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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保险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5 02:29:07

责任保险论文

责任保险论文范文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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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保险，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保险，又称为第三者责任险。《保险法》第50条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付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按保险标的的不同，可将其分为雇主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职业责任保险和公众责任保险等。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显然属于民事责任，后者又包括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两种。由于违约责任可以通过订立信用保险合同或保证保险合同来解决，因此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即是侵权责任。

一般认为，1855年英国铁路乘客保险公司向铁路部门提供铁路承运人责任保险，是历史上首次出现责任保险。1875年，英国又出现了马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可以看作是汽车第三者责任险的先导。随着工业生产的不断进步，责任保险的范围也不断增大，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而如前所述，责任保险以被保险人对于第三者的侵权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这使得其和侵权法之间产生了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责任保险使侵权责任社会化。侵权责任本应由侵权行为人来承担，但责任保险使得侵权行为人（即投保人）的侵权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并通过保险公司这一媒介转嫁给整个社会来承担。

2、责任保险使侵权法的损害赔偿功能发生变化。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一方面是对受害人的补偿，另一方面又是对侵权人的一种惩戒。责任保险虽然使受害人的损失因有了保险公司作后盾而能得到保证，但也使得对侵权人的惩戒变得徒有虚名。

从上述两个方面出发，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疑问：责任保险是否在变相的鼓励人们放弃谨慎小心的生活态度？其最终结果是否有益于社会？本文将运用法经济学方法对上述疑问进行回答。

二、法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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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主要是运用价格理论，以及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简单的来说，法经济学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对法律问题进行分析的科学。

1、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则是无限的，这就决定了每个人在进行任何满足自己某种欲望的行为之前，都会通过理性的思考做出选择。

2、每个人在进行各种日常生活的行为（感情生活除外）时，都会进行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并做出最有效率的选择。而整个社会在进行某种抉择之时也会进行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做出最有效率的选择。

科斯在1960年所发表了论文《论社会成本》，被认为是法经济学研究的里程碑。在该文的开篇，科斯提出，“传统的（分析）方法总是使得所做决定的性质变得模糊不清。当A给B造成了损害之后，在需要做出判断时，惯常的思维方式会这样考虑：我们应当如何抑制A？但这样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具有相互性：消除了对B的损害即意味着对A造成了损害。因此，我们应当做出的判断应该是：是否应允许A损害B，或者说是否应允许B损害A？问题的关键在于避免更为严重的损害。”这就是法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即以是否具有效率作为判断法律问题的标准，而非仅仅是以公平和正义作为标准。著名的科斯定理也是由该论文所推出的（科斯并没有明确提出）：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其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则无论财产权的初始状态为何，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然而现实之中任何交易的成本都不可能为零，并且交易成本往往都很巨大，人们无法将其忽略。由于实际的交易成本必然为正，对科斯定理反推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最有效率的市场均衡结果必然产生于交易成本最小的情况。因此，最佳的资源配置状态就是使交易成本最小的配置状态。科斯认为，法律对于资源配置起着极为重要的最用，因为财产权利的归属往往是由法律来设定的。举例而言，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规定了善意第三人可以取得被无处分权人擅自处分的物的所有权，而之所以如此规定，就是因为这比相反的规定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即具有效率。同样地，“法院也应当了解其判决的经济后果，并在判决时考虑这些后果”。这就是法经济学不同于传统法学的地方，后者往往是以公平正义（即道德标准）为标准，而非以效率为标准。

三、对责任保险制度的经济分析



假设A是侵权行为人，B是无过错的受害人，A的行为使B遭受了1000元的损失。在没有责任保险的情况下，根据侵权法，A应当对B的全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此时会出现以下三种可能的情况：

1、A有能力承担1000元的赔偿数额。

2、A只能承担部分赔偿数额或完全不能承担任何数额，但是B却有能力自己承担全部损失或A无法承担的那部分损失。

3、A只能承担部分赔偿数额或完全不能承担任何数额，同时B也无力自己承担全部损失或A无法承担的那部分损失。

在前两种情况下，A需要全部或部分承担B的损失，由于这个损失是由A或/和B自己完全承担的，所以就没有外部成本产生。此时的社会成本也就相当于A和B之间的私人成本，即只有1000元。

而在第3种情况下，由于A和/或B无法承担全部的损失，B所遭受的损失无法得到全部补偿。这就意味着需要由A和B之外的人来承担无法被补偿的那部分损失，即A和B之间的活动在私人成本之外还产生了外部成本。而此时的社会成本就是上述私人成本和外部成本的总和。对B而言，其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该如何使自己的损失得到完全的补偿，B获得补偿的途径的不同就意味着所产生的外部成本的不同，并最终导致社会成本的不同。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察这个问题：(1)没有责任保险制度。但存在政府设立的某种社会救助制度，B就可以依靠该制度获得补偿。但是，这种制度往往都存在于经济较为发达的社会之中，并且该制度的设立毫无疑问也需要耗费巨额的成本。毫无疑问，此时的社会成本一定会超过1000元。如果不存在政府设立的社会救助制度，那么就只能由B自己来想办法补偿自己的损失了。要么B会无奈的接收现实，并最终无法生存；要么B会通过犯罪来满足自己对财产的需求。无论是任何一种情形发生，其所产生的外部成本都是巨大的，而最终的社会成本也必然是巨大的。

(2)存在责任保险制度。如果A事先向保险公司投保了责任险，那么保险公司就会代替其向B支付赔偿金。此时A和B之间的私人成本是1000元，而外部成本为零，因此社会成本是1000元。虽然在A和B之间出现了保险公司这一第三者，但是保险公司仅仅是代替A支付了对B的赔偿金而已，其和B之间并没有任何的其他关系。A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则是另外一个经济活动，当然，这项经济活动同样要产生成本。但是，这种成本肯定要比由政府建立社会救助制度的成本要小的多。

当然，一个貌似合乎逻辑的推理会在此时产生：在没有责任保险之前，人们为了避免自己承担责任，会履行谨慎注意的义务来防止自己的行为可能对他人产生的损害。但是有了责任保险，由于可以让保险公司承担责任，人们就会降低自己的注意程度，从而使保险事故的发生更为频繁，导致社会成本的增加，并将其所带来的收益抵销。事实上这种推理忽略了本文之前所提过的一个基本原理，即每个人总会基于理性的分析从而作出对于自己效用最大的选择。以医生为例，假设医生A在其执业过程中的医疗事故率为5件/年，其向甲保险公司投保了职业责任险。根据上述结论，由于A因为投了保险，那么便会在执业过程中降低自己的注意程度，必然的结果就是医疗事故率增大。这样一来，至少会出现以下几种结果：首先，甲会提高对A收取的保险费。由于医疗事故率的增大，如果甲继续根据5件/年的事故率来收取保险费，则其无法从中获利。其次，由于医疗事故率的增大，政府部门很可能会因此而吊销A的医师执照。再次，很多原本想让A治疗的病人便不会再选择A，即A的潜在顾客会因为医疗事故率的增大而选择其他的医生就医。无论如何，对A而言降低自己的注意程度都是不利益的，作为理性的人A是不会选择这种做法的。论文关键词：保险；责任保险；法经济学

论文摘要：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保险。法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学科。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对责任保险这一法律制度进行分析，可以考察其产生和发展的合理基础，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此项制度。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波斯纳著蒋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M]．

[2]王成．侵权损害赔偿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李玉泉．保险法（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4]许崇苗，李利．中国保险法原理与适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

[5]杨立新．侵权行为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6]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责任保险论文范文篇2

论文摘要:分析了火灾公众责任保险的范围,探讨和研究了不同场所的理赔范围及费率厘定,提出了初期实行火灾公众责任保险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火灾公众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在其经营的场所内因火灾造成的第三者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所依法应负的经济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在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火灾公众责任保险已有很大发展,很多国家均推行强制保险制度。在我国,火灾公众责任保险虽然还处在探索阶段,但实施这种保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已逐渐被国人所认识,国家有关部门相继下发了关于实行和加强火灾保险的文件通知,很多省市也陆续开展了火灾公众责任保险的试点,并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条文。笔者对火灾公众责任保险的范围进行分析,对不同场所的理赔范围及费率厘定进行研究,提出实行火灾公众责任保险初期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火灾公众责任保险的主要承保范围

实行公众责任保险的主要承保范围包括:公园、旅馆、影剧院、歌舞厅、运动场、商场、市场、医院、学校、网吧、车站、码头、机场、礼堂、商住小区等,是人们休闲、购物、消费、出行、聚会的重要场所。由于公众聚集场所人员较多,安全管理难度大,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人员的意外伤害,甚至危及生命。公众聚集场所责任保险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是意外事故造成的民事赔偿责任。其中,因火灾、爆炸事故造成的损失占有一定的比重,制定专门针对火灾、爆炸的公众责任保险有较好的市场切入点和公众接受度。凡是依法注册登记的下列企事业单位(含个体工商户),均可作为被保险人。主要有以下场所:

(1)工厂、办公楼等非开放性场所类,包括生产、制造类企业以及在中、高档写字楼办公的非生产性企业及物业管理企业等;

(2)教育、医疗、文体类,包括各种培训学校、展览馆、图书馆等文化教育机构,医院、防疫站、保健站、卫生所等医疗保健机构;

(3)宾馆、饭店类,包括宾馆、旅馆、招待所等;

(4)商业、服务类,包括商店、超市、商贸公司、批发市场、车站、停车场、物流运输公司、汽修服务等为公众提供服务的企业;

(5)娱乐、餐饮类,包括餐馆、歌舞厅、网吧、酒吧、茶馆、影剧院、浴池、游戏厅、台球室等;

(6)易燃易爆生产、贮存、销售单位,包括炼油厂、贮油库、加油站、CNG加气站等;

(7)危险化学品生产、贮存、销售单位,包括具有实验场所的化工研究院(所)、具有燃烧爆炸危险性的化工医药生产的车间、厂房、库房、销售门市等;

(8)其他类。

2火灾公众责任保险的理赔范围及费率

2.1保障范围

保障范围是指发生公众责任事故后,保险人给被保险人理赔的范围。在保险期间内,只要是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载明的场所内依法从事生产、经营等活动时,因该场所内发生火灾、爆炸造成第三者人身损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人身损害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所支付的仲裁费用、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它合理的费用,保险人均应按约定负责赔偿。

2.2责任限额

责任限额是指发生公众责任事故后,保险人给被保险人每人每次最低赔偿限额和其对应的最低累计赔偿责任限额。假如,设定每人责任限额共分5~10万元、10~20万元、20~30万元、30~40万元、40~50万元等五个档次,其对应的最低累计责任限额就应分别为50、100、150、200、250万元。由于全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不一,各地保险公司在确定责任限额时,可在全国制定的统一责任限额基数上,上下浮动20%~30%,以便于在全国迅速推广执行。

2.3费率厘定

基准费率高低由每人责任限额及累计责任限额确定。同时,也可依据场所性质、营业面积大小、建筑物结构类型以及消防设施等情况,设置相应的调整系数。具体基准费率高低及调整系数设定如下。

(1)基准费率设定。基准费率设计,见表1。

(2)根据不同行业类别设定系数。由于行业类别不同,火灾的荷载不等,火灾的潜在危险性也不尽相同因此保险费率系数也应依据行业类别而设定。工厂、办公楼等非开放性场所的保险费率系数为0.5~0.8。该类别为生产性制造类企业以及在中、高档写字楼办公的非生产性企业及物业管理企业,如IT企业、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技术密集型服务类企业等。

教育、医疗、文体类的保险费率系数为0.8~0.9。该类别包括各种培训学校、展览馆、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教育机构,医院、防疫站、保健站、卫生所等医疗保健机构。

宾馆、饭店类的保险费率系数为1.0~1.2。该类别包括宾馆、旅馆、招待所等。

商业、服务类的保险费率系数为1.3~1.6。该类别包括商店、超市、商贸公司、批发市场、车站、停车场、物流运输公司、汽修服务等企业。

娱乐、餐饮类的保险费率系数为1.8~2.0。该类别包括餐馆、歌舞厅、网吧、酒吧、茶馆、影剧院、浴室、游戏厅、台球室等。

(3)根据不同营业面积设定系数。由于行业类别的营业面积不同,火灾的荷载不等,火灾的潜在危险性也不尽相同。因此,保险费率系数也可由不同行业类别营业面积而设定,见表2。

(4)根据建筑物结构(等级)设定系数。根据建筑物结构(等级)所设定的系数,见表3。

(5)根据场所的消防设施及消防管理设定系数。每个单位或场所的消防设施是否按规定配置并完整好用,消防管理是否落实到位,同样是对该单位或场所潜在火灾危险性有较大的影响。因此,也可据场所的消防设施及消防管理设定不同的系数。

对于下列四项条件,全部满足的,其系数为0.7~0.8;满足第一项及后三项中任何两项的,其系数为0.8~0.9;满足第一项及后三项中任何一项的,其系数为0.9~1;仅满足第一项的,系数为1~1.2。

一是依法通过了公安消防机构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消防安全检查;二是建筑布局合理,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消防车通道、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符合规定;三是消防设备运行良好,灭火器材配置符合规定;四是消防控制室的值班操作人员持证上岗。

(6)标准保险费。一般标准保险费是基准保险费与行业类别系数、营业面积系数、建筑物结构系数、防火设施系数的乘积。目前,由于火灾公众责任保险还处在试行推广期间,如果计算过分繁杂,被保险人一时难以明白,为了简便易行,可根据场所的面积大小和数量直接设定为定额保险单。

3实行火灾公众责任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3.1存在的问题

由于火灾公众责任保险在我国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险种,因此,在保险业界本身的技术、社会单位的认识、政府政策的推动以及法律强制实施等方面,都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问题。一是全国至今未形成统一的基准费率,保险公司各自为政,技术层面难以得到有效支持;二是有些公众聚集场所单位对火灾公众责任保险认识不足,思想麻痹,存在侥幸心理,认为保险就是多缴钱,不认可火灾公众责任保险,更不会主动积极投保;三是各级政府在火灾公众责任保险的推动力度上还需加强,由于没有上级的统一政策,有些地方政府还处在观望状态;四是虽然国家有关部门相继下发了关于实行和加强火灾公众责任保险的文件通知,很多省市也陆续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条文,但均不是法律强制性条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若要全面统一推行火灾公众责任保险,仍有难度。

3.2相关对策

要解决以上问题,笔者认为,一是要加强对保险公司内部的管理与培训,使保险公司职员对火灾公众责任保险有全面的认识,主动开展营销活动,并到社会单位进行推广;二是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开展宣传,努力提高全社会对火灾公众责任保险产品的认知度;三是政府有关部门配合保险公司推出责任保险试点工作,取得成功经验后,向社会广泛推广;四是政府或相关法制部门制订法律、法规强制实施。

另外,应将推广火灾公众责任保险工作作为社会化消防工作的重要内容,纳入安全生产工作目标,纳入“安保互动”工作范畴,与其他各项安全工作同规划、同部署、同实施、同考核、同奖惩,确保工作落实。要充分发挥文化、卫生、旅游、商贸、工商等行业主管部门的作用,建立火灾公众责任保险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本地区公众责任保险工作的开展,研究解决火灾公众责任保险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指导火灾公众责任保险快速健康发展,努力形成“政府领导、多方参与、齐抓共管、商业运作”的运行机制,更好地为维护公众利益和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责任保险论文范文篇3

(1)工厂、办公楼等非开放性场所类,包括生产、制造类企业以及在中、高档写字楼办公的非生产性企业及物业管理企业等;

(2)教育、医疗、文体类,包括各种培训学校、展览馆、图书馆等文化教育机构,医院、防疫站、保健站、卫生所等医疗保健机构;

(3)宾馆、饭店类,包括宾馆、旅馆、招待所等;

(4)商业、服务类,包括商店、超市、商贸公司、批发市场、车站、停车场、物流运输公司、汽修服务等为公众提供服务的企业;

(5)娱乐、餐饮类,包括餐馆、歌舞厅、网吧、酒吧、茶馆、影剧院、浴池、游戏厅、台球室等;

(6)易燃易爆生产、贮存、销售单位,包括炼油厂、贮油库、加油站、CNG加气站等;

(7)危险化学品生产、贮存、销售单位,包括具有实验场所的化工研究院(所)、具有燃烧爆炸危险性的化工医药生产的车间、厂房、库房、销售门市等;

(8)其他类。

2火灾公众责任保险的理赔范围及费率

2.1保障范围

2.2责任限额

2.3费率厘定

(1)基准费率设定。基准费率设计,见表1。

宾馆、饭店类的保险费率系数为1.0~1.2。该类别包括宾馆、旅馆、招待所等。

商业、服务类的保险费率系数为1.3~1.6。该类别包括商店、超市、商贸公司、批发市场、车站、停车场、物流运输公司、汽修服务等企业。

娱乐、餐饮类的保险费率系数为1.8~2.0。该类别包括餐馆、歌舞厅、网吧、酒吧、茶馆、影剧院、浴室、游戏厅、台球室等。

(4)根据建筑物结构(等级)设定系数。根据建筑物结构(等级)所设定的系数,见表3。

3实行火灾公众责任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3.1存在的问题

3.2相关对策

参考文献:

[1]王宁,朱渝生,余大波.浅谈消防与保险的发展[J].消防科学与技术,2003,22(S1):81-82.

[2]蔡智敏,史平松.消防与保险良性互动机制的建立[J].消防科学与技术,2005,24(1):108-110.

责任保险论文范文篇4

(1)工厂、办公楼等非开放性场所类,包括生产、制造类企业以及在中、高档写字楼办公的非生产性企业及物业管理企业等;

(2)教育、医疗、文体类,包括各种培训学校、展览馆、图书馆等文化教育机构,医院、防疫站、保健站、卫生所等医疗保健机构;

(3)宾馆、饭店类,包括宾馆、旅馆、招待所等;

(4)商业、服务类,包括商店、超市、商贸公司、批发市场、车站、停车场、物流运输公司、汽修服务等为公众提供服务的企业;

(5)娱乐、餐饮类,包括餐馆、歌舞厅、网吧、酒吧、茶馆、影剧院、浴池、游戏厅、台球室等;

(6)易燃易爆生产、贮存、销售单位,包括炼油厂、贮油库、加油站、CNG加气站等;

(7)危险化学品生产、贮存、销售单位,包括具有实验场所的化工研究院(所)、具有燃烧爆炸危险性的化工医药生产的车间、厂房、库房、销售门市等;

(8)其他类。

2火灾公众责任保险的理赔范围及费率

2.1保障范围

2.2责任限额

2.3费率厘定

(1)基准费率设定。基准费率设计,见表1。

宾馆、饭店类的保险费率系数为1.0~1.2。该类别包括宾馆、旅馆、招待所等。

商业、服务类的保险费率系数为1.3~1.6。该类别包括商店、超市、商贸公司、批发市场、车站、停车场、物流运输公司、汽修服务等企业。

娱乐、餐饮类的保险费率系数为1.8~2.0。该类别包括餐馆、歌舞厅、网吧、酒吧、茶馆、影剧院、浴室、游戏厅、台球室等。

(4)根据建筑物结构(等级)设定系数。根据建筑物结构(等级)所设定的系数,见表3。

3实行火灾公众责任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3.1存在的问题

3.2相关对策

参考文献:

[1]王宁,朱渝生,余大波.浅谈消防与保险的发展[J].消防科学与技术,2003,22(S1):81-82.

[2]蔡智敏,史平松.消防与保险良性互动机制的建立[J].消防科学与技术,2005,24(1):108-110.

责任保险论文范文篇5

[论文关键词]产品责任保险法律缺陷完善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产品责任保险有着突飞猛进的进步。我国尚无产品责任保险法，有关规范产品责任保险的法律主要分散在产品责任法和保险法中，其立法分散，实践中难以操作。这样一来．既不能对合法产品经营者进行应有的保护．也不能对假冒伪劣产品的不法炮制者实施有力度的制裁．更不能对消费者给予充分的保护。因此．对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缺陷进行完善实践意义重大。

一、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的缺陷

1产品责任法关于产品责任的缺陷

我国尚无统一的产品责任法．其主要分散于《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等法律中。这些法律对产品责任的规定存在以下不足(1)产品范围界定不明确。现有法律对产品的界定显得有些混乱，民法通则》未对产品作出任何界定，《产品质量法》规定产品是“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这一概念并未明确产品范围易让人产生分歧。(2)产品缺陷标准不清。衡量产品缺陷有两个标准：不合理危险标准和国家、行业标准，实践中后者优于前者。但是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的产品并不排除其具有危险性，这种缺陷认定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规制到产品所具有的潜在危险性。(3)对经营者处罚较轻。根据损害赔偿理念．产品责任以补偿被害人的实际损失为限。而且，我国没有设立惩罚性赔偿，精神损害赔偿也不成熟从而对经营者处罚较轻。因此，有必要从调节利益入手，加大对经营者处罚力度，减少进而制止制假售假的违法行为。

2．保险法关于产品责任保险的缺陷

保险法中对产品责任保险没有直接规定，仅笼统地规定责任保险的内容。因此，法律对产品责任保险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1)未明确保险人的抗辩义务：保险法中未明确规定保险人的抗辩义务．保险人若对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进行抗辩将从本身的利益加以考虑，极少顾及被保险人的利益。因此，对被保险人不利，尤其是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责任‘利益发生冲突时，被保险人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2)未确立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保险实务上，通常不允许第三人直接向保险人要求给付保险赔偿金的。为确保第三人利益在一定条件下确立第三人对保险人享有保险赔偿金直接给付请求权是产品责任保险法的发展方向。(3)责任保险条款不规范。产品责任保险作为地方性险种在保险责任、索赔事项等方面存在漏洞。

二、完善我国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议

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是经营者转移其不确定产品风险保障消费者权益不受损害的需要，也是安定社会秩序、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笔者认为：完善产品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可从以下人手：

1完善产品责任法中有关产品责任的规定

(1)扩大产品的范围。随着国际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为保护广大消费者权益应对产品“作扩大化解释是必要的根据需要可考虑以下产品，如初级农产品、电及其他无形工业品、人体组织及血液血液制品等。(2)完善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在产品缺陷认定标准的选择上．确立”不合理危险为基本标准。…不合理危险“如何衡量，实践中采用生产者制造产品的预期用途标准．即一个合理谨慎的生产者知道或应当知道其产品的危险时．不会将其投入市场。同时．国家行业标准只能作为方便消费者索赔时的一个辅助标准．绝不能凌驾于不合理危险标准之上。(3)明确严格责任原则。现有法律对生产者适用严格责任、销售者适用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相结合原则。这显然不利于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对销售者也适用严格责任，将更加有利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4)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确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产品责任保险中．精神损害应当列入赔偿范围。但基于美国责任保险危机所体现出高额精神损害赔偿所造成的困境，我们有必要确定限额。此外，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弥补受害方的损失之外对加害方判处额外的赔偿金。其主要是目的是加大对加害人的惩罚打击假冒伪劣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

责任保险论文范文篇6

论文摘要：在海上污染及安全事故的损害补偿中，海上强制责任保险以其所具有的经济上的合理性、社会公益目的性以及法律上的正当性，成为众多国际海事公约和国内海事立法的普遍选择。当然它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局限性，需要得到财务担保、直接索赔以及自愿保险的弥补和矫正。

海上强制责任保险是指对海上的环境污染以及旅客伤亡等损害赔偿责任进行强制保险的一种保险制度。它是一种新型的法律制度，在国际上最早是在《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以下简称《油污民事责任公约》）中首先被确立的。目前海上强制责任保险主要包括油污强制责任险和旅客强制责任险两种类型，其中海上油污强制责任险作为解决海上污染事故损害赔偿的必备手段，已成为众多海事国际公约和各国国内立法的普遍规定。

同侵权损害赔偿、其他保险赔偿等一样，海上强制责任保险也是损害赔偿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它之所以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是其具有其他损害赔偿方式所不具备的经济合理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结果。而在这个本来践行私法自治原则的领域中，立法之所以利用公权力的介入使其强制化，也正是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当然，公权力的介入以及海上责任保险的强制化必须要接受法律正当性的检验，否则就可能因涉嫌侵害私权利而失去其正当性和合理性。而且，海上强制责任保险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制度，它也有缺陷和不足，需要进行补正和完善。

一、海上强制责任保险的经济合理性解析

除海上强制责任保险外，在法律上还有其他损害赔偿方式，例如对海上事故责任人的侵权损害赔偿，取消船舶所有人的责任限制或者提高其责任限额，要求受害人投保财产险或意外伤害险等。但无论是与其他方式相比较，还是就其制度本身而言，海上强制责任保险制度都具有无可比拟的经济合理性。

（一）强制责任保险具有其它方式所不具备的经济合理性

1．与其它方式相比较，强制责任保险更有利于受害人获得充分、及时的经济补偿。首先，就海上事故责任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而言，由于海上事故尤其是污染等事故通常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并且通常会超出多数船舶所有人的承受能力并使其陷于破产清算的境地，因此单纯的侵权损害赔偿方式并不能使受害人得到足够、及时的补偿。而且，这种方法对船舶所有人而言也是最不利的。其次，就取消船舶所有人的责任限制或者提高其责任限额而言，由于取消责任限制的条件在现在看来还不具备，而责任限额的提高不仅是有限度的，还受制于各个船舶所有人的经济实力，因此这种方法对受害人来说并不具有明显的优势。这种方法对船舶所有人而言同样也是不利的。与此相反，保险人的经济实力及其特有的基金积聚和风险分散机制使得他的经济补偿能力通常要好于一般的船舶所有人，因此通过责任保险制度由保险人在保险范围内承担对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将更有助于受害人获得充分补偿。而且由于保险的索赔与理赔程序要比一般的损害赔偿诉讼程序简单一些，因此可以给受害人节省时间、降低成本，其经济意义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强制保险的经济合理性要好于侵权损害赔偿以及提高船舶所有人责任限额的方式。

2．与强制受害人投保财产险或意外伤害保险相比，强制船舶所有人投保责任险更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就强制保险而言，存在着强制受害人投保财产险或意外伤害保险以及强制船舶所有人投保责任险两种方案。由于船舶所有人的经济实力通常要好于一般的受害人，因此强制船舶所有人投保责任险要比强制受害人投保财产险或意外伤害险更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虽然强制投保会使船舶所有人增加额外的支出，但是作为潜在的海上污染和人身伤亡事故的责任人，该部分保费应该是海运企业风险预备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发生事故后其巨额的赔偿费用就可以由保险人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这对船舶所有人而言当然是有利的。由此可见，强制船舶所有人投保责任险最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

（二）强制责任保险本身的内涵与功能所体现出的经济合理性

由上可见，海上强制责任保险的确具有其他方式所无可比拟的经济合理性。但是该制度设计是否会违背经济规律、违背其作为责任保险制度的内涵和功能呢？答案是否定的，海上强制责任保险不仅不违背其内在经济规律，而且正是基于责任保险本身的目的宗旨和功能而产生的。首先，责任保险作为一种保险制度，具有强大的损害移转、分散和损害补偿的功能。通过责任保险，一方面，船舶所有人的责任风险被转移到众多的投保人身上，从而使船舶所有人不致因巨额的经济赔偿而陷于经济困境或破产；另一方面，受害人的损失也获得了补偿，可以继续自己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其次，责任保险作为第三人保险，天然具有保护受害第三人的内涵。因为，如果没有第三人的存在，就没有被保险人的损害赔偿责任，而没有被保险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也就不存在责任保险了，所以说责任保险天然具有为受害第三人利益的目的。此外，船东参加责任保险的目的，从直接上看是为了弥补自己因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遭受的损失，但在间接上，仍是为了给受害人提供充分的补偿；责任保险人所支付的保险金，表面上是弥补被保险人因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赔偿给受害人的损失，但最终仍然支付给了受害人。[1]由此可见，责任保险的损害分散与损失补偿功能既符合海上损害分散和弥补的需要，又符合保护受害人的需要。

虽然如此，但在船舶所有人未取得责任保险的情况下，责任保险制度仍无法发挥上述功能。因此，责任保险的强制化，便成为海上损害分散、转移以及受害人获得及时、充分经济补偿的必然选择。

二、海上强制责任保险的社会公益性解析

（一）海上强制责任保险具有保护受害人利益的直接目的和功能

海上强制责任保险立法的目的，在于确保侵权人承担起对海上污染以及旅客人身伤亡等所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从而实现对受害人的迅速、方便和充分补偿。海上强制责任保险之所以以保护受害人利益为其直接目的，是与保护弱者的现代法理念分不开的。现代社会进步的一大标志，是对人的关怀和重视，强调对弱者的保护已经深入人心。在海上责任事故中受害的当事人，无论是旅客还是沿岸的渔业捕捞者、养殖者，其在社会地位、经济实力以及专业技能等方面，与海上运输经营者相比都处于弱者的地位。因此，通过海上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向受害人提供更有效的保护，符合这一积极的社会理念和价值追求。

海上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不仅在立法理念上贯彻了保护受害人的目的，在制度设计上更是通过强制保险和直接索赔的结合，来实现对受害第三人的及时、充分补偿。由于海上油污、客船沉没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船东所要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常常十分的惊人，一次事故就足以使船主破产倒闭，而船主的破产又意味着受害人将无法得到足够补偿，这往往使得受害人陷于经济困境而无法自拔。而通过强制保险制度，要求船东必须投保责任险或提供其它财务证明，就可以借助保险人的力量确保船东具有足够的经济赔偿能力。当然，仅有强制保险是不够的，因为在船东无力或拒绝赔偿时，保险人会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或其他条款拒绝承担保险补偿责任，这样强制保险对受害人来说就形同虚设。于是，立法又确立了直接索赔制度，赋予受害第三人直接请求责任保险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权利。这样，通过强制保险和直接索赔制度，受害人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其生活与生产可以得到迅速恢复，这对受害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二）海上强制责任保险可以间接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由于海上强制责任保险以保护受害人利益为目的，而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而成为责任保险的保障对象，因而海上强制责任保险足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定、发展和人类的共同安危。同时，由于受害人可以从责任保险人那里得到较为充分的经济补偿，因而船舶所有人因向受害人承担巨额经济赔偿而陷于经济困境的情形通常不会发生，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因为船舶所有人破产、清算而造成大规模失业和社会混乱的情形，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

除此之外，海上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障海上运输安全、维护海洋生态平衡的作用。首先，由于污染等事件产生的巨大损害，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的机率直接影响到商业保险人的切身利益，因此那些信誉好的、设备先进、管理科学的船东就会更容易获得保险，相反那些信誉不好、设备陈旧、管理不规范的船东会因为无法取得保险而得不到营运资格，或者因为保费的提高等原因无法实现其盈利目的，从而不得不退出海上运输，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海上运输企业的优胜劣汰，从而有利于海上运输的安全、健康和稳定发展。其次，由于海上运输企业的优胜劣汰使得那些容易发生事故的船东们退出了海上运输行业，而那些获得保险的人又必须尽到合理注意、防灾减损的义务，因此海上航行的安全性大大增强了，这样在海上航行的人员的安全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而污染事故、旅客遇难事故的减少，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保护人类生命与财产安全、维护海洋生态平衡、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功效。

由此可见，海上强制责任保险使得它的当事人担负起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促进社会的安全运转和有序发展的作用。海上强制责任保险已经成为一种极具效果的“社会润滑剂”，具有显而易见的社会公益目的性。

三、海上强制责任保险的法律正当性解析

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强制当事人缔结保险合同，既是向当事人强加义务，又是对当事人自由与财产的限制与剥夺，因此强制保险除具有经济合理性及社会公益目的外，还必须具备法律上的正当性。通常情况下，这主要是指它是否符合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的要求。由于目前我国仅建立了油污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本文即以油污强制责任保险为例进行分析。

（一）法律保留原则与海上强制责任保险

所谓法律保留原则，是指除非依据法律明文规定，否则人们的自由和财产不得被无故剥夺。我国立法也承认并规定了法律保留原则，《宪法》第62条、第67条分别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和修改法律的权限，《立法法》第8条则明确规定了10项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项。[2]

在海上责任保险中，对海上油污责任的强制保险一般都是通过国内立法或国际公约确定的。例如，国际公约方面，《1969/1992年油污民事责任公约》第7条第8项规定了海上油污责任的强制保险制度；在国内法方面，英国通过其《1995年商船航运法》第163条、美国通过其《1990年油污法》第1016条、俄罗斯通过其《1999年联邦商船航运法》第18章第323条，分别确立了海上油污责任的强制保险制度。在我国，对海上油污责任的强制保险主要是基于《1992年油污民事责任公约》的规定，自然也符合这一原则。由此可见，对海上油污责任的强制保险符合法律保留原则。

不过，法律保留原则并不是绝对的，属于法律保留的许多事项都可以授权行政机关进行立法。我国同样如此，从我国《立法法》第9条以及《保险法》第11条的规定来看，也完全可以采用行政法规的方式来规范强制保险制度。因此，即使我国将来以行政立法的形式来确立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也不会构成对此项原则的根本违背。

（二）比例原则与海上强制责任保险

法律保留原则主要是在形式上验证海上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正当性，但除法律保留原则外，对海上油污责任有无采取强制保险的必要，还应该以比例原则进行实质上的检验。

同法律保留原则一样，比例原则也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比例原则在西方国家宪政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被誉为“皇冠原则”，它主要用来检验公权力介入私权力、公益凌驾于私益之正当性。[3]由于海上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是基于维护社会公益目的而强制当事人投保责任保险的，因此运用该原则来检验其实质上的正当性是非常合适的。

通常认为，比例原则有三项子原则，即妥当性、必要性及狭义比例原则：（1）妥当性原则。所谓妥当性原则，是指限制人民自由权利的措施必须能达成法律规定的目的，如果立法者所确定的限制措施根本无法达到立法的目的，那么该项立法就欠缺妥当性。实践证明，海上油污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很好地保护了受害人的利益，实现了其立法的目的，因此它符合妥当性原则的要求。（2）必要性原则。必要性原则，是指在妥当性原则获得肯定后，立法者必须在所有能够达成相同法律目的的手段中，选择对人民自由权利侵害最轻的方法或限制最小的方式。在海上油污保险中，既可以强制船东投保责任险，也可以强制受害人投保意外伤害险，但由于在海上油污事故中，受害者在事前往往是不确定的，而且受害者通常数量众多，其受到的损失也常常十分惊人，因此强制受害人投保意外伤害险不仅不便于操作，还会构成对受害者利益和社会公益的更大损害。而船东作为海上运输的承担者，本身即负有安全保障的义务，违背此项义务即应承担责任，因此强制船东投保责任险不仅在情理之中，与强制受害人投保意外伤害险相比，也属于限制最小的方式。（3）狭义性比例原则。狭义性比例原则，是指法律所采取的限制措施，虽然为达成立法目的为必要，但不能因此给人民带来过度的负担，也就是说，必须衡量制定该法律所获得的利益与人民自由权利的侵害是否合乎比例。一般适用该原则时并非积极地来认定两者间是否存在合理适当的关系，而是消极地来认定两者有无不适当、不合比例关系存在即可。如前所述，海上油污强制责任保险的目的，在于保障不特定的受害者得到充分、及时地补偿，以维护社会公益、促进海上航行的安全和海洋生态的平衡，这与船东的自由与财产权利相比更值得保护，因此可以认定海上油污强制责任保险符合比例性原则的要求。[4]

四、海上强制责任保险的局限性及其克服

虽然海上强制责任保险以其所具有的经济上的合理性、社会公益目的性以及法律上的正当性，成为众多国际海事公约和国内海事立法的普遍选择，但它也有缺陷和不足，需要进行相应的补正和完善。

（一）经济上的局限性与财务担保制度

强制责任保险虽然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但是它毕竟给船舶所有人带来了额外的经济负担，因为发生事故的船舶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船舶及其所有人因为没有发生事故因而可能白白损失了一大笔费用。此外，对于该部分的额外支出，通常情况下都会被当作海上运输企业的运营成本从而被转嫁到海上旅客以及托运人或收货人身上，接着这些费用和支出又会被分摊到货物上面并最终由众多的消费者所承担。由此可见，严格采取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可能会增加企业乃至全社会的成本，这又是不经济的。

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财务担保制度。除了保险之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出具的书面保证；保证债券、信用证、自保人资格证明；船舶所有人自身提供的充分可靠的物的担保，具有偿付能力的其他第三人提供的物的担保甚至保证等，都可以用来担保船舶所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而不是一味要求投保责任保险。[5]《1969/1992年油污民事责任公约》第7条，美国《1990年油污法》第1016条、《1996年HNS公约》第12条、《2001年燃油公约》第7条、《2002年雅典公约》第5条等均有此类规定。

（二）法律上的局限性与直接索赔制度

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在法律上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责任保险的实现方面。虽然责任保险是强制性的，但责任保险双方的权利义务仍是由保险合同来约定的，保险人出于维护自己利益的需要，往往在合同中规定一些“先行支付”或“不得诉讼”等类似条款，借以阻碍受害人向其提起保险赔偿要求。这在保赔保险中更是成为一项惯例，几乎所有的保赔保险中都有关于“先行支付”的规定，其典型措词是，除非董事会做出相反的决定，会员就任何责任、支出和费用获得协会赔偿的先决条件是，他首先承担了相同的责任或支付了相等的费用。基于该类规定，如果船舶所有人无力承担或者故意逃避拒不承担其对受害人的赔偿责任，那么保险人也就无须承担保险责任。由于巨额的损害赔偿常常使得船舶所有人处于濒临破产边缘，从而无力负担其对受害人的赔偿责任，因此上述规定使得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变得形同虚设。

为了避免出现这一问题，《1969年油污民事责任公约》第7条同时确立了直接索赔制度，赋予受害第三人直接请求责任保险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权利。其他国际公约与各国国内立法也均有类似规定。由于该规定被认为是强制性条款，而上述“先行支付”之类的规定同直接索赔相违背，因而应该归于无效。这样，通过绕开船舶所有人而直接起诉保险人的方式，受害人就可以真正享受到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带来的好处，而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也才能真正实现其预期的功能和目标。

（三）强制投保范围的局限性与自愿责任保险

虽然在许多新的领域里，如海上污染、海上旅客人身伤亡中都已经确定了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不过在传统的责任保险领域，如碰撞责任、货物索赔责任等仍然采用自愿投保的方式。由于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能够很好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因此强制责任保险是否应该扩及到其他所有的海上责任领域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强制责任保险不仅不会全面取代自愿责任保险，而且也不应该取代自愿责任保险，这是因为：首先，对海上油污责任的强制保险正是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促进海上安全与环境保护的目的而设立的，而在碰撞责任、货物索赔责任等方面，由于双方之间的地位、实力之间并无大的不同，而且通常不存在众多的受害人，并无危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严重性，因此也就不存在强制保险的必要。其次，自愿责任保险作为责任保险的常态，完全因个人或企业的需要而发展、变化，因此全部代之以强制责任保险也是不现实的。再次，即使在海上污染、海上旅客人身伤亡中，强制责任保险也需要自愿责任保险的补充。这是因为，强制责任保险要受到保险合同金额以及责任限额的约束，保险赔偿不足以补偿受害人损失的部分，船舶所有人仍然还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倘若此时船舶所有人另行投保自愿责任险，对此就可以享受保险的保障，这样无论是对船舶所有人还是受害人来说，都是有利的。

参考文献：

[1]张湘兰,李凤宁.海上责任保险法基础理论问题研究[J].武大国际法评论,2006,(4).

[2]应松年.《立法法》关于法律保留原则的规定[J].行政法学研究,2000，(3).

[3]胡建淼.比较行政法——20国行政法评述[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责任保险论文范文篇7

责任风险是普遍存在的。无论是建筑、安装工程施工期间，还是商场、影剧院、运动场、各类职业人员等，均有可能因生产、营业等各种活动而出现意外事故，造成他人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致使责任人不得不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随着人们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诉讼、索赔行为日益增多，法院的判决往往更加有利于受害人，使责任者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一旦发生责任事故，面对赔偿、诉讼，将致经营者陷入困境，影响其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同时，致害人的经济状况大不相同，对于巨额的损害赔偿责任，有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可以全部承担，有些小本经营的企业或个人则可能根本无法承受，赔偿一次责任事故的损失就有可能导致倾家荡产、破产倒闭。参加责任保险，将这些无法确定、巨额的风险转移给保险人，责任保险通过集中风险、分散风险承担众多致害人的责任，使其免除后顾之忧，集中精力搞好生产经营，保持生活安定。但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因素，我国责任保险发展相对滞后。加快发展责任险，应加强国家法制建设，提高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提高保险公司责任险经营水平；加强对责任险的风险分散支持；优化责任险发展的环境。责任保险具有较强的经济补偿与社会管理功能，不仅为解决各类民事赔偿责任事故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保障和支持渠道，也是政府运用市场手段管理社会风险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责任保险保险标的保险责任

随着人们的法律意识、索赔意识不断增强，自然人、法人通过投保责任保险的需求不断上升。任何企业、团体或个人在从事各种活动中都不可能完全避免责任事故的发生，一旦发生事故，造成他人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致害人就必须依法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但是，致害人的经济状况决定了其赔偿能力的大小，同时，刑事责任又仅仅是对致害人的一种事后惩罚，对受害人无法在经济上进行赔偿，若只把致害人投入监狱，对受害人而言也无济于事。这些都是外来突发的损失，急需有商业的责任保险产品来补偿此处的损失，有保险人承担起民事损害责任风险，则可以可靠地保障受害人的经济利益，有效地维持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连续和稳定。因此，如果没有责任保险，受害人能否获得经济赔偿，并无确切保证，从而极易激化矛盾，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定。从以上可以看出，无论对于法源还是实际生活，商业性的责任保险都有着切实的市场需求和积极的保障作用。

一、责任保险的概念和分类

（一）责任保险的概念

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是投保人与保险人建立的一种保险关系。保险关系是指根据法律的规定或当事人双方的约定，一方承担支付保险费的义务，而对方则承担其因意外事故出现所致损失的经济补偿或给付义务的一种法律关系。所谓“责任保险者，谓责任保险人于被保险人对于第三人，依法应负赔偿责任，而受赔偿之请求时，负赔偿责任之保险也。”“凡公司，企业或个人，在从事各项业务经营和日常生活中，由于疏忽，过失等行为造成他人的损害，根据法律应对受害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都可以由负有赔偿责任的人，投保有关的责任保险。”保险公司的责任范围主要有两项：（1）被保险人依法对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即法律责任；（2）因赔偿纠纷引起的诉讼、律师费用，及其他事先经保险公司同意支付的费用。

（二）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

“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是被保险人依法应当承担的对他人的民事改善人民生活责任”即损害赔偿责任，但是，民事责任多种多样，并非所有的损害赔偿责任均为责任保险的标的。责任保险转嫁的是责任风险，而风险的一般含义是损失的不确定性或可能性，因此可以说责任风险是指与责任有关或由责任引起的损失的不确定性或可能性。“责任保险一方须被保险人对于第三人依法应付赔偿之责任，他方又须被保险人受赔偿之请求，二者缺一不可；而一般财产保险则较单纯，一般是财物之毁损灭失。”责任保险承保的责任为民事责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用经济价值来衡量，一般限于法定责任即法律直接规定应由行为人承担的包括过失责任在内之侵权责任。

（三）责任保险的分类

依据不同的标准，责任保险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以责任保险承保的范围和对象划分，可以分为企业责任保险、职业责任保险和个人责任保险；以发生效力的方式划分，可以分为自愿责任保险和强制责任保险；以责任保险承保的险别划分，可以分为产品责任保险、公众责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供电责任保险、汽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目前，我国责任保险业务主要集中在车辆第三者责任心、工程第三者责任险、雇主责任险、公众责任险、产品责任险等少数险种上。随着社会的发展，职业责任险在部分地区虽已开办，但还没有形成规模。

二、责任保险发展现状

（一）国际上责任险的发展现状

责任保险是随着科学进步、社会发展，特别是法律制度的逐步健全而发展起来的。它最早开始于19世纪的欧美国家，由于近代工业革命使社会进入机器工业的时代，这在极大提高社会生产率的同时，也使得各种各样的工业事故后果越来越严重。但是社会上层建筑的变化相对经济基础的发展而言，一般是滞后的。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也没有一次性完成法制化建设，随着古典自由主义思想逐步衰落，法制社会的思想逐步建立。相应的，在责任保险发展的最初几十年，并没有得到飞速的发展。直至20世纪中叶以后，在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逐步完善法制社会建设以后，责任保险才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虽然责任保险发展的时间相对其它保险而言非常短，但是目前已经成为具有相当规模和影响力的保险险种。有关资料显示，美国的责任保险市场自20世纪后期即占整个非寿险业务的45%-50%，在欧洲国家则占30%左右。

（二）我国责任险的发展现状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恢复了国内保险业务，责任险业务也随之起步和发展起来。1984年，人保武汉分公司出具了国内第一张独立的责任保险单，开创了国内单独的责任保险先河。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责任险业务在国内得到了逐步的建立和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责任险发展不很理想。2004年，我国责任保险业务的保费收入（不含附加在其他险种上的责任险）为30多亿元，占财产保险业务的4％左右，相对国际平均水平10％有很大差距。而在发达国家，责任保险一般都占财产保险的20％以上，有的高达40％，责任保险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我国责任保险与国际平均水平相差悬殊。我国每年侵权案件共计470多万件，涉案金额5900多亿元，而这些风险和涉案金额大多属于责任险承保的范围。然而，潜力巨大的市场目前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市场需求。以责任险的主要险种公众责任险为例，国内保险公司在90年代中期为了配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实施，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减轻商家和业主的经营压力而推出了该险种。1995年国务院颁布的《公共娱乐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明确规定：“重要企业、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和大型商场、游乐园、宾投保作了明确的规定，保险公司也适时地对公众责任险进行了推销。但这一险种的发展却很不理想。据《中国消费者报》记者对一些有影响的大型商场和娱乐场所的调查分析，除极个别单位投保了公众责任险外，90%以上的经营者只对投保企业财产险感兴趣，而对公众责任险却讳莫如深。2004年2月5日，北京密云密虹公园元宵灯会因一游人在公园桥上跌倒，引起身后游人拥挤，造成踩死、挤伤游人的特大恶性事故，死亡37人，受伤15人。在这场骤降的惨剧中，具备风险转移职能的商业保险并没有发挥应用的作用。因为，主办者密虹公园并未购买任何一种公共场所责任保险。这不仅反映了灯会组织者保险意识的明显缺位，也反映了我国保险法制体系的不健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经济实体和民事活动急剧增加，责任保险因可覆盖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使其拥有广阔无限的市场前景。我国《保险法》第50条、51条、92条从法律层面给责任保险提供了框架，但还不够充分，责任保险法律体系仍处于建设中。

三、责任保险的主要内容

（一）责任保险模式

从目前发达国家的责任保险模式看，主要有强制性保险和非强制保险。对于有些险种应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如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以及环境责任保险等。强制责任保险的出现主要是为了适应严格责任制度的出现以及某些严重的社会责任的发展的需要。强制责任保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保险。商业保险又叫普通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基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行为。”强制责任保险是国家法定保险，带有社会保险的性质，虽然在功能上类似于社会保险，但是却又不是社会保险。“社会保险指国家基于社会安全政策，以法律规定强制实施之保险。”“社会保险是通过税收或者缴费建立社会保险公共基金和个人帐户，用以帮助公民克服社会风险的社会保障制度之一。”强制责任保险正是“利用了社会保险的本质功能。”“它是国家为了达到贯彻保险政策、推行社会公众的法律保障目的，而借用了社会保险的强制属性，要求保险公司直接经营与自愿保险相对的商业保险业务。因此，它是除了社会保险以外依照法律规定必须参加的保险。”适度推行强制责任保险的政策措施，是加速责任保险市场化的重要途径

(二)保险人的责任范围

责任保险的主要特征具体体现为：保险人承担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责任保险的标的为一定范围内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责任保险不能及于被保险人的人身或财产，责任保险合同是为第三人的利益而订立的；保险金额以合同约定的最高限额为限，如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最高赔偿限额为1000万，其他责任险赔偿限额由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根据责任风险大小及实际需要协商确定累计赔偿限额、每次赔偿限额；被保险人因给第三人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保。根据我国的民事责任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被保险人依法应对第三者负赔偿责任的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被保险人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所应承担的对第三人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赔偿责任。

2、因民事损害赔偿纠纷所引起的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及其他事先经保险人同意支付的费用（如损害估价费、鉴定费等）

3、其他事先经保险人同意支付的费用。责任保险的保险人，其所负责任仅限于民事责任上有关经济赔偿责任，不承担加害人的其他法律责任，如刑事责任，行政责任。

（三）除外责任

不同的责任保险合同所规定的除外责任不尽相同，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绝对责任免除，即保险人不能承保的风险，如故意行为，依据法律的解释，故意行为是指明知会发生某种不利后果而希望或放任这种后果发生的一种心理状态；战争、敌对行为、军事行为等引起的任何损害事故，这类风险责任难以测定，一般造成的损失较大，因此，不为责任保险所承保。二是不能在本保险中承保，但可以在其他保险中承保的风险，如雇员的人身伤亡可以在雇主责任保险中承保，而其他责任险是除外责任。三是增收保险费才能承保的风险，如公众责任保险锅炉爆炸系除外责任，但交纳一定的保费后可以作为附加险承保。归纳各类责任保险合同的除外责任，一般都包括下列事项：

1、战争、敌对行为、军事行为、武装冲突、罢工、骚乱、暴动、盗窃、抢劫。

2、核反应、核辐射及放射性污染。

3、被保险人及其代表的故意行为或非职业行为。

4、政府有关当局的没收、征用。

5、地震、雷击、暴雨、洪水等自然灾害。

6、罚款、罚金或惩罚性赔款。。

7、被保险人所有、控制或管理的财产的损失，以及被保险人的家属、雇员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雇主责任保险除外）。

8、被保险人的契约责任（特别约定的）。

9、其他不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一切损失、费用和责任。

四、完善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建议

责任险的发展与一国法律的发展密切相关。责任保险中所谓的责任，是一种法律的创造，它体现着社会的规范标准，责任保险与法律制度和法制环境息息相关。它具有“责任利益”，即投保人以“其负有责任之故，遂发生一种利害关系，而有保险利益之存在，自可以此为保险标的，订立保险契约。”健全的法律制度是责任保险的基础，尤其是民法和各种专门的民事责任法律和法规。近年来我国已陆续出台了《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道路交通安全法》等关于损害赔偿的民事法律法规，但是，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不够细化，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还没有相关立法，这造成实际生活中许多损害责任认定不清，导致许多责任保险的开展尚不具备必要的法制条件。发展责任保险，必须对有关法律制度进行不断完善。

（一）主要责任险的法律制度完善

国家应当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加快法律制度的建设，不断完善和细化与责任险相关的法律法规，同时对已经不适应时展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整。

1、雇主责任保险。大力发展雇主责任保险，立法是关键，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

（1）建立专门的雇主责任法。劳动法则仅适用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集体企业，而目前大量增加的非公有制企业雇员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造成保险人在经营雇主责任保险时，一般只能以民法为法律基础，以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雇佣合同作为法律依据。

（2）将保险人承保合同责任上升为法律责任。从法律上讲，雇员要求赔偿的权利不是基于雇佣合同产生的，而是基于劳动保护所享有的权利；雇主所承担的责任也不是因其违反雇佣合同所产生的义务；而是因其违反了法律赋予的一切人不得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普遍义务；雇主所侵犯的是雇员的人身权和财产权。

（3）完善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雇佣合同。目前条文不够完善、规范，差异较大，赔偿标准很不统一，因而既不利于雇主责任保险的经营和发展，又不利于保护广大雇员的正当权益。

（4）雇主责任险实行强制投保政策，由于受雇人属于弱势群体，他们的权利遭受侵害后，往往难以获得足够的补偿。

2、公众责任保险。在公众责任保险方面，要重点出台一些有关公共场所的相关规定，比如旅游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和条例，旅馆业、娱乐业等针对旅馆、饭店、娱乐场所的规定等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从另一角度对服务或产品提供方的安全义务作了规定，该法第7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由此可见，经营者须对消费者因产品或服务缺陷而遭受的损失负相对过错责任，即不考虑经营者有无主观过错，只要受害人证明产品或服务存在缺陷，且该缺陷导致损害事实，经营者就构成侵权。

3、火灾责任保险。中国的法律制度不够完善，公众的责任保险意识和法律意识薄弱。公安部虽要求“重要企业、易燃易爆化学危险品场所和大型商场、宾馆、饭店、影剧院、歌舞厅等公共场所必须参加火灾保险和公众责任保险”。但因为缺乏法律赋予的强制性措施，目前火灾公众责任保险的覆盖面并不广泛。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采取一定的强制性措施，提高火灾公众责任保险的普及程度。当前，制定强制性火灾公众责任保险具有很强的可行性。一般而言，强制性保险的风险损失程度大，与社会公众利益关系密切，通过市场手段推广保险产品难以全面覆盖风险，因此需要一定的行政强制手段促进该类险种的推广。

4、产品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的发展是与相关法律的健全紧密相连的。欧美一些国家和日本都相继制定了独立的产品责任法，我国尚未颁布专门的产品责任法，关于产品的原则性条文在《民法通则》中有所体现。但相比保险发达国家的严格产品责任原则，我国的产品责任法仍不够完善。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1、明确归责原则。不仅承认产品责任不是合同责任，还要明确规定产品责任适用严格责任。2、进一步明确产品概念。《质量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建筑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而日本、美国等国对“产品”的定义则很宽泛，包括一切进入流通领域的物品，不论是加工的还是自然的产物。3.完善产品责任立法。使内容更加系统、完整，条文表述更加清晰。

5、医疗责任保险。我国目前还没有侵权行为法或一部专门性的立法来调整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以《条例》这样一部行政法规来调整完全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显得力不从心。《条例》不应也不能作为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依据，而《民法通则》规定又过于笼统和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为了更好地保护患者方的合法权益，有必要考虑就医患类纠纷专门立法。

（1）在立法体例上由全国人大单独制定一部专门处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法律——《医疗损害赔偿法》，或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处理全部内容在民法典中设专章、专节予以专门规定，就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实体处理和程序作出单独规定以摆脱目前法律适用上的混乱。

（2）在立法内容上，应将医疗损害作为调整对象，明确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医疗过失、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归责原则、举证责任、赔偿标准以及诉讼时效等内容

6、环境侵权责任保险。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依赖于环境法律的健全和监督管理体制的完善。西方国家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美国采用污染者支付费用的原则，而且，政府还可以采取货币赔偿或刑事制裁的方式对污染者处以严厉的惩罚。例如对严重违反环保规定标准的行为，法庭将对违反企业处以每天25000-50000美元的罚款，对个人判处1年或1年以上的监禁，甚至关闭违规企业。的环境法律法规正在建设之中。《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决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依法应当承担责任”。《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个人赔偿损失。”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环保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应从两个方面完善：一是加强污染赔偿方面的法律规定。二是严格执法，对排污者客观上形成压力。

（二）简化诉讼程序

设立专门的小额请求法庭，使小额索赔能够及时、合理得到补偿，为责任保险的迅速理赔处理创造条件，使老百姓更乐于接受和欢迎责任保险，保证公民的权益能够依法得到及时补偿。责任赔偿的纠纷，一般可分为四种：(1)损害重大，且受害人数众多者；(2)损害重大，但受害人数较少者；(3)损害轻微，但受害人数众多者；(4)损害轻微，且受害人数较少者。对于前三种类型的责任赔偿纠纷，或由于损害结果重大，或由于受害者人数较多，常能引起受害人足够的注意去诉请法院依照法定程序予以解决；但对于第四种情形，如果用既有的法定程序去审理，则势必会因为民事诉讼程序的繁琐耗时，造成众多受害人放弃对应得权益的追求，也会对保险公司的理赔处理产生意见。因此，针对大量小额赔偿纠纷案件，有必要建立小额请求法庭，用简单方便、受费较少、时间较短的起诉、应诉、调查、审理、判决的程序和方法，及时有效地处理这种小额纠纷，并很快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

（三）部分行业实行强制保险

在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强制投保的基础上，扩大强制投保责任保险的政策面。实行政府强制与引导相结合的制度。在风险程度大和危害严重的行业实行强制责任保险，如石油、化工、建筑施工、运动场所等行业。而在其他风险较小的行业，政府则给以积极引导，提出一些有益的行政建议，使企业自愿购买责任保险。

引自王书江主编《中国商法》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09页。

引自蔡荫恩著《商事法概要》三民书局印行中华民国六十年九月出版第403页。

引自王书江主编《中国商法》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42页。

引自强力著《金融法》法律出版社出版1997年10月版第658页。

参见蔡荫恩著《商事法概要》三民书局印行中华民国六十年九月出版第403页。

引自孙积禄著《保险法论》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1997年9月北京第1版第24页。

引自蔡荫恩著《商事法概要》三民书局印行中华民国六十年九月出版第356页。

引自杨燕绥编著《社会保险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4月第1版第16页。

引自毛玉光主编《保险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2003年3月第2次出版第8页。

引自庄昌银著《论我国道路交通事故归责及其责任保险》载中国民商法律网。

参见蔡荫恩著《商事法概要》三民书局印行中华民国六十年九月出版第364页。

参考文献资料

1．王书江主编：《中国商法》，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9月版。

2．蔡荫恩：《商事法概要》，三民书局印行，中华民国六十年九月出版。

3．强力：《金融法》，法律出版社出版，1997年10月版。

4．孙积禄：《保险法论》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1997年9月北京第1版。

5．杨燕绥：《社会保险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4月第1版。

责任保险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董事责任保险；保险经济学；保险需求；公司治理

董事责任险(全称应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本文简称“董事责任险”)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责任险，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被上市公司普遍地采用，美国某些行业的投保率甚至达到100%，因此，对这一广泛应用的险种进行研究，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董事责任险承保的是董事责任诉讼风险，而超过半数的董事责任诉讼是由股东发起的，是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矛盾与冲突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董事责任险承保的实际上就是公司治理风险；另一方面，有关董事责任险需求的许多假说，如薪酬说、监督说等同时也是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要课题，有关董事责任险需求的研究必然大大推进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此外，董事责任险的买卖双方都是具有相当专业知识的机构，企业要决定买不买以及买多少，而保险公司会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收取相应的保费。企业的决策是建立在明确具体的风险管理战略基础上，从而符合理性人的解释，还是纯粹出于惯性，从而更符合行为金融的解释?董事责任险为我们检验这些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一、基本理论及相关命题

传统上，人们将公司购买保险的动机归为风险厌恶。风险厌恶用于解释董事责任险的个人需求部分是有足够说服力的——董事和高管人员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股东诉讼的风险，而股东诉讼往往可能使董事面临巨额的赔偿，使其个人财富处于极大的不确定性之中。这样，风险厌恶的人要么不愿出任董事和高管，要么就采取过于保守的管理策略，以减少出错的机会，而这对于企业来讲都是十分不利的。因此，为了吸引管理人才，并激励其开拓创新，企业就会为任职的董事提供某种形式的保护，购买董事责任险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风险厌恶却无法很好地解释董事责任险的公司需求部分。因为公司本身就是一种风险转移机制，在公司这样的企业组织形式下，风险是由股东依据其股份多少来分摊的，而股东又可以通过资产多元化来规避这部分非系统风险。另外，从投资——收益的角度来看，由于保费加成的存在，董事责任险的保费往往超过预期理赔成本，因而，作为一项投资，董事责任险的净现值为负。这就使得董事责任险公司需求部分的存在显得让人难以理解。

对公司保险需求的经典解释来自Mayers与Smith(1982)，他们从MM定理出发，提出了公司购买保险的七大动机：

第一，保险公司是最佳的风险承担者。交易成本的存在决定了公司的风险具体由哪一方来承担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是不同的。由于人力资本具有不可分割性，公司管理者和员工要求的风险补偿往往较高，而股东和债权人尽管可以利用资本市场来规避风险，但受资本存量制约，其风险承担能力有限。保险公司是专门从事风险管理的，在风险评估和防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将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能够降低风险管理的成本，从而提升公司的价值。

第二，保险可以降低期望破产成本。公司破产时要发生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费用，将主要的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企业破产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因而，只要预期破产成本减少的现值超过保费加成的现值，企业就有动力购买保险。

第三，保险公司可以提供有效的理赔服务。由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的结果，保险公司在处理索赔方面享有比较优势。对于因财产损失和责任诉讼引起的索赔，保险公司将利用其遍布全国的服务网点进行处理，公司的理赔部门还会对相关处理决定进行复核。尤其是在责任诉讼的情形下，保险公司将聘请经验丰富的当地律师，代表企业进行抗辩。

第四，保险公司可以发挥外部监督者的功能。根据理论，公司各个相关方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其决策都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为准则。由于缔约成本的存在，人们无法事先签订一个面面俱到的契约，总有一些事项是合同中没有约定的，于是就产生了监督的需要。而保险公司便可以充当监督者的角色，而且，相对于其他监督机制，如外部顾问等，保险公司会更加尽责。

第五，保险可以约束管理者的投资决策。由于股东和债权人利益上的分歧，企业有可能投资于某些净现值为负或拒绝某些净现值为正的项目，债权价值会因此而减少，股权价值却增加。意识到这种财富转移的可能性，债权人就会在购买债券时压低报价。为了降低融资成本，企业不得不在债务合同中承诺对企业的投资决策进行自我约束，而购买某些保险便是常用的方法之一。

第六，保险可以减少期望税赋。税法某些条款的规定使得当公司的税率是累进制时，相对于自保来说购买保险会降低企业的期望税赋。

第七，保险可以降低监管成本。某些行业的产品定价是受到管制的。为了确定一个合理的价格，监管方必须对损失的分布进行估计。而保险公司在损失估算方面是专家，他们通过测算损失发生的概率与损失的期望值来确定风险的大小，并在此基础上加成，从而确定具体的保费。为了提高效率，监管者就倾向于由保险公司负责损失估算。另外，由于保费加成随着产品价格转移给了客户，企业也有购买保险的动力。

在后来的研究中，Mayers与Smith(1987)对保险在约束企业投资决策方面的功能进一步做出了论述：意外损失使得某些资产的价值取决于未来的追加投资，因而具有买入期权的特征——如果损失不发生，资产的价值与未来的投资决策无关，而一旦损失发生，其价值就要看公司是否会追加投资以重置该项资产。另一方面，在企业的资本结构中存在债务的情况下，追加投资的收益将主要用来偿还债务，从而使得股东的境况有可能比没有追加投资时还要差。这样，即便净现值为正，企业也不愿追加投资。投资不足将导致债权人可能无法足额收回借款。因此，债券发行时，债权人就会把投资不足的风险考虑进去，并反映在其报价中，投资不足产生的成本最后还是由股东承担。为了获得低成本的资金，企业就会千方百计使债权人打消疑虑，例如，在债务合同中规定限制分红，留存一定的资金用于偿还债务或进行投资。为某些资产购买保险也是债务合同中经常采用的措施。此外，他们还对最优保额进行了研究，认为避免投资不足没有必要足额投保，最优保额的临界点由资产结构中债务的金额与损失净额来决定，债务金额和损失净额越大，保额就应该定得越高。

在Mayers与Smith(1982)的保险监督功能基础上，Holderness(1990)将董事责任险需求与公司治理联系起来。他认为，对于上市公司来说，董事责任险可以从不同方面起到监督管理层的作用：首先，保险公司在决定承保之前，要对被保险人进行彻底的了解；其次，当董事责任诉讼发生，企业根据保单索赔时，保险公司要对引起纠纷的董事行为进行全面的调查；此外，董事责任险还有利于其他监督机制的发挥——董事责任险的存在，使企业更有可能招募到胜任的独立董事，增强了董事会的独立性，从而更有效地维护股东利益。这样，Holdemess(1990)就做出论断：公司购买董事责任险是为了实现对管理层的监督。他根据1979年Wyatt的董事责任险报告对这个论断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所有权与管理权越是分离从而问题越是严重的公司越是倾向于购买董事责任险。

Romano(1991)对公司购买董事责任险的动机有不同于前人的看法。她认为，公司购买董事责任险的目的是避免董事决策失误给股东造成的损失。通常，补偿管理者因为董事责任诉讼所遭受的损失是公司的法定义务(CorporateIndemnifieationPlans-CIPs)，公司还可以通过修改章程对董事的责任加以限制(LimitedLiabilityProvisions-LLPs)。这样，在CIPs法定LLPs普遍采用的情况下，董事的利益已经得到有效保护，公司没有必要再购买董事责任险。董事决策失误的最大受害者是股东，董事责任险的最大受益者也是股东，因而股东最有动力购买董事责任险。

Gutierrez(2000)也是股东利益保护说的支持者。但不同于Romano(1990)关于董事责任险在CIPs法定、LLPs普遍采用下没有必要存在的论据，她认为董事责任险和LLPs都是优化董事薪酬契约的均衡解的一部分。通过一个三阶段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Gutierrez(2000)证明了股东可以通过对董事法律责任与薪酬的设定，确保董事有动力去履行职责，而股东有动力进行诉讼，从而实现股东财富的最大化。她的推理可以归纳为：股东诉讼是有成本的，因此赔偿金额必须足够高股东才有动力行使诉讼权。而另一方面，股东诉讼权的行使还受到董事的支付能力的影响，在缺乏董事保障措施的情况下，对于同一赔偿金额，如果董事支付能力弱，股东因担心无法足额获得赔偿，就缺乏诉讼的动力；如果董事支付能力强，而赔偿额又高的话，即使董事存在过错的可能性很低，股东也有动力频繁提起诉讼。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实现，因此，有必要为董事提供某种形式的保护。具体来讲就是，当董事支付能力强时，最好的办法是对最高赔偿额进行限定，或是对董事责任加以限制，从而防止股东诉讼过度；当董事支付能力弱时，就需要为董事购买保险，从而刺激股东诉讼的积极性。

这些理论为研究董事责任险的需求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通过后人的补充与引申，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命题：

1.风险厌恶说。董事责任险是公司吸引风险厌恶的管理人才为企业服务的手段。这样，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受到管理者的风险厌恶程度以及公司发生诉讼风险的可能性的影响。由于大公司拥有更多的员工和更多的资产与客户，其面临的诉讼风险更大，因而公司的规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正相关。一些引起公司规模变动的活动，如资产并购和剥离等会增加诉讼风险，因而会增加公司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拥有公司股份的管理者的风险厌恶程度较高，因此董事责任险需求与管理层持股正相关。另外，由于独立董事的风险大于内部董事，独立董事的比例与董事责任险的需求也应该正相关。

2.薪酬组成说。董事被认为是风险厌恶的，对于其任职的风险会做出理性的预期，并索取相应的风险报酬。这样，董事责任险就可以看作是董事薪酬的一部分。按照这个说法，董事责任险需求应该与董事的其他形式的报酬负相关。

3.管理者资质信号说。通常，优秀的管理者较少遭到董事责任诉讼。为了向外界显示自己的才能，优秀的管理者就倾向于把免赔额定得高一些。当管理者的资质不易评价时，这种信号的作用尤其重要。由于成长型公司和股价波动大的公司的业绩容易受管理者资质之外的因素影响，其管理人员更加需要通过高免赔额增强投资者信心，因而，成长型公司和股价波动大的公司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较小。

4.财务困境说。财务困境或更严重情况下的破产，会给企业造成巨大成本，届时，破产企业很可能将无法履行对董事的损失补偿承诺。这样，董事责任险需求就与公司发生破产的可能性正相关。由于负债会增加破产风险，公司的保险需求就会随着负债比率的提高而增加。而公司过去的收益率是公司财务状况的一个很好参照，收益率越高，公司出现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越小，因此过去的收益率与董事责任险的需求负相关。此外，大公司抗风险能力强，有一大部分风险是自留的，而且，破产成本并非随着公司规模增长而成比例增加，公司的保险需求就应该与公司的规模负相关。

5.监督说。董事责任险相当于为企业引入了一个外部监督者。保险公司在承保和理赔等各个环节，都要对董事的行为和决策进行严格调查，这就起到了对董事的监督作用。监督假说意味着，公司规模越大，从而由额外监督获得的益处越多，就越有可能购买董事责任险。同时，考虑到董事责任险与其他监督机制的替代性，董事责任险需求应该与独立董事比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负债比率、管理层持股比例等负相关。与董事会独立性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是CEO(ChiefExecutiveOfficer)兼任COB(ChairmanoftheBoard)对董事责任险购买的影响。一种观点认为，CEO—COB的分离有利于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从而有利于监督机制的发挥，因此二者的分离与董事责任险具有替代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保险公司在承保董事责任险时，往往要求独立董事必须达到一定比例，并且CEO与COB由不同的人分别担任，这样，董事会的独立性连同CEO—COB的分离与董事责任险就是互补的。

6.强势管理者(entrenchedmanagers)说。董事责任险是一种董事保护机制，董事只需分摊很少一部分保费，却可以享受董事责任险带来的全部利益。而且，公司购买保险是无须征得股东同意的。这样，只要董事的报酬没有因为购买了董事责任险而被相应地下调，董事就会乐于购买董事责任险。由于董事越是强势，就越可能忽视其他股东的意见，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应该与CEO的表决权正相关。另一方面，随着管理层股份持有的增加，董事分摊的保险费增加了，而所获取的好处却不变，因而，董事责任险需求就与其管理层拥有的股份负相关。

7.股东利益保护说。董事责任险的主要功能是保护股东。因为资产价值是股东损失的上限，董事责任险需求就应该与公司资产价值正相关。

8.服务效率说。保险公司作为专业的风险管理者，在风险评估、损失防控与处理索赔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企业借助于保险公司可以更有效地进行风险管理。一般来讲，大公司更倾向于设立自己的风险管理部门，并采用金融衍生工具等较复杂的手段避险，而小公司更加依赖保险这种传统的风险管理手段。这样，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与公司的规模负相关。

9.防止投资不足说。保险具有约束管理者投资决策的功能。公司资本结构中债权的比例越高，股东转移财富的可能性越大，这样，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应该与资产负债比率正相关。另外，由于成长型的公司有更多的不确定性投资，因而成长型公司应该更倾向于购买董事责任险。

10.避税说。累进制税收意味着在低收入区税收函数是凸的，而在高收入区税收函数则是线性的。凸性税收函数使得公司的期望税赋要超过其期望税前收入所对应的税赋。这样，应税收入处于税收函数凸起部分的公司或者说预期税前收入波动性大的公司更有可能购买董事责任险。

11.降低监管成本说。监管者为了降低成本，会依赖保险公司的损失评估来定价，这样，受监管的公用事业公司更倾向于购买董事责任险。

这些假说更多的是逻辑推理，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情况却不得而知。而且，根据不同的假说，同一个变量对于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有时是相反的。例如，按照服务效率说，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负相关，而股东利益保护说、风险厌恶说、监督说却意味着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的需求正相关。那么，公司规模对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净效应是正还是负，这些都使得相关的实证检验成为必需。

二、实证检验结果

20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数据的缺乏，有关董事责任险需求假说的实证检验一直无法进行。虽然Wyatt也提供一些董事责任险方面的报告，但他的数据是通过调查来搜集的，其准确性难免让人怀疑。

最早的保险需求实证检验来自Mayers与Smith(1990)。他们以1276家所有权结构不同的产险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对保险需求的一个特殊部分——再保险的需求进行了研究。检验结果发现：所有权集中程度与保险需求正相关；集团公司成员更倾向于购买保险；公司规模与保险需求负相关；信用状况与保险需求负相关；地域集中度与保险需求负相关；业务集中度与保险需求负相关。这样，保险公司是最优风险承担者和有效服务提供者的功能得到了支持，而保险在减少期望税赋、防止投资不足和降低破产成本方面的作用却不能确定。

由于Mayem与Smith(1990)研究的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还有待考察。正如他们指出的那样，所有权集中度、公司规模和信用状况对保险需求的影响或许可以直接推广到工业类公司，而地域和业务的集中度与非保险公司的保险需求是否有关还存在疑问。另外，如果使用工业类公司的数据对相关论断进行检验的话，变量还要重新设计。

1992年英国的Cadbury报告和1993年加拿大的Dye报告改变了长期以来保险数据不透明的状况，两国的证券监管委员会采纳了报告的建议，将有关公司使用的避险工具及董事薪酬作为法定公开信息。至此，对董事责任险需求命题的实证检验终于成为了可能。

Core(1997)是第一个对董事责任险需求进行实证研究的人。他用222家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对加拿大公司购买董事责任险的动机进行了分析，发现企业是否购买董事责任险主要是由其诉讼风险与发生财务困难的可能性的大小来决定的，这就支持了风险厌恶说与财务困境说。检验结果不支持董事责任险是董事薪酬组成部分的说法，因为没有发现董事责任险与其他董事报酬具有替代性。在管理层持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关系方面，Core(1997)的结论是，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董事责任险的需求越低，支持了监督说以及强势管理者说。

Core(1997)对降低监管成本说的检验结果是肯定的，而董事责任险减少投资不足的作用不显著。他的模型的一个缺点是预测性太差，其对决定购买董事责任险的预测准确率为76%，而对决定不购买董事责任险的预测准确率只有34%。在后来的研究中，Core(2000)对董事责任险的保费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决定保费高低的因素与决定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因素基本相同。

O’Sullivan(1997)通过对366家英国公司的截面数据，对Holdemess(1990)的监督说进行了检验。他发现：由于董事责任险的保费相对较高，小公司多使用大股东和管理层持股作为监督机制。而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为达到一定股权比例，股东所要支付的成本也在上升，靠增加所有权来监督管理层变得昂贵，因此大公司更多地使用董事责任险和独立董事作为监督机制。此外，在管理层持股与董事责任险的关系方面，他得出的结论与Core(1997)一致，即二者具有替代性。

更晚些时候，Boyer与Delvaux-Derome(2002)第一次使用面板数据对董事责任险需求进行了分析。他们的样本包括327家加拿大公司1993年—1999年的董事责任险数据。结果表明：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正相关，但只有以资产价值来衡量公司规模时，这种相关性才显著，而以股权市值计算的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没有关系；公司的财务状况与董事责任险的需求负相关；股价波动性与董事责任险需求负相关，他们对此的解释是，股价的波动模糊了董事的管理能力与公司业绩之间的联系，使得股东胜诉的可能性下降，从而股价波动性越大，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就越小；在董事会结构方面，他们只发现金融机构持股比例和独立董事比例与董事责任险需求存在负相关，而CEO—COB的分离以及CEO的投票权对董事责任险需求没有影响；对于管理层持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关系的检验，其结论同样是二者负相关；但Boyer与Delvaux—Derome(2002)在美国上市对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方面得出的结论不同于Core(1997)，他们没有发现董事责任险的需求与美国上市之间存在联系的证据。

Chalmem，Dann与Hafford(2002)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动机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解释：管理层的机会主义。他们对1992年-1996年上市的72家美国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公司在首次公开募股(1nitialPublicOfferings，IPO)前购买的董事责任险责任限额与其IPO后三年间的股价负相关。这就表明掌握内部信息的管理层在IPO之前很可能知道公司IPO定价存在高估，为了避免IPO后股价下跌股东诉讼引起的损失，管理层购买了高额董事责任险。然而Chalmers等(2002)忽视了一点：董事责任险是索赔型责任险，因而在IPO时有没有董事责任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诉讼发生时有没有董事责任险。Chalmers等(2002)研究的数据只反映了IPO时企业董事责任险方面的信息，其结论的说服力也就大打折扣。其次，IPO的董事责任险通常将被保险人扩大到承销机构和其他股东，因而使用IPO时的董事责任险数据得出的结论不具有一般性。再者，他们的样本过小，只包括72家公司，而且存在取样的偏差，这些都会对检验结果产生影响。

Boyer(2003A)支持将购买董事责任险的主要动机解释为保护股东利益。他的论证与Romano(1990)有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对董事责任险作为董事保护机制而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质疑的基础上的：董事责任险是由公司出资购买的，目的是在发生董事责任诉讼的时候，董事可以用来支付律师费和赔偿费。然而实践表明，有一半以上的董事责任诉讼是由股东提起的。这种解释显然存在着逻辑问题——股东为董事购买保险，以防股东诉讼给董事造成损失。因此，Boyer(2003A)提出了自己的假设：董事责任险的目的是保护股东利益。他对这个假定和关于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其他假定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股东保护说与董事薪酬说、管理者信号说一起最有力地解释了董事责任险的需求，监督说也得到了实证支持，而财务困境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没有明显的影响。

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Boyer(2003B)又有了新发现。当模型中增加了一个解释变量——上年度是否购买了董事责任险时，先前经检验证明对董事责任险需求有影响的所有财务指标或公司治理指标都变得不再重要，对决策有显著影响的唯一指标就是该公司在上一年度是否购买了保险以及买了多少。他的逻辑是，第一，人们往往是根据过去的经验而不是对未来的预期进行决策的；第二，管理层一旦做出一个最优决策，就会坚持下去，发展成惯例，直到实践表明有必要进行修订，而对决策进行检验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第三，推翻以前的决策等于承认自己错了，管理层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当然不愿意这样做，因而就会有意推迟决策评估的时间。Boyer(2003B)的研究结果意味着被认为是高度理性的公司管理者的决策并非是在明确具体的风险管理战略指导下的理性行为，却纯粹是习惯使然。

继Chalmers，Dann与Harford(2002)之后，Kaltchev(2004)再次使用美国公司的数据对董事责任险需求进行了实证检验。他的数据是由两家保险经纪商提供的，包括113家公司在1997年—2003年间的董事责任险信息。初始的检验结果表明：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责任限额的绝对值正相关；习惯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具有一定影响，但并非决定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唯一因素，并且习惯的作用是随着时间变化的；公司的财务状况变量，如收益率，负债率与股价波动率对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与Mayers与Smith(1982，1987，1990)的降低破产成本说预示的结果一致；而董事责任险需求与公司治理的联系却不明显；董事责任险与其他监督机制之间具有互补性，而非替代性，公司所处的发展阶段对于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与预计的效果相反。这样，董事责任险的监督功能和减少投资不足的功能就没有得到支持。Kaltchev(2004)对此的解释是，引起股东诉讼的可能不是公司治理的问题，而是公司业绩的问题。考虑到公司规模对责任限额的影响，Kahchev(2004)用责任限额与公司价值的比率替代责任限额的绝对值作为新的因变量，再次进行检验。这一次，公司规模与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关系从原来的正相关变成负相关，支持了Mayers与Smith(1982，1987，1990)的服务效率假说和降低破产成本假说，而惯性的作用基本上消失了。Kahchev(2004)因此猜测，在因变量的设计上，经过规模调整的责任限额可能比责任限额绝对值更为合适。其他方面的检验大体上维持了原来的结果。此外，在公司规模对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方面，他不同意Boyer(2003A)的股东利益保护说，认为应该从管理者的角度而不是股东的角度出发去解释公司规模对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影响。因为决定买不买董事责任险以及买多少的是管理者，而不是股东，通常股东对于董事责任险的信息是不知情的。因此，公司规模之所以与董事责任险需求正相关，不是因为公司越大股东的损失可能越大，而是因为公司越大管理层的损失可能越大。

有关董事责任险需求的研究基本上出自欧美一些国家的学者，由于相关数据的不可获得性，亚洲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的成果几乎没有，作者能够搜集到的唯一一篇论文是由香港地区的HongZou，SoniaWong，ClementShum，JunXiongandJunYang(2006)贡献的。考虑到在中国上市公司购买董事责任险必须由董事会提议，并经过股东大会的批准，他们查询了在沪深上市的所有中国大陆公司2000年—2004年的年报和董事会公告，组成了一个包括88个获准购买董事责任险的观测值的样本，并以行业、时间以及公司规模为标准另外选取了88个没有购买董事责任险的观测值作为对照样本。

他们充分认识到了中国大陆市场的特殊之处：首先，民事法律责任风险和董事责任诉讼风险并非迫在眉睫，因而风险厌恶不应成为决定董事责任险需求的主要原因；其次，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股权集中，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状况，而且不同于其他国家，我国法律规定购买董事责任险必须经过股东大会批准，这些因素决定了购买董事责任险的主要原因也不会是管理层投机。

检验结果表明，影响西方国家上市公司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因素，例如独立董事比例、诉讼风险、资本结构、管理层持股等，也同样影响着中国上市公司的投保决策。HongZou(2006)等人研究的一大贡献在于他们对董事责任险的需求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解释：保护控股股东的利益。中国设立股市的初衷是为了给国有企业提供一个融资渠道。大部分的上市公司都是由国有企业拿出一部分优质资产，经过改制重组和财务包装后发展而来的，这就使得上市公司与控股的母公司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长期以来因为股权分置的影响，控股股东缺乏提高公司价值的动力，而是存在着转移财富，掏空上市公司的现象。HongZou(2006)等人的研究证实了这一假定，检验结果显示，大股东在董事会的席位及／或为大股东提供信贷担保较多的公司更倾向于购买董事责任险。在此基础上，他们推断，总的来看，第一批购买董事责任险的大陆上市公司的购买决策应该是大股东以及公司管理层的一个逆向选择，目的是保护控股股东及其董事免遭小股东诉讼造成的损失。

三、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