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理论论文十篇

时间:2023-03-18 10:31:00

艺术理论论文

艺术理论论文篇1

关于社会改革深化的时代大潮与电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建设自身深化的关系问题。

这两者深化的对应关系,即电视艺术理论批评建设与美学的深化应当取决于并对应着整个社会改革大潮的深化,本来是老生常谈的一条原则。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之一,就是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理论发展的动力,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理论的生命在于它或迟或早能指导实践。但是,较长时期以来,无论是文学还是电视艺术领域,每当创作的实践顺应整个社会变革思潮的前进,冲破了现成理论框架的束缚,即现成的理论已经阐释和概括不了新鲜的创作经验,甚至已经证明现成的某种理论指导是有悖于创作的发展时,我们往往不是科学地考虑理论自身应当如何调整、充实和发展,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创作“越了轨”。这种僵化的思维定势不仅妨碍了创作的繁荣,而且也自然损害了理论自身的声誉和尊严。

物极必板。于是创作界有了一种责难理论、甚至排斥理论的呼声,理论界自身似乎也有人提出了一种索性主张建设“与创作实践根本不搭界”的“纯理论”的主张。而日新月异的创作现实,又总是对应着社会变革的历史大潮的,因此这“纯理论”也就自然与社会改革“不搭界”了。

我不否认,文学、电视艺术理论建设尤其是美学建设确实都应有专门人才侧重于对艺术本体进行高层次抽象思维的“纯理论”建设。而我们民族传统的文艺理论之所以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演绎能力都还不够发达,恐怕也多少与我们缺乏这种“纯理论”建设有关。这一点,只消把刘勰的《文心雕龙》、陆机的《文赋》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作个比较,便看得非常清楚。黑格尔曾指出中国哲学思辨不发达,连孔子的著述也只是“道德箴言”。翻一翻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也可以发现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在中国,代数学很早就很发达,而几何学则不然。这大概是因为代数重在“求算”,而几何则重在“求证”。凡“求算”的都很早就算出来了,如南北朝时代的祖冲之,就早于欧洲人一千多年推算出圆周率π的值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并著有《缀术》、《九章术义注》等书。但凡“求证”的则很晚才证出来,如古希腊就已发现的几何学上的欧几里德定理,我们一直到明朝才由徐光启在《几何原本》中译介过来。这些都足以证明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实际存在的这一弱点。说它是弱点,因为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讲,呼吁整个电影理论建设中应有专门人才去从事这种“纯理论”建设,以促进理论思维的深化和提高,自有其合理性和迫切性。

但即使是这种“纯理论”建设,我以为也必须对应整个社会改革深化的大潮,也必须从整个社会改革深化的大潮中自觉汲取动力。从发生论的观点看,无论是文学界还是电影界,新的理论研究思潮和新的批评方法的崛起,从根本上讲,都是既起因于对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思潮的观照,又是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思潮在审美领域里抽象思维成果的直接体现。试想,没有社会改革、开放的总背景,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的一些新鲜思维成果,如阐释学、现象学、符号学和意识形态分析、精神分析方法等等,能引进到我国新时期的文艺理论批评领域里来吗?文学、影视艺术理论批评的日趋细密化、理论化、科学化,是对应着整个社会改革的深化,理论批评自身也随之深化的必然结果。而且,一个国家电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的建设,无论是实践性强的理论建设还是所谓的抽象性强的“纯理论”建设,都不能脱离这个国家的国情和它的经济实力及文化传统。因此,在我国,理论批评要深化,要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需要建立自身的尊严和相对独立的品格。但无论如何,文艺理论批评思潮的深化,只有更自觉地对应整个社会变革思潮的深化,并自觉地从中汲取动力,才是有源之流,才能形成浩博之势。

关于借鉴西方影视艺术理论和整个文艺理论的间接思维成果与对我国电视艺术创作的直接科学抽象的关系问题。

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前一问题的深化。无疑,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既是一个历史积累和横向借鉴的过程,也是一个对现实的创作实践经验进行直接抽象并上升为理论的范畴和逻辑体系的过程。这两者虽有区别,但归根结底是统一在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由于直接从创作实践经验中进行科学抽象并建构理论体系的任务极其艰巨,而任何个人的才智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包括刘勰那样的大师,也很难说全靠这种直接抽象建构他的理论框架。这就需要借鉴和吸收古代和外国的间接思维成果。新时期社会开放和文化开放以来,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的一些新鲜思维成果被介绍进来。这是大好事。因为从宏观上讲,开放带来的认识线索的多维化和理论批评的多样化,是以承认事物本身(包括影视艺术)的复杂性、整体性为理论前提的,它打破了那种僵化的大一统的简单的理论批评模式。从微观上讲,开放引进的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新鲜思维成果,有助于电视艺术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走向细密化、科学化,以利于对电影活力(从创作到发行放映乃至批评研究)的各个环节和局部进行深入的、精细的研究剖析,推动我们电视艺术理论思维的日益全面和科学。但我感到,文学、影视界有一批最富创造力、最有潜力的理论新秀,其兴趣和希望似乎较多地寄托在对西方文艺理论间接思维成果的吸收上,他们往往倾其精力研读和套用这些间接的思维成果,写出了一批不仅在观念上、方法上,乃至在思辨上、文风上都“东施效颦”式的文章。甚至有人还从西方生吞活剥地“借”来一种批评模式,然后用以“读解”某一部中国电影或电视剧,最终证明西方批评模式的“正确”和“灵验”。这是不足取的。倘陶醉于此,我很怀疑在理论上能真有建树。因为建设新理论的难点,恐不仅只在如何借鉴和吸收间接思维成果上,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今天的时代水平上把间接的思维成果消化,并同直接的对我国创作实践经验的科学抽象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我国著名的电影美学家钟惦fěi@①先生生前就反复强调过:“电影美学的时代使命和历史使命,既要从银幕上去寻求,更要从银幕下受其感染的观众中去寻求。”(注:《电影美学·1982后记》第344页,中国文联联合出版公司1983年版。)此言极是。

我这样说,是基于确实感到这种结合有加以强调的必要。当然,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的新鲜思维成果,自有其不可否认的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但从宏观的战略意义上看,我们仍须保持一种科学的、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例如,有一位青年学者著文介绍说,西方的文艺理论表现为越来越远离创作实践,它们仅仅对文艺现象作形而上的阐释,并以脱离形而下的创作经验而自豪。这种鄙视创作实践并不以指导创作实践为己任的理论,虽然很难说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因为实际上它最终还是要以各种形式作用于文艺思维和文艺实践的),但它的弊端和不足也是明显的。有时连一个一说就明、一道就破的文艺现象,也要用一连串的繁琐概念加以玄虚的描述。至于西方美学中各派分庭抗礼,各执一端,相互否定而在理论范畴和逻辑体系上较少渗透互补的情况,更是多有存在。因此,有鉴于我们的国情和文化传统,我仍然主张既注重纯粹思辨的理论演绎能力的培养,也更注重用对直接经验的归纳来弥补其不足,并以此来沟通理论与实践间的信息交流;主张既注重借鉴和吸收间接思维成果,也更注重直接从现实经验中进行科学抽象;主张既注重防止以整体意识和大一统观念去制约电影电视艺术理论思维的多元化发展进程,也更注重提醒潜心从事于影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研究的某一学科分支的微观研究的同志,能正确估量本学科分支的微观研究在提高全民族电影文化水平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两者相辅相成,结合互补,才能较少片面性。

关于我国电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的建设,乃至整个电视文化的建设,需要具备一种“着意于久远”的战略眼光的问题。

应当承认,无论从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的需要看,还是从电影创作日趋繁荣呼唤理论引导的需要看,我们的电视艺术理论批评都是有愧的。造成这种滞后现状的因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恐怕有一条是很重要的,即我们缺乏一种“着意于久远”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眼光。

目前,电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研究还很难说得上已经深化。现状是:就电视艺术批评与美学研究队伍而言,似乎还未能在宏观的战略眼光下统筹规划,合理安排人才。北京虽然有专门的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北京广播学院、电视艺术家协会,三家的理论队伍却各自为战,缺少分工协作;此外的理论批评队伍则大都从属于中央和地方的电视台。将理论建设的使命附属于播出单位,理论批评联系实践的优势明显,但其独立品格和尊严恐难以保证。但令人欣喜的是,自近年以来,越来越多的电视台,都先后建立或开始筹建专门的理论研究机构。这必将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而不少高等院校文科也纷纷开设影视艺术理论与电影美学选修课,一支由高校从事影视艺术教学的师资组成的影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研究的生力军正在形成。尽管如此,就影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建设而言,由于缺少战略考虑和统筹安排,影视艺术理论研究、影视艺术作品批评和影视创作规律探索,在目前还基本上是混为一体的。这也不利于理论批评的深化和科学化。这三方面应当有区别也有联系。从事具体研究工作的同志也应发挥自己的优势,侧重于在某一方面有所深化。这样,理论思维和批评水平才可能改变平庸浅薄和就事论事的局面而强化理论深度,才可望顺应社会改革大潮的深化,升腾到更加科学化、细密化的新水准。至于影视艺术美学,才可能在此基础上真正进行哲学领域里形而上的抽象、概括。正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所言:“审美的最高境界是哲学。”这样,影视艺术理论批评与美学建设才可望作为“着意于久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无愧于伟大时代和伟大人民。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美学体系,是老一辈文艺家、电影家的夙愿。我的恩师钟惦fěi@①先生,早在五十年代,便“不甘寂寞,想写一本电影美学”(注:《中国电影艺术必须解决的一个新课题:电影美学》见《钟惦fěi@①文集·下》第83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但一场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令他蒙冤罹难。二十余载,只能在写检讨中过日子。直至年逾花甲,才在新时期抱病组织班底,受命主编《电影美学》。只可惜,仅仅出完《电影美学·1982》和《电影美学·1984》,病魔便夺走了这位“松竹梅品格皆备,才学识集于一身”的电影美学家宝贵的生命。但他留给我们的千古文章,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美学体系,也为我们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电视艺术美学体系,指明了方向和要领。我们应当认真继承,反复领会,付诸实践,受用无穷。

在周扬为《电影美学·1982》所作的序中,钟惦fěi@①融入了自己数十年来对电影美学研究的思考成果(据笔者亲身经历,知周扬这篇序的起草者即是钟惦fěi@①)。他指出,八十年代初,“哲学美学研究之风大甚,而艺术诸门类则多忙于自身的实践,无暇顾及这方面的事情,这种状况应该改变。”这篇序精辟地阐明了建设中国电影美学所应遵循的主要原则。一是“电影美学的根本问题还是由电影与社会的关系决定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建成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私有观念并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高度发达的社会,这既是我们的政治纲领,也是我们的审美理想。”“没有这样的审美理想,电影美学就将失去它崇高的目的和本身应当具有的魅力。”二是“我们的电影,正如其它艺术一样,是为人民的,首先是为劳动人民的。”“近五十年和更长时期的中国电影,应该成为中国电影美学的研究对象。所谓精通业务,就是要懂得业务自身的历史和现状。轻视自己的传统和经验是不对的。”三是“电影是一门国际性很强的艺术,我们决不可以闭目塞听,固步自封”,要善于吸取西方电影美学中适合中国国情的营养,“为我们所用,而不是‘随风飘去’”。四是要“建立良好的学风”。“美学上有些问题争论了几百年,几千年,至今没有结论。我们的学术和艺术正是在这种争论和不同艺术风格的竞赛中逐渐有所进步和有所突破的。”(注:见《电影美学·1982后记》第1~4页,中国文联联合出版公司1983年版。)

上述四条,从指导思想到研究思路、再到学风建设上,为电影美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提出了极为重要、精辟的意见,是我们后学者创建电影美学体系的宝贵精神财富。此外,新时期以来,钟惦fěi@①还就电影美学课题,发表了一系列闪烁着真知灼见光芒的论文,如《中国电影艺术必须解决的一个新课题:电影美学》(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83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电影美学问题·序》(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196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回声——电影美学札记之一》(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230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拟〈电影美学〉序言》(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254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电影美学的追求》(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294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论电影美》(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414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论社会观念与电影观念的更新》(注:见《钟惦fěi@①文集》第453页,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电影美学·1984编后记》、《平安里美学——又说〈乡音〉》、《致〈电影美学〉写作组诸同志》、《电影学的思考方向》等。他深刻指出:“美学是一门边缘性的学科,电影美学尤其如此。它不仅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诸方面,并且在通常情况下显得更突出,而且在艺术诸门类中也具有边缘性,使它既从诸联系中认识它之所以成为综合艺术;又从区别中把握电影的特性。这就是我们的美学不等于政治,却比政治更深;不等于世界观,却比世界观更具有实在的内容的粗略叙述。不比诸姐妹艺术源远流长,造诣高而且深,却使诸姐妹艺术在银幕上发出难以磨灭的异彩。电影美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艺术家可以不承认它,但更严峻的还在于它是否承认艺术家。”

这段话,字字珠玑,不仅对电影美学建设,而且对电视艺术美学建设,都具有明鉴作用,足以令我们深长思之。

论及电影美学,钟惦fěi@①先生还有一句名言:“我们的电影美学一刻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广大观念。这是我们的电影美学意识中最根本的意识。”这话,同样适用于受众面更广的电视艺术美学。

电影观众学即电影接受美学,是电影美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再玄妙的电影,倘无观众,是无法实现其价值的。新时期以来的电影创作,提倡适应大众的审美需求,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也出现了那种以“玩艺术”为宗旨的令大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发行拷贝数几乎为零的如《雾界》这样的作品。因此,我们必须劝导电影艺术家们,万勿躲在象牙塔里,孤芳自赏,脱离大众的审美需求,搞贵族艺术,这是决无出息的。但这只是重要的一方面。同等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必须着力于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下功夫提高大众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须知,适应大众的审美需求乃是为了提高大众的审美素养,在提高的指导下去适应,适应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这才是全面、正确、辩证地认识和处理精神生产和文化消费关系的正途。

勿庸讳言,无论在电影领域,还是在电视艺术领域,时下对“观赏性”的认识,都存在着必须引起严重关注的片面性。

一种是远离大众审美需求,无视观赏性。如前所述,这较易识别,其谬误显而易见。

另一种是盲目追求观赏性,片面抬高观赏性的地位和价值。这往往是在“尊重观众”的唯物史观旗号下堂而皇之地进行的,因此,较难识别,常常以假乱真。其实,所谓观赏性,与思想性、艺术性原本不是同一逻辑起点上抽象出来的同一范畴里的概念。前者是以观赏者的接受效应为逻辑起点抽象出来的概念,属接受美学范畴:后两者均为以艺术品自身的品格为逻辑起点抽象出来的概念,属作品美学范畴。按照语言学、逻辑学的规范,要求在同一逻辑起点上抽象出来的概念,才能在一定范畴里进行推理,从而保证判断的科学性。显然,硬将观赏性与思想性、艺术性拉到同一范畴在同一层次上进行推理、作出判断,是欠科学的。更何况,观赏性虽然与思想性、艺术性有联系,但决定它的主要因素不是艺术品自身的历史品格和美学品格,而是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譬如,电视连续剧《孔子》,在山东大学从事儒学研究的教授们那里,看得津津有味,观赏性甚高;而在文化素养较差的城市“盲流”那里,却知音寥寥,观赏性甚差。由此可见,观赏性与作品本身关系并不直接;决定它的,倒是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再,观赏性还是个变量,而非恒量。昔日的“毒草”,今成“重放的鲜花”。如老舍的《茶馆》,五十年代演出,因其舞台上烧了纸钱,适逢“一化三改造”刚过,于是被斥为“替资本家招魂”,观赏的结论是“毒草”;而新时期以来,只消于是之先生在北京人艺舞台上一站,便被观赏者赞为“一身都是文化”,《茶馆》成了传世之作。且,即便在同一历史条件下,审美接受空间不同,观赏效应亦迥异。评委们评奖,在审看间里正襟危坐、专心致志地看,与回到家里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一边看,其观赏效果能一样吗?惟其如此,以接受美学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计,倘给观赏性下一定义,则至少应表述为:它虽然与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有联系,但主要取决于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以及观赏者与作品发生关系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审美空间的一种综合效应。这是极为复杂的。

我这样分析观赏性,绝非咬文嚼字,更不是玩概念游戏,而是事关电影美学和电视艺术美学建设的大计。理论思维与美学思维的失之毫厘,势必造成创作实践里的谬以千里。此类教训,历历可鉴。

强调科学地认识与清醒地追求观赏性,不仅因为这攸关电影和电视艺术接受美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还因为这关系到全民族的美育。美学与美育,关系密切。美学是美育的理论指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大众的美育水准,直接影响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文明的水平。本世纪之初,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石破天惊地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的口号,兼容并包,广纳人才,造就了一个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乃至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好组织准备的新北大。而新中国诞生之后,我们曾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误把美育当成资产阶级的东西,在教育方针里剔除了美育。教训是深刻而惨痛的。只消看一看“”种种毁灭人性、践踏人的尊严的丑行劣迹,便令人痛心疾首。事实雄辩地证明:就人的综合素质而言,德育、智育、体育当然重要,但美育却万万缺少不得;德育不能代替美育,而德、智、体三育之中,却都须贯穿美育。美育对于开发人的智力、培养人的道德情操、激活人的创造能力、提升人的综合素质,都极为重要。据说,当代脑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发现: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不仅源于智商,更源于情商,且情商的作用远甚于智商;不仅源于左脑,更源于右脑,且右脑的能量大约为左脑的十万倍。电影和电视艺术是两门受众面极广的艺术,它们作用于大众的审美神经,正、负面效应都极明显。如果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美学观为指导,始终把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纳入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范畴,那么,我们的电影和电视艺术创作就能面对着市场经济大潮下强大的媚俗思潮而保持清醒、明智的头脑,处理好适应与提高的辩证关系,从而立于不败之地。相反,如果片面地认识和追求观赏性,盲目地媚俗从俗,那就势必弱化、消解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艺术精神,败坏大众的审美情趣,其后果不堪设想。因为中华民族赖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便是靠极具东方美学神韵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艺术精神。所以,电影接受美学和电视艺术接受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便应是科学地认识和清醒地追求观赏性。

艺术理论论文篇2

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都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概括和总结,并且在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电视剧艺术学创建活动即是由于在社会展衍进程中现实地存在着的电视剧文艺实践所发出的历史必然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把握行为。正如其它艺术模式和艺术阐释一样,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电视剧艺术理论也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独存,其必然是作为整个人类大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这个大文化环境里,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既受这个环境的制约和催发,又以能动的积极参与精神扮演着文化环境本体拓展的主体角色。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关系。人类大文化环境和各文化组成形态在互相作用的状态下按照它们的内在规律向历史的另一端行进,而从宏观文化与微观理论思维的相互作用与辩证交融的界面上出发去探究与二者相联系并且积极介入其中的一种建设性意识及其属性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先锋意识正是我们在文化迅速嬗变的当前历史背景下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所要求的重要质素之一。

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

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

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

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

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

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

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

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

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

五、道德建设的紧迫性。

艺术理论论文篇3

《2008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组织撰写,由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刘浩东担任主编,多位从事电影产业研究的专家学者参与了这个研究项目。该报告充分发挥影协广泛联络和深入调查的优势,把“一手数据分析”与产业视角的独特研究结合起来,既尊重数据的客观准确,又发挥撰写报告专家的理论分析智慧,对2007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科学而客观的阐述,具有专业性、权威性、综合性等特点,对业界、学界了解2007年度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作为国内第一部年度电影艺术创作报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组织撰写,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主任尹鸿、秘书长刘浩东担任主编,作者由各大高校、科研机构的电影理论评论专家组成。该报告以年度中国电影艺术创作为研究对象,全书共包括十二个章节和一个专题研究,分别为中国电影创作年度综述、年度热点、年度创新、年度症候、年度走向、导演艺术、剧作艺术、表演艺术、摄影艺术、声音艺术、新技术、港产合拍片的年度分析,以及专题研究中国进口分账影片态势分析。此外,报告还收录了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2007年度十部优秀国产影片推介活动”的片目名单。影协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推出这部艺术创作报告的目的,旨在让更多的人在聚焦产业喧嚣的同时,冷静细致地思考电影艺术层面的诸多元素,从电影创作本体上把脉国产影片,把理论家、评论家的判断与声音传递给社会大众,以期在电影理论评论中坚持主流文化的声音。该书凸显出三个特点:一是改变了只关注精英和艺术电影的传统角度;二是对实现市场转型做了全面的关注;三是对新形势下的主流电影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因为《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是第一次对中国电影艺术创作推出的研究报告,因此备受关注。参加座谈会的电影界专家学者就中国电影创作和中国电影艺术研究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饶曙光强调眼睛要向下看。他认为,中国电影研究的立场要有一个调整,要从精英立场转移到大众立场,不能把电影研究变成空中楼阁。要从重电影票房转移到增加对观众人次的研究,尤其要关注中小城市和农村的观众人次。电影票房收入虽然重要,但不是全部的依据,人次虽不能计入经济效益,但对中国电影创作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当前中国电影的研究重点还应该放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类型片上,进一步建构主流商业电影体系,推动中国电影的可持续发展。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侯克明希望敢于面对创作现实。他说,中国电影产量虽然多了,但创作上还存在着很多问题。目前对创作上的艺术研究还远远不够,创作问题远比产业问题大。《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的出版对电影创作研究会产生很大影响,希望能坚持做下去,更希望这些研究能让创作者看到。因为目前拍摄者、投资者并不太知道中国电影的创作状况,出现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创作者对自己没有准确的评价。电影批评家要继续解放思想,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电影创作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讲出来,努力加强和扩大电影评论的声音。艺术报告不要追求大而全或面面俱到,要有重点分析,可以有多种写法,要敢于面对现实,面对问题。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郑洞天发言时先站起来向作者鞠躬,由衷地表示对这两部报告出版的祝贺和对作者的敬意。目前,高校有影视专业两千余个,研究生有三千余人。他认为两部报告为高校大学生、研究生提供了数据和依据。该报告开创了电影研究的新阶段。郑洞天希望报告每年能有针对性地提一些问题。比如中国类型片的问题,去年中国共生产了526部影片(包括120部电视电影),其中有多少部是类型片?我们的类型片不够成熟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再比如中国大片的问题,是否制作越大越挣钱?大片越拍越没有思想?应通过每年的报告把中国电影的现实真实地报告给创作者。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会林提出增加未成年观众电影调查。她说,影视文化对未成年观众有哪些影响,应该是报告的内容之一。今年,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就未成年观众价值观的形成、对明星的认知度、对某些电影的暴力倾向的反应等进行了问卷调查,今年的调查对象选择的是都江堰的中学生。5月11日,包括聚源中学在内的孩子们最后交上了答卷,没想到第二天就发生了大地震,很多参与调查的孩子都被埋在了废墟之下,学院已决定把调查问卷捐给相关的博物馆,作为永久的纪念。黄会林建议,应该重点对未成年孩子们对当下影视文化的看法进行调查,他们才是中国电影市场未来的主力军。

针对当前名目繁多的各类报告,中国影协在去年《2007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推出的基础上,以其时效性和指导性俱佳的优势,今年又推出了《2008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两部。中国影协日前在京举行了两部报告的座谈会。

《2008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组织撰写,由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刘浩东担任主编,多位从事电影产业研究的专家学者参与了这个研究项目。该报告充分发挥影协广泛联络和深入调查的优势,把“一手数据分析”与产业视角的独特研究结合起来,既尊重数据的客观准确,又发挥撰写报告专家的理论分析智慧,对2007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科学而客观的阐述,具有专业性、权威性、综合性等特点,对业界、学界了解2007年度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作为国内第一部年度电影艺术创作报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组织撰写,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主任尹鸿、秘书长刘浩东担任主编,作者由各大高校、科研机构的电影理论评论专家组成。该报告以年度中国电影艺术创作为研究对象,全书共包括十二个章节和一个专题研究,分别为中国电影创作年度综述、年度热点、年度创新、年度症候、年度走向、导演艺术、剧作艺术、表演艺术、摄影艺术、声音艺术、新技术、港产合拍片的年度分析,以及专题研究中国进口分账影片态势分析。此外,报告还收录了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2007年度十部优秀国产影片推介活动”的片目名单。影协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推出这部艺术创作报告的目的,旨在让更多的人在聚焦产业喧嚣的同时,冷静细致地思考电影艺术层面的诸多元素,从电影创作本体上把脉国产影片,把理论家、评论家的判断与声音传递给社会大众,以期在电影理论评论中坚持主流文化的声音。该书凸显出三个特点:一是改变了只关注精英和艺术电影的传统角度;二是对实现市场转型做了全面的关注;三是对新形势下的主流电影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因为《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是第一次对中国电影艺术创作推出的研究报告,因此备受关注。参加座谈会的电影界专家学者就中国电影创作和中国电影艺术研究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饶曙光强调眼睛要向下看。他认为,中国电影研究的立场要有一个调整,要从精英立场转移到大众立场,不能把电影研究变成空中楼阁。要从重电影票房转移到增加对观众人次的研究,尤其要关注中小城市和农村的观众人次。电影票房收入虽然重要,但不是全部的依据,人次虽不能计入经济效益,但对中国电影创作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当前中国电影的研究重点还应该放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类型片上,进一步建构主流商业电影体系,推动中国电影的可持续发展。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侯克明希望敢于面对创作现实。他说,中国电影产量虽然多了,但创作上还存在着很多问题。目前对创作上的艺术研究还远远不够,创作问题远比产业问题大。《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的出版对电影创作研究会产生很大影响,希望能坚持做下去,更希望这些研究能让创作者看到。因为目前拍摄者、投资者并不太知道中国电影的创作状况,出现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创作者对自己没有准确的评价。电影批评家要继续解放思想,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电影创作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讲出来,努力加强和扩大电影评论的声音。艺术报告不要追求大而全或面面俱到,要有重点分析,可以有多种写法,要敢于面对现实,面对问题。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郑洞天发言时先站起来向作者鞠躬,由衷地表示对这两部报告出版的祝贺和对作者的敬意。目前,高校有影视专业两千余个,研究生有三千余人。他认为两部报告为高校大学生、研究生提供了数据和依据。该报告开创了电影研究的新阶段。郑洞天希望报告每年能有针对性地提一些问题。比如中国类型片的问题,去年中国共生产了526部影片(包括120部电视电影),其中有多少部是类型片?我们的类型片不够成熟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再比如中国大片的问题,是否制作越大越挣钱?大片越拍越没有思想?应通过每年的报告把中国电影的现实真实地报告给创作者。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会林提出增加未成年观众电影调查。她说,影视文化对未成年观众有哪些影响,应该是报告的内容之一。今年,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就未成年观众价值观的形成、对明星的认知度、对某些电影的暴力倾向的反应等进行了问卷调查,今年的调查对象选择的是都江堰的中学生。5月11日,包括聚源中学在内的孩子们最后交上了答卷,没想到第二天就发生了大地震,很多参与调查的孩子都被埋在了废墟之下,学院已决定把调查问卷捐给相关的博物馆,作为永久的纪念。黄会林建议,应该重点对未成年孩子们对当下影视文化的看法进行调查,他们才是中国电影市场未来的主力军。

本报讯(记者高小立)6月28日,随着电视剧《茶馆》中最后一个镜头——王利发娶媳妇拍摄的结束,由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独家制作、根据老舍同名话剧改编的长篇电视连续剧《茶馆》在涿州影视基地宣布前期拍摄完毕正式关机。

艺术理论论文篇4

当电影告别了自己技术杂耍的丑小鸭阶段而成为艺术的白天鹅时候,还处在电影艺术的默片时代,然而就在这默片时代,格里菲斯、卓别林、爱森斯坦、普多夫金等天才的电影艺术大师们就创作出了永载史册的电影艺术精品。后来形成的电影艺术史上的第一个系统的电影美学理论——蒙太奇理论,可以说主要就是这种默片时代电影艺术的美学表达和理论自认。那么,这默片时代电影艺术的本性或本体是什么呢?如果参照后来巴赞的纪实主义电影美学关于电影艺术本体的表达方法(巴赞把电影艺术的本体概括为“摄影影像”,亦即著名的“摄影影像本体论”)[1],则可将默片时代的电影艺术本体概括为“蒙太奇”。也正因为这样,“蒙太奇”一词才不仅作为一种重要的电影艺术方法和技巧存在,而甚至成为电影艺术的同义语。然而电影的这样一种本质或本性存在了多久呢?最多不过20年。然而当声音技术的进步冲破包括几乎所有默片时代的电影艺术大师的习惯与成见的阻碍而终于挺进到电影艺术中来的时候,电影艺术的本体构成无疑发生了质的变化。电影“蒙太奇本体论”把电影的全部艺术可能性都归结为电影画面(影像)之间的自由组接,即蒙太奇上,甚至对用来进行这种自由组接的画面本身都认为是次要的,无关宏旨的。至于声音因素则根本未予考虑。即使在声音因素已经进入到电影艺术中来之后,在这种蒙太奇本体论的理论视野之内,也一直被作为一种次要的因素而附带涉及的(直到艾柯、麦茨等人的符号学电影理论阶段,也仍有这种情况。麦茨的组合理论就基本上没有考虑电影的声音因素)[2]。而事实上如果说运动的电影较之静止的绘画和摄影也不过是增加了一个运动的维度的话,那么拥有了声音的电影较之默片也是实实在在地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声音的维度。电影艺术在本体构成上的这一重大变革,其意义究竟有多大,其实直到现在也难以概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电影由单纯的视觉艺术变成了视听结合的艺术[3]。无论如何,仅就这一点来讲,虽同样被称为电影艺术,而此电影已决非彼电影。在人类的五种感官当中,最重要的是视听,而且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艺术也无一例外都是诉诸这两种感官的(李泽厚称之为充分“人化”的感官),非此即彼。而至此为止,电影艺术独自以便捷的方式占据了人类接收外部信息的这两大频道。

此后的色彩技术以及光学镜头和感光胶片等方面的技术革新和进步虽都程度不同地给电影艺术的发展带来一些影响,但基本上都没有触及电影艺术的本体构成,也就是说在声音进入电影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电影艺术的发展进步是处于一种量变的积累过程中,真正给电影带来一次新的本体性变革的是电视技术的出现和发展。

电视技术的出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作为一种新的新闻媒体存在的。而一旦当电视作为艺术形式出现时,正像声音因素被电影艺术习惯力量视为异己一样,电影艺术也把电视艺术看成是自己的敌对势力,在美国就爆发了持续十年之久的电影电视大战。而事实上在各国都曾程度不同地发生过类似的影视大战。默片时代的电影艺术家当时没有意识到声音的出现是不可阻挡的,它必定要进入电影并使电影艺术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前电视时代的电影艺术家们也同样没能及时地意识到电视技术作为一种新的强势媒体对于电影艺术的深刻意味。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电视技术给电影艺术带来的深刻影响的话,也许有一个说法是便捷的,那就是使电影艺术进入了电视时代。在探讨并努力准确表述电视时代的电影艺术的本体存在或者说本性的过程中,有一个广为人们关注的话题,那就是关于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异同的探讨和争论。直至目前仍有人致力于电视艺术特殊性阐释和论证,即将电视艺术视为电影艺术之后的人类的又一种新的基本艺术形式,而努力收集归纳其有别于电影艺术的特异之处。然而笔者始终认为,电视艺术与电影艺术之间的差异,充其量只是同一类艺术形式内部不同种属之间的差异,而非人类基本艺术形式间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主要的是一些量的、暂时性的、技术性或经济性的差异,而非艺术本体上的差异。也就是说,电视艺术与电影艺术在艺术本体上是一致的,相同的。随着影视技术的发展进步,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之间的差异和分野正在和已经消失和弥合。“电视电影”这个影视艺术的新品类的出现与存在,清楚不过地向人们昭示了这一点。[4]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宣布,电视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主要的和根本的意义,并不是在电影艺术之后、之外,使人类拥有了一个新的基本的艺术形式,而是使电影艺术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电视时代。其间变化之大,以致于事实上使我们已不便再用电影艺术这样的词语来意指人类的这一迟来的基本艺术形式,而应选择并习惯于影视艺术或影像艺术之类的新词汇、新概念。不仅电视时代的整个影像艺术之内涵已非电影艺术一词所能涵盖,即使单就电影艺术本身来讲,在电视时代的一系列新生与扩展,如在制作与播放以及观赏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与进步,都已使电影艺术变得越来越不那么纯粹,不那么像电影了。大约是由于原有思维习惯的作用吧,人们只注意到了电视技术生长出了电视艺术这一重要事实,而且也许是吸取了历史上曾长期无视电影的艺术属性的教训吧,人们不仅一下子便认同了电视的艺术性质,而且似乎把全部的注意力和精力都用来发现和发掘电视作为艺术的区别于电影的特殊性,并急不可待地宣布电视是继电影之后的人类“第八艺术”。结果却忽视了另一个同样重要或者说更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电视艺术与电影艺术在美学本体上的一致性,更忽视了电视作为一种新的技术进步所给予电影艺术的深刻影响。如果把这种深刻影响所包含的发展趋势也考虑在内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做出下面的结论:进入电视时代的电影艺术即使还可以称之为电影艺术的话,也已基本上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即以光学成像为基本技术与手段的电影艺术了。

人类社会确是以加速度的形式向更高的文明发展进化的。就在电视技术的发展进步正在深刻而有力地刺激并推动电影艺术向新的深度与高度发展迈进,其势方兴未艾的时候,又一种新的电子技术——电子数码信息技术又勃然兴起于世,并给予电影艺术以及整个影像艺术以更为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这场变革的来势之迅猛与内力之深厚,使人们真真正正地感到了绝对的应接不暇与别无选择。它既不像声音技术那样允许人们有一个怀疑、反对、认同的过程,也不像电视技术那样给你一个进行十年抵制大战的时间,而是在电视技术已经与电影技术趋于融合的基础上,一下子便出现在电影艺术的内部构成因素之中,它可以在你对其所知甚少或根本处于无知的状态,甚至根本还没有意识到它的出现与存在的情况之下,就一下子从里到外全方位地包围并渗透于你了。

电子计算机成像(CGI)技术的发明是在60年代,进入70年代即开始应用到电影制作领域。1975年乔治·卢卡斯创建了专门为拍摄电影提供电脑技术服务的特技王国“魔光实业”(IndustrialLightandMagic,简称ILM),这已清楚地意味着又一个电影艺术的新时代即将来临。1991年,柯达公司“数字化视觉效果处理系统”简称(INEON)的诞生,宣告了数字技术支配电影技术的时代的到来。而2000年,美国最大的电脑网络公司——全美在线(AOLI-S)与美国第二大传媒集团——时代华纳公司(TimeWarner)的结盟,则最终标志着最新的电影艺术新时代——后电影时代(Post-cinemaEra)的来临。[5]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新时代呢?

从技术层面讲,这一次的电影新技术革命,不是某种单一的技术变革,而是以电脑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包括电影、电视、电脑硬件与软件、电话、自动化工程、机器人等等新技术长期发展融合的集中体现。从电影特技制作能力的空前提高(已没有什么影像是不可制作的),到电影制作方式的根本性改变(电影已可以不是拍摄的,而是“合成”的),再到各类新兴娱乐产品、产业的产生(如电脑游戏,实真经历,互动娱乐等),再到全新的发行展示渠道的创建(如只读记忆光盘、数字光盘、卫星电视、有线电视、互联网等),这一切不仅无一不直接引发着电影艺术的本性变革,更以集体的合力最终将电影艺术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后电影时代”。

从艺术层面上讲,在后电影时代,电影艺术在艺术本体上发生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电影特技制作能力的空前提高,使电影艺术的奇观本性得到突现,超越了电影艺术的纪实本性而明显处于前景位置,直到产生所谓的“效果美学”[6]

纪实性与奇观性是电影本性的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在巴赞时代,电影艺术的纪实本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高扬,“纪实美学”也因之而成为电影艺术美学原则的主旋律。而当电子计算机成像技术、特别是电脑数字技术一经应用到电影特技制作领域,就使电影特技超越了单纯的技术意义而具有了美学内涵。从《星球大战》(1976年制作完成,电影史将这一年称为“特技效果的新生”)到《谁陷害了兔子罗杰》(1988年),从《终结者》(1991年)到《侏罗纪公园》(1993年),从《阿甘正传》(1994年)到《勇敢者的游戏》(1995年),从《玩具总动员》(1995年)到《泰坦尼克号》(1997年)……电脑特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真正匪夷所思的人间奇迹。[7]在20世纪最后10个年头里,电影也正是凭借这种对于传统电影技术来说几乎永远无法实现的银幕奇观的表现而重新定位了自己的大众文化坐标,并再一次战胜了画面小、影像差和音响弱的电视的。而当这种“追求技术魔力”、“致力奇观呈现”的“效果美学”成为时尚、甚至主流时,就不仅悄悄地改变了观众的观影经验和观影期待(从对电影叙事真实性的认同转移到对电影奇观和技术的欣赏),而且也悄悄地解构着电影艺术本身,将其融入到一个更为广泛的传媒体系之中去了。

(二)电影制作方式的革命性转变,使巴赞摄影影像本体论的电影理论趋于解体,并将最终改变电影本身的本体存在

虽然就全行业来讲,电影业仍然是一个“胶片”行业,但以卢卡斯“魔光实业”(ILM)为代表的数字化新技术正在排除电影拍摄放映的老式机械装置,电脑合成的数据人物和影像处理的仿真场景已经预示着电影工业成为“无胶片”行业的可能。就是说,电影已可以不是排演拍摄成的,而完全是电脑合成的。如果说传统的电影制作方式有一个最大的局限在于它的每一个艺术想象的实现都受到制作技术与条件的限制的话,而随着电脑数字技术支配电影制作,则最终完全超越了人类有限的想象力。它可以合成任何现实的、非现实的视听影像,只有你想象不出的,没有它制作不了的。这样一来,影像与物质实体之间的联系就变得非常脆弱了,影像本身不再保障视觉的真实性。再简单地讲就是,电影已不再是“记录”(Record),不再是“物质现实的复原”(克拉考尔语),而是“合成”(Graph),是“实在的非真实”(Virtualirreality)。显然,当观众已清楚地知道任何影像都可以是数字化地制造出来的时候,人们对电影真实性的确信也必将终结。(三)新兴媒体新兴娱乐产品的建立和新的传媒体系及发行展示渠道的创建,已经形成人类全新的“视听文化”,亦使电影艺术发生根本性变革,直至消失在新的系统之中

随着电视的出现,以及其后电脑技术的应用,特别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出现与发展,新兴媒体及新兴娱乐产业层出不穷,并逐渐形成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局面,电影不仅丧失了“大众艺术之王”的地位,更重要的电影与电视、电脑、多媒体和网络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电影正在汇入更大的视听媒体洪流之中,这一媒体洪流从摄影化走到电子化,现在又到了网络化新阶段。

在这些新兴的娱乐产品或方式中,有两种产品或方式对电影的影响或者说改造最为深刻。其中一个是“互动娱乐”(InteractiveEntertainments),及由之而生发出的互动电影。这种互动电影为观众(用户)提供了这样的可能:从一个音像数据库选取素材,建立多种不同的电影叙事走向,事实上就是构造观众(用户)自己的故事。另一个是“实真经历”(Vivtual-RealityExperienes,简称VR)。“实真经历”是对真实的全方位(视、听、嗅、味、触多种感官的信息来源及其综合)人为仿造,并企图最终达成与真实的完全一致。“实真经历”的用户或者说参与者,或游戏者,可以进入一个电脑合成的人为环境,在那里自如地活动,与物体、人物和事件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并直接影响到叙事的结构和发展过程。传统的“视窗展示”方式和静坐式观影方式,让位于“活动中心”(activitycenter)式的“入门探寻”;被动的观看者,让位于能动的参与者。当电影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种水平或阶段时,即便我们仍然将其称为电影、看成电影,也不难理解和想象它同此前的、传统意义上的电影已相去甚远,太远了。从内在的叙事内容与方式及结构到外在的展示方式、场所及观众的“观看”方式直到“观众”——用户由之而获得的艺术体验及审美感受都已发生了全方位的变革。正如有些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互动电影”与“实真经历”与传统电影的最重要的区别之点,在于其对于经验的强化和对用户控制力的赋予。而一旦用户拥有了这种控制力,则无疑意味着对叙事可能性悬念的摒弃,同时也就意味着对观众的观影欲望的摒弃,因此,单从这一点来讲,已决定此类新电影要保持或形成观众——用户的新的引力或欲望,就必须构建自己的新的电影语法。

虽上述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革命所引发的电影艺术本体性变革尚处在开始阶段,许多新的设计和创造还处在初期和试验的水平上,还存在许多有待定型、完善和改进的地方,但其发展趋势已是如日东升。1997年第一部互动电影《黯淡》已制作并发行;“实真经历”也已进入实验试制阶段;网络电影更是早已出现,网民完全可以像电台点歌一样,上网“点看电影”。不仅如此,世界的高科技巨人们正在联手研制被称作“蓝牙计划”(blue-teeth)的可以将所有装置(电脑、电话、电视、音响、家用电器和各种数据库等等)共享的联动终端。其目的是只要动一动手指头(甚至动一动意念),你就能得到、看到和听到你想要的一切。届时,不仅人类的视听文化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就是人类文明也无疑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这是一场正在悄然行进中的电影技术与电影美学革命。经历这场革命之后的电影,即使不是烟消云散,也已是面目全非。而且确已可以看到或感受到使电影走向终结的新事物、新力量。

安德列·巴赞认为,人的潜意识中有一种所谓的“木乃伊情结”。其含义是说,人们总是倾向于把经历过的生活尽可能真实完整地记录下来,仿佛是给时间涂上香料、使之免于腐朽,如木乃伊一般。[1]电影诞生之后,由于其所具有的对于视听信息的方便而直观的呈现能力,便成了这种情结最理想的承载方式。于是巴赞在1946年便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完整电影神话”的概念,认为“电影这个概念与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是等同的;他们所想象的就是再现一个声音、色彩、立体感等一应俱全的外部世界的全景。”[1]进入后电影时代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完整电影神话”即将和正在成为现实。电影的完整再现与电子游戏的人机互动作为两个向度的理想追求,即将和正在最后阶段实现融合。代表这种融合的就是“实真经历”技术的出现和走向完善。“实真经历”既代表人类真实完整地记录自己生活这一探索轴线的运动极限,也代表了人机互动的仿真追求的运动终点。在“实真经历”的时代,我们将会和正在看到,我们不仅可以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而且我们将无法区别这再现的现实(虚拟的现实)与实有现实的不同(进入“实真经历”过程的“用户”由于不仅接受了“实真经历”技术所提供的从视听到嗅味直到触觉的全面的虚拟的仿真信息而且被隔绝了全部的现实真实信息,因此直到“实真经历”结束,将根本无法分辨这种虚拟真实与真实的现实);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发现,我们不仅生活在实有的现实中间,我们也同时甚至更多地生活在虚拟的现实中间(比如我们不仅为现实生活中亲人的健康而欢乐,也为艺术虚构中的古人的痛苦而流泪)。其实很久以来或者从来就是如此的,只是今天恍然大悟罢了。更有甚者,我们还将看到,虚拟的现实与实有的现实不仅越来越难以区别,而且处在一种密切的相互渗透与影响的互动状态之中。总之,对于现在特别是未来的人们,虚拟的现实将不仅影响他们的生活,甚至将构成他们的人生。

于是在事情的最后阶段,我们终将发现,人类从完整再现现实的艺术追求出发,最后又走回到了创造现实的生活本身。正如作为心理学家的电影美学家爱因汉姆所预言的那样,与现实不同的才是可以审视的艺术。如果与现实完全相同了,则是现实本身,而不再是艺术。因此,“实真经历”的出现,正预示着电影艺术的终结。[8]

引力与加速度的等价使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那么,虚拟现实与实有现实的等价又将意味着什么呢?到那时,也许终结的不只是电影艺术,整个人类思维与哲学都将发生目前还无法预想的深刻变化。

短短一百年,电影却经历了如此多的变化,以至即将走向终结。回想它曾给我们带来如此巨大的、长达百年的欢乐,一时确实很难接受,而理智应当告诉我们,如果放在足够长的历史长河中考查,世间万事万物,莫不如此。这也就是存在主义所谓的“存在先于本质”。所以,天才的巴赞才只用一个问句——“电影是什么?”来命名自己的文集。

【参考文献】

[1]安德列·巴赞.电影是什么?[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

[2]李幼蒸.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3]周传基.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

[4]王佳泉.电视不是第八艺术——再论电视艺术与电影艺术的异同[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

[5]游飞,蔡卫.电影新技术与后电影时代[J].当代电影,2000,(4).

[6]虞吉.电影的奇观本性[J].当代电影,1998,(5).

艺术理论论文篇5

关键词:理性感性逻辑思维形象思维

当谈到理性与感性时,人们很自然就会联系到“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理性认识是感性认识的必然发展”;“感性认识阶段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等等这一系列的哲学论题。的确,就认识事物的过程来看,认识必须经历多次反复最终形成无限发展。同样的道理,作为20世纪新兴学科的艺术设计,其被认识的过程也是必然要经历这种阶段的。虽然今天它所涵盖的内容及形式应该说已基本完善。但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所谓的纯艺术思维方式之间的矛盾纠葛一直是如何较为正确认识艺术设计所面临的课题之一。人们通常孤立地看待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认为前者过于理性,是哲学家的思考方式,而后者比较感性,这才是真正的艺术思考方式。一些从事设计艺术实践创造的工作者很容易陷入所谓的纯感性的经验思考中去,并且始终把持着这种不科学的思维方式而津津乐道。甚至连某些相关教育工作者也只是流于表面地利用一些思路不甚清晰的经验或教条来传道授业,而很少能在较深层次去探讨设计艺术在思考与制作过程中的科学因素。毋庸置疑,这种做法是极其有害的,这种现状是令人担忧的。因此,本文试图就艺术设计在创造及实践过程中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之区别与联系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旨在引起对设计思维如何以更科学面貌出现这一问题的关注。

一、艺术设计中的逻辑思维

“逻辑”和“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一方面,在传统逻辑影响下,“逻辑”被认为是研究思维的科学。而在现代逻辑中,它却被普遍定义为研究推理的科学。事实上,由于传统逻辑把逻辑和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混淆了,带有严重的心理主义色彩,因此“逻辑研究推理并且主要是研究推理形式”⑴这一解释则更显得合理一些。逻辑本身存在着一种内在机制(也可以说是本质),即“必然地得出”。逻辑创始人亚里士多德在《论辩篇》中这样写到:“推理是一种论证,其中有些被设定为前提,另外的判断则必然地由它们发生。”⑵亚里士多德通过其创立地四谓词理论和三段论具体阐述了这种“必然地得出”乃是可以依据一种能行的方法一步一步进行的。现代逻辑在传统逻辑观念上有了重大突破,并且得出了逻辑的两个明显特征:一个是构造形式语言,另一个是建立演算系统。在今天,通过这两种特征的实施及运用,“必然的得出”有了更明确的有效性。因而,我们可以看出逻辑是一种有规律的,严谨的科学方法。

另一方面,“思维”相对来说则主要在于心理范畴,它是“感觉、知觉、记忆、思想、情绪、意志这一系列心理过程中的一种心理活动”⑶。它的类型也是非常繁多的,“譬如从表述的角度说,有形象思维、技术思维、逻辑思维;从认识的角度说,有抽象思维、形象思维、知觉思维、灵感思维;从哲学的角度讲,有具体思维、抽象思维,此外还有单一性思维和系统性思维,顺向性思维和反馈性思维,等等”⑷。

逻辑因素在思维领域中起作用就是一种“逻辑思维”(或“抽象思维”)。逻辑思维是以推理为表征的,极不同于想象、联想,也不同于音乐、美术所体现的形象表达(虽然音乐、美术中也有某些逻辑因素的存在,但主要还是以形象因素为构件的)。推理不仅可以使人们获得不能由经验直接得到的知识,而且还能获得不能由感觉和知觉直接得到的知识,因此可以说是一种较纯粹理性思维活动,更多地以必然的前提推导出必然的结果,尽管其推理形式可以是多样的,但最终“必然地得出”却是唯一的。

逻辑思维对于艺术设计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逻辑思维的进行是通过一系列的推理而寻求“必然地得出”。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艺术设计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它的最终结果就是要获得“必然地得出”——在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领域中满足目标市场,体现多种功能,实现复合价值。因此,当逻辑思维被引入设计领域时,它便可以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理性方法或工具,从而指导艺术设计的思考及实践过程。

艺术设计在实施制作之前肯定受到某种需要、目的或精神趋向的限制和驱使,这就需要运用一定的逻辑思维对各类相关因素进行充分理性的分析和理解,从而力求在造物过程和造物产品中体现这种需要、目的或精神趋向。在这一阶段,艺术设计首先获得的是一些必然的前提(在此可被称为“命题”),逻辑思维的作用就是以这些命题为基础,通过多样性的推论形式最终获得“必然地得出”这一结果。我们以对一个椅子的设计为例来进一步说明逻辑思维的运用。在设计椅子之前,设计者获得了如下信息:A.人们正需要一种造物,可以满足“坐”(有时可能是“躺”)的需求;B.这种造物必须让人在生理上感到舒适;C.此造物应符合一类人的文化心理;D.这一造物须被安置在恰当功能空间中。首先,根据第一条命题的规定,设计者通过逻辑思维得出这样的推论:应该设计出一种有一承重面一支撑体或有多承受面多支撑体的造物;其次,通过第二条命题,设计者推导出了需要一种符合人体工学的一承重面一支撑体或多承重面多支撑体的造物;第三条命题则进一步使推论走向对造型和色彩以及心理因素的思考中去;而在最后一条命题中不难发现,这种逻辑推论最终结果必然会要求一种实用的、体现功能的、在一定条件下体现文化内涵的、多联系的造物。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例子只能体现一个简单的逻辑思考过程,实际设计思维中可能会有更复杂的成分,推理顺序可能并不像此例一步一步进行,推理的形式也可能是多样化的,并且还可能伴随着形象思维的参与。但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在这种理性思考过程中,设计须掌握较为清晰、明确的设计目的,以便通过随后相关思维活动将其转化为设计方案或实际造物。

前面我们已提到过现代逻辑的两个特征:构造形式语言和建立演算系统。当建立演算系统这一特征体现在思维活动中时就能转化成一种科学的方法对艺术设计过程予以指导,尽可能摆脱盲目的经验化技术表现。

众所周知,物质世界存在着三种规则基本形:圆形、矩形和三角形。艺术设计总是以这三种基本形为基础创造出千变万化的复杂形态的。但是,如果缺乏演算系统推论的话,设计者所创造的复杂形很可能存在着过于感性的因素。换句话说,当没有逻辑演算参与形的创造时,感性直接创造的复杂形很难以规律的形式体现,符合功能和审美造型原则的几率是很小的。这就会导致浪费大量资源、资金和时间用于经验的探索,得不偿失。所以,建立了演算系统的艺术设计就有了产生造型推理规则的可能性。同理,艺术设计如果在色彩领域运用逻辑思维进行演算推理一样可以掌握适当的色彩规律,尽量避免了视觉或感觉带来的误差。以色彩调和为例,孟谢尔从均衡的角度提出了互为补色的一对色彩调和关系上的分量方法。他用公式表示了色面积的均衡,这可以通过色彩明度数字与纯度数字的乘积比例来完成,即

(A色的明度×纯度):(B色的明度×纯度)=B面积:A面积。

综上所述,在艺术设计中引入逻辑思维是大有裨益的。至少,逻辑思维可以作为一种方法或工具被用来减少可能由感性材料和认识局限所产生的偏差,拓展了形象思维的作用发挥范围,并与之共同发展构成较科学的方法论。

二、艺术设计中的形象思维

在谈及逻辑思维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决不能忽视和否认形象思维的存在和意义。作为思维方式的一种特殊状态,形象思维是一种较感性的思维活动,具有与其他思维方式极为不同的特征。

首先,“形象”要素是其核心。

人类对事物的感知最初是通过感觉器官进行的,这些事物的信息以各种形式的形象作为载体,通过感觉器官传达给人类大脑,从而形成诸如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嗅觉等感觉形象类型。艺术设计“既是艺术的,又是科学的一个部门”⑸,其成果既是艺术品又是一种产品。从艺术的角度说,形象是艺术作品的基本特征,从产品角度说,形象是设计产品的视觉叙述。没有了形象,设计艺术就没有了思维载体和表达语言。它与文学、音乐等其他文艺形式有所不同:“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是不能凭感官直接把握的,需要通过语言的中介,经过读者的联想与想象才能得以实现;音乐虽可以直接作用于人们的听觉,但其创造的形象却是不够明晰、不够确定的,仍然需要通过声音的中介,引起听众的联想与想象。”⑹艺术设计中的形象则不同,它是一种视觉形象,在时空中有明确的形式,感官可直接把握。

第二,“想象”是形象思维的基础。

古代哲学家很早就把想象力看作是人类认识自然,认识自我的一种心理机制。黑格尔曾说过:“如果谈到本领,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⑺。心理学通常认为:“想象是人脑对已有表象加工改造而创造新形象的过程”⑻。因此,想象是形象思维的较高级阶段,也是艺术设计过程中较为常见的思考方式。一般情况下,它要通过两个阶段才能体现创造性。第一个阶段是掌握现实形象阶段。此时,想象通过各类感觉器官获取大量具体详实的形象资料。这就为进入下个阶段做了一个现实预备,从而使形象思维的运转拥有了切实的原材料。第二个阶段是选择加工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理性因素已开始启动,即通过蕴涵在设计作品中的目的性和设计者自律的目的性对感性形象进行规定,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筛选出合目的性的形象素材。

第三,“联想”是形象思维重要手段。

休谟曾认为:“当心灵由一个对象的观念或印象推到另一个对象的观念或信息的时候,它并不是被理性所决定的,而是被联结这些对象的观念并在想象中加以结合的某些原则所决定的”⑼。在想象的基础上将各类因素观念进行有机结合,艺术设计的创造性便可以得到发挥。因为设计者经历过想象过程后,在思维中已有了一个感性到理性上升的阶段,而联想则将理性阶段再次溶于一种感性范围中去,并通过感性形式表现,从而取得合乎设计要求的形象。

由此可见,形象思维是一种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可以发挥很大的主观能动性借助想象、联想甚至幻想、虚构来达到创造新形象的思维过程,它具有浪漫色彩,并也因此极不同于以理性判断、推理为基础的逻辑思维。

那么形象思维在进行过程中有哪些方式呢?从一般意义上说,设计者在运用形象思维创造时通常采用三种方法:第一种是“深化法”,即通过对来自生活但比生活更典型更集中的形象进行加工和深化,在思维中创造较为生动的新形象。值得强调的是这种加强和深化必须以现实生活为依据,在客观基础上进行分析。第二种是“分化法”,它类似于图案中的写生变化,即由一种形象拓展出多种形象,并保持原形态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符号。这种方法在心理学上被称作再创造,它主要是以再想象为基础的。第三种是“变异法”。在这种方法指导下,思维活动中往往带有某种虚构和幻想成分,同时也最具创造性。设计者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在已有的形象资料基础上分解、组合、打散、构成为不同新的形象。这种思维方法在毕加索的绘画中比较常见。他的《亚维农少女》就曾将处在右下方的一位少女形象通过打散构成创造出一种耳目一新的造型。

形象思维通过上述的特征及方法在设计过程中体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它作为设计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给设计者提供三种具体表现形式:首先是原形模仿表现形式。这是一种建立在深化法形象思维基础上的表现形式。设计者在设计实践中以各种原始的生活形象为原型,通过深化法,以一种模拟写实的手法表现出来,使目标消费市场产生共鸣,达到最终审美目的和实用目的,完成多种价值的实现。其次是象征表现形式。它可被视为分化法形象思维的具体表现。设计者主要从原始形象中提炼出一般性共同特征,并以自己创造的抽象、形象语汇和符号以象征的手法分化出一般性质的形象。这种形式多用于标志设计中。最后一种是规定性表现方式。这种表现形式是建立在变异法形象思维之上的。一般来说它又可分为两种规定性:其一为原始规定,即设计者以约定俗成的形分接、组合成其他约定俗成的形,或以抽象、再造形象创造出约定俗成的形;其二为现场规定,即设计者以约定俗成的形象打散、构成为另一种新的抽象、再造形并在与目标市场交流过程中现场传达新形象的特性,或以新的抽象、再造形组合构成另一种新的抽象、再造形并在与目标市场交流过程中现场传达新形象的特性。总之,无论哪一种表现方法都是形象思维在设计活动中的具体应用,它是一种实用的方法,在实践中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三、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联系

无论是逻辑思维还是形象思维,它们在艺术设计中总是互不可分的,既有本质不同又是相互统一紧密联系的。一方面,二者是有区别的。前者以抽象思维活动为主,而后者则是一种具像的思维活动方式,其各自特点前面已有阐述,而二者的联系则表现为:

一、逻辑思维的推进往往伴随着形象思维的发生。以刚才那个椅子的设计为例,在涉及每个命题步骤时,设计者不可能抛开一切形象只单纯抽象地进行推理或只是以抽象概念为理解基础进行抽象推理,而肯定会在大脑中浮现与各个命题步骤相关的形象。比如,第一个命题规定的是一种造物,可以满足“坐”(有时可能是“躺”)的需要,这时设计者至少可以通过想象和联想得出这种“坐”或“躺”的情景以及用于“坐”或“躺”的承受物一般意义上的形象。另外,在建立演算系统进行推理而获得符合规律的形式及色彩关系活动中,基本形和色彩形象是肯定会伴随推理发生。

二、在设计中,以逻辑思维为主的理性思考指导着形象思维的具体运用。前述形象思维的“深化法”、“分化法”、“变异法”等多是在推导或建立演算系统的方式下进行的。以一个或多个命题为基础,建立多项演算系统,得出符合设想或构想的最终形象,体现审美规律的同时,满足市场需求。

三、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发生的先后次序不以二者各自特点而孤立地、明确地体现出来。更多情况下,二者可能同时发生或间歇式发生,并无先后顺序。在逻辑推理和逻辑运算的过程中包括了各种对形象的运用和理解;在运用形象思维进行发散和创造时,也有逻辑规律的运用和指导。

需要指出的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要共同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将理性与感性互溶,第二个阶段是通过感性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在第一个阶段(接受计划酝酿方案时期),以逻辑思维为主的理性思考及创作思维需要和以形象思维为主的感性思考及创作思维结合,但设计者偏重于理性的指导,寻求规律,抽象地或概念性地描述设计对象;在第二个阶段(表现方案逐步实施时期),理性和感性的思考及创作思维成果需要通过感性的表达方式体现出来,设计者需要以形象、想象、联想为主要思考方式,抓住逻辑规律,运用形象语言。总而言之,虽然我们将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相互界定,但是二者的统一性却不能被湮没在纯的对立性中的,设计者需要把握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的特性灵活运用。

对于感性与理性在艺术相关问题上的探讨由来已久,并且形成了多种不同的但都相对完善的理论和观点。然而,认识是不断发展的,对感性与理性对立统一的进一步认识只能会更趋成熟。设计艺术作为一种较为年轻的艺术科学,也是应该努力寻求其感性与理性最佳契合方式。而在通过对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分析中,这种契合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已初现端倪。艺术设计既具有严谨、理性的一面,又有轻松、活泼、感情丰富的一面,只有将理性和感性共同融会于其中,科学与艺术那种紧密的结合才会以独具特色的方式在艺术设计中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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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⑴王路.理性与智慧[M],46页.上海三联书店,2000.

⑵苗田力.亚里士多德全集[M],35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⑶王路.理性与智慧[M],40页.上海三联书店,2000.

⑷王路.理性与智慧[M],40页.上海三联书店,2000.

⑸诸葛铠.图案设计原理[M],61页.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

⑹王宏建,袁宝林.美术概论[M],87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⑺瑜青.黑格尔经典文存[M],32页.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

⑻叶奕乾祝蓓里.心理学[M],16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⑼休谟.人性论[M],110页.商务印书馆,1980.

ABlendoftheRationalKnowledgeandthePerceptualOne

--TheDistinction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LogicalThoughtandtheVisualizedOneinDesignArt

HANChao

(ArtDept.,SuzhouUniv.,Suzhou232001,China)

艺术理论论文篇6

不断规范艺术市场管理和营销方式,需要依据相关管理制度,规范市场行为,不断增强艺术家和艺术品消费者的法律意识,才能使艺术市场得到有效监督,从而解决艺术市场管理存在的问题,使艺术品营销方式变得更加规范。与此同时,不断提高艺术中介和艺术经纪人的职业素质,增强他们的艺术市场规范化管理意识,在促进艺术市场稳定发展的过程中,保证艺术品的经济价值和欣赏价值,从而实现艺术家的创作价值。例如:画廊应承诺艺术品展示的真实性,不出售赝品、假货,确保艺术品价格的合理,保证服务水平;艺术品拍卖行,要注重艺术品的质量,在拍卖的同时遵守诚信。在艺术市场管理特征中,艺术品质量的提高、营销方式的规范,需要不断加强艺术家行为的管理和规范,才能使艺术品的质量得到快速提高,从而提升艺术品的市场价值。艺术品的创作是艺术家心灵的写照,不受市场或者个人需求的限制,在释放自己的情感的同时,艺术家可以找到创作的激情。在艺术市场中,艺术品的审美价值决定了它的商品价值,为了提高艺术品的经济效益,必须规范艺术品的营销方式,通过优化艺术作品,可以使艺术品的精度得到有效提高,从而实现艺术品审美价值与商品价值的共同提升,体现出艺术市场管理的特征。现展中,注重营销方式的规范,是艺术市场管理的重要内容。艺术品质量提高,需要艺术家寻找独特的创作灵感,在提升消费者审美情趣的同时,转变艺术市场的营销方式,使艺术市场管理的模式得到创新,从而推动艺术精品的不断生产。规范的营销方式加上高水平、高素质的艺术家团队,才能提升艺术品的品位,使艺术品销售不受到任何因素的影响,同样可以创造出市场所需的艺术精品,使艺术市场保持正常流通。由此可见,优秀的艺术家队伍,是推动艺术市场良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艺术家正确认识到艺术创作的审美功能和商品效益之间的关系,艺术市场管理才能规范化发展。

2艺术品审美与商品价值间的关系

在艺术品流入市场之前,艺术家需要一个可以沟通的桥梁,这就是艺术经纪人,在艺术品消费者和艺术品之间来回调节,为艺术品消费者寻找最合适、最满意的商品。因此,艺术品审美与商品价值之间的关系,是艺术市场的管理特征,在提升大众审美意识的同时,提高艺术品的经济价值和欣赏价值,从而推动艺术市场管理的现代化发展。现代艺术市场发展中,市场是艺术品进行交易的场所和平台,为艺术家提供了更多创作途径,在解决艺术家生计和经济问题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艺术学的角度出发,艺术市场是艺术品不断得到认可、鉴定的场所和平台,是体现艺术家和艺术品价值的重要领域;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艺术市场可以体现艺术品的经济价值,是艺术产品交易、产权得到转移的地方,是艺术商品的价值转变为市场价值的地方。因此,无论从什么角度或者观点出发,在艺术学和经济学等领域上,艺术产品和物质产品具有相似的特点,只有通过艺术市场的消费,才能使产品的价值得到体现和展示,从而实现艺术家和艺术品的价值。由于艺术品具有独特的性质,因此,艺术品的消费和其它物质产品的消费存在一定差异,一般情况下,物质产品的消费是一种实用价值方面的真正消费,而艺术品的消费体现在精神价值、保值投资等方面,存在很大的风险。随着经济不断发展,高科技信息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快速提高,同时使人们的空闲时间变得越来越多,给艺术市场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由于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日常工作变得很轻松,他们利用休闲时间去关注艺术品,在保证生活水平、经济收入的同时,为艺术品消费提供了可靠保障。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后,在精神文化的消费上倾注了更多精力,从而成为了拉动艺术市场发展的内在动力,对于调节艺术品审美与商品价值间的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市场不断发展中,艺术市场管理水平得到一定提高,人们对艺术品的欣赏角度发生很大变化,向着不同方面转向。而艺术生产和艺术产品不再仅限于生产和消费两者关系,也成为了满足市场需求的艺术商品,成为人们日常所需的消费产品,使艺术品的创作和艺术市场发展的空降更加广阔。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艺术生产与消费的不断联系和统一,以及艺术品的自娱性,迎来了更广阔的艺术市场,艺术生产、销售在商品经济的催生下,成为艺术品创作、生产的重要领域,为解决艺术家个人创作与艺术的社会化生产出现较大分离提供了有效途径。根据上述情况可知,调节艺术品审美与商品价值间存在的关系,是艺术市场管理的重要特征,与艺术市场的长远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3整合与利用艺术市场资源,促进现代化发展

现展中,艺术市场管理的不断发展,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稳定情况有着密切联系,因此,整合与利用艺术市场资源,是艺术市场管理的重要特征,在提高艺术资源有效利用率的同时,还可以促进艺术市场现代化发展。目前,我国艺术市场正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艺术家、艺术品、艺术品经营机构、艺术品鉴定家和艺术品消费者等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不断整合和利用艺术市场的相关资源,要从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综合考虑,以促进艺术市场的平衡发展,使各个因素相互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为艺术品营销提供更多途径和机会。从国外艺术市场的发展情况来看,艺术市场发展的最初模式是由评论家、媒体和收藏家三部分组成,随着艺术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艺术市场管理机制不断健全,给艺术市场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目前,我国艺术市场的发展模式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由美术学院、艺术家、评论家、媒体、拍卖行、画廊和美术馆等组成,与国外艺术市场的发展模式相比较,还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因此,各种规模的艺术品营销机构、展览馆和画廊等,在我国不同城市逐渐增多,艺术人才培养力度的增大,使艺术家数量不断上升,给我国艺术市场现代化发展提供可靠保障。随着资源的不断整合和利用,拍卖行、艺术家和艺术品消费者等形成了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关系,使艺术市场的选择性、可塑性和创新性得到有效提高,对于促进艺术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现代化建设中,高科技信息技术的应用,使艺术市场的相关动态信息得到及时把握,从而为艺术市场管理水平不断提高提供更多参考资料。

4结束语

艺术理论论文篇7

《礼记•乐记》论音乐起源时,则明确指出:“凡音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在我们民族的审美心理结构中,是把宇宙境界与艺术意境视为浑然一体的同构关系,是一种生命形式,中国传统音乐所表现的对宇宙境界的体验就是一种生命律动的体验,而音乐意境恰恰就是这种生命律动的表现。《乐记》的“音由心生”的观点,则强调心的作用,重视内心感悟的审美取向,认为音乐意境本质上是一种心理现象,一种人类心灵的生命律动。中国传统音乐在长期的发展中因独特的审美取向,展现出优雅美妙的生命弦律。在每一个社会、每一个历史时期,音乐在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音乐是最为发达的一门艺术,是各门艺术的中心和源泉,因此《乐记》中的“物感说”既出,便成为包括“意境”在内的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和主体精神。作为六朝时期卓越的文论家,刘勰主张“情以物兴”,“物以情观”,认为由感物抒情,必然会导致物情相观,心物交融,基本提出了关于“意境”的概念和内涵。与刘勰同时期的诗论家钟嵘,在《诗品序》篇首即讲:“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钟嵘论诗,极推崇诗的“滋味”,钟嵘所说的“滋味”,指的就是诗的形象和感情。他除了强调“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之外,更看重感情与形象的有机融合即意境的创造,这从他评论范云和丘迟诗作的见解中可窥斑知豹。刘勰和钟嵘,一个论文,一个论诗,各自都承袭了《乐记》的“物感说”的观念,可见《乐记》的“物感说”为“意境说”美学概念的提出做出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中国古代的音乐一般是以追求幽婉深邃、淡泊含蓄,虚实相生和意象共存为最高艺术境界。在“意境”理论提出之前,中国的古琴音乐已经在作品中呈现出含有深刻意蕴的“意境”,特别是以山水创作作为题材并形成独特“意境”的音乐作品要比文学与绘画作品出现的早的多。如后世传诵的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早在《吕氏春秋》和《列子•汤问》等文献都有记载。《列子•汤问》说“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风俗通》亦说:“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而意在高山……倾之间,而意在流水”,“及其所通达而用事,则著之于琴以抒其意。”曲中表现“意在高山”“意在流水”“抒其意”,可见古琴是作为一种寄意的表现方式来到达人的精神境界。所以,中国古代及传统的音乐意境的风貌完全可以从古琴这门艺术中找到阐释。古琴艺术是一种儒道思想相互融合的艺术,在古琴音乐中既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温柔敦厚、平和雅正,又体现了道家思想中的顺应自然、大音希声与清微淡远。古琴曲采用的是五声音阶,即“宫、商、角、徵、羽”正五音,而在《乐记》中的说法则为: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这五音代表着儒家中和雅正思想在音乐上的落实,而琴乐中追求的清虚淡静、深静幽远以及表达弦外之音的意境则为道家思想的体现。道家思想对于古琴音乐中意境的产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影响也是颇为深远的。古琴音乐中由于虚静与深远的相结合,体现的是一种无限和深微的境界。正所谓“弦外之音”“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这种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境界乃是体现意境的最高层次。明末古琴家徐上瀛的《溪山琴况》中对于意境的描述如:“其无尽藏,不可思议。”;“琴中有无限滋味,玩之不竭”;“其有得之弦外者,与山相映发,而巍巍影现;与水相涵濡,而洋洋徜恍;暑可变也,虚堂疑雪;寒可回也,草阁流春。”“迂回曲折,疏而实密,抑扬起伏,断而复联,此皆以音之精义,而应乎意之深微也。”“深山邃谷,老木寒泉”;“山静秋鸣,月高林表”;“松风远拂,石涧流寒”;“山居深静,林木扶苏”。琴乐中体现出的“无尽”、“无限”、“深微”的境界以一种最少的声音物质来表现最丰富的精神内涵,所以琴声音淡、声稀,琴意得之于弦外,正是言有尽而意无穷。陶渊明之“但识琴中趣,何劳弦音”,正是将琴乐之重意、重弦外之音的思想推至穷极的哲学思维。沈括评北宋琴僧义海为:“海之艺不在于声,其意韵萧然,得于声外”。古琴是偏向静态之美的艺术,因此弹琴要讲求幽静的外在环境于闲适内在心境的配合,方可追求琴曲中心物相合、主客和一的艺术境界。

在中国古代作为美学范畴的“意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这时的“意境”理论还未被概括出来,但在现实的艺术创作中早已出现了“意境”。清人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对《诗经》进行评价说:“《三百篇》之体制音节,不必学,不能学,《三百篇》之神理、意境,不可不学也。”①由此看来,清人潘德舆认为《诗经》有意境的存在,并认同意境的重要性。魏晋南北朝时期美学思想中所出现的诗味说、言意论、形神论等都对意境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当盛行的“诗味说”,以“味”论诗。如陆机在《文赋》中说:“阙大羹之遗味。”这是用羹汤遗留在嘴中的滋味来比喻诗文的艺术韵味。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多次以“味”论诗文,他所说的“味”,与艺术的善于描述丰富与真挚的情感、表达言外之意等都有密切联系。钟嵘的《诗品序》中也强调诗歌要能达到“滋味”醇厚的目的,使人产生美感的余味要有“滋味”。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诗味说”与“意境”理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事实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味说”确实为后来“意境”理论的孕育与发展做出了铺垫。“意境”说的正式提出是在唐代,由王昌龄的《诗格》中开启先河。

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解境象,故得形似。”“物境”就是指诗人的头脑中所产生的山水之境象。它是由主体对客观景物的观照而产生于实景之中的心物交融的一种境界。“二曰情境。娱乐悉急,皆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情境”是作者内心感情体验和生活感受之境。它是诗人用心灵观照生活、体验生活而产生的。“三曰意境。亦张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意境”是指诗人头脑中的思想意识之境,是诗人内心深层的体验并在体验中发展与升华的界域。但这与后来的文论中提及以情景交融为基本内涵的意境是不同的概念,它侧重于主体的精神状态。皎然的《诗式》中多次提到境和境象等概念,可见他对意境理论进行过深刻的思考与探讨,如“文外之旨”、“情在言外”、“采齐于象”,由于皎然受佛学影响,他所提出的境和境象与禅学是有一定关联的。权德舆也明确提出了“意与境会”,这并不代表意与境的简单结合,而是含有意境浑融,含蓄蕴藉和发人想象的意思。他初步概括了意境理论的基本特征。权德舆与皎然一样,他的意境和禅宗学说有密切的联系。中唐刘禹锡的诗论开始提到意境,他在《董氏武陵集纪》中说:“诗者其文章之蕴耶?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这个观点的提出对“意境”论的创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刘禹锡的意境观也受到禅宗境界说的影响,通常把诗和禅相提并论。晚唐司空图在吸取前人“境界”说成果的基础上,在的《二十四诗品》中提出各种境界,即如何创作出“雄浑”、“高古”等境界,比较深入地体会了意境的基本内涵,创造性的提出了“思与境偕”说,指诗人在创作审美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契合,创造出“意与境浑”境界的作品。对于境界理论的产生,佛学禅宗境界说可以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目前虽然没有较可靠依据认定王昌龄的“三境”说是否受了佛学境界理论的影响,但是,中唐诗僧皎然提出的“取境”“造境”“缘境”说则肯定来自佛教境界观的启发。皎然以后,虽然诗论家们对“境”的理解各有侧重,但以“境界”论诗蔚为风气。如唐人权德舆的“意与境会”(《全唐文•左武卫胄曹许君集序》);刘禹锡的“境生于象外”(《刘禹锡集》之《董氏武陵集纪》);晚唐司空图的“思与境偕”(《与王驾评诗书》)等这些唐代诗文人的观点中来看,都或多或少受到过佛学思想的熏染和影响。宋代对意境理论的采用已经开始广泛,对“意境”理论有所突破的分别是苏轼、释普闻、严羽等。苏轼是继承了司空图关于“思与境偕”的思想,认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采菊次之,偶见南山,境与意会。”③释普闻在《诗论》中强调“意出于境,意与境合”,这也是对于境界论的一个颇有价值的说法。

释普闻释意境为“境意”,说:“大凡但识境意明白,觑见古人千载之妙,其犹视诸掌”。④这把意境看作是评判诗歌成功与否的最科学的审美标准。南宋严羽指出:“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⑤。严羽的相关论点提出标志着意境说基本思想的成熟,同时也说明我国古代的意境说的兴衰更替是有迹可循。清末民初的王国维是意境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继承发展了古代诗歌理论的意境说并在《人间词话》中发挥尽致。使人们对“意境”理论的审美特征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在美学理论体系中,现代有关的“境界”理论首创于王国维,而王国维也是第一个将王昌龄作为艺术理论的“意境”提升到人生意义视域层面的“境界”论的第一人。王国维强调:“词以境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四“意境”是我国传统美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范畴,它具有醇正而又浓郁的中国特色,充分体现了中国的艺术精神与审美特征。它有着源远流长的衍变过程,它的生成与完善得益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和中华民族的审美创造。“意境”也是艺术家在艺术作品中表达艺术内涵与抒发内心情感所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是通过艺术作品使欣赏者充分发挥想象与联想,使其身临其境,在思想感情上受到强烈感染的一种艺术效果。对于在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中“意境”进行成功的塑造,能够使情与景、意与境、物与我、情与理、形与神等因素和谐地交融,从而塑造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作品也得以产生出强烈的认同感与感染力。中国古代的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无论是音乐、舞蹈、绘画、书法还是诗歌,都是以创造一种具有深刻内蕴的、融合和谐元素的“意境”为其基本特征,并以此为最高审美准则。

艺术理论论文篇8

关键词:教师教学教学艺术

在教育战线,在从事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如果把教书仅仅当作是谋生的一种手段,从某个角度讲,只是名副其实的“教书匠”,对国家、对社会、对学生、对自己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他教书的方式已经僵化,生命力已经停止,死教书把活人教死,而活教书把人教活。但如果将其看作是事业,看作是为之奋斗一生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应该把教学视为一门艺术,掌握了教学艺术的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能够调动各种教学手段,以大量的信息全方位地作用于学生的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觉器官,使学生接受知识变得相对容易、相对轻松;同时,精湛的教学艺术还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品德、知识、技能、智力、个性和审美等诸方面的发展。因此,重视教师的教学艺术,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丰富学生的想象力,推动学生不断向新的目标迈进的重要保障。因此教学艺术值得去钻研、去探索、去创新。

如何提高教学艺术?笔者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教师必须有五个“一”基本功

五个基本功即是:普通话,好板书,好口才,好文章,好方法。教师有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天天保养一个好嗓子,在听觉上给学生以美感。教师有好板书,在视觉上给学生以美感。再加上教师有好口才,好文章,徐徐道来,娓娓动听,就能吸引学生,使学生听你的课是享受。好方法就是通过钻研各种教法,发挥自己优势,形成自己特色,这样教学法就活起来了。

二、教师必须是德才兼备的引路人

教师是五种角色兼具的人,即是历史文化的传播者,人际关系的艺术家,学生心理的保健医生,毕业事业的引路人,人类灵魂的塑造者,因此教师是社会的重要角色。有人说过:“你想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你自己首先应成为什么样的人。”甘地说:“教师是学生最好的课本。”因此德才兼备是教师的基本素质,是提高教学艺术的基本保证。

三、教师必须拥有渊博的知识

教师在教学中要想有所创新,就必须拥有该学科的渊博知识,必须具有“一桶水对付一碗水”的本领,才能厚积薄发游刃有余。教师如果有了渊博的学识,教学就有了源泉。实践证明,教师“授业解惑”的职能决定了教师不但必须具有广博的学科知识、精深的专业知识,而且应该努力学习,掌握相关的学科知识。这不是一件容易达到的事情,虽然许多教师为科班出身,但所学未必精到,有的教师表面看来知识游刃有余,实则浅薄寒伧,学生很难从其身上体会到教师应有的文化底蕴,而教师也难于以识服人。因此,教师能够通晓学科知识、拓展知识面、发掘知识渊薮,真正成为让学生佩服的教师,才是教师必备的重要素质。

学识是教师实施教学的力量源泉,教学艺术则是达到教育目的的具体途径。光有渊博的知识,如果没有精湛的教学技艺,也是难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的。

四、教师必须研究教学规律,提高教学效果

研究教学规律,即指研究教学内容的规律、教学方法上的规律和认知上的规律等。教育教学实践证明:在教学中学生普遍易于接受的规律是从具体到一般,即从感性到理性。当前,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已成为数学教学的一个新的趋向和热点,对此,笔者认为,数学知识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很强,教师必须从培养学生思维敏捷性、逻辑的连贯性、积极的创造性角度出发研究教学、钻研教学。例如,将书上的知识进行重组,使知识更加系统化、具体化等。这样使学生既学得具体、轻松,教师也教得愉悦,从而形成教与学的良性循环互动。五、教师必须把情感融入到教学过程中

愤怒出诗人,激情见水平。情感之于教学,犹如能源之于发动机。把情感贯穿整个课堂,融入“精,气,神”,即精力充沛,气势旺盛和神采飞扬,就会感染学生,调动学生的求知欲。

心理学与教育学的研究表明,情感在教学过程中不仅有动力作用,而且能起到消除疲劳、激发创造力的作用。充满感情的教与学,在很大程度上使主体乐此不疲,而且思维敏捷,并富有创造性。教学过程既是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过程,又应该是师生情感交流的过程。没有教师的情感就很难激发学生对知识、对真理的渴望与追求。教师的情感首先表现在教师对学生、对所教学科的爱,这种爱可以融化学生心中的“冰块”,点燃学生智慧的火花,成为沟通师生感情的桥梁和纽带,更是教师搞好教学的原动力;否则,教师搞好教学就是纸上谈兵。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应善于发挥情感的作用,即为学生营造愉快、和谐、合作、轻松的学习氛围,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与此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应努力创造条件,使每个学生都能享受教师充满激情的讲授,使每个学生都有获得成功的机会,都能品尝取得进步的快乐。

六、教师必须把新的、正确的思想和理念贯彻到教学中

事物是发展变化的,教学也如此。“教有教法,教无定法”,教学对象因时代不同、生源不同而有诸多

差异,教学方法也不能一层不变。教师在教学艺术的研究中,不能只停留于表面、浅层次上,这就要求教师竭尽所能,努力探究教学技法,以实现教学的真正高效。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新的思想、新的理论层出不穷,教师不能死守教材吃老本,而应该乐于接受新事物,努力学习、不断进取,在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内容的改革和创新上“与日俱进”。

七、教师必须以学生为学的主体

教师是教的主体,学生是学的主体,在教学过程中以启发式教学为主,鼓励学生去探索、去实践。只有这样,学生的知识才学得牢固,积极思维兴趣才浓厚。教师高超的教学艺术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丰富学生的想象力,推动学生不断向新的目标迈进。具有精湛教学艺术的教师的讲课能直接震撼学生的心灵,以其生动、形象的语言,优雅、亲切的姿态,炽热、动人的情感,清楚、漂亮的板书,准确、恰当的讲评成为学生学习的楷模,以激励学生求实、求真、求善、求美。

八、教师必须精心设计课堂教学

学生在校学习的主要目的就是求知。因此,作为一名优秀的教师,应该预先估计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如,可能遗忘的知识点、上次教学没有听懂的地方、或是难度较大的课题等等。这些都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具有精湛教学艺术的教师能科学地设计课堂教学过程,灵活地选择教学方法,全面地运用教学原则,恰当地进行教学评价,从而及时地获取反馈信息,有效地调控教学过程。

九、教师必须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以数学教学为例。数学内容的高度抽象性和数学学习的“再创造”要求比其它学科高,致使数学教学必须更加强调形象性。这就要求数学教师不仅善于运用严密的逻辑武器,而且还善于运用生动、鲜明、具体的形象法宝,通过直观性语言和感性化材料的辅助来展开数学问题的思维活动。使学生从具体可感的形象中,把理论与形象融为一体,完成从生动直观到抽象思维的飞跃。数学应该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借助于比喻、类比、模拟、描绘等艺术手法,给学生以感性认识,使学生形成生动的表象或产生丰富的联想,从而掌握难以理解的抽象原理、概念、公式和定理等。如在教学过程中故意制造悬念,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探索知识的好奇心。比如在《高等数学》级数一章引言中,笔者引入艺诺悖论——“兔子永远追不上乌龟”,内容是:乌龟在点B处向右行走,兔子在A处向右追乌龟,兔子比乌龟的速度快得多,当兔子从A移到B时,乌龟从B已移到C,当兔子从B移到C时,乌龟已到D……其结果是,乌龟始终跑在兔子前面。这一事例很简单,但又确实能引发学生的好奇心,从而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级数这一章内容的兴趣。

Α————Β——C—D———

十、教师必须掌握先进的教学手段

仍以数学教学为例,对于讲授《高等数学》,许多教师认为不能离开传统的“黑板”方式,但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多媒体教学在教学中的优势已越来越明显。不仅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强化教学过程,而且能使课堂由静变动,激发学生的兴趣,从而打破“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张嘴巴众人听的”的传统教法。如传统教学手段只能提供静止的画面,对运动、抽象的画面或过程则难以表现。多媒体技术可以解决这个难题。不容置疑,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对数学课堂教学能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如果把课堂教学比作龙,多媒体技术在辅助数学教学中可称之为点“睛”之笔,可以更好地为教学服务。

不过,笔者认为,有些问题应引起重视。如多媒体辅助教学是先进手段但非必要手段,如果有的教师不能正确处理传统教学手段与先进教学手段的关系,而在多媒体辅助手段的使用上花过多功夫,不能深入审视教学过程,缺少进一步的反思,就会致使真理与谬误并存。因此,在选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时应做到大气而不俗气,到位而不越位,自然而不死板,让多媒体教学技术真正有用武之地。

十一、教师必须把最新的科研成果体现在教学中

艺术理论论文篇9

一、认识美术教育中的人文性质;

二、了解美术教育中的人文体现;

三、实施美术教育中的人文培养;

四、发展美术教育中的人文教育;

关键词:美术新课程标准、美术课程的人文性质、人文性、健全人格、人文素养

大家对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的“硫酸泼熊”事件肯定记忆犹新,它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伤熊”事件已由事情的本身转向了对其教育的反思上。据刘海洋的母亲说,他从小不看电视,不出去玩,一天到晚看书、学习,也没有看过多少人文书籍。还有2000年浙江省金华市一名中学生不堪学习压力而残杀母亲的事件等等。这些事例深刻地反映出人文教育缺失的严重后果,多数学者认为在当前学校中,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方针落到操作层面上仍存在很多问题,对学生的评价仍以语、数等所谓的“主课”为主,但却忽视了学生情感、审美、自理能力、社会合作等人文训练,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通常会发现学生的感受力下降、感受不到大自然的美、艺术的美、对事物缺乏兴趣、缺少好奇心和探究欲、缺乏对成就感、自尊心的体验、缺乏对亲情、人性、友情的体验等。

《美术新课程标准》第一部分前言的第一节——课程性质与价值中明确指出: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是学校进行美育的主要途径,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全体学生必修的艺术课程,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试图在理解“人文”的基础上,将结合自己多年的美术教育教学实践经验谈谈对小学美术新教材中体现的人文性的认识及培养学生人文素养、发展学生健全人格的具体做法。

一、认识美术教育中的人文内涵

关于人文,人们平时谈的已经很多,但是不是他们都了解人文的内涵?是不是美术教师都很清楚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呢?美术课的教育教学又怎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出美术课程的人文价值呢?我认为必须首先认识人文的内涵及美术教育中的人文特性。

1、我国古代对“人文”的定义

在我国古代,“人文”是《易》学名词,《易·贲象》中指出: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度;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与“天文”相对,这里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带有规范家庭、社会、国家各种人际关系的伦理概念。因此,中国古代的人文教育是以伦理道德的教育为核心的。

2、西方古代对“人文”的解释

在欧洲,古罗马时期的哲学家西塞罗在其《论雄辩家》一书中首次把humanitans(人文精神)列为一个辩论者的基本训练项目,并认为“humanitans”是指一种能够使个人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具有人道精神的教育制度。14世纪,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又提出了人文主义(humanism)的理论,后来就成了文艺复兴时期“高度重视人和人的价值观的一种思想态度”。人文主义以人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注重人对于真与善的追求;重视人的价值。20世纪以后,伴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蓬勃发展,“人文”一词又专指与科学相对的文史哲等一系列非实证性的学科和事业,它主要是培养人的内在的道德素质的学问。

由此可见,尽管东西方的学者对“人文”的解释有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但其基本精神内核是相通的。“即人文是指区别于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人与社会的事物,其核心是贯穿于人们的思维与言行中的信仰、理想、价值取向、人格模式、审美趣味,亦即人文精神”。美术课程是富有人文性的人文课程,在多艺术门类、多学科综合的美术教育中,通过美术与生活、美术与情感、美术与文化、美术与科学的连接达到学生的审美能力、审美情趣的逐步形成和提高。同时培养学生的尊重、关怀、交流、合作、分享等人文素养,促进学生个性的完善与发展。小学美术新教材中的内容是充满“人文关怀色彩”的学科,是学校进行美育和人格教育的主要途径。

二、了解美术教育中的人文体现

将人文性确定为美术课程的基本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将改变美术教育只是技能技巧的学习和训练的教育观念,从而帮助学生通过美术的学习更好地汲取不同时代美术作品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人文精神,不断发展其在美术文化学习过程中的人文素养。我认为美术课程的人文性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体现在美术对人的全面发展所起的作用。在美术学习中学生的内在思想和情感可得到充分的表现,进而发展其个性,因此美术学科同其他的人文学科一样,对人性的完善起到很好的熏陶作用。

案例4:在《彩球滚滚》的教学过程中,我播放了一段废纸满天飞,环境受污染的录像。学生马上对此情此景发表了自己心中的想法:废纸是一种污染,那里的人不爱护环境,随地乱扔纸屑,使得废纸满天飞,环境变差了,一点也不美了!学生内在的人文情感一触就发,通过将一张张废纸运用新颖、独特的变成一个个漂亮的纸球(有的用水彩笔、油画棒将纸球涂上颜色;有的用彩纸装饰纸球;有的将纸球放在调好的颜料中滚动一下,就变成了一个漂亮的纸球等等),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展露。并在轻松愉快的打“保龄球”,彩球拼画等游戏活动中不仅明确了环保的重要性,体验到了“变废为宝”的创造乐趣,更主要的是学生在美术文化的学习中,内心的思想、情感得到了充分地表现,个性得到了自由地展现,并使其心灵深处扎入了强烈的人文意识,受到了良好的艺术熏陶,健全的人格得到了多方面的完善与发展。三、实施美术教育中的人文培养

1、创设情境,激发人文情感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需要人的高尚的情感与之平衡。因为情感是美术的一个基本品质,也是美术文化学习活动中的一个基本特征。《美术新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注重文化情境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美术作品的含义;二是能帮助学生通过美术作品更好地理解一定社会的人文和科学特征,两者相互依存。

为此,我在美术教学别注重创设美的情境,营造审美化的课堂,以美的形象(教师仪表大方得体)、美的语言(适合学生心理,富有亲和力的语言)、美的作品(名家名作、教师范作、学生优秀习作)、美的课件、美的教学手段等来打动学生、感染学生,以此引起学生感情上的共鸣,并将情感内化为热爱生活、热爱学习的动力。在上《蝶儿飞飞》一课时,我播放了精美的蝴蝶标本图案,优美的《梁祝》音乐,让学生充分感受到大自然的奇妙和美丽,从而激发学生高昂的学习热情。当我展示了各种蝴蝶的图案,演示了蝴蝶的制作方法,使学生感受到美就在我们的身边,只要我们勤动脑、多动手,就能创造生活中的美。当我播放了一段《台湾蝴蝶甲天下》的录像后,让其感受祖国妈妈日夜盼望着台湾的回归,从而激发学生希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妈妈怀抱的人文情感。

2、活动激趣,体验人文情感

新的美术课程强调趣味性的美术学习,它是以丰富多彩的美术活动、游戏的方式,以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和贴近学生生活的实际,促进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和个性的张扬。

心理学研究表明:小学生(特别是低年龄段的学生)爱玩好动,注意时间短,行为思维较发达。因此在教学中,我适当地模糊学科界线,以跨学科、多种活动相结合的形式营造趣味性的美术学习氛围,激发学生的兴趣,挖掘学生的创造潜能,让其在轻松愉快的美术活动中体验美术文化的人文情趣。例如:在上《踢踢腿、弯弯腰》一课时,先让学生随着《健康歌》的旋律,即兴展示轻快优美的舞姿,在跳一跳、看一看、想一想、动一动的活动过程中使学生的身心获得发展。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课程内容的呈现形式,适时增加学生习作的弹性,可以让学生用笔画、用手做、用肢体动作表现等学生自己喜好的方式表现。这样不仅兼顾了各类学生的需要,而且有利于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和个性的张扬。让学生明白了“生命在于运动”的道理,不但在最大限度上激发了学生对美术文化学习的持久兴趣,并将兴趣转化为持久的情感态度和学习动力,让学生在美术的学习活动中真正地、深入地体验到美术人文文化的情趣。

3、自主学习,发展人文素养

传统的美术教学方式往往以教师为中心,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学生的自主性,同学之间的合作性。《美术新课程标准》中提出:要积极鼓励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合作式的学习方法,充分发挥每一位学生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不断体验美好的生活、人性的完善和亲情、友情的珍贵,从而陶冶自我的审美情操,发展自身的人文素养。比如在上《小小食品店》一课时,我将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由组员自行安排各项工作。学生们热情高涨,自主性地了解各种食品的形状、颜色特征;探究性地讨论如何利用彩泥制作各种各样的食品,吸引“顾客”的光临;合作性地一起完成“食品”的加工和改造。课堂上各个小组的学生积极主动、互相帮助,并且不断地听到学生们发出的吆喝声,像模像样地做起了食品店的“老板”……在自主性地了解过程中,探究性地讨论过程中,合作性的制作过程中及参与社会性的“商品交易”过程中,学生深深地感受到了社会、生活的美好,朋友、伙伴的友情、亲情的珍贵和“商品交易”时竞争的激烈,不仅使学生对自身的思想、品德、情感、毅力、意志、个性等人文素养得到了全面、丰富的发展,也为其今后的成长道路指明了正确的道德修养、价值取向的目标。

四、发展美术教育中的人文教育

当代社会,人们对过于重视科学教育而忽视人文教育所造成的不良现象,开始予以积极的反思,在科学中也开始注意渗入人文精神。早几年,我国有一本畅销的科学史著作《科学的历程》,正是因为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完美的结合才获得巨大的成功,人们在阅读中,不仅对科学发展的史实了然于心,而且还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的震撼。现代美术教育的理念是跨学科的美术文化课程,同样我们也可以利用各种途径、方法、手段来拓宽、发展美术教育中的人文教育。在一次学校组织的春游活动中,有几名学生在观看文园中的《南浔名人长廊》。当他们看到中国讽刺漫画先驱者——钱病鹤的简历时,好奇地跑来问我们:“老师,讽刺漫画和我们看的漫画书中的形象有什么不同?”当时,我们耐心地跟他们谈了讽刺漫画的表现形式和艺术特色,并结合钱病鹤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向他们讲述了讽刺漫画所产生的社会反响及对人们思想的抨击教育。学生们听了倍受启发,并向我们提议今后在校报、宣传橱窗、黑板报等宣传领域开辟一个教育同学认真学习、好好做人的漫画天地。这时,我们也倍受启发:怎样利用家乡南浔丰厚的人文资源,引导学生开展探究实践活动发展自身的人文素养呢?从此,我们制定计划、目标,通过调查、访问、讨论、摄影、绘画等各种形式逐步在综合探究式美术教育课程中发展学生的人文素养。例如:在参观历史名迹小莲庄时,学生们发现有些游客在古树上任意刻划,在景区内乱扔纸屑等。他们将这一幕幕破坏环境的情景,化作一幅幅耐人寻味的绘画作品。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仅是艺术语言的表述,更是心灵深处强烈的环保意识、热爱家乡、保护文物的思想情感的倾诉。这就使学生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使他们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并具有文明感、历史感和责任感,也就是我们美术教育不断追求的人文精神。

美术作为人文学科的核心之一,凝聚着浓郁的人文精神,人的理想、愿望、情感、意志、价值、道德、尊严、个性、教养、生存状态、智慧、美、爱、自由等人文特征都内蕴于不同历史、不同国度的艺术家所创造的美术作品中。通过美术教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审美情操、人文素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是一个在美术学习中逐步积淀的过程,这需要老师有全新的教育理念,始终以学生的学习与发展为本,了解学生的心理需求,注重学生的兴趣爱好,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为学生今后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相信不久的将来,人文精神的培养与教育必将成为教育教学的改革主流之一。

艺术理论论文篇10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电视传媒业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越来越多的受众被电视的魅力所吸引,电视成为当时公众最为时尚、最为普及的大众文化消费标志之一,在不断地改变着亿万受众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接受心理等。那些形式各异的电视播出台,以及各种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电视栏目和节目,深深滋养了美国电视传媒业的茁壮成长,也更加刺激和悬吊起美国乃至整个英语世界亿万观众的欣赏期待。为了满足观众的热切期待,也为了提高电视节目的收视率,许多电视台除了制作大量日常适时新闻报道栏目、电视专题栏目外,把竞争和吸引观众的焦点聚集到利用电视播出电视剧和电影上来。然而,迅猛发展的电视业,大量空白的时间段,即便庞大的、年产数百部影片的好莱坞生产厂商也似乎难以满足其胃口。当然,好莱坞电影业出于同已显峥嵘的电视市场竞争的原因,在电视播出电影问题上设置了种种限制,致使观众在电视上收看到的电影,一般多是早已超过放映档期的影片。此外,好莱坞电影由于制作成本颇高,致使其将收回成本、赚取利润的目标紧紧盯在影院票房上面,而对电视播出电影多带有抵制行为和轻视情绪。迫于无奈,美国一些电视台、电视制作机构便着手自己拍摄一些成本颇低、但又兼具电影故事片艺术特质的节目在电视上播出,于是,一种被称做“电视电影”的影视艺术形式就这样在电视与电影的“竞争夹缝”中应运而生了[1]。

事实证明,这种影视合流的艺术形式,后来竟被越来越多的电视观众所看好。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商业电视网黄金时段的节目几乎全部是电视电影,观众平均一周能看到5部,每年可看到约200多部电视电影[1]。英国自20世纪80年代出现电视电影后,也迅速成为电视传媒业一个突出的新增长点,产生了众多优秀的电视电影作品[2]。中国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栏目中的“正大剧场”,曾于90年代系统引进了一大批制作精良的美国电视电影作品,这对国人了解和接受电视电影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中国电视观众熟悉的《神探亨特》,其实也是一部电视电影系列片,主演“亨特”的美国演员福莱德·德雷尔(FredDryer)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90年代享誉国际影坛的法籍波兰电影艺术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Kieslowski),也曾于1988年执导拍摄了轰动欧洲影视界的电视电影系列片《十诫》,他又根据其中的《第五诫》和《第六诫》改编成增长了的电影版《关于杀人的短片》和《关于爱情的短片》,两部影片再度轰动了世界影坛,基耶斯洛夫斯基从此跻身于国际电影艺术大师之列。此外,美国好莱坞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StevenSpielberg)也十分重视电视电影的拍摄,他曾于2001年与好莱坞著名影星汤姆·汉克斯(TomHanks)合作拍摄了反映二战题材的电视电影《兄弟乐队》,投资1亿2千万美元,此片被公认是当今世界最昂贵的电视电影。

中国电视电影产生的原因和背景,与美国当年电视电影产生的原因和背景大致相近。自1995年起,中国中央电视台第六频道——电影频道开播,这一专业化电影频道迅速吸引了全国亿万电视观众关注和期待的目光,并逐渐培育着观众在电视上收看电影的接受方式和接受习惯。来自各方面的调查已经显示,中国当代电影观众的主体已经在向家庭方面转移,中国观众观看电影的最主要方式已经变成从电视里收看。调查还显示,一部中等水平的影片在电影频道播映的收视率高达2000万人次,远远高于同等影片在电影院的观众上座人次。因此,电影频道此举,无疑对于传统意义上的电影观看方式和习惯是一次重大的挑战,抑或是变革与创新。据有关部门1998年的统计数字,全国能够收看到电影频道的观众约达4.3亿人,占全部电视家庭的40%以上。白天平均有1900万人,晚间有4600万人收看电影频道。为了满足广大电视观众收看电影的需要,电影频道仅在1995年底到1996年底的一年时间里,就购买了建国后拍摄的3600部国产影片总量的61%,约为近2200部影片。虽然国内各电影制片厂每年都有不少佳片新作,但与电影频道每天近20个小时的节目播出时间、日吞量约10部影片,年吞量约3600余部影片的“海量”需求相比,无疑是杯水车薪。更何况国产影片同样也存在先争取影院票房、争取收回成本、赚取票房利润的“首要任务”,因此无暇顾及电视也就理所当然了。于是,电影频道于1999年起开始自行制作电视电影。为此,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每年投资6000多万元拍摄电视电影。截止2002年上半年,短短3年多时间里,电影频道已经摄制完成了350部电视电影[3]。

为了促进电视电影事业的健康发展,也为了树立品牌、明确导向、奖励先进、鼓舞士气,经国家广电总局电影事业管理局批准,电影频道于2001年设立并举办了电视电影“百合奖”,并启动了首届电视电影“百合奖”评选活动。

首届电视电影“百合奖”从1999年、2000年两个生产年度的影片中,分别评选了一等奖10部、二等奖10部、儿童片奖1部。其中有塑造一代伟人领袖风范的《少奇专列》,表现当代军人群体形象的《劲舞苍穹》,反映高校知识分子人际与爱情的《杨守敬与吕贝卡》,关注北京外来人口生存状态问题的《上车,走吧》,描述古代著名诗人在帝制政权下不幸遭遇的《王勃之死》,展示当代农村一对年轻小夫妻在奔小康路上性格成长历程的《公鸡打鸣,母鸡下蛋》,重新演绎经典英雄心灵与品格的《杨子荣》,凸现市场经济下小人物人性光彩的《大戏小戏》,叙述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而不得不深思的风俗闹剧《礼尚往来》,等等[4]。这些作品,题材广泛丰富,手法新颖独特,构成了一幅幅鲜活、逼真的历史与现实生活的艺术画卷。

2002年6月1日,电视电影“百合奖”二度绽放。这次评奖又从2001年度生产的102部电视电影中,评选出了5部一等奖影片,5部二等奖影片,1部儿童片奖影片,3部评委会奖影片。其中,《大沙暴》,表现了人民空军在灾难救援中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精神气质。影片取材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中一段真实的故事,编导努力尝试类型片中灾难救援片的表现手法,情节紧张,悬念迭起,尤其将新型特技和传统特技手法结合起来,大大加强了影片的视觉冲击力。《情归天尽头》描述了革命老区妇女对革命默默无闻的奉献故事。影片精致、流畅,感人至深。《古玩》则根据曾经轰动一时的同名话剧改编,仅此一举,首开电视电影改编话剧艺术的先河,从而为电视电影这一年轻的影视艺术形式注入了一分厚重的文化底蕴。系列片《刑警张玉贵》多层面、立体化地塑造了公安干警的艺术形象。影片追求真实、自然的艺术风格,无论是镜头语言还是表演手法上都显示出新颖、独到的魅力。《咱得有个家》反映了城市旧房改造中老百姓自立自强、通过奋斗改变自身生活状况的故事。影片视角平和、贴近生活,宛如平常一首歌,令人回味久长。此外,展现名将陈再道事迹的《血浴羊山》,表现农村教师和学生为理想奋斗的《半碗村传奇》,展示少数民族历史与爱情的《白魂灵》,充满西部风情、动作性很强的《黑风暴》,表现基层官兵生活的《我的连长》、《兵哥》,表现下岗职工自强不息的《一介平民》,表现农村法制建设的《法官老张轶事》,表现城市生活和爱情的《爱情是蓝色的》、《8点35分》,表现青少年成长的《我真棒》等,均可圈可点,透露出向上、创新的时代气息[5]。

电视电影的优秀作品不仅受到了电影频道的重视,而且,还于2001年度首次在电影“华表奖”、“金鸡奖”等国内重要奖、节上亮相,《劲舞苍穹》、《杨守敬与吕贝卡》双双获得2001年度“华表奖”优秀电视电影奖;《上车,走吧》、《王勃之死》获得2001年度电影“金鸡奖”优秀电视电影奖,《杨守敬与吕贝卡》、《情归天尽头》同获该奖提名奖;2000年,《阿桃》还在上海电视节上获得“白玉兰”奖[4]。仅此一斑,便可见出电视电影的不俗“成绩”和辉煌未来。

尽管从“历史”的角度来回溯,电视电影的“历史”似乎并无悠久可言,尤其国产电视电影短暂的三年多几乎更无“历史”可回溯,但是,电视电影迅猛发展的道路,正说明了影视合流、互动、互补的国际化发展方向和美好前景。

随着全球电视传媒业的飞速发展,电视的先进科技手段,如数码技术、高清晰度影像等,大大丰富了电影艺术的表现能力,而电视也借鉴了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法,从而大大提升了自身的艺术品位和表现技能。电视电影作为电视传媒与电影艺术结合直至整合的一种特殊的影视艺术形式,既体现出了影视艺术在新传媒时代强烈的整合需求、现实的可能性、必然性以及新型的整合形式,同时又反映出了影视艺术同宗同源而又殊途同归的深层美学特质。

100余年的电影艺术发展史和近70年的电视传媒发展史,似乎令我们感受到电影与电视在美学特质中的共通之处,即二者都要运用摄影机或摄像机进行拍摄,二者都要运用镜头语言、画面语言完成造像性,都要运用音响要素进行组合,都要遵循蒙太奇的画面与画面、画面与声音、声音与声音的组接关系,都要用光影、色彩来突出造型,都要体现出镜头的运动性和画面的造像性来……等等。

同样,影、视的分流发展,也使我们愈来愈感觉到二者之间的内容与形式、意指与文本的巨大差异:电影在逐渐向艺术化、娱乐化的方向发展,而电视则已成为时下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首选传媒。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视,它承载着泛文化的功能,它是我们这个资讯异常丰富、多变时代的信息承载体和传播者,其构成要素、意指单元似乎要比电影复杂许多。

因此,如果从电视的传媒特征来看电视电影的话,那么电视电影无疑首先侧重和发挥的就是电视作为重要传媒的功能与作用。电视电影以电视作为当前自身的传播载体,它要借助电视的制作、传输、播出技术,它要借助电视沟通传播者与受众的特殊网络,从而完成对电影艺术作品的终极传播。前文所述电影频道收视数据,足可以说明电影借助电视传播的巨大业绩。

基于这样的传播环境和路径,电视电影的重要特征就是要依从和符合适应电视制作、传输和播出的技术,寻求适应电视化的表现方式和手段。目前,我国电视电影普遍应用磁带拍摄、16毫米胶片拍摄等。国外早已实行高清晰度、数码摄像技术,这种技术不仅已被应用于电视电影的拍摄,而且也已在大型电影故事片中被应用。2002年5月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参赛影片中,有5部使用了高清晰度,数码摄像技术,其中包括美国著名导演卢卡斯(LucasGeorges)的科幻片《克隆人的进攻》[3]。据悉,电影频道已于2002年开始转向用高清晰度摄像机拍摄[3],这一举措不仅会对国产电视电影的品位提升大有裨益,而且还会对未来电视电影的多渠道延展埋下伏笔。

虽然,目前电视电影的传播途径主要是电视媒介,但伴随着互联网宽带技术、数码影像合成技术、高清晰度摄像技术等的飞速发展,未来电视电影的多渠道传播路径将愈来愈宽阔。

与电视电影在形式上颇为接近的是电视单本剧。一般电视单本剧可以是上下集,也可以是上中下集,大体相当于一部电影故事片的时间长度。电视电影也多为上下集结构形式,在上下集之间便于电视播出台插播广告。近些年来,我国的电视剧艺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长篇剧和中篇剧已经成为电视剧创作的主力军。由于受电视剧播出反馈效应、商业操作和经济利益等因素的驱动,时下电视剧创作者们均将目光投向长篇剧和中篇剧,忽视甚至放弃了“出力不讨好”的电视短剧。尽管中央电视台1996年底至1997年初曾一度强力推出了全国优秀电视短剧展播活动,起到过一定宣传和倡导作用[6],但大势所趋,市场无情,电视短剧或单本剧几乎已到了“门可罗雀”的地步。

目前,电视电影的兴起,似乎正从另一方向弥补了电视短剧创作极其匮乏的缺憾,甚至从某种角度来看它正在替代电视短剧尤其是单本剧的功能。基于这样一种现实,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的著名影视评论家仲呈祥指出:“电视电影作为近年电影频道大力扶植的新艺术形式,已经成为中国影视剧创作当中短片剧的主导力量,扭转了中国电视剧短片创作每况愈下的情况。我认为这不仅对中国的电影艺术,也对中国的电视艺术作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在电视剧语言形态的日益完善、审美能力的日益发现当中,短片创作起到探索的作用,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电影的一个实验基地。甚至我现在感觉,在一定意义上,可能将来电视电影这种形式要取代电视剧创作里面的短片创作。”[7]仲先生所说的“取代”问题,的确是当前电视短剧创作所遭遇到的尴尬局面,但又是电视电影旺盛生产力和艺术生命力所表现出的强劲势头。

如果要从电视电影为何能够“取代”电视短剧或单本剧的深层因素来看,那么,不可否认,电视电影所具备的与电影艺术特征的亲近性是电视短剧或单本剧所无法企及的。北京电影学院倪震教授认为,“电视电影的一个特征是造型和影像需要较高的表现力,需要一定的电影味儿和影调效果。它不像长篇连续剧主要用情节和台词去吸引观众,影像方面平淡化处理亦能奏效。电视电影虽然由于成本限制,但它们需追求一部电影的所有艺术指标,只是要躲避大场面、奇观化、超惊奇的视觉效果。”[2]

尽管对于电视电影的艺术特性问题目前尚难有完全划一的准确界定,但就其技术标准和艺术标准方面来看,理论界和制作者基本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首先,从技术标准方面来看,相对于一般电视剧,电视电影应该是更精美的制作。它应该比一般电视剧的影像更清晰,这首先是一个技术手段和材料介质问题。为了使电视电影达到应有的清晰度,以区别于其他电视节目,电视电影应该更多使用电影胶片或数码技术来拍摄。这样既可保证电视播放时的清晰度,又可择其优者制成拷贝在国内城市或农村放映,还可以送到国外进行影视节目交易,同时这也是电视电影之所以叫做“电视电影”的基本技术要素[2]。

其次,从艺术标准方面来看,专门为电视电影创作的剧本既要区别于电影的题材,又要有电影剧本那样严谨的结构和独特的电影语言及较高品位的内涵,有比电视剧更深化的主题;电视电影要找到自己本土化的民族文化的空间,注意发挥艺术的个性,在叙事方式、节奏和文化含量方面向电影靠拢;选材方面还应具有平民视点与国民视角,避免庸俗化。电视电影是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电影艺术文本的一种补缺,甚或是电影艺术文本另一种形式的再生。所以,对电视电影的艺术要求必然趋近于电影艺术的普遍标准[2]。

收稿日期:2002-07-11

【参考文献】

[1]苗棣.美国电视电影的发展与现状[A].蒲震元,杜寒风.电影理论:迈向21世纪[C].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2]电视电影专版[N].中国电影报,2002-05-30(7).

[3]臧礼淦.影视合流取长补短——访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主任阎晓明[N].文汇报,2002-06-14(17).

[4]电视电影获奖全纪录[N].中国电影报,2002-05-16(7).

[5]阎晓明.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繁荣电视电影艺术创作[N].中国电影报,2002-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