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在此之前的原因就被新介入的原因所取代,变成远因而不被考虑,远因是否为承保风险并不重要,同时如果没有远因是否会发生损失也不重要。损失的近因归就于具有现实性、支配性和有效性的新介入的原因。此时,前因与后因之间本身没有继起的因果关系,后因不是前因的直接、必然的发展,而前因也失去了对损害结果原本可能有的支配和作用力。需要指出的是,这里,介入原因“独立地”对损害结果产生作用,或者说,介入原因是损害结果的“独立原因”,并不排除现实生活中,更多地是前因先使保险标的陷入一种非正常的境地,而由后因介入发挥作用的情形。关键在于,后因是保险标的处于非正常境地时导致损害结果的充分条件,而前因除了使保险标的处于非正常境地外,本身不是损害结果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当然,也有可能是,后因虽然作用于保险标的,但并未导致损害结果,则其没有打断前因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前因仍为近因。

3.几种原因并存发生。所谓并存,是指在造成损失的整个过程中,多个原因同时存在,相互之间没有前后继起关系。注意,“并存”并不意味着是“同时发生”,在时间上,多个原因可能有先有后,但在作用于保险标的而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时点上是“同时存在”,在此情形下,近因是效果上最接近于损失,而不是时间上最接近于损失的原因。关键是要考查,后因与前因之间,本身是否有因果关系,即后因是否是前因引起和发动的,如果不是,即使后因落后于前因,也仍成立并存关系,这是此种类型有别于其他类型的质的规定性。同时要注意,在作用力或叫原因力上,各个原因对损害结果的产生不一定都要构成充分条件,独立开来,可能任何一个原因凭单个都无法导致损害结果,但这不影响其成立近因。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在多个原因情况下分析近因及其保险责任的方法,即:如果同时发生的诸多原因有的对损失的发生具有现实性、决定性和有效性的原因,则属于保险责任,有的原因仅仅是增加了损失的程度或者扩大了损失的范围,则此种原因不能构成近因,不属于保险责任。如果它们各自所造成的损失能够区分,保险公司只承担赔偿近因必然的和自然的结果或延伸所导致的损失。如果不好将原因加以区分,则要考察多个原因之间的内部逻辑关系,以其有无中间环节和原因与结果在时间上、空间上的距离远近为判断标准。

四、本案的结论

通过以上对多个原因致损的保险责任分析,笔者认为,本案属于上述前因先使保险标的陷入一种非正常的境地,而由后因介入发挥作用的情形。本案仓库屋顶损坏的近因是暴风,而货物损失发生的近因是雨水进入仓库。仓库屋顶损坏是暴风直接、必然的发展结果;仓库屋顶损坏与雨水进入仓库互有因果关系,雨水进入仓库是仓库屋顶受损造成的;但如果没有下雨,也谈不上雨水进入仓库。“屋漏”和“下雨”,两者缺一不可。正所谓“屋漏偏逢下雨”。但是,“屋漏”和“下雨”共同作用,一下子还到不了货损,中间有一个雨水进入仓库的环节。“屋漏”和“下雨”共同作用,造成雨水进入仓库;雨水进入仓库,再造成货物损失,雨水进入仓库是近因。也就是说,“屋漏”和“下雨”共同作用,使货物处于非正常境地,但这一原因并不现实性地、决定性地和有效性地使货物损坏,而雨水进入仓库是货物处于非正常境地时导致损害的必然结果,是支配性的有效原因,保险公司不应当对货物损失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这个结论在情理上也许被保险人难以接受。但是从保险近因原则的分析上,不能认定暴风为货物损失的近因。笔者建议,对本案的处理,既要考虑到保险公司的经济利益,也要考虑到被保险人的实际损失情况,最好还是要基于公平公正的原则,与被保险人协商解决,对损失按比例分摊为宜。

五、结语

对近因原则分析,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诸多争议的问题,有必要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探讨和研究,而在处理实际问题时,我们应该基于公正公平的原则,在客观科学的基础上探求事物之间本质的和内在的联系。

参考文献:

[1]周勇.新编保险学基础——案例分析[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3.

责任保险论文篇9

识我国道路交通发展的现状与特点，探索我国道路交通及汽车责任保险制度的发展、完善途径，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道路交通事故、归责原则、责任保险、汽车责任保险制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

一、从道路交通事故中民事责任的归责说起

（一）归责原则的立法采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道路交通发展规模日益扩大，然则道路交通事故却有增无减。对道路交通事故所导致的赔偿责任进行准确确认与归责，对解除争端纠纷、及时赔偿损害、维护受

害者的合法权益及社会的稳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道路交通事故的归责原则，是指确认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归属所必须依据的法律准则，即依据何种标准来确定道路交通事故中的民事责任.

我国《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

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民法通则》第107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在事实上确立了无过错责任原则，即指行为人只要

给他人造成了损害，不论其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都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律规定的由受害人故意和不可抗力造成损害事实的除外）。有的学者认为，《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的高速运输工具造成他人

损害，应当包含道路交通事故，进而认为我国立法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采无过错责任原则.

刚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

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以下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承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

、行人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能够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的处理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交通事

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这明确了我国现行立法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采过错推定原则，且1991年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19条

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也是采用的过错推定原则，即当事人对民事责任的承担以有过错为要件。过错推定原则在很多国家都已经被广泛采用。

（二）无过错责任原则与过错推定原则的比较分析

无过错责任原则是一种客观原则，强调以客观损害事实的存在为归责依据，事实上既不排斥亦不注重当事人在主观上是否存有过错，“无损害即无责任”，但同时若造成了损害，则不论是否具有过错，

又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最大好处在于能及时有效地填补受害人的损害，使受害方的利益得到较好的维护，同时无过错责任原则亦能有效提高当事人对造成损害的警觉和预见程度，减

少损害事实出现的几率。但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又存在不完善之处，比如，在由于道路状况、行人过错等原因造成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过程中使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就不能完全有效地维护致害人

的利益和保证其公平地位。

过错推定原则是在民事责任领域中运用的概念，它是指在因果关系存在的基础上，根据法律的规定或案件的需要，由审判人员推定加害人具有过错，若加害人不能提出反证对其过错的推定，则应承

担民事责任.这亦说明了过错推定增大了受害人要求获得赔偿的成功机会，是有助于保护受害人利益的。过错推定原则仍以过错责任为基本内容，实际上是过错责任的具体运用，过错责任体现了一种

个人责任（自己责任），同时，过错责任又是一种主观责任，过错责任促使人们在行为时充分考虑到行为的危险性，通过提高注意程度来避免过错行为可能导致的责任，从而起到了减少损害发生的作用

。

这两种归责原则都是责任方式客观化的结果，而且都以扩大法律救济为宗旨，体现保护弱者的法律精神，二者在指导思想、归责方式上都有着根本的一致性。但是，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上采取过

错推定原则则较为妥当，这也是与实际立法相吻合的。

二、责任保险与汽车责任保险制度

（一）责任保险及其与民事责任功能的内在矛盾

1、责任保险及其社会功能

自十九世纪初期降生法国以来，责任保险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在欧美国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有关责任保险在我国法律法规中亦有相关规定，根据我国《保险法》地49条第2款的规定，“责任保险是指被保

险人因过失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亦即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因过失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进行赔偿的保险。如汽车肇事、轮船相撞、医生误诊等，造

成他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车主、船主、医生等责任者，应对受害人负经济赔偿责任，如果这些责任者投保了相关责任保险，即可将该项赔偿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相应予以赔偿。

责任保险最显著的功能在于填补损害功能，即填补被保险人的财产和利益所受到的直接损失与被保险人因为承担赔偿责任而受到的消极损失。正因为此，责任保险有助于消除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上的损

失危险而具有利用价值，同时，责任保险有助于维护第三者的合法权益，有助于妥善处理各类社会矛盾和纠纷，维护社会的稳定。通过责任保险，保险公司可承担相当一部分被保险人对受害人的民事

经济赔偿，这有助于受害人的损失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偿，自然也有助于责任的分担与纠纷的处理。

2、责任保险与民事责任制度社会功能的冲突

民事责任具有补偿、惩罚和教育的社会功能。责任保险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侵权行为法的社会作用，使法院在决定某些侵权责任的根据时，常常考虑的不是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而是行为人有

无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在补偿受害第三方的损害方面，责任保险无疑是有着积极作用的，而且责任保险亦有助于补偿被保险人的财产或利益所受之损失。但是，保险公司依据责任保险的规定对被

保险人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进行赔偿，被保险人自身实质上所需要承担的经济赔偿就大大减少，这样也就减轻了作为致害人的被保险人所承担的赔偿压力，虽然作为致害人的被保险人依法所应承担的行

政处罚、刑事责任并不会因此而受到实质上的影响，但是对其实施的经济制裁的力度却会相应减弱。因此，依法对因实施损害行为造成损害事实的作为致害人的被保险人所给予的惩罚在总体上而言就自

然会减轻。这不利于维护平等社会主体的公平地位。同时，由于惩罚功能的被削弱，势必造成对致害人警示、告诫作用的弱化，淡化致害人的责任意识以及对损害行为和损害结进行警觉预见、以避免或

减少事故发生的意识。这就难以达到通过对民事责任的合法承担对致害人进行有效教育的目的。

（二）我国汽车责任保险制度及其缺陷研究

1、汽车责任保险

即使在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汽车设计制造和维护技术进步、安全措施不断加强的前提下，道路交通事故仍然频繁发生，说明了道路交通仍然具有高度的危险性。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往往经常出

现受害人损失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赔偿或者加害人无力为伤者治疗、进行善后处理的情况，汽车责任保险便是解决这类问题的“钥匙”。汽车责任保险是一类强制责任保险（又称法定责任保险），所谓

法定责任保险，是依据法律的特别规定对保险领域内契约自由的一种约束和限制。在我国汽车责任保险实行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汽车责任保险是责任承担社会化的一种表现，从本质上讲，汽车责

任保险就是将由于造成道路交通事故而应承担的个人责任在一定程度内推向社会，使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的损失能够由更多的可能成为加害人的人（潜在加害人）来共同承担，并以这一手段加强了责任

保险的损害填补功能，使受害人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保护.

《安全法》第17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法律还规定，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未按照国家规定投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公安机关交管

部门扣留车辆至依照规定投保后，并处依照规定投保最低责任限额应交纳的保险费的二倍罚款，罚款全部纳入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这表明我国将普遍实行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且第三者责任

强制保险与定期安全技术检验相挂钩。有关这一制度，《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

过责任限额的部分再由当事人予以赔偿。因而，一旦道路交通事故发生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时，保险公司即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受害人予以赔偿，就能够使道路交通事故

受害人依法应获得之经济补偿得到保障，有助于对伤亡治疗处理的进行，维护了作为社会弱者的受害者的利益，同时，这也减轻了作为致害人的被保险人的经济负担，可以使致受害双方都较易于从赔偿

造成的损失和事故造成的损害中得以恢复。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设立，在功能和效用上与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具高度的一致性。《安全法》第75条规定，医疗机构对道路交通事故中受伤人员进行抢救的费用超过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

责任限额的，或责任者未参加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或责任者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全部抢救费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

追偿。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首要功用就在于维护受害者的利益，同时亦缓解了依法必须履行赔偿责任的当事人的经济压力，下面的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

2000年1月4日，张家港市德积镇的尤锦荣驾驶小货车在江阴与一摩托车相撞，致摩托车主吴某重伤。事故发生后，经公安交警部门认定，尤应该负事故全部责任，经江阴市法院判决，尤应赔偿吴某各类

经费总和33万余元，货车车主德积镇长明村委会负连带责任。然而，尤一贫如洗，长明村亦为经济困难村。至2003年6月尤履行了68500元执行款后，赔偿陷入穷尽地步。受委托执行判决的张家港市法院

后寻求司法救助途径，从自2003年7月始设立的“特困当事人案件执行基金”中拨付17万元对吴某予以赔偿，由于吴某所在单位主动承担10万元，该案的责任赔偿才宣告结束。

2、汽车责任保险的缺陷分析

如上所述，责任保险与民事责任制度的社会功能有其相矛盾的一面，即责任保险削弱了民事责任制度的惩罚有教育的社会作用。汽车责任保险亦不例外，汽车责任保险亦有其固有的缺陷。

首先，酒后驾车等违反交通法律法规的故意行为广泛存在，不利于汽车交通责任保险的正常发展。、

汽车责任保险赔偿应主要指被保险人由于过失造成致人损害的保险赔偿，但是由于某些故意所导致的致害人致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受损的现象的存在，出于保障和维护受害第三者的利益的目的，这类

故意行为往往也成为汽车责任保险的对象。最典型的就是酒后、醉酒驾车，与其相对应的“非常事故特约损失险”（即“酒后驾车险”）亦是一种责任保险，该险种的根本目的也是保护交通事故中的受

害人能够有效得到经济赔偿，它承担了一部分驾驶人违法驾车造成交通事故后的民事赔偿责任，有利于受害第三方的权益保护，并不因此而影响驾驶人依法所应承担的行政处罚或刑事责任。

对违反交通法律法规的故意行为进行责任保险，有以下几个弊端：其一，机动车驾驶员造成事故所承担的责任较轻，其交通安全意识可能会随之淡化且交通违章现象增多、交通事故的发生几率增大，甚

至会导致屡犯交通法规现象的大量出现；其二，若屡犯交通法规现象的大量出现，责任保险的保险人一方所承担的保险赔偿负担会加重，对交通责任保险业的运作与发展形成负面影响。若交通事故频繁

发生、被保险人屡犯交通法规造成事故损害，保险公司则须按照责任保险的保险限额规定相应一一予以赔偿，保险公司保险赔偿发生频率自然上升，这对保险公司而言就构成了沉重的赔偿压力，并影响

到事故责任赔偿社会化的真正实现。

其次，汽车责任保险强化了事故损失赔偿的有效性，保险赔偿可能刺激以诈骗保险赔偿为目的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滋生。例如下面的案例：

据北京警方透漏，2002年7月25日晚，王昌凯、王昌盛伙同魏某、梁某4人，从王昌盛开的一家汽车修理厂中开出事主送修的3辆机动车，在月坛桥下进行碰撞，伪造连续尾追事故，事后到保险公司诈骗保

险金2万余元。2002年12月7日凌晨，王昌盛将送修的一辆奔弛车开出，在西城区积水潭桥下故意与中心隔离带正面相撞，后到保险公司索赔26万余元。现已初步查明，王昌凯等人利用交通事故诈骗保险

多达90余次，诈骗保险金额巨大。该诈保犯罪团伙5名犯罪嫌疑人无一漏网。

诈骗保险赔偿行为的动因在于非法获取和占有巨额保险赔偿。责任保险协约的存在即投保了相应的责任保险，就使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因损害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相应的保险赔偿义务，如果被保险人对受

害人的赔偿责任成立，则保险人就应该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对受害人的赔偿责任。不法分子往往通过非法伪造交通事故等手段来制造“损害事实”，骗取保险赔偿。上述案例的类似犯罪行为亦时有发

生，这对我国汽车责任保险制度构成了挑战。

（三）完善汽车责任保险制度探略

汽车责任保险在我国的发展尚处于上升阶段，由于受法制环境、市场机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汽车责任保险制度有待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为实现我国汽车责任保险制度的完善和规范化，以使其在

改革开放、服务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促进我国道路交通和汽车责任保险业的有序发展和法制化进程而作出有益的探索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针就我国道路交通和汽车责任保险制度的现状和特点，汽车

责任保险制度应注重以下方面的改革与完善：

1、建立健全差别保险费率浮动机制，完善保险规则体系

差别保险费率浮动机制将交通违章、交通事故和保险费直接挂钩，旨在通过对车险费率的浮动控制来增强驾驶员的交通

安全意识，改善交通环境。要不断推进、深化和完善车险费率浮动机制，一是要充

分利用现有的车险条款、费率针对交通违章、交通事故、保险赔付率高的机动车驾驶员与安全行驶好的分别实行相应的奖优罚劣机制。二是根据车型、车辆使用性质、道路交通事故及交通违章状况等调

整现行车险费率，尤其是对交通事故发生率、交通违章率、保险赔付率高的高风险车辆，要充分发挥车险费率的杠杆作用，强化费率差异性，使费率水平能更加准确地体现承保风险，高风险高费率，真

正维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汽车责任保险实行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在实行强制责任保险的环境下，在保险规则中针对酒后驾车等违反交通法律法规的故意行为采取不计免赔额、追偿等处理方式，则被保险人或肇事者不

仅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还要偿还保险人已经支付的赔款，那么被保险人或肇事者在酒后驾车肇事案件中就不可能获得实际的保险权益。当然，追偿的有效亦需要程序和规则的保障。

2、加强道路交通管理，充分发挥行政管理、刑事制裁的作用

《安全法》对有效加强公安交管部门对道路交通的管理作出了具体的明文规定，同时，明确规定了严重违反交通规章的行为必将受到严厉的处罚和制裁。例如《安全法》第91条规定，饮酒后驾车的，处

暂扣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醉酒后驾车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完善的行

政交管体系和相应的刑事制裁规定既有助于对违法违规行为特别是诈骗保险赔偿等犯罪行为进行制裁，又起到了教育和提高行为预见的作用，客观上可以促进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率下降，较好地维持道路

交通秩序。

3、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措施

对道路、停车场和道路交通配套设施科学规划设计，提高建设质量，减少和避免由于道路状况、设施问题等原因所导致的事故发生，同时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措施，提高抗事故能力。

4、健全法制，加强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

责任保险论文篇10

关键词：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范围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基于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一种商业保险行为，是以排污单位发生的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在这种保险机制中，排污单位作为投保人，向保险公司预先缴纳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保险公司则根据约定收取保险费，并承担赔偿责任，即对于排污单位的事故给第三人造成的损害，直接向第三人赔偿或者支付保险金。随着现代工业的蓬勃发展和科学技术存在的局限性，即使是正常的生产作业也可能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损失。而环境污染责任的认定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就形成了污染企业对受害人的侵权之债。但由于环境污染损害往往会造成近天文数字的赔偿金，侵权企业常常无力负担，为了适当转移和分散这种污染赔偿责任，从而既使污染受害人能够得到补偿，也确保生产单位的经营活动能够继续进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机制应运而生。

一、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构建的理论支持

1.环境污染侵害由私法救济到社会化救济

由于当代社会环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不论是侵权行为法遇到的理论困境还是现实问题，都导致在解决纠纷、填补利益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要摆脱上述困境，就必须超出“损害要么由加害者承担，要么由受害人自担”的狭隘眼界，构筑环境损害赔偿社会化制度，即环境侵权所产生的赔偿责任不再由加害人独自承担，而是还要由国家、社会、法人组织或者社会上不特定的多数人来分担赔偿责任，使“传统的自己责任、个人责任原则下的损失转移转化为现代的社会责任原则下的损失分配、损失分散”，将环境侵权行为所生损害与责任保险、社会安全体制等密切衔接，从而使环境侵权损害的填补不再是单纯的私法救济，既及时、充分地救助环境受害人，又避免环境加害人因赔偿负担过重而破产。

2.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贯彻

可持续发展实际上需要有效地解决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冲突。国家通过环境法来为环境污染或环境破坏设定可以容忍的限度，其目的即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对经济效益的追求。然而在追求经济、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环境污染的发生不仅频繁而且后果严重。单个污染企业承担责任的能力有限，致使污染受害者和公共环境损害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赔偿。为分散企业环境污染赔偿责任，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者。尽量减少社会和国家的损失，有必要探索建立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更加抽象的社会正义。

3.和谐社会实现的保障

发展保险业是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社会的构建着眼于方方面面，对于民生的基本保障和实现是其追求基本价值之一。如前所述，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就是对复杂的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的一种合理机制。这一制度的构建不仅可以分摊污染者的赔偿责任，避免他们因无力赔偿而即将面临的悲惨命运，而且可以使被害人在损害一发生时就及时向保险人提出请求，迅速获得理赔，以填补其遭受的损失。这样既节省时间和金钱，又避免了求偿无门的情形，还能减轻司法诉讼量，及时解决法律纠纷，从而实现高效诉讼的价值目标，最终达到双赢的局面。

二、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承保范围需明确的问题

（一）关于持续性环境污染事故能否纳入承保范围

目前在各国理论和实务中，对于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属于承保范围已成定论。难点在于对于渐进性或累积性污染事故是否应该承保的问题。

1.从理论上探讨对于持续性污染是否属于可保风险的问题。

依照我国保险法律和保险实务，“可保风险”以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为其根本特征。持续性污染，从无限制的长期来讲，污染积累到一定程度，污染事故必然爆发，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合同与一般的保险合同一样，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会在合同中约定保险责任期间。在该期间保险事故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危险的发生并非保险人和投保人在订立合同时完全可以确认的必然事情，因此，符合“危险的发生存在可能”的特征。同时，累积性污染事故发生的时间也是不确定的、事故造成的后果严重性程度也是不确定的，这符合可保风险的偶然性特征。

2.实务中将累积性污染事故纳入中国环境责任保险的范畴是否可行

当然，将所有的环境侵权行为都纳入责任保险的范畴无疑是最理想的。但一项法律制度的实际效果，既与其法律规范的完善程度有关，更与其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程度，以及在程序上的可执行程度有关。考虑到中国目前环境责任保险所依托的相关法律规范并不完善，而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实施和完善也需要一定的进程，再加之中国保险业特别是责任保险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将累积性污染事故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范畴条件尚不具备。

（二）关于生态损失是否应纳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所涉及的损失赔付范围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所涉及的损失赔付范围有以下几种：第一，因环境污染而造成的第三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坏、灭失而产生的损失；第二，因环境污染事故而产生的救助费用和诉讼支出，以及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第三，由于环境污染而导致被保险人的财物损失；第四，因环境污染而导致的生态破坏而引起的损失。一般来说，对于第一种损失列入损失赔付的范围是毫无疑义的。从我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对于第二种损失列入损失赔付范围也是有法律依据的。我国《保险法》第42条第2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该法第49条规定：“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该法第51条还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但是，对于第三、第四中损失是非应当乃如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范围呢，目前尚未有定论。

三、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范围的思考

（一）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的思考

环境污染的发生形态有突发性和持续型两种。突发性的环境污染在发生前没有明显的征兆，一旦发生损害立刻显现，受害人的受损程度的认定也较为容易。持续性环境污染事故侵权持续时间长，侵权原因复杂，往往是多种因素复合累积的结果。受害人对侵权行为的存在往往缺乏深刻的认识，以至对侵权行为何时发生、侵权人为何人都不知晓。因此，对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损害进行救济是较为困难的。

环境责任保险作为对环境污染损害的救济方式，将所有环境污染损害都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无疑是最为理想的。但鉴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水平、环境污染的现状及相关民事法律的完善程度，目前仅将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故纳入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是较为适宜可行的。待条件成熟后，再将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纳入承保范围。这类似于法国“分步走”的做法。当然，扩大承保范围是大势所趋。但这势必会增加保险公司的风险，使它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有可能不愿承保。所以为了避免和鼓励保险公司承保持续性的环境污染事故，就需要政府在政策上予以扶持，对此中国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做法：（1）注入保险基金；（2）由政府主持成立由多家保险公司组成环境责任保险集团以分担承保的风险；（3）效仿法国的做法，成立一个专门负责环境责任保险的机构；（4）建立一个法定的环保监测部门，专门从事对有关环境责任保险承保范围内的环境侵权行为的监测，分担保险公司在辨别、确定理赔范围时所花费的时间、费用及人力等资源，减轻保险公司的业务负担，使其成为保险公司的一个隶属部门专为环境责任保险这项保险业务服务，发挥其良好的补充减负之功效。

（二）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赔付范围的思考

对于前面所提到的“第三种损失”，笔者认为，根据责任保险的特征原则上应该属于除外责任，比如因污染而引起的被保险人自己所有或照管的财物损失，以及由于环境事故而导致工厂全部或部分停产而引起的损失，被保险人自己的损失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可以从企业财产保险的险种设计上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但对于自有场地污染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实践及其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历程纳入到损失赔付范围之内。美国的判例一般认为公众的健康与安全较保险单的任何明示约定更为重要，当被保险人污染了场地而又无力治理时，损害的又会是公众环境权益了，所以从环境法的公益性出发应该将自有场地污染纳入到环境责任的赔付范围当中。

至于生态损失，笔者认为目前尚不宜纳入损失赔付范畴。当然，随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在法律体系的渗透，以及人类对于生物多样性、环境权的日益关注，生态损失的赔付将会成为法律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当然考虑到我国目前环境责任保险才刚刚起步，不顾及实际情况将所有损失不加区分都纳入赔付范围很容易引发保险人因资金缺乏而无力支付巨额赔款的支付机制恶化，这不仅使环境责任保险无以为序，而且也极容易引起保险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的混乱。所以对于生态损失的保险赔付要依托于相关理论的进展，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高度发达的保险业。

参考文献：

[1]周珂,杨子蛟.论环境侵权损害填补综合协调机制[J].法学评论,2003,(6).

[2]CodeofFederalRegulation,Title40,Chapter1-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SubchapterI-SolidWaste,264.140.

[3]汪劲.环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