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制度论文范文10篇

征地制度论文范文篇1

【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征地制度方面新政策法规条文的分析,提出了征地制度改革过程中需要探讨的一些小问题。

【关键词】土地;征收;征用;改革

在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土地市场蓬勃发展的今天,如何改革完善征地制度,如何在征地过程中保障失地农民的切身利益仍是重中之重。本文试图针对土地制度政策方面的新条文对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1土地征收制度新的理念

随着《土地管理法》的不断完善和《物权法》的颁布实施,我国土地征收制度也被赋予新的思考和理念,主要可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修改从真正意义上区别了土地的征收和征用。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征用从定义上讲主要界定为使用权的改变,对所有权的改变没有下强制性的定义,这样一来也就意味着在特殊情况下存在归还土地的可能。这与征地过程中的实际情况不太吻合,在以往的征用过程中实际的情况是土地所有权实现了由农民集体所有权向国有土地所有权的改变。而征收主要强调的就是所有权的改变,与实际情况相适应。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都要经过法定程序并且都要依法给予补偿。

第二,土地安置补偿标准的提高。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大大提高了补偿费用的计算额,且规定一些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弹性空间。

第三,对被征地农民权益的保护更全面化。《物权法》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相对以前对被征土地农民的生活问题更加重视,对农民权益的保护更加全面。

2征地改革过程中值得思索的几点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土地、房地产市场的日益完善,各项政策法规建设速度也日趋加快,这些都为征地制度的改革带来了新的发展环境,为开拓一个全新的局面带来了契机,在这个改革创新过程中,提出几点值得注意的小问题:

第一,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与市场机制的衔接。

《土地管理法》中规定要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在我国就广大农村地区而言,即是指农业生产收益。自实施土地承包制以来,广大农村的农业生产基本属于个体小农性质,与二、三产业相比,生产效益明显偏低,这在中西部地区更加突出。按照《土地管理法》对于被征用土地的补偿规定,就产生两个问题,一是为农民被征用土地而支付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偏低,这对农民是不公平的,性质上属于低价剥夺。二是取得被征用土地使用权的法人,在使用权期限内,存在高价转让的可能性。实际上不仅是存在可能性,包括通过划拨得到的土地使用权,也已在土地二级市场上违法出现。因存在低价征用,高价转让的可能性而导致大量发生的土地违法案件,说明对农民被征用土地的补偿,已成为《土地管理法》的一大隐患。

解决此问题可供考虑的选择:依法征收,采用市场机制,按市场价格对失去土地的农民的进行补偿。为此,有的学者提出需要再次修改土地管理法,废除“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的条款,改按土地资源一级市场的基准价格给予农民补偿。地方政府为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可以行使优先购买权。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征用农民依法承包的土地,应在土地资源一级市场以市场化方式——购买取得。与普通投资者的区别是,政府征用优先。这样一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由于农产品价格下跌而导致农民利益受损害。另外,一些利益集团以低价剥夺农民的土地,以此获得超高额利润,这既不符合资源优化配置原则,也不可能对稀缺的土地资源形成最严格的保护制度。将征地制度与市场机制相衔接,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二,将实物补偿作为征地补偿方式中的主要构成部分。

目前普遍的征地补偿即为货币补偿,征地补偿标准提高后,货币补偿在保障失地农民短期的生活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长期着眼,存在着许多不稳定的因素。从实际情况来说,对农民进行安置存在较多的困难,因为农民一般受教育水平比较低,要进行其他工作的培训安置的话,对安置双方可能都存在一定的困难。在这种状况下,可适当考虑实物补偿方式。实物补偿包括留地补偿和替代地补偿两种方式。留地补偿是在征地时,为了保障被征地农民进行生产、生活,支持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安排的建设用地。替代地补偿是指考虑到失去土地的农民有可能在领取土地补偿费后找不到合适的就业岗位时,以国有宜农土地作为替代地补偿,以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对于重点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综合效益周期长收益稳定的特点,可发放一定数量的土地债券作为土地补偿费,或在征收土地对替代地实行土地入股的方法以保障农民的长期生活保障问题,或通过调节土地收益再分配建立征地农民安置保障基金,彻底解决征地农民的后顾之忧。

第三,着手建立切实代表农民利益表达的团体,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征地制度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征地制度;失地农民;权益保护

前言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政府征收农民集体的土地成为一种必然。我国现行的征地制度是20世纪50年代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形成的，它对于保证国家建设、节约征地成本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征地制度存在着许多不适应时展的因素，它的弊端日益凸现，严重侵犯了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完善征地制度是保护失地农民的权益的重要措施。

一、我国征地制度存在的弊端

根据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集体土地进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和违法操作，致使征地制度严重侵犯了失地农民权益，并造成很多不稳定因素。现行征地制度主要存在以下弊端：

（一）公共利益界定不明确,导致征地权滥用

无论是宪法还是土地管理法都规定，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才可以进行征地。但对什么是公共利益、哪些建设项目属于公共利益的范围没有进一步做出具体规定，也缺少相应的程序来判定一项事业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如此笼统的规定对征地权力的滥用留下了空间，导致地方政府任意解释“社会公共利益”的概念，导致扩大了征地范围，滥用征地权，现在所有的项目，不管是公益性还是经营性用地都由政府说了算，都在进行征收，而绝大多数是在借公益性之名，行经营性之实，一些房地产商炒地、圈地、滥占乱用农地等时有发生。

（二）征地程序不完善

首先，征地信息公开不充分。在征地过程中，关于征地的面积、补偿的标准、补偿费的分配方案等信息公开非常少，由县、乡政府和村干部进行“暗箱操作”［1］，对农民利益进行层层盘剥。其次，征用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程度不高，缺乏透明度。集体尤其是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参与的程度非常有限。在现行体制下，国家征地面对的是集体，而不是农户；农户不参与征地补偿谈判，不能对补偿方案进行平等协商。再次，缺乏征后跟踪检查。一旦征地手续办完，征地程序即告结束，至于征后是否改变土地用途则无人过问，导致土地征而不用、多征少用的现象广泛存在。最后，缺乏征地纠纷裁决救济制度。我国很多地区的征地补偿争议长期得不到解决，造成农民上访事件不断，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我国没有建立起土地纠纷裁决救济制度。

（三）征地补偿标准偏低,且分配不合理,严重损害农民利益

《土地管理法》规定，政府征用农民集体的土地必须进行一定的补偿，但现实中征地补偿却存在一定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1.征地补偿标准偏低。法律规定征地补偿费用只按照其用途给予包括耕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在内的产值补偿，其补偿“最高不得超过被征地前平均年产值的30倍”；这种补偿金额是基于农地收益计算的，不能准确反映农地转为非农用地的预期收益；而且土地具有巨大的增值潜力，土地补偿费远远低于土地出让价格；因此现行的征地补偿标准明显过低。第一,以“年产值”作为征地补偿标准不合理。现代农业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而是集生态农业、精品农业及休闲观光农业为一体的现代都市农业,土地产出的价值已不再是普通的粮食或蔬菜价值可比的。第二,征地补偿标准未包含土地的增值部分。农地一经征用后,其用途改变通常会导致土地价格的上涨,但在征地补偿标准的制度中却未考虑这部分增值因素。第三，没有考虑土地的区位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2.补偿分配不合理。由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非常混乱，导致土地补偿费分配上出现了“乡扣留”、“村扣留”，以至某些有权人士私分土地补偿费的现象，一些县、乡镇政府也参与补偿收益的分配，从而导致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民个人获取的补偿收益减少，引发许多社会问题。［2］目前在城镇建设征用农用地的过程中，多数地方征地收入分配的大致比例是：被征地农民得5%-10%，集体得25%-30%，政府得60%-70%，三者间的利益分配极其不合理，尤其是作为土地使用者的农民不仅被排斥在土地转让的讨价还价之外，加之乡镇政府还常常以各种借口层层截留农民的土地收益，农民最终获得的实际收益实在是少之又少［3］，真正到达农民手中的钱款仅仅包括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大部分被集体截留。

二、现行征地制度对失地农民造成的侵害

我国目前的征地制度，获益最大的是国家和集体，农民个人则是最大的受害者。目前大多数地区对失地农民的补偿以一次性发放安置补助费为主,由农民自谋职业，这种安置方式简单易行。但失地农民也由于赖以生存的土地的丧失而逐渐生活窘迫，生活没有保障，失地农民变成“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流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心理负担增大

我国农民由于受传统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的影响，在心里土地已经成为他们的“命根子”，土地是他们的全部希望和寄托，几千年来，他们依靠土地生产、生活，养育后代，一旦失去土地，心理则“无着落”，丧失了对生活的寄托和希望。据统计，失地农民由于对城市生活不适应，普遍会表现出对生活前景的彷徨、焦虑，甚至失去信心，心理负担增大。

（二）生活无保障

农民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土地,一下子没有了生活来源,他们吃饭、住房、穿着开销等问题接踵而来。就全国来看,虽然征地补偿费存在差异,但补偿标准都比较低。按现在的物价消费水平,征地补偿款在非常节约的情况下最多只能维持6年,事实上,很多农民缺乏长远规划,有限的补偿费很快就会用完,他们在短期内就会陷入困境,连最起码的吃饭问题也解决不了。征地导致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的现象相当普遍，有的甚至由于征地出现“返困”现象。

（三）就业无保障

失地农民就业渠道主要有［4］：一是招工安置。在现行的用人制度下,失地农民就业只是临时的,随时都有可能再失业，这种安置方式现在基本上不用了。二是外出务工。有的农民失地后,背井离乡到外地打工。由于他们没有技术特长，缺乏年龄优势,加上现在城市就业压力大，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即使找到,也是一些低技术含量的职业，而且很不稳定。三是个体经营。部分失地农民利用征地补偿费做生意,进行自主创业,但自主创业不但要有市场,还要有经营头脑,要承担很大的风险，所以靠这种就业方式就业的为数不多。

（四）养老无保障

目前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农民还主要是依靠子女养老，农民老了之后,他们仍然有一份土地,子女可以通过耕种父母的土地获得收入来赡养父母。失去土地后，如果子女在就业、收入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和不稳定性,养老也就出现了问题。

（五）健康无保障

对于失去基本生活保障的失地农民来讲,经济上会更为紧张,更无钱看病了。他们有病不敢进医院,不敢找医生,如果是小病,一般认为拖一拖就会好,一旦得了大病,他们分得的土地补偿金往往难以填补巨额的医疗支出,致使许多农民不得不选择放弃治疗,而牺牲自己的健康乃至生命。

三、完善征地制度，保障失地农民权益

（一）明确界定公共利益范围,严格限制征地范围

违法征地行为频繁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公共利益”的界定不明确，要保护耕地，规范征地行为，必须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首先，明确公共利益的内涵。其一，公共利益所涉及的受益主体应当是不特定多数人；其二，公共利益的义务主体是国家；其三，公共利益的目的应当具有非营利性。其次，明确列举公共利益的范围。建议将划拨土地范围作为“公共利益”的范围，如国家重大经济建设项目、国防设施、国家机关及地方机关建设用地、交通、水利、教育、文化等公益事业用地可以征收，而其他的项目则应严格限制占用耕地。

（二）完善征地程序,切实维护失地农民合法权益

完善农村土地征收的程序,是维护失地农民正当权益的重要手段。为此必须保障农民在征地中的各种程序性权利。具体包括：(1)知情权。征地前,有关部门应将拟征地的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途径等,以书面形式告知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2)参与权。将拟订征地方案、制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组织实施、清理土地等征地过程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赋予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对拟征土地的补偿标准、安置途径申请听证的权利。(3)司法最终裁决权。法律应该明确规定,农民无法就补偿事宜达成协议时,有权提出异议并可申请仲裁,对仲裁不服的,任何一方都可申请法院作出最终裁决。［5］

（三）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扩大征地补偿范围,合理分配土地补偿费用

首先，提高补偿标准。制定征地补偿标准以土地的市场价格为基础,综合考虑现代都市农业等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土地的区位、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土地的预期收益，切实保护失地农民合法权益。其次，扩大补偿范围。遵循各国通行做法,逐步扩大补偿范围,具体包括土地所有权补偿、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地上物补偿、残余地补偿、离职者或失业者补偿以及生态环境效益补偿。再次，合理分配土地补偿收益。由于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应使补偿收益更多地偏向失地农民，淡化对土地所有权的补偿，强化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把土地补偿费的大部分分给农户，由他们自主管理和经营，并指导他们合理使用这部分收益，用于再就业及改善和提高生活水平。

（四）重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构建维权主体

我国法律十分抽象、笼统地规定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包括乡（镇）、村和村民小组农民集体，但由于法律规定的模糊，导致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形成了“人人有权，农民无权”的现象。根据目前农村集体土地的管理和使用现状，笔者认为在今后数年内应重构农村产权组织，对其进行公司化法人机关改造，农民集体应当成为一个法人，应当按照法人来组织代表机关，运行它的财产。农民集体成员大会或代表会议为农民集体所有权主体行使所有权的权力机构，而不仅仅是一个监督机构［6,7］,农民集体成为独立的维权主体，政府征用土地直接与农民集体协商，这样农民集体的积极性和维权意识会明显提高。

（五）加强技能培训，增加劳动就业

政府和征地单位在付给农民经济补偿之外，还应在现代职业技能培训方面发挥作用，使失地农民逐渐走向市场化。他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帮助就业：一是提供就业服务。政府、用地单位和劳动保障部门积极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岗位和就业信息，鼓励企事业单位多招本地失地农民，保证失地农民尽快实现再就业。二是由政府和用地单位提供资金保障，加强职业培训。根据失地农民的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各类职业技能培训，保证就业技术的掌握。三是制订优惠政策，减免税收，鼓励失地农民自主创业。为此，政府必须尽快构建完善的农民现代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提高农民素质，增强技能，增加就业机会，保障广大农民再就业。

（六）完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关键是要建立和完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由政府、征地主体、集体、失地农民个人共同出资、合理负担保障费用。建立农民个人帐户，实行储备积累，按积累总额确定发放标准。资金以征地主体出大头、政府补贴、集体补助和个人交费为主要渠道，国家予以政策扶持，切实完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1］杨春禧.论征地程序改革与和谐社会构建［J］.社会科学研究，2005（5）：115-118.

［2］陈家贵.我国现行征地制度分析与对策研究［D］.西南农业大学博士论文，2004.

［3］曹宗平.论我国征地制度的内在缺陷［J］.经济学家,2005（5）:60-65.

［4］张思军.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问题分析［J］.理论参考,2006（1）:52-54.

［5］慎先进,董伟.完善我国农村土地征收法律制度的思考［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28（3）：75-77.

征地制度论文范文篇3

笔者在2008年7月至11月，和来自土地资源管理、社会保障等不同专业的研究生、本科生一同进行了专题调查。问卷调查涉及浙江省的萧山、温州、宁波、义务、金华、丽水等县、市、区，同时我们还零星走访了浙江部分县、市的一些村庄和农户。抽取的农户调查样本覆盖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失地（或即将失地）农民，符合随机抽样要求。本次调查共发放农户调查问卷300份，回收问卷258份，有效问卷239份，其中涉及已征地174份，即将征地65份。

调查问卷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农民个人和家庭基本信息，包括农民个人信息、2007年个人及家庭纯收入、家庭月消费水平等；第二部分是农民对征地制度的认知，包括对征地相关法规、补偿制度的了解及对征地的意愿等；第三部分是农民对征地所获补偿的满意程度，包括获得的补偿、征地前后生活状况等内容。

2、被调查农民基本情况

从年龄分布区间来看，被调查农民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年龄阶段，且每个阶段都具有一定比例。从受教育水平来看，调查农户的文化程度普遍不到，大部分处于小学或初中水平，本科或大专水平只占到总人数的2.51%。

农户2007年家庭总收入水平分布较为广泛，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其中，家庭总收入在2-3万元范围内的较为集中，占到35.56%，而家庭总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农户所占的比重达到20.50%，数据显示低收入农户仍然较多。

收入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调查显示，务农不再是大部分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单位工资成为收入来源的主要渠道，个人经营在农民收入中所在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尽管农民收入来源的主要渠道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大部分农户家庭收入低、消费水平不高的现实没有改变，农民整体受教育程度低下，文化水平不高的面貌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3、农民对征地制度的认知

笔者将农民对征地相关法规和补偿制度的了解的调查数据以1-4编号，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后得到表4-1的结果。

从表4-1可以看出，农民对征地相关法规以及补偿制度了解的平均水平只有2.45和2.32，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并不了解，只有极少数人清楚地知道，这一比例与本科或大专学历水平所占比例基本符合，这也进一步说明农民对征地制度认知的总体水平不高，且与学历的高低具有显著相关性。

为了便于进行统计分析，笔者将农民的征地意愿进行了相似的数据处理，统计得出农民对征地的平均意愿为2.69，标准差为1.165，处于不太愿意和无所谓之间。而从表4-2可以看出，征地意愿表现为愿意（包括比较愿意和很愿意）的农民只占到被调查总人数的30.96%，也就是说大部分农民不愿意土地被征用或处于迷茫状态。

笔者认为调查反映的这一现象与农民受教育程度以及他们对于征地和补偿制度的认知能力有关，同时也和现实的补偿标准以及他们对于补偿标准的满意程度密切相关（笔者将在“农民对现有征地补偿的满意程度”中具体分析）。

为了更好地了解农民的心理，问卷还就他们愿意被征地与不愿意被征地的原因进行了调查。大部分愿意被征地的农民认为征地之后生活能有所改善（比例达到50.21%），一部分因为户口可以农转非，还有部分认为补偿还比较高；对于不愿意被征地的农民，大部分由于补偿太低、就业困难或者生活失去保障，还有一部分出于长期以来与土地相依为命的心理，不愿意离开土地。

4、农民对现有征地补偿的满意程度

调查涉及已征地农民174人，即将征地农民65人。在已征地农民中有超过65.51%的农民所得到的经济补偿低于3万，5万以上的比例只有17.82%。数据显示，大部分农民在失去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后获得的直接经济补偿十分有限。

除了直接经济补偿这个指标，问卷还对失地农民获得的其他形式补偿的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有47.70%的失地农民办理了保险，大部分农民获得了其他形式的补偿，但遗憾的是还是有近三分之一的失地农民除获得直接经济补偿外没有获得其他任何形式的补偿，他们不得不为维持生计而面对陌生的环境，这也势必会使他们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感到焦躁、不安。

对生活状况和满意程度的评价由低到高分为5个等级，分别以1-5编号。调查数据直观显示大部分农民认为生活没有改善，进一步分析显示生活状况平均水平为3.19，也印证了初步判断。虽然此项调查数据表明农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明显变化，但补偿满意度调查显示农民平均满意程度只有1.82，处于低水平，大部分认为补偿太低，不够合理。

5、对调查结果的再思考

调查表明大部分农民对征地制度不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征地的态度，而这样的现实又和他们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现实密切相关。因此笔者认为应着力做好相关制度和法规的宣传工作，尤其是应采用农民能普遍接受的方式，让农民有渠道了解和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方针政策，提高公众的参与度；同时要及时了解农民的诉求和想法，做好反馈工作，行之有效地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服务。

调查还显示，尽管大部分农民在征地以后生活水平没有显著改变，但依然表示对“征用土地以不低于原生活标准作为安置补偿的适度原则”难以接受，希望能提高补偿标准，按市场价值进行补偿。笔者认为，一方面农民失去了自己依赖的土地，放弃了自己熟悉的生产方式，对未来生活的担忧促使他们希望以较高水平的补偿换得精神上的慰藉；另一方面，对土地增值的普遍预期和无法参与土地增值分配的现实，加剧了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也增加他们的不满情绪。

为此，笔者认为政府征用农民土地，应改变只按农业用途给予补偿的做法，尝试让开发商与农民直接接触、进行面对面的讨价还价。改变单纯的经济补偿模式，从多方面考虑予以补偿，如可以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指导，安排适应性就业岗位，完善基本医疗保障等保障制度；同时，政府应致力于促进补偿费的合理分配，乡镇政府违法参与分配行为应杜绝，村集体与失地农民分配比例混乱等应有效控制。此外还要加强对失地农民的文化知识和综合技能，帮助和引导失地农民尽快适应城市生活，实现从农民向市民的角色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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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次芳，鲍海君.城市化进程中的征地安置途径探索[J].中国土地，2003.

征地制度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城市化;失地农民;经济权益损失;经济正义;中西方对比

一、研究内容聚焦时代焦点具有现实意义

(一)研究背景及农村失地农民经济权益损失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大量的土地被征用，造成大批的土地流失。由于土地大量的流失，而很多原本依靠土地生存的农民成为了失地农民。这些失地农民有的成为了城市里的流动人口，有的成为了失地失业的社会边缘人，无论是流动人口还是社会上的边缘人，他们都失去了原本的具有保障的生存方式，让他们原本平稳的生活变得不确定和不平稳。而由于户籍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权益受到了较大的侵害。马新文的著作《中国现行征地制度下失地农民经济权益损失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和时代焦点下，作者马新文在多年研究经验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维护民众权益的基本立场出发，通过国外相关工具性研究步骤进行分析，并且指出失地农民经济权益受到侵害的基本原因就是中国不完善的征地制度。马新文教授作为专门从事经济伦理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专家学者，通过进一步的中西方征地制度的对比，引出“经济正义”理论，指出完善征地制度的方式和方法。本文以包容性为基本原则，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的成就上面体现了作者独特的视角和深厚的专业知识，书中不乏有争议的观点，但是本书的目的是在百家争鸣的基础上，推进我国征地制度的调整和完善。城镇化下的失地农民问题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群体，他具有特殊性和流动性。如果对于这部分人群处理不当可能会造成一定的社会动荡问题。针对失地农民保障问题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马新文教授具有多年的研究经验，在经济伦理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具有较高的成就，并出版多部经济学著作，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并且在编著学术专著、教材等方面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作者运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于中国现行征地制度下失地农民的经济权益损失研究进行分析研究，引入“经济正义”理论通过对国外征地制度的借鉴，提出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征地制度，保失地农民经济权益的构想，既聚焦了社会焦点和难点问题又具有现实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本书研究内容概述

《中国现行征地制度下失地农民经济权益损失研究》是具有深厚经济学功底的作者别出心裁地从马克思主义维护民众权益的基本立场出发，提出“马克思主义正义观”这一基本观点，并通过分析我国“经济正义”理论和西方的不同，指出我国征地制度存在的弊端，并提出我国征地制度改革完善的建议和策略。为了进行论证，运用了西方产权理论、经济正义理论这两大工具性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全文分为五部分，一是先分析失地农民经济权益损失现状;二是对造成失地农民的经济权益损失的原因进行分析;三是对失地农民经济权益实行伦理分析;四是提出保障失地农民经济权益的理论指导与观念构建;五是提出我国失地农民经济权益的制度建设。本文在透彻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失地农民经济权益遭受损失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我国现行的征地制度存在较大的缺陷和弊端。作者在指出我国征地制度存在的弊端后，介绍了西方在人权基础上的较完善的征地制度及其基本特点和益处，随即得出结论，中国若要解决失地农民的经济权益受侵害问题，必须在我国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完善好征地制度，以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经济权益不受损失。在调整和完善中国现行征地制度的研究方面，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和观点，本文作者以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态度对待这些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旨在通过公共参与辩论、百家争鸣的研究现状和研究辩论，以推进我国失地农民征地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二、研究形式兼备学术性与趣味性

(一)对比研究增加趣味可读性

《中国现行征地制度下失地农民经济权益损失研究》是一个专业强、受众广的书籍，作者在多年潜心调研西方经济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以自身功底深厚的经济伦理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功底，通过运用西方产权理论、经济正义理论对当下的征地制度下农民经济权益损失进行系统的研究，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然而，作者一开篇便提出问题，引起读者的兴趣，在通过中西方对比的方式让读者更愿意深入了解问题的走向，最后还附录了几个案例，更增加了本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作者在对本文进行构架和布局时，是通过精心思考的，整本书例对这一专业问题研究的深入浅出，让读者有欲望和兴趣读下去。而且通篇布局合理，让读者一目了然，浅显易懂，比较适合企事业单位、学生、农民及对农村征地制度感兴趣的普通大众阅读。本书一开篇便提出当下失地农民非常惨淡的现状，引起读者的浓厚兴趣，紧紧抓住读者的心。接着，通过对失地农民经济权益损失现状、造成原因、农民沦为“社会边缘人”的尴尬处境进行阐述，接着便找出了造成如此现状出现的原因，然后引入“经济正义”的观点，并通过对国内外征地制度的比较提出完善我国土地征地制度的建议。该书浓缩了作者多年的理论研究成果，学术氛围浓厚，对失地农民问题相关的经济学理论进行了严谨、深刻的剖析，集科学性、创见性、专业性于一体，又具有较强专业性和预见性。作者系统研究了我国失地农民的经济权益损失现状，引进了“经济正义”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对西方产权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进行阐述，涉及了很多专业的关于失地农民研究的理论知识，有理有据、分析透彻、视角独特、切中要害。该书在分析和论证的时候还有很多小小的案例，都是以前新闻上的热点新闻，足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力和想要解决问题的欲望，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和可读性。由此可见，该书可读性和学术性的结合和兼容，恰恰体现了理论的张力和实际应用性。

(二)深入浅出学术性与趣味性相结合

《中国现行征地制度下失地农民经济权益研究》集中了作者多年来的理论、实践研究成果和真知灼见，具有较强的理论指导价值。对国外征地制度的深入分析阐述是为了对比出我国现行的征地制度存在弊端，主要是征地速度过快，规模过大造成农民失地、失业的现状;征地补偿范围小，标准偏低，补偿方式不足，收益分配缺乏合理规划，失地农民缺乏转嫁机制，信息不对称，失地农民知情权较小。通过对比，既找出了我国征地制度存在的弊端，又有助于找到造成问题的原因和核心。这对于丰富和发展现有的失地农民经济权益受侵害的相关理论具有积极意义。作者深入探讨了“经济正义伦理观”，以及中国经济正义观的缺失，根据西方的先进经验，提出我国土地征地制度改革完善的意见和建议，使本书具有了鲜明的理论意义。其次，该书又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研究的角度是西方的经济正义理论，最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国征地制度存在的弊端。整个观点论据充足，既有对现状的分析，也有对国外的借鉴，更有对于解决方法的构建，全面深刻地剖析了现行土地征收制度不完善，我国土地产权制度的缺乏公平性。该书从理论到政策研究，全面又深刻，独创又兼顾指导现实的应用性。既有对我国现行征地制度下失地农民经济权益受到侵害现状的探析，又有造成失地农民经济权益侵害的原因和核心，既有对西方征地制度的分析，又有将西方的制度引入中国征地制度中的大胆预测，同时对我国如何应对当前经济形势提出建议和启示。可见，该书立足实际，在我国征地制度存在弊端的背景下，系统回答了关于如何改变我国征地制度现状，明确了未来我国征地制度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围绕两个因为征地制度缺陷，农民经济权益受到侵害而出现上访、攻击政府等问题的实例，指出我国征地制度改革完善势在必行。该书聚焦社会公共关注的焦点，聚焦征地制度改革、失地农民、流动人口、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等问题，聚焦中国征地制度的转型升级，用理论的视角去解读，以现实的视角去分析，用科学的研究态度提出政策建议。可以说，作者的很多观点和建议都具有很强的可参考性，对推动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发挥积极作用，这都鲜明地体现此书的实践意义和现实价值。

三、结论

总之，该书是失地农民经济权益研究方面的一大力作，在研究内容上与时俱进，紧跟热点，既有对焦点问题的深挖，又有解决政策困境探索;在研究形式上深入浅出，贴近大众，贴近实际，虽然采用较深奥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却运用了较生动的事例，和中西方对比方式，从读者的角度出发，关注广大群众关心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技巧。本书的整体论证思路和分析方法深入浅出，简单易懂，没有较晦涩的理论术语，增强了此书的可读性和较广阔的受众群体，同时又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等理论研究，使本书不失其学术性和专业性。在研究成果上本文提出了具有现实意义和较强应用性的结论，这是作者对我国征地制度理论丰富和发展的贡献，同时作者也较系统地阐述和分析了国内外经济正义的发展趋势，还为我国征地制度发展出谋划策，做到了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的统一，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作者:马铁成 单位:南阳理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马新文.中国现行征地制度下失地农民经济权益损失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征地制度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司法救济

随着社会经济及城镇化的加快，农用耕地通过征收或征用变成城镇建设用地的数量不断增加，速度不断加快，农民的农业土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是无法避免的。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群体，一个由我国土地所有权二元结构所决定的介于农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边缘居民，我们称之为被征地农民。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逐渐推进，被征地农民的问题、矛盾日益加重。如何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广大被征地农民群众所关心的问题，也是政府优化管理与服务所关注的一个方向。

一、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

社会保障是由国家或者社区提供的一系列社会服务和措施，目的是改善或提高成员的精神及物质生活水平。在现实生活中，被征地农民的数量不断扩大，其存在的生产、生活问题日渐暴露。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维护社会稳定，推进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有着独特意义。对被征地农民的安置方式主要有三种，一则现金补偿，二则提供就业岗位，三则土地换保障，从被征地农民的长远发展角度来看，第三种方式也就是对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更利于全面、多元地维护被征地人民的利益，有利于持续地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维护社会公正。

二、对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的法律思考

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不仅对社会稳定有重要作用，也对我国法制的完善有一定的意义，有利于推进我国的依法治国。如何从法律上确保被征地农民得到合理的社会保障，维护其相关合法权益，是当前维护被征地农民权益、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所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国家应实时制定合理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使相关问题、争议的解决有法可依。

三、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的法律措施

解决被征地农民在社会保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仅要调整完善征地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机制，制定积极的社会保障政策，还要从相关法律政策入手，完善土地征用与社会保障相关法律，为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提供不可或缺的保障。(一)进一步完善土地征用的法律制度。制定更加科学的土地征用法律，为土地征用的实施提供切实有效的法律依据，这是保障被征地农民相关权益的基本前提。增加相关法律的严谨性与严肃性，明确实施过程中的责任。科学界定征地的目的、范围和程序，提高土地征用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二)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的法律制度。1．明确主体地位。在立法方面应首先明确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主体的法律地位，针对被征地农民这一特殊受益主体，具体设计符合其需要，满足其特殊性的具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并将其列入具体的法律之中，为保障体制的实施提供法律依据。2．调整补偿标准。《土地管理法》所规定的征地补偿标准总体标准较低且固化，与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不太适应。应以市场经济变化为导向优化补偿标准，缩小征地价格与土地出让价格的差距，以此减少被征地农民的心里落差。3．完善多元保护机制。通过法律层面完善被征地农民的就业保障机制、养老保险机制、医疗保险机制等，完善对被征地农民的多元保护机制，提高相关立法层次。运用法律手段强化被征地农民就业保障的社会救济作用，解决被征地农民就业方面的法律问题。完善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的框架，降低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门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医疗保险待遇，缩小与城镇养老、医疗保险待遇的差距。4．完善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联动。既要制定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的关于被整体农民社会保障的法律制度，又要地方结合具体实际制定出适应地方具体特性的法律规范，提高中央与地方立法的联动，提高法律的适用性。(三)进一步完善司法救济的途径。没有救济就相当没有权利，因此，完善相关司法救济是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缓解各方矛盾、彰显法律权威的重点。首先，要对政府征地的行政行为进行适当的司法审查，对地方政府的行政权的行使进行合理制约，解决地方随意性大的问题，降低部分地方政府的暗箱操作可能性。其次，要明确赋予被征地农民司法救济的权利，明确规定相关司法救济的类型、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为被征地农民的相关权益纠纷的解决提供司法保护。

作者:陈星 寇枫阳 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王娟，王晶．我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完善路径［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6．6．

征地制度论文范文篇6

[论文摘要]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是个经济问题，更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稳定问题。探索适合我国失地农民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是影响农村繁荣与稳定的关键，也是促进城市化稳健发展的重要环节。

“三农”问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其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中心则是土地问题。在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保障农民就业、医疗、养老等保障体系之前，土地必将是“农民社会保障的载体”。然而在城市化进程中，政府部门征地权的滥用以及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等，失地农民成为无地、无业、无保障的社会弱势群体，如何解决失地农民保障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失地农民的现状

失地农民是一个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土地是农民一切生存的希望和资本，扮演着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耕地被征用，产生了数量众多的失地农民。

有关资料表明（注：《2000多万农民下岗谁来关心失地农民的命运？》）。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至少造成我国农村2000余万农民“下岗”。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0年至2030年间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失地或半失地农民将超过7800万，这意味着失地农民的队伍将继续扩大。

据本人实地调查，福建泉港区2005年可耕地面积9.81万亩，人均耕地0.29亩，自新土地法实施以来经批准农转用面积6924亩，已征用耕地5637亩，随着项目的投建预计今后每年要征用土地2000亩以上。据泉港区政府不完全统计，因重点项目建设共有2.5万农民完全失去土地。

二、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中国的被征地农民他们的社会保障仍然存在政策法规不健全、保障制度不适应等问题。

1．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窄。在我国目前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保险项目上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主，保障对象上以救灾救济和社会福利的对象最广，而救灾救济的条件过于苛刻，基本上只有灾害救济和五保户、孤儿以及少量贫困家庭才能享受到微薄的救济金，失地农民由于不符合救济条件而无法享受到救济。

2．土地补偿方式不科学。征用土地的基本补偿方式有两种：一是以现金一次性补偿；二是“以地换社保”的终身补偿。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采取第一种形式对失地农民给予补偿。主要由于以现金补偿简单直接，便于操作，减轻工作人员负担。对于失地农民而言，失去土地等于失去最稳定的生活来源，从短期来看农民得到补偿款后可以衣食无忧，一旦失地农民花费完所得的补偿款后，便没有生活来源，生活再次陷入困境。

三、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

农民失去土地的保障，也不享有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成为一个边缘群体。对于日益增多的失地农民，无论从何种角度政府都应更多地考虑失地农民今后生存的困难，积极构建一套完整、方便、可行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一）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原则

1．保障项目逐步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保障制度建设的最终归宿。将失地农民纳入此保障体系会产生政策和财政风险，必须慎行。按照失地农民遭遇风险的程度不同，可以依次建立养老保险、是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最后再考虑其他保险。这些保障项目的逐步推进有利于减缓政府一次性投入过多资金所产生的财政压力。

2．社会公平原则。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谁都不会轻易把自己的命根子交给别人。如果农民失地后得不到合理的补偿，就会遭到福利损失。政府在征地过程中，必须尊重失地农民的权益，公平对待失地农民。

3．区别对待原则。依据《土地法》中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费的总和不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030倍的规定，实际征地补偿标准之间拉开的档次最多不超过3倍，而肥沃地与一般耕地、非耕地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可能高大十几倍，会导致补偿的不公平。因此，政府征地后要切实给予较高的补偿标准，并区别对待，拉开档次，以提高肥沃耕地的补偿成本。

（二）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对策

1．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被征用土地本身的赔偿应根据其最佳用途估价，农村土地转变成非公益性建设用地后土地迅速增殖，但征地部门给予农民的补偿只是土地价值的小部分，更多的收益落入政府或企业的腰包。土地征用补偿应引入市场机制，充分考虑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以农民征地补偿费全部进入社保后能领到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为参照来提高补偿标准。同时要建立多样化的征地补偿机制，可以“以地换地”用被征用地附近的土地与农民交换；可以用债券或股权方式补偿失地农民，逐步建立“经济补偿、社会保障、就业服务”三位一体的新模式。对于公益性用途的土地征用行为，政府要为失地农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基金，全方位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

2．对于我国目前的情况，一下子健全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有点困难。从重要性角度看，目前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应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为主。

（1）养老保险。农民目前的养老方式主要是依靠子女，这种方式主要靠家庭责任和道德约束来实现，具有一定的风险和缺陷。养老问题一直是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尤其是农民失地后这个问题更加突出。高额的医疗费用支出，对失地农民来说更是巨大的压力，因病致贫的现象在农村处处可见。因此，今后的养老保险具体办法可为：用征地中土地补偿安置费及土地转用后的增殖收益作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金的主要来源，建立由国家、集体和个人共同承担的资金筹措机制，逐步将失地农民中符合政策条件的人群纳入社会基本养老保险。

（2）失业保险。首先提出一个合理的失地农民的失业保险方案：设立一个失业保险过渡期，如以24个月为限，在这个期间内政府从征地补偿费中扣除一部分作为失业保险基金，个人不再交纳失业保险费，同时政府出资对失地农民进行培训并提供就业信息，过渡期结束后，如有就业愿望并努力找过工作仍失业的农民，就发给其失业救济金。在被征地劳动人口未能就业或是就业后又失业的情况下，政府有义务为其提供不超过24个月的失业救济，领取失业救济满24个月仍未就业的人员，进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3）医疗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是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点,应该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建立健全被征地农民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医疗保险的基金可采用政府出资一部分，征地补偿款中筹集一部分，失地农民所在村组织出资一部分的形式。

3．健全失地农民的法律保障机制。失地农民作为社会的新弱势群体，政府必须从法律上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权益做出明确规定，加快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法》；执法部门也要加大执法工作力度，对依法订立的土地征用合同，要保证其依法履行。

参考文献

[1]韩纪江、孔祥智，《城镇化中农民的必然性及问题分析》[J]《经济问题》，2005.5.

[2]范欣、黄艳萍，《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J]《经济论坛》，2005.14.

征地制度论文范文篇7

论文摘要:土地流转与征用仍然是农村经济发展的焦点问题和主要矛盾，然而，土地流转与征用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解决问题主要是土地转移制度的改革，建立统一的土地所有制形态，逐步改变生产关系和土地所有关系，创新土地制度，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用土地流转与征用制度。

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推行，农村生产力迅速恢复，土地征用的需求随之增加。同时，农用地转化、互换、租赁、股份合作制等多种流转形式也随之产生。目前，土地的征用虽然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是实施过程中仍沿袭了许多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要求。因此，通过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土地转移与征用的适应性、保障机制，推进农用土地合理使用，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是现实国情的必然选择。

一、建立土地流转新机制

虽然近十年中，农用土地流转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和经验，各地区根据自身的特点摸索出一些经验，如转让、互换、租赁、反租倒包以及用土地入股合作等多种流转形式。但从整体而言，各地方受经济发展缓慢情况的不同而不同。黑龙江省大多数地区土地合理流转情况差异较大，流转交易面小、范围窄、问题较多。目前，国家还没有形成可操作性的土地流转长效机制。因此，建立农用土地合理流转规范管理机制，有利于农村经济客观发展的需求。是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必要补充和完善。对待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因循守旧只会错失发展的良机。应该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根除固有的与实际不相符的思想意识，与时俱进，转变观念，大胆探索，创造条件，在时机适宜的情况下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健康发展。

探索建立通过市场调节土地流转的长效机制。针对目前黑龙江省土地流转的实际情况，迫切需要建立土地流转机制和市场中介组织，使土地资源按照规范程序合理流动。这样既有利于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要有利于推动土地流转进入市场。一是建立开放的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作的土流转机制，鼓励土地进入市场，通过市场机制形成合理的土地转让价格。同时引入竞争机制鼓励土地向生产能手集中，促进规模经营。二是培育和发展各种类型的为土地流转提供服务的中介组织，稳步发展民间中介组织。三是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允许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农村土地入股试点工作，及时总结经验，相关部门适时出台有关农地入股的文件，规范农地入股行为，保障农户的合法权益。

二、建立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地征用制度

目前，我国对农用土地的征用从法律上还不完善，而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土地使用原则、补偿安置等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因此，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适应的土地征用制度，既能满足农村土地进入市场的内在需求，还能适应我国保护农业用地的需要。

（一）以市场经济原则建立征地补偿机制，征地补偿应遵循市场原则，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稀缺的资源，市场机制是实现其有效配置的基本途径

只有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征地补偿，才能有效保障农村集体和农民的合法权益。对于被征收的土地，以土地的市场价格对其进行补偿，保障原土地所有人与土地使用人的利益。征地补偿费的计算应体现市场经济规律，应对农地先行评估，以评估的农地所有权、使用权价格为依据进行补偿。农地所有权、使用权价格评估，主要根据我省农地的生产力、农业用途的未来纯收益及农地对农民的保障作用来确定。

（二）为失地农民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的失地农民安置机制，做好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工作，确实保障失地农民的切身利益。一是做好农民的继续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增强其劳动技能，提高就业能力。二是搭建就业平台，安置当地失地农村劳动力。三是鼓励失地农民自主创业，为失地农民提供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

（三）完善征地工作机制，改进征地工作方法

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征地工作机制，是征地工作的基础，严格土地征用管理制度和征地审批程序，增加征地透明度，是征地工作的重要保证。同时，建立合理的征地纠纷调解机制，保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四）建立农村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

尽快建立有效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做好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工作的同时要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和医疗条件。重要的是建立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的生活问题。

三、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考

土地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国的土地使用制度不合理，而土地使用制度的不合理又源于我国土地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在土地所有制结构改革方面，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虽然土地承包制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需求，但是，由于土地征用制度的存在，使得土地集体所有制处在一个极不稳定的状态。改变这种现状，可行的办法就是打破土地的二元所有制结构，统一实行土地的国家所有，然后再由国家根据社会收入分配，以转移支付的方式给农民以必要的补助。

在生产关系方面，建立统一的土地所有制形态，改变基于不同土地所有制关系而产生的不合理分配关系。在户籍管理制度不断改革，劳动人口频繁流动的今天，这样的改革更有现实意义。因为，在农村的劳动人口不断增加，而土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按照既有的土地承包制度设计，总有一天会出现人口的增加导致农村土地无法承载的情况。

土地的所有关系，确实是我国目前农村改革无办法的办法问题。但是，解决这个问题，农村土地的国有化应当是我们未来改革的方向。其实，在现代社会，“民享”比“民有”更加重要，在土地国有化之后，只要建立完善的土地基金，并且用土地基金解决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农村的贫困问题可能也就迎刃而解了。

还有，在未来解决农村土地问题，要改变以下观念：

第一，要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的观念，将虚拟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改为国家所有制，建立统一的土地所有和土地管理制度。第二，要正视人口不断增加与土地资源稀缺之间的紧张关系，从动态的角度进行土地制度的科学设计。第三，在改变二元户籍制度之后，允许现在的农民自愿选择与国家建立新型的土地使用关系，打破许多地区单一的土地承包法律关系。第四，在土地的流转过程中，国家应当考虑征收土地税或者设立土地基金，服务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第五，在改变土地所有制关系之后，国家应当根据不同地区生产力发展情况加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在过去的20多年里，农村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现在看来，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到现在，农村改革缺乏制度创新，土地承包制度30年不变，固然为稳定农村的土地生产关系创造了条件，但由于土地承包制度无法应对农村经济不断变化的情况，因而在一些地区已严重变形，导致农民仅依靠土地生活普遍相对贫困的境地。

征地制度论文范文篇8

论文内容提要:中国现行征地补偿制度起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历部宪法中都有征地之内容，但直到82宪法及其修正案通过以来，第一次确立了征地与补偿的唇齿关系，有了较为完整的征地补偿宪法规范。征地补偿必须具有宪法明示或认可的公共利益之目的，而非“建设”或“国家建设”，通过正当而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和可行的救济机制平等地保护城乡公民的土地财产权利，是完善中国征地补偿制度不可或缺之因素。征地补偿是一项宪法制度。国家享有征地的固有权力。但如同国家享有其他权力一样，国家行使这项权力必然伴随着一定的宪法义务与宪法责任。补偿就是行使征地权力必须履行的义务，获得补偿则是被征地公民享有的权利。征地补偿说到底就是国家和公民之间的权力（利）义务关系。

征地与补偿看起来是两个法律行为，但同属于一个法律关系并常常见诸于同一法律规范。（注释1：如《法国人权宣言》第17条之规定：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之权利，除非由于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的明显的要求，并且在事先公平补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能被剥夺。再如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之规定：未经正常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凡私有财产，非有正当程序，不得收为公用。）有征地必予补偿，无补偿则无征地，二者是唇齿关系。国家征地直接或间接指向的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则往往是公民个人，因此，征地补偿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就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利（力）义务关系。基于此，如何规范国家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则是征地补偿这一宪法制度所应彰显的基本价值。本文拟在这一前提下，对中国征地补偿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作一探讨。征地补偿是一项宪法制度，由宪法所确立。征地，是宪法授予国家的权力：由国家基于公共利益之需要，依照法律对土地所有者或土地使用者的土地予以征收、收购、征用等；补偿，是宪法对国家行使征地权力设定的法定义务与宪法责任。同理，对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而言，获取补偿是其应有之权利，而认可并接受国家对其土地的征取则是其不得选择的义务。

一、征地补偿制度在新中国宪法和法律中的发展

中国现行国家征地补偿制度是建立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通过宪法和法律所确立的制度之基础上。建国以来，随着国家社会、经济、政治诸方面的发展和宪法与法律的变迁，有着不同的发展历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注释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3条。）

总之，建国初，中国土地制度中的国有与私有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革命的方式和政治的安排而建立起来的。对土地的所有与使用并不是通过法律的程序和法律的手段，而是经由政治的安排和行政的手段确立的。

同时，对征地补偿，亦做了规定，“国家为市政建设或其他需要征用私人所有的农业用地时，须给以适当代价，或以相等之国有土地调换之。对耕种该项土地的农民给予适当的安置，并对其在该项土地上的生产投资（如凿井、植树等）及其他损失，予以公平合理的补偿。”（注释4：《城市郊区条例》第14条。）1953年政务院通过并颁布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规定，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必须对被征用土地者的生产和生活有妥善的安置。如果对被征用土地者一时无法安置，应该等待安置妥善后再征用，或者另行择地征用”。（注释5：《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第3条。）而如“遇有因征用土地必须拆除房屋的情况，应该在保证原来的住户有房屋居住的原则下给房屋所有人相当的房屋，或者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发给补偿费”。（注释6：《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第7条。）

建国初的这种征地补偿制度表现为：①补偿的目的：国家建设；②补偿的原则：公平合理；③补偿的范围：被征地者的生产和生活。即“对人不对地”，“补偿过程中更多考虑的是由于征地所引起的剩余农业人口的安置和补偿。”[1]（P.66）而不是被征用土地本身的价值。这种以国家建设为目的的征地制度，是因建国初期需要集中物力财力建造基础设施，以尽快达到一些基本目标。而征地之补偿则由于绝大多数农民的土地是由国家无偿分配给农民的，当国家需要使用土地时，只给予农民和其他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以生产和生活补偿，并不以土地的实际价值予以交换。加之建国初，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刚刚开始，人口远稀薄于今天，人地冲突亦不激烈。所以当时的补偿原则与补偿方式能够被征地者所接受，是一种相对合理的征地补偿制度。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市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1954年宪法将土地定性为生产资料，为“过渡时期总路线”中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正当基础。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完成后，农村建立了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并确立了“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大队所有”，（注释7：1962年《农村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建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实质上已只剩下其所在房屋的宅基地。

在土地补偿方面，基本上继续沿用1958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1953年由政务院公布实施、1957年经国务院修正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中的补偿原则、补偿办法。其后的十年中，“大公无私”的意识形态制约下的征地补偿制度则不可能也没有任何完善之处。

1975年宪法规定，“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收、征用或者收归国有。”1978年宪法规定，“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土地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与1954宪法相比，这两部宪法同样也只规定了国家享有的权力，可以征收、征用与没收土地，但并未规定国家行使这一权力的宪法义务与责任，而且比之“五四宪法”不及的是，这两部宪法都删去了国家行使这一权力的目的要求：“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因此，从宪法规范来考察土地补偿制度，1970年代的这两部宪法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有所倒退。

1982年，现行宪法制定通过以来，征地补偿制度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在随后的几次修宪中，两次涉及到土地和土地补偿制度。“八二宪法”及其修正案确立了我国现行土地补偿制度。包括：

第一，规定了土地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以宪法排除了土地的私有；

第二，规定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为土地产权交易提供了宪法上的依据；

第三，恢复了“五四宪法”关于征地“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为征地提供了合法与正当性之依据；

第四，除保留了1950年代对土地的“征用”外，增加了对土地的“征收，删去了“征购”与“收归国有”的方式。增加“征收”是为了理顺市场经济条件下因征收与征用发生的不同的财产关系，征收是所有权之改变，征用是使用权之改变。而“征购”与“收归国有”的删除则在于土地已不再私有，已无此必要。

第五，第一次明确了国家行使征地权力的义务性条款：依法予以补偿。

并且，19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土地的需求量增加迅猛，土地的征收补偿在城市和农村都已成中心问题，国家已具有了以宪法为中心，以其他相关土地管理、土地征收补偿、土地使用、土地权利交易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具体内容的土地法律体系。而国务院及相关部委亦颁发了一系列的意见、办法等。（注释8：例如：198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土地管理法》，并经1998年、2004年两次修改。1991年国务院的《土地管理实施条例》并经1998年修订。1991年国务院并经2001年修改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2004年国务院的《关于深化改革土地价格，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2001年国土资源部了《征用土地公告办法》，2004年《国土资源听证规定》，2004年《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等等。）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的不断出台，显示了中国土地补偿制度的逐步改革与发展。

二、国家征地补偿权力目的的正当性——公共利益

征地补偿权力的行使必须具有宪法所明示或认可的正当目的。这一点在中国理论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正如绝大多数国家宪法所规定的，必须出于“公共利益”。但对如何界定和由谁界定“公共利益”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宪法中规定的“公共利益”，在其他涉及征收、征用土地或公民其他财产的部门法中要不要以立法界定。（注释9：如2007年《物权法》起草过程中的争议。参见江平主编：《中国物权法教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是采取列举式，将公共利益正向列举，并通过反向列举将非公共利益排除在外，以立法限制国家权力滥用，损害个人权益，确保国家行使征收、征用权力的正当；还是采取概括式，不做具体界定，将“公共利益”的界定留待具体的征收征用土地或私有财产补偿的实际过程，由相关当事人参与讨论由行政机关最后来决定，或由司法机关通过对具体案件的审理以司法的方式予以认定，或由立法机关对一些重大的征地补偿问题具体予以讨论决定，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公共利益”一词虽然早在“五四宪法”中已写入征地条款，作为征地补偿之前提，但在后来的立法中，未曾有过法律对“公共利益”的进一步界定。相反，在“五四宪法”之后涉及征地补偿的具体法律中，征地补偿的目的被“国家建设”的目的所取代。如1950年代以来征地补偿制度适用的主要法律：由国务院颁布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该法在第一条将立法目的规定为，“为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慎重地妥善地处理国家建设征用土地问题。”“八二宪法”制定以来，“公共利益”再次作为宪法中征地补偿的惟一目的，但其后的土地立法中，或将“公共利益”置若罔闻，或仍将“建设”视作目的。前者如土地制度的重要法律：1986年《土地管理法》、（注释10：1998年修改后，增加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用土地。）

对“公共利益”不予任何界定，无疑给代表国家行使征地补偿权力的各级政府留下了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漠视或滥用“公共利益”则使国家在行使征地补偿权力时，失去了其正当的行为目的。当然，“公共利益”本身是一开放的不确定概念，所含内容十分广泛，在立法中予以列举，总难免有挂一漏万之虞。因此，可采用列举式与概括式并举的方式将其限定。（注释12：2010年初，国务院法制办在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的《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

同时，对目前无法从实体上列举的征地补偿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可经过一定的程序来予以认定：①重大征地补偿项目，经所在地的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决定之。这与人大或人大常委会的性质、地位、职能相一致。②其他项目，可由公众参与协商，予以决定。

土地是构成国家之要素。国家对土地享有征收、征用之权，是其固有权力。这种国家权力相对于个人，是一种强制性权力。强制性交易的优点是效率高，因此政府在征地过程中更愿意也易于选择强制手段。但强制性交易的缺点是易于缺失公平，且社会成本较高，近年来中国城乡因征地补偿引起的冲突悲剧屡屡上演。因此，征地补偿中的协商与妥协正如民事交易行为一样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正当要求。

三、创设合法而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确保公民基本权利

在征地补偿制度中，补偿是其组成部分，对被征地的农民和其他公民而言，补偿将涉及到其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因此它将更为关注一个合法而合理的补偿机制。

首先，征地补偿应对公民享有的土地财产权利予以保护。土地，对于生活于其上的农民而言，是其赖以耕作取得收入，得以生活并改善生存的重要财产。尽管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的宣告，使得每个农民个体是否享有土地的所有权在理论上并不清晰，但农民个体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土地上并实际占有和使用着土地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农民因此而享有土地的使用权也是不具争议的现实。对于居住在城市的公民而言，土地则是倾其毕生积蓄，通过市场购置的重要财产——房屋的载体。对房屋所属土地享有使用权已是法律认可的事实。而征地补偿则不得不使公民——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居住者失去其享有的财产权利，且为最重要的财产权。

其次，征地补偿应平等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仅是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平等权，而且也是一条重要的法律原则。土地制度由宪法规定了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规定了不同的规范。（注释13：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但就土地以及土地的使用权的转让并没有作出不同的规定，两者在法律地位上应当是平等的。因此，国家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转让，同样，集体所有的土地也应平等地享有完整的产权。但依照现行《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国有土地可以直接转让，而集体土地则需经国家征收后变为国有土地，由国家予以转让。集体土地的所有者不能依照自己的意愿处分自己的财产，而只能出让于国家。这不仅有违平等原则，亦与宪法中关于土地所有制和土地使用权的规定相悖。

这种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的土地不能按照同地、同权、同价的规则实现交易，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亦不相符合。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为中国工业化的积累做出了特别的牺牲和巨大的贡献，但国家以户籍、就业等制度和政治上的约束将农民严格地束缚在土地之上，农民除较低的土地收入外，几乎没有其他收入。在市场化与城市化的今天，农民手中的土地却不能自由参与交易，再次使农民处于不平等境地。而国家则通过各级政府将农村土地低价征收、高价转让，重复损害了农民的平等权益。因此，无论从补偿正义（历史正义）还是法律现实公正的角度，国家不仅不应以不平等形式限制农民土地参与市场化过程，而且应对农民予以倾斜性补偿。

农民通过集体所有对其使用的土地，应直接进入市场。对其通过承包使用的土地和宅基地（注释14：根据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和2007年的《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者承包的土地——财产权利的用益物权，在不改变其农业用途的前提下，可以依法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以其他的方式流转。这可以说是对农民土地财产权利进入市场流通一定程度的改革。但对农民所享有的宅基地则仍然有着严格限制：宅基地不得转让予城市居民，宅基地只能转让给同村的人，已有宅基地者不得再行购买宅基地。）之上的房屋附着物实行其产权的自由交易，除受国家土地规划、产业政策之限制外，不应再有其他限制。

再者，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应包括如下因素：

（1）事先补偿或确保事后补偿

有征地必予补偿，无补偿则无征地是征地补偿制度的完整表述。因此在征地时，必须同时予以补偿或确保事后的及时补偿。只征不补或先征后补，征完少补都显失公平。及时的补偿是征地补偿的合理性因素。在征地补偿的实践中，政府作为强势一方，较为容易完成征地行为，而公民作为弱势一方，则有能否取得足够补偿之忧。因此政府在征地时必须对补偿的额度、补偿的方式等具体问题明确化，以确保征地补偿权利与义务的一致。

（2）合理的补偿方法与补偿的多样化选择

补偿方法的具体确定要充分考虑征地的综合性因素：

第一，充分补偿。征地补偿的多少决定着被征地公民权利实现的公平程度，也是公民对征地补偿最为关注的问题。征地补偿行为虽然不是民事法律行为，并不以等价有偿原则进行。但根据宪法“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原则，国家应力求公民享有充足的补偿以使公民财产权利不受损害。

第二，遵循土地规律，选择多种补偿方法，确定补偿价格。中国征地补偿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安置被征地者的生产和生活为主要补偿方式；80年代以安置为主，货币补助为辅，90年代以来以货币补助为主要方式。本世纪以来，各地在补偿的方式上，除了货币补助外，增加了社会保障的补助方式。应当说对补偿方式在不断地改革，但是补偿依然是以对人补为主，不能体现土地作为一种财产的权利。如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产值的6至10倍。

土地，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有其现实价值，亦有其潜在价值。对其价值的认定，要考虑土地自身的规律，包括土地的区位质量，客观收益水平，供求关系等综合因素予以确定。并在此基础上，提供多种补偿方法，确定补偿价格。

补偿价格的确定，应由政府和被征地公民通过公开的方式，选择中立的机构来进行。如根据现行《城市房屋拆迁条例》，对城市房屋拆迁补偿金额，虽规定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但评估机构却由拆迁单方委托估价或政府指定。公民对其评估价格没有程序上的参与权，直接影响其补偿实体利益。

最后，征地补偿应有正当而合理的程序规定和可行的救济途径。

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有正当的程序，正当的程序包括国家权力行使的公开、公正和对公民权利限制的合理等诸因素。因此现行征地补偿之法律、法规和政策中程序的不当之处应予以进一步改革。

而正当与合理程序中最为重要的是为公民提供切实可行的救济程序。检讨中国征地补偿之法律体系，权利救济程序的缺失备受争议。征地补偿制度涉及到公民的政治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等诸项权利，而征地补偿的行为则包括征地决策机关，征地的目的，征地的范围、面积及补偿标准，补偿方法和补偿期限等方面。但根据《行政复议法》第30条之规定，国务院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行政区划的勘定、调整或者征用土地的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公民对征地补偿通过司法予以救济之范围。

征地制度论文范文篇9

论文摘要：伴随建设用地的迅速增加，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土地，从而失去了赖以生存、发展和保障的物质基础。为失地农民构建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选择，也是政府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实践证明，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建设也进入快速扩张期。

一、我国城市化和失地农民现状分析

（一）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沿革及现状分析。

对于城市化，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理解。一般认为，所谓“城市化”，就是指乡村人口比重逐渐降低，城镇人口比重稳步上升，居民的物质水平和生活方式逐渐向城镇性转化和强化的过程。我国“十五”发展规划强调，要把“发展小城镇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同时提出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化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中国城市化进入加速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统计显示：截至2007年底，我国共有城镇人口约5.94亿，目前全国共有设市城市655个，建制镇约2万个，已初步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的城镇体系。

据有关方面预计，今后我国每年将有1200万人成为城市居民，到2020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5%－58%。

（二）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产生了大量“失地农民”。

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其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国家人口发展研究战略课题组2007年9月11日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按人口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测算，今后20年将有3亿农村人口陆续转化为城镇人口。而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土地被征用，无疑会产生“失地农民”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

首先，应该认识到农民失地不仅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更是农民自身发展的需要。正如党的十六大所提出的：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要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的竞争力，为农村经济发展开拓新的空间，为农民增收开辟新的途径。让更多农民离开土地，在工业化、城市化的牵引下完成人口与资源的优化组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可见，农民失地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时代进步的需要。科学、合理地离开土地，顺利融入城市生活，符合广大农民的愿望和利益。

其次，应该认识到城市化进程加快的结果应该是改善农民的境况，而不是导致农民处境恶化；应该是缩小城乡差距，而不是扩大社会不公。我国当前的现实是，尽管农民在失地后能够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得到相应的补偿，但由于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的不完善，失地农民处境令人担忧。有关调查显示，46%的农民失地后生活水平下降，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时有发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建嵘表示，农村土地纠纷正在成为影响当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如果不妥善解决好失地农民问题，必定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影响。

当前，土地是农民参与社会发展、分享经济成果、规避各种社会风险的唯一途径和最后一道安全网，土地对于农民社会保障功能一般涉及6个方面：第一，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第二，提供就业机会；第三，提供可供后代继承的权利；第四，提供资产增值的保障；第五，提供可直接获得的经济收益；第六，避免重新获取时支付大笔费用。一份来自上海市的调研数据显示：耕地面积指数与上述各种保障功能指数之间呈线性关系（见下表）。

表：耕地面积指数与各种保障功能指数之间关系土地效用基本生活保障效用就业机会效用直接经济收益效用子女继承效用征地后可以得到补偿效用避免重新获得时支付大笔费用效用

均值0.34250.12360.2140.045770.26610.01165

方差0.010400.017370.017390.007210.022670.002194

可见，在城乡分割的二元政策环境下，土地不仅是农民基本生活收入的来源，也为农民就业、养老、医疗、意外等提供了物质保障。在当前土地征用制度不完善、传统的“土地换就业”的安置方式逐渐失灵、失地农民家庭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的情况下，一旦风险发生，就会给失地农民个人和家庭造成巨大危机，这不仅不利于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也将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桎梏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隐患。

二、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现状分析

对于因农地征用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笔者以为，现行土地征管制度存在的产权模糊、法律规定不明确以及征地补偿标准不科学等缺陷固然难辞其咎，然而缺失专门针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导致部分失地农民沦入“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保障无份、创业无钱”境地，才是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实行的是“以群众互助和国家救济为主的社会保障制度”，广大农民被排除在国家的一般社会保障之外。1980年以后，我国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土地福利均分”的原则下，把土地分给农民，并以此作为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要的手段，为农民的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提供了制度安排。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了大量农民丧失了赖以生存和保障的土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普遍采用了下面几种安置方式。

1、货币安置。即按照《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对被征地农民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作为失地农民未来生存和发展的保障。然而这种安置存在三个弊端，一是安置标准不一。由于各级政府制定土地补偿标准时把征地用途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导致用途不同的土地获得的补偿款差异较大，有悖公平原则，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二是补偿标准过低。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产值的30倍。这种补偿办法不仅难以准确地反映被征用土地的经济价值，而且无法保证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因征用土地而下降。

2、“土地换就业”安置。即由征地单位以及原集体经济组织安排失地农民从事如保安、保洁、保绿等工作。这种安置办法在短期的确可以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保障，但因为失地农民自身素质和专业技能有限，所安排的工作不仅收入水平较低，而且不具稳定性，一旦征地单位或原集体经济组织经济效益欠佳，这些失地农民同样面临生活保障的丧失。

3、“土地换社会保障”安置。这是目前一些发达地区积极探索的新安置思路，也是受到许多专家学者青睐的安置办法。大体做法是按照从集体的土地补偿费和个人的安置费中扣除一部分资金，国家从土地的出让金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农民自己提供一部分资金的原则，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为失地农民提供社会保障。乍一看，这种思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仔细推究起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上都值得商榷。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基本社会保障是具有公共品特征的，是公共财政理念下政府应承担的职责。既然我国城市居民能够无偿享用基本的社会保障，那么失地农民为什么需要通过“换”的形式来拥有这一权利呢？

可见，我国当前并没有针对失地农民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农地征用补偿制度存在严重缺陷的前提下，农民失去土地不仅意味着失去了赖以维持生计的物质资料，更意味着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社会保障权利的丧失，必将成为引发多种社会矛盾的导火索和制约城市化进程的瓶颈。

三、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确保城市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一）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目前，失地农民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各级政府也采取了诸如改革现行征地制度、适当提高农民的征地补偿费、解决失地农民补偿款拖欠问题等多种举措。不可否认，这些措施在维护失地农民的利益、稳定失地农民的情绪、缓解社会矛盾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同样应当看到，单靠改革现行征地制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不仅不能彻底解决失地农民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更无法为因城市化进程加快而不断增加的失地农民提供切实有效的社会保障。

可见，只有加速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将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款与筹集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相挂钩，制定针对失地农民的持续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打破城市化进程的瓶颈。

（二）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建议。

1、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构建的原则

（1）建立之初的低水平原则

尽管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得到快速提升，但我国目前社会保障的财政状况并不乐观，仅城市养老保险一项就已经出现严重的收不抵支，加上隐性债务，国家财政压力极大。而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失地农民的数量必将不断增加，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出的负担，加之社会保障本身具有刚性，保障水平一旦确立就难以降低，因此结合我国国情，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水平在建立之初宜采用较低标准。

（2）能够保障失地农民基本生活的原则

社会保障制度是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优抚安置、社会互助等在内的一个完整体系，最基本的要求是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利。在现有经济条件下为失地农民建立的社会保障也必须以能够维护失地农民生存权利为原则。值得提及的是，这不仅是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原则，更是政府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3）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原则

公平和效率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不可回避的问题，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一样。所谓公平就是要为每个符合条件的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障，而效率则是既要保证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又不会影响他们工作的积极性。这就要求社会保障制度水平的制定必须科学，如果水平过低，则无法维持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有悖公平；水平过高又会使其沉迷于社会保障网络之内，不求进取，损失效率。

2、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具体政策建议

（1）建立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社会成员生存权得到保障的标志，也是实现社会保障最基本的要求。因为失去土地，不能享有土地带来的各种社会保障，失地农民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同时，由于不能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最低生活保障，他们又不同于城市居民。可以说，失地农民是游离于“农民”和“居民”之间的“边缘人”，他们为我国城市化贡献了赖以生存和保障的土地，理应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目前农村社会保障尚未立法，在制度建设基本空白的情况下，应尽快将失地农民纳入城市最低生活社会保障体系当中来。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当前浙江的“城乡一体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月收入不足低保标准的失地农民补足到低保标准，对不符合低保的特困老人和已纳入低保仍较为困难的老人实行救助，尽快实现最低生活保障上的城乡一体化。

（2）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农民实行以家庭保障为主，依靠后代供给的养老模式。随着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推行，这种模式必然导致后代负担的加重和养老风险的增加。而对于失地农民来说，丧失了土地这一最后的保障物无疑将进一步增大养老的风险。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必将对维护社会稳定、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模式，通过地方政府和村集体共同出资，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统筹账户，统筹层次暂以县级为宜；通过个人从安置补助费中列支的资金建立个人账户，实行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障模式。同时，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或财政部门设立专门从事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基金的管理机构，单独建账、专款专用，收支两条线。

征地制度论文范文篇10

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失地农民数量相当庞大，相当比例的失地农民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不同程度的面临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

（一）失地农民的规模估计

一般来讲，除大中型基础设施建设外，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主要集中在城郊和相对发达地区。据国土资源部统计,1987—2000年，国家建设占用耕地226.44万公顷（3395万亩），其中，征地160万公顷（2400万亩）。[1]从经验数据看，每征用0.0667公顷（1亩）的土地，就伴随着1.5个农民失地，这样的话，估计建设占用耕地导致失地农民约5000万人。按照目前城市化进程和基础设施建设步伐,2006年后每年需征用农民土地至少500万亩,若按照城郊农民人均0.7亩地计算,就意味着每年增加700多万失地农民,10年后失地农民总数将达到1.3亿左右。而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0—2030年，国家控制的建设用地363.51万公顷（5450万亩），其中，征地253.46万公顷（3800万亩），预计仍可导致8000万人以上的农民处于既失地又失业的状态。这种情况在大中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和人多地少的发达地区尤为突出。

（二）失地农民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状况

在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下，土地不仅是农民重要的生产资料，而且还是农民重要的生活资料，是多数农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具有国家所赋予农民的社会保障的性质。因此，土地一旦被征用，对农民来讲就意味着失去了赖以生存的重要手段，甚至沦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游民。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对失地农民一般采取“谁征地、谁安置”的原则，要求征地单位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和企业改制的深入，这一安置方式已难以应付如此庞大的失地人口。国家对失地农民的安置也转向一次性支付一定的货币补偿的模式。按照有关政策，一般给予失地农民1.5万到3万元不等的一次性补偿金，让被征地的农民自谋职业。即便是那些被安排了就业的农民大多也是从事一些没有多少劳动技能、劳动报酬低的行业，以绿化、环卫、治安等行业为多。事实上，多数农民由于受教育程度低，就业能力和社会生存竞争能力较差，很难顺利实现再就业。这样对于多数失地农民来说，失地就意味着失业。

就社会保障而言，由于普遍实行了货币补偿，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基本上由农民自行解决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换言之，大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并没有什么社会保障可言，即便是有，其保障的水平和层次也非常之低。

二、造成农民失地的原因分析

（一）城市化和市场化。城市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从历史上看，任何国家的现代化无不伴随着农村的城镇化以及大量农业人口和土地的分离。英国历史上的著名的圈地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正是由于圈地运动造成的大量失地农民为后来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自由劳动力。可以说，没有圈地运动就很难出现工业革命，也就没有英国现代经济制度。[2]一方面，大工业的建立迫切需要大量的自由劳动力；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现代农业的发展也无法容纳原来庞大的农业劳动人口。这样，必然使得广大农民与土地分离，流向城市自由劳动力市场，从而加速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进程。

（二）征地制度的设计不合理，导致征地的程序不民主，漠视农民的意志。我国《宪法》第十条“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赋予国家征用土地的权力，“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使用国有土地”，规定农村土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必须通过国家征收。本来，只有农民和村集体才是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者，享有对土地的占有、使用和转让等处置权，可以买卖土地。但是这一规定使得在事实上只有国家才是买卖土地的合法主体，农民和农民利益代表者的村集体却无权享有对土地买卖处置权，农民无权作为卖方与购买土地的买方处于平等的谈判和签订契约的市场主体地位上，无论是公用事业用地，还是商业用地，都必须先由国家征收变为国有土地之后，由国家作为市场主体与开发商谈判土地交易合同。《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政府通过低价补偿或强制征地之后,凭借自己对城市建设用地市场(一级市场)的垄断地位,采取拍卖、协议等方式将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转让给土地使用者。但征收后转让所得却远远高于补偿价格，政府可以获得垄断利益，并长久形成制度租金。据农业和国土资源有关专家测算，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征地的剪刀差从农民身上取走了近5万亿元。这些巨额收益悉归政府所有，对于农民极不公平。在巨额利益驱动下，地方政府往往以“公共利益”之名，行“与民争利”之实，低价征之于民，高价卖之于商，既违背了《宪法》和《土地管理法》为公共利益而征用的立法宗旨，也激化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但目前还没有一种法律能为农民土地提供有力的保护，使土地集体所有权能够成为农民对抗政府滥用职权，维护自己合法利益的保障。

（三）安置办法单一，补偿费用低，且支付方式不合理。目前对于失地农民的安置多是采用一次性的货币支付，只是保证农民失去土地后几年以内生计的货币发放，而对于失地农民的居住安顿、再就业等问题，却极少考虑。在补偿的标准上，根据1998年重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及其配套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对征地一律按照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只是对农民原来在土地上从事生产收益的补偿，完全没有考虑到土地的非农化价值以及土地非农化后级差收益的增值。征用土地的补偿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现行法律规定的征地补偿标准是按照产值倍数来计算，法律规定为高限产值的16倍，最高不超过30倍。[3]另外在支付方式上，《土地管理办法实施条例》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而不是直接归农民。这一规定实际是将村民作为集体成员所享有的土地收益权收归了集体经济组织，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为乡村两级干部贪污、浪费、挪用土地补偿费提供了方便，为基层组织通过参与征地谋取利益提供了动力。

（四）城乡二元体制下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使得失地农民成为“网”外人。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城乡二元的社会体制，这一体制构成了失地农民享受社会保障的制度障碍。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制度以严格限制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严格的户籍制度为特点，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义务教育、户籍管理等方面构成了城乡之间难以逾越的障碍。目前，在城市居民中已基本建立了失业、医疗和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实现了“应保尽保”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这一制度并没有惠及广大的失地农民。如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其适用范围仅仅限于城市居民，而将广大的农民排除在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之外。失地农民是不同于“农民”（纯粹意义上的农民）又有别于城市居民的边缘性群体。他们已经不再享有土地保障，也不能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最低生活保障。

三、解决农民失地问题的对策

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需要有新的立法和政策，做到既要满足城市住房和非农业用地的合理需求，又要给农民以公平的补偿，给失地农民以妥善的安置。

（一）改革现有土地征用制度

第一，控制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途，将经营性用地与公益性用地分开，缩小政府征地范围。为了保护耕地，中央政府提出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其宏观目标是防止耕地总量降至最低警戒水平以下。“基本农田”，即国家按照一定时期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对农产品的需要，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不得占用的耕地，未经国务院批准，不得转为他用。但是，中国现在的土地征用制度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其主要特征是政府行政命令代替市场机制。按照有关法规，农业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必须由政府征用转变为国有土地后再出让使用权。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大量的农业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如果所有建设用地全部采取征用方式转变为国家所有，也就意味着要由政府承担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这不仅增加了政府的压力，而且也难免出现大量的盈利性项目假“公共利益”之名，大量非法征地。所以，我们应把经营性用地与公益性用地分开，公益性用地可以启动国家征地权，经营性项目用地不得启动国家征地权，这样就必然会缩小政府征地范围，也可一定程度上遏制耕地减少的趋势。

第二，明确土地的集体所有权，让农民代表成为委托人。从法理上讲，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集体产权与国有产权应该是平等的，不能用公权侵犯私权，也不能用国有产权侵犯集体产权。然而就现行的法律而言，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不完全的。集体经济组织只有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而没有处分权，不能通过买卖、转让、馈赠等方式改变所有权主体和所有权性质。集体土地必须首先转化为国有，才可以进入土地市场，用于非农业用途。但是，由集体土地转变为国家土地的过程，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行政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财产权利交易过程，是国家和土地集体所有者之间的市场合约行为。[4]所以，首先必须完善有关法律，确保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完整性和与国有土地产权的平等性。必须让作为集体每一分子的农民享有对集体土地的所有权，给其以产权主体的地位，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对涉及土地重大变革和切身利益的集体土地用途、征地赔偿、征地款用途等进行决策。其次，土地的产权明确之后，还要让农民在他们当中通过民主选举，选出自己信任的代表来他们行使关于经营、出售土地所有权的事项。因为农民集体代表也是其中的一分子，在和地方政府交涉过程中会全力听取农民的要求和建议，为集体利益着想。农民可以在征收土地的过程中，主动要求提供目前或附近地区的土地市场价格、以及未来可能的价值来确定出让土地所有权的价格。这样就让农民直接参与到和政府的交易中来，真正成为这项交易事项的委托人，而避免了由于人的错位，导致地方政府为自身利益着想产生由于业绩和权利驱使的权力寻租的发生。

第三，改变以土地的原用途为标准的补偿方式，提高补偿标准，改善安置方式。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征地补偿费并不是按照土地的实际价格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而是按照土地的原用途进行补偿，以征地前耕地若干年的产值为标准，征地补偿费明显偏低，没有体现土地的潜在收益和利用价值，没有体现土地市场的供需状况，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为了切实保护农民耕地，征地补偿必须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依据，不能以侵害农民的利益为代价降低建设成本。给农民的补偿，应当包括对生产资料的补偿和对生活保障的补偿。现行征地补偿费中国家和集体截流的太多，个人的比例太少，应适当提高征地补偿费中个人的补偿比例。另外，还要考虑到其补偿是否能产生持续性的保障功能，现行的一次性补偿措施有时不但不能保障失地农民今后的基本生活，有些地区甚至连刚刚失去土地的安置问题都得不到解决。因此，还可以尝试改变一次性补偿的手段，采用连续性按损失程度补偿。例如，可以从土地征收后的经营性收益中拿出一部分作为红利或直接分配给失地农民或注入其社保账户。高补偿和高保障可以激励农民积极配合征收过程，大大减少社会矛盾。

（二）建立健全农民的教育培训和再就业机制。其一，对进城入镇失地农民的教育培训保障，主要包含四大块：一是子女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失地农民进城后，其子女入学应与城镇居民的子女一视同仁，享受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所赋予的所有权利。这样才能够保证其将来作为新市民的竞争力。二是对失地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目前，失地农民的再就业面临两方面的困难：就业渠道不畅和就业技能缺乏。因而加大以职业技术、岗位技能为重点的就业培训，提高失地农民转岗再就业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加强教育培训，首先应建立健全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的、多层面的县乡村三级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网络体系；其次是各级财政应拨出专款，建立农民职业技术培训专项资金，以党校、职工校、乡职业教育中心和农技推广中心、乡村成人学校等为载体，建立培训基地，充分利用公共财政资源，开展免费培训。三是对农业结构调整后的农村富余人员和失地农民进行现代市场经济知识和转岗再就业技能培训。四是把失地农民的培训工作，纳入城镇下岗人员再就业培训体系。其二，在引导失地农民就业方面，政府可以在贷款、税收、场地等方面对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失地农民提供优惠政策。金融部门应适当放宽信贷条件，降低贷款门槛，鼓励和扶植失地农民发展生产。失地农民如申请个体工商经营，各部门要简化手续，并保证其在一定年限内享受城镇下岗职工的税费待遇。

（三）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从长远看，农民失地后，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以解决农民的养老、医疗等问题才是保障失地农民权益的治本之策。

其一，建立失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是一个公民应该享有的最基本权利，在农民失去其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土地之后，就应该将其转为城市居民，纳入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和城市居民一样有机会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其二，建立医疗、养老社会保障机制。应逐步消除造成失地农民问题的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尽快把失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与城镇社保的对接，切实改变农村人口与城市居民社会权益不对等的局面。由于失地农民受教育程度一般较低，在就业和社会竞争力上处于弱势地位。在操作上，政府应当从土地补偿金和土地征收后的经营性收益中拿出一部分注入失地农民的就业、养老保障基金账户。此外，政府也应从土地补偿费中列支部分资金，依托集体经济组织和社区，通过合作医疗、统筹医疗等形式，建立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制度，帮助失地农民解决看病难、住院贵的问题。

总之，农民失地问题已成为威胁社会安全稳定的重大隐患。必须改革现有土地征用制度，解决失业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使农村人口非农化和就业的非农化同时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空间转移和农民就业的产业转移同时实现，让农民真正享受到城市扩张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带来的收益，从而真正融合到现代城市经济社会生活之中。□

参考文献：

［1］杨志华，徐恒杰，宁启文.关注四千万失地农民［N］.农民日报，2004-03-10,（1）.

［2］张洪武.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研究［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5）.

［3］王凯.关注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失地现象［J］.经济导刊,2006,（4）.

［4］韩俊.聚焦失地农民［J］.中国改革（综合版）,2005，（9）.

［5］迟福林.走入21世纪的中国农村［C］.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