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制度论文十篇

征地制度论文篇1

一、日本宪法29条3项「正当补偿之内容

日本宪法29条3项规定，「私有财产，在有正当补偿之下，可供公共所使用。根据此一宪法条文，作为有关以公共为目的所为土地征收之一般法的土地收用法在1995年被制定；该法就损失补偿设有相关规定。因公共目的有兴办事业之必要，并基于该必要性而拟征收土地之场合，成为征收对象之土地或建筑物上所存在的所有权或租借权等，将因公共利益而从己身所有土地上被剥夺。原本，在利益为社会全体所共享之场合，本即应当由社会全体平等负担之；但实际上，某特定人因特定事业而需用土地之场合，却不得不让土地所有人负担该需用土地，而将之充作公共事业之用。此虽然是现实（实际）情况，但是本来应由社会全体分担的负担，却由该土地被征收者个人所承担者，乃是不平等之负担；因此为将此不平等负担转由社会全体负担而被承认的制度，即为损失补偿制度。因此，日本宪法29条3项所规定的「正当补偿，若举土地征收的案例来说，在对照私有财产权的旨趣及平等原则之同时，因土地征收乃是个别且属偶发地剥夺土地所有权之故，对其补偿必须是完全补偿；而如此一想法正是议论学说或判例之出发奌.

二、土地征收法之程序及征收补偿等之内容

简单就土地征收法所规定的程序流程作一介绍，之后再对征收补偿等进行说明。1．土地征收法之程序（1）土地征收之当事人土地征收程序之当事人有「为公共利益兴办事业之事业主〈起业者、土收3条〉以及土地所有人或关系人。所谓关系人，是指土地所有人以外之权利人〈土收8条〉。（2）土地征收程序—事业认定及征收裁决—土地收用法所规定之征收程序的流程可以加以图示化，如图1所示；而征收程序，可大致区分为①关于事业认定阶段以及②关于征收裁决阶段。所谓事业认定，是在确认具体的起业者或事业计划，并判断是否该当土地征收要件之后，对于起业者赋与征收土地权利之行政行为。而所谓征收裁决，是由征收委员会站在第三人的立场，确定起业者的权利内容，在调整起业者和被征收人间的纷争同时，并确定权利关系，以寻求实现征收权之行政行为。事业认定是由国土交通大臣或都道府县知事所作成〈土收17条〉，而②阶段之征收裁决则是由设置在都道府县下的征收委员会为之。又、关于事业认定或征收裁决，因一旦作出认定或裁决后，则该被征收土地之利用或权利将单方地（权力的）被限制并同时被消灭；因此上述两者均被理解为行政行为，而成为抗告诉讼的对象。此外，关于后面将再讨论的土地收用法上所定补偿金额之计算时奌，现存有「事业认定公告时以及「征收裁决时此两对立见解。（3）裁决裁决程序是透过起业者之申请而开始的，基本上于征收委员会作出裁决后程序终了。裁决可区分为驳回裁决〈土收47条〉以及征收裁决；而征收裁决是由权利取得裁决和交付裁决所构成〈土收47条之2〉。是以权利取得裁决来决定被征收土地之区域、权利取得或消灭的时间奌以及有关对权利之损失补偿等事宜项；而除移转费用等应依据权利取得裁决决定之事项外，对于损失之补偿或土地之移转时间等是由交付裁决来决定〈土收49条〉。2．损失补偿（征收补偿等）之原则（特别是金钱补偿原则）及补偿之内容等（1）金钱补偿原则日本土地收用法是以金钱补偿为原则〈土收70条〉。但是在有关提供换地、作成住宅用地、替代进行建筑工程等情形下，例外地承认现物补偿〈土收82条-86条〉。唯，此情形终究是例外。（2）损失补偿的内容〈种类〉①对于土地等之补偿土地征收之补偿之核心，在于对被征收土地其本身作出补偿。因属于对权利本体的补偿，所以又被称之为权利补偿。又此一补偿必须是「完全补偿。②通损补偿〈亦称为通常所生之补偿、附随性损失之补偿〉土地收用法对于因征收所生的通常损失亦予以补偿。具体来说，例如对象移转费用之补偿、营业上的损失补偿、离作费用之补偿等〈土收77条、88条〉。虽然对于这些费用之补偿是否包括在「完全补偿里，尚有疑问；但是已包括其中的见解则已逐渐确定下来。③沟渠围丬之补偿损失补偿被认为是以因征收而直接受到土地被剥夺等不利益者为对象。因为间接性不利益并不被认为是权利遭受侵害，只不过是事实上的侵害而已。但是，作为此一想法的例外，在日本土地收用法上承认「沟渠围丬之补偿〈土收93条〉。例如，某人的土地被征收的诘果，有必要新盖沟渠或围丬的场合，则承认对其补偿。因为对于被征收人以外的第三人亦承认对其补偿，因此也可以将之归类为对第三人补偿的一种。又，依据土地收用法所受的第三人补偿只限于「沟渠围丬之补偿而已；但是依据政府的内部基准「因供公共用地所生损失补偿基准要纲〈以下称「损失补偿基准要纲〉，则对于少数残存补偿或离职者补偿等，亦有所规定。以上为损失补偿的内容，但是对于补偿的计算方法、补偿范围有无扩大到上述补偿之外等，尚有问题或课题存在；以下将针对此些问题的所在说明于后。

三、损失（征收）补偿相关问题（课题）

关于日本损失补偿的问题（课题），可整理为以下4奌：亦即①「完全补偿金额及其计算方法与基准，②土地价格的计算和客覌主义，③第三者补偿，以及④生活补偿。1．「完全补偿金额及其计算方法与基准如前所述，土地征收的补偿必须是「完全补偿。对于计算此「完全补偿金额的时间奌，有学说主张应该以事业认定时为基准，亦有学说认为应该以裁决时为基准〈另有对此些学说的修正〉。关于此些学说的对立，在此暂予省略。就计算时间奌，土地收用法于第71条有如下的规定。「对于被征收土地及有关该土地所有权以外权利之补偿金之金额，是将以考虑邻近类似土地而算出公告事业认定时之一定价格，再乘上对照至裁决时为止之物价变动的修正系数所得出之金额。基本上，系以事业认定时为基础，在此一基础上，采取纳入若干裁决时想法的形式来考虑物价变动等来计算补偿金额。此一规定在于予测征收后的事业以避免投机性地价高涨而导致影响补偿金额；但是问题并未被解决。因为地价变动在与物价变动产生明显落差时，问题才会被显现出来。而地价轿一般物价高涨时，此一部分因被认为是被征收人的予期外利益〈ごねどく〉而不予补偿；但是站在完全补偿的立场，则存有疑问。又如地价下跌的情形，则有过度补偿的问题。换言之，上述问题均是起因于固定价格一事上。关于此问题奌，依据日本法院的见解，虽然地方法院判决认为土地收用法71条违反日本国宪法29条3项的规定〈广岛地裁昭和49年5月15日判时762号22页〉，但是最高法院却作出合宪判决〈平成14年6月11日民集65卷958页〉2．土地价格之计算及客覌主义关于土地收用法第71条，根据实务专家的著作〈参考文献④参照〉，有如下之叙述：「土地价格应以客观价值来计算，因此在评定价格的时，应该统一以一般交易价格为基础。所谓一般交易价格，是指在邻近类似土地有交易价格存在的场合，就以该价格为基准；如交易价格不存在的情形，就以邻近土地或类似土地的正常价格、收益还原价格等为基准，并就该土地之位置、形状、环境等综合考虑后评价之。〈解说19页〉扼要说明此一主张的话，就是土地价格的计算，应该依据客观价值来决定，而其客观性取决于交易价格。进而导出，对于予期利益﹝逸失利益﹞〈假设该土地若未被征收，今后可必然可以得到的利益〉或精神上的痛苦，不给予补偿的诘论。然而，如此是否妥当，尚有疑问；亦即，关于予期利益应否被包括在通损补偿中处理，纵使是对于精神上的痛苦，学说上亦尝试朝向承认补偿方向解释。关于土地收用法的客观主义，有下述说服的说法。「对于人来说，如因征收而导致土地被剥夺，只要能得到财产损失的补偿的话，就没有精神上的痛苦，又，即是以能凭藉一己之力维持向来的生活此种人生观为前提的。〈参考文献①参照〉但是在此应附带一提者是，日本亦存有修正上述人生观的动向。3．第三者补偿在日本，伴随土地征收而来的损失补偿，应该以直接被征收的被征收者为实施对象，除「沟渠围丬补偿之外，原则上第三人非属损失补偿对象所及。但是，因贯彻此一原则所衍生的问题，已被提出。例如，在兴办大规模公共工程的场合，因该事业的实施导致该土地被征收人以外的第三人〈附近住民〉亦遭受损失的情况。此可说是伴随公共工程所経常发生的现象；但是对于此类所谓「事业损失的问题，该采取如何因应方式，已成为问题。对此，日本土地收用法并无相关规定；但透过为施行「损失补偿基准要纲的阁议了解，如事业损失超过一般社会通念的忍受程度，且其发生被视为当然者，则对其赔偿，已被承认〈参考文献②④228页参照〉。4．生活权补偿所谓生活权保障，是指为保障生活或生存权而被承认的补偿。举日本国宪法来说，一般是将其根据求诸于宪法25条以及14条。在过去，损失补偿是出自于保障财产权的观点，故因土地征收所生补偿的应有方式，基本上是金銭补偿。本文前述的强烈近代生活观，乃是其前提。相对于此一思考方式，在日本学说或实务上存有部分修正。具体来说，成为问题的有：①狭义的生活补偿，②生活重建措施，③少数残存者补偿，④离职者补偿。关于②和③，透过「损失补偿基准要纲，已被承认；但是①则不被承认。再者，此生活权补偿如果没有法律规定，仅是依据其为「损失补偿基准要纲所承认的关连，对于国民能否作为向行政或法院提出请求的权利，又其根据为何，均尚有议论之余地。学说虽主张可由宪法导出，但是裁判例却是呈现消亟见解〈东京高裁平成5年8月30日〉。而此一问题确可说是日本损失补偿的重要课题。

结语

以上为本人的报告。总之，日本的损失（征收）补偿，是以所有权（权利）及其它权利的归属者为对象所架构起来的损失补偿。而补偿金额是基于客观主义根据交易价格所确定的这种想法，乃是运用的基础；但是，对于此一运用，仍存有许多问题及课题被指摘出来，因此，对于此些问题的因应，乃是目前必须面对的课题。

注释：

徳田博人：琉球大学教授

参考文献

①芝池义一[行政救済法讲义﹝第3版﹞]〈有斐阁、2006年〉205-225页。

②室井力编[新现代行政法入门﹝2﹞]〈法律文化社、2004年〉176页以下﹝安本典夫执笔﹞.

征地制度论文篇2

关键词:征地补偿;历史变迁;创新探索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规模的扩张,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是必然趋势,因此土地征收是各个国家或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制度(张全景、王万茂,2003)。在征地过程中如何给予失地农民合理的补偿、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早已成为管理部门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首先回顾我国征地补偿制度的历史变迁,指出我国征地补偿制度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进而阐述了始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征地补偿制度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暴露出的缺陷。最后研究了几个征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的创新探索成果,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关于征地补偿制度的若干改革构想。

一、我国征地补偿制度历史变迁

我国征地补偿制度的历史变迁,三个阶段的主要政策及其核心内容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3年12月5日中央政府出台了新中国第一部较完整的征地制度法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规定首次提出了以年产值为标准的补偿概念,强调“评议商定”以及“公平合理”。1958年实施的新《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补偿标准的年限发生变化,补偿范围有所扩大,对补偿费的发放也做了详细规定,并且提出了安置失地农民的问题。这一阶段制度的特点是:补偿标准很低,灵活、不具有强制性,符合当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随后的10年,土地征收制度的发展基本停滞。(柴涛修等,2008)

第二阶段:1982年《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出台,明确规定了征地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并对各项费用的补偿标准和补偿主体做出明确规定。1986年6月25日获得通过的《土地管理法》中关于补偿的规定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相同。1998年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则提高了补偿标准,同时还提出了“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补偿原则。在这一阶段,随着改革开放号角的吹响,我国的市场经济开始蓬勃发展,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补偿制度在这种环境下引发了许多问题。

第三阶段:1999年国土资源部成立“征地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新一轮征地制度改革拉开帷幕。2001年、2002年国土资源部先后共确立19个城市(区)开展征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2004年《土地管理法》再次修订实施,但未对补偿标准做改动。2004年10月21日国务院的《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中指出“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制订并公布各市县征地的统一年产值标准或区片综合地价,征地补偿做到同地同价”。2004年11月3日、2005年7月23日又相继出台了《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开展制订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工作的通知》,对《决定》做了补充。2008年9月《土地管理法》修订工作再次展开。在这一阶段,各界已充分认识到“补偿标准低、范围窄”等制度问题,并且积极探索着征地补偿制度的改革方向。

征地补偿制度从建立伊始至今,在补偿内容、标准上都有较大的进步,但仍存在以下几点问题:首先,“产值倍数法”的弊端体现在多方面,比如作物年产值的不确定性;倍数法无法体现土地的市场价值以及“涨价归公”的补偿思想无法让农民分享到土地增值收益;其次,补偿范围过窄且分配方式欠妥。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所拥有的重要权利之一,却未纳入到征地补偿范围中。其他一些国家(地区)还对征地过程中产生的诸如邻接地损失、营业停止等内容进行了补偿。(林玉妹,2005)在征地补偿费的分配上,据有关专家调查,征地费的约60%为农村集体和农民所得,40%为地方政府所得。(陆红生、韩桐魁,2005)这使得本身就偏低的补偿费真正落实到农民手上时已经所剩无几;最后,原则的模糊性:我国征地补偿制度所遵循的原则是“保证被征地农民能够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这一原则出发点是好的,乍看也合乎情理,但在实践过程中会产生这样的问题:究竟怎样才算是生活水平不降低?用什么来衡量?

二、征地补偿制度的创新探索

经过几年的改革探索,国土资源部确立的试点地区不断完善着其当地的征地补偿机制。各地做法呈现出的普遍特点是:补偿标准有很大提高,更加注重失地农民的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一些地区开创了创新的补偿安置办法,如嘉兴的“土地换社保”、温州的“留地安置”以及南海、昆山的“第三种模式”。现选取三个地区介绍其征地补偿制度改革的创新探索。

1、区片综合补偿及规定统一年产值——温州。2002年浙江省人民政府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土地征用工作的通知》,强调要提高年产值以及推行区片综合价。2003年4月1日《温州市市区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管理办法》(旧《办法》),规定了补偿的三项原则:(1)采取片区综合补偿标准,区别不同地段,给予不同补偿;(2)区别被征用前的不同地类,给予不同补偿;(3)根据不同的地类依法合理确定年产值。2008年新的《温州市市区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管理办法》获得通过,该办法在征地补偿方面有两方面的改革:第一,区片的划分由原来的三类改为以黄海标高为界划分为两类。实际上,随着城市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设施的改善,使得原来划分的三类地区之间差异逐渐减小,而补偿标准不一样的话显失公平。第二,开始实行统一年产值标准。市区统一年产值标准确定为每亩0.2万元。一类区片农用地和二类区片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均采用法定最高标准,达到10倍和20倍,这样每亩土地补偿费达到2万元,安置补助费达到4万元。这一标准综合考虑了温州市区经济发达程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土地区位等因素,且均达到法定最高限,提高了对农民的补偿。

2、以综合平均年产值作为计算标准——佛山。广东省佛山市于2004年6月23日的《佛山市深化征地制度改革意见的通知》对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测算做出了创新的规定。新的测算方法采用综合平均年产值作为计算标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不再与各具体地块的年产值直接挂钩。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产值倍数法的不合理性。最重要的是新的规定考虑了土地的区位、各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地价的因素,使得计算的补偿费更加接近公平的市场价格。同时,《通知》还明确要求某些经济发达的区域按现行《土地管理法》实施高档次的补偿标准,尽可能地提高被征地农民的补偿费。

3、征地补偿费保障长远生活——南京。南京市2000年4月20日颁布的《南京市建设征用土地补偿和安置办法》(已废)规定:“土地补偿费用依法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2004年4月10日起施行的《南京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改变了这种一次性的支付方式,建立起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从土地补偿费中取出70%,作为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来源的一部分;其余30%支付给集体经济组织,纳入公积金管理,用于发展生产和公益性事业。同时,2005年9月1日,《江苏省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开始实施,其规定政府要将部分土地出让金纳入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专户。南京市征地补偿分配一改以往的一次性货币支付方式,充分考虑了农民的长远利益,还有效避免了各级政府层层截留补偿费问题的产生。农民能够分享到一定的土地增值收益,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具创新性的举措。超级秘书网

三、结论

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土地征收是政府因此代表国家而实行的权利。我国现行征地补偿制度源于计划经济时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暴露出诸多缺陷,被征地农民的权益因此遭受损失。新的《土地管理法》出台在即,征地补偿标准应逐渐向公平的市场价格转变,做到“同地同价”;同时,应扩大补偿范围,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纳入补偿项目。完善的征地制度不仅能够实现对土地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还可以保障大批失地农民的生活及其合法权益。这是一个国家法制化建设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部分。

主要参考文献:

[1]张全景,王万茂.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的理论考察及改革思考[J].经济地理,2003.23.6.

征地制度论文篇3

关键词:城市化;失地农民;经济权益损失;经济正义;中西方对比

一、研究内容聚焦时代焦点具有现实意义

(一)研究背景及农村失地农民经济权益损失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大量的土地被征用，造成大批的土地流失。由于土地大量的流失，而很多原本依靠土地生存的农民成为了失地农民。这些失地农民有的成为了城市里的流动人口，有的成为了失地失业的社会边缘人，无论是流动人口还是社会上的边缘人，他们都失去了原本的具有保障的生存方式，让他们原本平稳的生活变得不确定和不平稳。而由于户籍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权益受到了较大的侵害。马新文的著作《中国现行征地制度下失地农民经济权益损失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和时代焦点下，作者马新文在多年研究经验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维护民众权益的基本立场出发，通过国外相关工具性研究步骤进行分析，并且指出失地农民经济权益受到侵害的基本原因就是中国不完善的征地制度。马新文教授作为专门从事经济伦理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专家学者，通过进一步的中西方征地制度的对比，引出“经济正义”理论，指出完善征地制度的方式和方法。本文以包容性为基本原则，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的成就上面体现了作者独特的视角和深厚的专业知识，书中不乏有争议的观点，但是本书的目的是在百家争鸣的基础上，推进我国征地制度的调整和完善。城镇化下的失地农民问题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群体，他具有特殊性和流动性。如果对于这部分人群处理不当可能会造成一定的社会动荡问题。针对失地农民保障问题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马新文教授具有多年的研究经验，在经济伦理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具有较高的成就，并出版多部经济学著作，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并且在编著学术专著、教材等方面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作者运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于中国现行征地制度下失地农民的经济权益损失研究进行分析研究，引入“经济正义”理论通过对国外征地制度的借鉴，提出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征地制度，保失地农民经济权益的构想，既聚焦了社会焦点和难点问题又具有现实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本书研究内容概述

《中国现行征地制度下失地农民经济权益损失研究》是具有深厚经济学功底的作者别出心裁地从马克思主义维护民众权益的基本立场出发，提出“马克思主义正义观”这一基本观点，并通过分析我国“经济正义”理论和西方的不同，指出我国征地制度存在的弊端，并提出我国征地制度改革完善的建议和策略。为了进行论证，运用了西方产权理论、经济正义理论这两大工具性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全文分为五部分，一是先分析失地农民经济权益损失现状;二是对造成失地农民的经济权益损失的原因进行分析;三是对失地农民经济权益实行伦理分析;四是提出保障失地农民经济权益的理论指导与观念构建;五是提出我国失地农民经济权益的制度建设。本文在透彻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失地农民经济权益遭受损失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我国现行的征地制度存在较大的缺陷和弊端。作者在指出我国征地制度存在的弊端后，介绍了西方在人权基础上的较完善的征地制度及其基本特点和益处，随即得出结论，中国若要解决失地农民的经济权益受侵害问题，必须在我国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完善好征地制度，以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经济权益不受损失。在调整和完善中国现行征地制度的研究方面，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和观点，本文作者以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态度对待这些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旨在通过公共参与辩论、百家争鸣的研究现状和研究辩论，以推进我国失地农民征地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二、研究形式兼备学术性与趣味性

(一)对比研究增加趣味可读性

《中国现行征地制度下失地农民经济权益损失研究》是一个专业强、受众广的书籍，作者在多年潜心调研西方经济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以自身功底深厚的经济伦理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功底，通过运用西方产权理论、经济正义理论对当下的征地制度下农民经济权益损失进行系统的研究，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然而，作者一开篇便提出问题，引起读者的兴趣，在通过中西方对比的方式让读者更愿意深入了解问题的走向，最后还附录了几个案例，更增加了本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作者在对本文进行构架和布局时，是通过精心思考的，整本书例对这一专业问题研究的深入浅出，让读者有欲望和兴趣读下去。而且通篇布局合理，让读者一目了然，浅显易懂，比较适合企事业单位、学生、农民及对农村征地制度感兴趣的普通大众阅读。本书一开篇便提出当下失地农民非常惨淡的现状，引起读者的浓厚兴趣，紧紧抓住读者的心。接着，通过对失地农民经济权益损失现状、造成原因、农民沦为“社会边缘人”的尴尬处境进行阐述，接着便找出了造成如此现状出现的原因，然后引入“经济正义”的观点，并通过对国内外征地制度的比较提出完善我国土地征地制度的建议。该书浓缩了作者多年的理论研究成果，学术氛围浓厚，对失地农民问题相关的经济学理论进行了严谨、深刻的剖析，集科学性、创见性、专业性于一体，又具有较强专业性和预见性。作者系统研究了我国失地农民的经济权益损失现状，引进了“经济正义”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对西方产权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进行阐述，涉及了很多专业的关于失地农民研究的理论知识，有理有据、分析透彻、视角独特、切中要害。该书在分析和论证的时候还有很多小小的案例，都是以前新闻上的热点新闻，足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力和想要解决问题的欲望，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和可读性。由此可见，该书可读性和学术性的结合和兼容，恰恰体现了理论的张力和实际应用性。

(二)深入浅出学术性与趣味性相结合

《中国现行征地制度下失地农民经济权益研究》集中了作者多年来的理论、实践研究成果和真知灼见，具有较强的理论指导价值。对国外征地制度的深入分析阐述是为了对比出我国现行的征地制度存在弊端，主要是征地速度过快，规模过大造成农民失地、失业的现状;征地补偿范围小，标准偏低，补偿方式不足，收益分配缺乏合理规划，失地农民缺乏转嫁机制，信息不对称，失地农民知情权较小。通过对比，既找出了我国征地制度存在的弊端，又有助于找到造成问题的原因和核心。这对于丰富和发展现有的失地农民经济权益受侵害的相关理论具有积极意义。作者深入探讨了“经济正义伦理观”，以及中国经济正义观的缺失，根据西方的先进经验，提出我国土地征地制度改革完善的意见和建议，使本书具有了鲜明的理论意义。其次，该书又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研究的角度是西方的经济正义理论，最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国征地制度存在的弊端。整个观点论据充足，既有对现状的分析，也有对国外的借鉴，更有对于解决方法的构建，全面深刻地剖析了现行土地征收制度不完善，我国土地产权制度的缺乏公平性。该书从理论到政策研究，全面又深刻，独创又兼顾指导现实的应用性。既有对我国现行征地制度下失地农民经济权益受到侵害现状的探析，又有造成失地农民经济权益侵害的原因和核心，既有对西方征地制度的分析，又有将西方的制度引入中国征地制度中的大胆预测，同时对我国如何应对当前经济形势提出建议和启示。可见，该书立足实际，在我国征地制度存在弊端的背景下，系统回答了关于如何改变我国征地制度现状，明确了未来我国征地制度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围绕两个因为征地制度缺陷，农民经济权益受到侵害而出现上访、攻击政府等问题的实例，指出我国征地制度改革完善势在必行。该书聚焦社会公共关注的焦点，聚焦征地制度改革、失地农民、流动人口、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等问题，聚焦中国征地制度的转型升级，用理论的视角去解读，以现实的视角去分析，用科学的研究态度提出政策建议。可以说，作者的很多观点和建议都具有很强的可参考性，对推动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发挥积极作用，这都鲜明地体现此书的实践意义和现实价值。

三、结论

总之，该书是失地农民经济权益研究方面的一大力作，在研究内容上与时俱进，紧跟热点，既有对焦点问题的深挖，又有解决政策困境探索;在研究形式上深入浅出，贴近大众，贴近实际，虽然采用较深奥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却运用了较生动的事例，和中西方对比方式，从读者的角度出发，关注广大群众关心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技巧。本书的整体论证思路和分析方法深入浅出，简单易懂，没有较晦涩的理论术语，增强了此书的可读性和较广阔的受众群体，同时又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等理论研究，使本书不失其学术性和专业性。在研究成果上本文提出了具有现实意义和较强应用性的结论，这是作者对我国征地制度理论丰富和发展的贡献，同时作者也较系统地阐述和分析了国内外经济正义的发展趋势，还为我国征地制度发展出谋划策，做到了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的统一，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作者:马铁成 单位:南阳理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马新文.中国现行征地制度下失地农民经济权益损失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征地制度论文篇4

关键词：改革，征地制度，思路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城市社会化进程的加快，如何保护好被征地农民的利益，对于确保社会稳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关重要。切实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有效地增加农民的收入，应该说征地制度改革是刻不容缓。

《中共中央关于改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按照保障农民权益，控制整地规模的原则，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征地时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规划和用途管制，及时给予农民合理的补偿。”这在中央层面上讲征地制度改革列入了议事日程，明确了改革的原则、重点和方向。

一、现行征地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征地制度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明显带有要求农民支持国家建设的色彩。现行征地中存在的问题，除了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如不按法定程序征地，拖欠农民补偿费等问题外，主要还是制度本身存在着某些不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征地制度越来越不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新形势，许多问题开始暴露出来：一是征地时集体土地所有权永久地变成了国家所有或个人所有；二是非公共利益需要使大量农民集体土地被征用；三是征地补偿标准低，忽视了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二、征地制度改革的思路

征地中存在的问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必须通过制度改革来解决。改革的核心是保护农民集体土地的合法权益，严格限制非公益性征地，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土地收益关系，充分考虑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

第一，从法律上规定国家土地所有权和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为平等的财产权利。国家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都应体现所有者对财产的占有和支配权，财产权利的转移应遵循平等、等价的原则由国家法律进行调整。现行法律的许多规定，在管理上都使这两种财产权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例如：1982年通过的《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1986年通过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同时规定，农村居民建住宅、乡（镇）村企业建设、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等需要使用集体土地的，可以经过批准而无需征用。

1998年修订通过的《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进一步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除外。

现在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一种残缺的权利，如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不能出租、转让，只有变为国家所有才能进入二级市场等。建议加快修订相关法律法规，让农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享有同等的财产权益，允许非农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一样在国家规范下直接进入市场，让市场来配置土地资源和确定价格。

第二，严格区分公益性和公共利益中的经营性用地。“公益性”和“公共利益”有着本质的区别。公益型突出强调的是没有盈利收益，无偿为社会服务：公共利益则不同，部分公共利益带有商业盈利性质。因此，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公共利益中的经营性用地应是征地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公益性用地，按照国家规定由政府征用，向土地使用者直接供地。对非公益性的，无论是国有，还是集体单位及个人的经营性用地，都按照市场公平原则由政府统一征用，采用市场化机制供地。

第三，按照市场化原则确定征地补偿标准。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征地补偿标准，无论是与农民的生产生活保障要求相比，还是与土地供应的市场价格和土地增值相比，都显得很低。在制定征地补偿标准时，不仅要考虑现实土地用途的补偿，也要让农民分享用途转化后的收益。因此，无论是从保护农民土地权益还是约束地方政府短期行为的要求出发，都必须进行征地政策改革，提高征地补偿标准。

第四，改革失地农民安置办法。目前农民安置本身含有太多的计划经济色彩。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是一种市场资源，劳动力市场是开放流动的，供求双方可以自主双向选择。在目前市场经济得到初步建立而又没有完善的环境下，解决的办法是尽快建立被征地农民就业的新机制，重点是被征地农民在城镇的再就业。论文写作，改革。。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是弱势群体，在知识、能力、意识等方面都不适应城镇就业的激烈竞争，没有任何竞争优势，因此当地政府有责任给予他们就业指导和培训等必要的帮助。同时，政府、农民集体和个人都应当拿出部分来自土地的收入，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失业和养老保险。被征地农民进入城镇后，应与城镇居民同等对待，使之在就业、子女入学、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享受相同待遇。

三、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推进征地制度改革

征地制度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观念、法律、法制和利益调整等方面，很难一蹴而就。

首先明确这样一个概念，以理清土地被征用，还是被征收。论文写作，改革。。本文提倡的是土地被征收。论文写作，改革。。征用和征收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将土地的所有权和土地的使用权全部一次性出卖；后者则是只涉及土地的使用权，而土地的所有权为原属性质。就是说被征收前是国有土地或者是集体土地，被征收后则还是原有的属性，不存在变更问题，买地代表人只买到土地的使用权。

第二，解决当前征地中最迫切的问题，包括提高征地补偿费的最低标准、征地程序的公正透明、杜绝非法截留补偿费、保护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利等。如国家在征地补偿时，即便按照法律规定的最高线，已被征用土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30倍计算，也无法与集体土地长期使用时的收益相对等。因为这相当于用30年的现值贴现购买农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而30年还不足我国人均寿命的一半时间。

第三，对所有征地，不分何种项目类型，均逐步过渡到按照市场原则征用，以初步实现土地权利转移的市场公平。

第四，在土地法制定过程中，应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对农村土地产权体系加以明确规范，从土地产权管理和土地产权流转得以以上规范城镇和国家建设用地的取得和供给，以最终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征地制度。

改革现有的征地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它需要反复思考，反复实践，不断总结和提炼实践中创造的经验，将其规范化，并上升为法律、制度。

征地制度论文篇5

11月28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农业和农村工作汇报，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对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作了修改。会议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农村征地制度改革终于要破局了。近年来，由于农村土地征收、拆迁已成为影响中国发展的最突出的社会问题。2009年四川成都金华村村民唐福珍因抗拒暴力拆迁自焚身亡，2011年发生的广东乌坎事件、2012年巧家爆炸案皆因土地拆迁矛盾所引发。新浪财经网11月30日文章表示，此次对于土地管理法的修正历经4年，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土地问题的谨慎态度。《法制日报》11月30日的评论文章称此次的《草案》是土地征收制度曙光的初现。专家认为，此次土地管理法的修正将为《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的尽快出台铺平道路。

对于此次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修改，多数媒体认为，修改的主要内容是提高征地补偿数额，提高额度可能至少为现行标准的10倍。《青岛日报》11月3日文章就表示，征“牛”补“鸡”，自然让农民不满，容易滋生。因此，提高征地补偿标准，让人感到欣慰，这是尊重农民权利的体现，也能提高农民的收入。要更好地保证被征地农民的权利，还应尊重农民的话语权、议价权；参照或根据市场定价的原则补偿农民；在制度上兜底，使农民免于 “就业无岗、保障无份”。

必须看到，农民土地收益的权利被剥夺或损害，除了地价本身高低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农村集体土地出让（征用）秩序被破坏——集体土地交易不透明、群众不知情、程序不合法、监督有空白等，没有了正常健康的集体土地交易秩序和严厉监督。对此，《经济参考报》12月4日文章就指出，在调高集体土地出让补偿金的同时，更要在维护农民利益的制度上下工夫。

另外，《21世纪经济报道》11月30日评论文章还提醒说，提高征地补偿标准，还需以土地确权“护航”。通过修改《土地管理法》真正实行同地同权同价，赋予农民以农地交易主体资格，使之直接成为土地供给主体，要比单纯地提高农地征收补偿标准，更有助于平衡各方利益。浙江省农业厅经管处徐建群也表示，在“土地是谁的”还没完全搞清楚的时候，土地价值增上去了，或许还会激化矛盾。

征地补偿会提高多少？农民能否成为征地交易主体？会不会助推地价和房价……围绕这一系列悬念，专家指出，征地制度改革诸多难题待解。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严金明也表示了征地制度改革不容乐观的态度。从此次土地管理法修订来看，仍是在土地征地补偿部分做文章，还没涉及集体土地入市流转，因此，短时间内还不会取得实质性进展。

那些人

李亚力：十后第8名被查高官

——继12月5日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中央纪委调查后，12月6日，太原市公安局局长李亚力也被停职接受调查。至此，十之后，已有8名高官被宣布接受调查。人民网的报道说，反腐只有落实在制度上才可能持续，反腐需顶层魄力，也需公众参与。

那些事

武汉1.3万辆出租车成“流动炸弹”

——12月2日，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报道称，武汉市1.3万余辆新爱丽舍出租车，存在安全隐患。4日，武汉市政府召开新闻会，对报道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回应。并于5日成立两个调查组展开调查。武汉市副市长刘立勇表示，如果存在利益输送、腐败问题，将一查到底，严肃问责。

那些话

当前中国M2与GDP之比达到了180%，大大高于量化宽松背景下美国80%的比率，也高于1：1的理论值，相当于是个悬在空中的“堰塞湖”，一旦冲下来就将形成剧烈的通货膨胀

——在11月25日举行的2012年重庆金融开放论坛上，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表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改革，要大力发展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大力发展农村金融。

征地制度论文篇6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近10年的篇名含有“农村社会保障”的文章，达1000篇有余。通过对上述文章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研究重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村社会保障整体制度研究；二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研究；三是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研究。本文着重讨论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1．整体研究状况

1.1农村社会保障

关于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分析讨论农村社保制度。其观点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从总体上对健全或完善农村社保制度进行思考，二是提出了建立我国农村社保制度的基本思路或构想，三是关注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农村社保制度的构建，四是分析了社会转型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环境下的农村社保制度建设问题，五是从具体角度分析了立法、财政支持、土地产权制度对农村社保制度的影响和作用，六是讨论了农村社保制度的责任主体及其框架建设和现实选择问题。其他论文还涉及到农村医疗保障，特别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新型合作医疗试点，以及农村生育保障问题。此外，还有几篇是基于上海浦东、贵州贵阳以及福建的实证研究，不仅提出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对供求关系进行了研究。

1.2农民工的社会保障

关于农民工社保问题的研究，是近年来社会保障的热点、焦点话题。归纳起来，有如下观点：一是从总体上对农民工的社保问题进行理性思考，提出要妥善解决好农民工的就业和社保问题；二是具体分析在解决农民工社保问题，特别是建立农民工社保制度时遇到的障碍和挑战；三是提出了构建农民工社保制度的基本思路或对策，如“以土地换社保”、“以实物换保障”等；四是强调农民工社保制度的建立要有法律作保证，关注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和权益缺失问题的研究。www.133229.CoM

1.3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

被征地农民（失地农民）是指因经济发展、城镇建设或公共事业需要被依法征占土地后，由于土地改变使用权而失去基本生活保障的农村居民。

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目前还停留在呼吁阶段，即从总体上进行思考，强调为被征地农民建立社保是保障被征地农民权益的根本途径。由于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工作、生活的重要场所和生存基础，因此，在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保障农民就业、生活、医疗、养老等体系之前，土地必将是“农民社保的载体”和“农民家庭最基本的经济基础”。农民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进而成为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被征地农民是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而且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如何解决被征地农民“种地无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问题，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卢海元基于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的分析，对被征地农民的安置与社保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进行了可操作性构想。此外，也有人提出了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保制度的原则以及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金的设立与管理问题。

2.简要评述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

2.1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研究

2.1.1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建设重点的讨论

第一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保机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农村原有的集体保障机制和土地保障制度受到冲击，农村家庭的保障功能被大大削弱，这将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加快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非常重要和迫切。第二种观点认为，根据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现阶段的社会保障基本模式是以农民家庭自筹保障为主、国家保障和集体保障为辅，首先把重点放在社会救助保险和福利服务的层面上，重点是救灾救济、养老保险和优抚安置、社会福利服务。第三种观点认为，现阶段中国政府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的责任重点应当集中在强化政府责任、完善家庭保障，同时， 还可以考虑结合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2.1.2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模式选择讨论

对于现阶段怎样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当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最佳路径的选择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

第一种，分类分层。依据不同类型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类设计和分类实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应该考虑到农村居民的分层，制度设计因分层化后对象的性质、需求不同而有所差别。第二种是建立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制度刻不容缓。李迎生认为目前要做到社会保障体系完全实现统一是不可能的， 他设计了一个“ 有差别的统一”的城乡整合模式。第三种观点，建立弹性、创新制度。

2.2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2.2.1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归口问题

农民工的社保问题作为城乡统筹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 在一定时期内被排除在社会保障的安全网之外， 理论界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讨论异常的激烈，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农民工社保的“统”与“独”。

“独”派基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以及传统农民的工作、职业性质和需求的区别，提出建立独立于城市和农村的不同社保模式。“统”派又有将其纳入城市社保体系和农村社保体系之分。

2.2.2农民工养老保障问题

鉴于农民工数目庞大和短期内其转移潮流不可能停下来的事实，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也成为学者们关心的焦点。卢海元（2005）提出了制定适合农民工特点、缴费门槛较低、缴费方式灵活、可随人转移的弹性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设想。徐赛嫦（2003）认为，应该建立“混合型”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2.2.3农民工的其他社会保障及保障权益问题

依照《劳动法》以及现有的各项城镇基本社会保险制度规定，农民工与其他类型的职工一样应当参加基本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等社会保险项目，即现有制度并未排斥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

2.3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

卢海元（2007）提出以被征地农民为突破口，建立城乡统一的国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对于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险的问题，国内专家学者基本达成一致，认为现阶段应该采取“以土地换保障”、“以土地换就业”、“以土地换长期收入”的方法，建立以就业为支撑的政府主导型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但是，至于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专家学者又持有不同的意见。李扬、陈文辉（2005）认为，现阶段在农村适宜推广政府主导、商业保险公司经办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模式。这种模式考虑我国农村和农民的现实情况，有利于将政府行政手段和商业保险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党国英（2004）提出，建立“国家失地农民保障基金”。

征地制度论文篇7

关键词：房产税，影响，政策建议

 

一 引言

2010年六月国务院通过了国家发改委的《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在《意见》中，提出了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逐步推进房产税改革，这体现了国家对房产税推行的支持和对之前房产税改试点的认可。同时，上海正在酝酿成为房产税的试点城市，并且推出了几套有关房产税改革的方案。针对我国现阶段是否具备条件征收房地产税以及房产税征收后对我国经济将产生何种影响，国内很多学者也进行了相关论证。贾康（2010）认为我国经济处于有支撑力的阶段加之世界各国征收房地产税的经验，当前即是征收房产税的最佳时机。刘尚希（2010）则认为我国现阶段推出房产税很大部分原因是出于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考虑，房价上涨因素是多方面的，单靠征税是无法有效解决房价过快上涨的问题。论文大全。以上学者从我国国内的某个方面论证了现在征收房地产税的可行性，但没有综合我国现阶段的综合情况进行说明现阶段我国房地产税征收的可能性。本文将从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的客观情况以及征收房产税后对我国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来说明我国的房地产税征收还不具备条件。

二 房产税的含义以及我国当前制约房产税征收的条件

房地产税，又称房屋税，是国家以房产作为课税对象向产权所有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1]。其中，房产税的计价依据通常是根据房屋余值或者按照租金收入的一定比例进行征收。论文大全。我国早在1986年就开始征收房产税，但只是针对经营性用房征税，个人拥有的非营业用的房产免纳房产税。现阶段，面对着我国一方面房价不断地攀升，另一方面房地产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房产税的征收将对我国各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笔者从多个方面对我国现阶段房产税征收的条件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征收房地产税的时机还未成熟。

1、房产税征收存在技术性困难。我国当前出台房产税主要目的是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因此，房产税的征收也主要针对的是投机性买房的人群。如何界定房产税的征收对象即投机性房产将是一个技术性的困难。如果按照上海市征收房产税的方案即按照每户人购买房产的数量进行征收，显然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市场经济下，人们有合理配置私有财产的权利，如果按照多买多收的原则征收是一种变相的掠夺。除此之外，由于征收房产税需要有专门的机构评估其价值，但目前我国房产评估人员与机构数量与当前房屋数量比例明显失调，这也是制约我国房产税征收的一个技术条件。

2、我国地方政府土地垄断权利将抵消房产税抑制房价的效果。我国房价高速上涨的很大部分原因归咎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垄断土地的供给，造成房地产厂商对于房屋数量的有限控制，进而是房价攀升。论文大全。如果只是通过采用房产税的方式来抑制房价的上涨实际上会更加增大了消费者的负担而对抑制房价的作用却不会很显著。因此，在中国当前对土地买卖还没有放开的前提下，征收房产税的时机还没有成熟。

3、我国现阶段对于房产产权的界定不明确。税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征税对象，即征税对象必须是明确的，产权确定。但是，现阶段，由于我国居民对于房屋只有70年的所有权，并且房屋和土地的所有权是分开的，这就导致了征税过程中征税过程中对于征税对象主体界定的困难以及由此造成混乱的现象。因此，由于房产税所征主体的不确定性将会导致征税的不公平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矛盾。

三 征收房产税对居民和整个经济的影响

1、对于地方政府，征收房产税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财政收入紧张的局面，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同时，房产税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地方政府“卖地生财”的行为，为抑制我国过高的房价起到一定的作用。开征房地产还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对与中央政府财政的需求，有利于国家政府其他事务的开展，有利于国家事务的自由支配权。

2、对于购房投资者，此次我国政府开征房产税的主要目的是打压我国投资者投资买房的行为，按照目前上海市已经出台的房产税的征收方法，如果购房者购买房屋的数量增多，相应的房产税缴纳的数量也会增多。因此，房产税对于购房投资者来说可以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但是，由于房产税以其固定性的特征，征收房产税对于房价不会产生太大的冲击，主要原因还是风险的固定可控。由于政府为了维持国民经济的平稳快速运行，房产税的税率不可能很高，因此房产税的相对低税率是固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房产税限制投资者的作用。

3、对于普通购房者，虽然政府征收房产税的初衷是温和地进行房价的调控，但是由于税收具有普遍性，在对投资购房者进行征税的同时，也从普通购房者手中征收了比例更大的税收。这对于购房者来说更加增加了其购房的费用支出，增加了其家庭的负担，笔者认为此次房产税的实施和改革真正受益的是政府。

四 如何进行房产税的改革

首先，改革房产税的征收税率，实行差别税率。税收的一大重要的功能就是调节收入分配，由于我国现行的房产税实行的是固定税率的制度，即房产税按房屋余值征收，税率1.2%，按照租金征收，税率12%，实际上不仅不能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而且还会加大实际购买房屋者的负担。改革房产税征收制度可以从购买房屋数量上规定不同的税率，实行累进税率的制度，这样可以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还可以起到降低房价的效果。

其次，实行以评估值代替固定值作为计税依据的措施。现阶段，面对我国房价高速增长的态势，实行以评估值作为房产税的计税依据是税收以市场变化为依据的重要举措。当房价上涨时，则房产税按照评估值为计税依据也相应的增加，当房价下降使，房产税也相应的降低，这解决了房价随市场变化但房产税缺乏弹性的弊端，也有效起到调节房市的作用。

最后，要针对不同地区的现状实行不同的税率。由于我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房价在不同地区不尽相同。在我国房地产的一线城市和西部内陆城市有关房产税应该实行差别的累进税率，这样可以针对不同地区调节房地产市场还可以促进我国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

【参考文献】

[1]韩雪. 我国房地产税制的现状、问题及改革建议[J].特区经济，2010（06）

[2]易宪容. 应该征收房产税[J].沪港经济，2010,(07)

[3]徐涵柏. 房产税对楼市的影响[J],中国市场，2010（26）

[4] 李彬. 探析房产税对房价调控的作用[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0（05）

[5] 韩雪. 我国房产税税制的改革和完善[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0（04）

[1]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

征地制度论文篇8

【关键词】股息红利；双重征税；全流通；税收优化

截止到2011年年底，我国上市公司全可流通比例达到70%以上，证券市场终于进入了全流通时代，困扰我国多年证券市场发展的股权分置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但上市公司股息红利收入仍存在着公司在缴纳了所得税之后的再次征税问题。本文主要针全流通时代上市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所涉及到的“经济性双重征税”问题进行粗浅的研究。

一、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双重征税问题的研究背景

（一）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双重征税问题的历史演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初步构建了以证券交易印花税和股利所得税为主的证券市场税制。十多年间，证券监督部门多次通过改变股利所得税来调控股市，除了组织财政收入之外，还通过这一完善证券税制的举措来鼓励正确的投资理念，抑制过度投机行为，提高市场资金配置效率和规范证券市场发展。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对个人取得的股息、利息、红利所得，不扣除任何费用由股份公司代扣代缴20%的个人所得税。但对国家银行的储蓄类、财政部发行的公债利息一律免征个人所得税。自2005年6月13日起，对个人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依法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相当于10%。

2012年11月16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证监会的《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从2013年1月1日起，我国将开始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在新政策下，个人持股期限不同，所得股息将承担20%、10%和5%三种不同的个人所得税税负。由于持股期限的计算存在临界点，税负也将存在临界点。具体说来，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二）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专家学者主要依据税负公平原则对股息红利双重征税问题进行研究。多数文献认为公司是“虚拟法人”，它仅为股东所得提供渠道。如果对法人的所得征税，那么就应该完全排除对股东的股息所得征税，否则就属重复征税，违反公平税负原则。国内学者范瑞猛（2006）认为，我国对个人投资者存在的重复征税的税收政策造成了对股权投资的税收歧视，不仅增加股权投资的成本，还削弱了股东再投资的意愿。苑新丽（2004）分析了股息重复征税对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对纳税人的投资决策的负面影响。湖南大学刘孝伟（2008）在《我国证券税制优化研究》是指出，对股息红利的征税，造成了对同一经济来源收益的重复征税，损害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加剧了税收负担的不公平；对证券投资所得征税而对证券交易所得不征税，使投资者更加注重于买卖差价的获益而轻视原本就极低的投资所得，激发了博取差价的投机行为。贝政新和茹晓颖（2004）在“我国证券税制存在的问题及框架设计”一文中指出，自然人在证券交易中获得的价差收益部分即个人资本利得不用纳税，而法人却要将其收入并入企业其他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A股和B股投资者要缴纳证券交易印花税，其他证券品种如债券、基金的投资者不纳税。这些状况表明税收负担分布不均，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通过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研究方法是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理论推理与实地调研相结合；更多地进行文献研究工作。

二、税制优化理论与股息红利双重征税问题分析

（一）税收优化理论

最优税理论、供给学派的税制优化理论和公共选择学派的税制优化理论构成了西方的税收优化理论体系。最优税收理认为，政府应致力于寻找一种最优税收工具，这种税收工具在能够征集到既定收入量的前提下，产生最低限度的超额负担。供给学派的税制优化理论认为税收是刺激供给的最有效和最重要的手段，只有降低边际税率而不是降低平均税率的减税形式，才会产生明显的刺激供给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的税制优化理论的基本特点是以经济学的市场行为分析方法税制，其认为最优的税收制度，是指税制产生的收入所提供的公共品以及该税制所分摊给每个纳税人的税收份额能获得纳税人广泛的一致赞同的制度。税收优化理论给股息红利的双重征税问题带来了适用性的思考，即证券税制要坚持方向性、适度性和公平性的原则。

（二）股息红利双重征税问题分析

股息红利既是公司分配利润的组成部分，也是股东个人所得的组成部分。在公司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并存的条件下，如果对公司与个人的全部所得同时征税，就必然会发生股息红利的双重征税问题。此处的股息红利所得既包括现金股息红利，也包括公司以利润或盈余公积金所送的红股。

双重征税带来了税收的非公平性。对证券投资所得的征税，使得我国股份公司的利润先缴纳企业所得税，将税后利润的一部分以股利形式分配给投资者时个人股东取得的股利所得再次缴纳个人所得税，造成了对同一经济来源收益的重复征税，加剧了税收负担的不公平，不利于股份制经济和证券市场的发展。从公平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1）从企业组织形式上看，它导致公司经营和非公司经营之间的不同税收待遇，没有达到税负的公平。非公司制企业如个体、私营企业只需承担个人所得税，而无需承担公司所得税。公司制中的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制度中的一种科学组织形式，也是各国企业改革的发展方向，但税收政策对先进的企业组织形式不仅不鼓励，反而采取了歧视性的做法。因此，对于企业主和投资者而言，将个体、私营企业上升为公司制企业在税收上是不合算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的成长和扩大。

（2）古典制所得税并未体现按个人纳税能力征税的税收纵向公平原则。由于不同收入的纳税人对税收的承担能力不同，为了体现税收纵向公平原则，大多数国家均采取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率，对高收入阶层适用较高的税率。但按照古典制所得税的观点，不管公司个人股东的财富状况如何，统一先按比例税率征收公司所得税，没有体现税收的“量能定负”的原则。

双重征税带来了税收的非效率性。按我国的法规，公司不允许从应税利润中扣除向股东支付的股息，同时，个人取得的利息、红利和利息所得，应当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并且不得再扣除任何费用。这种所属于古典制重复征税，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从效率方面分析：

（1）导致公司部门与非公的司部门之间的扭曲。投资者在进行决策时，需要考虑将其资金投入公司部门还是非公司部门，其出发点是比较两种形式的税后报酬率的高低。由于公司面临着经济性重复征税，使投资于公司部门的税后收益下降，因此投资者会偏向于投资非公司部门，使公司部门的投入和产出减少，导致资源配置失衡。

（2）导致股利分配和保留利润的扭曲。在古典所得税制中。股息分配面临经济性重复征税，无疑会暗示和鼓励公司保留其利润不分配，以避免股利的重复课征。保留利润再投资会使股份价值增加，股东在出售股份时需要缴纳资本利得税，但由于资本利得税税率一般低于个人所得税税率（目前我国对资本利得不征税），从而可以逃避一部分税负。另外，公司以保留利润的形式所筹集到的资金由于具有了税收上的收益，因而其资金成本较低，会促使聚集了许多保留利润的公司从事原来须依赖外来资金且不愿进行的投资，这不利于投资效率的提高。

（3）导致债券和股票之间筹资方式的扭曲。在古典制所得税中，因为利息支出可以在税前扣除，相当于用于支付公司债务利息的利润免交所得税，而股息所得要被双重课征，所以在财政上利息优于股息。当股东和公司债券持有者按相同的边际税率缴纳投资所得的所得税时，就会鼓励公司以举债方式筹资，而不是以股份方式融资。此种扭曲会加大公司的负债，改变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出现“资本弱化”现象，增大公司风险。

三、股息红利课税的国际比较

证券持有者在持有证券一定时间以后可以获得股息或者利息收入，这类证券所得属于投资所得范畴，大多数国家都把它列为征税对象，并根据所得的不同来源采取综合征收与分类征收的方法。

（一）各国证券投资所得课税制度

对股利红利如何征税涉及了公司是“实在法人”还是“虚拟法人”的讨论。坚持不同的税法理论，自然就有不同的税收处理制度。

1.古典制或称分别实体制

这类税制以“实在法人”为理论基础。澳大利亚、荷兰、卢森堡、西班牙、新西兰等国家就是采取这种制度，其问题在于对利润的重复征税。

2.合并制，包括完全合并或部分合并制两类情况

这种制度以公司是“虚拟法人”为研究基点。从解决双重征税的环节来看，合并制又可分为从公司层面消除双重征税与从股东层面消除双重征税，具体包括以下课税制度：

（1）股息支付扣除制。即公司将分配给股东的股息部分或全部从公司税前利润中予以扣除，实行免税，仅对股东取得的股息课税。挪威、芬兰、葡萄牙、瑞典、希腊、阿富汗等国家实行这种制度。

（2）差别税率制。即对公司的分配利润即股息实行较低的税率，而对保留利润实行较高的税率，以减轻对股息红利的双重征税。实行这种制度的国家有德国、日本、葡萄牙等国。

（3）股息免税制。即允许股东纳税人将其股息收入的全部或部分从其应税所得中扣除，且对股东取得的股息收入实行免税。

（4）归集抵免制。即在对股东取得的股息课征所得税时，允许将股份公司分配股息已承担的企业所得税，从股东的应纳所得税额中全部或者部分扣除。英法等多数西欧国家均采用这种制度。

（二）各国对红股的税务处理

股东不必交纳股金而得到的股票称为红股。红股的产生主要有以下情况：一是以股票形式分配股利；二是将公积金转化为资本；三是固定资产增值额较大时产生送红股。国际间对派送红股有征税和不征税之分。征税的国家又有在公司层面征收和在股东层面征收之分。法国、巴基斯坦等在公司层面征税，税率大体与现金分红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负担相等。韩国、菲律宾等国是在股东层征收，按“领取时的公平价”或“正常市价”将红股折算为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对分派给法人股东的的红股，一般不予征税。我国对转赠股本不征税，对利润分配的派送红股征税，即代表股票红利和股息的所分配股票进行征税，征税税率与现金红利一致。

四、我国股息红利征税方案的优化设计

股息红利征税是证券投资所得税的一部分，出于税收公平的考虑，我国现行的证券投资所得税可以保留，对不同的纳税人获得的证券投资所得，可以继续并入企业或个人的应税所得，分别征收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并在些基础上作出一些调整，具体如下：

（1）在对个人股票交易所得课征个人所得税时，借鉴外国经验，取消对红利、股息计征所得税的规定，这样可以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扩大。

（2）从公平原则出发，可做出起征点或免征额的规定，以利于中小投资者。此外，对于一些特殊的项目，比如用于再投资的股利可以制定比较详细的税收减免规定，以体现鼓励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和效率的原则。

（3）清理税收优惠政策，按法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征收。应该由国家税务总局来统一控制企业所得税的减免优惠政策，这样才能保证不同企业之间的税负公平，给企业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外部环境。

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已经部分或全部解决了上市公司股利的双重征税问题，其办法是通常是对个人征税实施抵免或降低股利的税率。从国际上对股利双重征税的处理方式上看，主要有以下四种作法：股利扣除制、归集抵免制、股利免税制、股利低税制。股利扣除制虽然消除了对企业分配股利的双重征税，但是税务征管的难度较大；归集抵免制被国际上认为是目前处理经济性双重征税的最理想办法，但是该方法需要实行综合个人所得税制、较高的征管水平、良好的纳税申报体系以及配套的先进技术设施，我国目前尚不具备这些条件；股利免税制办法虽然简单，但和我国目前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和调节高收入的政策精神不符，税收减收和政策风险比较大；股利低税制的相对优势较大，不足之处是股利双重征税没有完全消除。我国目前的分持有期的征税方法大致可以理解为股利低税制形式。

鉴于此，我国在确定使用哪种方法免除对股息的重复征税这一问题上，必须立足于我国的现实国情，同时借鉴消除国外重复征税的经验，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所得税制，在目前股利所得税的基础上，配合证监部门有可能推出的上市公司强制分红政策，继续下调税率逐步缓解直至消除所得的双重课税，推进所得税制的完善。长期来看，个人所得税制度和企业所得税制度也应该统一为一部所得税法，股利征税政策是两者衔接的重要内容。在将来制定整体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课征制的时候，股利征税办法可由股利低税制改为归集抵免法。股利低税制并不能完全消除重复征税现象，随着个人财产登记制的施行和银行存款实名制的完善、各地税务机关信息资源共享化的实现等一系列实施综合课征制条件的成熟，在处理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关系问题上，可以实行归集抵免法，更好地解决股利双重征税问题。

参考文献

[1]王丽英.红利税差异化征收能否抑制投机风？[N].财会信报，2012-11-19.

[2]马国强，李维萍.股息红利双重征税的税收处理问题[J].财经问题研究，2008（12）.

[3]林晓.股息红利的重叠课税及其消除对策[J].涉外税务所，1993（11）.

[4]卢泓，亓莹，张丛.关于股利所得经济性双重征税的探讨[J].商业会计，2013（6）.

[5]刘孝伟.我国证券税制优化研究[D].湖南大学硕士论文，2008（10）.

[6]郑志亮.对我国证券市场税制优化的探讨[D].吉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1（4）.

征地制度论文篇9

关键词：高等教育；秩序；象征；符号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2）05-0099-04

一、社会秩序：解读高等教育问题的另一视角

2000年武小峰以大石桥市理科高考状元的身份考入北京大学，此事一经传出，便立即成为了当地的一大新闻，然而4年之后，因难以找到理想工作而在家串起糖葫芦时，当年的高考状元再一次成为了新闻人物，而这一次所波及的范围却由起初的当地扩大到了全国，人们不禁为“天之骄子”的“不幸遭遇”唏嘘不已 [1 ]。近日媒体上又有一则新闻吸引了公众的视线，主人公为一位大学生的母亲，网络报道称一位母亲拾荒9年供养其孩子冯英龙完成大学学业，这位伟大的母亲也被网友们推荐为“中国网事·感动2010”年度网络人物候选人，笔者在感动并感慨母爱伟大的同时，也再次感受到了国民深刻的“大学情节” [2 ]。

当我们以社会学的视角来审视这两件因高等教育而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事例时，可以看出，前者反映了社会群体这一不特定多数人对于大学生社会身份的认识和看法，即大学生，尤其是名牌大学大学生，都是天之骄子、社会精英，难以与串糖葫芦的小商贩并论；而后者则反映了一位母亲，或者说是社会个体成员对于大学生社会身份的认识和看法，即高等教育是一位母亲能带给子女的最大财富，是值得为之付出自己毕生辛苦的理想。尽管两者因分属于不同社会单元而存在层次差异，但就大学生社会身份的认识却共享着相同的社会经验。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这种覆盖了社会不同单元层次的相同社会经验，是与特定的社会文化密不可分的，是一种“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社会事实” [3 ]，正是这样一种外在制约力量的存在，社会才得以在千差万别的社会行为基础上维持秩序。

二、秩序与行为：永恒的话题

上述两个真实事例所反映出的行为与秩序问题，一直是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围绕着两者之间的关系，社会学领域先后出现了3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形成了系统且较为有效的理论解释内容，这也为本文试图探讨的高等教育领域中象征性秩序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

1. 制约论：铁一般的社会事实

在制约论代表人物迪尔凯姆的理论中，社会秩序被表述成社会团结，“指的是把个体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纽带，是一种建立在共同情感、道德、信仰或价值观基础上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以结合或吸引为特征的联系状态” [4 ]，社会团结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社会事实” [4 ]，天然地具有迪尔凯姆所概括的社会事实的全部特征，即客观性、约束力和普遍性 [5 ]。迪尔凯姆沿着这样的理论思路，构建了他的“秩序与行为”理论，在其中，社会个体成员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既有社会秩序的制约，从而表现出“一种整个社会的全面的相互依赖的需要” [4 ]。

迪尔凯姆的理论常因强烈的目的论色彩而遭到指责，社会事实被认为“是因这一事实试图满足的社会秩序的需要引起的” [6 ]，同时，迪尔凯姆将社会秩序视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目标加以追求，进而在其理论中搁置了社会秩序的初始形成问题。

2. 建构论：人本主义的彰显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突破了迪尔凯姆的社会事实研究范式，从解释社会行动出发，揭示了社会行动对于社会秩序形成的重要作用。因其理论对于社会成员主观能动性的强调，韦伯的理论常被视为建构论的代表。

韦伯认为：“如果并且只要社会行为平均或近似地以可以表述的‘准则’为指南，我们便想把社会关系的意向内容称为‘秩序’；无论这些准则被当作有约束力的、楷模的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只要它们对行为者是有效的，并且至少（即在有实践意义的程度上）也因此而被当成行为的取向，我们便说与此联系的秩序是‘有效的’。” [7 ]在这里，韦伯将社会秩序概括为基于一定准则基础之上的个体行动的结果，其中的准则表现为一种个体行动的动机，或者说是行动的目的性。以这种行动目的性为基础，韦伯将社会行为区别为4种不同的类型：（1）目的合理的行动（也称工具理性行动）。这种行动把对外界对象以及他人行为的期待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并以最为有效的途径达到目的和取得成效。（2）价值合理的行动（也称价值理性行动）。它表现为对纯粹自身行为本身的绝对价值所持的自觉信仰，无论这种价值是表现在伦理上、美学上、宗教上，还是表现在其他方面，这种行动并不考虑有无现实的成效。（3）情感的或情绪的行动。即由于现实的感情冲动和感情状态而引起的行动。（4）传统的行动。即通过习惯而进行的行动 [4 ]。

韦伯在区分的同时又认为，只有前两种行为类型符合其对社会行动的定义，结合其视“社会秩序为社会行动关系化”的观点，可以看出，韦伯只承认了两种理性行动的秩序建构能力。这种对于社会行动目的性的严格强调，使得由其形成的社会秩序只能是一种理性秩序，笔者认为这种介于社会行为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理性，实质是韦伯理论中的一种隐蔽制约力量，一定程度地起着“社会事实”的制约作用，但即便如此，也无碍于韦伯理论所彰显出的人本主义色彩及对传统制约论的突破。

3. 互构论：特色的结构二重性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综合迪尔凯姆和韦伯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所谓的互构论，该理论以其独特的“结构二重性”观点为依托，较为有效地解释了行为与秩序之间的关系。

吉登斯认为，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能够生产出作为社会系统的社会秩序，“结构化理论有一个主要立场，认为以社会行动的生产和再生产为根基的规则和资源同时也是系统再生产的媒介（即结构二重性）” [8 ]。同时，已经存在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又能够以“中介”的形式参与社会行动的实践过程，实现对社会行动的制约，“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外在之物，而是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自社会实践中” [8 ]。吉登斯认为这种结构二重性或者说社会秩序，是由有认识能力的行动者历时地生产与再生产出来的 [9 ]，这样，吉登斯便以“结构二重性”理论突破了传统社会学制约抑或建构的二元理论窠臼，确立了行为与秩序之间的“互构”关系。

尽管3种社会学理论范式存在着明显差异，但“行为与秩序”之间的互动关系已为学界所共识，具体而言，秩序作为一种社会产物，一旦形成，便必然会限制和制约人们的社会行为，而人们的社会行为也具有建构秩序的社会作用。

三、高等教育领域中的秩序

自1979年高考制度恢复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就成了培养精英的摇篮，那些于千军万马中通过独木桥而进入这一摇篮的大学生，能够享受到当时有限的国家高等教育资源，而国家在巨额资助高等教育的同时，也以统包统分的方式力争最大化地利用好这些精英学子，于是在国家的“帮助”下，大学毕业生更多地进入了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大学生符号开始日益等同于国家干部、社会精英，此时的高等教育属于一种典型的精英教育，笔者称存于这一教育过程中的秩序为“精英教育秩序”，其中的核心内容便是大学生符号对社会精英的象征。这种“精英教育秩序”是伴随着新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创立而出现的，是国家理性设计的产物，其在中国大地上存续了几十年，成为了积淀良久的“社会记忆”（吉登斯语）。按照吉登斯的逻辑，这种既成的社会记忆又会以社会结构的形式制约社会成员的行为，追随这样的理论思路，便不难理解武小峰等人所引发社会反应的原因，即某些社会成员仍然受到了“精英教育秩序”的强烈制约。

但在1997年教育部出台《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之后，这种“精英教育秩序”便彻底退出了国家正式制度舞台，伴随着这一文件的出台，国家开始推行“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方式，从此，大学生直接通往国家公务员队伍的通道被堵死了。而于其后的1999年，国家又开始执行大学扩招政策，在这一政策的直接作用之下， 2009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已达到629万，毛入学率达到27% [10 ]，按照美国学者马丁·特罗的观点，当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15%～50%时，高等教育即进入了“大众教育”的教育阶段 [11 ]。在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与高校扩招政策双重改革的共同推动之下，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公认的“大众教育”阶段，“大众教育秩序”也随之而来，而大学生符号也由传统“精英教育秩序”中的“精英”转变为如今的“大众”。

当我们结合上述高等教育制度、高等教育秩序转变的宏观背景再一次审视武小峰和马英龙事例时，可以看出，那个已经终结了的“精英教育秩序”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当作为旁观者的社会成员为北大学子“沦为”小商贩而唏嘘时，制约他们行为的仍然是“精英教育秩序”，在他们看来，大学生是精英，是社会的上层群体，这种“屈身”小商贩的行为强烈地颠覆了这部分社会成员的世界观，或曰记忆痕迹。那位拾荒9年供子女读完大学的伟大母亲，其辛苦自己的最大动力便是希望带给孩子一个理想的未来，在她的世界里，这个理想需要借助高等教育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为武小峰感慨的人们与冯英龙母亲所认识的高等教育是一样的，仍旧是那个已经退出了国家正式制度舞台的“精英教育”，而左右着他们行为的也正是所谓的“精英教育秩序”。

本文称这种制约参与武小峰、冯英龙事例人们想法、行为的秩序为象征性秩序，它并非旧有秩序的实体性存在，而是一种旧有秩序在社会成员观念中的符号性存在，这种象征性秩序有其特有的生成和作用机制，并且存在于社会的特定领域当中。

四、高等教育领域中的象征性秩序及其生成机制

象征性秩序属于一种旧有秩序的观念性存在，虽然不为国家正式制度所承认，却存在于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观念之中，死而不僵，长期地制约着这部分人群的社会行为，进而造成他们相对于现有秩序框架的“失范行为”。在高等教育领域中，象征性秩序也一定程度地存在着，同时由其导致的相对“失范行为”也屡有发生，具体而言，一部分受到孕育“象征性秩序”的“精英教育秩序”制约的社会成员，习惯性地参照“精英教育秩序”开展社会行为，如同前文分析武小峰、冯英龙事例中的社会成员一般，这必然导致他们在“大众教育秩序”框架内的“行为失范”，最终累积成一系列高等教育问题的根源。

高等教育领域中象征性秩序的出现，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完整生成机制的产物。索绪尔在其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进入人们观念中的符号是一种二元存在，由所指和能指两部分构成，在某种社会力量的作用之下，原本统一的二元符号就可能出现分离，由于既有规则作用下的能指曾长期象征所指内容，就使得失去能指部分的符号（仅存所指部分）又得以被理解为一个完整的社会符号，而由这些实质上并不完整符号所构成的高等教育秩序就是本文所称的象征性秩序，这一过程便是象征性秩序的生成机制，其也是一个多种社会因素参与下的综合作用机制。

第一，发生在高等教育领域内部的制度变迁，导致了传统精英教育秩序向当今大众教育秩序的转变，其也同时导致了高等教育秩序中众多符号的二元分离。在1997年以前的精英教育秩序阶段，作为教育秩序中最重要“社会存在”的大学生，是社会的稀缺资源，被视为天之骄子、社会精英，从他们进入大学时所享受的国家巨额财政补贴，到毕业时的国家统包分配，都决定着将来的他们是享有稳定收入和较高地位的国家干部，这一切都成为长久存在于人们观念中的符号。但在计划经济秩序向市场经济秩序转变的社会宏观背景条件下，在短短的十年内便发生了高等教育秩序的剧烈变化，大众教育秩序的迅速到来，使得原有秩序内的众多符号都出现了二元分离状况，其中最为重要的大学生符号在分离之后，其能指部分依然象征着此前的“精英”，而非当今社会中的“大众”，这一强烈反差严重地影响了大学生及其身边社会成员的思想与行为，而从当今大众教育秩序视角看来，这部分仍受到传统精英教育秩序制约的社会成员所开展的行为，便成为过分倚重高等教育或偏高的就业眼光等 “问题”。这便是本文寻得的诸多高等教育问题的秩序根源。

第二，文化堕距现象是孕育象征性秩序的传统精英教育秩序继续存留的重要条件。美国学者奥格本认为，文化中相互依赖的各组成部分，在发生变迁时，各部分的变迁速度不一致，国家的正式制度快于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结果就会造成各部分之间的不平衡、差距、错位，即所谓的文化堕距现象 [12 ]。高等教育领域中发生的制度变迁，使得传统的精英教育秩序彻底地退出了国家正式制度舞台，但存于社会成员观念等非正式制度范围内的传统精英教育秩序镜像却远没有那般迅速地撤退，且在文化堕距现象的作用之下，至今仍占据着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观念，成为一种不完整的符号秩序，这也为其后续作用的发挥准备了条件。

第三，符号象征作用与符号的存在，是高等教育领域中象征性秩序继续发挥作用的关键。在西方学术文献中，“符号”一词有两个语词与之对应，一是sign，另一为symbol，两者存在着细微的差别，《辞海》记载sign是“记号、标记、标志”，symbol除去（1）用以体现某种特殊意义的事物（即符号）之意外，还包括（2）以具体的事物体现某种特殊意义，“体现”的意义即是以符号“象征”现实事物，即符号具有象征作用，或者说象征是符号的作用机制。这种符号象征作用的存在，使得通过象征理解到的符号，可能不再是现实事物的全部，因为象征联系着的符号与现实事物都可能已经发生了改变。意大利学者乌蒙伯托·艾柯认为在社会规范的作用下，这种符号自身具有的象征作用还会导致人们符号的发生，当“社会规则必须且经常把符号与事件联系到一起”时 [13 ]，人们便能够依靠符号理解到一个完整符号所象征的社会实体现象。

传统精英教育秩序阶段，大学生符号长期地象征着天之骄子、社会精英和国家干部，已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传统意识或记忆痕迹，即使在高等教育秩序符号二元分离的状态之下，一部分社会成员仍然依据这些传统线索来判断、评价大学生和高等教育，可以说，在符号的推动下，象征着旧有精英教育秩序内容的象征性秩序又一次出现在社会现实舞台之上。

第四，社会行为的感性化是象征性秩序生成机制中的重要内容。社会成员为北大学子串糖葫芦行为的叹息可视为一种“符号”，伟大母亲为大学学费而辛苦自己可视为符号象征作用使然，这些偏高的就业眼光和过分倚重高等教育的行为都表明，传统的精英教育秩序仍然制约着他们，并使得其行为明显地呈现出感性化的特征，保守、传统、从众。国内学者刘少杰将这种遵循传统，带有模仿、从众性质的社会行为称为感性选择行为 [14 ]，认为其是一种有别于理性选择行为的社会行为类别，但其同样具有吉登斯“二重性理论”中建构和强化秩序的社会作用。

在象征性秩序继续制约着社会成员的情况下，社会成员的行为日益趋于保守、传统，另一方面，这种保守、传统的社会行为又会进一步强化这种象征性秩序，可以说，这种感性化的社会行为既是象征性秩序生成机制的一部分产品，同时又作为动力进一步强化着这种象征性秩序，最终维持了这一秩序的长期存在。

五、结 语

武小峰与冯英龙事例所折射出的社会态度表明，国家在精英教育阶段对高等教育的长期投入已经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国民对高等教育的认同与信仰已经初步建立，高等教育领域内部也实现了较高程度的整合。同时，虽然制度变迁导致大众教育秩序大行其道，但由于文化堕距等因素的影响，精英教育秩序得以象征性秩序的形式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

这种象征性秩序的存在，造成了两种高等教育秩序同时竞合于当下社会的局面，随着象征性秩序整合作用的持续发挥，受到该秩序制约的社会成员，一定程度地出现了“冲击”现有大众教育秩序的“失范行为”，这也是当前高等教育诸多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央视《社会记录》.北大毕业生卖糖葫芦事件始末[EB/OL]. http：///video/2006-02/15/content_41834 60.htm，2006-02-15/2012-04-21.

[2]王根荣，李先昭.“拾荒老娘”入选“中国网事感动2010”年度人物[EB/OL].http：///newmedia/2010 -12/23/c_12911892.htm，2006-02-15/2010-12-23.

[3]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4]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5]侯均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6]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M].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7]马克思·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胡景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8]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 康，李 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9]帕特里克·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M].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10]精华时报.回顾高等教育探索十年：就业压力成新问题[EB/OL].http：///edu/2011-01/04/c_1294 3261.htm，2011-01-04/2012-04-21.

[11]刘宇文，周凯兴.大众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质量观[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9，（3）：19.

[12]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征地制度论文篇10

关键词：税收文化；税收文化传统；税收文化建设

1、税收文化的含义

迄今为止，在财税著作中还很少发现税收文化的概念，它似乎是1个带有感彩的时尚新词，然而税收文化的历史同国家1样悠久，因为有国家就必须有税收收入，有税收收入就必然会形成税收文化。然而，目前在我国对于税收文化的含义尚无1个统1的观点。1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税收文化是税收人员在长期税收实践中形成并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职业道德和职业理念的总和，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管理功能。这种观点把税收文化看成是1种行政管理文化，认为税收文化的目的即是使广大税务人员形成1致认同的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调动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提高税务人员的素质。另1种观点认为，税收文化是指公民纳税意识的提高从而促使纳税人能自觉的依从税法。这种观点认为，在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广大纳税人缺乏税收意识，税收文化的目的即在于使纳税人自愿依从税法，消除税收文盲现象。还有人把税收文化理解为税收的历史轨迹，典章制度，言论著述，教育培训以及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

以上3种观点都强调应从我国税收征纳的实践去把握税收文化的概念。但前两种观点把税收文化的概念分别局限于强调征税人的管理和纳税人的税收意识，而第3种观点又过于强调税收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忽视了税收文化的内在要素构成。实际上，“税收文化”可以分解为“税收”和“文化”两部分。文化，从社会存在的意义上说，就是历史演进过程的沉淀及其轨迹，量化为所谓传统文化，质化为所谓文化传统。而税收作为1个历史范畴，它的历史轨迹映印着国家权力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步履和足迹。因此，由不同的历史土壤滋生和催长的税收实际上承载和积淀着极其深厚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逐渐衍生为特定的税收精神，形成特定的社会心理和税收环境。这种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围绕税收而形成的并影响国家税收的全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总和就是税收文化，它包括财税体制、税收法规、税收监管、税务人员和纳税人等要素。显然，分析我国的税收文化必须考虑我国税收文化的历史，即我国的传统税收文化。

2、我国的传统税收文化

我国的税收文化历史悠久，“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司马迁语），说明随着中华民族第1个国家—夏朝的建立，为满足国家财政运转需要的赋税也随之出现。从税收制度的雏形（夏商周的贡助彻）到税收制度的确立（鲁国的初税亩），再到税收制度1系列变革（战国的租赋制，隋代的租调制，唐代的两税法，明代的1条鞭法），传统税收的根本制度和主要精神基本保持不变，从而积淀成我国的税收文化传统。

（1）我国传统税收文化的优点

在我国几千年的税收文化中，有许多值得肯定的传统。有“富民强国”的民本主义思想，如“仁政惠民”、“与民休息”等；有重视税源涵养的思想，如用财、聚财、生财的3财之道治税理论等；有强调税收促进生产发展的思想，如轻赋薄徭、以农为本等；有发挥税收的社会调控功能的思想，如实施均输平准、设立常平仓等。

（2）我国传统税收文化的弊端

我国的传统税收文化植根于中国宗法社会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和大1统中央集权的政治上层建筑之中，因此，中国宗法社会特有的家国同构造成的政治伦理化倾向对传统政治文化和税收文化影响颇深，由此造成的我国传统税收文化的弊端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弊端之1是作为税负承担者的社会成员和拥有征税权的政府之间的权利、义务的不对等性。古代中国是1个封建君主专制的臣民社会，统治者与百姓是君臣关系，统治者至高无上，庶民伏地称臣。在这种“家天下”的宗法社会里，税收被认为是作为“子民”的臣民对作为“父母”的君主的无条件的供奉，是无权利的义务。同时，立法权操持在君主1人手中，君主可以无需争得公民同意、无需承担什么义务而任意开征新税。弊端之2是征税权力的人治特征和随意性。与纳税人形成的“皇粮国税”非交不可的强制性义务观相反，对拥有立法权、征税权的权力者而言，法只是手中把玩的道具，因而出现所谓“人情大于王法”等现象。由于征税与纳税体现了1种君父和臣民般的身份，因此，不纳税成了有地位、有身份的象征，皇亲国戚或功勋显著者就享有免税特权，这更巩固了人们对不纳税身份的崇拜心理，并逐渐形成了对税收的片面认识，认为税收如同洪水猛兽，收税就是苛政，只有“不纳粮的闯王”才值得欢迎。弊端之3是重农抑商的农本主义特性。我国自春秋战国以来，政治家的主流思想1直强调农业为本，工商为末。在税收上就是限制农民弃农经商，对工商业课以重税，并在各方面加强对商人的压制和剥夺。这种农本主义特性加上我国文化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使商人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严重压抑了商品经济的自然发展。

3、我国税收文化的现状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210多年来，在汲取我国传统税收文化中优良因素的基础上，随着财税体制的规范、税收征管的完善、税法的普及以及纳税人和税务人员素质的提高，我国公开、公平、公正的税收法制环境逐步取得成效，良好的税收文化已在我国初步形成。然而，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作为政治文化1部分的税收文化也随着经济体制的变迁而处于变革之中。由于税收文化是由1系列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等要素构成的，当这些不同要素的发展速度不同时，就会出现税收文化的混乱和滞后现象。在我国税收文化传统中的不良税收文化因素尚未清除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就更加明显。

（1）纳税人与征税人的地位不平等

在现代民主国家里，纳税是民主政治的体现，不但纳税人之间平等，纳税人和征税人之间也应是平等的。但我们传统的认识是国家是领导人民的，（虽然也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在具体事务关系上，很难体现这1点。）税务机关代表国家，当然也居于领导地位，发号施令、言出法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百姓则处于被领导的地位，不管税务机关的决定是否公正合理，必须服从。当然，从理论上税，纳税人对不合理的决定有权抗争，但由于国家和百姓地位错位，这项规定很难实行。例如，许多纳税人交纳个人所得税而拿不到正式的法定收据—税务机关的发票，至多只有代扣代缴单位开的白条收据。纳税人交钱纳税，征税人却怕麻烦而不开收据，这典型说明了双方地位的不平等。

（2）由于征税方权利大于义务而带来的征税权的随意性

在传统的人治文化影响下，时至今日，许多税务人员在心中仍只有权力没有义务的意识，仍未真正确立依法治税的观念。在现实中，道德观还不时地左右着法制观，荣誉感还在1定程度上作为衡量税收征缴的是非标准，“纳税光荣”长期来也1直成为税务机关广为宣传的颂词。正是在这种治税意识下，税务机关中不遵循税法要求、随意性减免税收、税外收费等问题长期得不到纠治，“收人情税、关系税，以补代罚、以罚代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等现象仍时有发生。而这种征税权力的人治性在税收政策上的表现就是计划纳税。虽然我国早已提出“依法治国”和“依法治税”的概念，但在事实上多半还是按计划征税，实行指令性的税收计划。如果税务机关到了年底尚未完成税收计划，多在计划之外去征税补足。相反，未到年终税收计划已完成，则为了不做大基数，加大来年的收入任务，以后征税10分消极。这种行为不仅带来了地方干预、长官意志，还干扰税源，侵蚀税基，造成了税负的区域不平等现象。

（3）由于纳税人义务大于权利而带来的纳税意识的漠然性

我国传统上的仇税嫉税心理在建国初期达到了极致，当时广大群众以“民国万税”为旧社会的主要特征，把个人不纳税的“大锅饭”体制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虽然在改革后人们对税收的认识逐渐加深，但与国外流传的“惟有死亡和税收是不可避免的”相反，在我国部分纳税人中流传的则是“要致富，吃税务”，这集中的表现为他们对税收了解的肤浅性、对税法熟悉的局限性、履行纳税义务上的逃避性以及行使纳税人权力的集体无意识性。而这种意识的根源则在于纳税人权力和义务的严重非均等状态。由于我国长期把纳税“义务说”当作课税的理论依据，过多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特点，强调纳税是每1个社会成员应尽的义务，而很少顾及纳税人应享有的权利，致使广大纳税人只承担纳税义务而享受不到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以致产生对纳税的反感和对征税的抵触心理。

（4）体制环境存在的问题

除了征纳双方外，影响税收文化的其它1些因素的缺陷也加剧了税收文化的混乱。首先是“抑商”的文化传统阻碍了税收文化的完善。无论是在建国初遏制私营工商业发展的大1统的公有制经济中，还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中，“无商不奸”的传统思想使许多人对私营企业主仍存有偏见，甚至在当今社会贫富拉大的情况下产生了仇富心理。其次是在改革以前的苏联模式的财税体制下，税收作为国家的1项职能被异化为国家主义的机制，其后又出现了非税论和税收万能论的思潮，使我国对税收的职能始终界定不清，税收文化更是无法得以发展。而目前的各级政府间税权关系不清及政府与国企关系理不顺依然未能提供1个促进税收文化发展的体制环境。最后是税收立法工作的滞后和税种体系结构的不健全，在1定程度上阻碍了税收目标的实现，不利于良好税收文化的形成。

4、我国税收文化的建设与完善

完善我国的税收文化就必须要明确税收文化的内涵，税收文化的建设并不只是税务机关单方面的职责，也不仅仅是提高纳税人的税收意识和社会上的纳税氛围，而是1个从完善财税体系、健全税收法规、加强税收监管到提高征税人素质和纳税人意识的各要素互相联系的系统工程。要建设完善这1系统工程应着重加强以下3个方面的建设。

（1）加强理论建设，（2）更新思想观念

税收文化建设首先应从理论上入手，进行税收文化理论的研究，以此引导征纳双方的思维、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第1，针对我国税收文化理论上的混乱现状，界定税收文化的合理范围，加强税收文化的理论研究。同时，批判吸收其他国家尤其是转轨国家税收文化的理论观点，结合我国国情加以分析和利用。第2，对纳税人而言，应通过税法的宣传教育，使纳税人弱化“纳税光荣论”，认识到依法纳税并非光荣与否的道德问题，而是守法与否、大是大非的法律问题。第3，对税收机关而言，要实现由单纯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角色转变，树立现代税收服务观，把为纳税人服务、让纳税人满意作为税收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并将税收服务贯穿于税收征管、稽查、监控和培养税源的全过程。第4，对政府机关而言，各级政府应更新税收观念，认识到为政必须理财，理财必先治税，治税重在依法；坚持依法治税，重在依法治官，严在依法治权。

（3）加强制度建设，（4）改进工作方式

税收文化制度是税收文化的核心和准则，它既通过固定的行为规范，推动税收文化理论的发展，又将其成果作用于税收文化的行为。第1，要注重税收文化的物质基础即税收活动中1切有形实体的建设与完善，它是保证税收功能有效发挥，实现税收文化目标的客观条件。如健全税收征管手段和设备、提高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改善纳税人申报和税务人员工作的环境等。第2，在工作服务上，要优化服务方式，拓展服务领域。如开通税法咨询热线、推行多元化的纳税申报方式、设立相对独立的税收服务组织机构并把税收服务的窗口延伸到纳税人中去等。第3，在税法宣传上，要贴近百姓生活，实际而具体。如通过对公共建设运用多少税收收入、效率如何以及低保解决了多少人的温饱等的宣传，让人们切实认识到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同时要运用多种宣传方式，如通过开展知识竞赛宣传税法、在发票上印制税收小知识等。第4，完善我国财税体制，使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关系分明、政府与企业的上缴利税关系分明、企业与员工的代扣代缴关系分明，为税收文化的完善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第5，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法体系，考虑制定税收基本法，并充实有关纳税人权利的内容，作为税务机关在征税工作中尊重纳税人的行为准则。同时要构建税收的司法保障体系，并研究设立税务警察和税务法庭。第6，加强税务系统自身的制度建设，如建立领导责任制、首问负责制、行为规范制度及监察处罚制度等。

（5）加强行为建设，（6）塑造良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