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拆迁相关法律法规十篇

征地拆迁相关法律法规篇1

我国对于城市房屋拆迁问题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对集体土地征用中的房屋拆迁，由于情况较复杂，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和颁布专门的法规，土地管理法只规定了征用集体土地的相关程序，而对征地过程中的房屋拆迁操作办法及相应的补偿标准并无具体规定，因此对征地拆迁问题的解决，缺少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据。因此，国家应针对农村土地征收拆迁中存在的问题，从立法、司法及社会相关方面予以关注和重视，加快土地征地拆迁立法，依法明确农村土地征用、征收中的权利主体，征占范围和程序，补偿标准，分配主体和范围，使征地拆迁的补偿建立在一个有法可依便于操作的基础上，消除法律界限不明带来的执法不统一问题，通过平衡国家、集体、农民三方利益，为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可依的保证。就目前在集体土地征用中房屋拆迁的有关问题，并结合当前法律、法规，阐述集体土地征用中房屋拆迁与城市房屋拆迁的区别以及在集体土地征用中房屋拆迁应注意的有关问题：

一、集体土地征用中房屋拆迁与城市房屋拆迁的区别

征地拆迁是指国家因公共利益的需要，经依法批准将集体所有地土地征为国有后，对原集体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进行强制拆迁，并给予补偿的行为。城市房屋拆迁是指因城市建设项目的需要，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拆迁单位（拆迁人）与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被拆迁人）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按照协议实施房屋拆迁的行为。我国法律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国有土地地上建筑物的拆迁，属于城市房屋拆迁的范畴，适用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而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地上建筑物的拆迁，属于集体土地征用中房屋拆迁范畴，适用《土地管理法》有关征地补偿安置的规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分别是城市房屋拆迁和集体土地征用中房屋拆迁的主管机关。由此可见，集体土地征用中房屋拆迁与城市房屋拆迁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拆迁活动，其各自遵循不同的程序和规则来实施。由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很难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致使集体土地征用中房屋拆迁与城市房屋拆迁在补偿安置方面存在高低不等的标准，在拆迁中，两种补偿安置标准的选择适用，往往成为当事人各方争议的一个焦点。

二、集体土地征用中房屋拆迁应注意的问题

1、依法办理征地审批手续。因建设项目需要拆迁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其前提是该土地被批准征用。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化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依照法律规定因建设项目需要用地的首先应将集体土地征为国有，如项目建设不把集体土地依法征用为国有土地就实施房屋拆迁，从根本上违背了我国土地管理法的基本规定，没有土地征用审批手续，就没有拆迁集体土地上房屋的合法根据，边拆迁，边征地、先拆迁，后征地，都在法律禁止之列。

2、征地管理部门按征地被批准方案实施并拆迁公告。征用土地方案经批准后，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在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范围内予以公布。公告内容应包括批准征地机关、批准文号、征用土地的用途、范围、面积以及征地补偿标准、人员安置办法和办理征土补偿的期限等，尤其是集体土地征用中需拆迁房屋的，应在公告中明确被拆迁人应当在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同时可通知有关部门在拆迁用地范围内暂停办理户口的迁入、分户；房屋的买卖、交换、翻建、租赁、抵押；核发营业执照等事宜。

3、拆迁主体要有合法的资格并按程序规定拆迁。在征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过程中，有些拆迁主体是县、区政府，有些是乡、镇政府，还有的是无拆迁资质的有关部门，拆迁主体比较混乱，实际操作很不规范。目前，虽然对集体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我国还没有一部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但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还是应按照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由县、区以上土地管理部门组织实施拆迁或委托县、区级土地管理部门实施拆迁为宜。而对房屋拆迁的程序具体可以参照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4、拆迁并进行房屋市场评估、拆迁补偿标准要统一。由于集体土地征用中房屋拆迁，没有一部较完善、完备的法律法规，且对房屋拆迁的补偿安置标准又不适用城市房屋拆迁的规定，所以造成拆迁补偿安置标准不统一。有的农户在期限内搬迁而所得补偿不如后搬迁的农户，使拆迁工作增加难度，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容易引起矛盾，造成农户到处上访、哄闹，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为此，对集体土地征用中房屋拆迁，可根据拆一还一，不低于原来水平的原则，按房屋原有建筑物的结构类型和建筑面积的大小给予合理的补偿，或由政府统一筹建安置房或农民公寓、有条件的附近安排宅基地等进行合理安排安置。对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进行评估时，应征求农户意见，提供由三家具有省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三级以上的房地产评估资质机构进行评估，由被拆迁人优先选择评估机构，对收征地上的被拆迁房进行市场评估。

征地拆迁相关法律法规篇2

论文关键词 征地拆迁 职务犯罪 预防

征地拆迁是一个地方建设发展的关键环节，是一项事关民生的重要工程。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城市征地拆迁规模的不断扩大，征地拆迁领域已经成为职务犯罪案件的高发领域。笔者参与厦门市翔安区征地拆迁工作已近一年，将结合工作体验，在本文中谈谈对征拆领域职务犯罪预防的几点认识。

一、征地拆迁领域职务犯罪的主要特点

（一）犯罪主体多为基层工作人员，涉案主体身份多元化

目前征地拆迁工作任务主要下派到各个镇街，镇街工作人员以及村干部等基层工作人员成为了征地拆迁的主力军，承担着大部分的征地拆迁工作，也成了征地拆迁领域职务犯罪的主要犯罪主体。同时，征地拆迁的工作人员身份复杂，既有临时聘用人员，村干部小组长，也有借调自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还涉及到拆迁公司、评估公司等多个单位，因此征地拆迁职务犯罪领域的涉案主体具有多元化特点。

（二）共同犯罪较为突出，窝案串案多

征地拆迁补偿的关口较多，程序复杂，单独作案的可能性较低，往往都是测绘人员、验收人员、审批领导之间互相勾结，甚至是征地拆迁工作人员之间或者征地拆迁工作人员与被拆迁户之间的蓄意串通，利用工作上的便利条件，采取虚报面积、违章建房等方法共同犯罪，形成腐败群体。他们除了在一件事情上相互关联发生串案外，还由于相互勾结而产生窝案。

（三）涉案金额大，作案手段多样

征地拆迁领域犯罪的涉案金额往往较大，我院查处的欧厝村村干部伙同村民骗取国家海域退养补偿款一案的涉案金额就高达184万元。从作案手段上来看，既有工作人员利用经手管理补偿款的职务之便，贪污、挪用补偿款；拆迁工作人员与被动迁人员相勾结，突击搭建建筑物，虚增面积，骗取补偿款后共同瓜分，甚至是征地拆迁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直接套取补偿款后侵吞；征地拆迁工作人员在征拆工作中，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被拆迁对象贿赂，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涉嫌滥用职权、受贿犯罪；还有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致使国家拆迁补偿款被骗等等。

（四）社会危害大

征地拆迁领域职务犯罪的危害后果是多元的，一旦有人通过非法手段从征地拆迁工作中获取了非法利益，便容易在群众中形成不良导向，引发更多犯罪。同时征地拆迁工作直接涉及到群众的切身利益，一旦发生职务犯罪，不仅造成了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且容易导致群众的强烈不满，激发社会矛盾，引发上访等群众事件，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形象，破坏社会和谐稳定。

二、征地拆迁领域职务犯罪的原因分析

（一）主观原因

征地拆迁工作人员组成复杂，管理弱化，素质参差不齐，很多工作人员文化水平不高，法律意识淡薄，缺乏专业知识、党性修养和依法行政观念，宗旨意识淡化。由于征地拆迁工作特殊，流动性大，惩处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工作人员在受到外界诱惑时难免会抱有侥幸心理，而征地拆迁小组几乎都是临时组成的工作组织，难以形成完善的工作机制对工作人员进行监管，加上部分负责征地拆迁监督的干部责任心不强，不善监督、不愿监督、不敢监督，对大部分情况只限于纸上监督而缺乏实地考核，也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监管空白，给犯罪分子留下了钻漏洞的空间。

（二）客观原因

1.法律法规不完善，政策制定落后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我国并未制定单行法来规范集体土地的征地拆迁工作，虽然《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和《物权法》上有少许的规定，但是仍留有大部分的法律空白，法律法规的不完善直接导致了征地拆迁工作没有规范性文件可以做依据，更多的只能是依靠地区经验和习惯做法。

从政策角度看，虽然各地政府都出台了征地拆迁标准，但现行政策标准滞后，随意性大，且存在着同一地区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无法满足征地拆迁工作的实际需求。一方面同一地区征地拆迁标准的不统一，使得被征拆人为了获取更多的补偿，想方设法找上工作人员，甚至是送礼行贿，使得一些经不起诱惑工作人员走上职务犯罪的道路；另一方面，法律法规和政策的不完善使得工作人员在政策把握、权属认定、测算方法、补偿款标准上有较大的可操作空间，造成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和模糊的弹性空间，随意提高补偿标准，虚报面积数量，为被征拆人谋取利益，甚至与被拆迁人相互勾结，抬高标准，从中获取利益。

2.征地拆迁操作程序不严谨，管理缺位

一是临时设立的征地拆迁办事机构缺乏长效的工作机制，对征地拆迁中的土地房屋勘查丈量、套用补偿标准、补偿款的发放等关键环节缺乏规范的操作流程；拆迁补偿资料固定、归档工作不规范，管理混乱，造成有关人员轻易伪造纂改拆迁补偿资料。

二是工作随意性大。在具体征地拆迁工作中，有些工作人员没有严格按照工作方案的要求和征地拆迁操作程序去开展工作，工作程序不规范，工作透明度不高，随意性大，甚至出现其个别领导说了算。

3.操作过程透明度不够，监督流于形式

一是公开性不强。虽然现在要求对征地拆迁补偿必须进行公示，但是由于存在制度规定上的漏洞，许多征地拆迁项目并没有做到完全公之于众，公示流于形式，没有真正起到使征地拆迁过程透明化的作用。由于很多地方的拆迁工作过程不公开、不透明，群众无法参与到监督工作中，为不法分子搞暗箱操作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二是缺乏透明的制度。由于缺乏规范的征地拆迁工作流程，特别是在一些关键环节，缺乏公开、公正、透明的制度，暗箱操作屡禁不止。透明度不足，客观上为少数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留下了空隙和漏洞。

三是监督的不到位。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城市房屋管理拆迁条例》规定，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拆迁管理办公室是拆迁工作的具体监督管理机构，土地管理部门负责与拆迁有关的土地管理工作。而在实际执行中，由于缺乏完善的监督工作机制和有效措施，城建、国土等部门几乎都没有对拆迁工作的进行实际的监督。征地拆迁补偿评估、测算等具体操作具有一定技术性，客观上给监督带来了难度。操作过程中多是听汇报，看资料，缺乏实质性的监督，加之拆迁完成后就无法查验核实的特点，导致无法实现事后监督。在整个征地拆迁过程中，事前缺乏对机构和人员的监督，事中缺乏对工作程序的监督，事后无法对工作内容进行监督，征地拆迁几乎在真空中运行，最终导致监管缺位。

4.行政命令式的征拆任务

征地拆迁工作时间紧、压力大、任务繁重。上级部门往往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对下达的征地拆迁任务规定了完成时间，这种命令式层层分解指标的工作要求，使拆迁工作人员背负着很大的压力，为了尽快完成拆迁任务，部分工作人员往往抱着“赶进度、完任务”的心态，揣着明白装糊涂，不认真审核拆迁资料，甚至滥用职权，采用虚增拆迁面积土地面积，虚增补偿款等违规方法，来满足被征拆户的无理要求，达到被征拆户自愿拆迁的目的。

三、征地拆迁领域职务犯罪预防对策

（一）加强征拆工作人员的主观世界改造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能为征地拆迁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有利条件。一方面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重要理论的学习，从思想上提升征拆工作人员的认识，增强党性修养和宗旨意识，牢固树立以民为本的理念，端正人民公仆的定位，提高责任感和使命感，教育和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权力观、利益观，筑牢拒腐防变的“灵魂”工程；另一方面要加强专业培训和法律知识普及，可以采取知识讲座等形式对工作人员进行专业知识的培训，增强工作人员的专业性，优化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同时可以联合检察院、纪委等部门，通过举办巡回检察、图片展览、案例教育、旁听庭审等形式，对工作人员的法律知识和依法行政理念进行普及，警钟长鸣，提高依法征拆的自觉性，预防征地拆迁领域职务犯罪的发生。

（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是依法征拆的重要前提，法律法规的缺位使得征拆工作进入盲区。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必须建立在对征地拆迁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之上，且涵盖到征地拆迁的各个方面，既要有对政府在征地拆迁过程中的准确定位，正确区分公益性用地和商业性用地，明确土地征用权和征用范围，还应该有完善的程序、统一的征地拆迁补偿方法，补偿标准、实施细则和补偿机制，规范征地拆迁的工作流程，避免征地拆迁工作的随意性和操作空间，使征地拆迁工作真正回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和规范化运作的轨道上来。

（三）提高征地拆迁工作的透明度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将征地拆迁工作透明化是保证征地拆迁工作健康发展的前提。在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等一系列程序中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实行透明化工作。一是建立健全征地拆迁领域信息公开制度，规范信息公开流程，真正做到征地拆迁工作的透明化。既要对征地拆迁政策、面积、补偿安置标准进行公开，也要对被拆迁的产权人、附属物、补偿金额等具体事项向群众公开。二是要多渠道进行信息公开。可采用在被拆地段设立公示栏进行公开，同时也应将相关信息到互联网和当地报刊进行公示，公布拆迁单位及工作人员身份，公开举报电话、接待信访时间等投诉和复议渠道，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真正做到阳光拆迁。三是要将信息公开制度贯穿于征地拆迁的全过程。在征地拆迁前举行听证，向群众宣传讲解征地拆迁补偿文件和操作程序，让群众了解正当的程序和标准；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及时将征拆的进展情况进行公示；征地拆迁完成后，对完成征地拆迁的全过程进行公开，细化到各个流程，真正实现以公开促监督。

征地拆迁相关法律法规篇3

【关键词】房屋拆迁；法律制度；完善

我们国家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大规模的对城市进行改造和扩张。在这浩大的拆迁工程中，由于我国目前在这方面法律制度的不完善造成了许多的人间悲剧。如南京市民翁彪自焚抵抗拆迁事件；北京海淀区住在长春桥的一户人家，半夜遭突袭被困绑扔出自家房屋后被强行拆除房屋事件；湖南嘉禾“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株连九族式的强拆事件等等。从这些惨烈的拆迁事件中无不体现着城市改造和扩建拆迁过程中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的严重缺陷。

一、城市房屋拆迁中存在的问题

城市房屋拆迁，是指建设单位根据规划要求和政府审批的用地文件，在取得拆迁许可证的情况下，依法拆除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单位和居民房，并对相关权益人所受损失予以补偿的一系列法律行为。目前，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存在很多的现实问题。如在拆迁许可方面，拆迁许可行为本身是行政许可行为，所以对所拆迁的房屋必须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为目的。但是由于在这方面法律法规并没有具体的做出规范，这样也导致了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政府都可以颁发拆迁许可，这就容易为不法商家开了路子，官商相互勾搭，损害无辜老百姓的利益。还有，政府一旦许可拆迁，相关产权单位常常于老百姓的性命以不顾，采取断水、断电、甚至捆绑等粗暴野蛮的手段，同时又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具体的来约束政府这种野蛮式的强制拆迁行为。同时在拆迁补偿方面也是问题重重，如补偿范围不全面、补偿方式不具体、补偿标准不明确等等。在被拆迁人感到自己大利益正遭受迫害时，面对势力强大的政府、商人们，却没有法律的救济以之相抵抗。所以绝望的人们只能用鱼死网破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利益与尊严。这种消极的方式真的是无奈之举，也反映出了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上的弊端。

二、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相关法律制度的不足

（一）《条例》存在的问题

国务院制定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以及地方政府根据《条例》制定的一些法规和规章则是现实中城市房屋拆迁直接适用最多的依据，因此它与当事人利益最密切相关。但是《条例》这部行政法规从立法到实施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与不足，故其并不能有效的保障好、维护好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如在《条例》中，房屋拆迁与安置的具体规定里补偿却与征收程序划分开，并且《条例》中过多的给予政府权力。

1、颁发拆迁许可证的过度授权

在基于公共利益为目的，需要对城市房屋进行拆迁，应由政府有关部门来颁发拆迁许可证，决定权在于政府。但“商业性”城市房屋拆迁是出于商业利益的目的而进行的行为，被拆迁人与拆迁人的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两者的关系是平等的民事关系，应当适用合同法有关规定。在城市房屋“商业性”的拆迁中，政府相关部门不应过分的参与进来，如果财产所有人不同意转让其财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买”。 但在现行的《条例》中不论基于何种目的而进行的房屋拆迁的授权均由政府来决定。这就意味着不管是出于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拆迁，还是商业化的拆迁，政府都有房屋的拆迁决定权。这就使的开发商可以不经产权人的同意通过一些手段就可以获得拆迁审批机关颁发的拆迁许可证了。

2、政府作为拆迁补偿裁决者的不适当

根据《条例》第16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可是在现实中政府出于自己做为颁发拆迁许可证者，为了保证自己的政绩和维护所谓的权威及某些经济上厉害关系上的考虑，其裁决的结果是很难维护到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的。

3、政府强制拆迁的权力过大

根据《条例》第17条的规定：“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政府往往借助这条法规也对商业性的拆迁进行强制拆迁。同时该法条也没有明确规定政府在强制强拆中的手段与方式以及相关责任，这使得政府在强制拆迁中大量的使用野蛮、粗暴、恐吓等方式进行。

（二）现行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1、补偿范围的缺陷

目前，我国的城市拆迁补偿范围已有了比较全面的规定，但是仍然有一些美中不足，在解决某些地域或者个案中的拆迁问题时，因情况的特殊就显现出问题来。比如当被拆迁人的房屋是其唯一的谋生生存的工具，因拆迁导致被拆迁人失去生活经济来源或者该房子地处繁华闹市有较高的商业机遇、长期积累形成的老字号传统文化街等等的间接损失也应适当的考虑将其作为补偿的范围。

2、补偿方式的缺陷

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对房屋拆迁补偿方式有两种，即货币安置和房屋产权调换，但是在实践中，究竟怎么选择，由谁来做出选择，能不能实行两种方式相结合却没有具体的规定。这在开发商利用主城旧城改造开发新项目中非常突出的问题。这些都是由于法律规定缺失导致实践中出现的难以处理的问题，导致现实中发生很多纠纷。

3、补偿标准的缺陷

在城市房屋拆迁的补偿标准方面，目前要综合考虑被拆迁房屋的面积、所在地段、用途等方面的因素，以市场评估的价格来确定，以货币补偿和房屋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城市房屋拆迁的补偿，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拆迁纠纷有所减少，但是仍然有美中不足的地方。补偿标准的计算问题仍存在漏洞，这主要体现在评估机构和评估结果方面，这两个方面能否公正合理是有效维护被拆迁人合法合理权益的关键，可是目前我国在法律法规上并没有对这方面做出相应的规定。也因为如此，在现实中委托人和评价机构为了满足各自的经济利益的需要，暗中勾结，做出不真实的严重违背市场价格的房屋评估。使得被拆迁人的利益受到侵害。

（三）保护被拆迁人利益救济方式的不足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纠纷主要是拆迁补偿安置方面的民事纠纷。根据《条例》第16条规定可知当事人当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达不成时可根据自身情况自行选择申请行政裁决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中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并告知当事人可以按照《条例》第16条的规定向有关部门申请裁决。这就变成被拆迁人要先去裁决，才可以提讼，裁决变成了诉讼的前置程序了。这就变相的被剥夺了被拆迁人的诉权。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对此类诉讼案件不予受理，这解释显然是不合理的。另外，在基于公共利益而对城市房屋进行行政强制拆迁中，对于行政强制拆迁这个行为，并没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对其性质进行明确的规定。为此被拆迁人对行政强制拆迁本身不满意时就无门可诉了。

三、完善当前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的对策

要改变上述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上的问题，推进我国法制建设，应该从根源上解决下列问题：

（一）严格区分城市房屋拆迁的“公益性”与“商业性”， 切断政府与开发商的利益关系，政府拆迁与商业拆迁彻底划分开

在我国，目前并没有任何法律性文件对城市房屋拆迁的“公益性”进行定义，这也为此给一些不安好心的人钻了法律的空子。因此，“公益性”拆迁中公共利益的界定应以立法的形式尽可能列举出来。例如根据我国物权法的规定，必须是在为了国防、交通、公共医疗、公共教育等等这样一些为了公共利益的事业才能够对土地进行征收。

在城市房屋“商业性”的拆迁中，拆迁人和被拆迁人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政府有关部门不应过分的参与进来。整个活动应该以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民事法律关系为主线，政府只有在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达成拆迁协议后才能行使行政许可权。同时在拆迁人与别拆迁人在拆迁补偿出现矛盾时，也不应由政府作为裁决者的身份出面解决，双方的矛盾应自行协商解决或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政府更不能为商业性质的城市房屋拆迁出面进行强制拆迁。如果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达不成拆迁协议，被拆迁人有权拒绝将自己的房产权证卖给开发商。总而言之在城市房屋拆迁的“商业性”中应以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民事法律关系为核心。

（二）法律应规范政府相关部门强制拆迁的行为

立法机构应制定相关法律明确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及其委托实施征收补偿与搬迁的单位在“公益性”拆迁中，不能以暴力、胁迫等其他非法手段对被搬迁人实施搬迁，违反规定的直接负责主管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对其要依法给予处分或追究法律责任。还应当废除在商业拆迁中适用的行政裁判制度，只有经过法院的判决才能进行强制拆迁。这样才能有效限制强制拆迁权的滥用，规范强制拆迁的行使。

（三）完善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原则、补偿标准

我国宪法与物权法中没有指导性的补偿原则，只规定对于房屋拆迁应当补偿，根据我国的国情，应把“充分补偿”作为补偿原则，明确了补偿原则，才更能使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更有效更合理的保护。在确立了补偿原则的前提下，应当尽可能详尽的完善补偿标准，使得被拆迁人不因搬迁而导致生活质量下降。具体方法有：都把房屋的面积、位置、用途、附属物等考虑进去，把拆迁补偿问题民事化，使得被拆迁人和拆迁人处于平等对立地位，按照市场的经济习惯，平等、自愿、公平的进行诚实信用的交易，或由中立的评估方对被拆迁的房屋进行市场房屋评估。

（四）征收房屋前必须公开听证，以完善拆迁程序的公正性，并强化被拆迁人的救济途径

相关的政府部门应当在规划方案的制定、拆迁许可证授予前将房屋征收目的、征收的范围、实施期限等事项予以公告，使之相关的信息公开、透明化。还有为了使公众能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意见，政府的相关部门应当开展听证会、论证会等多种方式，听取征求被征收人、公众、专家的意见，同时对公众和专家提出的意见应当及时的公布。政府只有在征求被征收人、公众、专家意见，同时他们意见相对统一的前提下才能做出房屋征收决定；如果存在重大争议的则必需报请上一级政府做裁决，只有经过上级政府做出裁决后，有关政府的工作部门才可以做出房屋征收的决定 。

当有关政府工作部门做出房屋征收决定后，被征收人还有与房屋征收决定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对该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商业性”拆迁中，开发商与被拆迁人就拆迁补偿协议产生的纠纷，被拆迁应该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如果被拆迁人不同意签署该协议的，被拆迁人有权拒绝搬迁。此时政府就不能向开发商颁发拆迁许可，更不可以对被拆迁人进行强制拆迁。

四、结语

《条例》的出台或许是历史不成熟背景下的产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例》越来越暴露出它的缺陷，也为此上演了许多的人间悲剧。在这血的教训下，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重审《条例》了。重视城市房屋拆迁法律问题，完善相对应的备套措施，是保障人们私有财产合法权益的最基本的屏障。当然上述的建议或许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目前城市房屋拆迁存在的问题，但是笔者始终坚信在众多法律人的努力下，我国的城市房屋拆迁问题能够得到重视和有效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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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地拆迁相关法律法规篇4

【关键词】 房屋拆迁暴力拆迁行政程序

近年来，由拆迁而引发的冲突、已经成为公众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城市房屋拆迁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但房屋拆迁中存在的 “强制拆迁”、“暴力拆迁”引发的暴力抗拆现象屡见不鲜，已经违反了社会常态。这些事件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从法律角度来看，程序上的缺陷，尤其是行政程序上的缺陷是产生诸多房屋拆迁问题的主要原因。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房屋拆迁行政程序的分析，结合国内有关房屋拆迁的规范性文件及其实施效果来研究如何规范政府行为，完善房屋拆迁的程序和制度；同时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了相关参考性建议，以期城市房屋拆迁的行政程序得到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一、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的行政程序

1、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的一般程序

（1）准备相应的文件材料。这些材料包括：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

（2）确定拆迁计划和方案。确定房屋拆迁范围，获取居住人口和房产情况资料，编制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

（3）主管部门30日内审查。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在收到拆迁申请30日内应当进行审查，审查内容包括：建设项目立项的批准文件和土地使用的批准文件是否合法；拆迁计划和方案是否合理；拆迁范围与批准的用地范围是否一致。

（4）获得拆迁许可证。

（5）拆迁公告。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应当制作拆迁公告，确定公告的内容，包括拆迁人、拆迁范围、拆迁期限和拆迁实施单位，在特定的比较醒目和易于公众阅读的地方张贴、宣传，并通知有关部门停止办理拆迁范围内的居民或居民分户户口的迁入。

（6）履行拆迁协议。由评估机构对被拆迁人的产权和附属物进行评估，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照规定，就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7）实施拆迁。拆迁人应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拆迁。被拆迁人在房屋拆迁公告规定的或者拆迁主管部门裁决做出的拆迁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绝拆迁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作出责令限期拆迁的决定，逾期不拆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

2、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中的行政行为

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现行适用的法律依据是2011年国务院制定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其中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房屋拆迁工作的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公布房屋拆迁公告，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对违法进行行政处罚。归纳起来，政府的行为主要有行政许可行为、行政合同行为、行政处罚行为、行政复议行为、行政监督和管理行为等，其中行政征用和行政裁决是土地征收和解决争议的重要环节，也是城市房屋拆迁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只有规范城市房屋拆迁中政府的行政行为，制定严格合法的行政程序才能避免暴力抗迁等恶性事件的发生，使城市房屋拆迁顺利进行。

二、国外城市房屋拆迁行政程序的特点

通过国际的眼光来研究中国的问题，对于弥补现行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缺陷，避免因拆迁引发的冲突、的发生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

1、西方各国公用土地行政征用程序的特点

西方各国宪法明确规定财产权不受非法剥夺，对行政征用行为进行法律上的规制。各国法律在明确授予政府财产征用权之外，对政府行政征用程序予以严格规定，强调行政征用的正当程序。具体包括行政征用立法程序、听证程序、强制拆迁程序、救济程序、行政裁决程序和诉讼程序等。以下是欧美主要国家的行政征收程序。

（1）美国。在美国，政府行政征用私人财产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正当的法律程序；公平合理的补偿；为公共目的使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非依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非有合理补偿，不得征用私有财产供公共使用。”其行政征用的法律程序包括：一是预告；二是政府对拟征收财产进行评估；三是向被征收方送交评估报告并提出补偿金的初次要约，被征方可以提出反要约；四是召开公开的听证会，说明征收行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如果被征收方对政府的征收本身提出质疑，可以提出司法挑战，迫使政府放弃征收行为；五是如果政府和被征收方在补偿金额上无法达成协议，通常由政府方将案件送交法院处理；六是法庭要求双方分别聘请的独立资产评估师提出评估报告并在法庭当庭交换；七是双方最后一次进行补偿金的平等协商，为和解争取最后的努力；八是如果双方不能达成一致，将由普通公民组成的民事陪审团来确定合理的补偿金；九是判决生效后，政府在30天内支付补偿金并取得被征收的财产。

（2）加拿大。在加拿大，政府行政征用土地必须遵循以下程序：一是土地征收机关向批准机关提出征地申请，土地征收机关通知被征收的正式登记的土地所有者，并在当地的定期报纸上每周1次连续3周公告有关征地内容；二是土地所有者可以在接到正式邮件或第一次公告3日后向批准机关提出书面申请要求举行听证会；三是调查委员会要在举行听证会前2周到现场察看并准备相关资料；四是调查官向批准机构提交报告，要综合双方的证据、意见，分析征地是否公平、正确、合理、必要性。

（3）法国。法国《人权宣言》第17 条确定了征收必须公平补偿被征收人的损失，且必须在占有被征收财产之前事先支付补偿。其的土地征收行政程序包括事前调查、批准公用目的、具置调查和可转让决定等几个部分。

一是事前调查。作为行政征用程序的开始，调查的目的是收集必要的信息和咨询意见，没有经过预先调查程序而批准的行政征用视为无效。二是批准公用目的。批准公用目的可以确定行政征用目的的合法性，但不具体规定可以转移的不动产，其决定作为行政机关进行行政征用和法院裁决所有权转移、确定行政征用补偿金额的合法依据。三是具置调查。为了确定可以转移的不动产，还必须由省长通过调查确定可转移不动产的具置以及应受补偿的不动产所有权人和有关利害关系人。四是可转让决定。省长依据具置调查的结论来决定可以转让的不动产的界限，同时宣布可以转让不动产。但决定仅规定可转让不动产的具置，并不产生实际转让效力，当事人也可以提起越权诉讼。

2、西方各国征地拆迁争议的解决程序

城市房屋拆迁中关于补偿、安置问题所产生的纠纷是目前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中一系列暴力冲突事件出现的主要原因。西方各国征地拆迁的争议主要是通过司法救助、听证等形式来解决的。

（1）美国。美国非常重视以司法程序来解决政府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的拆迁纠纷。美国实施城市房屋拆迁的主要法律依据是《重要空间法》，因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对私人财产实施强制征收。但是，其法律同时又规定，政府和公民具有平等的主体地位，如果政府和被征收人无法达成令双方满意的补偿金额协议，则由政府将案件送交法院处理。这样，就保证了居民上诉和对拆迁理由提出质疑的权利。

（2）加拿大。加拿大的征地机构组织征地具体事务的进行，征地的批准机构则调解和决定征地批准、补偿、进入或使用土地等方面的问题。如若预征中产生异议，批准机关组织举行听证会。批准机关调查征地机构和被征者，两者地位是平等的，批准机关在综合考虑各方的意见后做出裁决。征地机构在征地批准后进行规划登记、补偿评估，若补偿标准出现分歧，则由政府组织成立协调委员会，调查协调过程中的事务性和技术性工作则由专家承担，批准机构则行使协调、裁判的职能。

（3）法国。法国对征地拆迁的纠纷处理方式值得我们借鉴，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行政机关批准公用目的的决定不服，或者以违反公用目的征收程序、超越批准权限的行为由行政法院提起越权。另一方面是向普通法院请求转移被征收财产所有权和确定补偿金额的行为，由公用征收法庭和法官专门处理。

三、完善城市房屋拆迁行政程序制度的建议

1、完善行政征用的程序规定

在我国当前的行政管理实践中，程序问题是行政征用的核心，包括事前的调查、审批和命令，事中的执行程序和当事人异议，以及事前或事后的补偿。国家应对征收征用的程序进行设计，如是否需要进行听证等作出统一规定。行政征用程序设计应明确规定行政征用的基本原则、指导思想、根本目标、补偿标准，设计征用的一般法律程序，如依法设定征用权，作出征用决定、公告、听证、调查、补偿、实施、强制、异议或诉讼、责任承担等。

2、建立健全有关拆迁的司法救济制度

一是建立司法最终审查制度来确定“公共利益”。在立法上，通过概括和列举并用的方式赋予公众对政府拆迁行为是否基于公共利益目的的诉权，由法院最终判定政府的拆迁行为的合法性。二是由司法机关裁决补偿安置纠纷，通过司法救济保障公民的权利。三是变行政强制拆迁为司法强制拆迁。非经人民法院的裁定或判决，任何人不得对公民的房屋实施强制拆迁。法院要对政府强制拆迁申请进行审查，确定是否应当强制拆迁。

3、完善听证制度，并发挥其作用

城市房屋拆迁程序中应逐步完善听证制度，增加征地过程中的听证程序，扩大听证适用范围，公开听证程序结果，说明征收土地的必要性和合法性。拆迁管理部门在颁发拆迁许可证前开听证会，论证拆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参考文献】

[1] 2011年1月19日国务院通过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Z].

[2] 李俊：城市房屋拆迁程序合法化思考[J].工会论坛，2009（2）.

[3] 周大伟：美国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中的司法原则和判例――兼议中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范的改革[J].北京：北京规划建设， 2004（1）.

[4] 沈开举：城市房屋拆迁法律规制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

[5] 宋建平、肖杰：行政征用制度若干问题刍议――以可持续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EB/OL].法律教育网，2008-11-02.

征地拆迁相关法律法规篇5

一、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和土地征用安置补偿行政案件审理中难点问题之分析

（一）地方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与法规和规章相抵触。近年来，房屋拆迁和土地征用的难度不断加大，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情绪抵触，甚至是矛盾激化，导致在拆迁过程中执行拆迁严重受阻，拆迁工作人员和法院干警被打骂现象经常发生，更严重的是个别被拆迁人实施过激行为，造成被拆迁人伤亡。因而从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分析，其原因之一就是有些地方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制定的有关拆迁的规范性文件与相关的法规、规章相抵触。其抵触的根本点就是侵犯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即财产权利。

对于地方政府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与高层级的法律规范相抵触的原因和具体表现，笔者结合相关法律规范与审判实际作些分析。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一般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来源于法规和行政规章的授权，如《江苏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一）项中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每年应当公布区位基准价，并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调整”。和第二十七条中规定“因城市开发建设征用集体土地实施房屋拆迁的，其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参照本条例另行制定”。二是来源于宪法和政府组织法中所规定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由于本区域的政务需要，制定的行政措施，即规范性文件。如有的地方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自主制定了房屋拆迁评估技术规范，该技术规范的核心最终表现为被拆迁房屋的评估价值。

根据以上所述，地方人民政府具有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职权是没有异议的。当然，对这些规范性文件，行政相对人可以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复议时申请复议机关进行审查，但这种复议中的审查往往是效果欠佳。因为根据《行政复议法》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具体办理行政复议事项”。但该法制机构在实践中往往又是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起草或审核机构。对此，在行政诉讼和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审查中发现，有些地方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主要存在下列问题。

第一，地方政府制定公布的区位基准价不符合市场的客观情况，即区位价严重低于市场价。对于这一点，地方性法规只授权地方政府每年应当公布区位基准价，而未规定具体价位，这就很难制约到公布的区位基准价与市场价严重不符的问题。

第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制定的房屋拆迁评估技术规范，该技术规范是确定被拆迁房屋的具体价格。对此，相关法律规范只是原则规定，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制定评估技术规范中有一定灵活性，导致价格空间较大，与实际情况不符。

第三，地方政府制定的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在适用时间上加以限制。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制定层级，一般是以国务令公布的行政法规和省级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的地方性法规，以及享有立法权的地方人民政府的政府令公布的地方性规章。不享有立法权的地方政府也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向社会公布。在制定时间上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地方性规章、规范性文件顺延下来，最后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时间与行政法规公布执行的时间推后，最多的达二年之多。在推后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时间，是实施房屋拆迁适用该规范性文件的时间，不执行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有关规定。其理由是地方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未宣布废制，应继续执行。更有甚者，有的地方政府在制定了新的规范性文件中，还明确规定，房屋拆迁的规范性文件，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在公布之前已颁发房屋拆迁公告的建设项目，不适用本办法，仍按原办法执行。从以上制定公布的法律规范来看，施行得越早对被拆迁人就越有利，正因为如此，有些地方政府在房屋拆迁上就是不从法律规范规定的施行日适用新的法律规范，而是适用不利于被拆迁人的规范性文件。还有的地方政府制定了新的拆迁规范性文件，但在某些被拆迁人适用新的规范性文件上又加以限制。特别是有些被拆迁人的房屋，虽然拆迁人在拆迁手续基本完备的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该房屋二三年时间内未拆迁完毕。造成未能拆迁完毕的原因，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政府宏观调控或拆迁人拆迁资金短缺；二是拆迁政策与实际严重不符，被拆迁人拒绝拆迁；三是个别被拆迁人不切实际的满天要价，导致达不成拆迁补偿协议；四是拆迁人的手续不全。

（二）拆迁人以发展地方经济，超常规的开展拆迁工作为由，在未取得完备拆迁手续的情况下实施拆迁，或者房屋拆迁后的用途与相关批文不符，因而直接影响到被拆迁人的安置补偿标准。

（三）拆迁人严重违反拆迁程序，违法实施拆迁。这主要表现为对被拆迁人的房屋进行价格评估，不通知被拆迁人到场，而是由拆迁人单方指定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或者对共有财产只与共有人之一签订拆迁补偿协议，这些行为均不被被拆迁人认可。

（四）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严重缺少公开、公平。这主要表现为，拆迁人在与被拆迁人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中，暗箱操作，同样的被拆迁人的房屋，在同等的条件下，得到的安置补偿结果不一样，有的相差较大，这样造成已经达成协议的又反悔、拒绝拆迁。有的与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裁决的补偿相差就更大。从而加大了人民法院在审理和执行此类案件的难度。

（五）有些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在受理拆迁人申请裁决时，明知拆迁人是有违法拆迁之处，但仍以维护政府确定的城市建设重点工程为由，作出强制拆迁的裁决。

（六）个别被拆迁人不实事求是，在安置补偿问题上满天要价，想借拆迁之机，达到致富之目的，在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作出裁决后，被拆迁人提起行政诉讼，在行政诉讼中，被告或者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按照法律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这时被拆迁人无理取闹，以暴力对抗执行，甚至有的被拆迁人以自杀、自残的方式要挟，以达到其与实际不符的满天要价之目的。

根据上述所列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和土地征用安置补偿行政案件审理中的难点问题，究其原因绝大部分属于地方政府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以及房屋拆迁人所致。造成这些难点问题的原因，大体上可归纳以下方面。

第一，近年来多数地方政府经济建设步伐过快，有的与实际严重不符，超出了当地的经济承受能力。尤其在城市经济建设和设立经济开发区上表

现更为突出。首先在城市建设上表现为二个方面，一是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不切实际的扩建商住楼的开发。其次为了招商引资，也是不切实际的征用农村集体土地，有的是在没有招商项目的情况下，先将征用的土地圈起等待招商，有的一等就是几年。造成这一原因的根本所在，是有些地方政府加快城市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着不符合当地的客观实际，不按经济规律搞建设，而是以超常规的思维方式，无序的开展经济工作。

第二，由于有些地方政府在加快城市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存在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思想，该不符合客观实际思想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所建广场、马路严重超大、超宽，政府行政中心规模太大，标准太高。二是商住楼开发建设过多，档次也过高。这些问题的存在必然导致房屋拆迁、土地征用资金的短缺。由于该资金的短缺，政府在制定房屋拆迁和土地征用安置补偿的规范性文件时，其安置补偿金与市场实际差距较大，有的土地征用安置补偿金不能及时到位，被拆迁人得不到应有的安置补偿，导致一些农民长时间无房住、无田种的问题。更有少数地方政府违法征地拆迁，致使出现个别新的贫困户。对此，有的地方政府领导还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为将来经济发展，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所实施的行为，少数被拆迁人的困难是暂时的，要克服困难，服从于发展经济这一大局。

第三，有些地方政府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在作出房屋拆迁纠纷行政裁决中，有的不是依据相关法律规范和客观事实进行裁判，而是依据地方政府制定的明显侵犯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裁决。还有的在裁决中明知拆迁人有违法拆迁之处，还是以服从和支持政府重点工程为由，违法裁决。

第四，人民法院在审理城市房屋拆迁和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案件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在审查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时，指出被告裁决的依据明显侵犯被拆迁人合法权益时，被告则称，其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是地方人大或政府通过并向社会公布的，如果法院不认同该规范性文件，将直接影响到全市的城市房屋拆迁和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安置补偿，因而也就影响到城市经济建设。对此，人民法院就处于两难境地，一难是如果人民法院以被告作出的行政裁决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不具有合法有效性，判决撤销其裁决，这是有法律依据的，从案件本身判决也是正确的。但这样判决人民法院将会被说成是不服务和支持地方经济建设。二是如果人民法院判决维持裁决，这就使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人民法院在遇此两难的问题处理上，由于现行人民法院管理体制是在地方党委领导下独立行使审判权，同时，服务与地方经济建设，维护社会稳定，也是人民法院的工作所在。所以，对此类案件的审理只能是不及时给予判决维护或撤销，而是做大量的协调工作，促使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后，由原告撤回。

二、解决房屋拆迁行政案件审理中难点问题之方法

全国城市房屋拆迁和征用农村集体土地安置补偿工作中出现的有些地方政府不依法行政，有关部门违法拆迁，导致被拆迁人集体上访，暴力阻挠拆迁，甚至造成人员伤亡等严重不稳定因素，已引起了国家最高层的重视。为此，国务院还专门召开了常务会议，研究控制城镇房屋拆迁规模，严格拆迁管理的有关问题。会议总的要求是：端正拆迁工作的指导思想，坚决纠正城镇建设和房屋拆迁中急功近利，大拆大建的行为，拆迁中严格执行拆迁程序，规范拆迁行为。拆迁补偿符合市场化要求，拆迁安置补偿资金应及时足额到位。对此，建设部、国土资源部等相关部门也立即行动起来，有效地开展工作，如有的地方政府违法拆迁，征地，其相关地方政府官员已被严肃查处。就全国而言，对地方政府依法行政，依法拆迁起到了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无疑是给人民法院审理房屋拆迁、征地案件创造了一个从未有的良好外部环境。但同时也要看到目前虽然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良好外部环境，要从根本上解决难点问题还不能一步到位。为此，笔者认为还应采取以下方法解决房屋拆迁、征地行政案件审理中出现的问题。

第一，以目前已有的良好外部执法环境为基础，主动与地方政府保持联系和沟通，针对性的提出司法建议，使他们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中要确保政府依法行政，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第二，不参加地方政府组织的拆迁工作领导小组。如遇有些类情况，要有理有节的向他们解释清楚，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审判人员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否则人民法院会在人民群众中丧失公信力，有损于人民法院的公正形象。只有这样人民法院才能担当起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

征地拆迁相关法律法规篇6

一、 行政补偿的性质及其理论

（一） 行政补偿及其性质

行政补偿是行政主体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在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合法行使公权力的行为以及该行为的附随效果而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财产及合法权益遭受特别损害，以公平原则并通过正当程序对所遭受的损害给予补偿的法律制度。

行政补偿制度的要件是：第一，补偿的主体是国家（通过政府行为实施）。第二，补偿的前提是“公共利益”需要。第三，补偿的原则是公平补偿。第四，补偿的方式多种多样，除了财产补偿外，还可以在生产、生活、就业等方面给予妥善的安置。第五，补偿的程序是正当法律程序。

行政补偿的实质在于，对于因公益需要，在经济上蒙受特别损失的人给予补偿，以调和私有财产权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实现公平正义的理想，保障法律秩序的安定。

对于如何界定行政补偿的性质的问题，目前学界大多从行政责任的角度来论及，将其与行政赔偿一起归入到行政责任的范畴，认为行政补偿是一种特殊的行政法责任。然而，行政补偿是由于行政主体的合法行为造成的相对人权益损失或者因相对人为社会公共利益而受到的损失所给予的补偿，他并不以行政违法或过错为条件。对于相对人因社会公益而受到的损失给予行政赔偿的，并不以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补偿的要件。由此可见，行政补偿的要件与行政责任应具备的违法、过错、侵权损害、因果关系等构成要件尊在明显的不同。因此，笔者认为，行政补偿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将其归入到行政行为的范畴更为合理。行政补偿与行政赔偿都是行政主体对相对人损失、损害给予的救济，但二者的性质明显不同：（1）前提不同。行政补偿是因合法的行政行为或相对认为社会公益而受到损失的补偿，其前提具有合法性、正当性；而行政赔偿是因行政违法或不当，使相对人受到损害所给予的赔偿，其前提具有违法性。（2）目的不同。行政补偿主要是为了保障相对人的合法财产权而对相对人损失的合理补偿；而行政赔偿则主要是为了对行政违法侵权行为进行惩戒。（3）性质不同。行政补偿是交换性的、替代性的，通过合法行政行为来实现，属于行政义务的范畴；而行政赔偿则是惩罚性的，基于违法行政行为这一前提，属于违法责任的范畴。

（二）行政补偿的理论基础

行政补偿制度的建立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

1.合法财产不受侵犯的原则。自近代以来，启蒙思想家对财产权的重要性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财产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财产得到了保护，自由、社会秩序以及其他一切基本价值才能得到保障。英国著名法学家布莱克斯顿在《英国法释义》中写道：最重要的事，法律不允许对私有财产进行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侵犯，即使为了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也决不允许。在一个将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视为绝对价值而无视个人财产价值的国家是不可能建立行政补偿制度的。

2.保护个人自由和财产权利是国家的基本职能。国家不是神的造物，国家是一种社会契约。国家的产生是个人利益让渡的结果，国家存在的基本理由就是要保障个人自由和财产权利不受侵害，不论这种侵害是非法的还是合法的。如果公共权力机关在实施其职能的过程中侵害了个人或者组织的合法财产以及合法权益，就违背了国家的宗旨，国家当然应承担补偿和赔偿的责任。

3.社会公共负担平等的原则。公民既然是公共权力的实际享有者，也应当是社会公共负担的承担者。根据平等观念，这种公共负担也应当是平等的。就行政补偿而言，当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损害了公民的合法合法财产和权益，给公民造成了特定的损失的时候，如果国家与政府不予补偿而由受侵害的公民个人负担，这种结果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公平正义的信念是格格不入的。国家既然是公共权力的执行者，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公民共同享有国家活动所带来的优惠和利益，那么，由于公共权力的行使致使某些公民私人财产和权益发生损害时，也应当由国家代表全体公民共同负担补偿和赔偿责任。这就是公共负担平等原则在行政补偿问题上的体现。

（三）行政补偿的宪法依据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大多经历了从绝对保护到相对保护的演变过程，现代国家在肯定公民基本权利的存在及价值的同时，大多同时规定了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征用权作为公权力所具有的内涵为世界各国宪法所认可。虽然现代国家宪法几乎都赋予政府强制征用公民私人合法财产的权力，但政府形式这项权力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第一，征用的目的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共利益”是个抽象概念，应当确立一定的判断标准（本文拟专题加以讨论）。第二，征用的主体是“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由此清楚地表明：征用的主体是“国家”，行政主体的征用权来源于法律的授权，代表国家履行行政职能。第三，征用要给予被征用人公平补偿。行政征用是以宪法保障公民私有财产权这种基本权利的存在为前提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一种限制。因此，从法治的要求出发，当国家要求某公民出让某项私有财产和合法权益而使国家和社会受益时，国家（即政府）应当以保障出让人合法权益为前提，对财产的征用给予公平补偿。

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宣布：“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除非法律认定的公共需要显系必要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补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手剥夺。”自法国《人权宣言》以来，世界各国大都在宪法中规定了政府的征用补偿责任。

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3项规定：“征收惟有因‘公共福祉’所需方得为之。征收之补偿，以‘公平’的衡量公共及参与人利益后，决定之。关于征收额度制争论，由普通法院审理之”。 德国基本法的这项规定允许直接以法律为公益征收，但同时规定关于征收的法律本身必须包含补偿的规定。学者将之称之为“一揽子条款”或者形象地称之为“唇齿条款”。首先，这一条款具有保护公民权利的功能，使公民财产权在被征收时，根据此规定而获得补偿。从而使财产权的存续性之保障转化为财产权价值之保障。其二，这一条款具有警示立法者之功能，使其在指定由征收属性的侵犯公民财产权的法律时，明白认知有由国库补偿义务的存在。其三，这一条款还具有权限划分的功能，用以确定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和预算权，使立法者得以排除执法机关的独立补偿决定权。

1946年公布并于1947年5月3日起施行的〉《日本国宪法》第29条第3款规定：“因公用征收及公用限制对私人造成财产上的特别损失时，必须予以正当补偿，不允许国家或者公共团体不予补偿而收取私人的财产或者对私人的财产实行限制。” 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非经由法律正当程序即被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私有财产不得未获公正补偿即遭占取。”

行政主体（政府）的行政征收或者行政征用的权力来源于宪法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和范围勘定。新近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和范围勘定，开辟了公民私人自治领域，勘定了政府公权力的范围。

二、“公共利益”及其判断标准

概括地讲，公共利益是指超越个人范围，为社会全体成员或多数人所享有的利益。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是相对应的概念，但与私人利益并不截然对立。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既具有共同性又具有独立性。公共利益是由私人利益所组成的全社会利益，代表着共同的、长远的私人利益，公共利益是私人利益的最终价值指向，“公益”本身可能全部或部分与“私益”重叠，这是两者的共同性。但具体的场合下，“公益”与“私益”的区分是显而易见的，“私益”具有相对独立性。

“公共利益”是个抽象概念，是主体对客体所作的价值判断，具有主观性，其概念抽象，内容不明确，表现为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和“受损对象”的不确定性 .既然“公共利益”具有如此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所以确立一套判断“公共利益”的标准就显得特别重要。我们不妨运用以下几个标准来判断：

第一，以国家的发展目标为标准。国家在每一个特定的发展时期，都有其相应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目标和政策，围绕着这一发展目标的各项建设事业可以认为其具有公共利益的性质，国家为了促进这些目标的实现而进行的行政征用应该被认为是符合公共利益的。

第二，以是否属于公益事业为标准。因兴办公益事业而征用私人土地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如为国防建设、公共道路建设、兴修水利、抢险救灾、兴办教育、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目的而征用土地。

第三，以受益对象的数量为标准。一般来说，公共利益应当是代表多数人的共同利益。这里的“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并不表明少数人的权益就一定不能成为公共利益，相反的，有些少数人的权益保障却体现了根本的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例如：国家为了保护老年人的利益而进行房屋拆迁，建造社会福利院。虽然从具体人数上看，老年人的数量属于社会的少数，但从整体上看，老年人的利益几乎关系到全社会所有的人。因此此举构成公共利益。

第四，以效益大于损害为标准。以行政征用为例，行政征用的结果是公众所受到的利益必须大于个人因行政征用而受到的损失和原本所能期望的可得利益。因此，实施行政征用时应当权衡利益得失。只有能够产生较大的公共利益且能够合理的补偿个人利益所受到的损害的行政征用才是真正符合公共利益的目的。

第五，以是否合乎公共目的性为标准。一般来说，公共利益的意义是社会价值观的现存体系而定，提供公共交通、公共教育、社会保障、法律援助、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和安全等公共产品的都被视为符合公共利益需要目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公共目的性不能单从公共建设项目的一般意义上获得，而应该从规划和许可建设的目的和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去考察。例如，同是以建设城市高架桥为目的的房屋拆迁，一种是确实为了缓解交通拥挤状况，改善居民生产、生活条件，是促进城市发展所必需的；另一种情况则是某领导参杂由个人意愿制造的“政绩工程”，在实际中并不是必需的或者并不是当时的财力所能承受的，且建设中劳命伤财，民众怨声载道，显然地，后一种被某些领导或者利益集团描绘成是为了“公共利益”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甚至是“腐败工程”，就不合乎公共目的性。

第六，以是否经过正当程序为标准。 “公共利益”具有抽象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虽然可以就判断什么是“公共利益”形成一些一般意义的标准，但在人们观念中认为具有公共目的性的公共建设项目，在现实中却并不必然都具备公共目的性。因此，判断某个公共工程是否符合公共利益，除了以上判断标准以外，还应当根据其运作程序来判断。首先，应当审查是否符合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规划。其二，应当进行事前调查和专家论证。其三，应当举行听证会，广泛听取公众的意见。其四，需要经过招标程序的应当举行招标会。其五，应当符合民主决策程序，摒弃个别人的武断专行和盲目决策。其六，依法定标准进行公平补偿。政府应当对财产的征用给予公平的补偿，才能真正使宪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权得到尊重和维护，才能真正调整好社会整体的利益关系。其七，应当公开公共信息资料，接受审计监督和社会广泛监督。其八，应当保障法律救济途径畅通。一是通过行政裁决方式解决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二是通过行政复议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三是通过行政诉讼程序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的切实实现。等等。经过正当程序，“公共利益”的判断获得了具有操作性的标准，也是“公共利益”真实性才能得到切实的保证。

关于“公共利益”有谁来判断的问题，笔者不一定赞成“必须由人大决定” ，而应当明确政府责任，规范政府行为，加强程序控制。行政机关作为公权力机关是公共利益的判断者，是否实行公用征收应由行政机关决定。法国采用的有关专门的行政征用目的的调查及审批程序的做法值得借鉴。我国目前是由政府相关部门决定是否实行公用征收，也就是说，对于是否是“公共利益”的考察也是由政府部门完成的，但主要是由于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序性规则和相应的救济手段来控制政府权力的任意和滥用所造成的。

三、行政补偿法律关系分析-以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法律关系为例

任何法律关系都是具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为了便于分析，本文以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法律关系为例展开分析。

（一）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是行政补偿还是民事赔偿？

根据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的有关规定以及若干城市的实际做法，城市房屋拆迁的过程如下：拆迁申请人意图在城区一块建有房屋的土地上进行项目开发建设，先要得到计划主管部门、城市规划部门、土地管理部门的相关许可（项目立项许可、城市规划许可、建设用地许可）后，持有关许可证书籍文件、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拆迁安置资金证明向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申请拆迁。经过审查，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向拆迁人颁发拆迁许可，同时拆迁公告。然后由拆迁认识是拆迁行为，并与被拆迁人就补偿的方式、补偿的数额等具体事项进行协商，并按协议给予补偿。

法学界有人认为，“城市房屋拆迁是指拆迁人依法对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予以拆除，对被拆除房屋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与以迁移安置，并对被拆除房屋的所有人予以经济补偿的活动。” 很显然，这里将城市房屋拆迁理解为使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行为，从而得出城市房屋拆迁是一种民事行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是民事法律关系的结论。

实务界甚至有人提出：让行政权力尽快退出拆迁领域，让拆迁纠纷在民事范围里自己解决，立即废除和禁止行政拆迁的规定和行为，并认为“这才是治本之举”。

笔者认为，城市房屋拆迁区分为行政拆迁（或称之为政府拆迁）和商业拆迁两类，两者适用的法律规则是不同的，产生两类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其中，行政拆迁实质上是政府对城市土地的征收或者征用，其基本含义就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强制取得私有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等等私有财产权，并给予补偿的政府行为。行政拆迁具有公益性、强制性和补偿性的行政法关系属性。商业拆迁实质上拆迁人是通过自由买卖而收购土地的行为。商业拆迁具有平等性、意思自治性和等价有偿性的民事法律关系属性。现行的某些规范性文件以及现实生活中常常将两者混为一谈，造成了许多“化公为私”的混乱局面。据笔者观察，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实际上主要是通过政府拆迁来实现的，但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实践中，政府都不作为拆迁法律关系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出现，政府部门作出征用房屋和土地的决定，但却不承担因征用而产生的补偿责任。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失衡，造成了拆迁法律关系的混乱，这种拆迁模式之下弊病丛生、漏洞百出。笔者不赞成“让行政权力推出拆迁领域”的提法，呼吁严格区分行政拆迁和商业拆迁，限制政府权力，规范政府行为，明确政府责任。

（二） 行政拆迁法律关系的当事人究竟是谁？

如前所析，行政拆迁的实质是对土地的行政征用，而征用的主体是“国家”。土地征用是国家基于公益需要行使公权力强制取得私有土地的政府行为，土地征用权只能由国家（一般由政府代表）所享有。因此，行政拆迁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应当是行政拆迁主体-政府的有关部门和被拆迁人，而不应当是所谓的“拆迁人”（开发商）与“被拆迁人”，2001年11月1日起实施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将政府拆迁管理部门排除在拆迁法律关系之外的规定，将行政拆迁行为与商业开发行为混为一谈，导致了现实生活中的权责不清。

在商业拆迁中，开发商如果勘选好了一块土地，通过平等协商的、自由买卖的方式取得土地及土地之上的房屋所有权，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规划、土地、建设审批。通过收购取得土地所有权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其主体是土地收购人（通常是开发商）和房屋出让人（通常是被拆迁人），其土地及房屋的价款（而不是补偿费）由双方协商、自由处分，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都不得强买强卖。而规划、土地、建设审批分别形成三个行政许可法律关系，其主体是有关行政许可主体与许可申请人之间的行政法关系。

政府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包括城市旧城改造）征用土地，进行房屋拆迁属于行政征用行为，其主体是政府有关部门（通常是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与房屋所有人（即被拆迁人），政府有责任安置被拆迁人并进行房屋及土地的合理补偿，而房屋所有人没有选择地应当将房屋出让给政府。政府取得了被征用的土地所有权后，基于公益的目的进行公共设施的建设和开发利用，在开发建设中，通常由开发商通过招标程序，支付土地价款，取得土地开发建设许可权。这里发生的是行政契约（行政合同）关系和行政许可关系，其主体是政府和开发商。

征地拆迁相关法律法规篇7

一、 行政补偿的性质及其理论

（一） 行政补偿及其性质

行政补偿是行政主体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在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合法行使公权力的行为以及该行为的附随效果而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财产及合法权益遭受特别损害，以公平原则并通过正当程序对所遭受的损害给予补偿的法律制度。

行政补偿制度的要件是：第一，补偿的主体是国家（通过政府行为实施）。第二，补偿的前提是“公共利益”需要。第三，补偿的原则是公平补偿。第四，补偿的方式多种多样，除了财产补偿外，还可以在生产、生活、就业等方面给予妥善的安置。第五，补偿的程序是正当法律程序。

行政补偿的实质在于，对于因公益需要，在经济上蒙受特别损失的人给予补偿，以调和私有财产权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实现公平正义的理想，保障法律秩序的安定。

对于如何界定行政补偿的性质的问题，目前学界大多从行政责任的角度来论及，将其与行政赔偿一起归入到行政责任的范畴，认为行政补偿是一种特殊的行政法责任。然而，行政补偿是由于行政主体的合法行为造成的相对人权益损失或者因相对人为社会公共利益而受到的损失所给予的补偿，他并不以行政违法或过错为条件。对于相对人因社会公益而受到的损失给予行政赔偿的，并不以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补偿的要件。由此可见，行政补偿的要件与行政责任应具备的违法、过错、侵权损害、因果关系等构成要件尊在明显的不同。因此，笔者认为，行政补偿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将其归入到行政行为的范畴更为合理。行政补偿与行政赔偿都是行政主体对相对人损失、损害给予的救济，但二者的性质明显不同：（1）前提不同。行政补偿是因合法的行政行为或相对认为社会公益而受到损失的补偿，其前提具有合法性、正当性；而行政赔偿是因行政违法或不当，使相对人受到损害所给予的赔偿，其前提具有违法性。（2）目的不同。行政补偿主要是为了保障相对人的合法财产权而对相对人损失的合理补偿；而行政赔偿则主要是为了对行政违法侵权行为进行惩戒。（3）性质不同。行政补偿是交换性的、替代性的，通过合法行政行为来实现，属于行政义务的范畴；而行政赔偿则是惩罚性的，基于违法行政行为这一前提，属于违法责任的范畴。

（二）行政补偿的理论基础

行政补偿制度的建立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

1.合法财产不受侵犯的原则。自近代以来，启蒙思想家对财产权的重要性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财产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财产得到了保护，自由、社会秩序以及其他一切基本价值才能得到保障。英国著名法学家布莱克斯顿在《英国法释义》中写道：最重要的事，法律不允许对私有财产进行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侵犯，即使为了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也决不允许。在一个将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视为绝对价值而无视个人财产价值的国家是不可能建立行政补偿制度的。

2.保护个人自由和财产权利是国家的基本职能。国家不是神的造物，国家是一种社会契约。国家的产生是个人利益让渡的结果，国家存在的基本理由就是要保障个人自由和财产权利不受侵害，不论这种侵害是非法的还是合法的。如果公共权力机关在实施其职能的过程中侵害了个人或者组织的合法财产以及合法权益，就违背了国家的宗旨，国家当然应承担补偿和赔偿的责任。

3.社会公共负担平等的原则。公民既然是公共权力的实际享有者，也应当是社会公共负担的承担者。根据平等观念，这种公共负担也应当是平等的。就行政补偿而言，当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损害了公民的合法合法财产和权益，给公民造成了特定的损失的时候，如果国家与政府不予补偿而由受侵害的公民个人负担，这种结果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公平正义的信念是格格不入的。国家既然是公共权力的执行者，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公民共同享有国家活动所带来的优惠和利益，那么，由于公共权力的行使致使某些公民私人财产和权益发生损害时，也应当由国家代表全体公民共同负担补偿和赔偿责任。这就是公共负担平等原则在行政补偿问题上的体现。

（三）行政补偿的宪法依据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大多经历了从绝对保护到相对保护的演变过程，现代国家在肯定公民基本权利的存在及价值的同时，大多同时规定了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征用权作为公权力所具有的内涵为世界各国宪法所认可。虽然现代国家宪法几乎都赋予政府强制征用公民私人合法财产的权力，但政府形式这项权力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第一，征用的目的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共利益”是个抽象概念，应当确立一定的判断标准（本文拟专题加以讨论）。第二，征用的主体是“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由此清楚地表明：征用的主体是“国家”，行政主体的征用权来源于法律的授权，代表国家履行行政职能。第三，征用要给予被征用人公平补偿。行政征用是以宪法保障公民私有财产权这种基本权利的存在为前提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一种限制。因此，从法治的要求出发，当国家要求某公民出让某项私有财产和合法权益而使国家和社会受益时，国家（即政府）应当以保障出让人合法权益为前提，对财产的征用给予公平补偿。

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宣布：“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除非法律认定的公共需要显系必要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补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手剥夺。”自法国《人权宣言》以来，世界各国大都在宪法中规定了政府的征用补偿责任。

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3项规定：“征收惟有因‘公共福祉’所需方得为之。征收之补偿，以‘公平’的衡量公共及参与人利益后，决定之。关于征收额度制争论，由普通法院审理之”。 德国基本法的这项规定允许直接以法律为公益征收，但同时规定关于征收的法律本身必须包含补偿的规定。学者将之称之为“一揽子条款”或者形象地称之为“唇齿条款”。首先，这一条款具有保护公民权利的功能，使公民财产权在被征收时，根据此规定而获得补偿。从而使财产权的存续性之保障转化为财产权价值之保障。其二，这一条款具有警示立法者之功能，使其在指定由征收属性的侵犯公民财产权的法律时，明白认知有由国库补偿义务的存在。其三，这一条款还具有权限划分的功能，用以确定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和预算权，使立法者得以排除执法机关的独立补偿决定权。

1946年公布并于1947年5月3日起施行的〉《日本国宪法》第29条第3款规定：“因公用征收及公用限制对私人造成财产上的特别损失时，必须予以正当补偿，不允许国家或者公共团体不予补偿而收取私人的财产或者对私人的财产实行限制。” 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非经由法律正当程序即被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私有财产不得未获公正补偿即遭占取。”

行政主体（政府）的行政征收或者行政征用的权力来源于宪法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和范围勘定。新近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和范围勘定，开辟了公民私人自治领域，勘定了政府公权力的范围。

二、“公共利益”及其判断标准

概括地讲，公共利益是指超越个人范围，为社会全体成员或多数人所享有的利益。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是相对应的概念，但与私人利益并不截然对立。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既具有共同性又具有独立性。公共利益是由私人利益所组成的全社会利益，代表着共同的、长远的私人利益，公共利益是私人利益的最终价值指向，“公益”本身可能全部或部分与“私益”重叠，这是两者的共同性。但具体的场合下，“公益”与“私益”的区分是显而易见的，“私益”具有相对独立性。

“公共利益”是个抽象概念，是主体对客体所作的价值判断，具有主观性，其概念抽象，内容不明确，表现为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和“受损对象”的不确定性 .既然“公共利益”具有如此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所以确立一套判断“公共利益”的标准就显得特别重要。我们不妨运用以下几个标准来判断：

第一，以国家的发展目标为标准。国家在每一个特定的发展时期，都有其相应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目标和政策，围绕着这一发展目标的各项建设事业可以认为其具有公共利益的性质，国家为了促进这些目标的实现而进行的行政征用应该被认为是符合公共利益的。

第二，以是否属于公益事业为标准。因兴办公益事业而征用私人土地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如为国防建设、公共道路建设、兴修水利、抢险救灾、兴办教育、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目的而征用土地。

第三，以受益对象的数量为标准。一般来说，公共利益应当是代表多数人的共同利益。这里的“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并不表明少数人的权益就一定不能成为公共利益，相反的，有些少数人的权益保障却体现了根本的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例如：国家为了保护老年人的利益而进行房屋拆迁，建造社会福利院。虽然从具体人数上看，老年人的数量属于社会的少数，但从整体上看，老年人的利益几乎关系到全社会所有的人。因此此举构成公共利益。

第四，以效益大于损害为标准。以行政征用为例，行政征用的结果是公众所受到的利益必须大于个人因行政征用而受到的损失和原本所能期望的可得利益。因此，实施行政征用时应当权衡利益得失。只有能够产生较大的公共利益且能够合理的补偿个人利益所受到的损害的行政征用才是真正符合公共利益的目的。

第五，以是否合乎公共目的性为标准。一般来说，公共利益的意义是社会价值观的现存体系而定，提供公共交通、公共教育、社会保障、法律援助、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和安全等公共产品的都被视为符合公共利益需要目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公共目的性不能单从公共建设项目的一般意义上获得，而应该从规划和许可建设的目的和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去考察。例如，同是以建设城市高架桥为目的的房屋拆迁，一种是确实为了缓解交通拥挤状况，改善居民生产、生活条件，是促进城市发展所必需的；另一种情况则是某领导参杂由个人意愿制造的“政绩工程”，在实际中并不是必需的或者并不是当时的财力所能承受的，且建设中劳命伤财，民众怨声载道，显然地，后一种被某些领导或者利益集团描绘成是为了“公共利益”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甚至是“腐败工程”，就不合乎公共目的性。

第六，以是否经过正当程序为标准。 “公共利益”具有抽象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虽然可以就判断什么是“公共利益”形成一些一般意义的标准，但在人们观念中认为具有公共目的性的公共建设项目，在现实中却并不必然都具备公共目的性。因此，判断某个公共工程是否符合公共利益，除了以上判断标准以外，还应当根据其运作程序来判断。首先，应当审查是否符合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规划。其二，应当进行事前调查和专家论证。其三，应当举行听证会，广泛听取公众的意见。其四，需要经过招标程序的应当举行招标会。其五，应当符合民主决策程序，摒弃个别人的武断专行和盲目决策。其六，依法定标准进行公平补偿。政府应当对财产的征用给予公平的补偿，才能真正使宪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权得到尊重和维护，才能真正调整好社会整体的利益关系。其七，应当公开公共信息资料，接受审计监督和社会广泛监督。其八，应当保障法律救济途径畅通。一是通过行政裁决方式解决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二是通过行政复议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三是通过行政诉讼程序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的切实实现。等等。经过正当程序，“公共利益”的判断获得了具有操作性的标准，也是“公共利益”真实性才能得到切实的保证。

关于“公共利益”有谁来判断的问题，笔者不一定赞成“必须由人大决定” ，而应当明确政府责任，规范政府行为，加强程序控制。行政机关作为公权力机关是公共利益的判断者，是否实行公用征收应由行政机关决定。法国采用的有关专门的行政征用目的的调查及审批程序的做法值得借鉴。我国目前是由政府相关部门决定是否实行公用征收，也就是说，对于是否是“公共利益”的考察也是由政府部门完成的，但主要是由于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序性规则和相应的救济手段来控制政府权力的任意和滥用所造成的。

三、行政补偿法律关系分析-以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法律关系为例

任何法律关系都是具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为了便于分析，本文以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法律关系为例展开分析。

（一）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是行政补偿还是民事赔偿？

根据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的有关规定以及若干城市的实际做法，城市房屋拆迁的过程如下：拆迁申请人意图在城区一块建有房屋的土地上进行项目开发建设，先要得到计划主管部门、城市规划部门、土地管理部门的相关许可（项目立项许可、城市规划许可、建设用地许可）后，持有关许可证书籍文件、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拆迁安置资金证明向城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申请拆迁。经过审查，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向拆迁人颁发拆迁许可，同时拆迁公告。然后由拆迁认识是拆迁行为，并与被拆迁人就补偿的方式、补偿的数额等具体事项进行协商，并按协议给予补偿。

法学界有人认为，“城市房屋拆迁是指拆迁人依法对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予以拆除，对被拆除房屋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与以迁移安置，并对被拆除房屋的所有人予以经济补偿的活动。” 很显然，这里将城市房屋拆迁理解为使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行为，从而得出城市房屋拆迁是一种民事行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是民事法律关系的结论。

实务界甚至有人提出：让行政权力尽快退出拆迁领域，让拆迁纠纷在民事范围里自己解决，立即废除和禁止行政拆迁的规定和行为，并认为“这才是治本之举”。

笔者认为，城市房屋拆迁区分为行政拆迁（或称之为政府拆迁）和商业拆迁两类，两者适用的法律规则是不同的，产生两类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其中，行政拆迁实质上是政府对城市土地的征收或者征用，其基本含义就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强制取得私有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等等私有财产权，并给予补偿的政府行为。行政拆迁具有公益性、强制性和补偿性的行政法关系属性。商业拆迁实质上拆迁人是通过自由买卖而收购土地的行为。商业拆迁具有平等性、意思自治性和等价有偿性的民事法律关系属性。现行的某些规范性文件以及现实生活中常常将两者混为一谈，造成了许多“化公为私”的混乱局面。据笔者观察，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实际上主要是通过政府拆迁来实现的，但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实践中，政府都不作为拆迁法律关系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出现，政府部门作出征用房屋和土地的决定，但却不承担因征用而产生的补偿责任。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失衡，造成了拆迁法律关系的混乱，这种拆迁模式之下弊病丛生、漏洞百出。笔者不赞成“让行政权力推出拆迁领域”的提法，呼吁严格区分行政拆迁和商业拆迁，限制政府权力，规范政府行为，明确政府责任。

（二） 行政拆迁法律关系的当事人究竟是谁？

如前所析，行政拆迁的实质是对土地的行政征用，而征用的主体是“国家”。土地征用是国家基于公益需要行使公权力强制取得私有土地的政府行为，土地征用权只能由国家（一般由政府代表）所享有。因此，行政拆迁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应当是行政拆迁主体-政府的有关部门和被拆迁人，而不应当是所谓的“拆迁人”（开发商）与“被拆迁人”，2001年11月1日起实施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将政府拆迁管理部门排除在拆迁法律关系之外的规定，将行政拆迁行为与商业开发行为混为一谈，导致了现实生活中的权责不清。

在商业拆迁中，开发商如果勘选好了一块土地，通过平等协商的、自由买卖的方式取得土地及土地之上的房屋所有权，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规划、土地、建设审批。通过收购取得土地所有权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其主体是土地收购人（通常是开发商）和房屋出让人（通常是被拆迁人），其土地及房屋的价款（而不是补偿费）由双方协商、自由处分，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都不得强买强卖。而规划、土地、建设审批分别形成三个行政许可法律关系，其主体是有关行政许可主体与许可申请人之间的行政法关系。

政府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包括城市旧城改造）征用土地，进行房屋拆迁属于行政征用行为，其主体是政府有关部门（通常是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与房屋所有人（即被拆迁人），政府有责任安置被拆迁人并进行房屋及土地的合理补偿，而房屋所有人没有选择地应当将房屋出让给政府。政府取得了被征用的土地所有权后，基于公益的目的进行公共设施的建设和开发利用，在开发建设中，通常由开发商通过招标程序，支付土地价款，取得土地开发建设许可权。这里发生的是行政契约（行政合同）关系和行政许可关系，其主体是政府和开发商。

征地拆迁相关法律法规篇8

1、法制“欠”完善。《物权法》出台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被拆迁群众利益诉求和合法权益的维护。而征地拆迁特别是不动产征收拆迁配套法规滞后，目前尚无规范的有强制力的《集体土地上不动产征收拆迁条例》，导致一些问题的解决无章可循。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合法房屋等建(构)筑物是受到法律保护的私有财产。

2、“争”利益。主要表现为“面积上争大，标准上争高，补偿项目争多”，往往形成群众为自己“争”，村、组干部为群众“争”，造成了征地拆迁上的被动。

3、“拖”时间。一些被拆迁群众在拆迁前就到处“打探”情况，并知道一些工程进度要求，谋划如何“拖时间”才能多获利。

4、“讲”条件。有人提出，安置房屋要建在城镇附近；建筑质量要达到高标准。甚至还有的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使拆迁进展受阻。

5、“抢”建设。少数群众认为机会难得，想投机取巧发点“小财”，在“两公告一登记”前或期间，抢建加层房屋或抢“种”、抢“栽”农作物，以求多得补偿。

6、“忧”前途。被征地农民普遍都或多或少有这种情绪，特别是一些老、弱、病、残的弱势群众，对未来生活更是忧虑。

二、和谐拆迁的原则

1、拆迁不能降低被拆迁户的生活水平。拆迁补偿价格应远远超过周边新楼盘的销售价是可以理解的诉求。

2、法律盲点与执行中的尴尬问题必须解决。法律是调和社会矛盾的产物，当拆迁和被拆迁之间产生矛盾时，也应该依法来处理。强拆有法律制裁，强要却没有法律制裁，拆迁“保底不封顶”，这就是拆迁过程中的法律盲点。为了扫除这个法律盲点，地方政府制定了各种法规和政策性文件。开发商遇到强要时，可以申请行政强拆，而现实执行中，过程是非常漫长的，足以让开发商觉得还不如选择违法强拆。

3、严格遵循新颁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依据《宪法》、《物权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制定的《建(构)筑物征收拆迁条例》，遵循贯彻《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杜绝拆迁“土政策”，避免拆迁安置办法和补偿标准不统一，容易使拆迁户形成心理上的“落差”和“攀比”。

三、几点建议

1、开发商拆迁必须依靠政府。成立由政府主导的联合拆迁办公室，发改委、国土、规划、拆迁、城建等相关职能部门合署办公。征地拆迁既不能损害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和群众的合法权益，又不能损害国家公共利益，过硬的队伍十分重要。

2、改变由房管局一家主管拆迁工作的做法。投资开发商在签订投资协议并预付足够的投资保证金之后，由联合拆迁办公室完成项目拆迁、国土受让、规划许可等前置手续，让开发商安心搞建设。

3、加大安置房等配套设施的建设力度。扩大安置房受惠面，做好安置和保障工作，妥善解决群众后顾之忧。

4、正确舆论引导。引导公众辨证地看待问题，加强符合和谐社会要求的价值观体系和诚信体系的建设。

5、完善政策法规。完善相关政策体系、相关法制建设，严格公平地实施。要把握好政策标准，做到“一碗水端平”、“前后左右标准一个样”。一是实物调查结果要准确。二是补偿标准执行要统一，要公平、公正，不可区别对待。三是补偿资金发放到户要及时准确。

征地拆迁相关法律法规篇9

行政强制拆迁其实是行政强制执行在房屋拆迁领域的运用。我国迄今为止尚未制定《行政程序法》，也没有制定《行政强制执行法》，对行政强制执行缺乏统一的程序规定。而现行单行的法律、法规在规定行政机关执行权时，也缺乏具体领域的详细规定。因此，根据行政法的基本理论和原则，总结城市房屋拆迁行政强制的一般做法和经验，探讨并逐步规范城市房屋强制执行程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行政强拆　非法性政策

一、强拆政策的非法性

（一）政策本身的非法性

制度本身的非法性是拆迁悲剧的根源。现今我们所看到的房屋拆迁表面上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冲突的根源，实质是立法方面的问题。

在最新修订的《新拆迁条例》征求意见稿中，遭到与会专家集体“声讨”的，是征求意见稿第二十八条。该条规定，被征收人以及与房屋征收决定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补偿决定的执行。这一规定被专家们视为给强制拆迁“开了口子”。

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李平教授看来，上述规定意味着，即使被征收入不同意补偿决定，也并不妨碍强制拆迁。这与禁止强制拆迁的原则互相矛盾，是整部征求意见稿中最大的败笔。

《物权法》第六十六条规定“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和破坏”，并确立了国家、集体及私人财产一体保护、平等保护的原则。既然如此，任何人要征收住户的房屋都必须要得到户主的同意，实行公平交易。从户主的手中把房子买去，建设方就拥有了房屋的产权，想怎么拆就怎么拆，也就不会出现强制拆迁的行为。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全国各省、市、区制定的相应地方性拆迁管理办法、规定、条例等，不仅调整了公民的财产权利，而且涉及对公民基本民事权利即财产权利的剥夺。

房屋拆迁的本质，是卖方处分自己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私人行为，或买方基于契约而产生的合同权利。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民事法律行为须依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但是有关拆迁纠纷须经行政裁决，可以先予执行（即先行拆除）、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执行及强制执行的规定，严重违反了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

（二）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非法性

政策的制定，本来最好的“民主议决”是通过各级人大或法院。当各方对征收决定出现重大争议时，可交由法院司法裁决，也可交付人大常委会甚至人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而令人遗憾的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征求意见稿中，对于重大分歧和争议，征求意见稿选择了报请上级政府“行政裁决”的方式。

（三）政策执行过冲中的违法现象

（1）地方政府

城市房屋拆迁工作，与当地政府制定的城市发展规划的实施有着直接的关系。城市房屋拆迁工作的进度，直接影响着城市规划的实施进程。当地政府部门在裁决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纠纷时，理应保持中立的地位，但是政府部门为了保证城市规划建设的效率，实现政绩最大化，往往会维持房屋强制拆迁的行为，违规批准拆迁人进行房屋拆迁，放纵拆迁人进行威胁、恐吓等一系列暴力行为。

（2）安置补偿得不到保障

现今导致拆迁矛盾不断激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被拆迁人的补偿价格与开发商再出售价格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对称。补偿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老百姓的生活得不到保障。而安置补偿费用的高低，与当地政府的经济利益也会有所关联。对于拆迁人来说，拆迁人的动机和目的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以最低的成本投入获取最大的收益，其投入的总体费用既要用于被拆迁人的安置补偿，又要支付当地政府的土地权出让金。在其总体投入费用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对被拆迁人的安置补偿费用支付过高，则相应的当地政府的收益就会减少。而当地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动机和目的是追求政绩的最大化，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收益，往往会利用行政权力介入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的民事协商过程中，这就使得政府在有意无意之间成为了拆迁人“得力的助手”。由此导致的拆迁矛盾只会愈演愈烈，政府在公民心中的公正廉洁的形象会大打折扣，公信力也大幅度降低。

二、强拆政策的不合理性

（一）现有的听证制度立法权威性不够，内容存在缺陷

尽管《建设部城市房屋行政裁决规程》18 条规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申请行政强制拆迁前，应当邀请有关管理部门、拆迁当事人代表以及具有社会公信力的代表等，对行政强制拆迁的依据、程序、补偿安置标准的测算依据等内容，进行听证。”

但是实践中，并没有得到遵行。其原因除了《裁决规程》立法位阶不高、权威性不强之外，还有本身内在的原因：

第一，尽管规定了听证人员的范围，但“管理部门、拆迁当事人代表以及具有社会公信力的代表”的人选如何产生、比例如何确定都没有明确规定；

第二，虽然规定听证必须公开进行，但是没有具体规定具体的公开方式，缺乏制度支撑，这也给现实中听证走过场、甚至干脆就不听证、假造一份听证笔录草草了事留（下转第59页）（上接第49页）下了可乘之机；

第三，也是最遗憾的，如此事关公民基本财产与人身安全的决定，虽然规定了听证程序，却没有规定“听证笔录排他原则”，也就是说，并没有规定听证笔录是决定是否申请强制拆迁的唯一依据。

（二）拆迁谈判的双方地位相差悬殊

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我国开始了城市化的进程，房地产业开始出现、兴起，并逐渐成为一个较高专业化、快速发展的新兴产业。但是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还很不健全，政府的监管还大有问题，使该领域问题频频。另外，由于政府公权力站在开发商一边，人为地扭曲了双方本应平等的交易地位，在市场潜规则下，被拆迁人最终沦为弱势群体。

（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过于笼统，不便于具体操作

我国与房屋拆迁有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这些法律、规范对拆迁中一些具体问题的规定都比较笼统，操作起来还存在一定的难度，致使拆迁过程中的纠纷和矛盾时有发生。

三、行政强拆政策所存在问题的解决之道

（一）完善拆迁法律法规

目前，有关拆迁的法律主要有《物权法》，《条例》等等，而《物权法》对于拆迁问题的主要规定是第42 条，即“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该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该条款的主要原则体现在当发生拆迁纠纷时，由法院“依法”进行调停，并给予拆迁补偿。然而，依照什么样的法律原则，给出什么标准的拆迁补偿，《物权法》里没有规定。因此，必须对涉及当事人切身利益的法律认真反复进行论证，以确保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

（二）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制度

拆迁补偿安置事关被拆迁人利益的实现，是拆迁制度中的核心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制度：

1、由政府先行补偿安置。

即在拆迁人和被拆迁人经过协商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后，由政府根据协议先行对被拆迁人进行补偿安置，其后政府再要求拆迁人在领取拆迁许可证的同时向其支付因补偿安置而开支的费用，否则不予发放拆迁许可证。

2、提高拆迁补偿安置的标准。

当前的拆迁补偿安置标准较低，不符合市场价值规律，只有通过提高拆迁补偿安置的标准才能填补被拆迁人因拆迁而受的利益损失。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补偿标准应该是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再加10%。”他的主张值得在确定新的拆迁补偿安置标准时参考。

（三）严格控制公权，保护私权，对公权力介入进行必要限制

在房屋强制拆迁过程中，相关法律条文在公权与私权配置上倾向于公权。《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均规定了公权的优位权，对私权的重视和保护完全不够。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需要通过“控权”来实现，因此，我们需要对城市房屋强制拆迁方面的公权力介入进行必要的限制。我们希望在《宪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中控制公权，并对私权提供实在的保护。

参考文献

[1]张静.强制拆迁的法律思考.经济语法，2005（2）.

征地拆迁相关法律法规篇10

【关键词】公共项目；征地拆迁；公共利益；补偿制度

1、引言

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征地拆迁一词随处可见，然而，隐藏在在城市化高速发展背后的却是“征地拆迁”一词的滥用与公共利益的泛化。所谓征地拆迁，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土地征收，即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将集体所有的土地收归国家使用；二是房屋拆迁，即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二者适用的前提应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换句话说，非公共利益需要的建设项目就不应该使用“征地拆迁”一词。因此，本文仅对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项目的征地拆迁问题进行探讨。

公共项目，是指铁路、公路、港口、水利、国防工程、市民广场，水电暖气管道，公共给排水工程等为社会大众提供便利的公共基础设施工程，对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障社会经济发展与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1]。

2、公共项目征地拆迁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2.1管理不到位，程序不规范

一般来说公共项目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对一个地区乃至国家的经济、文化、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时间紧、任务重是其普遍特征。但是，在过分强调项目进度的同时，项目的拆迁管理工作却常常被忽视。由此造成的管理机构不健全、相关部门协调混乱、政策适用口径不一、补偿数据前后矛盾等问题屡见不鲜。其中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征收管理机关机构不建全，职能履行不到位。实际上，由于真正的拆迁管理机关往往无法做通群众工作，所以大多采用设置临时拆迁机构，由临时机构负责具体拆迁工作的办法。但是，临时机构大多不具备法人资格，不是承担法定义务的主体。这种“承担责任的不工作，工作的不承担责任”的权责错位现象使得拆迁机构常常疏于管理、隐瞒问题。征地拆迁工作看似按时圆满完成，但当拆迁工作完结，临时拆迁机构解散后，许多拆迁矛盾又重新浮现出来，并最终又集中到了地方政府身上。

程序的合法，是实体公正的前提和保障。因此，被政府剥夺的私人利益越重要，就越要求采取较多的程序保障。征地拆迁涉及到了被拆迁者的生存问题，必须有相应的法律程序作为保障。然而，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却存在着各种违背法律程序的操作。征地拆迁工作的程序性经常被地方征地拆迁部门所忽视，拆迁许可证审批、补偿方案听证会以及拆迁移民安置规划等重要工作经常流于形式，这不但会使拆迁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还会使拆迁后续工作陷入被动，给项目建设的顺利实施埋下隐患。

2.2拆迁成本高

拆迁成本高昂是我国公共项目建设中的一个普遍问题。以重庆市某县一沿江综合整治项目为例，项目总费用4.2亿，其中建安工程费1.8亿，征地拆迁费用1.87亿，其他费用0.53亿。征地拆迁费用分别占到了项目总费用的45%和项目前期费用的78%。造成这个问题的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房屋土地面积确认过程中对征地小组工作人员缺乏必要监督。由于缺乏监督，在利益诱惑、人情世故等因素的影响下，征地丈量人员很难保证测量的公正性，由此给国家带来损失；二是被拆迁户弄虚作假，抢种、乱搭乱建现象严重。在有的地区，一夜之间就可能搭建上万平米临时建筑，甚至还出现征地人员边丈量土地，被拆迁户边抢种的乱象；三是拆迁部门为按时完成任务无原则妥协。在近年来全国拆迁钉子户事件中，拆迁部门多以妥协的方式来平息事件。矛盾看似得以解决，但隐藏在这背后的却是已配合拆迁拆迁户的反复以及拆迁费用的大幅上涨。

2.3被拆迁者利益未得到切实保证

公共项目建设多属于政府投资行为，与其他项目相比，公共项目的征地拆迁工作具有明显的政策性。因此，长期以来，公共项目无论是在方案制定还是在征地拆迁实施的各个阶段均存在“重工程，轻民众”，“重搬迁，轻安置”的现象[2，3]，加上公共利益的界定不清，多层次的权利重叠等因素，被拆迁者的利益常常难以得到切实保障。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补偿款不能及时到位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征收补偿费用应当足额到位、专户存储、专款专用。”然而，由于目前地方建设项目过多，经常会出现资金来源不足的情况，加之项目工期紧张，补偿费用往往不能按时足额到位。而保证补偿费用足额到位的关键性法律文件——拆迁许可证的审批也常常会由于地方政府领导的违规干预而流于形式[4]。

（2）补偿标准脱离实际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其中，作为补偿费用最重要部分的土地补偿费按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计算。《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的房屋征收补偿包括：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还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其对被征地拆迁者的补偿都是基于被征地拆迁者物质损害的现今价值的补偿，而忽视了对土地增值收益、土地期权以及征地拆迁所造成的功能损害、精神损害、生活成本提高等非物质损害补偿[5]。这种补偿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被拆迁者的实际利益，同时也很难保证被拆迁者的生活水平不因征地拆迁而降低。

（3）补偿方式单一

目前，我国征地拆迁过程中多以货币补偿、产权调换，或二者相结合的补偿方式为主。这种“买断性”补偿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被拆迁者原有的生活环境与谋生方式，被拆迁者往往会因为社会竞争压力、自身能力局限以及缺乏正确引导而难以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与谋生方式。此外，众多被拆迁者在得到补偿后一夜暴富，经过大肆挥霍，使生活在短时内重新陷入窘迫，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土地对于农民最重要的就是其保障功能，农民拥有土地就意味着生活的希望，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生活保障。而现今这种“买断性”的补偿方式缺少的正是土地这种强力的保障功能。

3、解决问题的对策

3.1法律制度的完善

要破除征地拆迁问题困境，首先要做的是使征地拆迁有法可依。目前，我国对土地房屋征收的合法性主要是基于《宪法》、《物权法》及《土地管理法》中关于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对公民的土地、房屋进行征收的描述。无论是《宪法》、《物权法》还是《土地管理法》都明确表示征收必须依照法律进行。但事实上，我国目前还没有拆迁的专门法律，换句话说，我国的拆迁工作长期以来都是在没有专门法律规范的情况下进行的。

出台专门的征地拆迁管理法律，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关系，明晰权责利弊，明定征地拆迁的保障救济措施和机制[6]。一方面是对失地农民、被拆迁群众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另一方面也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工程的建设，以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法律保障。而要形成对行政权力的合理约束，同时避免与《宪法》、《物权法》等现行法律的冲突，新的征地拆迁法就必须在公共利益的界定以及征地拆迁程序的规范上做足功夫。

3.2健全安置补偿制度

长期以来，公平补偿是我国补偿制度制定的根本准则。然而由于征地拆迁的复杂性以及被拆迁者情况的多样性，在总体公平下却往往存在着个别的不公平或是被拆迁者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因此，在以公平补偿为基本原则的同时，我们还应考虑被征地者的社会生存成本，把不降低被拆迁者现有的生活水平作为征地拆迁补偿制度的灵魂。具体来说，补偿制度的健全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扩大物质损害补偿范围，将非物质损害纳入补偿范围。除土地、房屋基本损害赔偿外，还应扩大房屋内附属物及装饰补偿项目的范围，将被拆迁者的实际物权损失，以及居住功能损害、生活成本提高、精神损害、经营损失等非物质损失都尽可能的纳入补偿范围。

其二，提高补偿标准。无论是以产值倍数法为基础的征地补偿还是市场价值为基础的房屋拆迁补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都是基于现今价值的补偿，而这种补偿又往往远低于被拆迁者对于土地或者房屋价值的增值期望。但对于非盈利性的公共项目来说被拆迁者的这种增值期望永远不可能得到满足。因此，出于提高补偿标准以缓解拆迁双方矛盾的目的，征地拆迁补偿除了评估被拆迁房地产的市场价值外，还可以对土地使用权的实物期权价值价值进行评估，并给与适当的补偿。

其三，优化补偿方式，创新安置模式。首先要降低货币补偿比例，尽量采取异地产权调换的安置模式，以缓解被拆迁者因为增值期望而产生的对于拆迁的抵触情绪；其次，要杜绝“买断性”的一次性补偿，将被拆迁者，特别是失地农民纳入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系统中。同时留出部分补偿款发展集体经济，使失地农民的生活得到一定的保障；最后，要通过对被拆迁者的行技术培训，提高其就业技能，并为其提供更多的创业、就业机会，使其尽快解决生活来源问题。

3.3地方政府做好征地拆迁工作

地方政府在征地拆迁具体操作中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工作原则，以公开促公正，以公正保稳定[7]，做好征地拆迁基础工作。一是政府依法办事，建立透明拆迁制度，公开补偿，取信于民，在百姓心目中树立一个正面形象；二是解决拆迁主体错位的问题，征收主体应是政府或相关行政部门，绝不能是一个征地拆迁临时机构；三是做好执行补偿政策的一致性，包括前后时间上的一致，不同补偿对象一致对待；四是做到一切拆迁工作按程序进行。无论是补偿方案的论证公示，拆迁许可证的审查还是房产评估机构的选择都要严格按照程序进行；五是强化征地拆迁的审计监督，保证国家和群众利益。对补偿资金流向进行严格监管，对征地拆迁部门及工作人员在土地丈量、房屋性质和面积确认等关键环节的工作进行监控；六是要通过对征地拆迁体制环境的评估和分析，建立一个基于透明、参与、平等、效率等多原则的评估系统，来评估和监督政府征地拆迁工作的成效，提高政府改善征地拆迁工作方式的积极性。

3.4对媒体和社会舆论的规范引导

梳理众多征地拆迁事件，当事人多为城乡结合部或农村居民，该群体文化程度偏低，信息相对蔽塞，在舆论媒体的影响下往往会造成对拆迁政策的片面理解，甚至做出暴力抗拆、自焚等极端行为。因此，对媒体报道的规范和对舆论的正确引导是征地拆迁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

一是要规范媒体的报道方式。媒体的报道应立足于真实性和完整性，站在公正的立场对征地拆迁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进行报道，杜绝歪曲报道或断章取义，从而给公众一个事情的真相；二是相关职能部门应加强对媒体的监管，对媒体报道的真实性进行评估和监督。对于不实报道采取警告、罚款、整改、叫停等处罚措施，对造成重大危害的要通过法律途径予以惩戒；三是要加大法制宣传和教育力度，及时向被拆迁人宣传相关政策法规，引导被拆迁人自觉遵纪守法，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同时服从国家建设需要，配合拆迁，保证拆迁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4、结语

公共项目征地拆迁问题是我国在城市化及法制化进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难题，这个难题的解决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想解决这个难题，首先必须对公共利益做出严格界定，解决征地拆迁这一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同时从规范政府征地拆迁工作程序、创新补偿方式、正确引导舆论媒体等多个方面入手做好征地拆迁工作，并最终形成一套完善的征地拆迁制度。只有这样，征地拆迁中存在的矛盾才能得以解决，关乎国计民生的公共项目建设才能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房绍坤.论征收中“公共利益”界定的程序机制[J].法学家，2010（12）.

[2]刘庆斌.扭曲的“拆迁观”是“畸形政绩观”的悖论叠加[J].中国房地产业，2011（6）.

[3]张刚，李超.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反思及完善——基于利益机制视角的分析[J].建筑经济，2011（7）.

[4]余丽娟.公共事业建设征地拆迁中的问题及对策[J].审计月刊，2010（5）.

[5]蒲圣南.关于破解城区征地拆迁难题的思考[J].经济研究参考，2009（12）.

[6]叶檀.拆迁补偿天堂与地狱之别[J].国土资源导刊，2013（3）.

[7]王顺喜.我国失地农民现状分析及政策建议[J].中国软科学，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