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心理十篇

社会文化心理篇1

城市公共艺术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移情使受众群体产生亲社会行为，这既是公共艺术范畴的事也是文化社会心理学领域研究的内容。

公共艺术是近年来崛起的新的艺术形式，其概念学术界虽无权威的定义，但都认同公共艺术是以大尺度的、户外的、互动的形式为主的艺术。公共艺术的形式多样，可以是雕塑、可以是壁画、版画也可以是灯光艺术、纤维艺术、装饰艺术甚至行为艺术。它的核心在于：服务对象是社会公众，作为民主语汇它传达的是公共意志和公共精神，不是某个权利阶级的愚民工具。公共艺术具有公共性和参与性，要求将艺术的话语权下放到社会公众手里，艺术家是公共艺术活动的参与者而不是主宰者，社会公众对于艺术的态度不是远远瞻望而是平等对话。

当代社会心理学的主宰性理论视角是社会建构论，并在本世界迈向文化动态建构论。文化动态建构论关涉每个个体的文化命运，如文化认知和知识激活、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合等重大主题。1我们每个个体宿命地生活在某种在地文化脉络而不是某种文化实体中，假借地方性的文化资源，我们成长为有地域烙印的人，依靠不断修补和提升的认知力，人逐渐穿越地方性的文化场景，加工异文化的体系，建构生动而动态的“多元文化的心智”（multiculturalmind）。

江汉路是指汉口江滩上，南起沿江大道，北至解放大道，贯通中山大道、京汉大道，全长1600米，宽度为10至25米，是武汉具有百年历史的商业老街。汉口江汉路是武汉城市的文化缩影，对于老江汉路的记忆，《汉口竹枝词·歆生路》有记载“前花楼接后花楼，直出歆生大路头，车马如梭人似织，夜深歌吹未曾休。”歆生路即现在的江汉路，由此可见，江汉路作为商业街由来已久，现在的江汉路更是时尚的聚集地。这里是老汉口文化与现代时尚碰撞的地点，在这个特殊的地区，公共艺术穿越时空将两个时间段的文化，连接柔和在一起，组成现在展现在大家面前的和谐景象。对江汉路文化社会心理的分析研究，对于创造更贴合武汉市民的故乡情节，又能对出来武汉的人讲述汉口昨天和今天故事的公共艺术意义深远。

二、公共艺术建立的江汉路市民的自我认同与文化自觉

1.认同是维系人格与社会以及文化之间互动的内在力量

所谓认同是个体认同自己属于哪个群体、那个社会位置、哪种文化的过程。勒温（Lewin,1948）曾提出：为了保持一种健康感，人需要一种强烈的群体认同意识，成为某个群体的成员可以给个体带来一种有助于促成正面自我概念的归属感。文化认同是社会认同的重要内容，它将个体所属的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内化并产生归属感，艺术认同是文化认同的重要内容。在江汉路设置公共艺术作品的初衷亦是增强市民的文化认同，通过公共艺术提升归属感。2公共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参与性，这种互动的特性正好暗合了认同的来源，即认同是维系人格与社会以及文化之间互动的内在力量。

公共艺术与地域文化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一件好的公共艺术作品，必须具有三个重要因素：鲜明的地域性、构思的独特性、艺术的惟一性。鲜明的地域性是指作品具有的丰厚文化内涵与底蕴，深刻地体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作品成为该地域一种精神的力量象征与展示。

由于在历史上曾经是租界，江汉路的老建筑多为近代租界建筑，在当代统称为“海派建筑”，江汉路上的“旋宫饭店”、“花旗银行”等建筑就是此类风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沦为租界，江汉路作为汉口最繁华的区域之一，集结了璇宫饭店，孙中山亲笔所书“精益求精”店名的精益眼镜店，为抵制日货而开的国货百货大楼等老字号。在2000年2月开始动工，改建步行街至今，江汉路就在项金国等公共艺术家的努力之下，进行的不只是俞孔坚讲的那种城市化妆运动。营造属于汉口人的公共空间，就不能是“领导说了算，专家靠边站，老百姓门外看”的态度。

2.汉口的老市民生活片段与公共艺术产生的文化自觉

江汉路步行街上众所周知的公共艺术《热干面》、《挑水》、《验光》、《纳凉》由湖北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项金国教授设计，每个都以真人大小铸造，取材于老汉口的普通人。摆放在蔡林记附近即现在佳丽广场旁的，透着浓浓武汉味的《热干面》（图1）是老少皆宜的早点，是武汉独一无二的生活，与每个武汉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挑水》（图2）则再现了武汉缺水时期，家家户户需有“水牌”才能担水回家洗衣做饭的历史。《纳凉》则是30年前至今武汉在炎热的夏日，特有的“竹床阵”的景象，在没有空调的日子里，武汉家家户户都将竹床搬到马路上，竹床的长龙就是“竹床阵”，特有的纳凉方式从地域的生活方式，渐渐变成市民文化的一部分。这样的取材，才是能体现公众本地情节的取材。这组公共艺术中那些具有历史感的、为人熟悉的因素，会给行走在步行街上的人们带来平衡感和归宿感。

武汉人对自我城市的认知，往往来源于对城市表象的摄取，同自我的主观意识，文化习俗等相结合得到的总体认知。这种认知与地脉文化有着及其紧密的联系，正是飘香的热干面、长龙竹床阵，让武汉人有家的感觉。虽然人的认知因个性心理特征有所差异，但是同为武汉人，相同的生活经历，让我们透过热干面有了对武汉这个城市准确的认识。正是江汉路上的这些公共艺术作品，让人们对于武汉这座城市的历史人文有了更直观的认同。同时，江汉路也通过这些公共艺术结合街道两旁的古典建筑、江滩及武汉特有的凤鸟纹等楚文化特有的元素符号一同体现武汉无与伦比的魅力。并通过公共艺术在提升江汉路的美誉度的同时，让在江汉路上漫步的市民获得地域文化认同感，并经由认同产生的归属感得到个体幸福的。

三、江汉路公共艺术的社会情绪与情感分析

当下步行街上公共艺术的设置，不仅仅是商业驱动的风生潮起，更是城市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市民的社会情绪情感的表达。公众在江汉路的公共空间中与“热干面”、“挑水”对普通武汉人的生活的歌颂、树立在街头的武汉的最有特色的动物“白鳍豚”雕塑，是对自然的崇敬和对生态的呼唤。这些公共艺术与市民的自身的文化认同，个性心理以及社会认知相互作用或彼此相互作用产生了某种正面的体验，是城市公共艺术的创作初衷之一。

社会文化心理篇2

摘 要：当代短信文化是社会心理的传感器，其广为传播一方面与手机短信的结构特征相关，另一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深层积淀以及现代时尚流行等相关。它承载了重要的社会心理功能，在不同程度上起到心理按摩和调节作用。在传播过程中它也凸现了一些负效应。应密切关注短信文化的发展态势，从心理教育、舆论导向、政策调控、法律保障等层面加强管理和引导，促进短信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

关键词：短信文化；社会心理；心理和谐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7）04-0091-04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加速转型期，同时也是国民心理敏感、脆弱、动荡时期。广为传播的手机短信无异于公众心理的一面棱镜，鲜活地折射了社会心理的众生相。自从1992年英国Vodafone的GSM网络的技术人员通过PC向移动电话成功发送世界上第一条短信息以来，手机短信现象倍受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现象，手机短信在中国的粉墨登场虽然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但其迅猛发展势头令人瞠目。据信息产业部最新数据显示，2006年12月底中国手机短信发送量达到4296 7亿条，是2000年10亿余条的429倍多。如今，手机短信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传播方式，已经深入到千家万户，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被不同领域、不同阶层、不同年龄段的大众广泛地认同和接纳。作为一种文化生存方式，当代短信文化甚至拥有了“第五媒体”、“拇指文化”或“拇指文明”之美誉，且对公众的心理与行为产生了深刻又广远的影响。因此，从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视野，通过对当代短信文化与社会心理动态的互动关系的研究，揭示当代短信文化的心理机制与社会心理效应；在对当代短信文化的负效应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策研究，以培养公众健康人格、促进心理和谐为主旨，推动我国短信文化健康、有序的发展，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当代短信文化与心理和谐

在当代中国，手机用户已高达1亿人，随着手机使用率的提高，以及手机短信服务的开展，手机短信已经成为手机族的一种主要沟通方式。据一项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居民手机消费行为的调查显示，其中63 1%的被访者曾经使用手机向他人发送过短信，而年轻人发送短信的比例高达89 0%。短信，作为一种新的沟通方式，已经深深嵌入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多姿多彩的短信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

何为短信文化？简言之，短信文化是新电子技术高度发达和新电子技术产品高度普及社会的一种大众文化，也是手机使用者之间以及运营者介入生成的一种信息文化，它体现了电子文明和信息时代所形成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短信文化在当代的广泛流行与其鲜明特征是分不开的。具体说来，手机短信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经济性。现阶段短信资费只有0 1～0 15元/条，较之每分钟0 6元的手机话费无疑要低廉得多。近年来，各短信运营商为抢占商机，纷纷推出各种短信套餐，包月消费，价格更是低廉。经济、实惠的短信资费为手机短信的盛行提供了经济支撑。

便捷性。手机体积小，质量轻，可随身携带，只要有网络信号覆盖的地方，短信都可以发送和接收。由于手机短信的方便灵活，使信息互动的双方摆脱了时空的限制和对互联网的依赖，可以真正做到畅通无阻，最大限度地方便了人们的沟通与交流，让人享受到聊天的乐趣。

知识性。手机短信作为一种文化生存方式，不仅较为真实地反映了生动活泼的现实社会生活，也反映了现代人的价值观、社会态度和思维方式，是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缩影，具有较强的知识性。

简洁性。手机短信是以短为其主要特征的，由于手机内存容量的限制，决定了手机短信必须短小精练。因此，短信一般以顺口溜的形式出现的较多，文字简洁，读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和传递。

间接性。以文字交流为主的短信不同于以声音交流为主的电话，具有互动的间接性。在人际互动中，一些言语上难以直接表达的话，可以通过短信来传递，这就避免了直接交流遭拒后的尴尬和面对面的难堪。

私密性。手机短信使得人际互动变得更为隐秘，电话沟通既要考虑到话语内容的隐私性问题，难免隔墙有耳，还要尽量降低音量以免对他人造成影响，而短信的出现，避免了这样的窘境，短信一般不会轻易被别人看到，而且既可以保存，也可以悄无声息删除。

多样性。首先，就手机短信的传播形式而言，迄今为止，短信业已发展为包括语言、声音、图片、游戏、彩信等多种形式的新型媒体，如此丰富多样的传播形式，迎合了现代人感受时尚、追求新奇、张扬个性的特点。其次，就手机短信传递的内容来说，仅其中的文字短信就包括商务短信、娱乐短信、广告短信等丰富内容，承担了多种社会功能。

趣味性。手机短信的趣味性使短信的娱乐功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幽默短信中，自嘲、风趣、讥讽等元素是不可或缺的调味品，这类短信或表达祝福，或传情达意，或戏谑调侃，使草根智慧得以尽情的展露和释放，这种娱人和自娱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

在社会机体正常运行过程中，社会心理并不是一种机械的、被动性的反应方式，而是能够主动向社会释放能量的要素。社会心理是否和谐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心理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和内在规定。而当代短信文化作为社会心理的传感器，是心理和谐与否的注脚。首先，当代短信文化的兴盛是心理和谐的重要标志。和谐社会的本质是“和而不同”，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民意民情的表达渠道理应是畅通的。当代短信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传播方式，不仅改变了人际互动方式，同时也是民众的社会动机、态度、情感和情绪的集体表达，是民众利益诉求的“亚渠道”。丰富多姿的短信文化标志着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更具市民社会味道，使中国的百姓拥有了话语权，使普通大众的个性、创造潜能、批判精神、生活的幽默感被激发出来；其次，短信文化作为折射公众心理动态的一面棱镜，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公众心理压抑、心理扭曲、心理失衡等心理偏失，而这种心理偏失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社会结构失衡、社会控制失灵的严峻拷问。

二、短信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心理机制解析

短信文化在中国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除了与手机短信的鲜明特征相关外，究其心理机制而言，既有传统文化心理的积淀，也与现代时尚的流行与发展有关，同时也蕴涵了极为复杂多元的社会动机，可以满足人们的多元心理需求。

在中国，短信文化植根于东方文化的沃土，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积淀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文化的发生与传播具有鲜明的民族差异，体现在短信文化上，一是语言文字的差异。不同于西方文字的汉字，比起英文在文字上的简洁、画面中的意境更为紧凑和丰富，所有短信佳作都大量使用了谐音、夸张、比喻、拟人、对偶、借代等修辞手法传情达意，汉字作为独特的表意符号系统，为短信的创作、传播与流行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二是国民性的差异。短信文化是不善张扬的，那种间接的人际互动方式符合中国人含蓄、内敛的国民性。短信文化比铃声大作的电话更有分寸，更为礼貌。在收到短信以后，可以立即回复，也可以思考一段时间再回复，甚至可以不回复，短信这种更为善解人意，更尊重对方意愿的特点，契合了东方文化含蓄、婉转的表达习惯。

短信文化的流行源自于现代时尚的流行及其心理机制的作用。时尚是指一定时期相当多的人对特定的趣味、语言、思想和行为等各种模型或标本的随从和追求。时尚现象表现在观念、行为、器物等多个层面，并具有标异性、时效性、个性化、消费性、周期性等特点。现代时尚的流行具有三个重要的心理机制：其一，时尚是人类受“喜新厌旧”心理取向驱使的行为之一。这种心理机制造成了时尚的独特性，即“标新”、“入时”。其二，人类伸张自我、表现地位与个性、希望自由和进步的冲动也是人们热衷于追求时尚的心理机制之一。其三，大众的模仿心理与趋同心理也是人们追求时尚的心理机制之一。手机短信作为一种以手代口、无声胜有声的现代时尚，是一种全新的、具有特殊情趣的生活方式。随着大众媒介的传播，这种时尚已成为主流的生活节拍，引起越来越多人的仿效。同时，这种时尚也造成一种从众压力，当短信文化被公认为时尚时，“不短信”就是不时尚，为了“求同于人”，现代社会的手机用户几乎无人可以“不短信”。

三、当代短信文化的社会心理功能

被誉为“传媒时代的预言家和祭司”的传媒理论家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人类对任何媒介的使用所产生的冲击力远远超过其传播的特定内容。在人类传播史上，每一种新传播媒介的问世，都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当代短信文化就其结构特征而言，承载了重要的社会心理功能，它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心理按摩、心理调节的作用。

首先，手机短信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对信息认知的需求。在信息社会中，人们普遍存在一种信息压力，它促使人们通过不断地寻求信息，降低由于信息缺失而造成的心理压力。如前所述，大多数手机短信是现实社会生活以及文化变迁的反映，具有较强的知识性特点，它给人们提供了人际互动的资本，有助于消除自我在环境中的不确定性。

其次，手机短信蕴含着重要的心理治疗价值。尤其是讽喻类的手机短信对社会时弊的无情揭露和批判，有助于民众渲泄内心的积怨，部分地释放消极情绪能量。从社会层面来说，这些短信具有近乎于社会“安全阀”的意义。从个体心理视角来说，具有心理治疗实践中“倾诉”的功能。这种“倾诉”究其实质是一种“替代倾诉”。即当个体内心的积怨、不平甚至愤恨难以用言语表达时，短信的出现替代了这种表达，或者说短信在这里充当了心理医生的“代言人”的角色。譬如，有一则题为“女人天生喜欢什么花”的短信（“女人天生喜欢什么花？玫瑰花？百合花？山茶花？牡丹花？樱桃花？错!应该是有钱花；经常花；大方花；拼命花。”）就从一个侧面隐喻了现代商业社会一些女性的虚荣乃至金钱拜物心理。诸如此类的短信往往笔峰犀利，措辞辛辣，讽刺和抨击毫不留情。而另一些透着民间草根智慧与幽默元素的手机短信，例如：“喜鹊来，妈妈说这是喜鸟是客；燕子来，妈妈说这是益鸟是客；乌鸦来，孩子问你也是客人吗？乌鸦叫：是的，吾乃黑客！”又如：“别动！你已被祝福包围，马上放下烦恼，向快乐投降，你所有的忧愁将被全部没收，并判你幸福一百年，流放到开心岛，由好运监督执行！”等，以一种独特的、近乎狂欢的文字组合方式，撞击出人们发自内心的无限，有助于释放自我，缓解心理负重的现代人的心理紧张，达到“笑到病除”的功效。

再次，手机短信作为民众感情交流的载体，不仅具有信息传递的功能，而且还具有沟通感情、增进友谊等人际交往的功能。特别是那些朗朗上口的情感祝福和时尚的爱情宣言等流露真挚情愫的短信，譬如“愿你快乐像假货越来越多，苦恼像利息越来越少，收入像油价涨势如潮，幸福像广告紧紧围绕，亲情友情爱情像股票一样套牢，恶运如拉登哪儿也找不到”等，不仅折射出了社会文化变迁的缩影，更是迎合了公众的情感需求，且能唤起其良好的情绪反应，可以起到一定的心理按摩作用。

诚然，当代短信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也凸现了一些不容忽略的负效应。其一，部分手机短信显露出对主流文化的消解（如：“感情已欠费，爱情已停机，诺言是空号，信任已关机，关怀无法接通，美好不在服务区，一切暂停使用，生活彻底死机！”），以及对权威的解构以及偶像的碎片化等取向，可能会导致群体内聚力以至社会整合力的弱化；其二，大量信息垃圾以及一些媚俗或格调低劣的手机短信（“录取通知：恭喜你已经被美国牛津大学野蛮系没文化班正式录取。请带齐你的痴呆症等各种疑难杂症到北京文盲路弱智街白日梦号美国大屎馆报到。”）甚至其内容带有欺诈性的短信充斥其间，势必会带来人格的痞化及人性的扭曲，也不利于公众文化品位和人文精神的提升；其三，那些渲泄对社会不满的短信（如：“工人拼命干，赚了三十万，买个乌龟壳，坐个王八蛋。”）流传过盛，一旦引起广泛的社会认同，则有可能激发社会不满或社会仇恨等消极对抗情绪，蓄积社会心理张力，甚至会引发社会突发事件。此外，一些心理脆弱群体譬如青少年对手机短信的一味依赖与沉迷，既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学习与工作，也不利于青少年健康人格的培养。

四、倡导健康文明的短信文化，培养公众健康人格

倡导健康文明的短信文化，不仅是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培养公众健康人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作为社会管理者，要及时关注短信文化的发展态势，要有指挥家敏锐的听力，学会从手机短信中听民声，会民意，及时洞察短信交响乐中不时跳出来的不和谐音符，对一些有着负面功能的手机短信，应加强管理和引导，以促进短信文化的健康发展，充分展示短信文化鲜活的文化魅力，使当代短信文化真正成为和谐社会乐曲中的一个重要的非主题乐章。

第一，加强教育与引导，增强短信文化受众的自律意识。目前，应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加强对短信文化受众的教育和引导。一方面，广大教育工作者应加强对短信文化的主体受众即青年学生的心理教育，尤其要关注青年学生健康人格的培养。通过教育，使青年学生提高自身的独立思考、鉴别是非、自我监控、自我调节的能力，强化学生的自律意识，自觉抵制各种不良短信。另一方面，社会各界应及时建立手机短信交流平台，利用手机短信这种高科技信息传播手段教育和引导，让优秀的文化占领短信文化阵地。眼下一些高校举办的“大学生通信文化节”、“健康文明短信征集活动”等不失为一种以主流文化引导短信文化向健康发展的务实之举，对于全社会文化品位和人文精神的提升是大有裨益的。

社会文化心理篇3

一、传统文化以无意识的特点作用于人

由于当前社会文化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受到冲击或产生动摇，因此，现代人绝大多数生活在文化和平中，循规蹈矩的生活并没有意识到文化的权威和力量，认为当前的文化环境是理所当然的生存样法，而且与传统文化并无多大关联。比如，“传道、授业、解惑也”的教育方针烂熟于心，却不知这是自古至今的教育方式; 逢年过节交通的拥堵与人流的疏散成为问题，交通部门会按部就班地加大运输力度与安全保障，其实是深植于人们心中的游子思乡情结、年夜团聚的传统习俗在起作用; 政府部门对节日的保护、倡导与拥护其实在无意识中维持了人们心中统一的根，统一的看法、认识与活动。中国人的认识是做好本份的事情，因此首先认识的是人伦而不是科学，到了今天，虽然也吸纳了科学主义的因素，但是在为人处事等方面依然保留着旧习俗的痕迹，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成年人的语言行为并不是遗传得来的，而是生活在后天的环境里带给他的文化积淀。官本位思想就是封建传统裙带关系的明证和传承。人们认为不可以用左手拿筷子吃饭、女子不可以担当重任、养儿防老、娶媳妇时要买房子置地和下聘礼、婚丧嫁娶和节假日买来鞭炮燃放图的是热闹和喜庆、男子不能在大街上穿花裙子，否则人们会对其避之不及等，都是传统文化在以百姓日常而不自知的形式散发着魅力，人们集体无意识地作出自己的判断。人们在表面上看到的和叫喊的都是前卫、时髦和反传统，乃至于在现实生活中使用网络上流行的“上好铁”、“拍大砖”、“围观”、“给力”等新名词，实际上是在用新名词诠释传统氛围下的日常政治、经济、科技生活。人们时不时地拿传统来比较自己的“新”意。一旦把“传统”一词与某个人挂上钩，就表示这个人僵化、呆板、教条、过时、落后。

总之传统的贬义胜过褒义，但自己却不自知地拥有中国式的婚姻和生活，践履着中国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方式。人们在内心深处已经根深蒂固地认同传统的某些模式以及以传承下来的某些观念评判事物的好坏，但是喊出来的口号却是反一切传统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我与非我之间的力量对比，才有机会战胜和超越自我，才有张扬自我的成就需求。人在潜意识地反对自我、反对祖先的一切的时候也是无意识的。比如，章太炎和胡适是最反对传统文化和习俗的人，但他们自己却过着中国人传统的明媒正娶的家庭生活，拥有中国人传统的友情和亲情及一切思想感情。很大一部分人在一种环境里生活久了都会融入在这种生活里，都不会再努力思考为什么会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方式提出问题、处理问题，是这样的食用方法而不是那样的食用方法，是这样穿戴美观而不是那样穿戴美观，一旦到了异国他乡，他就会深切地感受到吃中国式炒菜、说家乡话的重要性，这就是意识觉醒的开始。

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看似与传统的中国毫无关联，是传统封建专制中国的反叛，但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科学与现代化理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传统文化语境下中国式生活方法与力量的抗议与反思，是对辛亥革命时期资本主义民主革命的修正，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现却不是偶然，可以上溯到明朝中后期农业社会的变迁。将社会主义冠之以中国特色，凸显了中国的民族特色，而这种民族特色则源于传统。

总之，中国式的生活样法是指一脉相承下来的传统，有着自己历史足迹的传统，可以在历史中找到一席之地，传统以文化和人们的心理恒常定在的形式流传下来。

二、传统文化决定了人的欲望和需求

衣食住行是人们再普通不过的日常活动，但是如何穿、如何吃、如何建筑却是民族文化问题而不是单纯的吃、穿、住问题。其实，人们审美的眼睛、音乐的耳朵、品尝美味的嘴巴并不总是认为杨柳细腰是美、靡靡之音是享受、红烧猪肉就是美味。评判标准按照不同民族、不同时期文化的分类早已深藏于心，标准之外的东西既不是不能接受，也不是生理需求使人如此，而是接受起来使人心理不舒服。

人出生之后首先面对的是先在的文化环境和文化结构。“性相近，习相远也。”( 《论语 ? 阳货》) 每个人在成长的道路上必定会被迫接受一种文化教育，如果他接受的是西方教育，那么他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等都是西方的，他的欲望和需求的表达方式也必然是西方的。2010 年 11 月，美国耶鲁大学华裔教授蔡美儿出版了《虎妈战歌》一书，在美国引起了轰动。《虎妈战歌》以回忆录的形式介绍了蔡美儿以严厉的中国式教育方法管教两个女儿。中国传统的教育方法和家庭熏陶方式引起美国教育界的极大轰动，并引发了关于中美教育方法的大讨论。如今，讨论随着《时代》周刊的参与达到了一个高潮。这说明中国式的家庭教育与传统家庭家长观念相关，决定了人在追求事业、学业与理想时所采取的方式。很大一部分中国学生刻苦求学能够达到忘我的境界，一是父母的精神重压使习惯成自然; 二是光耀门庭、自我成就感、受尊重感的需要。父母把自己无法完成的心愿强加给子女，无形中成了中国的传承习惯。因此，中国是历史性社会，具有历史性文化，自古至今，中国文化具有血脉相连性，犹如世代都具有遗传基因一样。遗传基因( gene mendelian factor) 是指携带有的序列，是控制遗传的基本单位。基因通过指导的合成来表现自己携带的遗传信息，从而控制生物个体的性状表现，在哲学上也可以称之为生命个体形式的“内驱力”。我们今天生活中的所有文化行为，包括娶妻下聘礼、孩子一岁时抓周、开业卜卦、长辈去世守灵三天、建房盖屋乃至迁移祖坟要请风水先生等，这些看似遗风陋俗的背后，到底是封建迷信起主导作用，还是另有贯穿所有事物始终的东西，才是值得反思的关键。是社会机制保障了人们的自由行动和权利，还是传统风俗以其强大的渗透力和生命力在人们的头脑中获得了欲望表达的生存权? 显而易见，虽然封建制度已不复存在，但传统文化思想已经成为主导人们生活的“内驱力”。因此，生硬地割断传统与现代的关联只会使我们陷入欲罢不能的尴尬境地，尽管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存在许多不合理、不人性、不科学的因素，但不论其合理还是不合理、人性化还是不够人性化、科学还是不科学，我们都无法否认在生活中永远保有传统文化的遗传基因。费孝通说: “欲望并非生物事实，而是文化事实。”［2］( P． 86)

自古以来，男性对女性的追求天经地义，但是人类的只有经过文化的洗礼才能真正成为爱情，否则将是动物的本能，到底是倾向于追求志同道合的女性还是低眉顺眼的女性，则需要从本民族或本地区的文化出发。弗洛伊德认为，欲望决定命运，但欲望又是由其对应的文化决定的，因此，文化决定命运。

三、传统文化铸造了中国式的人格

人格是内在自我的抽象规定，具有整体结构性和稳定性，能够体现一个人的本质。人的实践活动造就了社会历史的模样，社会历史总是以其特有的文化形式把一个社会的共同人格扩大数倍。除去宗教式的人格情怀，对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形式的研究也可以对生活于其中的人的人格作出总体概括和分析。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在封建专制社会中形成的一种恒常稳定的集体精神，并且随着这种精神的浸润，不论是哪一个朝代都摆脱不了祖先的痕迹，即文化的基因，生长于其中的人不论经历多少个朝代和时代的变迁，总是或多或少地沾染上遗传下来的习俗乃至于恶俗。一如封建制度文化下人们一直恪守着自上而下的等级观念，不论经历多少朝代的变迁更迭，至今在人们的思想观念深处仍然保留着惧官怕官、阿谀奉承的倾向。

身在异国他乡要寻找到同乡，其实是在寻根。既使找不到同乡也会不断地为自己创造可供寄托的精神和条件，而绝不会在异国他乡保持外乡人的姿态，如果可能，除了生活步伐一致外，他还会要求政治上的参与，以拉近自己与所在环境中人的心理距离，即通过全部社会文化生活的参与和认同来表明自己不甘于落后、“相异”的能力。用贬义的话来说，这是依赖心理，用褒义的话来说，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其具有坚韧不拔、自立求强的性格。但这样的事实也说明，在中国文化环境下，人对根和祖先的极其重视，比如光宗耀祖、衣锦还乡、返乡祭祖、叶落归根，到了外乡就是游子等观念在人们心中早已达成共识。既使一生都生活于家乡之外，人们也要为自己重新寻找一条可以依赖、可以寄托精神的途径，把自己改造、同化成外乡人，把生活于其中的外乡当做自己生活的故乡和根，所以，亚里士多德评价中国人的品格是常常屈从于人的奴性精神，严重缺乏自由。这里的自由并非是显示人本规定性的自由，而是在传统社会制度下人格缺乏的自由因素。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早已经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民族性格。正如林语堂所说: “如果我们回头看一下中华民族，并试着描绘其民族性，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如下特点: ( 1) 稳健，( 2) 单纯，( 3) 酷爱自然，( 4) 忍耐，( 5) 消极避世，( 6) 超脱老猾，( 7)多生多育，( 8) 勤劳，( 9) 节俭，( 10) 热爱家庭生活，( 11) 和平主义，( 12) 知足常乐，( 13) 幽默滑稽，( 14) 因循守旧，( 15) 耽于声色。总地来讲，这些都是能让任何国家增色不少的平凡而又伟大的品质……以上这些特点，某些与其说是美德不如说是恶习，另一些则是中性的。这些特点既是中华民族的优点，也是它的缺陷，思想上过分的稳健会剪去人们幻想的翅膀，使这个民族失去可能会带来幸福的一时的狂热; 心平气和可以变成怯懦; 忍耐性又可带来对罪恶的病态的容忍; 因循守旧有时也不过是懈怠与懒惰的代名词; 多生多育对民族来讲可能是美德，对个人来讲却又可能是恶习。”［3］( PP． 56 ～57)

林语堂看到的这些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也可以说是在文化观念世界里思想活动的外在表现，既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方式。影响和制约人格的要素和事实材料包括个体内在的心理特点、生理遗传的神秘性，而且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也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一方面，历史凝结成的文化是人格的主角，是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的客观反映; 另一方面，人格既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又是历史文化的创造者。人格中的善恶选择、美丑标准、是非评定都与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模式相关，绝不是独立自成的现象。在同一种文化中，虽然也存在人格的差异性，但同一种文化模式内的群体普遍具有人格上的共同倾向，如中国封建社会对道德伦理的推崇并在整个社会形成道德文化，使后世的人格具有羞耻观、公利观、舍己观等。

传统文化塑造了传统中国人独具一格的非我人格精神。如奴隶社会的文化以外在权威、鬼神礼法为中心，这种文化不可能形成自我意识，对外族的征战、朝代的更迭都是顺应天意、神意的安排，以星象、占卜为指导，才称其为顺天应民。春秋战国时期，神本文化被人本文化所替代，儒、墨、道、法诸子开始百家争鸣，展开文化论战，论战的焦点皆是以人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方式及思维方式，于是人才有了自我意识的前提。封建社会在以等级、裙带为特征的文化制约下，个体缺乏独立性。封建等级社会对于“我”字的避讳可以看做是对“我”的不及或超越。比如，在与君王的对话中，臣子会舍弃“我”的称呼，直接称为“为臣”、“臣妾”、“贱民”、“草民”或“奴才”等，而君主则表现出对“我”的超越，把自己称为“朕”、“寡人”、“孤家”，以表示独尊和惟一性［4］( P． 411)。

今天，人们仍然有漂洋过海“镀金”、远来的和尚会念经等做法和想法，以及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大举模仿行为，直到今天的各种模仿习惯都说明中国人缺乏独立自主的人格，也是对传统依赖性人格遗风的最好诠释。可以说，在传统封建社会，“我”被淹没于层叠的等级中，而失去“我”的本义与自性，同时也表明封建礼教文化对自我人格的控制、改造及固守程度，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传统文化对传统人格和现代人格的巨大影响力。

可以说，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是当代人格的内在基础，也是当前文化的基础和前提，而当前文化又是当代人格特征的另一个基础，但是，传统文化却提供给人们原始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的基础和前提，为道德性的人格发展提供了“内驱力”。

四、传统文化以动态变化为发展方式

传统文化中的“传统”并不意味着停滞，传统文化是每个阶段都有独特意义的历史印迹，也有向前发展的要求。所以说，“传统”一词在当代社会只具有贬义是不全面的，换句话说，传统并不都是不好的。比如，传统社会中男子蓄长发风度翩翩，到清代把长发改成剃光前额留长辫，“五四”以后人们开始认同能够代表男性精神抖擞和新气象的中式短发。当代人对男性短发的认可大抵始于“五四”以后，并一直延续至今。社会风俗的一切改变都必须获得时代文化的认同和支持，而且一切事物的风格、风尚的改变最终都能够与这个社会的文化融为一体。因此，从发式的改变也能够窥见传统文化的包容性改变。这是社会风尚发展的进步，但更确切地说，这是由人们的文化心理的变化所引起的社会风俗习惯的改变，因为社会风俗、天然律令、感情、血缘亲情、社会制度、工艺技术、建筑风格等都是由人们代代相传的恒常的文化环境的需要并由其熏陶而成。

但是，社会风俗也会不断地除旧纳新、自动剔除不适合社会前进的东西，此时剔除的举动往往要借助社会的保障机制即政治组织来宣布其废止，显示出整个社会的统一态度和政治组织的权威性。比如，宋代普遍流行的妇女裹脚陋俗于 1913 年被国民政府宣布废除，但直到 20 世纪末云南省的偏远山区仍然有女性裹脚，显示出传统观念的顽固性和延续性，制度并不能完全制约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也说明革除人们内心的认同观念不是一蹴而就的工程，有待于整个社会集体意向的变迁。这说明，被人们的深层文化心理模式所接受的社会风俗、传统文化在某一阶段是恒常定在、难以更改的集体意向，但是，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人们的心理构成模式却随着自然、他人、社会的改变而作出选择、判断，说明传统文化也以变化和适应潮流为发展方式，而且变化无止境，直到永远。如此说来，传统便不是凝固和僵化的，具有显而易见的时代性特点，是由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维空间所构成，当代不同于过去，也不同于未来，但是当代肯定会成为未来的传统，每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都不同于其他时代的文化精神，都以发展变化了的客观存在形式示于人前。

可以说，从纵向上看，传统文化不是墨守陈规的观念，也是以合理变化和不断完善自我为发展方式的。从人类文化结构上看，传统文化也具有差异性和可比性。比如，传统模式下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当代中国人仍然注重在工作关系中的和谐、协作程度及名誉的好坏，而西方大多只注重工作的业绩实效; 由于传统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人在面对无理的上司时，仍然毕恭毕敬、谦虚有礼甚至刻意隐瞒领导的错误以给足领导“面子”，中国人的深层心理结构虽然受到科学、自由、理性的冲击，但是，官本位的思维框架并没有解构，仍保持着等级界线分明的意识，而美国人则从骨子里敢于运用手中掌握的证据来挑战权威、指出对方的错误。由于传统价值观念的差别，中国颂扬见义勇为，如果壮烈牺牲则会流芳千古; 在美国，官方首先提倡的是报警、保全旁观者的生命; 由于传统审美方式的差异，中国人认为天生丽质、反璞归真为美，即惟真的现象才是美; 而美国人则认为心灵可爱、智慧超前的本质是值得敬佩的，才是美的化身。由于不同民族所具有的文化传统的不同，使中国与西方国家产生了现实与理想、个性与共性、现象与本质、感性与理性等差异。但是，正因为传统文化风俗的不同，才使不同的民族传统具有可比性、可塑性和可融合性。可融合性意味着改变原有结构而重新组合，因此，人类才会从奴隶文化走向封建文化，从封建文化走向资本主义文化，直到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胡适指出: “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 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 方式。”［5］( P． 188)

梁漱溟、熊十力等当代新儒家也把文化界定为生活的意欲和生命之流。从不同的人对文化和文明的理解、界定，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对文化问题的解决是倾注了人文主义热情还是体现了工具主义倾向，而且某一时期的社会倾向是对文化虚灵心境世界的追求还是对文化现实物质世界的颂扬，由此可以提示这一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与主导性价值取向。从当代新儒家对文化内在的流动、自由创造精神的弘扬与赞同可以推断出传统儒家文化注重崇高道德而非物质生产。因此，在今天整个社会对科学技术理性的倡导是对以往极端天理境界追求的矫正，传统文化带来的非我精神也开始转变为自我。中国传统文化的潜在影响力和道德审视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不再以官方庇护的形式出现，而是继续存活于集体无意识的日常活动之中，并在主流文化的检验和淘汰中以大众的生活形式发展着自己的本色和真精神。

五、回溯传统文化具有的民族意义

在当代，回溯传统文化可以使人在认祖归宗时具有同一性认识，产生庄严肃穆感。“宗”是源的意思，可以使人产生同根生的感觉，不论是出于生理需要还是心理需求，这种感觉在有着传统血缘宗法观念的中国人内心深处都是最可靠、值得信赖的。遗传链条推敲的基因终点总是相同的结构。如果结构是“体”，那么统一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观念就是对其结构的客观反映，是结构的“用”。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中建立了一种基于文明形态分析的历史哲学。雅斯贝尔斯从人类具有惟一的共同起源和共同目标这一信念出发，指出历史哲学即传统哲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个关于人类历史的统一完整的总观点”。雅斯贝尔斯说: “我们的目标是人类历史的最大包容和最高统一。”［1］( P． 32)

只有在社会历史的最高统一中人类的民族性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当一个人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找不到相同的文化心理时会焦灼不堪地努力去寻找有共同文化语言的人，如果没有这样的人，他也会努力改变自己去缩短与他人的距离，以求得尽量与他人的同一性，否则，一个人在与己不同的文化里便会产生极大的心理失落感。例如，一个在北京生活惯了的中国人突然到纽约去生活，他会感觉到语言不通、习俗不同、节日的内容和意义完全陌生、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等完全不相同。总之，他会发现自己处于完全陌生的文化传统中，他会强烈地思念自己国土上的风土人情，在异国他乡不遗余力地保持本民族的特色，这时候人们的民族感情就会空前强盛，远非“爱国”两字所能概括的。

社会文化心理篇4

当代汉语中,网络新“客”层出不穷,继黑客、骇客、红客、灰客、博客、播客、威客、隐客、换客、淘客、拼客、拍客、掘客、维客、拓客、闪客、乔客、丫客、智客、晒客等诸多“客”族新词之后,如今,“职客”又登上网络舞台,成为近年来的又一个热词。2011年6月30日,在“百度”“谷歌”上我们曾搜索到含有“职客”一词的网页分别为:119000篇和29500000篇。虽然网页可能有重复,但这些数据已足以表明新词“职客”的使用频率已很高,值得关注。那么,什么是职客?源于何处?它的出现又有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心理动因?对解决当今大学生就业难题是否有借鉴意义?这些问题引起了我们的思考。

一、新词“职客”的内涵

职客是在网络交际语境下,继黑客、博客、播客等新词之后,2007年才在网上出现的又一个“~客”式网络新词。“所谓‘职客’就是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或人脉通过互联网给求职者介绍工作,并收取一定费用的人,也称‘网上职业顾问’,是继威客之后网上新兴的职业之一。”[1]“职客的模式和威客模式非常相似:求职者在职客网站求职信息,把悬赏金预付给职客网,职客在网站上搜寻合适的求职者,并给予一定的指导,把求职者介绍给合适的公司。成功后职客网把悬赏金收取一部份后给职客。”[2]由此可见,职客是指在网上通过给别人介绍工作来赚取佣金的人,是职业经纪人的一个新名称,有时也被称作“职业掮客”[3]。

二、职客与行头、掮客、经纪人、中介人、职介、猎头、威客的异同

“职客”虽是一个新名词,但历史上从事“职业介绍”这一行当的人却早已有之。从早期的行头(hángtóu)、会首,到近代的掮客、经纪人,到现代的中介人、介绍人,再到当代的职介、猎头、威客,名称几经更迭,但变化的只是“职业介绍”时所凭借的方式手段、从业者的社会地位、获取报酬的方式、身份的合法性或其社会影响力等,实质上都还是指那些通过替人介绍工作来获利的人,通用的说法应该是“职业经纪人”。它们的差异如下:

【会首】huìshǒu旧时民间各种叫做会的组织的发起人,也叫会头[4]。如:清•黄六鸿《福惠全书•庶政•育养婴儿》:“每年十二人为会首,每月轮一人,使值一月之事。”[5]也俗称行头、近代亦称会长,是旧时行会的最高职位者,凡是加入行会的人都需得到他的许可,当然按照惯例,也要先向会首交纳一些礼金才能入会。会首负责行会全面事物,替人安排职位是其职权之一,主要是凭借自身威望,在本行会内以命令的方式实施,很少跨行会推荐。

【掮客】qiánkè指旧社会里替人介绍买卖,从中赚取佣金的人[4]。例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九回:“上海的这些露天掮客真正不少。”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十一:“朱延年成了西药掮客。”也借指投机的政客。黄远庸《苦海录》:“尚有无数掮客,出入于各党权要之门。”茅盾《锻炼》二四:“袁世凯卖国也要一手包办。替他做掮客的人会被他反咬一口,说是汉奸。”[5]掮客与英语broker义近,近代出现,俗称老掮儿,他们的行为被称为“拉掮”,多含贬义,从业者游走于黑白两道之间,多是一些不务正业的投机之徒,社会地位较低,更多的时候是以介绍工作为名贩卖人口牟利,人们对之既厌恶又惧怕,社会影响极坏,他们虽也替人介绍工作,但不是正当的职业经纪人。

【经纪人】jīngjìrén也称“经纪”。(1)旧时为买卖双方撮合从中收取佣金的人。(2)旧时在交易所中代他人进行买卖而取得佣金的人[4]。例如:王西彦《福元佬和他戴白帽子的牛》:“有的买牛人假装生气,独自走开去;牛经纪就向两边讲好话,又去拉回买牛人。”《古今小说•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夫人放买市,这经纪人都来赶趁,街上便热闹。”梁启超《托辣斯之利》:“各托辣斯以废经纪人之故,最少者岁增五千元,最多者岁增二十万元。”沈从文《边城》十九:“中寨人是个米场经纪人,话说得极有斤两。”[5]与英语broker义近,但词义中性,为近代产生,口碑比掮客好,经纪(人)是“买卖交易的中间商人”的一个通称,除了介绍职业的经纪外,还有牛经纪、茶经纪、米经纪、交易所经纪人等。掮客与早期的经纪(人)都是一个半职业化的职业,但经纪(人)较专业化和公开化,获得了一定的社会认可度,早期社会地位仍较低。“经纪人”作为一个通称一直延用到现在,但社会地位等已有大的变化。

【中间人】zhōngjiānrén[4]【中人】zhōngrén,(1)为买卖双方介绍买卖、调解纠纷等并做见证的人。(2)在身材、面貌、智力等方面居于中等的人[4]。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工作由国家安排,掮客与经纪(人)不再合法,成为历史词语。主要使用“中间人、中人”,此二词现代仍在使用,但不是专指职业经纪人,是中性词。

【中介】zhōngjiè,媒介[4]。近代产生,与英语medium义近,多用于事物,不指称人。改革开放后才出现“中介人”一词,指起中介作用的人,中性词,语义上也偏指那些“神通广大”的能人,多私下或是半公开方式收取报酬。中介人(简称中介)是一个通称词,并不专指职业经纪人。

【介绍人】jièshàorén,居间沟通双方关系的人[6]。与中介人同时代产生,也是一个通称词,并不专指职业经纪人,但比中介人常用。

【职介】2005版《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职业介绍”,现已缩略凝固为一个新词,既可指机构,也可指称人,指职业经纪人或从事职业介绍的专门机构。从业者有固定的办公地点、营业执照、收费标准、工作章程等,主要靠面谈的方式工作。获得了政府和社会的认可,是一个公开且合法的职业,此名称大众普及程度较高,是目前职业经纪人的较正式称谓。

【猎头】指受企业等委托为其物色、挖掘高级人才,是英语headhunting的意译[6]。是一个外来新词,源于拉丁文,原为当地土著部落战争中割取敌人的头作为战利品的人,二战后用于指称欧美战胜国从德国等战败国家搜寻人才的行为,借进汉语后用以指猎取人才的人或行为,偏指高级人才寻访。猎头公司与中介公司不同,不对个人收费,只向企业收费,并主动为企业寻找人才,提供人才评价、调查、协调沟通等顾问咨询服务[7]。猎头所指外延较窄,多指为特定职位猎取高级人才,不能包含职业经纪人的全部内涵。从业者的自我定位较高,收费比中介高,工作方式多样。这一名称的社会普及度不太高。#p#分页标题#e#

【威客】英语witkey的音译借词,也译为沃客,“智慧的钥匙”,泛指把智慧、知识、能力通过互联网转换成实际收入的人[8]。“威客跨越了搜索引擎单纯共享知识和信息的软肋,实现了人脑的‘联网’。通过威客,众多企业和个人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以不可思议的低价买到超乎想象的为自己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通过威客,人力资源得以前所未有的整合。”[9]威客是网络催生的一个比“职客”早的新名词,这类人也从事职业介绍但不是专职的职业经纪人,比猎头更具有草根性,是“职客”出现前“网络职业经纪人”的称谓。工作方式主要依靠网络。从业者可以是专业人员,也可以是普通网民,也指一种新兴的网络职业。

【职客】2007年产生的新词,目前从业者多兼职,社会地位有高有低,工作方式主要依托网络,正发展成“职业经纪人”的专称,从百度、谷歌搜索结果看,职客的社会影响正在增大。可见,除了猎头、威客两个名称为外来词外,其它名称都是汉语内源词。这些不同时代“职业经纪人”名称的演替记录下了这一职业从萌芽发展到专门化,从私下人情、惯例走向公开化、合法化职业的演变历程。

三、职客的衍生机制

如同现代汉语的许多新词一样,新词“职客”的衍生、流行也有着深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以及语言认知心理原因。

(一)语言经济原则[10]65和类推机制[10]57共同催生的结果。“类推是语言发展和演变的一种重要机制。利用类推造词,可以在语言单位的创制和使用中取得‘少投入、多产出’的效果,符合语言学中的经济(或省力)原则。”[11]职客就是在“顾客、乘客、黑客、博客”等已有“~客”式词语的基础上利用汉语固有语素“职”和“客”通过类推机制仿造出来的。这样既不会额外增加新的构词语素,又可直接继承已有“~客”族词语的影响,大大增强了新词的可接受性。职客就是在已有“~客”词语模[12]的类化下,将模槽中的空位“~”换成表示区别特征的语素“职”而构成的。正因为直接继承了已有“客”族词的通行语境,职客才得以衍生并被高频使用的。

(二)民主开放的思想政治风气和宽松活跃的经济文化环境为职客产生提供了可能。从上文对职业经纪人名称从古到今演替历程的考察可见,行头(hángtóu)、会首、掮客、经纪人这几个名称产生、通用于旧社会,说明旧社会从事职业介绍多是一种特权或私人投机,很多时候沦为人口买卖的罪恶勾当;新中国成立后阶级斗争形势严峻,工作改由国家安排,职业介绍及其从业者从社会上消失;到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我国深化人事制度改革以来,“中介(人)、介绍人、职介”不仅得到了政府允准,而且许多从业者还因能得到各种奖掖而走向了专职化道路;而“猎头、威客、职客”是当今社会禁忌空前减少的网络时代人们才可能有的主动选择和智慧创造。

(三)“追求新异”与“从众从优”语言认知心理的交互作用。言语社团在语言使用上既有习惯于向大众时尚和优秀社团看齐、主动使用和模仿流行词语的从众从优心理;还有一种追求新异的心理,即对已有用语和表达方式慢慢产生“审美疲劳”,总是想方设法去追求新奇的、陌生化的词语和言语表达方式,不断创造新词语的心理[13]。受这两种心理的共同驱动,人们一方面害怕落伍,竭力向大众时尚看齐;另一方面又会对新异的词语和表达方式表现出极强的心理需求,背离现有的言语规范和模式,不断地创造出新异的言语形式。在“职客”一词创造上的具体表现为:从众从优心理驱使人们选用了已有良好通行度的“~客”词语模;追求新异的心理又驱使人们放弃已有的“中介(人)、介绍人、职介、猎头、威客”等名称而去创造新词,正是在这双重语言心理的交织作用下,职客才得以孳生并流行开来的。

四、职客的孳生、流行折射出当代社会独特的文化心理镜像

2007年,“职客”这一称谓曾风靡网络,主要用来指称那些“网络职业经纪人”,它的孳生、流行折射出了近年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进步和变化。

(一)新词“职客”的出现,既彰显了我国现今开放民主的政治思想风气,同时又在制度风险中拷问着社会公平。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各种新事物、新现象、新观念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是政治清明、思想活跃、锐意创新的时代新气象,正是因为有了这一鼓励创新、民主开放的社会环境,“职客”才得以孳生并流行开来。然而,“职客”的兴起又在制度风险中拷问着社会的公平。现今的职场已发展为雇方市场,如果用人单位招聘公开透明的话,更倾向有大量的应聘者进行竞争,以挑选合适的人才,“一对一”的职客方式并不是好的选择。此外,对求职者来说,“花钱买工作”也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就业难是事实,但竞争更能磨砺人,更有利于年青人成长。通过职客找工作,虽然省力,却容易让人产生“无须自身努力,有钱使能鬼推磨”的扭曲心理。更令人担心的是,为使求职者的花费物有所值,职客往往利用人际关系减少求职障碍,这必将挤兑其他求职者机会均等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不公。人际与金钱的联姻,也会诱导招聘人员的用人意向,一旦职客流行,用人单位将会成为直接受害者。最终,合适的人力资源被浪费,将使社会失去活力[3]。此外,许多职客本身就是人事劳动部门的工作人员,由于目前还没有相关法律的约束,一时还很难把职客收入同分开,一旦职客身份合法化,也必将为更大的社会不公平埋下制度上的风险。

(二)职客的孳生和风行,也折射出当今社会连年趋紧的就业形势与人们多样化的求职观念。由于受商业大潮的濡染,人们的经济意识和竞争意识增强,就业的难度越来越大。许多求职者的观念也变得更加实用———由等国家分配工作到自己找工作、再到悬赏求职,在经历过一次次的阵痛之后,不管是明智之举,还是出于无奈,悬赏求职在求职者心理认识上逐渐变成了一种务实的选择。或者是缺乏自信、抑或是为了实用,在花钱与花精力的权衡中,求职者越来越倾向于前者,何况花钱雇人找工作更易于找到满意的工作。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客观需求,也让某些精明人士窥出其中的生财之道。职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孳生并改变着传统的求职方式,他们纷纷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或人脉,通过互联网给求职者介绍工作,并收取一定费用的。同时,职客的出现也让人们跳槽更加容易,这既有利于人才的流动,反过来也可能加剧社会和职业的不安定性。#p#分页标题#e#

社会文化心理篇5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众多网络语言。“网红”作为网络流行语言，主要指称“网络红人”。信息传播者、信息编码、传播媒介、信息接收者、信息解码、信息反馈共同建构了“网红”的认知域。成名心理、利益驱动、公共娱乐、窥猎心态反映出社会状况、大众文化以及网络传播者和受众的心理。

关键词：

流行语；网红；信息传播维度；社会文化心理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逐渐普及变革着信息传播的媒介，产生了诸多网络语言，有的已经进入基本词汇系统。通过对《现代汉语词典》以“网”字开头的词汇进行统计，57个条目中有44条与网络有关，如网购、网友、网虫、网瘾、网校、网评等等[1]。与此同时，产生了新的网络流行词，如“网红”。“网红”一词在学术界还没有一个权威的界定。孔德超（2016）认为所谓网红即“网络红人”的简称，“可理解为在网络上受大众宠信或在网络上走运、得意的人”[2]。郑文聪（2016）认为“‘网红’，顾名思义，就是网络红人，指在网络上受到网民追捧而走红的人”[3]。百度百科给出的解释为“在现实或者网络生活中因为某个事件或者某个行为而被网民关注从而走红的人”，即“网络红人”[4]。我们认为，“网红”主要指称“网络红人”，还指称被网民关注而走红的其他事物，如：例1：网红鹅，你们知道得终究还是太晚了！例2：邮筒变网红，只因被鹿晗摸过。例1中，“网红”指称的是在网络中走红的鹅，即指物而不指人。例2中，由于鹿晗曾在邮筒旁边照相，很多人到邮筒所在地合影留念，“网红”自然指称的是在网络中走红的邮筒而不是鹿晗。笔者在中国知网以“网红”为主题进行搜索，2014年1例，2015年27例，2016年上半年600余例。可见，“网红”一词大有进入基本词汇的趋势。

一、“网红”形成的信息传播维度

“网红”的产生有其客观基础和主观因素，反映了人们对网红事件或行为的认知维度。1948年拉斯韦尔发表了《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提出了传播过程五个基本构成要素，即：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有什么效果，即著名的5W传播模式[5]。基于拉斯韦尔提出的5W传播模式，我们结合网络信息传播的过程，认为“网红”的形成过程涉及信息传播者、信息编码、信息传递媒介、信息接收者、信息解码、信息反馈六个维度，共同建构了“网红”的认知域。

（一）信息传播者网红的产生离不开信息传播者，是构成信息传播的首要因素。网红信息传播者除了网红，还包括网络推手及其参与传播的受众。信息传播者有专职和非专职之分，前者指的是专门从事信息传播的人，后者指的是业余或意外信息传播人。业余或意外信息传播人可分为主动信息传播人和非主动信息传播人。“世界网红”杭州协警礼为奇因及时指挥交通避免地面塌陷造成重大事故而著称，原因就在于整个事件是被监控拍摄而传播于网络，由此引发国外媒体报道。礼为奇完全是一个因交通事件导致其意外成为“网红”的信息传播者。网络红人papi酱因上传原创短视频走红网络则不仅是作为主动信息传播者，还有其团队和商业投资公司，走向专职化。无论是何种信息传播者，都处于信息传播的第一个环节。信息传播者成为网红，客观上体现了某个事件或行为被认同的过程，受众认同的广度和深度直接影响其在网络社群中有效传播的程度。

（二）信息编码“任何传播都离不开社会语境和受众的影响，因此，传播什么，不传播什么就成为传播者信息控制和选择要考量的因素。”[6]“从某种意义上说，内容的选择，其实就是传者对目标受者及其需求契合点的选择。在这一过程中，传者需要经过发现、过滤、判断、确认、凸显的信息处理过程。”[6]网红的产生依托某个事件或行为，包括谋划事件或行为和非谋划事件或行为。前者指的是事先有计划、有目的的谋划事件或行为，后者指的是事先无有计划、无目的的事件或行为。谋划事件或行为的产生有的只作为单个人的行为事件，有的离不开网络推手的筹划组织。网红自觉不自觉或有意无意处于某个事件或行为中，将预先谋划好的或按照事件发展的先后顺序予以呈现。无论是单个人的行为事件还是有组织的行为事件，在网红形成过程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信息传播媒介“信息传播媒介是信息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中介，是信息的物质载体。作为信息传递、交流的工具和手段，媒介在信息传播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7]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互联网与传统媒介最大的不同在于实时性和交互性，它不受时间、地点约束，能够通过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的方式多模态地展示给受众，受众同时可以进行实时交互和实施传播行为，实现信息传播多元化，彼此相互渗透，“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手机的高智能化普及以及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逐渐普及，更为信息的及时高速传播奠定了基础，人人皆可成为信息传播者。通过互联网传播实时、面广的特点，受众一旦对某个事件和行为产生兴趣，便会在网络中引起轩然大波，信息的传递者自然成为信息接收者论及的对象，助推网红的形成。

（四）信息接收者“‘媒介通达的接受者’是拉斯韦尔传播模式‘受众分析’的内容。对谁说，是对目标受众群体的选择。同时，也是从受者需求角度来选择传播内容、叙事框架、话语构成的问题。”[6]信息编码后，通过传播媒介传播给信息接收者。信息接收者可以分为主动接收者，即发现新信息后及时进行浏览者，第一时间获取信息，也可以是非主动接收者，即通过他人传播后得知者，非第一时间主动获取信息。信息接收者在网红的产生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承担着双重角色，既是信息接收者，又是信息传播者，一旦形成情感共鸣就会吸引更多受众加入，话语空间扩大，多元互动成几何级增长，短时间形成巨大的社群效应，助推网红的产生。被誉为“洪荒少女”的傅园慧在里约奥运会上受访，因其魔性表情和经典语录使众多网民包括许多明星对其采访视频发表评论并转发，短时间访问量剧增，迅速助推其成为网红。

（五）信息解码“从经典信息论的角度解释，信息解码就是将接收的信号依照一定的码规，译解、还原为消息。”[8]信息通过传播者传播到网络后，受众通过电脑或手机等设备上网进行阅览查看，实现获取信息的意图。网红事件或行为在信息解码过程中，需要动用多种感官，如手、眼、耳、口等，传递到大脑经过解码分析后形成反应，有时通过信息反馈进行网评，达到交流的目的。信息解码过程中，受众基于情感基本一致的原则针对信息传播者传播的内容进行整体认同，形成认同体，助推网红形成。信息解码的过程既是受众感知的过程，也是认同感程度聚合的过程，一旦认同感程度提升，聚合力度加大，就会在网络形成社区集体舆论，促进网红形成。

（六）信息反馈“传播过程的有效性由促成合理判断的程度来决定。合理的判断达成有价值的目标。在动物社会里，凡是有助于生存的或者有助于满足群体某一方面需求的传播，都是有效的传播。”[5]网红的形成反映着网民对事件或行为直接关联者的心理认同。一旦受众对直接责任者产生集体反向认同，就意味着此时的“网红”非真正意义上的“网红”，遭到受众反向心理认同不可避免，与公众认同的桥梁变成高墙，离合与受众的联结度，达不到信息有效传播。信息反馈的结果不仅影响网红的形成，还可以影响其他受众的价值取向和情感态度，间接导致话语权偏倒。因此，受众信息反馈的正向结果成为网红的催化剂，社群舆论的心理认同为网红的出现提供可能。

二、“网红”的社会文化心理

“网红”与“网络红人”的内涵不同，二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在网络走红的事物皆可称为“网红”。词义演变的背后体现了网民基于互联网交互媒介的发展对网络世界所指现象的所指定义，也体现了网络词语发展迅速的时代特点。与网红有关还衍生出众多词语，如网红经济、网红培训中心、网红孵化公司等等，引发社会关注度和争议度不断增加，一方面吸引着大众的眼球，另一方面也使人们对网红进行新的价值审视和定位。成名心理、利益驱动、公共娱乐、猎奇心态反映出社会状况、大众文化以及网络传播者和受众的心理。

（一）成名心理：自我社会价值的内在需求与传统成名渠道不同，网络的发展促使普通人成为网络知名人物成为可能。与传统人们不愿表现自己、张扬个性不同，大众文化的发展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展示自己的个性魅力、自身价值等，将表现自己、推销自己视为一种时尚。众多家庭也支持子女从小学习各种才艺，提升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社会繁多的培训机构也推出各种项目吸引家长及其子女参加培训，各类名目众多的比赛项目也把孩子推到展现自我个性的舞台前沿。与此同时，众多草根明星和达人的一夜成名也成为普通人崇拜的偶像，梦想通过展示自己，追求新奇独特，达到吸引网民迅速走红的目的。成名不仅能够满足展示自身的意图，也获得更多在大众面前曝光的机会，为实现自我和社会价值提供更宽广的平台。

（二）利益驱动：自我内在追求的外在显现成为网红是众多普通人的追求，也是获取更大利益的内在驱动力。在自媒体迅速发展的网络大众化时代，成为网红身边知名人物的门槛大大降低，这便促使很多人不遗余力展示自己。很多网红背后隐含着一个强大的网络推手，通过谋划、包装，网络助推，吸引网络受众，并通过网红达到获取更大利益的目的。成为网红的方式千差万别，预期效果基本相同，提升网络受众的认可度、深化彼此情感认同已成为众多网红成名的法则。由于成为网红会带来一系列利益，许多人想尽一切可能方式，甚至通过网络推手，雇佣网络水军，达到迅速成为网红的目的。更有甚者，“为了成为网红一些人突破了底线，炫富、色情等内容成为监管的难题”[9]，不惜游走在道德和法律的边缘。

（三）公共娱乐：寻求感官刺激的自我宣泄娱乐通过吸引人注意力的言语表达和行为博取观众的认可，达到愉悦身心、取乐于人的目的，产生了很多娱乐知名人物。作为传统娱乐平台，媒介以电视、广播为主，在线直播节目相对较少，受时间限制，内容大部分经过整合，观众被动接受程度较高，呈现更多的是倾向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核心价值理念的内容。网络媒介平台的发展，打破了这一平衡，尤其是自媒体的出现，交互平台的建立，拉近了台上与台下的距离，诸多走红于网络者之所以成为网红，与公共娱乐中表演者迎合受众审美标准、程度密切相关。通过感官过滤，形成直观感受和认知体验，凭借网络传播媒介及时进行点对点交互或多元交互，某一事件或行为迅速成为舆论热点，直至爆屏，在感官得到娱乐的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助推受关联者成为网红。

（四）窥猎心态：看客满足内心的独自体验网络迅速发展的时代，智能手机普及的今天，人们随时都可以通过网络查看新闻，了解网络最新动态。猎奇心态成为众多网民查阅信息的目的，一旦网络上出现能够吸引受众好奇心的关注点，窥探他人隐私的意图和猎奇心就会被激活，尤其是与自己无关同时在自身认知领域从未接触过或了解到的令人感到刺激的事件或行为。越是接触少的，越能激发此种看客心态。网络是一个不断出现新信息和淡化旧信息的平台，由于实时快捷的特点，一旦出现可以“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信息，满足受众的窥猎心态，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关注度就会立刻飙升，很多人一夜成为“网红”，迅速进入大众视野。

三、结语

网红的出现折射出社会变革转型期的时代特征和精神风貌，体现了社会文化心理的历史变迁。网红与互联网时代息息相关，与其自身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更受到自媒体时代人们成名心理、利益驱动、娱乐心态、窥猎心理等不同程度的影响。网红的产生是一个综合体，是网络时代的产物。作为新生事物，需要客观公正看待，尤其是伴随网红年轻化浪潮对青少年的影响，更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不少人担忧，对年轻人而言，如果仅凭‘高颜值’就可以轻松扬名、赚钱的‘范本’过多，不加以引导，会助长社会的浮躁之风，并影响到青年一代的价值取向。”[9]作为语言工作者，要关注并考察“网红”的语义发展轨迹、指称对象和使用群体，更好地服务语言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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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孔德超.“网红”为什么这么红？[J].语文建设，2016（16）.

[3]郑文聪.“网红3.0”时代的特征及受众心理[J].新媒体研究，2016（6）

[5]哈罗德•拉斯韦尔.展江，何道宽译.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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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闫玉玺.信息传播媒介的数字化衍进[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3）.

[8]聂莉娜.信息解码的认知机制与修辞策略性[J].湖北社会科学，2004（10）.

社会文化心理篇6

[关键词]医学英语术语；汉译；文化心理

西医是近代和现代西方国家的医学，并在16世纪传入中国，之后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与发展。西医进入中国以后，大量的医学书籍被翻译成中文，大量的医学英语术语进入到汉语词汇当中。为了能够使西医在中国得到有效地传播，促进中外医生的交流与合作、规范医学教学、医学英语术语的翻译的准确性、简明性及统一性成为医学领域及医学翻译人员共同努力的目标。在医学英语术语汉译过程中，需要了解医学英语术语的相关知识、中西医之间的差异、中英文语言上的差异。同时，在汉语不断吸收容纳外来英语词汇的过程中，也体现出复杂的民族社会文化及心理。本文透过医学术语的汉译策略及方法，探讨社会文化心理对医学术语汉译的影响。

1医学英语术语汉译策略及方法

1.1音译

音译是英语和汉语中都存在的一种常见的借词法（黎昌抱，2001）。音译利用读音与英语发音近似的汉字进行直接地转译，汉译文字最大程度地保留原文语音，并失去汉字自身的意义。在原英语术语没有对应中文或人们对新事物颇为陌生的情况下，许多译者往往采用音译的策略对外来英文术语直接借用，从而有利于新事物的快速传播。

1.2意译

意译指将构成英语术语的词素用对应的汉语词素进行翻译。意译强调事物的本质、用途、特点等等，让读者能够快速、直接地理解把握术语的含义。同时避免了音译术语冗长难读、读者容易产生错误联想等不足之处。意译而来的医学术语占外来术语的大部分。

1.3音意结合

音译结合意译的策略一方面保留了英文原词的风格及读音，另一方面也让读者能更清楚把握词意。医学术语汉译音译结合多应用于翻译包含有特殊地名、人名冠名的术语。医学英语术语特点之一是冠名词的大量使用。对这些特定冠名词进行汉译时，首先需要了解术语的词源及原文真正的含义，再根据术语的构成，多数情况下对人名、地名进行音译，对术语中表示词性及类别的词素进行意译。例如TetralogyofFallot（法洛四联症）、Parkinson’ssyndrome（帕金森氏综合征）、Meniere'sdisease（美尼尔氏综合症）、Cushing’ssyndrome（库欣综合症）等。这些例子都通过音意结合，保留了原词的音和形，同时兼顾其词意。当英语术语的词源对译词的影响较小，为了让读者更准确、更直接地把握术语含义，译者会选择意译来直观表达。如loopofHenle（髓袢）、Bowman’sCapsule（肾小囊）、fallopiantube（输卵管）等。这些词例的汉译都省略了对英文原词中特定名词的转译，而采取直接完全意译的策略表达术语含义。

1.4形译与借用

所谓形译，即在汉译过程中借助英语原文，或通过汉语加工，选择形象生动的词素转译原词中对事物形状、形态特点的描述。如spiralfracture（螺旋形骨折）、T-bandage（丁字带）、U-shapedplastercast（U形石膏托）。这些英语术语中均具有对事物形状的描述。通过形译，译词最大限度保留对形状的一致地、形象地描述。另外，医学英语术语中具有大量的首字母缩写词，这些缩写词具有特殊、固定的含义。在翻译的过程中，越来越多译者采用字母直接借用的方法进行翻译，或借用字母与汉语词素搭配，从而更能简明地表达词义（黎昌抱，2001）。

2汉民族社会文化心理对医学英语术语汉译的影响

英语具有强大的吸收同化功能，同时英语民族的“开放型”的文化心理使英语医学术语中融入大量的、多源的外来词（李洪伟、蔡郁，2011）。不同于英语民族，汉民族在汉译过程中力求保留汉语系统的完整性、独立性，坚守汉语自身的凝聚力和改造力。因而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往往采用意译而排斥音译，并对术语进行加工，使其汉化。例如很多医学术语都经历了一个音译到意译的变化过程。在新事物引入时，通过音译快速让读者熟悉新事物，广泛使用后再开始强调意义、译语文化，并逐渐加工转换为汉民族的语言。如，laser-莱塞-激光、vitamin-维他命-维生素、penicillin-盘尼西林-青霉素等等。再如，利用读音与英语接近的汉字且汉字本身的含义与英语词素恰好契合，结合构成半音半义词，如ban-dage（绷带）、silicosis（矽肺）、calcemia（钙血病）等等。这些例子都表明汉字在吸收容纳外来词的过程中，力图将其改造汉化而维持汉语系统的独立性。这种心理使得英语术语在翻译方法及策略的选择、汉译术语使用方面呈现出特定的变化。（1）包容求简的心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国各民族之间交往日益频繁，汉民族展示出了更为开放及包容的心理。同时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新的疾病、治疗方法、药物被发现，越来越多的医学英语术语通过音译及直接借用等方式涌入汉语词汇，让新词在传入初期能够更快、更直接地得以传播。汉民族在开放地接受及使用这些汉译外来词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追求汉译术语的简洁明了，让读者能够方便阅读，快速获取原文的信息。例如Cesareansection（剖宫产）、Henoch-SchoenleinPurpura（过敏性紫癜）、这些术语因为包含了特殊名词，如果直接音译将会增加使用者的阅读难度，而通过意译，大大简化了译词并有利于读者快速理解词义，充分地显示出人们去繁求简的心理。另外，英语术语中大量的首字母缩略词，在汉译时选择直接借译，如CardiacPulmonaryResuscitation（CPR），IntensiveCareUnit（ICU）,humanimmunodeficiencyvi-rus（HIV）等等，这些字母借译的术语越来越广泛被使用并为人们认识及熟悉，让读者感受到其在使用过程中带来的简便。（2）委婉含蓄汉民族委婉含蓄的传统文化使我们采用曲折迂回、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思想，选择隐晦的词语来替代忌讳、不便或不愿提及的事物。这种社会文化对医学术语的汉译产生了相应的影响。为迎合人们的审美心理，使译词更好地传播及使用，通过音译以及汉语词素的加工及筛选，将英语术语的音、形、意形成有机和谐的整体，并产生形象鲜明、极富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的表达效果（赵爱武，2006）。例如Alzheimer'sdisease（阿尔兹海默症），Alzheim-er'sdisease通常有阿尔兹海默症及老年痴呆两种翻译，虽然前者冗长难读但比后者更为广泛地被使用。再如radicalmastectomy,根据英语词素翻译为“根治性乳房切除术”，而另一译词“改良根治术”的使用更广。这些汉译术语使用的选择体现出中国人追求含蓄委婉表达的心理，从而减少人们对疾病的恐惧，也为减轻家属对病人的悲恸之情。（3）祈福求安避凶祈福、趋安求稳的心理在汉民族社会文化心理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语言成为人们祈福求吉的手段之一。人们通常会利用谐音避凶祈福，利用同、近音字指代美好事物，以寄托美好心愿。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汉译过程中，在词素的选择方面往往需要考虑汉字本身的含义及可能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的联想。例如在翻译医学英语术语中的大量药物、药品名时，我们大多采用音译策略，音译词中的汉字选择往往避开了不祥、不吉利的词素，而选择了寓意吉、安、福等含义的汉字。如chlortrimeton（扑尔敏）、Motrin（美林）、Legalon（利肝灵）、Librium（利眠宁）、Contac（康泰克）、Coldrex（可立治）等等。这些药物的汉译术语中包含了“利”“灵”“宁”“康”“治”等让人们产生美好联想的词素，体现出祈福求安的社会心理。

社会文化心理篇7

[关键词]恩格尔定理；文化心理；文化产业；文化消费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3）04—0108—06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恩格尔定理的社会文化心理对文化产业的拉动力研究”（批准号：HBl2U005）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开始快速发展，但在实践中文化产业的优势并没有充分表现出来，文化消费水平似乎与恩格尔定理所言不同。于是，一些人提出了“恩格尔定理失灵”的说法，认为恩格尔系数遭遇了“中国式尴尬”，应该予以“改革”和“修正”。实际上，人们运用恩格尔定理研究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时，过多关注的是物质的经济因素，而对其中的文化心理因素重视不够，才导致认识上的诸多歧义。本文试图对恩格尔定理进行文化心理解读，分析和研究社会文化心理对文化产业的动力功能与作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文化心理方略。

一、恩格尔定理及其潜含的文化心理因素

恩格尔定理是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斯特·恩格尔（Ernst Engel）提出的，用以说明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规律，即随着经济收入增长，居民家庭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比重会下降，用于满足文化需要的支出比重会越来越高。

（一）对恩格尔定理的完整解读

恩格尔定理的内容实际上是两条：第一条，随着居民家庭收入的增长，用于食品的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会下降，可称之为恩格尔定理I；第二条，随着居民家庭收入的增长，用来满足文化需要的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会越来越大，可称之为恩格尔定理Ⅱ。两条定理相互关联，可以用来考察、判断和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恩格尔定理用数学公式表示，可得出两个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Ⅰ=食品支出总额/消费支出总额×100%；恩格尔系数Ⅱ=文化消费支出总额/消费支出总额×100%。迄今为止，恩格尔系数Ⅰ一直是国际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常用指标。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联合国粮农组织所使用的恩格尔系数就是恩格尔系数Ⅰ。多年的统计实践证明，恩格尔系数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状况，因此，恩格尔定理被世界公认为“最可靠的实证性规律”。

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Ⅰ有三个里程碑式的数值：建国初期在80%以上，1978年为60%左右，目前已降到40%以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这30多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Ⅰ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见表1），客观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实际生活水平稳步提升的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日前撰文披露，2011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6.3%和40.4%。从表1可以看出，受金融危机、通胀等因素影响，个别年份有所波动，总的趋势没有改变，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市场经济运行中价值规律的作用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Ⅰ的变动情况，真实地反映了城镇居民生活经历了温饱、小康和开始富裕起来，农村居民生活经历了贫困、温饱和达到小康的过程。虽然还有显著的区域差异和阶层差异，但人民群众平均生活水平已显示奔向富裕的开端，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恩格尔系数Ⅰ是分析城乡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恩格尔系数Ⅱ则直接反映城乡居民的文化生活状况。仅仅运用恩格尔系数Ⅰ直接判断和评价我国居民的文化生活状况，存在着方法上的缺陷。许多学者注意到，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其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就会快速增长；当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时，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就会出现“井喷式发展”。通过对一些发达国家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现象的真实性，但对我国的研究却发现情况并非如此。以2003—2010年我国经济发展为例，8年间，人均GDP从10542元增加到29992元（2.85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8472元增加到19109元（2.26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从6511元增加到13471元（2.07倍），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Ⅰ从37.1下降到35.7（下降了1.4个百分点），但恩格尔系数Ⅱ不仅持续走低，而且有明显下降的趋势（见表2）。特别是2008—2010年这3年，人均GDP分别为23708、25608和29992元，按照对应年度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平均汇率，分别达到了3413。6、3748。8和4430.5美元，而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不仅比前几年下降了1-2个多百分点，而且连续3年居低不上。一些研究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的学者正是因此对恩格尔定理产生了质疑。有学者则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深入分析了经济发展、物价变动、收入差距等制约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文化消费的因素。这一思路无疑是正确的，能够帮助我们认清导致我国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Ⅱ波动的客观原因。当我们深入研究居民家庭经济增长与文化消费关系时发现，在这些物质因素背后隐藏着更加重要的却又容易被人忽略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

（二）恩格尔定理潜含的文化心理因素

伴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文化消费不仅广泛渗透于物质消费之中，而且已经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消费形式，人类消费的符号化程度和社会意义日益凸显。与物质消费相比，心理因素对文化消费行为具有更显著的制约性。

1.社会文化心理是经济收入与文化消费之间相互联系的必经环节。家庭经济收入增长能够刺激文化消费，但必须经过消费主体的文化认知、文化情感、消费意向、价值判断和主观选择这一文化心理环节，才能最终决定是否发生文化消费行为。消费者在不断消费文化产品的过程中，随着旧有需要的满足，不断产生新的或更高水平的文化需要，反过来刺激文化生产的发展，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居民家庭经济收入的增长。

2.社会文化心理是文化生产的起由。文化消费市场是文化生产的依据，文化心理是文化市场的实质性内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获得更多的利润，就必须产销对路。企业生产什么样的文化产品、生产多少，推出怎样的文化服务、如何确定服务的类型和规模，主要取决于广大消费者需要什么，以及需要的类型、层次和程度。即使在完全市场经济视阈下，生产企业要获得高额利润，也必须把提高让渡给消费者的使用价值的价值含量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在社会主义社会，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是一切社会生产的最终目标，也是最初动因。

3.社会文化心理是文化消费的归宿。与物质消费相比，文化消费的目的性更明确、更高级、更复杂。物质消费主要是满足生存需要，文化消费则是为了满足发展和享受的需要；物质消费主要是满足生理性需要，文化消费则是为了满足心理需要；物质消费在于它的实用价值，文化消费则注重其社会意义和符号价值。人处于贫困时期，在生存动机主导下的衣、食、住、行方面的物质消费属于被迫或无奈之举，消费者的选择性很小，文化消费则具有更强烈的目的性和更大的选择性。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条件下，文化消费行为是否发生和怎样发生，取决于消费主体的文化需求与消费动机的强度；在需要强度和文化产品一定的情况下，消费者是否购买和购买多少文化产品，取决于消费主体对文化产品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评价，即满足主体心理需要的性质和程度。

二、社会文化心理对文化产业的动力功能及其特征

社会文化心理是人脑对社会文化的反映，是社会主体与社会文化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社会文化浸透于心理系统的各个层面，形成国家和民族传统的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文化心理结构是特定民族“历史地形成的生存条件的内化和民族的观念形态的文化在社会中的人的心理中的凝结沉淀，是由共同的民族文化背景所塑造和陶冶而成的共同的基本人生态度、情感方式、思维模式、致思途径和价值观念诸方面所组成的有机的总体结构”。文化心理结构具有整体性，反映一定历史时代社会群体的共同愿望、利益、要求和心理倾向，体现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文化心理结构既有人类的共同性，更具有民族的、区域的差异性，折射着人类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正因如此，特定民族每一时代都有基本相同的人生态度、价值取向、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

（一）社会文化心理对文化产业的动力功能

文化心理是由多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就主要方面而言，包含文化心理过程、文化心理倾向与特征、文化心理共生效应三个基本层面。各文化心理层面相互交织，各文化心理现象相互影响，构成了文化生产发展的多维心理动力系统，形成强大的内驱力，推动着社会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生活的演进。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汤因比认为，产生文明的环境不是安逸的而是困难的，总是条件比较艰苦的地方，才成为创造文明的地方。文明起源于人类对发生遭遇情况的挑战和应战，社会文化心理是推动文明产生、成长和衰落的根本动力。他说：“这些心理上的状态，事实上是无法衡量和计算的，因此也无法在事先做出科学的估计，然而这些却正是在发生遭遇的情况时起关键作用的决定力量。”

1.文化心理过程的功能。文化心理过程层面，主要包括文化认知、文化情感、文化创意、文化判断、文化评价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认知、文化情感和文化创意。首先，文化认知是文化心理的基础。人们通过文化感知、文化思维、文化理解来接受社会文化的同化、教化和内化，是文化心理动力功能产生的前提条件。文化消费是以文化、文化产品、文化劳务为消费对象的高雅行为，是消费主体对文化产品的认知、购买、鉴赏、使用等一系列行为的总称。“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因此可以说，文化消费始于文化认知。其次，文化情感对内是文化心理发展的动力，对外是强化文化行为的动力。文化消费作为一种精神生活，必然在消费主体的内心产生这样那样、或深或浅的情感体验，如喜欢还是厌烦、感动还是漠然、迷恋还是憎恶等等。文化情感通过心理感染产生文化兴趣、文化偏爱、文化依恋，加深文化体验，增强文化消费动机。再次，文化创意是文化生产的源泉。通过文化想象和文化创意创新文化产品，发展文化市场，带动文化消费，从而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2.文化心理倾向与特征的功能。文化心理倾向与特征中的许多心理现象都对人的文化消费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文化需要、消费欲望、购买动机、文化态度、价值取向、文化人格、消费能力等。其中，文化需要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源。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把人的需要区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发展需要三个层次，阐述了需要是动力因素原理。马克思说：“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马克思、恩格斯还多次阐述了人的需要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思想，恩格斯指出，“一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不再单纯围绕着生存资料进行，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根据现代心理学揭示的人的行为模式，需要是个体行为原动力，文化需要诱发消费欲望，消费欲望转化为购买动机，购买动机产生消费行为。所谓拉动文化内需，简言之，就是提高文化需求张力，激发文化消费动机，强化文化生产与消费的内驱力。因此，文化心理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功能，最集中体现在人的文化需要上，其余各因素都是文化需要的动力功能的延伸、转化和实现条件。

3.文化心理共生效应的功能。文化心理共生效应指社会群体在文化生活环境中相互影响而产生的群体成员趋同的文化心理现象，主要包括相互关联着的模仿与攀比、舆论与流言、流行与时尚等文化心理现象。其中，流行与时尚的动力功能在文化生活中最为突出。文化市场高潮和火爆期表现为流行与时尚，流行是一定时期内某种生活方式引来许多人的模仿与追随的文化心理连锁反应；时尚主要指在某一时期人们所普遍崇尚的某种行为方式或生活方式。流行与时尚通过模仿、暗示、舆论、流言等渠道形成，甚至可能导致一种“时狂”。后现代文化消费主义认为，文化消费是一种标志社会区分的方式；是一种模仿性质的消费形式。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认为，流行与时尚是阶级区分的产物，时尚是既定模式的模仿，它满足了社会调适的需要，给予个体不会孤独地处于他或她自己行为中的保证。“社会较高阶层的时尚把他们自己和较低阶层区分开来，而当较低阶层开始模仿较高阶层的时尚时，较高阶层就会抛弃这种时尚，重新制造另外的时尚。”流行与时尚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推动力是不可估量的，甚至可以用“气势磅礴”来形容它。

（二）社会文化心理的基本特征在我国文化生活中的表现

文化心理和社会文化一样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特征。不仅文化消费和物质消费存在明显的心理差异，而且文化心理特征在不同地域或民族文化消费过程中有不同的表现。如果我们能够从文化心理一般特征人手，具体分析我国民众的文化心理状况这一基本国情，就不难发现在我国当前文化消费不能与人均GDP同步增长的真正原因，也会给我们完整理解和正确运用恩格尔定理带来思想方法上的启迪。

1.文化心理的内隐性。首先，社会文化心理要素和功能的内隐性。文化心理因素不像经济发展、物价变动、收入差距等因素那样直观可感，在研究恩格尔定理或文化消费现象时，常常容易被忽略不计。文化心理不是文化消费行为本身，而是隐蔽地作用于人的行为，其作用的方式、周期和程度，常常在短期行为或个别行为中很难判断出来。其次，文化认知和体验的层次具有深潜性。文化心理是民族心理的精华，是在认知、情感、个性等其他各种心理基础上社会主体与社会文化环境长期相互作用的沉淀物，是个体或民族的心理结构中的深层结构。具有同样经济条件的人，在物质消费上可能非常接近，在文化消费上能存在巨大差异。那些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先富起来的人，有些拿钱、修庙、建坟等满足其低俗追求，有些用于教育投资、文化鉴赏、观光旅游等提高文化品位，有些则把钱存起来，坚持节俭度日。由于我国平均教育水平偏低，国民文化心理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对文化消费的需求还远远低于对物质消费的需求。

2.文化心理的滞后性。作为文化消费对象的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本身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唯物史观认为，社会意识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之间具有不平衡性。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的“文化堕距”理论认为，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文化集丛中的一部分落后于其他部分而呈现滞后的现象，一般而言，物质技术的变化发生在非物质的适应性文化之前。社会心理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不同步性，作为社会文化生活反映的文化心理也必然滞后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但文化产业还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氛围还没有形成。客观地说，在2003—2010年的8年中，城镇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水平从924元增长到1627元，绝对值增幅已经很大，但由于大大低于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因此恩格尔系数Ⅱ的相对值显现出逐年降低的态势。这样就足以说明，在文化心理支配下的文化消费滞后于社会经济增长完全属于正常现象。

3.文化心理的稳定性。文化心理也是在漫长的历史演变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传统文化通过社会传递发生长久的影响作用。在代际的双向同化过程中，长对幼的同化往往占有绝对优势。因此，“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特别是在封闭的环境中，这种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一旦形成后，在价值判断和选择方面具有很强的心理定势”。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个体通过环境同化、社会教化和自觉优化，将社会文化内化为典型而稳定的人格心理特征，即使面对社会的快速变迁也似乎“无动于衷”。中华民族一直倡导居安思危，视节俭为美德，视奢华为丑恶，与西方那种“预支未来”的消费观念格格不入，文化消费心理暴露出传统文化定力带来的保守性色彩。刚刚开始富裕的中国人，存款意识大大超乎于消费意识。从1978年到2010年这30多年时间里，人均GDP虽然增长了77.7倍（从381元增长到29992元），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却增长了1139倍（从210.6亿元增长到303302.5亿元）。生活必需品开支仍然节衣缩食，文化消费上更是精打细算。

三、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文化心理方略

文化产业是一种名符其实的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被视为21世纪最具有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世界经济的产业重点将逐渐由有形的物质生产转向无形的服务性生产021世纪的经济学将由文化和产业两部分组成，文化创造价值将成为引人注目的问题。”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已经相继成为文化产业大国，文化产业已经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恩格尔系数Ⅱ达到30%左右。美国文化产业出口总额占世界首位，号称世界文化产业帝国。美国文化产品已占国际文化产品市场的42.6%，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相比之下，我国出口的文化产品仅占国际文化产品市场的1.5%，恩格尔系数Ⅱ不及发达国家的1/2，差距显而易见。因此，尽快实现把文化产业发展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的战略目标，并追赶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对我国而言，无疑是一场莫大的挑战。为了成功应对这场挑战，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并充分利用文化心理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功能，设计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文化心理方略。

（一）深化文化认知，提高文化消费能力

同志在党的十报告中指出：“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较之于物质消费而言，文化消费对消费主体的素质要求较高，消费者不仅要有消费欲望更要有消费能力。”文化消费能力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文化购买力，二是文化鉴赏力。文化购买力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用于购买文化产品的货币总额。购买力的大小，取决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是文化消费能力的物质要素。提高文化消费能力，增加国民收入是基础，关键是提高消费者的文化鉴赏力。这些年来，通俗的流行歌曲已经赢得了绝大多数人的青睐，而高雅的国粹京剧和西方文化精品交响乐，能够欣赏并喜欢分享者少之又少。通俗和庸俗只有一步之遥，而且极易混淆。如果我们不注重提高，满足于所谓的“雅俗共赏”或“喜闻乐见”，无论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还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都是极其可怕的负性因子。因此，我们在提高文化教育水平的过程中，一定要从文化认知能力人手，加强文化鉴赏力的培养。当务之急，既要普及又要提高，坚持普及与提高并重。

（二）培养文化情感，营造文化心理氛围

文化消费与物质消费显著不同点在于文化生活浓烈的情感色彩，人们在文化消费中有着深刻的情感体验。“文化通常是一种集体现象，因为它至少部分地被现在或过去生活在相同社会环境的人们所共享，而这种社会环境正是人们习得文化的地方。”人在文化生活中不断习得文化，深化自身的情感体验，通过文化情感的相互感染、移情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群体心理动力场，营造社会文化心理氛围。随着文化生活的延伸，人们的文化情感越来越深刻、越来越丰富，强化人们对文化产品的兴趣、喜爱和偏好，激发文化消费动机，提升文化境界，对文化产品提出更多更高的心理诉求。生产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生活，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越来越多的文化消费，本身就是熏陶文化情操、培养文化情感、提高文化修养的过程，社会文化心理氛围也因此可以营造出来，从而促进文化产业的壮大与升级。

（三）刺激文化内需，拓展文化产品市场

在文化产业价值链中，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二者辩证互动。消费可以促进生产，生产能够刺激消费，协调供需关系是开发文化市场的关键。我国目前实际情况是：文化产业刚刚兴起，文化市场有待开发，供需关系结构性矛盾尖锐，文化经济整体水平偏低。一方面，高端文化精品奇缺，难于满足高消费能力阶层的需要；另一方面，中低消费能力阶层由于经济收入偏低，又要优先考虑住房、医疗、养老等问题，用于文化消费的开支必然紧缩，加上文化产品价格整体偏高，给广大中低收入阶层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尽管中低消费能力阶层人数众多，文化消费潜力极大，但由于文化消费观念滞后，文化情感淡薄，造成文化市场供需双向低迷。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提出，“不断适应当前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新变化和审美的新需求，创新文化产品和服务，提高文化消费意识，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我国既要运用政策的、价格的和心理的手段刺激文化内需，又要大力调整文化产业结构和文化产品层次，形成拓展文化产品市场的双驱机制，有效缓解供需矛盾。

（四）提倡健康消费，引导文化消费时尚

改革开放以来，受封建传统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生活方式的影响，在文化消费中，封建迷信沉渣泛起，宗教活动泛滥，黄、赌、毒猖獗，扰乱文化市场秩序，抑制健康文化生长，导致社会文化生活失范，社会风气逆变。“文化心理表现在人们的感情、情绪、风俗、习惯、传统和社会风气中，是一种潜移默化力很强的群体意识”，文化消费比物质消费更容易形成潮流和时尚。“文化消费向时尚化发展是现代社会文化消费的重要特点，消费与时尚已密不可分。”人们往往异常看中文化商品指称某种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生活品位和社会认同的符号价值，导致各种盲目消费、攀比消费、超前消费、赶潮消费、“面子”消费等等。因此，进行文化产业评价时，不仅要设定企业经济利润指标，也要设定社会文化效益指标；在拉动文化内需、刺激文化消费过程中，注重质和量的结合，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时尚消费，把文化产业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机统一起来。

（五）注重文化创意，推动文化产业升级

我国文化产业低端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文化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生态链不健全，致使文化企业缺乏活力，文化产业对相关产业的带动性没有显现出来；第二，文化产品科技含量太低，高端文化产品缺乏，导致文化消费低迷，通过文化产业拉动文化内需的战略难以实现；第三，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中文化内涵的先进性不足，先进文化思想的教化与同化功能低下，造成异质文化泛滥。文化产业低端化的根本原因在于高质量的文化创意不足，已有创意多在低层次运行。产业发展需要创意，产品研发需要创意，市场开发也需要创意。离开了创意，文化经济便如死水一潭。“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新一轮的大发展大繁荣，必然与科技发展进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新兴业态已经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因此，文化产业必须制定出以创意求发展的方略，坚持外延开发与内涵发展并举的方针。以调整产业结构为切入点，在完善产业生态链基础上实现规模化发展；以文化创新为生长点，用创新带动产业发展、产品研发和市场开发；以增加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的现代科技和先进文化的含金量为着眼点，从根本上推动文化产业升级。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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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心理篇8

青少年语言实际是一种语言变异现象，它是一定社会条件下、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青少年语言主体由网络语言、流行语、火星文及外来语等语言形式构成。我们拟从语音、文字、词汇、语法及语用五个方面来探讨青少年语言使用的特征。

(一)语音方面

青少年热衷于使用谐音词，如数字谐音、方言谐音、汉字谐音等。数字谐音是指用阿拉伯数字的读音代替汉字快捷表达意义，如“5201314”(我爱你一生一世);方言谐音是指用方言代替普通话的读音，如“偶”(我)来自港台方言，“银”(人)来自东北方言;汉字谐音是指利用汉语中原有的谐音造新词，如“美眉”(妹妹)等。其次，除了热衷使用谐音词，青少年还偏爱用单字叠音，如“东东”(东西)、“漂漂”(漂亮)等等，这一点在女生身上尤为明显。

(二)文字方面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是最重要的辅交际工具。青少年为了能够拥有自己与群体的隐秘空间，会选择使用有别于常规用法的文字形式。例如他们在网络上经常使用“火星文”，这种文字里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符号，包括繁体字、生僻字、阿拉伯数字、拆字以及以英文字母为代表的各国文字，如果不仔细分辨及联想，是很难看懂的。比如典型的“弓虽”(强)，乍一看以为是两个字，仔细一看原来是把“强”这个字拆成了两部分，这让我们不得不佩服青少年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又比如“涐噯伱①甡①丗“(我爱你一生一世)，这个句子里夹杂了异体字、符号等，第一眼会让人看得一头雾水，但经仔细分辨还是能猜得出其大概意思。

(三)词汇方面

词汇是一个群体语言中最具特色的一部分，通过观察一个群体所使用的词汇，可以大概了解到这个群体的思想态度、文化特征等。青少年使用的词汇很丰富，不仅包含了传统词汇，更是加入了外来词、网络语言、流行语等。例如，近些年日韩影视席卷中国，青少年群体中出现了大批哈韩族、哈日族等，于是普及了“欧巴”(哥哥)、“卡哇伊”(可爱)等外来词汇。由此可见，青少年群体在文化多元的社会背景下，其语言明显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另外，青少年使用的词汇通常简洁生动，“顶、赞、碉堡、雷”等屡见不鲜。由此也可以看出，青少年语言在词汇使用上凸显了经济原则。同时，青少年使用的词汇也偏向于粗俗化，比如喜欢用“尼玛”、“”等粗鄙词语宣泄坏心情，用“巨、超、暴、狂”等副词来夸张地表示心情。除此之外，青少年喜欢打破约定俗成的语义，对传统词汇进行“旧瓶装新酒”，如“可爱”变成了“可怜没人爱”，“特困生”变成了“特别困的学生”等。总之，青少年所使用的词汇极大地展现了简洁生动、粗俗直接、幽默活泼且具有创造力等特征。

(四)语法方面

青少年语言在语法上呈现出任意性这一特征，即漠视语法规则，说出来的句子可能是支离破碎的。他们通常不注重是否遵守语法规则，而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语义表达上，比如“．．．．．．的说”、“你V先”等特殊句式的使用;把英语词缀加在汉语后面，如“羡慕ing”等。这些语言表达都不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则，不重视语法的严格性，更多的是呈现出口语化的状态。一方面，这体现了青少年群体反规则反传统的语言倾向;另一方面，这也体现了青少年非凡的语言创造力。

(五)语用方面

青少年群体有时候会不守语用规则，比如，“我身上穷的只剩下钱了”违反了语用原则中的“质的原则”，即虽表面是说自己穷，但实际上很有钱;但是他们对各种修辞手法却运用自如，如“女为悦己者容，男为悦己者穷”是对修辞手法中仿词手法的运用;流行于马年的“马上体”，如“马上有钱，马上有对象”等，则是语义双关。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青少年群体语言还呈现出一定的腔调上的特征，比如近些年由于港台剧的盛行，很嗲的“港台腔”也逐渐被青少年所习得，如女生经常会在句子的末尾加上“嘛”或者“喔”等语气词，表现出撒娇的口气。此外，青少年经常使用一些带贬义的词跟关系亲密的人交流，比如“猪头”，本意是指像猪一样笨，但是青少年在使用的时候，只是一种善意的调侃，用来活跃气氛。总之，在与青少年交流的时候，必须要深刻体会他们话里的真正意义，如果只关注表层意义，可能就会一头雾水，不知所以。

二、青少年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心理分析

语言是社会文化的镜子，即语言可以见证社会文化的发展，而社会文化对语言也有一定的影响。青少年群体的语言综合反映了社会的时代特征及青少年群体的风貌。换言之，我们可以透过青少年使用的语言来透析他们的社会文化心理，从而更好地了解青少年群体，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一)标新立异心理

首先，青少年的语言反映了他们标新立异的心理。比如，在青少年眼中，“火星文”不同于传统文字，对“火星语”的使用让他们觉得与众不同，别具一格。其次，传统的词汇、用法已不能满足青少年那种强烈地要把自己对事物的感受与评价用形象、贴切并极富表现力的词汇表达出来的心理需要，所以他们必须用自己的力量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语言，以此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最后，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使用与众不同的语言会让他们特别有存在感，因为标新立异的最主要目的还是吸引别人的眼球，博得关注的目光。青少年群体大多数是独生子女，表面张扬自信，放荡不羁，其实内心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青少年通过标新立异，用与众不同的语言标榜自己，得到关注的目光，从而得到理解、支持、尊重与关心，进而满足成长过程中归属感的需要和尊重的需要，消除个体内心的不安与矛盾。

(二)从众心理

青少年对语言的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从众心理。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美国学者沃纳•赛佛林曾指出，受众“会依据以往的经验、文化素养、需要、心境与态度等进行选择性理解、选择性接受和选择性记忆”。由此可见，受众会为了保持与周围环境的一致，得到认可和采纳，而采取与大多数人相一致的心理或行为。譬如，虽然在青少年中间流行语的使用已经成为一种潮流，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是真正地、单纯地出于个人的需要。青少年为了与群体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而不至于落单，通常情况下就会选择与群体中大多数人相同的语言习惯与行为模式，从而获得朋辈认同，交到更多的朋友。

(三)自我表现心理

青少年群体在形成从众心理的同时还潜藏着自我表现的欲望。青少年群体生长在社会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时代，接受的教育也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他们乐于表现，敢于在公众场合秀出自己，展现自己的优点与长处。正如社会心理学家戈夫曼所认为的:社会就像一个舞台，人人都是演员，每个人都在有意或无意地通过自我表现来给别人留下印象。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是青少年自我提高内驱力的重要表现。青少年群体在使用带有自己年龄特征的语言时其实也是显示了自己较强的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与学习能力;通过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发表言论，不仅仅是为了抒感，也是带有自我表现的成分。

(四)避繁求简心理

特定时代赋予的快节奏使得青少年在语言上趋于从简从易，用词趋向于简约和直白，很多词汇都采用缩写词和语法省略的结构形式，遵循了语言的经济原则，从而达到言简意赅、形象生动的效果，并且便于记忆和使用。比如“GG”(哥哥)、“MM”(美眉)的使用。再比如，在网络上聊天时，他们喜欢用数字、字母、符号来表达，如“886”是“拜拜喽”的意思，“V587”是“威武霸气”的意思。这些语言使用现象都体现了青少年避繁求简的心理特点。

(五)寻求宣泄心理

青少年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虽然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让他们不堪重负，于是，为了缓解压力与焦虑，他们会选择各种方式去宣泄，其中就包括语言的使用。对于一些粗鄙化的语言，他们会选择用隐晦的方式说出来，如“、我去年买了个包、尼玛、TMD”，这样既避免了直接“国骂”的浅薄和粗俗，又宣泄了自己的情绪。青少年通过幽默的调侃、夸张的表述宣泄与释放生存带来的焦虑，体会到了藐视、突破和颠覆既有语言权威带来的。这种语言表象背后体现的是他们寻求心灵突围、渴望社会关心和关注的心理状态。

(六)保护隐私心理

青少年大多是独生子女，自我意识强，一般不希望别人窥探他们的秘密，他们偏爱那些与传统相违背、与权威相背离的语言形式。不管是夹杂了各种符号、数字、繁体字等的“火星文”，还是略显幽默讽刺的网络流行语，青少年使用的语言无不反映了对传统的反抗。他们厌倦了传统的语言表达方式，试图创造一种新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与观点，并且这种语言还是排外的，一定程度上阻绝了外界对青少年秘密的探测。例如“洗胃”一词，一般人都认为是去医院洗胃，但在特定的青少年的语言环境下，他们表达的可能是“喝饮料”的意思。通过诸如此类的语言，青少年成功地保护了自己的隐私。

(七)追求时尚心理

社会文化心理篇9

关键词：社会文化视角；美术心理学；现代美术教育；影响

美术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于十九世纪末期，随着现代美术教育的发展，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美术心理学逐步被美术教育者所重视，并开始运用到对学生的智力发展与心理状态的培养中。从美术心理学的研究划分，可以分为儿童绘画发展、美术治疗研究、艺术研究和美术绘画过程四个方面。从一定程度上，美术心理学可以反映学生个体的绘画创作与心理状态，为现代美术教育教学的发展提供心理支持。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学科交叉研究与多元文化的发展，美术教育教学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美术心理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术教育与心理学教育二者之间的关系，既是美术对心理学影响的产物，也是心理学对美术影响的产物的体现。将美术心理学运用到现代美术教育教学中，是新时期美术教育发展的有益尝试与现实需要，也是美术学科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并将对现代美术教育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美术心理学对现代美术教育的主要影响

美术教育作为应用性、实践性较强的教育学科，它的价值取向主要包括美术本位和教育本位两方面，美术本位取向主要侧重于美术自身的功能与作用，通过实施美术教学，使学生获得美术技能与美感，教育教学方法是保证实现上述目的的手段。教育本位主要侧重于教育功能的实现，首先它认为美术教育主要是培养人的教育，其次是注重对人的审美认知情趣的培养，美术是全部教育的一方面。[1]将美术心理学引入美术教育，为美术本位取向与教育本位取向提供了平衡，这种平衡可以更好地促进现代美术教育全面协调发展，为教师教学提供更多帮助，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现代美术教育健康科学发展。

1.美术心理学为教师全面了解学生提供了条件

美术教育作为教育的一部分，它的发展离不开教育发展大环境的支持，教育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教育实施过程中，师生之间只有充分尊重与信任，才能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对学生来讲，在发展过程中既有个性的差异性，也有共同性，学生群体发展也会呈现出阶段性、不平衡性的特点。这就会造成在关注学生个体发展与学生群体阶段性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矛盾的发生，因此教师在教育教学中要解决好这一关键性问题，首要之处就在于对学生的心理特点进行全面了解与掌握。由于学生个体在智力发育、性格特点、成长环境等方面的不同，造成他们对美术的审美情趣、认知特点及接受方法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将美术心理学引入到现代美术教育实践中，可以有效帮助教师全面了解掌握学生的个性、爱好与心理状态，进而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另外，通过美术绘画作品还可以反映创作者的心理发展与内心情感世界。美国著名美学家古曼教授认为，美术艺术具有三方面的特性：表现性、充实性与结构性。表现性就是指一件美术作品借助一定的隐喻手法含蓄表达创作者的心理状态与内心感知。通过对美术作品的色彩、技法、构图设计等，可以了解到美术作品创作人员的内心世界。美术教师通过美术心理学理论，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学生创作作品反映的主题与价值，还可以全面了解学生的个性特点与心理状态。在做到全面了解掌握学生个性差异的基础上对教学内容做出及时有效的调整，并对美术学科学习中发展缓慢的学生进行针对性的辅导，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美术心理学为美术道德教育的开展提供了条件

在现代美术教育中存在这样一种倾向，无论是学校还是师生多数重视文化课程教育和技能教育，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培养投入力度不够。学生的道德教育之所以容易被忽视，是因为道德教育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教育，很难用量化性的指标进行规范和评价，学校对开展道德教育的课程和方法准备不足，同时，还因为道德教育周期长，见效慢，短时间内无法直接体现美术教育的效果与质量。很多人认为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实践与应用较强的学科，只要教会学生绘画、临摹、雕刻的技巧与方法就可以了，显然这是一种极为错误的认识，是对现代美术教育的误解。现代美术教育首先是一种教育，教育的根本在于培养人的全面发展，而道德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和前提。无论是从教育的功能还是培养学生的美感来讲，美术教育的开展都离不开道德教育的支撑。道德教育中包含道德认知、情感和行为三种因素，对美术心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道德情感的影响尤为明显。[2]所谓道德情感是指依据一定的道德行为对自己或他人的思想、行为、举止、意图进行的规范和评价时产生的一种内心情感。通过美术心理学的开展，可以及时帮助学生缓解学习或创作过程中遇到的情绪障碍，培养积极向上的心理，做好自我调节，提高社交技能，建立良好的社交关系。同时，美术心理学还可以帮助学生自觉发现自己身心的发展变化，把一些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化，解决好自身道德情感发展中遇到的困惑或矛盾。针对当代学生成长发育过程中遇到的道德情感问题，很多学校已经组织开展了由美术教师与心理教师组成的教学小组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实践活动。在美术教学中将道德教育融合进来，有利于提升学生的道德情感水平和道德认知行为能力，更好地促进学生专业技能的提升与良好个性的培养。此外，美术心理学对学生道德情感、认知及行为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美术心理学揭示了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和对外界事物、信息的加工、存储及提取的整个过程，并对学生的行为偏好进行预测。

3.美术心理学对提高学生审美情趣与创新能力提供了条件

美术心理学在现代美术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提高了学生的认知水平。美术绘画表现与认知能力是紧密相连的，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著名美学家古曼就对二者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他认为，美术创作本身就是一种认知活动，在美术创作的整个过程中都离不开认知，人的性格、感觉、情绪、思绪、兴趣爱好等都会对美术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相反，美术创作中的技巧运用与主题的变化也会不断提升人的认知水平。二是提高了学生的审美能力。审美能力作为美术专业学生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对提高学生的美术创作水平具有重要影响。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美术心理学的研究就开始了为美术审美艺术的研究。借助美术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我们可以对任何一幅美术作品进行多角度的分析与研究，比如，透过美术作品可以探究创作者的心理情感的表达，透过对美术作品的外在表现研究潜藏在作品背后的社会文化与大众心理等等。在现代美术教育中借助美术心理的相关理论知识不断提升审美能力与创作水平是十分必要的。

4.美术心理学为提高美术作品的外在表现性提供了条件

美术心理学深刻揭示了人们在观察事物时对不同视觉信号的感知规律，揭示了不同美术创作技巧下的不同艺术效果，从而使美术作品更加具有感染力与表现力，能够更加充分的表达创作者的内心世界。[3]美术心理学认为，不同艺术作品中的不同色彩、线条、结构的运用传递出的信号刺激强度是不同的，因而会给人不同的视觉冲击，这与人体大脑皮层的功能分区与视网膜内的神经分布具有重要的关系。不同的美术作品产生的视觉效果不同，人们对其评价也不尽相同。

二、美术心理学在现代美术教育中的具体应用

美术教育作为教育的一部分，归根结底在于培养具有专业技能与道德素质的全面型人才。将美术心理学运用到美术教育教学中，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良好认知能力、审美水平与美好心灵；另一方面教师还可以根据学生的个性化差异对美术课程内容进行调整，因材施教，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与课堂教学效果。

1.关注良好个性的培养，不断拓展美术教育视野

一是抓好少年儿童阶段的美术绘画心理培养。美术教育是一项系统长期性的应用教育，既需要学生个体的先天禀赋，同时还需要从小抓好教育培养。青少年阶段作为美术心理教育的重要阶段，要积极开展相关的美术基础知识的教育工作，要允许他们犯错，给予他们充分的自我表达的时间和空间，要鼓励他们去尝试各种美术作品的制作，并加以引导与指导。同时，还要遵循少年儿童身心发育与认知规律，承认个体差异性，结合他们的成长发育实际，采取有效方式进行美术教育培养。二是根据学生的认知能力对美术教学进行调整。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认知水平与能力不同，即使处于同一阶段的不同学生个体，认知能力也存在差异。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应用性教育，只有在具备良好认知能力的基础上才能取得好的教育效果。因此，在美术教学中，教师要结合学生个体的实际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这样才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挖掘学生的学习潜能，提高学生学习美术课程的自信心。三是将美术教学与健康心理调节相结合。美术作为一门艺术学科，具有明显的审美功能，它能陶冶人的情操，开阔人的思维与视野，提升人的生活品味。美术心理学就是充分发挥美术的审美功能，对人的心理及情绪起到调节作用。[4]因此，美术教学中应发挥好美术的心理调节作用，运用美术心理学的思维结合美术教学内容进行科学合理的教学设计，促进学生个体良好心理的形成。

2.引入美术心理学，优化美术教学课程设置

将心理学引入教学过程在人类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深远影响，同样，美术心理学的引入必然会对现代美术教育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教学的设计、实施、评价等环节，因为这些美术教育课程的设置是以学生个体的心理发展水平与特点为基础的。建立在以美术心理学为指导基础上的美术课程更加符合学生个体的心理发展规律与认知能力，有利于提高教师的课堂教学效果。一是美术课程的教学目标要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同时也要设计安排好能够促进学生心理发展的教学内容，将培养学生健全心理的教学内容始终贯穿于美术教育全过程。二是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要注意难易适中，不要超出学生的现有认知水平，要注重学生的整体性、均衡性发展。对美术课程的内容设计，既要综合考虑当前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要考虑到学生美术创作能力的发展阶段，要坚持不让一个学生掉队的教学理念，促进美术教育的均衡发展。三是在美术课程的实施中要结合学生实际及时进行调整，把课程评价贯穿于教育教学实施全过程，做到阶段性评价与年终评价相结合，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学生评价与家长评价相结合。

3.将“育人”指标加入到教学评价指标中来

在传统的教育教学评价中，往往把育才作为首要且唯一的指标，从教育的本质上讲，育人与育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任何学科的教学中都应该兼顾二者，特别是像美术教育等艺术类学科更应如此。教学评价在教育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影响着教学目标的实现，在现代美术教育教学中，要把美术心理学引入到教学活动中，不仅需要好的教育目标的指引，更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教学评价体系，将“育人”指标纳入到教学评价中，并对该项指标进行细分，如心理健康水平，道德情感培育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美术教育的教学目标。

4.优化美术教师队伍结构，提高美术教师的整体素质

现代美术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教育，是建立在以能力为基础之上的。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就提出了包括个人素质、专业素养和美术素质三种能力培养为核心的能力教育。在美术教育教学中，教师个人素质的高低对教学活动的开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决定着课堂教学的水平与效果，更影响着未来美术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与层次。将美术心理学引入到美术教育中，能够很好地帮助教师认识到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不断提高个人的专业能力与综合素质。同时，美术心理学还可以为教师教学提供具体指导，通过揭示美术创作的规律，更好地指导教师改进美术教学方式方法，充分了解掌握学生的心理动态，采取符合学生实际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潜能，进而形成自身独特的教学风格。美术教学中引入美术心理学，还可以增加教师的人格魅力，不断提高美术教师的教学水平，向着名师目标不断迈进。另外，通过美术心理学，美术教师要对学生的心理发展水平及特点做到了如指掌，不断提高自身的美术绘画技巧和对学生心理、情感、认知、行为的综合把控能力，增强自身在学生心目中的人格魅力，为适应现代美术教育新形势的发展需要把自己培养成一名合格、优秀的美术教师。

参考文献：

[1]高建立.论高校艺术教育在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中的作用[J].艺术教育，2012,（7）：120-122.

[2]宋涛.试论当代大学公共艺术教育面临的困境与出路[J].中国高教研究，2013,（10）：89-92.

[3]吕型伟，阎立钦.构建美术教育实践平台培养学生创新能力[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3,（2）：45-51.

社会文化心理篇10

[关键词]公路管理；核心价值；体现；践行

信念凝聚力量，理想推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过几代人艰辛探索不懈努力的结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高举的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华儿女奋发图强的共同理想。构建公路行业核心价值体系，就要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国情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引导职工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凝聚职工的力量。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体现

公路行业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部门和行业中的具体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体现和发展。因此，公路行业核心价值体系始终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体现社会主义荣辱观。

构建公路行业核心价值体系，必须深入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自觉以科学发展观审视过去、规划未来，以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转变观念，以科学发展观分析现实、查找问题，以科学发展观总结工作、完善制度，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谋划发展的正确思路、促进发展的有效措施、领导发展的实际能力，内化为职工的思想，外化成职工的行动，更好地指导公路事业发展的实践。

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鼓舞职工的士气。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我们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不断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形成民族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以改革创新为主的时代精神，是我国30年来改革开放的主旋律，体现着当代中国的精神风貌，是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的强大力量。构建公路行业核心价值体系，就要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鼓舞斗志，引导职工正确认识我国历史和国情，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引导职工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刻心系民族命运和国家发展；引导职工正确认识公路在社会发展中承载的历史责任，立足本职、刻苦学习、发奋工作，为公路事业发展献身；引导职工增强改革创新意识，自觉把对个人价值的追求融入民族振兴和国家发展的大局，把个人理想抱负化作奋发图强、创造业绩的实际行动。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路行业建设之中的融入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公路行业文化的指导思想，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公路行业的核心价值观、公路行业精神及理念体系，使公路行业文化体现出鲜明的特色和社会主义的要求，保证公路行业文化的先进性。

对公路行业制度建设要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科学分析，操作性、可执行性强，得到广泛认同，切合公路行业实际，做到公路行业实际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结合。制度创新是管理创新的基础，制度设计体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公路行业管理也会体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色彩。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制度建设，融于管理创新，按照社会主义的要求，推动公路行业健康科学发展。

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干部职工的责任感和组织纪律性，保证公路行业各项规章制度得到落实，促进公路行业工作更加有序。还要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注重对广大干部职工的人文关怀，促进公路行业人性化管理，帮助职工解决困难，实现职工快乐工作，幸福生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约束公路行业的各项生产活动，保证公路行业的生产活动符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符合广大职工的利益、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实践性，既需要大力倡导，更需努力践行。只有使之大众化、普遍化，变成国家、社会、公民个人的行为取向和价值诉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真正发挥凝聚共识、引领风尚、规范行为的作用。公路系统的工作和活动，要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做到讲社会责任、讲社会效益，讲诚信守约，形成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政策导向、利益机制和社会环境，形成“人人爱岗敬业，事事为单位发展奉献、单位为人人发展进步服务”的强大内在动力。公路交通行业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公路行业管理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干部职工立足岗位、无私奉献，恪守职业道德和社会行为规范，营造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氛围大环境，使干部职工和服务对象充分理解、接受和感受核心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