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传媒论文范文10篇

影视传媒论文范文篇1

2000年前后，中国电视产业在经历了行政事业管理和事业/企业双轨制管理两个发展阶段的徘徊与渐进过程之后，产业化发展的政策指向和实践运行都步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99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的意见》（即国办[1999]82号文件），从行业结构上引导并促进有线网与无线台进行合并，并在具体的操作实践层面，明确提出了广电媒体应该跨地区、跨行业经营的指导原则。这个文件的出台为后来电视运营的产业化变革和电视媒体内部管理机制的产业转型提供了切入的契机，因此也被业界人士和行业专家认为是政府广电管理高层锐意进取，改革原有广电系统零散化分割格局、促进新一轮体制变更的纲领性文件。

与此同时，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现代传播》、《电视研究》等为代表的电视专业期刊，也集中刊发了一批旨在探索广电管理体制产业化变革的理论文章，在学术层面上推动着广电体制产业化变革的实践进程与观念深化。从1999年到2000年，周鸿铎的《对广播电视产业化、集团化的认识和采取的经营策略》（《视听纵横》1999年第2期）、《广播电视产业化、集团化道路的实践和理论依据》（《现代传播》1999年第5期），高福安的《关于我国媒体经营的类型与研究》（《现代传播》1999年第5期）、《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经营管理思路》（《现代传播》1999年第6期），郭荣生的《电视经济：一条快速发展的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1期）、龙佑云的《谈广播电视的产业属性和即将到来的产业格局》（《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2期）、梁和的《产业化经营是电视业发展的趋势》（《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5期）、朱建飞的《产业经营：中国电视跨世纪的抉择》（《电视研究》2000年第1期）、尧风的《电视产业经营的必然性与相关条件》（《电视研究》2002年第2期）等文章先后刊出。这些评论者以观察员、理论家和实践者的身份借助学术论文化的表达方式，在广电管理行业政策产业化变革呼之欲出的关键年份，向媒体实践领域也向广电政府管理层表达着自己的话语诉求和问题意识。

2000年11月17日，国家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化发展试行工作的原则意见》（即广发办[2000]284号文件），明确了在保持宣传任务为中心不变的前提下，组建集多媒体、多渠道、多品种、多层性、多功能于一身的广电传媒集团的行业发展指导方针。同年底，全国第一家省级广播影视集团湖南电广传媒集团成立。第二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又联合下发了《关于转发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即中办发[2001]17号文件），正式明确了积极推进传媒集团化改革，组建大型新闻传媒集团的目标，并对组建广电集团的原则、体制、融资、运营目的等进行了全面明确地界定，该文件因而成为助推中国电视产业集团建设的里程碑。同年，国家广电总局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广播影视集团化改革的实施细则（试行）》（广发办字[2001]1452号文件），对广电集团的管理结构与运作制度、宣传任务与企业创收等方面进行了细则指导。

在此前后，随着中共中央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文化产业和其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内容，在两次会议形成的决议报告及相关文件中被多次提及。“完善文化主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事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第一次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宏观层面上受到关注。200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即中办发[2003]21号文件），更进一步地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在21号文件的指导方针下，国家广电总局制定并了《广播影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及配套的相关文件，审核批复了浙江广电集团、山东广电总台、南京广电集团、厦门电视台、深圳电视台、中国电影集团公司、长春电影集团公司等7家试点单位的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审核批复了广东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和峨眉电影集团组建方案，将广电行业的集团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推开。

在中央战略决策导引、业界实践探索和理论界观点争鸣三者的合力推动下，2003年12月，国家广电总局公布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分别从当前广播影视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发展广播影视产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发展广播影视产业的相关措施等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广播影视业改革与建设的产业思路。这也是国家广电管理系统高层对中国电视行业的产业化变革，所进行的第一次详细全面地阐述。《意见》分析了中国电视业目前的发展现状：电视台电台1900多座，电视节目2000多套，节目制作机构近900家，年产剧作1000多部10000余集，系统收入514亿元人民币；并进而指出，从1982年到现在，我国的电视媒体已基本实现了从依靠财政拨款生存到自收自支、自我营生的历史性转变。在《意见》中，“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按照广播影视产业的特性和规律，以发展为主题，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依法管理为保障，以增强活力、壮大实力、提高竞争力，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的产业化指导思想被明确提出。[1]围绕这一指导思想，电视产业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基本思路和重点内容及相关措施得到逐一阐释，这一文件的出台，也标志着我国电视产业发展思路和政策导向的最终明确。

二、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探索与争鸣

电视产业化发展政策的明朗和实践探索进程的加快，带动着电视资本运营理论研究的持续升温。1999年11月，《光明日报》在第五版“文化风云”栏目发表了刘志远的文章《影视资本市场亟待发展和规范》。在这篇篇幅不长的短论中，作者指出影视业作为“新兴产业”、“黄金产业”、“朝阳产业”，虽然发展潜力巨大，却由于资本市场发育不良、产品交易市场不完善、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因素，导致其发展状况难以令人满意。针对这一问题，文章分别从“运用市场经济规律发展我国影视业”、“发育资本市场，建立影视产业投资基金”、“完善影视产品交易市场体系，创造一流产品”、“组建影视产业集团，提高国际竞争力”等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中国影视业资本运营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其中所提到的“缺乏市场经济意识”、“行政干预、封闭式运作”等，看法尖锐而又切中肯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影视业发展所面临的资本市场运营现状。文中所提倡的“形成产业规模”、“实行制作与播出分离”、“利用资本市场，合理配置影视产业资源，并通过有效地融资手段来推动中国影视业发展”、“充分发展人才的积极性”、“以资本为纽带，实行强强联合，组成强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影视产业集团”等[2]，都成为了以后电视产业改革和资本运营理论研究的重点方向与问题所在。

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广电集团化呼声的升高，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研究也迅速呈现出了深化、细化的发展趋势，并开始由单纯的理论研讨向实践运营层面过渡。该年度，《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在第3期上刊发了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的文章《深化改革开拓进取》。在文中，作为业界精英和代表人物的赵化勇，针对中央电视台的当下运营情况及未来发展前景，鲜明提出了“大力推进频道专业化进程”、“进行电视节目制作与播出分离的改革尝试”、“全面推进成本核算工作”、“推进建立以全员聘用制为核心的人事管理机制”、“加快建立‘第二经济支柱’（广告为第一支柱）”[3]的运营理念和整体变革策略。相比较之下，此处的电视资本运营实际已经扩及到了电视产业运营的方方面面，而不再仅仅只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资金”概念。由于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电视台的标杆作用和示范效果，它在电视资本经营理念上所提出的变革主张，也无疑地成为了全国各地方电视媒体效法的对象。

在同一期杂志上，还刊发了山东胶州广播电视局王政林、周建明的文章《广播电视产业经营的初步实践》，对电视媒体优化资源配置、推行集约化经营和引入竞争机制、改变用人制度、调整原有局台机构设置、实行制片人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评述。[4]此后，刘占华《开拓广播电视节目资料管理的新思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5期）、林涛《从资本整合到资本运营——关于广电集团化的一点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3期）、卜彦《电视产业金融资本的运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12期）、王刚健《成本预算与成本经营——电视产业发展的重要措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9期）等一批文章先后发表。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出发，推进并深化了电视产业运营中资本经营的研究工作。

其中，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李岚的文章《广电产业集团运营效率评估理论探讨》，结合广电行业2000年以来集团化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对电视媒体资本运营现状和其效益评估体系的建立进行了反思与构建。[5]这篇文章提出，应该从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实行有限财产责任、建立保障各方利益的分配机制等几个方面，对现有集团管理运营制度进行制度创新。在广电集团内部运作机制的效率评估上，她主张从经营模式及其运作、支出结构及其运作、收入预期及其运作等三个方面着手，进行严格评估。这一观点，是对2000年以来广电集团化浪潮建设中所出现的问题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广电产业改革由速度型向稳健型转轨的恳切理论建议。文章还从产业链打造的角度，考量了中国广电集团市场价值的评价体系建设现状，并将电视媒体品牌的无形资产纳入到了评估体系的范围中来。这篇文章是中国电视产业化发展初期，就资本运营和体制监管进行深度剖析的，极富创设性的理论探索论文之一。

在电视产业进行资本运行理论探索的过程中，民营公司的出现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105号文件，在第10条中明确规定了以下内容：“鼓励、引导社会资本以股份制、民营等形式，兴办影视制作、放映、演艺、娱乐、发行、会展、中介服务等文化企业，并享受同国有文化企业同等待遇”[6]。次年8月，国家广电总局颁布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在第五条中明确肯定了社会组织和企事业机构可以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或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7]随着民营电视在产业格局中合法地位的正式确立，民营电视资本运营也成为整个产业理论研究中的受人关注的焦点内容之一，《中国民营电视公司现状报告》（李幸、汪继芳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解析中国民营电视》（陆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中国民营影视发展研究》（耿蕊著，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等专门以民营电视产业运营为研究对象的一批著作也随之问世。这些著作一方面应和着星美传媒、太合影视、浙江影视集团、贵州金天地广告节目有限公司等民营公司的快速发展情势，一方面也扣合着中国电视管理体制改革制作/播出分离浪潮的推进，在整体上促生了产业理念研讨多元化发展局面的形成。

这一时期，较早介入媒介资本运营研究领域的周鸿铎也先后出版了《传媒产业资本运营》（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出版）、《传媒经济导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出版）、《媒介产业制度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著作，对包括电视在内的中国媒介资本运营进行了系统化地研究。2006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推出了黎斌编著的《中国电视业资本运营系统分析》，该书在继承原有电视媒体资本运营理念的基础上，首次将系统模型、耗损结构、产业经济学框架引入到了中国电视传媒产业改革的理论研究中来。在对中国电视现状进行具体评估的基础上，《中国电视业资本运营系统分析》不但揭示了中国电视资本运营系统的演进特征，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电视传媒资本运营的整体推进、价值集成和风险控制等对策建议。

200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传媒资本运营》（谢耘耕著）则第一次对包括电视在内的中国传媒资本运营的现状和未来提出了相对完整的框架。作者运用经济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结合国际传媒资本运作的经验，对我国传媒的资本运营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分别就传媒资本运营的发展、传媒融资、传媒并购与反并购、并购后的整合、传媒收缩战略、传媒无形资本运营等方面等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在同时期的媒介资本管理著作中，具有着开拓性意义。次年7月，重庆广电集团总台台长李晓枫主编出版了《中国电视传媒资源整合》一书。围绕“传媒资本运营”这一重点主题，全书从理论框架、宏观层面、微观层面等视角出发，对我国电视业广播电视体制改革进行了深入地分析研究，并在“电视传媒资本运营”的理论构建、国外传媒经验借鉴和国内电视业的资源整合等层面提出了富有启发性和重要借鉴意义的理论建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体多元”产业格局及其经营思想的提出。围绕这两个问题，编者阐述了以播控环节为中心，向电信行业、图书及杂志市场寻求合作的综合化电视产业经营思路，并着意强调在在现有语境下推行“国资为体、资本多元”，“公益为本、经营为用”[8]运营理念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较高的理论层次上总结了七年来中国电视资本运营和理论探索所取得的发展与进步。此外，这一时期涉及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著作还有曹鹏/王小伟主编的《媒介资本市场透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出版）、赵曙光/耿强合著的《媒介资本市场——应用导向的分析》（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严三九/黄飞珏著《媒介管理学概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赵曙光/张志安著《媒介资本市场案例分析》（华夏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这些著作也都在不同维度和不同层面，或专门论述或顺带提及，探讨了电视产业资本经营中的相关问题。

三、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与体制改革的理论反思

在电视资本运营的探讨中，2001年4月，中国证监会了新版《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在该文件的上市公司名册中，传播与文化产业被定为13个基本门类之一。隶属于这一门类的音像、出版、广播电视电影、艺术、信息传播业等5个大类，都被视为可以上市经营的各二级产业门类而名列其中。这个分类的出台，向中国广播电视业传递了三个重要信息：一是明确承认广播电影电视是一个经济产业门类，二是明确宣示了广播电影电视业可以上市经营，三是已经上市的广播电影电视电视可以放心大胆地经营。[9]其实这个文件的出台，和当时中央两办相关文件的精神是存在某些冲突之处的，一是在对待国外资金的态度上，二是在对待上市问题的态度上。这两个问题所反应出的，实际上也是广电行业推行集团化，实行产业改革后最终属性的判断问题，也即是“企业”还是“事业“的问题。其实，从1999年6月，全国第一家广播电视集团无锡广播电视集团成立算起，这个问题就一直是隐藏在产业化和集团化浪潮之后的软肋所在。这个问题或明或暗地始终制约着广播电视产业集团化的推进，也是向制约广电集团化更高层级和更稳健姿态发展的最大难题。同时，它也也是困扰研究者和批评者的最大问题和理论探讨的症结所在。

无锡广电集团在成立之时，实行的就是局机关和集团合一的运行体制，行政与业务混杂，事业与企业管理双轨并存。在无锡广电集团成立一年后，2000年年底，国家广电总局发文正式向全行业推行广电传媒集团化建设进程。从这时开始到2004年12月，广电总局叫停集团化浪潮，在五年时间内，中国先后成立了20余家广电传媒集团（包括电影，见下表）。所有这些广电集团，在各种力量的角逐中逐渐形成了局台合一、集团/台合一、独立事业法人、保留行政建制但无法人资格等各种各样的运营模式。这种状况的出现在事实上，形成了对广电体制改革效果的现实挑战。有学者敏锐地撰文指出了隐藏于这些乱象之后的原因，认为其一是电视作为媒介平台和广告平台，在经济利益公益属性二元对立状况下矛盾的市场定位，其二是作为广电管理部门在事业企业属性尚未最后理清并形成恰当处理方案的时候，就以行政手段促进了集团化浪潮的迅速推进，这些简单的叠加虽然促进了电视传媒“做大”的现象，但却并未产生化合作用，各组成成分之间的磨合成本超出了想象。“集团负责人头衔多了几个，党委书记、台长、管委会主任集于一身。从资产规模来看，确实是大了，但从内部来看，多数集团存在机构重复设置、人浮于事、效率不高、责任主体不清等问题。有的集团搞所谓有两个主题、一个板块（主体是集团，两个板块是事业板块、企业板块），部门两三套重叠设置，员工中间收入互相攀比，广告经营与节目公开，相互指责，如此这般的集团怎么能起到整合的效果？”[11]可谓见解深刻，一针见血，点中了广电集团化浪潮化乱象背后所隐藏的深刻的利害冲突和体制弊端。

2004年年底，广电总局宣布不再组建新的广播电视集团，并对已经组建的集团进行经营性资产的剥离，这一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管理层对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的反思与调整。随着这一决定的出台，北京市广播电视管理体制在2005年3月进行了结构调整。原北京广播影视集团所属的两台、音像资料馆和广播电视监测台等公益性单位划出，作为广播电视局下属的事业单位运营，而其宣传与干部人事管理工作，也交由市委宣传部和上级政府部门统一管理。对于全国已经成立的众多广电集团，广电总局提出若要保留单位的事业属性，就必须剥离集团内的经营性资产，并建议将集团更名为广播电视总台。在对以上情况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论者陈正荣在文章中指出在现有甚至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广电体制的产业化改革都将难以取得大的进展，从而进入集团化浪潮的“冷冻期”。其中的原因在于：一、电视台事业/产业的一体两栖功能很难断然分离；二、实际运营过程中节目和广告难以分离；三、于条块分割/分头管理，导致广电业管办在运营层面也难以分离。[12]正是由于以上这些难以彻底厘清的关系，迫使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不得不暂时放缓，甚至停顿一段时期。

中国广电产业化进程中的集团化现象，不但引发着大陆学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发了台湾研究者的学术兴趣。这其中，台湾政治大学赖祥蔚博士的学位论文《中国大陆广电集团的政治经济分析》（彭怀恩/关尚仁指导，2002）最值得关注。在这篇旨在研究中国广电集团形成动因的论文里，作者从全球经济和媒体产业发展趋势出发，结合中国的“入世”背景，探究了中国广电集团何以出现，以及政府层面为何提出集团化政策的原因。在作者看来，大陆广电集团的形成同西方媒体集团多出于市场自然形成的模式不同，它们受到的助力更多的是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合力，来自国家政治层面的主导性因素更多一些。这篇论文以政治经济学为切入口，结合经济学家Mosco的理论母数与结构化理论、发展国家论、新制度论等论述，对中国广电集团化进行了别具视角的分析。除了这篇博士论文外，赖祥蔚还先后发表了《湖南广电集团的政治经济分析》（《中国大陆研究》46卷第4期，2003/07）、《广东广电集团的政治经济分析》（台湾铭传大学“掌握学术新趋势接轨国际化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12/18），分别对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的成因和广东省组建广电集团的可能性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在结合实例具体分析的基础上，以结构化理论，分析了集团个体和整个广电行业结构之间变迁的相互影响，在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及娱乐化的审视维度上，分析深刻见解独到。此外，这一时期专门以广电集团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或博士论文还有王宇的《中国广电集团发展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博士论文，曹璐指导，2002）、虞国胜的《中国第一家广电集团的报告》（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及陈炜的《城市广电集团发展战略》（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等专门著作。

除了对集团化的理论反思，对同时推进的电视频道专业化，也有学者表示出了自己的担忧，复旦大学李良荣在文章中认为，从1996年开始的整个中国传媒业的重头戏就是结构调整与结构转型，其目的是使原来单一的传媒结构变得多元化，从而改变媒体的增长方式。可是，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这一状况似乎并没有出现。电视频道专业化不但没有带来电视的大发展，反而造成了新矛盾的不断涌现，不同频道同质化、专业频道大众化以及由过度竞争导致的成本高涨、收入下降等问题层出不穷。[13]另外一些学者则从公共领域和社会服务职能出发，对中国电视的产业变革进行了反思，认为由产业化所引发和暴露出来的问题远远不止经营层面，它还辐射渗透到了媒体文化的方方面面。《现代传播》与《新闻大学》开辟专栏，对公共电视问题进行了讨论争鸣。郭镇之、石长顺、谢勤亮等人都先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而也将电视产业改革的讨论由单纯的经营层面扩展深化到了思想文化领域。[14]

面对一片质疑之声，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电视经营与管理体制改革，仍应继续前行；并在对前一阶段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事分离、政企分离、制播分离”的鲜明观点。[15]现有集团事业/企业“一元体制，二元运作”模式，是很难产生真正地竞争的。“‘一元体制，二元运作’运行模式更适合作为一种媒体转型的过渡性制度安排，不应成为长期性运营模式的制度基础。……对于传媒集团的来说，必须意识到目前进行的重组也只是其发展进程的一个阶段，迟早都要学会在没有垄断特权庇护下的市场化生存。”此外，文章还对国有资产和产权清晰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如IPTV的经营问题、社会民营资本参与节目制作的问题、推动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的问题等。

对中国电视产业变革十年来所发生的理论争鸣与实践变革进行总结与回顾，我们不难发现，迄今为止人们还并未就产业化进程的理论进路与资本运营，形成一个统一、明确的改革结论，而这，也恰是制约今天电视产业体制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的阻力所在。

关键词：电视产业化改革探索反思

[摘要]：

本文分别从媒体管理体制产业化变革的政策进程与实践推进、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探索、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的问题反思等三个方面，对中国近十年来的广电体制改革进行了回顾与总结；认为无论对于管理者、实践者，还是理论学家，迄今为止并未就电视产业化进程的理论进路与资本经营，达成统一、明确的认知；今天的中国广电产业体制改革在诸多矛盾问题的交织与困扰中，已经进入到了产业体制改革的“冷冻时期”。

[注释]

[1]国家广电总局文件《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2003年12月30日），载《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04年卷）。

[2]刘志远：《影视资本市场亟待发展和规范》，载《光明日报》1999年11月25日第五版。

[3]赵化勇：《深化改革开拓进取》，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3期。

[4]王政林、周建明：《广播电视产业经营的初步实践》，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3期。

[5]李岚：《广电产业集团运营效率评估理论探讨》，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11期。

[6]国务院办公厅2003年第105号文件。

[7]国家广电总局2004年第34号令。

[8]李晓枫主编：《中国电视传媒资源整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253页。

[9]陆地：《资本市场与中国电视产业关系的转机》，载《南方电视学刊》2001年第4期。

[10]陈正荣：《集团之后，电体制向何处去？》，载《董事会》2007年第1期。

[11]同上。

[12]陈正荣：《集团之后，电体制向何处去？》，载《董事会》2007年第1期。

[13]李良荣：《从单元走向多元——中国传媒业的结构调整和结构转型》，载《新闻大学》2006年夏季号。

影视传媒论文范文篇2

[摘要]：

本文分别从媒体管理体制产业化变革的政策进程与实践推进、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探索、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的问题反思等三个方面，对中国近十年来的广电体制改革进行了回顾与总结；认为无论对于管理者、实践者，还是理论学家，迄今为止并未就电视产业化进程的理论进路与资本经营，达成统一、明确的认知；今天的中国广电产业体制改革在诸多矛盾问题的交织与困扰中，已经进入到了产业体制改革的“冷冻时期”。

一、电视管理体制产业化变革的政策推进与实践回顾

2000年前后，中国电视产业在经历了行政事业管理和事业/企业双轨制管理两个发展阶段的徘徊与渐进过程之后，产业化发展的政策指向和实践运行都步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99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的意见》（即国办[1999]82号文件），从行业结构上引导并促进有线网与无线台进行合并，并在具体的操作实践层面，明确提出了广电媒体应该跨地区、跨行业经营的指导原则。这个文件的出台为后来电视运营的产业化变革和电视媒体内部管理机制的产业转型提供了切入的契机，因此也被业界人士和行业专家认为是政府广电管理高层锐意进取，改革原有广电系统零散化分割格局、促进新一轮体制变更的纲领性文件。

与此同时，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现代传播》、《电视研究》等为代表的电视专业期刊，也集中刊发了一批旨在探索广电管理体制产业化变革的理论文章，在学术层面上推动着广电体制产业化变革的实践进程与观念深化。从1999年到2000年，周鸿铎的《对广播电视产业化、集团化的认识和采取的经营策略》（《视听纵横》1999年第2期）、《广播电视产业化、集团化道路的实践和理论依据》（《现代传播》1999年第5期），高福安的《关于我国媒体经营的类型与研究》（《现代传播》1999年第5期）、《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体经营管理思路》（《现代传播》1999年第6期），郭荣生的《电视经济：一条快速发展的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1期）、龙佑云的《谈广播电视的产业属性和即将到来的产业格局》（《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2期）、梁和的《产业化经营是电视业发展的趋势》（《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5期）、朱建飞的《产业经营：中国电视跨世纪的抉择》（《电视研究》2000年第1期）、尧风的《电视产业经营的必然性与相关条件》（《电视研究》2002年第2期）等文章先后刊出。这些评论者以观察员、理论家和实践者的身份借助学术论文化的表达方式，在广电管理行业政策产业化变革呼之欲出的关键年份，向媒体实践领域也向广电政府管理层表达着自己的话语诉求和问题意识。

2000年11月17日，国家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化发展试行工作的原则意见》（即广发办[2000]284号文件），明确了在保持宣传任务为中心不变的前提下，组建集多媒体、多渠道、多品种、多层性、多功能于一身的广电传媒集团的行业发展指导方针。同年底，全国第一家省级广播影视集团湖南电广传媒集团成立。第二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又联合下发了《关于转发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即中办发[2001]17号文件），正式明确了积极推进传媒集团化改革，组建大型新闻传媒集团的目标，并对组建广电集团的原则、体制、融资、运营目的等进行了全面明确地界定，该文件因而成为助推中国电视产业集团建设的里程碑。同年，国家广电总局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广播影视集团化改革的实施细则（试行）》（广发办字[2001]1452号文件），对广电集团的管理结构与运作制度、宣传任务与企业创收等方面进行了细则指导。

在此前后，随着中共中央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文化产业和其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内容，在两次会议形成的决议报告及相关文件中被多次提及。“完善文化主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事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第一次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宏观层面上受到关注。200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即中办发[2003]21号文件），更进一步地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在21号文件的指导方针下，国家广电总局制定并了《广播影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及配套的相关文件，审核批复了浙江广电集团、山东广电总台、南京广电集团、厦门电视台、深圳电视台、中国电影集团公司、长春电影集团公司等7家试点单位的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审核批复了广东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和峨眉电影集团组建方案，将广电行业的集团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推开。

在中央战略决策导引、业界实践探索和理论界观点争鸣三者的合力推动下，2003年12月，国家广电总局公布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分别从当前广播影视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发展广播影视产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发展广播影视产业的相关措施等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广播影视业改革与建设的产业思路。这也是国家广电管理系统高层对中国电视行业的产业化变革，所进行的第一次详细全面地阐述。《意见》分析了中国电视业目前的发展现状：电视台电台1900多座，电视节目2000多套，节目制作机构近900家，年产剧作1000多部10000余集，系统收入514亿元人民币；并进而指出，从1982年到现在，我国的电视媒体已基本实现了从依靠财政拨款生存到自收自支、自我营生的历史性转变。在《意见》中，“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按照广播影视产业的特性和规律，以发展为主题，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科技创新为支撑，以依法管理为保障，以增强活力、壮大实力、提高竞争力，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的产业化指导思想被明确提出。[1]围绕这一指导思想，电视产业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基本思路和重点内容及相关措施得到逐一阐释，这一文件的出台，也标志着我国电视产业发展思路和政策导向的最终明确。

二、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探索与争鸣

电视产业化发展政策的明朗和实践探索进程的加快，带动着电视资本运营理论研究的持续升温。1999年11月，《光明日报》在第五版“文化风云”栏目发表了刘志远的文章《影视资本市场亟待发展和规范》。在这篇篇幅不长的短论中，作者指出影视业作为“新兴产业”、“黄金产业”、“朝阳产业”，虽然发展潜力巨大，却由于资本市场发育不良、产品交易市场不完善、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因素，导致其发展状况难以令人满意。针对这一问题，文章分别从“运用市场经济规律发展我国影视业”、“发育资本市场，建立影视产业投资基金”、“完善影视产品交易市场体系，创造一流产品”、“组建影视产业集团，提高国际竞争力”等四个方面具体分析了中国影视业资本运营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其中所提到的“缺乏市场经济意识”、“行政干预、封闭式运作”等，看法尖锐而又切中肯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影视业发展所面临的资本市场运营现状。文中所提倡的“形成产业规模”、“实行制作与播出分离”、“利用资本市场，合理配置影视产业资源，并通过有效地融资手段来推动中国影视业发展”、“充分发展人才的积极性”、“以资本为纽带，实行强强联合，组成强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影视产业集团”等[2]，都成为了以后电视产业改革和资本运营理论研究的重点方向与问题所在。

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广电集团化呼声的升高，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研究也迅速呈现出了深化、细化的发展趋势，并开始由单纯的理论研讨向实践运营层面过渡。该年度，《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在第3期上刊发了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的文章《深化改革开拓进取》。在文中，作为业界精英和代表人物的赵化勇，针对中央电视台的当下运营情况及未来发展前景，鲜明提出了“大力推进频道专业化进程”、“进行电视节目制作与播出分离的改革尝试”、“全面推进成本核算工作”、“推进建立以全员聘用制为核心的人事管理机制”、“加快建立‘第二经济支柱’（广告为第一支柱）”[3]的运营理念和整体变革策略。相比较之下，此处的电视资本运营实际已经扩及到了电视产业运营的方方面面，而不再仅仅只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资金”概念。由于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电视台的标杆作用和示范效果，它在电视资本经营理念上所提出的变革主张，也无疑地成为了全国各地方电视媒体效法的对象。

在同一期杂志上，还刊发了山东胶州广播电视局王政林、周建明的文章《广播电视产业经营的初步实践》，对电视媒体优化资源配置、推行集约化经营和引入竞争机制、改变用人制度、调整原有局台机构设置、实行制片人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评述。[4]此后，刘占华《开拓广播电视节目资料管理的新思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5期）、林涛《从资本整合到资本运营——关于广电集团化的一点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3期）、卜彦《电视产业金融资本的运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2年第12期）、王刚健《成本预算与成本经营——电视产业发展的重要措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9期）等一批文章先后发表。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出发，推进并深化了电视产业运营中资本经营的研究工作。

其中，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李岚的文章《广电产业集团运营效率评估理论探讨》，结合广电行业2000年以来集团化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对电视媒体资本运营现状和其效益评估体系的建立进行了反思与构建。[5]这篇文章提出，应该从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实行有限财产责任、建立保障各方利益的分配机制等几个方面，对现有集团管理运营制度进行制度创新。在广电集团内部运作机制的效率评估上，她主张从经营模式及其运作、支出结构及其运作、收入预期及其运作等三个方面着手，进行严格评估。这一观点，是对2000年以来广电集团化浪潮建设中所出现的问题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广电产业改革由速度型向稳健型转轨的恳切理论建议。文章还从产业链打造的角度，考量了中国广电集团市场价值的评价体系建设现状，并将电视媒体品牌的无形资产纳入到了评估体系的范围中来。这篇文章是中国电视产业化发展初期，就资本运营和体制监管进行深度剖析的，极富创设性的理论探索论文之一。

在电视产业进行资本运行理论探索的过程中，民营公司的出现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105号文件，在第10条中明确规定了以下内容：“鼓励、引导社会资本以股份制、民营等形式，兴办影视制作、放映、演艺、娱乐、发行、会展、中介服务等文化企业，并享受同国有文化企业同等待遇”[6]。次年8月，国家广电总局颁布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在第五条中明确肯定了社会组织和企事业机构可以设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或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活动。[7]随着民营电视在产业格局中合法地位的正式确立，民营电视资本运营也成为整个产业理论研究中的受人关注的焦点内容之一，《中国民营电视公司现状报告》（李幸、汪继芳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解析中国民营电视》（陆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中国民营影视发展研究》（耿蕊著，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等专门以民营电视产业运营为研究对象的一批著作也随之问世。这些著作一方面应和着星美传媒、太合影视、浙江影视集团、贵州金天地广告节目有限公司等民营公司的快速发展情势，一方面也扣合着中国电视管理体制改革制作/播出分离浪潮的推进，在整体上促生了产业理念研讨多元化发展局面的形成。

这一时期，较早介入媒介资本运营研究领域的周鸿铎也先后出版了《传媒产业资本运营》（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出版）、《传媒经济导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出版）、《媒介产业制度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著作，对包括电视在内的中国媒介资本运营进行了系统化地研究。2006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推出了黎斌编著的《中国电视业资本运营系统分析》，该书在继承原有电视媒体资本运营理念的基础上，首次将系统模型、耗损结构、产业经济学框架引入到了中国电视传媒产业改革的理论研究中来。在对中国电视现状进行具体评估的基础上，《中国电视业资本运营系统分析》不但揭示了中国电视资本运营系统的演进特征，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电视传媒资本运营的整体推进、价值集成和风险控制等对策建议。

200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传媒资本运营》（谢耘耕著）则第一次对包括电视在内的中国传媒资本运营的现状和未来提出了相对完整的框架。作者运用经济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结合国际传媒资本运作的经验，对我国传媒的资本运营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分别就传媒资本运营的发展、传媒融资、传媒并购与反并购、并购后的整合、传媒收缩战略、传媒无形资本运营等方面等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在同时期的媒介资本管理著作中，具有着开拓性意义。次年7月，重庆广电集团总台台长李晓枫主编出版了《中国电视传媒资源整合》一书。围绕“传媒资本运营”这一重点主题，全书从理论框架、宏观层面、微观层面等视角出发，对我国电视业广播电视体制改革进行了深入地分析研究，并在“电视传媒资本运营”的理论构建、国外传媒经验借鉴和国内电视业的资源整合等层面提出了富有启发性和重要借鉴意义的理论建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体多元”产业格局及其经营思想的提出。围绕这两个问题，编者阐述了以播控环节为中心，向电信行业、图书及杂志市场寻求合作的综合化电视产业经营思路，并着意强调在在现有语境下推行“国资为体、资本多元”，“公益为本、经营为用”[8]运营理念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较高的理论层次上总结了七年来中国电视资本运营和理论探索所取得的发展与进步。此外，这一时期涉及电视资本运营的理论著作还有曹鹏/王小伟主编的《媒介资本市场透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出版）、赵曙光/耿强合著的《媒介资本市场——应用导向的分析》（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严三九/黄飞珏著《媒介管理学概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赵曙光/张志安著《媒介资本市场案例分析》（华夏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这些著作也都在不同维度和不同层面，或专门论述或顺带提及，探讨了电视产业资本经营中的相关问题。

三、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与体制改革的理论反思

在电视资本运营的探讨中，2001年4月，中国证监会了新版《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在该文件的上市公司名册中，传播与文化产业被定为13个基本门类之一。隶属于这一门类的音像、出版、广播电视电影、艺术、信息传播业等5个大类，都被视为可以上市经营的各二级产业门类而名列其中。这个分类的出台，向中国广播电视业传递了三个重要信息：一是明确承认广播电影电视是一个经济产业门类，二是明确宣示了广播电影电视业可以上市经营，三是已经上市的广播电影电视电视可以放心大胆地经营。[9]其实这个文件的出台，和当时中央两办相关文件的精神是存在某些冲突之处的，一是在对待国外资金的态度上，二是在对待上市问题的态度上。这两个问题所反应出的，实际上也是广电行业推行集团化，实行产业改革后最终属性的判断问题，也即是“企业”还是“事业“的问题。其实，从1999年6月，全国第一家广播电视集团无锡广播电视集团成立算起，这个问题就一直是隐藏在产业化和集团化浪潮之后的软肋所在。这个问题或明或暗地始终制约着广播电视产业集团化的推进，也是向制约广电集团化更高层级和更稳健姿态发展的最大难题。同时，它也也是困扰研究者和批评者的最大问题和理论探讨的症结所在。

无锡广电集团在成立之时，实行的就是局机关和集团合一的运行体制，行政与业务混杂，事业与企业管理双轨并存。在无锡广电集团成立一年后，2000年年底，国家广电总局发文正式向全行业推行广电传媒集团化建设进程。从这时开始到2004年12月，广电总局叫停集团化浪潮，在五年时间内，中国先后成立了20余家广电传媒集团（包括电影，见下表）。所有这些广电集团，在各种力量的角逐中逐渐形成了局台合一、集团/台合一、独立事业法人、保留行政建制但无法人资格等各种各样的运营模式。这种状况的出现在事实上，形成了对广电体制改革效果的现实挑战。有学者敏锐地撰文指出了隐藏于这些乱象之后的原因，认为其一是电视作为媒介平台和广告平台，在经济利益公益属性二元对立状况下矛盾的市场定位，其二是作为广电管理部门在事业企业属性尚未最后理清并形成恰当处理方案的时候，就以行政手段促进了集团化浪潮的迅速推进，这些简单的叠加虽然促进了电视传媒“做大”的现象，但却并未产生化合作用，各组成成分之间的磨合成本超出了想象。“集团负责人头衔多了几个，党委书记、台长、管委会主任集于一身。从资产规模来看，确实是大了，但从内部来看，多数集团存在机构重复设置、人浮于事、效率不高、责任主体不清等问题。有的集团搞所谓有两个主题、一个板块（主体是集团，两个板块是事业板块、企业板块），部门两三套重叠设置，员工中间收入互相攀比，广告经营与节目公开，相互指责，如此这般的集团怎么能起到整合的效果？”[11]可谓见解深刻，一针见血，点中了广电集团化浪潮化乱象背后所隐藏的深刻的利害冲突和体制弊端。

2004年年底，广电总局宣布不再组建新的广播电视集团，并对已经组建的集团进行经营性资产的剥离，这一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管理层对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的反思与调整。随着这一决定的出台，北京市广播电视管理体制在2005年3月进行了结构调整。原北京广播影视集团所属的两台、音像资料馆和广播电视监测台等公益性单位划出，作为广播电视局下属的事业单位运营，而其宣传与干部人事管理工作，也交由市委宣传部和上级政府部门统一管理。对于全国已经成立的众多广电集团，广电总局提出若要保留单位的事业属性，就必须剥离集团内的经营性资产，并建议将集团更名为广播电视总台。在对以上情况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论者陈正荣在文章中指出在现有甚至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广电体制的产业化改革都将难以取得大的进展，从而进入集团化浪潮的“冷冻期”。其中的原因在于：一、电视台事业/产业的一体两栖功能很难断然分离；二、实际运营过程中节目和广告难以分离；三、于条块分割/分头管理，导致广电业管办在运营层面也难以分离。[12]正是由于以上这些难以彻底厘清的关系，迫使电视产业集团化浪潮不得不暂时放缓，甚至停顿一段时期。

中国广电产业化进程中的集团化现象，不但引发着大陆学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发了台湾研究者的学术兴趣。这其中，台湾政治大学赖祥蔚博士的学位论文《中国大陆广电集团的政治经济分析》（彭怀恩/关尚仁指导，2002）最值得关注。在这篇旨在研究中国广电集团形成动因的论文里，作者从全球经济和媒体产业发展趋势出发，结合中国的“入世”背景，探究了中国广电集团何以出现，以及政府层面为何提出集团化政策的原因。在作者看来，大陆广电集团的形成同西方媒体集团多出于市场自然形成的模式不同，它们受到的助力更多的是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合力，来自国家政治层面的主导性因素更多一些。这篇论文以政治经济学为切入口，结合经济学家Mosco的理论母数与结构化理论、发展国家论、新制度论等论述，对中国广电集团化进行了别具视角的分析。除了这篇博士论文外，赖祥蔚还先后发表了《湖南广电集团的政治经济分析》（《中国大陆研究》46卷第4期，2003/07）、《广东广电集团的政治经济分析》（台湾铭传大学“掌握学术新趋势接轨国际化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12/18），分别对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的成因和广东省组建广电集团的可能性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在结合实例具体分析的基础上，以结构化理论，分析了集团个体和整个广电行业结构之间变迁的相互影响，在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及娱乐化的审视维度上，分析深刻见解独到。此外，这一时期专门以广电集团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或博士论文还有王宇的《中国广电集团发展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博士论文，曹璐指导，2002）、虞国胜的《中国第一家广电集团的报告》（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及陈炜的《城市广电集团发展战略》（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等专门著作。

除了对集团化的理论反思，对同时推进的电视频道专业化，也有学者表示出了自己的担忧，复旦大学李良荣在文章中认为，从1996年开始的整个中国传媒业的重头戏就是结构调整与结构转型，其目的是使原来单一的传媒结构变得多元化，从而改变媒体的增长方式。可是，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这一状况似乎并没有出现。电视频道专业化不但没有带来电视的大发展，反而造成了新矛盾的不断涌现，不同频道同质化、专业频道大众化以及由过度竞争导致的成本高涨、收入下降等问题层出不穷。[13]另外一些学者则从公共领域和社会服务职能出发，对中国电视的产业变革进行了反思，认为由产业化所引发和暴露出来的问题远远不止经营层面，它还辐射渗透到了媒体文化的方方面面。《现代传播》与《新闻大学》开辟专栏，对公共电视问题进行了讨论争鸣。郭镇之、石长顺、谢勤亮等人都先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而也将电视产业改革的讨论由单纯的经营层面扩展深化到了思想文化领域。[14]

面对一片质疑之声，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电视经营与管理体制改革，仍应继续前行；并在对前一阶段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事分离、政企分离、制播分离”的鲜明观点。[15]现有集团事业/企业“一元体制，二元运作”模式，是很难产生真正地竞争的。“‘一元体制，二元运作’运行模式更适合作为一种媒体转型的过渡性制度安排，不应成为长期性运营模式的制度基础。……对于传媒集团的来说，必须意识到目前进行的重组也只是其发展进程的一个阶段，迟早都要学会在没有垄断特权庇护下的市场化生存。”此外，文章还对国有资产和产权清晰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如IPTV的经营问题、社会民营资本参与节目制作的问题、推动法人治理结构健全的问题等。

对中国电视产业变革十年来所发生的理论争鸣与实践变革进行总结与回顾，我们不难发现，迄今为止人们还并未就产业化进程的理论进路与资本运营，形成一个统一、明确的改革结论，而这，也恰是制约今天电视产业体制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的阻力所在。

[注释]

[1]国家广电总局文件《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2003年12月30日），载《中国广播电视年鉴》（2004年卷）。

[2]刘志远：《影视资本市场亟待发展和规范》，载《光明日报》1999年11月25日第五版。

[3]赵化勇：《深化改革开拓进取》，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3期。

[4]王政林、周建明：《广播电视产业经营的初步实践》，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年第3期。

[5]李岚：《广电产业集团运营效率评估理论探讨》，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11期。

[6]国务院办公厅2003年第105号文件。

[7]国家广电总局2004年第34号令。

[8]李晓枫主编：《中国电视传媒资源整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253页。

[9]陆地：《资本市场与中国电视产业关系的转机》，载《南方电视学刊》2001年第4期。

[10]陈正荣：《集团之后，电体制向何处去？》，载《董事会》2007年第1期。

[11]同上。

[12]陈正荣：《集团之后，电体制向何处去？》，载《董事会》2007年第1期。

[13]李良荣：《从单元走向多元——中国传媒业的结构调整和结构转型》，载《新闻大学》2006年夏季号。

影视传媒论文范文篇3

TeunAvanDijk是话语分析的翘楚,也是传媒语言话语分析的典范。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TeunAvanDijk大量著述涵盖了多种传媒话语的诸多类型(教科书、新闻报道、医患对话乃至旅游宣传手册、广告),对其中所表现出的认知现象、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现象以及意识形态等政治倾向作了全面研究;FaircloughN.自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了几十种著作,对各种话语类型尤其是政治话语进行了批判的研究。此后,传媒语言研究作出较大贡献的当属奥克兰理工大学语言与传播教授的AllanBell:作为一名多产的学者,AllanBell近30年来发表了与传媒语言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64篇、专著5部(截至2008年的统计)。在作者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文献研究中,AllanBell于1981年以“这不是英国广播公司:新西兰的语言殖民主义”为题开始了传媒语言的语体研究,仅从这一点讲,称AllanBell为世界范围内首次研究传媒语言的“鼻祖”并不过分。[2]1983年,GerhardLeitner编著的LanguageandMassMedia论文集首次将语言与大众传媒糅合在一起加以研究。[3]此后,Language,image,media论文集讨论了新闻广播语言、东西方新闻差异、广告以及图形传达意义的方式。[4]R.E.Rice于1984年在《MediatedGroupCommunication》一文中首开学界对“电子邮件语言”研究的先河。[5]Fairclough(1985)讨论了从话语分析的视角分析传媒语言有别于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传媒语言的原因。他认为,对传媒语言进行分析话语有助于详细了解媒体输出的本质,而语言分析侧重于文本(texts),语篇分析(discourseanalysis)既涉及文本也涉及话语实践以及社会文化文本,目的在于找出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6]该论述高瞻远瞩,无论对话语分析还是传媒语言研究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俄罗斯大众传媒语言研究方面,Dobrosklonskaja(2005)声称要发展传媒语言学MediaLinguistics,但是其重点研究仍集中在新闻语篇(现在被称为传媒语篇)以及迅速发展的功能和文体研究方面。[7]CharleyRowe和EvaL.Wyss2009年编著的LanguageandNewMedia论文集汇集了学者对多种传播媒介的分析:博客、电子邮件、传真、网络实时聊天系统(IRC)、聊天、即时通讯、短信(SMS)、情书、邮政卡和电子贺卡、电话、广播、电视,以及诸如网页文本、维基百科条目和网站超文本网站文化。文集对新媒体萌现、新媒体语境中的语言变化以及相关新、旧媒体之间技术演进背景下语言和文化的变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8]

社会语言:传媒语言文化界面的回归

美国语言学家兼人类学家EdwardSapir及其学生BenjaminLeeWhorf所提出的“语言相对性假说”在战后广为传播,认为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文化和思维,认为不同语言里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分类会影响语言使用者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也就是说不同的语言的使用者会因语言差异而产生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的不同。DellHymes曾提出言谈民俗学(ethnographyofspeaking)来研究言语事件。WilliamLabov1966年出版的《纽约市英语的社会层次》认为语言事实上存在社会性层次的区分,而且社会层次(身份)和语言层次(表现为语言结构的异体)是互相对应的。[9]70-80年代间,英国学者Lesley和JamesMilroy在研究这类交往行为时提出“语言的社会网络理论”,对语言的维护和切换进行动态描写,作出了比拉波夫的分层说更细致的分析(李嵬,1995)。[10]70年代以来前苏联(俄国)学者提出语言国情学,强调语言有一种文化积累的功能。同时,大众传媒对“水门事件”的不断传播引发了语言学家在文化背景中对语言构成及其影响的深入研究。加拿大学者HaroldInnis认为,一种新的媒介(包括广义的语言、文字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11]美国学者PaulLevinson指出:“人类发明的所有信息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和我们人类基本要素的语言中心相提并论,除非它是对语言的超越和通过某种方式所进行的替代。但是,这些技术还是在有限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认为:人的思维和信息传播受制于传播的基本符号系统——语言,而每个族群、民族、国家成千上万年形成的文化意识和传统,无形地积淀在语言中,通过语言系统的教育而内化为社会成员的集体心智。JiirgenHabermas的三卷本《交往行动理论》揭示了当代传媒如何被注入商业模式,成为制造品牌舆论的工具。[13]

传媒与教育:传媒语言界面的人本回归

作为世界性的教育文化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充当着传媒与教育的联姻的急先锋。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UNESCO明确了媒体在社会进步的关键作用,制定了参与和利用各种媒体发展目标的具体政策、方案和战略,设立了“媒介教育项目”(TheMediaEducationProgramme),旨在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年通过媒介积极参与社区政治文化活动并发展其批判性赏析能力。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文明联盟(UNAOC)共同创建了姊妹大学全球媒体和信息素养和跨文化对话讲座(UNESCO-UNAOCMILIDUNITWIN),具体内容涉及:批判性分析、大学和大众媒体之间的跨文化和合作研究交流、参与学校内发展教育和媒体研发、促进全球媒介信息素养行动、创建媒介信息素养学习研发网络中心、支持全球不同媒体的文化间对话与合作。在语言学学术界,1968年,SusanSontag注意了到传媒对教育的影响远远大于课堂教学[14],英国学者HildeT.Himmelweit等人研究了看电视对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15],美国学者MarieWinn(1977)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16]。MichaelWillie(1979)论述了传媒通过不同语言(媒介肢体语言与文本语言)的结合增强了感官的刺激,从而加深了对信息的理解[17]。英国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和国际阅读协会全国理事会(NCTE)制定的英语语言艺术教学指导方针之国家标准要求“学生用口头、书面和视觉语言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学习过程中作为知识、反馈、创造活动的积极参与者”[18]。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中学课程改革和2003年以来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都强调了传媒特别是多媒体在教学中的作用。

路向融合:传媒语言界面的东学交融

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历史悠久,相对而言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1978年,复旦大学主办的新闻学核心期刊《新闻大学》第一次出现了专门介绍传播学理论的文章,随后,包括北京广播学院在内的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传播学者开始译介、学习和研究国外传播学的方法和成果,建立与世界传播学界对话的共同经验范围。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传播学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标志着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地位的确立。(一)学术论文:方兴未艾在我国,各类期刊上对传媒语言的研究始自语言学或外语教学领域。以我国最早的外语类期刊《外语教学与研究》为例,该刊早在1959年第5期有3篇文章分别从理论和实践方面集中介绍了中外高校在外语教学中利用现代技术设备的问题,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该刊第二次介绍刊登同一类型的问题却是25年之后的事了。1979年,学术界开始对“电影剧作的语言特色”[19]和“现代俄语报刊语言句法结构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究。[20]1980年出现了“新闻标题英语”[21]、“新闻广播语言的特点和词语变化”[22]、“刊物的科技资料翻译”问题[23]、“对外语(西班牙语)电视语言的分析”[24]以及“广告英语”等方面的研究论文,遗憾的是6年之后学界才出现了对广告语言的再次学术探讨。1986年,学界开始对“两篇旅游文章的文体比较”的研究。[25]1987年,陈四益指出“报纸杂志的编辑要负起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责任语文建设”,[26]12年后张普在中国科协首届学术年会中提交了“关于网络时代语言规划的思考”的学术论文[27],堪称国内学术界传媒语言规范与规划研究的先驱。2003年,王翰东在《电视通俗文化中的话语活动》通过对菲斯克的《电视文化》简要介绍,论证了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平行以及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对豪车与美女的广告模式与竞猜秀中潜藏的意识形态作了分析。[28]2004年后,传媒语言话语分析研究乏善可陈的局面发生了变化,传播新领域的核心期刊《新闻与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当代传播》等6种期刊中,符号学、话语分析理论论文数量共26篇,占所有论文总数的23%,位居2004年所有议题的榜首。近10年来,国内学者对传媒语言的研究散见于学术期刊论文,如网络语言方面,多从修辞的角度研究新词新语,研究内容和方法集中在字词和语用、修辞等方面;还有不少论述从语用学的视角对报刊语言、影视语言(新闻、主持人话语风格)、网络话语(网络聊天话语、电子邮件等)、手机语言(SMS)、广告语言、外宣语言交际进行话语对比分析以及研究新闻语言、学术语篇的语用语体。还有的研究专注于传媒语言的翻译工作,覆盖范围较广,涉及影视语际互译、学术语篇、外宣资料公示语及创意产业翻译研究等方面。(二)专著研究:整合成型2000年,齐沪扬出版了《传播语言学》一书,在语言学界首开传播学与语言交叉研究先河,对语言符号、语言信息进行界定,并从心理学的视角探讨了语言理解和语言运用的过程,借用传播学的术语介绍了语言传播的类型、语言传播的媒介及其效果;[29]2002年,许嘉璐在姚喜双、郭龙生编著的《媒体与语言——来自专家与明星的声音》序言中首次提出了“传媒语言”的概念及其研究的重要性,社科院姚喜双、郭龙生提出了传媒语言研究应该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传媒语言的定性、内涵、外延分类及规范等[30]。2004年,于根元教授就传媒语言研究从学术定位、方法、分类、传承等方面进行了论述。[31]2005年,童之侠出版了《国际传播语言学》一书,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国际传播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国际传播语言学的理论来源与相关学科、传播媒体及其语言特点、报纸期刊及其语言特点、广播电视及其语言特点等。[32]俞香顺(2005)的《传媒•语言•社会》[33]以及纪秀生、索燕华2010年出版的《传播语言学》[34]探讨了语言在传播中的特性、语言在传播中的功能、语言在传播中的局限、语言在传播中的发展、文学语言的传播艺术、新闻眼的传播形态、广告语言的传播功能等。(三)学位建设:引领潮流国内学界对传媒语言系统研究“集大成者”当属姚喜双教授:姚喜双教授身兼教育部语言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语委语用所所长、普通话与文字应用培训测试中心主任、广播电视语言研究中心主任等数职,是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央电视台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近年来,姚喜双围绕“媒体与语言”主持完成了一系列部级项目——“媒体及媒体语言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研究”(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广播电视等媒体语言研究”(国家语委“十五”科研规划项目)等,编著了《媒体与语言——来自专家与明星的声音》(2002)、《媒体语言大家谈》(2004)等著述,以广播电视语言为原点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论文,并于2009年在国内首创“媒体语言学”方向博士点。[35]纵观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申报,从1993-2011年共有114项课题涉及传媒语言研究。

影视传媒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光线传媒；动漫；经营管理

一、引言

1926年，万氏兄弟打造了我国第一部独创黑白无声10分钟动画短片《大闹画室》。之后，我国动漫产业没有取得长足的进步，而是同国内跌宕起伏的经济发展而变化。此番状况一直持续到2013年，互联网巨头涌入动漫产业进行布局，网络迅速普及。随着互联网文娱巨头的资本进场，我国动漫产业再度得到了资本的青睐，并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如今，针对动漫产业的政策扶持及技术升级，使其拥有了更广阔的空间。我国动漫产业总产值在2018年突破1500亿元大关，在线内容方面拥有近150亿元的市场规模。由于动漫产业的特殊性，其巨大的产值能力主要得益于下游衍生开发的产值输出。虽然近年来动漫产业在资本市场上的热度日益冷却，但毫无疑问的是，审慎理智的市场态度将会促进动漫产业建立更为稳定成熟的市场体系，并能使众多动漫公司优胜劣汰。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光线传媒（EN-LIGHTMEDIA），自2015年开启彩条屋影业动漫集团后，便在动漫领域持续发力。虽然近几年来少有爆款，但2019年夏天上映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下简称《哪吒》）票房和口碑俱佳，刷新了国内外多项历史记录，它不仅是我国影史票房最高的动画电影，也是全球单一市场票房最高的动画电影。多项荣誉加身的《哪吒》算得上是真正的“国漫之光”。耗时5年精心打造，光线传媒到底在动漫产业链的经营管理上下了多少工夫，便是本研究的意义所在，也希望可为其他涉猎动漫的行业提供些许可借鉴的经验。

二、光线传媒经营管理模式分析

（一）光线传媒公司简介。光线传媒成立于1998年，是我国最大的民营传媒娱乐集团，主营业务包括电视节目制作与发行，电影投资、制作、宣发，电视剧投资、发行，艺人经纪，新媒体互联网、游戏等。光线传媒成立彩条屋计划后，发行了《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大鱼海棠》《精灵王座》《哪吒》等动画电影。公司的标志“E”惹人注目，不断的改进和创新使其一直处于行业前沿。当前公司影视业务经营稳健，动画电影业务崛起，成为公司重要收入来源之一。2020年1月9日，胡润研究院《2019胡润中国500强民营企业》，光线传媒以市值290亿元位列第254位。（二）光线传媒动漫经营管理模式。1.资本联姻模式通过时间梳理可以看出，光线传媒近年来频频与资本联姻，在2018年5月根据合同与阿里巴巴合作结束之前，提前采取措施与腾讯实现了深度绑定的合作关系。阿里巴巴最初想要与光线传媒合作，无外乎看重了其影视发展，然而合作期间遭遇影视低谷，最终一拍两散。后续和猫眼、微影、腾讯的合作，为光线传媒的影视、动画电影、动漫游戏、动画衍生品接连铺路。2018年的股权转让，甚至为光线传媒储备了不少资金以备动漫研发和宣传。几年来，光线传媒投资和开发的动漫电影颇多，但少有爆款。2019年夏天，《哪吒》上映，无论是内容、质量还是表达的爱与情感都十分精良，资本联姻的模式使得耗时5年的佳作没有被辜负。光线传媒近年与资本联姻的情况，如图1所示：2.个性化运作模式最能体现光线传媒动漫经营管理模式的还是其个性化的运作模式，如表1所示：从表1可知，国内近年来知名且较为优质的各个动漫制作公司，均没有将重心完全放在打造动漫产业上，而是存在许多其他方面的营收。此外，各公司旗下的经营范围并不能保证完整的动漫制作过程，即各公司还需要外包公司或动画投资公司协助其完成动漫制作。光线传媒运作模式的个性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成立“彩条屋影业”动漫集团。彩条屋影业公司成立前是光线传媒的动画部，《哪吒》便是由彩条屋出品的动漫电影。2015年10月彩条屋的正式成立，向大众传达了光线传媒将正式冲击动漫领域。宣布成立彩条屋的同时，公司还宣布了22部动漫的拍摄计划，其中便包含《哪吒》《姜子牙》。（2）投资动漫产业链。光线传媒2019年年报显示，彩条屋影业已经投资了20余个动漫产业链上下游公司，这些公司横跨三维动画、二维动画、漫画、游戏、国外版权等，覆盖业内大部分主流的独立动漫制作公司。如此完善的储备，造就了光线传媒从筹备设计到制作、调整、后期宣传、衍生品维护、版权维护等一系列的活动皆可由自身消化，强大的业务布局，在国产动漫电影生产艰难的环境下为光线传媒开出了一条光明大道。（3）吐故纳新。光线传媒自2013年便开始大幅度裁员，无论是老员工还是实习生都包含在内。同时，为了提升动漫制作的整体实力，不断招贤纳士，并投资关联公司。通过吐故纳新不断更新换代，光线传媒拥有了更具能力的员工和资质。光线传媒2018年的年报显示，动漫业务板块已成为公司主要业务之一，横向领域优势最为明显，也是最具潜力的板块之一。3.掌控终端模式随着传媒产业的发展及传媒竞争的白热化，是否掌握传播市场的终端客户资源（广告商、受众等），便成为传媒业经营中最为关键的制胜点。从光线传媒制作和投资的动漫可以明显看出，不同于《熊出没》《喜羊羊》等低幼动画，公司更倾向于覆盖全年龄段的观众，这也为其动漫产业争取了更大的受众面，即掌控了更加全面的受众终端。同时，像《哪吒》这样口碑突出的影片，很容易受到B站这种聚集大量青年二次元群体的喜欢，消费者之间快速的扩散，加之光线传媒自身的宣传，在这个网络便捷的时代，优质的资源很快就会传递到受众端。这种掌控终端的经营管理模式，直接增加了受众者，也就是增加了票房和收入。（三）光线传媒动漫经营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1.诸多投资的公司仍处于成长期光线传媒看似在动漫领域开展工作可以省时省力，其实不然。虽然其投资了20多家与动漫相关的公司，但是面临诸多公司仍处于成长期的问题，对于这些公司，光线传媒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与耐心去培育好的IP作品。在这段时间里，公司的发展情况，以及环境的发展出现变数也未曾可知。即使光线传媒投资了动漫产业链多家公司，这些公司未来的发展也是未知的，所以这样的方式还是存在一定风险。除了光线传媒的控制与决策，也要看动漫公司自身的经营和能力。2.动漫制作背景不够突出现如今，国家各方面发展向好，国民物质生活有保障，于是对精神文化的追求愈发执着。由于国内的文化背景及国内外的文化差异，我国许多动漫电影都逃不过熟悉的神话背景。光线传媒未来将打造的“封神宇宙”系列电影，便是依靠神话故事的情境而创作，若对比以往的影视资源没有较为显著的突破，从长远来看，很容易给观众带来审美疲劳。非原创题材的神话背景，通常是大众所熟知的特定场景，因此很可能成为制作影片的劣势。动漫的创作背景，还需要与我国文化背景相结合，坚持原创的背景与题材。3.缺少可借鉴的经验目前，国内许多动漫公司逐渐把动漫全产业链作为自身的经营目标，然而，这些公司的经营业务繁杂，很难快速地实现该目标。虽然光线传媒提前创立了这种综合的模式，但是目前并没有足够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产业布局如此之大，使得公司管理上的难度增加。因此，还需要公司在未来的经营管理道路上不断摸索，不断部署对于动漫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能力，尝试借鉴国外的动漫经营模式，将经营管理模式不断标准化、规模化。4.衍生品相对滞后早在2014年，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就对外宣称打造中国迪士尼。然而，迪士尼影片上映前半年就会推进衍生品开发。且不提光线传媒其他影片衍生品有多落后，即使《哪吒》这部耗时超长的巨作，其衍生品仅在上映前不到两个月内才想起建议彩条屋影业关注《哪吒》衍生品的开发和众筹。这主要是因为片方资金回收的重点在票房，衍生授权相对滞后，项目启动晚、打磨过程长，直接导致衍生品跟不上影片前进的步伐，未能及时创造原本可得的效益。

三、光线传媒动漫经营管理模式的建议

（一）调整公司整体产业布局。光线传媒希望能够在“泛娱乐”的各个环节都有商业布局，这样做虽然有利于公司在娱乐行业的全面发展，但实际上，占公司收益很大比例的对外投资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投资收益。为了降低经营管理上的难度，不应再盲目地持续扩大公司的业务范围，而是及时调整公司的整体产业布局。动漫影视方面因为成本较低，若能继续生成像《哪吒》一样的精品制作，注重质量和内容，将为公司带来巨大的收益。相反，多方涉猎有可能会导致各方都不能达到上乘。因此，在企业未来的经营管理路上，及时调整产业布局尤为重要。（二）持续追求差异化风格。由于文化产业的特性，动漫并非一个可以在短期内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行业。我国动漫真正走向产业化不过十几年的时间，整体来说仍处于学习和模仿的阶段。此次《哪吒》的诞生，画面大胆而夸张，形成了自成一派的艺术风格。未来的路上，无论光线传媒还是国内动漫产业，应有意识地建立有别于日本、美国的动漫表达形象，诠释国人自己的动漫格调。动画电影里渗透的中华文化理念，能潜移默化地将中华文化的种子播撒到年轻观众心中，建立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然而，如何脱离其他国家动漫的影子，运用中国式动漫触碰时代的文化脉搏，还需要不断探索，追求差异化风格，通过传播我国特有的文化，培养核心粉丝及年轻一代的受众者。（三）提高公司财务资金管理能力。从公司外部来讲，无论是从动漫电影前期的制作、中间的宣传和发行，直到最终放映，都离不开大量的资金支撑，一直到观众这一环节才开始有成本的回收，这样的行业特征使得公司必须在前期准备大量的资金来维持。可以通过加强对现金流管理的认识，提前预测和安排，控制并充分、合理地运用资金。利用多种筹资的手段进行资金的回收和填补。公司在筹资的过程中，尤其需要注意正确衡量资金的时间和需求量，尽可能降低风险，从而保证公司的信誉。不断提升公司对现金流的管理能力，以使公司在动漫经营乃至其他领域的经营管理拥有一定的保障。（四）积极开发衍生品。由于光线传媒的动漫衍生品开发远落后于迪士尼公司，因此现在亟需建立完善的动漫质量评估体系及衍生品授权体系，最大程度地提升动漫在正式发行时成功的概率，尽可能降低投资风险。除了票房以外，我国的正版衍生品市场还只是刚刚起步，还需要为衍生品开发和潮流玩具市场寻求增量空间。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预计未来几年，动漫衍生品行业的市场规模增速将保持在20％～25％。看似小众的衍生品、手办、潮玩市场，的确正在发生着意想不到的变化。在大环境利好的基础上，衍生品市场将有可能释放更大的产业价值。此外，《哪吒》的后续衍生品仅由第三方小公司来供应无法匹配公司需求，还应尽早建立营销渠道，同时与较大的渠道商合作，从而对动漫作品的衍生品提供保障。积极开发衍生品，深挖动漫IP价值，将释放更多的市场空间和未来的可能性。

四、结论

对光线传媒来说，无论是实现中国迪士尼的大目标，还是实现封神宇宙或是神话宇宙的小目标，接下来要走的路还很长。光线传媒全产业链覆盖的特质，虽然拥有诸多动漫企业无法与之匹敌的优势，诸如合作机制明确、版权有保障、市场细分明确等，但是也有其尚未解决的问题：投资的许多公司仍在成长期、以神话为背景的题材面临着更多的挑战、缺少行业内可借鉴的经验、电影衍生品相对落后等。基于此，对光线传媒提出了一些不太成熟的建议，希望公司在未来对于动漫电影乃至动漫板快的经营管理都能更加规模化和标准化。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要把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到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的一系列奋斗目标。《哪吒》是国漫的榜样，如此傲人的成绩证明了如今观众对于影片的质量、内容及文化都更为注重。光线传媒通过脚踏实地的实践，为动漫电影打下一片新天地。近年来，我国的新政策为包括动漫产业在内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进道路，行业更加清晰的经营管理模式，将使得动漫产业拥有更强的货币化能力，我国未来的动漫电影，乃至动漫产业也会愈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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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传媒论文范文篇5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第一步：以中国学术文献数据库CNKI为检索平台，检索公式如下：主题=“对非传播/中非传播/非洲传播/中非媒体”；文献类型为“学术期/辑刊＋博硕＋成果”；检索时间“2019年9月1日”。检索结果为347条文献记录。第二步：对检索出的文献进行人工筛选，摒弃无摘要、与主题无关以及重复的文献之后，得到有效文献90篇。（二）研究方法借助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软件CiteSpaceV，对文献进行计量分析、聚类分析和图谱展示，得出基本发现；在细节上，通过内容分析，对基本发现开展进一步挖掘。两种方法的整合，涉及知识内容、生产主体各要素及他们之间关系的研究，对有关中国对非传播研究的核心作者分布、成果产出机构分布、研究主题、热点关键词及其历史性演进深入分析，呈现和解释该领域研究的现状，并对其研究趋势做出预测。

二、中国对非传播研究的论文产出分布情况

（一）论文产出演进截至2019年9月1日本研究收集数据当天，共有90篇公开发表文献研究了“中国对非传播”问题。根据论文产出量和研究主题，可将其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图1）：第一阶段（2004-2011）为零星产出期，8年发表11篇，年均1.4篇。2004年1月，《武术科学》上发表的《影响中国武术在非洲传播的主要因素》，掀开了国内关于中国对非传播研究的序幕。2005年、2006年和2009年均无产出。这一阶段多为宏观性的初探研究，包括中国对非传播现状、媒体对塑造中非关系的作用等。第二阶段（2012-2016）为快速增长期，5年发表50篇，年均10篇。这一阶段开始注重微观性的案例和调查研究，涉及传播策略、媒体合作、媒体本土化、中国对非传播问题等。这一阶段中，2012年出现第一次研究热潮（8篇），2016年达到峰值（14篇）。中非合作论坛的召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非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重要事件激发了这一阶段的研究。第三阶段（2017-2019）为冷静沉淀期。经历上一阶段的研究热潮之后，该领域发表的论文从2017年开始有所下降，这一阶段同样注重案例和实证研究，同时开始关注语言和文化传播这类话题。（二）论文产出机构中国对非传播研究的论文产出机构相对集中，基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科研高校（46%），主要包括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其中，中国传媒大学产出最多（22篇），且集中于该校的传播研究院和国家创新传播研究中心两个机构。第二类是新闻传媒从业机构（12%），包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4篇，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5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2篇，反映出这些机构在开展中国对非传播业务上较为重视。第三类是其他机构（42%）。（三）核心作者90篇论文涉及88位作者，有12位核心作者发表2篇以上，其余作者均1篇。进一步分析发现，发表量最多的龙小农自2011年在《现代传播》上发表其第一篇相关论文《超越“非洲范式”：重构中国对非外交传播战略》以来，基本每两年都会有产出，且均为第一作者，对该领域进行了持续性关注和研究。吴隽然、罗雪、朱振明均为中国传媒大学的青年学者；李新烽、吴传华、贺文萍三位作者在中非问题研究上保持了持续关注；倪建平的三篇文章中有两篇下载量位列前二，成为2007年和2008年的热文；闫成胜的三篇文章从广播电视视角分析了中国对非传播问题；李法宝主要讨论了国产电视剧在非洲的传播；杨梦蝶聚焦于中国豪萨语对非广播的问题；李玉洁和李新烽合作2篇，关注的是中非媒体合作问题。（四）主要期刊主要期刊是一个学科或领域知识生产和流动的重要平台。90篇论文共涉及51种期刊。其中发文量最多的《对外传播》自2008年刊发《中国在非洲的文化传播和国家形象塑造》一文开始，基本每年都有相关论文刊发，成为对该研究领域持续性关注最高的期刊。

三、中国对非传播研究的热点与前沿

（一）研究热点分析。主题和关键词体现出文章的研究核心和主要内容，对其进行历时性分析可以反映出该领域热点和演进。在前述基础设置上，选择“Term（主题词）”和“Keyword（关键词）”，运行CiteSpaceV，利用软件提供的生成描述功能获得关键词频次和中心性列表，去除两个基础词“非洲”和“中国”，得出频次排名前50%的关键词数据（表1）。1.研究热点演进。从历时性角度看，不同年度的研究热点各有侧重。2012年，“中非关系”“中非合作”“阿非利加人”“非洲人”“媒体”是研究热词；2013年，“中央电视台”“分台”成为主要切入点；2014年，研究焦点以“媒体影响力”为主；2015年，学者重点围绕“一带一路”开展对非传播的“策略研究”；2016年，“环境适应性”和“影视剧”成为关注热点；2017年，形成以“文化传播”为中心的研究网络；2018年，“语言文化”引发更多关注，相关文章均具有较高下载量。从中非视角的偏向度上看，也可将研究热点分为三类：一是偏向中国视角的中国对非传播模式、本土化传播、中国文化在非传播等；二是偏向非洲视角的非洲华文媒体、非洲媒体涉华报道、非洲媒体对中非关系影响等；三是偏向沟通视角的中非媒体合作、媒体交流等。结合历时分析发现，研究热点显示出“关注中国对非传播的中国视角——关注非洲媒体的非洲视角——寻找中非互动的沟通视角”这一演进轨迹。2.研究热点中心性。高频关键词反映出一定阶段内某一学术领域的研究热点，而中心性反映出该热点的重要性。表1显示，中国对非传播研究的关键词中心性最高的是“文化传播”，紧接是“一带一路”“中非关系”“中非合作”“媒体”。值对外传播2020.03理论平台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S得注意的是，“文化传播”虽频次不高，但中心性很高，说明“文化传播”作为隐性关键词，对学者的研究思路和内容架构产生较大影响。兼具高频次和高中心性的“中非关系”“一带一路”“中非合作”“媒体”，是研究中的几个重要向度。另外，“阿非利加人”“非洲人”“对非传播”虽频次较高，但中心性非常低，说明其在研究中影响分量低，属于基础词汇。3.研究热点聚类。结合关键词的中心性图谱，对其进一步聚类分析，同时对相关文献内容分析，可将中国对非传播研究的主题分为五大板块：第一板块：以“文化传播”为中心的聚点网络，内容涉及汉语教学、孔子学院、武术、影视剧译制等。倪建平提出传播和谐文化有助于提升中国在非形象和调整中国对非政策。①陈宇鹏、龙吟分别探究了对非汉语教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策略。②③沈御风以“一带一路”的非洲支点肯尼亚为例，做了中国文化的精准化传播调研。④第二板块：以“一带一路”为中心的聚点网络，内容涉及话语翻译、本土化策略等。吴隽然站在中非文化差异角度，认为要建立具有全球视野的传播机制、重视跨文化传播、增强中国对非传播话语创新能力。⑤第三板块：以“中非关系”为中心的聚点网络，内容涉及媒体作用、传播现状与问题、媒体交流与合作等。李安山提出，媒体在中非关系中既非魔鬼、亦非天使，在重视负面报道的同时也不能反映过度。⑥张梦颖从西方、非洲和中国媒体的对比视角分析中非关系报道的现状和问题，对中非媒体交流与合作提出建议。⑦周玉渊发现，非洲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内容趋于一致，集中在民主价值观、社会责任、贸易和投资领域。⑧第四板块：以“中非合作”为中心的聚点网络，内容涉及舆论环境、中非合作论坛、媒体合作等。吴传华发现，中国在尼日利亚的舆论环境折射出中国在整个非洲的舆论环境偏向积极,但同时面临越来越多的杂音和外界干扰。⑨刘滢、周瑜发现，非洲的新闻市场需求大、地区差异大，而我国媒体对非洲传播市场的了解程度有限，亟需加强合作与交流。⑩第五板块：以“媒体”为中心的聚点网络，内容涉及非洲新闻市场、本土化、媒体合作等。罗雪认为，本土化发展成为中国媒体进入非洲后的“必经之路”，建议遵循“竞合策略”，将内部运营策略和环境适应策略相结合。11蒋生元提出，在传播内容上要增加有关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小文章”。12可以看出，以上五个研究板块有差异也有交叉。此外，分析关键词中心性的聚类值可发现，Q=0.4536>0.3，聚类轮廓明显；而S=0.4458<0.5，聚类特征不够明显，说明该知识域的研究深度有待提高（CiteSpaceV的Q值用于衡量网络模块化，S值用于衡量网络同质性，一般Q>0.3意味聚类轮廓显著，S>0.5意味聚类特征显著）。（二）关键文献分析。1.高被引文献。文献被引情况可以量化出参考文献的质量和学术影响力，从而确定一个研究领域的关键文献。分析发现，共有59篇论文被引，其中21篇被引1次，9篇被引2次，8篇被引3次，5篇被引4次，16篇被引5次及以上，单篇最高被引24次。表2为高被引文献（5次及以上）列表。从年份来看，被引量最高的出现在2012年（2篇共被引25次），2014年（4篇共被引25次），2015年（3篇共被引29次），而这几年正处于论文产出演进的快速增长期，和产出量及研究热度有一定相关性。被引量最高的是2004年刘同为的《影响中国武术在非洲传播的主要因素》，这与该文是该研究领域的第一篇相关论文有很大关系。2008年，倪建平的《中国在非洲的文化传播和国家形象塑造》下载量和被引量双高，产生了较强的学术影响力。进一步分析发现，高被引文献关注的内容主要包括：文化艺术（中国武术、汉语、孔子学院）、非洲媒体（非洲媒体与中非关系、舆论环境）和传播策略（媒体本土化、媒体合作交流、影视剧译制）。2.关键节点文献在CiteSpace生成的文献共被引网络中，关键节点文献指的是连接两个或两个以上聚类节点的文献。这些文献的中介中心性系数较高，在知识流动网络中很关键，扮演节点和桥梁作用。在前述基础设置上，“NordTypes”选择“citedreferences”，运行CiteSpaceV软件，发现未能形成文献共被引网络图谱。这说明，受到发文量较少等因素影响，文献彼此互引率较低，该知识领域研究人员的学术联系较少，尚未形成广泛的学术共识。

四、结论与思考

本文呈现了2004年至2019年间，国内有关中国对非传播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及其演进脉络，包括产出机构、核心作者、主要期刊、研究热点、关键文献等，发现研究热点呈现“中国视角——非洲视角——沟通视角”的演进轨迹，说明中国对非传播的实践与科研开始注重双向的沟通与对话，而非单向的自话自说。在“一带一路”战略发展机遇下，中非合作正向全面和纵深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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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创作中的困境

1.题材重复、创新不足。作为校园教育的一部分，编导专业的毕业设计鼓励学生的创新精神。但实际创作中，很多学生态度较为随意，缺少艺术性的尝试。以常见的微电影为例，其题材大量集中于校园爱情、同学情感等方面，简单的讲述并未能将感情升华，从而进入理性思维的层面。故事情节往往相似度很高，难以跳出思维惯性。部分同学意欲寻找新的突破，追求叙事的戏剧性、新奇感，但由于专业知识薄弱与生活体验欠缺，加之文学素养不足，便往往以刺激性的画面、标新立异的情节来吸引眼球，从而导致作品失真，缺少直入人心的力量。2.整体规划意识欠缺。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阶段性的工作安排上。毕业设计与论文写作不同，它的进程阶段性明显，强调时序，且前、中、后期的任务有着细致的区别。在学生的实操过程中，最常见的问题出在进程安排上：因为前期规划或执行操作时的诸多困难，很多作品往往在答辩前的短期内仓促完成。其次，在艺术风格的营造上，不少同学为了寻求视听感受上的新鲜感，注意到对场景进行有机调度，加入有意识的处理，并在后期制作时适当进行润色。但这样的处理往往局限在单个画面，对艺术作品的通盘设计被忽略。这导致作品的风格不统一，缺少连贯性和整体感。3.修改总结易被遗漏。影视作品制作中都有着反复修改增删的过程，总结与修改是影视行业的常态，也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需熟谙的过程。对于毕业设计，高校同样准备了相应的程序：论文答辩。答辩评委会给出专业的评价并提出修改意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意见往往被学生忽略，对作品的再创作与总结也付之阙如。究其原因，不少学生在毕业后很快投入工作岗位，无心对之前的作品再进行细致修改。因此，他们在收到反馈信息后也基本不再进行完善，也缺乏对题材的后续关注。这给一段原本完整的教育过程留下了遗憾，也未能让学生进一步熟悉专业创作的全部流程。

教师指导上的偏差

1.教学模式相对理论化。毕业设计与论文的指导模式完全不同，需要更具体、更富操作性，沿用论文式的教育方式不能起到足够的帮助作用。在现有情况下，高校中研究型师资较多，而具有实践经验的专业教师相对不足，师资主要来源于“传统人文学科教师型、媒体专业人员转行以及院校毕业的研究型青年学者。其中，有着传媒从业经验的教师比例不足20%”。①这种师资构成导致了教育模式相对理论化。对许多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具体困难，教师不总能给出相应引导。另外，传媒生态高速变革，不论是技术还是思维模式都在更新迭代，所以即使是有从业经验的教师，如不持续关注业界的发展，在教学方式、内容上做出相应调整，也同样会出现固步自封、计无所出的状态。2.知识壁垒限制整体指导。现有的毕业设计指导模式一般为导师制，单个教师指导创作团队完成作品。这种做法的最大问题是单个教师的知识壁垒限制了对作品的整体指导。常见的影视类作品通常至少需要前、中、后期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有各自的任务。就虚构类作品而言，前期需要完成选题策划、编剧创意、演员选角等工作；中期是具体摄录阶段，牵涉全剧组的整体协调；后期则需完成影片剪辑、特效制作、配音配乐等工作。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技巧与理论。因为术业有专攻，教师的知识范围也有限：或更了解编剧、或更了解摄制，在环节指导上难免出现知识储备不足的现象。而现有的传媒生态下，媒介融合已成不可阻挡之势，这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熟悉传统媒体的传播流程，也需要了解新兴媒体的形态特征；不仅要有传统影像的创作能力，也需要融合多种新鲜形式、适应不同平台传播要求的能力。而体现在毕业设计上，这无疑又进一步对教师指导提出了更高要求。

学院管理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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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导专业公司化办学改革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是为适应广播电视产业的发展而设立的一个比较新的专业。“编导”既包含普通纸质媒体、网络媒体的策划、编辑，也包含电影电视剧、电视栏目节目的编剧、导演工作，贯穿整个广播电视产业。当前，广播电视行业尤其是电视节目的制作普遍采用以编导为中心的工作模式，在逐渐形成的采、编、播合一趋势中，编导的作用举足轻重。笔者认为，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实行公司化办学改革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

（一）从就业去向看公司化办学改革的可行性

一般而言，广播电视编导类人才较宽泛的就业去向主要有以下几类：1.进入电视台或电台。从事记者、策划、节目编导、摄像、编辑、撰稿、制片、后期制作、剪辑，乃至灯光、场记工作，也可客串主持人或播音员。2.进入私营影视公司、广告公司或文化传播公司。从事后期剪辑和与具体拍摄相关的各种工作，比如灯光、声音、场记、导演助理、摄像助理等等。3.进入纸质媒体或网络媒体公司。从事新闻记者、摄影、摄像、编辑等工作。从以上人才出口来看，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将来的就业出路更多的是在各种传媒公司中从事编导类工作。因此，学校实施公司化办学，依托专业背景，按照专业实体公司模式开展课程教学、实习实训等，让学生从大一开始就步入职场，提前熟悉职业要求，创新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有很强的可行性。

（二）从办学现实看公司化办学的必要性

截至目前，重庆文理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开办才2年，第一批入学的学生尚未毕业，所以笔者谈不上现行办学模式的好与坏。但是笔者至少承认，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应用性、实践性非常强，必须大力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而目前开展的传统教学模式很难说完全适应了专业人才培养需要，再加上重庆文理学院地处西部小城，“囿于成本控制，高校一般倾向于分派学生到学校周边电视台、传媒公司各部门见习实习，或者在课外建立工作室吸引有兴趣的学生参与实践。但是这种走马观花式的专业见习、实习无法让学生对未来的职业前景有很深刻的体验，同时课外工作室中师生对教学内容的把握是理想化的，更多是出自对实际项目的模拟，无法真正使课堂教学自身和社会实践真正融合在一起”（王长武2012）。从这些因素来看，笔者认为以专业实体公司为依托开展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是十分必要的。

二、编导专业公司化办学改革的基本思路

专业公司化办学主要依托专业资源创办公司，完全以市场化模式运营，既进行生产、研发，又进行教学、实训和人才培养。以目前高职院校的实践和研究来看，公司化办学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依托学校人力和物力资源自办公司，开展专业教学和公司运营；另一种是引进社会力量合作开办股份制公司，开展专业教学和公司运营。笔者认为，引进社会力量合作开办股份制公司，虽然公司化办学更深入，但是公司运营必然牵涉到双方利益分配，公司营利和专业教学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不太适合像重庆文理学院这种地方新建本科院校。笔者倾向于自办公司，由学校聘任该专业资深教师担任公司负责人，负责公司经营、业务拓展、教学科研、实习实训等工作。公司管理和运营由学生全程参与，专业教师进行指导和控制。根据笔者所在学校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特点，以及以前开办广播电视新闻学的传统，笔者认为可以集中校内优势资源打造公司化办学平台——传媒总公司，并依据学生兴趣，分设“纸媒”“网媒”以及“视媒”三个分公司，供不同爱好的学生选择。三个子公司由学校选定教研室主任等担任公司负责人。纸媒子公司主要是报纸编辑、广告策划、撰稿、摄影等，可以承接广告策划、宣传文案、报刊设计、摄影、会展服务等业务；网媒子公司主要是网络编辑、网络策划、撰稿、摄影等，可以承接网站建设、网站内容编辑等业务；视媒子公司主要是节目策划、编导、制片、后期制作、剪辑，乃至灯光、场记等，可以承接中小型节目编导制作、婚庆礼仪策划、摄影摄像、电视纪录片拍摄与制作等业务。专业上这样细分可以使人才培养的目标更有侧重性和针对性，可以使学生学到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在编导的某一个方向上学得更深入，更加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职业核心技能，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实现零距离上岗就业。

（一）基于公司化办学的专业课程设置

基于公司化办学的思路，笔者认为可以根据企业对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人才的能力要求，把职业能力培养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之中，以企业各岗位的能力要求与课程标准相衔接为标准，来设置和构建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课程体系。1.大学基础课程与职业素养课程专业公司化教学改革不能违背大学教育的基本规律，学生不仅应该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还应该具备社会公德、思想品德。因此在课程设置上，除了开设职业素养类课程外，还是要开设大学政治、大学英语、大学体育等基础课程。与此同时，还要开设本专业最基础的理论课程《广播电视概论》《艺术概论》以及公司运营类的相关课程等。这一类课程统一安排在大学一年级。2.职业核心能力课程公司化办学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学生的职业核心能力，因而开设与此相关的课程是公司化办学的一个核心任务。根据前面设置的三个子公司，可以将职业核心能力课程设置为三个独立的模块，分别与“纸媒”“网媒”以及“视媒”一一对应。学生在经过大学一年级的专业基础理论课程学习后，将在二年级开始就选择进入不同的子公司。不同的子公司会根据公司化运营的需要设置工作岗位，安排专业教学和公司运营，并将工作岗位的设置与课程教学紧密结合起来，实行“教学做”一体化模式，真正按照公司运营业务流程开展教学。当然学生如果学有余力，也可以跨公司学习工作，这样才能做到“一专一能”和“一专多能”相结合。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师讲、学生听，实训过程模拟化、仿真化，学生普遍感觉没有真实的职场氛围，因而学习动力和压力都不够，教学效果可想而知。而实行公司化改革后，教学过程与公司运营融为一体，以真实的业务和真实的项目为教学出发点，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中学习专业知识，效果必然大不一样。

（二）基于公司化办学的考核体系

传统的专业课程考核以及毕业考核，一般以考试成绩或毕业论文为主要考核标准。公司化运营的专业办学模式将综合考虑学生的学习成绩与工作业绩两个方面。1.学习成绩考核公司化办学的专业考核模式主要以学生对专业知识的运用为考核指标，由专业教师考核、学生互相考核、公司客户考核三者相结合。例如由团队成员组成的婚礼摄像小组，每学期结束时根据公司客户的反映、教师对摄像作品的评价、团队小组成员的互相评价决定每一个人的成绩得分。2.毕业论文考核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教高厅[2004]14号）指出：“毕业设计（论文）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毕业设计（论文）在培养大学生探求真理、强化社会意识、进行科学研究基本训练、提高综合实践能力与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重要实践环节”。实行公司化改革的专业办学和人才培养更应该在毕业论文（设计）改革作出创新和表率。笔者认为编导专业毕业论文（设计）可以推行如下两种模式：学术论文模式（这是传统的毕业论文模式，是为部分考研深造或感兴趣的学生设置的）和毕业设计模式（主要是学生在公司工作和学习过程中设计毕业作品，如拍摄一部纪录片、出版一份报纸、开办一个网站、录制一期电视节目等等，可以独立完成，也可以团队打造）。

三、结语

应用型本科院校开展专业办学公司化改革，是一个新生事物，需要得到学校上上下下的通力合作和大力支持。搞好公司化改革，不仅有利于教师专业理论素质的提高，而且有利于教师的专业实践教学能力的提高，同时最重要的是，通过公司化改革，将更加有利于学生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使其能比别人快一步面对职场竞争，为将来的就业提前做好准备。当然，编导专业公司化改革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公司盈利怎么分配，公司的教师利益如何保障，课程教学和公司运营如何协调，学生的安全管理问题等等。但是笔者相信，在市场经济大潮汹涌澎拜的今天，高校也不能置身事外，尤其是一些应用性很强的专业必须迎头赶上，进一步探索公司化办学的理念与思路，为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其他文科专业的教学改革与发展提供经验。

作者：雷璐荣赵珈艺单位：重庆文理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副教授重庆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

第二篇：应用型高校广播电视编导发展

1应用型高校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定位

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发展初期，需要有良好的政策和外部环境支持，需要建立理论层面的支撑体系.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非常紧密的专业，要求学生既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同时也要具备熟练的操作能力与创新能力.应用型高校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不同于其他综合类院校，主要以应用为主，但是在应用的同时也不能缺乏理论知识，该专业所谓的应用，不是简单的摄像机等器材的操作，更多的是对画面、声音的塑造和创意，严格来说，是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仅仅是对创意的实现.随着文化产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传媒行业越来越细化，微电影、晚会拍摄、演艺拍摄、现场直播、录播等等，尤其是电视台，各栏目的类型越来越多样化和专业化，这对专业的拍摄与制作团队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应用型高校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定位显得尤其重要，发展方向、专业特色等应该如何发展，是应用型高校该专业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问题，如此一来，教学才能更加细化，学生就业也会更加明确化和专业化.

2教师队伍建设

应用型是一个比较新的理念，应用型高校也是近几年才提出并开始建设的，而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发展的十年中，全国各大院校纷纷开办此专业，所以应用型高校该专业的教师相对缺乏，师生比例严重失调，教师数量严重缺乏.以黄山学院为例，黄山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目前有大一、大二、大三共计276个学生，虽然专业教师由最初的一人增加到现在的三人，但是这三位老师现在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授课压力，这直接导致后期教学效果无法达到，没有办法顾及到更多的学生；教师的备课压力大，连轴转的讲课、备课，导致教师根本没有时间反思自己的教学；教师除了不断的讲课备课之外，没有时间从事本专业的科研工作，没有时间接受与本专业课程相关的新知识，授课内容停滞不前，无法与时俱进；教师数量不足，也直接影响到教师无法专业于自己的领域，或专业某一领域缺乏教师，授课内容成为空白.所以，在应用型高校该专业的发展当中，随着学生数量的增加，需要继续引进教师，改变现在师生比例不协调的状态，在引进教师的过程中，要注意专业领域之间的互相补充，相互联系.其次，此类院校该专业在建设之初，教师队伍整体职称太低，这对一个专业的发展相当不利.黄山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教师整体为助教，而一个专业的教师队伍无论从年龄还是职称都应城梯队分开，在年龄上应该形成老中青搭配，职称上应为中间大两头小，教师应大多集中在中级职称，高级和初级应较少，当然，对于新建院校或新建专业来说，这是无法强求的，只能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完善.除此之外，教师也需要不断努力去提高自己职称，积极申报科研项目、等，尽快提高自己职称，为专业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便利.

3人才培养与地方文化相结合

地域文化是一个地区的特色文化，每所高校所在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文化，高校可以依托地方文化进行专业的建设和发展，例如安徽省黄山学院，地处徽州，徽文化自然成为学校建设与发展的地方文化，学校把徽文化中的三雕、徽商的徽骆驼精神引入专业的建设与发展，美术专业的培养方案中体现出徽州雕塑的特色，音乐专业中插入徽州民间音乐的内容等等，既能体现出专业的特色，也能为当地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做出贡献.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越来越普及，专业也涉及到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各高校相同专业的建设与人才培养也越来越趋于雷同化，所以，专业特色显得异常重要，专业建设如果能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那么专业发展才会更有出路，对于学生来说，就业也会比其他高校学生更有特色.

4教学与地方优势产业相结合

每个地区均有自己的地域特色与优势产业，高校教学既离不开书本更离不开地方特色产业或优势产业，而为地方服务也是高校应尽的义务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双方是互利互赢的关系，在这一点，浙江传媒学院与浙江影视职业技术学院有很多经验可取.浙江传媒学院和浙江影视职业技术学院均地处浙江，借助横店影视城的地狱地域优势，结合发达的旅游产业发展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为前来横店旅游的游客拍摄短片、制作团队纪念视频与纪念册，其次，学校也组织学生为游客重现影视剧片段，吸引游客参与，结合本专业深度开发旅游项目.这在前期已经做出了详细的策划，并且与当地旅游公司达成协议，为前来旅游的客户做出几套成熟的方案，在旅行团到达之前，将策划方案发至客户手中，提前做准备，在旅行团到达后根据所选择的方案进行准备、拍摄、剪辑，在旅行团离开之前，将成片送达客户手中，如此一来，在带动旅游业发展的同时，也为本专业学生提供大量学习和实践机会，一石二鸟，建设和推动本专业的发展.黄山学院所处的环境与此类似，黄山市是一个在国内外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旅游城市，本专业可以利用黄山地区的旅游资源，打造与旅游相结合的实践模式，打开实践型教学的发展空间，扩大本专业在皖南地区的影响力，从而为进一步打开国内市场铺平道路.学习浙江传媒学院和浙江影视职业技术学院的办学经验，借助地处徽州地区地域优势，结合发达的旅游业发展本专业，为前来黄山风景区旅游的部分游客拍摄制作属于团队的纪念视频和纪念册；也可以利用在该地取景拍摄的著名影视剧（如《小花》等）取景地进行情境重现，吸引游客参与情境演出.所以，与地方优势产业相结合，创新教学模式，也是应用型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发展的策略之一.

5产学研合作共同发展

学以致用是高校教学的目的，尤其在应用型高校，这一点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而产学研合作则是应用型高校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学生通过在学校对专业的基础学习，掌握理论与实践的基本能力，之后，将学校所学运用于企业产业的实际操作当中，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换，当然，学校学习是无法完全满足实际运用的，许多的技巧和市场理念都需要切身去体验，通过企业项目的参与制作和科研项目的开发，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拓展自身专业视野，在学生毕业之际实现与市场的无缝对接，不但提升了学生自身的能力和学校的办学、科研水准，对企业也提供了便利和融入了新的思想，一举多得.为了实现学生毕业与市场无缝对接，提高就业率和对口率，大多数应用型高校都已经将教学融入到产学研合作当中，而且各具特色.黄山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虽然招生三届，但是也已经较早的实现了产学研合作.在2012年7月，黄山学院与黄山天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署校企合作，至今已一年有余，总体情况良好.在今后的合作当中，应与天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加强合作深度，实现更大范围的合作.第一，在现有合作的基础之上，将学生分批进入企业实习实训，而不是局限于工作室专业水平相对较高的学生，以保证让每个学生都能得到锻炼；第二，根据企业业务的扩大与学生学习层次不同，安排不同的学生从事不同的企业服务，层层递进，逐步提高学生自身能力；第三，扩大合作范围，进一步实现产学研合作.企业可以与广编专业以外的专业进行合作，扩大横向合作范围，实现全面合作，同时也可以扩大学生知识面，学到课堂学不到的知识；第四，在企业选出指导教师，与学校选派的辅导教师合作对在企业实习实训的学生进行分别指导，以各自擅长的部分教授学生，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第五，在企业实习实训考核优秀的学生可留在企业或推荐至较好的单位工作，形成鼓励机制.其次，转换思路，可与旅游公司或影视基地签署校企合作，不但可以拓展我校该专业学生的知识面，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而且，能拓宽就业面，不过，目前只停留在想法，在今后的发展中，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可以在广编专业培养方案中加入旅游专业选修课程，培养学生的旅游思维与旅游观念，与本地优势结合，可以轻松在旅游公司利用专业优势实习实训或就业.

6结论

对于一所高校乃至一个专业来讲，定位是首要解决的问题，明确专业的发展方向和建设特色，该专业才能有清晰的发展思路.应用型高校的定位，主要在于“应用”二字，不同于理论型和科研型高校，应用型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更多的是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适应该产业的发展的背景下逐步探索并建立的.选择与专业定位一致的教师非常重要，相对于科研型高校和理论型高校来说，应用型高校的教师更重要的在于应用，虽然应用型高校教师现在并不充足，但是在教师队伍的建设过程中仍然需要坚持自己的定位，选择适合学校与专业发展的教师.第三，人才培养依托当地特色文化，不对对当地特色文化有很大的贡献，而且能够体现出一个高校的才人培养特色.第四，地方优势产业与应用型高校的发展是互惠互利的，各地区的的优势产业各不相同，比如旅游、工业、贸易等等，在应用型高校能够为其提供人才，而产业基地能为高校提供实践基地，并且双方都可以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最后，产学研合作的综合发展，既是检验应用型高校建设的成果，也是学生进一步走向社会的必经之路.综上所述，从定位到教学再到实践，最终产学研相结合，一整套的发展模式与思路对于应用型高校是比较实用与完整的，对于应用型高校所培养的学生也能实现与市场的无缝对接，既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也有熟练的技术操作，还有一定的创意思维，更有一定的市场理念与市场经验，如此一来，应用型高校才能有更好的发展，也能走出一条属于高校自身的特色之路.

作者：坚斌方婷婷单位：黄山学院艺术学院黄山学院团委

第三篇：应用型广播电视编导教学方式

1应用型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教学方式策略探析

对于一个专业来说，一套成熟的教学方式是不可缺少的，培养专业人才所需的专业能力离不开相应的教学方式，每个专业都不相同，应根据专业特点探索相应的教学方式。应用型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人才所应具备的能力不只是设备的操作、技能的运用，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建立广播电视思维。[5]

1.1理论教学方式探析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属于艺术类专业，由于广播电视的媒体特性，该专业兼跨新闻学、传播学、电影学等学科的特点，因此，广播电视编导也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宽广的知识面。理论课被认为是枯燥的课程，所以，需要一种良好的教学方式，既让学生接受到应该学到的知识，也不会感觉枯燥，这就需要在课程的设置上照顾到学生兴趣，将理论知识潜移默化地融入课堂，在授课方式上寻求学生最容易接受的方式。首先，课程的设置方面，要处理好“重基础”和“实践快”的关系。其次，处理好通识教育、专业理论课、专业技能课和选修课之间的关系，在保证专业基础课的学习和课程学习连续性的前提下，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拓展知识面和最大限度地学习选修课程，以增加储备知识。再次，理论课的教学方式，不能照搬传统的教学方式，老师唱独角戏的教学方式对于本专业和本专业的学生并不适用，对于本专业理论课的讲授，需要与实践相结合。

1.2实践教学方式探析

面对21世纪我国传媒业的巨变，特别是在广播电视与其他传媒的竞争日益白热化的形势下，作为广播电视编导人员，不但要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广泛的知识链接、较高的思想层次等等，更要具有很强的实践能力，所以，实践课在本专业的教学中是不容忽视的。[4]首先，随着专业的发展，“通才”教育已经引入该专业，影视作品自身集合多学科特性，根据这样的趋势和特性，实践课程设置要顺应当前影视艺术的发展趋势，进一步拓展和强调广播电视业务方面的应用课程。其次，课程设置和教授内容应紧跟时代。学校并非企业，资金相对缺乏，设备的更新换代速度比较缓慢，所以，实践课程的设置和内容尤为重要，实践课程设置应当符合当下传媒行业的发展。再次，实践课的教学方式也应当根据课程的特点，联系实际，结合最新的创作理念进行改变。

1.3WORKSHOP工作室教学方式发展策略探析

WORKSHOP在美国是一种非常普通和多见的课程模式和教学手法，当今，WORKSHOP工作室教学已经是高校非常流行的教学方式，也是高校里普遍适用的教学方式之一。WORKSHOP教学，有几个人进行集会式的讨论，导师进行示范，通过当场练习、实践，结合理论与实践，在实践中潜移默化地进行教学。[3]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WORKSHOP工作室教学非常适合本专业教学，通过在以往教学中的尝试，虽然并不系统和正规，但是也略有心得：第一，注意课程的选择。和其他专业一样，本专业也并不是所有的课程都适合WORKSHOP工作室教学，需要从培养计划的所有课程中进行选择。第二，课程的设计。对于WORKSHOP工作室教学来说，课程的设计必须要与时俱进，逻辑严密，能够调动学生的学习激情等。第三，课后总结与点评。教师在组织学生开张WORKSHAOP工作室教学时，应向学生提出一些相应的要求、要完成的任务或所要达到的目标，在一段时间的课程结束后，组织学生对这一阶段的课程进行讨论、探讨，师生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学习，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对策，寻找解决方法，对实践成果进行点评，鼓励学生创新。

2合理利用校内外资源

实践是该专业的根本，学生的所学成果都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也是本专业应用型的体现。因此，合理利用专业工作室、实训室、校园广播站、电视台和校企合作单位等资源安排学生实践成为广大高校共同探索的专业发展之路。大多数高校均已在课内或课外利用现有资源安排学生进行专业实践。对于我校来说，硬件建设尚不完备，但对于发展中的专业而言，硬件逐渐完善，学生培养逐渐走上正轨，所以，不得不提前思考，未雨绸缪。

2.1校园电视台建设

广播站是每个高校都已经建立的校园机构，是为有朗诵、播音等特长的学生提供的一个实践场所，但是校园电视台并不是每个学校都有的，对于新建的本科院校来说，尤其是对于有传媒专业的院校，校园电视台的建设必不可少。

2.2实训室、工作室建设

工作室、实训室的建设是应用型本科教育中高水平的部分，是教育硬件不可缺少的部分，它们的建设对于专业的进一步发展有着强大的促进作用，因此高校必须进行投资建设。

2.3校企合作

除了组织学生外出采风，高校更需要与当地媒体，如电视台、传媒公司等机构进行校企合作，联合培养学生，让学生能有机会联系社会，参加市场化短片的制作，在毕业之时能实现与市场的无缝对接。对于应用型本科教育而言，校企合作是促使学生进入市场化实践的桥梁，通过校企合作，学校和企业联合对学生进行培养，在学校学习期间，学生通过校企合作项目，不但能够夯实专业基础，更能够熟悉市场，学生在校学习的目的就是在毕业之后，能够将专业理论和实践用于社会、用于工作，而经历企业项目的制作，学生在校期间就可以离社会和市场更进一步。

3结语

影视传媒论文范文篇8

[摘要]：2007－2008年，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回溯和反思构成了电影研究领域核心的话题，电影产业制度的优化和院线的改革也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电视艺术研究在聚焦电视剧创作的同时，对文艺栏目和纪录片的思考也日趋深入。

Abstract:Thekeytopicsaboutthemoviestudiesin2007-2008aremainlyfocusedonexploringandreflectingthedevelopmenthistoryofChinesemovieinthepast30yearssincethereformandopenpolicywaslaunchedin1978.Therefinementofmovieindustrysystemandreformoftheaterchainmanagementarealsowidelydiscussed.Thestudiesoftelevisionartaremainlyfocusedontheproductionsoftelevisiondrama,andtheresearchmakesprogressinthefiledoftelevisionartcolumnsanddocumentary.

Keywords:China;Movie;TelevisionArt;ResearchDevelopment;AnnualReport

2007－2008年，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回溯和反思构成了电影研究领域核心的话题，随着一批国产大片的上映，对于大片现象的研究和探索也取得了较大发展，电影产业制度的优化和院线的改革成为人们关注的议题。在电视艺术领域，对近年热播的家庭伦理剧、东北农村剧、军旅剧的批评趋于活跃，围绕着大地震和奥运会制作的电视文艺节目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纪录片的研究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上篇：电影学研究综述

一、中国电影史研究

随着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到来，一系列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丛书、论文相继面世，丁亚平所著的《影像时代的中国电影简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着重探讨了中国电影视觉再现与存在的历史，也是全球性背景（理想空间）、时代政治经济力量（现实空间）以及社会文化精神（真实空间）消长变化及发展的历史。邸世杰，刘洪才主编的《广播电影电视专业技术发展简史（下册:电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概要地回顾了我国电影技术各专业的百年成就，以及为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做出的贡献。

在通史的研究之外，2007－2008年电影史研究的特点是出现了不少带有浓厚地方性色彩的研究著作。傅葆石的《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着力重构抗战前后（1937－1950）上海和香港之间的双城故事，藉此呈现中国电影文化的复杂多义。陈文平、蔡继福编著的《上海电影100年》（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以断代史的方式，评析各个时代上海电影发展状况、特征以及审美流变。沈寂编著的《上海电影》（文汇出版社，2007）通过不同类型的影片概述上海电影的初创、发展、成熟的过程，折射时代特征和上海电影的独特风格。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口述上海——上海往事》（上、下）、（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2007）则试图通过众多影人口述的方式，对建国后上海电影自身的发展同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的联系进行分析，构成对建国后多部上海电影文本的独特解读。

除上海电影史研究之外，2007－2008年另一热点是香港电影史研究。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中国电影资料馆共同编著的《香港电影10年》（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深入透析香港电影发展的新态势,以“融合与发展”为中心命题，围绕“香港回归”这个关键词，从产业、文化、创作等三个方面探讨香港回归以来电影的发展变化。赵卫防的《香港电影产业流变》（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对香港电影产业的发展进行多维度的诠释与分析，力求完整而深刻地描绘出香港电影产业的流变过程。朱家昆的《香港类型电影漫谈》（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为读者展现了香港类型电影的兴衰。此外，还有的灰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帝后列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朱家昆的《闲话香港电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等。

2007－2008年也出现了一些对于电影发展历程上重要团体或者个体的个案研究。吴筑清、张岱编著的《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意在填补中国电影史上关于延安电影团这一段历史的空白，不少图文史料均为首次发表，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邹健的《中国新生代电影多想比较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概述了中国电影新生代的诞生、转轨和嬗变。谢晋编著的《谢晋电影选集》（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从谢晋导演现有的电影作品中精选出18部作品，收录了谢晋导演的导演阐述，以及著名电影评论家的影评、剧照等。《谢晋画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精心收集和整理了谢晋导演生平资料与他拍摄的众多影片的珍贵图片资料，该书的问世恰好成为人们对一代电影大师2008年不幸去世的最好的纪念与缅怀。

2008年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年，《当代电影》、《电影艺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都开辟了相关的专栏，对中国电影在这三十年里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和存在不足分别进行论述。丁亚平的《社会空间与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李道新的《重构中国电影——从学术史的角度关照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电影史研究》（《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饶曙光的《观众本体与中国商业电影之三十年流变》（《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周星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电影观念的变化》（《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等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30年以来中国电影美学、叙事范式等各个层面的发展与流变。

二、中国当代电影研究

在2007－2008年的当代电影研究中，《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作为国内第一部年度电影艺术创作报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组织撰写。全书共包括十二个章节和一个专题研究，分别为中国电影创作年度综述、年度热点、年度创新、年度症候、年度走向，导演艺术、剧作艺术、表演艺术、摄影艺术、声音艺术、新技术、港产合拍片的年度分析，以及专题研究中国进口分账影片态势分析。影协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推出这部艺术创作报告的目的，意在从电影创作本体上把脉国产影片，把理论家、评论家的判断与声音传递给社会大众，以期在电影理论评论中坚持主流文化的声音。

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编著的《2008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是产业研究中心在《2007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倾力推出的第二部电影产业研究报告。全书分为年度产业发展总报告、专项研究报告和电影市场调查三大部分，客观详实地勾画出年度电影产业发展脉络，前瞻性地分析电影产业链各环节发展态势与潜在问题。此外，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编著的《2007电影产业研究之国有影视企业卷》（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电影产业研究之影院发展卷•2008》（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黄勇主编的《2008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新华出版社，2008）、张晓明、胡惠林、章建刚主编的《2008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崔保国主编的《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07－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都运用了最新的事实和翔实准确的数据，综合使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分析方法，全面系统反映2008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状况和发展特点。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进一步改革发展，电影的全球化议题在近年来也吸引了不少学者的目光，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市场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成为研究者注目的焦点。尹鸿编著的《跨越百年：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电影》（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系统记录和分析了中国电影近10年来在全球化、数字化和产业化的大背景下所进行的转型，帮助我们更积极更有建设性地看待中国电影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当代电影》2008年第2期设置“文化软实力与中国电影”专题，倪震的《软实力和中国电影》、饶曙光的《感染的力量——文化软实力和电影》和张颐武的《电影与21世纪中国新的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展开及其意义》等论文，指出电影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总体战略中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近年来，国产电影不断的寻找着自主品牌的创立途径，并为此进行了长期而不懈的探索，国产大片便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应运而生并不断前进。2007年电影《集结号》在无论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得到了广泛的赞誉，对此，贾磊磊的《事件电影：〈集结号〉》（《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胡克的《建构现实社会型主流大片电影观念——〈集结号〉的启示》（《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黄式宪的《牺牲与辉煌：乐观的悲剧及其崇高之美——略论〈集结号〉在大片文化品位上的可贵拓展》都表达出了对于中国大片在经历了五年磨砺之后走向成熟期的乐观态度，并由此观照中国大片的前景和未来。

三、电影理论研究

在电影理论研究的著述方面，丛书成为2007－2008年中国电影研究的一大特色。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了“北京大学影视艺术丛书”，包括了梁明、李力的《电影色彩学》和王志敏的《电影语言学》，前者对电影中色彩的运用和意义阐释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后者对电影成为一种语言的可能性进行充分的论证和阐述，把以往单纯的理论研究真正变成了指导实践的创造性思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在2007年推出了“影片分析系列教程”，包括单万里、张宗伟主编的《纪录电影分析》、饶曙光主编的《中国电影分析》、李迅、祝虹主编的《欧洲电影分析》、胡克、游飞主编的《美国电影分析》、周涌、张希主编的《亚洲电影分析》等。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复旦博学•当代电影学教程”系列丛书也在2007、2008年相继面世，2007年葛颖的《电影阅读方法与实例》针对电影阅读逐层深入的行为逻辑，提出了表层意义场、深层意义场和核心意义场等三层意义场的文本解读方式。2008年黄文达主编的《外国电影史教程》以叙事电影的发展为主线，强调从全面、多元的角度认识、理解电影。金丹元的《电影美学导论》主要阐述电影美学的原理和基础知识，结合具体作品的分析来探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影美学的发展趋势。

范志忠的《当代电影思潮》（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通过对当代电影的叙事范式和美学流派的梳理，认为电影艺术作为成熟的一种标志，必然创造出特定的叙述范式，规范着电影人本人乃至后来者的创作与制作。汪方华的《现代电影：极致为美后新浪潮导演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提出“被体验的真实”的影像本体观并做出具体的美学原则的阐述。戴锦华著的《电影理论与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每一章节重点介绍一种电影理论流派的主要特征，并通过对一部影片的细读来展示对这一理论方法的运用。杨健的《拉片子：电影电视编剧讲义》（作家出版社，2008）应用拉片子的方法，通过七部教学片、七部参考片、两部电视剧，传授影视编剧基础理论和剧本写作基本技巧。其他论著还有苑媛主编的《光与影——意象对话看电影》（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康尔主编的《电影艺术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薛凌的《电影艺术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田川流、王颖主编的《电影学论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彭澎主编的《电影艺术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等。

在电影美学方面，王丽君的《当代电影美术先锋设计及其审美形态》（《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介绍了当代电影美术先锋设计在美学上表现出的一种独异的、颠覆现存价值体系的反叛精神和多远平衡的哲理表达。在这个方面的论文还有金丹元的《回归本体——对于当下电影美学研究的质疑》（《电影艺术》2007年第1期）、陈犀禾、刘宇清的《电影本体与电影美学——多元化语境下的电影研究》（《电影艺术》2007年第1期）。电影符号学的研究是继电影美学之外另一个研究重点，余纪的《电影符号学质疑》（《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对语言学意义上的电影符号学存在权利提出质疑，认为电影的每一个镜头都是全新的、多义的，甚至是任意阐释的。吴迎君的《反思电影叙述学的研究误区》（《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对电影叙述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挖掘。赵勇的《电影符号学研究范式辨析》（《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则对不同的符号学研究范式加以分类区别。相关的论文还有王志敏、陈捷的《电影语言：新概念与新版图》（《影视艺术》2007年第10期）、史可扬的《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美学困顿》（《影视艺术》2007年第10期）等。

四、翻译与介绍

在电影译著图书方面，对于经典电影大师的介绍依然是不可替代的热点。弗朗索瓦•特吕弗的《我生命中的电影》（黄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收录了法国新浪潮领军人物特吕弗的重要论文和资料。奥蒙的《电影导演论电影》（车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对电影导演的作品和他们的电影理论之间的关系做了系统的考察。康拉德所著的《奥逊•威尔斯》（杨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是国内首部对威尔斯进行系统介绍的评传。基亚罗斯塔米等所共同编著的《特写：阿巴斯和他的电影》（单万里、李洋、肖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由阿巴斯个人的电影笔记、相关访谈以及法国电影评论家撰写的关于阿巴斯电影的批评文章组成。苏伯的《电影的力量》（李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的立意虽然在于解剖与分析决定一部电影好坏的奥妙，但其实质却是对美国价值观进行解剖与分析。戴尔•牛顿和约翰•加斯帕尔共同创作的《低费用电视电影拍摄101》（贺微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是一本由两位低费用独立制片的美国顶级制片人撰写的国际性经典畅销书，介绍了从脚本到屏幕的低预算数字影片制作的各个环节。梅内盖蒂的《电影本体心理学——电影和无意识》（艾敏、刘儒庭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荟萃了本体心理学的创始人梅内盖蒂教授对世界一百部经典影片的剖析。纳卡什的《电影演员》（李锐、王迪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对演员的诞生、功用和在电影史上的地位进行了评定和研究。德•斯贾汀的《日本异色电影大师》（连城译，吉林出版集团，2008）中所提及的全部电影制作者均不同程度地代表了日本的“异色（叛逆）电影制作者”。

在论文方面，对于外国电影的介绍和研究也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发展态势。与一直以来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欧美电影研究相比，近年来对于亚洲电影的关注逐渐增多，成为一个新的亮点。《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设立了“韩国电影研究专题”，对近年来在国际影坛逐渐显露出强劲的发展态势的韩国电影进行分析。此外，东南亚电影的发展在这几年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陈时鑫的《新加坡电影业：发展、困境与挑战》（《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阮氏宝珠的《越南电影业：旅途没有终点，我们一直在路上》（《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章旭清的《当代越南电影的三副面孔》（《当代电影》2007年第1期）都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这一极具潜力的领域。

在欧洲电影研究方面，对于德国和意大利电影的关注有所增加。《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在“外国电影”专栏中整合了德国电影专题。包括张艾功的《德国电影新现实主义潮流与东德身份的认同》、崔军的《媒介：疏离的激情——德国电影中的东德记忆》、汪方华的《柏林墙：东德政治题材影片的一个胎记》，对德国电影中东德因素加以观察。《电影艺术》2007年第6期在“国际视野”中设置意大利电影专题，顾博的《贝洛奇奥电影中的意大利政治变迁》、徐源的《困境中的光芒——从比萨透析当代意大利电影发展现状》等，都对当代意大利电影进行了介绍。

纵观2007－2008年的中国电影学研究，虽然在电影本体的理论研究尚多停留于宏观层面，缺乏更加深入和细致的探讨，但是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关于电影产业发展和市场体制的变革等议题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并向着务实、系统、学理的方向迈进。

下篇：电视艺术研究综述

一、电视剧创作批评研究

2007－2008年，中国电视剧市场依旧延续着红火的发展态势，理论界对电视剧的批评也趋于活跃。欧阳宏生、秦丽、林林的《多样化的题材•多元化的风格》（《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期），侯洪、杨俊杰、刘杰的《2007年中国电视剧年度报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2期），毛凌滢的《现实题材的永恒魅力与艺术创新的积极探索——2007年中国电视剧创作综述》（《电视研究》2008年第2期）等文章分别对2006、2007年度的电视剧创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

2006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多项措施，积极引导电视剧的创作，电视剧创作现当代题材的电视剧数量占了总量的绝大多数，其中以亲情、爱情伦理叙事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剧《金婚》、《亲兄热弟》、《家事如天》、《家有爹娘》、《继父》、《双面胶》、《女人不哭》、《保姆》等在2007－2008年均创下不错的收视成绩。黄美华、曾庆瑞的《现实主义召唤电视剧回归——从近两年播出的电视剧说起》（《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中指出中国电视剧在现实主义精神的感召下，注意创造出与积极健康的审美意蕴。此外，梁英的《观察和呈现故事的新角度——家庭剧〈金婚〉的叙述视角分析》（《电视研究》2008年第4期），董楠、赵婧怡的《电视剧〈亲兄热弟〉的人物关系解读》（《当代电影》2007年第5期），张子扬的《家文化的探索与重建——电视剧〈家事如天〉观感六则》（《当代电视》2007年第7期）等文章则对这两年家庭伦理、婚姻关系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创作进行了细致的解读与剖析。

近几年，从《刘老根》、《马大帅》、《插树岭》、《希望的田野》到《乡村爱情》、《圣水湖畔》、《福星临门》、《清粼粼的水，蓝莹莹的天》,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迅速抢占荧屏，成了收视主力军,并带动了相关批评研究的发展。张德祥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新突破》（《当代电视》2008年第4期）、普丽华的《影视轻喜剧：新农村生活的“热媒介”》（《现代传播》，2008年第2期）、马梅的《电视剧〈乡村爱情〉的美学追求》（《中国电视》2007年第3期）等论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方面分析了乡村题材电视剧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个体文本创作的审美追求。

除此之外，以军旅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现实题材、“红色”经典改编为代表的主旋律题材电视剧生产创作的好势头依然不减。以《井冈山》、《恰同学少年》、《士兵突击》、《闯关东》、《夜幕下的哈尔滨》为代表的主旋律电视剧的崛起，也引发了批评界的关注。张智华的《贴近大众彰显人性引导“励志”——2007年主旋律电视剧辨析》（《电视研究》，2008年第2期）、刘潮的《对经典的重新诠释和思考——论热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的继承和突破》（《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傅思的《百年关东传奇事生生不息中华魂——谈五十二集电视连续剧〈闯关东〉》（《电视研究》2008年第3期）等论文，都从不同角度指出主旋律电视剧贴近大众情怀，塑造平民偶像，彰显人性，进而引导大众积极向上，追求生命的理想。

二、电视剧理论研究

2008年适逢中国电视剧诞生50周年，赵玉嵘、王若芳、果青、陈友军编著的《中国早期电视剧史略》（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在钩沉历史史料的基础上，对中国早期电视剧的发展脉络作了较为全面的描述和勾勒，是一部填补中国早期电视剧历史研究空白的重要学术著作。周靖波、戴清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文艺大系：1977－2000理论•批评卷(上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收录了1977－2000年公开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有关广播影视的理论与批评文章共125篇，以有代表性的广播剧、电视剧为主，分析其利弊得失，勾勒了该期电视剧批评的基本轮廓、发展流变。胡智锋、董小玉主编的《求异与趋同—中国影视文化主体性追求与现代性建构》（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尹鸿的《中国电视剧文化50年》（《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李岚、罗艳的《我国电视剧产业三十年改革发展与未来趋向》（《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则分别从电视剧文化、电视剧产业、电视剧创作的方面来把握电视剧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未来趋势。

陈友军的《现实题材电视剧艺术真实形态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对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纪实性电视剧文本的艺术真实，虚构文本的现实主义艺术真实和虚构文本的非现实主义艺术真实等多种形态的叙事特征和语言系统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此外，曲茹的《以“故事”为核心——论电视剧艺术的审美价值体现》（《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杜莹杰、路宝君的《中国历史电视剧的定位、类型极其美学价值》（《现代传播》2007年第2期）、李冬茵的《电视剧创作与审美日常化》（《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4期）则分别从审美价值的高度、审美取向的嬗变与受众审美习惯的不同角度来研究电视剧美学特征，拓宽了对电视剧审美研究的思路。

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戴清撰写的《家的影像：中国电视剧家庭伦理叙事研究》，通过类型分析的方法梳理了当代社会转型时期“家的影像”中表现的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及其现代性超越的文化价值，揭示“家的影像”中所表现的民族审美风格及其对传统审美心理定式的时代超越。此外，蒋梅的《视觉文化与电视剧叙事指向》（《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1期）、陈晓春的《试论电影和电视剧的叙事功能》（《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等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出发点对电视剧叙事话语作了思考和辨析。

由刘萍编著的《影视导演基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王强的《电视剧创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杨惠宽的《实用影视制片手册》（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郝冰的《影视特技制作》（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郝俊兰的《电视音乐音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施玲的《影视配音艺术》（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等著作，分别从电视剧的导演、创作、制片管理、特技制作、音乐制作等环节作了全面的介绍和阐述，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三、电视文艺栏目的研究

继2004年《超级女声》火爆成功以来，《梦想中国》、《加油！好男儿》、《我型我秀》、《舞林大会》、《红楼梦中人》等各种类型的选秀节目层出不穷，既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平民明星”，又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还制造了无数的热评争议。王彩平、钱淑芳的《电视变形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通过对《超级女声》与《美国偶像》等节目的跨文化比较研究，透视境外节目的本土化历程。亢美歌、李伟明的《娱乐选秀节目的社会价值与迷失》（《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在肯定娱乐选秀节目的审美价值的同时，又明确了其对社会价值观迷失所负的责任，强调指出电视娱乐节目需要不断推陈出新才能满足多元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洪艳的《电视选秀节目的批判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7期）从欲望叙事的角度解读以“超女”为代表的中国电视选秀节目，指出在“奇观逻辑”主导下的选秀节目在娱乐的基础上将“狂欢”推向了极致。

“年年春晚年年看”。春晚作为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作为中国观众仪式化的过年节目，持续受到观众和学者的关注。靳斌的《丰富多元欢乐和谐——2007年春节联欢晚会评析》（《电视研究》2007年第5期）、陈临春的《解析2008年〈春节联欢晚会〉》（《电视研究》2008年第11期）、黄梦阮、詹正茂的《文化传统与国家话语——谈2008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主题宣传》等论文，指出每年农历除夕在央视现场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的意义已经超出电视节目本身，它构成了大众电视传媒语境中的主流话语体系，成为具有政治宣传意义的文化符号。

2008年是中国悲喜交加、大事频仍的一年。5•12大地震与奥运盛事构成了2008年中国电视传播中的两大热点。围绕着大地震和奥运会制作的电视文艺节目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张颐武的《创造历史的时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意义》（《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曾庆香的《仿像与奇观——北京奥运开幕式的符号分析》（《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等论文，对奥运会相关电视文艺节目从符号学、美学、价值观与内容等方面做了评析。陈临春的《〈爱的奉献〉，吹响爱的集结号》（《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孙江华的《浅析电视公益广告的社会功能优势——以5•12抗震救灾公益广告为例》（《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对抗震救灾相关电视文艺节目从策划、内容、社会功能作了阐释。

四、纪录片研究

2008年，中国电视纪录片诞生50周年。张同道《中国电视纪录片50年》（《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分别考察了自1958年以来中国纪录片所经历的国家话语、民族记忆、个人表达与市场呼唤的四个时期的传播方式、美学特征和文化形态。刘效礼主编的《2007中国电视纪实节目发展报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联系当下国际市场电视纪实节目的发展态势，从创作生产、管理评估、品牌运营链条入手，关注当前电视纪实栏目的运作模式。杨状振、王立新的《2007年中国纪录片创作报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2期）、何苏六、李智的《和时代语境映万千气象——2007年中国纪录片书评》（《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回顾了2007至2008年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轨迹，指出中国纪录片必须只有坚持“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战略，才能不断走向成熟。

在纪录片创作的各种元素中，真实性无疑是纪录片创作者和研究者不懈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陶涛、张德宏的《虚拟真实•主观真实•质朴真实——论纪录片真实的三个层面》（《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王凌雨的《碎片的拼贴——“真实再现”的创作原则》（《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分别从本体论、美学、文本研究等方面对纪录片的真实性作了全面多维的观照。此外，张梓轩的《断裂与传承：中国纪录片娱乐化倾向溯源》（《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罗以澄、张昌旭的《数字纪录片：在真实与虚构之间》（《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3期），袁博的《纪录片与剧情片声音的比较研究》（《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等则从技术与艺术创作的视角对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创作要素作了深入的探究。

影视传媒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影视传媒；新媒体技术；多媒体；数字化

影视传媒行业的发展关系到我国信息传播和发展的状态和趋势，新媒体技术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技术。在影视传媒行业的发展中，先进的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找到适当的切入点融入这一先进技术进行应用是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的有效途径。

1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优势分析

新媒体技术不仅强调技术的应用能够适应新的信息传播和呈现方式，更强调技术应用本身提升影视传媒工作开展效率和质量的作用，从技术亮点的角度上来说，新媒体技术在影视传媒中的应用主要具备以下几方面优势。

1.1多样性优势

这主要强调的是新媒体技术在实际应用中能够适应多种不同的应用需求，在信息传播的途径上也较之传统媒体单一的传播形式有所丰富。从传播效果上来讲，新媒体技术的应用能够结合不同的信息内容筛选更加精准适宜的信息传播方式，从而保证不同类型的信息在具体的传播效率和效果上达到更高的水平。从传媒行业的发展建设角度上来讲，随着受众需求越来越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信息传播和呈现的方式也必须逐步走向多元化，从而适应多种不同类型的实际工作需求。

1.2互动性优势

即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在向受众进行信息传播的同时能够同步为受众提供与媒体平台互动的机会。一些传统媒体传播和新闻传播工作也有通过转变信息传播和互动方式适应受众需求的创新尝试，例如基于网络信息平台的直播方式就是新媒体技术支持下出现的新的影视传媒工作模式。当受众与平台有了自主的互动，从受众的主观体验上来讲，有利于增强受众对传播平台和所传播内容的认同感，取得更好地信息传播效果。

1.3时效性优势

这一优势与互动的新媒体技术应用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在部分影视传媒工作的开展和具体的节目制作过程中，节目的呈现过程与受众的接受过程具有高度的同步性，直播或短视频平台的出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另外，时效性还体现在信息传播本身的效率上及时性、真实性都能够基于新媒体技术获得显著地提升，无论是从现代生活环境的生活节奏上来看，还是从人们对信息内容和传播效率的需求上来讲，能够高效、高质量地完成信息传播，是更好地满足现代社会受众需求的有效途径。

2新媒体技术与影视传媒工作融合应用的原则

新媒体技术虽然具有非常显著的先进性特征，但其与传统的影视传媒工作开展的融合也需要结合影视传媒工作的实际需求把握一定的原则，只有新媒体技术的应用把握住基本原则，才能确保技术的优势得到有效发挥，技术应用中的负面影响得到控制。

2.1重视对信息内容和素材的筛选

信息素材的筛选不仅是影视传媒工作者的一项基本工作内容，也是新媒体技术支持下媒体传播内容和效果得到提升的保障，提高信息传播精准性的有效手段。在影视作品的生产与制作环节，有了新媒体技术的支持，信息素材的获取渠道就会得到显著地拓展。从积极的角度上来讲，这给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开展带来了更多的筛选空间和便利条件，但从负面影响的角度上来讲，这对于相关工作人员的信息筛选能力和专业素质能力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作为传媒工作者，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把握住信息资源的可靠性和正确的价值观引导的情况下选择应用可用的信息。避免信息传播和节目制作的价值导向出现偏差。

2.2重视个人对新媒体技术应用能力的提升

提升工作人员的能力素质是确保新媒体技术应用效果和影视传媒工作开展效果的关键性因素。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提升这部分工作人员的能力素质的重要意义。具体到参与节目制作和信息传播的工作人员，其个人基于新媒体技术的媒介素养的培养和提升也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具体承担节目制作和内容呈现的工作人员，一方面其应当从自身出发积极了解和学习不同类型的新媒体技术。另一方面其个人也应当认识到新媒体技术应用的影响，加强个人的信息筛选与辨别能力，提升个人对网络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平台传播信息的敏感性，依托个人过硬的技术能力和良好的工作态度和责任心保证信息传播和节目内容制作的质量水平。对于其个人而言，当其具备了良好的新媒体技术应用能力，也意味着其个人在实际工作中能够更加灵活有效地应用相关的技术获得更好地节目制作效果，最大化地发挥出新媒体技术的积极作用。

3新媒体技术在影视传媒中的应用形式

从具体的应用形式角度上来说，影视传媒行业作为以内容呈现和信息传播为主要目标的行业，其对于新媒体技术的应用需求需要结合影视传媒行业的运行装填和模式进行针对性分析，只有明确该技术不同应用形式的原理和特征，才能在实际应用中确保技术的应用取得预期的效果。

3.1以信息传播载体创新的形式出现

在传统的影视传媒工作和宏观的行业发展中，承担具体信息传播和呈现工作的载体以传统媒体平台以主要形式，比较典型的代表是电视和广播传媒。有了新媒体技术的支持，信息传播和呈现的载体得到了显著地丰富。基于网络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技术的支持，现代社会环境下的影视传媒载体逐步向PC端，手机客户端、数字化电视的方向发展。这种传播载体维度的丰富意味着受众接受传统影视传媒信息的方式更加多元化，从具体应用和信息资源的享受上来讲，能够提升其时效性和丰富性。这不仅给受众的信息接收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基于网络平台的信息传播和呈现本身也意味着能够增强受众获取信息内容的丰富性。回归到影视作品本身的制作与宣传上来讲，新媒体背景下的数字化制作技术以及依托网络平台的多宣传技术和渠道也是促进影视传媒提升工作质量的有效方法。

3.2以技术为支撑提升传播效果

所谓的传播效果，是指影视制作和传播的实际工作效果以及信息传播后所收到的受众反馈效果。首先，从影视制作和传播本身的效果上来讲，新媒体技术中包含了多种不同的针对性技术，例如交互传播技术、数字化制作技术等，这些技术的应用能够帮助影视传媒工作获得更好地节目制作效果，提高节目制作本身的技术含量。具体到信息内容的传播环节，有了良好的制作技术做支撑，信息内容的制作质量必然能够得到有效地保障。另外，传播效果的提升，还强调在信息传播的效率和广泛性上的效果。传统的媒体传播平台由于传播形式和载体的单一性，所能应用的信息传播形式通常为线性传播，即将信息从一个点向另一个点进行直线传输，这种传输方式不仅效率较低，传播的对象也只能实现一对一或者局限性的一对多形式。当新媒体技术应用在影视传媒信息传播的工作中时，其可依托网络信息平台以及先进的数字化传播模式实现信息传播范围的网状传递。这意味着主体信息传播的成本大幅度减小，同时信息传播的实际效果和能够产生的社会效应得到了针对性地扩大。

3.3依托技术应用提升信息创新形式的创新性

新媒体技术是推动影视作品制作和传播形式与内容得到丰富的重要动力。在新媒体技术应用的背景下，一方面单一内容的影视作品在内容质量上能够得到进一步地提升和优化。另一方面技术的应用也能够帮助相关行业的工作人员从技术创新应用的角度实现影视传播方式的更新和拓展。例如，经典影视作品《大话西游》以及《阿凡达》都基于新的制作技术和放映技术实现了重映，作品在视觉呈现效果上和画面制作精细程度上都得到了显著提升。另外，新媒体技术的合理应用还能够帮助相关技术人员拓展与开发现有作品的呈现方式，这不仅意味着影视作品更深层次的艺术价值得到了挖掘，从影视传媒公司的生产运作角度上来说，技术的应用也更有利于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基于一些儿童动画作品和真人秀节目衍生出来的同名大电影就是依托新媒体技术实现作品内涵和艺术价值开发的典型代表。

4新媒体技术基于影视传媒应用的技术性有效途径

具体到不同的技术类型角度上来讲，新媒体技术与影视传媒行业工作开展的融合应用需要把握住技术亮点，选取适当的技术应用在适当的传媒工作项目中，力求充分发挥新媒体技术的作用，满足影视传媒工作提升质量的要求。

4.1交互式网络技术的应用

这一技术的具体应用主要是指通过技术的应用实现网络平台与传统的电视传播载体之间的互通。数字电视是我国电视媒体信息和内容呈现与传播中比较常见的传统媒体传播载体。新媒体技术中的交互式网络传播技术的应用将网络这一信息资源获取渠道多样化的平台与传统的数字电视载体实现了连接，这意味着基于数字电视载体的信息源获取端能够获取的具体信息内容在丰富性和广泛性上得到了显著提升。从受众群体的应用感受上来讲，当交互式网络技术与传统的数字化电视传播载体实现了融合应用，其获取影视媒体信息和资源的自主性更强，不同的用户可更大化地根据个人的喜好选择观看相应的信息和内容，且内容接受和观看的质量也能够同步得到提升，这对于受众来讲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

4.2数字电视技术的应用

数字电视技术的应用除了上文所述的传统的依托与数字化信号和机顶盒实现电视信息的存储和传播外，从更加具有先进性和更高的数字化发展程度的技术角度上来讲，现阶段数字电视技术的应用不仅集中在外接端口和信息传输设备与技术的更新上，电视本身与网络信息技术和平台的对接运行能力也在不断地提升。例如，现阶段的电视产品在功能上实现了将智能化的技术融入传统电视载体中的目标，电视机的应用功能也更加智能，比较典型的代表有小米智能电视和基于先进技术出现的智能化家居系统，这意味着依托新媒体技术中的数字电视技术所能够获得的信息传播和呈现效果不仅能够实现质量上的提升，在用户体验上也能够实现优化和提升，使得电视这一传统信息传播和呈现载体的应用功能更加灵活丰富。

4.3互动交流技术与平台的应用

互动交流是新媒体技术与传统媒体技术的一个显著差异，也是新媒体技术在实际应用中体现出优势的要点环节，互动交流技术具体来讲就是不同的载体和平台全面实现受众群与媒体平台的实时互动。从技术的实际应用角度上来讲，即依托新媒体技术，可为受众与信息传播平台之间的互动搭建桥梁，使得用户或者更广泛范围内的受众在接收到影视传媒作品和信息后能够第一时间反馈个人的感受和言论。从影视传媒工作开展的角度上来说，能够获得受众实时反馈的信息和感受，对于进一步提升作品的制作质量和呈现效果有非常重要地引导作用。从受众的个人体验上来讲，这种应用方式能够提升受众的参与感，从而使其获得更好地使用新媒体技术和平台的效果。这也是促进现代社会影视传媒工作不断发展和更新的重要动力。例如弹幕功能的设置就是比较典型的受众与信息传播平台之间的互动交流渠道。

5结束语

总的来讲，新媒体技术与现代影视传媒开展工作的融合不仅是先进技术发展和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提升影视传媒工作质量水平的有效途径。作为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应当从思想上认识到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优势，并且明确其在影视传媒和节目制作中的应用价值，从而分别发挥不同类型的新媒体技术在实际的工作开展中的作用，体现出新媒体技术的积极作用，保证行业处在长期稳定的发展状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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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传媒论文范文篇10

论文提要：中国文化中的传统文化，是一种男权文化，是禁锢女性的枷锁：而现代文化追求平等与自由，对男女两性平等具有推动意义。女性的传媒形象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对女性的性别期盼，以及特定时代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目前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仍然是将其固定在传统角色中，并突出了女性的身体上的观赏价值，将女性物品化和商业化。中国文化中的男权思想依然存在于人们心中，并且体现在传染力极强的大众传媒上。现代文化要得以健康发展就必然需要淘汰落后腐朽的传统文化糟粕，女性传媒形象的塑造必将会有新的开创与发展。

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绝大部分源自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形成于封建社会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男权文化。男性是社会的主导．是历史的执笔人，也是传统道德的主要缔造者．而女性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客体，是历史的配角。

在以小农生产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体力上占优势的男性是财富，即物质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从象形字“男”上就可看到男性这一“养家糊口者”的形象。相对于男性的家外形象，女性则是被眷养、被征服的家内形象。男性是独立而强势的，女性是依附和柔弱的。为什么“奴”字是女子旁的?因为奴隶是最卑下的，而女性是毫无地位可言的，换言之，女人像奴隶一样没有自己的尊严、没有独立的身份，更加没有所谓的权利。奴隶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女人是男人的专属；奴隶为主人做牛做马卑躬屈膝，女人为男人生儿育女鞠躬尽瘁；奴隶若是造反便会受到制度的制裁，女人稍有反抗就要受到社会的鞭笞。男人从来不会是社会的最底层。因为男奴的妻子比他更低贱!女人是侍奉者，是理所当然的贡献者，男人是主导者，也是理所当然的享受者。裹小脚是为了取悦男人。这畸形的审美延续了近半个封建时期。“三从四德”、“七出之条”，这些又是男权社会赋予女性的精神和制度上的“小脚”。传统文化对一名优秀女性的最高赞誉。归纳起来无非四个字——贤妻良母，倘若加些个定语，也无非是贤良淑德，贞俭恭顺。

简而言之，中国传统文化创造出来的女性形象，是美丽而顺从，柔弱而善良，贤惠而非聪颖，迷人却不媚惑。这是个供男人欣赏的形象，一切以不超越男尊女卑的思想为限，以烘托男性阳刚之气为主。而这种男权思想，伴随着数千年的封建社会而根扎人心。现代社会在不断进步，人们的思想也愈发成熟和开明，自由与平等的口号一次次响起。现代文化提倡男女平等，现代女性解放了．然而真的解放了?

中国文化对现代社会的传媒文化。也产生了无法忽视的影响。众所周知，飞速发展的大众传媒对现代社会日益具有影响力。历史已然进入21世纪．虽然今天的女性在家庭角色、社会活动、职业平等、政治参与等各方面都有跨时代的进步。但在大众传媒中，女性的形象与角色，仍然存在被异化的状况。女性在传媒里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具有什么样的形象?这些对于研究当代女性地位。倡导男女平等是非常重要的。本文拟从报刊杂志、影视作品、商业广告、文学作品及网络等现今主要的传媒人手．分析其构建的女性形象．以及中国文化对女性传媒形象的影响。

一、报刊杂志

报刊上的专门针对女性的报道明显比男性的少。1996年首都女性新闻工作者协会所属的妇女媒介监测网络对首都8家中央级大报(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要闻版进行检测，结果发现：在要闻版报道的主要新闻人物中男性占83％。女性仅占17％；在新闻照片拍摄的主要新闻人物中男性占7l％，女性占29％；8家报纸的女记者在要闻版上发稿的比例以《中国日报》最高，仅占26％。而在这些为数不多的针对女性的报道中，也多强调女性的社会发展意义，或是将女性作为国家进步的一个象征符号，而并不关注女性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意义。翻开今天的报刊，关于女性的报道不少属于“哗众取宠”的，例如“女大学生……”、“女明星……”，仅仅抓住“女”字就大做文章，异化女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本身就是报刊关注的新闻点，或者说是“卖点”。相较于报刊，时尚杂志上的女性更是人们关注的对象。仅从封面来看，大部分时尚杂志的封面至少会有一个衣着时尚、打扮靓丽的年轻女性，通过突出体现其“可观赏性”来吸引读者眼球。很多时尚杂志是专门针对女性消费者的，比如《时尚》、《世界时装之苑——ELLE),《精品》、《新时代画报》等，它们教会女人如何打扮、着装，以及如何在身体上紧跟时尚，获得身材的自信。女性读者常常会下意识地去模仿这些时尚杂志所构建出来的女性形象，强化自身的女性意识，试图通过着装、化妆、美容、减肥等活动达到所谓的美和时尚的标准，而这些标准，恰恰是迎合了男性的审美角度。可见，男权意识仍然渗透在现代女性的思想意识当中，女性的魅力必须通过男性的欣赏与肯定，女性自发自动地强调外表的修饰，也正反映了社会文化中女性的客体和被动角色的规范。

二、影视作品

在众多传媒中，覆盖面极广的影视传播在塑造女性形象方面毫无疑问地担当了重要角色，其传播和解读女性的方式、构建的女性形象，形成了对女性社会行为的隐性支配。

不难发现，银屏女性最普遍的特征是动人的面容、妖烧的身材以及青春靓丽，这也是女明星成名的必备条件。很少有女明星只是凭借自己的实力而不是外表出名。在这点上，男明星可能无需要求如此之高，毕竟演艺对于男性是可以长久的事业，对于女性却更像是“吃青春饭”，甚至不少女明星从艺之后便寻找豪门而嫁。因为人们相信岁月使男人沉淀，使女人憔悴。而这句话的后设则是:男人拥有内涵，女人拥有外貌，所以女人害怕老去。换言之，女人没有内涵。当然，现代女性越来越重视自身修养，慢慢地这种观点将会退出历史舞台，但至少目前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轻视女性价值的观念仍存在于社会，并且为数不少。

在当前的影视作品中，女性形象多姿多彩，她们在银屏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仔细看来，以女性为核心的影视作品少之又少，绝大部分的银屏女性是男性的配角，主要用来衬托男性形象。在许多高收视率的青春偶像剧中甚至不断出现将女性虚弱化甚至弱智化的情况，女主角只需美貌与纯真，自有一名身怀绝技或身家过亿的白马王子来爱护她;女主角的幼稚可笑被视为纯真如纸;她们可以无限次犯错，因为总有一个强有力的靠山(当然是男性)来善后;她们可以蛮不讲理，因为总有宽广的胸怀(还是男性)来包容;她们对男性的依赖显得如此娇柔可爱。而这种角色设定的背后，又一次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男权思想:男性天生就是中流砒柱，女性天生就应该依附于男性。女性切莫强于男性，君不见银屏之上多少弱女强男，倘若有一强女弱男的情侣，那该多惊奇?最重要的是，还有人看吗?这就是为什么灰姑娘满天下，公主却一定要配王子。中国文化完全接受女性的依赖，却绝不能容忍男人不够强大，因为中国文化对男性的期望远远高于女性，而女性只需陪衬或反衬男性的高大形象。因此比起女强人，小鸟依人更受青睐!

女性在影视作品中的形象，有相当比例的负面形象，例如“婚外情”、“第三者插足”、“恶毒的破坏者”、“歇斯底里者”，即使一些反腐败的正剧，也有意无意地把女性作为腐败的诱饵、权色交易的工具。这些女性形象均表现为缺乏理智与长远的目光，而仅仅纠缠于个人利益和恩怨之中。这些角色背后隐然突显的是女性被工具化了的性别价值。当然，不能否认有些描述是对现实生活中某些女性真实的再现，但问题是应该怎么表现，是单纯个别故事反映，还是定型化塑造;是迎合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位，还是突破传统，以反映现代女性的真实生活，引导新的性别理念。

当然，不能否认的是越来越多的影视题材开始探索女性的世界，思考女性的价值。女性题材的影视作品也逐渐引起人们注意，对于女性形象的演绎与淦释也开始多样化和公正化。

三、商业广告

商业广告在现代生活中的流行程度可以用泛滥来形容，而女性正是商业广告的重要载体。商业广告的目的是销售和推广，女性正好成为了他们的最佳工具。香车美人，才能意气风发，有车却无美女，其广告效应绝对不如前者。因为买车者多是男性，与其花时间讲述性能功效来吸引男性消费者，浪费唇舌，不如置一美人于车畔抓人眼球，耐人寻味。毕竟，广告的直接目的是让人停下脚步产生好奇。而这恰恰体现出女性在商业广告中扮演的“被观赏”的角色，女性被商品化的形象。

另外，满世界的减肥瘦身丰胸广告，重在塑造充满性感魅力而非健康的“苗条身材”。这种狭隘的审美理想几乎压倒了其它各种对女性身体美的文化理解，导致了对女性形体审美上狭隘乃至病态的社会追求。而这种广告的泛滥恰恰反映出取悦男性的审美追求，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的“裹脚”。

再有，商业广告中的女性形象，许多体现为传统的贤妻良母的形象。家务事总是女人做的，洗浴用品、厨房用品的广告几乎都是女性为主角，女性被设定在一个屋子里，洗衣拖地做饭刷碗，带孩子。而与之相比，许多药品、通讯设备以及和科学技术相关的广告，则是男性衣冠楚楚地健步登上讲台，举行新闻会，台下是热烈的掌声、不断的提问，新闻记者的镁光灯频频闪亮。广告中的女性忙碌于洗衣机前、煤气灶前、菜市场上，而男性大多则是惬意舒适地端坐于沙发中、饭桌前，享受着劳动的成果。这就是中国文化下的传统的男女角色分工的典型体现。男性的家外形象、女性的家内形象仿佛是人们潜意识中的必然形象，这就是传统文化的男主女从思想。

四、文学作品

女性是文学的永恒话题，她们多姿多彩的倩影将文学世界装扮得摇曳多姿、异彩纷呈。然而女性却似乎永远也无法逃脱非神即妖的文化宿命。在中国文学中，倾城倾国的“祸水”与纯洁美丽的“女神”是女性形象的两极，文学作品中女性的角色常常是在女神与女妖这两极间摇摆。无论是贬损还是赞誉，均出自以男性为中心的标准。女性不仅在被丑化中失去本真，同时也在被神化中丢失了自己。当女性像子女恭孝父辈、像丫头服侍主人一样恭奉男性时，她们就被戴以贤慧、柔顺、善良的神冠，成为良母、贤妻淑女;当女性冲破男权制定的伦理规范，追寻自我理想与价值时，就会被罩上镇妖法塔，成为泼妇和妖孽。归其原因，女性在文学上话语权的丧失、男权主义建构起来的文学体系，都导致了文学世界中缺乏女性的声音。

随着女性的文学话语权的逐渐提高，现代社会却产生了一个新的名词—“美女作家”。也许追求女性解放与性别平等是美女作家崛起的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但在更多批评家眼中，她们的创作充满商业炒作的性质，“女性写作”、“身体写作”这些使人触目惊心的词语成为美女作家宣传自己的名词。她们拥有固定的读者，在当前文坛上作为一支异军存在着。这些作家的作品一般都为描写都市日常生活的小说，故事性并不强，更注重对一些自然细节的描写。且不论“美女作家”的“身体写作”是否真的能产生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单是这种哗众取宠，贩卖文字的行为，就注定不可能成为文学的主流，只能作为一个争议性的话题存在。女性不应当在追求女性解放和性别平等的旗号下，将自己的身体至于情色与色情之间，这看似自我选择的体现身体自由的方式，其实恰恰是落入了男权文化与社会经济联手合谋的新的消费文化的“温柔的圈套”。

五、网络

互联网对于今天的中国，从使用方式、使用群体、权威性等方面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媒介，被称为“第四媒体”的网络以其发展速度之迅猛、信息传播之广、速度之迅捷，都不得不引起人们广泛关注。打开浏览率最高的合法的综合网站新浪网，首页明显位置就有女性专题频道，而没有相似的男性专题频道。可见即使在互联网这一虚拟空间，女性仍然属于一个特殊群体。点击进人后，呈现在眼前的除了美容、美体、服饰、化妆品等方面内容，就是情感、两性和育儿，找不到任何关于女性事业和理想的内容。网络上女性形象之浅薄可见一斑，深层次的女性主题并没有在互联网中得以传播与发挥。

另外，一些网站中呈现的女性形象与现实中的女性有很大的偏差，对女性的贬抑也比现实世界更露骨、更严重。例如.一些网站把贬抑女性、报道女性的隐私或啡闻作为“卖点”，诱使网民频频访问该网站;手法隐蔽一点的则用“以案说法”或“维权”等冠冕堂皇的形式，把这种“卖点”包装一下，以增加网站访问率或网页、广告的点击率;刊登的有关女性的文章充满了玩弄、歧视的色彩;有些网站甚至还与国外色情网站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