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美学论文十篇

实践美学论文篇1

1．提供欣赏平台

借助学校网站、教师博客、《雨竹》校刊等平台开辟名家名画作品赏析栏目。比如齐白石的《虾》系列赏析、徐悲鸿的《奔马图》赏析、凡•高的《向日葵》系列等，让学生从小接触经典的艺术作品，引导他们认识名家美术作品的多元性，学会宽容和尊重大师的作品，与大师直接对话，并且撰写欣赏心得，以帮助他们在童年时代就获得较高的艺术发展起点。

2．加大宣传力度

在学校宣传窗、海报栏、美术教室等场所定期举办学生优秀美术作品展以及学生个人画展，张贴学生创作的能够体现儿童天性、天真朴拙的优秀美术作品，如书法、国画、剪纸、青花、线描等一系列作品，这一举措能拉近孩子的心理距离，更易被孩子们接受。今后笔者还准备将一些优秀的国内外名家名作引入学校公共空间，为本校学生努力打造更完整的艺术欣赏氛围。

3．相关活动配合

因本校的校园文化理念是“诗意雅韵”，每年借助校园艺术节这一契机，定期开展全校性的诗配画比赛，由学生自选一首喜欢的古诗，以硬笔书法的形式书写之后，配上与诗歌意境相符合的画面，以此表达学生的审美感受。这一举措具有一定的跨学科色彩，实现了抽象的文字思维与美术的形象思维之间的联系与互换。除定期开展诗配画比赛，近年来围绕学校民乐特色，开展“乐之绘”美术比赛，也是全校学生共同参与的一项大型活动，学生的绘画能力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4．丰富学校图书馆美术藏书

笔者学校有个南京市级的示范图书馆，有两万册的藏书，其中就包括一定数量的美术类读物，给爱好美术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扩大美术阅读视野的好机会。

5．家校联手

另外，利用家校平台，号召家长在家中给孩子创设一定的艺术氛围，使孩子耳濡目染，快速提升其审美品位。

二、凸显主体，鼓励学生“美”的学习

1．合理利用美术学习单

在过去的美术欣赏教学中，笔者曾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过分重视了教师的分析与讲评，而忽视了学生对于美术作品的自主理解。或者就是简单问问学生，你觉得这幅画怎么样？那么，学生大多数情况下回答的可能就是“我觉得很好、很漂亮”这样很空洞的一些评论。一些经典的美术作品所蕴藏的内涵和意境，可能不是小学生的认知水平所能完全洞悉的，而教师所秉承的又可能是成人化的视角，这就造成了教与学的断裂。因此，笔者开展了发挥学生主体性的尝试，根据上课内容，设计了相关问题，编制成美术学习单，学生回家后，在家长帮助下上网检索相关资料，或者去查找搜集相关的实物，再结合自己的审美感受填写相关问题，由此获得对于欣赏主题的感性认识和初步的理性判断。

2．“我当小老师”

“我当小老师”即学生评画环节，具体的做法是，展示欣赏对象后，要求学生根据先前阅读的资料，大致描述自己的欣赏感受，然后由教师引导学生走上讲台，拿起教棒担当小老师，从相对专业的角度进行稍具深度的分析，如色彩、线条、情绪、内容等。这一方法还能够让学生展现自己的欣赏水平，形成热烈活泼的课堂环境。

3.同伴互助

在笔者的课堂里，对全班学生进行“七彩虹”的分组，每一组代表彩虹上的一种色彩。人员的组合上也是由绘画能手领衔，搭配能力层次高低不同的学生，互帮互助，尤其在进行集体画创作或是手工制作时，学生们长期的合作训练，能让每一个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任务，深知自己是彩虹桥上不可或缺的颜色，从而得到乐趣和归属感，身心同时得到愉悦，得到美的熏陶。

三、拓宽视野，挖掘“美”的社会资源

美术教学不应该只在教室里开展，教师无论是有意识地组织开展教学，还是鼓励学生通过课外时间请家长协助共同开展，课外美术活动都是美术教学重要的补充和延伸，是非常必要的。

1．积极挖掘本土资源

合理借助利用本土优质文化资源，实地观察欣赏，感受艺术和生活的联系，激发保护与创新精神。如栖霞寺石窟文化、南朝石刻、燕子矶公园、城南老建筑群等，并将这些素材穿插在校本教材中，成为书本知识的有益补充，增添教材的本土性、地方性。对于本土的文化资源，如果光让学生从网络或书籍上查找图片，还是会显得有些距离感，所以让孩子们去实地游览和观察，现场震撼力很强。笔者曾带着学生组成“我身边的南朝石刻”寻访小组，去寻访栖霞区内的南朝石刻，让孩子们现场感受经历了1500多年风雨的南朝萧秀、萧恢墓石刻，孩子们显得十分好奇和激动。他们想象中的石刻应该是非常华美的，但是现场很朴素，甚至显得有点残缺破败，虽然带给他们些许失望，但是他们很快就被石辟邪、石碑的雄壮所打动，仔细研究上面的花纹，并且在本子上临摹下来石兽、石碑的样子，回校后还写了寻访日记，身临其境的体验大大强化了他们的审美感受，欣赏能力也得到了较好的锻炼。

2．参观博物馆、美术馆

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具有多个丰富底蕴的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名人旧居等，这些场馆中的美术教学资源，有的可以直接拿来用，有的可以通过教学让学生简洁地体验与感受，还有的可以与美术知识融合，形成新的综合知识，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感官认知，也在与艺术品近距离的接触中感悟了美的力量，从而获得审美能力的提升。

3．感受四季变化

在美术学习中，能够逐步建立或者基本具备艺术感觉的儿童，不仅仅是研究眼睛看到、耳朵听到、身心感受到季节的变化，而且是领悟到了季节变化带来的不同感受。更重要的是，四季更替的变化能够吸引小学生的注意力，使其具备一种与众不同的眼光和思维。假如小学生能够在看似平常的景致里捕捉到细小的事情，而且这些现象让人能够注意到它，它带来的刺激就会长驱直入地进入小学生的意识。笔者曾经带领学生在校园里同一处地点“曲荷滴翠”处观察景色，四季的变化使得景物在造型、色彩上产生变化，孩子们通过观察写生，在这种记录中再现了真实，又艺术化地升华了真实。创造四季美景的经历让学生们提升了敏锐的感知美的能力，也培养了其表现美的技巧。

四、加强实践，提高教师“美”的素养

实践美学论文篇2

关键词：艺术教学；审美；实践

艺术教学需要在一个和谐、优美的环境中进行，让学生能够更好的体验教学中的美。但是实际艺术教学中，并没有将艺术教学中的审美体现出来。针对这点，本文从感受与鉴赏教学到知识与技能教学对艺术教学中的审美实践进行了分析。

一、感受与鉴赏教学

（一）感受与鉴赏教学的目标

感受与鉴赏是一切艺术审美获得的最主要途径。感受与鉴赏教学的目的是为学生的艺术素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艺术必须是美感的表达。但是美并不是天生就存在的，无论是现实中还是网络中都不会有现成的美等着艺术家来提取。只有当人们感到神秘时，艺术家才能关注其美在哪里，对其美进行研究，将其融汇到实践中来创造新的艺术。一切审美活动都是从对美的形态的直接感受开始的。因此，引导学生感受美和欣赏美就是感受和鉴赏教学的目的，这样不仅能够促进学生对美的洞察和鉴赏，而且还能够促进他们发现美和创造美。艺术感受与鉴赏教学目的在于让学生获得专业的艺术鉴赏能力，而不在于通过让学生掌握较深的艺术理论知识和娴熟的技能技巧。当然在感受与鉴赏教学中艺术理论知识的学习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它是学生艺术鉴赏水平提高的基础，但是在传授这些知识时，教师要适可而止，切不可让大量的知识技能的学习，取代了学生对艺术的审美感受。

（二）感受与鉴赏内容的标准

艺术鉴赏是不应该有固定标准的，因为每个人的喜爱是不同的，每个人享受美的方式也是不同的。那么针对艺术作品而言，每个作品都具有其他作品所没有的特点，这个特点往往就是它的美的所在，当然这个美不会是每个人都能够欣赏的，但是如果这个美得到人们的欣赏，那它是美不胜收的。另外，对于审美经验而言，对每一件艺术品的赏析都要求欣赏者完全的自我陶醉，把全部注意力和情绪都放到作品去，这时候便不应该有标准的束缚，因为它可能会破坏这件艺术品独特的美的获得。但是教师在选择艺术作品时，却必须采取某种标准。由于教育本身的限制，因此，它既要考虑到个性的发展，又要考虑到内容的普遍适用性。教师在选择艺术作品时要能够在教学中供学生鉴赏的艺术，而不是应用于艺术批评的标准，那是艺术家的事。标准的确立并不是绝对的，过于严谨的，它也只是提供一个大概。

教师在选取艺术作品时应该根据以下原则来进行：（1）所选取的艺术材料必须与学生的实际情况相符，不能高于学生的水平，但也不能太低。意见艺术品的外表对于学生的审美投入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选择时应注意学生的实际水平外，还要选择能给学生视觉刺激的作品。（2）所选取的艺术品要能对材料加以完善的利用，以达到艺术的审美感人的目的。这样的艺术作品不仅能迅速给学生以震撼力，而且还可以从多方面给学生以审美的启迪。（3）选取能对材料加以独特运用的艺术，也就是选择有独特性和新颖性的艺术。具有独特性和新颖性的艺术，能够将审美对象个性特质的艺术突出出来，可以让学生的审美注意达到较高的程度。

二、知识与技能教学

（一）知识与技能教学的目标

知识与技能的教学目标定位，我们认为应避免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是认为艺术主要倚仗于高超的知识与技能，所以艺术教学主要就是知识与技能的教学，而另一种则全然否定这种观点，认为艺术既然主要是情感和体验的抒发，知识与技能并不重要，所以艺术教学中知识与技能的学习也可有可无。知识与技能教学的目标，应该在两者之间协调。（1）知识与技能教学是为了使学生获得基本的从事艺术活动的能力。任何活动都以具有一定能力为条件，满足艺术需要、进行艺术活动的基本条件就是艺术活动的能力。艺术的表现与创造与知识与技能的学习是离不开的。成功的艺术教学对学生审美意识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2）知识与技能教学的目标又不能过于停留在其自身，它是与艺术情意美感的表达相融合相一致。

（二）在审美需要中激发求知欲

知识技能与审美意蕴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个成正比的关系，也就是说，所拥有的知识越多，越能够较好的理解艺术的审美内涵。艺术家们往往不断磨练技艺，但是教学毕竟是教学，其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艺术心，使他们能够沉浸在审美愉悦之中。但是如果长期进行艺术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往往又将艺术的美感丢弃，这将是艺术教学的大忌。现在学生所学的艺术知识是为了以后实际生活服务的。在实际生活中，人人都有享受艺术的需要，因此在教育中万万不能阻断这一需求。艺术知识与技能的学习是为了艺术鉴赏和创造的需要服务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来自于学生内心的这种需要很少，基本上来自教师的灌输，从导致学生所学到的知识技能是死记的知识，而不是艺术性的，这样的教学不仅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而且也使学生感到厌烦，失去了主动学生的欲望。在呼唤自由感性的艺术世界里，首先给予理性的知识和训练，这样很有可能使学生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被压制，导致学生在欣赏和表现艺术时只对既定的规则进行关注，却不懂得用所学的技能来表现内心的感性世界。总而言之，艺术知识和技能的学习，首先应该建立在学生的兴趣基础上，这样他们产生更深入接触艺术的需要后，能够将其灵活地运用到学习中。在整堂课上，充满感性的艺术本身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知识与技能的目的之一是能够将学生引入艺术境界。

目前，高校已经越来越开始重视艺术教学，艺术教学中的审美价值也被人们逐渐注重起来，现有的艺术教学的教学模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本文主要从感受与鉴赏教学以及知识与技能教学这两个方面来对体现审美实践。

参考文献：

[1]王南溟.无边界的美术学院:来自“教学的力量”论坛中的一种见解[j].天津美术学院学报,2008,(02).

[2]许江.当代艺术教育刍谈[j].美术观察,2001,(09).

[3]高名潞,王明贤,史建,王南溟,祝晓峰,徐甜甜.建筑与当代艺术论坛中国当代文化视野下的越界与交叉[j].时代建筑,2008,(01).

实践美学论文篇3

【摘 要 题】文论建设

【英文摘要】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ontology protrude the visual angle of "literature is human learning"through the display of the contradiction procedure that deeply hides in man's natural character,literature greatly enriches man's spiritual world,strengthens man's consciousness,displays many possibilities for the richness and development of man's nature,thus proves the subject of "literature is human learning".from the understanding of deepest level,it may be considered that the subject is the literary ontology.therefore,the reform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literary idea can not only stop the exploration of literary main body nature and literary value theory,they should be promo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ontology.

【关 键 词】文学本体/生命本性/文学价值取向/人生观念/文学的层次品位

literary ontology/life natural character/direction of literary value/human life idea/the level grade of literature

【 正 文】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在反思既往、探求未来发展中，既感受到20世纪历史巨变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又体察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及人与人之间正面临新的矛盾和冲突：一方面，人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重视科技的不断发展，经济水准的不断提高，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另一方面，人们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警惕人自身的物化、工具化、异己化，力求通过高扬人文理想，使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砺相长，促进人超越异化而获得全面发展。从而显现了未来的变革不仅是物的变革，更是人的变革；人要有力地作用于社会变革，就须在变革中不断完善自身。因此，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不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心问题，也是当代文化（文论）建设的旨归。

当代文学审美实践越来越明晰地显示了文学（文论）的变革、创新，始终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相伴随、相融合的特点，进一步确证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从最深层的意义来理解，可以认为是文学本体论的命题，即文学本体和人的生命本体相关联，应把文学放到人的生存发展的根基上，与人的自由解放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那种回避人的问题的文论是肤浅的，而缺失文学维度的文论则是片面的。

一

文学与人的生命本性，与人的生存发展究竟具有怎样的联系和意义？或者说人究竟何以需要文学？这也许只有循着人的生命活动的本质特征去思考探求。

人的生命活动可以说有两个基本指向。一是指向自我肯定和自我实现；二是指向自我解放。

首先，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改造或创造对象世界，求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无论主体自觉与否，这种生命活动本身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实现和确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的自我确证。”由于人是有意识的，他不仅面对着一个外部客观世界，而且还有一个自身的内部精神世界，因此人就不仅在现实中，而且要求在精神上肯定自身。现实的肯定方式是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而精神肯定的方式则比较复杂，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文学艺术活动。马克思说：“艺术创造和欣赏都是人类通过艺术品来能动的现实的复现自己，从而在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p125)这里指的就是人在精神上的自我肯定和确证。

人的本质力量特别是精神本质（比如某些复杂的意欲和情感），作为一种潜能，无不时时在追求着实现。尤其是当现实的实现遇到障碍时，便往往转化为假想的亦即精神方式的实现。人类童年时期创造的文学艺术，如壁画和神话，虽不无符咒意味，但主要还是表现某种当时无力实现的幻想，比如，把实际上还不能战胜的野牛杀死，把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征服等等，这实质上是人类要求征服自然的意志愿望在想象中的实现，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肯定。随着人自身物质实践能力的增强，想象也可以转化为现实的创造，如飞天、奔月、远渡重洋都已成了今日的现实。这样，能够在现实中得到肯定和实现的东西一般说来就不再需要在想象中寻求实现和肯定了。所以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在想象里并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随着这些自然力的实际上被支配，神话就消失了。

从人类的发展趋向来说，一方面，随着人类物质能力的不断发展，就可以更有效地改造和创造对象世界，使自己的某些愿望需求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使自身的某些本质力量得到现实的肯定和实现。与之相应的另一方面是人的精神世界、精神本质也会随之不断发展和丰富，如果说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方面无限可为，而精神上的某些追求如人类相互间的爱与理解，社会生活的合理，爱情的甜美丰富等，却也许难以完全在现实中得到实现和肯定，或者说它们具有永远不可穷尽的内涵。因此人类就不仅永远需要在现实中实现和肯定自己，而且也永远需要在精神上实现和肯定自己。这也许是文学艺术作为人的精神本质自我实现和肯定的一种方式，将和人类共存下去的一个方面的理由和根据。

其次，人的生命活动不仅追求自我肯定和实现，往前推进一步，他还追求自我解放和超越。文学艺术活动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一种方式，也就不仅与人的自我实现自我肯定的要求相联系，而且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和人的自我解放和超越的追求相联系，从而展开和生成着它多方面的丰富本质。

人的解放包含着互相联系着的两个方面，即自我精神上的解放和人的现实解放。文学艺术活动作为一种精神领域的活动，当然首先和人的精神解放相联系并显示自己的意义。人是惟一有精神的存在物，而人的精神往往比肉体更容易受到伤害，在人们的现实生存中，被压迫的地位处境，自由生存权利的被剥夺，还有生活中遭遇到的各种挫折打击，都会带来精神上的痛苦、烦恼、苦闷、压抑，或者导致精神的麻木，灵魂的扭曲，主体意识的失落等等，使人的精神被严重束缚，甚至成为精神变态的人。这种精神上的压迫状态往往会生发出一种内驱力，寻求自我精神的解脱或解放。这种自我精神的解脱或解放，可以有两种最主要的方式或途径，这就是宗教和文学艺术。宗教给人送来上帝的关怀或天国的幸福，使人的精神得到抚慰，这是一种外力的拯救；文学艺术活动则使人在自己创造的审美想象的世界中得到精神的寄托，这是一种自身的超越和解放。由于这种自觉的超越和解放，就有可能使人的精神本质得到复归，被束缚的精神力量得到释放，使主体意识得以唤醒，而这正是争取人的现实解放的必要前提。

毫无疑问，任何精神解放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都不能代替现实的解放。马克思曾深刻指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只有在现实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不从现实中获得解放，精神上也不可能最终得到解放，因此人的精神解放和现实解放总是相联系的。文学艺术活动虽然直接与人的精神解放相关，但由于人的精神解放毕竟要导向现实解放，因此文学艺术活动也必然要指向现实，与人们争取现实解放的活动相联系。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活动一开始总是从个人出发的，人的解放也往往总是从争取个人的解放开始的。然而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个体都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处在复杂的现实关系之中的。因此，个体解放虽然具有某种相对独立的意义，但在根本上又都只能是社会解放，都只有通过改造社会，改造现存关系才有可能实现。而要改造现实社会关系，就不是靠某一个体，而要靠一个社会群体协调努力才能奏效。这样，个体解放就和群体解放，和整个社会的解放联系在一起了。文学艺术活动虽然从它的本性而言是一种个人的活动，但是当个人的生命活动指向争取自身的现实解放从而与群众的社会活动相联系的时候，也就自然而然会超出个人狭隘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的意义，就会指向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对现存关系的揭示批判，对社会变革和人的解放的思考等等，这样个人创造的文学就具有了普遍的社会意义，具有了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性，对于它的创造者来说就带来了一个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问题。文学艺术活动这种由个体意义向社会意义的衍化，显然不能认为是它的本性的异化，而恰恰是它的本性的一种合乎逻辑的自然延伸和展开，因为它是和人的生命活动的展开，和人的自我解放追求相一致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当然，对于文学艺术的创造者来说，个人精神上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与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之间确实有一个如何统一和契合的问题，而这则与创造者的主体自觉意识相关。

人的生命活动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人的解放也具有无限的内涵。马克思曾经强调，所谓人的解放，是意味着“一切属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这就不仅包括人的现实解放，即改造不合理的现实社会关系，使人获得生存自由，甚至也不只限于摆脱精神上的束缚压抑，而且也包含着使人的一切精神感觉、精神特性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发展，比如耳朵成为音乐的耳朵，眼睛成为形式美的眼睛等等，这样，人才真正实现“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文学艺术活动作为人的自我肯定，自我实现，自我解放的一种方式，就不仅对一定历史范畴内人的现实解放和精神解放具有特殊意义，而且在人的一切属人的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无限可为。而这也许是文学艺术活动具有永存的意义和无限发展可能的又一个方面的理由和根据。

文学活动既然是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一种实现方式，那么人们的文学观念就在根本上与他们的人生观念相通，或者更确切地说，人们的人生观念往往决定着他们的文学观念。

有史以来的人生观念虽然千差万别，但总的说来大概有两种主要取向，即“兼济”与“独善”，或者叫“兼济人格”和“独善人格”。所谓“兼济人格”，其人生指向是心怀天下，面向社会，改造现实，解放大众，而自身价值的实现就体现在改造社会解放大众的事业上，自身的解放也包含在群体的解放之中。“独善人格”的人生指向则是面向自我，追求自我个性的解放，自我价值的实现，自我人格的完善。在生活实践中，对于不同的个体来说，有的也许偏于强调“兼济”，有的也许偏于追求“独善”，有的也许是两者复杂交织互相转化，形成了人们人生活动的千差万别。

和人生观念的这两种主要取向联系，在文学观念上也同样存在着这样两种指向，即“为社会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前者主要指向参预现实变革和大众解放，后者主要指向追求自我肯定、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从整个文学史和文论史的发展看，可以大致分辨得出这样两种主要倾向和潮流；而从具体作家的创作和理论主张来说，则同样存在种种复杂情况：有的偏于强调为社会人生，干预生活，参与变革；有的偏于追求自我表现；有的则二者兼取，在不同的条件下有不同的侧重。正是由于人们在人生观念及其文学观念的指向上存在这些差别，因此带来了文学创作上的种种复杂现象以及文学基本观点上的几乎无尽无休而又难分高下的争论。

总之，关于文学本体论的思考，使人们知道文学活动是和人的生命活动相一致的，一定的文学观念并不是人们随意杜撰和随便选择的，而是和人们的人生观念相关联的。在实践中，根据一定的主体性条件又往往会引出不同的价值取向，这样，文学观念就实际上一方面联系着文学主体论，另一方面联系着文学价值论。因此，由文学本体论的思考就还要分别推及对文学主体论和文学价值论的进一步认识。

二

文学主体性是和人生观念相联系，和人的实践活动相统一的。因此，考察文学主体性还应当从现实主体性入手。

主体性是人在一切活动中作为主体所具有的特性。人类一切活动的实质是人自身的生命活动，那么，主体性具体说来就是人在自己生命活动（包括现实活动和精神活动）中所具有的自由自觉的特性。所谓自由，指人的活动不听命于任何外部力量，而是根源于主体的自由意志，是自发的；所谓自觉指人对自己的活动及其目的意义有着清醒充分的意识，而不是盲目依从的，这种主体的自觉意识就是主体意识。人在现实中的主体意识指人能够意识到自身在现实中是怎样的和应该是怎样的。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他不仅能够认识外部世界，更重要的还在于具有自我主体意识。从人类史的角度看，人类意识的发展，人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的萌发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过程，然而只是到了人们逐渐具有了一些自我主体意识的时候，人的生命活动，包括对自我实现自我解放的追求，才逐渐变得自觉起来。不过从个体方面看，情形又显得复杂得多，就是说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体是否具有自我主体意识或这种意识的程度如何往往是千差万别的，因而也就带来了人们生命活动和人生追求上自觉程度的差别。

人的主体意识往往首先表现为个体意识，因为人的存在首先是个体的存在。通常所谓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也总是从个体意识的觉醒开始的。人的主体意识虽然首先表现为个体意识，但并不仅仅具有孤立的个体意义，因为任何个体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处在复杂的群体关系之中。因此，所谓意识到自我是怎样的和应该是怎样的就包含着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现实关系是怎样的以及合理的社会关系应该是怎样的。这样，对于一个个体来说他就首先在自己的意识中将自我的存在和他人、群体的存在联系起来，同时也将自我的生存发展要求与群体的生存发展要求统一起来，并进而在实践上使自我个性解放与群体社会解放相协调，只有在这种个体意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凝聚成民族主体性，形成民族解放的浪潮。如果个体意识仅仅只局限在意识到个体的自我人生价值，孤立地追求个体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那就有可能导向“自我中心主义”，并且最终也许会因为孤立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的实际上难以实现而使这种个体意识在悲观中重新归于沉落。当然这里并不否认个体意识和个性解放本身的相对独立意义，比如在封建专制极权统治压抑和否定个体、个性的条件下，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强化，个性解放的追求都是对不符合人性的现实的直接反抗，是人的解放的一种形式，但它终归要汇入民族社会解放的潮流，否则仍将走向自我迷失。

文学主体性是指人在文学活动中作为主体所具有的特性，即主体在文学活动中自由自觉的特性。文学主体性同样和主体的自觉意识相关，即一方面意识到自身是文学活动的主体以及文学活动对于自身的意义；另一方面意识到文学本来是怎样的和应该是怎样的。人们的文学观念实际上就根源于此。

文学主体性其实并没有确定不变的内涵，由于人们的主体意识有着不同的层次意义，文学主体性也实际上有着不同的层次品位。

前面说到，人的觉醒总是首先从个体意识的觉醒开始的，基于这种觉醒，个体便走向追求自我肯定、自我实现、自我解放，而这往往是整体意义上人的解放的开端。但是，当人的主体意识还停留在比较狭隘孤立的个体意识层次的时候，这种所谓主体性就实际上有一定的局限。由此推及文学主体性也同样是如此。基于单纯个体意识的文学主体性当然也表现为某种自由自觉的特性，但这种自觉不过是单纯个体意识的自觉，这种文学活动的自由也往往是个人精神上的某种自由，或者说只是在审美境界中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和满足，比如“自我表现”论的文学观念及其创作追求就主要是把文学活动当作单纯表现个人生命意志和情感体验的一种方式；文学主体性理论和“自我实现”的文学观念也实际上是把文学活动视作个体人格价值、精神本质的一种自我实现和确证。这种从比较单纯的个体意识出发的“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在个体人格比较高尚的条件下，也许可以表达某种超出个人意义的情感，如对他人以至对人类的爱；而在个体意识比较褊狭的情况下，则往往会限于表现一己私情，有的甚至可能把某些生命本能、感性当作人的生命本质来表现和追求，从而导致人欲横流，这实际上是主体性的沦落。因此，基于单纯个体意识的文学主体性虽然也不失为一种主体性，也表现为某种自由自觉的特性，但它的意义毕竟有限，因而还只是一种较低层次品位的文学主体性。

更高层次品位的文学主体性则是基于充分的个体意识和清醒的时代意识、民族意识的有机统一。如前所说，真正清醒自觉的主体意识应当是在自己的意识中将自我的存在与时代生活环境联系起来，将自我的生存发展要求与民族群体的发展要求统一起来。在这种充分的个体意识和清醒的时代、民族意识有机统一基础上形成的文学主体性，就超越了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从而获得了更为丰富博大的内涵。以这种主体性来对待和参与文学活动，那么文学就不仅仅只具有表现自己的意义，甚至也不只具有实现自我的某些精神本质（如想象、意志、爱等等），而且也是争取和实现自身及民族群体现实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一种方式。因此文学就不只具有个体活动的特性和价值，而且具有社会的特性和意义。即使是对于个体自身来说，与那种单纯追求精神个体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相比，这种包含着整个现实人生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无疑具有更全面深刻的意义，与这种生命活动相联系的文学也必然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更旺盛的生命活力。因此我们说，这种超越了狭隘个体意识和精神特性而指向人的全面实现、全面解放、全面发展的文学主体性是一种更高层次品位的主体性。

由于文学主体性事实上具有不同的层次品位，那么文学活动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活动的一种方式，它所追求的人的自我实现、自我解放也往往有着不同的品位和意义，而且文学上的所谓生命意识、忏悔意识、忧患意识等也可以有不同层次的含义，即它既可以是以自我为思维中心而生发的，也可以是对包括自身在内的整个民族和人类命运的关注思考而形成的，前者可能导向个人的享乐追求，后者可以升华为一种崇高的人类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我们在谈文学主体性的时候，笼统地主张以人为思维中心，强调自我实现，自我解放及种种主体意识还不够，还应当进一步区分文学主体性及种种主体意识的不同层次品位。文学主体性的品位不同，文学活动所能达到的境界也会有很大的不同。由此观照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可以说它的每一个进步都与主体意识的觉醒、主体性的强化相联系，那么它的某些失重和浮泛也同样与文学主体性的层次品位不高相关。

三

如前所说，人的精神活动和现实生存实践活动之间实际上并不隔绝，而是相互联系，双向流动转化的，那么对于文学活动的价值，也许就不能仅仅从精神需要方面，还应当从人的本体存在，从整个现实人生的发展需求来理解。根据现实人生的不同发展需求，文学活动也许可以说有两重主要的价值取向或价值功能。

首先，从比较消极的方面来说是补偿调适功能。所谓“补偿”是指对人生缺憾（缺乏或失落了某些东西）的某种弥补和偿还。从人的生存发展愿望来说，没有谁不追求人生的充实和生活的圆满，然而现实人生本身却往往难以尽如人意，构成这样或那样的人生缺憾。这些人生缺憾在现实活动中得不到补偿，那么就往往导向在精神上，在文学活动中以审美想象的方式实现补偿。比如有生理缺陷的人缺乏正常人的人生生活，由此往往会生发出强烈的补偿愿望，当他们从事文学活动的时候，便很容易借助于这种方式实现心理补偿。我们看到，主体在哪个方面缺憾最甚，便在这方面表现出特殊的审美追求：失明者偏爱于描绘明丽的景物和缤纷的色彩；失聪者则钟情于节奏和旋律；肢体残缺者更愿意表现人的强健体魄和自由活动等等。而且，由于伤残者一般都有一种深层自卑心理，而在文学中则往往偏于塑造自尊自信意志坚强的人格。这种现象从表层来说是主体精神意志的投射，从深层心理来说则根源于对自卑心理的克服和补偿的愿望。再如，一般人在生活中如果缺乏或失落了什么，在文学中也往往会有相反的表现：一个缺少家庭生活温暖的作家可能描写出一个又一个完善幸福的家庭；在爱情生活上屡遭不幸的作家可能编写出一个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怀才不遇的作家可能不停地表现“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的喜悦等等。俗话说：“画饼充饥”、“望梅止渴”，《聊斋志异》中异史氏曰：“观其容可以疗饥，听其声可以解颐”，都可以说是对人的缺憾补偿心理及其文学审美创造（也包括审美欣赏）的一种朴素说明。此外，关于“调适”，是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遭遇到某些打击、挫折和压迫，使心理失去平衡，这样就需要进行精神上的自我调节，使之适应于现实的生存发展，这时文学活动也就成为一种特殊的调节方式，发挥某种调适功能。比如人在现实中受到打击、被现实力量所否定，便往往在文学活动中寻求自我肯定；由于现实生存环境的不合理，人在精神上感到苦闷、压抑，也往往借助文学活动加以宣泄释放，一吐积郁，以获得某种精神解放；有时由于过度劳累也会带来精神上的紧张疲劳，失去平衡，文学审美活动也可以使人的精神得到放松，恢复平衡，如此等等。总的来说，补偿调适主要在寻求心理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审美的世界是不安灵魂的栖息所；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艺术和宗教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

其次，从比较积极的方面来说是建构激发的功能。“建构”与补偿相对应，是对更高尚完美人格，更健康完美心理，更富有意义的人生的一种自觉追求和塑造；而“激发”与调适相对应则是对人的主体意识，积极的人生进取精神，变革现实的意志和情感力量的一种主动呼唤与激励。正常人都有向善向美的天性，有美化生活、丰富人生、完善自我，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愿望和要求，虽然这种愿望要求在现实中的实现有种种局限，却可以转化为文学审美活动中的积极追求。它一方面表现为主体从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念出发，对健全、崇高，理想的人格及其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合理的人生生活进行肯定性的塑造和描写，从普罗米修斯式的崇高人格到浮士德式的进取精神，从简·爱的生命意志到安娜的人性追求，从莺莺、杜丽娘的纯洁钟情到宝、黛的叛逆反抗，从高尔基的雨中海燕到郭沫若的火中凤凰，直到当代文学中乔光朴、陆文婷等人格类型。当然，其中有的作品充分描写了某种人格人性的自由现实，也有的作品展示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这种悲剧性的描写往往包含着对不合理社会关系的深刻批判，在痛惜中更显出对有价值人生的肯定与呼唤，从而具有更强烈的激发力量。另一方面则是表现对异化心态，畸形人格，扭曲了的灵魂及一切违反人性的事物，不合理人生生活的否定性描写和批判。比如古代神话中对众恶神的描写，各民族文学中对种种丑恶人格的刻画：莫里哀笔下的伪君子、悭吝人，果戈理《钦差大臣》、《死魂灵》中的人物，冈察洛夫写到的奥勃洛摩夫，鲁迅笔下的阿q等。展现人性人格的异化和扭曲，实质上还在于唤起、激发人们对自身的反思，让人警惕自身的异化，超越自身的局限，去建构健全的心理、人格，去追求合理的人生生活。

一般说来，在文学审美活动中，人在美的事物面前往往有一种心理压力，一种失落感；而在丑的事物面前则有一种恐惧感，这意味着主体在对对象的观照中内含着对自身的发现和反思，由此也生发出自我超越的愿望，从而导向重新塑造自己。因此，积极的文学审美活动就不只在寻求心理的平衡，而在于激发自身向善向美的意志情感力量，追求自我发现，超越、重塑，使人变得高尚完善，从而以更积极的姿态面对和投向现实人生。克莱夫·贝尔曾说，虽然审美情感是置于生活之外和之上的，所以从中可以逃避生活，但当步入审美情感世界的人回到人情事物的世界时，他已经准备好了要勇敢地、甚至是略带一点蔑视的态度面对这个世界；“被艺术品的纯审美意味激动着的男女，总是以一种激动和兴奋的心情走进外部世界，这种心情使得他们对于在他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更为敏感了。这样一来他们就有可能更为强烈地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可能性前景。”[2](p155-156)这种审美活动对于文学创造主体和文学接受主体都有同样的效应。其区别在于，创作活动是主体追求自由发展的生命本性的一种自觉投射和实现，它内含着主体的自我观照，自我呼唤，指向主体人格的自觉建构与激发；而欣赏活动则是主体追求自由发展的生命本性的自觉迎合与投入，它内含着主体的自我发现与反思，从而导向主体人格相对被动的建构与激发。

文学的这两重价值取向或价值功能，虽然在层次品位上有比较消极和比较积极的区分，但应该说都与人的生存发展需求相联系。我们知道，人生有两个基本向度：生存指向现在，发展指向未来。立足于现实生存，人们面对的现实和自我也许将永远是不完善的，生活往往会有波折，人生难免会有缺憾，心灵也时常可能发生倾斜，因而精神上以文学审美方式实现的补偿调适也许是永远不可缺少的；而着眼于未来发展，自我有无限的可超越性，精神人格也有无限的可塑性，人生更有无限的发展前景，具有生命活力和自强意识的主体也许永远不会满足于生存现状，永远不会放弃对健全人格和完善人生的追求，这种自觉追求在精神方面就往往转化成为文学审美活动的建构与激发，并最终影响人的现实生存与发展。因此，文学的这两种取向都有其存在的根据，也各有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

从文论史的情况来看，人们在文学价值观念的这两重取向上似乎各有偏取。比如，那些把文学活动和个体的生存意义相联系的人们往往比较偏于着重文学的补偿调适功能，如康德、席勒、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王国维等；而那些把文学活动和社会变革、人的解放与发展相联系的人们往往比较重视文学的建构激发功能，如俄国民主主义的批评家们和马克思、恩格斯、鲁迅等。从创作方面的情况看，不同的作家也往往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追求。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文学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上的差别，带来文学上几乎永无止境的争论。而人们这种文学价值观念或价值取向上的不同归根结底又和人们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念、主体性的不同层次品位有着内在的联系。不过问题也许还有另一个方面，如前所说，文学活动首先是精神领域的活动，是人从精神上自我肯定，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因而它的价值也首先是精神价值。但是，人的精神活动和现实实践活动应当是相互联系的，主体经过精神、心理上的重新调整和建构，无疑还应当指向适应和改造现实，争取现实的解放和自由生存发展。然而实际上，对于有些人来说，却往往容易把文学审美活动当作逃离现实、退回内心的方式，满足于自己的“审美”解放，陶醉于自，由的审美境界，以至于忘记或放弃了现实的解放与发展，这应当是文学价值论研究中值得引起注意的一个问题；也是当今文学（文论）建设中应予重视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实践美学论文篇4

我国当代美学研究在引进、学习西方美学的基础上，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从首次引进西方美学理论始，经建国后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到八十年代的美学热，直至今天美学研究的深化，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我国当代美学基本上形成了以实践美学为主流的当代美学理论体系。在这样一个大的理论背景下，朱立元先生在长期对西方美学理论进行系统把握和全面研究的基础上，也在不断思考着我国当代美学、文艺学的理论构建问题。在他的一系列论著中，已充分体现了他对实践美学的理论发展和完善的思考，体现了他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上建构当代美学的努力，并已基本形成了以实践概念为核心的实践本体论美学。可以说，他对实践本体论美学的理论思考，是对我国当前美学研究的一大突破和推进。本文拟结合朱先生的一些论著，对他的实践本体论美学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理论构架，以及在美学研究实践中的具体贯彻作一初步阐述。

一、对实践美学的批判和继承

朱立元先生对实践本体论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是在充分批判和继承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他在著述中也多次提到，他所主张的实践本体论美学，是在以实践论为哲学基础和理论背景下，主要是对李泽厚先生和蒋孔阳先生的实践美学的批判、发展和继承。关于实践美学，朱先生认为主要是以李、蒋两位先生为代表。他说：“正是在以实践论为美学的哲学基础的意义上，我把他们两位先生的美学理论都纳入到实践美学的大范围之中。”[1]同时，他又指出，在理论认识上，他“对李先生的美学观，有赞成方面，也有不同意方面；而对蒋先生的美学观，则基本赞同。Www.133229.coM”[2]要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对前人的批判和继承是必要的，只有借助于理论发展的背景，才能有所突破和创新，朱立元先生正是在我国美学在实践美学的研究已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实践本体论美学主张的。同时，我国美学研究在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对美学的现代性追求是当代中国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朱立元先生的实践本体论美学也是这种思考和追求的产物。

我国当代的实践美学主要是指以实践论为哲学基础构建起来的美学学说，在老一辈学者中，主要代表人物是李泽厚和蒋孔阳先生，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实践美学的观点和主张。此外，还包括其他一些同实践美学在基本思路上有相同或相近的一些美学观点和理论。基于此，朱立元先生分别对李泽厚和蒋孔阳二先生的实践美学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和细致的剖析，使实践美学得以突破和发展，使其真正过渡到实践本体论美学的阶段。

首先，对于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的主张，朱立元先生认为，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理论，是在他60年代提出的“客观性和社会性统一”的美学主张的基础上形成的。李泽厚在系统研究马克思《手稿》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其实践美学的理论体系。朱立元先生指出：“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在保持基本框架的前提下有了较大发展，这就是把‘人化自然’分为外在自然与内在自然两个方面的人化，且把‘人化’的历史过程用‘积淀说’加以概括，这其中吸收、改造了康德的先验哲学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等思想观点；最后又把这种‘人化的自然’说与中国传统哲学、美学联系起来，上升为新‘天人合一’说；他并把自己的美学理论称为‘主体论实践哲学’或‘人类学本体论哲学’的美学观。”[3]可见，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的主张，在美学问题的根源和出发点上，是以实践为其基本范畴的。朱立元先生在充分肯定了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的理论观点后，明确指出，虽然李泽厚的实践美学是以实践为其核心范畴，但因为对实践本身的含义的理解和自己本身理论建构的需要，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可以说是“主体性的”或“人类学本体论的”实践美学。这样，“‘主体性实践美学’与‘人类学本体论美学’本身就隐含着逻辑上不可克服的自相矛盾。”[4]因此，“积淀说”背后就隐含着日益滋长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在审美活动中片面强调理性、群体性、人类性等。所以，从本质上来看，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是主体论美学，因此，朱立元先生强调：“我认为李泽厚的美学还不是真正的实践本体论美学。”[5]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和内在的矛盾，朱立元先生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这种内在矛盾的原因。他认为，这一根本的原因在于对“本体论”的某种误解，即未能从存在论角度看待实践论，因而在以实践论作为美学的哲学基础时，未能把实践看成是人的存在（生存）的基本方式，也未能对存在论意义上的实践作出更全面的阐释，因此，李泽厚先生把实践主要理解为群体、理性的物质生产劳动，而较少注意到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活动的个体、感性方面，“积淀说”虽也将群体、理性落脚于个体、感性上，但显然前者居于支配地位，后者是相对被动的载体而已。这样，“审美作为人生实践中生存和生命体验的内容与存在论意义就无法得到充分的阐发，实践论未能在本体（存在）论意义上真正成为美学的哲学基础。”[6]对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的本质局限和不足进行了充分的批判和克服后，朱立元先生提出了自己的存在论意义的实践本体论美学理论。

其次，对于蒋孔阳先生的实践美学的理论体系和主张，朱立元先生将其概括为“以实践论为基础、以创造论为核心的审美关系说。”[7]他认为，蒋先生的美学思想在基本方向上属于实践美学，但在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创新和突破。总的说来，蒋先生的美学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为基础的，但并不像实践派那样，直接从实践概念来界定美，而是以马克思《手稿》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自然的人化”的思想为立论的主要依据，从人与现实（自然）的审美关系的历史形成入手来揭示美和美感的诞生和本质的。朱立元先生认为，蒋孔阳先生的实践美学理论最大的贡献和突出的特点在于：在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中，把主体创造的思想放在突出的地位上。蒋先生从《手稿》中关于“美的规律”的论述出发，指出美的创造是一种自由的而又符合现实的规律的创造。同时，对于美的创造，蒋先生从宏观上和主客体的关系上作了富有新意的阐发，提出了“美的创造，是一种多层累的突创”理论，认为美是自然物质层、知觉表象层、社会历史层、心理意识层等多层次积累而又突然创造而形成的一个开放的、恒新恒异的创造过程中的复合体，所以它能把复杂归于单纯，把多样归为统一，最后成为一个完整的、充满了生命的有机体。朱立元先生认为：“这一理论打破了形而上学的观点，把主体创造论大大深化了：既突出了主体能动性，又坚持了社会客观性；既看到了美的复杂性，又发现了美的单纯性；既注意到美的形成的量变（累积）方面，又揭示其质变（突创）方面；既重视了美的形成的客观物质条件，又强调了创造美的主体心理和社会历史因素；既顾及了美的形成的一般基础，又张扬了美学自身的特点；充分显示了蒋先生作为‘第五派’美学代表的独创性。”[8]因此，以其理论的创新性和完善性，蒋先生的美学思想在80年代迅速发展并成熟，而且与李泽厚的主体论实践美学或人类学本体论美学有了明显的区分。对于蒋先生的这些观点和理论，朱立元先生则在全面肯定的基础上作了更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二、实践本体论美学的哲学基础

实践本体论美学既以实践论作为其哲学基础，那么，对实践概念就要从哲学上作一深入的剖析和界定，以往的实践美学研究，在对“实践”这一范畴或多或少存在着理解和使用上的不足。这主要表现在：其一，直接把实践范畴引入美学研究，反而导致了实践的本体论意义的丧失。其二，把实践范畴简单化，仅仅理解为物质生产劳动，缺乏对实践内涵的全面理解。其三，对本体论的某种误解，导致了实践范畴的存在论意义的缺失。朱立元先生认为，造成这些不足的根源在于对作为理论基础的本体论及实践概念的误读。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朱立元先生首先从哲学思考入手，对长期以来存在于我国美学界、艺术理论界的“本体论”误读、误译问题作了探讨。在《当代文学、美学研究中对“本体论”的误释》[9]一文中，朱立元先生针对我国自80年代以来，在文学、美学研究领域对“本体论”这一概念理解和认识上的混乱，对本体论问题从语用学和内涵上在西方的发展作了详尽的考述。这一研究，不但对我国文艺学、美学研究在理论上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同时也对朱先生在存在论意义上界定实践本体论美学确立了理论依据和出发点。关于这一问题，朱先生通过研究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本体论是对译西文ontology的一个译名，它的本义不是中文意义上的“本体”、“本源”或“本质”，而是关于“是”、“有”或“在”（存在）的学说，即关于being的理论。最新版（15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说：“本体论是研究being本身，即一切实在性的基本特性的一种学说。”从理论上来看，朱先生的这一界说的意义是重大的，因为，对于实践美学的理论哲学基础的完善，对于实践范畴的全面认识和把握，以及实践本体论美学的存在论意义等诸多问题的论述，完全是在这一界说上展开的。以此作为理论基点，朱先生进而认为，作为实践美学哲学基础的实践论，既不单纯以本体论方式，也不单纯以认识论方式出现，而是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认识论的统一。朱立元先生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一问题。

首先，实践论作为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的理论依据。朱立元先生认为，实践论之所以为实践美学提供了哲学基础，最根本的，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他说：“以实践论为哲学基础，实质上也就是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这也是在最高层次上对实践美学哲学基础的概括。”[10]朱立元先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研究，指出实践概念主要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不但包括人对自然、物质世界改造的实践活动，同时也包括人对现存的社会关系的改造的社会因素。所以，以实践为核心范畴的实践美学，是建立在以实践为核心范畴的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朱立元先生指出：“实践美学以唯物史观作为哲学基础，这标明了实践美学的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性质。”[11]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践美学应以唯物史观为其哲学基础。朱立元先生还充分引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来论述了这一问题。[12]

其次，关于实践本体论。如前所述，在对本体论进行正名后，朱立元先生指出，实践本体论也须从存在论角度加以阐释。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一定意义上包括着本体论，即包括着人的社会存在的理论，并以此作为其整个哲学的基石与出发点。”[13]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著作中马、恩关于人的社会实践方式的论述的研究，朱立元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着本体论。这是一种“社会存在本体论”，即存在论意义上的本体论，所以，社会实践是人们的存在的基本方式，即“社会存在”的主要内容是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他指出：“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把马克思主义本体论概括为社会实践本体论，或简称为实践本体论。”[14]因此，实践本体论是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与根本所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组成部分。这样，朱立元先生在廓清了本体论的含义后，从而探讨和阐述了马克思实践范畴的本体论意义，也就是人的社会存在论意义，从而为实践美学的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即实践本体论美学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意义是重大的。

其三，关于实践认识论。朱立元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实际上已暗含着实践认识论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很少离开人的社会历史实践来孤立、抽象地谈论人的认识活动和认识过程。当马克思表述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时，他实际上已指明了人的认识的来源和起点是人们的社会实践，也指明人的意识随社会实践的改变而改变，实践是人们认识发展的根本动力。所以，在实践本体论的基础上，必然会得出实践认识论，他说：“从实践本体论出发必然要推导出实践认识论，两者有着内在的、天然的一致性，作为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15]由此，朱立元先生指出，实践美学在8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以实践认识论为基点，对我国美学界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带有机械唯物论倾向的“反映论”美学的陈旧思路的突破。[16]我们认为，这一突破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反映论美学仅局限于认识反映客体的旧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这样美学研究仅停留在认识论层次上。而实践美学在引进实践本体论（包括实践认识论）的哲学基础后，就突破了这种认识论的框架，拓展了美学研究的范围。朱立元先生因此认为，实践美学在实践认识论的基础上，对许多美学问题都展开了研究和探讨，如与审美心理学相结合，深入到审美经验层次的研究；对审美活动的主体创造性的强调；对审美活动的接受主体性的重视等等。

此外，朱立元先生还对《手稿》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如他的专著《历史与美学之迷的求解——马克思的美学问题》[17]、《思考与探索——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建构》等著作，就是对手稿中的美学思想的系统研究。其他还有《对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论述的几点思考——向陆梅林先生请教》[18]、《对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论述的再思考——兼答曾簇林教授》[19]等文章，对《手稿》中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的论述作了深入论证和阐释。这些理论探讨都构成了实践本体论美学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石。

这样，朱立元先生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其理论核心，通过对本体论的内在含义的进一步厘清，对实践概念作了全方位的考述，强调了其存在论上的意义。由此，以实践本体论为基础，完成了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认识论的有机统一，为实践本体论美学找到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三、审美是一种人生实践，美是一种人生境界

有些学者认为，实践美学在当代已经过时，在当代不需要实践美学，并对实践美学展开了批判。针对这种见解和看法，朱立元先生认为，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实践美学是否过时的问题，而在于目前学术界对实践美学的误解。他指出，实践美学虽然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作为哲学基础的美学，但在实践美学内部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思路，如以李泽厚先生和蒋孔阳先生的实践美学体系就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实践美学作为一个开放的美学体系，应该说有很大的发展余地。所以，朱立元先生以实践本体论为基础，系统地建构适合于当代中国的美学体系。他的实践本体论美学的基本理论可概括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实践是人生在世的生存方式，审美是一种人生实践，美是一种人生境界。

首先，关于实践本体论美学中实践的含义。朱立元先生认为，实践美学应严格地把实践论作为哲学基础，而不能直接、简单地把实践范畴移用至美学研究中，特别是要注意发现、揭示实践范畴从哲学通向美学的一系列中介环节，并加以阐发论述。所以，他对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述中的含义，以及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认识论的统一等问题，在论述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时，作了详尽的阐述。基于此，朱立元先生直接指出，他的实践本体论美学中所谈的实践和李泽厚所讲的实践的含义并不相同。李泽厚先生所讲的实践主要分为两个本体，即工具本体和心理本体，工具本体即物质劳动，心理本体即情感本体，然后用积淀说统一两个本体。而朱先生所说的实践本体论，则是从存在论意义上来理解的。他的实践的含义是人生在世的存在方式，人所有的活动都可以概括到实践范畴当中来。物质劳动、审美活动、政治、经济、道德诸种活动都可以纳入实践范畴。这样，实践本体论美学中实践范畴的基本含义便得到了存在论意义上的解释，这不但对实践的范畴有了全面的认识，而且对实践本体论美学的研究范围也大大地拓展了。如他针对有些学者对实践美学的误解或对实践范畴的片面认识时指出，有的美学家对实践范畴的理解较窄，单纯停留在物质生产劳动这一含义上，而未把种种人生实践，如道德实践、交往活动和精神文化活动（即马克思所说的精神劳动或精神实践）考虑在内。这样，“在建构美学理论时，往往把人生实践方面的审美问题放置在视野之外，而这同关注人生实践的中国传统美学之间鸿沟显明，不利于建构中西交融的当代实践美学体系。”[20]朱立元先生在这里不但指出了对实践范畴的全面的理解和把握，同时也明确地提出了实践美学在中国当代美学建设中的意义。实践虽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但它却是目前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的范畴，因为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本土化，通过中国学者立足于中国文化背景对它的阐释，它已成为自五四以来中国哲学、美学研究的另一大传统，如何将这一传统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以建立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这也是朱立元先生在存在论基础上理解实践本体论美学时所思考的。很显然，实践本体论美学在系统把握实践范畴时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的，这就是始终从本体论的真正内涵出发，在存在论意义上阐释实践论，这不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应有之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朱立元先生长期理论思考的结果。

其次，朱立元先生在对实践范畴作了存在论意义的诠释后，则提出了“审美是一种人生实践，美是一种人生境界”的理论主张。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实践范畴的内涵的扩大，自然也包括了作为实践活动之一的审美活动，这样，审美活动不但是一种实践活动，是一种人生在世的存在方式，同时也和其他实践活动一起，共同构成了人的在世存在方式的所有内容。和以往对美学的追问方式不同，实践本体论美学没有直接去追问“什么是美”或“美的本质”这类传统的本质中心主义的问题，因为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势必会陷入形而上学的怪圈，似乎是难以确切地加以回答的。朱立元先生直接从人的存在方式入手，即从实践范畴入手，把审美当作一种人的实践活动，进而去探讨其他问题，很显然，审美活动是实践本体论美学所要探讨的首要问题。

同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美学理论，在实践和审美活动的基础上，朱先生进而提出了“美是一种人生境界”的主张。朱立元先生这一主张的提出，实际上包含着在对美学作出存在论基础上的现代思考之后，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为实践美学找到理论依据，进而建立真正的中国当代美学。对人生境界的追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宗白华先生就指出人生有五种境界，其中之一便是“艺术境界”，“艺术境界主于美”。[21]这里所说的境界，也就是人生在世的一种存在方式，美的境界也是人生所追求的。而且中国人对审美、艺术境界的追求是十分浓烈的，艺术化的人生，艺术化的生活始终是很多中国人的人生目标。在中国古代文人那里表现得十分突出，中国文人在达和穷的境遇下有不同的理想追求，他们在独善其身时，往往寄居山林，沉溺于艺术，这一传统也积聚于当代中国人身上，也是当代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所以，朱立元先生在实践范畴的基础上，力图使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结合起来，而实践本体论美学提出“美是一种人生境界”的主张，显然包含着这一思考。

四、《西方美学通史》中的人本主义思想

朱立元先生的实践本体论美学的基本理论观点和主张，大致如上所述。此外，他也在有意识地将实践本体论美学的主张贯彻到具体的理论著述和批评实践中去。这除了在许多有关美学、文艺学的论著里有所体现外，则集中体现在由蒋孔阳先生和他主编的七卷本巨著《西方美学通史》中。《西方美学通史》在实践本体论美学观的指导下，始终把他们对西方美学的内在理解和把握贯穿其中，立足于现代社会来描述、审视西方美学。这一特征则集中体现在《通史》贯穿始终的对人本主义的强调及由此出发处处流露出来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而这种对人本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强调是和蒋孔阳和朱立元先生所主张的实践本体论美学观完全一致的。

《通史》是在哲学意义上来理解人本主义的，《通史》认为，人本主义就是以人为本的哲学理论与思潮。其根本特点是把人当作哲学研究的核心、出发点与归宿，通过对人本身的研究来探寻世界的本质及其他哲学问题。在对人本主义认识的基础上，《通史》对西方美学的发展作了全面的描述，并对隐含于西方美学中的人本主义进行了系统的考察。《通史》从古希腊一直到二十世纪末，将西方美学的发展分为“古希腊罗马美学”、“中世纪文艺复兴美学”、“十七十八世纪美学”、“德国古典美学”、“十九世纪美学”和“二十世纪美学”六个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对各个不同的发展时期作了详细阐述。在整体的归纳和梳理中，《通史》对隐含于西方美学发展中的人本主义这一理论思潮始终都在加以关注，详细考察了蕴涵在西方文化和西方美学中的这一内在的传统和精神，梳理了每一阶段人本主义的表现形式，最后落脚于二十世纪，详尽分析了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

这种对人本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强调，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的，这就是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命运的思考和关注。我们可以看出，这恰恰是和对实践本体论的理解有内在的相通性。这一方面是蒋孔阳和朱立元先生所持的实践美学的主张在西方美学史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和贯彻；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在系统考察西方美学时对中国当代美学现代化的思考，即如何在系统了解和把握西方美学理论的基础上，促进我国当代美学的建设和进一步发展。

朱立元先生关于实践范畴的存在论阐释、实践本体论美学的基本主张及在《通史》中的体现，以上我们作了初步介绍。关于实践本体论美学，在即将出版的《美学》一书中，朱先生将作更深入系统的理论阐释，我们也将分别就不同的问题作进一步的阐述和研究。可以说，实践本体论美学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美学研究中，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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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2][3][6][10][11][13][14][15][20]朱立元：《美学与实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0、25、51、40、41、48、49、51、50页。

[4]朱立元：《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修正“实践美学”》，《光明日报》（京）1997年7月12日，第7版。

[5]朱立元 苏保华：《勤学勤思 走自己的路——朱立元教授访谈》，《学术月刊》（沪）2000年第3期，第104页。

[7][8]朱立元：《当代中国美学新学派——蒋孔阳美学思想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9]朱立元：《当代文学、美学研究中对“本体论”的误释》，《文学评论》（京）1996年第6期，第14—24页。该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和论争。

[12]可参阅朱立元先生《实践美学哲学基础新论》一文，见《人文杂志》（西安）1996年第2期，第10—18页。

[16]可参阅朱立元先生《对反映论文艺观的历史反思》一文，见《文学评论》丛刊1999第2卷第1期。

[17]朱立元：《艺术与美学之迷的求解》，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

[18]朱立元：《对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论述的几点思考——向陆梅林先生请教》，《学术月刊》（沪）1997年第6期，第28—33页。

[19]朱立元：《对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的论述的再思考——兼答曾簇林教授》《学术月刊》（沪）2000年第3期，第88—96页。

实践美学论文篇5

章辉机械地把实践论与存在论对立起来，贬低马克思 哲学 的存在论维度，虚化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对美学 研究 的价值，错误地抛出“告别实践美学”的口号。朱立元的实践存在论美学依托于马克思哲学存在论维度的重新发现和发掘这一重要 理论 契机，尝试把实践论与存在论结合起来，既坚持实践论，继承了传统实践美学的合理成分，又引入存在论，走出了传统认识论主客二分理论框架，为实践美学，也为当代 中国 美学的突破找到了一个可行的方向。

【关键词】 实践美学 后实践美学 实践存在论美学

一

起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之争尚未平息之际，章辉博士抛出“告别实践美学”的口号，导致美学界再次掀起论争热潮。章辉对实践美学的批判有一 发展 的过程。在刊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2期上的《 自然 、实践与人》一文中章辉起先是为实践美学辩护的。刘大新在《人、实践与自然》一文中提出：现实性的劳动往往造成对立的两个结果——一个是美，一个是丑，“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导致仅仅以“人的尺度”去改造和重建外部自然界，势必破坏生态环境，造成丑；美的 规律 体现于“物种”的尺度与人的“内在尺度”及其统一之中，劳动——特别是现实性的劳动并不能创造一切美或美的事物，须尊重自然及其规律的“先在性”。［1］章辉撰文反驳，批评刘大新“站在机械唯物论的观点评析实践美学”，

误读、歪曲实践美学，“把非实践美学的观点强加于实践美学，然后大加驳斥，有战风车的味道”［2］。但在文末，章辉亦列出实践美学的一些“理论局限性”：“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定义太宽泛，用实践范畴直接推导出美及其一系列范畴，把审美现实化、物质化；未注意审美的纯精神性，个体性；审美的理性主义，未触及审美的超理性特征等等。［3］

随后，在其关于实践美学的系列文章中，章辉逐渐加大对实践美学的批判力度，2004年在《人文杂志》上发表《实践美学：一段 问题 史》一文，在《河北学刊》上发表《论实践美学的九个缺陷》一文。至2005年，章辉终于在刊于《学术月刊》的文章中明确地抛出“告别实践美学”的口号，宣告实践美学走向“终结”。张玉能等人撰文反驳

“实践美学终结论”，美学界又一次掀起论争小高潮。

在《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发表的《论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争》一文中，章辉既批评实践美学“把 历史 唯物主义哲学直接当作美学命题，没有找到美学特有的问题域”，也批评后实践美学“历史主义意识的缺乏使其理论不具普适性，其审美至上主义更有偏执性和虚幻性”［4］，对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各打五十大板，貌似客观公正。然而综观章辉对实践美学进行批判的系列论文，不难看出他实际上倾向于后实践美学一边。就学理而言，章辉对实践美学的批判并没有超越后实践美学对实践美学的已有批判，且章辉本人也没有像后实践美学派美学家那样在批判实践美学的同时建构自己美学理论，因而，章辉博士的批评停留于空喊“告别”、“终结”等口号的层面上。章辉认为“实践美学的历史唯物论和后实践美学的个体主义是其留给新世纪中国美学的有益资源”［5］。显然，据章辉的看法，新世纪中国美学的突破在于把“实践美学的历史唯物论”和“后实践美学的个体主义”这两大资源有效地整合到一起，但具体怎么操作，我们并未看到章辉博士的论述。

二

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是实践论，后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是存在论。传统的实践美学囿于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思维方式和框架的束缚，存在着种种局限。后实践美学批评实践美学“理性主义”、“重物质轻精神”、“重 社会 轻个体”……针对实践美学的缺陷，后实践美学提出新的美学发展路径，声称要“超越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认为“实践美学既具有历史合理性，又具有历史局限性。因此，对其应采取扬弃、改造、发展和超越的态度，在这个基础上建立 现代 的美学理论体系”［6］。“‘后实践美学’只是在实践美学基础上的新发展，是对实践美学的继承、批判、扬弃与超越。”［7］然而遗憾的是，在其理论的建构和实际展开过程中，后实践美学（超越美学、生命美学和生存美学）基本上撇开了实践论，另起炉灶，以存在论为其哲学基础。后实践美学虽然开掘了一些新的美学路径，但并没有实现对实践美学的超越。根本问题在于，后实践美学把自身和实践美学看成是对立关系，把存在论和实践论对立起来。

中国当代美学要取得新的突破，须超越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简单二元对立，既不能固守传统的实践美学，无视后实践美学的批评，亦不能把实践美学完全撇在一边，去建构所谓的“后实践美学”。笔者以为，朱立元先生提出的“实践存在论美学”是循着上述思路所做的一次有益的尝试。朱先生“将实践论与存在论结合起来作为哲学基础，以此走向实践存在论的生成性美学”［8］。但这一路径遭到章辉博士简单化的批评，指责“朱立元力图把马克思的实践观说成是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相通，那么马克思与海德格尔还有区别吗?实践这一概念在马克思那里与存在这一概念在海德格尔那里真能等同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对于美学研究的特殊意义表现在何处?问题是，使马克思与海德格尔趋同就能解决实践美学的难题吗?这种美学理论具有普适性吗?朱立元在泛化实践概念后，实践就成了海德格尔的存在，所得出的结论就与后实践美学一致了”［9］。在章辉看来，实践论与存在论是对立的，没有沟通的可能性。我们不禁要发问，断然否定实践论与存在论沟通的可能性和尝试，那么还有何种路径可以把“实践美学的历史唯物论”和“后实践美学的个体主义”这两大“留给新世纪中国美学的有益资源”有效地整合到一起？

事实上，章辉博士的立场和逻辑有混乱和自相矛盾之嫌。一方面，章辉承认马克思的存在论维度，认为马克思“从实践论角度解决了康德难题，在哲学领域拒绝了形而上学”［10］，

“形而上学追问存在于人类生活之外的永恒的本体，不关心人的生活世界，不关心人类的生存。马克思把哲学转向实践，转向人的现实生存，这一点与现代西方哲学一致”［11］。然而另一方面章辉又武断地认为“把实践论与存在论沟通只能是牵强附会，矛盾依然存在于个体与社会、实践的人类性与审美的个体性之间。以海德格尔改造马克思，或在传统唯物主义背景下强调个体存在都不是美学的出路。”［12］

笔者认为，马克思思想中存在论维度的重新发现和发掘，为

马克思的思想中本来包蕴着丰富的存在论思想，只是对马克思的传统阐释遮蔽了这一维度。海德格尔与马克思都实现了存在论的革命，他们不再去追求脱离了人的超验本体，而是关注基于人的生存的存在。［13］马克思认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14］，海德格尔有相近的表述：“认识是作为在世的此在的一种形式”是“在世的一种存在方式”［15］，“认识是此在的植根于在世的一种样式”

［16］。马克思和海德格尔都拒绝知识论和形而上学。马克思认为自己的 哲学 已经不是哲学，而是“世界观”，海德格尔一再宣称自己是思想家而不是哲学家。说马克思和海德格尔“都实现了存在论的革命”并不意味着把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等同。我们注意到两者的根本区别：海德格尔运用胡塞尔所开创的现象学 方法 ，认为此在作为常人沉沦于世，存在被遮蔽了，他要寻求一种存在的澄明之境；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生存状况处于一种异化的生存样态，必须对这种生存样态进行扬弃，达到一种自由自觉的生存样态，即共产主义［17］。海德格尔所追求的“澄明之境”带有神秘色彩，对这种 理论 上的神秘，马克思持批判态度：“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8］海德格尔关注的是个人的人生境遇，

海德格尔哲学是一种贵族哲学；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平民哲学，它着眼的是整个人类的命运，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哲学，马克思比海德格尔伟大得多。［19］

在马克思那里，存在论与“实践”本来就有紧密的联系。实践概念在马克思哲学中是一个核心、基础性概念。但长期以来人们受制于近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只从认识论意义上解读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实践”的重大革命性意义被遮蔽掉了。“只有从存在论的意义上解读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才能克服近代形而上学的束缚和困扰。”［20］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旧唯物主义时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 发展 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21］在马克思这里，人是“现实的人”，是实践的人，实践是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实践是人的最基本的活动方式，也是人的存在方式。而且，马克思的“实践”内蕴 历史 之维，“人和人的 社会 实践本身也是历史地生成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正精髓是社会实践生成论”［22］，因此，有论者把马克思的存在论称为“历史存在论”以区别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马克思哲学具有‘存在论’的意义，这种‘存在论’是一种‘历史存在论’。”［23］

把实践论与存在论结合起来，是从马克思哲学本身出发，并不是把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简单注入到马克思的思想中去，“用海德格尔改造马克思”。把“实践”从传统的认识论阐释框架中剥离出来，我们发现“实践”与存在论在马克思那里本来就是统一的。突显马克思的存在论维度并没有抹杀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存在论是一种“历史存在论”。马克思比海德格尔高明，但对海德格尔存在论中的合理因素，我们会加以吸收。章辉批评朱立元先生“把马克思海德格尔化，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对于美学 研究 的哲学意义，其发展实践美学的思路与后实践美学的理论旨趣相似，在我看来是宣告了传统实践美学的终结，但在美学 现代 性视野上迈进了一步”［24］。章辉博士的批评显然有失偏颇，原因在于章辉没有认真和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也没有认真对待“实践存在论美学”。真正建设性的学术批评应以认真理解批评对象为前提，章辉也曾强调“为了超越实践美学，我们必须全面地了解实践美学，继承它的一切合理的东西”［25］。但从把实践美学的价值仅归结为“历史唯物论”这一点，就足见章辉尚未“全面了解实践美学”。而且，章辉对实践美学“历史唯物论”的价值承认是表面的、虚化的，“马克思实践论的阐释视阈是人类社会历史，但审美活动首先是个体的活动”，“马克思并没有论述审美活动对于个体的意义，对于现实的人而言，社会性优先于个体性，对于审美活动来说，个体性优先于社会性”。“审美首先是个体性的，因此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更适合于解释审美活动。”［26］从这样一种对比性表述，明显看出章辉是在抬高海德格尔对美学的意义，贬低马克思的实践论即唯物史观对美学的指导作用。在此，章辉为了“告别实践美学”，不得不机械地把实践论与存在论对立起来，遮蔽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维度，把马克思对美学研究的意义“初级”化、化。在一定程度上，所谓“告别实践美学”的背后其实是“告别马克思”。

参考 文献 ：

［1］刘大新. 人、实践与 自然 .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4）

［2］［3］［25］章辉. 自然、实践与人.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2）

［4］［5］章辉. 论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争. 文学评论，2005（6）

［6］杨春时. 超越实践美学. 学术交流，1993（2）

［7］杨春时. 走向“后实践美学”. 学术月刊，1994（5）

［8］朱立元. 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 科学 学报，2004（4）

［9］［24］［26］章辉. 告别实践美学. 学术月刊，2005（3）

［10］［11］［12］章辉. 实践美学：历史谱系与理论终结.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0、112、34

［13］［17］［19］王庆丰. 存在的澄明与人类的解放. 天津社会科学，2004(6)

［14］［18］［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60、16

［15］［16］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 北京：三联书店，1987：75、78

［20］张有奎.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及其存在论意蕴. 江淮论坛，2005（1）

实践美学论文篇6

实践存在论派文学理论的形成源于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倡导。与唯物史观派不同，这一理论流派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为理论侧重点，但同时又因为强调从存在论维度理解和阐释实践范畴而与传统的实践派文艺理论相区别。其代表是朱立元、王元骧等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出现基于对实践美学的反思与超越。朱立元在《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实践美学突破之途初探》一文中指出，制约中国当代美学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于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思维框架，中国美学要有创新性发展，首当其冲的是要突破以求知为目标的、以实践美学为代表的认识论美学的束缚。在检审新时期以来在国美学研究中居于主流地位的实践美学的基础上，朱立元认为，“实践美学虽有不足，但它并没有完全过时，特别是非主流派的蒋孔阳先生以实践论为基础、以创造论为核心的审美关系说，实际上已经开始寻找存在论的根基，尝试超越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7］沿着这一思路，他通过对海德格尔关于“此在（人）在世”、“人在世界中存在”存在论思想的批判性吸纳，重新“发现了由于种种原因长期被遮蔽的马克思实践观本身具有的存在论维度”。进而，他提出“克服当前中国美学发展瓶颈的一个有益的尝试”在于“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而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哲学基础即实践论与存在论的有机结合，其主要内涵是“跳出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思维方式，坚持美是生成的而不是现成的观点，以审美活动为美学研究的出发点，把审美活动作为一种基本的人生实践，把广义的美作为一种人生境界。”［8］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倡导直接催生了实践存在论文艺理论的形成。虽然实践存在论派和唯物史观派都将“实践”作为哲学基础，但是关于“实践”这一基本概念的内涵，两派有着不同理解。唯物史观派认为，“实践”的本质内涵是物质生产，“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维系社会生活之所在。”［9］而实践存在论派认为，“实践的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若要从哲学上、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立论，……它是指与认识相对的一种人的活动。如果说，认识是客体向主体的运动，是观念化的活动；那么，实践就是主体向客体的运动，是对象化的活动。因此，……凡是确立目的，并通过意志努力，采取一定手段，使之在对象世界得以实现，从而达到主客体统一的活动，都应是实践所涵盖的领域，因而它自然毫无疑义地应包括以上各种不同的理解在内。所以，我们也应该按照这样丰富的涵义来理解艺术的实践本性，这是我们在研究艺术的实践本性之前所首先应达成的共识。”［10］王元骧进一步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不仅是一个存在论（即“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与认识论（即“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价值论和社会历史科学的问题；不仅是为了在对象世界实现自己目的的、一般的、感性的物质活动，而且也是在一定现实关系支配下所进行的一种社会历史的活动。这样，通过对实践的全面考察，就把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存在论、认识论与价值观、历史观等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了［11］。以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王元骧通过批判性地吸取在实践论哲学观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文艺思想，从艺术对象、艺术创作和艺术功能三方面对实践存在论文艺理论进行了系统论述。一是，在艺术对象方面，文艺作为一种精神现象，说到底是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但是，与旧唯物主义的理解不同，这种反映不是人对事物的客观模仿和再现，而是以人为出发点，把世界与作家的关系看作是一种以人的实践活动为中介的“为我的关系”；二是，在艺术创作方面，创作不仅以作家的生活实践为基础，而且它本身就是作家人生实践的具体内容，是作家人生实践在另一个层面上的延伸和展现；三是，在艺术功能方面，作家的创作成果只有经由读者的阅读，通过与读者的思想交流，并对读者产生一定的影响之后，作家的创作目的才得以最终实现［12］。

二、审美意识形态派

这一学派十分重视文学的审美属性，进而将文学的本质定义为“审美反映论”或“审美意识形态论”。其代表人物为钱中文、童庆炳等人。作为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审美意识形态论是在新时期之初批判文学工具论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以主体论文艺学的‘文学向人回归、向自身回归’的‘主体性’思想及康德美学的‘审美无功利’的自律论学说为理论依据，将审美规律视为文学艺术活动的最重要的内部规律给予空前的重视和深入的探讨。”［13］这首先体现于审美反映论的倡导。童庆炳在1984年出版的《文学概论》一书中明确提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显而易见，在此突出的是“审美”一词。他在肯定“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同时，认为“仅仅认识文学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一切社会科学的共同本质是不够的。……还必须阐明文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科学的特征。”“那么，文学反映生活的特殊性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是审美的反映。审美是文学的特质。……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就在于它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14］这是文学审美反映论的较早确认。1986年，钱中文也提出文学“审美反映”论，而且还从“心理层面”、“感性认识层面”和“语言、符号、形式的出现”层面说明了文学“审美反映”论的特征［15］。1988年，王元骧在《艺术的认识性和审美性》一文中，从反映的对象、反映的目的、反映的形式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审美反映”论的要点［16］。概括而言，审美反映论强调：文学的特质在于审美，在于主体对客体的审美把握，作家对生活的反映以其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为中介，而不是传统的文学认识论所认定的那种简单的镜子般的反映与复制。审美意识形态论是对审美反映论的发展、完善和提升。1984年，钱中文的《文学理论中的“意识形态本性论”》一文在对前苏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学理论发展的梳理与评析过程中，提出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认为文学具有“审美”与“意识形态”的“两重性”［17］。但并未进行深入论述。1987年，钱中文又发表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一文，正式确认“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并初步阐明了其内涵：“文学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以情感为中心，但它是感情和思想的认识的结合；它是一种自由想象的虚构，但又具有特殊形态的多样的真实性；它是有目的的，但又具有不以实利为目的的无目的性；它具有社会性，但又具有广泛的全人类的审美意识的形态。”［18］随后，王元骧、童庆炳等人著文积极响应，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内涵。随着其影响不断扩大，审美意识形态论不仅成为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学理论的主导范式，而且被视为此时期我国文学理论界最重要的理论成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文学本质的定义为多种“文学概论”教材所采用，如陈传才、周文柏的《文学理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顾祖钊的《文学原理新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特别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1998、2004年版）作为高校文学理论通用教材在全国范围推广之后，审美意识形态论更为系统化、普及化，迄今仍居于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主流地位。从逻辑学角度来看，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确认，大体可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学说为立论基础，将文学定位为上层建筑中的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性话语活动。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9］在论及文学是否是意识形态时，这段话被引用得最多，但由于理解的不同，歧见也最多。按审美意识形态论的主张者的理解，其基本内涵是：社会结构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基本层次构成，上层建筑又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文学属于上层建筑中的社会意识形态。所以，“文学从本质上说是意识形态。”［20］第二，论证文学是一种区别于哲学、宗教、道德等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意识形态，这种特殊之处在于以审美为根本性质。作为一般意识形态，文学与哲学、宗教、道德等其他意识形态具有共同性质，“是一种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性话语活动。”［21］但同时，“文学不仅是一般的意识形态，而且更是审美意识形态。文学的一般意识形态是其普遍性质，而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才是其特殊性质。这种普遍性质总是包含在特殊性质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质显现出来。”［22］以上两点结合起来，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内涵就得以揭示：作为“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复杂组合形式，它具有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性质。那么，审美意识形态作为“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复杂组合形式”有何具体内涵呢？在《新时期文学审美特征论及其意义》这篇带有回顾和总结意味的文章中，童庆炳把“文学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新时期文学审美特征论”的两种代表性理论综合起来，阐述了其共通的理论特点和基本内涵。概括而言，主要有“整一性”与“复合性”（或“复合结构”）两个方面。至于前者，他认为，“‘文学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有机的理论形态，是一个整体的命题，不应该把它切割为‘审美’与‘反映’，‘审美’与‘意识形态’两部分。‘审美’不是纯粹的形式，是有诗意内容的；‘反映’、‘意识形态’也不是单纯的思想，它是具体的、有形式的。”至于后者，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从性质上看，这两种理论是集团性与全人类共通性的统一；从功能上看，这两种理论既强调认识又强调情感；从目的上看，这两种理论既强调无功利性又强调有功利性；从方式上看，这两种理论既肯定假定性又强调真实性。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一个“复合结构”。总之，“‘文学审美反映’论与‘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既超越政治工具论，又超越形式主义论，它们在文学的内部与外部找到了一个结合点和平衡点，以包容文学的多样性、复杂性、辽阔性和微妙性”［23］此外，钱中文也强调：“‘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显示文学在其自身历史的发展中，所形成的最根本的复式特性———诗意审美与意义、价值、功利之间的最大的张力与平衡。”［24］

三、科学派

这一学派之所以被称为“科学派”，原因在于“该派重视对文学理论的反思，以争取文学理论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实现‘自律性’和‘他律性’的统一为主要诉求，以推动建设文学理论的当代形态为主要的指向和特征。该派十分强调文学理论概念内涵、体系精神、表达方式和功能取向的科学性。……明确提出‘科学本性’乃是文学理论学科安身立命之所在”［25］。其代表性人物是董学文、李志宏、金永兵等。这一学派的理论实践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文学理论学的构建。在董学文等人看来，文学理论学这一新学科的构建，既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对当下中国文学理论向何处去的积极回应。论者认为，新时期三十多年来，随着新方法的引进、讨论和实践，中国文学理论学科日益走向成熟，其重要表征是学科性质与学科定位的逐渐明确，理论的自觉意识不断强化［26］。“假如没有对文学理论自身目的与方法的反思，没有对文学理论自身性质和特征的质疑，没有对文学理论中关于文学解释有效性的进一步探索，没有对文学理论中提出各种答案的可靠性及可检验性的认真思索，那么就难以透彻地认识文学理论活动的规律，追求文学理论自觉性的努力也会困难重重。甚或可以说，这些反思性的活动，是理解‘文学理论之所以为文学理论’的思想前提。”［27］因此，对文学理论学科本身进行反思，探索文学理论的本质特征和自身发展规律，建立文学理论的科学体系就显得非常必要。另一方面，从当下的文艺学发展现状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文化转型及文学现实的新变，文艺学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关于“文艺学向何处去”的讨论中，学界“正经历着对文学理论本体论或本体性认识的多元期和混乱期，有关‘文学理论是什么’和‘什么是文学理论’的见解，莫衷一是，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理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28］在此背景下，探讨“文学理论的思维方式问题，学科命名问题，学科定位问题，学科研究现状判断与发展方向或趋势问题，文学研究对象及其研究边界问题，等等”［29］就成为迫切要求。正是基于这种危机意识，董学文等人开始大力倡导“文学理论学”的创构。客观地讲，“文学理论学”作为一门新学科的创建尚处于探索与尝试阶段。那么，这一尚未确立的学科将会具有一个怎样的理论框架呢？以董学文为代表的倡导者描绘了一幅“‘文学理论学’可能触及的大致理论区域的‘方案草图’”［30］。总体而言，“‘文学理论学’是关于‘文学理论的理论’，‘属于元科学’的范围。它要解决‘文学理论是什么’的问题及其文学理论的对象、特征、要素、范式与变化规则等问题。”［31］具体来说，它包含以下几个层面：关于文学理论本质的探讨，或者说“文学理论是什么”的研究；关于文学理论“话语特性”的探讨；关于文学理论“形态”、“范式”形成与演变的研究；关于文学理论家和“理论共同体”的探讨；关于文学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32］。而由董学文所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文学理论学导论》一书无疑是上述理论构想在实践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二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的探索。董学文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已进入一个“综合”与“创新”时代。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而言，寻求和选择新的生长点和突破口是现实的理论需求，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已成为文艺理论界一项刻不容缓的使命和任务。那么，何谓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它有何具体内涵？“‘当代形态’的说法是相对于‘经典形态’而言的。所谓‘经典形态’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其著作中对文艺问题的基本表述以及后人根据这些表述所形成的传统观念。‘当代形态’主要指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用现代人的眼光，汲取最新的成果，总结新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面貌再一次新鲜地描绘出来。”［33］在董学文看来，虽然马克思主义永远不会过时，但是作为认识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经典形态”本身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这就需要通过新的认识和阐释使其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董学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总体上可分为两个层次，即哲学社会学层次和“美学和历史的”批评层次。把文学放在社会结构中做历史考察，那么它是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形式；把作品形态的文学与包括作家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对置，把作品的内在结构与该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精神结构照应起来，那么它是生活的反映。这属于文学艺术哲学社会学层次。而关于诗学和作品的本体论研究，则属于文学艺术的“美学和历史的”批评层次。相比较而言，后者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薄弱环节。因此，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就要将研究重点置于“美学和历史的”批评层次，对文艺的相对独立性和特殊性做出新的概括。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主客体双向逆反运动的问题，包括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各种中介机制、作家对社会生活把握的意向性特点、审美的直观性问题；二是，创作过程问题，包括艺术思维的具体特征与心理机制、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与艺术生产机制、文艺的情感机制；三是，作品———文本问题，包括作品的语言、语义、内外结构及符号因素、作品的技巧、手法和风格等；四是，欣赏、消费、接受和交流学问题，包括读者对作品的接受机制、阐释机制和流通规律以及多功能、多方位的批评方法［34］。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的主张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以来，迄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已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如《马克思与美学问题》（董学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董学文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文艺学当代形态论》（董学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

四、宏观综合派

实践美学论文篇7

关键词：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

中图分类号：J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9-0068-01

实践美学的提出和发展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美学取得的一个重要成就，从创立开始，实践美学就不断地遭到批评和诘难，实践美学的发展和完善正是在这种批评和诘难中实现的。

1956年朱光潜发表《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引发了一场美学大讨论，这场讨论形成了以蔡仪为首的“客观派”，以吕荧、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和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派”。李泽厚的实践美学思想就是在那时开始萌芽，到80年代，他以“自然的人化”的实践观和历史“积淀”说为核心，形成了他独特的实践美学。蒋孔阳、刘纲纪和周来祥等人对实践美学思想的发扬光大，成为了实践美学的领头人，而后的张玉能、朱立元等人对实践美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也有力地推进了实践美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实践美学是以“实践”为核心，以“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为其原命题，基本要义在于“审美产生于实践”和“实践本身就具有审美意味”，在实践与实践美学的关系上，实践就是实践美学的逻辑起点。邓晓芒认为：“实践首先是一种客观现实的物质性活动，不承认这一点，就会陷入康德、黑格尔的唯心史观。但是实践又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有情感的的物质性活动，而不是像动物或者机器那样盲目的物质活动，它把人的主观性或主体性作为自身不可缺少的环节包含在内，认为实践美学的前进之路在于深入研究实践概念的意义，并将这一意义引入对审美活动的研究之中。”实践美学正是把握了实践在审美发生学上的作用，强调了人的实践和征服自然的伟大力量，找到了“实践”这一联系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中介，找到了沟通物质世界和心灵世界的桥梁，从而解决了是客体决定主体还是主体决定客体的二元对立局面。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主客观统一论者所未能达到的目的，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使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统一成为可能。它解决了很多旧的矛盾，并为解决“美是什么”提供了新的方向，对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而实践美学也存在的局限性：在实践的性质上过多地强调主体的群体特征而忽视其个性的独特价值，在实践过程中过多地强调理性的必然法则而忽视其感性的偶然作用，在实践的结果上过多地强调历史的积淀作用而忽视现实的突破意义等等。而且“自然的人化”在解释自然美时，反对把“自然人化”的过程解释为非物质性劳动实践的精神活动过程，李泽厚创立了“广义自然人化说”仅仅只是为了无限制的扩大“人力”的统治范围，它只不过是从主体感受角度对自然美的主客体契合关系的概念表述，而这一表述却缩小了“人化自然”的自然美的内涵，扩大了外延，不能真正说明自然美的自然特点所在。所以“自然的人化”对自然美的误解在于它忽视了自然美最大的特点，即：自然性。在“人化自然”面前，自然本身就存在，人化自然作为实现人对自然审美关系的关键点或者时间的中介点、转换点，并不把人化作为自然美的内容，无论文化与否，美的底蕴是始终存在的，而且，自然美本身的存在是自然性的。“自然的人化”一旦加以实践性“人化”，成为对象化产品，不是成为物质文化产品，就是成为了艺术作品。由此，自然的性质也会改变了，那自然美的内容又从何谈起呢?

后实践美学萌芽于80年代初高尔泰对积淀说的批评，初显于80年代末刘晓波对李泽厚的“突破”深化于90年代初重评积淀说和突破说的讨论，渐成声势于1994年杨春时《超越实践美学，建立超越美学》论文的发表。后实践美学把批评的目标对准实践美学的哲学起点即实践，以一种新的本体即生命、生存本体代替实践本体，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解释美学范畴，建立新的美学体系。后实践美学是一个多元的体系，包括超越美学（杨春时）、生命美学（潘知常）、存在论美学（张弘）等。

后实践美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杨春时身上。杨春时从历史和逻辑两个方面寻找理论根据，主要谈两个问题：现代性和主体间性，他认为：在古典生存方式下，是以实体本体论为美学基础，具有“前主体性”的特点；在近代，美学处于过渡时期，强调理性和主体；而现代美学，则主要强调现代性和主体间性。他的做法是，试图从历史阶段论证“生存美学”高于实践美学，在更大范围内为自己的理论寻找基础。除此之外，他还指出了不可克服的十大缺陷：残留着理性主义的印记；具有现实化的倾向；强调实践的物质性；强调实践的社会性；未克服主客对立的二元结构；在实践与关系上的决定论模式；实践与美的实体化、客观化倾向；实践范畴导致审美片面的生产性、创造性，忽视消费性、接受性；缺乏解释学基础，只有实践本体论基础；以一般性命题代替审美的特殊规定性。这些缺陷不可能在在实践的基础上客服，应当寻找美学的新的逻辑起点和本体论基础，那就是社会生存。因而生存也是美学的逻辑起点：“应该确认社会存在即人的存在作为逻辑起点。为了把它的古典主义和形而下因素剔除掉，我把它改造为生存。人的社会存在即生存，万事万物都包括于生存之中，它是第一性存在，是哲学反思唯一能够肯定的东西。因而也是美学的逻辑起点。”他主张：“生存是第一性的存在，生存的本质就是超越性，审美是超越性的实现，因而审美的本质就是超越，是对生存意义的体验”。

针对杨春时上述观点，朱立元发表了《实践美学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命运》予以反驳。朱立元认为 “实践美学只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作为其哲学基础，实践范畴只是实践美学的哲学出发点，而非实践美学的真正‘逻辑起点’，更不是‘基本范畴’了”。“总之，春时同志对实践美学的十点批评很难成立。我以为，实践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基本思路、理论框架、范畴推演和体系建构，至今并未过时。他们在发展实践美学的过程中借鉴、吸收了西方许多较新的观念与方法，因此并不缺乏现代性，完全可以与世界美学直接对话；这些理论体系本身也都呈现出开放性，具有进一步丰富、完善的潜力和生命力。”

潘知常提出了“生命美学”的基本观点，其核心概念是“自由生命活动的理想实现”。他认为审美活动就是人的自由生命活动的理想实现，审美活动的存在方式就是自由的生命活动的理想实现方式，审美活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与途径，使人的自由生命活动的理想实现成为可能。潘知常还认为：“美学研究对象应该是审美活动而不是实践活动，实践活动只是审美活动的基础”。

后实践美学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在于：第一，它们对实践美学的基本观点有很多误解甚至曲解；第二，它们所提出来用以取代实践范畴的生存、生命、存在等，难以取代和超越实践美学；第三，它们以生存、生命、存在作为本体论基础有倒退和还原的倾向。

面对时间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论争，“标志着中国美学由古典到现代的转型。这场论争的意义在于，由实践本体论转向生存本体论，由主体性转向主体间性，由世俗现代性转向反思-超越的现代性。”在这场论争中，一部分学者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既肯定他们各自的成就，又试图从二者的局限入手，为他们的发展寻找出路并以此推动当代美学的发展。在这场论争中都有一种片面的深刻，那就是“对着讲”，学者们都想要扩大自己的核心思想，虽然有硬性包容的倾向，但是他们也需要通过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交锋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知名度。在方法和思维模式上没有实际的突破，仍然存在着矛盾、割裂的现象，理论上探讨的较多，对现实关注的较少。但是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就是在这样的论争中发展实现的，它们相互碰撞，相互对话，相互促进，不断发展，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杨春时，林朝霞.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论争的意义.学习与探索，2006,5.

[2]杨春时.走向“后实践美学”.学术月刊，1994,5.

实践美学论文篇8

【论文摘要】实践美学萌芽产生于五六十年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展更盛，涌现了诸如朱光潜、李泽厚、蒋孔阳等著名学者，八十年代以来，发展更是繁荣，朱立元、张玉能、徐碧辉等知名学者都在坚持发展完善实践美学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力图在实践本体论的基础上建构当代美学的发展和未来趋向，可以说对我国美学理论发展研究做出了巨大推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 

本文力图通过对实践这一概念的由来，实践概念在美学学科中的发展演变历史轨迹进行梳理，明确其历史功绩及依旧存在的问题，并且深入探讨实践美学观能否真正带领美学走出困境，能否解决“阿碦琉斯的脚踵”疑案，以及我们对于此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方法来作出判定。 

 

一、实践的哲学阐释和美学流变 

 

实践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标识，更是一个饱含哲学范畴的历史进程。从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到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康德、黑格尔等人，其著作理论都蕴含了对实践的言说和阐述。当然，首先明确提出实践这一明确概念的还是马克思，并且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实践真正具有了唯物主义的性质，社会亦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现代化进程。 

实践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范畴，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时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把自身看做类的物”。 

此外，诸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文集中都有关于时间的论述，这里不再一一赘述，由上可以看出：在马克思那里实践主要指的是人的生命活动，自由自觉的类的活动，人的感性的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时物质生产，即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并且明确的指出全部社会的本质都是实践的。 

国内最早论述实践概念的首推毛泽东，他在《实践论》中说：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时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一切活动得东西。并且在相关论述中把实践划分为三类：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一划分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此，中国学术界便有了主要赖以划分实践类型的依据。 

实践概念与美学的结合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历史过程，最早可以追溯至前苏联，其美学家在40年代左右首次使用实践概念，在中国实践概念和美学联系在一起凝聚了几代人辛勤的汗水和不懈的努力，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学术界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下，美学学派出现了四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派别：以吕荧为代表的主观派，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以及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派。 

其中，朱光潜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生产实践说，并且力图通过生产实践这一概念来构建主客观统一说。李泽厚则通过对自己学说的发展扩充逐渐形成比较系统的实践美学，他在系统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巴黎手稿》等基础上，首次明确地运用了实践概念，把自然的人化等哲学命题引入美学，来解释诸如美的本质，美的根源等一系列问题，无论从根源还是在出发点上李泽厚都是以实践为其基本范畴的，与李泽厚同时期的还有蒋孔阳，同样其美学体系也是以实践论为基础构造起来的，但又有新的地方：总体上讲，蒋孔阳先生的美学思想是以实践论为基础的，但并不是以实践概念来界定美，而是以“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为主要依据，从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的历史形成入手，来揭示关于美和美感的本质和根源。 

八十年代以来，实践美学体系逐步完善，学术著作纷纷问世，研究人员大量涌现，逐渐成为美学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朱立元、张玉能、徐碧辉等，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是进一步把实践内涵扩大，等同于人生，力图在同一序列同一层次上打通实践、生存、语言和人生。 

朱立元是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美学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并且在李泽厚、蒋孔阳等老一辈美学家或淡出或故去之后，成为实践美学乃至整个美学界的领军人物，其理论著作颇具体系，学术观点日趋成熟，其对实践界定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实践是人生在世的生存方式，形成了有所突破和创新的实践存在论美学观。 

张玉能则主要从构建实践的多层累性和开放性入手，把实践划分为三个层次：物质交换层，意识作用层，价值评估层。并且详细阐释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总之实践的含义和结构是多层累性的和开放的，因而内在于实践的美和美学问题也是多层累性的和开放的，实践的含义和结构也就内在的规定了美和美学问题的特征。同时，张玉能还界定了实践的类型：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实践美学观。 

徐碧辉和前两者又有不同，其主要致力于对实践概念的重新界定，认为以前的实践观是有很大缺陷的，过多地强调了物质性，现实性等，如“实践是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现实活动”，“实践是人或人类对象之间进行的物质交流活动”，“人是以实践的方式存在的”等等说法。 

新千年以来关于实践的界定依旧层出不穷，观点也颇为新颖，但是大多是对实践观的质疑。 

 

二、能否走出困境 

在对实践概念以及在实践美学当中所起的作用的梳理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其中令人可喜的地方：心态由高高在上到心平气和，体系由简单重复到结构严谨，方法由空洞推想到注重考证等等，但是，实践美学依然存在着很多缺陷，概括地说：在实践的性质上过多强调主体的群体特征而忽视个体的独特价值，在实践的过程中过多强调理性的必然性而忽视感性的偶然作用，在实践的结果上过多强调历史的积淀作用而忽视其现实的突破意义。 

不可否认的是现阶段持实践美学观的学者可谓汗牛充栋，他们对实践美学的突破发展创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亦为此欣慰，其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把实践引入美学，找到了连接主客体的桥梁和中介，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得以逐步消亡，这些不仅促使实践美学一派取得长足进步，同时，能更快更好更深入地促使当代美学跟上时代步伐，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氛围中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蓝天。 

但是，以实践观为哲学基础所构建的实践美学同样存在着许多缺陷，无论从宏观着眼，还是在微观分析，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从整体上，实践美学依旧采取了西方传统本体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思考方式，虽然触及了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但实质上并没取得根本性的进展，同样，历史和逻辑并不能也不可能成为普适性的价值体系，因此在这个路子上走得越远，越容易导致理性的高扬，不可避免导致对感性生命的贬抑，诸如实践美学无论是在哲学范畴还是在美学自身上都更强调群体性，理性，现实性等，而忽视个体性，感性，理想性等。在微观上，实践美学更注重理论的扩充和探索，对具体的美学现象缺乏应有的关注，因此，在具体的审美实践活动中无法区分人与自然的真正关系，无法区分群体与个体，无法区分认识、伦理与审美。这样就理所当然地会造成对自由等个性化表达方式的忽视。 

因此，虽然实践美学的拥护者不遗余力地弥补自身体系的理论缺陷，但实践美学是否真正可以统辖一切，还需要更多更认真的考证。 

 

三、路在何方 

 

进入二十一世纪，新旧交替趋势愈发明显。社会的发展模式由原先的单一传统计划逐渐向多元流行市场模式转变，整个社会出现了由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端倪。社会乃至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指向现代化的全面转型，后现代与全球化的理论世界和生活世界动荡颠覆，美学出现了一些新的时代特征和自身特色：如因消费文化衍生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呼喊，因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呈现的生态美学的试探，此外生存美学趋向，超越美学趋向，古典美学趋向等，这一系列美学趋向都力图在自己的理论框架内建构阐释关于美的一系列问题，在这股大潮流下。美学学科也出现了摆脱自己发展瓶颈的契机，美学学科开始从实践美学的牢笼中，由单一转变多元美学研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获得了重大突破。 

但是各个体系仍旧存在着各自的缺陷，我们仍旧以实践美学为例，不可否认，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实践美学确实解决了很多美学问题，但是存在的问题依旧明显，在实质上并没有增加新的东西，对诸如美的本质等一系列美学问题的阐释仍太空泛，我们从方法论的立场上分析一下，不难发现，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辨仍然在此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角色，过去那种解决了哲学问题就等于解决了一切问题的想法已经不适应现在的美学研究，如实践美学在实践等核心命题上大做文章，后实践美学则把生命生存等哲学范畴作为自己的理论支撑，都力图提出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问题，但这种为了体系的需要而不顾甚至违背具体的审美实际的现象是不正确的，应该是我们美学研究应该力求避免的一种思路。 

既然哲学思辨模式已经行不通，那么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呢？通过下面一段话也许会给我们提供另外一种思维模式：“同样如果你一边挂着洛克的头，你就会倾向这一边，但这时，你要是在另一边挂上康德的头，你就恢复正常了，不过你可陷入了可怜的苦境之中，有些人就是这样想用永远不停的调停负荷来使船只保持平稳，啊！你们这些笨蛋啊，如果把这些大头都抛到海里去，你们不就可以轻松顺利的航行了吗？” 

这里为我们解答了关于理论探讨常存在的一个误区，那就是习惯用两种理论的综合来构建新的理论，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上述全部抛掉的做法太过偏激，但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新的思维模式。 

美学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可喜的是，各位同仁学者老师依旧在构建美学体系，促其完善发展的道路上踏步前行，在这里也希望美学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54-57 

[2]毛泽东.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实践美学论文篇9

【论文摘要】实践美学萌芽产生于五六十年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发展更盛，涌现了诸如朱光潜、李泽厚、蒋孔阳等著名学者，八十年代以来，发展更是繁荣，朱立元、张玉能、徐碧辉等知名学者都在坚持发展完善实践美学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力图在实践本体论的基础上建构当代美学的发展和未来趋向，可以说对我国美学理论发展研究做出了巨大推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

本文力图通过对实践这一概念的由来，实践概念在美学学科中的发展演变轨迹进行梳理，明确其历史功绩及依旧存在的问题，并且深入探讨实践美学观能否真正带领美学走出困境，能否解决“阿碦琉斯的脚踵”疑案，以及我们对于此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方法来作出判定。

一、实践的阐释和美学流变

实践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标识，更是一个饱含哲学范畴的历史进程。从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到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康德、黑格尔等人，其著作理论都蕴含了对实践的言说和阐述。当然，首先明确提出实践这一明确概念的还是马克思，并且在那里实践真正具有了唯物主义的性质，亦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现代化进程。

实践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范畴，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时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把自身看做类的物”。

此外，诸如《1844年学哲学手稿》等文集中都有关于时间的论述，这里不再一一赘述，由上可以看出：在马克思那里实践主要指的是人的生命活动，自由自觉的类的活动，人的感性的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时物质生产，即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并且明确的指出全部社会的本质都是实践的。

国内最早论述实践概念的首推毛泽东，他在《实践论》中说：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时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一切活动得东西。并且在相关论述中把实践划分为三类：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一划分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此，中术界便有了主要赖以划分实践类型的依据。

实践概念与美学的结合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历史过程，最早可以追溯至前苏联，其美学家在40年代左右首次使用实践概念，在中国实践概念和美学联系在一起凝聚了几代人辛勤的汗水和不懈的努力，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学术界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美学学派出现了四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派别：以吕荧为代表的主观派，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以及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派。

其中，朱光潜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生产实践说，并且力图通过生产实践这一概念来构建主客观统一说。李泽厚则通过对自己学说的发展扩充逐渐形成比较系统的实践美学，他在系统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巴黎手稿》等基础上，首次明确地运用了实践概念，把自然的人化等哲学命题引入美学，来解释诸如美的本质，美的根源等一系列问题，无论从根源还是在出发点上李泽厚都是以实践为其基本范畴的，与李泽厚同时期的还有蒋孔阳，同样其美学体系也是以实践论为基础构造起来的，但又有新的地方：总体上讲，蒋孔阳先生的美学思想是以实践论为基础的，但并不是以实践概念来界定美，而是以“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为主要依据，从人与现实的关系的历史形成入手，来揭示关于美和美感的本质和根源。

八十年代以来，实践美学体系逐步完善，学术著作纷纷问世，研究人员大量涌现，逐渐成为美学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朱立元、张玉能、徐碧辉等，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是进一步把实践内涵扩大，等同于人生，力图在同一序列同一层次上打通实践、生存、和人生。

朱立元是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美学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并且在李泽厚、蒋孔阳等老一辈美学家或淡出或故去之后，成为实践美学乃至整个美学界的领军人物，其理论著作颇具体系，学术观点日趋成熟，其对实践界定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实践是人生在世的生存方式，形成了有所突破和创新的实践存在论美学观。

张玉能则主要从构建实践的多层累性和开放性入手，把实践划分为三个层次：物质交换层，意识作用层，价值评估层。并且详细阐释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总之实践的含义和结构是多层累性的和开放的，因而内在于实践的美和美学问题也是多层累性的和开放的，实践的含义和结构也就内在的规定了美和美学问题的特征。同时，张玉能还界定了实践的类型：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话语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实践美学观。

徐碧辉和前两者又有不同，其主要致力于对实践概念的重新界定，认为以前的实践观是有很大缺陷的，过多地强调了物质性，现实性等，如“实践是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现实活动”，“实践是人或人类对象之间进行的物质交流活动”，“人是以实践的方式存在的”等等说法。

新千年以来关于实践的界定依旧层出不穷，观点也颇为新颖，但是大多是对实践观的质疑。

二、能否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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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实践概念以及在实践当中所起的作用的梳理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其中令人可喜的地方：心态由高高在上到心平气和，体系由简单重复到结构严谨，方法由空洞推想到注重考证等等，但是，实践美学依然存在着很多缺陷，概括地说：在实践的性质上过多强调主体的群体特征而忽视个体的独特价值，在实践的过程中过多强调理性的必然性而忽视感性的偶然作用，在实践的结果上过多强调的积淀作用而忽视其现实的突破意义。

不可否认的是现阶段持实践美学观的学者可谓汗牛充栋，他们对实践美学的突破发展创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亦为此欣慰，其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把实践引入美学，找到了连接主客体的桥梁和中介，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得以逐步消亡，这些不仅促使实践美学一派取得长足进步，同时，能更快更好更深入地促使当代美学跟上时代步伐，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氛围中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蓝天。

但是，以实践观为基础所构建的实践美学同样存在着许多缺陷，无论从宏观着眼，还是在微观分析，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从整体上，实践美学依旧采取了西方传统本体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思考方式，虽然触及了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但实质上并没取得根本性的进展，同样，历史和并不能也不可能成为普适性的价值体系，因此在这个路子上走得越远，越容易导致理性的高扬，不可避免导致对感性生命的贬抑，诸如实践美学无论是在哲学范畴还是在美学自身上都更强调群体性，理性，现实性等，而忽视个体性，感性，理想性等。在微观上，实践美学更注重理论的扩充和探索，对具体的美学现象缺乏应有的关注，因此，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无法区分人与自然的真正关系，无法区分群体与个体，无法区分认识、与审美。这样就理所当然地会造成对自由等个性化表达方式的忽视。

因此，虽然实践美学的拥护者不遗余力地弥补自身体系的理论缺陷，但实践美学是否真正可以统辖一切，还需要更多更认真的考证。

三、路在何方

进入二十一世纪，新旧交替趋势愈发明显。的发展模式由原先的单一传划逐渐向多元流行模式转变，整个社会出现了由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端倪。社会乃至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指向现代化的全面转型，后现代与全球化的理论世界和生活世界动荡颠覆，美学出现了一些新的时代特征和自身特色：如因消费衍生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呼喊，因关注生态问题呈现的生态美学的试探，此外生存美学趋向，超越美学趋向，古典美学趋向等，这一系列美学趋向都力图在自己的理论框架内建构阐释关于美的一系列问题，在这股大潮流下。美学学科也出现了摆脱自己发展瓶颈的契机，美学学科开始从实践美学的牢笼中，由单一转变多元美学研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获得了重大突破。

但是各个体系仍旧存在着各自的缺陷，我们仍旧以实践美学为例，不可否认，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实践美学确实解决了很多美学问题，但是存在的问题依旧明显，在实质上并没有增加新的东西，对诸如美的本质等一系列美学问题的阐释仍太空泛，我们从方法论的立场上分析一下，不难发现，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辨仍然在此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角色，过去那种解决了哲学问题就等于解决了一切问题的想法已经不适应现在的美学研究，如实践美学在实践等核心命题上大做文章，后实践美学则把生命生存等哲学范畴作为自己的理论支撑，都力图提出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问题，但这种为了体系的需要而不顾甚至违背具体的审美实际的现象是不正确的，应该是我们美学研究应该力求避免的一种思路。

既然哲学思辨模式已经行不通，那么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呢？通过下面一段话也许会给我们提供另外一种思维模式：“同样如果你一边挂着洛克的头，你就会倾向这一边，但这时，你要是在另一边挂上康德的头，你就恢复正常了，不过你可陷入了可怜的苦境之中，有些人就是这样想用永远不停的调停负荷来使船只保持平稳，啊！你们这些笨蛋啊，如果把这些大头都抛到海里去，你们不就可以轻松顺利的航行了吗？”

这里为我们解答了关于理论探讨常存在的一个误区，那就是习惯用两种理论的综合来构建新的理论，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上述全部抛掉的做法太过偏激，但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新的思维模式。

美学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可喜的是，各位同仁学者老师依旧在构建美学体系，促其完善发展的道路上踏步前行，在这里也希望美学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54-57

[2]毛泽东.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张玉能.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实践美学论文篇10

生命，作为与死亡对立的哲学概念，它无不时时刻刻扎根于每个生命个体的灵魂深处。人为什么会生又会死？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正是人生这些最根本的关注，使得生命成为一种崇高而又神秘的心理体验。为了研究它，一种融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系统论等学科的方法为一体，以“人的生命需要”为逻辑起点的美学体系诞生了，它就是生命美学。本文由收集整理

谈到生命美学，人们往往会把它与1994年以后开始在美学界出现的所谓“后实践美学”混同起来，实际上两者不尽相同。首先，从时间上说，生命美学的出现远远早于“后实践美学”。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践美学风头正盛之时，美学界就提出了生命美学的理论构想。例如南京大学潘知常教授发表的《美学何处去》（1985）、《生命活动：美学的现代视界》（1990）、《生命美学》（1991）。其次，从学术成果方面看，区别于“后实践美学”，生命美学关注的不仅仅是对实践美学的重大缺陷的批评，而且更是一种坚实的学术建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美学家先后投入到生命美学的研究中，不仅在美学基本理论方面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而且把学术视野拓展到了中国美学、西方美学和当代审美文化，推出了一大批学术专著、专论，涉及美学基本理论、中国美学、西方美学、当代审美文化等各个方面，从而极大地开掘了生命美学的学术资源，并且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就20世纪出现的以蔡仪为代表的认识美学、以李泽厚和刘纲纪为代表的实践美学、以潘知常为代表的生命美学这三大美学构想而言，只有以潘知常为代表的生命美学的构想，才真正与中、西方审美实践以及当代审美实践一脉相承、相得益彰。至于认识美学、实践美学，则无论从中、西方审美实践来看，还是从当代审美实践来看，应该说都彼此格格不入。因此，其理论构想堪称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事实上，生命美学的崛起与中国美术界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走向生命美学，都是不可避免的。不论是认识美学，还是实践美学，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坚持从知识论的框架出发去考察美学问题，而且都把自由的必然性，即所谓对于必然的认识、把握或者“实现自由”（马克思）作为自己的根本视界，都把审美活动作为认识活动或者实践活动的附庸，因此更加强调和突出必然、一般、本质、群体、规律，以及从有限、必然、过去的角度来规定人、阐释人。例如，把审美活动相应地理解为人的认识能力或者人的实践能力。而生命美学则独辟蹊径，转而从生存论的框架出发去考察美学问题。它主张自由的超越性即“生命的自由表现”“自由地实现自由”（马克思），把审美活动在最为根本的意义上与人类的生命活动等同起来，因此更加强调突出偶然、特殊、现象、个人、创造，以及从无限而不是从有限、从超越而不是从必然、从未来而不是从过去的角度来规定人、阐释人。

这样，就把人的生命本身空前突出出来，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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