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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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残疾人数量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对此残疾人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己初步建立，但是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残疾人社会保障的不健全不仅与残疾人实际需求不符，与我国人权事业的进步也并不相称，因此需要我们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关键词:

残疾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一、我国残疾人口现状

(一)“残疾人”界定

根据我国《残疾人保障法》的规定，残疾人指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人，此种释义更倾向于医学角度，而《残疾人权利公约》则更多地从社会角度进行阐释，认为残疾人是生理或心理损伤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

(二)我国残疾人口现状

根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截止2006年4月我国各类残疾人总数为8296万人，占全国人口6．34%，其中有残疾人的家庭占全国家庭总户数17．8%。相较初次调查结果，我国残疾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残疾结构也有较大变化。随着工业户进程的加快，慢性疾病、意外伤害增加、环境污染等因素，我国残疾人口规模仍将处于不断增长的局面。

二、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现状评析

(一)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立法现状评述

1．法律体系基本结构

宪法不仅为反对歧视残疾人和尊重残疾人的人格尊严奠定了基础①，同时也明确了残疾人应有的物质帮助、劳动以及生活教育权。残疾人的政治权利则有《选举法》等明确。《残疾人保障法》作为基础法，则是我国唯一一部专门保障残疾人权益的法律。此外，我国涉及残疾人权利保护的法律有五十余部，涉及劳动、社会保障方面、教育保障以及民事、刑事、行政等多层次。行政法规包括《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残疾人教育条例》、《残疾人就业条例》等。我国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都也专门制定了实施办法，各地政府也基本都制定了相应的保障残疾人权利的政策。

2．法律体系简评

总体而言，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法律体系虽已初步建立，但是仍存在四方面问题②:首先，立法观念偏颇，我国法律认为残疾人是由其自身不健全所致，这种理念忽视了其中的社会因素，也忽略了的国家责任性。其二，立法技术相对粗糙，“残疾人”的内涵与外延并不周密，《刑法》等规范与《残疾人保障法》对残疾人的范围规定差异较大，相关法律为原则性规定，对具体制度、结果评估等往往语焉不详，可以说《残疾人保障法》存在的道德性强于法律性、倡导性多于规则性③。其三，立法层级有待提升，我国专门保护残疾人的法律只有《残疾人保障法》，行政法规也只手可数，其他立法则是以地方性法规、规章为主，此类规范性文件立法层级较低，稳定性较差，同时相关保障的法律规定也则较为分散，并不系统。其四，立法仍留有空白，缺乏对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制度上倾斜保障，统一的残疾标准条例并未制定，仅以残疾人联合会制定的评定标准为替代等。除立法外，在执法与司法救助方面问题表现也较为突出，执法主体、执法程序和执法责任不够明确或难以落实，评价体系和监督机制尚未建立，涉及评价标准的法律基本为空白，而监督更是仅能依靠道德与舆论的监督，司法救助覆盖范围也相对为有限。

(二)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现状及问题分析

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可分为两类，一般性社会保障制度和特殊社会保障制度。其中，覆盖全社会公民的为一般性社会保障，主要包括社会救助制度、社会保险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其中最低保障性的社会救助制度由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住房救助、教育救助等几个方面组成。结合前述抽样调查可知城镇与农村残疾人口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占其总人数均不足15%，各地间保障残疾人覆盖率差异明显，对重度以及更为弱势的妇女儿童等残疾人倾斜也不够④;而社会保险制度总体来看残疾人社会保险未覆盖率较高，农村及智力障碍残疾人未覆盖程度较高。特殊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国家对残疾人在年老、疾病等等情形下提供物质帮助的制度，主要针对残疾人的教育、康复、医疗、就业等权益进行保障。其殊教育制度体系已基本形成，但是目前特殊教育面临总体发展水平不高，残疾人受教育程度偏低，城乡、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农村地区尤为薄弱，投入不足，理念、内容和方法不适应时代要求等问题和挑战⑤。就业保障制度则通过《就业促进法》、《残疾人就业条例》等法律法规所组成，主要包括反歧视、就业培训、岗位保留、就业配额制度等等⑥，但在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反歧视制度落实难，就业培训项目少、水平低，就业配额重量不重质等问题。就无障碍设施制度而言，全国只有少数城市相对系统地开展了无障碍建设，多数城市未进行无障碍改造，新建的设施还存在不规范、不符合无障碍规范要求等问题⑦。

三、完善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思路

(一)立法层面

健全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的立法理念，要以侧重解决残疾人在融入社会的过程的存在的障碍问题的残疾的社会模式作为制定法律和政策的导引⑧，残疾人确有缺陷，但残疾所产生的限制不仅与残疾本身有关，也会受到社会环境的限制。此外，将倾斜保护与公众参与纳入立法原则，需要对残疾儿童、妇女等应有特殊保护，在立法时不仅强调国家责任，也需要公众参与其中。除此以外，我国现有的残疾人社会保障的具体制度仍有立法滞后的现象，只有将《社会救助法》等具体保障层面的法律规范加以完善，或也将专门的残疾人社会保障立法纳入工作范围，才能真正实现残疾人应有的相关权利。另外，在条件成熟之时，我们可以考虑通过法律规范加以引导歧视问题，并规定相应的救济援助渠道。

(二)配套制度构架

在配套制度层面，不仅靠考虑到残疾人群体的特殊性，也要注重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和相互配合，最重要的是就是在实施社会保障制度时应注重实质意义的均等化覆盖⑨。尤其是在特殊社会保障制度层面，应当最大限度地保护残疾人的医疗康复权利，依据现实需求划定不同补贴标准，予以必要群体更多的帮助，加强残疾人教育。此外，在再就业方面，应该尽快彻底贯彻反歧视的政策，加大对残疾人劳动技能的培训，做好残疾人教育保障工作等。

四、结语

残疾人事业既是人道主义事业，同时也是关乎社会正义的事业，更反映着国家社会文明程度。虽然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起步较晚，但已初步形成以《残疾人保障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然而但从根本上讲，我国残疾人事业还停留在人道而非正义的层面，不仅需要制度的完善与立法的健全，更需要我们思维上理性的面对，我们只有正视问题之所在，才能真正保障残疾人权益。

注释：

①袁兆春，潘培伟．我国残疾人法律体系的现状、问题和完善———以域外法律体系为借鉴［J］．齐鲁学刊，2013(02)．

②同上．③杨思斌．残疾人权利保障的法理分析与机制构建［J］．社会保障研究(北京)，2007(02)．

④李迎生，孙平，张朝雄．中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现状及完善策略［J］．河北学刊，2008(05)．

⑤彭霞光．中国特殊教育发展面临的六大转变［J］．中国特殊教育，2010(09)．

⑥刘勇．论我国残疾人就业促进法律制度的完善［J］．政治与法律，2013(04)．

⑦余向东．论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的体系性缺失及其建构［J］．人口与发展，2011(05)．

⑧袁兆春，潘培伟．我国残疾人法律体系的现状、问题和完善———以域外法律体系为借鉴［J］．齐鲁学刊，2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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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一、对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立法方面的分析

首先，立法理论薄弱，立法理念缺失。当前农村社会保障的推进不是按照自身的性质和内在要求，而是作为改革的配套，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处于被动状态，带有行政性和不确定性。制度价值和基本原则作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灵魂，尚没有明确确定，导致目前各钟制度和措施冲突较多，无法形成合力，在实务操作中问题不断。其次，立法体系不完善。宪法没有为农民享有平等的社会保障权提供最高立法依据，我们也没有农村社会保障的基本法，而关于农村社会保障的单行法也属空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作为社会保障领域效力最高的法律，将新农保、新农合制度纳入调整范围，确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险体系，形成了基本的法律框架，但还存在缺陷和实施障碍，如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授权性条款过多等。国家立法层面主要是确定基本框架，同时给改革和发展留下空间，因此，社会保险法也不具备进行具体规定的条件。目前解决农村社会保障工作主要依据的是行政法规和规章，但行政法规、规章的法律效力低，缺乏稳定性和权威性，容易出现利益争夺。目前，地方立法数量过多，地方立法处于探索阶段，由于缺乏上位法依据，通常是试点改革的需要和表现，带有分散性、随意性和地方保护主义色彩。最后，立法内容分散，适用范围窄，衔接不顺畅，不利于整体均衡和协调发展。监督和实施机制薄弱，权利义务不对称，缺乏相应配套规定。

二、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实施方面的问题分析

（一）农村养老保障方面

首先，覆盖面窄，缴费标准和补贴标准偏低，参保档次不高，现实缴费水平与适度缴费水平差距大。农民的缴费能力普遍较低，目前选择缴纳最低档的人数最多，缴费意愿与其保费需求间存在较大距离。按照现行社会养老保险缴费水平，农民到期领取的养老金将无法满足基本养老需要，即使选择最高缴费标准，也不一定能完全满足基本需求。由于投保期限短，缴费金额少，当下老年和中年的参保者将来的养老问题将非常严峻。其次，参保意识不强，参保率有待提高。农民由于缺乏养老保险知识，受养儿防老观念束缚，认为保费偏低作用不大。40岁以下人群的参保比例很小，他们认为投保过早，未来不确定性很大，只注重短期效益。部分农民认为依赖政府就行，即使有钱也不用参保，也有农民认为缴费太高不划算，还有人因为对政策不了解、不理解而不愿参保。困难家庭有参保意愿，但面对缴费压力，只能放弃参保。最后，不利于建立农村养老保险的长效机制。对于选择较高档缴费和参保年限长的参保者，没有明确具体的鼓励政策，无法调动农民投保更高档次的积极性。新农保与老农保、城镇养老保险以及其他养老保险尚未实现对接，部分农民仍有担心。当下无力参保的农民将来面临老年困难的可能性更大，政府最终还要面临难题，也阻碍新农保的全面实施和可持续发展。

（二）农村医疗保障方面

首先，农民实际受益程度不高。由于定点医院数量少，健康风险意识不强，互助共济的观念未形成，实际参合的比例不高。农民因为贫困无力参保而得不到补贴，遇到疾病将更加困难，越贫困实际受益越少，享受医疗补助的机会有违公平性。由于报销限制和手续复杂，农民小病不选医保，大病用不起医保，小病无钱医治最终扛成大病，对常见病和多发病缺乏及时干预。其次，看病难、费用高。医院具有垄断性，医疗信息严重不对称，医院靠药品和服务收费获利，不合理用药、违规用药、延缓出院、过度医疗以及医药合谋利润等依旧存在，增加了农民就医的总价，乡镇医院的情况更加严重。最后，定点医疗机构的资源配置不合理，服务水平有待提高。县、乡两级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条件差，医生的业务能力不高，乡镇卫生员学历低，设备不全，农民大病只能到县级以上定点医院治疗。民营医疗机构数量较少，竞争力不强。医疗补偿比例基层高，但患者的报销部分被增加的医药费用所抵销，其自负部分还要高于个体诊所就医，再加上不能报销的医药费以及路费、住宿费等。

（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方面

首先，低保认定难度大，执行中不规范、不统一。农民的家庭收入主要是实物，货币化困难，农作物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大。由于没有健全的收入监控体系，对外出务工收入、隐性收入、金融性收入、失地农民收入等核查困难。还有采取少报收入，隐瞒财产，转移财产，拉关系走人情的现象，而社区共识、民主评议容易在认定上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和模糊性。其次，保障标准不科学，保障水平不高，城乡低保差异大。贫困家庭结构不同、人口规模不同以及贫困原因不同，生活需求也会不同，我们没有针对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标准。很多地方农村低保标准仍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农村低保覆盖面和保障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再次，没有实现应保尽保，缺乏相应的退出机制。由于低保认定难，存在实际收入高于低保标准的低保对象，有些低保对象的致贫原因没有了，却仍然领取低保金，一些有劳动能力的低保户出现了依赖思想，有能力生活却宁愿依赖低保。由于地方财政有限，只能根据保障比例确定低保人数，一部分生活困难的边缘户无法获得救助。最后，低保负担过重，缺乏对农民能力方面的救助。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不能仅仅依靠低保，还要有其他社会制度来共同解决和完善，除了发放低保金和实物，忽视了对农民自我保障能力提升的帮助。农民低保的形成原因之一是患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最低生活保障没有实现有效衔接，低保农民在新农合中实际受益并不明显。

三、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相关对策

（一）农村养老保障方面

首先，发挥传统养老优势，赋予其新内涵。改革土地管理制度，调动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发挥土地的保障能力，完善符合市场经济的土地流转制度，增加农民的土地收益。改革征地制度，严格规范政府征地行为，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加强家庭养老的法制化，完善农村赡养制度，对赡养老人的家庭给予精神激励和补贴，开展老年人权益保障普法教育，加强对老年人法律援助服务工作。引导农村老年人自我养老意识，提高自我养护能力。其次，提高农村养老保障水平，扩大保障范围，做好相关衔接工作。根据物价持续上涨趋势，应逐步提高基础养老金，并建立自动调节机制，保证基础养老金高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提高参保档次，增设缴费高的档次，增加个人账户积累，满足愿意多缴费农民的需求，不同档次要采取不同的补贴标准，多缴多得，给予适度经济利益鼓励。理顺体制，做好农村养老保障与农村社会救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衔接工作，避免出现新的贫困人口，做好农民身份转换过程中的养老衔接，最终统一城乡养老保险。最后，积极筹集资金，逐步增加财政投入。研究农村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的转移支付模式，明确政府补贴和集体补助的标准范围，设计符合实际情况的个人筹资方案，调动农民参保积极性，个人账户采取不同的缴纳方式，避免贫困家庭一次性大额缴费的压力。

（二）农村医疗保障方面

首先，完善补偿机制，增加赔付比例，简化手续，制定激励措施吸引农民参合。不但要扩大参保人数，还应当扩大受益人数，增加农民实际受益金额。采取适当的奖励措施，打消农民认为参保不合算的顾虑，激发农民参保的积极性。加强新农合的网络信息化建设，完善报销制度，提高核销结算速度，简化程序。其次，降低医药费用，加大投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建立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化的医疗供给机制，完善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改善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缓解医疗资源分布不均，推进医疗资源的纵向整合，引入竞争机制，鼓励非公立医院进入医疗服务领域。整合县乡卫生资源，实现基本医疗服务到基层。明确乡镇卫生院的公立性，扩大村卫生所数量和服务项目，方便农民就医。加强农村卫生预防保健工作，将医疗保障与公共卫生有机结合，降低发病率，减少新农合的压力。政府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服务的监管，建立定点医院准入制度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完善不合理用药和治疗检查监管机制。最后，完善财政资助为主的多元化筹资长效机制。加大政府筹资力度，调整筹资顺序，建立随财政收人增长的动态增长机制。适当提高农民缴费标准，设立激励机制和一定程度的强制，减少“逆向选择”现象。完善筹资方式，采用非货币、以实物换保障、承包地换保障等方式，解决经济困难农民筹资难的问题。拓宽筹集渠道，吸引企业、民间组织、社会捐赠等来扩大医疗服务融资渠道。

（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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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社会安全；社会整体利益；社会公正

一、社会安全――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之首要价值

在法学界，学者们大多将自由、平等、秩序、效率视为法的基本价值，而安全价值却很少涉及。人们始终只是把安全视为实现正义价值的一个相关因素而已 。而事实上，安全有助于使人们享有诸如生命、财产、自由和平等等其他价值的状况稳定化并尽可能地继续下去。 无论在任何历史阶段，安全始终是法律价值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英国著名法学家霍布斯的不朽格言：人的安全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 而在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中，安全也被视为法律所欲达到的十个目标中最基本的目标 。法律之于安全，是权利的稳定器，失控权利的抑制器，法律的各种制度规范直接或间接地确认和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财产，实现公民的安全需求。与此同时，通过构建法律框架，为各种行为及其后果进行明确的法律解读，使得公民在行为之前能够预测法律对自己行为的态度并以此来规范行为，可以维护安全。因此在法的一系列基本价值中，安全价值处于基础性地位。我们有必要将安全价值置于法的基本价值体系之中。

安全是法律追求的重要价值取向和目标，人类在崇尚以自主意志生存发展进而实现幸福的同时，不断寻求安全的实现与保护，并逐渐意识到仅以个体的力量不足以保障安全。与此同时，以强制力为保障的国家的出现，为因保护自身安全而日感实力不济的个体，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与维度。通过这种“社会契约”，个人将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让渡于国家，国家亦因此承担起保障个体安全的职责。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以满足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消除社会成员的不安全感，以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其目的就是实现社会成员生活安全和整个社会安全。俾斯麦谈到实施社会保障制度之意图时，曾直言不讳地说：“一个期待领取养老金的人，是最安守本分的，也最容易驯服。” 因此，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对社会政治的稳定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防线。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所要保障的社会安全不仅是社会成员的生活安全。个人生活安全是实现社会安全的前提和基础，个人生活安全得不到保障，整个社会安全则无法维护和实现。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对社会安全的保障与维持，正是遵循从个人生活安全到整个社会安全的逻辑，通过实现个人生活安全从而达到社会安全。社会安全不仅具有社会性、政治性，而且还具有经济性。因此，社会保障所要保障的社会安全还包括社会成员的经济安全。经济安全是一切安全之本，经济法追求的是国民经济整体的安全。其目的在于保障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状态，抑制经济风险，防止经济疲软和动荡。经济安全迫切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体系和机制。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不仅保护农村居民的生活安全和经济安全，同时也为整个社会成员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实现提供了内在与外在环境。农民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弱势群体，对其权益保障的程度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全与否。当农民遇到生活困难时，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通过提供社会性的物质帮助，实现社会生活秩序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并促进社会安定和统治阶级秩序的稳定。因此，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无疑要以社会安全为其首要价值。

二、 社会整体利益――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之本位

社会整体利益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涉及各个方面的利益，既包括经济上的，也包括社会、人文、生态等因素。社会整体利益是以促进社会成员个人财富增长为目的的社会整体的物质财富的增进，但并非是通过保障所有社会成员凭借个人理性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去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增进。其之所以被提出，正是人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个人在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同时，损害着社会其他大多数人的利益从而使得社会整体的利益受到损害，并最终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甚或倒退。正是因为人们认识到这种社会整体进步的重要性，保障社会整体利益的观念才得以盛行于世。

本文之所以要在建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时视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究其原因在于农村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农民利益与全国人民利益之间，是一种局部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且农民个人则是个体利益的代表者之一。农村作为这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员利益能否实现最大化关乎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我们之所以要对农村实行社会保障是因为整体利益植根于个体利益，不能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也就谈不上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然而社会整体利益是个体利益相互博弈的结果，只有尽量逼近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的“帕累托最优”，并在不能实现最优的情况下尽量促进最小受惠者利益才是实现了个体利益向社会整体利益的初步进化。农民作为个体能够持续的获取利益是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一个重要保障。当然，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必然会对个体利益构成限制。但这并不代表社会整体利益反对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相反，它的出现最终还是为了保护个体的利益。社会本位同时看到了人格的抽象平等和具体不平等，关注社会利益并在协调好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保障弱势群体利益进而实现对个体利益的推动。 社会利益正是通过社会保障等制度将微观利益提升为中观利益而形成的特殊利益，从而形成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

从法律评价的视角来看，经济法把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评价视角从自身延展到整个社会，也就是说，经济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必须置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中来评价。 如果我们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本位，这就可以超越狭隘私人利益，通过政府采取有限的干预手段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从而最终使得农民能够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进步与成果。其次，从实现社会公平的视角来看，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强调结果公平，要求国家对不平等的收入和财产实行干预，强调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和对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予以一定的补偿和救济。农民由于历史的原因，其自身从出发点就已经落后于社会的其他公民，要实现农民和其他社会公民之间的实质平等，必须依靠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来调整国家的二次分配政策，从而弥补制度上对农民所造成的先天缺陷。农村作为国家最为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经济能否繁荣，农民生活是否安定，是一项重要参考指标。因此，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我们构建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本位思想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 社会公正――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之最终目标

公平正义在法律的价值体系中，属于目的价值的范畴。法律目的价值在法律价值体系中一直起着核心和支配作用。而在法律的目的价值中，公平正义尤为重要。因此，法律必须体现公平正义，离开公平正义的法律，实质上就不是法律，这就是所谓“恶法非法”。在法学领域中，《布莱克法律词典》认为：“公平是指法律的合理、正当适用”。古罗马法学家乌比安尔则认为法学就是“正义与非正义之学。” 亚里士多德明确写道：“要使事物公平正义，需有无偏私的权衡，法恰恰是一个这样的权威。” 用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话来说，正义就是公民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合意的标准。社会公正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不可能也不应该是绝对的不偏不倚，它是相对的。社会公正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刻意地站在哪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立场上来制定带有整体性的社会经济政策和基本制度。否则将会不可避免地使基本政策或基本制度带有明显的倾向性，从而损害其他社会群体的合理利益。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社会公正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利益格局和利益分配上的平等问题。如果国家不能发挥必要的、适当的调节作用，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贫富分化的程度就会自发地不断增加，从而导致经济发展的成果不能惠及整个社会，由此而形成社会的总体不公正。因此给予所有公民以平等待遇，是建立公正合作体系、良好社会秩序和社会基本结构的基础，也就是社会融合的基础。社会保障制度是人们通过达致社会合作而形成的一种公共产品。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弱者遭遇风险。社会保障就是人们达成的风险共担的契约和道德的承诺。 只有建立起这种社会承诺，市场规则、法律规定才可能被遵守。从这意义上来说，市场规则、法律规定都以人与社会之间的公平契约为前提。 因此，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法制都离不开公平正义契约这个基础。而农村社会保障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对其进行完善是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社会管理体制等发生重大调整时期亟待解决的难题。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以并不充足的财力解决世界上最庞大农村人群的社会保障问题，无疑是一项空前艰巨的伟大事业。从我国农村的现实情况分析，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备，保障种类偏少、覆盖面狭窄，加之公共救助不力，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农民对城市居民在认知上的不公平。在社会发展的视阈下，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要做到适时有力则必须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社会公正是衡量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尺度。因此，通过社会再分配和转移支付来求助和扶持农村居民，确保他们的基本的政治权利、生存权利发展权利，不断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就成了社会公正的应有之意。实现社会公正，需要农村社会保障这一法律制度。缺失了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公正。同时社会公正是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和改革开放的总体性价值目标。所以，通过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达致实现社会公正将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根基。因此，实现社会公正不仅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项社会功能、核心价值关怀，也是这项制度的灵魂。由此而知，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也是以促进实现社会公正为最终目标。只有逐步解决好社会公正问题，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才能更好地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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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强调了"五个统筹"的发展思路，而统筹城乡发展被立为"五个统筹"之首，这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8亿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实现全面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全国的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必须突破现有城乡分割的格局、突破重城市轻农村观念的束缚、突破各级财政只管城市社会保障不管农村社会保障的做法。要从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形式明示：农民和市民一样享受社会保障是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向农民提供社会保障作为国家和政府的一项基本义务。

统筹城乡发展需要制度的支持，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需要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支持。建立健全农村社保法律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国家要从战略的高度上统筹安排、科学规划、稳步推进。目前，与城市社会保障立法相比，农村社会保障立法明显滞后，因此，在总的立法原则上，农村社会保障应与城镇社会保障有所区别，不能一步到位，不能互相攀比，不能顾此失彼。目前，城乡两种社会保障制度应并行不悖，双轨运行，但是社会保障理论体系应一脉相承，社会保障项目要基本一致，资金管理原则要基本一致，规定互相衔接立法要基本一致。要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加快在农村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法制建设，凭借农村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吸引和激励广大农民积极参加养老、医疗、生育和工伤保险，充分保证农村特困群体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不断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率，最终达到“全民皆保”的目标，力争到2020年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的基本接轨，最终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二、确保农民基本生存权和应保尽保原则

生存权是人生存必不可少的权利，包括生命权、健康权、物质享受权等内容，是基本人权之一。社会保障法的宗旨在于当社会成员遇到生存困难时，国家和社会有义务对其进行物质帮助。因此，生存权的保障是农村社会保障法最基本的要求。生存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要得到真正的保障，必须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最早在宪法中明文规定生存权的是德国的《魏玛宪法》。该宪法赋予生存权以具体的内涵，即生存权不仅仅是活下去的权利，而且是能够体现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地生活下去的权利。我国《宪法》第33条第4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因而，作为宪法中的一项基本的权利，生存权保障成为现代社会保障立法的起点和归宿。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必须以满足农民基本的生存需要为起点和归宿，这当然是农村社会保障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是评价农村社会保障立法的成败得失的基本标准。不管从宏观的法律制度设置，还是具体的法律实施，都应遵循这一原则，具体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立法应明确农村社会保障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特别是明确国家和社会的法律责任，赋予广大农民维护自身应有的权利。二是立法应该考虑广大农民的各项社会保障权利在得不到保障或生存受到威胁时，能借助社会保障法提供切实保护。三是立法要明确广大农民维护自身权益的法律救济程序，并引导广大社会力量包括新闻媒体参与和监督等。四是立法要考虑到尽可能地满足广大农民自我发展的权利需求。

为了确保农民基本生存权，农村低保制度以全体农村绝对贫困居民为保障对象，确定保障对象的唯一根据是其全年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当地农村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根据社会保障理论，国际上通常将一定区域内人口的5%确定为最低生活保障的对象。在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时，要面向全体贫困对象，做到“一个不漏，应保尽保”。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入，我国由城镇低保发展到农村低保，实施全民普遍享有社会保障权和共同分享经济发展利益必将逐步成为现实。

三、突显农村特色与因时因地制宜原则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有高有低，参差不齐，而且这种态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可能根本改变。因此在制定农村社会保障法律法规时就应该考虑到这种差异，切不可搞一刀切，必须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出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稳步实施。

从地域上讲，经济发达地区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法规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可以一步到位，立足于建立覆盖面广、保障项目完备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经济中等发达地区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保障立法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应当重点抓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养老保险立法，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工作的深入再全面推开；经济欠发达地区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条件还很不成熟，尤其是部分农民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农民筹资非常困难，地方财政也力不从心。因而对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应本着急用先立的原则，从农民最急需的保障项目入手，先制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法规，确保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并实行合作医疗和养老保险的立法试点。

从时间先后或具体步骤上讲，必须贯彻“先易后难，重点突破，稳步推进”的战略方针，先重点突破社会保障的最后“防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立法。其次是制定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养老保险和生育保险的立法。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再制定农村社会福利和农村优抚安置等法律法规。

四自愿为主、强制为辅的原则

首先，我国农村地区还存在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绝对贫困人口。国家统计局的“2008年全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按2008年农村贫困标准1196元测算，截至去年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尚有4007万人。在部分农民尚不能解决温饱问题的前提下，强制推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项目，不但不能为农民所接受，反而造成他们的抵触情绪。因此，在对农村社会保障中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进行立法时，应考虑实际情况，给农民选择的余地，而不应强制农民参与。但是对于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要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立法的过程中应有强制性的规定，这是因为相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来说，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更多的是享有一种权利，不需要农民承担更多的负担，更容易为农民所接受和认可，应加大这一制度的建设力度，进行强制推行。

其次，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不利于强制推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中西东部地区经济差异巨大，即使是同一省份的不同地区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差异，盲目追求全国农村社会保障工作同标准、同步进行是不现实的。因此，在缴纳社会保障基金数额多少、项目选择等问题上，应取决于当地农民自身的意愿，不应该由法律进行强制性规范。

最次，不同地区的农民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认识程度和接受程度各不相同。在经济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工作开展得较早，多数农民也己经了解和逐步接受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但在经济相对闭塞、落后的农村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工作还未全面展开，少数地区甚至还未起步，农民群众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目的等缺乏最基本的认识，更谈不上接受农村社会保障。因此，在这些地区通过法律手段强制推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不可取的，也是违背“法治”精神的，要采取措施加大宣传力度，先让广大农民从心理上接受农村社会保障。

五、坚持保障标准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原则

社会保障是以国民收入为物质基础的，因而必须与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必须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和条件。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但如果将农村社会保障标准定的过低，便无法起到保障农民生活的作用。由此可见，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建立起符合农村经济发展状况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农村社会保障立法的立足点必须是保障广大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这是我国农村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经济基础相当薄弱，社会保障制度残缺不全，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普遍落后于城市居民，加之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财政收入不高，国家综合实力不强。在制定农村社会保障标准时，不能高于农村实际生活水平，加重农民负担，导致农民抵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从世界经验看，西方发达国家都是在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降低到10%以下才开始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也就是在国民经济进入工业化发展的成熟时期开始普遍建立起来的。据有关专家测算，如果美国GDP年平均增长3%，中国GDP年平均增长8%，中国需要68年才能实现人均GDP与美国相同。目前，我国总体上还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现有的经济水平和国家财力还难以给8亿农提供民健全的、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还难以完全替代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农村养老和医疗保障仍然必须坚持和强调社会保障、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相结合，必须坚持以个人缴费为主、集体与国家补助为辅，必须坚持量力而行与适度保障相结合。因此，农村的社会保障立法必须要制订一个适度的保障标准，即社会保障的均衡点。在这一点上，既能够使应该享受社会保障的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法律的保障，同时又不会使他们丧失积极劳作的动力。因此，我们现阶段社会保障立法必须立足农村实际，只能坚持低水平、低标准，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待遇水平逐渐提高。

六、反对歧视农民，体现社会保障权利平等原则

长期以来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形成了一系列歧视农民的经济社会制度。农民也是公民，“公民根据法律规定，享有同等的权利和承担相同的义务”。“平等权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禁止差别对待是平等权的基本内涵”。但现行的法律制度在若干方面把农民与市民区别对待，没有给农民与市民平等权。如1951年2月政务院了《劳动保险条例》，详细规定了城市国营企业职工所享有的公费医疗、公费修养与疗养，职工退休(职)养老金，女职工产假及独子保健，伤残救济以及死后丧葬、抚恤等劳保待遇。甚至规定了职工供养直系亲属享受半费医疗及死亡丧葬补助等。城市集体企业参照国营企业的办法实行。这些社会保障与广大农民无缘又令农民羡慕不已。这几年城市社会保障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形成。农民享受不到与市民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只能“自保”。到目前为止，农民生活保障仍然以家庭自保为主，亲友互助为辅，政府、社区给予适当扶持。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极低，失业（隐型失业）、疾病、养老已经成为农民最为头痛的大事。相当一部分农民因为失业、疾病、衰老，对生活丧失信心。现在，有一种论点认为政府财力不足，不可能建立面向全社会的保障制度，也就是说农民要得到平等的社会保障权还不现实。有人甚至煞有介事地把这种状况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试问，我们的政府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政府，为何不可以用有限的财力为贫困的农民先建立起“保障”来。难道农民对社会保障没有迫切要求吗？面对人口众多的贫困农民，我们是否应该具有起码的社会良知和道德责任感。这样的法律制度其本质就是歧视农民的制度。不公平的法律制度使农民受到极大物质和精神伤害。农民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道义的法律秩序。

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应充分体现农民的社会保障权是农民应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应有明确的规定来保障这种权利的实现，不能以农民有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国家财力有限为借口剥夺农民应享有的社会保障权。有了社会保障的平等权，农民就不再是现代化的“边缘人”，农村人就完全可以和城市人一起平等地融入现代主流社会，进入“人的全面发展”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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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弱势群体 法律保护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 经济法

一、弱势群体概念界定与阐析

（一）提出弱势群体的背景。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时期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打开国门，面向世界。虽然我国在这一时期的伟大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生成了许多矛盾。在诸多社会问题中，中国市场信用的缺失、信用机制失灵和中国社会弱势群体范围不断扩大，保护需求日益强烈，这两个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尤为突出。弱势群体是在对我国改革开放历程回顾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在我国社会转型期间，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扩大，竞争日益激烈，社会阶层的分化更趋明显，贫富差距扩大速度加快。于是乎，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大批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集体单位的职工在改革开放本应快速发展的时期，没能抓住机遇，符合不了时展的步伐，在前进队伍中落入了后列，为改革开放承担了过多成本与代价，以下岗职工，失业者，农民工、农民和残疾人等为主体的的社会弱势群体初具规模。

（二）弱势群体之概念界定。弱势群体是近年来在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领域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语。弱势群体，有的也称之为社会脆弱群体、社会弱者群体或者是生活困难群体、低收入人群等概念来表达。弱势群体可以用于分析现代社会的经济利益分配和社会权力分配的不平等现象，用于处理社会结构不协调、不合理问题。在国际社会，以是否丧失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能力资本，是否远离社会权力中心和社会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既定评价角度来定义弱势群体，即认为弱势群体是由于某些障碍导致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并缺失相应发展潜能的人群。[1]

在我国，对于弱势群体概念的界定并没有统一的确定与说法，不同的学术领域有不同的研究。不过目前法学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学概念界定也基本有了统一的共识，即认为弱势群体是指由于主客观原因所导致的，在社会生活中权利欠缺或实现障碍的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人群。[5]而我认为，既然要对弱势群体的概念进行法律阐述，那么应当将弱势群体置于我国法律体系中，根据我国现有的法律、将制定的法律或者应当制定的法律，根据不同的法律体系将弱势群体置于不同的法律之中，并加以特定化、确定化，即所谓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下岗职工、失业者、农民工、残疾人退休人员以及消费者等群体。

基于以上对弱势群体的了解，笔者认为在认识弱势群体时，还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弱势群体是一种普遍的、客观的现象，是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不可避免的事实，其存在有着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我们应该正确对待这一现象，客观、公正，而不是认为其存在是某些人为因素所造成的。第二、弱势群体是一个动态概念，其内涵以及弱势群体的具体成员是变化发展着的，应当以一个动态观念来看待弱势群体，因为弱势群体中的某些具体成员可能会因为自身的奋斗、努力，国家和社会的扶持与帮助或政策改变而改变其弱势地位，甚至成为社会强者。反之亦然，某些具有强势地位的人群也可能因自身或外界原因而成为弱势群体中的一员。第三、社会弱势群体不是描述弱者个体的概念，而是阐析弱者群体的概念，它必须超越每个弱者千差万别的具体情况，抽象出作为弱者“类”的群体特征。因为法律不可能只针对某个具体的人提供特别保护，只能针对具有相同特征的某一类人提供保护。第四、社会弱势群体与贫困群体并不是同一个含义，是包含关系，贫困群体只是弱势群体中的一部分，是弱势群体的一种具体表现。

二、中国弱势群体的现状与不足

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及社会转型时期以来，我国加强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在劳动与社会保障方面已经制定和修改了不少法律规范，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仍不相适应，甚至是相差甚远的，存在诸多不足。

（一）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社会保障是调节社会、经济的“稳定器”和“安全网”，是城镇下岗失业人员、老人、妇女和残疾人等传统弱势群体在内的城镇弱势群体生存的避风港。然而，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切实发挥它的作用，保障资金不充分、保障措施不到位，保障政策存在过多空白，保障体制断代，有些政策虽然看起来华丽，让人为之一振，但其实可行性不强，最终也只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而已。再进一步说，国家本应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由于一些地方的官员或者其他机关，利用其职务之便，或者运用其权力，将保障资金私自挪用用于他处，或贪污枉法，挪用公款等，导致社会保障之路举艰难行。以上诸多原因导致我国的社会保障实施范围过窄，保障水平过低，切实需要得到保障的弱势群体并没有得到真正保障。

（二）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就业机制不健全。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和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优胜劣汰规则一直扮演着主角角色，引导着社会发展。国有企业多余人员和下岗失业人员大量涌现，就业困难现象也日益凸显。总而言之，我国劳动力要素配置未达到全面优化，就业岗位仍待发掘。

（三）农村劳动者享受的社会保障太少。农村劳动者与以往相比，得到的保障虽然已增加了许多，但是农村保障资金来源得不到保障，有些保障制度过于形式化，并未真正实施。而且，我国的社会保障目前仍是城镇人口享受较多，农村人口享受的范围过窄。

（四）缺乏对弱势个体切实利益的人文关怀。现在就我国社会而言，对弱势群体整体人文关怀大多都只在观念和形式上，多是出于某种目的的需要，而不是真正从实质、从内心出发去关怀弱者们。虽然在整体上重视了弱势群体，但缺少对弱势群体切实利益的人文关怀。倘若真正保护了每一个弱势个体的利益，也就实现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目的。

弱势群体的存在虽然是客观的，不可避免的，但其本质是一种社会消极现象，会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影响社会公正，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保护弱势群体是当务之急，势在必行。

三、弱势群体法律保护之构想

（一）弱势群体法律保护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将保障性与发展性并重。弱势群体本身就缺乏相应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因此给予他们充分保障，让他们维持基本生活是必需的，同时培养弱势群体的发展能力，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参与能力，向他们提供发展机会，更多的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从而实现摆脱贫困的目的。

（2）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保护弱势群体也涉及到分配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改变弱势群体的境遇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分配实现的。因此，在实现再分配环节中，国家应从社会公平理念出发，加大收入分配调节的力度，重视部分成员收入扩大的问题，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国家还应通过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实施公共工程计划，降低房价，抑制房价过快增长，稳定物价等法律措施，对弱势群体进行更符合实际、贴近生活的保护。

（3）消除贫困与消除社会排斥并重。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不能仅局限于消极的，一味的补偿和帮助，还应与消除社会排斥的观念结合起来，从内界和外界两个方面保护弱势群体。在我国，这种社会排斥现象主要表现为农村与城市的差别。农村与城市在制度方面享受不同的待遇，农村的资源配置制度、分配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等方面均存在缺陷与不足。因此，我们要树立一个这样的理念，无论是农村人还是城市人，无论是残疾人、患有疾病的人还是健康的人，都应同等看待，一视同仁，同等的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

（二）弱势群体保护的法律制度之构想。弱势群体的保护需求日益强烈，而在法学视角看，弱势群体的保护可以特定为市场信用机制的法律构建与保障问题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问题。市场机制的法律构建与保障的任务主要由经济法等法律部门承担，而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问题，从各部门法的立法目的和内容看，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等以维护社会实质公正为使命的社会法毫无疑问地担当主角。从以上的阐析可以得出结论，要使弱势群体真正摆脱“弱”的地位，必须发展弱势群体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因此，关于弱势群体法制建设的基本内容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保障性法律制度，这部分建设主要由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等社会法发挥作用，包括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就业政策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第二是发展性法律制度，这部分建设主要是经济法担当主角，包括针对弱势群体的就业法律制度、国家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积极扶贫法律制度、教育法律制度以及合理退出机制法律制度等。由此，由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权，由经济法发展弱势群体的发展权，以此为基础来建立以劳动法、社会保障法建立弱势群体保障性法律保护制度和以经济法构造弱势群体发展性法律保护制度的构想。

1.保障性的法律保护制度

该法律制度的建设既包括完善已有的保障性法律制度，也包括还可建立的其他保障性法律制度。

第一、进一步完善对弱势群体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积极探索实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途径。例如，实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以与扶贫开发、促进就业以及其他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生活性补助措施相衔接，坚持政府救济与家庭赡养、扶养、社会互助、个人自立相结合、鼓励和支持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生产自救、脱贫致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资金应建立多元化机制，除来源于当地政府财政外，中央财政也可以给予适当补助，建立地方本级财政自然灾害专项救济事业费，同时，鼓励和引导社会各界力量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提供捐赠和资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应实行专项管理、专项核算、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挪用、私吞、贪污。

第二，建立自然灾害紧急救助制度。国家应进一步完善自然灾害救助立法，建立自然灾害救助体系，设立自然灾害救助专项资金，完善灾后重建、救助形式，切实实施和完善《突发事件应对法》。

第三，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现有的城乡二元体制以及农业的高市场风险和高自然风险，农民很容易沦为弱势群体，应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积极创造条件，建立适应农村特点的，以互助合作为基础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等，加快城乡一元体制建设。

第四，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法律制度。主要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法律制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促进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应以制度建设为重点，逐步实现普惠式的国民养老金与差别性的职业养老金制度。工作伤害与职业病已成为当前我国工业劳动者的重大风险，是造成弱势群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应加快完善工伤保险制度，加大赔偿力度。

第五，建立和完善贫困地区救助制度。将救济式扶贫与开发式扶贫结合起来，帮助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开发经济、发展生产、提高文化教育水平，积极提高贫困人口的自力更生的能力。

第六，建立和完善廉租房保障制度。确定符合条件的弱势群体能得到廉租房，简化廉租房保障对象的认定程序，丰富廉租房保障的方式，建立廉租房保障资金额多渠道筹措途径，确保资金充裕。

第七，完善社会保障责任分担机制，实行社会共同责任原则。笔者认为，在分担社会风险时，富人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富人有足够的金钱或者权力，他们更能保障风险的承担。其次，若富人这样做，不仅是其良好道德的体现，也表现出其社会责任感，也会为其增加无形资产，增加其效应，同时也是回馈社会的良好方式。

第八，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的当今社会中，大部分弱势群体法律意识比较淡薄，他们缺少专业的法律知识，当他们遇到问题时，一般很少运用法律知识解决问题，而通过法律的途径恰好是他们最应该选择的方法。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对弱势群体而言，诉讼的的费用过高，他们负担不起或者若选择诉讼则无法维持基本生活。再者，诉讼的程序比较繁杂，对他们而言效率太低，时间过长，这样将会使他们的诉求在短时期内不能得到有效地解决，他们的合法权益也就得不到维护。因此，笔者认为在各地政府中，可以设立专门针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机构，还可以开通通过电话和网络的法律咨询方式，方便弱势群体咨询。该法律援助机构可聘请法律专职人员，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咨询或帮助其进行诉讼，而相应的诉讼程序应当简化，可制定适用于弱势群体的特别诉讼程序，以快速、公正、有效为原则，确保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能在短时期内得到维护。

第九，建立较完整的就业促进政策支持体系。实行有利于灵活就业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各级人民政府采取措施，逐步完善和实施与非全日制用工等灵活就业相适应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帮助和服务。还可实行失业保险就业促进政策，国家应建立健全失业保险制度，依法确保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并促进其实现就业。

2.发展性的法律保护制度

该部分法律制度建设主要在于培养弱势群体的能力，为他们的发展提供机会，创造条件，帮助其改变弱势地位。

第一，完善促进就业法律制度。实行有利于就业促进的产业政策，有利于就业促进的财政政策，有利于就业的税收政策，有利于就业促进的金融政策，实行统筹就业政策。

第二，建立弱势群体教育法律制度。弱势群体处于弱势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文化的贫困往往导致生活的贫困。国家应加大对弱势群体教育的投入，优化教育环境，改进教育设施，提高教育的师资队伍，提供职业培训，多建设希望学校，公共工程、图书馆、组织文化教育活动等。鼓励、引导、号召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到弱势群体的教育事业中来，为弱势群体的教育工作尽一份社会责任。让弱势群体用知识、用文化、用自己的技能创造财富，走出弱势。

第三，完善开发式扶弱法律制度。将“输血式扶贫”与“造血式扶贫”结合起来，并以“造血式扶贫”为主。根据贫困地区的的资源情况，按照市场需求，通过资金、技术、人才的支持，帮助贫困地区开发具有竞争力的名优产品，兴办各种经济实体，优化资源配置，加强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经济交流，增强贫困地区的经济实力。

第四，建立专项弱势群体发展机构。该机构主要向弱势群体提供信息，针对弱势群体自身的特殊性，通过对当今社会的分析，发展形势的考虑，对弱势群体的发展指点方向，提供建议，让他们不再感到茫然无措。该机构还可以举行交流会，邀请成功的弱势人员来分享他的成功经验，相互借鉴。

第五，建立弱势群体合理的退出机制。弱势群体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他们不会一直处于弱势的状态中。因此，当通过自身的努力或者外界的变化，他们已不满足弱势群体的条件时，应建立相应的合理退出机制，退出弱势群体的队伍，他们不应再享有弱势群体所享有的特殊待遇与保护，而应该让进入弱势群体的其他成员享受该权利，这样关于弱势群体的各项工作才能有序的展开、进行。

以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建立弱势群体保障性法律保护制度和以经济法构造弱势群体发展性法律保护制度的构想的建立，意义重大，任重而道远。弱势群体若真正得到保护，社会才能真正和谐，经济才能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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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和进步，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正在翻天覆地的调整，农民本能的对生活标准和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本能的对社会保障权的渴望越来越强烈，而城镇化速度正在快速前进折射出我们社会农民社会保障问题依然存在、亟需解决。

( 一) 立法根据不足，立法体系缺失目前我国关于农民社会保障权的依据单一、笼统，不成熟，多数都是参考国务院颁布的相关行政法规，整体上社会保障权可谓形同虚设、缺少强制性、意义不大。

( 二) 法律监管机制缺失中国农民的经济基础薄弱，又处于国家的弱势群体行列，其法律地位必然处于较低的位置，法律意识没有达成共识，缺失维护农民社会保障权的法律组织和机构。

( 三) 法律实施系统缺失有法必依要求我们对于法律必须严格实施，才会保障法的有效性、强制性、存在性和延续性。中国目前对于农民社会保障权的法律已经处于劣势地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对于现有的法律不去实施，农民社会保障权无法得到保障，也难以发展更有效的相关法律，广大农民长期仍然处于弱势地位。

( 四) 国家经济支持不足中国农民保障权所面临的问题最直接、根本的原因是中央政府资金投入不足、经济支持力度不够。一方面，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对于农村地区的财政支出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对于当地政府，会把较大部分的经济用于落后的农村的经济发展、甚至有的当地政府把用于保障权的经济资金用于经济建设中，出现保障权基金被掏空而又无法弥补的不良现象。

二、中国农民社会保障权的法律视角

作为社会群体中的每一位成员，都会经历困难时期，如今的城镇群体各方面都比农民优越、因此对于广大农民我们应该更加关爱给予照顾。

( 一) 农民社会保障离不开正义

我国深度改革发展正处于非常时期，社会上公平和正义问题有所彰显，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逐步提高和文化水平的提升，人们开始呼吁社会要公平、社会要正义。正义和公平的呼声也标志着社会更加成熟、人类文明更加进步。正义被认为是人类思想上最崇高的愿景，而法被认为是维护正义标尺。如今学术界的鼻祖也主张能够维护和承载正义的最好手段是法律。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体系离不开正义的力量，有了正义我们的权利和义务才能合理和科学的分配，有了正义农民社会保障权的机制才能良性发展。我们的农村经济水平比较落后，如果我们不能给广大农民社会保障的权利来支持他们发展，农村发展将会与社会发展的轨迹越来越偏离，我们的正义就失去了条件，国家将会在发展道路上跛行。纵观历史，每个时期的国家发展都离不开农村的发展，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农民社会保障权的构建和完善，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正义的彰显，很早以前便成为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和终极目标。尤其处于经济落后的农村，国家层面也采用有效的宏观调控等法律手段进行收入再分配，来帮助广大农村、农民的建设、以缩小贫困差距，来维持社会公平、消除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因此我们要时刻将正义感铭记于心，我们国家的农民社会保障体系才会今早完善、健全弱势全体才会享受到权利。

( 二) 农民社会保障离不开平等

法律的魅力和权威源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无法超越法律的权限。平等是法律所追求的最终目的，同样平等也是我们人类毕生所追求的价值观。农民是我们社会大家庭中重要的分子却无法和其他城镇居民的待遇一样，农民往往被边缘化，往往没有好的社会保障顾及到他们，越是弱势全体，越是没有得到格外关注，实质上这是极其不公平、不平等。一方面我们国家制定的、没有平等的惠及到农民、保障制度、相关法律需要彻头彻尾的修正，另一方面，应该提高农民保障制度的法律地位、将其与城镇居民的法律待遇相同。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法律本身的平等性、才会维护法律的尊严、法律的正义性。例如、切切实实对农民有利的医疗制度、养老制度、也让广大农民能感受到病有所医的便利和欣慰。

( 三) 农民社会保障离不开人权

法律最光辉的一面是有利于保障人权，人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如今是人权的时代，我们社会中的每一成员都可以享受到的最基本的权利，即可以从国家、组织及其他全团及个体得到帮助的权利，而我们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落实、或者根本没有充分享有时，我们可以借助法律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争取到最基本的、公平的、可以享受国家及社会团体或者个体帮助的权利。三农问题同样也是当今改革发展中亟需解决的难题、只有农村发展好、实现现代化、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指日可待，只有农民的生活幸福安康，我们全中国才会太平，广大农民的人权得到保障是农村发展的最终目标。我们以农民人权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来实现广大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利意义深远，即使农村地区状况难以改变，例如老龄化人口集聚多、环境脏乱、文化水平低、人们法律意识薄弱、当自己的基本权益受到威胁时相对比较麻木而不是采取有效手段去捍卫、农民的人权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些难题都不是我们极力捍卫人权的障碍。因为人权不光对于个人的生存权有一定的保障作用，同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人格尊严的彰显。

三、应对中国农民社会保障权的法律思路

( 一) 完善宪法中有关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权的相关规定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其他法律的母法，其他法律都是宪法的子法，宪法的规定是最基本的原则，而其他法律规定都是宪法规定的具体化，宪法规定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权的宪法性规定是指通过宪法这一国家根本法的形式来以宪法规范的形势确认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基本权利，已达到对农民社会保障权益的法律维护。宪法上的确认对农民社会保障具有最高效力，最高的权威，处于首要的地位。1982 年宪法以及2004 年的宪法修正案都对中国公民社会保障权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在我们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公民社会保障权利有明确规定的同时，我们还要审视这部宪法中的宪法规范对公民社会保障权利的不足: 1 许多条款具有宣示性的特征，问题的规定不确定，操作性不是很到位。2 概念规定不清晰，没有规定到具体的细节处，比如物质帮助权，应不当使用社会保障权。

( 二) 中国农民社会保障权需要通过立法来保障统一性

建立健全我国现代中国农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摒弃我国落后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当务之急，完备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我国步入现代保障国家的前提条件。在现阶段，我们要努力确认改革社会保障机制的法律成果，为中国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巩固打下了良好的法治平台。世界各国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完全是以制定社会保障法来作为自己逻辑的起点的，没有全国规范明确的，实施操作性强的法律就不可能称得上具备完善成熟的现代化国家。应当将中国农民社会保障权利法律制度作为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身份关键的部分，放在突出的位置上来抓，抓紧制定中国农民社会保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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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税法，立法研究

我国当前以统筹方式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的做法越来越不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存在诸多弊端。例如覆盖面窄、筹集方式刚性不足、欠费严重、管理混乱。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成为我们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开征社会保障税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根据我国税法的一税一法原则，在开征社会保障税之前必须建立起与之相配套法律规范，因此制定社会保障税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国外社会保障税法律制度的理念和模式

现代各国的社会保障税制度是多种多样的，根据承保对象和承保项目设置的方式不同，大体上可以将社会保障税分为三类：一是项目型社会保险税模式；二是对象型社会保险税模式；三是混合型社会保险税模式。

(一)项目型社会保障税模式

项目型社会保障税模式即按承保项目分项设置社会保障税的模式。这种模式以瑞典最为典型。除瑞典外，世界上许多国家如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奥地利等都采用这一模式。

项目型社会保障税的最大优点在于社会保障税的征收与承保项目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专款专用，返还性非常明显，而且可以根据不同项目支出数额的变化调整税率，也就是说，哪个项目对财力的需要量大，哪个项目的社会保障税率就提高。其主要缺点是各个项目之间财力调剂余地较小。

(二)对象型社会保障税模式

所谓对象型社会保障税模式是指按承保对象分类设置的社会保障税模式。采用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是英国。英国的社会保障税虽然被称为“国民保险捐款”(NationalSecurityContribu-tion)，但也具有强制性，且与受益并不完全挂钩。因而虽然称作“捐款”，实际上也是一种税，其性质与用途与其他国家的社会保障税并无轩轾。英国的社会保障税在设置上主要以承保对象为标准，建立起由四大类社会保险税组成的社会保障税体系。

(三)混合型社会保障税模式

所谓混合型社会保障税模式即以承保对象和承保项目并存设置的社会保障税模式。美国是采用这一模式的典型国家。该国的社会保障税不是一个单一税种的结构，而是由一个针对大多数承保对象和覆盖大部分承保项目的一般社会保障税(薪工税)与针对失业这一特定承保项目的失业保险税，以及针对特定部分承保对象而设置的铁路员工退职税和个体业主税四个税种所组成的税收体系。

二、我国社会保障税法设立的法理基础和前提

我国各项法律制度，就其总体来讲，所规范的权利和义务是一致的或相对应的，即没有只享受权利而不尽义务的法律，也没有只有义务而不享受权利的法律。但每一部门法，就具体内容来讲，有的法律主要规范的内容是权利，或者其中权利规范的内容多，如劳动法、社会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等等。社会保障法属权益保障范围。社会保障法涉及全体公民的经济利益，从某种意义上，它保障的是我国公民的生存权，它在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社会保障税法是社会保障法的下位法，设立社会保障税法可以成为我国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新的里程碑。在这一过程中，摒弃以往税法只是税收征管法，忽略纳税人权益保障的错误观念，切实贯彻宪法保障人权的思想，为构建和谐社会，突出人文关怀提供法律保障。

三、我国社会保障税法律制度的框架设计

(一)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立法原则经济,政策探讨-[飞诺网]

基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需求，立足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实际状况，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保障税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量能负担原则

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企业和个人的承受能力有限。因此应当考虑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问题，在开征社会保障税时，征收范围不能过宽，征收项目不宜过多。如果盲目设定过高税率，可能影响国家经济良性发展，企业负担过重的现象。可以全盘考虑，分步实施，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企业和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步进行相应的调整。

2.税款专用原则

限定社会保障税的使用方向，确保专款专用。对社会保障税的使用必须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监督机制，禁止任何部门和单位以任何借口挪用社会保障资金。将社会保障税的收支纳入专门的社会保障预算中，有配套的专门预算管理制度保证其收入专用于社会保障支出。收支的结余部分要保值增值，为社会保障提供稳定的财力保证。

3.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原则

对于企业和有工资收入的劳动者等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来说，必须体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即只有履行了纳税义务，才能享受保障权利。也就是说，城镇各类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及其在职职工、个体工商户等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均有义务先行缴纳社会保障税，才能在各保险项目上享受社会保障权利，从而使企业获得独立的生产经营权，个人获得基本保障。

(二)我国社会保障税的构成

1.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义务人

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义务人应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住所并取得工薪收入的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或其他各种活动的所有企事业单位、机关和社会团体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部受雇于任何机关、企事业单位但有收益的个人。

2.社会保障税的征税对象

征税对象即纳税客体，主要指税收法律关系中征纳双方权利义务所指的物或行为，它是区分不同税种的主要标志。社会保障税是一种薪金收入税，目前国际上通常以工资薪金总额作为征税对象。就我国而言，现行的社会统筹亦以工资薪金为征税对象，考虑到政策的连续性和国际惯例，我国的社会保障税也应以工资薪金总额为征税对象。

3.社会保障税的税目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具体而言，可先设置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三个税目。而且从社会保障税与中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方面来，我国职工上基本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费征收办法国务院己有统一性文件，其社会经济影响最大，改革在各地进行也最为广泛和深入，因此，社会保障税.首先设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三个税目，以后视情况再增加其他必需的税目。

4.社会保障税的税率

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刚开征此税时，税率设计应本着“从低”的原则，以后随着社会保障项目的拓宽，再逐步提高，这样可减少税制推行的阻力，有利于该税的开征。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基本养老保险中的缴费率为不超过工资总额的28%,相比国际上开征养老保险税的平均税率大约为20%左右，明显偏高:基本医疗保险费率为8%，基本属于经验数据:失业保险费率为3%。基于此，我国社会保障税的综合税率水平可以规定为28%左右。

参考文献

[1]杨紫烜：《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

[2]刘剑文：《税法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3]刘剑文：《财政税收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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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  农村新型合作医疗  农村养老保险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和战略举措，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改革发展的行动纲领。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关系农民切身利益和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决定》明确提出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并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扶贫开发、防灾减灾、社会管理等方面提出具体部署。众多高含金量的“实招”，回应了亿万农民对“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期待，必将有效改善农村民生。但是，在农村社会保障体制上，目前仍处于法规、政策层面，亟待通过完善法制建设做保障。

一、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

农村社会保障是全国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阶段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波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在建设“和谐社会”和“新农村”的大环境下，农村社会保障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但是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停留在政策层面而没有提升到法律的高度。当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农村社会保障立法滞后。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层次比较低，除了《宪法》第45条之外，并没有形成如《社会保障法》之类的基本法，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散乱于法规政策之中。

2．执法和法律监督工作滞后。由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不完善，使得社会保障在执法和监督工作上存在巨大的隐患。农村社会保障基金被占用现象时有发生。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监督和实施机制是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

3．城乡保障项目差异巨大。目前我国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已基本完善，而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还相当薄，呈现出比较明的城乡二元性。

4．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分散。虽然2009年地方政府机构进行了改革，但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仍然分散管理效率不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特困群众救助、五保及灾害救助资金破占用、乱用的情况依然存在，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已经严重制约了社保事业的发展。

5．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用难。日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资金统筹层次较低，大部分由县、乡、村统筹，要保证充足的农村社会保障资金是相当困难的。近几年中央加大了农村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但范围还比较窄，资金水平仍然偏低，需要进一步加强资金统筹工作。

二、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问题分析

构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制约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发展的特殊因素，才能实现“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一)农村土地保障对农村社会保障的影响分析

“国家在把土地的使用权交给农民的同时也一并让渡了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的责任，农民的生老病死自此概与国家无关，一切保障都必须押在承包的土地上。”这是过去几十年中国农村土地问题与农村社会保障关系的真实写照。这种现状已经不符合中国当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地少人多，近些年土地生产成本又大大提高，收益减少，土地收益仅够维持基本生活需要，其“保命”的功能远远大于发家致富的生产功能。根据中国农村的现实情况并考虑到现实的土地承包制度，可以在土地保障的基础上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承认现阶段土地保障在中国农村起着重要作用的同时，通过更新与变革土地保障的形式，协调土地利用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将发挥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与利用其生产资料功能有效地结合起来。

(二)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中的责任问题分析

政府对农民的社会责任。中国过去的社会保障制度大多把农民排除在外，即使是实行过的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等制度，也因为组织管理混乱，资金监管不力等原因，造成各部门互相扯皮，保障基金被挪用挥霍，农民报销无门，四处碰壁，最终对政府失去信心。政府要担负起对农民的社会责任，恢复农民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信心。

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资金责任。由于我国目前农村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在建设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时，政府的资金责任至关重要。目前，我国对农村公共设施和资源配置的安排仍然过低。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由于缺乏资金陷入困境，农村“病无所医、老无所养”还比较严重。

除了筹集保障资金外，政府还应当注意运用国家财政更好的发挥对农村社会保障资金运作中的保障作用。政府财政可以通过编制、执行政府保障于贝锋．，从预笄中划拨一部分用以维持社会保障开支，或用以弥补社会保障收支的缺口，以保证农民社会保障待遇与其他投保人的待遇实质平等。

三、农村社会保障法制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一)国外农村社会保障法制比较分析

1．以英国为代表的福利国家模式。强调社会保障“普遍性原则”，将农民与城市居民纳入统一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中，保障水平高：社会保障体系和管理模式比较完善，统一由国家专门机构负责，管理科学高效：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制度开支过大，政府财政负担过重，从业者的税负过重。

2．以德、法为代表的专门制度型模式。是根据自身农业特点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一开始并没有顾及农民，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迫于农业的特殊情况而制定；保险原则与社会原则。通过缴纳保险费、国家补贴，社会共济等方式：将城市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分开，组织和管理方式呈现出多样性。

3．以日本为代表的统分结合型模式。日本的社会保障一开始只是对城市居民，后来加入农村居民，但农民的保障项目和范围小，再到后来的统分结合使得农民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差距缩小；社会保障资金由政府、企业和个人三级统筹：法律严格，体系严明。

(二)国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分析国外社会保障发展规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要充分考虑结合自身的实际国情。中国的现实国情是，城乡二元结构将长期存在，城乡一体化不可能短期实现，因此从我国实际出发，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应该采取以专门制度型为主、统分结合型为辅，多法并行、保障水平多层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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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即公民要求国家通过立法来承担和增进全体国民的基本生活水准的权利。失地农民作为在国家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新群体,为国家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理应受到国家的照顾和保障。从目前来看,对失地农民的权利还存在诸多保障不力,使得其权利出现了流失,影响了其生活水平及发展能力。

首先,就业权的流失。在目前城市失业人员大量存在的前提下,务农是许多农民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工作。只要手中有土地,他们就享有着就业权、谋生权。但是,城市化推进导致大量土地被征用,政府和相关企业又不安置农民就业,这些失地农民无田可种,再加之自身文化技能低,就业门路窄,基本上处于失地即失业的境地。

其次,基本生活保障权丧失。从总体情况看,土地被征用后,大多以农业为主的农户因劳动力就业转移和家庭产业转移没有得到解决,收入明显下降。而生活消费支出却有所增长,消费中商品性消费比重增大。尽管农民失去了土地,但是许多地区并未因此把他们当作市民,失地农民大都没有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未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一旦补偿金用完了,基本生活费就没有了来源。

第三,医疗保障权的流失。医疗支出是一项大的支出,现在因病致贫的现象比比皆是。失地农民虽然获得了安置补偿费,但是作为一次性货币补偿发给农民,让其自谋出路。

第四,养老保障权的流失。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寿命也越来越长。人口学家预测,到2020年我国农村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是14.0%―17.7%。中国农村正在进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谁来保障这些老人的生活。

二、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权的法学审视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首先是社会保障的法律制度,这是法治国家在解决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上的一致做法。鉴于此,同时基于规则导向型改革对于我国社会转型的现实意义,社会保障制度本质上是一项法律制度,首先必须将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纳入法学的视野进行探究。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权的根本缺失在于,社会普遍地漠视了为宪法所宣告的改善人民生活的理念,忽略了农民尤其是失地农民为宪法所确认和保护的公民社会保障权利。这直接导致保护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权的法律缺位。应当看到,正是由于缺乏以权利保障为核心的制度规范和规则导向,我国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无论在理论研究上抑或是实务探索中,相对于现代化的步伐都是严重滞后的。

从理论层面而言,目前学界多偏重于从社会学或经济学的视角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进行研究,往往不太重视制度构建对解决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重要意义。因此,忽略了从法学的视角对该问题进行研究的理论价值。

从实践层面而言,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在推进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方面,其立法都是远远不足与滞后的。相关制度的缺失必将严重损害失地农民的基本人权――社会保障权,在有关基本法律尚未出台的情形下,亟待地方立法的颁行。但是,仅追求立法速度而不注重立法质量和良性机制的建立,往往欲速则不达。

三、从立法上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权的保护机制

(一)修改《土地管理法》,建立健全土地补偿机制。

目前我国的征地制度主要是依据《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各地出台的地方性法规及规章。执行多年以来,制度中的弊病明显。虽然2004年对《宪法》和《土地管理法》进行了修正,但还存在诸多不足,有必要对《土地管理法》进一步修改。第一,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应当在法律中以列举方式规定国家征地的目的,严格限制土地用途。第二,尊重农民,导入市场机制。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让失地农民直接参与到征地的全过程中。并且,按照市场交换的原则,处理征地单位与失地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第三,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改变原来的货币安置。征地补偿应体现在多方面,如适度的经济补偿、参照市场价提高征用补偿标准、帮助安置就业和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第四,完善土地征用程序,保障农民在征地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二)制定《社会保障法》,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

近年来社会保障立法逐步转到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进行体制创新的阶段,但中国社会保障立法以维护社会稳定与社会公正立法理念,还未能真正清晰地体现出来。立法理念的落后以及没有统一的《社会保障法》制约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

制定《社会保障法》,首先,应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改变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实施范围狭窄的局面,要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的实施范围切实扩大到乡镇企业、小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等各类企业的职工,使所有企业职工都能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统筹城乡发展,最终建立一个统一的包括全体劳动者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其次,考虑专章规定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其内容包括:明确政府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责任;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范围;建立失地农民保障基金以及基金来源与原则等。

(三)积极实施《就业促进法》,建立健全就业扶持机制。

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就业促进法》是我国就业促进领域的一项重要立法。该法借鉴了国外的先进经验,使就业促进工作更加制度化、科学化。第五十二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建立健全就业援助制度,采取税费减免、贷款贴息、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等办法,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等途径,对就业困难人员实行优先扶持和重点帮助。”该法明确规定“就业困难人员”包括因失去土地难以实现就业的人员。基于此,政府应采取各种措施扶持实地农民再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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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失业 就业保障 失业保险 法律规范

【中图分类号】F840.6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它关系着教育的发展乃至社会的稳定，大学生就业保障制度的研究迫在眉睫。然而，我国目前尚没有关于大学生就业保障的法律法规，大学生就业保障的政策措施也缺乏统一性和连贯性。失业大学生失去了经济来源，应当成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所覆盖的群体之一。失业保险制度保障目标的扩大，是救济失业大学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途径。本文着重于探讨大学生失业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从建立大学生失业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入手，探讨大学生失业保险费用的缴纳、失业保险金的给付等问题，从而对大学生失业保险法律进行初步的制度设计。

大学生失业保险法律制度化的必要性分析

之所以探讨大学生失业保险法律制度化，是因为目前随着高校不断扩招，大学生逐渐增多，同时大学生面临着各种就业难问题。在实践中，即便一些大学生短期内获得工作，但也未必长久，不适应工作环境辞去工作、工资待遇低被迫离职、单位倒闭等因素都会导致大学生再次失业，因此大学生急需失业保险制度保障。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大学生失业保险法律制度化的必要性，即大学生应届毕业生就业难、失业率高；大学生失业保险法律制度的缺失；大学生失业保障政策性措施缺乏稳定性。

应届毕业生就业难、失业率高。我国大学毕业生的人数逐年增多，就业困难、失业率高的现状不可小觑。据统计，2013年我国高校毕业生毕业时初次就业率是71.9%。从学历层次来看，初次就业率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特点，其中专科生为79.7%，本科生为67.4%，硕士生与博士生均为86.2%。①从年龄结构上看，21岁到25岁之间的青年劳动者失业率居高不下。近年来，我国应届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基本维持在70%左右，毕业六个月后仍未就业的大学生约占12%，大学生失业率明显高于城镇居民失业率。大学毕业生的高人力资本存量得益于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长期的人力资本投资。②这部分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失业不仅是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更会对家庭、学校乃至社会都产生诸多不利影响。未就业大学生的生活往往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这不仅会加重学生个人和家庭的负担，更会引起许多社会问题，甚至增加了青少年犯罪的可能性。另外，许多大学生毕业后未能及时找到工作，存在着求职过程中的失业期，然而求职过程是要付出一定经济成本的，大学生一般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承担这一求职成本十分困难。失业保险是最基本的社会保险之一，也是大学生失业的基本保障，大学生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势在必行，是符合我国现实国情的必然要求和选择。

大学生失业保险法律制度的缺失。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尚不完善，现行失业保险立法的保障范围过于狭窄。失业保障法律制度中既没有关于大学生失业保障的相关规定，又没有关于“青年失业人群”这一特殊群体的专门立法，缺乏与失业大学生相关的法律保障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以下简称《社会保险法》）和国务院颁布的《失业保险条例》中所称的失业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行的，由社会集中建立基金，对因失业而暂时中断生活来源的劳动者提供物质帮助进而保障失业人员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促进其再就业的制度。能够享受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必须符合三个必要条件：第一，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第二，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第三，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单位和本人已按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一年。由此可见，失业保险是工作满一年以上的劳动者所参加的社会保险，尚未参加过工作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即使被确定为失业人员也无法享受失业保险的相关待遇。大学生失业保障问题尚属于法律的空白地带，形成具有长效性的法律制度，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是切实保障大学生就业权益的前提和基础，更是社会保障制度化、规范化的必然要求。

大学生失业保障政策性措施缺乏稳定性。为了保障大学生就业权益，国家和地方政府都了一系列就业保障政策，例如：大学生失业登记、自主创业的贷款贴息、中小企业招收失业大学生的政策奖励以及对大学生进行就业培训等。大学生就业保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但存在不同行政部门所制定的政策出现了政策区域差异大、地方保护严重，政策之间不能衔接以及执行效果不佳等问题。并且，很多政策的临时性因素较多，难以作为长期促进大学生就业和调节各方关系的法律依据。在配套法律制度没有建立的情况下，政府财政投入、职责定位和分工等问题最终难以得到有针对性地解决。法律的设立和执行具有稳定性和长效性，对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必要的依据和指引。任何政策的顺利实施都有赖于法律的制定和完善，建立大学生失业保障制度的前提就是制定和完善大学生失业保险的相关立法。形成具有长效性的法律制度，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是切实保障大学生就业的前提和基础，更是社会保障制度化、规范化的必然要求。

大学生失业保险法律制度化的可行性分析

有关大学生失业保险法律制度化的探讨不是无病，它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为基础，是对大学生失业保障所作的前瞻性探讨。同时，大学生失业保险法律制度化也具有可操作性。本文认为，大学生失业保险法律制度化的可行性包括国外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我国大学生失业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大量的经验；现有的政策和法律为构建大学生失业保险法律制度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和可能等两个方面。

国外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我国大学生失业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大量的经验。首先，国外的社会保障制度法律制度中多针对特殊群体进行了专项立法。青年、高龄者、残疾人和妇女都是特殊失业群体，这些特殊失业群体占据着失业者总人数的绝大部分，为了实现社会公平，一些国家针对这些群体的就业问题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例如：荷兰自1992年就开始实施了《青年就业保障法》，规定在学校教育中设立带工资的实习课等就业保障制度；法国1997年开始实施《青年就业法案》，规定在公共部门、半公共部门和非营利性部门为失业青年提供5年期的不续期合同；德国制定了《青年人劳动保护法》和《大学法》，为高校毕业生待遇规定最低标准以及提供贷款来鼓励自主创业。③

其次，为了保障失业者的权益，体现法律的权威性，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立法大多具有较高的立法位阶。尤其在实施强制性失业保险模式的国家，其失业保险立法都是国家最高层次的立法，如美国的“社会保障法”、德国“就业促进法”、日本的“雇佣保险法”和韩国的“就业保险法”等。④从法律渊源上看，高位阶的立法不仅能更好地体现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更能够避免法律冲突，从而更加切实有效地维护就业保障制度的实施和贯彻。

现有的政策和法律为构建大学生失业保险法律制度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可能。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中虽然没有针对大学生就业保障的法律规定，但是现有的政策和立法可以成为进行大学生就业保障立法的基础，从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制度。

首先，从政策层面上来说，2006年中央组织部等14部委下发《关于切实做好2006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开始推行应届毕业生失业登记制度，高校毕业生见习期间由见习单位和地方财政部门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对其提供基本生活补助。但是，在实践中还存在着诸如政策宣传不到位、补助范围小、补助资金少等问题，导致毕业生不知道或者不愿意去进行失业登记，地方财政部门一般也仅对贫困家庭的失业大学生提供失业补助金。尽管应届毕业生失业登记制度的实施还有待完善。但是，失业登记制度作为一种经验和尝试，已经为将高校毕业生纳入失业保险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范围提供了基础和可能性。

其次，从立法层面上来说，现有的法律中虽然没有关于大学生失业保险的相关立法，但是，已有的《就业促进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规范可以作为制定大学生失业保险法律规范的基础和参考。《就业促进法》是指导人才配置、促进就业的导向性法律规定，对开拓就业岗位和人力资源配置提供了宏观指导。制定《就业促进法》的实施办法和配套性法律，提高《就业促进法》的可操作性，是保障大学生就业的前提。《失业保险条例》和《社会保障法》是失业人群社会保障的基本立法。虽然现行的《失业保险条例》的调整对象不包括高校毕业生，但是笔者认为，可将大学生群体纳入失业保险的调整对象当中，以减轻其经济压力，促进大学生就业。

构建大学生失业保险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

失业保险是最基本的社会保险之一，也是大学生失业的基本保障。通过制定法律的形式，设置合理的、稳定的大学生失业救济制度，是保障大学生就业、促进人才合理流动的最基本、最重要的途径。失业保险制度的改革，首要问题是扩大失业保险的就业保障目标。本文认为，大学生失业保险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应该主要包括大学生失业保险适用法律规范的选择；大学生失业保险适用对象的确定；大学生失业保险费用的缴纳；大学生失业保险金的给付等诸多方面。

大学生失业保险适用法律规范的选择。大学生失业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主要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完成：第一种方式是通过制定专门的《大学生就业保障法》，来规定应届毕业生的失业救济制度；第二种方式是将大学生群体纳入到《失业保险条例》的调整范围，适用失业保险条例和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构建毕业生的失业保险制度。

笔者认为，第二种方式是现行条件下更为理性的选择。其原因是：第一，如上文所述，我国已有关于应届毕业生失业登记制度的实施，可作为一种制度上的一种过渡，容易与《失业保险条例》相衔接。第二，从我国现实国情来看，制定专门的就业保障立法，从立法技术、法律环境、财政预算等角度来讲都尚未成熟。第三，大学生适用《失业保险条例》的瓶颈在于其未参加过工作也未缴纳过保险。但笔者认为此问题可以通过适当的制度调整加以解决。例如：规定大学生从入学时即视为参加工作，学生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参加失业保险并缴纳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针对大学生群体的失业保险费用。已缴纳失业保险费用的大学生，根据其缴纳时间的不同，可以比照失业保险条例中关于失业保险费用交纳年限与失业保险金领取时间的相关规定，得到相应的法律保障和失业保险金的救济。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适用《失业保险条例》不失为解决大学生失业救济问题的合理之选。

大学生失业保险适用对象的确定。笔者认为，大学生失业保险的对象应当至少满足五个基本条件：第一，失业人员为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毕业生；第二，取得高等学校毕业证书未满12个月；第三，毕业前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的；第四，非因本人意愿失业的；第五，已经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

首先，失业保险所针对的对象必须是有就业愿望而未能就业的非自愿失业人群。因此，按照我国《社会保险法》中关于失业保险适用对象的一般规则，大学生失业保险的适用对象必须满足非因本人意愿失业和已经进行失业登记，并由求职要求这两个条件。

其次，大学生失业保险应针对普通高校统招的全日制毕业生。这是针对非全日制的成人高等教育而言的。笔者认为，成人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人员，其大多都已经实际缴纳了失业保险，如果将其也纳入到大学生失业保险的保障范畴，会导致成人高等教育毕业生适用失业保险法律规范时的法律冲突问题。另外，成人教育的对象一般是为了提高专业技术或资质而继续参加教育，因此，成人教育的主要学习形式是函授、远程教育等。这种教育模式从前期教育成本、教育投入和教育成果等方面都与普通高等教育有着很大区别，一味纳入大学生失业保障范畴，亦不符合大学生失业保险制度构建的初衷。

最后，笔者认为，大学生失业保险的保障对象应为取得高等学校毕业证书未满12个月的大学生。原因在于，大学生毕业后的一年内为大学生找工作的主要时间，在这段时间之内，大学生既无经济基础又无经济来源，是需要救济的主要时间段。如果将救济时间无限扩大，既会加大社会保险支付的负担，又不利于促进大学生尽快就业。

大学生失业保险费用的缴纳。保险费用的缴纳可分为强制缴纳和自愿缴纳两种。针对大学生的失业保险，笔者认为可采用自愿缴纳的方式。因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需求各有不同，有的想直接就业，有的想继续深造还有的可能选择出国深造等其他途径。如果一概强制所有大学生必须缴纳失业保险，对于本身不想直接选择就业的大学生而言无非是一种负担而不是一种福利。

笔者认为，大学生上学期间缴纳失业保险应实行年缴制。大学生缴费者不同于普通劳动者，普通劳动者是以每个月的工资为缴纳失业保险金的资金来源和计算标准，因此采用月缴制。而大学生参保者知识拟制的劳动者，实行年缴制更为简便易行。由大学生本人每年按照国家规定的金额，缴纳一定的失业保险。是否缴纳和缴纳期限的长短可以由大学生自行选择。

大学生失业保险金的给付。笔者认为，大学生失业保险不应为一种强制性保险，所以失业保险金的给付的长短应与失业保险费用的缴纳时间的长短相对应。毕业生在校时累计缴费一年，累计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两个月；毕业生在校时累计缴费两年，累计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四个月；毕业生在校时累计缴费三年，累计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六个月；毕业生在校时累计缴费四年，累计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八个月；毕业生在校时累计缴费五年，累计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十个月；毕业生在校时累计缴费六年以上，累计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十二个月。

（作者分别为河北联合大学讲师，河北联合大学副教授；本文系2014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大学生就业保障相关法律制度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4030108）

【注释】

①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②吕志勇，韩鑫：“我国大学生失业保险制度设计研究”，《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22页。

③何卉兵：“西方青年就业保障计划”，《中国青年研究》，2004年第3期，第128～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