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制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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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在我们国家包含着若干复杂的价值判断，例如在政治学体系中社会管理所包含的价值判断就是在社会系统中进行合理的权力分配，进行适当的利益平衡。而用社会学的眼光来观察，社会管理则是要实现国家对社会过程的有效统治、国家对社会关系的有效处理，国家对社会角色的有效分配等。在行政管理学中，社会管理的基本价值则是强化行政对社会的干预和控制，强化政府行政职能在行政管理中的体现等。也许社会管理的诸种价值判断和理念是可取的，但是我们认为在现代法治国家社会管理的理念必须回归到法治中来。我们允许学术上有关社会管理理念的多元化存在，但是我们不能够容忍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同样赋予社会管理理念不确定的元素。也就是说我们应当用行政法强化社会管理的理念，通过提炼和强化使社会管理理念与行政法治理念相融合，使现代行政法治理念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管理理念。

2以行政执法重塑社会管理的意识

从概念上来讲，社会管理是一个涵盖内容较大的系统，在某种层次上讲还包含了文化的因素，其中所包含的事项众多，需要管理的内容比较繁杂。但是对于社会管理的意识来讲，从内涵的角度来讲，却有着与之较大的差别，相对来讲范围较窄。社会管理意识是一种主观上的认知行为，是一种意识领域的执行思维，主要表现在社会公职人员以及行政主体在进行社会管理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认知。社会管理的过程具有公众性，公职人员在执行的过程中，需要秉承公平、公正、公开的态度，从理性的角度出发，严格按照国家所赋予的权利来参与社会管理，但是很多时候恰恰出现了相反的现象，破坏了这种和谐，过多的将自己的情感片面的带入工作中，为我国社会管理的意识造成了不良影响。这种行为的出现，对于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造成了一定的打击，大大的降低了参与的积极性，制约了社会公众权利实现的职能，所以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公权对私权压制的行为。因此，我们必须以行政法意识构造社会管理意识，我们必须树立一种科学的社会管理意识，我们必须用行政法意识来统摄社会管理意识，我们必须对我国行政法意识中的陈旧部分进行更新甚至创新。这样便使行政法意识与社会管理意识予以统一。

3以行政执法设计和实现社会管理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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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讨论的学风特指狭义的学风，主要包括学习基础、学习态度、学习状况、学习心理。民族院校学生大多是来自少数民族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高，教育教学能力相对薄弱，受到文化习俗、语言历史、生活习惯、民族心理特点等方面的影响，民族院校学风呈现出一定的特点。学习基础相对薄弱。当前，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比例不到10%，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贫困人口比例却占全国总数的40%1.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和家庭经济条件直接制约了民族地区的教育教学质量和家庭教育经费支出，这就直接导致了来自中西部和民族聚居地区的学生学习基础相对薄弱，“当地的教育教学水平和中东部地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2，进入大学之后，在一些科目的学习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接受慢”、“听不懂”等情况。学习态度有待提升。学习态度大体上稳定，但是一部分学生由于学习基础薄弱、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等原因影响，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左右，在社会活动和学习时间的分配上，在未来职业规划上会出现迷茫与困惑，在学习的目的上，部分同学是为了个人更好地发展，呈现出“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个别学生甚至没有制定职业发展规划，急功近利。学习积极性不足。部分学生不了解或不喜欢所学专业，这就导致了厌学情绪的产生。一方面在部分学生在选择专业时，父母家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自己的想法不被重视，或者是以未来就业为取向，对所选专业没有兴趣。另一方面，大学的专业与自己的设想有很大不同，这直接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部分同学被迫学习，被动接受知识，“依赖心理严重，创新精神不足”3.学习状况有待加强。大多数学生能够按时上课，但是一小部分学生自控能力较差，会出现逃课、玩手机等情况，课堂学习效率有待加强。课后复习情况有待提升，大多集中在期末考试前“临阵磨枪”。调适能力不足。个别学生由于以上原因会产生消极的心理情绪，应付老师、应付家长、应付考试、甚至做出“考试作弊”、“独往独行”等行为，如果不及时加以干预，便会出现恶性循环。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学风建设中的作用

充分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特别是其中的“个人”层面，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教育和学风建设相结合，促进学生的成长成才。丰富发展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形式，提升学习态度的崇高性，把“求功求利”的学习目的转化为爱祖国，爱家乡，引导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树立远大的理想目标，坚定学好本领的理想信念，把热爱伟大祖国，发奋学习，建设美好家园作为学习生活中的动力源泉。挖掘“敬业”的本质意义，加强学生的“责任教育”和“职业教育”，一方面，加强学生的责任教育，帮助学生在社会、家庭、自身三个维度明确所肩负责任，做好一名学生的本质工作。另一方面，在入学之初进一步加强专业教育，帮助学生制定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情况的学习、职业发展规划，为各层次的学生搭建适合自身的发展平台。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特别是在考核考试中，引导学生正确看待考核考试，严肃考风考纪，增强学生的自律能力，帮助学生养成正确的学习科研方式。一方面，引导学生重在平时，在点滴中积累，严禁抄袭作业。另一方面，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养成诚信品质，提升学生的个人品德。培育学生团结友善，互帮互助的学习生活氛围，“积极营造多民族和谐团结的校园文化，形成学生快乐学习氛围”4，作为学风建设的载体，为学生发展培育良好的外部环境，增强学生的“融入感”，加强对学生的情感支撑，为学生的学习生活提供保证。另一方面，进一步丰富学习互助小组的实践形式，教师和学生结对子，学生和学生结对子，在学习和生活上相互关心、相互帮助。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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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制度文化养成教育对策文化心理

制度是一种规范性文化，“社会规范和制度对人们行为指出一定的方法，形成一定的样式”。①高校制度文化实际是人们对“制度的态度、价值观和认同感等”。②高校制度文化是大学存在与大学所必须遵循的规范体系及文化心理调适制度，其本质是行为问题及影响人行为的思想观念、习俗习惯和文化心理等文化范畴。高校制度文化建设既是大学养成教育发展的要求，也是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一、高校制度文化与大学生养成教育的互动功能

高校制度文化是指高校的组织形式（结构）和存在于高校中现实的正式、非正式制度（规范）的总和以及大学人对大学制度的设计、执行、监督以及变革制度的内在价值取向、理性原则和认可程度等观念体系的总和，包括各种成文和不成文的制度以及人们对制度的态度、价值观和认同感等。它既包括学校长期形成的道德规范、师生之间惯常的互尊互爱礼仪习惯，也包括成文或约定俗成的规章制度等，既是高校发展中长期的积累与沉淀的结果，也是学校为适应教学管理由专门部门经过特定程序制定的，是高校发展的内在支撑，是调节高校社会关系的稳定器。

高校制度文化与大学生养成教育二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内在联系。陶行知说过：“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要养成习惯。”养成教育是学校针对学生的思想品德、道德情操、心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实施的行为规范和严格的管理与教育实施过程。高校制度文化既是养成教育的外壳支撑，也是内在价值保障，二者协调发展，能产生良好的互动功能。

1.制度规范是养成教育的初始阶段。养成教育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良好的育人环境对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文明行为的形成具有极大的熏陶作用，尤其是高校制度文化对养成教育效果的扩张具有重大影响。从心理学上讲，人类有归属感、受暗示性、无意识等心理特征。在归属感的驱使下，个体会渴求归属和被集体所接纳，以便成为集体中的一员。大学生作为大学校园一分子，自然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暗示和感染，这些影响会有意无意地影响学生品德结构的形成，以及思想品德、个性特征和行为模式的形成。一所高校的制度性文化氛围，会对大学生的言行形成影响，符合道德的言行会受到鼓励、支持和肯定；不符合道德的会受到谴责与惩罚。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当事人改正和转化，这种转化就是高校良好制度文化下学生自觉调控的结果，而非他人强制的结果。因而，制度规范是养成教育的初始阶段。不过，当学生的道德素质和水平达到了更高的阶段之后，制度规则的作用就不那么明显了，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否定其在养成教育的早期所起的重要作用。

2.制度文化是德育养成目标合理定位的基础。所谓德育就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系统的影响，把一定的社会思想和道德转化为个体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教育”。③德育目标的定位必须合理，必须与养成教育的目标一致，而且不能与学校、学生的特有文化习性相差太大，如果德育目标的定位太过于保守，大大落后于学校和学生的现实情况，那就根本起不到教育学生的目的，反而会妨碍到学生道德品质的发展。“制度文化的一大特征就是制度本身的科学性。这是制度的规范性特征在制度文化中的体现。它指的是制度的形式是公正的，同时制度的具体内容也是公正合理的。只有当制度具有科学性才能满足教育管理的需要，才能实现教育管理的预期目标”。④

3.制度文化是探索高校养成教育规律的结果。高校大学生的养成教育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而制度文化的形成正是这种规律探索的结晶。我们探索高校制度化的发展规律，终极目标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大学生的养成教育，而大学生的养成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需要有一种机制能够保证养成教育持久而有效地进行。这种机制应当是按照公正的原则，由严密的体系和行之有效的手段组成。这种机制应当不仅能够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更重要的是能够使学生形成自我约束的习惯，形成公平、公正的价值观，形成客观看待事物的宽广眼界、审视客观世界的批判精神与开拓品质，这些恰恰是高校制度文化建设的宗旨和终极关怀。

二、我国高校制度文化缺陷对养成教育正功能的弱化与泛化

制度性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最高体现。完善的高校制度化建设是管理成熟的标志。传统的制度文化是一种约束性文化，它用“不准”“严禁”之类的话语形态把人的行为和精神圈定起来。这种制度文化常常以管理为标榜，在管理之中，又常常是只“管”不“理”或重“管”轻“理”。这种制度文化在对人进行约束的同时，纵容制度的扩张，导致“泛制度化”，严重削弱了对养成教育的正向功能。

1.规章制度缺乏系统性与延展性弱化了养成教育的功能。高校各项规章制度作为制度文化的外壳和依托，对学生养成教育具有直接导向作用。由于高校制度文化具有多层次性、多样性特征，具体规章制度形成了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局面，缺乏完整的系统性，甚至出现制度与制度之间相互抵触、同现行法律法规相冲突的局面，极大地弱化了制度文化的养成教育功能。由于没有统一的规划，制度之间的指导思想差异很大，有的比较灵活，有的充满刚性，有的体现对大学生的引导，有的强调大学生对纪律的遵守。由于制度之间缺乏统一性、协调性和连贯性，造成了大学生养成教育缺乏延续性，从而延缓了其整体建设的进程。

2.制度文化培育参与机制的匮乏淡化了民主意识的形成。目前，高校制度文化多数是管理者考虑到管理的需要自上而下制定的，很少征求广大师生的意见。它忽视了作为被管理者和受教育者的大学生的参与权，从而导致大学生在制度制定过程中主体性的缺失，造成广大师生对制度缺乏认同感与信任感，因为“意向制度要获得完全的效力，就必须使人们相信制度是他们自己的”⑤。高校大学生对制度文化形成过程的缺位与匮乏直接导致学生缺乏民主意识，缺少参与精神，并使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严重削弱，对我们培育具有现代民主精神和公民意识的大学人文教育目标十分不利。

3.制度文化建设的功利化倾向削弱了公平和自由价值观的形成。任何规章制度都具有公平价值、自由价值等秩序价值，当前许多高校热衷于搞校园经济，追求经济效益，而在校园制度文化建设方面也侧重于维护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忽视了与全体师生之间的协作关系，也忽视了规章制度应有的公平价值。在高校，“官本位”思想突出，学术隶属于行政的现象直接压制了学术自由，对大学生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思想养成造成摧毁性的后果。在校园文化的塑造中，学术团体应当成为主要塑造者，因为只有学术的力量才能够真正体现大学精神与大学价值。⑥以行政来引领校园制度文化建设的结果就容易滋生“制造学术”现象，制造学术泡沫，导致学术腐败，扰乱学术氛围。大学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难免会沾染急功近利的学习风气，甚至有的学生养成弄虚作假的学术习气，不能静心于踏实的研究与探索。

4.制度文化缺乏人性化关怀降低了文化心理的认同。高校制度文化具有刚性，校内各级人员，基于制度本身的约束力以及对各种制度的认可，其行为自由必须接受制度文化的约束，否则就会受到相应的制裁或谴责。但目前高校制度文化的价值取向上，惩罚居多，校园规章制度严酷，缺少人性化关怀。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大学生群体受到的压力空前，人性化关怀就显得更为珍贵。在大学所有的教育资源中，“以人为本”是现代大学最重要的办学和管理理念。高校制度文化建设只有以“以人为本”为基础，尊重人权，满足人的需要，才能使学生产生心理认同，才会主动参与到制度文化的形成中去，才能使他们形成良好的主人翁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和守纪精神。

三、发挥高校制度文化建设对养成教育功能的路径设计

1.优化与融通制度文化，推进大学生制度化建设。加强高校制度文化与非制度文化、制度文化之间的整合与融通，增强高校制度文化的系统性与传承性。大学制度文化既是对规章制度硬性规定的认同与遵守，也是对价值体系、文化形态等文化心理的培育。所谓的大学生制度化建设，就是指大学生自觉地把校园制度文化建设的内容当做自己发展和修养的目标，把存在于外部的制度规章内化成自己内心世界中的道德原则信仰，并自觉加以实施的过程。首先，要完善大学生对高校制度文化的参与机制。要使全校师生拥有学校发展决策制定的参与权和对重大事件的质询权，使他们能参与到校园管理制度尤其是学生管理制度的制定中来，提高他们对校园制度文化的认同与敬畏感。其次，整合校园制度文化与非制度文化，提高其合法性、权威性与可操作性。需要对高校校园制度文化进行梳理和整合，绝不能出现相互抵触、甚至违反法律的情况，要制定切实可行的高校规章制度，紧密结合学生实际，培养学生的认同感，最大限度降低执行的阻力。再次，加大高校制度文化改革，坚持以人文本，把以德治校与依法治校结合起来。高校在制度的取舍中，应当从“人之好奖不好罚”的本性出发，多采用奖励性规范，尽量避免惩罚性规范，把人文关怀与纪律要求结合起来，重点培育学生的纪律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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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国有组织犯罪经济模式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壤，皆为利往.古老的中国格言说出了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因：利益。犯罪作为一个伴随现代社会而存在的现象，其根本起因也在于利益。无可否认，作为犯罪有组织化的最高形态——跨国有组织犯罪，即使它一经出现就很快发展成为扰乱国家法制秩序、危害公民基本人权的世界公害；即使它的滋生和蔓延十分迅速，领域由传统非法活动渗透到几乎所有行业，形成了遍布世界的网络，其拥有的巨大经济和政治势力另人触目惊心；即使在最近十年中，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一体化的高速发展，人员和货物流动速度的不断加快，跨国有组织犯罪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成为当前联合国在防范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中优先考虑的重大问题；即使跨国有组织犯罪作为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有其自身合理性和社会背景，并不是偶然、任意出现的，其发展又同时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但是，它的基本动因仍然是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因此，如果要对跨国有组织犯罪进行控制，明了其基本目的以及其控制经济领域的手段就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如果我们明了跨国有组织犯罪控制经济领域，获取经济利益的方式，我们就可以有针对性的采取合理的措施，真正从根本上对跨国有组织犯罪进行打击，并且在现实意义上，实现对跨国有组织犯罪发展的有效控制。为了能建立一个典型的跨国有组织犯罪控制经济的模式，对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概念、特征进行界定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我们做进一步分析的基础。

一、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概念与特征

各国在谈到跨国有组织犯罪问题时无一不涉及到有组织犯罪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世界上是有许多不同看法的。因此，若要界定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内涵和外延，就必须先从界定跨国有组织犯罪谈起。

有组织犯罪的概念我国学术界对有组织犯罪定义问题进行了许多研究，争论很大，莫衷一是。有的人认为，有组织犯罪是指，由故意犯罪者操纵和控制的组织结构稳定、具有较强自我保护能力的犯罪组织所实施的各种类型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活动.这个定义要求，犯罪是由故意犯罪者操纵和控制的犯罪组织实施的；该犯罪组织的组织结构稳定，而且具有较强自我保护能力；该犯罪组织实施的犯罪包括各种类型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活动.随后同一作者又认为，有组织犯罪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有组织犯罪，应当包括两类：一是指地区性或跨国性的走私、贩毒、伪造货币、诈骗、敲诈勒索、暴力恐怖以及一些国家存在的赌博业、业等有组织犯罪活动；二是指每个国家内的各种集团性犯罪活动，其中主要包括各种团伙所进行的犯罪活动。狭义的有组织犯罪，则指那些组织严密、等级森严、内部分工明确、有严格行为规范、为了获得巨额的经济利益而进行有预谋、有计划的犯罪活动的集团性犯罪。对有组织犯罪的定义是，指由故意犯罪者操纵、控制或直接指挥和参与，组织结构严密、等级森严或组织成员相对稳定，有特定行为规范和有逃避法律制裁的防护体系的犯罪组织和犯罪组织联合体，为获取巨大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而使用暴力、恐吓、腐蚀及其他非法手段所进行的集团性犯罪活动.这个定义界定的有组织犯罪，要求有组织犯罪必须具备若干复杂的条件：有组织犯罪的组织形态是组织结构严密、等级森严；成员相对稳定，有特定行为规范和逃避法律制裁的防护体系的犯罪组织和犯罪组织联合体；犯罪目的是为获取巨大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犯罪手段是使用暴力、恐吓、腐蚀及其他非法手段；犯罪人从事犯罪的活动方式是集团性的犯罪活动.不符合任何其中一个条件都不能构成有组织犯罪。这个定义太过于绝对化了。如果用它来衡量具有组织形态的犯罪活动，那么，绝大多数都不能列入有组织犯罪之中。

有的人则认为，有组织犯罪又称为集团犯罪、团体犯罪。广义的有组织犯罪，是指有一定组织形式的团体，通过其成员的团体活动所实施的犯罪。其中既包括法人组织实施的犯罪，也包括非法的社会团体、犯罪集团所实施的犯罪。狭义的有组织犯罪，仅指犯罪集团组织实施的各种犯罪.这种观点主要从犯罪的主体来确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接近于这个术语的语义。还有的人认为，有组织犯罪是指，三人或三人以上以谋利为主要目的，为了长期共同犯罪而结成组织的，或虽无明确协议成立犯罪组织，但经常共同实施犯罪的，就是有组织犯罪进而解释说，有组织犯罪的主要目的是谋取经济利益；犯罪成员构成三人或三人以上；从事犯罪的人以长期犯罪为目标；但是，构成有组织犯罪不要求该组织造成实际的严重后果.这个定义把犯罪人数确定为三人或三人以上，将有组织犯罪的面予以扩大，又把该组织界定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的犯罪组织。这个定义从根本上把那些出于政治目的而进行恐怖活动的犯罪组织所实施的犯罪，以及那些的组织所进行的犯罪，都排除在有组织犯罪之外了。

西方许多专家把有组织犯罪看作是用来界定某些主要从事暴力、谋利性的犯罪活动的集团所反映出的犯罪现象的一个术语。①作为集团犯罪的一种形式，有组织犯罪应与纯粹由有组织犯罪活动的集团所为的其他犯罪言行区别开来，②还应把有组织犯罪集团和其他由有组织犯罪集团雇佣而诉诸相同方法和手段的组织区别开来。不能把有组织犯罪与法人公司偶尔从事的犯罪活动相混淆，后者所为的犯罪只能算作是法人犯罪或者是机构犯罪。③有的国家认为，有组织犯罪是由划分为两极以上的犯罪组织或由若干不同的犯罪组织，采用阴谋手段，以分工合作的方式所从事的刑事犯罪活动。其目的在于获取经济利益或对公众生活方式施加影响.有的国家则认为，所谓有组织犯罪是指由稳定的具有逃避社会控制之防护体系的、操纵犯罪团伙，利用暴力、恐吓、腐蚀和大量盗窃等非法手段从事故意犯罪的相对大的集团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这些定义都在不同层面上揭示了有组织犯罪的特征。由此可见，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尚存在许多争论。为了求得一致的见解，以便更好地认识有组织犯罪问题，有必要从多个视角去理解它的实质意义。从术语上讲，有组织犯罪首先是个犯罪学术语。这个术语来源于英语

organizedcrime。从语义的角度上讲，organized是已经完成了的组织状态，organizedcrime自然是指具有组织形态的犯罪。汉语有组织犯罪，是由两个术语组成的：有组织、犯罪.有组织是修饰词，它是用来界定这类犯罪的。很明显，有组织犯罪主要是从组织形态的角度去理解和界定此类犯罪的。是否具有组织形态，是判断这类犯罪的标准。各国刑法典中所规定的每一类犯罪，只要犯罪人是具有组织形态的，都可以列入有组织犯罪中。可见，组织形态是理解有组织犯罪的关键。而恰恰国际上对有组织犯罪的分歧也正在于此。犯罪时，具有多大规模的组织形态，才算是有组织犯罪；一个犯罪组织的内部结构如何，才能称作是有组织犯罪；犯罪时，犯罪人内部如何分工，如何联系，才能认为是有组织犯罪；犯罪人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组织，并如何在犯罪组织的驱使下进行犯罪，才可以认为是有组织犯罪，诸如此类都是界定有组织犯罪的关键问题。从犯罪学的角度上讲，有组织犯罪可以有多种理解。第一层，应把有组织犯罪看作是犯罪组织的犯罪，即凡是由犯罪组织实施的犯罪，都可以认为是有组织犯罪。从这个理解层面上看，各种犯罪集团，类似意大利黑手党、日本的山口组、哥伦比亚卡利贩毒集团从事的暴力犯罪、贩毒、走私、洗钱等毫无例外地归属于有组织犯罪。从这个角度出发看问题，界定犯罪组织就成为确定有组织犯罪的关键。就生物学而言，组织是生命的有机体，是有结构的存在。就社会意义而言，所谓组织，是指为了一定目的，按照相应规则，而结成的具有体系的机构。犯罪组织即是为了犯罪的目的，根据犯罪需要而结成的具有内部管理体系的系统。从组织形态上看，单个人是不能称为组织的，犯罪组织最起码应由两人以上构成。犯罪人结成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实施犯罪。这就把那些为了其他目的而成立的组织排除在外了，这种组织即使偶尔实施了犯罪，也不能把它称作是犯罪组织。从内部管理机制看，犯罪组织有其特殊的组织系统，并按照内部规则进行活动。第二层，有组织犯罪则是指犯罪人有组织地进行犯罪。凡是犯罪人按照犯罪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完成其犯罪活动的，都属于有组织犯罪。从这个角度上讲，有组织犯罪即是犯罪人根据犯罪需要，共同进行组织、策划、实施犯罪。两人共同犯罪，只要具有组织形态，并且按照组织规则进行犯罪活动，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视为是有组织犯罪。第三层，有组织犯罪不是个人犯罪，而是多个人在某个组织的名义下进行的犯罪。这种犯罪因此具有组织行为的全部特征。它不象个人那样，以单个人的行为反抗整个国家或社会的面目出现，而是以组织形态来表明其的性质。所以，有组织犯罪是特殊社会组织反抗整个社会的一种形式。

跨国有组织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的形式之一，是更大规模的有组织犯罪。如何界定跨国有组织犯罪，最主要的立足点是要把它放在跨国犯罪的范畴内来加以考察，不能只单纯用国内犯罪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跨国有组织犯罪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空间概念，并不具有任何时间概念。所以，跨国有组织犯罪无非就是指犯罪组织在两国或两国以上有组织地实施犯罪。其认定依据是国家的疆界范围。凡是有组织犯罪者超越一国领域实施犯罪，即可以归入跨国有组织犯罪之内；凡在一国领域内由该国的犯罪团体实施，就不能认为是跨国犯罪，更不能认为是跨国有组织犯罪了。由于犯罪的阶段各不相同，在犯罪预备、计划、着手、实施各阶段，犯罪行为的表现方式也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犯罪行为的发生地和结果发生地也不一致。跨国有组织犯罪过程一般都很复杂，这当然给认定跨国有组织犯罪造成了困难局面。从抽象的意义来讲，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下列各项：首先，跨国有组织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的一种特殊形态。所有的跨国有组织犯罪都是有组织进行的，任何形式的跨国有组织犯罪都需要许多犯罪成员加入才能完成，所以，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犯罪规模很大。为了完成特定的犯罪任务，实现其犯罪意图，犯罪集团不得不进行庞大的组织工作，从计划、预谋、准备到实施犯罪、逃避打击，都要进行周密的安排。整个运转过程如同跨国公司的商务运作那样，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地进行各项犯罪活动。在跨国贩毒和跨国洗钱过程中，其运作最能体现出这种特征。

其次，跨国有组织犯罪是跨国犯罪的主要形式之一。跨国犯罪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跨国有组织犯罪肯定都具有。所谓跨国犯罪，是指非法进出两国或两国以上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尽管跨国犯罪是在国际范围内活动，其危害性涉及各个有关国家，如犯罪地国、犯罪结果地国、受害人国籍国、行为人所属国等，但它仍然是国内法上犯罪，而不是国际法意义上的犯罪。跨国犯罪主要破坏的是国内法。认定跨国犯罪是以当事国特别是受害国法律来作为衡量标准的，而不是以国际法为标准的.第三，跨国有组织犯罪以谋求更大的利益，榨取巨额利润为其首要目标。第四，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敛集了巨额资本，具有在国际范围内调动资金投入犯罪的能力。这是一般的国内有组织犯罪团体无法比拟的。第五，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组织结构严密、内部约束严格。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是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的主要犯罪特征之一。由于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往往比较庞大，各个集团的组织结构相应都是很复杂的。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有组织性是是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基本特点。实际上，跨国有组织犯罪是一个处于动态发展中的概念。跨国有组织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的特殊形态，它的产生也是一个由小到大的过程。同时，大规模的跨国犯罪组织也可能发生分裂或者消亡。认识到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动态特征，就为我们同一思想奠定了基础。

二、跨国有组织犯罪对社会的经济控制模式

顾名思义，有组织是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应有之意，而有组织的根本特征就是控制性即在一定领域或者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控制力量。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控制力量，跨国有组织犯罪造成的危害才特别巨大，某些大规模跨国有组织犯罪甚至能够富可敌国，成为第二政府.物质是社会的基础，物质利益是人们组成社会的根本动因，因而，跨国有组织犯罪也以追求最大经济利益为根本特征的，也就是说，犯罪分子集合起来组成跨国犯罪组织的动力正来源于其经济目的，经济特征是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本质属性。谈到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经济特征，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跨国有组织犯罪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产生和发展的，另一方面，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经济目的决定其一切其他特征和行为。

前者是从历史发展角度谈的。跨国有组织犯罪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阶段）的高度发展而形成的。在以分散和自给自足为基本特征的自然经济和以短缺和指令性计划为特征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跨国有组织犯罪缺乏生存的土壤，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无利可图。只有在经济一体化、社会分工细化、国际交流频繁的社会中，跨国有组织犯罪才显得更有存在必要。现代经济活动要求的激越化、信息化、国际化在各种犯罪形式中，也只有跨国有组织犯罪才有可能达到。同样，也只有以跨国有组织犯罪这种形式才有可能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跨国有组织犯罪是最高形态的犯罪特征。后者是从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经济特征和其他特征相互关系角度谈的。经济背景只是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外在条件，而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出现是犯罪内生因素决定的，谋求犯罪利益最大化是犯罪的终极目标。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理论，自由竞争走向垄断，是因为资本追求超出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也正是这一股力量使得犯罪实现了由一般犯罪到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转变。垄断是跨国有组织犯罪追求的目标，也是实现其经济利益的手段。正是为了牟取垄断经济利益，个别的罪犯组成了犯罪组织并进而发展成为跨国；正是为了提高犯罪的效率，犯罪组织内部建立了严密的层级结构和分工；正是为了拓宽犯罪市场，跨国有组织犯罪不断向全球扩张，活动领域遍布各个行业；正是为了长久的维持其犯罪利益，贿赂官员和武装威胁甚至操纵选举，才成为其常用的手段。

可见，组织特征和经济特征作为跨国有组织犯罪的两个基本特征，分别对其从外在形式和内在目的两个方面作出了概括。除此之外的其他特征是附属于基本特征的。而在两个基本特征之间，经济特征是第一位的，是跨国犯罪组织之所以成为跨国犯罪组织的基础和动力。

既然经济特征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经济学家又是如何描述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呢？通常，经济学家将以两种模式描述跨国有组织犯罪：在获得利益的前提下，组成一个公司或者一个政府.一个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正是一个通过向其他无组织、小规模的犯罪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公司。通常，它以充当高于正常价格卖出的垄断性供应者或者低于市场价买入非法商品的垄断性收购者的方式统治着某一种或某几种固定的犯罪行为。作为垄断性卖方，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可以以垄断价格出卖货物，例如将出售给零售者。而零售者以同样方式将其出卖给吸毒者。但是，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不仅获得了垄断利润，同时也将大部分被捕的风险转移给了无组织的罪犯。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在它可以作为唯一的买受方时，可以人为低价买入，例如被盗物品。同样，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获得了以低价购买非法商品的利润而将触犯盗窃罪的风险转移给了无组织犯罪人。

垄断供应者和垄断购买者的经济模式帮助解释了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采取此种行为模式的原因。例如，如果一个类似黑手党形式的犯罪集团经营着一个几乎没有竞争者的市场。而，此时，人身暴力，或者暴力的威胁，是犯罪集团用来保卫市场分额的基本武器。例如，如果当一个强大的组织试图侵入同一市场时，对于因此而出现的市场的不稳定，暴力是唯一的解决方式。而在同样的情况下，一个合法的公司可能通过投资于调查研究或者广告来保护它的市场分额。

另一个典型的跨国有组织犯罪形式类似于政府。在这种模式下，一个犯罪辛迪加在大范围内具有影响力，并且在一定的地域或者经营范围内对合法或者非法的生意都享有额外的特权。一个跨国有组织犯罪组织充当政府的角色制定了对某些行为的规定，如果必要，仍然以胁迫手段为最终的解决方式。类似一个政府，这种犯罪组织拥有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利。跨国有组织犯罪政府通过对合法或者非法的经营征收额外的强迫赋税或者贿赂来取得从事特定的营业的许可。

同时，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也是一种重新分配的机构，把从一些民众那里取得利益再分配给其他人。同合法的公司或政府一样，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利润获得同时意味着利润的分配——象公司分配给股东，或者象国家以福利的形式分配给社会的各个阶层。其分配的依据是在组织内部不同的作用和地位。在通常的犯罪集团中，集团的成员被分为如下三类：执行者、决策者和保护者。下层的执行者有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在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控制下的单独犯罪人，在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中，他们可以说是被害人，这是因为他们是犯罪集团中最基层的执行者：在作为犯罪集团的垄断性买卖中，如果他作为买方并承担着面向普通社会成员的卖方，那么，他是犯罪集团中最为暴露并因而承担着最大的被捕的风险，同时，相对于犯罪集团所获得的利益，他获得的利益无疑是最小的；如果他作为卖方，那么，他的应得利益或者会被犯罪集团的垄断性低价而剥夺怠尽，或者会因为不得不依照犯罪集团发挥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政府管理功能时所制定的税——保护费而被部分瓜分，但无论如何，做为犯罪集团的最基本构成人员，他们是整个犯罪金字塔的基础，也是整个黑社会组织的重要经济来源；其二是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内部的决策者。他们在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中的作用相当于公司或者政府的决策人员。他们负责规划出黑社会组织内部的分工与发展方向，同时，也具有代表作用，即作为真正的黑社会首领——即合法化的某些政府官员的代言人指挥着整个黑社会组织的行动。保护者是黑社会内部最为合法的一部分人——他们或者具有某种合法的社会身份，或者具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并通过他的这种身份或者政治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以合法的或者非法的方式保护着黑社会组织，并通过其合法的行为为黑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开辟了一条相对平坦的道路。

对于一个成熟的跨国犯罪组，它就是这样以两种方式、三类组成人员达成了控制某个行业或者某个地区经济的目的。控制经济——分配利润——取得政治权力——控制社会——便利犯罪——取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个怪圈的不断循环构成了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基本经济历程。

三、我国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特点及控制措施

与成熟的跨国有组织犯罪不同，中国的跨国有组织犯罪仍然处于逐步发展的进程中，在其组成人员与经济控制方式具有独特之处。

1，在经济控制模式上，中国的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暴力性明显。同资本的原始积累相类似，暴力是跨国有组织犯罪获得最初的经济基础的不二法门。处于发展中的跨国有组织犯罪自然也无法免俗。从中国现有的跨国有组织犯罪来看，暴力手段仍然是其获得经济利益的最基本手段。而暴力手段意味着犯罪集团中基层执行者的增多与单独犯罪的增多。而基层执行者又多来源于两劳人员，因此，加强对两劳人员的控制，不失为防范跨国有组织犯罪蔓延的有效方式，同时，加强对社会治安的管理、打击、防范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背景下，控制国内黑社会犯罪的发展，也是控制跨国有组织犯罪发展的有效方式。

2，组织化程度不高，结构层次简单。西方跨国犯罪组织多由一个绝对权威的决策者操纵、控制，有多层次的固定成员，有严格的残酷的内部纪律、规章制度，有专业犯罪技术和科学分工，有极富成效的保护体系，但是，在中国，由于地域、文化等原因，跨国犯罪组织的家族性、地域性较强，就跨国有组织犯罪总体水平看组织话程度不高，结构较为松散，除首领地位显著外，内部等级不森严等。在西方黑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跨国犯罪组织程度的提高，多是随着跨国犯罪组织之间的并吞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因而，防范这些分散的犯罪组织联合起来，也就成为减少黑社会性质势力经济控制力提高的有效方式。

3，作为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组织利益分配的受益者之一，某些政府官员也是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组成人员，他们造成的危害甚至更大于执行者与决策者。例如，在1991年和1994年初之间，经过刑事调查和全民投票，意大利政府的整个领导阶层由于贪污与著名的跨国犯罪体团——黑手党有染的罪名全部被罢免。4名前总理被指控有罪。其中一名被指控有与黑手党同谋，参与谋杀的罪行。另一名由于贪污已被判处8年徒刑。一名前内务部长被逮捕并因与卡莫拉秘密团体勾结的罪行而受审判。十余名前部长均因贪污而被罢免。24分要求授权审理因犯有严重罪行（其中17分是关于与黑手党勾结的罪行）的前立法会议的议员的报告被呈递到议会。400余名不同级别政界人士被指控贪污。70个市议会由于黑手党在其所辖区域的破坏活动而被解散。150余名地方行政人员因同样缘故而被撤职。显然，我国的跨国有组织犯罪还未发展到如此猖獗的地步。但是，跨国犯罪组织同政界勾结的迹象却已有迹象。

总之，在明了跨国有组织犯罪对社会的经济模式的同时，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分析我国现有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特点，并结合这些特点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是制止跨国有组织犯罪产生和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维护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康树华主编犯罪学大辞书[Z]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有组织犯罪的经济模式》王家明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第15卷第2期，2001年3月

《RussianOrganizedCrime》，RobertHeilman

篇5

1．方法论的相对主义：

溯源上来说，布鲁尔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纲领性著作《知识与社会意象》中，提出知识社会学探寻知识本性的“强纲领”（因果性，无偏性，对称性，反身性），要求以一种无偏的态度对待所有的知识，用同样的方式寻求知识何以成为知识的因果解释，就已经预设了其持一种相对主义的立场（主要通过对称性和反身性表达）。而在具体的概念界定上，布鲁尔等人在通常的相对主义的定义上作了修正，限定了一种特殊的形式。通常相对主义具有下列条件：（1）同一论题有不同的信念；（2）信念依赖于所处的环境。除（1）与（2）外，布鲁尔等人又为此增设了一条“等值假设”：（3）“所有信念，就它们可信性的原因而言，都是彼此平等的。”3对科学知识社会学来说，并不是说所有信念都是真的或都是假的，而是，它们都是有问题的，需要经过经验研究，找出其为真或为假，为合理或为不合理的原因。这种相对主义的界定，使布鲁尔等人更愿意称自己为“方法论的相对主义”。而这种界定，正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旨趣所在：反理性主义，反科学主义。反对传统的知识社会学仅涉足人文社会知识（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而不敢涉足科学知识；反对对知识本性的分析只限于哲学家的任务这一传统观点，主张社会学家应该介入这一领域；反对将科学的社会学研究只止步于“科学家的社会学”（默顿的科学社会学），而不是“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反对科学中的正确用理性解释，而错误用社会因素说明的不对称做法；反对科学至上的权威主义，科学主义。因此，他并不是主张所有知识都是错误，而是所有知识的可信性都是同样有问题的，都应该受到开放的，审慎的重新检验，哪怕在显然的自明性的数学与逻辑领域。

2．认识论的相对主义：

借着强纲领，布鲁尔等人开启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历程，揭示出知识的社会本性：“所有知识都包含着社会维度，而这种社会纬度永远无法消除或超越”。这使得其相对主义立场成为非常显著的“认识论相对主义”。虽然布鲁尔自己坚持称，“强纲领之强并不在于说知识纯粹是社会性的，或完完全全是社会性的”，但随着经验研究的累积，尤其后期“社会学有限论”纲领的提出，使认识论相对主义立场尤其鲜明：“任何语词的使用，其未来的使用都是开放式的，实用主义的，充满情景偶然性的，社会利益深入其中。”。认识论相对主义是关于知识的一种相对主义形式，即宣称知识相对于某种背景，如文化、语言、社会环境等。如果说方法论的相对主义尚不那么激进，认识论相对主义就激进得多，“道德方面的相对主义丛哲学方面看是可以接受的，认识方面的相对主义却是无法忍受的”。当然，其相对主义特点，正是布鲁尔等人为之辩护的起点。

二、相对主义的特征

1．反对绝对主义的相对主义

布鲁尔从作为爱因斯坦的继任者、物理学家弗兰克（PhilippFrank）对于真理概念的定义出发，认为弗兰克在《真理：相对还是绝对》一书中指出的科学中的真理概念不指向任何绝对属性，相对主义被定义成绝对主义的否定，承认相对主义就是否认绝对知识与绝对真理，根据这一定义，科学永远不曾拥有“绝对”这一特征，因为它预设了知识是完美的、不可改变的，不受时间、空间与视角限制的，它不可能是假想，臆测，估计或依赖于知识主体所处的环境等的。而事实上，科学总是伴生着简化、理想、范围限制、折中、选择、臆测和近似等等不确定的因素。布鲁尔将弗兰克对于相对主义的定义形式化为：R＝～A（相对主义＝绝对主义的否定），指出，这一定义大多数哲学家并不太接受，因为他们会宣称自己毫无疑问并不是绝对主义者，同时也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他们认为抛弃绝对主义并不意味着拥抱相对主义，一定有某种问题存在于这种非此即彼的定义中。由此，布鲁尔认为，根据这些哲学家们的观点，这个定义需要修正成：R＝～A＆F，即反对绝对主义是成为相对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要成为相对主义者，除了反对绝对主义，还需要附加一个条件F：即拥有别的什么信念F。至于这个附加的信念F，布鲁尔分析了反相对主义者对相对主义的几种误解，揭示他们所强加给相对主义者的这个F到底是什么。

2．坚持唯物主义的相对主义

夏皮尔（Shapere）批评相对主义者接受如下假设：科学家完全被自己的假定所主导。实际上科学中总是有些东西是独立于我们的假定的，不管我们自己如何解释与选择，总是会出现实验与假定不符的情况。无论科学共同体对于预测多么有信心，世界总有办法让人们惊奇。布鲁尔认为夏皮尔对相对主义的这种理解可称为“唯心主义”。从哲学上来说，唯心主义是指认识对象依赖于认识主体而存在，没有独立的物质实体是知识的对象，没有存在独立于思想，实在的东西其实是心理的产物，———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完全因为我认为他存在。布鲁尔指出，这种对相对主义的误解具有如下形式：R＝～A＆I（I表示唯心主义）。即反相对主义者认为相对主义反对绝对主义，并且接受唯心主义。在布鲁尔看来，“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再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大谬不然的了”。因为这种对相对主义的理解存在如下问题：它把相对主义绝对主义之间的区分同唯心主义唯物主义间的区分给混淆了，而两者并不是一回事。相对主义者可以是唯心主义者，也可以是唯物主义者。布鲁尔坚持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所持的相对主义，在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是持唯物主义而非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者并不否认物理世界的存在，也并不认为科学家在选择数据与解释证据时能够独立于物理世界，坚持物质世界的实在是理所当然地、无论如何都不依赖于认识主体的知识或信念而存在的某种东西，但同时，布鲁尔又指出，相对主义者坚信，所有被选择的数据与被解释的证据都是需要因果解释的，都是在科学家共同体内得到共识的，“即科学家需要两个世界：面对物理世界与社会世界”。如果有人故意质问：多少知识来自自然，多少知识来自社会，这个问题是毫无疑义的，假如你给出一个百分比，说95％来自物理世界，百分之五来自自然世界，这就如同你问物理学家，人们的视知觉中到底多少来自视感官刺激，多少来自大脑一样，物理学家从来不这样提问，同样的，社会学家也不这样。可以说，承认相对主义又承认唯心主义，是布鲁尔一再强调的立场：存在着独立自存的客观世界，它不依赖于人们的认识而存在，人类共享着这个共同的外部环境，但是关于这个外部世界的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一个动态的网络中，是一个语境化的认知世界。对于逻辑来说，人们有着一致的心性，但是个体的推理能力并不足以决定何者成为集体共享的推理模式，这里存在着一种集体化的建构过程，成为逻辑规则的，是那些经过群体间的互动与协商，以及去语境化的解释过程而被甄选出来的。所以布鲁尔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己可视为“实在论”的，它承认实在论的各种一般的假定，世界并不是社会的世界，实在（就其一般意义）也并不是某种社会的构想，相反，关于世界、实在的知识才是从社会角度被人们创造出来的。因此布鲁尔并不接受批评者强加给他的知识纯粹是社会的，或者说知识完完全全是社会性的（如，知识根本没有任何来自实在的、感性方面的输入），而是一再强调：我们所主张的，或者隐含在强纲领中“强”的力量是指：所有的知识都包含着社会维度，这种维度永远存在，无法消除与超越，无论是数学知识、逻辑知识、科学知识、还是日常经验知识。“强纲领的意思是说，社会成分始终存在，并且始终是知识的构成成分，但并没有说，社会成分是知识唯一的成分，或者说，必须把社会成分确定为任何变化的导火索，事实上，它可以作为一种背景存在。”

3．坚持客观主义的相对主义

鲍伊德（Boyd）把相对主义定义为没有客观的认识论标准，布鲁尔认为这种定义是把相对主义定义成：R＝～A＆～O，即相对主义等同于与反对绝对主义，并且反对客观主义。布鲁尔认为这种定义同样混淆了相对主义绝对主义与主观主义客观主义的区分。科学知识社会学所持的相对主义是客观主义的而非主观主义的。布鲁尔指出，什么是客观性呢？客观性的反面是主观性，要问客观性不妨追问科学中的客观性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如果客观性仅仅是知识的相对属性，那么相对主义者并不拒绝客观主义：“相对主义接受科学的客观性，但是拒绝以绝对主义的立场理解客观性。”承认相对主义又承认客观主义，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一再强调的立场。科学知识社会学断言科学构成客观性知识，亦即断言知识并不仅仅是主观性的，科学知识来自个体心灵中的情感、倾向等。而知识的客观性主要来自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来自物理世界的环境，另一个层面来自于知识的主体之间彼此互动的需要，二者作用共同构成了客观性。在对于客观性的理解上，布鲁尔并不否认存在客观的认识论标准，相反，他指出好的实验实践或可接受的推理，必须能够被科学家全体所共享，也即一个共享的标准是一种社会惯例或制度，存在于人们使用它指涉它的实践中。面对相对主义带来“怎样都行”或“科学家在竞争性理论间的选择是任意的”诸如此类的指责，布鲁尔指出相对主义可能会带来此类问题，但不一定必然会带来此类问题。科学知识社会学否认的是存在绝对的标准，而不是根本不存在标准，若根本不存在标准，那么确实“怎样都行”，“随意选择”，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所持有的相对主义没有否认客观性，没有否认客观性标准的存在，所以并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4．反对绝对普遍主义的相对主义

相对主义如何回答诸如“伦敦与柏林的重力加速度一样，光的本性在爱丁堡与芝加哥一样”之类关于科学知识的普遍性问题？相对主义强调信念跨时间与空间的变化，这些似乎与人类学家关于文化的普遍性与人类的共同之处似乎有些冲突。比如，所有语言都有“红”这个词，它们指向同样的那个物理刺激。由此，相对主义被指是某种形式的特殊主义，否认常识与文化的普遍性，他被定义成如下形式：R＝～A＆～U。布鲁尔又一次追问：这种普遍性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如果是相对的，那么相对主义便不与此矛盾，如果绝对的，这定义就自相矛盾，而且人类如何知道它是绝对的普遍性的呢？按照弗兰克对科学的理解，科学中从来没有绝对性的，所有的绝对性仅仅只是它超出了人类现有认知的范围，因此被认为是绝对的、非相对的。

5．反对理性主义的相对主义

对绝对普遍性的反驳，也集中反映在布鲁尔、巴恩斯等人的战斗檄文似的《相对主义，理性主义和知识社会学》一文中。面对理性主义者郝里斯（Hollis）与路克斯（Lukes）提出人类有共同的基本知觉信念和共同的基本推理规则等共享的合理性内核，布鲁尔等人指出，这个有一定的貌似合理性，因为只有假定异族人像我们一样对知觉刺激做出反应，向我们一样进行推理，才能使得翻译成为可能，才能使得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理解成为可能。正是在这里，问题就出现了。首先，整个论证是以假定翻译的作用作为前提的：翻译是触及意义的最直接途径。布鲁尔等人指出，母语的获得并不需要一种翻译过程，为了理解一种异族文化，人类学家只需要像当地人一样去做就好了。如孩子学习简单的概念“鸟”，这是个孩子在大人的帮助下不断的尝试与不断的获得纠正的过程。大人可能指着天空中某个飞行的物体，说这是鸟，在几次获取这样的示意以后，孩子可能就会对不同的鸟作出辨认与区分。但他也可能指着空中的飞机说：这是鸟。此时大人就会对他进行纠正：不，那是飞机，不是鸟。布鲁尔指出，这个学习的过程是“社会控制与文化传播的过程，是一个缓慢的、从文化中的特定惯例中获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的知觉经验被加以组织成序，纳入到社会特有的惯例与习惯以及特定的文化模式之中。这里不存在合理性的桥头堡，不存在标准的意义、标准的翻译。因此“合理性的桥头堡，亦即所有文化具有共同的信念内核，不过是一种纯粹想象的构造，没有任何经验的基础。”其次，针对理性主义者所假定的人类有共同的推理规则，诸如演绎规则：（p，pq）q（读作：p，p蕴涵q，所以q。）布鲁尔指出，演绎推理的有效性如何得到保证？理性主义者可以说演绎知识的有效性可以用理论得以证明。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就合理性的证明来说，不能用演绎的方法证明演绎规则，因为它会陷入循环论证；不能用归纳的方法证明演绎规则，因为它过于微弱。也许推理的有效性是从逻辑连接词的意义得来，但普赖尔（Prior）已经使这种想法变得无望。那么是否演绎推理的有效性可以从人们的生物构成与大脑组织方式找到答案呢？布鲁尔发现，“在我们已生物构成为基础的推理倾向的解释中，没有哪一种解释能够证明某个独特的逻辑系统是合理性的。正如我们关于一个共享的物质世界的经验不能保证共享对他的语言描述一样，我们共享的自然理性也不能保证某个独特的逻辑系统是先天合理的。”

三、相对主义的实现途径

总体来说，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相对主义是一种方法论的、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它从反绝对主义出发，坚持客观主义，坚持唯物主义，反对理性主义。这种相对主义立场通过几个途径来实现：

1．经社会学修正的自然主义立场

科学知识社会学将知识视为一种自然现象，主张用科学的方法，像研究自然现象一样探求它的因果关系，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立场，但有其自身特点：通过社会学修正的自然主义，即在寻求知识成为知识的原因的时候，既寻求它的自然原因，又寻求它的社会原因。布鲁尔从密尔对于数学的自然主义分析受到启示，认为密尔注意到了数学所具有的经验因素，却无法说明数学如何从经验中产生，通过增加社会学因素，则可解决这个问题：知识来自于经验，却不完全是经验。知识所“分享”的东西确实存在，但是，这种分享并不是柏拉图分享“理念”意义上的分享，存在于知识“之外”的东西，比知识更加伟大的东西，使知识得以存在的东西，正是社会本身。经社会学修正的自然主义坚持知识具有自然与社会原因，使得相对主义者坚持唯物主义成为可能，但同时又要接受客观主义，还需要承认以下立场：社会实在论立场。

2．社会实在论立场

科学知识社会学延续了康德以来自然与社会的二分法，将社会对称地处理为某种同自然相对应的实在，使得知识的形成既是一种自然现象又是一种社会现象。仍以逻辑为例，根据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定义：知识是集体共享的信念，则逻辑推理是集体共享的行为模式，因此推理模式的接受性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探求其自然与社会原因，通过寻求逻辑的自然与社会基础，布鲁尔发现，所有人都有相同的心理构造，但是可能处于不同的社会或文化之下，不同文化型塑了不同的推理模式，对于解释逻辑而言，“心理学是必要的，却不是充分的”，必须从心理学开始而从社会学结束。心理学解释处理的是人们趋向于如何推，而社会学解释处理的是人们应该如何推。通过社会实在论，科学知识社会学坚持知识具有社会本性，但并不是随意约定，而是集体认可的惯例，坚持客观主义立场的社会认识论。当然，在实际操作的时候，由于过分强调社会原因而忽略自然原因，使得自然原因在知识成因中几乎不起作用，尤其后期的社会学有限论，强调了两个观点：一、个体变成社会的利益傀儡，人们完全受到利益的驱动而无自主性；二、世界如同一个蛋糕，刀子掌握在社会手中，如何切割由社会所决定。这样的处理尽管在方法论上合理，强调社会性且为了清晰解释这些社会性，将其置于明处，而将知识的自然性置于暗处。但它显然为人们尤其科学家所不能接受，由此引发了20世纪末的“科学大战”。

3．客观性的社会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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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全能政府就是指政府全面掌控社会经济发展、各种资源等，在各个领域范围内渗透政治权力对一切社会活动的影响力，使整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都打上政治化和行政化的印记。在全能政府的干预下，社会发展将更加合理、有序，不会出现大方向的偏差，但是这也将导致整个社会，不论是团体还是个人都过于依赖政府，严重缺乏自主性及创新性，一旦离开政府的引导，则无法独立生存。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地方政府对一个地方的管理也并不总是完美的，就目前来说，政府越位、错位、缺位管理的事件频现，过多地干涉一些管不了、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而在一些需要政府发挥公共服务职能的地方却又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导致地方政府公信力严重下降。而现代治理模式所要求的有限政府则是指政府将自身的干预范围缩小，将部分权力放至市场、社会甚至是个人手中。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政府放权给老百姓”的管理理念逐渐兴起，“有限政府”这一名词从中衍生出来，得到了大众的广泛认可，但是在我国的行政管理实践过程中却仍未成为现实，全能型政府仍然作为主要的力量，在阻挡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下，若要促进区域发展，地方政府就必须顺应现代治理模式的要求，从全能向有限转变，为社会管理打造全新的平台。

2合理设置控制与服务的比重

受我国传统的行政理念和计划经济体制影响，长期以来，各地地方政府都在治理上形成了一种缺乏科学性的认知，认为对地方的治理就意味着全面的控制，地方只有在政府的管控下才能实现有序的运作，所以服务意识薄弱。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根源在于我国政府人员受官本位的思想影响严重，普遍认为政府地位更高，政府与企业、社会之间的地位并不是相对平等的，所以致使社会力量长期处于弱势状态。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力度有所减小，但是地方政府将管辖范围视为“领地”的现象也较为严重，各部门之间缺乏合作的意识，因此也就没有形成深刻的服务意识。改变目前现状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应现代治理模式的要求，合理设置地方政府控制与服务的比重，减少对社会的管控，更多地服务于社会，由管制向协调转变，而协调就更加考验地方政府的管理技巧，所以政府首先需对自身形成准确的定位，才能更好地发挥职能。

3地方政府充分尊重民众意见

地方政府在拥有足够的资源和绝对的权力的情况下，通常会习惯于为人民作出决策，但是由于政府在收集决策信息的过程中缺乏准确性和对信息的敏感性，而民众又无法获得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所以地方政府所作出的决策往往质量不高，甚至导致各种遗留问题出现，影响社会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普及，民众参与决策的途径扩大，参与决策的欲望也大大增加，所以，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在改革过程中必须摒弃以往关门决策的作风，充分尊重民众的意见，增加决策的合理性，使政府的管理更有利于民。

4实现制度创新，促进社会组织发展

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的底盘，对国家政治建设、文化建设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组织拥有足够的力量，才能有效抑制权力的肆意扩张。社会组织发展意味着民众可以更加方便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这样就能减少民众对社会制度的怨气，增强国家凝聚力，政府的高效运转也能拥有更大的支持力量。只有当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实现良性的互动时，社会管理才能体现出更好的效果。但是就目前来说，影响社会组织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在于地方政府所设置的各类门槛，涉及资金、政治等方面，严重影响社会的管理效率。因此，实现制度改革创新，通过行之有效的制度来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具有一定必要性，这也是在现代治理模式下加强地方政府社会管理的有效途径。

5促进管理主体单一向多元的转变

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以后，政府的治理主体逐渐单一化，权力主要集中于唯一的权力机构，而社会、市场以及个人在单一的治理主体制度下，发展空间受到严重的制约，缺乏积极性，因此国家经济缺少活力。利用现代治理模式，首先要求治理主体必须变单一为多元，形成多中心治理的社会格局，集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

6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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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提出了要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并明确了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法治保障”要求。那么，社会管理创新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推进，首要方面是理念的更新，另一个是方式方法上的转变。当前社会管理的方式存在一个显著的矛盾性发展，即管理设备与技术越来越先进，然而管理手段却依然像过去那样粗放与粗暴，暴力执法经常被人们所诟病。究其原因是，虽然社会管理设备的性能是提高了，但我们在社会管理理念上却没有与时俱进，作相应的调整与转变。如，我们早就提出了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但是有些管理者和执法者缺乏严格依法办事的精神，把法律当作管理老百姓的工具，某法律对自己的管理工作有利则要依法执行，如果对己不利则放置一边。他们仍然没有从最为根本的观念上进行转变，对社会管理法治理念存在诸多误区。中央已提出要用法治思维武装领导干部和管理者的头脑，要用法治方法化解社会矛盾，但由于法治理念未及时更新，尚未来得及对社会管理法治的支撑要素做出相应的调整。而社会管理法治理念的及时更新，则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动力与引导，促成社会管理创新内外部动力的一种及时回应，这种回应反过来又会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稳步推进。

二、法治理念更新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先导

前已述及，我国现阶段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理念的更新及社会管理方法与方式的转变。理念的更新是首要的，这是因为理念更新是行动创新的先导，人们的思想和眼光决定人们的行为选择。一个没有法治思维的领导干部，很难想象他在解决所遭遇的社会管理问题时会想到用法律解决问题;人们具有不同的法治理念，就会对社会管理中的问题与做法有不同的认识，就会形成不同的法治实践效果。在目前社会管理创新不断推进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树立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法治理念，以全新的思维与眼光来体察社会，认识自己，以避免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发生重大偏差，把社会管理创新引向歧途。实现民主和善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为此，我们必须要严格依法办事，依照法律和制度管理社会;而这需要一种全新的社会管理法治理念的指引。哈耶克指出，“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①换句话说，政府必须要法律的框架内活动，其社会管理的权限和职责必须由法律授予，在社会管理过程既不能越权、也不能滥用权力、更不能怠行职责;要形成“权为民所授”、“权为民所用”，以及权力的行使由人民进行监督的意识与氛围。如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还固守原来的理念，如“权大于法”、“把法律作为管理和控制社会的国家”、“不严格依法办事”等，将会把社会管理创新引向歧途，无法达到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

三、法治理念更新是规范和保障社会管理权力的需要

社会管理政策的决定者和执行者均具有一定的权力，因而存在着社会管理权力侵害相对人权利的可能性，这已被现实中大量实例所证明。因此需要对社会管理权力进行必要的规制，其实规制也是一种保障。为达到规范和保障社会管理权力的目的，需要进行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对社会管理人员进行法治理念教育，用正确的法治理念能够武装其头脑，使社会管理者树立依法行使权力和注重保障相对人权利等正确的社会管理的法治观，远离与排斥超越职责范围行使权力、滥用权力、侵害相对人权益的行为。二是将正确的法治理念具化于具体的社会管理制度和机制中，使社会管理的各项制度与决策能够体现现代法治观的要求，能真正保障公民权利。对社会管理相对人而言，具备正确的法治理念也非常重要。社会管理创新必须要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这当然要求管理人员在进行管理活动时依法而为和自我克制，也需要相对人对法治理念的接受与理解，才能在权益被侵害时具有依法维权的意识，能采用合法方式维权，这样才有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

四、市民社会的良性成长需要全新的法治理念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政府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在内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均由政府统一安排和管理。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发展是日新月异，社会结构日益多元，人们的诉求更加多样，利益格局日趋复杂。传统的“全能型政府”、由政府大包大揽的管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管理模式进行变革和创新是呼之欲出。于是，国家权力逐渐从一些领域退出，逐步构建起职能范围适度、组织规模适中的政府，在管理中是提供引导、指导与服务。

五、政府职能转变及法治政府的建立需要更新法治理念

我国传统的治理模式是以行政机关为主体，采用强制命令等行政手段进行社会管理。一方面政府大包大揽，包打天下，另一方面政府应负责的公共职能却长期履行不到位;一方面政府承担一些不该管也管不好的社会事务，另一方面应该由政府履行的一些社会管理职能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这说明倚重行政手段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是弊端丛生。经济市场化、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市民社会的生成与发展等社会结构的变化促使政府要转变职能，要求变革传统的“一元化”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打破政府发号施令、群众被动接受的单向管理方式;我们要顺应社会结构发生的新变化重新为政府定位，形成多元多维、社会协同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形成公民人人参与管理，服从管理，并从中受益的格局。这需要全新的法治理念，建立法治政府，政府需依法治理，不能越权、不能滥权、更不能怠行职责。公民需要依法参与管理活动，依法享有权利履行义务，最终，在社会管理中充分体现民主，使社会管理成为政府与公民之间双向的互动的活动，政府与公民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六、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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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快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与失业保险并轨

在经济转型时期对国有企业职工采取企业内部下岗，并由企业、社会和政府财政三方给予基本生活保障，对社会稳定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必须看到，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是一种特殊的保障制度，本身并不规范，在具体实施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由于实行对下岗职工生活费用“三三”制，政府出资，必然形成对下岗的行政干预，企业用人自维以落实。许多地方用行政手段控制下岗职工比例，如要求企业下岗人数不得大于在册职工总数的10%或5%，而多数老企业的冗员大大超过这一比例。企业反映，在这种行政控制下，他们仍然难以按实际生产需要确定企业的用人数量，这样再搞3年，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冗员还会大量滞留在企业内部。此外，下岗职工再就业难度大，虚假再就业现象严重。许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招用国企下岗职工并不签订劳动合同，也不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费，只是作为临时劳力使用。这些人的劳动关系仍在原企业，临时劳务终止后，多数回到原企业，但被统计为实现了再就业。又由于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人数由行政控制，企业只好把他们再安排回车间。也有相当一部分下岗人员，在享受基本生活保障的同时又在非公有制企业从事其他有报酬的工作，造成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基金流失。据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地一些行业的调查，下岗职工中隐性就业人员高达5060%.因此，尽快把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的失业保险制度衔接起来，是近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任务。

并轨工作包括相互连接的两大部分内容：一是明确国有企业不再建立新的再就业服务中心，新的裁员也不再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而是直接解除劳动关系，符合条件的可享受失业保险待遇；二是目前滞留在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下岗职工要尽快走出中心。应当根据下岗职工的构成特点，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促使其尽快出中心：

（1）对于已找到相对稳定工作（包括隐性就业）的下岗职工，企业负责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联系，主动为他们接续社会保险关系，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社保经办机构要同下岗职工签订协议，无论他们到哪里就业，只要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过去在国有企业的工龄都视同缴费年限，都能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2）对于愿意接受正规教育的下岗职工，可同他们解除劳动关系，并按照“宽进严出”的原则允许他们进入公办、民办的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院校继续学习，各科成绩合格的，准予颁发毕业证书。

（3）对于因年龄偏大、技能单一、再就业特别困难的下岗职工，可借鉴上海、北京等地的经验，或实行托底安置，或成立劳务派遣组织。

同下岗职工解除劳动关系，是整个并轨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其中涉及两个大问题：一是解除劳动关系给不给经济补偿金；二是企业如何偿还所欠所欠债务，如集资款、拖欠的工资和医疗费等。

关于第一个问题，目前政策规定不够明确，各地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发的，也有不发的，有钱的单位发放标准比较高，从而引起攀比，甚至造成社会不稳定。下岗分流是我国特殊时期的特殊问题，这几年国家已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下岗职工在再就业服务中心期间，中心既要发入基本生活旨，还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这些费用中由财政负担占70%；出中心后如果没有实现再就业，还要支付失业保险金；如果再支付经济补偿金，在下岗职工身上至少要花三笔钱，成本实在太高了。根据我们的调研和判断，下岗职工现在不愿意出中心，最大的问题是有后顾之忧，担心离开中心会失去社会保险，今后在养老、医疗等方面没人管。解除下岗职工的后顾之忧，关键要在接续其社会保险关系方面下功夫，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使他们无论在哪里就业，都能接上社会保险关系。

关于企业如何偿还拖欠下岗职工的债务，要加以具体分析。如果企业能正常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应自筹资金分期偿还。如果在同下岗职工解除劳动关系时，没有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应出具具有法律效应的债权债务凭证，制定还款计划。如果企业处停产、半停产，而且不可能恢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经政府批分辩率，可变现部分企业资产和转让土地使用权筹集资金偿还债务，或在对企业进行整体处置时一并解决。

（二）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号

最近一段时间，围绕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问题，学术界又展开了热烈讨论，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一种认为，个人账户在短期（比如10年）内还难以发挥作用，但从长运发展趋热分析，它能够分流政府的压力，减轻国家和企业的负担；另一种则认为，个人账户制的社会保障功能很薄弱，无助于解决人口老龄化危机，甚至扩大了老年贫富差距，也无助于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缴费率，而且个人账户投资的失败将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个人账户制不太符合中国国情，应当冻结。在讨论中，有人建议从统账结合制回到现收现付制，具体设想是：近期在以支定收的同时，多收一些钱并积累起来，用于弥补老龄化高峰期收支缺口，最终还是要回到现收现付。个人账户的功能只是作为计发养老金的依据，不必做实。

从总体上看，目前大家不赞成取消个人账户，倾向于尽快把个人账户做实。但在如何做实个人账户存在两种意见：一种建议在缩小个人账户规模的基础上做实。这个意见是由国内的政府部门及研究机构提出来的，都建议按照8%的规模做实个人账户，并完全由个人缴纳，一步到位。如果个人账户做实后，可将企业原来为个人账户缴纳的3%，调整到基本养老保险层次，把基础养老金从原来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的20%提高到30%.另一种建议在扩大个人账户规模的基础上做实。是由国外学者提出来的，该方案同1995年国发6号文规定的统账结合实施办法之一是一致的，即个人账户规模确定为工资收入的16%，雇主和雇员各缴8%，自雇人员缴纳12%.

做实个人账户还有大、中、小三个选择：“小做实”是从2001年或2002年起，在职职工个人缴费部分全部形成个人账户“实账”：“中做实”是除了将个人缴费部分做成实账外，还要补上过去统筹基金透支的部分：“大做实”是除了“中做实”内容以外，还要把“中人”的空账也要一并做实。

我们认为，个人账户规模缩小到8%是比较现实的，近期看，个人账户做实要先把个人缴费部分做成实账，社会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基金实行分账管理，养老金当期发放不能再透支个人账户。至于说个人账户的“欠账”（统筹基金透支部分）和“空账”（“中人”隐性债务），应放在中长期解决。

（三）建立统一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目前城镇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还主要局限在企业职工，国务院关于统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中提到，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原则上按企业养老保险制度执行，其他事业单位和所有机关的职工养老保险基本延用老办法。如何有效协调俨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的养老保险制度，至今仍然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公务员和企业职工仍然分两种基本制度，事业单位分别情况向两靠；一种意见主张建立城镇职工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从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看，特别是从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要求出发，应当尽快改革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使之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有机衔接，建立适用于所有劳动者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利于职工在不同用人单位之间合理流动，这是近期完善我国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任务。这方面，国际经验值得借鉴，如美国在1984年把过去人设的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和私营企业雇员养老保险制度合并成统一的联邦养老保险制度；日本在1986年把过去分设的公务员、私营企业雇员和个体经营者养老保险制度统一设计，建立了覆盖全体劳动者及其配偶的国民年金。

由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分设，造成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待遇水平与企业退休人员的待遇水平难以衔接，一些同时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退下来，在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比在企业的高一倍，引发许多不必要的社会矛盾。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不衔接，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职工在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的合进流动。况且我国国有企业职工远比美国、日本等市场经济国家国家企业的职工多，同时国有企业职工，特别是企业管理人员同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员相互流动较多更有必要在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上，设计覆盖城镇所有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这样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以和现在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大致相同，只是企业缴费改为用人单位缴费。同时，在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统一的前提下，则应当分开设计企业的补充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的附加养老保险。企业的补充养老保险水平高低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本企业的经济效益，而机关、事业单位的附加养老保险则不会受到效益的影响，主要由财政供款，当然个人也要缴纳一定的保费。企业化管理的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完全纳入企业养老保险范围，同样也建立补充养老保险，而不是附加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的这种附加保险类似日本在国民年金之上建立的公务员共济组合年金，或美国的联邦政府机构以及州政府机构建立的适用于公务员的“私人年金”。

附加养老保险（也称为职业年金）采取待遇确定型还是缴费确定型，这是目前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采取待遇确定型的好处可能很多，比如，公务员退休后的职业年金是确定的，并能根据实施这项制度以后自己的工作年限和工资等因素，把未来的领取额大致算出来；各级财政不必为此安排更多的预算资金，因为在职业年金制度实施的初期，领取人数不会很多。但是，这样的制度设计是不是最优的，需要进一步研究。

公务员（包括比照公务员制度的人员）无论在职的，还是退休的，都是靠财政供养的。但是，附加养老保险采取哪种类型，从长期看，国家的责任和负担是不一样的。实行待遇确定型，财政每年为此安排多少资金，取决于以下变量：实施职业年金制度后退休的公务员人数，这些人退体前的工资水平，他们的平均余命。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变量都会逐年增大，而不会缩小；国家的责任是无限的。但是，实行缴费确定型，财政每年为此安排多少资金是确定的，因为只需按照固定的比例为在职公务员供款，这样不仅便于预算安排，而且国家的责任也是有限的。

（四）实行养老金社会化发放

在退休人员的社会化管理方面，国务院已经明确要求各地要尽快将企业发放养老金的办法改为社会化发放，改差额拨付为全额征缴，同时积级创造条件，将退休人员的管理服务工作逐步由企业转向社会。一些城市，如大连在这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社会保险部门已经把一些大企业集团的退休人员管理工作承担起来，不但减轻了企业的社会负担，受到企业经营者的欢迎，由于管理服务工作好，也受到退休人员的欢迎。许多退休人员反映，原来担心离开企业无依无靠，现在感到社会保险机构组织的服务更周全，而企业领导忙于生产经营，往往对退休人员问题考虑较少。在推动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方面，近期应认真做好养老金的社会化发放工作。据劳动保障部统计，1999年，全国基本养老金实行社会化发放的人数为1403万人，占离退休人员总数的47.04%，社会化发放率已达到和超过80%的省份仅有6个，还有个别省市不足10%.目前，由社保机构委托银行、邮局等社会服务机构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条件已经成熟，只要工作到位，这项工作是有条件做好的。

（五）做好结构调整殊困难人群的最低生活保障工作

最近几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很大，从纺织业的限产压锭，到煤炭企业关停并转，再到资源枯竭矿山的破产关闭。随着传统的过剩生产能力被淘汰，那些污染严重、长期亏损、资源枯竭的企业先后破产关闭，不仅一些在职职工在就业上遇到了暂时困难，而且一些退休人员因所在企业不复存在而失去了养老金来源。从目前享受低保待遇的构成看，68%属于在职职工、下岗职工、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失业人员。这表明，近期城市低保工作的重点已从过去以“三无人员”为主，转向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遇到特殊生活困难的人员为主。目前有三类特殊困难人群需要享受低保待遇：一是中央直属困难企业的在职职工和离退休人员；二是城镇集体企业的在职职工、下岗职工和离退休人员；三是中西部区的贫困居民。

做好城市特殊困难人员的低保工作，目前所遇到的问题有两个：一是资金问题。按规定低保工作实行属地管理，但一些中央直属企业职工往往不能纳入当地低保范围。中西部地区财政困难，一些地方公务员的工资都不能按时发放。二是收入界定问题。各地在落实低保待遇时，常常为按“实际收入”还是“应得收入”进行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无论在职的、下岗的，还是离退休的、失业的，只要他们得到的实际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都应享受低保待遇；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计发低保待遇应按应得收入计算，包括应得到的工资、基本生活费、养老金和失业救济金等。

我国目前正处于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大调整的历史时期，一些城市居民在基本生活上遇到了暂时困难，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是各级政府应尽职责。中央财政应拿出一定的资金作为调剂金，对中央直属企业较为集中的地区和财政特别困难的地区进行补助。停产多年的城镇国有、集体企业在职职工、下岗职工和离退人员，他们已经很难获得正常收入，应根据其实际收入确定是否享受低保待遇。

（六）按照统一的改革目标同步推进“保、医、药”三项改革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镇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简称“保、医、药”）三项改革是统一的整体，单独推进其中某项改革，都难以收到预期效果。最近，国务院已经明确提出，要按照“用比较低廉的费用提供比较优质的医疗服务，努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医疗服务的需要”的统一目标，同步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近期改革应以建立新型疾病风险机制和医疗卫生服务竞争机制为重点。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要建立新型的疾病风险共担机制。其特征是基本医疗保险的投保金额比较低，能够覆盖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及其职工。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实力，把医疗保险定位于保障职工的基本医疗是正确的。但是，在界定基本医疗方面，目前存在着一些认识分歧。一种意见主张依据医疗费用的多少来界定，并据此设定了医疗保险统筹基本支付的封顶线，超过封顶的医疗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拒付。另一种意见主张按照病种而不是医疗费用的多少来界定，认为只要属于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的病种，即使医疗费用比较高，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也应支付。因为如果根据医疗费用的多少来界定基本医疗，很可能造成保了不需要保的，需要保的却保不住的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职工为了健康一般都舍得花钱，大多数家庭也有了一定的支付能力。在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改革过程中，职工最关心的主要是治疗象高血压、心脏病这样的慢性病以及癌症等大病所需的医疗费，单位或社会保险机构给报销多少。而规定超过封顶线（如当地职工年收入的4倍）的部分不予报销，影响了医疗保险对参保职工的吸引力，增大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阻力。

在贯彻现行医疗保险制度规定的同时，建议进一步研究按疾病模式确定基本医疗的界定。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克服过去，医疗费用全由公家报销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二是可以大幅度降低医疗保险的管理成本；三是可以充分发挥基本医疗保险的功能，保障职工的基本医疗需求。也可选个别城市，探索按病种确定支付医疗统筹基金的办法。

改革放开以来，中国的医药卫生事业有较大发展，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健康状况普遍改善。同时也应看到，医药卫生体制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药品生产流通秩序混乱、一些医疗机构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医药费用增长过快。为解决这些问题，在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同时，必须进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具体措施包括：

1、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医疗服务质量。要保障群众对医疗服务的选择权：职工可以在若干个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选择就医，建立医疗机构之间的竞争机制；职工可以在医院购药，也可以持医生处方在若干个基本医疗保险定点药店购药，建立医院药房和社会药店之间的竞争机制。进一点的改革，将在逐步规范财政补助和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的基础上，把医院的门诊药房改为药品零售企业，打破过去医疗机构对处方用药的垄断。

2、多种形式办医，满足不同层次需求。要按照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建立新的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罐，并制定不同的财税、价格政策，以满足不同人群对医疗服务的不同需求。要建立健全社区卫生服务组织、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合理分工的服务体系，形成规范的社区卫生服务组织和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双向转诊制度，更好地满足不同疾病对医疗服务的不同需求。

3、实行卫生工作全行业管理，进行医疗资源优化重组。要打破行政隶属关系和所有制界限，实施区域卫生规划，加强对卫生资源配置的宏观管理。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调整和控制包括床位、人员、设备以及医疗机构在内的卫生资源存量和增量，鼓励各类医疗机构合作、合并，共建医疗服务集团。

4、推进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整顿药品流通秩序。要加大药品生产结构调整力度，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规范药品供求双方的行为，进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试点。同时调整药品价格政策，降低“虚高”价格。

（七）补充保险应尽快走上发展轨道

近年来，我国在基本保险制度的改革方面有一些突破性进展，相比之下，补充保险层次的发展远远滞后。据劳动社会保障部统计，到1998年底，实行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职工不到全部职工的5%，积累基金仅64亿元。与基本养老保险已经覆盖近1.3亿职工和离退人员，累计滚存近700亿元基金相比，可以说，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中，至今仍然是国家强制型基本保险在唱独角戏。补充医疗保险的发展更为缓慢。国务院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试点意见要求各试点城市明确基本医疗保障的封顶线，超出封顶线以上的医疗费用要通过补充保险来解决。《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明确指出：为了不降低对一些特定行业职工现有的医疗消费水平，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作为过渡措施，允许建立企业补充医疗保险。企业补充医疗保险费在工资总额4%以内的部分，从职工福利费中列支，福利费不足列支的部分，经同级财政部门核准后列入成本。实际上还很少有试点城市在发展补充医疗保险上取得成熟的经验。从全国看，补充医疗保险尚未起步。

在我国，国家虽早已明确要鼓励发展补充养老保险，但至今尚未制定相关优惠政策。近期应考虑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如果用人单位的供款水平在工资总额5%以内的，允许其在成本中列支；职工的供款水平在本人工资收入5%以内的，可免交个人所得税。同补充养老保险相比，国家对补充医疗保险的政策支持是明确的，随着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应充分利用优惠政策，积极参加补充医疗保险。

（八）加强社会保障的综合协调和社会监督

社会保障工作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如医疗保险涉及医疗机构管理体制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失业、养老保险标准要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衔接，个人账户积累基金的营运管理和金融市场密切相关，补充养老保险、个人储蓄养老保险以及补充医疗保险需要商业保险业的配合，再有各项社会保障费用的管理与支出都离不开财政部门，等等。因此，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一些社会保障项目的改革还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配合。国外的经验也说明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往往需要高层次的跨部门协调。如美国，社会保障署负责日常事务，但根据法律规定，还由财政部、劳工部、卫生部、社会保障署负责人和国会推选的专家学者共13个组成社会保障咨询委员会，每4年对全国的社会保障进展情况进行总结，对未来的改革提出建议，交国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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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设计效果图不仅要对服装进行完美呈现，对于人体美的表达也是相当重要的。人体的美在近代经济发展中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记载于 1930 年 10 月 9 日上海的美亚绸厂为庆祝建厂十周年的活动中出现了中国的第一次服装真人走秀身影[1]，世界时装之父英国设计师查理•沃斯（CHARLESWORTH）让迷人的女营业员披上披巾进行促销，足以证明了人体美与服装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女性人体的美作为“美女”，在 1914 年 11 月 4 日的纽约服装节上的时装表演拉开了服装“美女经济”的帷幕。当今，媒体作为发展迅速最快的消费品，这就导致了大众传媒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期之后产生了已有新型经济，即“美女经济”。所以，中国在“十二五”规划确定了“扩大内需”和“让低收入阶层有能力消费”，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将为服饰消费行业的发展提供很大的支撑。服装作为“美女经济”的忠实的拥护者，将其围绕这这一模式总是创造着属于它的权利。服装美的表达需要更加清晰的理论支撑这就迫使服装设计效果图与之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服装产业不断的发展和与之关联的行业也飞速前进。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之中，我们如何去选择、如何进行科学的了解就成为我们学习的捷径与关键所在。

二、人体形态美的科学表达

服装设计效果图是作为一种媒介，应用规范的绘制方式使其在不同服装生产部门之间产品信息得到准确、细致的传达。服装设计师要理性的探究如何客观表现详细的服装信息[2]。

首先，服装设计效果图的作用是让人体形态美的科学表达达到共识的美，亦称“科学美”。科学的美是认识事物的真实本质的重要依据。服装设计效果图之所以最后能让参与设计的人员达到共识就是因为其表达出了科学的美。关于科学美的论述，我们也许可以在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找到一些研究[3]。因为他们是认为美决定了数的关系。亚里士多德指出“那些认为数理学完全不涉及美或善的人是错误的。”美主要形式“匀称、秩序与明确”在匀称之中[4]，才寻找一种秩序的研究与探讨并且与之有相应的数据进行呈现。

开尔文勋爵[3]在讲到科学家如何进行保持清晰精准的研究中说到“只有当你能够测量并且用数字表示所描述的东西时，才算真正得了解它，反之你的知识将是不完整的。”[1]

用数字作画就好象给予的其生命，艺术与科学之间共有的量化是其艺术的表现的灵魂。人体的美有数据的支撑。人类总是在设法创造美，同时还应科学的应用美、挖掘美。如图 1 为马夸特研究人体面部时候的发现（见图 1）。被公认为漂亮脸型的它各部分之间的比例都是进行黄金分割的（见图 2）。在马夸特网站里我们可以更加直观的看到面部黄金分割的动态演示。

在人体中，我们可以找到四手指作为一掌，四掌长为脚的长度，四腕尺为人的身高等相关数据证明了人体数据存在着科学性。在科学的数据中也同样拥有黄金比例的存在（见图 3）。从图 3 中可以看到：10.5: 16.0≈ 0.618:12.5: 3.9≈ 0.618:14.0: 6.5≈ 0.618:16.4: 10.5≈ 0.618:110.3:16.0 ≈ 0.618:12.5 : 4.0 ≈ 0.618:1（依据图 3，数字次序为 1.2.3...）在应用相关人体数据时，熟悉各种人体比例部位是塑造完美人体所必须得因素。

在做设计效果图的时候，人台的绘制是为了把握人体之间的关系将其转化为公共的识别数据，让所有参与设计的人员达到统一的评判标准。美在意象，科学的进行研究才能将我表达的信息达到最为理想的状态[3]。因此，在做设计效果时，要重视人体的美，重视一种类型的科学方法方能展示属于服装的美、人类的美。

三、设计效果图中理想模特的选择

（一）人体曲线美的表达的重要性

曲线的美最早是由英国画家荷伽兹提出来的。他在《美的分析》[5]里提出：一切由波浪的线组成的物体，都给人以变化无常的追逐，从而产生乐趣。法国雕塑大师罗丹更加崇拜人体的曲线美，并视为生命的奇迹。人体的曲线由身体的不同围度进行展现，其中总是将肩、胸、腰、臀的大曲线最为重要。动态幅度越大，人体曲线的对比越为强烈，其更加展示出人体美、服饰美（见图 4）。

在服装相关众多网站上收集到关于世界各地时尚流行服饰的图片。发现摄影师总是尽全力的在拍摄着模特在走猫步换脚的那个瞬间。在这一瞬间是行走是身体动态幅度最大的，在这一动态中可以将我们设计出平面的服装将其展示出 更加立体美的效果。其中，模特走猫步也是因为在走路的时候加强人体动态的幅度。人体动态的表现，拥有着以下程式化规律，牢记这些规律，可以帮助分析掌握服装设计效果图的人体动态[6]：

（1）肩线与腰线的关系是“﹤”或“﹥”（符号不封口）。

（2）人体中心线位置的偏移朝向是是“﹤”或“﹥”符号缩小的方向（符号不封口）。

（3）人体躯干随人体中心线偏移。

（4）支撑落脚点靠近或落在中心线上（见图 5）。

（二）人体比例的准确把握

在模特中对于形体的美是至高无上的追求。它将人的整体的合理指数与科学的人体比例以及人体解剖结构进行结合形成一种审定美的标准。在模特的上下身的比例中，女性模特的身高一般为 175cm-182cm[7]，体重控制在 50kg-55kg。利用“神圣比例”法则我们将髋骨上缘作为上下比例的界点，上身∶下身=1∶0.618 作为人体美的无尚追求。在文艺复习时期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列奥纳多•达•芬奇所运用自然科学与解剖实验得出的形体客观标准中：人的头长是身高的 1/8；肩宽为身高的 1/4，女性模特的肩宽应不超过 40cm；双臂伸平直等于身长，两腋宽等于臀宽；大腿正面的宽度等于脸宽。

三围曲线是构成女性美的重要因素。三围的曲线能使服装造型产生一种很强的起伏感和韵律感。胸腰差为22cm-24cm，臀围与胸围相等或大 2cm-4cm 最为理想。因此在绘制模特人体时我们要深入研究其本质的表达。将其数据进行理性的整理，由头长和宽进行比例的测量。如果进行夸张的表达人体建议在模特的大腿以下进行，因为人体的上身比例相互之间的关系越是接近黄金比例越显优美。

四、从理性到感性的应用分析

在人体动态的绘制中，每一部位的尺寸要进行理性的整理，并进行反复的练习。不同动态之间的转换也因注意相关数据的变化。在研究中，发现以下数据仅供参考：

（1）人体身高四分之一数据：两肩最大宽，到头顶，到大腿根部，大腿根到膝下，脚后跟到膝下；

（2）肩宽=臀围的宽度；

（3）头长：腰围宽度，手长，脚长，肚脐到大腿根部（见图 6）。在关于动态中，掌握相关程式化规律比如符号“﹤”或“﹥”（符号不封口）。这些规律将以熟悉的应用。就可以将人体准确的予以描述。首先，对于人体动态进行认真临摹绘制分析，根据模特的不同姿态进行动态以及中心和各个部位之间大小比例的熟悉与了解。其次，对于某一人体进行姿势不同转化的研究绘制。最后，根据实际的图片进行转化成为属于服装设计设计效果图的动态雏形（见图 7、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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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形式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政工干部一定要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努力完善自身的思想政治觉悟，努力发现在新的历史时期内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让思想政治工作符合社会形式。政工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深入学习理论知识，了解社会发展变化，在社会管理框架的统领下，进行思想建设，不断解放自身思想，运用新时代的眼光去看待问题，继续运用以人为本的理论去处理与群众的关系。政工干部要在学生思想政治知识的前提下，使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升华，将思想政治知识与具体的社会热点统一起来，通过运用思想政治知识，了解民情，通过思想政治知识来解决社会上的热点问题。政工人员一定要完善有关思想政治工作的知识结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科学的工作，在进行政工干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时，要以科学的态度，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完善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扩大思想政治工作领域，运用科学的知识来武装政工干部的头脑，运用科学舆论来领导政工干部，政工干部只有不断完善科学的知识体系，才能更好地为人民和社会服务。政工人员在进行思想政治建设的时候，要将理论知识转化成普通大众可以看懂的语言，将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结合到社会实事热点中，不断解决社会矛盾，对社会矛盾进行分析和缓解。政工干部应该定期对问题进行挑檐，解决问题，把相关的问题遏制在初始阶段。

二、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主，提高自身服务力

在社会分工不平等，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今天，政工干部要充分了解社会热点，缓解激化的社会矛盾，了解不同阶级的群众心理，把握不同阶层群众的动向。在进行政工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时，要在社会管理的框架下，用蓬勃向上的精神感染人，通过开展各项活动，提升政工干部的思想政治觉悟，潜移默化地影响政工干部的行为，让他们自觉地投入到思想政治工作中来。

三、创新工作形式，不断完善思想政治工作效果

政工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受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其内容、形式、环境等都发生了变化，这就要求政工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在社会管理的框架下进行，基于社会管理框架，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实现思想政治工作在内容上的创新，要不断地解放思想，使政工干部的观念创新，在正确的意识形态的指引下，结合社会管理的新形势，落实思想政治工作，运用当代文化带动政工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政工干部要管理文化，运用社会文化不断丰富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营造丰富多彩的思想政治环境。政工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实现形式上的创新，运用政工干部喜欢的方式，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时候，不用拘泥于形式，要采用多元化的形式，在生活中实现事项政治建设，避免说教形式的思想政治工作，使政工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更加吸引人，起到良好的效果。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