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艺术论文十篇

影视艺术论文篇1

1.青年人是微电影创作的主要力量兴起于草根的微电影以突破性的姿态改变了以往传统电影只靠专业人士制作的单一模式，其创作主体不论是专业团队还是草根阶级，大都以青年人为主。微电影是以新媒体为主要传播媒介、以青年人为创作主体的艺术形式，崇尚随性表达，在年轻人中甚为流行。高校将微电影创作引入影视艺术实践教学，学生会积极地参与其中。微电影的微时长，意味着内容有限，要想吸引观众的注意就要靠创意，而青年学生又极具创造性，拥有用之不竭的奇思妙想。微电影创作可以吸引青年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拍摄不同题材，反映不同主题思想的微电影作品，通过自己独特视角去表现眼中的美好世界。

2.微门槛、低成本便于大学生参与个人拍摄微电影并不需要专业的摄录设备，这为学生进行微电影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专业实践设备资源不再成为学生作品创作的障碍，网络、手机、相机、DV等移动媒体在大学生群体中基本普及，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创作。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会长、中国传媒大学传媒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智锋教授认为，微电影的兴起与发展成为影视教育人才培养新的有利的载体和手段，微电影短小、精致、低成本的特点有利于融入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之中，成为新的人才培养手段和模式。

3.微周期制作可以较快检验教学成效微电影虽微但却浓缩了正规电影的所有结构，包括剧本创作、前期拍摄、录音、音乐、舞美、灯光以及后期制作等过程。通过微电影创作进行实践教学，有利于高校影视艺术专业在短时间内检验各个专业课程教学的实际效果，能较快地体现教学成果。由于微电影篇幅短小以及投资拍摄周期短等特性，决定了其非常适合大学生参与其创作活动，它可以使得学生综合能力与素质得到全面的提升和锻炼。同时，表演、摄影、编导、设计等艺术类不同的专业学生也可以共同参与和创作。对实践教学而言，这种相对低成本和时长短小的影片制作，有助于让学生对影视作品的生产传播形成快捷、完整的认知。

二、微电影在影视艺术实践教学中的实际运用

1.让学生在微电影创作中体验影视制作的完整流程微电影创作需要具备完整的策划和系统的制作体系、作品本身具有完整故事情节，是团队协作的产物，微电影的浓缩特质有助于开展全流程实践教学。由于其低成本、微周期的特点，微电影创作往往只需要极少数人的参与，因此制作者必须熟悉并参与到作品创作的各个环节上。在影视艺术实践教学中，我们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微电影创作，鼓励学生与有经验的学长合作来进行学习，掌握影视创作的全部过程。学生从最初的剧本创作、前期拍摄到后期合成，每个步骤都亲身参与，通过微电影创作来体验影视制作的完整流程，提升学生在影视艺术领域的综合能力，使学生能真正成为影视制作领域的通才、全才。

2.以微电影创作为纽带，使学生通力合作、加强交流微电影作品涉及的题材和行业较为广泛，构思巧妙，形式多样，学生围绕兴趣爱好拍摄不同题材、反映不同主题思想的微电影作品，从而提升并完善自身的创作水平。微电影创作甚至可以吸引不同国籍、不同院校、不同专业的学生在一起通力合作。事实上，微电影已经超越了影视专业的范围。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家穆德远认为，电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其载体发生了变化，如今的电影不仅通过院线、屏幕传播，而且通过手机、电脑进行传播，这是当前多媒体发展的必然趋势，微电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既有影视的元素，又有新闻、艺术的元素。可以说，微电影在各个学科交叉、交融中不断发展，因此各专业学生都能够参与微电影创作、拍摄。

3.鼓励学生参赛，将学生作业变为作品影视艺术实践课程教学大多是以提交作品的方式来进行课程考核的，将学生的微电影创作与参加各种影视作品大赛结合起来，鼓励学生用微电影形式探索多样化的原创影像，培养自身创作能力和实践能力，让学生能更多地了解国际影视创作的发展趋势和我国当代大学生的专业追求。从2012年起，武汉工程科技学院先后参加了两届由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中国文化信息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传媒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主办，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韩国清州大学协办的“国际大学生微电影盛典”，在首届盛典上，我院09级学生作品《你是我的眼》获得纪实类三等奖，还成功入围“半岛国际纪录片节”。国际大学生微电影大赛让教学成果真正有机会参与国际交流，与世界共享，也鼓舞和带动了更多的同学积极参与到微电影创作中来，同时让老师对微电影在实践教学中的重要性有了新的思考和探索。在第二届比赛中，我院有4部作品在比赛中获奖，其中10级学生作品《外教夫妇和他们的九个孩子》荣获最佳短片单项奖、《鱼》荣获动画动漫类二等奖，另有2部作品荣获纪实类三等奖，大赛组委会根据学生投递微电影作品的数量和质量还为我院颁发了本次微电影盛典评选活动的组织奖。微电影作品参赛实现了从学生作业到学生作品的转变，是学生实践教学重要成果的提升，对老师的教学水平、责任心和管理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将日常实践教学与比赛相结合，让学生针对比赛主题量身定做、集中精力进行创作，将学生实践教学作业变成国内外影像节的作品，才能进一步加强世界各国大学生在微电影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4.延伸实践教学，打造有影响力的微电影品牌在实现微电影的教育价值的过程中，除了参加相关影视作品比赛外，还可以结合高校自身实际情况，打造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微电影制作社团、举办具有品牌效应的微电影比赛或微电影学术论坛，使自身实践教学的成果能得到进一步延伸，这样做不仅可以使本校的学生感受到微电影的巨大魅力，还能够让更多的教育工作者意识到微电影也可以具有重大的教育价值，通过微电影制作社团、微电影比赛和微电影学术论坛的影响，能在实践工作中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影视技术创新能力，同时借助微电影社团和学术论坛的交流与培训也让专业教师掌握影视前沿应用技术，让专业教师能在理论和实践上相结合并胜任实践教学，培养出具有影视创作实践能力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影视艺术论文篇2

当代影视艺术创作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繁荣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促进人与社会自由、全面发展，坚持以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的美学理想去确定自己的发展方位。在当下影视艺术创作与人民的关系上，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辨析：一是影视艺术的与美感、养眼与养心的问题；二是影视艺术的收视率（上座率）与收视质量（票房质量）问题。

【关键词】影视艺术文化建设美学定位

屈指算来，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从恩师钟惦棐先生和朱寨先生学习电影美学和文艺评论以来，我开始以文学、影视艺术为人生，已近三十个春秋。如今，惦棐恩师辞世，也整整二十年了。缅怀恩师，教诲难忘。尤其是他那篇于1979年“写肿了脚”的两万余言的传世檄文《电影文学断想》①，深刻而犀利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电影艺术发展史上的经验教训，每读一遍，都有新悟。恩师在《电影策·序》②中曾坦言：“我的命运、年华、健康和可以用作思维的精力，即心之所关，气之所宗，命之所托，喜怒哀乐之所以由生，也都在这里了。”我虽不才，但积三十年的经历和教训，亦感慨良多，理应有所反思和交待。因为，经历是一笔财富，教训乃一种资源。于是，我在实践与读书的同时，启动拙脑，效法恩师，思之想之。想而断，断而想，陆续记下些许管见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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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想到的，是影视艺术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及美学建构中的定位问题。

记得上世纪早期，伴随着人类工业革命的行进，作为苏维埃红色政权伟大领袖的列宁就曾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明确表示过：“电影是教育群众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③。究其缘由，是因为电影这门新兴的视听艺术，凭借着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技术成果，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视听觉，创造了放映厅里虚幻的影像世界，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思维方式，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新奇的艺术感染力。列宁是看重电影艺术的教育功能和美学效应的。如今，历史跨入新世纪、新阶段，伴随着信息革命的深入，电视艺术凭借着现代化电子技术普及的优势，以其覆盖面之广、影响力之大、渗透性之强，更深刻地解放了人们的视听觉，创造了进入亿万寻常百姓家的空前广阔的影像新世界，改变着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思维方式，在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和美学建构中发挥着别的文艺形式难以企及和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电视艺术生产和消费大国。这正如一部中国文艺发展史所反复证明了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一个时代，往往会形成一种主要的文艺形式彪领这个时代的审美思潮，楚之辞，秦之文，汉之赋，晋之字，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明清之小说，都是如此。这些在各个时代分别创造了辉煌的文艺形式，交替繁衍，互补生辉，传承着中华民族的艺术生命和审美思维。电视艺术是一门全新的当代文艺形式，具有独特的艺术品质和审美优势，其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任务艰巨。它要真正成为彪领当今审美思潮的时代艺术，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无论是秦文汉赋，还是唐诗宋词，抑或是明清小说，之所以能彪领一个时代的审美思潮，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们都吸纳了所处时代纵横双向各种文艺形式创造出的审美思维成果，并在交融整合的基础上勇于创新。惟其如此，从中华民族审美思维发展的历史长河看，功不可没，其作用是积极的。当今的影视艺术，是否真正自觉吸纳了中华民族优秀审美传统的营养和我们所处时代百花齐放的文艺形式所创造出的有价值的审美思维新成果呢？这的确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必须深思和回答的严峻课题。

我的回答是：不很理想，不尽人意。电影过完了它的百岁诞辰，虽然曾拥有过数次辉煌，尽管当下年产故事片可望逾300部，创下了历史新高，但其中真正能在电影院线或电视台播放与广大观众见面的，却仅有十分之一左右（2005、2006两年参加“百花奖”评选的影片，即票房收入达500万元人民币或在电视台播放观众人次达2000万的共49部）。电影观众的年上座人次已从上世纪80年代最高达到293亿、即平均每人每年看24场电影，下降到2005年的年上座人次仅2亿多、即平均每人每年才看0.2场电影④。电影与人民的关系，可见一斑。几部大片、贺岁片喧嚣炒作，畸形地占据了年票房的一大半，但从题材内容到风格形式，似乎都与“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相悖，更何谈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电视艺术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从总体上说，还是平庸之作多、精品力作少。大量思想品位不高、文化内蕴稀薄、审美格调低下的作品作用于广大观众的鉴赏心理，所营造出的，势必是一种肤浅、浮躁、畸形、油滑的群体性审美定势。这对于提升中华民族的整体精神素质，显然带来了负面效应。

成就显著，不说跑不了；问题不少，不研改不了。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为《讲话》），是新世纪新阶段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纲领性文献，当然也为我们检视中国影视艺术创作现状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针和理论武器。遵循《讲话》精神，对自己亲历其间的影视艺术创作现状认认真真来一番断想和反思，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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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刻指出：“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⑤他审时度势，把“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确定为“现阶段我国文化工作的主题”，确定为“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庄严使命”⑥。这些精辟论断，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文艺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的重要内容。

在“和平”、“发展”成为两大主题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乃至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文化力的竞争。且看“二战”后的德国与日本，作为战败国，当时已被“收拾”得可谓家底几近崩溃，但如今，凭借着民族的文化力，又挤进了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相反，非洲某些国家，尽管早就独立了，但民族缺乏深厚的文化力，至今仍未摆脱贫困。文化是“化”人的，只有靠文化把人的精神素质“化”高了，有高素质的人，方能保障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影视艺术作为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从自觉承担“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的庄严使命的高度，举起先进文化、和谐文化及其美学理想的旗帜，去找准自己的发展方位。

发展方位，事关根本。这是个导向问题。说穿了，就是要明确发展当代影视艺术的宗旨。影视艺术是艺术，是人类以审美方式去把握世界的独特形式。人类究竟为什么在以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哲学的诸种方式把握世界之外，还离不开以审美方式去把握世界？当代人为什么在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活中还需要观赏电影、电视艺术节目？原因很简单，但也很深刻。那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乃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种高级形态的理性情感动物，有着独特的精神家园需要坚守。艺术是人类情感的载体，惟有通过审美方式把握世界，惟有通过文艺创作、鉴赏和批评活动，始能陶冶情感，净化灵魂，升华人格，从而坚守人类神圣的精神家园，促进人与社会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如同志精辟阐述的：“文艺历来是陶冶人们道德情操、抒发人类美好理想、丰富人们艺术享受、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领域。”⑦当代影视艺术创作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繁荣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促进人与社会自由、全面发展，坚持以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的美学理想去确定自己的发展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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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庸讳言，当今影视艺术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以同志在《讲话》中对“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寄予的，“都要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积极投身讴歌时代的文艺创造活动”⑧的殷殷厚望来检视，的确还存在诸多不足。

我们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只有与时代同步伐，踏准时代前进的鼓点，应和时代风云的激荡，领悟时代精神的本质，影视艺术才能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强大的美学感召力。反观几乎称霸当今影坛的影片，从《英雄》到《十面埋伏》，从《无极》到《夜宴》等投资上亿万元的所谓豪华“大片”，虽然其在制作上的精致令人称道，但确实大则大矣，徒有形式，其思想之贫乏、内容之空洞、故事之玄虚，真叫人不敢恭维。看近几年来炒得沸沸扬扬的从《甲方乙方》到《手机》，再到《天下无贼》等“贺岁片”，其“贺岁”的娱乐功能自然有人嘉奖，但其精神旨趣、美学品位恐怕都与时代精神相距甚远。记得近年，日本人也曾来我国选购“贺岁片”，结果选中了吴天明导演的反映我国海尔企业艰苦创业并走向世界的奋进史的《首席执行官》。在日本放映时，东京街头的广告词是：“看，中国人在怎样崛起！”可见，日本人在“贺岁”之时，并不忘记提醒国民注重周边环境和学习创业精神。而我们呢？几乎都眼睁睁地盯着一位导演的作品逗大家笑。贺岁之际，“笑”无疑是很需要的；但如果一味求“笑”，淡忘了求真、求善、求美，淡忘了时代的使命和社会的责任，那么，就会沦落到只会笑而不知道为什么笑的境地——那便是国家和民族在精神上、美学上的贫困和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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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在《讲话》中还号召“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都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反映人民心声”⑨。这，对于影视艺术工作者说来，尤为重要。惦棐先生就多次说过：电影与人民、与观众的关系，“无疑是第一性的问题，不仅和思维，甚至和血肉联系在一起的”⑩。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是文艺创作（其中当然包括影视艺术创作在内）的丰厚土壤和源头活水。同志指出：“一切受人民欢迎、对人民有深刻影响的艺术作品，从本质上说，都必须既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又引领人民精神生活，都必须在人民的伟大中获得艺术的伟大。”[11]检视当下影视艺术创作与人民的关系究竟处理得如何，我以为关键的一条标准，就是看是否真正做到了“既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又引领人民精神生活”。要真正做到“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培养和增进对人民的真挚感情，坚持以最广大人民为服务对象和表现主体，“入乎其内，故有生气”，通过作品为人民放歌、为人民抒情、为人民呼吁、为人民创造美；要真正做到“引领人民精神生活”，就必须坚持先进文化、和谐文化及其美学理想的引领，站在时代审美思潮的先头，“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用优秀作品去丰富人民精神生活、提升人民精神境界和审美情趣，促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影视艺术求美，而美是和谐。求美的影视艺术实在与和谐相通，理应发挥陶冶情操、愉悦身心、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心学”作用，努力以审美方式在荧屏上传播和谐理念，张扬和谐精神，充当人民心灵的“剂”和“减压阀”，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道德力量。

当下影视艺术创作与人民的关系，或曰与人民美学的关系，相当集中地体现在如何处理“反映”与“引领”这两者间的辩证、和谐、统一关系上。这里，我感到有两个突出的问题需要加以辨析——

一是影视艺术的与美感、养眼与养心的问题。

影视艺术创作是人类的审美活动。“在今天，审美也就是对现代化社会的前瞻，是人的再塑造，是对人类历史上一切文化成就的批判继承即扬弃，是对永恒的追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审美就是对平衡、完整和真实的渴望；是对健全人格的渴望；是对获得一种适度感和良好判断力的渴望。”[12]既是审美，影视艺术当然要给人以视听感官的。绕过，那是说教，不是艺术，也非审美，但止于，尤其是止于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那也不是艺术，亦非审美。真正的艺术，尤其是优秀的艺术，理应给受众以，并通过达于心灵，令受众在愉悦的基础上进而获得认识上的启迪、灵魂的净化和精神的升华，即由而产生美感。这时，人心便获得了一种因审美而致的和谐之美（这种和谐美感有时呈现为宁静，有时表现为振奋；有时悲伤，有时喜悦）。但时下有一种为某些电视选秀类、低级搞笑类电视节目和“杀声震天、血流成河、拳枕相交、三角乱恋”类的“娱乐片”电影提供理论依据的所谓“美学主张”，认为历史已经跨入“后现代”，人类的艺术尤其是影视艺术，就是为了“生产快乐”，就是为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营造“视听奇观”，给观众以视听感官的震撼和刺激。在这种“美学主张”的推波助澜下，荧屏上原本在幕后充当配角的技术在营造“视听奇观”的喧嚣声中冲到前台，以声光电波成为了主角和主宰，使神韵、意境和意象这些中国艺术精神的灵魂都纷纷让位于五光十色、眼花缭乱的视听感性刺激，艺术本体越来越萎缩。电视艺术在拥有了广阔疆域（它几乎能与源远流长、五花八门的各种文艺门类结缘而产生新的电视艺术形式）和广大观众的同时，逐渐失去了本应具有的艺术个性和审美优势。电视艺术节目（如MTV和某些综艺晚会等）越来越注重以感官刺激征服观众，以至逾越了艺术美的界限，日益庸俗化和快餐化。电视“大片”、“贺岁片”和某些“娱乐片”在美学追求上的泛化、浅表化和媚俗化，以及某些影片的社会主义美学理想的沉沦、人文精神的衰退、历史理性的匮乏、道德底线的崩溃，也都是明摆着的事实。

问题的症结在于：与美感、养眼与养心的“度”的和谐把握，实质上关乎影视艺术能否真正高举“人民美学”的旗帜，能否在审美上真正“引领人民精神生活”，从而真正代表提升人民群众精神素质的根本利益的原则问题。适“度”则和谐，升美感，养眼更养心；过“度”则不和谐，成宣泄，养眼变伤情。实践反复证明：人类生理感官的过度必然造成精神深度的痛感，无节制的感性刺激必然造成审美心理的失衡；伴随着观众视听感官生理上的过度享受，其精神上的美感和反思能力势必衰减。古语云：“乐不在外而在心。心以为乐，则境皆乐；心以为苦，则无境不苦。”不久前，总理赴医院探望季羡林先生并讨论构建和谐社会时，季羡林先生强调“人自身内心的和谐最为重要”，其深意正在于此。影视艺术若一味凭借科技手段营造视听奇观、宣扬声色犬马或胡诌搞笑，那就只能止于和养眼，只能乐其外而决不能乐其心。心乐受用一世，眼乐仅在一时。影视艺术之美，不在迎上合下，而在引领观众，化人养心。恩格斯曾借论德国的民间故事书谈到文艺的使命。他说：“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伧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矫健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13]民间故事书的使命如此，当代影视艺术的使命亦然。人民的影视艺术工作者，理应胸怀人民的美学理想和审美期待，辛勤劳作，奋发进取，充分发扬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人民奉献出养眼养心、“目击道存”的美的精品力作。

二是影视艺术的收视率（上座率）与收视质量（票房质量）问题。

这也是影视艺术与人民直接攸关的敏感问题。面对市场，电影看重上座率，电视艺术看重收视率，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再优秀的影视艺术作品，倘若受众甚少，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乃至美学效应均难以充分实现。但是，现在却流行着一种“收视率（上座率）至上”的做法，窃以为很不可取。譬如，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八十五周年的日子里，导演丁荫楠积二十年来之创作成果，拿出《孙中山》、《》、《邓小平》、《相伴永远》（李富春与蔡畅）和《鲁迅》这五部力作，以《时代·伟人》为题举办电影周，献给党的生日。这当然是大好事，伟人集中体现了所处时代民族思维的最高成果，通过银幕塑造的成功艺术形象为当代人民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的精神营养，何乐而不为呢？但奇怪的是，耗用民资建起来的电影院线却偏偏不愿举办这个电影周。理由便是“上座率不高”。结果，北京朝阳区的一家“紫光影院”单独承办了这个电影周。与举国院线、大小影院形成合力“炒作”某些“大片”和“贺岁片”的情势相比，这能不发人深省吗？

首先，如何科学地看待和认识收视率（上座率）？据我所知，电视节目的收视率，目前主要由两家最火的外来专业机构——索福瑞公司和尼尔森公司统计。大概由于统计的方法和采样范围的差异，对于同一节目的收视率的统计结果这两家公司也常不一样。究竟谁的统计更接近真实呢？有没有比这两家公司更为科学的统计方法呢？这些都令人存疑。至于电影的票房上座率，拿某些“大片”、“贺岁片”来说，恐怕主要靠的并不是作品自身的思想内涵、文化品位和审美价值，而是靠艺术之外的商业营销炒作——用“唯美主义”夸张渲染的广告感性符号和媒体全方位的狂轰烂炸去吊高大众胃口，诱人掏腰包进入影院，改变人们正常的审美标准——而这一切，又都是在“赵公元帅”的指挥下进行的。这种时髦的强势炒作，炮制符号的虚拟价值，造就视像文化的符号霸权，以至操纵影像世界，强占大众视觉，扭曲文化价值，改变审美定势，达到攫取商业利润的最终目的。王元化先生对此看得很透，他在给笔者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艺术倘使也像股票一样，以炒作来提高价值，陷入市场化的泥沼，那也就是艺术没落的开始。”窃甚以为然。

再进一步，须辨清收视率（上座率）与收视质量（上座质量）并不是一回事。当然，我们热切期盼有越来越多的像电影《张思德》和电视剧《长征》以及像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这样的电视艺术节目，其收视率（上座率）与收视质量（上座质量）相一致，都很高。但是，确实也还存在不少这两者并不一致的情况。比如，有的“大片”尽管上座率很高，但许多观众步出影院便大呼上当。有些选秀之类的电视节目，十分火爆，收视率很高，但对广大青少年观众来说，虽获得了视听感官的强烈刺激和，但并未获得正确的思想启迪和艺术美感，反而多少滋生了“一夜成星”、“一夜致富”的梦想，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相反，也确有一些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都很高的影视艺术作品，如某些经典电影和《瞿秋白》、《南行记》这样的在中国电视剧发展历史上占有一席重要位置的精品电视剧，其收视率（上座率）可能一时并不高，但这些优秀作品的观众却能从中得到宝贵的思想启迪和精湛的审美享受，其收视质量（上座质量）可谓高矣！而且，可以预期，这些作品的生命力强大，通过译介，重播重放时一定会滚雪球似地吸引越来越多的观众。可见，没有收视率（上座率），固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收视质量（上座质量），但有了高收视率（上座率），却未必就一定会有高收视质量（上座质量）。收视率（上座率）虽高而收视质量（上座质量）并不高与收视率（上座率）虽一时低而收视质量（上座质量）并不低的矛盾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对此理应作出清醒、自觉的具有文化眼光和美学眼光的明智选择。

一部绚烂多彩的人类文艺史，历来就存在着这种虽在问世之初受众面不广而历经时间洗礼终验证为经典的传世佳作。荷兰画家梵高的杰作，主要就是在他度完不长的三十七岁人生之后才被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其独特惊人的艺术审美价值的。曹雪芹的《红楼梦》在“十年辛苦十年泪”完稿之初，不也就是脂砚斋几个友人传来抄去吗？但历史是公正的，《红楼梦》作为人类的文学经典，一版再版，历久不衰，不仅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的世界读者，而且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红学”研究家。倘按照如今流行的“收视率末位排除法”，恐怕连梵高的绘画和《红楼梦》都很可能在当时就被“排除”掉了！

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好收视率（上座率）与收视质量（上座质量）之间的辩证关系，说到底，就是要解决好影视艺术与人民的关系，即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要坚持在积极适应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的和谐文化需求和多样的审美需求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国民的整体精神素质和美学修养；要在坚持提高国民的整体精神素质和美学修养的前提下，积极适应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的和谐文化和多样的审美需求。消极适应，势必强化观众群体中尚存的落后的鉴赏情趣；而这种情趣一旦得到强化，又势必反过来刺激那些盲目的文化创作者生产质量更为低下的精神产品。这样，便会出现一种不和谐文化——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的二律背反（恶性循环）。那岂不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背道而驰了吗？

与收视率（上座率）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科学认识并清醒追求观赏性的问题。面对市场，影视艺术创作于思想性、艺术性的要求之外，又新增加了观赏性的要求。但是，由于对观赏性缺乏科学的界定和认识，因而在追求观赏性时出现了相当普遍的盲目性，给媚俗倾向打开了方便之门。对此，我已另有专文表述拙见。这里只想扼要阐明：第一，观赏性乃是属于接受美学范畴的概念，它虽然与属于创作美学范畴的思想性、艺术性有一定联系，但主要是取决于观众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以及作品与观众发生关系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和审美空间的一种综合效应，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因地而迁的，所以必须科学认识观赏性。第二，按照范畴学的规定，什么范畴内的问题，应主要在什么范畴内解决并同时注意到与其他范畴内相关问题的联系，所以，观赏性问题理应在接受美学范畴内解决，即通过提高观赏者的影视文化修养和审美鉴赏能力以及净化鉴赏环境来解决，如果把观赏性问题推到创作美学范畴里让创作者单方面去解决，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第三，把分别属于不同美学范畴的概念笼统放到一起进行推理判断，即把隶属于创作美学范畴的思想性、艺术性与隶属于接受美学范畴的观赏性放到同一平台上推理判断，要求“三性统一”，在逻辑上欠科学。而理性思维上的失之毫厘，势必导致创作实践中的谬以千里。这也已为多年创作实践所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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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临终前曾深刻总结“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化工作经验和人生智慧。他指出积百年之经验，知识分子代代相传的文化接力棒上镌刻的四个大字是：“文化自觉”。他以“十六字经”来诠释这种可贵的“文化自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以此至理名言衡量当今影视艺术创作之美学追求，极有裨益。

“各美其美”，就是说，要自觉继承发扬本国度、本民族、本地区优秀文化传统之美，珍视资源，突出特色，并与时俱进。影视艺术的发展，基础在继承，关键在创新。继承与创新，是影视艺术健康繁荣、生生不息的两个重要轮子。“不善于继承，没有创新的基础；不善于创新，缺乏继承的活力。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往往是最好的继承”[14]。《诺玛十七岁》、《花腰新娘》等云南红河电影的成功经验，正在于既承传着云南少数民族传统艺术的审美特点和优势，又创造着新颖鲜活的内容和形式。相反，那些专门以叔嫂、母子畸恋之类的荒诞故事去迎合某些西方人的偏见和猎奇心理，并受到某些国际电影节邀赏的电影作品，那些脱离国情，数典忘祖，东施效颦，不以“己美”地照搬西方的偶像类、选秀类、竞猜类电视节目，则背离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也背离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伦理道德和审美准则。

“美人之美”，就是说，要自觉借鉴、吸纳其他国度其他民族其他地区的优秀文明成果，开拓视野、广采博收，并为我所用。电影原本就是舶来品，电视艺术又最能纳天下之精华，因此“美人之美”尤为重要。但鉴别“人美”，必须从中国特殊的国情出发，来决定是否吸纳。比如电视艺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严格区别公益性电视台与商业性电视台的不同职能及其播出节目的内容。日本的公益性电视台NHK就连广告都不容许带，它是靠纳税人的钱支撑起来的，使命便是宣传国家精神和民族精神；至于商业性的富士电视台，那就一切以盈利为目的来选择播出的内容了。中国的各级电视台，虽然都兼有公益性职能和商业性职能，但是都必须坚持“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15]的正确导向。倘有一家电视台，为了争夺更多的广告“蛋糕”，把西方商业电视台大赚其钱的电视节目从内容到形式都生吞活剥地移植进来，国内的电视文化生态环境就会遭到破坏。于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那些缺乏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和文化自觉意识的电视人就会竞相效尤，蜂拥而上。从“超女”到“超男”的演进，不正是如此吗？

“美美与共”，就是说，要自觉将“己美”与“他美”交融整合，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并加以创新。“与共”的过程，就是“己美”与“他美”互补交融、整合创新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谐文化之美的过程。影视艺术在这方面大有用武之地。

“文化自觉”意识，对于影视艺术说来，主要体现为坚持先进文化、和谐文化的审美理想的自觉意识。影视艺术的领导者有了这种意识，就能造福于民，繁荣荧屏；影视艺术的从业者有了这种意识，就能心明眼亮，多出精品。反之，则会污染荧屏，误人子弟。“文化自觉”意识，归根到底，源于哲学思维上的自觉。要自觉匡正那种长期影响我们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单向哲学思维模式，而代之以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在以人为本前提下的全面、辩证、发展的哲学思维：既要防止把影视艺术简单地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以政治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世界，又要防止把影视艺术简单地从属于经济，以利润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世界；既注重影视艺术与市场联姻后带来的文化增殖、财力增加和文化成为综合国力重要组成部分的正面效应，又注重防止片面的利润诱惑和拜金主义、技术至上主义等带来的对影视艺术的不良影响；既注重市场选择功能和自娱、互动形式对提升观众参与程度的积极作用，又注重防止其中可能产生的误导与遮蔽——传达民意偏差，迎合低级趣味；既注重文化产业价值观以各种创新要求和相应的名利回报给影视艺术创新带来的新的动力源的积极作用，又注重防止市场导致娱乐至上、作秀时尚和影视艺术的泡沫化、浮躁化、浅薄化，以至降低国民素质和审美情趣……所有这些，都源于哲学思维上的自觉与创新。我们必须自觉地从这个根本上下功夫，去推动中国影视艺术为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①钟惦棐：《电影文学断想》，载《文学评论》1979年第4期。

②⑩钟惦棐：《电影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第3页。

③转引自《电影的锣鼓》，载《文艺报》1956年第23期。

④也许有人把此归结为今天人们文化生活方式多样化所致，但事实绝不尽然。如当今美国，文化生活亦甚多样，但据统计，平均每人每年看电影为6部，为我国的30倍。

⑤⑥⑦⑧⑨[11][14][15]：《在中国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第4页，第5、6页，第2页，第7页，第8页，第9页，第5、6页。

影视艺术论文篇3

从创作角度看，传统小说的创作，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精神活动，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而现代影视的制作，是一种集体行为，遵循文化工业生产的法则。小说要趋附于影视，就意味着小说创作具有工业化生产的某些特征。“趋影视体”小说是影视艺术作用的结果，反映了人们对影视与小说关系的认识，表现了小说对影视艺术的屈从和依附。“为影视艺术而小说”，意味着小说家在题材选择、主题表现、人物塑造、情节营造、语言运用等方面要考虑到来来的影视改编，其深层动机在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就文体特征而言，“趋影视体”主要表现为叙事的大众化和话语的程式化。其结果是小说与影视剧本之间的差异被削弱，小说的“味中之味”被消解。

【关键词】影视时代/文化工业/小说生产/“趋影视体”

影视艺术制造了大众文化，也形成了文化工业。在现代学者的心目中，影视艺术、大众文化、文化工业是三位一体的。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商品生产为特征的，艺术和文化作品受到商品原则的支配，文化生产资料的集中导致了“文化工业”的产生。在“文化工业”中，交换价值和利润动机具有决定性因素。影视不仅仅是艺术，而且也是一种产业，影视时代也是文化艺术产业化的时代。所以，影视对小说的影响也表现为工业化生产模式、运作机制等对小说创作的浸透。众所周知，小说作为一种传统文学形式，其创作在19世纪达到了高峰，并形成了独特的高贵品性。但是，进入影视时代以后，小说的这种高贵品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影视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广泛的覆盖面、大众化的表现方式和综合性的艺术韵味逐渐侵占小说领地。在影视艺术的挤压之下，小说要趋附屈从于影视以求生存。“趋影视体”小说创作遵循工业化生产的法则，小说家变成了文化工业中的一台机器，其创作活动被纳入工业化生产流程。在此，本文仅就“趋影视体”小说生产的文化背景、作家的创作动机以及文体特征等等问题作一番探讨。

一

每一种艺术都有其独特的生产和创作方式。小说和影视的不同艺术追求在生产和创作中体现为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传统小说的创作方式，另一种是现代影视艺术的生产方式。两种方式分别折射出当代小说生产和创作的概貌。

小说创作是一种个人行为，一种高度个性化的精神活动。传统小说多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这种个人化的创作方式，为小说家张扬其个性提供了舞台。创作者可以将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理解，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形态和叙事手法表达出来，体现出“风格即人”、“文如其人”的创作风格。而影视创作却是一种以导演为中心的集体创作，集体化是其创作方式的重要特征。除编剧和导演外，摄影、表演、剪辑、音响、化妆、服饰、道具等各个艺术部门都在创作过程中，发挥着各自不可缺少的作用，他们都在一个综合体制中互相制约，按照影视创作的操作规程行事。换句话说，在这个创作集体中，尽管每一个体都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创作能动性，但最终要服从于导演的统一构思。就单个人来讲，创作个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

小说创作是自由的，体现了艺术的本性。影视创作是不自由的，体现了文化工业的特点。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所说：“从利益方面来看，人们是乐意把文化工业解释为工艺学的。千百万人参与了文化工业强制性的再生产过程，而这种再生产过程，又总是在无数的地方为满足相同的需要提供标准的产品。”[1]康德曾对艺术和手工艺作了区别，他说：“艺术也和手工艺区别着。前者唤做自由的，后者也能唤做雇佣的艺术。前者人看作好像只是游戏，这就是一种工作，它是对自身愉快的，能够合目的的成功。后者作为劳动，即作为对于自己是困苦而不愉快的，只是由于它的结果(例如工资)吸引着，因而能够是被逼迫负担的。”[2]康德对艺术和手工艺的区别也适用于小说和影视。从创作目的上看，小说是艺术，小说创作为了获得愉快的感受，首先是自娱其次才是娱人，是超功利、超实用的。影视制作是一种企业化行为，获取经济利益是首要目的。小说创作可以不考虑读者的众寡，比如中世纪的作家可以为三五知己而创作。小说只要在艺术取得了成就，就算成功。曲高和寡的小说可以成为名著精品，如《红楼梦》、《尤利西斯》。影视制作首先考虑的是观众，“大众”就意味着“大钱”。因而衡量一部影视作品成功与否的首要标准，就是它带来的经济效应。《乱世佳人》之所以是好莱坞引以自豪的豪华巨作，首先在于它所带来的难以统计的丰厚利润。《泰坦尼克号》在全世界的毛收入为18亿美元，《侏罗纪公园》在全球市场的票房收入是8亿美元。如果一部影视作品只注重艺术性而不注重商业性，那注定要失败的。格里菲斯的《党同伐异》在商业上的惨败就是极好的例证。所以，在传统意义上，小说创作被纳入艺术学范畴，而影视生产则被划入经济学门下。从创作活动的性质看，小说创作本身是自由的，创作者可以关注众生，也可以回到自身；可以讲古，也可以论今；可以纪实，也可以虚构；可以“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充分发挥想象，也可以“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任意抒感。正因为小说创作是完全按照创作者的意图和构想而操作的，在整个创作中创作者的“自”得到维护、主体性得以发挥，所以小说创作是令人愉快的。影视制作被纳入工业生产的流程中，任何一个制作者都不能恣意妄为，演员、摄影、音响等要受制于导演，导演要受制于制片人，而制片人则又要受制于大众、受制于上帝。换言之，所有的影视制作者，仅仅是工业化生产流程中的一个部件，一颗螺丝钉。他们所从事的是一种劳动，一种谋生的工作，这种工作限制自由、泯灭个性，只能令人痛苦，无多少快乐可言。

小说创作是一种自主行为，小说家有权决定一切，诸如题材的选择、人物的塑造、情节的设置、主题的传达等，很少受到外力的干扰；而影视制作要受到工业化制作、现代化传播和大众化审美的多重规范和制约。比如，从题材上看，写什么不写什么，不是某一个人所能决定了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众。20世纪40年代，广播连续剧作为电视剧的前身在美国出现时，因为消费对象主要是家庭主妇，所以它的题材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家庭生活、法庭内外、婚姻周折、社会犯罪、商场风波、医疗事故。80年代美国电视剧的制片人所感兴趣的仍是有关儿童、婚姻、旅游、探险、、金融、犯罪等方面的故事。[3]在影视制作中，常常出现这样两种情况：一是“命题作文式”，一是“量体裁衣式”。所谓“命题作文式”，就是制片方向编导等主创人员确定作品的题材。比如，电视剧《大法官》的创作就是这样。当法院和民众都期待着法官走下神圣的法庭，作为艺术形象走进文艺作品，走进老百姓的视野时，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宣传处便找到了张宏森编剧，结果《大法官》取得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所谓“量体裁衣式”，主要是指为影视明星写剧本。影视作为文化工业产品，自然离不开品牌，而明星就是品牌。因为“明星凭借在话语中构建起来的身份在经济结构中进行商品交易，所以，电影明星是独特并被商品化的人。他们为电影工业建立一种‘品牌价值’和‘保证价值”’。[4]因此，为明星找题材，为明星编故事，已成为影视制作获取成功的一种有效选择。

小说创作是一次，具有不可重复性。也就是说，小说一问世便宣告创作活动结束，作者一般情况下不会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像张爱玲把《十八春》删改成《半生缘》、在《金锁记》的基础上写成《怨女》之类的创作，毕竟是少见。何况《怨女》之于《金锁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重复，其中包含着创新的内容。小说创作追求独一无二性，堂·吉诃德、于连、葛朗台、安娜·卡列尼娜、贾宝玉、阿Q是“这一个”，《堂·吉诃德》、《红与黑》、《欧也妮·葛朗台》、《安娜·卡列尼娜》、《红楼梦》、《阿Q正传》是“这一本”。艺术贵在创新，切忌重复。影视制作也要求创新，但并不拒绝重复。影视制作由于凭借强大的技术支持和标准化的生产，则把个体创造性转为机械复制性，把艺术创作的惟一性转为工业化的重复性。完全可以说，影视制作一定意义上就是工业生产线的“流水作业”。且不说西方电影史上的小说名著被无休止的改编，也不说日本导演黑泽明两次改编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筱竹丛中》，前一次失败，后一次成功。仅就我国影视现状来说，重复已成了一种时尚。电影《少林寺》一炮打响，便有《武林志》、《少林小子》、《少林俗家弟子》等影片一哄而上，掀起了“武打片热”。《戏说乾隆》走俏，电视屏幕上就刮起“戏说”风。《还珠格格》吸引观众，就续集不断。《激情燃烧的岁月》火了，就有《军歌》来赶场。如果说当年《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以及“样板戏”的重拍是完成政治使命，那么现在《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等电视剧解构“红色经典”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商业操作。

由于文化工业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无深度的、标准化的、易复制的、按照市场规律来进行文化产品的批量生产，由此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程式化代替了作品的风格。大家知道，“程式化”与“风格”是两个不相同的概念。“风格”一词是针对艺术创造而言的，而“程式化”是对工业化生产特征的概括。艺术风格是在长期的艺术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并通过艺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体现出来的艺术家精神个性、艺术见解与审美追求等方面的独特性。它可以指艺术创造本身的创新性，还可以用来描述一批作品在某些方面具有的一致性。比如，语言在风格的形成过程中占有显要的位置。对于歌德、雨果、狄更斯、斯汤达、托尔斯泰、海明威、鲁迅、巴金、老舍等一流的小说大师来说，人们甚至可以通过语言来识别其作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风格可作为测定艺术创造是否成熟的标尺。或者说，风格是艺术的重要标志。随着文化工业的成批量生产和复制，艺术品越来越具有“程式化”特征。影视艺术的生产就是这样，其中美国好莱坞的类型电影最具代表性。好莱坞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以商业为目的的大众文化产业，为了获得票房收入，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揣摩大众文化心理，迎合大众审美习惯。好莱坞电影制作者从深受观众欢迎的影片中寻找和归纳出一些成功的模式，并以此为模本大量仿制。人们熟悉的“西部片”、“喜剧片”、“惊险片”、“科幻片”、“战争片”、“爱情片”等等就是典型的类型影片。这些影片尽管情节公式化、人物定型化，却能呈现一种非常不同的价值，形成对大众的强大吸引力和诱惑力。与电影一样，为了迎合观众趣味，为了追求高收视率，为了攫取高额利润，电视在节目的类型化、程式化方面远远超过电影。其直接后果是“电视节目的类型化不但使得每一种类的节目在外部形式上整齐划一，而且在叙事套路、情节的常用母题、人物的原型化、人物关系的固定模型以及语法结构等诸多方面作出了严格规定，让大多数电视节目作者只能按既定的公式操作”。[5]也就是说，文化工业生产的“程式化”是对风格的“否定”，也是对艺术的“反动”。问题在于，文化工业的“程式化”一旦渗入到小说创作当中，那必然引起小说创作方式的全面更新。

可见，小说是艺术，小说的创作要遵循艺术创作的特征和规律；影视也是艺术，但更重要的是一项企业，一种文化工业。艺术和企业的双重特性，使影视的创作方式成为一种充满对立和统一的矛盾复合体。影视一方面要遵循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还要适应文化工业的生产法则，这就使得影视创作陷入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在工业生产和艺术创作双重境遇中，影视为了找到自己的合理定位，正在寻求和建立一种既能维持其艺术特性又能符合其企业生产效益的创作和生产策略，以开拓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影视创作历史和现状都表明，审美价值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是影视创作的最高境界，却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可以说，影视创作是一个矛盾体的运动过程，其中包含着排斥、重组和妥协，必然以一方为目的，以削弱甚至牺牲另一方为代价。在市场经济的大前提下，影视固然不乏高度艺术化的精品，但更多地表现为对文化工业法则的屈从。因此，商业化、大众化、工业化、程式化的文化生产方式就成为影视的一种生存与发展策略。在影视的影响之下，小说的创作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一种新型的、影视式的、文化工业生产方式正在形成，商业化、大众化、程式化的文化生产方式正在改变着小说创作的现有法则，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创作方式正在被解构。二

所谓“趋影视体”，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从狭义上看，“趋影视体”主要指一种类似于影视剧本的小说文体，这种文体既具有文学性又具有影视性，是二者的高度结合的产物。从广义上看，“趋影视体”是一种文化现象，指小说对影视的屈从和依附。“趋影视体”反映了人们对影视与小说关系的认识，即影视时代小说家关于小说、关于影视以及相互影响的思考，然后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作为叙事的小说文体。前者是小说的本体论，后者是前者的具体表现。

小说对影视的趋从，首先是一种自觉行为。它表明小说家对新兴艺术形式的向往和试图从中吸取艺术以丰富其表达方式的渴求。当电影先驱梅里爱、格里菲斯、爱森斯坦不满足于早期电影的杂耍品性，竭力从小说中寻求艺术营养的时候，包括当时世界一流小说大师托尔斯泰、高尔基、卡夫卡、海明威、德莱塞、沃尔夫、福克纳等人在内的一大批小说家已认识到电影的内在潜力和可能对小说产生的巨大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小说家开始积极地尝试以自己的身份参与电影活动。比如，德莱塞和爱森斯坦有过交往并与好莱坞有过接触，小说家福克纳在制片厂当过编剧，海明威甚至打算与人合拍影片，等等。类似的从影经历在我国现代小说家身上也能找到。鲁迅的娱乐方式之一便是看电影，写影评成为他创作的一部分。张爱玲从小受电影艺术的熏陶，学生时代就开始影评活动。写小说成名之后，一方面从事小说创作，一方面写电影剧本，而且为“电懋”写电影剧本曾是她在美国生活困顿时期重要的经济来源。

由于小说趋从影视，小说中更多地融入了影视艺术的技巧、技法。苏联电影大师米哈伊尔·罗姆把托尔斯泰称为“最具电影性的作家之一”。他说：“他在观察和倾听时带有你难以在任何其他作家，包括文坛泰斗身上找到的具体性。而细致观察、精确倾听——这正是电影！”“在他的每一句话里，你都可以感觉到作家是从哪个角度看的、看到了什么，他是怎样听的、又听到了什么。因此，托尔斯泰写的任何一个场景从本质上说都是出色的电影剧本的一部分。”[6]与托尔斯泰一样，欧内斯特·海明威也被认为是电影化的小说家，他的作品《世界之都》、《乞力马扎罗的雪》、《丧钟为谁而鸣》等，追求环境描写的视觉造型、简洁明快的对话和蒙太奇结构，体现了鲜明的电影化倾向。同样，这种电影化倾向也在我国现代小说中体现出来，其中张爱玲小说具有代表性。就张爱玲小说而言，确实存在着一种竭力与电影艺术沟通的文学精神，体现了电影平民化、通俗化、影像性的艺术特质。其突出的表现在于：描绘世俗人生的情爱生活，营造有声有色的环境氛围，借鉴电影的艺术手段、技巧和语言等等。由于张爱玲小说在体现小说艺术叙事特征的同时，又充分发挥了空间艺术造型的优势，因此成为现代文学史上颇为独特的、具有“电影化”倾向的文本。应当承认，这些作品只是对电影技巧的借鉴和吸纳，在合理利用电影因素的同时仍保持着小说的独立品性。

随着影视艺术的蓬勃发展，特别是电视艺术崛起之后，小说的显赫地位被动摇，由文化艺术的中心走向边缘。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电视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铺开，显现了空前活跃的姿态。电视剧特别是电视连续剧的创作和播映，成为中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它对小说的冲击也越来越大。人们在抱怨电视剧挤占小说生存空间的同时，也认识到其对小说的正面效应。作为一种大众传媒，电视以其独特的优势对小说进行普及、推广，小说借电视剧的改编得到张扬。《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子夜》、《四世同堂》、《围城》、《红岩》、《林海雪原》、《新星》、《平凡的世界》等一大批古今小说在改编成电视剧后，收到强烈的社会反响。当代小说家已清醒地认识到，影视能够为小说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和具有发展潜力的生存空间，影视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为小说提供了良好契机。比如，梁晓声在完成小说《年轮》后，并没有立即发表，而是选择电视剧《年轮》播出期间出版，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小说影视互动效应。又如，叶辛的长篇小说《孽债》，初版发行2万册，但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之后，小说几度重印，印数高达25万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影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小说乃至作者的命运和前途。周梅森从1983年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沉沦的土地》开始走上文坛，十多年间一直未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他的小说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才名气大增。从《人间正道》、《天下财富》、《中国制造》到《至高利益》、《绝对权力》，他的小说之所以拥有广泛的读者，固然与小说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关，但小说的电视剧改编所产生的效应也绝不可忽视。周梅森自己承认：“过去我对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不太重视，有人要拍我的小说，我只是把版权卖出去就不管了，现在我感到虽然小说和影视是两回事，但是它们还是可以互动的。影视作品的影响面是很广泛的，对图书销售的作用也相当大。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的15部作品总共发行了不到10万册。而《绝对权力》至今已经发行了近20万册，《中国制造》的发行量累计达到了30万册。《国家公诉》更是第一版就达到12万册。”[7]

对于大多数小说家来说，经济利益的驱使对小说改编更为重要。为了改编的便利，许多小说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已经在为改编作准备，这种准备不仅包括小说内容与形式的多个层面，甚至还涉及到影视艺术的技巧和技法。也就是说，当前小说创作除了为小说本身之外，至少还有另一个目的，即“为影视艺术而小说”。这就意味着，小说创作的自由度就有所限制，小说家在题材选择、主题表现、人物塑造、情节营造、语言运用等方面要考虑到未来的影视改编，甚至还要为导演、演员着想。这样，创作的双重目的，改变了小说创作的传统方式，形成了小说与影视文学的“共生”现象。事实上，这样进行小说创作的人绝不止海岩一个，刘心武、蒋子龙、路遥、柯云路、梁晓声、叶辛、邓一光、张宏森、周梅森、王朔、苏童、刘恒、莫言、余华、铁凝、刘醒龙、周大新、柳建伟、二月河等一大批小说家在创作中都自觉地对影视剧本流露出共同的兴趣，他们的小说具有了更多的影视性，成为当代小说创作的一道风景线。据《文汇读书周报》记者朱自奋报道：一批70年代作家积极接受影视对自己作品的改编，比如金仁顺、朱文颖、李修文、张生的作品都已经或将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8]朱自奋文章的标题叫做《70年代作家：为“张艺谋们”写作？》，这显然说明：新生代作家自一开始就已经自觉自愿地趋从影视。由此看来，小说与影视文学的共生，绝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或巧合，而是有其必然性的，两种艺术之间的共性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肯定地讲，小说与影视文学的共生绝不是短时间的只出现在这一历史时刻，而将要延续相当长的时间。如果当代的小说家都能从“象牙塔”里走出，去密切关注影视艺术的发展态势，借影视艺术之东风，那么当代中国小说与影视的共同繁荣将为时不远矣。

三

就文体特征而言，“趋影视体”主要表现为叙事的大众化和话语的程式化两个方面：先看大众化。

影视是一种大众文化，必然要求大众生产、大众市场和大众消费。从叙述对象上看，大众化就是要尽可能地选择贴近大众的生活。就电视来说，由于电视艺术深入家庭，所以电视剧演员实际上是与观众面对面地交流。这种直接交流是其他艺术形式所无法比拟的，因而电视剧艺术要求在选材上注重家庭性、日常生活性的题材。家庭生活、伦理关系或存在于人们身边的凡人琐事，更容易吸引观众。《篱笆·女人和狗》、《渴望》、《婆婆·媳妇·小姑》等电视剧之所以吸引观众，就在于它们能使观众产生亲切感。即便是写英雄豪杰、历史人物的作品，也同样要求在表现他们历史业绩的同时展示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戏说乾隆》、《康熙微服私访记》等电视剧所显示出来的贵族平民化的倾向，同样能给观众以生活化的亲近感。近年来的一些作品，或如《唐明皇》、《武则天》、《雍正王朝》、《康熙大帝》等重在对历史事件的重叙和历史人物的重塑，或如《女人不是月亮》、《趟过男人河的女人》等专注于妇女命运的预测，或如《年轮》、《孽债》等执著于对知青生活的追踪，或如《苍天在上》、《天网》、《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绝对权力》等勇于对腐败现象的披露，或如《咱爸·咱妈》、《儿女情长》等热衷于新伦理价值的考察。这些作品用世俗的目光审视历史、现实、社会、人生，其艺术世界消融于读者的日常经验之中，向读者展示的是关于社会、历史、人生的一种经验形态，与人们所居住、所生活的经验世界存在着同构、对应关系。其显著特色在于对现实的忠实，它不改造生活，而是把生活复制、再现，从这些现象里面汲取那构成丰满的、生气勃勃的、统一的图画时所必需的种种东西。正如周靖波所说：“由此看来，电视剧处理非日常性题材的重要手段就是传奇题材生活化、历史题材言情化、政治题材世俗化。”[3]电视剧的大众化审美取向，成为当代小说创作的追逐的目标。比如，海岩的小说旨在满足大众读者的阅读期待，加之故事、情感、悬念的蓄意化操作，深得人心。

再看程式化。

众所周知，影视艺术与小说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以影视文学为中介的。随着影视艺术的繁荣，大量的影视文学创作与小说改编，当代小说的话语系统正在进行重新建构，个性化、私语化、独白式的语言操作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影视文学的大众化、规范化、程式化话语系统正在浸染小说，促使小说进行话语系统重构。任何文学作品都有其特定话语系统，诗歌别于散文、戏剧别于小说、小说别于影视文学，就在于各自业已形成的话语系统。真正意义上的趋影视体小说意味着小说要服从于影视剧本的写作程式和叙事法则，小说与影视剧本之间的差异消失，小说的“味中之味”被消解。如梁晓声的《年轮》、张宏森的《大法官》、邓一光的《江山》、海岩的《玉观音》、郭宝昌的《大宅门》(第二部)等。这些作品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影视艺术商业化、大众化、工业化、程式化的创作特征。几乎在电视剧《江山》首播的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同名长篇小说。这部作品与其说是小说倒不如说是电视剧本，从生产方式到文体特征上都明显的影视性。对此，作者邓一光作了如下说明：“这(指小说《江山》)原是一部电视连续剧的剧本，作为影视工业生产中的一环，写作时采用了接近工作台本的简捷做法，没有人物状态描述，基本没有场景描述，离着文学本很远，几乎就是一个分镜头台词本。原本未打算出版，只是试图给导演和演员们讲述一个故事，以便他们在二度创作时有所凭借。后来出版社索要这个故事，为了方便读者阅读，作了些简单的体例变动和部分场次及内容删节，成了现在这个版本。”[9]可以看出，这类小说作为影视生产的副产品在创作方式上具有程式化的特点，正如约翰·霍华德·劳逊说：“现代的工业生产过程吞没了艺术家的技巧，使艺术家的意愿都不得不迁就机制品的统一规格。当我们今天来谈论电影创作的理论和技巧时，我们所谈的其实是商业机构的‘创作活动’。”[10]而从作品的语言层面上看，可视性的描写、人物对话、蒙太奇结构等颇具影视剧本特征的语言操作，使众多的文学接受者在小说与影视剧本归属问题上犹豫不决。这是一种介于影视剧本文学和传统小说之间的文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影视时代审美取向的新小说。应当指出的是，影视剧本的话语系统渗入小说势必导致小说话语系统内部的矛盾，而影视时代的小说家正是在话语系统内部的冲突与矛盾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出现的矛盾并不是小说家的自觉选择，而是相反，小说家正在十分艰难地进行着小说话语系统的重构，正试图“压抑”“克服”乃至“统一”其间的矛盾冲突，试图将矛盾的双方予以弥合与协调。现实的情况是，矛盾的紧张性一直存在于影视时代的小说创作中，一旦这种紧张性变得平和，达到真正的“弥合”与“谐调”，小说的局面无疑将会有新的拓展。

另外，还有一种小说创作情形需要注意，即小说创作于影视作品之后，可称作小说的“后生”现象。所谓“后生”，是指小说家在影视作品基础上进行的再度创作，也可以说成是影视作品的小说改编。在创作中，小说家以影视作品为蓝本，一方面根据自己在欣赏影视作品时的心理感受对其视听元素进行文字描述，另一方面还要遵循小说创作的基本规律，通过想象、虚构等手法对影视作品进行艺术加工。这是一个将影视作品转化为文学作品的过程，也是视听符号向文字符号转换的过程。早在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被称作“电影—小说”的小说类型，代表作是《纽约的秘密》(1915)和《吸血鬼》(1915—1916)。“电影—小说”产生于电影之后，又与电影同步发行。当时的情形是：影院放映电影，日报上随之以连载小说形式发表电影故事，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从此以后，“电影—小说”逐渐发展成西方文学中一个拥有广泛读者的小说类型。比如，人们熟悉的美国大片《廊桥遗梦》、《侏罗纪公园》就有小说紧随其后。近几年来，“电影—小说”、“电视—小说”在我国已成迅猛之势；有电影《刮痧》，就有小说《刮痧》；有电影《大腕》，就有小说《大腕》；有电影《英雄》，就有小说《英雄》；有电影《手机》，就有小说《手机》，等等。这些“影视同期书”的出版发行，表明导演与小说家、影视发行部门与出版商已经建立了互利、互惠的良好合作关系，也表明影视与小说两种艺术之间互动机制的进一步认定。一般来说，这些“后生”作品，仅仅是影视作品的文字描述，类似于常见的商品说明书。绝大多数作品出自于编剧之手，想象、虚构的成分差，文学性不强。

影视艺术论文篇4

注意观摩很多优秀的影视作品,以便能尽可能多的选择，集思想性、艺术性为一体的中外优秀影视作品来给学生赏析。能及时将最新影视动态、热映影片、中外电影节颁奖典礼、时间、优秀获奖作品等穿插其中，不仅极大地丰富课程的内涵，更使课程接轨时代。挑选具有电影史上公认的具有思想深度、艺术水准、画面唯美，情节极富张力、演员表演富有感染力的主流影片和艺术片便成为观摩片的首选。

二、资料平时多搜集

影视鉴赏课的课程素材需要广泛搜集并精心准备。本人作为该课程教师，为上好这门影视鉴赏课，本人所用的影视载体均是自费购买的高分辨率的DVD光盘，从不用从网络上下载的影视资料，以避免影像快进或倒退时操作时影响上课效果，经常利用假期以及周末，淘购一些艺术性、思想性、趣味性的影视资料；其次，课程的主题和内容既要贴近学生的生活又应该高于生活，同时，也可以采用经典与流俗的作品进行对比，使学生在对比中对知识的掌握更加牢固。另外，所选教材影片做到既能兼顾“艺术经典性”与“类型多样化”，又能起到提高学生艺术修养的作用，和能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所谓的“艺术经典性””指的是，在电影发展过程中，那些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和丰厚的精神内涵，它铭刻着民族文化的辉煌与荣耀，代表着该民族最高的艺术成就及其文明发展的历程，思想和语言深刻、技术水准高超、艺术价值久远的名家名片。艺术经典不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永恒。“多样化”是指影片类型的多样化和影片叙事模式的多样化。以经典艺术片作为鉴赏的范本，尽可能照顾到影片的各种类型，对于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是不可或缺的。

三、内容讲授多角度

对于影视鉴赏课，授课所选用视频资料的主题和内容，既要与学生的生活有一定联系，同时也要高于学生生活，同时，一部电影每个人的理解是不同的，作为教师，在教和学的互动中，引导学生对某一论题展开多层面、多视角、多维度的讨论，在讲授课程中，可以对影片的内容进行多维讲授、多角度赏析，让学生在探讨中启发心智并领会电影艺术的独特魅力。并尽可能多的使同学们了解到民族的优秀文化，增强其民族自信心。比如，在讲到电影《霸王别姬》时，分别从一个主题：迷恋与背叛；两段历史：京剧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史；三角关联：小说作者李碧华、电影作者陈凯歌、演员作者张国荣；对剧中四个人物进行剖析，以及对电影的音乐、服装、化装等进行简要的分析，帮助学生能进入电影。

四、电影知识多串联

在讲课中，运用以点带面的方式，不仅仅让学生了解某部影片，还让学生对与此联系的某类电影现象和导演、演员的著名作品能有所认识。例如在欣赏戏曲电影时，首先应是学生了解戏曲的基本特点。即：戏曲歌舞化，表演程式化，角色类型化，剧种特色化等；针对进行分析；通过电影剧情、角色扮演、演唱流派、戏曲音乐等进行分析，易于理解影片内涵，做到了班级普及戏曲知识、校园弘扬民族文化、拓展大学生的艺术视野；在介绍戏曲电影的艺术形态外，可对影片中的蒙太奇、长镜头等电影语言的运用进行介绍。总之，通过赏析不同的影片，能对影视传达的历史、人文、生态、风俗等有进一步的了解，更重要的是通过欣赏老师精心挑选的影片，使学生不仅掌握影视基本知识和影视美学风格的特点，还对他们人格的塑造、品质的培养、情感的丰富都起到潜移默化的功效。

五、影视时事多引入

从电影诞生到今天，已有百余年历史，无数电影艺术家为人类贡献出了不胜枚举的中外经典电影，从默片到有声，从色彩单一到五彩缤纷，电影见证了科学技术对艺术的影响，经典已有许多，新作层出不穷。但是，由于课程性质一般作为公选课和课时的影响，单靠影视鉴赏课来进行赏析的影视作品是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观影欲望和需求的。在讲授影视鉴赏这门课时，除了影片本身致敬经典外，把握青年学生的猎奇求新的心理特点也尤为重要。除了分析经典电影、解读精彩片段外，与时俱进，与世界接轨，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等掌握相关资料和信息，把经典和时尚都介绍于学生。使同学们了解同龄人所关注的话题、评论等。这些影视时事的信息介入对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兴趣，引发电影热情，培养思想独立无疑可以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比如，在上课中，我会引导学生了解最新的影视动态，比如世界的三大电影节的代表性电影、今年的《大话西游》20年、电视剧《红高粱》的播出、高仓健的去世播放《千里走单骑》等，都可以使同学们重温经典，感受传奇。

六、课堂引导多思考

影视艺术被称为“第七艺术”，融汇了文学、戏剧、音乐、绘画、雕塑、舞蹈，以及声、光、电、色彩等一系列艺术因素和科学技术成果，成为综合能力强，表现能力极为丰富、生动，审美价值极高的综合艺术形式。对陶冶情操，提高审美能力，构建健全人格，具有潜移默化、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讲课中，能感受到大多数学生对影视艺术的鉴赏停留在注重故事情节、人物命运，喜欢有头有尾的故事，追求圆满结局的中低层次上，因此培养一种与影视艺术相适应的审美眼光是很有必要的。同样一个艺术作品，不同的人鉴赏所获得的效果并不一样。我们将文艺鉴赏划分为上品文艺鉴赏、中品文艺鉴赏和下品文艺鉴赏三个层次。划分依据重在两维：一看鉴赏心理活动过程是否完整；二看鉴赏理解是否合情合理，深识堂奥，富有创造。文艺鉴赏的完整心理过程包括“直觉体验认识”三个阶段。“直觉”就是不假思索地感知作品；“体验”则是对作品获得初步美感之后的再理解、再确认；“认识”就是艺术享受与艺术判断融为一体后再反观作品的最高审美把握。歌德也曾将艺术鉴赏分成三个境界：一是不假思索地享受美；二是只作判断不享受；三是在享受的同时作判断，在判断的同时进行享受，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再现作品的精髓。此所谓三种不同境界，它们的关系是由浅入深、逐层递进的，实际上这与文艺鉴赏完整的心理过程基本一致，不过“享受”应该贯穿鉴赏活动的全过程。

七、课外影评作总结

影视艺术论文篇5

关键词：电视电影论文

近几年，随着《阿凡达》《魔兽》等科幻电影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成功，人们开始尝试将IMAX、4K等现代技术运用于影视的制作过程中，而技术的更新换代极大地促进了影视行业的发展。其中，VR虚拟技术正成为继3D技术后影视行业的新宠，一些国际知名公司对VR虚拟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也充分地说明了VR虚拟技术光明的发展前景。例如，2014年Facebook公司并购了一家专营VR头显的公司Oculus，我国的阿里巴巴、腾讯等公司也相继制定规划，希望成为国内VR技术界的领先者，从而使越来越多的资金和人员涌入VR领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VR虚拟技术必将成为影视艺术未来发展的核心力量。

1、VR虚拟技术在影视制作中的实际应用

现阶段，我国影视领域运用VR虚拟技术进行拍摄和制作尚处于一个摸索与发展的过程。VR电影和VR电视，不是单纯的技术升级，而是伴随着VR虚拟技术在生活中广泛运用，是影视领域的一次从软件到硬件、从内容到终端的大胆尝试，将对整个影视制作界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以VR电影的制作为例。首先，VR虚拟技术的实现需要大量设备支持，机位与GoPro的数量比差不多是1∶6，甚至更多，才能全方位地进行拍摄;其次，所有的机器都必须连接同一个WiFi，才能保证同时开机进行一个片段的拍摄，否则后期画面修补时可能会出现因画面帧率不统一而无法合成画面的情况。除此之外，VR电影的技术要求也十分严苛。拍摄过程中，尽管有超过6台的机器，但是拍摄主体必须只对准其中的一台，才能完整地将摄体的细节记录下来。为了生动地表现动作场景，使其进行得更加流畅，VR电影需要在至少每秒85帧的条件下拍摄，而普通电影一般多为每秒24帧。后期制作之前，需要对前期运用VR虚拟技术拍摄的素材进行整理。由于前期通过6台机器进行拍摄，此时的素材数量随之发生变化，即同时输出6条素材。对于后期制作而言，最重要的是进行画面的缝合，需要用到像Kolor…AutopanoGiga之类的编辑软件进行制作和修改，将其导入输出素材中。此时，电脑会自动编辑，使6个素材的画面在捕捉的某一点上实现声音和画面的同步，基本修改完成以后，我们可以在PRO等软件上开始进一步细致的制作。

2、VR虚拟技术对影视艺术造成的影响

第一，传统导演模式会受到VR虚拟技术的影响。过去的电影由于对沉浸式体验要求不高，一般只需要搭建一个半景棚就可以进行正常拍摄，而在拍摄VR电影时，观众希望看到全方位的视频，获得三维的空间体验，这种二维到三维的转变对导演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具备多维的制作思维，同时还要精通全景棚和露天的画面拍摄。其次，观众在观看VR电影时，可主动改变座位与电影屏幕之间的距离，观看体验的灵活性使观众更容易身临其境，被剧情吸引。为了使观众能够在自己喜欢的视角和位置观影，导演需要作为一个引导者从电影的视角出发，抓住观众的视点，引导观众直至整个故事的结束。需要注意的是，VR电影频繁采用非线性叙事的方法，甚至是多线性叙事，而不同的观众选择的观看视点也存在差异，这就要求导演自身能够熟练地掌握VR虚拟技术与故事整体架构之间的结合。导演为了满足观众对于主要剧情的预设，还需要增加主人公之外非主人公的故事结局，即把握故事主要剧情的同时，也要照顾故事细枝末节的发展。第二，镜头语言也会随着VR虚拟技术的运用发生变化。镜头语言是传统电影制作中最重要的环节，但是在VR电影中，镜头语言的作用逐渐淡化。传统电影通过荧幕表现故事，镜头语言是其最主要的辅助工具，而在VR电影的创作过程中，VR机器的位置较为固定，并不存在惯用的推、拉、摇、移等拍摄行为，采集运动镜头时，VR机器会被安置在一个轨道滑板上随着摄体的移动同步拍摄，这里就完全摒弃了传统电影里的远、近、中、特等镜头转变，镜头不再是影片的最小单位，某一空间位置取而代之。第三，演员表演也会受到VR虚拟技术运用的影响。传统的演员表演是按照场次来演出，而VR电影的表演要求是，给定演员一个特定的区域，让演员按照空间形式演出，类似于话剧的表演形式。以VR电影全景拍摄为例，要求导演和工作人员离开现场，导演在摄影棚外用对讲机对现场进行拍摄指挥。并且，传统的录音设备由在场的录音挑杆人员进行录制，而在VR电影拍摄录音环节中，由于现场的工作人员全都退居摄影棚外，录音完全是演员自己来录制。演员表演的自由性使拍摄过程中容易产生一些意外事故，如忘词、笑场，甚至还包括录音设备损坏，所以VR电影的制作成本相对于传统电影较高。

3、VR虚拟技术在影视艺术中的应用前景

近几年，尽管VR虚拟技术已经成为普通大众口中的热门话题，但是这种“受欢迎”仅限于概念上，影视艺术中并没有广泛地运用VR虚拟技术，甚至国内院线都没有正式上映过一部纯VR虚拟技术制作的电影。科技是一把双刃剑，VR虚拟技术既存在一定的优势，也有着自身的局限。VR技术在提供给观众全方位观看体验的同时，也因设备的局限性，导致影片时长过短，多控制在20分钟以内，并且在增加观众的自由选择之后，VR影视制作难度也随之变大，鉴于这种情况，导演在情节设置上趋于简单化。当然，VR虚拟技术也不尽然都是缺点。现阶段，VR虚拟技术在影视领域的运用主要分为VR影视体验、影视短片及风景类电影制作三个方面。导演经常利用VR自身的技术特点，结合影视的具体需要，进行一些始于VR电影的制作，从而满足新时期人们对于VR虚拟技术的期待。例如，空间密闭类电影，就可以借助VR虚拟技术的力量、密闭的空间、VR的多视角，营造出影片所需要的紧张、刺激氛围。又如，未来恐怖片的制作，必然会用到VR虚拟技术，强烈的沉浸式体验可以让观众处于第一视角经历惊悚的剧情。再如，一些强调空间感的纪录片，如《动物世界》就可以使用VR虚拟技术，使观众既可以站在动物的视角学会自然知识，同时拍摄技术上的创新也会明显增强纪录片的教学效果。

4、结语

VR虚拟技术在影视艺术未来的发展版图中必然会占有一席之地以及拥有光明的应用前景，但前提必须是导演能够充分认识到VR虚拟技术的技术特征与影片自身的需求，在此基础上，将两者结合，从而营造出独特的氛围，给观众带来充分的沉浸式体验。切记不要强行运用VR技术，将VR技术作为影视的噱头，否则影片的内涵和水平将会失去平衡，进而得不偿失，只有合理地融合艺术与技术，VR虚拟技术才能更好地在影视行业中得到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影视艺术论文篇6

通过上述的艺术分类方式可以看到，与影视艺术相比，绘画、雕塑、音乐等艺术形式只包含单一的艺术因素或者少数的艺术因素，这样从内容的丰富程度上这些艺术形式是无法跟影视艺术相提并论的。以绘画和音乐为例，绘画是一个以表面作为支撑面，再在其之上加上颜色的行为，那些表面的例子有纸张、油画布、木材、玻璃、漆器或混凝土等。在艺术用语的层面上，绘画的意义包含利用此艺术行为再加上图形、构图及其他美学方法去达到表现出从事者希望表达的概念及意思。而音乐是反映人类现实生活情感的一种艺术，是一种抽象的艺术形式，在艺术类型中，音乐是比较抽象的艺术。指有旋律、节奏或和声的人声或乐器音响等配合所构成的一种艺术。与绘画和音乐相比，影视艺术充分的将戏剧、文学、绘画、音乐、舞蹈、建筑、雕塑等表现形式的长处融于一身，又打破了这些艺术门类所难以避免的种种表现上的局限。较之绘画和音乐，表现了作为一种艺术类型的包容性和丰富性。从艺术形式的运用上看，影视艺术的整合性特征无疑是其真实之美的完美体现。

二、影视艺术的内容具有真实美

影视艺术的内容几乎是对现实世界的完美模仿，但它同时又具有一定的超越性。影视艺术内容的真是美表现为它的内容流动性，即影视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流动的模仿。集中体现在围绕着情节流动而产生的人物和背景的流动。之所以称之为情节，就是指内在的故事逻辑通过一个个“节点”来完成的，而从一个节点到另一个节点的过程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动的，是通过台词、动作和背景的变化来实现情节的流动。例如，在电影《色界》中，情节的流动是通过剧中人物的台词、神态、动作以及背景环境和背景音乐的变化完成的。如由情节王雅芝和邝裕民的爱情故事和他们从理想救国向实践救国(刺杀汉奸)的转变中，是通过一场话剧的排练、演出到演出后的庆祝以及他们高亢的情绪、自信的神态和高声呐喊的台词表现出来的。当然，期间还有背景音乐的转变，从紧凑且低沉的音乐营造出开演前的紧张气氛，到用高亢的音乐表现群情激昂的气愤，再到用低调舒缓的音乐烘托王雅芝和邝裕民的爱情，无一个时刻不再流动。在电视剧和电视栏目中，也是如此。每时每刻，镜头里的每个人物，他们的台词，以及背景(即内容)都在流动。通过对流动的真实生活的完美模仿，影视艺术表现出人类内在的、普遍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就体现为对作品中情理的接受和认可，以及引起受众的强烈共鸣。在湖南电视台的娱乐节目《快乐大本营》，通过主持人的开场白和典型的带有个性特征的动作和一只前进的音乐，表现一种欢乐气氛，从而是观众在心理上对这档节目接受认可的同时，能够感受到愉悦的心理体验，从而达到娱乐节目的目的。相反，如果主持人出场之后一只站着不动，摄像机的画面也不来回切换，也没有背景音乐的渲染，那这样的节目，显然不会引起观众的愉悦的心理效果，当然也就不会产生“美”的心理体验。所以情节的流动是影视艺术产生真实美的最重要条件。只有以情节流动为中心的影视艺术的作品才产生真实的美感。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是静态的，并且在表象方式上倾向于抽象的方式，往往将作品要表达丰富的内涵压缩在一幅化作或者一件雕塑作品中，这样受众在缺少具体的流动性的时候很难理解把握这类艺术的内涵，甚至产生歧义，更甚或与作品本身的美感背道而驰。而在音乐、文学这类艺术形态中，也包含着流动性的因素，但是这种流动是需要接受者靠着自己以往的经验去想象的。这样，不仅会在理解上存在偏差，而且在接受时间上不是及时性的。接受者可能花费大量的时间、经历而无法获得审美。

三、影视艺术独特的叙述方式具有真实美

影视艺术论文篇7

关键词：影视广告；剪辑；创意；

当今的影视广告制作大多需要依靠数码技术手段来实现。新技术、新媒体的运用和发展直接刺激并带动了影视广告的创意，并影响到最终效果。计算机是人类发明制造的物质存在，虽然它依赖于人的灵性和感性来发挥作用，但程序语言的复杂运算能产生令人惊叹的艺术美和不可思议的力量，改变了人们的视觉经验，促进了艺术表现的创新。

影视广告作品的后期工作极其重要，常常决定一部片子的命运，尤其是剪辑这一环。影视广告是在剪辑台上完成的，神奇的事情往往发生在剪辑台上。有时候好的剪辑能使一部片子起死回生，而平庸的剪辑也会使好端端的片子大伤元气，甚至完全葬送前期的辛劳。从世界影视艺术作品和广告作品的发展趋势上看，一部作品在后期作业所占比重大有增加之势，作用也越来越大。因此，加强对影视创作后期作业的研究与探讨很有意义。

一.特技动画可以使影视广告更具视觉冲击力

最尖端的数码技术成果常常最先在好莱坞的电影工业中被尝试并得到体现，然后再反射到影视广告的特技特效中。影视广告必须依靠电脑完成后期剪辑合成以及特效的制作，现在已鲜有不运用数码技术手段而制作出的影视广告。金光闪闪、来回飞舞的发光字，牙膏广告别亮白的牙齿，护肤用品别光洁的皮肤，美发用品中飞舞的羽毛状的发丝，除了摄像师精心的化妆与布光以外，强大的技术支持对于影视广告创意的精确实现也十分必要，这一点更会影响到广告的艺术质量和制作成本。音频的编辑制作、视频剪辑、特效合成、三维建模与虚拟现实、二维卡通动画，这些日新月异的技术为广告提供了丰富的创意形式和风格手段。根据广告主题的表现诉求，可以营造出梦幻般的神奇氛围来刺激打动潜在的消费者。影视特效也在不断推陈出新，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觉感官体验，特别是三维虚拟动画，为广告表现注入了生命活力。虚拟的卡通形象与场景被大量使用，虚拟出来的声光电效果比真实的还要好，并且容易控制，可以通过调节参数控制来改变效果。现代影视广告在娱乐性和新奇性方面下足了功夫。追逐最新的技术特效、创造崭新的视觉效果可以使广告的吸引力和冲击力更强.

特技动画首先是“画”。但与纯绘画不同之处在于是活动的连续画面,特技动画设计师在设计影视广告作品时，对动画的画面构图、色彩、光线等方面应该体现出“画”的精致和富有美感的特点。写实的手法应明确严谨；几何造型、图示相结合要逻辑清晰、抽象能力强；拟人手法应使内容更加生动活泼,趣味性强；写意的手法则能够象征性的说明道理,给观众留下想象的空间,视觉的冲击。

广告作品技动画的造型设计与动作设计是一种夸张的漫画形式,制作时在符合规律,自然流畅的基础上将其动作简化,然后加入特技手段,运用到作品之中。这就要求特技动画的设计师要熟练掌握表现运动规律的动画技巧,细致的观察生活中的人和事,并能提炼出重点,如果设计师按普通动画片制作,在广告作品技动画就显得苍白,缺乏应有的魅力。另外,广告作品时间有限,其中的特技动画高度浓缩,设计师对动画主体的形态、速度等方面都要适当放大或缩小,有些作品的动画主体还赋有情绪,设计时还应考虑到调动观众的心理。这种极具感染力的设计在表现形式上就是夸张的动作举指和神态,而观众也期待着这种表现形式。设计师在特技动画的造型和动作上只要是合理的设计、精心制作,祛除斧痕刀迹,就可以提高广告作品的艺术效果。

特技动画的应用必须与广告作品的内容和谐统一。任何作品的形式都是为内容服务的,只有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才能体现出作品的价值。影视广告作品也不例外,特技动画也是影视广告作品的一种表现形式,追求新的软件工具以及美的造型和和谐的动作运律最终都是为广告内容服务的。

特技动画设计师在创作时应将动画的背景画面、动画的主体、特技合成、音效等按广告内容的需要合理设计和使用,并同非动画部分有机的结合,形成虚实相生、情景交融、形神互济、和谐统一,才能显示出广告作品的艺术效果。在《六味地黄丸》的广告作品中,前15秒完全是特技动画,将药品的功效诠释得清晰明了,通俗易懂、易接受,作品后10秒是在动画画面上叠加了影星张国立,寥寥数语对药品加以肯定并对九芝堂这个老字号再一次重申,整个作品浑然一体,摆脱了以往明星由头至尾的单调说教,特技动画的设计和药品的功能效果巧妙的结合,特技动画和人物自然的衔接并同广告总体内容相辅相成。整个广告作品让观众感受到的是用特技动画和人物来阐述药品内容,而不是用内容来展示特技动画的手段和技巧。

在广告作品技动画实际上就成了依附于“广告”的动画,它运用特技手段让观众在短时间内最透彻、最省力、最准确地了解广告的内容,并以其自身的魅力来感染观众,征服观众,从而加快了广告的传播速度,使广告达到广而告之的目的。影视广告发展到今天也越来越离不开特技动画这个特殊的伙伴,可以说特技动画为影视广告的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而影视广告也为特技动画提供了施展艺术魅力的空间。随着广告行业和IT行业的发展,两者的“互动关系”将更加交融和增强。

虽然设备与技术投入的确可以使画面更精美、视觉更愉悦，但是也耗费更多的时间、精力与金钱，可以说是无止境的，而且越是新潮的东西过时褪色也越快。因此，需要巧妙而有效地使用各种技术效果来提升品位和降低成本。特效如果不能恰到好处地运用而到处泛滥，自然是乏善可陈，毫无新意。

二.影视广告的本质和文化特征

广告的本质并不是艺术而是传播信息。广告的定义是：有偿的责任的信息传达活动。也就是广告的出发点不是艺术而是传播，但好的广告却是艺术品。

影视媒体本身就是时间结构型的媒体，以时间为轴线来展开情节传达信息。而不像平面印刷媒体那样，印刷媒介是空间结构型的媒介，它可以一目了然。影视媒体的作品只有耐心看完所有的镜头才能明白作品说什么。这一点对影视广告极其重要。因为电视广告实在是太短了，一条只有15秒或30秒，甚至5秒。影视媒体本身的特性如此，再加上观众没有主动要求看广告的，完全不像电影院里的观众，他们就更加被动。这就大大地增加了广告传达信息的难度。

影视广告是视听合一的传播，既有画面又有声音，感染力、直观性最强，这就是影视媒体视听语言的魅力，这一点在广告中一定要用足。要注意视听的完美结合，来传达广告信息。一个好的广告创作者一定要有高超的驾驭视听语言的能力。

影视广告必须有冲击力，更重要的是产生一种文化的感染力和震撼力。中国影视广告业是随着国家经济、文化的崛起而崛起，国际参展，获好评乃至获奖其实还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标志在于它是否正确调动和充分满足了国内各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在广泛吸收世界各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必须探索出这个时期所需要的“中国模式”；充分消化和发展多种先进技术手段。展现与培养一种新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品味，应是中国影视广告业发展的一条主轴，更应积极探索中国本土文化中的智慧、幽默、隽永与深厚。在认真研究经济、技术、风格的同时，必须精心研究人本、文化、内容和精神。关注和占据中国影视广告文化的上游高地，寻求和把握那种能总合艺术与商业、人文与科技、教养与娱乐、理论与试验的发展契机。

三.创意仍是影视广告剪辑艺术的灵魂

对数字技术的掌握和运用成为影视广告设计师在信息社会中从事造物活动的中心。科技对传统设计规则的影响也使得行业界限更加模糊，传统的设计规则和思维方式需要变革。在这个高速发展的、以网络资讯和知识创新为核心的信息社会中，善用计算机的人明显地掌握了商业与文化的优势。影视广告行业在市场的拉动下，给从业人员的压力就是不断追逐更新、更快、更强。设计师只有具备思维开放、富有激情和创造力等基本素质，才能顺应变化的市场环境。

虽然近几年在国际广告赛事上获得了一些成功，但还欠缺将西方的广告策略概念与中国民族文化内涵形象有机结合的作品。自己的形象品牌意识尚未完全形成系统。无论是神化的“太阳神”，精耕细作的“孔府家酒”，还是气势如虹的“巨人”，喋喋不休，让人过目不忘的“脑白金”，其水准都未让全世界认同，它们的国际知名度并不像“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那样走的更远。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市场竞争日益扩张、升级，影视广告也从以前的所谓“媒体大战”“投入大战”上升到影视广告创意的竞争。美国广告学教授詹姆斯·杨说“创意不仅是靠灵感而发生的，纵使有了灵感，也是由于思考而获得的结果”。创意是“从现在的要素重新组合”而衍生出来，创意并非天才者的独占品，应用较为主要的广告创意策略：USP广告策略，品牌形象策略，广告定位策略等可以使广告创意趋于完美而获得创意工作的成功。

影视广告想真正打动消费者，必须着实从消费者及企业长远利益考虑创意。⑴影视广告主题应围绕商品的效用展开，创意不能违背现实生活。⑵尊重社会文化取向，顺从民众心理。⑶不能强加于观众，应留足消费者自主选择权。

在影视广告后期剪辑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科学技术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从高技能到高技术确实让影视广告受益匪浅，影视广告剪辑中的技术含量也大大高于以往任何设计样式，但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现阶段技术因素的凸现是影视广告剪辑领域不成熟的暂时现象，一旦技术发展趋于同质化，这种现象就会消减。如果过于神话技术的趋向，一旦成为影视广告后期剪辑的主流，就意味着它将重蹈工业社会的覆辙，把人们引入歧途。这并不是什么前卫意识，实际上是工业社会“技术至上”传统观念的延续。

因此，良好的创意安排仍是影视广告的灵魂所在。而高技能和高技术是从事影视广告剪辑人员所必备的手段和工具。创意是保证影视广告高收视率和达到预期目标的金钥匙。中国经济的崛起和消费市场的潜力预示了影视广告业的发展前景。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使得大批国际著名品牌相继提高在中国市场的广告投入。数字化环境正在迅速地改变人们的生活与沟通模式。在知识进步和技术创新的持续推动下，影视广告剪辑艺术作为信息和文化传播的一个载体，将需要更充分地体现出数字艺术与技术领域的崭新理念和创新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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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宁宇.从文化生态看中国现代动画的发展契机,美术观察,2004.(6)：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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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GJian-xiang,(ZhuzhouUniversityofTechnology,ZhuzhouHunan421008,China)

影视艺术论文篇8

在北宋中叶诗坛上与梅尧臣齐名的苏舜钦有一http://首 《淮中晚泊犊头》诗，这首写景小诗在宋人绝句中一向为人赞赏，是脍炙人口的作品之一，也是苏舜钦的代表作之一。这首小诗以清新之笔，描写了泛舟淮河，晚泊犊头古祠下所见之景，以景寓情，抒发了心中愤懑，表达了自己的豪情壮志。

苏舜钦的写景诗不是以再现自然为主，他主要是以景寓情、以情见志，带有很强烈的主观色彩。如“绿杨白鹭俱自得，近水远山皆有情”（《过苏州》）“老松偃蹇若傲视，飞泉喷薄如避人”（《越州云门寺》）等，都是经过诗人加工的景物，形象的本身就具备了诗人的性格。诗人写景还有一种写法，虽然郁积深厚，却不直接说明，而是创造一种境界让人去体味。《淮中晚泊犊头》正是这种写法的体现。“春阴垂野”，“春阴”有三种解释，一是指春季天阴时空中的阴云，二是指春日的时光，三指春日花木的荫蔽，这里联系上下文，我们很容易知道是取的第一种解释。用一垂字，说明不是一般的阴天，而是上天下地，阴云密布，雾霭蒙蒙，转眼就要有暴风雨的来临。这四个字，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不相上下，同时也为后文埋下伏线。韩愈的诗句“草色遥看近却无”，写的是初春嫩草勃发，“遥看”面积辽阔，固可见草色。苏舜钦这里的景色也是如此。因在船上远望，所以绿草连成一片，白天远望岸上，固有“青青”之感。“幽”显示出花的情态，紧接着又用一“明”字，幽花时明，有着作者强烈的主观色彩，是压抑环境中时不时的惊喜，用“时有”二字点明作者处于行进过程，船在行进中，所以岸上的景物时有时无。画面因此变得灵动，而非呆板木讷。这两句看似纯是写景，却在景中融入了自己的情绪，大环境的压抑毋庸多言，可是作者内心依然澎湃着不认输的血液，同时也在期待生命中不时的惊喜。诗的第三句“晚泊孤舟古祠下”，不仅点题，而且交代了停船的时间、地点，用“晚”“古”“孤”三字营造了一种寂寥悠远的意境，烘托出了当时的环境气氛。然后作者立即把视线又转回到河面上，只用 “满川风雨看潮生”这七个字传神地刻画出了一幅喧腾动荡的夜雨图，让读者既看到了风势、雨势、水势，也仿佛听到了风声、雨声、水声。但是这种孤独落寞仿佛只是一刹那，当那满川的风雨声轰然而来的时候，诗人的兴奋与豪情顿时被点燃。“满川风雨看潮生”，他卓然屹立于疾风暴雨当中，独自欣赏着河水的升涨。这满川风雨，与作者所经历过的朝堂风云，此时或许已经合二为一。看似冷眼旁观，可是真的可以不被风雨所累吗？可以掉头不管吗？眼冷心热，心头所激荡的，或许比这风雨更为猛烈。这“看潮生”的高大形象，正是梅尧臣笔下的苏舜钦，“其人虽憔悴，其志独昂昂”（梅尧臣《读蟠桃诗寄子美永叔》）。

从艺术要求读，一首诗歌,特别是写景诗，要给人以美的享受。这首诗的魅力,就在于以写气图貌、属采附声的笔墨，描绘出一幅诗情荡漾、韵味深长的图画，既表现了自然美，还塑造了艺术美。诗的前半首写白天里作者行舟淮河上眺望到的两岸野色。此时灰蒙蒙的天空重重砸下来，笼翠在草色青青、一望无际的淮河平原上。从船上看出去，景色可以想见是这么压抑。这是只有在大自然中,只有在那样的天气和视野下才会呈现的震撼对比的美景,而作者用 “春阴垂野草青青”这样一个起句竟使它再现纸上,一下子把读者引进了一个美的境界。下面再加一句“时有幽花一树明”,就为画面增添了光泽,显得画面更加秀丽、更加醒目,而春意也更加浓郁。如果把这句诗当一幅画来欣赏,它在颜色配合上,天空是低沉压抑的,地面却是明艳娇美的,强烈的视觉对比给人精神上的感受更加震撼。

徐克是当今电影圈的一位大师，在香港影坛，徐克往往显示出剑走偏锋、急激险怪的风格，然而他却又能巧妙地汇人商业电影的主流。《青蛇》则是他剑走偏锋的代表作之一，这部片子大获成功，我们这里暂且不论其故事性，仅从视觉方面来对其进行分析。青白二蛇的衣料主要是雪纺和薄纱，所以飘逸感大为增色，片头的设计又加入了水流和柔腻的女声吟唱，充满了大胆的想象与浪漫的表现手法。白蛇第一次遇见许仙，镜头前的一朵硕大的芙蓉，美得让人心醉。明知其假，却依然叫人心折。水漫金山是整个电影的亮点，佛像与妖孽一起出现在镜头内展示给众生，画面非常震撼，摄影的构思让人拍案叫绝。白蛇仰首望天，蹙眉苦思，佛像俯首下视，悲悯无声。生为妖孽的白蛇此时只想搭救自己孩子的父亲,一个普通平凡的男人；本是神灵的那一个，此刻却要用众多无辜生灵的性命成就自己斩妖除魔的威名。孰能判定谁是谁非？整个影片那种蚀骨销魂的精致与考究阴柔而秀美，令人无端端就沉溺进去。整部电影反映的是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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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点，承载的其实是一个悲凉的故事，在这样一个基调上，电影中的天空永远是灰蒙蒙的，所有的明艳皆蒙上了一层烟雾，再青翠的绿色，也不免变得凝重。再温暖的嫣红，也隐藏了一丝哀伤。即便如此，我们在悲伤之余，却仍旧能够感受到画面的http://精美。这与《淮中晚泊犊头》的画面是极相似的。压抑的大环境中，依然可以自得其乐；再猛烈的结局，依然可以从容面对。灰黑沉重的背景下，有的是明艳的花朵。

李碧华在《青蛇》原著中用洗练清醒的口吻描述了人妖佛之间纠缠的爱恨情仇，从中直刺人性的弱点。而电影只是用一个个精致柔媚的画面将故事缓缓道来，温柔的透射人性。未有只言片语，却让人在视觉盛宴之余，一腔热血慢慢变凉，陷入冷静的思考。这种表达方法与传统的诗家表达方式是一致的。意在言之外，留白方是高明的表达方式。《淮中晚泊犊头》正是意在言之外的完美表现，纯用白描手法，但我们却不难从作者描写的动静中推测作者的心情。这与《青蛇》的表达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

作为一个关切时政、渴望有所作为的诗人，苏舜钦的诗常常触及一些严峻的现实问题。所谓“大物”，即是指诗可以反映“风教之感，气俗之变”，若统治者有“采诗”制度，就可以据以“弛张其务”，达到“长治久安”。而徐克作为一名颇具影响力的电影导演，他一贯提出的要求即是“言之有物” 。英雄临风鹤立，煮酒相逢；美人婀娜软语，生死相从；朋友把酒同歌，两肋插刀等等，中国古典文化的侠义精神被其用天马行空的视听元素剖析得淋漓尽致 ,这说明他的影片并非纯粹追求视听冲击 ,而是以他特有的方式表述着他的理念。由此可见两者的创作理念有相似的地方。

影视艺术论文篇9

在电影中，演员能够穿着各种类型的衣服，就像广告牌一样，引领时装的潮流，成为观众追捧的对象，让服装能够迅速走红。现代电影逐渐细化了分类，因此需要我们对于服装也要进行系统的分类，设电影片头的主题歌就如同一个大型作品的前奏或者绪言，一般都是对电影内容进行主要概括。它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艺术表现手段，通过先声夺人、先入为主的方式，将电影中丰富的思想与内涵融为一体，借助和谐的音乐效果与优美的节奏陶冶人的心灵，通过潜移默化的声音来持久深入地引领电影情节的发展，能够对电影的基调及深层次的情感定位进行前期的铺垫，让观众不知不觉进入到在当时历史文化背景的特定情境中。在众所周知的台湾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中，开头的主题歌《世上只有妈妈好》能够将人们拉入到特定的情境之中，也成为当前孩子们对母亲表达情感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由此可见，在整部电影作品中，主题歌作为电影的领导者，是一种标志能够被观众最先记忆。

电影的片尾主题歌，顾名思义就是在电影的结尾出现的主题歌，它是电影中单一主题歌形式种类中除了电影片头出现的主题歌之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但是具体的功能却与电影片头的主题歌不同。在电影剧情全部展开之后，片尾的主题歌的任务就像大型作品的尾声与扩展补充一样，对于前面剧情内容的总结，并且融入了自身的情感与感慨，拓展了电影的主题内涵，并且能够对结尾进行点题与开放式的艺术表现作用。例如在电影《归心似箭》中的主题歌《雁南飞》，就是一首能够给观众带来意犹未尽的感觉的经典片尾主题歌。插曲是在电影中一些特点的场景中，针对一些具体情节的内容而创作的，对某种事物或者特点的情感进行描述，进而抒发出特定的情感与情绪，或者能够表现出人物特定情绪的歌曲。插曲能够与电影的剧情联系紧密，一般主要表达出电影中人物的情感，侧面烘托气氛，推动电影情节的戏剧性地发展，并且能够成为转场与闪回的重要工具。

在电影中，插曲与主题歌一样有着较大的轰动效应。在电影中，插曲一般表现形式分为两种，主观和客观。例如当表现人物心情的时候，画面中显示的人物唱的歌曲，并且较为客观，能够直接表达出电影中人物的情感。当作为电影中的局外人的一种评价时，一般较为主观。通过主观声音来播放的插曲，也能够较为直接地抒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客观的演唱歌曲更加能够有着浓厚的主观评论意识。比如在电影《红楼梦》中，由于电影中人物关系较为复杂，在其中的插曲也众多，但是每个插曲都能够十分完整地刻画出人物形象，符合电影情节的发展。例如众所周知的《葬花吟》一曲，就能够体现出林黛玉孤独无依无靠的遭遇，也体现出林黛玉个人的感情世界中如同落败的花朵一样凋零，能够引起观众们的怜悯与感叹。又如《聪明累》一曲，以讽刺辛辣的语气阐述王熙凤的生平，从叱咤风云直到草席裹尸，这种强烈的对比能够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王熙凤那悲惨的境地。

电影中主题歌与插曲的主要作用

(一)渲染功能

电影中的歌曲有着渲染气氛的功能，能够为电影营造独特的气氛，进而深化观众的视觉效果。在电影中的歌曲能够发挥渲染气氛的作用过程中，不会着重描绘景物，也不会对电影中的人物情感与创作者的主观态度及评价。通过渲染气氛电影歌曲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对画面内容进行解释，或者扩展电影对观众的视觉感受，让观众能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然而这种气氛对于音乐与画面来说，是具体而抽象的，而歌曲能够将这种难以琢磨与形容的情感色彩通过歌曲来表达出来，进而让画面形象更加生动与动人。对于电影中主题歌与插曲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情节性

在我们平时的歌曲中一般不会体现出具体场景的情感渲染，即使有着这种作用，也表现得模糊和不确定。而在电影中，随着画面的开展，能够给电影中的歌曲贯穿了情节性，这时候歌曲与故事内容能够紧密联系，进而达到渲染画面气氛。香港著名导演王家卫对电影中的歌曲有着这样的形容，“音乐能够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于是音乐，成为了一种特殊提示，提示着观众身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时代的影片。”可以说，从开篇主题歌开始，就起了开场白的作用，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在电影《圣诞夜惊魂》中，从具有浓郁圣诞气息的歌曲中，能够直接给观众交代了影片发生的时间与地点，并且通过连唱的方式将电影中的主人公也一一交代了出来，不但给人直接利落的感觉，还能够增强了影片的欣赏性。在这部电影中，歌曲能够很好地渲染着电影的内容，调节电影气氛，增强电影画面中的视觉形象与情绪节奏。

2.对比性

在一般的歌曲塑造人物事物形象中，一般与歌曲的风格相一致协调，和谐安静的歌曲对应着美好的景象，而紧张节奏的歌曲都会对应着嘈杂、不安的形象，但是在电影歌曲中有些时候会通过对比的手段来侧面烘托画面内容气氛，增强电影的戏剧效果。例如在电影《指环王》中矮人佛罗德毁掉魔戒的片段，佛罗德并不像将魔戒扔到深渊中。而佛罗德的朋友山姆要他赶紧毁掉魔界，这时候哈比国的小精灵开始和佛罗德因为争抢这支魔戒而进行拼命的殊死搏斗，这时候的画面是恢弘又紧张的。在这时候搭配的插曲反而是悠扬深远的，能够将这场戏深层次的张力表现出来，形成十分大的反差，通过视听结合的统一让观众能够深刻印象。因此可见，电影歌曲中表达的情感与画面情绪不需要相一致，只要合理应用，有些对比的手法更具有独特的渲染效果与戏剧效果。

(二)增加电影连贯性

在电影中，有时候电影歌曲能够起到连贯作用，让审美主体能够对欣赏过的故事内容进行回忆与再现。比如在日本电影《人证》中，主人公服装设计师八杉恭子希望能够保住自己的名声与地位，不惜杀死了从大洋彼岸美国前来认亲的自己的亲生儿子———黑人乔尼，但是也因此遭到了警察的调查与追捕。在电影的结局，八杉恭子选择了跳崖自尽，她的草帽在半空中飘落，在电影中这一系列的镜头内容并没有人物对白，而随着草帽飘落的是电影主题歌《草帽歌》。这首歌曲在这时候的播放，能够渲染气氛，表达了主人公内心愧疚与悲伤的情感，并且将过去的回忆与现在相联系。观众能够将画面中草帽的飘落与《草帽歌》的歌曲声相结合，想起故事的情节，让电影内容有了连贯性。在电影创作中，并不是需要在每处都要设计渲染气氛的歌曲，这样反而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例如在电影《城南旧事》中的《送别歌》，创作者在电影中的关键部分采用，并且都不是整个的歌曲。

(三)歌曲的描绘功能

电影中能够通过歌曲来增强剧情中矛盾冲突的紧张度。在电影《埃及王子》中，当摩西知道自己的身世之后，内心十分矛盾，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而在这场戏中，摩西通过插曲《我无所求》来直抒胸臆，表达出了不同角色的转化造成了摩西的内心冲突。可以说，电影中的插曲能够充分表现出摩西内心的挣扎，能够对人物性格刻画起到很大的作用。

影视艺术论文篇10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全新数字媒体在影视艺术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甚至可以利用虚拟的特技和任务来替代真人演员及其表演。不过，如果影视艺术只注重虚拟的特技和视觉效果，而忽略了其中的人文内涵，就会造成影视艺术作品的空洞和肤浅，仅仅能够为人们提供视觉上的享受。这就会使得影视艺术中的另一项功能遭到弱化，也就是给人们带来的感动以及对于人生的思考。

二、全新数字媒体的过度应用使传统影视艺术中的道德功能弱化

在传统影视艺术中，道德和价值观的导向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功能，起着具有社会性的劝解和教育意义，能够给予困惑中或迷茫中的人们正确的帮助和引导。然而，全新数字媒体的过度应用，使得影视艺术作品大多带有色情、犯罪、暴力等刺激的场面，以此来满足人们的欲望。但其却会对人们的道德和文明造成不良的影响[3]。

三、传统影视艺术与全新数字媒体的交融

（一）人文内涵的交融

在传统影视艺术中，最具有魅力的就是其身后的人文内涵，也是影视艺术的核心内容。而采用更加完善的技术作为支持，能够在影视艺术中更进一步地表现出人文内涵。因此，可将全新数字媒体技术与传统影视艺术进行交融，以先进的技术为媒介，对影视艺术中的人文内涵进行更加深刻的表达。

（二）本质和审美意义的交融

传统影视艺术中，对于非现实内容的表现力较弱，因此，传统影视艺术很难拍摄科幻类的影视作品。而将全新数字媒体与传统影视艺术进行交融，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全新数字媒体利用计算机技术，将数字内容进行相应的组合，产生虚拟的视觉效果，让人们体会到十分真实的感觉。因此，传统影视艺术与全新数字媒体的交融，能够使影视作品得到更加完美的体现。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