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治理论文十篇

土地治理论文篇1

论文摘要沙漠化是土地荒漠化的一种类型，主要成因是气候因素和人类不合理的生产活动。沙漠化对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危害。防风固沙和合理水资源利用是沙漠治理的2个关键问题，为此可开展工程治理、植物治理和汲水、输水及灌溉等一系列治理方法。

AnElementaryIntroductiontotheHarmandTreatmentMethodsofLandDesertification

GAOYan(No.3ExplorationTeam,BureauofCoalGeology,Suzhou,Anhui234000)

AbstractDesertificationisakindoflanddeserting.It’smainlycausedbyclimateandreasonlesshumanactivity.Desertificationbringsseriousharmtosocialandeconomiclife.Thetwokeyproblemsofcontrolofdesertificationaresanddunefixationandirrigation.Thetechniquesandmeasuresofthemincludeengineeringandbotaniccontrol,bailandtransportationofwater,irrigation,andsoon.

KeywordsLandDesertification;Controlmethods;Sand-barrier;Psammophyte;Irrigation

中国是受沙漠化严重危害的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就已开始大规模的沙漠治理研究。沙漠化是沙质荒漠化的简称，是土地荒漠化的一种类型［1］。沙漠化土地的土壤粒间孔隙大，内部排水快，蓄水量少且易蒸发失水。且砂质土的毛管较粗，毛管水上升高度小，如果地下水位较低，不能湿润表土，植物则很难在表土上生长。笔者论述了土地沙漠化的危害及沙漠治理的主要方法，并重点比较不同技术间的优缺点，为土地沙漠化的治理提供依据。

1土地沙漠化的成因及其危害

1.1主要成因

1.1.1气候因素［2］。赤道地区的上升气流在高空向两极方向流动，由于地球旋转偏向力的影响，在南北纬30°附近，大部分空气不再前进，而在高空积聚，并辐射冷却下沉，近地面气层常年保持高气压，气象学上称之为“副热带高压带”。这一地带除亚欧大陆东岸季风气候区外，其他地区气候干燥，云雨少见，而成为主要的沙漠分布区。

1.1.2人类不合理的生产活动。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使土地承受的压力过重，过度开垦、过度放牧、乱砍滥伐和水资源不合理利用等使土地严重退化，森林被毁，气候逐渐干燥，最终形成沙漠［3］。

1.2危害土地退化不仅使生态环境恶化，土地承载力下降，而且对土地利用退化区域及其周边地区社会经济生活产生深远影响。我国的西北、华北地区，仅2000年春季连续发生12次扬沙、沙尘暴天气，均波及北京，该恶劣天气范围广，强度大，为近50年所罕见［5］。

在1977年联合国荒漠化会议上，联合国环境署对全球荒漠化灾害进行了估算，因荒漠化造成的农业生产损失保守估算为263亿美元。Dregne等人于1991年对全球荒漠化进行了新的评估［6］，得出在全球范围内由荒漠化造成的损失为422.08亿美元，其中灌溉农业损失107.85亿美元，旱作农业81.89亿美元，草原232.34亿美元。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因土地沙漠化灾害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约541亿元［7］。

目前沙漠化仍在继续，沙漠仍在不断扩张。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1975年，荒漠化土地扩展速度为1560km2/年，1975~1987年为2100km2/年，1988~2000年为近3600km2/年［8］。主要分布在我国北方的以下3个区域：半干旱地带的农牧交错区，占40.5%；半干旱地带波状沙质草原区，占36.5%；干旱地带绿洲边缘及内陆河下游地区，占23.0%。行政上包括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共13个省份、自治区及直辖市。土地沙漠化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在风沙危害严重的地区，许多农田因风沙毁种，粮食产量长期低而不稳。因此，土地沙漠化已成为我国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2沙漠治理的主要方法

2.1防风固沙

2.1.1设置沙障。主要有草方格沙障、黏土沙障、篱笆沙障、立式沙障、平铺沙障等。草方格沙障使用麦草、稻草、芦苇等材料，在流动沙丘上扎成挡风墙，以削弱风力的侵蚀，同时有截留降雨的作用，能提高沙层的含水量，有利于沙生植物的生长。黏土沙障是将黏土在沙丘上堆成高20~30m的土埂，间距1~2m，走向与风向垂直。黏土固沙施工简单，固沙效果较好，且具有良好的保水能力，但需要大量的黏土。

2.1.2在沙面上覆盖致密物。以色列尝试了一种塑料薄膜固沙法［9］，即将塑料薄膜覆盖在沙漠上，并用石头等重物压住。这种方法可有效防止水散失，但塑料薄膜易被风刮起，使其丧失固沙和保水功能，同时造成二次污染。

2.1.3利用废塑料治理沙漠［10］。该方法可有效固沙和保水。利用简单工艺将废塑料改性成为固沙胶结材料，然后在所种植物周围的沙表面喷洒1层固沙胶结材料，15~20min后固沙胶结材料就将表层沙胶结在一起，形成黏性固沙层。固沙层为柔性，很难开裂，且固沙层由固沙胶结材料与表层沙紧密黏结，重量较大，大风也很难将其刮起。

2.2植物治理沙漠植物治理指在沙漠地区播种沙生植物，以阻止沙漠扩张及改善沙漠土地。沙生植物具有水分蒸腾少，机械组织、输导组织发达等特点，可抵抗狂风袭击，并尽快将水分和养料输送到亟需的器官，其细胞内经常保持较高的渗透压，具有很强的持续吸水能力，使植物不易失水，能够适应干旱少雨的环境［11］。

其治理的方法：①在沙漠地区有计划地栽培沙生植物，造固沙林。一般是在沙丘迎风坡上种植低矮的灌木或草本植物，固住松散的沙粒，在背风坡的低洼地上种植高大的树木，阻止沙丘移动；②在沙漠边缘地带造防风林，以削弱沙漠地区的风力，阻止沙漠扩张。防风林的效果与林带的高度有关，树木越高大防风效果越好。此外，还与树木的疏密结构和透风性能有关。其类型有3种：紧密结构林带、疏透结构林带及通风结构林带。植物治理的效果重点在于选择适当的树种和科学的林带结构。

2.3水资源利用水资源利用在沙漠治理过程中最为重要。沙漠中的水源主要有地下水、河道水和降水。但沙漠区域的降水量不稳定，一般随气候的变化而变化，湿润年份降水量多，而干暖年份降水量少。沙漠地下水较稳定，其沙层厚，具有一定的“隔热”性，使水得以在地下保存。但这种稳定是相对的，受到降水的制约［12］。解决水资源主要从汲水、输水和节水灌溉等方面考虑。

2.3.1汲水。其方式主要有2种：①地下井汲水工程。在含有水体的古河道、古湖泊或地下水发育的沙漠区域可以建立地下井。井深度及口径的确定要综合考虑需水量、水层厚度与井底持力层等因素。②坎儿井。坎儿井是井渠相连的汲水工程，由地表开挖许多竖井，挖到含水层，然后再在各竖井的底部相互挖通，以洞相联，形成地下渠道，在新疆地区被大量应用［13］。渠聚的地下水顺渠道流至坎儿井的终端，引水出地面流入渠沟再进行灌溉。由于其沿山前倾斜的冲积层挖掘，渠头水位高，终端水位低，无需动力设备即可把水引到地面，且在地下渠道流动，蒸发损耗量小。

2.3.2输水。水资源的输送方式主要有渠道引水和管道输水［14］。①渠道引水。这是我国农业进行灌溉的主要方式，目前全国渠系水的利用系数为30%~40%，即输水损失率高达60%~70%。②管道输水。该方式可减少水资源在输送过程中的蒸发和流失，其输水损失率仅为20％~30％，且输送量大。

2.3.3节水灌溉。节水灌溉技术主要包括喷灌和微灌技术。喷、微灌技术与地面灌溉相比，节水30%~70%，被广泛应用。①喷灌。被大量用于沙地的灌溉，其效果与风速的大小有关。据陈渠昌等人［15］测试：风速小于3m/s时，喷灌的喷洒均匀度一般在80％左右；风速小于2m/s时，喷灌的喷洒均匀度可达85％以上。②微灌。微灌是按照植物需水要求，通过压低管道系统与安装在末级管道上的特制灌水器，将水和作物生长所需的养分以较小的流量，均匀、准确地直接输送到作物根部附近的土壤表面或土层中［16］。微灌形式较多，有滴灌、地表下滴灌、微型喷洒灌、涌泉灌等，其中应用较广的是滴灌。微灌具有很多优点，如比喷灌省水15%~25%；灌水均匀；微灌工作压力比喷灌低，节约了抽水的能量；较其他灌溉方法增产30％左右；自动控制，省力且非常方便。虽然微灌的效果明显优于喷灌，但其对水质要求高，投资成本高，限制了其应用规模。目前，在我国沙漠、沙地地区最理想的灌溉方式仍然是喷灌。③小畦灌。其方法即长畦改短畦，宽畦改窄畦，大畦改小畦的“三改”畦灌灌水技术，具节水、灌水均匀、减轻土壤冲刷等优点。畦灌试验资料［17］表明：采用小畦灌比块灌、漫灌和串灌分别增产10.9%、11.7%和29.1%。在同等产量条件下，小畦灌比块灌、漫灌和串灌分别省水13.73%、22.90%和48.45%，长畦分段灌比一般畦灌省水40%~60%，灌溉效益提高1倍。

参考文献

［1］黄昌通.土壤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

［2］周宜吉，葛云.沙漠成因新探［J］.江苏地质，2000，24(2)：124-128.

［3］王涛，陈广庭.内蒙古巴林右旗沙漠化治理模式与效益分析［J］.中国沙漠，2005，25（5）：750-756.

［4］濮励杰，包浩生.土地退化方法应用初步研究［J］.自然资源学报，1998，14(1)：55-61.

［5］朱雅丽，阮全贵，倪琳.我国沙尘暴的防治与生态环境建设［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8)：3l-33.

［6］DREGNHE,KASSASM,ROZANOVB.Anewassessmentoftheworldstatusofdesertification［J］.DesertificationControlBulletin,1991(20):6-19.

［7］张玉，宁大同，SMILV.中国荒漠化灾害的经济损失评估［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6，6(1)：45-48.

［8］王涛，吴薇，陈广庭，等.近10年来中国北方沙漠化土地空间分布的研究［J］.中国科学(D辑)，2003，34(S):73-82.

［9］李宝红.以色列的沙漠治理与水资源利用［J］.世界环境，2001，（1）：35-37.

［10］包亦望，苟盛彪，黄鹏飞.利用白色污染废料研制开发固沙胶结材料治理沙漠化［J］.中国建材，2001（9）：55-57.

［11］胡树慧.沙生植物与沙漠治理［J］.特种经济动植物，2002，5（4）：32-32.

［12］李江风.沙漠生态系统与水分分布［J］.新疆环境保护，1997，19（1）：7-12.

［13］关东海，张胜江，吾甫尔.努尔丁.新疆坎儿井现状分析及保护利用对策［J］.新疆水利，2005（3）：1-4.

［14］郭明远.节水农业的形成与灌溉水价改革［J］.甘肃科技，2005，21（4）：7-9.

［15］陈渠昌，杨燕山，李久生，等.喷灌技术在干旱风沙区的应用研究［J］.灌溉排水学报，2006，25（2）：50-52.

土地治理论文篇2

关键词：心理治疗；本土化；本土心理治疗

要探讨心理治疗本土化和本土心理治疗，首先需要对两者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从语法角度看，心理治疗本土化是一个动词性短语，本土心理治疗是名词性短语，两者都涉及本土，然而两个短语意思差别却很大。心理治疗的本土化是指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一国、一定区域或民族在引进或使用外来的心理语言、理论、方法、临床治疗操作规范等方面时与本国的语言、文化、社会、人文等实际特点相结合，并使其成为本土心理治疗一部分的过程。本土心理治疗则主要是指治疗的内容，是将西方治疗模式的概念、理论、方法、测验、治疗操作规范等加以修订，使治疗与文化的联系更加密切[1]。本土心理学的关键在于构建出植根于靶文化之中的概念框架和方法，而不是依赖所引入的西方概念框架和方法[2]。贾林祥、叶浩生提出本土心理学至少应符合如下条件：一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历史根源；二是自主性；三是体现和反映当今社会的文化特点；四是有独到的概念体系及研究策略[3]。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文明古国，在其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及一些传统的心理治疗方法，随着西方心理学的传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其中有些已经现代化，还有些没有与西方心理学进行深入结合的，也当属本土心理治疗。心理治疗的本土化以及本土心理治疗的产生是心理学发展全球化的结果和产物，如果将各国的心理学理解为非线性混沌理论中由于不同的初始值而出现不同的心理治疗理论和方法的话，那么混沌理论的普适性[4]决定了心理治疗可以本土化，即在心理治疗本土化的过程中，本土心理治疗吸收了外来心理治疗具有普遍性和共性的东西，因为只有外来心理治疗方法中具有普适性的东西才能适用于全人类的心理治疗需要。既然主流的心理治疗以及任何其他本土心理治疗都不能完美地适用于全体人类的心理治疗，那么本土心理治疗将会成为继续全球化的媒介[5]，促进世界心理治疗的发展。

一、心理治疗的本土化

（一）心理治疗本土化是一个自发形成的过程

心理治疗本土化并不是心理学家们自己提出来的概念，它是在主流心理治疗向本土流传和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临床治疗的心理工作者们不自觉地将其与本土文化、历史、人文、社会等进行结合，吸取了对治疗有利的精华或者说那些具有普适性的部分，去除了不适合的部分，构建出植根于靶文化的、与任何其他心理治疗都不相同的心理理论和心理治疗方法。因此心理治疗的本土化是自发的，这一过程首先客观存在，而后才被提出来，这也是本土心理治疗产生的过程。

（二）心理治疗本土化的两条途径

心理学本土化的途径主要有内源本土化与外源本土化。内源本土化是指理论、概念和方法从某一文化内部产生，本土性的信息被视为心理学之诞的最初来源；外源本土化是指引进某些心理学的理论、概念和方法，然后将其进行改造以适应当地的文化背景[6]。那么心理治疗的本土化也应该是与之对应的两条途径（心理治疗内源本土化和心理治疗外源本土化），采用内源本土化心理治疗途径的工作者，中医心理治疗当是他们的主流。属于心理治疗外源本土化的，多是有过出国学习西方心理学的经历，或接受过西方心理学培训的人，以从事西医或西方心理治疗为主。

（三）心理治疗本土化，文化是最重要的因素

文化是指人类社会中具有一定历史延续性和群体特征的行为习惯。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这些都是在心理治疗本土化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地方。从文化心理学的视角看，在咨询动机、咨询效果、咨询关系上，西方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理论都不完全适合东方人的性格与心理问题[7]。现代系统的心理治疗理论及操作技术大都产生于西方，而心理治疗的理论建构、价值取向和具体操作会受到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西方的心理治疗理论、概念、技术在应用于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咨询时往往会产生不相容性和矛盾[8]。在缺乏文化适配性的前提下，心理咨询的普及与推广可能会造成表面的繁荣，却掩盖了存在的问题或者转移了人们对更为本质问题的关注。由于其涉及人的价值观与文化性格，尤其是文化的影响，当借助西方心理咨询理论解释中国人的心理问题时，必然会带来基于文化差异的偏差。任何个体的复杂而高级的心理和行为，都浸润了他所生存社会的独特文化性格，用超越时空、外来的理论去认识、解释、治疗，只能制造出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歪曲和误解[9]。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的中医心理学，可能是最典型的本土心理治疗方法。

二、本土心理治疗

在几代中国心理工作者努力下，中国的本土心理治疗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也可以从外源性和内源性本土心理治疗方法两个方面来进行介绍。

（一）外源性本土心理治疗

1. 认识领悟疗法

认识领悟疗法是钟友彬及其研究小组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和中国的文化特点设计的，也被国内同行称为“钟氏领悟疗法”。它主要将精神分析疗法与我国东方文化相结合，把精神心理疾病治疗的重点放在对临床症状与幼稚心理模式的分析上。认识领悟疗法认为精神心理疾病的发病机制和病理本质是：患者对当前现实困难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心理疾病的发生、发展和形成都与心理模式密切相关，而心理模式的形成又受到早年经历至关重要的影响。它既重视对当前症状的分析，又重视早年经历的影响，站在成年人立场上分析患者症状的幼稚性，使领悟达到成熟，是一种创新。认识领悟疗法主要的适应症是强迫症、社交恐惧和性变态。

2. 悟践疗法

悟践疗法（comprehensive practice therapy）又称悟践心理疗法，是1958年在治疗神经衰弱症病人的基础上创立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开始称为“综合快速疗法”，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医学心理学基础研究的迅速发展和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工作在“”后的复兴，李心天、郭念锋等出于对健康与疾病、生理与心理、个人与社会等多方面的深刻思考，在实践中总结形成了人性主义理论，并将综合快速疗法正式改名为“悟践疗法”。悟践疗法开创了中国心理治疗本土化之先河。悟践疗法的人性主义理论是中国心理治疗本土化的理论产物；悟践疗法将认知与行为结合是中国心理治疗本土化的实践特色。

3. 意象对话技术

意象对话技术是由朱建军博士等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精神分析和心理动力学理论的基础上创立发展起来的一种心理治疗技术，这一技术创造性地吸取了梦的心理分析技术、催眠技术、人本心理学、东方文化中的心理学思想等。此技术通过诱导来访者想象，了解来访者的潜意识心理冲突，并通过诱导新意象对潜意识的意象进行修改，从而达到治疗效果[10]。目前关于意象对话技术的研究论文已有六十余篇，其中既有临床研究，也有理论研究。每一种技术都有其优缺点，由于此技术的特点比较鲜明，优缺点也很突出。优点在于意象对话技术与中国文化的契合度较高，中国人在形象思维方面具有优势，因此能对意象进行很好的想象，并且不必去分析意象的象征意义，在咨询过程中可以巧妙地去除“文化屏蔽”，减少阻抗，揭示被治疗者掩饰或保留的心理问题。然而此技术对治疗者的要求比较高，需要治疗者熟悉意象的象征意义。意象对话技术的治疗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治疗者的心理健康程度、心灵开放程度以及对患者的关心程度[11]。

（二）内源性本土心理治疗

由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度，内源性心理治疗方法较多，但目前发展较快、影响较大的应该是心理疏导疗法、道家认知疗法和中医创新心理治疗――低阻抗意念导入疗法（简称TIP技术）。

1. 心理疏导疗法

心理疏导疗法由南京医科大学脑科医院鲁龙光教授于1984年创立，其植根于深厚的中国文化，是适合中国人的心理治疗理论和方法。疏导疗法以“自我认识、自我完善”为主线的个性改造理论是中国心理治疗本土化的理论产物，其认识与实践相结合的治疗原则是中国心理治疗本土化的实践特色。儒道文化对心理疏导疗法的形成和发展起着主导作用[12]，因此将其归为内源性本土心理治疗。心理疏导治疗的模式是：不知―知―认识―实践―效果―再认识―再实践―效果巩固。这种治疗是一个循环往复、逐步深入的认知改变过程。所以，其最终目标不仅仅是求得症状的消失，而且是远期效果的巩固。心理疏导疗法的治疗程序是：第一，患者输出信息，提供真实、详实的自传性病情材料；第二，根据患者的材料进行分析，作出初步诊断；第三，治疗信息输出，讲述所诊断疾病的可能原因、本质、特点和治疗方法，取得患者配合，树立信心；第四，患者接受治疗信息，争取做到认识与实践一致，并写出反馈（ 体会）材料；第五，根据不断变化的反馈信息，输出新的治疗信息；第六，整个治疗循环往复进行，由浅入深，消除症状，完善个性，巩固疗效[13]。

2. 道家认知疗法

道家认知疗法是在道家的处世养生哲学和我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的基础上，参考国外成功经验，由杨德森和张亚林等人经过多年心理治疗的临床实践而创立的。它主要是通过改变个体的认知观念和应对方式来达到调节负性情绪、矫正不适行为和防病治病的目的。道家认知疗法分五个基本步骤。按每一步骤关键词的第一个字母，此治疗程序被简称为ABCDE技术。它强调顺应人的内在本然之性，重视个性的发展，近乎于罗杰斯的强调自我发展目标，但又不同于西方一味追求个人主义，它将中国的道家文化与西方的认知疗法进行了很好的结合，既符合了外来心理治疗本土化的需要，又把西方认知治疗的操作技术引入了治疗过程，使疗法本身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也是目前本土化心理咨询与治疗方法中发展得比较成熟的一种。道家认知疗法从创立就存在争议，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一种哲学思想是否能直接拿来作为心理治疗的原则？如何区别思想政治教育、道德伦理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以及心理治疗？ 道家疗法是否真正适用于神经症病人的实际情况？ 病人是否真正接受了道家思想无法验证[14]。自1995年以来，道家认知疗法在全国16个省市的有关单位进行了临床实践，有关研究结果的陆续报道证实了该疗法的临床有效性。本疗法的适应症不够清楚，治疗需要的时间也比较长[15]。

3. 中医创新心理治疗――低阻抗意念导入疗法（简称TIP技术）

所谓中医创新心理治疗，就是现代中医人将中医传统心理疗法或身心调节技术结合现代临床心理学的原理或方法技术，进行改造并进行创新研究之后形成的一类中医心理疗法。其中，典型的也可能是影响最大的当属低阻抗意念导入疗法（简称TIP技术）（Low Resistance Thought Induction Psychotherapy，TIP）。它是建立在低阻抗学说和意念导入学说的基础上，把中国的导引、气功疗法与西方的催眠疗法和放松疗法进行融汇，通过言语和行为的诱导，使被治疗者进入从清醒到睡眠这个过程的中间状态（低阻抗状态），治疗者根据治疗需要将言语和行为信息组成的某种“思想、理念、观念”导入给被治疗者，通过暗示最终影响被治疗者的记忆和内隐认知，并达到心理治疗与康复的方法。低阻抗意念导入疗法具有完整的技术体系，主要包括基础治疗技术、核心治疗技术、对症治疗技术和相关治疗技术。TIP技术特点包括：把认知（或曰明示）与暗示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太极关系；把“低阻抗状态”与“合理权威性”作为一对辩证关系来理解；把催眠心理治疗中的暗示过程设计为一种“意念导入的过程”并形成了“认知行为治疗的暗示化处理”；对精神和心理疾病治疗后期涉及的人格问题进行“再成长治疗”，是一次重要的探索过程；把心理治疗变成了一种“流水线式”的作业过程，还有其技术体系中对各种具体技术独到的理解与灵活多变、整体快速的运用思路，都是在临床实践中的直接体会和经验总结。该疗法本土属性明显，特色突出，优势显著，患者依从性好，操作规范，治疗靶点明确，临床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是我国本土心理治疗中引人注目的方法之一。介绍其理论和方法的著作目前已有中英文版[16-17]，有多个部级课题对TIP技术进行了临床研究，发表的理论和临床科研文章已达三十余篇[18-29]。

三、其他本土心理疗法

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对当代中国民众和世界文明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中国文化中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心理学和心理治疗思想，中国本土传统心理治疗思想生于中国绵延五千年的文化土壤之中，具有极强的心理治疗内蕴，对中国人心理健康作出了卓越贡献，并为现代心理治疗不断提供滋养，在这些本土心理治疗方法中，有的作为治疗方法被直接提出，有的则是一些身心调节技术。

（一）中国传统心理治疗

中国古代的中医疗法当中记载着大量的心理治疗方法，目前已经得到初步整理的如情志相胜疗法、相反情志疗法、中国古代认知疗法、语言开导疗法、中国古代信仰性心理治疗、中国古代行为疗法、物证释疑疗法、情趣易性疗法、中国古代催眠疗法等。但由于从现代临床角度来看，上述疗法应用的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不够，还有待深入研究。

（二）中医身心调节技术

所谓中医身心调节技术是过去所有针对精神与心理疾病进行治疗的中医药治疗方法和技术，如中医中药、针灸、推拿点穴等，它广泛应用于精神与心理疾病的治疗与调适，是我国目前应用、研究和大众接受最广的一种方法和技术，由于国内外有大量书籍和杂志介绍，这里不再多述。

四、小结

西方心理学的学派和理论植根于西方文化之中，它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本土化是各国心理治疗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也需要探索适合自己国情和文化背景的心理治疗方法技术。多年以来，中国心理学从未走上真正独立发展的道路，心理治疗本土化已成为中国心理治疗发展过程中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它牵涉和影响着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和走向世界的进程[30]。然而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也许在将来，经过努力，我国的心理学家和我国本土的心理治疗方法将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世界各国的心理工作者在研究与交流中相互尊重，心理治疗的全球化也最终产生出了一些在各国都普遍适用，而又都有自己特色的本土心理治疗。

注：本文为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中医药治疗抑郁症临床疗效的中美两国评估比较研究 ”（项目编号：2011DFA0960） 的研究成果之一。

[1]Adair， J.G.. Indigenisation of psychology： The concept and its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J]. Applied Psychology-An International Review-Psychologie Appliquee-revue Internationale，1999，48（4）：403-418.

[2]郑荣双.国外本土心理学研究进展[J].心理科学进展，2002，10（4）：472-478.

[3]贾林祥，叶浩生.心理学本土化研究若干问题之思考[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0（3）：143-148.

[4]李桂侠，洪兰，汪卫东.中医心理学的非线性混沌理论[J].世界中医药，2013（4）.

[5]郑荣双.心理学全球化的趋势[J].心理科学进展，2013，11（4）：469-474.

[6]Kirn， U.，Park， Y.S..The challenge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The role of the indigcaous psychology[J].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000，31（1）：64.

[7]闫杰.文化心理学视野下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本土化[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8，28（9）：62-64.

[8]Yii-Nii， Lin. The application of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to counseling Chinese[J].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2002，56（1）：46.

[9]吕慧玲，黄晓娟.心理咨询本土化的综述研究[J].科教文汇，2008，（8）：236.

[10]谭绍珍，曲琛.意象对话技术简评[J].社会心理科学，2004，19（2）：30-32.

[11]朱建军，孙新兰.意象对话技术[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8，12（5）.

[12]黄爱国，沈永健，陈建国.儒道文化与心理疏导疗法[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9，30（8）：34-36.

[13]黄爱国.强迫症心理疏导治疗[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53-56.

[14]“中国道家认知疗法”讨论会纪要[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0，5（ 14）：291-293.

[15]曹硕，崔光成.中国道家认知疗法评述[J].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2008，29（18）：2239-2240.

[16]汪卫东.发展治疗学――基于异常发展的心理治疗理论体系[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1，12.

[17]汪卫东.低阻抗意念导入疗法――“TIP技术”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12.

[18]吕学玉，林颖娜，洪兰，王芳，赵阳，汪卫东.低阻抗意念导入疗法对抑郁症伴失眠患者睡眠质量的影响[J].国际中医药杂志， 2012，34（1）：8-9.

[19]吕学玉，汪卫东，林颖娜，王芳，洪兰.气功入静状态下的人格重塑技术[J].国际中医中药杂志， 2011，33（1）：28-30.

[20]闵妍，张鑫，梅妍，汪卫东.低阻抗状态下的意念导入性分析领悟技术[J].国际中医中药杂志， 2011，33（3）：217-219.

[21]汪卫东，闵妍，吕学玉.气功入静状态下的人际关系调整技术[J].国际中医药杂志， 2010，32（5）：55-56.

[22]洪兰，吕学玉，吕梦涵，林颖娜，王芳，汪卫东.气功入静状态下的病因追溯技术[J].国际中医中药杂志， 2010，32（7）：337-338.

[23]汪卫东，张静霞，马彦，林颖娜.催眠状态下的意念导入性认知治疗[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0，18（6）：817-819.

[24]吕学玉，吕梦涵，汪卫东.气功入静状态下的意想式脱敏疗法[J].国际中医中药杂志， 2009，31（6）.

[25]汪卫东.气功入静状态下的情志干预技术[J].国际中医中药杂志， 2009，31（3）：254-255.

[26]汪卫东，闵妍，吕学玉.气功入静状态下的睡眠调控技术[J].国际中医中药杂志， 2009，31 （4）：349-350.

[27]李桂侠，洪兰，汪卫东.TIP技术中导入睡眠认知的信息模块设计思路补遗[J].国际中医中药杂志， 2013，35（2）：143-144.

[28]汪卫东，刁倩等. TIP技术中睡眠认知信息模块设计思路[J].国际中医中药杂志，2012，34（7）：581-583.

土地治理论文篇3

会议由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土地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中国地理学会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专业委员会主办，贵州师范大学中国南方喀斯特研究院和贵州省地理学会承办。会议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下，对我国农村土地整治与城乡协调发展的热点、焦点和关键问题，展开了广泛的交流和讨论。

会议设置了大会主题报告和分会场交流。佘之祥、蔡运龙、刘彦随、熊康宁等4位知名专家分别作了题为《城市化与农村土地问题》、《农业与农村的多功能性》、《统筹城乡发展与土地整治方略》、《喀斯特高原石漠化综合治理模式与技术集成》的大会主题报告。

大会设立了两个分会场，共有近40位专家、学者作了大会或分会场学术报告。与会专家、学者采用了“报告+提问+辩论+评述”的方式进行学术报告，强化了学术交流的灵活性与互动性。

为了激励土地资源青年科技人才，本次大会设立了“全国土地资源研究优秀论文奖”。由河南大学乔家君提交的论文《河南省农田利用集约度时空变化及其影响环境》等20篇论文荣获一等奖，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李婷婷提交的论文《山东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时空演变格局研究》等22篇论文荣获二等奖。

本次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农村土地整治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将于2012年8月由贵州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论文集收录了经严格筛选的学术论文75篇，计120余万字，涉及农村土地整治理论与方法、农村土地整治规划及案例、农村非农化及其土地流转、统筹城乡土地利用及政策、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与现代农业、城乡协调发展与土地资源战略、喀斯特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模式、民族地区文化保护与乡村发展等前沿领域，展示了当前我国土地资源与乡村发展研究的最新成果和研究新进展。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石玉林为论文集出版作序。

土地治理论文篇4

关键词：土地治理 规划设计 解析

中图分类号：S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前言

土地治理的实质是通过对土地利用环境的建设，消除土地利用中的制约或限制因素，促进土地利用的有序化和集约化，保证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从而满足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对土地资源的要求。

一、土地治理项目规划设计的理论基础

1可持续发展理论

土地治理就是通过对土地利用生产环境的改善及景观生态的建设，消除土地利用中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制约或限制作用的因素，促进土地利用的有序化和集约化，从而提高土地利用率。通过对土地利用环境的建设，不断提高土地质量，满足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对土地资源的要求，保证土地开发和利用在生态安全阀的限度内运行。

2系统理论

系统是将研究对象看成一个由许多因素有机结合组成的整体。系统理论要求人们从系统与要素之间，要素与要素之间，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中考察对象，遵循系统整体性与动态发展性要求，为认识、调控、改造系统提供最优方案。

3地域分异理论

土地治理作为人类活动的表现形式，也遵循着地域分异规律。根据这一规律，区域土地治理必须按照因地制宜、地尽其用的原则来进行，即必须在更广泛的地域结构对应变换分析基础上来考虑土地治理的方案。

4景观生态学理论

景观生态学理论要求在进行土地治理时，必须根据不同地域景观生态结构和功能特征对所划顶的土地生态系统应采取不同规划设计方法。遵循自然规律，促进一定地域范围的景观生态结构更稳定，功能更优化。

5人地关系协调理论

人地关系协调理论要求在进行土地治理时，逐步引导土地利用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利用方式转变，注重土地开发系统的生态环境建设，建立一种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佳生态土地系统。

二、土地治理项目规划设计原则

1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

我国土地治理的实质就是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土地经营粗放是我国土地利用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提高土地利用率就是要减少未利用的荒地以及闲置低效用地的数量，扩大可利用土地的规模。土地产出率是土地质量的根本体现，提高士地产出率是我国土地治理的根本目的。提高土地产出率就是要通过改善和提高土坡肥力，建设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外部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增加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农作物产量。

2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较长规划时期内，根据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以及土地本身的适宜性，对一定区域内土地资源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与土地的开发、利用、整治、保护进行统筹安排的战略性措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具有综合性、战略性、指导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土地治理项目规划则不同，它是在对某一项目区土地治理潜力分析的基础上，统筹安排区内各业用地面积，并制定土地治理的具体实施方法与措施的过程。

3杜会、经济和生态效应相统一

杜会、经济和生态效应三大效益综合的同时，编制土地治理项目规划还应该结合地区实际情况与土地治理发展时期的不同，确定整理效益的侧重点，制定满足要求的规划方案。

4与相关部门规划相协调

土地治理项目规划首先应该在土地用途等方面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部门规划协调一致，然后才能在这个大方向上进行具体项目规划的细化与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较长规划时期内的土地用途必须通过土地治理项目规划对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得到实现，同时项目规划也不能随意更改用途。

三、土地治理项目规划设计的基本技术方法

1系统设计方法

土地治理涉及地形地貌、土壤土地利用、产权调整、路渠沟建设等一系列内容，要达到可持续土地治理目的，必须把土地治理作为一个系统，将这些因素统筹考虑、使之协调一致。整体最佳，具体应包括：面向问题设计，以因地制宜、最大限度满足土地利用要求和发展需要为原则，并通过可持续土地治理项目工程设计和施工，最大限度地消除那些影响土地合理、高效和方便利用的限制性因素。

（1）整体性设计

土地治理过程中不仅要涉及整理区内的地形、地貌、土壤、气候、水文条件、水资源状况、道路、沟渠、土地利用方式和习惯、社会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还会与整理区外很多因素如道路、水系、地形、城镇分布等有关。整理区内的地形地貌影响甚至决定田块、沟渠、道路的设计，气候、水文条件和水资源状况、社会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或决定土地利用方式设计、沟渠路的设计，整理区外道路、水系、地形等因素会影响整理区内主干沟渠路的线路设计，城镇布局会影响整理区内的土地利用设计，而且很多因素之间还有相互影响。因此，土地治理项目工程设计中，必须把这些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来全面考虑，使土地利用系统内部及其与环境之间能相互祸合，以避免不良情形的发生。

（2）与自然相融性设计

土地利用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工程设计产品应与自然成为伙伴，与自然相互协调、相互融洽。这就要求我们对生物多样性进行最大限度的保护，即要求项目工程设计产品必须是生态型的。

（3）系统优化设计

土地利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土地治理就是对这个复杂的系统进行优化设计，通过工程施工实现整理区整个土地系统及其环境的最优化。土地治理项目的系统优化设计包括田块优化设计、路沟渠线路和结构优化设计、土地利用方式及其环境优化设计、产权调整方案的优化设计，同时还要求经济合理和投入产出的最大化。

2工程勘测方法

地形测量；一般要求按1：2000的比例尺量测整理区内的地形地物，明确地貌形态、每个田块的高程、土地利用现状、现有道路沟渠的准确位置。这为规划路渠沟位置的确定和形式尺寸的设计、田块的设计和土地利用设计提供必不可少的依据；土地治理现状调查勘测：包括土地调查、测定，水资源供需调查，水文、气象状况调查，原有水利设施数量、类型、结构、可利用程度和农田灌排水状况及道路勘测，土地权属调查、量测、登记，土地质量调查评价等内容。

3土地治理项目工程设计方法

公众识别法。注意对公众感兴趣的工程或存在问题的识别，重视、考虑土地利用本身的发展问题，而不是来自与整理项目有密切关系的委托人或用户的意见；广泛合作法。在整个工程设计和施工过程中，联合各个领域的专家，组合各个学科的知识，应用各种先进的经验；创造性设想法。可持续土地理项目工程设计中重视鼓励专业人员与项目区公众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交换观念法。用各种形式的媒体以及三维设计，交换各种设计的观点和设想；普及知识法。

结束语

土地治理项目涉及生态、社会、经济等诸多问题，在规划设计实施过程中，要根据项目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土地治理项目规划设计中必须始终贯彻可持续利用的思想；土地治理项目规划设计必须广泛地听取当地群众的意见，最大程度地实现土地治理项目与社会、经济、生态效益的最佳结合。

参考文献

[1] 郭学军,陈琼.土地治理项目规划设计的基本技术方法探析[J]. 中国新技术新产品. 2009(15)

[2] 田玉福.国家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规划设计变更管理初探[J]. 资源·产业. 2005(02)

土地治理论文篇5

关键词：土地整治；生态环境保护；对策

Abstract: the land is to optimize the use of the structure, promote the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improve the level of the economical and intensive land use means, is to plan the development of an economic society and land resources protection, carry out the most strict land management system to the important action.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the land of the cultivated land area through increased, improve the land productivity this goal is paid attention to is better; But the protec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is goal not enough attention, at the same time, a complete lack of regulation of the evaluation of the performance of farmland ecological system and method, leading to the land of the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had some bad influence, the impact of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land resources. This article from the viewpoint of ecology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land renova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problems and proposes the protection of biodiversity, and implementation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planning, establishing evaluation system countermeasur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land resources; Finally the typical regions in guizhou land renovation projec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problems were discussed.

Key words: the l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untermeasures

中图分类号： F323.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土地整治是指在一定区域内，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整治专项规划确定的目标和用途，采用行政、经济、法律和工程技术手段，对土地利用方式、利用结构及利用布局进行调整改造，综合整治，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实现土地集约化利用的过程[2-3]。土地整治总体上分为农地整治和非农地整治。农地整治一般包括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归并零散地块形状、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和田间道路工程；非农地整治主要包括村镇和城镇用地整治、独立工矿及交通水利设施用地整治等。面对我国十分有限的耕地资源，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土地整治工作，明确提出“要推进农村土地整治，加快农村土地整理复垦，着力提高耕地质量建设，大规模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夯实农业现代化基础”[1]。

当前，土地整治作为补充耕地、实现耕地占补平衡、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重要途经，已逐步被社会所认识。但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重视完成“占补平衡”和“总量平衡”这两个硬任务，而忽略对耕地质量建设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容易引起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下降等问题。因此，探讨土地整治中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本文从当今我国土地整治中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现状分析入手，从生态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做全面的思考。目的是实现土地整治由数量管理向数量、质量并重及生态管护的转变，发展生态型土地整治，促进土地整治与生态系统、生态景观的和谐统一，以确保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1土地整治中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及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土地整治整体上还处在初级阶段，尚未进入以提高生活环境品质和农地生产质量为主要目的成熟阶段。大多数土地整理项目的主要目标仍是增加耕地数量，补偿因非农建设占用的耕地，维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有时即使涉及生态环境保护，大多也只是在田间道路两旁人工营造防护林，导致土地整治与生态环境存在诸多矛盾，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

1.1分析评价论证不足

在编制土地整治专项规划和项目规划设计时，土地整治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论证。许多零星闲散地、溪沟等是生物栖息地，主干渠硬化、田间道路设计为砂石或水泥，将会损害生物，破坏生物资源的多样性，造成生态环境脆弱。同时，土地整治的生态绩效评价也缺乏一套完整可行的评价体系，使得土地整治的生态环境评估不能落到实处。这主要表现在缺乏对通过土地整治确保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理解，带着急功近利的色彩，过分追求土地整治的数量，对土地整治的质量和农业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关注不够[3]。如贵州西南部某土地整理项目由于前期没有经过详细论证，匆忙上马，项目下达任务后因水土流失问题无法实施，只能申请取消项目，造成严重的损失。

土地治理论文篇6

[关键词]本土红色文化；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价值；渗透

[中图分类号]G63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7）07007201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学生树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念并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这对培养符合国家和时展需要的人才有着重要的作用。为此，我国教育部门出台了《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并提倡教师着重开发课程资源，尤其是具有特色的文化资源，如本土红色文化。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地方的红色文化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更不要说将其应用到实际教学中了。为此，广大的高中思想政治教师应该加强对红色文化的重视，并大力宣扬红色文化，以提高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实效。

一、本土红色文化的概述

（一）本土红色文化的含义

长期以来，红色文化一直被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红色文化是指无产阶级在共产主义发展历程中创造出的物质文明以及非物质文明。狭义的红色文化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但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红色文化始终是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是开展文化教育，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文化资源。为了实现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育目标，教师应该充分地重视并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其中包括革命事件、革命先辈的事迹以及革命活动过程中产生的遗迹、遗址。

（二）本土红色资源的特点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年代，不同地区发生了不同的革命活动，也因此使得红色资源具有相应的地域性和独特性。不同的革命活动形式，分别呈现出不同的革命特点。为此，教师可以根据本土实际条件并结合学生的特点，灵活地制定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内容以及教学形式，从而有效地改进传统的教育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本土红色文化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的价值分析

（一）能够促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品质

本土红色文化资源是在当地产生的，与学生的距离较近，因此教师在利用本土红色资源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会使学生倍感亲切，进而对家乡的革命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与此同时，借助本土红色资源，可以使学生对家乡的革命人物、革命活动以及革命遗址有进一步的了解，让他们深刻体会到无数革命先烈的奉献精神、艰苦奋斗精神，进而形成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的良好品质，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以及世界观。

（二）能够丰富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内容

思想政治教材内容较多，同时还包括一些理论知识，这些理论知识结构严密、理论性强。这为教师的教学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如果教师仅仅通过空洞的说教是无法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的。但是通过结合本土红色文化，可以丰富教学内容，使思想政治教学变得更加直观、生动，进而对学生产生一定的震撼和感染效果。

三、本土红色文化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的渗透

（一）更新教学方法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学是以“填鸭式”“灌输式”等教学模式为主，不重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性，这导致多数学生形成固定思维，他们认为思想政治课比较枯燥乏味，因此在课堂上逐渐表现出懒散、懈怠。这就需要教师对教学方法进行改进和创新，从而更好地将本土红色文化渗透到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例如在讲解《文化与生活》（思想政治必修3文化生活）这一内容时，可以采取合作、探究式教学，让学生分组，然后针对以下问题进行讨论：你们在小的时候家里的电视机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你们父母所处的年代有电影院吗？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用的手机？这样早期的生活与现在的生活就会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时教师可以继续对学生讲解革命年代的生活情况，进而使他们明白现在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必须倍加珍惜。

（二）拓展教学载体

土地治理论文篇7

[关键词]明代；西番诸卫；研究概况；综述

《明史・西域》言：“西番即西羌，族种最多，自陕西历四川徼外皆是，其散处河、湟、洮、岷者，为中国患尤剧”。作为中原进入藏区腹地的必经门户，且该地区藏、回、蒙古、汉等民族杂居，明王朝能否有效的对该地区进行统治和管理，对维护西北边疆的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面对严峻的边疆形势，明王朝在此先后设立河州卫、洮州卫、西宁卫、塞外四卫，统称为“西番诸卫”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明代西番诸卫制度的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具体表现为相关著作的增多，以及专门研究某一方面论文的出现，这些研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多个方面，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越了前人研究，现就相关的研究成果加以概述。

一、相关的学术专著

（一）相关史料汇编

在史料整理方面，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元以来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辑录了元明清及民国700年间有关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历史档案、正史和实录等文献，内容包括太祖在藏区设立卫所治理，宗教首领朝贡请封等，为研究西番诸卫提供了政治、经济、民族交往等详实的史料。朱太岩主编《西北稀见方志文献》丛书（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辑录了西北地区稀见的方志文献，丛书文献，民俗文献，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文学文献，考古文献和敦煌学文献等，为研究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了详实的方志文献。此外，张羽新主编的《中国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中国及甘青川滇藏区地方志和涉藏志乘文献汇编。对民国以前中国及其它藏区各种方志和专著文献的汉文史料基本网罗无遗，全面反映了中国及甘青川滇藏区地方志的收藏情况，从方志方面为研究西番诸卫提供了史料，这些方志和涉藏志乘包括了平时难得一见的文本，如明代收集有《西宁卫志》、《西番译语》等。所有以上这些都为研究西番诸卫提供了详实的史料。

（二）专门的著述

明代建立后，对河、湟、洮、岷地区加强了治理，突出的特点就是建立军政合一、汉藏官员参治的土司卫所制，实行“以流管土”“以土治番”的政策。相关研究有高士荣的《西北土司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就汉唐时代土司制度的建立到民国时期西北土司制度的改土归流，系统的讲述了我国西北地区土司制度的起源、形成、发展及其衰落的历史。杨士宏的《卓尼杨土司传略》（四川民族出版1990年版）一书对洮州卫的卓尼杨土司家族的历史渊源、世袭传承以及宗教问题进行了论述。王继光《安多藏区土司家族谱辑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通过介绍《李氏世袭宗谱》、《鲁氏家谱》、《祁氏家谱》，从而揭示了这几个土司所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

此外，李清凌的《西北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介绍了明王朝统一下西北地区的水利与土地经营，畜牧业、自然资源的开发以及西北地区的交通与茶马互市商业的发展。王致中、魏丽英的《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对明代西北的茶马互市、屯垦、水利、移民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崔永红《青海经济史（古代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论述了明治至清中期这一地区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采矿业、商业、交通邮驿以及中央政府对西北地区进行的政治管理方式等。

二、相关学术论文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西番诸卫的研究，除了一些综合性的专门著述外，还有诸多论文的发表，这些论文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现就其中的一些主要论文进行概括性总结。

（一）中央政府对西番诸卫的政策方面的研究

陈庆英的《明代甘青川藏族地区的政治述略》（《研究》1999年第2期）指出明朝对藏族地区的政策主要依靠对藏族僧侣首领封授官职，通过他们管理地方政教事务，同时通过藏族僧俗首领之间的贡赐关系以及控制汉藏间的茶马贸易，以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维持和保持藏族各地僧俗首领的明朝的归附。杜常顺的《从“西番诸卫”看明朝对甘青藏区的统治措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就“西番诸卫”设置的过程，“金牌信符”下的茶马贸易，僧纲司士官制度等民族政策进行了探讨。苏发祥的《简论明朝对甘青藏族地区的治理》（《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则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论述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对活动在河（州）、湟（水）、洮（河）、岷州及玉树果洛地区的藏族的管理，此外，王玉祥的《论朱元璋经略洮州》（《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丁汝俊的《论明代对西北边陲重镇洮州卫的经营》（《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集中的探讨了对洮州卫的建置、中央对其的治理等方面的内容。

（二）土司制度方面的研究

明代在承袭元代措施的基础上，又由于西北边防形势的变化，在该地区实行卫所与土司并行，土官与流官互参的形势，相关研究有王继光的《明代安多藏区部族志》（《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第1、2期）依据明史料中辑录的安多藏族部落的汉文史料，写出了安多藏区河州、洮州、等卫的部族志，为安多藏族部落史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张维鸿汀遗稿、张令辑订的《甘肃、青海土司志》（《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第6期。）在此文中对洮州卫的卓尼的杨土司、咎土司，世袭的指挥使的传承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使得人们对洮州卫的土司、世袭指挥使的传承有了清晰的了解。此外还有李建宁的《清代管理清河河湟地区方略简述》（《青海民院学报》1997年第3期），王树民的《明代以来甘肃青海间的土司僧纲及其与古史研究》（《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等。

（三）关于茶马贸易问题的研究

明王朝为了达到“以茶驭番”的政治目的，同时为了加强对该政策的管理，明王朝相续实行了“官营茶马贸易体制”、“金牌信符制”、“勘合制”和“马赋差发”等策略。相关研究有丁汝俊的《明代洮州卫的茶马贸易》（《西北民族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对明代洮州卫的茶马贸易有一个初步的研究。左书谬的《“金牌制”考略》（《民族研究》1987年第4期）、对勘合制推行时间、种类与用途、管理及其作用进行了说明。此外谢玉杰的《明王朝与西北诸番地区的茶马贸易》（《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系统的论述了明代茶马贸易制度的实施情况以及其在治驭西番上取得的成功。

（四）民族宗教研究

杜常顺：《明清时期河湟洮岷地区家族性藏传佛教寺院》（《青海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着眼于家族性寺院在地方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影响，对其兴衰沉浮做了探讨，指出此类寺院同时发挥着神职、政治、经济功能。王继光的《安多藏区僧职土司初探》（《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对甘青土司的形成问题和僧职土司等问题做了细致的探讨。蒲文成《河湟地区藏传佛教的历史变迁》（《青海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论述了藏传佛教的传入、发展到鼎盛、衰落的演变过程。

（五）军屯、移民及其他方面的研究

崔永红《明代河湟地区军屯的管理及租赋》（《青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对河湟地区军屯的组织管理，屯军受田亩数，耕牛籽种的供给以及军屯的租赋等问题进行了探索。米小强《明代河、洮、岷州三卫军粮补给考》（《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论证了明代河州、洮州、岷州的屯田、民运、和盐引在军粮补给中所占的份额。贾伟、马兴盛《试论明代青海河湟地区人口迁移》（《青海名族研究》2002年第2期）论述了明代河湟地区的移民活动状况，以及人动的历史进程，较详细的考证了青海移民的来源，迁入区及移民方式等相关问题。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对西番诸卫的研究主要还是以论文形式存在。专门性著作很少，在内容上研究中央对西番政策、土司制度、茶马贸易的文章居多，而对这一地区的宗教、水利、移民等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缺乏对西番诸卫整体性的研究，大多数研究是放在藏区这一大的环境下进行的。

参考文献：

[1]顾祖成、王观容，琼华等编：《明实录藏族史料》[M]，拉萨：人民出版社，1982.

[2]张羽新：《中国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M]，学苑出版社，2003.

[3]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M]，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

[4]高士荣：《西北土司制度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5]杨士宏：《卓尼杨土司传略》[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1990.

土地治理论文篇8

村治的逻辑――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

贺雪峰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研究中国农村社会时,任何学者都不能跳过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费孝通依据其生活经验和早些年农村调查资料,极其敏锐地勾勒出一幅乡村社会的图景。他提出的“乡土性”、“差序格局”、“双轨政治”等,对于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的农村社会不无启发。《乡土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真正地是对本土经验的思考,包含了费孝通等老一辈学者们对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追求。也恰恰因为是对活生生经验的理解,而非形而上学的思考,费孝通所提出的诸多具有时代性的概念,在今天仅仅只能作为一种启发,不能替代我们对已经过半个世纪变迁的中国现实社会的思考。贺雪峰的《村治的逻辑――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下文简称《村治》)在学理和学术旨趣上,与《乡土中国》有诸多类似的地方,至少他本人一直是带着这样学术抱负和学术自觉的。

一

《村治》的起点是中国小农生产方式。如果承认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至少有部分影响的话,那么在讨论中国农村问题时,就必须得重视小农生产方式这个现实。贺雪峰将中国小农生产基础形象地概括为“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余亩,且分布为十多个地块”,高度分散且规模小,是其最突出的特征。关于小农生产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小农是“自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外的,像一袋散落的马铃薯,既无变革的动力,也无变革的阶级意识。魏特夫吸收了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由中国治水模式阐释“东方专制主义”的起源,形成了“治水社会”的判断。黄宗智则从农业生产效率的说明中国小农经济“内卷化(过密化)”是如何影响社会变迁的。温铁军研究了小农生产方式是如何决定中国现代化过程,并由此而论证制度的合理性与“三农问题”根源。同样以小农生产方式为起点,《村治》关注的是乡村治理,作者提出了一套理解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的中层社会学理论。

任何社会都必须解决抗旱、灌溉、防盗、防匪等公共事物,小农“小”的特征决定了单个的农户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必须具有超出小农之上的组织,为生产生活提供保障。

除了“小”的特点,中国两千年来总体上保持了较高的人口密度。尤其是宋明以来,中国商业经济的兴起与发展,人口开始膨胀。较高的人口密度,连同技术条件的限制,必然造成人口与资源,特别是人土关系的紧张。因此而造成了中国小农只具有较低的生产剩余。

由以上两点决定的中国社会治理必须是高效而低成本的。农户之上的组织既要能够有效地维持社会秩序,为小农生产生活提供基础;又要在解决这个问题时,“考虑”到小农的承受能力,“设计”出的组织与制度必须是低成本的,否则,就会造成对小农生产剩余的过度掠夺,破坏制度实践的社会基础。贺雪峰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基层秩序如何维持,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品如何供给,是理解传统中国社会运转的根本问题,又是理解中国文化及其中的农民行动逻辑的基本问题”。

宋明以来中国商品经济扩张与货币的广泛使用所带来的国家治理难度提高,如何以较低的成本维持社会稳定成为摆在统治者面前的主要问题,也成为士绅知识阶层的思考对象。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2000年前就废除了封建等级制,建立了“伦理本位,职业分殊”的平民化社会。在村落与皇权之间,既无“种姓”,也无“封建贵族”,这就要求中国治理模式中存在一个中间组织,避免政权与千家万户的小农打交道,降低治理难度。在此背景下,“农村宗族的生产发育和村庄越来越具有了作为公共品提供者的地位。宋儒倡导的乡约和明代大规模建立的宗族组织,不仅仅是对儒家传统的强调,而且更是因其有功能上的合理性”。费孝通认为村落是构成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自上而下的“皇权”仅止于县,县以下的治理皆有地方性的宗族――村落力量完成,形成了“双轨政治”。《村治》就是为了进一步阐释“村落――宗族”是如何产生、演变,并在当下中国基层治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二

《乡土中国》写作于半个多世纪以前,“乡土中国”已经不再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乡土中国”。然而,当前大多数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要么是用“乡土逻辑”来阐释乡村社会现象,要么是用碎片化的乡村经验来注释“乡土逻辑”,“乡土逻辑”几乎变成了某些学者的“意识形态”。这当然不是费孝通所愿意看到的。与之不同,尽管《村治》吸收了“乡土逻辑”诸多的灵感,但它的核心问题意识来自于田野。经历了10余年的农村调查,本书的作者提出了“农民行动单位”的概念。同《乡土中国》中的一些概念相比,这是一个更具有操作性,且可以被验证的概念。

与以己为中心均质地向外推,愈远愈薄的“差序格局”不同,贺雪峰认为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中农民存在“双层认同结构”。农民的第一层认同单位是家庭,第二层认同单位是“村落――宗族”。家庭是一个“同财共居”的共产主义单位,而家庭之外的“村落――宗族”则是一个“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具有部分共产主义性质的单位。如果说组成家庭是为了生育,解决人口再生产的问题;那么“村落――宗族”则是为了解决公共品供给的问题。以此为基础的双层认同单位解决了个体的脆弱性,满足了生产生活的需要。

农民的认同单位在个体层面上表现为归属感和认同感,因此,认同单位不仅是一种功能性的联合体,而且也被赋予了文化内涵,在个体脑海中造成了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它具体表现为农民的公私观念。费孝通认为由私人关系达成的差序格局网络中,不存在一种笼统的具有超越具体人伦关系的道德。所以中国农民都是“私”的。的确,乡村社会中的人际关系都是特殊性的。不过,在双层认同单位之内,以私为基础而形成的公,也是实在的,具有道德力。家庭就是一个公的单位,对内抑制个人的欲望,个人要服从家庭的安排,这就是为什么会有“父母包办婚姻”,这也是为什么传统中国农民“有婚姻而没有爱情”。同理,“村落――宗族”也是公的单位,“族田”、“义田”等都是证据。在认同单位内,私要受到压抑,在特殊场合要服从公的要求。认同单位是一种公的意识,因此农民不是“自私”的,在单位内部,每个人能够做到“大公无私”。与之相对,在单位之外则形成了“大私无公”。

在“村落――宗族”层面上,个体间认同的联合,形成了一种集体意识,并造成对个体的制约。生活在“村落――宗族”之中的农民就不是斤斤计较、从个体角度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因此,具有“乡土逻辑”的农民在认同单位内部很轻易地就实现了水利、治安等公共品供给上的合作。集体意识是一种社会道德表达,具有自上而下的“强制力”,消极地维持农民合作的稳定性。比如,那些在共同行动中,“搭便车”的人要受到“唾沫星子”的制裁,那些“赖皮货”会被“污名化”、“边缘化”等。同时,集体意识还是一种“地方性共识”和“文化本能”,构成农民选择的“理所当然”,是不需要也不能被反思的。以此为基础而形成的稳定的农民行动单位,就构成了基层社会基石,既解决对内整合,也形成了国家治理的“小辫子”。国家避免与千家万户的小农直接打交道,农户之间也避免了“集体行动困境”,便于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乡村治

理。

三

当下中国正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农民的行动单位已经突破了“家庭”――“村落――宗族”这一双层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将继续发生变化,并且在中国区域上也表现出不均衡性。引入了时间与空间的因素,将“乡土逻辑”阐释为具体的实践中的逻辑,将对“乡土中国”的想象变成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描述,这也是《村治》的贡献之一。

经历过现代化的冲击与革命浪潮的洗礼后,“村庄秩序再生产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宗族大多解体,宗族本身的合法性不存在,宗族仅仅作为一种意识还在一些地方发挥作用”。在外观形态上,双层认同结构中的“村落――宗族”碎片化为“小亲族”、“户族”、“房头”等,连同越来越核心化的家庭,构成新的不同的双层认同结构。在思想观念层面,农民之间的预期缩短,认同范围缩小。农民趋向于“工具理性”,交往中算计成分增加了,相互之间的期待随着降低。因为历史、地理、文化等差异造成了经历同样的现代化进程时,不同区域农村的反应不同。农民的认同单位就构成了经济发展水平之外的划分中国农村类型的标准,据此,贺雪峰将农村划分为中部农村、南方农村、北方农村等。

不同区域的农民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自下而上地构成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样的政策在不同的地方造成了不同的结果。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目的是消除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中间组织,将国家的阳光普照个体公民身上。但不同区域的农民对国家的“想象”是不一样的,并且农民也还没有彻底的“原子化”,构成了不同的国家治理对象。通过观察乡村治理的实践过程,既可以朝上反思国家政策的可能性与局限性,也可以朝下理解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在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下,中国乡村治理就变成了一个试验场,通过考察一次次的政策实践的“实验”,找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四

《村治》是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道路上的一次有意义尝试。70多年前,费孝通开创性地将人类学方法用于中国村庄研究,在人类学研究与中国农村社会研究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如何推进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面临着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一是理论问题,即如何看待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二是方法问题,即用什么方法认识中国。两个问题都统一于中国研究的目的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应该具有共识,而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则是开放的。

任何理论都是对具体经验的总结,理论的逻辑不是事物的逻辑。按理说,这是一个很容易明白的道理,但就是在对待西方理论时,我们很多学者都不自觉地犯了糊涂。西方的理论可以启发我们处理关于中国社会的经验材料时提出具有解释力的本土概念与理论框架,但不能替代我们的实际研究。本土理论只能源于活生生的中国社会实践,因此,对于理论而言中国现实经验就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如果真诚地回到事物中去的话,所有的派别、派系都不是问题,因为本体是现实世界,而非学者的想象。也因此,进行社会科学本土化时,要将经验提到本体论的高度。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就在于他正确地处理了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之间的关系。《村治》的作者十余年来坚持不懈地进行农村调查,也展示了他的抱负。

尽管有这种自觉,费孝通还是在方法论层面碰到了如何处理中国经验的问题。人类学本质上是以理论为指向的,借助于“他者”来反思本土文明社会。当人类学被运用于中国农村研究时,就碰到了如何将具体村庄经验上升为对中国整体认识的困境。如果硬要做出区分,人类学与社会学在认识中国社会上一定是发挥不同作用的。人类学通过对具体村庄做出深入细致的“描绘”,能够带来理论上的反思,并可以提出具有启发性的概念。而这些概念是否可以推广,却不是人类学自己可以回答的。社会学则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社会学本质上不是为了解决理论问题,尤其是具有本土化抱负的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学的使命是认识中国社会。在这种不是十分恰当的区分中,社会学能够将人类学反思所获得的概念,运用于对中国整体经验的认识,并检验其解释力。

正是在这种思路下,《村治》开创了一条走出费孝通所面临的困境的道路。贺雪峰提出了“村治模式”与“区域比较”这一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可操作路径。“村治模式”起源于人类学的“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策略,它同样是将个案村庄作为研究对象。不过在研究指向上,“村治模式”要比人类学研究丰富。首先,依据具体村庄经验激发出来的灵感,研究者可以进行类似于人类学的理论反思,形成对既有概念体系的推进与提升。其次,通过对村庄中各类事物进行总体性的思考,尝试归纳出超出具体村庄中具体现象以外的概念,这个概念可以推广至具有类似文化、经济、自然条件的村庄。此时的“村治模式”就会将区域内所有村庄同构性提炼出来,这时的“村治模式”就不是简单的“民族志”了,而是一个可以理解区域农村相关现象的工具了。再进一步地将各种不同区域的“村治模式”进行比较,尝试从中提炼出更加抽象的概念与理论,就能够形成本土化理论。由此而形成的科学理论一定可以拿回到经验中去,它既可以被检验,也可以被修改。并且,这种科学理论也一定是以中国社会实践为指向的。

土地治理论文篇9

中国政治具有悠久历史。在各种具体行政事务中，在军事斗争与外交活动中，在改朝换代的变更过程中，政治家们有许许多多的感触，积累了各种各样的经验。这些内容付诸文字，就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文化。其内容不仅涉及个人的思想意识修养，而且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这个角度来看，不了解政治，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社会，从而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反过来说，不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层次上去思考探索也是不能很好把握政治制度、政治思想蕴含的。政治与传统文化这种密切关系度是我们打开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宝库的一把不可多得的钥匙。在这个领域，前人所留下的探索足迹密密麻麻、重重叠叠。我们不可能穷尽其知识海洋，但却可以对一些最基本的方面进行归类与抽象性思考。

一、“天人合一”与政治思维

让我们从思维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所谓“思维”，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相对于“存在”而言，这指的是意识、精神；相对于感性认识而言，这指的是理性认识及其过程。就后一种意义来说，思维表现为人们对客观事物的间接与概括性的反映，其内涵相对较大而外延相对较小；就前一种意义来说，思维表现为客观世界的认知及其境界创造，其内涵相对较小而外延相对较大。就类型而论，人们一般将之分为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

笔者以为，除了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这两种类型之外，应该还有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类型，这就是“象征思维”。黑格尔说：“‘象征’无论就它的概念来说，还是就它在历史上的出现的次第来说，都是艺术的开始……”[1]按照黑格尔的观点，象征的担当者是贯注了自觉意识的符号，它与单纯的符号或记号不同，意义与表现意义的手段之关系不是一种完全任意构成的拼凑。一方面，象征以感性形象为符号，这必然遵循着形象思维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象征背后蕴含着一种深层次的意义，这种意义的理喻所遵循的原则乃是逻辑的。因此，象征思维既不是单纯的形象思维，也不是单纯的逻辑思维，它既包含着形象思维，也贯注着逻辑思维，是两者兼而有之的中间思维状态。此等中间思维状态与中国传统政治具有什么关系呢？初看起来，这似乎只是一种任意的关联，但只要稍微推究一下，就会发现彼此确实存在着奥妙的关系。 为了揭示中国传统政治与象征思维的关系，我们这里有必要先对行业或者专业思维问题作一番交代。所谓行业思维或专业思维，就是一般思维规律在具体行业或者专业领域中的应用而形成的一套思维原则与形式。例如，将一般思维规律应用于戏剧行业，就形成了戏剧思维；应用于商业领域，就形成了商业思维；应用于外交领域，就形成了外交思维；应用于经济领域，就形成了经济思维；同样道理，将一般思维规律应用于政治领域，也就形成了政治思维。 就广泛的角度而言，政治是一种社会管理模式或者称作社会管理的运行机制。如何在管理过程中有效地进行操作，这就需要对该领域的客观存在有一番了解和判断，从而才能形成决策和行动。对中国来说，也就是需要对中国的国情、社情有一番了解，才能形成对中国社会的管理决策与行动。

一般地说，政治思维具有两个基本特点。首先，站在主体立场上论证所掌握的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批判对立政治制度或衰变制度的不合理性。其次，体现了政治主体对社会存在与次序的掌控性。可以说，任何政治思想家的思维都建立在这两个基点上。不过，必须指出，不同民族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历史时期中的政治主体对于这两大特点的表现却又有许多差别。如果说，古代西方国家因伯拉图与亚里斯多德一类人物之逻辑学成就的巨大影响而体现出比较明显的逻辑论证式的政治思维，那么古代中国则因传统象征思维的巨大影响而体现出比较明显的象征比类式的政治思维。 追溯一下历史，我们不会忘记，中华民族从结绳记事开始就逐步地形成了象征思维。而仓吉造字，象形比类，更使象征思维得到了强化。《周易》创造了卦象符号与语言文字符号相互转换的模式，在长期的经学教育中处于核心地位，这在思想领域无疑成为巨大支撑。故而，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必然具有这种文化背景的投影。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象征思维乃是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重心。 传统象征思维在政治上的投影，表现为“天人合一”观念在社会政治组织中的根深蒂固作用。思想史表明，中国先民们很早就在思考“人”与“天”的关系问题。尽管说法各有不同，但认为“天”与“人”在本质上“合一”的思想却占居主导地位。所谓“合一”，包含着两层基本意义：一是说天人相通；二是说天人相类。前者把“天”与“人”当作一个息息相通的整体；后者则把天的结构模式当作人类社会组织以及个体肉体组织范本，以为天所具有的，在人及其社会组织中也照样具有。“天”是人类的本原，而人则是天的缩影。这种象征思维法式应用于政治组织，就得出了帝王是“天子”的观念。因此，将天子所统领的政权看作天的恩赐，这种思想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显然，这是把人类与天当作整体来把握的；另一方面，古人在观察中认识到天体自然界的运行，了解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当他们将这种认识应用于政权组织时就形成了春夏秋冬四季之官职。《周礼》中的的官职记载明显体现了这种特色。不仅如此，古人还将天体结构与地上的社区组织对应起来。他们基于长期的观察，确认了太阳系中九星的重要地位，于是在行政区域划分时便提出了“九州”的思路。凡此诸多迹象都反映了“天人合一”的象征思维特点，而这种象征思维在传统中国政治中的确具有独特的规范作用。

二、“尚中”与政治核心

中国古代的政治结构模式不仅遵循着“天人合一”的象征思维，而且也贯注着“尚中”的思想理念。自上古至近代，政权是围绕着帝王天子核心来运行的。帝王天子居于朝廷之中，其所受到的尊崇体现了中国政治大道统的“尚中”原则。这种原则在外在形态上也是通过象征来展现的。我们知道，天子所穿的龙袍是黄色的。“黄色”本身就代表了“中”。因为在古代，以青、赤、黄、白、黑五色代表五方；青与赤代表东与南；白与黑代表西与北；黄色居于五色之中，代表中央。再往深一个层次看，五色之黄与五行之“土”又是相配合的。“土”居金木水火之中，与五色之黄色可以互相转换。从某个角度看，“土”可以黄色来象征；反过来说，黄色也可以“土”来象征。这种彼此的相互转换恰好说明了“中”的理念的极端重要意义。在政治上，“土”与“黄”所代表的是上古至农业文明时代对于帝王的组织核心地位的肯定，同时也表明了号令一统的思想观念。 “尚中”的思想观念并非出于封建时代。其实，早在原始社会的五帝传说时期便已略见端倪。中华民族素以黄帝为人文初祖。顾名思义，所谓“黄帝”当然是居五色之中且统领四方的中央帝。《淮南子·天文训》说：“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这种以“土”居中央，以黄帝为统领四方之帝的理路，在思想上所遵循的即“尚中”原则。从语言符号之象征来看，“尚中”原则不仅蕴含于“黄帝”的名称里，也扩散于黄帝之佐“后土”上。《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称：“社稷五祀……土正曰后土。……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作为黄帝之“佐”，后土的官职是“土正”。所谓“土正”就是“土官”。《礼记·月令》称季夏之月“其神后土”。注曰：“后土，亦颛顼氏之子，曰黎，兼为土官。”从《礼记·月令》的记载可知，后土乃是合于五行之土位的重要官员，文中之“季夏”又称“长夏”，在时令上居于四季之中位，故后土所居之位显然也是中位，其“尚中”思想在这里也得到体现。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早在原始社会的政治组织内，“尚中”已经被作为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实施着。 在《周易》这部素有“群经之首”的古老典籍里，“尚中”理念有了进一步发展。《易》继承了先前那种以黄色象征中土的思想，“得中”则称为吉。《坤卦》六五爻辞说：“黄裳，元吉。”按《易》之重卦，由两个三画卦构成，每个三画卦都有一个中爻。六五之爻居上卦之中，而“黄”则居五色之中，象征中道。实际上，在“十翼”（即《易传》之十篇）内，有关中道的思想已成为其卦象阐释的一条基本规则。爻有阳有阴，阳为刚，阴为柔，刚柔之爻不论居于上卦之中或下卦之中都称作“得中”，亦即刚柔得中，或为一刚得中，或为一柔得中，或为双刚得中，或为双柔得中，或为刚柔分中，此等情形皆视为吉利。如《观卦》《彖传》云：“中正以观天下。”这是对《观卦》六二与九五爻而言。六二阴爻为柔，居下卦之中位、臣位；九五阳爻为刚，居上卦之中位、君位。六二与九五象征君臣各居其位，各守中正之道，故为吉利之象。再如《比卦》第五爻为阳爻，其辞云：“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象传》云：“显比之吉，位正中也。”从《周易》的卦爻象征里，我们可以明了，“中”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上下四方相对应而存在的，有君必有臣，有臣必有民。因此，守中道这种理念又意味着一种社会政治次序。 从政治学角度看，“尚中”既意味着以“中”为贵，又表征以“中”制四方的行政管辖。前引《淮南子·天文训》所称黄帝“执绳而制四方”一语即说明这一点。有学者认为，“执绳”是在图腾柱上测日影的活动，“制四方”是对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辅助立柱的控制[2]。但从《国语·鲁语》所言“黄帝能成命百物，与明民共财”的记载看，其“执绳”活动似乎不是一种单纯的天文技术活动，而是有比较明显的行政象征意义，“绳”可以转化为尺度，引申之则为规矩原则。故而，“制四方”应该是按照一定的规矩来治理四方。后世所谓“土旺四季，罗络始终”、“守中以制外”当缘起于黄帝“制四方”的神话传说。《尚书·召诰》云：“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这里的“王”指的是“周成王”。其意思是说，周成王卜问上帝，在洛邑（土中）亲自治理天下。在古代，洛邑是九州的中心。《白虎通·京师篇》谓：“《尚书》王者必即土中何？所以均教道，平往来，使善易以闻，恶易以闻，明当惧慎。”这个解释既体现了“土中”的特殊地位，又说明了作为“土中”的京师不是与世隔绝的，而是与“四方”有往来的。王居“土中”并非在那里什么事情都不干，而是要“均教道”，即使伦理教化得以均衡地展开。这种思想在汉代以来一直还是被承袭着。如《汉书·地理志下》谓：“昔周公营洛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南齐书·萧颖胄传》：“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 将黄金铸造的“龙”埋在土中，这表面看来似乎与政治无关，但实际上是以象征手法来表达对于“土中”的尊崇景仰，而《汉书·地理志》所讲“蕃屏四方”则表明 “四方”诸侯对于据守“土中”的天子是臣服的。

三、“中和”与政治调理

不过，也必须看到，“尚中”理念在政治上的应用并非仅仅意味着四方对“土中”的臣服，而是同时兼有“中和”的社会关系调理意义。居中而“和”，谓之“中和”，这种由“尚中”发展起来的政治哲学观念在道家与儒家的文化传承系统里有各自的表述。《道德经》称：“冲气以为和。”所谓“冲”通为“中”，故“冲气”即是中气、中和之气。孔子《论语·雍也》：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过去，学术界一些人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总是把它当作“马虎”哲学的典型加以批判，其实孔子这句话是从《易经》的“刚柔得中”思想发展而来的，它不是教人做和事老，而是告诫人们，事物发展具有相对性，有正面必有反面，有好必有坏。在这种相对的事物关系中，有一个中和的道理存在，所谓“中庸”就是注意到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使之中和而不至于出现偏颇。例如，一位领导者面对各种不同意见，应该保留那些正确的，而舍去那些错误的。孔子的这种思想在后来的《中庸》里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中庸》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3]《中庸》以“中”为天地大本，明中和之妙用，蕴含天人对应之理则。作者以为“和”是天地定位，万物化生的“达道”。这就把“中和”提高到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层次上来认识了。就孔子及其后学而言，他们论述“中和”应该说主要是从伦理的角度展开的，但也不否认其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因为在中国古代政治与伦理本来就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将“中和”观念应用于处理君臣将相关系，这并非向壁虚造。从《太平经》里，就可以找到许多以中和为思想指导以处理政治关系的例证。该书卷十八至卷三十四《和三气兴帝王法》指出：“元气有三名，太阳、太阴、中和、形体有三名，天、地、人。天有三名，日、月、星，北极为中也。地有三名，为山、川、平土。人有三名，父、母、子。治有三名，君、臣、民。欲太平也，此三者常当腹心，不失铢分，使同一忧，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年不疑矣。”[4]又说：“元气与自然太和之气相通，并力同心，时恍恍未有形也，三气凝，共生天地。天地与中和相通，并力同心，共生凡物，凡物与三光相通，并力同心，共照明天地。……君臣民相通，并力同心，共成一国，此皆本之元气自然天地授命，凡事悉皆三相通，乃道可成也。”[5]《太平经》从元气论出发，根据“一分为三”的结构模式，将天地自然以及人类社会的存在状况进行类比，最后归结到“君臣民”的关系问题上，其目标是为了“共成一国”，这很明显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而其方法则在于一个“和”字，它讲“太和”、“中和”无非是为了人间社会的“并力同心”。《太平经》这种思想应该说是以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为前提的，所以它强调“和”在某种程度上看乃反映了人们的社会政治要求。

当然，必须看到的是，传统上所谓“中和”也不是提倡彼此意见的完全相同，抹煞区别，而是讲究“别中的协调”。《晏子春秋》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齐景公在冬至打猎，晏子在遄台陪伴。时有大臣梁丘据也来到那里。景公就说：“只有据与我相和呀！”晏子针对性地说：“梁丘据只是与您相同而已，怎么谈得上是相和呢？”景公问：“‘相和’与‘相同’有区别吗？晏子回答说：“有区别。‘相和’好像做羹汤一样，用水、火、醋、肉酱、咸盐、酸梅等，来烹饪鱼肉，用柴烧，通过厨师来调和，以五味作调济，补充味道不足之处。这样，君子才能吃它，也才会感觉可心爽口。君臣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君王认为适宜的政事，其中不免也会存在不适当的地方。作为臣子，如果能够指出那些不恰当的地方，就可以使所行的政事趋于完美；再说，君王认为不当的事，也有适当的地方，为臣者指出其恰当的地方，就可以改正不当的地方……但是，这位梁丘据就不是这样，他只是一味附随而已，君王认为可以，他也说可以；君王认为不可以，他也说不可以。这就好像用水去调济水，谁能吃这样的羹汤呢？‘相同’ 就是这样不好。”景公听了晏子的一番分析，连连赞叹，以为晏子说得有理。――这个故事表明，中和不是没有原则的苟同，而是取长补短，互相搭配，使之更好发挥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看，政治上要能够真正地达到“中和”，还必须采纳不同意见。关于这一点，我们从《贞观政要》里可以发现许多发人深省的趣事。该书记载：“长乐公主，文德皇后所生也。贞观六年将出降，敕所司资送，倍于长公主。魏徵奏言：昔汉明帝欲封其子，帝曰：‘朕子岂得同于先帝子乎？可半楚、淮阳王。’前史以为美谈。天子姐妹为长公主，天子之女为公主，既加长字，良以尊于公主也，情虽有殊，义无等别。若令公主之礼有过长公主，理恐不可，实愿陛下思之。”太宗称善。乃以其言告后，后叹曰：‘尝闻陛下敬重魏徵，殊未知其故，而今闻其谏，乃能以义制人主之情，真社稷臣矣！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妻，曲蒙礼敬，情义深重，每将有言，必俟颜色，尚不敢轻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谓之说难，东方朔称其不易，良有以也。忠言逆耳而利于行，有国有家者深所要急，纳之则世治，杜之这世乱，诚愿陛下详之，则天下幸甚！’”[6]这个故事中的“长乐公主”是指唐太宗的第五女；而“长公主”是指唐高祖之女。故事围绕长乐公主出嫁的嫁妆规格是否可以超过唐太宗之姐妹“长公主”一事展开情节。按照唐太宗原先的安排，长乐公主出嫁，因为是自己的女儿，所以准备给予重重的陪嫁，其嫁妆超过“长公主”一倍。魏徵对此颇不以为然，他直截了当进谏，请求唐太宗慎重而为。唐太宗最后采纳了魏徵的意见，并且将魏徵的进谏向皇后通报，皇后十分称赞魏徵的进谏。这虽然是关涉两个公主的嫁妆问题，但却反映了政治生活中的“公平”原则。因为皇帝家事在封建社会中也具有政治意义，所以如何处理好家事，也关系到国是。在这种情况下，魏徵大胆进言，而唐太宗也能够采纳之，一方面体现了魏徵不是无原则的和事老，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唐代政治生活中处理君臣关系实际上遵循着“中和”的理念。像唐太宗与魏徵这样密切的君臣关系，在历史上虽然比较少见，但能够纳谏的皇帝却并非仅仅唐太宗一人。稽考一下《资治通鉴》以及其它诸多史书，我们不难发现此类资料。可见，“尚中”与“中和”作为中国古代影响深远的思想理念，它们在传统政治活动中是不可或缺的两大精神杠杠。

四、“阴阳五行”与政治秩序

既然政治意味着一种社会管理，那么任何在位的管理者总是希望建立起一种稳定秩序并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来维持这种秩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不过，不同的民族由于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区别，对于秩序的稳固而言，却各有自己不同的思路和论证的根据。就古代中国来讲，论及秩序问题，我们是无法回避传统的“阴阳五行”理论的，因为它在实际上已经发挥了政治秩序的理论根基的效用。所以，我们也就不能不对此稍做探讨。

台湾学者邝芷人先生在《阴阳五行及其体系》一书中说：“阴阳五行的原则系统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甚至生活方式的影响既远且深。阴阳五行的体系被应用来解释朝代兴替；说明伦理规则、政治制度，以及其它人文价值规范之正当性；作为音律理论之基础原则，解释与预测气象之变化以及医药病疾之原理，以及用来建立预测人生祸福之禄命法。凡此种种，皆表明阴阳五行的原理在传统中国的学术思想中被视为一种‘一般系统理论’的。”[7]邝先生这一段话对“阴阳五行”理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做了很好的概括。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把“阴阳五行”称为“一般系统理论”。不论这个提法是否能够被大部分学术界人士所接受，它对于“阴阳五行”理论特色的理解来说无疑是富有启迪意义的。

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阴阳”与“五行”本属于两个思想体系，五行思想早于阴阳思想；五行指的是木火土金水，阴阳即互相对待的两极。经过一定阶段的发展，阴阳与五行互相融合而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就五行来说，其所包含的基本原则无非是取象比类和相生相克。所谓“取象比类”就是根据五行本有的性质功用，将人们所可认识的宇宙事物进行归类，于是有了心肝肾肺脾“五脏”及呼、笑、歌、哭、恐“五声”等等的对应概念组。这种对应在《礼记·月令》以及《吕氏春秋》等书中已经使用得相当普遍。至于“相生相克”指的是五行之间对立统一的相互关系。古人为了使五行理论更具有实用价值，又引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与之配合，因十天干本来就是阴阳交错的，当五行与天干汇合之后实际上意味着五行与阴阳相错综而成为一个理论整体了。

对于阴阳五行理论的科学性问题，向来有许多非议。但不论现代学者如何对这个理论进行尖锐的批判，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起的奠基性作用则是不可抹煞的事实。笔者在这里由于论述主题之规范，无法对这个理论在传统文化诸多方面的影响进行评述，但就政治领域来作一番审视却是可能的。

阴阳五行与传统中国政治的关系早在这个理论成型时就已经确立了。因为这个理论成型于上古宗教气氛浓厚的背景中，而那时的宗教活动同时也就是政治活动，所以要将之分离出来自然是困难的事。随着人们社会活动的扩展和思维水平的提高，阴阳五行便成为政权存在与秩序的思想支撑。这种情况在战国秦汉间便有明显之体现。董仲舒《春秋繁露》一书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在该书中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而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故谓治，逆则乱，顺之则法。”[8]董仲舒这段行文自天地之气的追溯开始，进而论及阴阳、四时、五行。可以看出，他是把阴阳五行当作一个理论整体来应用和发挥的。其中所言之“治”，一方面是是指社会管理，另一方面是指这种管理达到了有序的境界。两者构成了稳固的政治统治的完整意义。在他看来，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就必须遵照阴阳五行的理论来行事，只有“顺”之而行，才能有“法”而“治”；否则，“逆”而行之便要出现混乱的局面。董仲舒在总括了阴阳五行理论对于社会治理的作用之后，紧接着结合古代职官的相互作用以及四时更替与朝政的变化说明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运作规则，他以司农为木，以司马为火，以司营为土，司徒为金，司寇为水，以为彼此具有相生相胜的关系。不论这种关系是客观存在的还是董仲舒主观设定的，我们都难于否认它在后来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力。从白虎观经学会议，到班固所辑录的《白虎通义》的流行，从纬书的政治性预言到隋代萧吉的《五行大义》，以及明清之际先后制定的与政治相关或者为政治服务的种种历法，我们都能够看到这种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政治秩序论证。 然而，有趣的是，阴阳五行既可以为政治秩序做论证，也可以作为社会转型、改朝换代的思想工具。这是因为阴阳五行理论乃出于先民对事物存在与发展历程的观察。阴阳既统一又对立，而五行可以相生，也可以相克，这种理论本身宣告了事物并非永久不变，更不是永恒存在。事实上，古人也是这样认识的。萧吉说：“日一南，万物死；日一北，万物生。”[9]这个描述是以阴阳转换为根据的。为什么说“日一南，万物死”呢？因为“南”意味着“阳盛”，盛极必衰，阳转为阴，入阴则为“死”；为什么说“日一北，万物生”呢？因为“北”意味着“阴盛”，盛极亦必衰，阴转为阳，阳初起则生。这种事物“生死”的阴阳变换也可以通过五行来解释。《白虎通义》说：“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转相生，故有终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王所胜者死囚，故王者休。”[10]《白虎通义》以王、相、休、囚、死来形容事物发展的五个阶段。按照这种轮转方式，五行的每一种都有“王”的阶段，也都有“亡”的时刻。宇宙事物就在这种轮转过程中生死交替着。显然，五行的轮转乃是阴阳变换理念的进一步发展，两者都是为了表征大千世界事物的关联性与暂时性。在古人看来，这种“规律”不仅存在于自然界，也适用于人类社会。没有不升降的太阳，也没有不兴衰的朝代。历史上，朝代的兴衰问题，先民们有种种不同的表示法，而最有趣的则是颜色。由于五行本身可以五色来替代，朝代的兴替也就可以不同的颜色来象征。《史记·封禅书》说：“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蚓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鸟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这段话记载了秦朝以“水”为运，崇尚“黑色”的根由。在义理上，这遵循的是邹衍的“五德转移”说。根据这个“理论”，黄帝为土德，尚黄；夏代为木德，尚青；殷代为金德，尚白；周代为火德，尚赤。由邹衍所提出的“五德转移”说不仅成为秦始皇取代周代而帝的理论根据，而且深深影响了汉代以来的社会政治体制。甚至连汉末的黄巾起义也利用了这个理论，高喊“苍天已死亡，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所谓“苍天”指汉王朝，而“黄天”则指黄巾起义将建立的新政权。有研究者指出，黄巾起义口号改了汉王朝的“气运”[11]；不论其真实情况如何，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阴阳五行理论所蕴含的事物兴衰原则确实为农民起义所采撷。这就说明，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并非只是维护社会秩序之稳定；相反，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在他们取代旧政权的时候往往都以为自己是符合天地自然的“气运”，而将旧政权视为“气运”的终结者。虽然这种政治历史循环论在今天看来并不是什么科学，但我们却可以透过其相关的资料比较清晰地理出传统中国之政权兴衰更替的发展脉络。 （作者詹石窗，1954年生，哲学博士，毕业于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现为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宗教学研究所所长。已撰有《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等著作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现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宗教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注释：

[1] 黑格尔：《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页。

[2] 详见陆思贤《神话考古》，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178页。

[3] 《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625页。

[4] 《太平经合校》第19页。

[5] 《太平经合校》第148－149页。

[6] （唐）吴兢编著：《贞观政要》卷五，岳鹿书社1996年版，第195页。

[7] 邝芷人：《阴阳五行及其体系》，文津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页。

[8]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9] （隋）萧吉：《五行大义》，武陵出版社1989年版，第236页。

[10] （汉）班固：《白虎通义》卷上，《四库全书》本。

土地治理论文篇10

关键词　土地整治；重大项目；评估论证；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　F30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7－0092－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7.015

1997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整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中发[1997]11号)，明确“实行占用耕地与开发、复垦挂钩政策”、“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求，通过田、水、路、林、村建设综合整治，搞好土地建设，提高耕地质量，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环境”的土地整理内涵以来，我国土地整理制度及其管理方式经历了实践探索、逐步规范，并不断深入的发展历程，截止至2006年底，国土资源部和财政部共安排国家投资土地整理项目(以下简称“一般项目”)8批2320个，建设规模162.6×104hm2，规划新增耕地面积37.3×104 hm2，预算投资总额297.9×109元。2006年后，土地整理内涵和国家层面的项目管理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在土地整理内涵上，开展农村土地整治上升为国家战略部署，提出土地整理要注重从项目实施向制度设计转变，使农村土地整治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新平台，并正式写入2009年中央1号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形成了以村庄规划整治为突破口，以土地整理复垦为重点，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为动力的“整合各类资金，整体规划、整体推进”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在项目管理方式上，进行了由国家审批向省级国土资源部门审批转变；由国家总负责向国家监管省级国土资源部门总负责转变；由国土资源部门推动向地方政府和部门共同推动转变。国家则集中部分中央分成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重点支持经国务院批准、实施效果明显、补充耕地规模大的土地整治项目，即中央支持土地整治重大项目(以下简称“重大项目”)，并于2008年底开展了首批重大项目的试点申报工作。与前期已在全国范围广泛开展的一般项目相比，重大项目具有规模大、投资多、周期长、风险高、区域影响强烈等特点，加强重大项目实施前的评估论证，科学进行决策分析尤为重要。从实现重大项目规划目标、确保实施效果出发，本文在划定重大项目评估论证阶段基础上，分别建立了立项决策指标体系与评估论证指标体系，并就评估论证综合评价进行了讨论，以期为重大项目评估论证提供参考。

1　重大项目评估论证程序

根据重大项目的内涵与特点，借鉴一般项目的管理经验，中央主管部门重大项目评估论证主要围绕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和实施方案等技术资料展开，其中对项目建议书重点进行立项决策评估，对项目可行性研究和实施方案则强调评估论证分析。各论证阶段具体内容如表1。

2　重大项目评估论证指标体系构建

遵循综合性、系统性、代表性等指标选取原则，从重大项目内涵出发，本研究建立由立项决策评估与评估论证二个层次评估论证指标体系，其中立项决策评估由门槛指标和评估指标共同组成，评估论证由评估指标组成。

2.1立项决策评估指标

2.1.1门槛指标

门槛指标指满足立项决策评估所必须具备的指标，若其中任一项不能满足，则项目无法立项，不再进入下一阶段评估过程，指标见表2。

2.1.2评估指标

评估指标是指根据重大项目实施目的、要求及国家相关政策，所筛选的能够反映影响重大项目立项决策的各类指标，包括规划目标、整理条件、生态环境、实施保障等四个层次，具体因素集见表3。

2.2评估论证指标体系

评估论证是在立项决策评估的基础上，根据重大项目可行性研究和实施方案阶段的任务、要求及国家相关政策，从工程建设方案、工程项目布局、项目估算、效益分析、实施方案、实施管理等六方面筛选出各类评估论证指标，具体因素集见表4。

2.3评估论证综合评价

根据重大项目的特点，其综合评价宜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在划分评估论证阶段和确定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在评价步骤上，首先，进行评价指标标准化转换。各评价指标因为性质不同，具有不同数据类型和量纲，各指标数据之间具有不可公度性，难以进行直接比较。因此，在综合评价前必须把这些指标按某种效用函数归―化到某―无量纲区间。数据标准化通常采用向量归―化法、线性比例变换法、极差变化法、标准样本变换法等方法。其次，确定指标权重。从数学变换的角度，评价对象是由评价指标组成的高维空间点集，综合评价模型就是一种从高维空间到低维空间的映射，评价过程要求这种映射尽可能的反映评价对象在原高维空间中的分类和排序信息，而指标权重的合理确定是这些信息的具体反映。指标权重确定的方法包括基于决策者的经验与偏好，通过各指标属性进行比较而赋权的主观赋权法(如Delphi、AHP等)和基于各方案相应各属性的数据而确定权重的客观赋权法(如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熵值法、物元分析法、灰色关联度法等)。最后采用线性加权和法作为评价函数求取综合评价结果。

3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