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环境地理论文十篇

时间：2023-04-07 08:14:09

环境地理论文

环境地理论文篇1

关键词:GIS;环境地理信息系统;空间数据库

一、环境地理信息系统的概念

环境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forEnvironment,简称EGIS)是收集、存储、管理、综合分析和处理空间信息和环境信息的计算机软硬件系统。它是GIS技术在环境领域的延伸,是GIS技术与环境监测技术、环境管理技术等各种环境信息分析和处理技术的集成。环境地理信息系统的主要功能有:

1.基本功能包括对空间和属性数据的输入、存储、编辑,以及制图和空间分析等功能。编辑功能允许用户添加、修改、删除点、线、面或修改其属性信息;制图功能可以灵活多样地制作和显示及输出各种专题地图,如污染分布图、水功能区划图、环境规划图等等,地理要素可放大缩小以显示不同的细节内容,并能够测量地图上线段的长度或指定区域的面积。

2.空间统计分析(SpatialStatisticsAnalysis)是指对空间数据库中的专题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毕业论文包括各种属性数据的集征数、离散特征数及其分类分级统计等。

3.叠加分析(OverlayAnalysis)功能允许两个或多个图层在空间上比较各空间要素和属性,分为合成叠加和统计叠加。合成叠加得到一个新图层,它将显示原图层的全部特征,交叉的特征区域仅显示共同特征;统计叠加可以统计一种空间要素在另一种空间要素中的分布特征。对不同的图层进行叠加分析,从而获得各种感兴趣信息,如利用类型叠置分析获取新的类型。如土壤图与植被图叠置,以分析土壤与植被的关系,可以计算某一区域内的植被类型的数量及面积,即通过对同一地区、相同属性、不同时间的栅格数据的叠置,可以分析由时间引起的变化,通过与所需提取的范围的叠加运算,快速地进行范围内信息的提取等。

4.缓冲区分析(BufferAnalysis)是GIS的基本空间操作功能之一。例如,某地区有危险品仓库,要分析一旦仓库爆炸所涉及的范围,这就需要进行点缓冲区分析,结合与居民地图层的叠加分析,可以获取需要疏散的人口数等等。

综上所述,空间分析是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的核心,空间统计分析、叠加分析、缓冲分析等功能为环境地理信息系统提供了强大的环境分析功能与广阔的应用空间。随着其功能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环境地理信息系统将为环境各部门提供一个功能强大的空间信息服务和管理工具,成为各部门日常工作不可或缺的工作手段。

二、环境地理信息系统的具体应用

由于环境地理信息系统具有强大的信息服务和管理功能,具有广泛的应用范围。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可以应用在环境管理的各个环节,如区域环境规划、环境监督管理、区域环境监测及环境评价研究等;二是它可以广泛应用在国家、省、市等不同层次的管理。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具体应用。

1.电子地图使环境管理工作变得轻松直观

由于采用空间数据和数据库挂接,改变了传统的信息管理方法,地图由传统的静态纪录变为信息丰富多样的动态的电子地图,实现了数据可视化。它使环境主管部门对各种环境要素的管理变得直观、简单和轻松。如通过直接对地图要素进行查询,可以获得环境监测点位、污染源等的空间分布及其与环境敏感区域的空间关系等信息。可以对各种环境数据进行综合的统计并分析以及采用直观的丰富多样的表现方式进行展示,为环境决策提供科学快捷的支持。

2.强大的环境规划手段

区域环境规划是EGIS应用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目前基于EGIS的环境规划模型还处于深化研究阶段,将环境应用模型与GIS集成为一体,可以为环境规划提供更强大的技术手段。由于应用EGIS能够更好地考虑和评价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因此在建设项目的环境评价中得到广泛应用。

3.危险物运输管理

借助GIS的运行路径选择功能,可以对危险物转移运输线路进行优化选择,能避开人口集中居住区、饮用水源地等环境敏感区域制定运输计划。并可以通过GPS对危险物的运输线路进行实时监控。

4.环境模型模拟分析

环境模型在环境决策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如可以通过模型模拟出污染事故发生后各个时间的扩散情况,为决策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硕士论文常用的模型主要有大气扩散模型、1维水污染扩散模型、2维水污染扩散模型等等,实现各种模型的模拟结果的生成、2维和3维的显示等功能。

5.为数字环保提供技术平台

数字环保是最近提出来的终极环境管理系统,它是继数字地球概念提出以后,环保领域提出的新概念,它将是未来十年环保领域信息化建设的终极方向,EGIS作为数字环保的基础平台,将能够为用户提供实时动态环境信息服务,也能够为环境管理者提供决策信息,逐步控制污染,改善环境状况,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国外环境地理信息系统的研究重点

1.数据采集的技术比选

当前环境管理决策要求EGIS提供的数据种类及其范围都在不断扩大,同时信息采集技术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包括GPS技术、视频技术、高清晰卫星图像、实时环境监测技术等等。这些实时信息采集系统都有很多传感器,包括空气质量、温度、气压及水质等等。如最近微软公司正在基于VirtualEarth开发一项新技术,用户可以在地图上搜索大量的实时信息,如道路拥堵情况、天气状况、空气质量,甚至是汽油价格等等实时信息,这需要大量的传感器采集空间及其相关的实时信息,这无疑会推动更多的数据采集技术的开发。

2.EGIS与环保信息化之间如何协调发展可以预计未来五年内EGIS将会与环境信息化越来越紧密地集成起来,发挥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大大提高现有的环境管理与决策水平。二者的紧密集成还需要研究以下问题:

1.制定所需空间数据及环境数据的标准,以保证系统的扩展性与兼容性;

2.空间数据的获取渠道以及更新途径,以保证系统的可用性及可靠性;

3.研究以何种方式进行有效集成,并分析这种方式的可行性;

4.研究环境信息与空间信息及其分析、模拟结果的综合表现方式;

5.建立示范项目以便分析和测试集成的效果。

3.海量空间数据库管理技术

随着空间信息与环境信息的积累,EGIS的数据库的维护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新的数据采集技术可能会使数据量以几何级数增长,海量数据的存储与维护是要继续研究的课题。如:采用什么技术来实现空间数据的更新与历史数据的备份?如何实现新旧空间数据的合并和统一?如何利用数据挖掘与信息抽取技术来更好地发挥数据的利用价值?遥感数据如何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等等。

四、发展环境地理信息系统的策略探讨和建议

随着国外EGIS技术的逐渐成熟和数据采集技术的快速发展,建立环境地理信息系统的条件开始逐渐成熟,而且将成为我国发展GIS的重点领域,从GIS在我国近几年的发展领域也可以看出这种趋势。当前我国有关部门已经开始着手进行环境地理信息系统的开发,并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如广东省环境信息中心开发的珠三角水环境信息管理系统等,但鉴于我国GIS基础工作薄弱,特别是基本的空间信息数据库尚未建立,因此EGIS的开发费用十分巨大;加上EGIS的发展涉及众多部门和多种技术,因此有关部门应当重视和开展我国EGIS的发展策略研究。

发展EGIS应当采用“统一规划、注重基础、紧密跟进、高起点开发、协调发展”的发展策略。

1.统一规划。由于EGIS的发展不但涉及众多环境部门,还包括与其他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如土地管理、环保、环境管理等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同时又涉及多种信息技术,而信息技术发展的速度十分迅速,为了降低空间数据资源采集和管理的成本,为了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必须在多方部门的参与下,统一规划和构建EGIS的发展框架。

2.注重基础。由于我国GIS发展基础薄弱,数据基础是系统生命力的关键,失去了完善可靠的基础数据的支撑,系统的功能再强大也不能发挥其作用,因此要在统一规划的思路和明确的发展框架下,不断加强基础空间数据库和基础环境数据库的积累与建设。

3.紧密跟进、高起点开发、协调发展。职称论文在技术上紧密跟进国外先进的GIS技术,高起点进行系统开发,与我国的信息产业发展速度相协调,共同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EGIS。

当前我国各地许多部门虽然已经开展了EGIS的研究与开发,但这些开发均是出于本部门的需要,很少考虑到将来部门之间的数据交流和共享,加上没有全国性的EGIS发展框架和数据标准,数据的通用性将成为

影响EGIS开发的关键因素,建议有关部门及时组织开展EGIS发展体系和框架标准的研究。

五、结束语

地理信息系统是近二十年来迅速发展的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应用已经从早期的矿产资源管理拓展到与空间地理相关联的更广泛的领域,特别是在环境领域,原有的多种环境信息处理技术(环境模型、环境规划分析)正在与地理信息系统融合,逐渐形成具有强大功能并具有环境特征的地理信息管理系统,即环境地理信息系统(EGIS)。它将成为各个环境管理部门日常信息处理不可缺少的新工具。它将彻底改变传统的信息处理方式。可以说它是环境管理进入信息时代的标志。

参考文献:

环境地理论文篇2

摘要：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是我国环境管理体制的基础，科学有效的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对于促进我国现有的环境管理体制的发展，改善环境状态，推行可持续发展等政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我国现有的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具体论述造成我国目前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不科学、不完善的主要原因，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探寻实现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科学发展的途径。

关键词：环境管理体制；问题；对策。

环境管理体制是指国家有关环境管理机构设置、行政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组织体系和制度。它具体规定了中央、地方、部门、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管理范围、权限职责、利益以及相互关系，核心部分是关于管理机构的设置、各管理机构的职权分配以及各机构之间的相互协调等问题。一些西方学者在对环境管理体制问题进行讨论时，往往会把公众参与的问题考虑进去。他们认为，在环境管理体制的结构关系中，除政府的行为之外，还有社会利益团体和管理行为人，它们都是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环境保护事业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具有较高的社会化程度，企业和公众在环境管理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方面，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较长时间以来，我们所说的环境管理体制仅指政府内部机构的设置，而公众的监督和参与则被视为是外部作用机制，一般不纳入进来。

一、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长期以来采用的是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环境质量负责的环境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由地方政府通过计划、组织、调节和监督，来协调社会中的各种关系。这一体制的优点在于能够很好地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形成了“由国务院统一领导、环境保护部门统一监管、各部门分工负责、地方政府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并逐步形成了“五级管理”、“四级机构”的组织体系。这种管理体制对于推动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自然资源相对较少，环境保护工作起步也比较晚，正处在经济发展速度过快、管理手段较为薄弱、环境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的转轨时期，因此该体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它还存在着不少的弊端，部门分散、地方分割、条块分离的现象比较严重，管理手段相对滞后，很难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对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阻力。

我国政府对于环境管理机构的设置，大体上是一个倒“金字塔”的结构，即中央设置的环境管理机构数量较多、规模较大、人员充足、技术设备好，对环境监管的执法能力比较强；相对中央管理机构来说，各地方设置的环境管理机构，越往下数量越少、规模越小、人员越缺乏、技术设备越差，环境监管的执法能力也越弱。就拿我国的县级环境保护部门来说，它的技术人员编制较少，但实际工作人员的数量却严重超编，大多数人员没有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关专业知识，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在机构改革中被分流到了环境保护部门，同时又没有较好的方法对人员进行培训。同时，环境保护部门的技术设备配置也比较落后，缺乏基本的监测手段，不能有效地对排污总量和违法排污现象进行监测，有些甚至还需要将监测项目送到市一级部门进行分析。由于缺乏必要的管理手段，监管人员在现场进行执法主要依靠自己的感性认识和已有的工作经验，这样及时取证就有一定的困难。由于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与通信工具，一旦发生违法排污现象很难及时到达现场，从而做出快速应急反应[1]。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地域管理为主的环境管理体制，导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存在行为差异。

中央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态度非常重视，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把保护环境上升到了基本国策的战略高度。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由地区间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所带来的外溢效应是不存在的，因为任何一个地区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都意味着整个国家的环境质量在不断提高。但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对于环境保护的态度就比较复杂，因为环境本身具有外溢性和跨区域性等特点，该地区对环境问题加大投入进行治理，可能得到收益的并不是该地区而是邻近的其他地区，这样就使得一些地区忽视环境保护而片面地只追求经济效益。在发展与环境的目标选择上，地方的目标函数与中央存在差异。中央政府强调全局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可持续性，而地方政府的目标则明显偏重于局部、眼前的经济发展。在环境保护政策的决策与实施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存在着“讨价还价”和“对抗”的倾向。地方政府在落实环境管理的具体政策时，会与中央政府的要求产生一些矛盾与冲突，而地方政府则会凭借自身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和信息优势，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尽可能地减少或避免自身利益的损失[2]。所以，在环境管理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存在一定的行为差异。有学者认为，从环境保护的纵向管理上来看，我国是以地域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只对本级政府负责，在环境保护机构内部上级与下级之间只是一种业务指导关系，上级对下级缺乏应有的制约力，执法过程中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3]。由于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区对于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认识也不相同，因此，在资金投入上也存在着较大差异，有些地区投入了较多的资金用于环境保护，而有些地区则投入较少。这种现象必然造成地区之间环境管理力度上的不均衡，时间一长可能就会导致一些原来重视环境保护的地方政府向不重视环境保护的地方政府看齐，减少资金投入。即使某些地方政府一些有远见的官员真的下大力气治理本地区的环境，但由于环境的特殊性，我们也很难全面衡量其治理环境的业绩，这就使得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流于形式。

（二）地方环境管理机构在设置上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目前全国有不少环境保护部门，特别是县级环境保护部门仍挂靠在城市建设系统上，仅属于城市建设系统的一个部门，这种现象给环境保护的执法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城市建设往往引发一定的环境问题，而作为城市建设系统内的机构自然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环境监督管理，环境监管难免会流于形式。因为没有独立的机构，人员编制、工作经费等问题也都难以保障。有些地区环境保护部门内的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不健全或者根本没有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而环境污染防治和自然保护是环境保护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两个部分，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反映在机构的设置上，污染防治和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都应该进行强化，不能侧重于任何一方。有些自然保护任务非常繁重的资源或农业大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有的省有自然保护监督管理机构但力量薄弱。在一些县和农村，环境和自然保护工作仍然很繁重，但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编制则远远不能适应实际需要，甚至还有些地方出现了没有人管理这方面的工作的情况。

（三）行政区划的地方环境管理体制，不利于跨区域环境问题的协调。

环境问题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和区域性，一个地区的环境污染可能会影响到周边其他地区，往往会超越行政区划的边界，不受行政辖区界限的限制，如酸雨污染、流域水污染、海洋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等问题，都具有跨行政区域的特点。针对这一现象，设置相应的强有力的流域环境管理机构，同时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流域环境保护立法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建设还很不够。虽然在几个大的流域建立起了水资源保护委员会，但从隶属关系、职责、权限的配置和法律地位上来看，该类机构并非强有力的流域环境管理机构。而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环境管理体制，地方环境保护局隶属于地方政府，这就使得一个有机的整体被这种体制分层切块，个别地区为谋求经济的发展而不惜损害其他地区的利益以及阻碍环境管理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时有发生。同时，由于部门之间的协调不畅，跨区域执法难度比较大[4]。

（四）中央政府监督乏力，难以落实地方政府责任制。

依照《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辖区内的环境质量负责。也就是说，环境质量的好坏，地方人民政府是责任主体，但相关法律既没有明确规定政府部门如何履行其责任，如何保证其履行责任，也没有明确规定如不履行职责应承担何种责任[5]。在经济增长水平仍然是衡量和反映各级政府和领导政绩的主要标准的情况下，考核干部实行的是自上而下、以GDP增长为依据的体系。在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政绩考核时，各种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仍然是重要的内容，尤其是GDP的增长，把本地区的经济生产总值、财政收入、企业规模、招商引资情况等作为衡量政绩的硬性指标，而对于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和谐社会与党的建设等方面则没有硬性要求。这种考核体制某种程度上鼓励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热情，挫伤了地方提供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的积极性。“这就促使一些地方将完成经济指标作为本地区发展的首要任务，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地理解为以GDP为中心，把发展才是硬道理片面理解为GDP增长才是硬道理，不顾资源、环境的可承载能力，盲目上项目，搞投资，造成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现象十分严重”[6]。地方政府中的部分领导从个人和本地区的短期经济利益出发，环境保护意识不强，缺乏紧迫感，甚至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错误认为要大力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就会阻碍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影响政绩目标的实现，甚至出现干扰环境执法行为，明目张胆地保护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在地方政府的默许甚至支持下，一些企业采取暴力手段阻止环境执法，甚至抗法。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是否依法履行对本辖区环境保护质量负责的义务，是否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环境质量，仍然缺乏有效的机制和手段进行监督和制约。

二、实现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科学发展的思路。

（一）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转变部门职能。

国家应将环境保护的执法监督作为各项工作的重点，由微观管理转为通过宏观调控进行指导和服务，转变工作理念，由单纯的管理转为真正的为基层和企业服务。不断加强环境保护总局在宏观决策管理方面的职能，积极推进环境保护事业单位的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环境保护部门与经济发展部门的关系，初步建立起科学的行政运行规范。同时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在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的同时，运用必要集中和适当分散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把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政策、标准等的制定权集中到中央，同时又要按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根据各个地区发展存在的差异，环境标准可以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而对于跨区域的环境问题，如大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的处理权限都应该集中到中央，将局部性的环境问题，如噪声、固体废弃物处理等问题的处理权限放到地方，环境保护方面的国际合作问题其处理权限应该放到中央，而环境保护合作项目则可以放到地方，环境主管部门在工作中所起到的只是引导或指导的作用。

（二）加强人员和机构方面的建设。

精简机构主要针对的是非政府部门职能的部分，而政府部门职能的部分不但不能精简，反而要不断加强。从整个国家的发展趋势上来看，在对其他国家机构进行精简的情况下，对于环境保护方面的国家机构应该不断加强。因为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只注重发展经济，对于环境问题重视不够，导致环境污染欠账较多。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仍然需要投入较多的资金对环境问题进行治理，但环境的改善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现有的生态环境可能还会进一步不断恶化，在将来的20年甚至30年里，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可能仍然不会有明显好转，所以，从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来看，要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不断加强环境保护。

（三）健全环境保护跨部门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协调机制。

环境保护政策离不开部门发展政策和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保护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责任，而不单单是某个部门的职能。要把环境容量、环境质量状况和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对资源的消耗、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纳入统计指标，使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要建立国民经济绿色发展统计指标体系，不仅要有经济指标，而且也要有环境指标、人文指标，用这些指标来衡量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水平，全面、科学、合理地评价地区、单位和干部的业绩。要改变不平衡的管理体制，形成综合权力机构，就需要顺应政府机构改革的潮流，通过计划、预测，综合考虑潜在影响因素，协调各部门间综合处理经济、环境和社会的问题，加强跨部门的统一规划与管理。在环境保护政策的落实上，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存在一定的矛盾，健全环境保护的中央与地方的协调制度就显得尤为紧迫。

参考文献：

[1]胡双发，王国平。政府环境管理模式与农村环境保护的不兼容性分析[J].贵州社会科学，2008,（5）:91-96.

[2]邓志强，罗新星。环境管理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博弈分析[J].管理探索，2007,（5）:19-21.

[3]游霞。环境管理体制若干问题探讨[J].科技管理研究，2007,（10）:58-59.

[4]孙志燕，高世楫。环境政策存在的若干问题与调整思路[N].学习时报，2007,（11）.

环境地理论文篇3

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相关分析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成对样本t检验。

2结果

2.1相关分析中国健康成年人TO指标与各地理因素之间相关性不显著;TS参考值与X1呈极显著正相关，与X7呈显著负相关，与X2、X3、X4、X5和X6相关性不显著。

2.2回归分析以中国健康成年人TS指标参考值为应变量，七项地理因素为自变量，应用向后消元法对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最终得出回归方程。应用成对样本t检验比较健康成年人TS参考值的预测值与实测值，t=0.002，P=0.998，可以认为两组值之间无显著性差异，即健康成年人TS预测值与实测值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对中国十几个典型地区成年人TS参考值预测值与实测值进行比较，见图1。

2.3空间分布规律选取全国2322个市县作为观测点，根据回归方程计算出这2322个市县健康成年人TS参考值的预测值，在已矢量化好的地图上准确定位这2322个市县;应用Arc-GIS10.0软件进行克里金(Kriging)插值，拟合出中国成年人TS参考值的空间趋势分布图，见图2。

颜色越深的区域表示TS参考值越大，色彩变化越快表明参考值变化越快，反之变化越缓慢;位于同一等值线上的区域TS参考值相等，同一等值线附近的区域参考值相近。TS参考值的空间分布总体呈东西走向逐渐升高趋势，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TS参考值也逐渐增大。较之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TS参考值明显升高，以青藏高原地区参考值最大。在西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出现明显的浅色区域，是由于吐鲁番盆地特殊的地理环境，该地区海拔仅有34.5m低于乌鲁木齐地区，年平均气温14.4℃也明显高于乌鲁木齐市区的6.9℃，这两个因为素成为影响吐鲁番地区TS参考值的主要因素。

3讨论

窦性心率震荡是机体对单次室性早搏这样一个微弱的内源性刺激，自主神经做出的迅速和敏感的反应。通过窦性心率震荡的测量，可进而判断受检者体内自主神经系统功能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人体生理活动的影响不容忽视。地理环境具有一定的地域分布规律性，人体生理和病理活动与自然界的时间过程的周期性变动是统一的，不同区域的地理环境不同，必然会影响自然过程的周期性，也将影响到人体内在的生理和病理活动。

环境地理论文篇4

关键词：环境管理体制；问题；对策。

一、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以地域管理为主的环境管理体制，导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存在行为差异。

（二）地方环境管理机构在设置上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三）行政区划的地方环境管理体制，不利于跨区域环境问题的协调。

然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建设还很不够。虽然在几个大的流域建立起了水资源保护委员会，但从隶属关系、职责、权限的配置和法律地位上来看，该类机构并非强有力的流域环境管理机构。而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环境管理体制，地方环境保护局隶属于地方政府，这就使得一个有机的整体被这种体制分层切块，个别地区为谋求经济的发展而不惜损害其他地区的利益以及阻碍环境管理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时有发生。同时，由于部门之间的协调不畅，跨区域执法难度比较大[4]。

（四）中央政府监督乏力，难以落实地方政府责任制。

二、实现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科学发展的思路。

（一）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转变部门职能。

（二）加强人员和机构方面的建设。

（三）健全环境保护跨部门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协调机制。

参考文献：

[1]胡双发，王国平。政府环境管理模式与农村环境保护的不兼容性分析[J].贵州社会科学，2008,（5）:91-96.

[2]邓志强，罗新星。环境管理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博弈分析[J].管理探索，2007,（5）:19-21.

[3]游霞。环境管理体制若干问题探讨[J].科技管理研究，2007,（10）:58-59.

[4]孙志燕，高世楫。环境政策存在的若干问题与调整思路[N].学习时报，2007,（11）.

环境地理论文篇5

论文摘要：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是我国环境管理体制的基础，科学有效的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对于促进我国现有的环境管理体制的发展，改善环境状态，推行可持续发展等政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我国现有的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具体论述造成我国目前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不科学、不完善的主要原因，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探寻实现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科学发展的途径。论文关键词：环境管理体制；问题；对策。环境管理体制是指国家有关环境管理机构设置、行政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组织体系和制度。它具体规定了中央、地方、部门、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管理范围、权限职责、利益以及相互关系，核心部分是关于管理机构的设置、各管理机构的职权分配以及各机构之间的相互协调等问题。一些西方学者在对环境管理体制问题进行讨论时，往往会把公众参与的问题考虑进去。他们认为，在环境管理体制的结构关系中，除政府的行为之外，还有社会利益团体和管理行为人，它们都是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环境保护事业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具有较高的社会化程度，企业和公众在环境管理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方面，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较长时间以来，我们所说的环境管理体制仅指政府内部机构的设置，而公众的监督和参与则被视为是外部作用机制，一般不纳入进来。一、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我国长期以来采用的是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环境质量负责的环境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由地方政府通过计划、组织、调节和监督，来协调社会中的各种关系。这一体制的优点在于能够很好地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形成了“由国务院统一领导、环境保护部门统一监管、各部门分工负责、地方政府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并逐步形成了“五级管理”、“四级机构”的组织体系。这种管理体制对于推动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自然资源相对较少，环境保护工作起步也比较晚，正处在经济发展速度过快、管理手段较为薄弱、环境意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的转轨时期，因此该体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它还存在着不少的弊端，部门分散、地方分割、条块分离的现象比较严重，管理手段相对滞后，很难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对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阻力。我国政府对于环境管理机构的设置，大体上是一个倒“金字塔”的结构，即中央设置的环境管理机构数量较多、规模较大、人员充足、技术设备好，对环境监管的执法能力比较强；相对中央管理机构来说，各地方设置的环境管理机构，越往下数量越少、规模越小、人员越缺乏、技术设备越差，环境监管的执法能力也越弱。就拿我国的县级环境保护部门来说，它的技术人员编制较少，但实际工作人员的数量却严重超编，大多数人员没有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关专业知识，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在机构改革中被分流到了环境保护部门，同时又没有较好的方法对人员进行培训。同时，环境保护部门的技术设备配置也比较落后，缺乏基本的监测手段，不能有效地对排污总量和违法排污现象进行监测，有些甚至还需要将监测项目送到市一级部门进行分析。由于缺乏必要的管理手段，监管人员在现场进行执法主要依靠自己的感性认识和已有的工作经验，这样及时取证就有一定的困难。由于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与通信工具，一旦发生违法排污现象很难及时到达现场，从而做出快速应急反应[1 ] 。我国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以地域管理为主的环境管理体制，导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存在行为差异。中央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态度非常重视，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把保护环境上升到了基本国策的战略高度。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由地区间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所带来的外溢效应是不存在

环境地理论文篇6

在高中的地理教学中，它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深刻认识到当今的地理环境问题，对人与地理环境关系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教师通过地理教学，培养学生良好的资源观、价值观，使学生的素质有全面的提高。在高中地理教学中，是对初中地理知识进行深化，对地理现象与地理事物的特征进行更深层次的学习，让学生掌握地理事物的成因、深入分析地理环境的要素、地理事物发展的进程以及人类活动给地理环境带来的影响。“环境教育”主要包括对协调经济发展、资源开发、社会进步以及对优化环境所形成的环境保护意识的教育。概括地说，地理教育是增长对人地关系的了解。通过地理教学了解人口动态、资源动态、环境动态与其存在的环境问题，使学生对人口、可持续发展、环境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最后使学生在意识与行为上都能够自觉保护人类环境，协调生态稳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新的时代赋予了高中地理教学新的使命。当今的高中地理已不是单纯的地理知识课程，高中地理教学经过改革与发展，已经逐步发展为培养学生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新课程。所以，高中地理教育成为了教育学生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学科，使地理教育与环境教育的理念达到一致，构成学校地理教育的大框架。

二、高中地理教学对学生进行环境教育的优势

（一）在高中地理教学中，有很多涉及到环境教育的内容

1.高中地理教材有很多讲述生态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环境问题的版块。

2.高中地理教材告诉学生，人类自然资源不是用之不竭的，如果对人类环境的自然资源无节制使用，就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与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就会遭到威胁。

3.高中地理教学教育学生，保护环境要从小事做起，爱护环境、节约能源，从小养成良好的环保习惯。地理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在高中地理教育对学生展开环境教育、加强学生的环保意识是重要的教育渠道。

（二）高中地理教育可以对人们展开全面的环境教育

高中地理学科的教材，主要是以地理环境为基础内容的，而且把人地关系的理论作为环境教育的指导，这也是高中地理学科的特色。虽然在理、化、生等学科也有涉及到环境教育的内容，但仅限于局部的教育，这种局部的教育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是不可取的。在我国，高中地理教材已经纳入了比较完善的保护地理环境的内容，给予学生详细的地理环境基础知识，使学生对如何保护环境、趋利避害、使地理环境更有利于人类的发展有一定的认识。高中地理的知识体系是把地球在宇宙作为开端的，最后的归纳深入到如何协调环境与人类的关系，也就是说，环境教育贯穿于整个高中地理的教材。因此，教师应该通过高中地理教学，培养学生的正确价值观与发展观，在对学生情感与观念的教育方面，高中地理学科的要求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资源观、人口观、可持续发展观以及环境观；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与对社会的使命感；对学生深化国情、国策以及国立的认识。”

（三）通过高中地理教学，可以培养学生正确的环境伦理观念

通过高中地理学习，学生知道，人是环境的产物，人不仅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可以是建设者，也可以成为破坏者。科学技术呈现出空前发展，加强了人类对环境的利用，但也有不合理的利用，使环境遭到了日益加剧的破坏。例如，工业“三废”的排放、酸雨、温室效应、臭氧层的破坏等，都使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还有一些国家，极不道德地把大量的污染物排放至其他国家。在高中的地理学科中，对学生宣传环境伦理，可以培养学生保护环境的良好情操，树立保护环境的观念。

三、在高中地理学科开展环境教育的策略

（一）在高中地理教学中采取多种教学方式，提高环保能力

传统的教学是教师讲，学生听，这让学生处于被动状态，学生的创造力与思维能力得不到开发，实际操作能力也得不到提高。这不仅影响学生的全面发展，还会影响学生保护环境的能力。因此，教师可以通过比较的教学方法，让学生掌握地理环境的特征。因为地理环境具有差异性，所发生的环境问题也不一样，教师利用差异法，可以让学生对环境问题有更全面的了解，加强保护环境的意识。此外，教师也可以运用辩论教学法，让学生在交流中增强保护环境的意识。地理环境问题本身是有争议的，所发生的环境问题的原因并没有完全确定。教师运用辩论法，可以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增强环保意识，提高环保能力。

（二）因地制宜开展课外活动，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

开展地理环境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对环境有更深的认识，所以，选择开展课外活动的环境很重要。教师可以选择学生比较熟悉的地理环境进行考察，也可以让学生对陌生的地理环境展开调查。例如学生居住的城市、所在的学校都可以。因为学生来自不同的城市，所以学生在活动中可以展开交流，互换环境，使学生了解的环境更加全面。环境问题因为地区的不同，也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不一样的环境可以使学生对环境问题认识更加全面，使学生爱护环境的意识更强。

四、结语

环境地理论文篇7

关键词：环境科学的哲学；环境伦理；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环境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65（2013）01-0067-17

环境科学特殊对象是指城市、乡村和荒野地环境，关于这些特殊对象的哲学与伦理学研究是环境科学整体研究的组成部分，其研究内容、基本观点和切入点、研究的方法依据以及路径选择是本文的研究图谱，也是研究的基本纲领。

一、研究内容

环境科学基本理念是环境科学工作者的工作哲学，也是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从理论观念走向实践观念的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其研究内容主要有环境和生态的科学哲学问题研究、重大环境实践中的理论问题研究。

（一）环境和生态的科学哲学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环境科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环境（水、气、路和建筑物）的规划和设计，人造废弃物、污染物的分类、化合与分解规律，污染标准、污染物技术处理工艺标准以及环境质量、环境容量等方面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如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循环和再用以及资源无害化和节能减排等，也创造了一些新的核算方法，如生态足迹、绿色GDP、低碳经济、生态文明等核算和排序方法。特别是在城市景观设计、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生态城市、生态示范省、绿色教育、绿色大学等实践探索方面，需要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的基础建构。生态科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森林、植物、动物、人类等层面的生存状态及其相互依存和作用规律的研究，提出了生物圈的性质、本质、评价标准等生态理论问题，开始触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环境哲学和生态伦理学层面的基本问题。关于环境理论的研究集中在大气环流规律、生物地球化学规律、生物物理元素的迁移规律，以及城市物理环境变化机理和改善方法、污染物的理化和生化理论等；关于生态理论研究重点是从非人类的个体、物种、生态系统、景观角度研究动物、植物、微生物生态规律。这两方面的理论研究，都提出了生态进化与文化进化、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人类的生态限度与生物的“生活方式”和“底线福利”等理论问题，开始关注以往被忽视的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哲学理论研究，关注人所在的地理环境生态、保护区相邻的经济发展区位、人口的量和质、文化生态基底、生态意识和主导社会舆论倾向以及培养生态文明公民等问题，涉及人的环境观念、生态信念、生态价值和行为规范方面的定位和本质等问题，这些问题也与环境的立法基础或环境法理学有密切联系，这也是开展恢复自然、保持自然、保存自然和明智地利用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的基本问题。因此，跟踪环境科学和生态科学研究前沿提出来的具有哲学和伦理学意义的新概念、新问题，开展环境的生态哲学或生态的环境哲学问题研究，可以为环境或生态实践决策提供理论基础。

（二）重大环境实践中的理论问题研究

围绕着黄河断流提出来的“维持河流健康生命问题”，展开“河流伦理学研究”；针对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实践提出来的“本土生态文化建设问题”，开展“林业职业生态伦理和森林多价值管理研究”；针对原始湿地恢复和保存提出来的“有偿供水问题”，开展“水权的价值定位和伦理评价根据问题的研究”以及“湿地伦理和多价值湿地管理研究”；特别是积极吸收西方环境保护的积极成果，开展荒野环境及其保护、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的哲学和伦理学问题研究。

针对我国普及环境意识和提高全民环境素质的需要，配合、教育部和国家环境保护部开展创建“绿色大学”活动，开展绿色教育理论、绿色大学指标体系和管理模式的研究。这些研究紧密联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实际，使环境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研究充满生机和活力。

开展环境或生态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完善环境科学和生态科学理论，能够为我国环境规划、决策和立法奠定环境哲学和伦理学基础；批判地吸取西方环境哲学的成果，挖掘古代民族优秀文化智慧，建构中国环境哲学和生态伦理学，有助于丰富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协调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关系，面向实践作出理论应答，能够加速促进科技的生态转向、民族环境素质的不断提高，从而有助于加快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

二、立论的基点和基本观点

我们开展上述问题的研究，坚持学术共同体的研究范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立论的基点

1 “一个地球，两个世界”的生态环境世界观

地球是一切生命存在的环境，这个生态环境生育和繁衍千百万物种――人类和非人类。他们共同处于地球生态环境中却是“两个世界”的存在方式：人类是在经济世界中，以经济为特征不断地发展壮大的；其他物种是在生态世界中或在荒野世界中，以它们在荒野中趋向自身善的方式即以实现它们自身内在价值的方式不断地繁衍。今天我们认识到，地球是按生态配置的，不是按照经济配置的。因此，我们人类必须自己创造自然没有的东西使之进入人类的经济过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类的繁荣。这是今天我们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客观原因。要解决这种生态环境问题，就需从根本上改变生态环境观念，确立“一个地球，两个世界”的世界观：一是人类世界与非人类世界相互依存，人类是自在和利他在的统一，人与其他非人类作为种的存在不可分割；二是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相互作用，关注作用的限度和彼此承受能力，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2 地球环境不仅是“资源”更是“根源”的价值观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自然环境系统有两方面功能：一是为社会经济系统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资源，是自然资源的提供者；二是接纳社会经济系统的垃圾和废弃物，成为垃圾和废弃物的堆放场所。然而当今全球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资源面临耗竭以及生态环境的污染。这两类问题使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处于紧张局势：资源耗竭问题将使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将使自然环境失去维持生命（包括人类）生生不息的机能。这两类问题归根结底是“要钱还是要命”的问题。由此我们发现生态环境系统折射出地球环境不仅是我们的资源，更是根源。我国古代把天（乾）地（坤）称为父母，古希腊人也有“大地母亲”之说。她不仅具有工具价值――生养万物，也具有内在价值――为了她自身的生存和健康呈现的内在自组织功能，她具有系统价值和固有价值。

3 从社会契约到“自然契约”的生态权利观

社会契约论是17―18世纪最有名的政治理论，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霍布士、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社会契约论有两个基本功用：解释国家起源，规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自然契约”是一种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约定。认识这种契约有两个步骤：第一，从自然规律到自然法则，体现在“农民按节气种地、收割”，“渔民观天象出海捕鱼”，否则将一事无成；第二，从自然法则到“自然契约”，一条大河把上游植被与下游居民的生存有机地联系起来，“上游砍树下游遭殃”，所以“禁止砍伐上游的森林”，不仅是生态学规律的描述，也是环境伦理学规定的“应当”，即“应当放弃砍伐上游的森林”，“应当”意味着“该做”，不做不仅是违背生态学的“事实”，更是违背伦理学张扬“价值”。反过来，“能做不一定应当做”，因为以“人是生态共同体中的一部分”的信仰为特征的“自然契约”，它的一个前提和公理，即生态学潜在着伦理学。如两个角斗士在沼泽地中的厮杀，他们没有赢家，打斗得越激烈，沼泽地吞噬他们越迅速！沼泽地的“自然契约”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人类之间，今天的世界经济角斗，如果忽视地球“自然契约”，其结果不外如此。

首先，自然（界）是有名分的，有按照自然的方式生存下去的自组织机能，包括自我更新、自我调节和自我繁殖能力。这是一种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的自然秩序，是宇宙历史在地球这个星球上积累的“能生育”的优秀成就。人类迄今为止还不能借助科学技术手段模拟或控制这种自然过程。1993―1996年美国“生物圈二号”试验失败，1亿美元买来的教训就是“地球生物圈白调节机制不可替代”。根据这个事实，如果人类世界还是疯狂地掠夺自然资源，仍然奉行“以大欺小”、“以强欺弱”，而且拼命地“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无视“自然契约”的警告，那么地球生物圈的自调节机制就会发挥作用，即遭到所谓的“大自然的报复”。

其次，地球产生自然万物，也产生人类文化。当今时代已经进入人类自然阶段，即所谓“人类世”。在“人类世”，人以前的自然一去不复返，人现在的地球自然正在危及人类和其他生命的生存，人类的未来和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未来取决于人类现在的抉择。我们今天正在开展的环境革命就是在这样危机的背景下发生发展的观念革命，由此引发一系列传统观念、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我们怎样变革，都不可回避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资源的现实，这样势必造成人与自然的冲突。由此，有三种选择：顺从自然、征服自然、不顾自然，问题的本质在于自然是什么。笔者认为，今天人与其他生命物种在地球上形成的自然，符合非平衡生态学的解释――一种远离平衡态的动态稳态的自然，这种稳态的自然状态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度。

这种自然之度，从地球地质过程和生物进化过程的协同进化而言，一方面表现为地球环境具有“能生性”和“养育性”，使地球生命生生不息；另一方面体现在地球的地表形态和生物形态具有“协同性”和“进化性”，呈现由单一到多样、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系列，这是一种所谓的地球环境的正向演替。如果人类未来的抉择符合地球“生生不息”和“正向演替”，那就是对的，否则就是错的。

再次，我们要学习其他物种乃至生物圈的生态智慧，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任何其他物种都要进入食物链环，都要以捕食的方式利用和改造自然，以维持自身的繁衍，在结果上考察：一是捕食与被捕食者相生相克，形成互为需要、互为满足的健康生活的关系；二是不同物种间具有斗争性，种群或群落则具有稳态性，群落之间具有波动性，系统层次则具有稳态性，以此类推，符合“整体支配并决定部分”的规律。这些其他物种间、群落间、系统间不会出现资源耗竭，也不会出现环境污染，其根源在于物质的封闭循环、能量的梯级转换和种群增长的自然阈限。

（二）基本观点

根据上述生态环境世界观、价值观和权利观，考察环境科学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其中涉及全局性的、共性的一般实践观念问题，主要呈现为以下十大方面，由此分析也体现出本文坚持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1 新“公地悲剧”――中国环境问题的解决，不仅要教育民众，更要教育干部

“公地悲剧”是美国学者伽勒特・哈丁在1968年提出来的环境社会问题。他的主要观点是：对于公共土地的私人利用，政府不能采取放任主义的态度，否则公地就必然遭到破坏。哈丁列举了在公共土地（草原上）私人养牛放牧的例子：每个养牛户都在市场经济的拉动下，倾向于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增加牛的数量，最终超过草原的自然承载力，结果是草原环境被破坏，牛的头数锐减，这个例子可以类推到我国土地沙化的原因探究，即公共草原的利用不能放任市场经济的自由驰骋，政府应当制订相应的干预政策。

但是，在我国造成“公地悲剧”的重要原因与哈丁所指的主体对象不同。哈丁的“公地悲剧”主要是指由牧民的个人主义被市场经济放大的机制而产生的，而在我国造成“公地悲剧”的主体不是老百姓，而主要是某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即不仅仅在于不少老百姓缺乏生态环境保护的知识，而且在于有些地方领导安于无知，或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听之任之，或无知加胆大，或明知故犯。如某些地方的乡镇领导不懂得土地生态规律，不知道他们的草原是不能开垦的，不懂得“自然界原本是什么植被就应当保留什么植被的道理”，也不认真思考为什么这样的土地在过去几十年都被划为草原而没有被列入开垦的土地范围，更没有研究当把这样的土地承包给当地农民时为什么农民提出坚决的抗议。然而，当地人不敢开垦的草原却被当地的领导承包给外地人，外地人是为了钱财，那些领导是为了当地尽快致富。经过几年的大丰收，随之而来的是沙尘暴。不仅无法维持继续耕作，就是其他邻居的好土地也被快速扑来的泥沙所掩盖。受害的农民不知道自己是被害者，更没有想到为维护自己的环境权利而，往往以为这是天灾，不得不忍气吞声，搬迁他处。实质上，这些现在是草原的地方，它们的形成是地质演化历史上经历千百万年的河水冲击筛选形成的泥沙基底，后经草类植物登陆固化沙面，逐渐构造成今天的草原。这些地方是不能乱动的，一旦植被遭到破坏，原本固定的泥沙随风蚀而活化，特别是在我国的东北地区，春季干旱少雨，西北风又大，这就必然导致扬沙或沙尘暴天气。由此看来，北京、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的扬沙天气甚至沙尘暴，就不足为怪了。

2 要破除“企业科技不断革命，经济无往而不胜”的神话

在世界上建立第一个工业企业是在17―18世纪的英国曼彻斯特市。当时工业企业运转有两个前提性的假设：提供给企业生产过程的自然资源是无限的；自然界自然而然地会消解企业排放的废物。因此，传统的企业发展理论只关心企业内部的经济性问题。一方面，企业推向市场的产品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在产品生命周期内企业家根据市场拉力调动科技研发新产品，形成企业科技推力，即不断地开发并推出新的替代产品上市，以此类推，形成“产品1-产品2……产品n”的产品更替系列；另一方面，企业新产品的不断开发和批量生产，需要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只要科技不断创新，新产品不断上市，企业经济就会不断增长，社会也就会不断发展。这就是所谓“企业科技不断革命，经济无往而不胜”的神话（图1）。

然而，当代全球环境问题，特别是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面临浩劫问题出现以来，已经使这个神话彻底地破灭。其症结就在于“企业外部生态环境的不经济性”以及对自然资源价值的曲解（只有劳动价值）和误用。实质上，企业既是连接人与自然关系的环节，也是接通人与社会关系的中介。在企业内部生产，必然受到企业外部资源、环境和社会需求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决定企业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所以，企业科技与经济的关系并非线性决定。企业利用的自然资源总是有限的，生态环境同化人类废弃物的能力总是有限的，因此企业科技投入研究和发展新产品的能力，既受资源的类型、稀缺度的影响，也受环境同化废弃物的能力和经济承受能力的限制。对于为石油开采业提供开采工具的工业企业来说，尽管企业内部不断研发出新的开采工具，推向市场，但是由于石油开采难度日益增大，效率下降，也就直接导致企业收益递减。此外，用于电力传输的导线，已经历过铜线――钢铝线的产品替代；用于制造门窗的原料经历了木材――铁材――塑钢材的产品变化，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总的趋势是资本投入逐渐增大，收益呈现递减规律。

3 要警惕“顾客是上帝”、“用户第一主义”的陷阱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消费活动与生产活动被称为最基本的人类日常活动。生产是为了消费，消费是为了促进生产。消费与生产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形成正反馈关系。因此，作为生产单位的企业家和作为服务单位的销售商，通常打出“顾客是上帝”、“用户第一主义”的招牌，表达顾客需要什么就满足什么的态度和企业行为规则。如果单纯地从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的关系考察，企业的行为就是为了盈利，只要能盈利，顾客的需要就是“绝对命令”。但是，如果从“资源、生产、消费和环境”相互作用方面考察，作为社会需求行为的消费，在消费什么和怎样消费方面受到资源和环境因素的限制和约束。因为顾客或用户的需求不一定都是合理的。首先，顾客的基本生存和社会需求是合理的，而奢侈的需求则是不合理的。其次，扩展消费的概念，不仅仅对人工产品的耗费是消费，对自然产物的磨损也是消费。再次，顾客消费活动与企业生产活动不仅仅是在经济场域中支撑社会发展的经济结构过程，而且也是在社会场域中引导社会文明的社会建构过程。因此企业与顾客的关系、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不仅仅要有经济尺度，还必须有生态环境尺度。凡是符合社会走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过程的消费，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

4 “自然的社会构建”是有限的

社会建构论是当下流行的重要的社会学理论，这种观点认为“我们认为世界是什么，主要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它，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则又取决于我们是哪种社会关系的一部分”。由此，所谓“事实”、“自然界”和“知识”，以及“观点”、“情感”和“欲望”都可以归结为一种社会构建。由此得出：自然是通过我们的知识、语言和利益途径自己创造的；自然界不仅仅是外在于我们，“在那存在”。因为我们总是不断地改变我们所知道的“外在存在的”意义。这种观点有两方面的弊端：一是自然被人变成人类主义的真实，似乎自然本身不真实；二是受工业建造主义的影响，自然客体是主体在思想上的建造。事实上，自然存在先于我们人类，它能自我建造。所以，不能将“自然的社会构建论”无限扩大化。首先，1993年“生物圈二号”试验失败，表明我们现在对科学规律的认识和评价是很有限的，我们还不能把握地球生命支持系统极其复杂的关系，因而不可能用技术设备或技术方法无副作用地取代地球经过几十亿年演化过来的精致复杂的自调节机制。其次，我们的科学认识和工程建造伴随风险，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故。如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不到7秒钟就突然发生爆炸；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突然发生泄露等。第三，荒野环境不能用社会建构。荒野在人之前产生，可以独立于人存在，也不受人的控制。

5 局部环境决策是正确的，相对整体环境变化不一定正确

2004年5月，黑龙江流域局部江段出现断流现象，引起了环境社会学者的关注。事实上，黑龙江的断流不仅仅是环境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问题。既有其深刻的历史、经济和政治原因，也有对生态环境的属性和特征无知的原因。考察黑龙江荒野地的开发历史，近半个世纪以来，农业部和农垦总局为了解决国民的粮食问题，积极开发“北大荒”，形成了今天的“北大仓”；国家林业部（局）组建森林工业总局，在黑龙江开发大小兴安岭和张广才岭上的原始森林，目的是支援国内工农业和国防建设，以及支持国外抗美援朝的正义之战；国家黄金局一直在黑龙江原始林区内开采黄金。可以说，各个部门对生态环境价值的挖掘和利用都符合局部主管部门的利益，由此从各个局部利益上评价和当时国家最主要的任务是发展经济的情况来看，他们的局部开发行为都是必要的、迫切的、正确的。但是，从黑龙江流域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上看，则是有问题的――当时还不知什么是环境问题。决策者对环境性质和特征的无知是造成今天黑龙江流域出现“间歇式断流”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地球生态环境是一个有机体。自从人类在地球上产生至今，地球环境就成为人的利益的组成部分，人们的利益也成为地球生态环境利益的组成部分。因此，人的利益与生态环境的利益具有关联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依存的稳定性和波动性、作用的有限性和时滞性特征。任何建立在局部利益基础之上的环境决策备选方案，都必须经过生态环境整体利益的选择和评价。实质上，近年来我国黄河流域局部出现的断流现象，显然是局部环境决策违背环境整体利益导致的一个结果。同理，环境无国界，各个国家的环境规划也应当将局部人的利益与环境整体利益相权衡，寻找各种局部利益与环境整体利益的张力的平衡点，这是做好局部环境决策的重要方法。

6 “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局部问题需要整体考虑才能解决

当今世界任何环境问题都是复杂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环境的破坏具有长期的历史积累性，解决环境问题也是“持久战”，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局部环境破坏对环境整体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局部环境破坏的治理，需要各方面的鼎力协助，不可能自己能够解决自己的环境破坏问题。如扎龙湿地自然保护区从2000年以来，每年春季都出现火灾。多年来扎龙湿地保护局千方百计地开展湿地环境的治理，但是效果甚微。其原因有三个方面：（1）扎龙湿地风水系统遭到破坏。扎龙湿地水源乌裕尔河到达扎龙湿地之前已经干涸，主要是大气环流和上游地区种水稻、建水库所致。（2）居住在扎龙湿地中的人口剧增以及人为活动与湿地生态冲突严重。湿地是根据生态规律运行，而人是根据市场经济规律运行，特别是当人们的生活处于生存线上下波动时，即使懂得湿地生态与人们生存的依存关系，也几乎不可能有余力保护湿地景观。如果政府不加以干预，不需很长时间扎龙湿地景观和生物多样性就会遭到破坏，按此下去，不超过10年作为国际重要湿地的扎龙，就会在地球上消失。（3）扎龙湿地屡次着火，已经不是扎龙湿地一地的生态环境问题或当地人的生存方式问题，现在已经逐渐升级为黑龙江省和国家的问题，甚至成了国际性的问题。国家现在实施的“天然林保护工程”本质上是我国原始森林长期过度砍伐，局部地区的林业局进入森林资源危机和林区经济围困即所谓“两危”不能够自救的结果。也就是说，局部环境恶化的治理需要整体协调和运作。

7 要关注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承载限度――短板原理

这就是所谓人与环境关系的“木桶原理”。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几乎所有的人类因素和环境因素都起作用，但是，对人与环境关系起决定性影响的限制因子往往局限于某一类因子而不是全部因子。就人与自身的身体环境而言，以往我们突出人们干工作的大无畏精神，认为“小车不倒只管推”，“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同志是好同志”。实质上，人的精神和文化力量确实是表现人的本质特征的重要标志，“人活着总是精神活着”，这似乎是人生价值的根本意义。但是，如果我们懂得了一点环境理论，懂得环境伦理学，有了生活的环境科学意识，那么，在评价自身的能力限度，就会不仅仅停留在人们以决心和毅力为基础的对社会贡献的量，也会考虑到自己的生物身体是否健康和可持续，而且后者的状态往往决定着前者。在知识分子中“英年早逝”的现象，就是忽视考虑自己生物身体健康和可持续这方面限制因子的典型事例。如果我们以此理论扩展到人与自然关系，那么，其道理也是如此。即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作用限度，不应当以人类的文化的和科学技术的能力为尺度，而应当以弱化的一方即其他生物维持生生不息的承受限度为尺度。当代生态环境问题严峻，主要表现为野生物种的加速灭绝，反映了地球生态系统恶化的程度，这是向人类敲响了警钟。

8 解决“越是‘绿’的地方越穷”的办法是需要将生态环境效益折算到当地的全社区进行补偿

全球生态环境状态与经济发展程度有负相关性特点，即越是发达国家其原始荒野地越少，越是欠发达国家或贫穷国家其荒野地就越多。从全球范围来看，大多数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在保护共同的地球家园的投入方面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即各个国家对地球环境的保护承担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际义务。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负责管理主动承担本义务的国家上缴的费用，并通过非政府组织的行为，资助“越是‘绿’的地方越‘穷’的那些国家的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如全球环境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等资助我国原始湿地保护的重大项目。

在我国“天然林保护工程”是国家在“绿”和“穷”的地方展开的恢复生态环境功能的紧急救助工程。因为不开展这个工程森林就保不住，这个工程解决了部分国有森工企业职工的吃饭问题，缓解了林业职工的生存与森林生存的尖锐矛盾。但是，这个工程的出发点和目的不是补助当地社区的人，而是按照劳动价值论核定发放给林业职工保护天然林的工资。如按照“远山管护”和“近山管护”原则行事，而当地的非林业居民――农民，付出的是机会成本――从森林得到效益的机会，则根本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此外，现在，林区原来的工人，由“砍树人”转变成了“护林人”，可是至今他们的身份却没有变化，仍然是产业工人，而不是“国家在林区的人”，“护林人”应当把保护森林作为一项国家事业，由此应当是事业单位的职工。“天然林保护工程”已经过第一阶段10年，第二个10年已经开始，这类问题不解决直接影响未来的保护结果。

事实上，保护环境要付出代价。环境是一个整体，一地保护环境，其他地方受益，受益方应当出资对保护环境方作出补偿，这是应尽的道德义务。否则，保护环境付出代价得不到道德支持和经济补偿，即使是环境好的地方，也很难保持得住。现在，在一些发达国家核收环境税，有一定的必然性，值得借鉴。

9 社会与和谐自然相互依存

人类世界与其他生物世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存在方式。“人走人道，兽走兽道。”但是，他们在存在的生态价值、生态权利和生态利益方面具有同一性和统一性。从人与自然的决定性关系来看，只有可持续的生物圈，才有可持续的人类社会。和谐社会是一个学习社会，是不断地培养新人、养成良好人性的过程。和谐自然，也是一个学习过程，不仅仅局限于人的学习，事实上，其他动物也是在学习和进化。正如人性的养成一样，其他动物的野性也是后天养成的，那些非人类生命不仅需要清新的淡水、特定的光通量和气候、温度、湿度等环境条件，也需要适合他们生存和健康成长的生态条件，包括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与我们人类社会的相互依存和适度作用。因为我们的社会决策和个人行为的结果，对他们可能有利或有害，因为他们“有其自身的善”。因此，我们在建构和谐社会的时候，不要忘了同时也要把对“自然王国”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避免单纯地一切都从人的需要出发，一切事情以人的利益为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

10 人类由“征服”自然走向与自然协调，需要持久战

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经历了百万年的时间：由采集一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现在的后工业社会或微电子社会，人类中的一部分真正可以体面地生活，尽情地消费和休闲。但是地球生态危机的胁迫和人类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形成明显的反差，人们不得不向自己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生态转向的任务，即在21世纪人类由“征服”自然走向与自然的协调，走向可持续发展。我国在近年来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党的“十”又把生态文明融入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中一体建设，形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实施战略，更加坚定了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并举的国策。似乎理论已经走向实践，人们征服自然的观念已经或正在改变，事实上远非如此，思想观念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如果说人类学会“征服”自然用了二三百万年，那么人类要真正走向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至少也需要一个纪元。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生态伦理现在仅有少部分先知先觉者认同，甚至有人干脆奋起反对的原因。实质上，生态伦理是未来的伦理，其道德优越性和普遍性认同需要几十代有识志士的不懈努力。

三、研究的方法论

客观地说，在我国有以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为对象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有不少专门研究这方面的学者，也发表许多相关理论问题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它们代表了大多数我国不同门类的人文社会科学硕士点和博士点的研究成果，但是究其学科传统和学术研究范式往往是纯文科或纯社会科学的概念和逻辑的研究，目的是创造理论观念而非实践观念。主要表现为忽视或不顾环境科学的历史和逻辑、科学理论和科学事实，以及在环境科学实践中提出来的迫切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参与研究的问题信息，所以，尽管他们是以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为研究对象，但是他们问题的提炼、研究方式的选择以及理论观点的破和立，则来源于国内外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经典作家的理论和逻辑，这也就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界把这一类针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称为理论的文本研究或至多称为理论的应用研究的缘由。

还有另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群体，他们对环境科学发展呈现出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需求感兴趣，针对环境自然科学关于特殊对象的研究，展开相配套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这种关于环境科学特殊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被称为实践的理论研究，其目的是创造实践观念和决策依据。实质上，环境科学特殊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既需要理论的应用研究，吸取理论观念的研究成果，也需要实践的理论研究，确立实践观念和决策依据。这种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理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是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方式，是在观念上掌握世界的基本认识途径。

人们在观念上把握外部世界即把握“世界1”（自然界）需要“世界2”（精神世界），有两种最基本的方式：一种是理论观念的方式，另一种是实践观念的方式（图2）。所谓人把握外部世界的理论观念方式，是指人在实践基础上认识、反映、再现外部世界过程，追求的是人的观念对外部世界的符合程度，即对外部世界进行科学的认知。所谓实践观念方式，是介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间“环节”，是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它是作为一种在本质上仍然属于精神领域对世界的掌握方式，实践的观念以实践概念、实践方针、实践政策、实践路线和纲领以及战略、策略，或计划方案和设计蓝图等形式出现。它与改造和创造外部对象世界所没有的物质客体为目标的各门科学相匹配，以社会建构（政策、体制和机制）的方式直接指导或支配人的实践活动。

事实上，上述指出的以应用理论为特征的人文社会科学共同体，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是走进社会去观察和分析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而是回到“世界3”文本的世界，在书本中发现社会问题并在书本中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包括解决实践观念的问题。因此这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又被称为“文本研究学者”。这部分学者群是理论观念的发现者和创造者，也是理论观念的应用者和传播者，是正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因为这类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有完整的社会建构，有人文社会科学正统的学术建制，也有国内外学术交流的舞台和渠道，包括学会、学会会刊、研究生培养制度、定期的年会制度等。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有一部分非正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即上述所谓的以实践的理论研究为特征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他们往往具有自然科学知识背景的，对生产实践、生活实践和科学实验呈现出来的问题感兴趣，特别是对环境自然科学关于环境科学特殊对象的实践研究折射出来的社会问题很敏感，但是他们却很少有“专业名分”和“学科待遇”，因此他们研究的成果――环境实践观念很少被正统学术共同体接受。出现这种状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类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没有自己的“学术话语权”，社会也没有给予他必要的承认，即缺乏必要的社会建制和学术建制，直接影响这一类学术共同体的发育和成长，主要表现为被边缘化，即正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把这类实践观念研究者视为“另类”，而以实践问题为对象的环境自然科学学术共同体也把他们视为“另类”，因此，这类连接理论和实践、连接正统人文社会科学与环境自然科学桥梁的“另类”，被边缘化的同时也直接阻碍了跨学科相关学术共同体的再组织、再整合，也就延缓或阻碍了新的研究范式的形成。这在当今需要多学科交叉、多学科合作的时代，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情况在我国环境科学与工程学会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发起和组织的每年召开的“大学环境类课程报告论坛”可见一斑。

从“4个世界”的观点考察，理论观念和实践观念把握世界的总体认识框架，能够为我们开展环境科学特殊对象的哲学和伦理学问题研究方式提供合理解释。

环境科学特殊对象的哲学与伦理学问题主要来源有四个方面：一是来源于“世界1”，这作为环境科学所指的环境，既是人类的认识和改造的对象，也是人类的家园和生存与发展的资源，同时也是其他物种的家园和资源，我们应当怎样对待环境，如何把握好人与自然关系的度，显然既有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也涉及价值观和认识论的问题。二是来源于李伯聪教授所谓的“世界4”，人造物世界。从景观层面上说，“世界4”包括城市、乡村、道路和桥梁以及一切人工设施和建筑等人工自然环境；从局部区域上说，包括建筑物、产品和废弃物等人造物。它们的共性问题在于要解决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的关系问题，这不仅需要环境自然科学的定量研究，制定相关的约束人类盲目发展的指标，还需要环境哲学和伦理学的辅助，以调整和解决好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三是来源于实践活动中环境科学与工程提出来的环境实践观念问题和环境社会行为的规范问题。四是来源于理论观念应用到解决实践问题时产生的理论分歧和争论。这种争论不仅是观点的差异，更是学术传统和研究范式的根本差异。

四、研究的路径依赖和优化选择

（一）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环境自然科学家与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家联盟，这是从环境问题发生发展的历史得出的经验教训

美国科学史学家萨顿告诫我们，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洞察科学的起源和进化，我们就不能理解当代科学。同理，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认识环境科学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也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和理解环境科学。事实上，环境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主要来源于环境问题以及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态度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谈论环境问题如同“谈虎色变”，觉得危机重重。后来持续20年的环境悲观论和乐观论的争论，以及环境社会政策、体制和调节机制的不断建立和修正，使人们像关心国家大事那样关心环境问题，并逐渐对环境问题进入理性的理解。到20世纪最后10年，我国环境污染处理工程开始在城市普遍建立，环境宣传教育走进社区、走进学校并在全社会普及，“环保”成为做好事的代名词。今天有的人对环境问题的关心已经超出了环境保护的范围，更关注环境与政治的关系问题。2012全球环境灾难没有如期到来，人们很少像以前那样求真，刨根问底。关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坎昆会议，无论会议把“低碳经济模式”说得多么好，但是总是掩盖不了潜在的“以大欺小、以强欺弱”的后法西斯主义的逻辑。也有人对环境问题开始忽视，似乎在环境方面该解决的问题正在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也难解决，甚至有一些环境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化石燃料危机乃至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改善等问题已经超出了环境科学问题的范围而成为社会难题。也有不少人有一种乐观的估计，今天的环境问题是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造成的，科技和经济发展必然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也有人持对环境问题漠不关心的态度，好像那种“天塌下来有大家顶着”的习惯思维和态度。事实上，环境问题需要科学技术的解决方式，也需要社会变革，尤其是社会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我们当务之急，不仅要关注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态度和行动，而且我们学者自身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理论修养也要再提高，需要教育的不仅是公众，也包括我们自己。由此需要发展的学科不仅是环境自然科学还包括环境人文社会科学。

（二）解决环境问题需要环境自然科学与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相互依存、相互支持

环境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环境自然科学，目的是发现自然规律并转化为环境科学技术知识和环境工程技术标准、设备和设施。环境自然科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各门自然科学学科在环境问题中的应用，认识自然界的内在本质联系，为人类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科学解释，进而在环境和资源利用方式以及环境污染治理方面提供科学方法、技术标准和工程措施。

另一方面需要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目的是配合环境自然科学新成果的社会应用，搞好社会建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1）关注自然科学家在环境问题探索中遇到的科学技术前沿的理论问题，开展环境科学技术哲学的问题分析、基本概念的清理和新概念和新逻辑的创造工作；（2）利用环境自然科学在解决环境问题中产生的科学解释的信息，进行社会传播和普及，以提高全民的环境科学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3）关注环境自然科学在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污染治理方面研究的新进展，参与这些科技和工程成果的社会转化活动，特别是对那些在社会应用中具有先导意义的环境科学技术成果的社会示范工程的应用，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大有用武之地。配合环境科学技术和工程专利的转让，中试工程结束后转向社会示范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需要与之相配套的“社会创新工程”的辅助和支持，包括创造新的概念，规划和设计适合新科技和工程可持续运行的新的社会政策、体制和机制。

环境自然科学家和环境社会科学家都有他们各自工作的领域和活动的空间和时间。环境自然科学家大都在自己专业领域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可能偶尔也参加社会环境运动，甚至有的成为环境主义的倡导者，如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就是环境悲观主义的先驱。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家主要立足于各自的社会科学专业领域，关注和研究环境问题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层面，并通过把他们的研究成果转变成新的社会建构的概念和理论的过程实现职业价值。因此，他们通常都是社会活动家，他们工作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以环境主义代表的身份进入环境运动过程并参与社会决策。

（三）环境问题的解决，不仅要依靠环境自然科学知识，还要借助环境思潮和环境理论，统一人们的思想，形成有利的决策

我们在开展环境保护的过程中，能够清晰地区分环境自然科学和环境主义。环境自然科学是通过观察和实验以及数学方法解决环境问题，解释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以及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并提出科学技术的解答。环境保护主义又称环境保护论，是随着环境运动产生的环境保护思潮。环境保护主义是在环境矛盾甚至是环境冲突的刺激下，利益相关者为解决问题而把环境科学知识和其他经济、政治、历史以及伦理道德的观点结合起来的社会反映。面对全球问题，如热带雨林的破坏或者极地冰盖的溶化，环境科学家通常能够明确地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尽管他们对造成这一现象的结果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环境保护主义者对此的反应，可能更加广泛地涉及非常复杂的经济的、政治的和一些其他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由此也可以认为，环境主义需要环境自然科学知识，可能更需要环境人文社会科学提供的理论支持。如宇航学者拉弗洛克（James Lovelock）既是大气环境学者，也是环境主义者。他提出“盖娅假说”，既是科学命题的假设，也是环境主义思潮的哲学根据。他不仅根据大气科学提供的二氧化碳与氧气之间的平衡关系，揭示地球作为生命星球的特色，而且还选择古希腊大地女神的名字盖娅（Gaia），作为他提出的“生命地球有机体”假说的名字。

环境科学是一个发展中的“朝阳”科学群。它的发展潜在着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内敛交叉和整合趋势，呈现越来越整体化的高度抽象和概括性的环境理论创建需求，作为环境科学理论的《环境学》（佐玉辉，2007）的创立和发展，就是这种环境理论创建需求的现实表达。在西方，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一些自然主义科学家就开始对环境理论问题感兴趣，发表了至今尚有意义的论文，具有代表性的有：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加勒特・哈丁的《公地的悲剧》，保罗・埃尔利希等人的《人口、资源和环境》以及《人炸》，巴里・康芒纳的《封闭的循环》等。相比之下，我国环境自然科学家却很少在一般环境问题方面有所建树。

（四）环境科学家与其他自然科学家不同，在从事环境科学问题开发和研究过程中需要环境哲学和伦理学思想和文化的补充

环境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环境”系统，环境科学家的专业工作与其他自然科学家的专业工作相比，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在于他们都是在“实验室工作”，遵循各门自然科学的规律，包括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学的规律，运用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和科学历史主义作为评判工作成效的理论基础，不断地引导他们的思路朝向真理、剔除谬误的方向发展；区别在于他们的“实验室工作”的哲学不同，环境科学家的工作者哲学是环境哲学，其他科学家的工作者哲学，或者是物理哲学，或者是化学哲学，或者是生物学哲学，或者是机械哲学等。但是，无论是环境科学家还是其他科学家，他们的“实验室工作”都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自然科学的“操作”，包括知识和经验、方法和技能；二是渗透在自然科学“操作”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包括科学信仰、科学态度和科学伦理学规范。在这些自然科学家中，越是专门研究那些大自然中的事物或“接近自然”的事物的科学家，就越容易接受敬畏自然的思想，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自然保护文化；而那些越是专门研究数学、物理和化学的科学家，就越容易产生“征服”自然的思想，形成“征服”自然的文化。这样一来，从环境科学及其分支学科形成的角度考察，至少是含有这两种不同文化熏陶的科学家走进了环境科学家的队伍，因此环境科学家的工作者哲学具有显在和潜在的价值多元化倾向。

在我国环境保护成为国策，任何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的项目都必须经过环境评价，重大的工程建设必须实行“三同时制度”，政府公务人员政绩的考核也实行“环境一票否决制”。保护环境在我国家喻户晓，已经形成社会风气。环境科学承载着强大的个人和社会的信任。因此，环境科学家目前的价值多元化状态应当改变，至少是由“征服”自然的文化转向敬畏和保护自然的文化。这不仅仅是环境科学家作为普通学者的个人责任，也是作为环境科学共同体的社会荣誉和形象。

环境科学家实现上述文化转变，是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有自发的转变和自觉的转变两种情况。所谓自发地转变，是指转变过程不自觉地随着自己的主观感性意愿，在职业活动中“随波逐流”，下意识地完成价值观的转变并缓慢地形成新的思维习惯的过程。所谓自觉地转变，则是指转变过程主动选择理性意愿从而实现有目的的价值转换的过程。理性意愿有两个要素：一是感性意愿，二是对感性意愿过滤的评价体系。这种对感性意愿的评价，有两方面的伦理根据：（1）主动选择生态世界观或环境哲学观念并创造一种相应的价值判例，以此作为价值转变评价的基础；（2）个人的经验是建构新价值的基础。因为理性意愿不仅认为感性意愿有价值，而且也认为用更合理的意向评价和取代感性意愿的价值转变过程也有价值。理性意愿不仅具有主动性、目的性，还具有评价的选择性，因而理性意愿是环境科学家自觉地实现价值观转变的内在心理根据。理性意愿是学习得到的，不仅学习本专业知识，还学习跨专业的环境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理性意愿是自觉的心理定向选择的产物，感性意愿则是自发的下意识的心理过程。我们希望和期待环境科学工作者自觉地而不是自发地实现价值观的转变，而要尽快实现这一点，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就是开展环境自然科学家与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家的合作研究。

环境地理论文篇8

关键词：中国视域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决定论

孟德斯鸠是地理学派的创始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集大成者，在《法的精神》中，他指出法的制定需要考虑到人类的精神特点和内心情感。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之所以存在很大差异，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地理环境的作用，一个国家的气候、土壤，面积与其民族、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都有联系，这些联系共同构成“法的精神”，对法律的制定产生决定性影响。那么，近距离解读“地理环境决定论”，它在新时代中，又被赋予怎样的意义呢？

一、关于“地理环境决定论”

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孟德斯鸠分别从法与气候性质的关系、法与土壤性质的关系来阐释地理环境的作用。孟德斯鸠特别强调气候的作用，用大篇幅论述了由于气候差异，导致的各民族的民族性格、感情、宗教、道德风尚和法律的差异，气候带来的冷热感受引起人们警惕度的变化，间接影响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形成；土壤条件同人民的性格和国家的政治制度也有密切关系，土地的贫瘠驱动人民开疆拓土，使人不敢懈怠，变得俭朴耐劳、骁勇善战，而肥沃的土地条件往往导致人民居安不思危，因富裕而软弱、怠惰，容易屈服，缺乏自由精神；疆界对政治制度会产生影响，“小国宜于共和政体，中等国家宜于君主治理，大国多实行专制制度，亚洲一些帝国，由于疆界辽阔为防止割据，只能实行专制制度，而欧洲，由于天然区域划分，成为实行法治，人民爱好自由并保持独立的前提”。

依据这些言论，孟德斯鸠被认为是不折不扣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然而笔者认为并不能据此认定其是真正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因为，孟德斯鸠所表达的由气候、土壤和疆界所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是针对法律的制定，并且也只是相对于历来忽视地理环境的作用而言，重新把地理因素置于与其他因素同等的地位，更非以地理条件来决定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将地理条件的作用作为人类发展的第一决定要素，最终只会导致宿命论。

二、中国与“地理环境决定论”

中国虽然没有首创“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概念，但对地理环境因素的考虑自古就有载，《管子・水地》记载：“地者，万物之原本，诸生之也，美、恶、贤、不肖、俊之所生也……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管子以水文和土壤作为人性美丑、巧愚、善恶的“根菀”。可见，自古以来，中国对地理环境在人文发展中的作用就足够重视。

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模式也产生极大影响，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文明的起源与环境有着莫大的关联，文明的发祥地一般地处温带或亚热带，无论是气候、土壤还是水文生物都特别有利于文明的形成，中国大部分位于中纬度地区，属北温带，所以古文明发源地就有中国在内，也因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国的文化特性温和、内向，是一种超验的世界观，国人偏于感性，形成的是伦理型社会。在中国，地势结构也会形成不同的文化模式。以四川盆地为例，由于山川走向造成的向心地势结构，自然形成向心的凝聚力，成为文化交流和汇集融合的中心的自然基础。如若天然地势将地区分割，形成各自封闭的地域，就会很难形成统一的文化中心。

同样，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也因地理背景所成就。以大家耳熟能详的金庸人物作例，金庸在刻画人物的时候必定非常用心，人物饱满，个性鲜明，而在刻画人物性格和人生经历的时候，地理环境的作用相当显著。郭靖能够成为侠者，与其自小生长在草原的经历有关。这种说法其实并不是我辈拟撰的，好似前人提出过“海洋性格”、“区域性格”等一样。由于各地的地域环境、人文和经济发展不同，人的性格、价值观以及整个人生都会出现较大差异。郭靖的童年，是在蒙古度过的。边疆淳朴直接的民风，形成了郭靖朴实、善良、宽广的性格特点。这以后，他随师父来到了中原，中原不如蒙古单一直接，环境致使中原人文环境大不同于蒙古。接受了汉人文化、武功教育、人文风情的他形成了新的价值观、为人处世方式与理念。从总体上来说，是蒙古的大漠生活塑造了他的基本品质，而中原生活则重塑了他的精神理念，就是这样的地理环境和生活背景的特别，成全了如此大漠英雄、中原侠客，所以虽然《射雕英雄传》其书大部分是在叙述一位侠之大者的养成史，但其实金庸先生对于地域养成性格这个方面塑造的笔墨也是很重的。

像这样，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对于女性人物形象的描绘，作家们都会注入许多类似“区域性格”的元素，尤以写南、北方女性的性格差异最为明显。古时候，北方女性长期在寒冷贫瘠的条件下生长，形成敢于抗争、敢爱敢恨、不甘于命运操作的性格特点，许多文学作品都已此为区分点。所以当三国中出现了生长于北方的（现河北境内）甄宓一人时，许多看官的眼光都被她所吸引。她的信命惜命，忧郁婉约像极了小桥流水间的仙子，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这样一种北方女子却拥有南方女性特征的特例的出现，终会让人们在诗文中缅怀那一抹倾国倾城。而南方温暖潮湿，在许多文学作品中的南方女性形象都偏温柔软弱，善隐忍。所以当阿朱这位敢爱敢恨、古灵精怪又为爱献身，极具北方女性特征的女性出现的时候，连金庸先生自己都爱极了她，金庸先生用“眼珠灵动，自有一股动人气韵，双眸如星，容貌娇美俏丽，肤色白嫩，光滑晶莹，犹似粉妆玉琢一般，活色生香，娇俏可喜，集江南灵秀之气于一身，令人眼前一亮，笑靥如花，是天下少见的美貌女子”来形容她的气质外貌，却又将之付诸于犹如大海般的胸怀，希望用自己的爱化解仇恨，这样一位像长江穿过南方小镇的女孩，孰能不爱、不为之侧目。

三、现实意义与“地理环境决定论”

先不论地理环境是否成为立法的决定因素，是否是形成不同文化模式和影响人文的主要因素，在当下，值得注意的是，将地理因素放在一定的位置，足是在提醒人们自然与人类关系的问题，警醒人们有关生态价值观、可持续发展和生命共同体的共存共享问题。远古，人类只是自然的附属品，对自然有着虔诚的膜拜和敬畏。随着生产力发展，人们对“地理环境决定论”产生倨傲的心态，其逐渐丧失地位，地理环境决定论变为“地理或然论”。而今，人笃信人定能胜天，一方面，这是一种对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鼓舞，另一个层面，却需谨记，人胜天的背面是天也定能胜人。人类破坏自然环境，自然以生态危机、资源危机、能源危机、人口和自然灾害等问题报复人类，严重阻碍人类发展。重新匡正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就是在警醒这个事实，要主动尊重地理环境、尊重自然，反对漠视自然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决定论或许有待考证，但其引申的生态价值观确实值得人们思考和采取行动。

四、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指向：自由的西方与专制的中国

在肯定地理环境决定论价值导向作用的同时，不妨深入挖掘一下，或许地理环境决定论背后也隐藏一些动机和指向。不同的气候、土壤、疆界环境形成民族不同的特性和情感，也导致社会形态和体制发展的迥异。温热地区的人怯懦、逆来顺受，尤其是资源丰富、土壤肥沃、气候宜人的地理条件，适宜人类居住和繁衍，人们适应这种状态，安于各种既定的法则，保证当下，不愿多想，更不提争取。像中国古代这样封建专制的社会便是可分享的典型。古代本身生产力条件比较低下，自然和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便十分凸显。古代中国的人们休养生息的条件优越，不需要扩张和变化，反对斗争，因为不需要斗争，也因长期的安逸生活和封闭自守经不起斗争，所以古代中国可以筑起道道城墙，用专制封锁百姓，当然，人们也习惯这样的高压，相反，西方的整个性格都是扩张的，由于各种地理条件所囿，西方民族需要突破狭隘的发展圈地，也因为在贫瘠、不适宜的气候下生长，骨子里便形成抗争的精神，向往突破狭小的海洋空间，迈向大陆更广泛的维度，这样便形成了自由的民族特性。地理决定论似乎就是在指向这样一个事实：西方整体是向往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和氛围，而东方特别是中国则是安于强权专制的。“与其用心思指导自己的行为，倒不如被人奴役好受些”。“中国缺少自由主义的”，这样的说辞一直以来都是抨击中国的制度的所谓“例证”，所以对待“地理环境决定论”，要“一分为二”，看到它的导向意义和时代价值的同时，不要被别有用心的言论所利用和迷惑，利用地理环境决定论来标榜自由的西方，贬低所谓的中国“专制”。

参考文献

[1]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2]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

[3] 管仲.管子[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4] 李学智.地理环境与民族性格[J].历史教学，1994（3）.

[5] 张秀清.论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学说[J].前沿，2004（10）.

环境地理论文篇9

论文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文化文化迁徙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与影响因素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张耀灿先生在其主编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中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这个概念，我们是认同的。此外，陈秉公先生在其著作《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给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亦作出了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环绕在教育对象周围并对其产生影响的客观现实。也可以这样说，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除了教育以外，影响教育对象的一切外因的总和。”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两种界定，虽然表述不同，但是在实质上，两者趋向一致。

既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所有外部因素，那么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因素必然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等方面。这些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其发生作用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合力。可是，从微观方面看，单个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亦是存在的。我们试着从文化传播与迁徙的角度，来探讨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从而为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创造条件。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主要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二、文化迁徙的含义与途径

文化迁徙，或文化变迁是指文化从一个地方和环境传播或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和环境。在这当中，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传播的推动者或实践者。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的四大文明已经随着漫长的历史长河的不断迁移或消融或消失或融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形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谓是经典之传。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生命力，特别是与中国文化的某种可相容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从而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科学理论，成功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程，在实践中丰富了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文化迁徙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文化迁徙需要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进行。这就是文化迁徙的途径问题。文化迁徙的途径主要包括口头传播、书本传播、潜移默化式地传播和网络传播。

首先，口头传播。这是最原始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类在群居生活中往往是由长者把本族群积累的知识，用口头传授的方法传给下一代。其中，采取的是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这种知识不能被称之为知识，只能称之为传说。

其次，书本传播方式。把文化用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甲骨文是人类较早的记录文化的方式，虽不能同现在的文字相比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人类的进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造纸术的发明和印刷术的改进，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从此以后，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就大大加快了。我们今天能见到和读到的许多书籍，特别那些关于古代史书、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正是书写方式传播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

再次，潜移默化式地传播模式。在一个固定的环境当中，人总是在潜移默化地受着文化的熏陶。家庭是人所接触和赖以生存的第一个环境，从出生到成长的每个过程，父母总是把自己已经拥有的经验和知识，或用语言，或用行为，总的说来是用一种无形的潜移默化地方式把经验和知识传递给青少年。村落或社区环境，是对人进行潜移默化传播知识的第二个环境。人除了家庭环境外，还有社区或村落环境。在社区环境中，人在与社区其他人的交往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

最后，网络传播模式。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所谓网络载体，即‘以网络为载体’之意，也就是通过互联网这一最先进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向人们传播丰富、正确、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以帮助人们形成时展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以及健康的精神状态的过程。与传统的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电视等载体相比，网络载体传播信息具有以下优点：一是信息内容的海涵性。二是传播方式的交互性与平等性。三是传播手段的兼容性。四是信息传播的时效性。”

三、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

文化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因子。在高校中，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关键作用。这是由高等学校的职能所决定的。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指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了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的职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人才培养即育人，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文化传承创新是高等学校不断进步发展和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职能。一方面，通过文化传承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创新，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性和时效性。由此可见，高等学校是具有丰裕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的教育教学阵地。此外，高校校园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得各种文化几乎都能在高校的自由土壤中相互交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一是丰富了校园文化，二是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三是活跃了思想、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人才的思想政治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影响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因此，就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高校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创设和优化，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载体，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要阵地和途径，以丰富多彩的党团活动和课外活动为辅助手段，把课堂思想政治教育与课外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为人才培养服务。因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优化课堂教学环境和课外即第二课堂育人环境，通过改进教学手段和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最新成果，优化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通过情境创设潜移默化地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融入大学生的头脑，优化第二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每个思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是通过隐匿在主体身上所负载的关于自身阅历、经历及通过家庭、社区和社会耳濡目染所形成的文化因素，体现在主体的言行、生活习惯和方式上。在高校这个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环境当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社会交往，把自身所载的文化传递给另一个主体。从而使不同的个体文化在交流与碰撞当中，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为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提供可能。

“任何两个具不同文化的群体甲和乙发生接触时，甲可能从乙那里撷取文化要件，乙也可能从甲那里撷取文化要件。当这两个文化不断发生接触而扩散时，便是文化交流。”这就是说，不同文化之间在发展时并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必然地在其发展传播时与其他文化碰撞与交锋。但是，任何文化的产生、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在相同的地域环境中，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文化的发展、传播与优化，必然要求与其他环境中的文化之间进行交流，或吸收或相抗或互相包容。在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推动文化交流与发展的主体是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而社会交往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文化是人类生产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人类的精神符号。人类社会在向前发展，文化的发展亦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实际上，文化之间的交流、发展与扩散就是文化的变迁或迁徙。应当看出，文化迁徙与环境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作为环境中的特殊部分，必须要体现环境的共性。文化作为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文化，特别是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方面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也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因此，教育事业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活动，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青少年的头脑。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贯彻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新模式、新方法和新途径。通过实践，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卓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江泽民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因此，要积极发展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文化背景。

环境地理论文篇10

传统地理环境理论有其合理因素和积极意义，但在当代资源环境问题严峻、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以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日益重要的背景下，凸显出了传统地理环境理论的局限性。所以，在当代条件下，重新审视传统地理环境理论及其局限和根源，对于重新认识地理环境的社会作用，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地理环境理论，坚持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加强生态文明及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传统地理环境理论及其基本观点传统地理环境理论主要是指在前苏联流行的，在我国至今仍占主导地位的地理环境理论，也即哲学教科书理论，其实质就是斯大林的地理环境理论。这种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第一，地理环境是社会发展的经常而必要的条件之一，起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进程的作用。但地理环境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或决定原因。第二，地理环境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或决定原因的根据是“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快得不可比拟……在几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的现象，决不能成为在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化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1]。例如，欧洲在三千年内已经更换过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和封建制度；而在欧洲东部，即在前苏联甚至更换了四种社会制度。但在同一时期内，欧洲的地理条件不是完全没有变化，但是变化极小，连地理学也不会提到它。地理环境的稍微重大一些的变化都需要几百万年，而人们的社会制度的变化，甚至是极其重大的变化，只需要几百年或一两千年也就够了。第三，因此，西方历史上的地理环境决定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全盘否定。二、传统地理环境理论的问题和局限传统地理环境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有其合理因素、精辟见解和积极意义，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局限和问题。（一）全盘否定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忽视甚至贬低了地理环境的社会作用西方历史上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以自然过程的作用来解释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以及政治体制和民族特征。例如，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主要代表之一，法国启蒙哲学家孟德斯鸠就认为不同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的特殊性对各民族的生理、心理、气质、、政治制度等起着决定性作用。很明显，地理环境决定论是错误的，它无法科学地解释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各民族的生理、心理、气质和。但是，地理环境决定论中也有一些合理因素。例如，地理环境的确对人的生理和心理有重大的影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它的确是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地理环境决定论不仅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反封建和反宗教神学的积极意义，并且其中的合理思想对于人们在当代资源环境问题背景下重新认识地理环境的社会作用，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传统地理环境理论并没有对地理环境决定论做出辩证的分析，而是对其进行了全盘的否定，并且由此而必然走向另一个极端，忽视甚至贬低了地理环境的社会作用。（二）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传统地理环境理论无论是在对地理环境不是社会发展决定力量的论证中，还是在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批判中，都存在着一些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解决和澄清。一是对“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和“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发展”的理解是简单的、片面的。这里的“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发展”主要是指地质结构及气候的全局性的、长周期的变化发展，却忽视了“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发展”还表现为地震、火山爆发等局部性的、短周期的剧变，表现为时刻发生着的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和生物运动以及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同样，这里的“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也主要是指社会制度的革命、飞跃和质变，而没有包括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随时都在进行着的改革、渐进和量变。传统地理环境理论将“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发展”与“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之间丰富多彩的相互作用关系，归结为单一的、单向的、机械的因果关系。二是对“决定作用、加速作用和延缓作用”也没有作出科学的界定。在传统地理环境理论中，影响了社会制度及其更替才能叫“决定作用”，而引起社会其他方面的变化只能叫“加速作用”或“延缓作用”。一方面，对这种概念的使用是武断的，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另一方面，量变引起质变，人们承认了地理环境能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也就应当承认地理环境最终也会决定社会制度及其更替和质变，不能一提“决定作用”，就认为是地理环境决定论。（三）存在一些需要克服的逻辑矛盾传统地理环境理论在论证上使用的是共变法。一是共变法只是形式逻辑上寻求因果关系的方法，不能简单地使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去分析重大的哲学问题和复杂的社会问题。二是共变法的结论具有或然性。所以，这最多只是一种表面现象间的类比，而并没有抓住地理环境及其变化与人类社会及其发展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关系。再如，传统地理环境理论论证地理环境不是社会发展决定力量的一个重要根据是：在大致相同的地理环境中，社会制度的性质却有差异；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社会制度的性质也可能相同。但是，众所周知，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大致相同的民族中也可以产生不同的社会制度；而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差很大的民族中也可以产生大致相同的社会制度；特别是社会主义就是在比较落后的国家中首先取得胜利的。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与社会的发展变化也并不完全一致，然而，人们却都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三、传统地理环境理论形成及延续至今的主要根源（一）时代所限及人类实践方面的原因 #p#分页标题#e# 一是其所依据的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此时，资源环境问题还不突出，地理环境的巨大社会作用还没有充分地显现。二是当时在世界上还没有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我国也没有提出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建设，从而在实践上也没有提出相应的理论要求。三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资源环境问题开始凸显，但我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经济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所以，中国还不可能更多地关注资源环境以及地理环境社会作用问题。（二）对经典理论理解不透方面的原因第一，没有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地理环境社会作用的思想。马克思早就指出，“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力”[2]，恩格斯甚至指出，“东方各民族为什么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特别是由于大沙漠地带”[3]。第二，误读了内外因关系，并把地理环境及其作用外在化。既然地理环境是社会发展的外因，它对社会发展就只能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但是，一是地理环境作为社会存在、劳动对象和生产要素，它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内因。二是在一定条件下外因对事物的发展也起决定作用。将内因和外因的作用看成是不可转化的，是有悖于客观辩证法的。第三，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没有看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归根结底，是物质决定意识，客观规律性决定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再大，也属于反作用。（三）科学认识方面的原因人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对地理环境社会作用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以至于在西方出现过人类中心主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出现了“人定胜天”的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环境科学、生态科学等相关学科，或者还没有产生，或者还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因此，以斯大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还不可能在其著述中总结相关科学的发展成果，无法反映凸显出来的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也就不能突出地理环境的社会作用。相反，自觉不自觉地受人类中心主义和人定胜天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传统的地理环境理论。（四）思想观念方面的原因首先，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我国坚持的是“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信条。由于地理环境决定论主要是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并加以系统化的，并且在客观上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我国当然要对其进行全盘的否定。其次，在僵化的思维方式中，我国一直奉斯大林的地理环境理论为圭臬，从而对重新认识地理环境的社会作用噤若寒蝉，特别是生怕被别人批判为地理环境决定论。今天资源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坚持科学发展和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日显重要，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越来越明显。所以，我国应当在新的条件下对传统地理环境理论以及地理环境的社会作用进行重新认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地理环境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