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技术论文十篇

主要技术论文篇1

[论文摘要]邵武市东关水利枢纽工程是一座采用翻板门活动坝进行泄洪的工程，具有闸孔尺寸大、泄洪能力强、对城区防洪影响小的特点。该文介绍了泄水闸布置，坝体构造、坝体断面、翻板闸门等的有关设计内容，以期为今后在城区建设具有发电、改善水环境、美化城市、促进旅游等综合效益的水利工程提供参考。

1工程基本情况

邵武市东关水利枢纽工程是一座集改善环境、蓄水发电、旅游开发为一体的综合利用水利工程，工程采用分期导流、分期施工方式；工程于1999年9月28日开工，一期工程于2000年6月28日完成，二期工程于2004年10月10日完工；工程投入运行以来已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东关水利枢纽工程位于邵武市东关大桥下游180m处的富屯溪干流上。坝址以上流域面积2748km2，多年平均流量106m3/s,多年平均年径流量33.4亿m3；水库正常蓄水位189.5m，校核洪水位193.41m，总库容935万m3；电站装机容量4.8MW，保证出力900kW，年利用4217h，多年平均发电量2024万kWh。电站接入福建省电网，主要向邵武地区供电，电站建成后进一步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工程为低水头径流式水电站，枢纽主要由活动坝、河床式厂房、升压站等组成。

枢纽工程位于城区，为降低邵武城关的防洪压力，经分析比较和论证，采用活动坝为本工程的泄洪建筑物。活动坝是采用一定开度的翻板闸门作为主要挡水结构的一种坝型，共有8孔，安装8扇尺寸为25×5.0m（闸门宽度×挡水高度）的翻板闸门，平时通过闸门不同开度的控制来调节下泄流量，或保持上游库水位在正常蓄水位189.50m；洪水时翻板闸门全部开启，近于消失（当洪水大于设计洪水时活动坝处于水下），保持了天然河道的过水断面，使枢纽具有足够的泄洪能力（坝址处20年一遇洪水位较天然状态仅壅高0.23m），较有效的解决了城区枢纽工程挡水与防洪的矛盾。

工程的建成，美化了邵武市区，正常蓄水位189.5m时，相应水库面积1.2km2，枯水期回水长度5.4km，市区河床景象不复存在，形成一个宽阔优美的人工湖。

2枢纽布置

根据东关水利枢纽工程所处地形、地质、水流条件，施工条件以及运行管理等因素，发电厂房布置在河床左岸，河床中部及右岸布置溢流闸（翻板门活动坝），左、右岸采用混凝土挡墙与岸坡连接，坝顶全长284.9m。

拦河坝为低堰溢流闸，坝顶高程191.80m，坝高12.80m，溢流闸全长238.9m，分8孔，每孔净宽25.0m，闸墩内设两个冲淤积导水孔；为使溢流堰不影响行洪，堰顶高程比下游河床略低，采用宽顶堰，高程确定为184.50m；下游消能采用跌流及底流消能，坝顶不设交通桥。

溢流闸采用8孔平板翻板工作闸门挡水，翻板工作闸门尺寸25.0×7.07m（宽×高），每扇翻板闸门用2×2000kN液压启闭机操作。工作门上游采用浮式闸门作为检修设施。活动坝闸墩内导水孔闸门尺寸为1.2×1.2m，采用手电二用闸阀进行动水启闭，导水孔进口设拦污栅和检修闸门。翻板闸门在门顶过流时，门顶后侧挂有一道水帘，为使闸门与水帘之间的空间能够补气和排气，在闸门上设有破水器，在闸墩边墙设有通气孔。

主厂房总长46.0m，总宽度32.9m，主机段长33.5m，装配场段长12.5m。厂房内安装3台竖井贯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单机容量1.6MW，机组间距11.0m。进水口布置拦污栅、事故检修闸门及进人孔，每台机组设2个进水口，其中拦污栅一道，事故闸门两扇，进水口平台高程190.0m，布置了起吊拦污栅和事故检修闸门的电动葫芦门型构架。

3工程主要技术及特点

3.1活动坝

3.1.1坝体构造

（1）坝顶高程：由于活动坝坝顶可以过水和坝顶无交通桥布置要求，考虑在设计洪水标准下技术廊道内不进水，并减少行洪影响，坝顶高程以设计洪水位191.71m加一定超高确定，最终为191.80m。

（2）坝内技术廊道：为解决技术廊道液压启闭机油管布置、左右岸交通、检修、通风、排水等，在活动坝底设技术廊道。技术廊道尺寸为2.0×2.7m（宽×高），位于中心桩号为坝下0+014.2m，底部高程181.0m，其下游侧布置排水沟，集水井尺寸3.0×2.0m×1.95m（长×宽×深）。水泵和通风机室设在右岸，翻板闸门液压启闭机的泵站设在左边墩194.6m高程的平台上。

（3）冲砂孔：由于溢流堰堰顶及闸门支铰高程较低，堰后较易淤积，为便于翻板闸门开启，在每个活动坝闸墩均设有冲砂孔（孔口尺寸1.2×1.2m），取压力水通过冲砂孔将堰后底坎沉积淤积物冲掉。

（4）坝体分缝止水：考虑活动坝坝体高度及底板厚度不大，基础约束较弱，为降低闸门设计、制造安装难度，降低止水要求和工程造价，借鉴有关工程经验，在溢流闸八孔中部设一道伸缩缝，解决基础不均匀沉降问题。厂坝间、右边墩与集水井之间结构缝、坝体伸缩缝各设一道止水铜片和一道橡胶止水带。

3.1.2坝体断面设计

（1）坝体基本断面：溢流闸活动坝坝体断面除满足稳定与应力要求外，主要受金属结构布置控制。溢流闸共8孔，每孔净宽25m，闸室底板长26.5m，上下游侧设防渗齿墙，左边墩因启闭机布置要求宽度为5.0m，中墩和右边墩均为4.0m。

（2）溢流闸孔口确定：考虑本工程处于城区，洪峰流量大，库区洪水位雍高受限的特点，根据洪水流量，河床地质条件选定具有泄洪能力大的混凝土溢流闸（活动坝、翻板闸门）为泄洪建筑物，洪水全部由溢流闸渲泄。由于本工程处于邵武市区，上游淹没和市区防洪是确定闸孔总净宽的主要影响因素，计算闸孔总净宽时，上游淹没要小，上、下游水位差一般在0.1～0.3m，同时兼顾允许过闸单宽流量、水工建筑物布置和工程造价。通过7种孔口方案的比较，最终选定大孔口方案，布置8孔溢流闸，每孔净宽25m，堰顶高程184.5m（低于原河床高程），在下泄20年一遇设计洪水时，上下游水位差为0.23m。

（3）坝后消能防冲：由于翻板闸门的运行特点，活动坝泄洪时，下游流态变化形式与一般闸门不同，且更为复杂；参照国内相关工程经验，按翻板闸门不同开度，下游流态由按跌流与底流相互演变进行消能设计，消力池长15.4m，底板高程180.68m；在跌流不同开度工况下，计算冲坑深度均小于消力池水深，不会影响溢流坝安全。闸门泄水运行中采取合理的调度方式，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水跌发生在消力池内。

3.1.3闸墩拉锚筋

活动坝中水荷载通过翻板闸门传至闸墩上，受力点为油缸支座、锁定梁处，而闸门检修时需固定浮动门，此时荷载主要受力点为闸墩上游两侧面的浮动门吊耳，这些部位由于承受荷载较大，在闸门全开时，油缸支座拉力达2130kN，因此上述闸墩局部受拉区须配置扇形受拉钢筋（拉锚钢筋）。

3.1.4闸墩侧面翻板门扇形运行区处理

翻板门底铰在底坎上，闸门从关闭至卧倒全开的运行轨迹在闸墩侧面形成一扇形区。为了使闸门在不同开度情况下均能正常工作，并保证闸门两侧水封能紧密与闸墩表面接触，以达到止水效果，此扇形区进行一定处理；扇形区闸墩表面要求光滑垂直，表面磨光，喷涂903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垂直度2/1000，平整度3mm/m，粗糙度2μm。3.1.5基础处理及防渗型式

东关水利枢纽坝高较低、水头较小，建基面基岩为强风化顶板，坝基稳定与应力小满足规范要求，坝基设置上下游齿墙后，坝基抗渗也满足要求，坝基不进行固结、帷幕灌浆处理，仅在上下游坝脚处抛填大块石保护，防止水流冲刷和掏空。

右坝头采用连续防渗墙防渗，墙顶高程193.47m，延伸长度9.51m；同时在右坝头开挖后，回填一定比例的粘性土以增加坝头的防渗能力。2003年为了进一步防止绕坝渗流危及下游防洪堤基础，在东关大桥至坝址段布置防渗孔，加强防渗处理措施。

3.2活动坝段金属结构

（1）挡水闸门及启闭

挡水闸门布置：活动坝挡水闸门为翻板平面钢闸门，采用向下游倾斜55°角布置方式，为使正常蓄水位时，闸门操作设备不浸水，其操作用的2支液压缸中心线成水平布置在高程190.0m孔口两侧闸墩上，闸门宽度方向两端上游侧设置了两个垂直于面板的三角形支臂，闸门即通过该支臂与液压缸相连接。液压启闭机最大启闭力2×2000kN，最大持住力2×1300kN，工作行程6.3m。每扇翻板闸门均在闸墩上设机械锁定装置，该锁定装置的爪式锁定块通过在闸门三角形支臂上端的一个锁定挡头对闸门进行锁定。活动坝上游采用浮式闸门作为检修设施，其支承跨度25.75m。

翻板闸门结构设计：闸门孔口净宽25m，具有闸门跨度大、启闭力大，底部支承和变形控制要求高的特点。为保证闸门整体变形小，运行安全可靠，设计时充分考虑底部支承和闸门启闭时两吊点启闭力差异等情况。每孔闸门底部采用多铰支承布置，共设5个圆柱铰；对闸门进行抗扭计算，使闸门整体具有足够的抗扭刚度。

翻板闸门的启闭：闸门开启依靠水压力和闸门重产生的倾倒力矩，此时液压缸只用于持住闸门，泵站的输出压力仅用于开启液压锁定阀，闸门的开启速度采用调节液压系统的调速阀来控制。闸门关闭采用启动液压泵站，通过液压缸提起闸门，关闭孔口，一般情况下分两批交替关门。

液压系统的布置：除液压缸为露天布置外，液压泵站和电气设备均设在大坝1#闸墩194.6m高程的启闭房内，油管从泵站经竖井和活动坝底板下的技术廊道通向各液压油缸。

（2）导水孔闸门：每个活动坝闸墩均设有冲淤积导水孔，导水孔的进口处设置了一道固定式拦污栅，孔口尺寸为1.9×1.9m，设计水头3m，拦污栅重量约0.4t。导水孔设一道检修门，孔口尺寸为1.2×1.2m；导水孔工作闸门为手电两用蝶阀，直径Ф1.2m，开启压力0.6MPa，重量约3.25t，该蝶阀可进行动水启闭。一般情况下，在开启活动坝翻板闸门时，均应先开启导水孔阀门进行冲淤，以利于翻板闸门的正常运行。

3.3水轮发电机组

电站为低水头径流式水电站，水头范围为2.1～5.6m，根据工程经验，此水头段宜采用贯流式水轮机，通过灯泡贯流式、轴伸贯流式和竖井贯流式3种机型的技术经济比较，最终选用利于枢纽布置、运行检修、经济合理的竖井贯流式机组，型号为GZSK114-WS-290。水轮机转轮直径2.9m，额定水头4.1m，额定转速125rpm，额定出力1737kW，额定点效率87%；机组安装高程181.3m，吸出高度-2.8m。

发电机与水轮机同轴，型号为SFW1600-8/1480，额定容量为1.6MW，额定电压6.3kV，额定电流183A，额定功率因素0.8。

主要技术论文篇2

关键词：计算机网络安全网络技术

随着Internet的飞速发展，网络应用的扩大，网络安全风险也变的非常严重和复杂。原先由单机安全事故引起的故障通过网络传给其他系统和主机，可造成大范围的瘫痪，再加上安全机制的缺乏和防护意识不强，网络风险日益加重。

一、网络安全的威胁因素

归纳起来，针对网络安全的威胁主要有:

1．软件漏洞:每一个操作系统或网络软件的出现都不可能是无缺陷和漏洞的。这就使我们的计算机处于危险的境地，一旦连接入网，将成为众矢之的。

2．配置不当:安全配置不当造成安全漏洞，例如，防火墙软件的配置不正确，那么它根本不起作用。对特定的网络应用程序，当它启动时，就打开了一系列的安全缺口，许多与该软件捆绑在一起的应用软件也会被启用。除非用户禁止该程序或对其进行正确配置，否则，安全隐患始终存在。

3．安全意识不强:用户口令选择不慎，或将自己的帐号随意转借他人或与别人共享等都会对网络安全带来威胁。

4．病毒:目前数据安全的头号大敌是计算机病毒，它是编制者在计算机程序中插入的破坏计算机功能或数据，影响计算机软件、硬件的正常运行并且能够自我复制的一组计算机指令或程序代码。计算机病毒具有传染性、寄生性、隐蔽性、触发性、破坏性等特点。因此，提高对病毒的防范刻不容缓。

5．黑客:对于计算机数据安全构成威胁的另一个方面是来自电脑黑客(backer)。电脑黑客利用系统中的安全漏洞非法进入他人计算机系统，其危害性非常大。从某种意义上讲，黑客对信息安全的危害甚至比一般的电脑病毒更为严重。

二、几种常用的网络安全技术

1．防火墙(FireWall)技术

防火墙技术是指网络之间通过预定义的安全策略，对内外网通信强制实施访问控制的安全应用措施。它对两个或多个网络之间传输的数据包按照一定的安全策略来实施检查，以决定网络之间的通信是否被允许，并监视网络运行状态。由于它简单实用且透明度高，可以在不修改原有网络应用系统的情况下，达到一定的安全要求，所以被广泛使用。据预测近5年世界防火墙需求的年增长率将达到174%。

目前，市场上防火墙产品很多，一些厂商还把防火墙技术并入其硬件产品中，即在其硬件产品中采取功能更加先进的安全防范机制。可以预见防火墙技术作为一种简单实用的网络信息安全技术将得到进一步发展。然而，防火墙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不可渗透。在过去的统计中曾遭受过黑客入侵的网络用户有三分之一是有防火墙保护的，也就是说要保证网络信息的安全还必须有其他一系列措施，例如对数据进行加密处理。需要说明的是防火墙只能抵御来自外部网络的侵扰，而对企业内部网络的安全却无能为力。要保证企业内部网的安全，还需通过对内部网络的有效控制和管理来实现。

2．数据加密技术

数据加密技术就是对信息进行重新编码，从而隐藏信息内容，使非法用户无法获取信息、的真实内容的一种技术手段。数据加密技术是为提高信息系统及数据的安全性和保密性，防止秘密数据被外部破析所采用的主要手段之一。

数据加密技术按作用不同可分为数据存储、数据传输、数据完整性的鉴别以及密匙管理技术4种。数据存储加密技术是以防止在存储环节上的数据失密为目的，可分为密文存储和存取控制两种;数据传输加密技术的目的是对传输中的数据流加密，常用的有线路加密和端口加密两种方法;数据完整性鉴别技术的目的是对介入信息的传送、存取、处理人的身份和相关数据内容进行验证，达到保密的要求，系统通过对比验证对象输入的特征值是否符合预先设定的参数，实现对数据的安全保护。数据加密在许多场合集中表现为密匙的应用，密匙管理技术事实上是为了数据使用方便。密匙的管理技术包括密匙的产生、分配保存、更换与销毁等各环节上的保密措施。

数据加密技术主要是通过对网络数据的加密来保障网络的安全可靠性，能够有效地防止机密信息的泄漏。另外，它也广泛地被应用于信息鉴别、数字签名等技术中，用来防止电子欺骗，这对信息处理系统的安全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3．系统容灾技术

一个完整的网络安全体系，只有防范和检测措施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灾难容忍和系统恢复能力。因为任何一种网络安全设施都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一旦发生漏防漏检事件，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此外，天灾人祸、不可抗力等所导致的事故也会对信息系统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这就要求即使发生系统灾难，也能快速地恢复系统和数据，才能完整地保护网络信息系统的安全。现阶段主要有基于数据备份和基于系统容错的系统容灾技术。数据备份是数据保护的最后屏障，不允许有任何闪失。但离线介质不能保证安全。数据容灾通过IP容灾技术来保证数据的安全。数据容灾使用两个存储器，在两者之间建立复制关系，一个放在本地，另一个放在异地。本地存储器供本地备份系统使用，异地容灾备份存储器实时复制本地备份存储器的关键数据。二者通过IP相连，构成完整的数据容灾系统，也能提供数据库容灾功能。

集群技术是一种系统级的系统容错技术，通过对系统的整体冗余和容错来解决系统任何部件失效而引起的系统死机和不可用问题。集群系统可以采用双机热备份、本地集群网络和异地集群网络等多种形式实现，分别提供不同的系统可用性和容灾性。其中异地集群网络的容灾性是最好的。存储、备份和容灾技术的充分结合，构成的数据存储系统，是数据技术发展的重要阶段。随着存储网络化时代的发展，传统的功能单一的存储器，将越来越让位于一体化的多功能网络存储器。

4．漏洞扫描技术

漏洞扫描是自动检测远端或本地主机安全的技术，它查询TCP/IP各种服务的端口，并记录目标主机的响应，收集关于某些特定项目的有用信息。这项技术的具体实现就是安全扫描程序。扫描程序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查出现存的安全脆弱点。扫描程序开发者利用可得到的攻击方法，并把它们集成到整个扫描中，扫描后以统计的格式输出，便于参考和分析。

5．物理安全

为保证信息网络系统的物理安全，还要防止系统信息在空间的扩散。通常是在物理上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来减少或干扰扩散出去的空间信号。为保证网络的正常运行，在物理安全方面应采取如下措施:①产品保障方面:主要指产品采购、运输、安装等方面的安全措施。②运行安全方面:网络中的设备，特别是安全类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必须能够从生成厂家或供货单位得到迅速的技术支持服务。对一些关键设备和系统，应设置备份系统。③防电磁辐射方面:所有重要的设备都需安装防电磁辐射产品，如辐射干扰机。④保安方面:主要是防盗、防火等，还包括网络系统所有网络设备、计算机、安全设备的安全防护。

计算机网络安全是个综合性和复杂性的问题。面对网络安全行业的飞速发展以及整个社会越来越快的信息化进程，各种新技术将会不断出现和应用。网络安全孕育着无限的机遇和挑战，作为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和其拥有的重要战略意义，相信未来网络安全技术将会取得更加长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军义.计算机网络技术与应用[M].北方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7．

主要技术论文篇3

在西方，技术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哲学学科，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但在中国，到目前为止也只有近40多年。在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也即我国技术哲学的酝酿兴起阶段，经过长期的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之后，对于西方技术哲学乃至西方学术，国内存在大规模引入的现实需要。在这期间，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之后的西方哲学家的论述和著作，相继被翻译引进到国内。在这场传播西方的运动中，西方技术哲学著作的翻译是比较引入注目的。在西方技术哲学刚被传入中国的这一阶段，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期刊论文数量并不多，中国知网中只有寥寥可数的几篇论文，而且几乎都是翻译性、介绍性的。从的先后顺序来看，1978年，《哲学译丛》吴伟翻译了法国技术哲学家T.赛雷佐埃的《美洲的技术哲学》一文。该文指出，自1965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圣巴尔拉民主研究所召开座谈会之后，技术哲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在美洲便开始出现。T.赛雷佐埃通过整理美洲技术哲学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将美洲技术哲学的讨论议题概括为：技术与价值、科学与技术在价值上的中性问题、技术社会以及虚无主义等问题。1982年的《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第一期对西德柏林技术大学的弗里德里希（FriedrichRapp）教授的《分析的技术哲学》（AnalyticalPhilosophyofTechnology）一书进行了介绍。介绍指出，弗里德里希在书中全面论述了刚刚在欧洲兴起的技术哲学的历史及近况，并作出了批判性的评价，引起了德国乃至欧洲大陆众多学者的讨论。弗里德里希认为，技术现象的复杂性要求人们进行多方面的考虑，包括人力和物力的先决条件以及技术推断与技术行动的方法和结构。介绍还指出，弗里德里希的著作将引发技术哲学、科学哲学、普通哲学、科学技术史以及社会学的学生与研究者们的兴趣。同年，刘东珍发表了《技术论的形成——日本技术论研究》的文章，概述了以户坂润为首的日本唯物论研究会提出的技术论。刘东珍指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户坂润、科技史家冈邦雄、技术哲学家三枝博音为首的唯物论研究会，将日本技术论的研究与马克思的技术观相结合，形成了日本的技术论理论。刘东珍的文章，可以说是首次在国内概述了日本技术哲学发展的基本轮廓。陈昌曙教授也于1982年发表了《简论技术哲学的研究》一文，简要介绍了技术哲学在德国、美国、日本和苏联的发展状况，还特别提到了德国技术哲学家凯普（E.Kapp）的《技术哲学纲要》和斯基默的《技术哲学》这两部著作。他指出，西方技术哲学所讨论的问题主要包括：技术的概念、技术进步的动力、技术进步和技术革命的关系、技术在社会中的地位及作用以及技术史研究的原则与价值，等等。通过对国外技术哲学发展脉络的梳理，陈昌曙就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和研究思路进行了全面论述，为国内技术研究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道路。1983年，邹珊刚在《汉江论坛》发表了《技术与技术哲学》一文，提出国外的学者已经将技术哲学研究看成是现代思维的新倾向和哲学的新潮流。他介绍到，亚历山大•S•柯亨斯基的《哲学与技术——现代思维新的倾向》、M•邦格的《技术的哲学输入与哲学输出》、E•卡普的《技术哲学导论》、Z•《技术哲学》等专著都强调了在技术思想中研究技术的哲学的重要性。邹珊刚还指出，随着我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兴起，吸取外国技术哲学研究的优秀成果显得尤为重要，但是这种吸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而建立起具有我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分支——技术哲学。邹珊刚的文章概括起来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强调国外技术哲学对我国技术哲学发展的重要性；二是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国外技术哲学的传播。

二、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方技术哲学在我国传播的特征

这一时期，西方技术哲学也开始抵达久违的中国文化界，并呈现出这样三个特点：

第一，翻译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工作开始起步。总的来说，随着我国技术哲学的酝酿兴起，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西方技术哲学的经典文献，不过还尚未开始系统的介绍，还停留着为数不多的简单翻译传播上。从知网的文献记录来看，这一阶段翻译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研究文献主要是《哲学译丛》、《国外社会科学》、《世界科学》、《哲学研究》、《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等杂志的一些译文、介绍性研究论文。可以说，这些翻译研究成果给国内技术哲学研究开启了一道思想启迪之门。

第二，科学技术哲学成为自然辩证法改革开放的一扇窗。改革开放以来，被久闭的国门再一次被打开，国外的新思想、新知识、新学科蜂拥而至，许多跨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以及边缘学科研究遍地开花。“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科学学、科技政策、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都在国内落地发芽。西方技术哲学主要流派的代表人物的重要论文、著作的被翻译出版，同时研究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本土著作也开始出现。到70年代末，科学哲学作为自然辩证法中一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理解和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哲学流派，吸引了一批哲学爱好者的研究兴趣，并使之最后成为与国内已有的自然辩证法哲学传统相区别的另一种传统。

主要技术论文篇4

关键词: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敌托邦

Abstract:AndrewFeenberg,themainrepresentativeofthenewgenerationofFrankfurtschoolintheUnitedStates,broughtuptheCriticalTheoryofTechnologythroughanalyzingtheinsufficiencyofearliertheoriesoftechnologyandturningthefocusoftheFrankfurtschool''''scriticismfromabstractsocialcritiquetocommontechnologicalfacts.Thistheoryisdiscussedintheperspectiveofitsbasis,targetvalue,theoreticalcore,methodologyframeandthemeofcritique.Amongthemthetheoreticalbasisisanalyzedforthatthetechnologyisinadilemmaoverbeingacceptedorbeinggivenupasarguedintraditionalphilosophyoftechnology;thetargetvaluereferstohumanbeing''''sliberationandthetheoreticalcoreistherationalizationofdemocracy;themethodologyframeisthatusedtostudythetechnologyonthebasisofsocialconstructivismandthethemeofcritiqueisfarewelltodystopia.

Keywords:AndrewFeenberg;criticaltheoryoftechnology;Frankfurtschool;dystopia

安德鲁•费恩伯格(AndrewFeenberg)是马尔库塞的学生,新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他从传统法兰克福学派抽象地对社会展开批判转向对社会中最为常见的技术现象展开批判,提出了技术批判理论,并自1991起在十年中写下了“技术批判三部曲”:《技术批判理论》(1991,2002年新版本《改造技术》)、《可选择的现代性》(1994)和《追问技术》(1999)。本文将从理论基础、价值目标、理论内核、方法论框架和批判主题等方面剖析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的内涵。

一、理论基础:在“接受”和“放弃”之间

技术理论是对技术的整体认识和系统观点。学术界存在多种技术理论,如技术工具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乐观主义、技术悲观主义等。这些理论相互交叉,其侧重点又各有不同。美国技术哲学家阿尔伯特•伯格曼(AlbertBorgmann)在《技术和现代生活的特征》(1984)［1］一书中,把以往的技术理论归纳为技术工具论和技术实体论两类。技术工具论把技术视为时刻准备服务于它的使用者的“工具”,它自身不包含价值,是价值中立的,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保持同样的效率标准。技术实体论则认为,技术构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系统,将整体社会重构为一个控制对象。这个系统具有扩张性,最终将侵入每一个前技术时代的领域,形成作为整体的社会生活。这样,技术就不仅是一种手段,还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化力量,能够冲破所有传统的和现存的价值体系,进而变成一种环境和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所无法抗拒的“天命”。在技术面前,人只有两种选择,或者退回到传统,或者接受对技术的盲目崇拜。费恩伯格借鉴了这种分类方法,并在分析这两种技术理论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他的技术批判理论。

在费恩伯格看来,尽管技术实体论和技术工具论有许多不同点,但它们对待技术都采取了“接受或者放弃”的态度。可如果技术仅仅是一种不关心价值的工具,它的设计和结构就不是政治争执的问题,只是它的应用范围和效率问题;而如果技术是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载体,我们就会由于或者追求把技术推进到非理想的状态或者退化到一种更原始的生活方式而受到谴责,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改变它,因为在这两种理论中,技术都是命运。工具理论视技术为其他社会方面所建立的价值的颠覆者,实体理论则把一种自主的文化动力归因于超越了所有理论传统中相对抗的价值观的技术。它们的根本症结在于把技术看做一种既成的事物,看做不能改变、只有接受或者反对的事物,这正是众多试图通过对技术设置道德的或政治的限制以创造出一个有着根本不同形式的工业文明失败的缘由。

正是以对这两种技术理论的批判为基础,费恩伯格提出他的技术批判理论,并声明其目的是“在一个近乎单向度的技术世界中找寻一种识别并解释内在张力的方式”［2］106。受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思想的影响和社会建构论的启发,费恩伯格把技术安排构想为以类似于按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座架”建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产生实践,形成认识的顺序。从不同的技术安排中和不同的观点中涌现出不同的世界,它给人类的某些方面以特权,也使其他方面处于边缘,这样,技术既不单纯是工具,也不是独立的工艺系统,而是非中性的社会性产物,是一种悬置于不同的可能性之间的“矛盾的”(ambivalent)发展过程。不仅在技术的使用中,而且在技术系统的设计中就已经渗透进了社会的价值。因此,技术“不是一种命运,而是一个斗争的场所。它是一个社会的战场,或者用一个更好的比喻,是各种因素相互争论的产物(parliamentofthings),各种文明的替换物在它之上,进行着论争并作出决定”［3］13。技术的生成过程就是技术的价值负荷过程。

费恩伯格把技术的批判理论与工具论和实体论作了比较,认为它与后两种理论分别都有一致之处,是对后两种理论的超越。首先,批判理论同工具论都拒斥埃吕尔或海德格尔的宿命论,在技术的胜利面前,它没有绝望,也没有要求人的精神从远离社会的如宗教或自然的领域里复活,而是设计出一条介于放弃和乌托邦之间的道路。当然,它必须跨越将激进知识阶层的遗产与当代世界的技术专业知识分离开的文化障碍,并解释如何重新设计现代技术,以便使它适应一种更自由的社会的需要。其次,技术批判理论认为技术命令(technicalorder)不仅仅是一定量的工具,而实质上以或多或少的“自主的”模式构成这个世界,统治阶级和精英们的价值和利益正是在理性化过程中和机器的设计中甚至在这些过程确定一个目标之前就确定好了,从而正如马尔库塞早就提出的那样,技术理性已变成了政治理性,它介于意识形态和技术的界面,代表了一定阶层的价值观和利益。

二、价值目标:人的解放

费恩伯格明确地把技术批判理论定位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之内,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最早确定了这个方向。他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思想家一样,把马克思作为批判理论的开山,并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景气的形势下宣布自己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目标就是“人类解放”,而他在对技术的批判中始终贯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价值目标。

这种理解与马克思哲学的传统是一致的。人的解放是马克思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在马克思那里,尽管“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4］,但“人类解放”绝不仅仅是“政治解放”,它不仅仅使人成为“物的依赖关系”下的自由个体,而是指人类最终摆脱心灵的束缚和阶级压迫后的全面的解放。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批判了当时把“人类解放”等同于“政治解放”的观点,认为“政治解放”只是从形式上获得自由,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而“人类解放”则包括摆脱思想束缚,打碎精神枷锁,必须消灭私有制,以获得“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之上的自由个性”［5］。可见,马克思之“自由”同鲍威尔等人所说的政治解放并不相同。

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思想,对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表现出来的人对物的全面依赖展开激烈批判。霍克海默从一开始就把“批判理论”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理论源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目标并非仅指增长知识,还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在马尔库塞看来,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使人获得解放,马克思的基本观念是人的实现,由此才产生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把革命的目的看做是改变下层大众的贫困生活状况,使工人获得今天资本家所拥有的财富,在马尔库塞那里,革命是要解放在工业社会被压抑的人的否定向度,恢复原本属于人的本能的方面,使人得到全面发展,从而改变人的需要及其满足的性质,建立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由于马尔库塞的革命的动因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他的革命理论中也就有着不同于前者的革命主体和革命道路。

费恩伯格曾于20世纪60年代师从马尔库塞并研读海德格尔的思想,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后一起探寻社会革命的组织和道路问题,他直接承继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价值理念,试图寻找使工业社会发生激进变革的方式,以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压抑的人的潜能。具体说,就是通过技术理性的重构,重现技术的解放潜能,使那些受到压抑的人的利益得以实现,这样,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就从技术哲学转向技术政治学,从技术的民主化引出社会的民主化问题。

三、理论内核:民主的理性化

尽管技术成为现代问题之源,但技术问题的始作俑者却是理性的分化导致的技术理性对现代社会的统治,由此对理性的批判不仅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共同的主题,而且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甚至是整个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批判主题。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受韦伯的影响,他们对“理性”的理解始终处于分裂状态,哈贝马斯“技术理性”和“交往理性”的二分法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费恩伯格同样以对“理性”的批判与改造为基础展开其技术批判理论,进而建构起他的技术民主化和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不同的是,费恩伯格对“理性”的批判与改造既不像早期法兰克福学派那样在纯粹的思辨哲学领域中进行,也不像哈贝马斯那样在语言哲学的领域中进行,而是在技术政治学的视域内展开的。他提出,传统技术哲学认为技术理性只关注效率,从而人为地造成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其实,现实世界的多样性注定了理性的分化具有相对性。

在费恩伯格看来,技术理性并非只包含单纯的效率(即科学理性),而且包含了社会意义和文化视域两个方面,技术并非既定的事实,而是等待确定的未成事物,它既可能保护等级制度,也可能用来建立民主制度,费恩伯格把后者称为“民主的理性化”［6］或“颠覆的理性化”［7］131,以取其对现实社会的否定与颠覆之意。这种否定与颠覆恰是理性的本质功能,与马尔库塞所说的技术理性的“单向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民主的理性化”始于技术本身的后果,始于围绕技术媒介而推动人类活动的各种方式。正是这种行动坚守技术民主化的许诺。技术政治学预示了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技术作为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种社会“法规”,将从这些新型的公众的协商中产生。“民主的理性化”是实现那些被系统忽略或拒绝了的技术潜能的附属方案的结果,为使技术民主化提供了可能性。“技术民主化”就是扩大技术行为参与者的利益范围,要求对那些缺乏金融资本、文化资本或政治资本的社会角色开放技术设计过程。技术的民主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设计上的民主化,另一个是在技术行为中的外行和专家、客体和主体间权力分配上的民主化,费恩伯格称其为“深层民主化”［7］142,以区别在法律程序中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并不改变技术领域中现实的权力关系的变化。

从“民主的理性化”到“技术的民主化”是一个从理论到现实的过程。“民主的理性化”表现在技术的设计过程中,是对技术理性的修正与改造,这是思想上的改造,而“技术的民主化”则是技术方案的实施过程,是把理论物化的实践过程,是具有民主特征的技术现实化的过程。理论的先在性反映出人类行为的能动性。

四、方法论框架:社会建构论

的技术研究方法

20世纪80年代以后,批判理论经过了60年代的“秘密希望”和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之后由于左派力量的减弱而出现“新的冷静”,进入了社会建构主义的新时代。社会建构主义对技术的经验研究给予费恩伯格以启发,使他在总结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的争论后意识到,尽管马尔库塞的许多观点仍然很有道理,但哈贝马斯对他的思辨基础的怀疑却也表明马尔库塞的理论基础即“技术合理性的两个方面”的理论过于抽象。这样,“与其简单地回到马尔库塞最初的阐述,或许,不如在一个更可信赖的框架内重新建构他的批判理论的各个要素”［2］70。社会建构论的技术研究正给费恩伯格提供了这样一个方法论框架［8］。

技术研究提供了许多操作性很强的方法论原则,如技术设计的“待确定”原则、人工物解释的灵活性原则、对称性原则等,这些原则内含于费恩伯格对技术的理性批判、本质批判、民主政治批判和整合现代性的全过程。研究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会感受到他的理论体系中处处充斥着浓浓的建构论色彩。他的整个理论体系贯穿的就是一种“批判”与“建构”共存的框架模式,而他批判理论的每一部分都运用了建构论的方法。比如,费恩伯格在对技术的理性批判中运用了拉图尔的“待确定”、“授权”、“社会图景”和“技术图景”等概念;在对技术本质的批判与建构过程中,他提出了揭示技术本质的“技术解释学”,并以技术人工物的“待确定”原则和行为者—网络理论的“对称性原则”为方法把技术本质分为两个相对独立又不可分割的层次;在对技术的民主政治展开批判时,他改造了社会建构论不涉及政治问题的局限,将其改造成为一种“政治学的建构论”,与西蒙栋的“具体化”理论整合在一起,提出了“第三种对称”作为其“民主的理性化”的理论基础,以“深层民主化”的纲领替代技术统治论;在构建“可选择的现代性”的过程中,他运用“人工物解释的灵活性”原则,提出了技术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辩证法。

从总体上看,费恩伯格对技术的理解贯穿的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面对别人对他的理论框架的质疑,费恩伯格声称自己并非完全放弃对技术的本质追问,而只是要避免技术本质主义者的局限。他在对技术本质主义的批判中借鉴了社会建构论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整个理论都转向社会建构论。他认为建构论对技术的研究也存在不足,这主要表现在其狭隘的经验论以及对技术的本质,对政党、阶级以及现代性等宏大问题的忽视,对技术问题的研究需要把本质主义的技术观与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整合到一起。

五、批判主题:告别敌托邦

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这就是在剧变和因特网在全球的兴起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探索工业社会进行激进变革的可能性。以往的批判理论对技术的理解基本上属于一种敌托邦(dystopia)的观点,其技术态度过于悲观,从而出现“渴望成为原始人”的文化病症［9］。费恩伯格提出,不能从技术之外去寻找走出敌托邦的途径,因为如今技术无所不在,它已构成我们的生活方式,“必须从技术文化的内部向前”才能推进这个问题的解决［10］。他通过思考传统批判理论的得失,同时也是受马尔库塞理论和社会建构论理论的启发,提出应当对技术理性的生成过程进行经验分析,才能准确把握它的构成要素,进而把握其本质内涵。

费恩伯格通过对“利益”概念的分析指出,技术活动中不同参与者的利益要求不同,他们对技术的形成都能产生影响。这样,在众多可能的构成基础能够产生出有效履行其职能的作业装置的意义上,技术是“待确定的”(underdetermined)。包含在设计中的不同行为者的利益表现出细微的差别,因此效率不是一个能够解释所有可选择设计的成功或失败的标准。那么是什么制造了差异呢?答案是在问题的界定及它的解决中的社会选择干预。技术具有社会相关性,技术选择的结果是一个支撑一种或另一种有影响的社会集团的生活方式的世界。因此,技术的合理性不仅包含了普遍性的因素,还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内容,这正是马尔库塞想表达的,技术合理性的概念不能等同于效率和控制的形式概念(“技术图景”),而是必须有一种作为一个特定社会的目标指向模式的内容(“社会图景”)的思想。这两个方面构成了技术理性即费恩伯格创造的“技术编码”范畴。技术的“社会图景”因不同的社会而异,从而理性化的普遍原则是不存在的,“特定的理性化一直受到偶然的利益而不是普遍原则的推动。它是从不同的理性延续下来的,而且理性化总是可能的,这就是说,理性化在当前社会中采取的形式并非它们的唯一的形式”［11］。既然技术的效率原则本身不足以确定一个独立的技术设计,社会的利益在技术发展中起到持续的作用,因而其他的选择也是可能的,就是说,技术编码的社会建构性导致其变动性,甚至在一个物质的设计完成之后亦然。随着社会的变化,技术编码也会不停地与社会相整合,它导向不同的使用,甚至可能导向对材料的重新设计。

技术编码就是技术(合)理性。费恩伯格通过对“技术理性”内涵的重新阐释,批判了传统技术哲学将“理性”抽象化、神秘化的不足,不仅揭示了技术理性的现实根源,还打开技术黑箱,揭示了“技术理性”成分的多样性。这就为改造技术并进而使技术民主化提供了可能。这同样意味着,要改造技术,必须首先改造技术理性,而要改造技术理性,首要的是使人的思想发生改变。因为技术是人设计、使用的,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集团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费恩伯格和海德格尔在思想上有相同之处,这就是都强调人的思想改变的先在性。先有技术思维的改变才能导致现实技术的改变。这样,先有技术理性的民主化,才能使技术本身实现民主化。

当代西方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思路,是承认启蒙理性的分化对现代社会的基础地位,并由对“理性”的否定和怀疑直指对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CD2]现代性。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的目的不在于单纯地批判,而是以他对技术本质、技术理性的理解为基础,建构更加合理的现代性理论。这样,尽管他的理论侧重于技术批判,但并未局限于技术本身的改造,而是要扩大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以发挥人的创造性,进行创新性对话并创造性地使用技术。他明确指出,民主的技术政治学的本质在于扩大设计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是说,在技术的设计和使用过程中,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设计者和使用者相互交流对技术的需要和设想,以使技术反映更广泛的人的利益,从而建立一个使技术的进步服务于交流的进步的民主社会。这正是费恩伯格所构想的新的民主的技术政治学的本质。可见,费恩伯格关注的是“以技术为媒介的制度的民主化”［3］153,这与传统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甚至包括哈贝马斯对建立规范制度的强调这一理论特色都具有一致性。

参考文献:

［1］BorgmannA.Technologyandthecharacterofcontemporarylife［M］.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4:9.

［2］陈凡,朱春艳.全球化时代的技术哲学［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6.

［3］FeenbergA.Transformingtechnology［M］.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2.

［4］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43.

［5］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8.

［6］FeenbergA.Subversiverationalization:technology［EB/OL］.［2008-03-10］.http:∥www-rohan.sdsu.edu/faculty/feenberg/Subinq.htm.

［7］FeenbergA.Questioningtechnology［M］.London:Routledge,1999.

［8］安维复.走向社会建构主义: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和芬伯格的技术理念［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2,19(6):33-38.

［9］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M］.陆俊,严耕,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65.

主要技术论文篇5

关 键 词: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敌托邦

abstract: andrew feenberg,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frankfurt scho ol in the united states, brought up the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through an alyzing the insufficiency of earlier theories of technology and turning the focu 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s criticism from abstract social critique to common te chnological facts. this theory is discuss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its basis, tar get value, theoretical core, methodology frame and theme of critique. among themthe theoretical basis is analyzed for that the technology is in a dilemma overbeing accepted or being given up as argued in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technolo gy; the target value refers to human being's libera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coreis the rationalization of democracy; the methodology frame is that used to stud y the technology on the basis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the theme of critiqueis farewell to dystopia.

key words:andrew feenberg;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frankfurt school; dystopia

安德鲁•费恩伯格(andrew feenberg)是马尔库塞的学生,新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在美 国的主要代表,他从传统法兰克福学派抽象地对社会展开批判转向对社会中最为常见的技术 现象展开批判,提出了技术批判理论,并自1991起在十年中写下了“技术批判三部曲”:《技 术批判理论》(1991,2002年新版本《改造技术》)、《可选择的现代性》(1994)和《追问技 术》(1999)。本文将从理论基础、价值目标、理论内核、方法论框架和批判主题等方面剖析 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的内涵。

一、理论基础:在“接受”和“放弃”之间

技术理论是对技术的整体认识和系统观点。学术界存在多种技术理论,如技术工具论、技术 价值论、技术乐观主义、技术悲观主义等。这些理论相互交叉,其侧重点又各有不同。美国 技术哲学家阿尔伯特•伯格曼(albert borgmann)在《技术和现代生活的特征》(1984)［1］一书中,把以往的技术理论归纳为技术工具论和技术实体论两类。技术工具论把技术 视为时刻准备服务于它的使用者的“工具”,它自身不包含价值,是价值中立的,在任何环境 下都能保持同样的效率标准。技术实体论则认为,技术构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系统,将整体社会 重构为一个控制对象。这个系统具有扩张性,最终将侵入每一个前技术时代的领域,形成作为 整体的社会生活。这样,技术就不仅是一种手段,还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化力量,能够 冲破所有传统的和现存的价值体系,进而变成一种环境和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所无法抗拒的 “天命”。在技术面前,人只有两种选择,或者退回到传统,或者接受对技术的盲目崇拜。费 恩伯格借鉴了这种分类方法,并在分析这两种技术理论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他的技术批判理论 。

在费恩伯格看来,尽管技术实体论和技术工具论有许多不同点,但它们对待技术都采取了“ 接受或者放弃”的态度。可如果技术仅仅是一种不关心价值的工具,它的设计和结构就不是 政治争执的问题,只是它的应用范围和效率问题;而如果技术是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载 体,我们就会由于或者追求把技术推进到非理想的状态或者退化到一种更原始的生活方式而 受到谴责,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改变它,因为在这两种理论中,技术都是命运。工具理论 视技术为其他社会方面所建立的价值的颠覆者,实体理论则把一种自主的文化动力归因于 超越了所有理论传统中相对抗的价值观的技术。它们的根本症结在于把技术看做一种既成的 事物,看做不能改变、只有接受或者反对的事物,这正是众多试图通过对技术设置道德的或 政治的限制以创造出一个有着根本不同形式的工业文明失败的缘由。

正是以对这两种技术理论的批判为基础,费恩伯格提出他的技术批判理论,并声明其目的是“ 在一个近乎单向度的技术世界中找寻一种识别并解释内在张力的方式”［2］106?。受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思想的影响和社会建构论的启发,费恩伯格把技术安排构 想为以类似于按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座架”建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产生实践,形成 认识的顺序。从不同的技术安排中和不同的观点中涌现出不同的世界,它给人类的某些方面 以特权,也使其他方面处于边缘,这样,技术既不单纯是工具,也不是独立的工艺系统,而是非 中性的社会性产物,是一种悬置于不同的可能性之间的“矛盾的”(ambivalent)发展过程。 不仅在技术的使用中,而且在技术系统的设计中就已经渗透进了社会的价值。因此,技术“不 是一种命运,而是一个斗争的场所。它是一个社会的战场,或者用一个更好的比喻,是各种因 素相互争论的产物(parliament of things),各种文明的替换物在它之上,进行着论争并作出 决定”［3］13?。技术的生成过程就是技术的价值负荷过程。

费恩伯格把技术的批判理论与工具论和实体论作了比较,认为它与后两种理论分别都有一致 之处,是对后两种理论的超越。首先,批判理论同工具论都拒斥埃吕尔或海德格尔的宿命论 ,在技术的胜利面前,它没有绝望,也没有要求人的精神从远离社会的如宗教或自然的领域 里复活,而是设计出一条介于放弃和乌托邦之间的道路。当然,它必须跨越将激进知识阶层 的遗产与当代世界的技术专业知识分离开的文化障碍,并解释如何重新设计现代技术,以便 使它适应一种更自由的社会的需要。其次,技术批判理论认为技术命令(technical order )不仅仅是一定量的工具,而实质上以或多或少的“自主的”模式构成这个世界,统治阶级 和精英们的价值和利益正是在理性化过程中和机器的设计中甚至在这些过程确定一个目标之 前就确定好了,从而正如马尔库塞早就提出的那样,技术理性已变成了政治理性,它介于意 识形态和技术的界面,代表了一定阶层的价值观和利益。

二、 价值目标:人的解放

费恩伯格明确地把技术批判理论定位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之内,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和 法兰克福学派最早确定了这个方向。他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思想家一样,把马克思作为批 判理论的开山,并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景气的形势下宣布自己是“新马克思主义者” 。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目标就是“人类解放”,而他在对技术的批判中始终贯 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价值目标。

这种理解与马克思哲学的传统是一致的。人的解放是马克思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在马克思 那里,尽管“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4］,但“人类 解放”绝不仅仅是“政治解放”,它不仅仅使人成为“物的依赖关系”下的自由个体,而是指 人类最终摆脱心灵的束缚和阶级压迫后的全面的解放。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 批判了当时把“人类解放”等同于“政治解放”的观点,认为“政治解放”只是从形式上获 得自由,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而“人类解放”则包括摆脱思想束缚,打碎精神枷锁,必须 消灭私有制,以获得“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 富这一基础之上的自由个性”［5］。可见,马克思之“自由”同鲍威尔等人所说的政 治解放并不相同。

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思想,对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表现 出来的人对物的全面依赖展开激烈批判。霍克海默从一开始就把“批判理论”称为“批判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理论源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目标并非仅指增长知识,还 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在马尔库塞看来,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 象化,使人获得解放,马克思的基本观念是人的实现,由此才产生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但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把革命的目的看做是改变下层大众的贫困生活状况,使工人获得今天资本 家所拥有的财富,在马尔库塞那里,革命是要解放在工业社会被压抑的人的否定向度,恢复 原本属于人的本能的方面,使人得到全面发展,从而改变人的需要及其满足的性质,建立一 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由于马尔库塞的革命的动因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他的革命理论中也 就有着不同于前者的革命主体和革命道路。

费恩伯格曾于20世纪60年代师从马尔库塞并研读海德格尔的思想,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 ”后一起探寻社会革命的组织和道路问题,他直接承继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价值理念,试图寻 找使工业社会发生激进变革的方式,以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压抑的人的潜能。具体说, 就是通过技术理性的重构,重现技术的解放潜能,使那些受到压抑的人的利益得以实现,这 样,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就从技术哲学转向技术政治学,从技术的民主化引出社会的民 主化问题。

三、 理论内核:民主的理性化

尽管技术成为现代问题之源,但技术问题的始作俑者却是理性的分化导致的技术理性对现代 社会的统治,由此对理性的批判不仅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共同的主题,而且是整个西方马 克思主义甚至是整个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批判主题。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 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受韦伯的影响,他们对“理性”的理解始终处于分裂状态,哈贝马斯 “技术理性”和“交往理性”的二分法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费恩伯格同样以对“理性”的批判与改造为基础展开其技术批判理论,进而建构起他的技术 民主化和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不同的是,费恩伯格对“理性”的批判与改造既不像早期法 兰克福学派那样在纯粹的思辨哲学领域中进行,也不像哈贝马斯那样在语言哲学的领域中进 行,而是在技术政治学的视域内展开的。他提出,传统技术哲学认为技术理性只关注效率, 从而人为地造成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其实,现实世界的多样 性注定了理性的分化具有相对性。

在费恩伯格看来,技术理性并非只包含单纯的效率(即科学理性),而且包含了社会意义和文化 视域两个方面,技术并非既定的事实,而是等待确定的未成事物,它既可能保护等级制度,也可 能用来建立民主制度,费恩伯格把后者称为“民主的理性化”［6］或“颠覆的理性化 ”［7］131?,以取其对现实社会的否定与颠覆之意。这种否定与颠覆恰是理性的本质 功能,与马尔库塞所说的技术理性的“单向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民主的理性化”始于技 术本身的后果,始于围绕技术媒介而推动人类活动的各种方式。正是这种行动坚守技术民主 化的许诺。技术政治学预示了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技术作为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 种社会“法规”,将从这些新型的公众的协商中产生。“民主的理性化”是实现那些被系统 忽略或拒绝了的技术潜能的附属方案的结果,为使技术民主化提供了可能性。“技术民主化 ”就是扩大技术行为参与者的利益范围,要求对那些缺乏金融资本、文化资本或政治资本的 社会角色开放技术设计过程。技术的民主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设计上的民主化,另 一个是在技术行为中的外行和专家、客体和主体间权力分配上的民主化,费恩伯格称其为“ 深层民主化”［7］142?,以区别在法律程序中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并不改变技术领 域中现实的权力关系的变化。

从“民主的理性化”到“技术的民主化”是一个从理论到现实的过程。“民主的理性化”表 现在技术的设计过程中,是对技术理性的修正与改造,这是思想上的改造,而“技术的民主化 ”则是技术方案的实施过程,是把理论物化的实践过程,是具有民主特征的技术现实化的过程 。理论的先在性反映出人类行为的能动性。

四、方法论框架:社会建构论

的技术研究方法

20世纪80年代以后,批判理论经过了60年代的“秘密希望”和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之后 由于左派力量的减弱而出现“新的冷静”,进入了社会建构主义的新时代。社会建构主义 对技术的经验研究给予费恩伯格以启发,使他在总结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的争论后意识到, 尽管马尔库塞的许多观点仍然很有道理,但哈贝马斯对他的思辨基础的怀疑却也表明马尔库 塞的理论基础即“技术合理性的两个方面”的理论过于抽象。这样,“与其简单地回到马尔 库塞最初的阐述,或许,不如在一个更可信赖的框架内重新建构他的批判理论的各个要素” ［2］70?。社会建构论的技术研究正给费恩伯格提供了这样一个方法论框架［8］ ?。

技术研究提供了许多操作性很强的方法论原则,如技术设计的“待确定”原则、人工物解释 的灵活性原则、对称性原则等,这些原则内含于费恩伯格对技术的理性批判、本质批判、民 主政治批判和整合现代性的全过程。研究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会感受到他的理论体系 中处处充斥着浓浓的建构论色彩。他的整个理论体系贯穿的就是一种“批判”与“建构”共 存的框架模式,而他批判理论的每一部分都运用了建构论的方法。比如,费恩伯格在对技术 的理性批判中运用了拉图尔的“待确定”、“授权”、“社会图景”和“技术图景”等概念 ;在对技术本质的批判与建构过程中,他提出了揭示技术本质的“技术解释学”,并以技术 人工物的“待确定”原则和行为者—网络理论的“对称性原则”为方法把技术本质分为两个 相对独立又不可分割的层次;在对技术的民主政治展开批判时,他改造了社会建构论不涉及政 治问题的局限,将其改造成为一种“政治学的建构论”,与西蒙栋的“具体化”理论整合在 一起,提出了“第三种对称”作为其“民主的理性化”的理论基础,以“深层民主化”的纲 领替代技术统治论;在构建“可选择的现代性”的过程中,他运用“人工物解释的灵活性” 原则,提出了技术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辩证法。

从总体上看,费恩伯格对技术的理解贯穿的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面对别人对他 的理论框架的质疑,费恩伯格声称自己并非完全放弃对技术的本质追问,而只是要避免技术 本质主义者的局限。他在对技术本质主义的批判中借鉴了社会建构论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 着他的整个理论都转向社会建构论。他认为建构论对技术的研究也存在不足,这主要表现在 其狭隘的经验论以及对技术的本质,对政党、阶级以及现代性等宏大问题的忽视,对技术问 题的研究需要把本质主义的技术观与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整合到一起。

五、 批判主题:告别敌托邦

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这就是在剧变和因特网在全球的兴起这 样的时代背景下,探索工业社会进行激进变革的可能性。以往的批判理论对技术的理解基本 上属于一种敌托邦(dystopia)的观点,其技术态度过于悲观,从而出现“渴望成为原始人”的 文化病症［9］。费恩伯格提出,不能从技术之外去寻找走出敌托邦的途径,因为如今 技术无所不在,它已构成我们的生活方式,“必须从技术文化的内部向前”才能推进这个问题 的解决［10］。他通过思考传统批判理论的得失,同时也是受马尔库塞理论和社会建 构论理论的启发,提出应当对技术理性的生成过程进行经验分析,才能准确把握它的构成要素 ,进而把握其本质内涵。

费恩伯格通过对“利益”概念的分析指出,技术活动中不同参与者的利益要求不同,他们对 技术的形成都能产生影响。这样,在众多可能的构成基础能够产生出有效履行其职能的作业 装置的意义上,技术是“待确定的”(underdetermined)。包含在设计中的不同行为者的 利益表现出细微的差别,因此效率不是一个能够解释所有可选择设计的成功或失败的标准。 那么是什么制造了差异呢?答案是在问题的界定及它的解决中的社会选择干预。技术具有社 会相关性,技术选择的结果是一个支撑一种或另一种有影响的社会集团的生活方式的世界。 因此,技术的合理性不仅包含了普遍性的因素,还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内容,这正是马尔 库塞想表达的,技术合理性的概念不能等同于效率和控制的形式概念(“技术图景”),而 是必须有一种作为一个特定社会的目标指向模式的内容(“社会图景”)的思想。这两个方 面构成了技术理性即费恩伯格创造的“技术编码”范畴。技术的“社会图景”因不同的社会 而异,从而理性化的普遍原则是不存在的,“特定的理性化一直受到偶然的利益而不是普遍 原则的推动。它是从不同的理性延续下来的,而且理性化总是可能的,这就是说,理性化在 当前社会中采取的形式并非它们的唯一的形式”［11］。既然技术的效率原则本身不 足以确 定一个独立的技术设计,社会的利益在技术发展中起到持续的作用,因而其他的选择也是可能 的,就是说,技术编码的社会建构性导致其变动性,甚至在一个物质的设计完成之后亦然。 随着社会的变化,技术编码也会不停地与社会相整合,它导向不同的使用,甚至可能导向对 材料的重新设计。

技术编码就是技术(合)理性。费恩伯格通过对“技术理性”内涵的重新阐释,批判了传统 技术哲学将“理性”抽象化、神秘化的不足,不仅揭示了技术理性的现实根源,还打开技术 黑箱,揭示了“技术理性”成分的多样性。这就为改造技术并进而使技术民主化提供了可能 。这同样意味着,要改造技术,必须首先改造技术理性,而要改造技术理性,首要的是使人的思 想发生改变。因为技术是人设计、使用的,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集团的利益。从这个 意义上讲,费恩伯格和海德格尔在思想上有相同之处,这就是都强调人的思想改变的先在性 。先有技术思维的改变才能导致现实技术的改变。这样,先有技术理性的民主化,才能使技 术本身实现民主化。

当代西方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思路,是承认启蒙理性的分化对现代 社会的基础地位,并由对“理性”的否定和怀疑直指对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cd2]现代性。费 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的目的不在于单纯地批判,而是以他对技术本质、技术理性的理解为基 础,建构更加合理的现代性理论。这样,尽管他的理论侧重于技术批判,但并未局限于技术 本身的改造,而是要扩大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以发挥人的创造性,进行创新性对话并创造性 地使用技术。他明确指出,民主的技术政治学的本质在于扩大设计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就是说,在技术的设计和使用过程中,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设计者和使用者相互交流对技 术的需要和设想,以使技术反映更广泛的人的利益,从而建立一个使技术的进步服务于交流 的进步的民主社会。这正是费恩伯格所构想的新的民主的技术政治学的本质。可见,费恩伯 格关注的是“以技术为媒介的制度的民主化”［3］153?,这与传统法兰克福学派的社 会批判理论甚至包括哈贝马斯对建立规范制度的强调这一理论特色都具有一致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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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论文篇6

[关键词]技术创新；理论演进；哲学分析

一、引言

如果以熊彼特在1920年代提出的创新概念作为创新科学化的起点，在短短的80多年历程中，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呈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壮观的知识图景。新体系、新视角、新领域层出不穷，以至于如何揭示各种理论之间的联系和差异，廓清技术创新理论发展的基本架构，加快技术创新理论发展的进程，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发展趋势，成为目前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技术创新活动是在特定的文化价值准则和体制内进行的，技术创新理论的演进是多种文化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特定形态的技术创新理论总是在该时期主流观念中获得理论支持。其中，哲学作为对经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解释，总是以其特有的学术特性和深刻内涵，能够在研究方法和分析视角方面提供有力的诠释工具。从某种意义而言，技术创新作为一门实证性科学，为哲学理论提供了实证研究的对象和理论校验的素材，而哲学理论的发展也为观察和理解技术创新活动准备了分析视角和思辨知识。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技术创新理论获得了理论上的合法性论证并因而在实践中更具有发展的冲力，技术创新哲学也获得了经验上的普适性支持。因此，从哲学方法及技术创新理论演进的互动过程进行考察，西方技术创新思想的发展呈现出清晰的脉络。目前，哲学层面的研究处于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边缘。从哲学视野反思技术创新，就是要对各有差异的技术创新实践中遇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从中揭示技术创新的本质规定，揭示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揭示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活动的根本因素，从而为技术创新实践提供方法论指导。

二、有关文献回顾

从目前文献看，技术创新与哲学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近年来得到哲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出现了一些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从技术创新的方法论角度出发，陈杰通过对马克思科学哲学的存在性、特征性和应用性问题的研究、阐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能够对创新理论研究进行理论支持这一基本观点。匡勇兵从哲学的角度来解读“创新”：它是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它是积极能动的过程；它在实践中体现矛盾问题的精髓和真理性。哲学与创新紧密相连，所以要用哲学来指导“创新”，以便早日实现构建创新型国家的目的。(2)从技术创新的主体角度出发，柳洲、陈士俊、王梅认为，技术是一个与社会紧密相关的复杂系统，在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下，通过硬件、软件、协同件和人的非线性作用，技术活动系统表现出实践性、人本性和系统性等特性。相应的，在以技术活动系统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管理活动中，管理者应当“以人为本”，注重管理对象的系统性、实践性；同时，通过灵活的组织管理和独具特色的文化建设，在技术战略和市场战略联合高度协同的基础上，实现技术创新。吴跃平提出了一个理解和描述各种传统技术的基本概念——技术传统。认为技术传统构成我们人类的生存方式。在我们生存方式的构成中技术传统不仅是一个技能共同体，而且还是生存共同体，它所完成的是文明的伦理功能，是支撑德性社会的世俗基础，考察技术传统能够给知识、技术、世界、生存等概念带来富有意义的变化。(3)从技术创新的价值角度出发，夏保华指出，技术创新的性质是技术与社会的相互的创造性塑造。赵建军批判了自马尔库塞以来的技术理性概念，指出未来技术理性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发展理性。(4)其他的一些观点，李兆友教授的著作《技术创新论——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则是从哲学的视角研究技术创新的一种有益尝试的专著，提出了技术创新本质论、技术创新活动论、技术创新能力论等观点。谢友才、胡汉辉对技术产业标准进行了哲学解析，提出企业技术创新应当遵循其客观性和主体性，应当重视对路径锁定的突破，对标准重新组合。

上述文献从多个角度就哲学与技术创新关系开展研究，提出了一些十分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和观点。但我们梳理这些文献后不难发现，大部分研究是截面的、横向的，对技术创新理论发展演进与同时代西方哲学嬗变关系进行纵向、演进的理论分析仍然是比较缺乏的。本文试图从西方哲学发展的主要脉络出发，来尝试探讨技术创新理论诞生以来的历史演变的哲学基础。

三、逻辑实证主义哲学背景下的技术创新理论的伟大起步——技术工具为主要特征

1920年代以来，逻辑实证主义逐步发展成影响最大的一种科学主义流派，以后在它的基础上又相继出现了逻辑实用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学派等流派。逻辑实证主义的倡导者力图实现一切科学的大统一，把实证主义经验论传统与对科学理论的严格的逻辑分析结合起来，从而建立起“科学的哲学”。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哲学不应过问经验以外的问题，只有能被经验证实或证伪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科学命题。从实质上看，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经验分析，强调“科学的统一”，符合现代科学发展一体化的趋向。逻辑实证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直至1930至1940年代。如果我们把该时期的经济增长发展的方式、哲学发展的趋向和技术创新理论的基本特征比较起来看，就会发现这三者之间的密切关联。1950年代是战后经济恢复期，整个消费市场供不应求，因此技术是从科技发展开始，是一种技术导向的、线形的、自发的过程，市场只是被动地接受技术成果，表现为技术推动过程；在196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供求日渐平衡，营销成为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市场的作用日益受到人们重视，技术创新成为一个市场拉动过程。无论是技术推动还是市场拉动，技术创新的线形特点体现得十分明显。无论技术推动还是市场拉动，技术创新的需求影响因素比较单纯，技术还没有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生产方式的特殊需求以及科学主义哲学的合理性论证，该时期的创新理论中的物本主义特征就是合乎逻辑的了，于是技术创新理论在人类经济社会中诞生了：(1)熊彼特首先提出了技术创新概念。1920年代，熊彼特将创新分为：开发新的产品；采取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创造原材料的新供应源；实现企业的新组织。这种创新观十分明显是基于企业经营全过程解构后的提升和改进；(2)mes-thene认为技术是为了实践目的的知识组织；(3)kline和kash指出技术是人类创造的用它来完成而没有它就不能完成任务的系统；(4)void认为技术是为达到特殊目的显示于物理对象和组织形式中、基于知识应用的系统。上述理论都将技术创新作为典型工具论，明显地反映了当时西方主流哲学的影响。在大规模生产时期，效率成为首要目标——不仅合法，而且合乎理性和道德——科学主义哲学观已经论证了其合理性。在此种情形下，对于一项为了获得潜在的市场效率，实现新的生产要素组合，创造新的商业价值的技术创新，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得到认可。

在这个时期，技术创新注重技术知识、规律的运用，技术被看成是“人造物或知识系统”，技术的效用(使用价值)是独立于社会语境的中性物。尽管技术创新理论者也谈论技术的社会、政治及文化的影响与作用，但是他们认为在政治或社会价值被附加于某项技术之前，技术始终是中性的，是由人类理性追求的不受时空和环境制约的知识。创新者和企业家单纯地从提高生产效率出发，都属于线形模式，是内在逻辑实证主义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典型反映。这类技术观受到了包括技术实体论在内的其他观点的批判。这个时期技术创新理论片面地把技术所具有的多种属性归约为单一的、中性的和目的性的工具，无视技术质的复杂性、社会性，无疑是片面的。同时，虽然技术实体论和技术的社会批判论等对其批判和反思，认为技术是在其中人与非生物发生各种各样关系的生活形式，是在人类一切活动领域理性达到并且(在特定发展阶段)具有绝对效率的所有方法，对技术创新理论发展有着建设性的作用，但是，把技术看成某种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则是严重忽视了技术的工具属性，这也是十分错误的。

四、结构主义哲学背景下的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高峰——系统综合为主要特征

196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结构主义哲学。结构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事物存在于一定的系统之中，系统各要素之间关系的总和就是结构，结构是按一定组合规则构成的整体，可以自我调节，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结构中各个部分可按一定的规则转换。无所谓进化发展。结构主义哲学的主要特点：(1)整体性才能说明各个构成部分的本性及其真正的意义；(2)强调深层结构，认为只有把握了深层结构，才能把握现象后面的本质；(3)强调结构的客观性，认为一切社会和文化现象的性质和意义都是由结构“命定”的，强调结构是具有自调性的有机整体。与此同时，世界三次科技革命出现了，自然科学经历了由原子主义研究方法向系统一结构方法的转变，采用客观主义立场和系统一结构方法，将研究对象模型化、程序化、数学化，运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拓扑学等模式使知识形式化。结构主义与技术创新开始较长时期的互动。这一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与哲学之间的联系主要有：

到了19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通货膨胀和需求饱和给企业造成变革的压力，技术创新逐渐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主要条件。线形模式已显得过分简单，无法描述实际生活中成功的科技创新活动。实践表明，科技和市场的结合是技术创新成功的保证，这种结合需要同时强调技术推力和市场拉力的配合，被称为耦合模式。自此以后，耦合模式的技术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其后，随着技术创新规模和范围的逐渐扩大，人们对技术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耦合模式为集成模式所替代。技术创新过程不再是一个从技术、到产品、到市场的循序过程，而是一个战略集成的并行过程。即研究开发、产品研制、成品制造和市场销售不只是一个逻辑上的先后序列，在实际上则要求这些环节相互反馈、综合集成。最后，这一模式进一步发展为第五代的集成和网络模式。这三种模式都具有典型的非线性的特征。这一时期出现过一批从不同方向、不同角度和用不同方法阐述技术创新理论的学派，将这些技术创新看作为一个系统，创新者需要从整体出发。研究技术与市场、企业、产业关系，通过对创新系统的把握，进行正确的定位、研发和市场推广，以便达到最佳的创新目的。这个阶段是技术创新理论发展的鼎盛时期。先后诞生了：(1)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2)拉卡托斯的科学“硬核”和保护带理论；(3)曼斯菲尔德的技术模仿论；(4)门斯的技术创新论；(5)卡米恩和施瓦茨的市场结构论；(6)诺思的制度创新论以及国家创新系统等理论。虽然流派众多、观点纷呈，但上述理论大都从市场、产业、企业与技术的互动关系中探究技术创新，将系统论作为其哲学基石。以系统方法作为其分析框架，表现出显著的结构主义哲学方法的痕迹。

这个时期技术活动的社会性、系统性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技术活动作为具有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的结构系统，对其各个要素的理解把握也应放在与其他要素的联系中。二是指技术活动的系统性是指技术活动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应将其放在一定的环境之中对它加以理解和管理，从而实现技术的发明和革新以及有效的技术传播和应用，所以，所有现实的技术创新都具有民族性、地域性，都受当时、当地的自然资源、地理环境、人才状况以及文化等因素的直接影响。同时“sst”(技术社会形成理论)的研究也表明：技术“是社会的产物”。正是在环境的影响和选择下技术活动才得以开展，并进而发展。当然，技术对外部环境也有较强的反作用，技术的发展不仅会改变自然的面貌，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会对社会的政治、文化等方面产生强烈的影响。鉴于上述深刻的技术社会内涵，技术创新的成功必须考虑社会系统各类因素，积极适应社会系统的内在、客观需求。

五、生态进化哲学背景下技术创新理论的现代观点——动态演化与价值理性为主要特征

进入1980年代后期以来，资本全球流动、知识经济重要性上升、消费者个性化已经展露其独特性，对传统经济形态的运行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这些新情况的出现，完全冲破了以往技术创新理论所确立的分析架构。技术创新活动亟需获得新的解释。布达佩斯俱乐部的创始人欧文·拉兹洛把21世纪黎明之际的变动不居的环境概括为“进化巨变趋势”，也即当前经济与社会之间相互依存度迅速提高，构成了今天纷繁复杂，涉及包括家庭、社团、企业、城镇、都市和国家，甚至还包括区域之间和洲际之间的跨越全球的复杂的、生态的和演化的系统。这种系统整体动态特征非常突出，而必须从全局的角度着眼，把全球的社会和生态系统看作一个整体，在不影响系统本质特征的前提下对系统进行必要的简化。描绘出系统整体进化的基本轮廓，以此探索全球社会和生态系统的演进过程。生态演化理论开始在经济社会各类研究领域大大扩充地盘。为此，在实践中科技创新人员必须掌握进化论方面的知识，把握今日技术、社会和生态环境日益密切的联系，认清造就这些更大系统的趋势，把握技术发展潮流，这是在当今有高度复杂的技术生态群体中开展技术创新工作的关键。

首先，技术动态演进特征更加显现出来。目前，技术生态理论、绿色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演化理论的提出也都从不同角度反映技术创新理论的生态进化的哲学特征。 这些理论从空间、时间演进中的不确定、复杂的整体动态发展中来把握一个国家、地区技术创新的变动趋势。从演进角度探讨其不同时期的不同技术发展特征和战略，成为当代技术创新理论研究的新视角。在目前建设创新型国家或地区尤其需要这种视角。技术创新演化思想是以探索技术系统深层次的、长期的进化和发展为目标，从整体水平出发描述技术系统进化发展的总体特征，它舍去了局部，而将能够代表技术系统整体的特征保留了下来。技术创新演化观念给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结构主义整体和全局的视角，它是在动态的发展进程中看待技术系统演变的新思路，提供了一条认识普遍存在于周围世界的、发生在系统内部、驱动事物变革原动力的基本线索。技术创新演化强调了惯例、创新和环境选择在技术对国家或地区创新成败兴衰中的影响。

其次，技术生态系统特征得到重视。当代环境资源问题促进了生态与绿色技术的诞生。技术创新作为技术与社会融合发展的产物，不能脱离社会环境来讨论技术创新的形成和发展问题，只有在一定社会自然环境系统中技术才有内在价值和理性。夏保华提出技术创新是一种在人与自然、人与人、自然与自然之间展开的由新技术构思到新技术物品生产的创新性社会活动价值系统。其性质是技术与社会的相互的创造性塑造，其内容是创新性实践、认知和评价的统一，其价值是技术工具价值、人类社会价值和自然生态价值的统一。技术社会学家平齐和比克提出技术社会建构论，用技术创新多向模型替代线性模型。他们指出。对于一个人造物，通常有若干社会群体与之相关，每一社会群体对该人造物提出各种问题。而每一个问题都可能有几种新概念，如“技术系统”、“创新者网络”、“创新共同体”、“技术经济网络”等等，旨在揭示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建构“新社会”的本质。

再次，技术价值理论探讨得到重视。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其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功能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上述功能的发挥也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造成诸多负面影响。这促使人们对科技发展特别是技术创新进行伦理学的思考。当前，专家学者对技术创新应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的认识开始重视。因此，陆续提出应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技术创新的价值原则，将“绿色”、“循环”、“再生”等理念体现于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国外对技术的理性价值研究起步较早。马克斯·韦伯把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最早确立了技术理性概念，并把它等同于韦伯的工具理性。随后哈贝马斯、海德格尔、芒福德等西方人文主义学者，以及贝尔、格里芬、怀特海、福柯、费雷等后现代主义者，还有拉普、费恩伯格、新卢德主义等现代技术批判主义者，也都遵循着这个传统对技术理性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通过对技术理性化内在演化机制的分析，以及技术理性化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的揭示，赵建军口]把技术理性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工具理性、操作理性和价值理性，并分析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的根源，指出未来技术理性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发展理性。

主要技术论文篇7

【关键词】教育技术；问题；理论；实践；建议

【中图分类号】G4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 (2008) 09―0048―04

2003年《目睹教育技术学十年之十大怪状》一文曾经引发了广大教育技术研究者的热烈讨论，一时间关于教育技术学发展问题的争论此起彼伏。随着近几年教育技术的不断向前发展，以及对教育技术哲学层次反思的开展，人们对教育技术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但是曾经的一些问题依然存在，在此谈一下笔者对教育技术学现阶段面临主要问题的认识。

一 教育技术学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教育技术学的发展面临两个主要的现实问题，这两个问题也是制约教育技术学科发展的主要因素。第一个问题是人才培养上的尴尬。一方面，各大院校争上教育技术专业，使教育技术专业毕业生的数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培养目标的泛化、不确定性和欠针对性使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成了教育系统中的技术人员，在教学中的作用不被认可。第二个问题是教育技术理论在教学实践中的被认可度不高和难以在实践应用推广的问题。在我国，教育技术主要的实践领域是教育领域，具体的说是基础教育领域，教育技术的理论能否受到教师的认可并在教学实践中得到应用是制约教育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反过来教育技术的研究成果具有多大程度的现实指导意义是其能否顺利应用推广的关键。通过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问题的实质是教育技术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应用发生了脱节。人才培养上没有着眼于我国的教育实际，培养的毕业生缺乏教育、教学的实践经验；理论研究过程中充斥着过多应然的话语，从而在解决实际的教育、教学问题时显得软弱无力。

二 问题归因分析

AECT于2006年10月10日至14日在达拉斯召开年会,大会主题即为“加强联系”。其中“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理论和实践的联系” [1]。下面，笔者从三个不同角度对我国教育技术学科发展中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脱节的问题进行归因分析，以期给出一个较为完整和清晰的解释。

1 人才培养脱离了教学实践

我国的教育技术人才培养以本科生为主，学生来源主要是应届的高中毕业生。一方面经过高考升入大学的学生缺乏实际的教学经验，另一方面他们更为缺乏相应的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哲学等理论基础。虽然相关的知识可以通过本科阶段的教学来弥补，但是由于学生缺乏理论联系实践的条件和能力，导致教学效果并不好。总的来说，学生的知识结构和经验状况决定了本科生不具备结合实践经验，联系主客观多种教学要素系统地研究教学问题和设计教学过程的能力。而美国的教育技术人才培养以硕士研究生为主，学生来源主要是学校的教师，其学生是在具备某一专业知识和教学经验的条件下学习利用教育技术当好教师的能力，毕业后还回学校工作。这一点和我国教育技术专业招收的教育硕士有点类似。

我国的教育技术的研究人员大多出身于技术领域，教育哲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学术背景不够丰厚。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缺乏底蕴。同时，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我们的本科毕业生的主要职业去向是中小学，而我们的大学教师却大多没有实际的中小学教育教学的经验，这种经验的缺乏使教学往往处于理论描述的阶段，缺乏实践的支持。美国教育技术硕士、博士毕业生的去向主要是软件公司、企业的培训或绩效部门，抑或回到原来的教学岗位[2]。美国大学的教育技术院系一般都与公司、企业，甚至军事和医疗部门有着良好的合作，而且某些教师就在企业担任培训或绩效方面的顾问，所以在其教学中并不缺乏实践工作经验的支撑。

从教学实施的角度看，我们的教师用传统的灌输式课堂教学方式讲授着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这本身就是一个掩耳盗铃式的矛盾。通过对比美国的教学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教学组织比较灵活，甚至可以工作一段时间再来学习。无论设计类课程，还是开发类课程，都是让学生根据实际教学问题去设计和开发产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提倡以专题或项目为核心，通过小组研讨和实践活动进行教学，总的目标是教给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虽然美国的教育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和推广也存在一些问题，但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他们的人才培养是和实践紧密结合的。

2 教育技术的理论研究主体和教学实践主体存在“实践”隔阂

在此有必要对标题中的理论研究主体和教学实践主体以及“实践”的概念做一番说明。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主体，在我国主要人群包括教育技术专家、教育技术专业学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为主）和其他领域对教育技术予以关注的学者。这三类人群构成我国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主体。教育技术实践主体是指教育、教学领域的教师、远程教育的组织者、实施者以及少数的企业组织（主要与培训的教学设计相关），主要人群为广大中小学教师。此处的“实践”一词并非践履某种观念或者理想意义上的那种实践，而是“我们平常进行的日常的，普通的实际行动”。 [3]笔者认为，只有当这两类主体的沟通和交往落实到实际的普遍行为中，或者说两类主体的实践场存在交流和对话的空间，才能使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借助主体间的“实践”交往而得到缓解。

祝智庭教授曾经借助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对教育技术实践场进行了分析，将教育技术的实践场分为三个子场域，给我们分析理论主体和实践主体的实践交流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在对其进行介绍之前先对场域理论的相关概念进行阐述。 布尔迪厄[4]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每个场域都以一个市场为纽带，将场域中象征性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联系起来，例如，艺术这个场域包括画家、艺术品购买商、批评家、博物馆的管理者等等。

祝智庭[5]教授认为“教育技术是具有很强实践意义的应用学科，根据实践的需求和指向，按照行为主体之间的不同，可以分为面向专业工作者的教育技术，面向职业工作者的教育技术和面向学习者的教育技术。它们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实践场体系架构。”笔者在尝试将上述分类标准中的行为主体进一步清晰化的基础上，将教育技术的实践场分为研究者（理论主体）的教育技术、教育者（实践主体）的教育技术、管理者（行政主体）的教育技术、学习者（学生主体）的教育技术四个子场域。这种对教育技术实践场的子场域的划分本身就说明了教育技术实践场的分化和不统一，尤其是作为理论主体的研究者和作为实践主体的教育者分属于不同的场域，造成了实践中的隔阂，直接影响了教育技术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统一。同时，以不同主体为主导的四个子场域有各自不同的惯习、资本、象征性产品以及自主化程度，这就加深了彼此实践中的隔阂。而管理者、学习者子场域的存在增加了教育技术实践场的复杂程度和不确定性，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必然会增加理论研究主体和教学实践主体交流、对话的困难。

3 从哲学文化背景的根源分析，我国的教育技术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领域都有不利于理论应用于教学实践的因素存在。

教育技术理论的舶来性和教育技术实践土壤的中国化特点是造成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脱节的根本原因，对于文化、科学上的跨国界、跨民族的借鉴造成的问题，要从哲学文化的本源上进行分析和反思。教育技术普遍意义上的实践活动包含理论研究主体和教学实践主体的活动，下面我们就从分析这两个主体入手，探讨我国教育技术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领域有哪些不利于教育技术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哲学文化因素存在。

美国的教育深受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实用主义的要义体现在皮尔士所表述的这一观点中：“认识的任务，不是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而是认识行动的效果，从而为行动提供信念（思维的唯一职能在于确立信念）。”而我国教育技术的研究中缺少实用主义的生活态度和研究作风（在此笔者并不对实用主义的价值做出评判），在教育技术理论研究领域，更多地存在着一种应然的话语方式。而所谓的实验研究也是在缺乏问题的情况下展开的，问题情景更多的时候是研究者的主观假设推定。同时，中国的哲学传统不注重逻辑分析，更讲求“综合”，体现在思维方式上更注重论断式的整体思维。在教育技术研究中产生了执着于学科体系构建、本质属性探求的现象，而忽视了对一个个真实问题的分析、论证、反思和实证的研究，更缺乏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上述种种因素决定了我国教育技术理论研究主体缺乏走入教学实践的研究态度，直接造成了理论研究中对教学实践的忽视。

中国的文化思维方式中重经验/轻理论、重现象/轻抽象、重功利/轻超越的特点在教师身上表现较为明显，具体来说，“我国的教师更注重教学经验的总结，依赖自己对现象的观察, 并能够显示出极高的技巧性，但没有上升到理论概括和严格的逻辑推理论证的高度。”[6]重功利的特点更是使教师在教学中关注直接的现实的教学成绩的提高，而不能超越眼前的功利，追求教学的最优化和学生的长远发展，这就给教育技术理论在教学中的推广和应用带来了困难。同时，受教育系统总体环境的影响，中国人保守性的行为倾向在教师群体中表现的特别明显，主要特征是教师教学中一味求稳、没有创新意识和精神，习惯于用一种方法、一本教案来应对不同的学生和不断变化的教学现实情况。教师的这种重经验的行为倾向和保守性特征同样不利于教师接受先进的教育技术理论。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伦理关系为本位的，伦理是连接社会关系的纽带。伦理本位的文化精神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直接导致了“重集体、轻个体”的社会价值取向和“师道尊严”的教育价值取向[7]。不论是社会教育、家庭教育还是正规的学校教育都不注重以学生为本体，忽视学生的自主性和个性化的发展。这种教育的价值取向不仅影响了教师的教学，而且抹杀了学生的天性，使我们的学生缺乏自主学习，研究性学习的能力。可以说，教育技术所倡导和依托的以建构主义为核心的各种学习理论、心理学理论在我国教学中不仅缺乏政策空间，而且缺乏教师和学生心理上的软环境。

三 基于促进教育技术实践场中主体发展而提出的问题解决建议

普遍意义上的教育技术实践活动既包括理论研究主体和教学实践主体的活动和交往互动也包含理论和实践的争鸣。只有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加强研究者和教师的沟通、互信和理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理论成果和实践应用相脱节的问题。而如何使教育技术理论研究者和教师各自的发展形成合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上面笔者曾将教育技术的实践场分为研究者（理论主体）的教育技术、教育者（实践主体）的教育技术、管理者（行政主体）的教育技术、学习者（学生主体）的教育技术四个子场域。下面从促进四个主体发展的角度，提出各自的努力方向。

1 加强教育技术理论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此条建议是针对我们的教育技术研究者而言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教育技术的理论研究要立足于教育、教学中的“实然”状况；二是要着力于解决实际的教育、教学问题，并且这种问题是在教育技术的框架内可以解决的。在具体的操作中要注重核心媒体、权威专家的正确导向作用，鼓励行动研究、草根式研究，构建教育技术良好的理论研究氛围，少一些“假”、“大”、“空”，多一些“真”、“具”、“实”。要让教育技术的研究者明白理论研究并不必然导致教育技术理论的产生，只有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并得到认可和检验的研究成果才是真正的理论[8]。

2 加强对教师专业化发展的研究

清华大学张建伟博士认为，技术在教育中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能，一个原因是它未能被群众充分掌握，也就是对教育者的培训没有做好。注意“充分掌握”这个字眼，它不是指一知半解或操作形式的掌握。只有深度理解教育技术方案的操作原理，才能在实践中活学活用，而不至于僵化地套用技术解决方案。对于教师的教育技术培训，已经有不少实践操作经验和理论研究，但因为培训往往流于应景的形式主义，所以培训效果不佳甚至不被认可的问题一直存在。这其中固然有教育技术培训策略设计不当的因素存在，但对教师进行教育技术培训本身并没有错，关键在于能否将培训的效果与教师日常的教学实践相结合，从而得以巩固。笔者认为，教育技术化的过程对教师的教学知识和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将教育技术培训与教师的专业化发展结合起来，才能促使教师从认识上接受教育技术，从而进一步在实践中应用教育技术。这是因为教师专业化在本质上是一个教师个体成长的历程，是教师不断接受新知识和增长专业能力的过程。要加强对教师专业化发展的研究，对其中的培训设计、保障、实施、评价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最终促进教师的个体成长，完成经验型教师到研究型教师的转变。

3 加强教育技术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支持性策略研究

教师教育技术培训效果不佳同时存在培训组织、制度保障上的原因，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促进我国教育技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过程中，教育技术领域的管理者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此处的管理者主要指我国的各级电教部门、教研室和其他对教育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推广有主动权和主导权的教育行政主体。他们对教育技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起着重要的支持作用，要着力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消除研究者和教师交流的体制，并提供各种各样的机会和平台促进二者的合作。其次是消除研究者、教师、相关行政机构之间的为学生发展托词掩盖下的利益纷争，提供宽松的教育技术应用环境，杜绝功利化的教育技术研究和实践行为。最后应对教育技术在教育、教学中应用的长效机制进行探索，避免在教育技术培训中走过场的现象，从教师专业化发展、学生个体发展的角度对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进行长远规划。

4 加强对教育技术的哲学研究

西方文化是以个人主义为本位的。个人主义是西方价值体系的核心部分，所以在西方的整个教育过程中提倡个人本位,注重个性的培养,追求人格的自由独立性。在美国课堂上，充满了活跃的气氛，学生和教师平等交流，平等相处，学生是教育过程的积极的参与者。纵观美国对教育技术的几次定义也可以发现都是围绕学生的“学习”进行的，建构主义等学习理论也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教育技术理论在我国教学实践中的应用必须得到学生的认可和支持，而受我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我国的学生相对缺乏自我意识，自主学习和研究性学习的能力存在不足。加强对教育技术的哲学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以学生为中心的概念内涵，在工具理性和教育技术价值之间，辨证地看待教育技术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对立。只有如此才能在教育技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过程中，真正关注学生的学习，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地位，而这样又可以反过来促进教育技术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

结语

教育技术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脱节是目前教育技术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由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两个主体相互分立、甚至排斥造成的，二者如何抛弃各自的偏执和保守寻求合理的交往方式和切实可行的合作模式，是问题解决的关键。而对于问题之根本解决，笔者认为立足于教学实践，培养面向中小学的专业知识和教育技术理论并重的学科教育技术人才不啻为缩小理论和实践隔阂，促进两个主体合一的一个途径。

参考文献

[1]李红梅,李世改,刘宁.通过AECT2006年会透视教育技术研究现状[J].电化教育研究,2007,(9):28-31.

[2]刘美凤.中国教育技术学学科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电化教育,2003,(10):9-15.

[3][4][5] 祝智庭,王佑美,顾小清.教育技术的实践场分析[J].电化教育研究,2005,(12):7-11.

主要技术论文篇8

定性研究在23年间呈下降趋势,定量研究呈上升趋势;与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比,在教育技术学研究中,运用批评理论、文献分析和综合方法的论文数量总体上变化不大,只是在近一些年略显上升.其中以文献分析和综合方法的运用较为明显.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教育技术学研究中方法并用和多范式并存的局面开始形成.

美国教育技术学专业博士论文四种研究方法分布Hannafin在分析1985年以前的教育技术学研究时指出,"三种主要力量影响了1985年以前的教育技术学研究,即行为科学研究尤其是心理学研究传统、创新推广研究特性以及学术界对研究的态度".包括心理学在内的行为科学研究传统,尤其是心理学研究为新兴的教育技术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在心理学研究方法体系中,最主要和最常用的方法是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方法,从我们的分析中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心理学研究方法对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影响,即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是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的主体.只是在近一些年,其他研究方法开始逐步增多,这说明心理学研究传统对教育技术学研究的影响稍有减弱,教育技术学研究中完全移植和照搬心理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的局面开始有所改善,其他研究方法逐渐被教育技术学研究主体所接受."最近,发现和证明知识的不同范式的概念,成为许多学科的主要讨论焦点."在我们的分析中,教育技术学研究中定性研究占主流,这一点似乎与美国实证主义研究传统相背.这也许是由于教育技术学学科形式具有特殊性,它是教育科学领域中技术学层次的方法论性质的学科.同时,这一结论也印证了Barbara B. Seels和Rita C.Richey的关于教育技术学研究范式变化的观点,"从学术的角度看,这些变化的范式包括了向接受定性研究方法的转移,现象学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建构主义心理学观点的转移.教学技术也感受到了许多相同的影响".

从博士学位论文研究题目看教育技术学研究的未来走向从对美国23年来2975篇教育技术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的元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从教育技术学研究目标角度来看,解释性研究占绝大多数,而且在近几年,其数量在总体上略微有所下降;而理论性研究、经验性研究在数量上呈上升趋势;开发性研究与评价性研究基本上变化不大,在近几年有所下降;到了20世纪90年代,教育技术学的研究目标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现象.从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角度来看,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是23年来美国教育技术学博士论文中研究方法的主体;定性研究在23年间呈下降趋势,定量研究呈上升趋势;与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比,在教育技术学研究中,运用批评理论、文献分析和综合方法的论文数量总体上变化不大,只是在近一些年略显上升;教育技术学研究多范式并存的局面开始形成.

主要技术论文篇9

科技学术论文归档与利用存在的问题

北京卫星环境工程研究所是由所办负责科技学术论文、著作的收集、管理、归档工作，主要是通过每年举办1～2次国内空间环境工程等专业学术会议，出版会议论文集。科技论文年均两百篇左右；每年本所参加国际声和振动、空间环境材料、空间碎片等相关专业国际会议十项；在国际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年均20余篇，均围绕该领域及相关专业的研究和发展。由于参加国内外各种学术交流活动逐年增多，为技术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支持，提高了所的整体学术地位和技术水平；同时由于学术水平显著提高，导致对空间环境及相关科技信息需求也不断增加，但在科技论文齐全归档和有效利用的管理工作方面，笔者认为还存在一些问题。

1.档案管理不到位。虽然目前对科技论文的归档范围已有明确要求，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并未及时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疏于严格管理。使科技论文归档的管理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档案人员不能主动收集科技论文，致使部分科技论文作者将论文存在自己手中。

2.审查不严格。航天科技有严格的保密审查和技术审查规定，但有部分作者为了图方便和省事，未经审查就直接将科技论文投在国内外的刊物上发表，造成科技论文归档不受控。

3.档案意识不强。部分科技人员不能自觉地将所发表的论文主动归档，特别是被EI、SCI等国际主要检查收集的优秀论文，甚至将论文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未能意识到科技论文是航天科技的宝贵财富，是促进科技快速发展的重要资源和技术支持。

解决科技论文归档与利用的途径

1.加大宣传力度，增强档案意识。在各项紧张繁忙的科研型号任务管理工作中往往对档案工作的不够重视，导致科技学术论文的归档和利用价值被忽视。

为了进一步加强宣传力度，增强科技人员的档案意识：一是在所网页“学术交流”专栏，增设“论文归档”栏目，大力宣传科技论文归档的要求及其重要性；二是利用每年举办的学术交流会活动，在征文通知中明确提出论文归档的要求；三是采用职务晋升方式，将是否归档作为一项硬指标，作为晋升的加减分项，把归档工作纳入科技人员的职责范围；四是通过各种载体的有效宣传，树立科技论文归档意识，将档案意识融入到相关的工作中，将科技论文归档工作纳入所的档案工作计划中。

2.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共享科研成果。我国《档案法》第三章第十条明确规定：“对国家规定的应当立卷归档的材料，必须按照规定，定期向本单位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者移交，集中管理，任何个人不得据为己有。”科研单位的科技人员是国家的工作人员，任何个人或团队在科研工作过程中形成的科技成果都是属于国家的，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不能据为已有，要做到学术科研成果资源共享。

3.健全完善规章，做到有法可依。在已有规章制度的基础上，根据科技人员的需求，不断完善相应的管理规定，从制度上进行管控、不留死角，使科技学术论文归档工作制度化、程序化。保证科技学术论文归档工作规范有序地开展。

4.严格审查手续，保证受控。为了彻底堵塞未经审查就发表科技论文的漏洞，确保发表的科技论文归档。应在严格执行所有关保密管理办法及学术交流管理办法的基础上，由所办负责学术交流的管理工作和科技论文的归档工作，做好一出一归的闭环管理。

首先，要逐级审查待发表的科技学术论文。通过《国内会议及刊物的审批表》进行审查管控，采用处室、专家两级审查制度，经单位保密部门审核后出具《保密审查证明》后，方可对外提供和发表。从根本上杜绝了未经审查就的问题。

其次，所办将全部发表的论文及论文审查表均按照归档要求进行存档，分类整理立卷，并编制检索目录供大家查询利用。

5.实行奖励政策，鼓励。本所自2008年起开始实施科技奖励制度，鼓励科技人员积极撰写，极大地提高了学术交流水平，数量逐年上升，论文归档数量也逐年增加。为了更加有效地开展学术交流工作，2011年对论文奖励制度又进行了修订和完善，明确规定被国际六大著名检索系统——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美国《工程索引》（Elsevier EI）、英国《科学文摘》（SA）、美国《化学文摘》（CA）、俄罗斯《文摘杂志》（AJ）、日本《科学技术文献速报》（JST）收录的论文及在国内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给与物质奖励，对于及时归档的论文作者，于每年年终特别发放现金奖励。调动了科技人员撰写论文的积极性，同时极大地推动科技学术论文归档工作，收效显著。

6.与晋升考核挂钩，刺激归档热情。为了促进科技学术论文的归档工作，保护知识产权，要求申报者和科技学术论文归档主管部门分别递交清单，将主管部门提供的发表清单作为依据，每年参照论文归档情况进行评比。评比数据与员工的职称评定、晋升考核挂钩。将科技学术论文的归档工作与员工的切身利益密切相连。此方法能够更加有效地刺激论文作者主动归档的积极性，由被动归档变为主动归档，更加有利地确保科技学术论文归档工作的顺利开展，实现了科技论文归档的齐全完整。

利用信息化管理手段实现科技成果共享

自从2004年开始，在网页主页面上建立了“学术工作”专栏，下设学术动态、学术论文、学术成果3个栏目。该专栏自建立起，通过较高的点击率，充分说明大家对学术成果检索利用的关注程度。利用信息化管理网页平台，达到了宣传和交流空间环境工程领域里技术和成果的目的，也促进了航天器环境工程的发展。

主要技术论文篇10

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的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性新兴学科。早在1938 年，美国学者默顿就在《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中就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与社会”这个概念，并提出了著名的默顿命题之一：经济、军事和技术问题是17世纪英格兰科学革命的重要原因。同样默顿指出：归根结底，十七世纪是现代科技及其各技术分支还只是处在开始的时期，虽然默顿命题针对的是十七世纪的英格兰，但默顿命题突出了科学技术对社会的重要影响并强调要对它们之间的互惠关系进行研究。近年来，全球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更是获得了非常显著的进展，许多重要的专业期刊都不同程度地编发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文章，并对相关的一些学术活动做了重要的编述和整理，在这些学术论文和学术活动中对STS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都有涉及和讨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有关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研究也进入了新阶段。国内外对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研究现状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相关的学术论文也有很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 国际有关STS的现状研究

2010年4S学会（ 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年会在日本东京召开，这次会议内容表现出了更多的学术比较性，许多学者开始反思欧美的STS研究传统，主张建立多文化视角中的STS研究。开始关注各种各样的全球问题，其中探究全球问题解决中的科技与公共政策的论文数量为最多，表现出了区域化、复杂化、多元化、经验化和现实化等特征。

相关的学术论文还有马会端，陈凡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国际STS研究的多元化走向――第24届国际科学技术与社会会议述评》等。《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国际STS研究的多元化走向――第24届国际科学技术与社会会议述评》这篇文章主要表现了STS的多元化研究趋势，在既定的大会主题下，学者们分别对埃吕尔技术社会思想，技术与能源环境政策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同时，也涉及STS教育、技术民主化、科学技术的社会建构、技术伦理、技术创新等诸多层面的问题。既从技术哲学的角度，又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角度，对当前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广泛交流。

2 中国有关STS的现状研究

自从STS在中国诞生以来，国内的学者一直都从学派述评和思想评介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可以说，我国STS学者较为全面的了解了国际STS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和理论，初步构建起了STS研究的理论图景。目前，STS既要坚持“形而上”的理论研究，又要拓展实践研究领域，使其在现在的学术潮流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如东北大学的陈昌曙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殷登祥教授、东北大学的陈凡教授等对“STS的基本理论问题”、“ STS与中国国情”和“技术的社会化”等问题的探讨并取得主要的成果。相关的学术论文有陈凡，陈佳的《论技术的社会化与STS的中国化》（2013年2月，自然辩证法研究）；金俊岐的《关注产业：STS研究的新视野》（2012年1月，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田鹏颖的《科学技术与社会（STS）――人类把我现代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2012年6月，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