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剧论文十篇

影视剧论文篇1

一、晋商影视剧满足现代

山西人的文化归属需要人们对社会事件的反应取决于人们对事件的心理表征，受时间距离、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的影响。（1）而传受双方的心理距离，会随着传受双方之间的差异而存在，又会随着传受双方之间的相似而进行调节。晋商在明清时期曾辉煌一时，当年仅在太谷县城内就有八家大的票号。连嫁给山西太谷土财主孔祥熙的宋家大小姐宋霭龄，初到太谷都为当时的晋商辉煌大为震惊。再加上当时的祁县、平遥等地的票号商号，使当时的“祁、太、平”号称“中国的华尔街”。现存的晋商大院也为拉动当地的旅游业做出重大贡献，无论是庭院格局、民俗艺术还是当地的风味小吃，都是受众从晋商影视剧中对“晋文化”认同的延伸。《乔家大院》中乔致庸决定南下武夷山贩茶时，曾说：“就是因为大家都害怕送命，都知道去了很可能茶路通不了反而送上性命，我才偏要去！没有人做的事，这里面本身就蕴藏了多大的商机。如果我不去，大家都不去，那么就现在这个生意越来越不好做的形势发展下去，大家最后都没的银子赚！”他带着各商家不怀好意的股银踏上了艰难的贩茶之路。这无疑是晋商胆识过人、有勇有谋的集中凝练。当包括亲戚在内的众商家传言乔致庸遇难，抢着瓜分乔家财产时，乔致庸历经磨难，打通了茶商之道，带着各家的茶叶回来了。此时，乔致庸的“义”与各商家的“私”形成了鲜明对比，凸显了晋商身上的“诚信”“仁义”。受众从晋商影视剧中获取对“晋文化”简单的认知，由对像乔致庸等“仁义礼智信”于一身的晋商形象情感认同，到对晋商的核心价值观，即以孔孟之道经营商道的儒商思想的理性认同，最终达到的是对中国几千年厚重绵长的传统文化精髓的高度一致。从这一角度看，晋商影视剧不仅传播的是有异于其他文化的“异”文化，更重要的是从典型人物的塑造中凝练出了中华子孙共同敬仰和遵守的“同”文化，达到了文化认同的至高境界，极大地拉近了与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以产生情感和文化认同上的共鸣。在受众群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山西人。当这一部分受众在收看晋商影视剧时，虽然时间距离较长，也可能身在异乡，但是从晋商影视剧中雕梁画栋、错落有致的晋商大院，熟悉亲切的乡音缭绕，醇厚朴实的乡土人情，红红火火的民俗礼仪哪一样不是极大程度地缩短了山西人的空间距离。乔致庸一句高亢的“走嘞——”，这个带着乡音的词，拉近了多少山西人的心理距离，情感和理性的认同交织在一起，水乳难分，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大家怀揣着对祖辈的敬重以及对“晋商文化”内涵的认同，达到的不仅是地缘归属，更重要的是文化层面的归属。一方面，身为山西人，为自己的祖辈有这样的成就感到自豪和骄傲；另一方面，身为晋商的后代，应继承和发扬祖辈不畏艰辛、诚信经商、以商救民、以商富国的优良传统。对祖辈传承和发扬的传统文化的认知、认同，以及情感共鸣，这样的态度决定了现代山西人对自身发展以及对新晋商文化内涵传承延绵的行为。

二、晋商文化的内涵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

“需要层次理论”指出，当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时，人会试图达到更高层次的需要满足。在这一过程中，低层次的需要伴随其中。对晋商文化从好奇心的满足开始，达到文化层面的归属及认同。在此基础上，更多人在思考，如何从晋商影视剧中优秀的人物身上找到自身的不足，探究自我实现的空间。认知因素、观察学习、自我调节过程以及个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都会对人的自我实现产生深刻影响。心理学家班杜拉非常强调社会认知的作用，十分重视通过模仿他人获得行为的过程，即“榜样的力量”。（2）

1.晋商影视剧中的“榜样”。无论是《驼道》《白银帝国》《乔家大院》，还是《走西口》，纵观晋商题材的影视剧，每部作品中都成功塑造出剧中的灵魂人物。这些灵魂人物以其豁达的胸襟、善良的本性、豪爽的为人、智勇双全的果敢令受众折服。在他们的人生经历中，遇到的波澜起伏、坎坷磨难是常人所不能忍受的，可是他们的处事态度、胸襟气度也是常人所没有的。《乔家大院》中乔致庸为平息高粱霸盘之事，为避免再生矛盾，原谅了逼死自己大哥的元家，并与元家结为相与。乔致庸将个人恩怨化小，心中以大局为重，让人心生佩服；乔致庸北上恰克图与俄国人做贸易，南下武夷山开辟茶商之路，期间所受的艰辛与遭人暗算可想而知。然而，在贩茶回乡后却在每包茶叶中多出一两的斤称，宁愿自己损利而绝不让百姓吃亏，与元家、水家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商人爱财，取之亦有道，真实诚信为本，以义制利的做法为乔家的生意赢得了美誉；面对土匪的逼迫，为保乔家上下老小，乔致庸甘愿下跪受辱，责任和担当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爷们儿形象；在内忧外患之时，乔家多次向国家捐献钱财以救助国家保卫疆土“；天下汇通”的宏大理想早已超出一个商人的“自我”利益，那是利天下、利百姓之大事。如此有情有意，心系天下商人的晋商形象在尔虞我诈、见利忘义的现代，已然使人心生敬佩，这是一种充满正能量的“榜样”。再来说说有“山西第一抠”之称的乔致庸岳父陆大可。他抠到连喂鸽子掉的一粒米都要捡起来，多泡的茶叶也要捏出来，一生拥有金银无数，可最终为了帮助乔致庸实现“汇通天下”的宏大理想，用二两银子买了口薄皮棺材了却此生，使我们感叹凄凉之余，更多的是看到他的勤俭治家、造福天下商人的博怀。他抠了自己，成全了天下商人，这是另一种无声的“榜样”。陆玉菡自嫁与乔致庸，一心为了丈夫的事业日夜操劳，危难时鼎力相助，互敬互爱互助的夫妻感情，又是一种暖心的“榜样”。《走西口》中田青不畏困难走西口，勇于开拓创新，不计前嫌，危难时帮助“瘦猴”改过自新，吃苦耐劳，最后将田家大院变卖，捐给孙中山的革命组织，这是超越商人的普通境界，而展现出晋商在民族大义前心怀天下的广阔胸襟。这是充满民族气节的“榜样”。晋商影视剧中的诸多“榜样”，虽表现细节不同，但他们身上却有着晋商文化的共性，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概括起来便是“仁、义、礼、智、信”。对待相与、对待掌柜伙计，拥有仁爱之心，互相帮助，便是“仁”；先义后利，心中有家有国，国家危难时慷慨解难，百姓受难时，及时捐助，有大义民族气节，便是“义”；对待东家、掌柜、伙计有严格的号规、商规，对待长辈遵循礼制，夫妻间互爱互助，便是“礼”；能吃苦耐劳，有勇有谋，勇于开拓创新，便是“智”；重信义、诚信为本、童叟无欺便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标准之一——“信”。受众在接受这些“榜样”传递出的信息时，在认知、认同的基础上，通过观察学习，进行自我调节，进而影响到自己的行为。在信息加工的过程中，为人夫者该如何担当家庭的责任；为人妻者，该如何尽妻子的本分；从商者，是否做到先义后利，“义”字当先；每一个普通受众，是否关心国家命运胜过自己利益而这些思考的过程，本身就是受众对晋商文化核心内涵的认同过程，也是探究自我实现的过程。

影视剧论文篇2

关键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悖论

在人类的认识发展史上，悖论或矛盾往往随着思想的深化和认识的深入，而成为引导或产生新思维的明显标志。正如古希腊早期的“芝诺悖论”、德国古典时期康德的“二律背反”一样，人们发现，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同样存在着诸多无法回避的悖论。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繁荣，客观上使得历史剧创作诸种悖论引起了人们更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并由此折射出世纪之交中国影视话语人文理想、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观的嬗变。

悖论之一：历史的“真实”与“虚构”

在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所有悖论中，历史的“真实”与“虚构”这一矛盾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悖论关系。因为历史剧命名，本身就潜含着“历史”的“真实”与“剧”的艺术“虚构”这两个维度，而人们关于历史剧的争论，主要也就体现其创作究竟是以“历史”的“真实”为主，还是以“剧”的艺术“虚构”为主？

自史学家司马迁天才性地创立了史传体的叙述模式后，史传式的叙述方式成为中国经典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甚至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不二法门。毛崇岗在《读三国法》中认为，“《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中称赞“《水浒》胜似《史记》”。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干脆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史记》”。正是这种崇尚史传体叙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左右，在经典历史剧创作中，史料的真实性远远比艺术的虚构性来得重要，“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也就因此成为人们用来指导和批评历史剧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吴晗1960年在《谈历史剧》等一系列文章中明确指出，“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戏曲中诸如《杨门女将》、《秦香莲》等这些属于民间传说而缺乏史料依据的剧目，从严格意义上都只能称为“故事剧”或“古装剧”，而被排除在“历史剧”之外。（1）历史剧创作的真实性，也就主要表现为“尊重历史人物的公论”；“尊重历史人物基本的社会关系”；“尊重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

很显然，这种观点虽然注意到历史剧创作和历史叙事的不同，但仍坚持认为历史剧创作的最高目的，是帮助人们提高乃至深化对历史本质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谓“史家和诗家不同”，“诗人的任务不在叙述实在的事件，而在叙述可能的——依据真实性，必然性可能发生的事件”，被持这种观点的人所反复引用。因此，经典历史剧创作主要表现为剧作者剔除表面的偶然的历史事件，依据真实性和必然性的法则，典型地表现出决定历史发展的本质真实，并最终展现出人类历史的前途与命运。

但是，从新历史主义观点来看，人只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对当下个体生命而言，作为曾经存在的活生生的历史本身业已逝去，他所能面对的，只是作为历史文本的各种历史文献或历史话语。个体生命只能通过对历史文本的解释活动来选择历史，改变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对历史文本的解码，都离不开解释者的主体想象，都可能演变为一种符合当下主流意识形态逻辑的胜利者的历史清单。与注重彼岸的西方人强调对宗教的信仰不同，注重此岸的中国文化一直具有强烈的历史情结。历史，不仅具有“资治”和“劝惩”的现实功能，而且还赋予抗拒死亡和终极审判的意义。青史留名或遗臭万年，成为中国人内心深处最大的理想或恐惧。明乎此，就不难明白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何以如此流行。在全球性时代的背景下，历史业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当然，文化的转型，客观上又使得这种历史寻根充满了一种传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本专辑论文中《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悖论》着重从理论上论述了历史剧创作中存在的诸种悖论《，作为东方奇观的新民俗电影》、《女性历史的个人话语》、《技术时代的武侠大片》等论文则分别从不同的维度，论述了当前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现象。因此，历史的本质是虚构的，历史剧的创作就更应该表现为一种想象的狂欢。正是在这种历史观念的影响下，从港台到内地，诸如《大话西游》、《唐伯虎点秋香》、《新白娘子传奇》、《还珠格格》、《戏说乾隆》、《戏说慈禧》等历史戏说剧，竞相粉墨登场。这些戏说剧彻底颠覆了经典历史剧那种“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创作原则，拒绝了经典历史剧那种历史教科书般的刻板和严肃，甚至解构了长期以来一直横亘于“历史”和“当下”之间的时间界限，有意将“过去”与“现在”的时空代码相互重叠，叙述历史的动机不再是为了追寻历史的真实，而是成为对历史影像的一种消费，在历史的时空中尽情放纵宣泄着当下的各种欲望。

因此，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悖论在于，假作真时真亦假，任何真实发生的历史一旦转化为艺术的文本，它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虚构的性质；而任何虚构的文本试图闯入历史的时空，它又容易造成人们对历史的真实想象。从创作上看，如果强调的是历史剧的认识价值，那么编导往往就会注意让其艺术想象尽可能吻合公众认可的历史“真实”；如果注重的是历史剧的审美价值和娱乐价值，那么编导就有可能把“虚构”这一维度推向极端。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真实”与“虚构”的悖论，所暴露的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想象的冲突，更是一种美学观念、文化观念的冲突。

悖论之二：历史的“民族性”与“个人性”

从文化的观念上看，历史剧的悖论在于，它既可以强化族群彼此认同的文化之根，而成为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又能够凸现家族的血脉渊源，而成为个人的精神还乡。

首先，在构筑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历程中，编导往往喜欢采取一种作为“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的史诗叙事，追求一种时间和空间大跨度的叙述结构。诸如《开天辟地》、《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日出东方》、《长征》等国产影视剧，无一例外地以历史时空的巨大十字坐标作为其基本的叙述框架，试图透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这种历史大裂变中的时代风云，来透视民族历史的隐秘，把握历史中的民族灵魂，并最终再现出20世纪现代中国最惊心动魄也最激动人心的历史嬗变而成为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

与此相吻合，这些史诗性影视剧在叙述宏伟的历史战争场面时，往往以一种充满诗意的笔触，讲述在血与火洗礼中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当然是人民创造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集中体现特定历史时期民族理想的，却往往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当史诗性影视剧使这些英雄人物重新复活并栩栩如生地走入人们的视野时，史诗性影视剧所展现的，就不再只是历史事件的实录，而且还是历史精神和历史理想的再现。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也就因为致力于刻画在重大历史事件和民族战争中洗礼出来的英雄人物，而成为“英雄”的史诗。

耐人寻味的是，在创作史诗性历史剧时，虽然编导们都竭力从现代的视野去解读历史，但都小心翼翼把这种解读局限于对历史的一种发现，而不是一种肆无忌惮的想象与歪曲，给人一种强烈的历史文献质感。这类影视剧在叙述历史时，往往采取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叙述人置身于文本之外，使得历史仿佛“客观”地呈现在观影者面前，观影者于是将自我体验为历史的“见证人”，将影像化的历史读解为实在的历史，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影视剧所叙述事物的真实感和历史感，意味着这一事件业已定型、完成且不可改变，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的事实，还是作为一种意义和价值，它们都被视为一种“绝对的过去”，而成为社会公共生活和精神信仰的永恒的公共话语。

罗蒂认为，在后现代世俗文化的语境中，众神的退位，英雄从“知道一种大写的秘密”和“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超人沦落为“只不过是善于做人”的凡人，（2）英雄虽然不会从此退出历史的舞台，但历史已不再被视为某种神的启示录，不再被表现为英雄的史诗，也不再只是一种历史规律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没有基础支持、只是由个体欲望和感情之网编织的生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新民俗影视剧在叙述历史的时候，虽然并不回避宫廷、战争、暴动等传统巨型历史景观，但其叙述的重心已不再是历史上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并往往以一种内聚焦的限制叙述视角，来叙述隐藏在巨型历史景观背后个体婚丧嫁娶的世俗生活画面。如《黄土地》中编导煞费苦心地安排了八路军文艺工作者顾青下乡采集民歌，无意中目睹见证了为反对世代相传的“庄稼人规矩”而不惜以死抗争的农家女翠巧的婚姻悲剧。《红高粱》则索性在影片开始就确立了叙述人“我”的地位，“我给你说说我爷爷我奶奶的这段事，这段事在我老家至今还有人提起”。很显然，影片之所以极力突出叙述人“我”这一身份，其意图就在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是与“我”血脉相承的家族史，是由“我”来讲述的“我爷爷”、“我奶奶”的家族故事。这种对“我”个人身份的刻意强调，客观上表明影片所叙述的历史并不是作为民族想象共同体的主流历史，而是设法使之民间化、私人化，从而把“过去所谓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History），分解成众多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ies）；把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history），拆解成了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his-stories）”，（3）使叙述成为一种“自己的来处”和“自己的归宿”的精神还乡，成为一种个人记忆深处的历史碎片。

但是，正如集体都是由个体构成一样，任何个体的历史同样逃脱不了民族集体的投影。历史话语这种“民族性”与“个人性”的悖论，决定了第五代导演在书写个体欲望的同时，折射出对民族集体历史命运的反思和批判，不少批评家甚至认为，第五代电影所演绎的专制秩序对个体欲望的践踏以及个体欲望对专制秩序的反叛与亵渎的民间历史话语，实质是一种按照西方“他者”视域逻辑演绎的关于压抑、迫害与毁灭的民族历史寓言，从而在西方视域中成为一处凄艳、动人的东方奇观，自觉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跨国语境的“后殖民历史话语”。

悖论之三：历史的“批判”与“认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恰恰潜含着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另一个悖论。

一方面，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和接受的时代性，客观上要求任何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都不可能全盘接受传统的历史命题。在内忧外患的煎熬下，20世纪中国民族文化，不得不以西方现代文化作为参照系，进行“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4）的现代转型，传统的文化知识的性质及其合法性，都因此而受到根本性的质疑和颠覆。因此，“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首先把目光聚焦于民族历史，中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其目的就在于把传统放置在批判位置，通过对历史的批判，彰显出新知识、新思想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促使国人在心理上使自己尽快摆脱历史的羁绊而融入到新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

但另一方面，不论创作者如何赋予历史题材以新的文化命题，历史题材本身所烙印的传统意识形态性终究不可能被完全割舍。自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以来，对历史剧这种“新瓶装旧酒”的担忧与批评就一直不绝如缕，郭沫若20世纪20年代曾撰文强调他创作历史剧的动机，在于“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但是问题的关键恰恰也在于，孕育于农业文明的“古人骸骨”，究竟能否负荷产生于工业、后工业时代的现代意识？当现代意识借助于古人的历史题材来表现时，现代意识是否被削弱甚至遭到传统意识的侵蚀？世纪之交诸如《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天下粮仓》、《汉武大帝》等表现封建帝王将相的历史剧，尽管编导极力赋予了治国、改革、惩腐等时代性思考，如陈家林认为：“拍《康熙帝国》剧时我脑中有一个想法：康熙值得拍。康熙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在中国历史所有的皇帝中名列前茅，抓鳌拜、平三藩、平葛尔丹、以及清理朝政都反映出他的历史功绩，连中国版图之大也有他的一份功劳。”（5）但其思想性还是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康熙王朝》主题歌“‘我真的再想多活500年’”，更是激起不少人的强烈反感。有些人无不讥讽地感慨，眼下只要打开电视，要想不看见“顶戴花翎”就成了奢望，从吵吵闹闹的格格们到故作姿态的帝王们，从驼背的刘锣锅到铁嘴铜牙的纪晓岚，这里还没曲终人散，那里却又鸣锣开场，而这些帝王戏充其量只是在张扬所谓“明君”、“青天”之类的人治思想。

尼采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一文中认为，对于受难者和需要解放者，历史需要被时时审问、批判和裁决。唯其如此，他才能从苦难和压迫中站起来，求得生活与反抗的可能。然而，人总是前世代的结果，历史无法被割断和抛弃，结果人在批判着历史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认同历史，传统的历史也因此在这种“批判”的名义下得以借尸还魂。

因此，世纪之交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悖论，既显现出转型期文化的日趋多元，客观上又提醒人们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答案。在全球性语境中，我们的历史影视剧创作注定要在充满悖论的历史命题中，重新界定传统和现实的关系，谱写出一种适合时展需要的新的历史记忆。因为从人类学的意义上理解，历史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所体现的，是人对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关怀。从表面上看，讲述历史与倾听历史的行为，表现为对过去和他人历史的好奇，实际上这种行为的意义在于提供了过去与现在、他人与自己的一种联系，使得人们可以借助于历史的逻辑，来产生民族身份和自我命运的观念，并进而领会民族与自身的存在状况和发展可能。

注释：

（1）吴晗《谈历史剧》，《文汇报》1960年12月25日。

（2）RichardRorty，ConsequencesofPragmati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XXXVIII—XXXIX.

（3）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页。

影视剧论文篇3

中国的消费文化语境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时代的产物，在经济诉求和意识形态的推动下，我国的影视界开始对“红色经典”进行重温和再确认，同时也具备了一些崭新的时代特点，大众文化对红色经典有了自己的策略：政治主体通过和大众媒体的合作将红色经典进行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改编，通过大众媒体的讲述与编码，男权意识形态中的女性形象成为了一个新的卖点。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西蒙•波伏娃在1949年出版的著作《第二性》中所提出了“女性形成”的论点在这里得到了最贴切的体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影视剧中所表现的女性形象的历史语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大众消费文化重新在中国得以确立，占主导地位的男权中心意识故伎重施，借助于消费文化语境的形成重新把女性推向了“被观者”的前台。大众传媒引导下的消费文化为女性提供了各种诱人的范本，召唤和规范着女性形象，也得到当代主流观念的认同。在具体的影视文本中，女性依然成为了“眼球经济”中最直观的欲望客体，女性特征演变成最成功的消费热点和卖点，而男性作为“观者”的价值观与消费文化语境融为一体，女性形象的“刻板印象”和媒体的特意迎合成为一种合谋的文化消费景观。

（一）“贤妻良母”式的革命母亲。当今社会是大众消费文化塑造下的“草根”时代，以中国传统伦理精神推崇的道德英雄来对抗转型期娱乐到死、消费至上观念的蔓延所带来的集体失忆，在广大市民阶层中得到了情感上的认同。“家国一体”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普世母亲的“原型”客体共同塑造了荧屏中的革命母亲形象。高明的大众媒介把传统文化中的伦理、人性美德和革命事业中的激情进行了巧妙的糅合，赋予了消费文化一种美好的道德载体，在观众观看改编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同时，还能领会到中国社会传统美德。随着时生了变换，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换上了崭新的外衣，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大众传媒为我们的行为制造了新的标尺和价值体系，掌握大众话语权的媒体依然把母亲看成一种原型化的职业，一厢情愿地把她们固定在“贤妻良母”的文化角色上，其本身缺席了女人作为主体的概念，成为男性的“屈从体”，自身的主体性缺失得过于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影视剧对于妻子和母亲的呈现仍是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女性，贤妻良母所承载的中国传统美德也是当下主流意识所宣扬的奉献精神等伦理道德的体现。

（二）主旋律和商业化的糅合体。以大众文化为核心的消费文化具有商业和娱乐的双重属性，主流文化恰恰找准了它的死穴加以吸收利用，这使得影视文化之中主旋律影视和商业影视作品的界限愈发模糊，通过商业美学改造的主旋律影视内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而商业影视则采用主旋律化的包装更好地实现了商业目的，从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视剧又迎来了第二个春天。这种崭新的影视文化形态需要一个崭新的艺术载体，由此商业主旋律的女英雄诞生了。女权主义理论认为：“看”是一种权力，那么这种窥视情景的建立是受男权中心意识所支配的。新时期，大众媒体刻意恢复了革命女英雄的女人属性，深入挖掘女性的附属价值。革命女英雄呈现出巨大的商业价值，女性的性别特征被毫无顾忌地展示和暴露在观者面前，女人的全部都成为了消费语境下的消费品，成为了“被观者”。近年来，谍战题材的电视剧层出不穷，《潜伏》可谓是它们当中的佼佼者。太行山区游击队长出身的翠平，本身是个彻头彻尾的革命者，可是她慢慢地适应了自身的环境和身份，成为了资产阶级阔太太，她已经“入戏”了，女人也就是这样“被形成”的。这种“革命+爱情”的商业化重写将她的女性特质充分地呈现给了观众。通过翠平的改造，主旋律和商业化的女性艺术形态被推向了广大的窥视团体，以男性意识形态为代表的观众共同处于一个“观者”的位置，女性再次沦为被窥视和“被观者”的欲望客体。

（三）“悲哀”的知识女性。当今的现实社会是一个“英雄集体消隐”的时代，大众传媒体现出其惊人的创造力，将英雄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以“李云龙”为代表的世俗化英雄让我们感到更真实、更可爱，同时女性形象在英雄的身旁得以以一种新的意象展示，“美女爱英雄”的经典伦理模式被大众媒体原封不动地置换成观众理念中不可动摇的程式，在这种红色经典影视剧的故事逻辑中，婚姻成为了女性避难的港湾，知识女性再次沦为家庭的守护者，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又一个“悲哀的知识女性”的经典故事。在《亮剑》、《父母爱情》等热播的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中，对于革命爱情的叙述，采取了“美女爱英雄”这一套路。英雄们的配偶选择多为出身不好但又年青貌美的知识分子女性，她们从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女性，怀着对英雄的爱慕和敬仰，渴望婚姻的美满幸福，需求英雄的呵护，然而婚后的生活完全地失去浪漫的伪装，失去了自我，她们痛苦过、挣扎过、反抗过，但是最后还是在男权阴影下屈服，“享受”着男人的争夺、庇护。然而大众媒体的重复灌输式的宣扬将这种状态描绘成幸福生活之真谛，从而完成了一个“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秩序分配。

二、“女性”的复活与回归

影视剧论文篇4

关键词 草根文化 丝逆袭 市场需求 观众心理 类型片制作机制

2012年岁末，由徐铮、黄渤、王宝强联袂主演的《人再途之泰》一经上映变异破竹之势横扫贺岁档，并击败其他大投资大制作的电影取得了国产电影的票房奇迹。这个结果一方面使电影创作者们看到了中国电影的类型化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也使得“草根文化”与“丝逆袭”成为大街小巷、报纸杂志热议的社会话题。

所谓草根文化是不同于主流文化、优雅文化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它有自己独特的美学表达方式和根植于民间根植于大众的强大生命力。它的特点是聚焦于平凡大众，通过表现普通人甚至是边缘人的日常生活、情感经历、人生抉择来展示一种区别于“阳春白雪”雅文化的或朴实生动，或心酸曲折，或痛苦彷徨的人生状态。而在诸多商业喜剧电影中，“丝逆袭”的故事则成为“草根文化”的一种代言，一种偏爱。“丝”是一个催生传播于网络的新名词，它的意思是相对于“高帅富”的“矮穷挫”，是一帮迫于生活压力的年轻人的自嘲与无奈，当人格和尊严可以被自嘲、被调侃的时候，“全民狂欢”的时代便由此开启了。当“逆袭”来临时，没有人能抵挡的住那种现实生活中原本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突然实现的，由此影视剧中的“逆袭”便成为观众一种替代性的心里满足和释放，所以“丝逆袭”的故事便一遍遍新瓶装旧酒的出现在各电视剧和电影中。

我国电视剧《裸婚时代》、《AA制生活》、《婆婆来了》，男主人公都不是“高帅富”，但最后都抱得美人归，生活美满。电影中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单说香港导演周星驰，他的许多电影素材都是取自生活于社会底层不起眼的小人物，但却凭着他们特有的善良、执着、正义和勇敢获得爱情事业的双丰收，如《喜剧之王》和《苏乞儿武状元》。还有现在名声大振的黄渤则是完完全全起家于《疯狂的石头》中的“丝”小偷。王宝强始为人知也是缘于《天下无贼》中的“傻根儿”形象以及电视剧《士兵突击》中的傻得冒泡儿的士兵“许三多。人们对于草根文化的青睐成就了黄渤们、王宝强们的演艺事业，这也说明帅哥、美男形象已不再是观众们追逐喝彩的唯一审美原则，草根们更贴近观众的生活，所以草根的华丽转身和完美蜕变更能表达出普通人对于生活可以变得更美好这种可能性的愿望和期待，毕竟亲眼目睹一只丑小鸭变成天鹅的过程比单纯的欣赏一只天鹅更能让人感慨和激动。

为什么影视剧如此青睐草根文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丝逆袭”的故事？这需要从影视剧的市场需求和观众的审美心理以及电影类型片的制作机制三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在市场需求这方面，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刺激了许多从事影视娱乐业的投资人和制作者，他们以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混合商人对市场商机的灵敏嗅觉，在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蒸蒸日上的今天，找到了一种没有传统“王侯将相”和“阳春白雪”文化的草根文化。以赵本山的本山传媒为例，他的实体演出有刘老根大舞台，经常出演各种小品和话剧，深受当地人的喜爱并培养了一批扎实的东北受众群。本山传媒投资制作的电视剧“乡村爱情”系列在北方城乡也有着一批的受众群，收视率颇为可观。为什么城乡人民会喜欢看草根文化的“乡村爱情”呢，就是因为它取材于农村，取材于村民身边发生的事，他贴近民众，观众在观看的时候会有一种亲切感就像在看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一样。“乡村爱情”里有乡村，也有爱情，还有左邻右舍间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甚至有邻里打架，其文化格调谈不上崇高伟大，也谈不上浪漫激情，它甚至是有些墨迹和嗦的，但正是这种里嗦和默默唧唧中产生的喜剧效果才给观众送去了欢声笑语，让他们喜欢上剧中的一个个小人物，而观众对演员的认可又促进了本山传媒的这种品牌效应，是的赵本山和“乡村爱情”形成了一种稳固的市场号召力，于是每有一部“乡村爱情”问世，观众们都要先睹为快，这正是市场需求与供给的完美平衡，正是有了赵本山对草根文化市场需求的正确估量，并量身打造了城乡人民喜闻乐见的影视作品，才有了“乡村爱情”草根文化的成功运作。

再者，观众的审美心理是影视工作者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影视作品的生产制作过程中，可以说观众的心理导向和预期就是上帝，这一点，韩国的电视剧行业是最有代表性也最有发言权的。韩剧的制作还采用了一种新的制播方式――周播剧，一边拍摄一边上映，同时广泛采纳观众的意见来决定剧情走向。韩国电视剧以偶像剧风靡亚洲，获得粉丝无数，如果说韩剧有两只脚，那么他的一只脚站在“阳春白雪”的雅文化里，另一只脚站在“草根文化”的俗文化里，主人公也是“高富帅”男和“矮穷挫”女，或者“白富美”女和“矮穷挫”男的爱情搭配，最终“矮穷挫”都会成功上位实现青蛙变王子或者灰姑娘变公主的华丽转身，如韩剧《My girl》和《魔女幼熙》分别讲述的就是女版丝和男版丝华丽蜕变的故事。虽然韩剧大多风格唯美奢华，但其中的丝逆袭也是有草根文化的成分在里面的，只是这些成分由于受到“偶像剧”的限制也被偶像化了，失去了原本生动鲜活的内涵，只剩下了一个符号，即“丝”。

第三，从类型片的结构上来讲，《人再途之泰》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是因为它尽量遵循了喜剧片的制作模式：夸张无厘头的剧情，搞笑没商量的对白和完美大团圆的结局，而作为重要喜剧元素的草根丝王宝宝是不可或缺的，王宝强这个演员似乎就是为草根而生的，他的相貌、语言似乎注定了他就是这个时代“草根”英雄的代言人，因为草根所以质朴，在厚黑学当道的今天，这种质朴本身就已经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天然笑料，而“逆袭”作为喜剧片大团圆结局的必要部分也拉开了“狂欢”的序幕。如果说《人在途》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描写草根辛酸生活的文艺片的话，《人再途之泰》则是更彻底、更全面、更清晰的定位于喜剧片，无论是影片的画面风格，叙事节奏，语言对白和故事本身都是按类型片的标准打造的。如果说《人在途》的结局老板结束了婚外恋情回归婚姻本身和讨债的民工“成功”讨回了外债是导演出于一种对人性真善美的歌颂的话，那么《人再途之泰》的结局王宝宝成功实现了与女神范冰冰的互动合影则是典型的喜剧元素“丝逆袭”的运作，一方面它满足了观众的心理期待，另一方面它完成了喜剧片作要求的故事走向。

近年来，影视剧的跟风问题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如果某部电视剧创下了不错的收视率，某部电影赢得了不俗的票房，就会造成同题材的影视作品扎堆出现的问题，比如谍战剧、清宫剧以及近年来如火如荼的穿越剧，同题材的作品扎堆势必会造成观众的审美疲劳以及影视作品粗制滥造毫无新意等问题，从而导致影视资源的浪费。表现“草根文化”的作品也不例外，因此，影视艺术工作者们在创作的过程中要保持冷静的头脑，避免粗糙模仿，应该以创新的态度去实现影视作品制作与发行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鲁顺元.“草根力量”与乡村现代化[J].西北民族研究，2003（02）

影视剧论文篇5

形似与神似

我在影视圈有个外号，叫“坏蛋专业户”，我演过的坏蛋不仅数量多，种类也十分丰富。在《马本斋》中，我是叛变投敌、出卖亲人的回民支队参谋长哈少甫；在《石门情报站》里，我又是阴险狡猾的特务；到了《烈火金钢》中，我变成了汉奸；演《我是一个兵》时，我又化身小偷；而我最满意的，是《笑面江湖》中自己演的汉奸队长，当然《天桥梦》中的伪警官也让不少观众津津乐道。我很感谢这些地痞流氓、汉奸特务角色对我的磨练，它们让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我塑造的反面角色向来以凶狠、狡诈、邪恶、阴毒、刁钻来俘获观众。有人说，我在反面角色的塑造上的造诣是因为我拥有一副“其貌不扬”、极富特点的外表。其实，对一名专业演员而言，外表的优势充其量只停留在形似阶段，对角色塑造的成功与否，实则在于神似，也就是挖掘人物的内心。尤其对于一名反面角色演员而言，在形似基础上追求神似，才能让观众感受到反面人物从骨子里透露出的那股子坏劲儿。在我演过的众多反面角色中，20集电视连续剧《江湖笑面人》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一部作品，片中，我饰演阴险狡猾、做尽坏事的汉奸队长梅青，他的戏份比较复杂。剧中，梅青共经历了小混混、狗腿子、汉奸三种身份的转变，唯一不变的是他对穷苦百姓的欺压和敲诈以及对权贵的谄媚，这就是这个人物的“灵魂”，也就是这个角色的“神”。要知道，演员扮演反面角色不是为了宣扬他，而是为了把角色的丑恶尽力地揭示在观众面前，让大家憎恨他，同时反衬烘托出正面人物。只有引起观众对反面角色的厌恶与唾弃，演员才能认为自己的表演成功了，表演的目的才算达到了。所谓心到神到，在演梅青时，我抓住了梅青的基本性格，尝试运用逆向思维模式揭露他的丑恶。在这一思维的指导下，再现这一人物不同阶段下作的言行，最终达到了让观众对这个人物恨得“牙根儿痒痒”的效果。

克服演员与角色不统一

演员与角色的不统一，是反面角色塑造的最大难点。要知道，没有几个演员有过反面人物的生活经验，但如果要塑造好一个反面角色，克服这一问题却是关键。我演过很多地痞、流氓、无赖、汉奸的角色，虽然我从没有过这样的生活经历，但在塑造这些角色的过程中，我总是积极地融入到角色的生活中，与角色有机地统一了起来。我常说，演员在塑造角色时，不能总是以旁观者的态度看待角色，而应该以投入的姿态，把自己融入角色当中，不能总是想着“我在演他”，只有做到“我是他”的境界，才能把每一个角色真实生动而准确地诠释出来。尤其是在反面角色的塑造，“我在演他”跟“我是他”的表演有时会带来截然不同的效果，前者就是表演造作“不接地气”的根源。这是因为当你演绎一个反面角色时，你会很自然地以一个好人的道德观看待这一反面人物，加之台词剧情对反面人物的固化，如果以“我在演他”的心理去表演，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表演造作和痕迹化的现象。因为，现实生活中没有人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错误的，更没有人认为自己是坏蛋；反而，坏人会认为跟自己价值观道德观相反的人才是坏蛋。了解了这一点就明白了，“我是他”的表演在反派角色塑造上的重要性甚于正面角色的塑造。《我的故乡晋察冀》中的侯景太，算是我扮演汉奸的一个缩影。他穷凶极恶、狡黠奸诈，但我在诠释这一角色时并不只看到了他的坏，当我把自己真真切切当成侯景太时，我走进了他的内心，我甚至看到，当初侯景太投降日军当了的走狗时，很可能是为了保全自己。有了这种对人物内心的理解，展现侯景太在日本人面前的极力谄媚，对八路军极尽轻蔑，在老百姓面前又狐假虎威的分裂做派，对我而言已经不是件难事了。而我在《错嫁》中饰演的曲德胜是一个歹毒的恶霸，这个恶霸无论是对金钱还是女人都认为是理应被自己占据的东西，这原本和很多恶霸看起来没什么两样，但当我“变成”曲德胜时，我开始问自己，这个曾经勇敢拿起枪保卫东家的小伙计怎么就变成了霸占大小姐，勒索钱财的坏蛋了呢？在追问中，我看到了曲德胜心中的不忿：东家的生意能够东山再起，曲德胜功不可没，但他不仅没有得到丰厚的奖赏，还常常被太太和小姐骂得狗血喷头，他的心中早已装满了仇恨，爆发只是早晚的事。所以，我的经验是在塑造反面人物时，要尽可能准确摸清人物心理和性格特点，将自己与角色有机统一，体会角色所处的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真实还原生活中的人物，才能令表演自然生动，达到最佳效果。我想，这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的“角色中的自我，自我中的角色”的实践吧。

借助细节的力量

影视剧的表演重视还原生活，生活中是什么样，就怎么表现，做到这点，表演需要借助细节的力量。我认为，表演中的细节能使人物更加真实。例如，一个鬼鬼祟祟的眼神就能让观众觉得你是个小偷，一个捉虱子的动作观众就相信你是个乞丐。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动作，但是可以大大增强人物的真实感，让观众认为你演的就是“他”。比如，我在塑造经典反面人物《马本斋》中的哈少甫一角时，就运用了大量细节表演来诠释人物。剧中，汉奸哈少甫为了讨好日本人竟抓了马本斋的母亲，自己的大表姑，导致马母绝食而亡。马母死前平静地问道：“是少甫啊，你给鬼子干事儿了？”我演的哈少甫刚开始低头不敢直视马母，后又抬头、扬眉、翻眼皮偷偷瞅马母，通过这些细节，我把人物内心出卖马母的愧疚、尴尬和胆怯，以及人物奸诈的性格成功地表现出来。再如，《玉碎》中，我所饰演的臭咧咕遭遇了陆雄飞的毒打，这时的我仰望着陆雄飞，眉毛抬起、眉心皱着，眼睛瞪得很大，瞳孔也放大了，鼻子在抽搐，咧着的嘴歪得更厉害了，再配以喊冤枉和求饶的哭腔，以及快挨打时吓得全身抽搐的动作细节，把臭咧咕要挨打时无比恐惧的状态刻画得十分鲜明。一个好演员，还要学会挖掘藏在台词下面的潜台词，这样的做法往往能让细节释放能量。很多观众告诉我，《洪湖赤卫队》中我演的王金标令人印象深刻，在这个角色的演绎上我就用到了挖掘潜台词的方式。我记得“这一仗打得真漂亮”那场戏，我没有一句台词，站在窝棚旁，听队员们唱着“韩书记，她办法强，胜过那当年的诸葛亮刘队长，有胆量，摸到那敌人的后厅堂”当时我心中一直在叨念着“不公平，凭什么没有我？”不自觉地朝庆功会场望了望，过了好一阵，导演从监视器上抬起头，叫好道：“杜老师这眼神绝了！”这些细节性的表演很多是我从生活中学来的，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我深信，一名优秀的演员一定是一个善于观察生活，善于从生活中学习的人，生活中的细节无处不在，女孩照镜时会捋捋头发，人们惊恐时会张大嘴巴，说谎的人目光不敢直视，这些都是生活中的细节，但是却能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人物特点。而这些很容易被我们忽视的细节有时却是表演的绝佳秘笈。

表演张弛有度

在塑造影视剧的反面角色时，过于夸张的动作表情有时是最危险的表演。我年少时，曾是一名河北梆子的戏曲演员，作为一名戏曲演员，特别是在演绎反面角色时常常需要借助夸张的动作、表情、声音以吸引任何座位的观众的注意力，让观众看到反面人物的丑陋言行。但成为一名影视剧演员后，我发现这样的表演很是危险。镜头调度是影视剧区别于戏曲的根本，尤其是在特写镜头下，影视剧演员仿佛置身于显微镜下表演，这种表演能反映出一般情况下肉眼看不到的东西—人的心灵。有时演员一次睫毛的颤抖、脸颊的微颤，甚至眼神的变换都能反映人物细腻的情感变化，从而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如果此时演员的表演过于夸张，很容易令观众“跳戏”，为表演减分。

比如，我在《大宋提刑官》中有一场戏是杀人犯唐二宝感觉到宋慈马上就要查出真像时，镜头给了我一个面部特写，我并没有采用龇牙咧嘴的动作去表现人物内心的焦虑，我只是让我的目光凝滞了一下，但镜头已经把我眼神中的恐惧和担忧准确地放大在观众面前了。如果我当时采用夸张的神情处理，这很可能就成为剧中的一处败笔了。

影视剧论文篇6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影视剧；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5-0144-01

一、彰显民族文化，增强中华文化吸引力

十七届六中全会从九大方面描绘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蓝图，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充分体现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化积淀，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魅力和思想源泉，因此，扩展传统文化的思想吸引力，宣扬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灿烂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而影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传播的载体，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进程中，既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有机结合，又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中华民族自豪感。目前，我国的现实主义题材剧正在从平凡故事中发掘出传统伦理道德的精髓，以突出东方民族的人格力量和精神智慧。《金婚》、《牵手》、《咱爸咱妈》、《激情燃烧的岁月》等就引起了东南亚电视传媒机构的很大兴趣，让世界深刻地感受到我们民族的悠久文化和国家的朝气与力量。还有像台湾电影《卧虎藏龙》中所展示出的中国传统建筑，古典的中式婚礼，写意的翠竹山水等都是华夏民族典型的文化符号；十八般武艺的武打设计，配以大鼓小鼓密集的鼓点，让观众感受到一股浓郁的“中国风”，通过影视艺术的独特表现形式，向世界展示着中国博大的文化内涵。因此，中国电视剧应弘扬自身文化精神，不断更新自身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以吸引更多观众的瞩目，创造更加辉煌灿烂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2001年，政府在阿富汗后，印度外长飞赴喀布尔向新的临时政府表示祝贺的时候，随机带去的是满载好莱坞影视和音乐的流行文化产品。韩国也尤其重视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大众文化的世界传播。确实，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当代中国也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与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是当代中国的普适价值，中国影视剧的发展同样是以这一普适价值为基点的。在近30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电视剧在这一阶段所呈现的国家形象异彩纷呈。《继父》、《渴望》、《金婚》、《家事如天》、《亲兄热弟》、《幸福来敲门》等，一批家庭伦理剧展示了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坚守中国传统美德的国家形象。《长征》、《雪豹》、《李小龙》、《精武门》、《亮剑》、《闯关东》等电视剧的目的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增加“民族凝聚力”。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要求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因此，中国当代电视剧只有将核心价值创造性地艺术化，只有让海外观众在审美愉悦和熏陶濡染中感受到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凝聚力，这样的电视剧才能备受青睐，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指引社会前进方向的精神旗帜。

三、提升文化竞争力，增强中华文化威慑力

国家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电视作为体现文化精神和文化实力的途径，是树立国家文化形象的重要手段，它兼收并蓄世界各地文化的有益成分，强化作品在世界影视范围中的威慑力和感召力。比如2008年家喻户晓的电视剧《李小龙传奇》宣扬了一种自强不息、为中华民族争气的大无畏精神。随着《李小龙传奇》进军海外市场，中华武术文化、中华民族精神得到了弘扬，有利于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纪录片《大国崛起》告诉观众强国崛起、自立自强、不断超越的途径都要靠民族精神、文化复兴、教育先行。中国文化发展的曲折历史也表明，提高文化竞争力是社会长治久安、国家繁荣昌盛的需要，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威慑力的砝码。先进文化是经济的“助推器”、文明的“导航灯”，只有全面提高文化威慑力，才能有效地提升综合国力。因此，大力推进中国电视剧走出国门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有效途径。

作为一个中国人，中国形象是我们民族身份的集中体现，而“良好的文化形象，是一个国家宝贵的无形资产，是加强国际交流与对话、提升中国形象的重要载体”，是国家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态势。因此，作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中国电视剧应以传播国家意志以及文化娱乐方式来提高国家影响力，从而让世界观众在审美愉悦和情绪感染中领略到中国的崭新形象与精神风貌，接受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

参考文献：

影视剧论文篇7

[摘要]：2009－2010年，在中国经济全球崛起的语境中，主流文化与中国主流大片的议题日益受到重视，中国电影理论研究注重体系化与实证化。电视艺术研究在聚焦谍战剧、家庭伦理剧等电视剧创作的同时，对泛娱乐化的生态环境的反思以及纪录片、动画片的研讨也日趋深入。

上编：电影学研究综述

一、中国电影史研究

与以往中国电影史研究侧重宏观的影史描述不同，2009-¬¬¬2010年的中国电影史研究更加注重微观的史料解析与专史研究。在影史研究上形成了一种区域性、层次性、多角度、多类型的电影史解读方式。范志忠《国产现代战争片的叙事内涵与美学嬗变》（（《当代电影》2009年10期）认为，国产现代战争片从“十七年”着重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教化与传播，演变为新时期以来对人性的呼唤与现代意识的探索。随着中国电影的市场化转型，国产战争片叙事进入多元化时代，既诞生了弘扬主旋律的史诗巨片，也催发了颇具后现代色彩的喜剧战争片。越来越多的国产战争片正走出历史的悲情，致力于建构更富于人性化的影像世界。陈晓光、车琳的《新中国电影60年：社会阶层变迁与银幕主流形象流变》（《当代电影》2010年1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电影中的国家形象塑造问题。储双月《新中国60年电影中的“家庭空间”的呈现》（《当代电影》2010第3期）、郭亮亮、段鸣鸣《形象的焦虑——中国电影语境中民族情绪的一种缘起》（《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0年3期）针对早期好莱坞电影中对华人形象普遍丑化的情况，分析中国早期电影语境中民族情绪的某种缘起。

在专著方面，杨艳、徐成兵的《民国时期官营电影发展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以第一手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全面梳理了民国时期官营电影的历史发展脉络，系统论述了民国时期官营电影的相关理论和创作实践。袁庆丰的《黑白胶片的文化时态：1922-1936年中国早期电影现存文本解读》（上海三联书店， 2009）选取了1922-1936年底公映而现存的36部中国影片，将其分类为旧市民电影、左翼电影、新市民电影、政府主旋律电影、国防电影和新浪潮电影来进行文本分析，开拓出被遮蔽的社会形态与话语空间。屠明非的《电影技术艺术互动史：影像真实感探索历程》（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以技术手段为视角，别开生面地勾勒出影像百年的另一行足迹。彭骄雪的《民国时期教育电影发展简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分析了民国时期的教育电影作为特定时期的一种特殊电影现象，丰富了民国电影的历史图景。刘小磊的《中国早期沪外地区电影业的形成（1896-1949）》（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采用中国电影地方制研究视角，以“电影在中国的传入”作为论述的基本切入点，将研究触角伸向除上海这一中国早期电影产业中心之外的其他地区，系统且全面的阐述了中国早期地方电影制作业、放映业、教育业以及传播业的产生和形成。周承认、李以庄的《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以“编年+专题”的研究方式，重新梳理了香港电影诞生和发展的历史，并附有这一时期的“香港电影大事记”。此外，如汤祯兆的《香港电影的骨与血》（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以过去港产片与现实对照的启悟，建构出香港电影与香港文化彼此呼应的阅读趣味。魏君子的《香港电影演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内容很多来自香港影人的口述亲历，以故事的方式讲述香港电影的发展史。

二、中国当代电影研究

2010年，中国GDP总量跃居全球第二，在经济崛起的语境中，主流文化与中国主流大片的这一议题也日益被关注。蓝爱国、马薇薇的《文化传承与文化消费——电影产业的文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针对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历史与现实所呈现出来的产业文化格局，以文化理论为研究框架展出了富有针对性的分析与阐述。《当代电影》于2009年第2期推出“国家形象与中国电影”专题，通过倪震的《我们将为世界银幕生产什么？——再论中国电影和国家形象》，饶曙光的《国家形象与电影文化自觉》、王一川的《国家硬形象、软形象及其交融状态——兼谈中国电影的影像政治修辞》、尹鸿和石惠敏的《中国电影与国家“软形象”》等系列文章来探讨如何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如何通过银幕来塑造和树立中国形象。

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于2009年、2010年分别推出的《2009中国电影艺术报告》、《2010年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2010）以2008年、2009年中国电影艺术为研究对象，从年度总述、年度专题、导演艺术、剧作艺术、摄影艺术、声音艺术、港台地区华语电影创作、创作争鸣、海外反响等方面对中国电影进行评述。《2009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2010年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2010）分产业发展总报告、专题研究报告和市场调查报告三部分介绍每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态势。靳凯元论文《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的产业化道路（1999-2009）》将中影集团从1999年到2009年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初创阶段、股份制改革阶段和全产业发展阶段，力图揭示其产业化的主要特征。

此外，张卫在《民族题材电影的边缘化与中心化》（《当代电影》2010年4期）一文中，探讨了民族电影边缘化的原因及其如何有效的实现其中心化的策略。黄式宪在《以文化的主体创新推进中国电影产业的跨越式发展》（《电影艺术》2010年5期）指出，电影之强盛，根本要点取决于文化的创造力，为实现电影产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我们需要具有世界的眼光。张颐武、赵宁宇，陈旭光等作者从喜剧电影历史、文本等角度分析了中国喜剧电影的叙事、文本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北京电影学院报》2010年4期）。张会军的《风格创造：张艺谋电影风格论》（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对第五代领军人物张艺谋的电影做了独到的解读和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于纪的《区县电影市场田野调查》（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是一本来自基层的电影产业现状报告，对区县电影公司现状、区县影院生存现状进行了调查。田义贵的《历史形态与文化表征：川渝方言影视剧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以川渝方言影视剧为研究对象，论析了蕴含于川渝文化影视剧中的本土文化特征。

三、电影理论研究

电影理论研究方面的基本理论建设，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贾磊磊的《什么是好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认为好电影的达成是一个从电影的被表述层面到表示层面、从电影的艺术风格向电影的美学意境逐级提升的完整过程。黎萌的《分析传统下的电影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在对历史的追溯中，围绕电影叙事的因果结构、观众对电影虚构的情感反应、摄影影像的认知等基本问题，全面展示了分析传统下的电影哲学、认知主义电影理论的相关成就，向国内学界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赵斌的《电影语言修辞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按照“文本研究”、“修辞研究”和“精神分析的叙事修辞”的顺序，尝试将“小规模”的镜头修辞推进到“大规模”的叙事修辞，在精神分析式的文化批评与第二符号学之间勾勒出一条隐含的理论脉络。沈小风的《20世纪90年代电影批评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发表的大量的电影批评和论著进行研究，分析了90年代中国电影批评的话语形态特点。游飞、蔡卫的《电影艺术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通过电影学术理论与电影艺术创作、电影历史脉络与电影作者个性、电影艺术表达与社会文化背景的结合，全面地阐述世界电影艺术观念。冯欣的《电影观念的生成》（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从“理念”、“表象”、“作者”、“文本”这四个方面考察了不同观念背景对“电影”观念所形成的不同理解。陈晓云主编的《电影理论基础》（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围绕着“电影是什么”这一电影理论的基本命题，梳理电影理论的历史发展和基本观点。

王志敏的《电影批评》（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是教学经验与理论研究的总结，对电影创作、理论研究、电影教学均有较强指导意义。胡克的《中国电影理论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当代电影》2010年6期）讨论中国电影理论的历史经验与未来发展趋势，梳理了中国电影理论发展的基本脉络和主要理论模式，以及未来电影理论发展的可能性。葛玉清的《动画电影叙事艺术》（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从动画电影艺术的内部角度纵观其故事的构成问题，力求呈现一个相对全面的、客观的动画电影叙述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电影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编著的《中国电影理论评论六十年》（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收录了“电影理论评论六十年”研讨会上的经典论文。这些论文从电影理论、电影美学、文化研究、电影批评、理论与评论、电影史研究、表导演理论、产业研究等方面梳理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走过的历程，充满了对历史的再思考，以及对未来中国电影学理论建构的展望。

在电影教育研究方面，张会军、薛文波、陈浥主编的《探索与实践——艺术专业人才的培养与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立足电影教育艺术，探讨电影艺术人才培养的规律、特点、方法、本质，通过电影艺术人才的选拨机制、创新人才培养的结构教育、教学的把握等相关问题的探讨，对电影教育进行深入的思考。王志敏、陆嘉宁主编的《中国影视教育现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通过“中国影视专业本科教育数据汇总”，“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与影视教育数据”，“中国影视教育专家学者访谈”和“中国影视教育专业设置及课程安排的若干问题”四个方面，描述了中国高等教育格局中影视教育的基本状况。

四、翻译与介绍

在电影译著方面，对于叙事分析和类型研究的介绍是2009年电影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块。范茜秋的《电影化叙事》（王旭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通过超过500幅电影抓图和76个剧本摘录，分析了100个电影工业界顶级编剧和导演所使用的非语言技巧，阐述了如何利用电影媒体来优化故事。波德维尔德《电影诗学》（张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针对电影出于其电影的目的如何引导并改造文化和跨文化的影响，提出了一种全面理解的方法。大卫波德维尔的《好莱坞的叙事方法》（白可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通过对好莱坞电影制作者用影像来讲述故事的主要方式的回顾，考察那些被赋予惊人生命力的叙事技巧。克莉丝汀汤普森的《好莱坞怎样讲故事——新好莱坞叙事技巧探索》（李燕、李慧译，新星出版社，2009）通过对新好莱坞时代获得票房和评论双赢的成功之作的叙事分析与展示，深入研究了好莱坞的叙事艺术，并对好莱坞电影的未来进行了展望。奥蒙的《现代电影美学》（崔君衍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以传统电影范畴为主，涉及符号学、叙事学和精神分析等电影研究新学科，以及电影理论探讨和争论的美学问题。

在大师研究和介绍方面，诺曼卡根的《库布里克的电影》（郝娟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收录了库布里克电影发行时的评论与反应，把电影的理解放到历史中去考察。埃娃马齐耶斯卡、劳拉拉斯卡洛里的《梦与日记——南尼莫瑞蒂的电影》（穆青、聂阳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分析和检视了意大利中生代代表性导演南尼莫瑞蒂的电影作品和这些作品在当代欧洲电影中的地位。田中真澄的《小津安二郎周游》（周以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把目光聚集于常人眼中隐而不见的材料细节，品味小津电影的复杂况味。

在电影史方面，马克卡曾斯的《电影的故事》（杨松锋译，新星出版社，2009）被看成是一部“既让人信得过又挑战陈规的电影史书籍”。让-卢普布盖的《好莱坞——欧洲电影人之梦》（严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叙述了“好莱坞古典主义”时期的“好莱坞和欧洲人”对好莱坞电影美学的贡献。雷米富尼耶朗佐尼的《法国电影——从诞生到现在》（王之光译，商务印书馆，2009）梳理了法国电影诞生至今的发展历程。彼得拉森的《电影音乐》（聂新兰、王文斌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探究了电影和音乐之间的复杂关系。蒂莫西科里根的《如何写影评》（宋美凤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介绍了各种类型的电影批评方法。安特耶阿舍得的《希特勒的女明星——纳粹电影中的明星身份和女性特质》（柳迪善、丁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深入剖析了纳粹电影中所表现出来的性别矛盾与性别冲突，阐释了宣传控制与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凯文康罗伊斯科特编著的《编剧大师班——众编剧巅峰杰作访谈录》（黄渊译，文汇出版社，2009）通过对当今影坛19位著名编剧的访谈，全面地展现了剧本的创作过程。

下篇：电视艺术研究综述

一、电视剧创作批评研究

2009-2010年度中国继续保持全球电视剧生产大国的强势，理论界对于电视剧的批评也日趋活跃。央视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平台，其开年大戏也往往容易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董红言、陈富清的《流着眼泪放歌喉》（《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2期），梁英的《的主题阐释及其意义审视》（《电视研究》2009年4期），刘潮的《平民英雄叙事与史诗性品格呈现——电视剧人物形象特征及审美意蕴》（《电视研究》2009年4期），高卫红的《从看开年大戏的文化诉求》（《电视研究》2009年4期）等，对以《走西口》为代表的央视开年大戏做出了多方面的分析评价，分析其背后的成功因素。

2009-2010年度谍战剧崛起令人瞩目。尹鸿、马向阳的《话语 身份 景观——从2009年谍剧热看类型电视剧的生产、消费和意义生成机制》（《电视研究》2010年1期），从电视剧生产消费的角度切入，通过《潜伏》、《生死线》和《冷箭》三部谍战类型的剧目内容和思想分析，指出谍战剧既能满足观众对于当年烽火漫天时代故事和人物情感的追求，又能通过侦讯、推理和紧张的故事情节达到个人视听享受的目的。梁英的《：人文命题与市场品质的有机结合——兼论国产电视剧的文化功能实现方式》（《电视研究》2009年7期），则从文化功能实现方式角度，分析《潜伏》所开启的新的创作方向。

青春励志剧则更多地将注目点放在青少年在艰苦的现实条件下如何成长的故事。韩卫娟的《国内青春励志剧的问题及发展方向研究》（《中国电视》2010年3期），张应辉、陈丹雯的《青春励志剧：作为一种剧型的探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6期），对青春励志剧这个剧种进行了概括性的分析；赵俐的《电视剧精彩台词的应用语言学分析》（《电视研究》2010年9期）则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我的青春谁做主》电视剧文本，做了较为精彩的解读。

陈红梅的《后家庭伦理剧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的颠覆与重构》（《电视研究》2010年8期），侧重于分析家庭伦理剧对于现代家庭生活以及伦理意识带来的影响；高卫红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直面生活的追问 拥有精神的坚守——从到》（《电视研究》2010年8期）、张爱凤的《拒斥与认同——论中的文化冲突》（《电视研究》2010年8期）则主要通过对电视剧《老大的幸福》的解读，分析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叙事手法和发展态势。游宇的《守望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有感于电视剧的热播》（《中国电视》2010年7期），重点分析了2010年现实题材电视剧《蜗居》的内容以及成功原因。

近年来流行的媒介自制剧，也吸引了学界的眼光。近年来以湖南卫视为首创，紧接着浙江卫视、江苏卫视都相继推出了各自的自制剧集，相继创下了不错的收视率。盛伯骥的《电视媒体自产剧生产的目标与机制——兼议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的电视剧生产》（《电视研究》2009年8期）深入分析了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的相关自制剧目的制作经验。彭文祥的《描述与规范：电视栏目剧的发生发展刍议》（《现代传播》2009年2期）则以栏目剧为切入点，总结了目前栏目剧不及自制剧抢夺收视点的原因。韦聚彬的《从“独播剧”到“自制剧”：谈偶像剧之转型》（《电视研究》2010年3期）一文涵盖了国产偶像剧转型的过程，记叙了我国各大卫视由“独播剧时代”向“自制剧时代”转移的情况，也着重分析了其中转变的原因。郑楠的《电视市场收视竞争新热点——自制电视剧》（《电视研究》2010年第6期），李浩、王旭波、周海、张勇的《寻找快乐前行的路标——〈丑女无敌〉品牌观察报告》（《电视研究》2010年3期）等文章深入分析了这类剧集的成功原因，并指出了其存在的不足与症候。

转贴于

二、电视剧理论研究

仲呈祥、陈友军所著《中国电视剧历史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全面梳理了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历史，文献资料丰富，行文严谨。黄式宪的《关于近30年中国电视剧在美学建构上的断想》（《现代传播》2010年1期），则力图诠释30年来中国电视剧的审美流变和文化内涵。刘涛的《电视图像志话语中的历史、叙述与记忆——基于新历史主义的批评视角》（《中国电视》2010年1期），借鉴了西方现代批评话语，揭示和挖掘了电视图像后面的人文历史和个人记忆。谢娟、刘川郁的《电视剧：革命历史的全景展现与现实的多维透视》（《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2期），对长期以来流行的红色电视剧做了较为深入的阐释。

值得注意的是，众多学者已经开始将眼光放在电视剧营销和版权管理方面。魏永刚等编著的《电视剧集管理：操盘影视项目八大流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高福安和宋培义编著的《电视剧制片管理》（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等专著，从制片管理角度入手，阐述了电视剧经营的各个阶段所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中国电视剧版权保护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为电视剧生产者提供了相应的建议。高红岩的《创新探索与模式构建——2009年度中国电视剧市场营销综述》（《电视研究》2010年1期），则是从营销角度分析了中国电视剧市场现状和格局所在。杨鸣的《从“制播分离”到“制播合作”——中国电视剧产业发展趋向分析》（《电视研究》2009年9期），从近期讨论火热的“制播分离”以及“制播合作”的话题切入，预测了中国电视剧产业未来的发展路线。宋培义、杜书妍的《中国电视剧产业发展环境分析》（《电视研究》2010年4期）和李斌、曹燕宁的《融合与创新：新媒体与电视剧产业发展》（《电视研究》2010年6期）分析了目前中国电视剧市场，并从全局方面展望了电视剧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吴丰军《全新的世界，全新的媒体资产管理思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12期）论述了在数字化推动的媒介融合持续深入的背景下，电视内容资产的生产、管理和开发的新动向与未来发展趋势。

周星的《文化概念变异视野中的农村题材电视剧概观》（《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4期），严前海的《心灵地图的重构和意义生产的滑落——移民题材电视剧的一种解读》（《电视研究》2009年10期），崔刚的《重构中国“宏大叙事”——当下电视剧创作的文本及价值取向》（《现代传播》2009年2期），张智华的《言情剧的主要叙事艺术》（《现代传播》2009年6期），杨爱君、王海波的《二十年家庭伦理电视剧综述》（《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3期）杨旦修的《我国军旅题材电视剧的概念、分类及创作的历史沿革》（《电视研究》2010年3期），盖琪的《浅议2009年现代历史题材电视剧》（《电视研究》2010年3期）等，分别以例证式的符号化分析，对当下流行的移民题材、农村题材、历史题材、言情剧等做了理论上的总结与探索。

三、电视文艺栏目研究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国庆盛典节目的分析成为热点。唐俊的《电视“成就报道”直播的话语生态构建——以央视国庆60周年特别直播节目〈盛典〉为例》（《电视研究》2009年12期），以话语生态构建为着眼点，着重分析的是我国重大典礼事件报道的惯用模式和所收获的效果。曾一果的《媒介仪式与国家认同——“国庆60周年庆典”央视电视直播的节目分析》（《电视研究》2009年12期），以仪式化的节目形式作为切入点，分析了重大国家仪式和国家认同之间的相互关系。刘永宁的《庄严 恢弘 绚丽 奇观——析“国庆60周年庆典”阅兵仪式电视直播的镜头语言》（《电视研究》2009年12期），从技术的角度解读了国庆阅兵仪式电视镜头语言的蒙太奇特点。

刘波、高森的《试论视觉文化视野下的奇观电视文艺节目——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央视“春晚”说起》（《电视研究》2009年5期）、黄良奇的《“春晚”图腾仪式的文化贡献及内涵剖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4期）等，则以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分析，指出其作为全民共享的文化图腾的审美品格。胡长全的《我国电视公益节目的问题与对策》（《现代传播》2010年1期）、麦尚文的《仪式传播视野中的“媒介庆典”——以CCTV〈感动中国〉节目为例》（《现代传播》2010年4期）、赵树清的《高扬核心价值 彰显媒体责任——对大型公益晚会〈抗旱救灾，我们在行动〉的思考》（《现代传播》2010年6期）等，则对公益节目和晚会的社会功能与审美价值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2009-2010年，电视节目纷纷进入后娱乐时代。白小易的《论“后娱乐时代”电视节目的发展趋势和应对策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4期）、王爱华的《“后选秀时代”的电视综艺节目格局之变及展望》（《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11期）、方菁的《谈电视娱乐节目的现状与出路》（《中国电视》2010年2期）、林芝的《关于泛娱乐化风气下的电视娱乐手段的思考》（《中国电视》2010年5期）等文章，分别从宏观层面思考了泛娱乐化风气之下电视娱乐节目的出路。王磊卿的《电视晚会品牌管理误区及创新策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7期），陈志国的《电视综艺节目发展之乱象浅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8期），张孝翠的《〈快乐向前冲〉的传播学思考》（《电视研究》2009年21期），吴超的《〈幸运52〉退出荧屏的几点思考》（《电视研究》2009年2期），欧阳杰群的《从〈越策越开心〉到〈天天向上〉看电视节目品牌延伸策略》（《电视研究》2009年10期），刘真的《品牌时代电视娱乐节目格局浅析》（《中国电视》2010年2期）等，则侧重从中国的电视节目品牌意识和经营，探讨后娱乐时代文艺娱乐节目的发展态势。

2010年以《非诚勿扰》为首掀起的电视相亲节目风潮席卷各大地方卫视，不少地方电视台为了追求收视率，纷纷调整了被认为不具有收视率的文化类节目，转而大量制作与播放挑战人类情感与道德底线的各类“相亲”节目，引起了国家主管部门的强力干预，批评界对这一现象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高长力的《非为相亲而来——新一轮相亲节目热的冷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6期），张末冬的《从选秀节目到相亲节目——解析中国综艺节目的生存问题》（《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6期）等论文，从节目本身入手，深入分析了真人相亲交友类节目能够在中国电视娱乐市场占据一席之地的原因。戴鑫、徐丽玲、王武的《中美电视婚配真人秀节目对比研究——期望冲突理论的运用问题》（《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7期）则选取中美两国不同的婚配电视节目，通过样本比较分析其各自的制作特征。项仲平、杜海琼的《电视相亲节目低俗化现象的反思与服务化的品质追求》（《电视研究》2010年9期），薛晋文的《电视相亲节目的“时代之潮”与“时代之惑”》（《中国电视》2010年8期）等文章，则尖锐地指出相亲交友类节目的内在性质以及传播现象所带来的忧虑。范志忠在《泛娱乐语境下的电视文化生态》（《中国艺术报》2010年9月10日）认为，这种俗文化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文化氛围日趋多元，说明了中国社会文化正越来越宽容。不过，当这种俗文化试图占据电视主流媒体时，当这种俗文化试图染指婚姻、亲情等人类文明自古以来就坚守的核心价值时，当这种俗文化在电视观众面前赤裸裸地宣称“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笑”时，其实质上就试图亵渎、颠覆、乃至篡改主流的道德准则。

四、纪录片研究

近两年纪录片的研究基本上可分为宏观总体和微观分类两个层面。从宏观总体方面来说，阎伟、欧阳宏生的《电视纪录片：辉煌历程与当世社会的影像纪实》（《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2期），邢勇的《话语变迁与权力表达——观察中国电视纪录片三十年的一种视角》（《现代传播》2009年1期），赵曦的《建国60年中国纪录片创作中主流价值功能探讨》（《现代传播》2009年5期），以及张同道的《中国纪录片的2009》（《电视研究》2010年1期）都在一定的高度对于2009-2010年度纪录片的总体发展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理清了2009-2010年度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历史脉络，给以后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同时，张同道等著的《2009年中国纪录片频道发展研究报告（上）》（《电视研究》2010年7期）和《2009年中国纪录片频道发展研究报告（下）》（《电视研究》2010年8期）细致总结了中国纪录片频道发展的历程并进行了相关方面的研究，也为中国纪录片放映平台的研究提供了材料。

从微观的方面来说，近两年来对于各个优秀的纪录片作品的评析在理论界比比皆是。如宋献伟的《媒体语境下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创作与拓展——纪录片〈西口在望〉创作谈》（《电视研究》2009年3期），王华的《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类型与展望——从鄂伦春族谈起》（《电视研究》2009年7期），俞虹、司达的《在艺术中行走的历史——十集电视纪录片〈敦煌〉印象》（《电视研究》2010年5期），尹鸿的《温故而知新——评10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现代传播》2010年2期）都以不同的角度对优秀的纪录片案例进行了分析。

除却这些，学者们还着力于研究中国纪录片的市场化转型和跨文化传播路径。刘阳的《中国纪录片的市场化转型探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1期），高峰、赵建国的《文化外交视角下的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电视研究》2009年1期），高峰、赵建国的《中国纪录片跨文化传播的障碍与超越》（《现代传播》2009年3期），李智的《纪录片的网络传播策略研究——以央视网为例》（《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7期），崔予缨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国际商业化道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10期），王庆福的《国际视角与中国纪录片对外传播策略》（《电视研究》2010年11期）等文，都在这方面做了有益探索。

五、动画研究

近年来，中国原创动画的发展势头迅猛。徐群晖的《金融危机中的中国动漫产业态势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3期）一文认为，在金融危机面前，中国动漫产业逆势而动，获得了更多机遇，并逐步发展为有效带动产业结构调整的经济增长点。2008年，国产动画片产量大幅提高，全国完成电视动画片共249部131042分钟，比2007年增长28%。2009年由广州原创动力生产的动画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票房达九千万元人民币，创下国产动画的票房纪录。

此外，郭虹、李思潇的《中国动漫品牌创建分析——以〈喜羊羊与灰太狼〉及其衍生产品为例》（《电视研究》2009年11期），许元振的《探析商业动画片以受众为本的营销策略——以动画系列片〈喜羊羊与灰太狼〉为例》（《电视研究》2009年7期），朱矛量的《浅谈国产动画片之嬗变及动漫产业发展中的品牌塑造》（《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5期），刘斌的《从〈喜羊羊与灰太狼〉看中国成人动画的竞争战略》（《电视研究》2010年2期），焦素娥、李志荣的《喜羊羊与灰太狼：国产原创动画的品牌意识与生存之路》（《中国电视》2010年6期）等文皆是从《喜羊羊与灰太狼》这一品牌动画的发展入手，分析品牌效应对于中国本土原创动画发展的影响。

影视剧论文篇8

    影视剧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内在标准

    影视剧作为文化产品,其终极目标在于获得他国文化框架下民众的文化理解和认同。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艺术形式,影视剧总是蕴含着某种类型的文化或某种价值观。影视剧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情的体现。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无论它产自哪里,它必然透露着本民族的文化信息[3]。1.增进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影视剧的跨文化传播扩展了国际交往的方式,它所塑造的光影声世界超越了人类时空界限。柯林斯指出:“视听产品可能比书面作品的文化折扣要低,而在视听产品当中,几乎不含语言成分的作品的文化折扣比语言占重要成分的作品要少,语言多的节目在他国异文化中不受欢迎有可能是遭误解。”[4]所谓文化折扣,即是一种本来有说服力的信仰价值、观念行为和制度形式,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吸引力被减弱,很难得到认同的现象。所以,影视剧是有力的文化意象输出者,它的内容总是力争与受众的情感相融合,它集纳影音符号以消解本土文化与异族文化的界限,加强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国外民众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传统的文化符号上,传播中国文化的渠道也过于单一。许多西方学者指出,世界发展的理念必须接近中国文化,但是由于不了解中华文化的真正内涵,所以还是在“隔山唱歌”。而现在,用影视剧进行跨文化传播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它的内在标准强调了它必须集中真实的、正面的、积极的内容展现中国的文化原貌,帮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2.增强对中国文化价值观的认同传递文化价值观是影视剧跨文化传播的目的之一。美国就是通过好莱坞电影、迪士尼动画、各大电视网的季播电视剧等影视形式,传播和强化其文化价值观、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影视剧作为大众文化的负载,在向人们提供感官娱乐、审美乐趣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传递着自己民族的文化价值。李安导演的“家庭三部曲”尽管是借用西方的电影语言,但表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相融相斥的过程,展现的是东方文化兼收并蓄、和谐包容的特质。中国文化的价值观集中在“和谐”二字,这是几千年来沉淀下来的文化精髓,也是人类文化的共通之处。中国的影视剧要传承并发扬“和谐”文化,在世界影视舞台上展现中国文化中体现人类普遍价值的元素,影视剧就不再是简单的产品输出,必须超越本身成为具有直接而强大的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力量;同时要能让他族文化对中国文化具有深度认识,激发全世界对中华文化的想象空间。3.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海外建构国家形象建构的形式是多层次多维度的,不只是通过官方渠道。影视剧能以大众的民间的“软性交往形式”飞入寻常百姓家,是获得国家形象认知度最直接的途径。影视剧的跨文化传播是一种相对温和且有效的方式,它强调的是文化吸引力和认同感,而不带有强迫性质。如美国好莱坞电影提供的闭合的故事,实质上是美国“国家形象”的体现,只是代表美国“国家形象”的政治理念(民主、自由、博爱)等被叙事主角的个人道德取代了[5]。又如2007年韩国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出口韩国电视连续剧对提升韩国国家形象起到了积极作用,外国人看韩剧越多,越容易对韩国产生好感。时下,妖魔化中国崛起的言论在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舆论界此起彼伏,这直接导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民众对中国的国家形象产生带有偏见的刻板印象。此时,我们就要运用文化手段来建立国家形象,影视剧恰好就能承载这样的作用,可以帮助他国民众塑造认识中国国家形象的理性思维。

    影视剧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建设途径

    影视剧进行跨文化传播的成功基础在于有稳定增长的国际市场份额和良好的国际声誉;善于集纳影音符号,编织有人类文化共性的内容情节,展现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特质。我国正处于影视剧产品“走出去”的黄金机遇期,必须完善中国影视剧跨文化传播的传播机制,建设通达的传播途径,建立文化产品的全球化营销理念。1.运用商业运作方式强化外在表现(1)市场细分,争取不同文化圈的文化认同市场细分是以消费者需求和动机的多元化与差异性为前提,是把整个市场划分成不同的消费者群的过程。两个国家的文化传统越相似,文化需求结构越接近,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文化贸易量越大[6]。国际文化贸易研究专家李怀亮指出:“中国影视文化产品走出去应分三步走:首先瞄准国内市场,争取在国内市场上保持主体地位,站稳脚跟,营造根据地,牢牢控制国内的市场份额;之后利用文化亲和力,辐射港澳台、东南亚等华人文化圈,以及韩国日本等亚洲汉字文化圈;第三步是进军影视贸易的国际主流市场———欧美。”[7]这三个过程应该是协调统一同时进行,而不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东亚、东南亚等华人文化区和汉字文化圈对中国影视剧有强烈的消费诉求,为影视剧带来了广阔的市场,此处的跨文化传播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例如中国与日韩两国的影视剧年交易量超过了与欧美、拉丁等地区。2006年第一届韩国首尔电视节上,中国的《乔家大院》击败了美国热门电视剧《绝望主妇》,夺走最佳长篇剧大奖;另一部中国电视剧《守望幸福》获迷你剧优秀奖,女主角鲁园拿下最佳女演员奖。但是在亚洲地区走俏的中国历史剧在欧美地区则达不到理想的传播效果。曾在国内卖出2.5亿人民币票房的《狄仁杰》,迄今在北美市场也仅有10万美元的票房;斥资8 000万美元的《赤壁》,在美国票房仅为62万美元。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差异恰好为市场细分理论提供了实践前提,两者能够高度契合。针对文化习俗相近的亚洲地区,历史剧、家庭剧可以成为传播的首选。欧美地区可以投放现代题材的影视剧,展现现代社会中国人的生活、工作状态,改变西方人思维中对东方古国保守封建的刻板印象。同时,欧美地区的电视剧的常规形式是开放结构的季播形式,这也启发我们针对不同的市场要因地制宜地使用传播方式。(2)整合营销,系统推广国产影视剧整合营销是一种对各种营销工具和手段的系统化结合,根据环境进行即时性的动态修正,以使交换双方在交互中实现价值增值的营销理念与方法。在“2011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全球调研”报告中显示,63.9%的外国观众认为中国电影在“宣传发行”上需要改进。我国影视剧应该针对不同的海外市场进行从包装、宣传、播出到反馈的清晰的产业链,促进其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增值,建立和维护中国影视剧品牌。文化产品的营销过程,就是与消费者进行沟通的过程,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推广影视剧。一是利用新媒介技术建立跨媒体的营销模式。正如我国观众主要通过网络收看国外影视剧一样,我们同样可以借互联网拓展我国影视剧发行渠道,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交易风险,并且便于观众选择。同时,通过建立网站链接相关的“周边”商品信息,提供影视剧中的食品、服饰和拍摄地点的旅游信息等,积极开发下游市场,或者建立语言学习论坛和剧情讨论论坛等,以延伸影视剧跨文化传播的能力。二是宣传造势,激活海外市场。国内影视剧常打出制造“全球同步热映”、“好莱坞班底打造”的噱头,而实际上,许多新颖优秀的影视剧却没有实行全球同步的商业模式。2008年,电视剧《李小龙传奇》在欧美市场创造了10万美元一集的海外版权天价,其成功之道就在于声势浩大的宣传和周密的营销策略。三是挑选合适的落地合作伙伴合力营销。不同题材种类和在不同国度播放的中国影视剧,都应该“入乡随俗”,与落地处的影视传播机构制定完善的营销策略,主要包括编排策略和衍生品策略。编排策略就需要营销调研,考察当地受众的收视人群特点和收视习惯,找到最恰当的时段播放我国的影视片,促成影视剧在不同文化圈中的感召力。衍生品策略的目的是增值影视剧的价值,开发图书、音像制品、玩具、旅游等项目,以影视剧为核心打造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扩大我国影视剧的影响力。(3)品牌建设,促成“华流”大势树立品牌的终极目的是强化观众对影视剧的认知、期待和记忆。例如,韩剧和泰剧多为爱情故事片,英剧多为悬疑片,美剧多为现代片。目前,中国的功夫片和历史剧已经初见品牌规模,这两种类型的影视剧所取得的成功能够带给我们启示,即集中本土的优势文化资源,展开全球传播。所以,促进出口影视剧的品牌价值建设,从宏观层面来说,要完善上游市场和下游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考虑将国内收视效果好的影视剧出口,或者针对不同海外出口地投入力量拍摄影视剧,从而降低因盲目追求出口数量而造成的风险。同时,以影视剧内容为核心向四周扩充各种资源,借势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主流文化,制定详细的市场计划,建立强大而又个性鲜明的中国影视剧品牌。从微观层面上来看,细节也能成就品牌价值,精美的宣传海报,优美的背景音乐,内容饱满的宣传片,导演、明星等都能够被利用起来,成为品牌标志。这就要求影视工作传播者不仅能拍摄出品质优秀的影片,更能主动遵循国际市场的竞争规则,利用各种宣传推广手段,把“华流”作为所有出口影视剧的整体品牌口号传播到世界。2.强化内容意识以达到高品质内在标准(1)立足本土,依靠民族内涵进行内容创作当今世界取得成功出口的影视剧都是立足于本土意识创作生产的,比如韩国电视剧善于保持原汁原味本土生活图景;美剧则表现出快节奏的生活,融入了极具张力的电影元素和各种流行文化符号;好莱坞电影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类型化,虽然《功夫熊猫》、《2012》等电影都能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子,但它仍然包装的是美国梦。本土视角是多元化的,不意味着厚古薄今。中国的历史文化类剧集和功夫剧集是出口的两大派别,而很多刚刚在中国热播,受到中国观众欢迎的电视剧也已经流传到德国,并且得到了这些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的喜爱。《奋斗》中反映出的中国大学毕业生工作和爱情的烦恼,《蜗居》中表达出的中国大城市“人为房死”的苦闷,《家有儿女》中展现出的中国家庭故事……这些来自中国的故事成为了德国中国迷们的谈资。蒙古国YV9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了中国电视剧《我的丑娘》,播出期间该剧在蒙古国各电视频道播出的电视剧中一直保持收视率第一。该台台长恩赫巴特认为该剧“反映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感情世界”,因而感动了蒙古观众。这些获得好评的影视剧都是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内容,没有矫揉造作的模仿能更真实地展现中国,获得国外观众的喜爱。(2)反馈研究,深化影视剧传播的影响力影视剧走出国门,不是简单的对外传播形式,它的传播目的是有效地实现中国文化要素的传播和扩散。当它到达目的地之后,还有一个与他国文化框架内的观众进行意义协调的过程。在这之后,必然会有对影视剧各方面信息的评价。目前,我国对影视剧跨文化传播的反馈主要集中在经济收益上,而国外观众、媒体对于影视剧内容的直接反馈还很匮乏。长此以往,对健康的影视剧行业发展是一种伤害和制约。2010年年初,《国产电视剧出口遇阻日韩称因中国演员太丑》的新闻曾引起了中国网友的激烈讨论。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节目部营销总监程春丽认为:“在欧美市场上,中国电视剧被认为编造痕迹过重,不能反映中

影视剧论文篇9

大学里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并不是冷门专业。

戏剧影视文学是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专业，本专业主要为电影电视、互联网络及其他相关媒体、部门培养编剧人才及策划、评估、宣传人才。本专业培养具备戏剧、戏曲和影视文学基本理论及剧本创作能力，能在剧院或电视台、电影厂、编辑部等部门从事文学创作、编辑和理论研究工作，以及在国家机关、文教事业单位从事实际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喜剧影视文学专业学生，首要学习中文类基本知识，奠定文学基础。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熟悉我国的文艺、政策，系统地掌握戏剧、戏曲影视文学的基本理论和创作技能，有较强的观察、理解、概括生活的能力，有较强的剧本创作能力，及较强的文艺编导能力。

（来源：文章屋网 ）

影视剧论文篇10

［关键词］ 名著改编；互文性；《红楼梦》电视剧

《红楼梦》的电视剧改编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最早的是香港无线电视广播有限公司1975年摄制的5集粤语电视剧《红楼梦》，截止到2010年各台热播的李少红版50集《红楼梦》和李平版35集《黛玉传》，共有70来部(段)《红楼梦》电视剧(片)。与方兴未艾的《红楼梦》重拍现象相呼应,有关《红楼梦》影视改编的研究也颇为兴盛。对《红楼梦》影视改编与传播的研究，前人主要集中在改编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改编的原则和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准、改编的方式模式与具体方法以及影视改编对小说的传播和普及作用等论题。①从当今的学术眼光来看，这些研究还有一定的局限和不足。大家研究都习惯从影视剧本身及与小说原著比较其成败得失，改编时考虑的对象也局限于原著与改编作品，长期陷入似与不似的僵局中。本文引用互文性理论来研究《红楼梦》电视剧改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关注一切与原著有关的文本乃至不可溯源的文化因素，以期为今后的影视改编创作提供一点启示。

互文性指“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②，描述了一部作品和它自己以及其他文本所形成的关系中的变迁。而改编行为即是找到小说文本与影视文本间的孕育渗透关系，从而达到艺术形态的转换。因此，任何一种改编行为必然包含着互文性，互文性是改编的内在机制。从互文性的角度来看，改编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互文性活动，改编活动本身涉及两种不同艺术形态之间的转换，并且借助于改编者进行对话与交流，这个过程充满了文学文本与影视文本、文学作品所处时代的文化与影视文本所处的当代文化之间的对话互动。笼统而言，《红楼梦》电视剧改编的互文性主要可分为小说文本与影视文本的关系、同一类型或题材的影视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影视文本与社会、文化这种“大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

一、小说文本与影视文本的互文性

小说文本与影视文本的互文最为明显。文学文本是影视文本的原型和基础，是最具有互文参考价值的语篇。每一次对《红楼梦》的改编都和《红楼梦》小说构成了一种互文性关系。出于“正说”的电视剧改编作品总是试图“忠于原著”，体现“原著的精髓”。为了更好地理解文学文本，改编者还需要阅读和研究相关的文献、评论等资料，例如原著的时代特点、对于原著的评论等，这些相关资料会对作者的理解产生影响并在影视文本里体现出互文痕迹。如1987年央视版的《红楼梦》电视剧在八十回之后另起炉灶，摒弃了人们普遍认可的程高续本，而根据前八十回正文伏线，脂批提示，并参考高续和红学研究成果，逻辑地推演人物性格和情节的发展。

另一方面，《红楼梦》电视剧改编也影响着原著的流通与普及。2010年李少红版《红楼梦》的拍摄就引发了全民的红学热、读书热、中华传统文化热。电视剧在北京卫视和安徽卫视播出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原著小说，销售量直线上升。③早在1987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红楼梦》电视剧时，全国上下也掀起了“红学”热潮，街谈巷议争说红楼。这是互文性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表现。按照巴特的理论，《红楼梦》原著、《红楼梦》各个版本的影视作品及一切与红楼梦相关的事物都是观众的记忆，而在收看电视剧时，这种记忆偶然或者默许地在观众心中升腾，并且激发了观众阅读原著文本追忆以往作品的愿望。又因为《红楼梦》特殊的古典名著文化身份，进而引发了观众的其他古典名著追忆热。“文本的性质大同小异，它们在原则上有意识地相互孕育，相互滋养，相互影响，同时又从来不是单纯而又简单地相互复制或全盘接受，借鉴已有的文本可能是偶然或是默许的，是来自一段模糊的记忆，是表达一种敬意，或是屈从一种模式、一个经典或心甘情愿地受其启发。”④萨莫瓦纳的这一段话有力地印证了笔者以上的论述。

二、同一类型或题材的影视文本之间的互文性

通常来说，观众在选择一部影视剧之前，会考虑它是某种类型，然后带着一定的期待视野进行观赏，其最终的结果是这种期待要么没有得到满足要么被超越。不管何种情况，互文性都在这种比较中产生。与《红楼梦》电视剧同一类型或题材的影视文本包括根据“红楼”题材拍摄的影视剧以及根据其他古典名著改编的电视剧。前者如1962年越剧版《红楼梦》电影、1987年央视版《红楼梦》电视剧以及1989年谢铁骊版《红楼梦》电影，后者如2010年高希希执导的《三国》电视剧，2011年鞠觉亮执导的86集《水浒传》等。

首先是同一文学文本的不同影视改编作品间存在互文性。这是因为虽然各种改编作品由于改编者创作目的的不同而各式各样，但都由同一个文学文本而来，万变不离其宗，各个改编作品由此延长了互文链接，也形成了互文关系。比如由于都是出于名著《红楼梦》这个“母本”，早出的影视(尤其是那些已成经典的作品)对后来摄制的影视创作自然会产生影响，后来的影视改编者们总是试图超越，有所创新，人们也习惯了将两者进行比较研究，如1987年央视版《红楼梦》与2010年李少红版《红楼梦》电视剧。87版的巨大成功给李少红版《红楼梦》的创作带来了影响的焦虑。另一方面，李少红版的拍摄也加剧了观众怀念87版，客观上促进了87版以及与之相关的演员、拍摄地等的再次博得关注。为李少红版《红楼梦》挑选演员而举办的“红楼梦中人”大型选秀项目负责人刘学军介绍：北京电视台在选秀之前及选秀之后都在重播87版电视剧《红楼梦》，海选之前重播的收视率是2%，海选之后收视率飙升到了7%，87版的实景拍摄地北京大观园客流量则增长了4至5成。⑤

其次，同样改编自古典名著的电视剧，如2010年重拍的新版《红楼梦》《三国》《水浒传》《西游记》之间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四大名著电视剧中都不约而同地增加了元素：《三国》中增加了女性成分，如大小二乔，如司马懿身边的女卧底静姝，而新版《红楼梦》则将20年前87版有意避开的那些、同性恋、恋童癖等一律恢复，花大力气做足了氛围，新版《水浒传》中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等负面女性故事情节，剧中给予浓墨重彩。

再次，对于自身风格独特的导演，其执导的其他影视作品也会与影视文本具有某种互文性。如2010年李少红执导的《红楼梦》便与其以往作品《大明宫词》《橘子红了》等电视剧存在对话关系。《红楼梦》是其唯美风格的延续，一起构成李少红电视剧群像。一部影视作品引用、吸收，或者模仿、戏拟以前的影视，这使我们看到的影视就不仅仅是一部一部独立存在着的作品，而且还有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关系。

三、影视文本与社会、

文化“大文本”之间的互文性 影视创作活动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无论是从艺术创作、艺术传播，还是从艺术接受环节来看，都不可能保持所谓的“纯粹”状态，它必然是与人类社会生活、活动的其他方面如商业因素、意识形态、文化娱乐等相联系。影视艺术作为现代社会大众传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特殊的媒体身份更使它的生产制作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插手干涉，致使它的目的性、功利性十分明显。纳入大众传媒渠道的成品形态因此也负载了许多非艺术的成分。这其中改编者的艺术倾向、摄制者的个性特点，社会的、时代的、民族的各种因素，都在不同程度、或多或少对改编工作进行制约和影响。改编作品不可避免地被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

“一部作品和孕育、渗透它的文化之间存在很多明显的趋同。”⑥互文性理论注重文本背后的文化影响研究。同样是《红楼梦》小说“全本”改编的2010年李少红版《红楼梦》与1987年央视版《红楼梦》电视剧之间却有着极大的不同。两部电视剧无论是演员挑选方式、编导改编创作理念还是电视剧创作的环境等都已经是大相径庭，影视作品深深地烙上时代的印记。1987年前后正是精英文化盛行的时期，87版改编者是抱着重塑经典、干预现实的雄心改编的。编导们坚持走名著与专家结合、名著与学术结合的道路，更多的是听从红学家的意见。忽视电视这一大众传媒通俗化、娱乐化、市场化的特点，忽视受众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改编者的精英意识。80年代后期，精英文化已逐渐处于被怀疑、被解构，一个全球化的大众文化市场逐渐形成并迅速发展。人们对文学艺术的接受方式已然由欣赏型转化为消费型，文学艺术的审美期待大幅度降低，其消闲、娱乐功能获得重视，这种审美的转变在2010年新版《红楼梦》中体现明显。不论版本的选择、主题的确立、情节的设置、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典型环境的刻画，新版都打上了鲜明地当代烙印。在创作过程中，打着挑选演员旗号的“红楼梦中人”的大型选秀活动，北京电视台全方位的宣传营销等带上娱乐资本运作的色彩；唯美细腻的画面，强大的影视特效也与当今影视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电视剧弱化社会悲剧、强调了爱情悲剧，刻画了细腻的人物情感，突出“”，恢复太虚幻境等梦幻情节也都与当今的大众意识形态相关。当代社会、文化这个大文本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网络，新版的整个创作过程无疑在这个无处不在的文化网络的影响之下。

四、结 语

以往谈到改编，大家关注的焦点仍然在于它是否忠实原著并有所超越。将互文性理论引入到改编研究改变了这种单向的研究思路。互文性理论的文本缺乏固定位置，而将之放置在流动变化的网状结构中，平等地看待各个文本。一切与原著有关的文本乃至不可溯源的文化都成为改编的对象，这无疑显示出了改编活动多元文化、多元话语相互交织的事实，为改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将改编从原来的单单考虑原著与影视作品“似与不似”的问题中解放出来。

注释：

① 饶道庆：《〈红楼梦〉影视改编与传播研究述评》，《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1期。

② 杰拉尔德?普林斯：《叙事学词典》，袭小龙译，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③ 刘爱勤、张欣：《立足文化品位，彰显大家风范》，《中国电视》，2009年第10期。

④ 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⑤ 司丽：《红楼选秀后的冷思考》，《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7月9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