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特征范文10篇

主要特征范文篇1

一、意境深远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诗品即人品”。诗词已经充分展示了作为伟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的人格魅力。写于1936年2月的《沁园春·雪》，是诗词的代表作之一：“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见1996年9月版的《诗词集》，下同）作者用如椽大笔，以雪为喻，在深刻批判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巧妙讽刺了历代封建帝王的同时，热情地讴歌了无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真是气势磅礴，一涉千里。既抒发了作者坚决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雄心壮志，又给了当时的蒋家王朝以致命的一击。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唱！据说1945年11月14日这首词在重庆的《新民报晚刊》上发表后，曾轰动了整个山城，还难倒了及其御用文人。

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堪称千古绝唱。在放翁的笔下，梅花是孤寂无主的。她任凭风吹雨打，群芳忌妒，最后竟“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了。表达的是作者自己的不幸遭遇和永不变节的高尚品质。而作于1961年12月的同一词牌的咏梅词，则反其意而用之。他的词作化忧郁为欢快，化冷漠为热忱，化孤独为亲切，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作结。这就不难看出，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面对我国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所造成的重大损失，丝毫没有被困难所吓倒，而是敢于藐视一切困难，战胜一切困难，充满着必胜的信念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其意境比起陆词来更胜一筹。其他如“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七律·长征））“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七律·到韶山》）“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七律·和柳亚子》）“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七律二首·送瘟神》）“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水调歌头·游泳》）“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等，都蕴含着无比深远的意境，令人赞叹不已。

二、韵味无穷

南朝人钟嵘在《诗品》中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有尽而义

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词正是广泛地运用了赋、比、兴的手法，才使其创作出来的诗词更加具有无穷的韵味，堪称极品。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借鉴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长恨歌》的写作方法和技巧，把天上人间融为一体，用以缅怀爱妻和战友柳直荀：“我失娇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正如张承原先生所说：“这首词神奇独特的想象，不同凡响的艺术夸张，俊逸超脱的艺术风格，悲壮沉雄的诗美境界，真乃千古绝唱，‘使人五体投地’（郭沫若语）。”（见《中华诗词》2001年第5期第41-42页）从而收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效果。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是写于1949年4月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中的名句。作者反用《司马兵法》中“穷寇勿追”的说法，告诫人们勿蹈西楚霸王项羽为了避免“不义”之名，没有及时利用优势兵力消灭刘邦而导致最后失败之覆辙，号召人民解放军将革命进行到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仅仅十四个字，由于巧妙地运用了赋、比、兴的手法，所以更加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其“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力，也就远远超过那怕洋洋万言的其他体裁的文章了。

《浪淘沙·北戴河》是的又一首著名词作。在词的上阕，作者用生动的语言，形象地描绘了下着大雨时秦皇岛外白浪滔天的大海，以及渐渐远去而终于看不见了的鱼船等景象。紧接着，作者将大笔一转，在词的下阕，抚今追昔，心潮澎湃，随之发出了“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感慨。词中由于化用了魏武帝曹操《观沧海》中“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的诗句，因而使词作的韵味倍增，更能感染读者。

主要特征范文篇2

一、循序渐进，累积创新

党内民主在基层的发展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村支部竞争性选举到乡镇党政领导公推公选，再到乡镇党委书记和党委班子公推直选，基层党内竞争性选举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累积创新的过程。公推公选建立了一种干部选拔的竞争机制，但仍然是干部选干部，于是产生了公推直选，公推直选作为对公推公选的一种改进性创新，既体现了竞争原则，又落实了党员的民主权利。四川平昌县乡镇党委书记和党委班子公推直选就是在经历了乡镇领导班子公推公选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而来的。公开选拔作为省、市、县地方党委和政府工作部门选拔领导干部的一种方式，由于笔试环节不利于选拔出真正能干的人才，而且缺乏民意的体现，于是公开选拔和民主推荐相结合，公开选拔向公推公选演变。例如，2006年4月至8月，江西省对公开选拔的方式进行改进，取消了笔试环节，完善民主推荐环节，通过公推公选产生9名正厅级领导干部。党内民主创新是一个在原有制度基础上扩大民主空间的过程，在创新的基础上再创新，呈现出累积创新的态势。

党内民主的演进和扩大也是一个先易后难，由低到高的过程。进行公开选拔和公推公选的领导岗位先是低职位的领导岗位，然后到较高级别领导岗位，先是副职岗位，然后再是正职岗位，先是党委和政府工作部门的岗位，然后再是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岗位。徐州市在进行公推公选党委政府副职的基础上，于2003年开始公推公选县区长候选人推荐人选，江西省在公推公选副厅级领导干部的基础上，于2006年公推公选正厅级领导干部。随着公推公选和公推直选制度设计的改进和完善，公推公选和公推直选的成本也不断降低。

二、解决问题导向，

而非理想导向

解决问题导向说明党内民主创新主要是针对存在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的创新；理想导向意味着根据一个从理论角度设计的理想制度而进行的根本性创新，党内民主发展是解决问题导向的，而不是理想导向的。问题和矛盾、冲突表现最突出的地方，往往是党内民主改革和创新的生长点。很多矛盾和冲突在基层表现得最突出，基层党组织直接面临这些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直接推动着基层党组织进行民主创新。例如，四川平昌县较早地进行乡镇党委班子公推直选，重要的原因就是平昌县乡镇十分贫困，乡镇财政负债累累，党群干群关系十分紧张，乡镇党委在群众中的公信力和凝聚力下降，实行乡镇党委班子公推直选，不仅有利于选拔出优秀的人才来领导乡镇的发展，还有利于赢得党员和群众的支持和信任，化解党群干群的矛盾，总之，公推直选有利于从发展和稳定两个方面解决乡镇的实际问题。截止2005年10月，全国已经有200多个乡镇进行了公推直选的试点，2006年公推直选进一步在更大范围推广。五年开一次党代会，党代表只存在几天，党代会和党代表的作用难以发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些县市进行了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为发挥党代会和党代表的作用提供了组织平台。

三、创新型领导者的直接推动

基层和地方党组织的党内民主并不是同步在各地展开，有一些地方率先进行改革和试点。为什么有些地方党内民主试点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而有些地方却迟迟未动？通过对党内民主试点案例研究，我们发现创新型领导者的直接推动是基层和地方党内民主发展的重要因素。凡是基层和地方党内民主发展比较好的地方，必定与创新型领导者联系在一起。这些创新型领导者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和有关党内规定，同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扩大党内民主空间，改革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尽管推动党内民主发展是党内的普遍需求，但是党内民主发展不是一个自动实现的过程，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党内民主发展需要创新型领导者的直接推动，使得党内民主在一些地方首先取得突破，为党内民主的提升和推广提供经验。这些创新型领导者在党内民主改革和创新过程中功不可没。

四、党内民主化与

主要特征范文篇3

关键词：城市土地资源管理；土地利用规划；作用；对策

土地资源是城市规划建设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而土地利用规划是城市土地资源管理的核心，对一定时间内城市规划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但在实际的土地利用规划中存在一些不足，使得土地利用规划工作难以发挥出应有价值，制约城市土地资源利用率的提升，并对城市规划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城市规划管理人员应契合当前城市规划建设实际及未来需求，探寻有效的土地利用规划对策，为城市土地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1城市土地的主要特征概述

城市土地资源在城市建设中，同样占据重要地位，且由于城市规划建设规模的持续扩大，使得城市土地资源日渐稀缺。同时，不同城市在建设发展中，土地资源规划利用方面由于功能分区的不同，使得其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总之，城市土地具有显著的特征，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1.1稀缺性特征

近年来，城市建设进程持续加快，城市无论是规模，还是内部人口数量，都呈现急剧增加的发展态势，使得城市土地人口密度大幅度增加，可用土地资源因此不断减少，土地资源的稀缺性特征更加明显[1]。在此背景下，政府及相关部门应以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为导向，对现有城市土地资源进行科学规划，以此满足城市建设发展中人们生产生活对土地资源增长的实际需求，为城市建设健康、持续发展夯实土地资源基础。

1.2差异性特征

在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城市内部往往会产生多个功能区，如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等，使城市土地在利用性质方面不尽相同。同时，城市按照功能区划分，具体包括商业区、工业区、住宅区等，而各功能区域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划分为郊区、市中心，土地价值及开发成本也存在一定的区别。因此，在城市土地规划利用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做好前期勘察工作，并对各项勘察数据进行综合分析，才能教育城市规划建设发展的基本需求，有针对性地优化土地规划利用工作，从而可以在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规划建设成本，进而可以推动城市规划建设可持续发展。

2土地利用规划在城市土地资源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分析

城市土地资源管理是城市规划建设中至关重要的一项工作，在提高城市土地资源利用率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而有利于城市规划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而土地利用规划是城市土地资源管理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技术手段，可以在实现城市建设目标的基础上，最大限度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为城市建设发展提供土地资源支持。总结土地利用规划在城市土地资源管理中的作用，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2.1优化资源配置

科学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是基于城市土地利用情况及需求进行的。当前，我国城市人口数量众多，且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但城市土地资源是一定的，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多，使得城市土地资源日渐稀缺，直接威胁城市规划建设发展的可持续性。而在城市土地资源管理中，通过科学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制定出科学合理的专项土地利用措施，不仅可以对城市土地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还可以推动城市规划建设可持续发展。例如：城市郊区的废弃地即可进行重新规划，以期通过改变其性质来满足我国城市未来规划建设用地的实际需求，如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耕地等，可以大幅度提高城市土地资源利用率，进而有利于城市土地资源优化配置。

2.2推动城市规划建设发展

在城市建设中，土地资源的科学规划与利用是至关重要高的一部分，其可以有效降低城市规划建设发展的成本投入。同时，在城市规划建设发展中，制订专项且具体的土地利用规划，以满足当前我国城市各功能区建设用地的实际需求，并有效缓解我国当前可以及时地解决当前我国城市用地紧张而引发的房价上涨问题，可以推动城市规划建设实现良性发展[2]。此外，在城市规划建设发展中，还可以借助于多元有效措施来优化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减少重复的基础设施建设用地，才能保证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同时，最大程度挖掘土地资源的价值，进而才能推动城市规划建设快速发展。

2.3推动城市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往往是建立在资源消耗基础上，其中，土地资源是不可缺少的资源。而土地管理是基于城市土地资源利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这决定了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土地管理工作产生了显著影响，这要求相关人员高度重视土地资源规划管理水平的提升，不断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率，才能缓解当前我国城市建设规模持续扩大带来的土地资源紧缺问题，进而有利于土地资源和城市规划建设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2.4保障社会公共利益

城市建设发展往往与多项因素密切相关，其中，人与城市建设发展具有密切的联系。城市内部集聚大量人口之后，即可形成共同的利益群体，其对公共设施等具备共享性的基础设施具有较大的需求，且这种需求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持续扩大而不断增加，这种情况下，城市土地资源会更加稀缺，只有做好土地利用规划工作，并不断提高土地利用规划的科学合理性，才能高效落实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的同时，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社会公共设施服务需求，进而才能为城市规划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3]。图1为某城市土地局部示意图。

3城市土地管理中土地利用规划问题分析

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缺陷，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3.1土地利用规划不合理

土地利用规划需要综合考虑经济发展、人口控制、土地利用、污染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等一系列因素。然而，当前土地利用规划并不合理，具体表现在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时，不能对土地利用进行正确定位，从而在实际的城市土地资源规划利用时，往往会出现一些盲目行为、随意行为等。而土地利用规划是一项系统性强的综合实践工作，此项工作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完善、土地资源供给、经济发展等密切相关，与城市综合实力及发展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图2是土地农田资源规划图。为此，城市土地利用规划一旦出现不合理现象，会对城市整体建设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基于此认识，在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应采取科学合理措施来优化配置公共资源，才能有效提高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水平，为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4]。

3.2主体利益考虑不足

在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时，应基于城市规划建设及经济发展的基本需求，对城市土地资源进行科学分配，进而才能为城市建设及经济发展提供土地资源支持，并实现土地资源利用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此，在城市土地规划编制工作中，应协调土地利用规划效益和优化配置之间的关系，以此有效提高土地资源利用规划的科学合理性和实用性。但事实上，在土地利用规划编制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往往会忽视不同利益主体的实际诉求，导致土地利用规划存在诸多不合理性，如耕地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等，都出现了土地利用冲突问题，不利于城市规划建设工作的落实，从而会影响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4城市土地资源管理中土地利用规划对策分析

4.1优化土地利用规划编制

通常而言，规划人员在实际的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工作时，应综合考虑城市、经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要求，具体是在满足当前发展需求的前提下，从前瞻性角度思考规划工作，切实提高土地利用规划的实用性和科学性。前期可以广泛收集社会的意见，综合各方意见来明确城市建设发展的主要趋势，在此基础上，据此对城市规划进行深度优化，以保证城市规划编制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协调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关系，为城市规划建设发展的可持续性奠定良好的基础。此外，在土地利用规划编制时，规划工作人员还要基于全局角度考虑城市建设服务功能，随后科学确定城市建设用地和环境保护用地，以此实现城市内部各功能区建设用地的集约化管理，才能全面提高土地利用规划方案的科学合理性与实用性，进而才能满足城市规划建设发展的用地需求，并实现土地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5]。

4.2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

在土地利用规划时，应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才能协调保护好各方主体的利益。在实践中规划人员应注重可行的专项措施来推动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为城市规划建设的可持续奠定良好的基础。首先，规划人员应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制定土地利用规划目标，为土地资源高效、长远利用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并为城市规划建设提供土地资源支持，另外还要综合考虑城市规划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基本需求，基科学判断城市建设发展方向及趋势，才能针对性地优化土地利用规划，为城市规划建设发展提供足量的土地资源，进而才能推动城市规划建设和经济进一步发展。

4.3建立健全土地管理机制

在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时，规划工作人员应建立健全土地管理机制，摒弃传统粗放式土地管理机制，才能有效提高城市土地资源利用率。首先，以城市土地利用规划为落脚点，调查分析城市土地资源利用现状，随后从城市绿化用地、人口数量、城市建设用地等领域，创建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建设用地指标体系，以促进城市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目标的实现。在此过程中，规划工作人员应整合考虑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做好两者的规划衔接工作，才能进一步提高城市空间规划布局的科学合理性与实用性，为整体优化城市建设，以及实现土地利用规划预期目标奠定良好的基础。其次，加强城市建设用地管理，提高城市土地利用规划编制的科学合理性和实用性。在实践中，规划工作人员应基于城市规划建设目标，有针对性地优化土地利用规划编制，有效提高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规划建设要求的匹配度，进而才能充分发挥土地利用规划在城市规划建设中的指导价值，为城市规划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6]。针对土地资源使用权，需按照图3流程，强化管理及行政干预。

5结语

主要特征范文篇4

2.农业比较效益低。据湖南省2000年农业生产效益调查：每亩水田种粮食获得的纯收入仅150.7元（不含劳动力成本），若扣除用工作价，每亩的纯收益只有16.6元。养猪的纯收入也不高，平均每头只有43.3元。农业效益如此低下，所以农民说“辛辛苦苦种养一年，不如外出打工一个月”。

3.乡镇企业不景气，促使农民外出务工。近几年来，关并“五小企业”，大部分乡镇企业转制，乡镇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减少，迫使农民外出寻找工作。仅攸县就有近1万乡镇企业职工北上南下寻求新的就业门路。

4.外出打工收入相对较高是主要的拉动因素。目前，农民外出一般是到县城、大中城市，城市收入明显高于农村，弃农进城转入二、三产业符合人口流动总是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流动的规律。据调查测算，2000年湖南省外出务工农民（含季节性外出人员）人均劳务收入达4339元，比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高出一倍多。外出从事劳务，如能找到比较固定的工种，每月收入少则400－500元，多的达到1000元左右，月平均工资为600元左右，比在家务农的收入高得多。因此，农民总结说，“早外出早富，迟外出迟富，不外出不富”。

5.城镇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有较大的劳务市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发展，经济快速增长，尤其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近几年来各地更加大了城镇化建设步伐，经济增长和各项建设投资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较大的劳务市场。

6.城乡差别也是导致农村劳动力外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生活条件相对较差，文化生活相对贫乏；而城市较高的工资和生活水准、娱乐和文化上的优势以及较好的发展前景，吸引着农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农村居民，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愿望比较强烈。

二、现阶段“劳务经济”呈现的主要特征

1.外出劳动力规模比较大。据2000年抽样调查，湖南省农村外出从事劳务者达842.3万人，占全省乡村劳动力总数的30％。其中，到外乡的人数92.7万人，到外县的人数110.1万人，到外省的人数403.3万人，在本地从事劳务的人数为236.2万人，分别占全部外出劳务人数的11.0％、13.1％、47.9％和28.0％。

2.“劳务经济”增势强劲。据510个农户调查结果表明，今年1－5月，调查户共有常住人口1966人，劳动力1343人，其中，劳动力外出人数为436人，比上年同期增加35人，增长8.7％；外出劳务天数为41066天，比上年同期增加5226天，增长14.6％，平均每个外出人员在外时间为3个月以上。在外劳务者中，出省人数为201人，比上年同期增加14人，增长5.9％。由此推算，今年湖南省农村外出劳务人数将达到915万多人，其中到外省的人数将达到455万多人，分别占农村劳动力的32.6％和16.2％。

3.外出劳动力以青壮年为主。调查的436名1－5月外出务工的人员中，男性约占65％，女性约占35％。30岁以下的占55.3％；31岁－45岁的占31％；46岁以上的占13.7％。

4.外出劳动力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由于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较低，外出从事劳务的一般是文化素质相对高一点的和有一技之长的人。据攸县农调队调查，目前攸县在外县、外省从事劳务打工的劳动力中，大专文化的约占2.1％，中专文化的约占7.2％，高中文化的约占14.4％，初中文化的约占58.8％，小学文化的约占16.9％，文盲或半文盲占0.8％。外出务工人员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远高于全省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水平。

5.外出劳动力分布较广。据调查，目前湖南省农村外出劳务人员中，有49％在外省，主要分布在广东、海南、福建，其次是浙江、江苏、上海、北京，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陕西、新疆、西藏也有湖南农村的打工者；有13.1％外出劳务者分布在省内各个城市；有18％的分布在外县外乡中；还有19.9％外出劳务者在本乡镇范围内，在当地乡镇企业劳动的人员有8.7％。

6.外出劳务主要靠“三缘关系”，存在明显的自发性。目前农村劳力外出主要是靠“血缘、人缘、地缘”关系，家庭成员带领，亲朋好友介绍，本地外出人员的示范，以及自行外出闯世界等方式。有关部门和乡（镇）村培训和组织农村劳动力输出的也有，但比重不大，农民自发组织十几或几十个人打工的较多。有的外出打工人员由于没有熟人介绍和门路，在外地转了10多天，找不到工作，只好打道回府，不但没有赚到钱，反而赔上几百元。

7.外出劳务者大多以“非正规就业”方式从业，并具有兼业性和“候鸟型”的特点。目前，湖南省农民外出劳务大多是非正规就业，从事的行业比较广泛，但以体力劳动和经商为主；多数外出劳务者一年以内从事过多种职业。农村外出劳务者绝大多数仍然保留或种植责任田，有50％以上外出劳务人员一般只在春节回家一次；如果家庭缺乏劳动力，责任田则转包给他人，个别地方也存在抛荒现象。有40％以上的外出劳务者是农忙在家，农闲外出的“候鸟型”打工。

三、“劳务经济”的作用和影响

1.从事劳务是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近几年农业比较效益下降，农业收入下降，农民收入之所以还有所增加，主要是得益于劳务收入的增长。湖南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在农产品价格下跌阶段，也正是依靠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从事二、三产业，走进小城镇和大城市，在脱贫致富、增加收入方面闯出了一条新路，2000年湖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197元，其中劳务性收入就占了1／3以上；农民农业纯收入下降15.5％，人均纯收入还增长了2.3％，主要是由于劳务收入增长了13.5％。

据对510户调查，今年1－5月外出劳务人员人均劳务总收入为1919.5元，比上年同期的1785.4元，增加134.2元，增长7.5％。如按常住人口计算，农民人均劳务收入有425.7元，比上年同期的365.7元，增加60.1元，增长16.4％。这充分反映劳务收入的增长对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外出从事劳务是缓解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的重要方式。湖南省目前农民出省劳务人数达400多万人，相当于全省城镇就业人数的一半，并且已经超过了全省乡村从事非农产业人数的一半，出省劳务已经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个重要途径，是缓解全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的重要方式。

3.有利于发挥城市的“扩散效应”，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外出打工扩大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学到了技术，积累了资金，熟悉了市场，转变了农民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许多典型事例也说明，一些农民工在经过几年的打工生活后，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技术和经验，他们回乡后兴办企业，带动了一方农村脱贫致富。

主要特征范文篇5

本文研究的新中国外交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到1954年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以往有关这一领域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侧重于描述新中国外交发展的总画面和影响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种种内外因素，其不足之处在于一直未能进一步探讨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如果没有这种探讨，对新中国外交的理解至少是不完整的，而且肯定无法深入理解后来中国外交的发展。本文的目的就是力图弥补这一不足，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揭示新中国外交在其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含义。

一、"一边倒"与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

对新中国外交制定阶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特别是近年来对中共与苏联、美国的关系分别进行的深入探讨，丰富和加深了对新中国外交起源的解释。有关研究表明，中共中央大致从1948年底开始考虑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此后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新中国外交的主要原则便确定下来了。按提出的顺序，这些原则包括对帝国主义"不承认"和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后来被简称为"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等。从产生的指导思想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看，这三项原则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里所谓的"革命性"是指它们是在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同革命运动后期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有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

在1949年1月上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讨论了与对外政策有关的问题。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这些讨论并不很充分，通过讨论初步确定了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急于承认和先与苏联等国建交通商的大原则。会议后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主要体现了针对帝国主义的"不承认"原则，并对相关的具体问题作出了规定。1月政治局会议结束不久，中共领导人在西柏坡接待了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这次会晤促使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建国后与苏联结盟。在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宣布"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与此同时他发展了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新中国的外交布局从此基本确定下来。4月1日，在与张治中的谈话中，针对后者提出的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主张，首次使用了类似"一边倒"的说法，即"当今之世，非杨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便是倒向美国一边".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用驳论的方式重申了他与张治中谈活中阐述的主要观点，并首次提到了"一边倒"的概念。此时刘少奇已经踏上访问莫斯科的旅程，他此次访苏基本奠定了新中国与苏联建立战略联盟的基础。

从"一边倒"概念提出的过程看，它被赋予了双重含义，即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和新中国发展战略的形象概括。首先，从最初提出"一边倒"概念的针对性看，是要回答在一个被认为是分裂成两大阵营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新中国将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在这个层次上，"一边倒"是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也是对未来新中国外交格局的形象概括，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承认"都是这一大格局中的具体政策。近年来有关研究成果详尽揭示了从1948年未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共处理对苏对美关系的复杂过程，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主导这一过程的发展方向的指导思想及基本质特点。

"一边倒"方针是一场持续了20多年的革命运动在即将取得胜利阶段的产物。等中共领导人作为制定这项政策的主角，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或者说主要是从革命者的角度，根据中国革命的理念和经验，认识世界和未来新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脱离开他们对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政治关系的理解，既无法深入解释"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不能解释后来新中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内在限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在中国旧式的民族民主革命屡遭失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之下兴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造成的国际局势大变动，是这场革命运动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国际背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十月革命的胜利、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经历和处境，几乎从一开始就铸造了中共对国际事务、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框架，即"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所以中国革命运动"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惟一的道路".后来的历史证明，建党时期形成的这种认识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共在各个时期的战略和策略。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中共中央曾经提出，应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主张中国与英美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领导人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基本分野和所持的立场并没有动摇。1940年1月，在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与美英法等关系严重恶化和国共斗争尖锐化的背景下，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强调，中国革命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当今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英雄好汉们"要么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么站在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战线方面，"二者必居其一，其他道路是没有的".此时提出这一论断表明，一旦苏联与西方国家转向对立，中共领导人作出的选择必定是站在苏联一边，并在国内斗争中采取比较激进的革命政策。

1941年末苏联与美英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使中共领导人修正了关于国际上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不可调和的观点。他们认为美英苏结盟导致了一种"世界新秩序"，在"世界新秩序"中，重大的国际问题必须以美英苏"为首的协议来解决"，各国内部的问题也"必须按照民主原则来解决".在美英苏合作的大格局影响下，国民党不敢大举反共，中共也不宜进行激进的社会革命，"整个国际局势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自1942年夏季到抗战结束，中共中央的内外政策曾几经变化，但不论其调整幅度有多大，从未超出过这个基本框架。

战后初期，中共领导人已经注意到美苏两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不过并不认为它们合作或相互妥协的局面会很快结束。决定亲赴重庆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相信全世界"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美国不公开帮助，决定苏联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能走法国式的道路，建立"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尽管重庆谈判的实际成果相当有限，回到延安后仍然重申，美苏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中国局势再有半年的动荡，"和平建设阶段"终将到来。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国共在华北爆发了军事冲突，中共在得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开始实施争取东北的战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共领导人对美苏关系的认识及其革命战略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共中央当时的方针是在向和平时期过渡的半年中，争取奠定华北和东北自治的基础。随着苏联调整在东北的政策、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和国共谈判出现转机，中共中央即宣布"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国共达成政协协议后，发表谈话说，实现和平民主的最初推动力来自国际上美苏妥协的大趋势。事实表明，中共中央曾经是准备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的。全面内战爆发和国际上美苏冷战的发生，促使中共领导人开始修改1942年夏季以来的基本看法，"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便是重要的标志。"中间地带"思想无疑具有丰富的内涵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是美苏之间的争斗并不能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局势。不过"中间地带"思想是当时中共领导人的认识处于过渡状态的产物，而且这一过渡阶段是相当短暂的。1947年9月，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并发表宣言称，世界已经形成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虽然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仍然毫不犹豫地表示接受"两大阵营"理论，并宣布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大约是从1948年春季开始，中共领导人表明了加强与苏联关系的迫切愿望，同时在党内加紧进行政治和思想准备。

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破裂后，中共中央即表示坚决支持苏联的政策，尽管本人曾经在党内表示过对铁托的佩服和赞赏。四个月后，刘少奇在文章中干脆提出，在当今的时代"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一个民族"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中共领导人的上述表态既是出于密切与苏联关系的战略考虑，也是认同"两大阵营"理论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进程表明，当中共领导人开始考虑为新中国制定对外政策时，他们对世界政治形势及其发展方向，已经有了相当深入和固定的认识，即美苏"两大集团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边倒"方针的形成的确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当时世界政治力量的分野和发展趋势的总看法。一如前述，这种看法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是他们根据革命理论和长期领导革命运动的经验观察世界的结果，冷战初期的国际环境只不过使之强化而已。另一方面"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也说明，中国领导人在考虑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是以认识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的关系为出发点的。正如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的，中国革命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两件事"，其中之一便是联合苏联阵营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一边倒"的另一层含义正如有学者曾经指出的，它是被"作为一项总揽全局的大政方针"提出来的。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一边倒"同与张治中谈话时的针对性有所不同，他要回答的是比外交战略更广泛的问题，即主要是要阐明新中国的发展道路。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在这时的思考中，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同新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外交战略的确立是同中共领导人决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互为因果的。

近年来国内学者已经开始探讨中共领导人在争取与苏联结盟的过程中，是如何不断地调整其国内的大政方针的。新公面的档案也表明，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都将相当多的精力用于与苏联方面协调中国国内的方针政策上。特别是刘少奇，在访苏期间将主要精力用于与苏联协调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学习苏联建国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他回国时不仅带回了一批苏联专家，而且带回了完整的苏联政权与经济建设的模式。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中共与苏联在中共的国内政策上不能协调，要苏联接受新中国成为其盟友是相当困难的。进一步说，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两大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背景下，中共的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高度协调的最终结果是，新中国一诞生便跨入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政策经济体系。

指出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只有认识"一边倒"与新中国建国方略的关系，才能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调整的限度和难度。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国内政策的重大调整，即使国际形势发生变动，要改变新中国外交的格局也是非常困难的。

"一边倒"包含着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两个方面，后一个方面同样展示了处于形成期的新中国外交的革命性。中共中央在决定成为苏联"盟友"的同时，也确定了对西方国家的"不承认"原则，即在当前和建国后一个时期里，不急于解决与美英等国建交，以便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影响。中共党史研究的权威部门出版的论著证明，中共中央原准备新中国成立后用五六年的时间来"打扫干净屋子"，然后再考虑与美英等建交。中共中央的决定产生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为了彻底结束百年来屈辱的外交，这也是中国革命的必然追求。中共领导人从开始考虑新中国外交之日起便提出，"总的观念是百年压迫现在站起来了……应有这样的气概".具体到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用的话说："我们是打倒它，不是承认它".在中共领导人看来，惟其如此才能彻底摆脱以往屈辱外交的束缚，在世界上确立新中国的平等地位。

第二是防止美国干涉和破坏中国革命的进程。相比较而言这一个原因的影响更直接、更突出。一些论著已经指出，中共领导人在1948年11月间曾经考虑过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但很快便抛弃了幻想。导致事态如此发展的直接原因是中共中央于12月初接到一份秘密报告，该报告记录一位美国记者声称，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就是如何在新中国政权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这也是美国承认新中国的条件。对此作出强烈的反应，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成为他此后一段时间里极为关注的问题。中共领导人反应如此强烈同他们的基本认识是分不开的，即美国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革命的敌人和最危险的外部威胁。按照的观点，"帝国主义国家对革命国家一定要干涉"是客观规律，当革命战争从根本上威胁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它们就会"完全公开地"站在反革命一边进行干涉。实际上中共中央一直在准备应付几乎可以设想出来的美国各种形式的干涉，"从内部破坏"则被认为是美国当时采取的主要干涉形式，其目的是要分裂革命阵营或使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如果说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对中共领导人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使他们更加断定美国人居心叵测。根据辛亥革命和大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如果不粉碎美国的此类阴谋，中国革命将重蹈失败的覆辙。

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立即受到中共的严厉批判。连续发表的五篇评论文章表明，围绕新中国发展道路展开的干涉与反干涉的矛盾，被中共领导人确定为新中国与美国对抗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对中美对抗性质的定位，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与苏联结盟和迅速彻底地清除美国在华势力与影响等等措施均表明，即使没有朝鲜战争，中美关系的调整也是相当困难的，很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总而言之，"一边倒"方针从本质上说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产物，它一经形成即赋予新中国外交一种强烈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既决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格局，也在某些方面塑造了新中国的外交思想和行为。

二、三大决策与新中国外交的"内向性"

与苏联缔结同盟条约、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第一年中的三大决策，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对后来中国外交产生的长远影响，这一点以往一些研究成果已经从不同角度阐述过，尽管并不是很有系统的。更重要的是这三大决策在其形成过程中，反映了新中国外交的内在品质和矛盾。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均强调新中国外交与以往中国外交在各个方面的截然不同之处。事实上新中国外交与以往的中国外交在深层次上是有连续性的，这种连续性主要表现为它的"内向性".这里所谓的"内向性"是指中国的对外政策总的说来是为达到国内政治目标而制定的，并受到国内政治的严重影响。它从19世纪中叶起便存在了，而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以往的研究已经证明，从抗日战争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一直是中共中央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这种特点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新中国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外交行动就是与苏联缔结同盟条约。

在确定"一边倒"的大方针后，新中国与苏联结盟便是顺理成章的了。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中共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已经讨论过如何处理旧的中苏条约和签订新条约的可能性。中共领导人对旧中苏条约的性质和具体条款予以否定是中国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苏联领导人含糊不清的表态使他们难以确定，能否促使苏联同意签订一项新条约。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在中共方面主动要求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同意签订新条约，它包括何种内容才能得到国内各方面的拥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了处理中苏条约的三种办法，即：1保持旧条约，新中国予以承认；2签订新条约以取代旧条约；3通过政府换文暂时维持现状。他同时委婉但明确地告诉斯大林，中国国内在苏军驻扎旅顺、外蒙古独立和苏联拆迁东北厂矿设备等问题上存在不满。由此可以推断出中共领导人的要求和所面临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访苏时，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缔结新条约了。12月26日，在第一次会见斯大林时便声明："中国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他实际上指出了与苏联结盟的目的，即希望苏联提供安全保障、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签署一项新的中苏条约将使这些内容得到保障。斯大林最初明确地否定了重订新条约的可能性。根据1950年1月2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直到当晚与莫洛找夫等会谈时，苏联方面才表示同意签订新条约。

告诉他们，签订新条约将得到中国国内各方面的拥护，同时有利于处理旧中国与帝国主义订立的条约。此后继续说服苏联方面，应在新条约中反映两国间"完全新型的关系".他强调"中国人民当中的某些人一直对现存的中苏条约不满".显然以在国内面临的困难作为促使苏联让步的重要理由。从当时的情况看，没有理由怀疑国内政治的需要并不真是关心的重要问题。

迄今为止尚不清楚，中共中央在访苏前是否以及如何讨论有关签约的问题。从的电报中透露的态度看，他对新条约的内容可能会在国内引起反响这一点，并非全无准备。所以要求，中共中央在出发前应在党内和政府内进行解释。根据刘少奇给的有关电报，派均不反对签订新条约，但在具体问题上并非没有不同意见。同样不清楚的是，赴莫斯科前，中共中央是如何讨论新条约所涉及的问题的，以及他到莫斯科后是如何与协商的。不过在后来的缔约谈判中确实展现了相当顽强的立场，以至苏联代表时时"感到很惊讶"，甚至质问他中苏"还算什么同盟者呢？"进一步研究（如果有条件的话）在北京的中共领导人的讨论情况和国内各有关方面的态度是有重要价值的，因为这样可以澄清国内政治形势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共中央的有关决策。回国后一再强调，中苏条约是"爱国主义的条约"，它符合中国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的需要。

3月中苏签署石油股份公司和有色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在国内引起的风波，间接地证明了他做上述声明的必要性。从刘少奇起草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该两项协定公布后曾遭到学生的质疑和强烈批评。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的分析并不是要否定签订中苏条约的积极意义，只是要说明新中国诸多的内在需要和国内政治形势始终是支配中国领导人作出有关决策的主要因素。

新中国一诞生，其外交即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外张力".这里所谓的"外张力"是指对中国境外的革命运动的关注和支持，它部分地来自中国革命运动的内在冲动，即渴望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至少也要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既然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应该也必然会引起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动。另一方面，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和周边形势的变化，也是导致"外张力"产生和加强的重要因素。

新中国外交中存在"外张力"并不难理解，重要的是它并没有对新中国的外交产生压倒性的影响，其原因即在于新中国外交中存在着"内向性".

与苏联谈判签约同时，中国领导人作出了援越抗法的决策。不论从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思想还是从对后来中国外交的影响看，援越抗法都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决策。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阐述了援越抗法的主要目的。他说中国革命胜利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正是在这种观念指导下，新中国一成立便开始向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提供支持和援助，而且在作出这一决定时，中国领导人对越南革命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对北朝鲜的关注。

在陈庚部队向云南进军时，中共中央已经主动考虑向越共军队提供援助。1949年12月24日，根据越共中央的请求，中共中央作出向越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决定。此后双方关系迅速发展。1950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军事顾问参与越南境内作战。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中国帮助越共军队相继取得了边界战役、中游战役、东北战役、宁平战役、西北战役和奠边府战役等重大的军事胜利。这期间中国向越共提供了所需的几乎全部军用物资，参战的越军主力部队大部分在中国受过训练，中国的军事顾问在历次战役的指挥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新中国对越共的另一项支持是率先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12月24日，在接到越共中央关于建交的请求后，中共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应接受越共中央的请求，理由是在法国没有承认新中国之前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利多害少".在当天的回电中，只同意先派罗贵波前往越南了解情况。1950年1月17日，在接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正式要求后，即电告刘少奇"应立即答复同意"，并指示外交部帮助越南方面向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转达其建交声明。继中国之后，苏联与东欧国家及北朝鲜也相继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中国领导人的决定既与中苏谈判的进展有关，也是"不承认"原则的结果，即中国当时并不急于与法国建交。实际上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确实影响了法国的态度，是它当时没有像英国那样寻求与新中国建立关系的重要原因。中国援越抗法的一个成功之处是，它既没有将中国拖入境外战争，也没有影响中国国内的议程，因此有关的政策从未在中国决策层引起任何争论。何况刘少奇当时也解释过援越抗法与中国安全利益的关系，即如不帮助越共，敌人待在那里，中国的"困难就会更大，麻烦也就更大".与援越抗法相比较，抗美援朝的决策要复杂的多，它更突出地涉及到新中国外交的深层次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开始向北朝鲜提供帮助。1950年1月批准第四野战军中的朝鲜籍战士携带武器回国。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对北朝鲜的援助不断增加，包括提供军用物资、允许苏联援朝物资免税通过中国境内运往朝鲜，以及派遣人员赴朝鲜了解战场情况和加强与北朝鲜的联络等。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从7月中旬起，中国开始大规模组建东北边防军。随着朝鲜战局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在8月上旬即开始考虑参战问题。据薄一波回忆，在8月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中国参战的设想。也认为，要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必须加上中国的因素，"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的设想".在8月26日召开的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揭示了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战争的基本认识，即由于美国的军事介入，朝鲜战争"已经成为目前世界斗争的焦点"，它既是"兄弟国家的问题"，也会影响中国东北地区。他提出的另一个重要判断是，朝鲜战争还不会扩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但美国如得手就有可能在亚洲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后果。所以中国要有参战的准备，参战的目标则是帮助北朝鲜打赢统一战争，包括"最后将美军各个歼灭".可能是为了说服部队接受暂时搁置解放台湾计划的决定，他指出北朝鲜如取得胜利，将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急转直下。

10月1日，中国领导人几乎同时接到金日成关于中国出兵的请求和斯大林类似的建议，这时他们面临的军事形势比8月设想的最糟的情况还要不利，参战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还是立刻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0月2日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突出强调了美军占领全朝鲜将给朝鲜革命造成的损失和对"整个东方"的影响，却没有提到中国自身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而这一点恰恰是后来中国领导人为向国内证明出兵合理性时所反复强调的。的决定很快遭到他的同事的反对。在参与决策的人中到底有多少人对出兵持反对意见，目前仍不清楚，但他们确实促使改变主意这一点应可证明其为数不少。根据苏联驻华大使罗申10月3日给斯大林的报告称，请他转告斯大林，"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于出兵朝鲜"必须谨慎行事"，因为一旦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末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的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中国出版的有关资料和研究成果证明，对中国决策层中反对意见的解释是真实可信的。

中国决策层的分歧反映在两个层次上。首先是决策层中一部分人不赞成出兵，其理由非常明显，就是要优先考虑国内的需要。其次，即使是充满革命激情因而力主出兵朝鲜的本人，在内心深处也存在严重的忧虑，担心如果军事失利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严重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压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可能是10月5日发出的给的电报中，斯大林阐述了朝鲜战争与中国的利害关系。他声称美国还没有做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准备，而且即使美国真的将战争扩大到中国也不要紧，因为那时苏联就会与中国并肩作战。他还特别指出，如果中国出兵，就会迫使美国让步，"并被迫放弃台湾"，反之中国"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斯大林在台湾问题上有可能不予合作的暗示肯定会给中国领导人留下印象。斯大林在10月11日会见和时，发出了更严重的警告。他强调美国占领北朝鲜将对中国的安全构成长期威胁并影响东北的经济，而且如果北朝鲜陷落，北朝鲜的干部和军队有生力量将迁往中国东北。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将被动地陷入与美国长期的军事冲突，而且东北会长期面临战争威胁。目前公布的资料间接地证明，在北京的中国领导人在10月13日以前已经获悉斯大林的观点。10月13日给的电报表明，他已经将中国的安全作为出兵的首要考虑。在电报中说，"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在同一份电报中，他指示争取用租借方式得到苏联军援，以保证中国的财政预算用于经济文化建设和一般军费，如此中国才可以放心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同一天，会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提出中国无法用现金购买苏联装备，故希望采用代款方式，这样既可以不动用中国1951年的预算，"也容易向派讲清这一点".当终于下决心出兵朝鲜时，他关注的重心已经从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转向维护中国的安全利益，其中也包括为了未来的考虑而维护中苏同盟。与此同时，他也在尽可能地减少参战对中国恢复经济的冲击，并将其作为减少国内阻力的条件。可以设想，最终说服他的同事支持出兵朝鲜的决策，主要是因为他证明了那样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他采取的措施可以相当程度地减少参战对中国恢复经济的影响。中共中央也正是以同样理由说服派的。由此可见，中国出兵朝鲜并没有根本改变新中国外交中的"内向性"，只是在"内向"与"外张"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而且是向"内向"倾斜的平衡。

从与苏联结盟到出兵朝鲜的决策较突出地证明了"内向性"所包含的特征之一，即外交决策的形成与执行取决于国家内部的整合情况。所谓内部整合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涉及执政党内部的团结、建立有效的决策和执行机制，以及能否凝聚更多的政治支持。其二涉及对重要的决策达成共识的程度。"内向性"的影响力恰恰表现在每当一项政策更多地表现出"内向"时，不论在高层还是在民众中，都更容易达成共识。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历史含义

以往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描述其提出的过程和论证其内容的合理性，本节拟通过探讨新中国外交的过渡性，揭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历史含义。

从战争后期为新中国制定外交政策到新中国诞生后三大决策的历史进程中，包含着一个以往研究未给予重视的重要方面，即新中国外交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过渡性。在新中国外交形成的过程中，作为外交决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从革命政党到执政党的转变；、等中共领袖也有一个从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到国家领导人的角色转变。这两个转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不言而喻的是，从革命运动的角度考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和从国家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存在着重大的区别，它起码包括通过外交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处理对外关系所遵循的主要原则等两个方面的不同。

这里有必要说明，新中国外交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存在密切的联系，不仅是因为它的指导思想形成于革命时期，而且还在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逐渐实现的。中共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有自己控制的地域、自己的政权和军队的非执政的政党，党的领导人有时是从政权领导人的角度考虑和处理有关问题的，并从中积累了独特的经验，当时的一些文献突出地反映了他们认识和处理对外关系的这一特点。指出这一特点有助于理解新中国外交的过渡性本身所具有的复杂内涵，因为在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人曾经以共产党领袖的身份，同苏联和共产国际代表共同工作；以非执政党和根据地政权代表的身份，与美国的总统特使和军事人员谈判，与西方国家的政府官员接触；以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的身份与亚洲革命组织的代表交往，等等。

如前所述，1949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所确定的基本上是未来新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发展方向和基本格局，几乎未论及新中国成立后与世界上不同类型和性质的国家的关系准则。

1月政治局会议以后不久的有关外交工作的相当详尽的指示，涉及的主要是如何处理革命胜利阶段面临的与外交有关的各种具体问题，并不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如何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

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公布新中国的建交原则是在解放军渡江后不久。4月30日，以解放军发言人的名义宣布了与外国建交的两项原则，即新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且外国"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目前尚不清楚起草和发表这一声明的具体过程，不过从发表的时机看，它有可能是对这一时期美国方面试探与中共建立联系的一种回应和为进一步排除外国军事干涉而采取的策略，即主要还是为取得革命的胜利而提出的。当然不能因此便低估这项声明的意义，因为在9月29日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有关外交政策的第七章重申了上述两项原则。从建交两原则提出的背景看，它们同"一边倒"的大方针当时在实践上并没有表现出矛盾之处，因为中国领导人首先要解决的是确定新中国外交的战略和基本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建交两原则的确立同"一边倒"基本上是并行不悖的。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3个月里，同11个国家建交，它们均为苏联阵营的国家。8个月后建交国达到17个，此后直到1955年亚非会议召开，仅增加了5个，达到22个，其中包括5个北欧、中欧国家和5个亚洲国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朝鲜战争的冲击，美国推行遏制政策的影响，以及中国自己"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方针的限制等等。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新中国不对最初的外交政策有所调整，要扩展建国第一年取得的成果肯定是有困难的，而要调整外交政策，首先就需要超越两大阵营理论的局限，并且需要深化对国家关系的认识。

中共领导人一直是用革命者的眼光看世界的，而对苏联两大阵营理论的认同更严重地框定了他们对国际政治形势的基本认识。这里重复这一观点意在说明，他们当时在给国家分类时，其标准实际上是很具革命性的。在他们的眼中，除苏联阵营的国家外，其他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就是被帝国主义或反革命势力所掌握的国家。刘少奇在访苏期间曾就东亚地区的革命策略问题向斯大林提出报告，认为在东亚如越南、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印度等国，"城市是反革命力量的中心".其含义无须解释，重要的是这并不仅仅是刘少奇一个人的观念。根据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阐述的观点，这类国家显然不在新中国首先需要建立密切关系的国家之列，中共领导人更关心的是同那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人已经具有了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但角色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观念和思考有关问题的角度也立即随之转变。在11月召开的亚澳工会会议上，刘少奇明确地将许多国家定义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并畅谈亚洲国家的革命形势和武装斗争的发展。他还宣布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那里的"民族解放战争"既是鼓舞更是榜样，而且新中国还要承担援助那些国家革命的"繁重的责任".问题是新中国既然公开宣布，以支援许多国家的革命运动、特别是支援武装斗争为己任，它同那些国家的政府便难以发展正常的关系。

后来的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决策尽管都包含着维护新中国安全的目的，但一些亚洲国家更倾向于将它们主要同新中国援助革命运动的立场和政策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对新中国产生恐惧感的一个原因。显然，革命胜利阶段制定的外交原则及其反映的世界观、革命运动与生俱来的巨大惯性等，已经成为制约新中国外交发展的主要内在因素。

1951年初朝鲜战争局部化的趋势出现后，中国领导人在2月间便认为，经济建设现已成为中国的"中心任务"，并提出经过22个月准备，然后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来的情况表明，中国领导人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国内的经济建设，朝鲜战争成为其工作日程中的一个部分，而且肯定已经不是主要部分了。

1952年秋，中国领导人根据国内形势的发展，认为过渡阶段已经结束，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在国内形势的推动下，外交政策的调整已经势在必行。

新中国在安全方面当时面临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朝鲜战争，它不仅威胁着新中国的安全，使新中国必须随时提防美国扩大战争，而且严重地消耗了中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

中共中央原准备1950年大规模削减军费，但朝鲜战争使这一目标根本无法实现。根据1952年9月向斯大林透露的数字，1950年军费占了国家预算的44%，比原计划超出14个百分点。根据在第109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财政支出的50%以上用于军事，用于朝鲜战争的费用占总支出的30%以上。对于如此沉重的负担，中国领导人在作出重大决策时不能不给予严重的关注。1952年8月，由主持起草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任务》作出的基本判断是，"如果朝鲜战争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我们仍然需要并可能开始五年建设".由此可以看出朝鲜战争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影响和压力，尽早结束这场战争当然是最佳选择。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的签订对中国领导人是重要的鼓舞，他们相信"目前形势对我国十分有利"，应"加紧国家建设".其二是周边安全环境恶化。美国在亚洲的扩张和遏制中国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开始建立针对新中国的军事包围圈，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增加驻军和建立军事同盟等，这对新中国构成了长期威胁。另一方面，新中国一成立便直接和间接地介入两场境外战争，不论其原因是什么，后果都是加大了对国家安全的压力。可以说朝鲜停战后，改善周边环境已经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最迫切的任务。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从1952年开始酝酿，到1954年间基本形成了新的被称之为"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的对外政策。这项政策的主要内容就是以争取和平为目标，尽可能地联合一切希望保持和平的国家。作为这项政策的两个重要目标——"扩大和平中立趋势"和"推广和平中立地带"，首先落实到中国的周边地区。确切地说，新的对外政策在实践中首先表现为争取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安全缓冲地带。

"和平统一战线政策"给新中国外交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1953年夏决定签署朝鲜停战协定、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上坚持通过和平谈判结束印度支那战争、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大力开展对亚洲国家的睦邻外交等等，都同这项新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有直接的联系。目前公布的历史文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尚不足以清晰地揭示这项政策是如何形成的，不过在它形成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变化确实是明显的，而且也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新的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其特点是通过在周边地区建立"集体和平"秩序和扩大"和平地区"，争取在中国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形成安全缓冲地带。实施这项政策需要与周边国家形成睦邻友好关系，那么重新评价这些国家的特性和作用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从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自1952年始，中国领导人一直在试图调整对两大阵营理论的认识，提出新中国的外交应该以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来划分敌友。他们虽然坚持认为世界政治是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块组成的，但不是"铁板两块"，资本主义阵营中有三类国家，其中除了以美国为首的主战派以外，其他差不多都反对战争并因此被列为团结的对象，尤其是以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与中国"更接近一些，统一战线更强一些".

1954年重新提出一度被放弃的"中间地带"思想，是上述认识合乎逻辑的发展。

其次，与上述转变相联系的是对国家外交的认识的深化。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在1952年4月30日的谈话中第一次明确了外交"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这一论述在当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表明新中国外交与中国革命运动对外关系这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终于被认清并揭示出来了。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共与除北朝鲜外的其他亚洲国家基本上没有来往，不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中共的非执政党地位和紧张的战争环境使中共中央无暇考虑对亚洲国家的政策，是导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领导人继续从革命的角度考虑与亚洲国家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亚洲国家中首先与中国建交的是北朝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后是印度和缅甸。由于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国家，中国领导人从交往中得到的经验是不同的。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领导人是从与印度等国的交往中和从这类国家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立场、态度中，逐步获取经验并确定了新中国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中国与印度的协议中首先提出，绝非偶然，它揭示了中国领导人认识国家关系问题的内在逻辑。如果说在1952年的阐述主要是对此前经验的认识和总结的话，那么，开始实施新的对外政策以后，其针对性就相当清楚了，即新中国外交这时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与"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而且首先是与周国亚洲国家的关系。由于以往处理的主要还是与苏联阵营中"兄弟党"领导的"兄弟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遵循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与处理革命运动对外关系的原则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这种原则显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且即使在处理"兄弟国家"间的关系方面，它也是有问题的。正是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特殊背景和需要导致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诞生。

1954年4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关键性实践。从新中国外交发展的角度看，有两方面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以国家代表的身份参加多边国际会议，会议期间与之打交道的几乎包括了当时世界上各种类型国家的代表人物。会议通过有关印度支那停战的协议这一事实在新中国领导人看来足以证明，作为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实践性的"求同存异"原则是行得通的。

第二，当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出现在国际多边外交舞台上时，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也必须被置于有关政策的中心位置。正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不仅坚决反对美国的干涉政策和法国维护殖民统治利益的企图，而且也不赞成苏联的僵硬态度，并说服越南放弃了关于印度支那三国是"统一的整体"、不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军等主张和在临时分界线问题上不切合实际的要求。的努力明显地展现出新中国从朝鲜战争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当它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而力争在周边保持和平环境时，既反对和防止敌对的大国在接近中国的国家和地区部署军事力量，也绝不再被盟国拖入与美国的战争。

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领导人，促使他们在7月7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结束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打开大门走向世界。在"必须走出去"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首先开始全力在亚洲推行睦邻友好外交，相继提出解决与临接国家的边界问题的政策、处理与亚洲国家在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上的政策和不干预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的政策，等等。

主要特征范文篇6

一、关于国际一流媒体的论述

有关国际一流媒体的概念界定以及评价标准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学界和业界各抒己见。学者刘笑盈在《打造国际一流媒体》一文中将其定义为那些经营和影响超过了国家界限的国际媒体中最为顶级的媒体。②《人民日报》对外交流合作部的张建玲认为，国际一流媒体是指在世界范围具有广泛而重大影响力、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较强综合实力的新闻传媒集团。③有关国际一流媒体的评价标准，学者胡正荣和张龙在考察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BroadcastingCorpora-tion，简称BBC)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ableNewsNetwork，简称CNN)媒介组织管理的基础上指出，一流的价值体系和专业标准、一流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及一流的技术手段是国际一流媒体的具体衡量指标。④刘笑盈认为国际一流媒体的评价标准有以下三个: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包括品牌影响力、话语权、舆论引导力等要素);强大的运营能力(国际媒体的经济收入水平、创收能力以及产出效益等经济财务指标，反映媒体的经营发展与运营管理水平);基础规模(国际传媒机构作为一个信息制播平台存在的基础性指标，包括媒体的整体规模水平、国际覆盖能力、制作播出能力等)。⑤张建玲指出，国际一流媒体应该具有主导新闻传播、引领国际舆论、影响主流受众、管理方式现代、综合实力强大、国际社会公认的特征。中央电视台发展研究中心的张利生论及中央电视台在国际媒体中的地位时强调了国际一流媒体的四项指标，即国际影响力、运行能力、基础规模和新媒体。⑥文献综述表明，学界和业界尝试从不同角度对国际一流媒体进行界定，但关于国际一流媒体评价标准的论述比较模糊和分散，衡量国际一流媒体的基础指标还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和考证。本研究以BBC环球公司为个案，着重分析其国际电视业务的发展趋势，以期归纳和总结国际一流电视媒体的主要特征。

二、BBC环球公司的主要业务

为了适应全球国际电视业迅速发展的形势，满足激烈的竞争需求，英国政府在1994年的白皮书中提出了大力发展国际电视业的新政策。其主导思想是促进BBC参与竞争;支持BBC在全球进行商业扩张，尤其是在国际电视业务方面，确立英国在“世界媒介发展中的领先地位”。BBC因此调整了国际电视发展战略，加快向世界扩展的速度，改组成立了BBC环球公司(BBCWorldwide，以下简称“环球公司”)，以便更好地树立英国的形象，客观真实地反映当代英国社会的开放性、多元文化以及对不同价值观的包容。⑦环球公司是BBC全资拥有的子公司，是一家完全商业化运作的传媒和娱乐公司，旨在全球范围内实现BBC产品及品牌价值的最大化。2010－2011年度，环球公司的纯利润达到1.6亿英镑，营业额为11.58亿英镑。环球公司的主要业务含七个部分，按各业务占总营业额的份额从高到低排序:电视频道(26.9%)，消费者产品(20.3%)，电视节目销售及分销(19.9%)，杂志(14.3%)，内容及制作(8.9%)，品牌、消费者及新发展项目(7.4%)，数字娱乐(2.3%)(图1)。

三、BBC环球公司的国际电视发展战略

早在上世纪90年代，BBC就已经形成了一条围绕电视内容进行投资、研发、生产、销售及配套服务的完整的电视内容产业链。这条产业链在英国逐步步入创意经济和数字经济的过程中，随着传播渠道的再扩充及媒介融合而不断增值，发展成为一条价值链。按照迈克尔?波特(MichaelE.Porter)的“价值链”理论，传媒企业之间的竞争并非是就某个环节的硬拼，而是整条价值链的竞争，最终综合实力强的媒体集团会力拔头筹，而环球公司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个案。⑨通过分析环球公司的主要业务和盈利模式，不难发现:作为国际一流电视媒体，环球公司近年来的发展战略主要依托创意经济和数字经济作为主导理念，通过推行全球品牌战略及搭建全媒体平台在本土及国际市场创造价值(图2)。

(一)依托创意经济推行全球品牌战略

自从英国政府1998年正式提出“创意经济”的概念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确立了创意立国或以创意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创意产业已经被提到了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创意经济的理念与模式贯穿了整个环球公司的发展战略，是主导其国际电视发展战略的灵魂所在。公司在致力于原创电视节目的投资与开发、挖掘英国本土和国际独立制片人的同时，通过对知识产权的收购、投资、开发以及版权许可贸易，进行品牌推广和增值，从而赢得更高的经济收益。具体表现为，环球公司充分利用电视节目的相关知识产权，开发出以下五种盈利模式。这些盈利模式并非是独立运作的，在更多情况下是多种盈利模式并行，或在电视节目品牌培育与成长周期内依次进行。

1.版权许可交易，即除将电视节目在英国国内首播、重播外，许可国外电视媒体播出，销售播放权。2009－2010年度环球公司销售了6万个小时电视节目的版权。2009年，英国电视节目海外市场出口总额提升9%，包括《神秘博士》(DoctorWho)、《地狱厨房》(Hell’sKitchen)在内的英国电视节目海外发行销售额达到13.4亿英镑。《极速赛车》(TopGear)海外发行国家达到170个，自然历史节目《生命》(Life)也发行到158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是英国电视节目出口的最大市场，英国电视节目占美国进口电视节目的41%，2009年又提升3%，销售额达到4.85亿英镑。⑩

2.电视节目形式的版权交易。环球公司十分重视电视节目形式的开发，培育与输出原创电视节目形式，通过向电视播出机构出售电视节目形式的版权，获利不菲。电视播出机构购买节目版权，制作自有版本的节目内容，2009年英国电视节目海外发行此类销售上升25%，达1.19亿英镑。《英国达人》(又译《英国星光大道》，Britain’sGotTalent，东方卫视购入节目版权)、《舞动奇迹》(StrictlyComeDancing，湖南卫视引入节目版权)、《冰上起舞》(DancingonIceandSpooks)等都是英国电视节目此类海外版权发行的典型。瑏瑡由BBC打造的《舞动奇迹》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真人秀节目，被正式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世界上已有近40个国家购买了该节目形式的版权，除了欧美等国，还包括中国、印度和日本等。

3.出版发行音像制品，将电视节目复制成DVD、CD等音像制品出版发行。环球公司充分利用BBC播出的纪实、历史及娱乐节目等巨大的资源优势，开拓与节目内容相关的出版业务及创意产品，实现电视节目的增值，从而在广播电视领域之外扩大品牌在全球的影响，使节目的生命力得以延长。如《神秘博士》《极速赛车》《冰冻星球》(FrozenPlanet)、《厨艺大师》(Masterchef)等都是近年来收视率较高的招牌电视节目，这些节目在海外有着良好的口碑，由热销电视节目衍生的音像制品和书籍自然受到读者的青睐和追捧，借此实现了BBC本土优质节目的海外推广。2010－2011年度消费者产品这项业务为环球公司赚取了4890万英镑的利润，在全球范围内环球公司每分钟可以卖掉50张DVD。

4.知识产权的收购、投资与跨媒体开发。1973年，惠勒夫妇(TheWheelers)出版了《孤独星球》(LonelyPlanet)丛书的第一本《亚洲便宜游》(AcrossAsiaOntheCheap)，此后《孤独星球》逐渐成为全球最权威的旅游丛书。环球公司2007年收购了“孤独星球”出版公司，此后其业务触角横跨电视、出版、手机和互联网，从而发展成为时下最成功的旅行读物出版集团。

5.衍生产品的开发。环球公司利用电视节目中的造型、图案、标识、名称等元素，开发后期的衍生产品(如举办现场活动、大型戏剧演出等)，在保证品牌固有价值的同时，提升了品牌的国际知名度，使其在全球范围内家喻户晓。成功电视节目品牌的培育一般需要10—15年的成长期，最初3－5年是发育期，这一时期的收益主要靠电视节目的出口或版权出售，此后成熟期内衍生产品带来的回报收益将越来越多。

(二)依托数字经济搭建全媒体平台

尽管全媒体平台的搭建耗时长、投入大，但近年来环球公司在该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收益增幅。2005年，BBC数字媒体的经营收入为2700万英镑，亏损约540万英镑，但其发展潜力不容低估。瑏瑣此后，数字媒体业务占总销售额的比例逐年攀升，从2008年的2.7%增长至2011年的8.1%。环球公司2012年的战略目标是将数字媒介市场的收入提高到10%，数字媒体发展的新举措包括:

1.利用的新媒体平台，开办本土化网站(美国版及亚洲版BBC)，通过在英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投放网络广告追求品牌效应。2010年至2011年相继开通了BBC美国版以及BBC亚洲版()。美国版BBC的广告投放已经初步盈利并为带来了113%的收入增长。

2.利用全媒体平台提供数字电视服务，通过40多种移动设备和平台提供BBC电视节目的即时观看和回放点播。2007年12月BBC开始提供数字电视服务iPlayer，经过两年多的发展，iPlayer可以提供1.23亿音频和视频的流媒体节目。瑏瑤2010年7月平均每周有23万苹果用户通过移动设备访问BBCiPlayer，7月26日更是达到了24.87万的峰值。2011年夏季，环球公司开始致力于将iPlayer国际化，目的在于争取更多的用户。

3.利用数字媒体平台分销电视节目的播放权。环球公司将电视节目的播放权分销给节目供应商，节目供应商向用户提供下载节目(永久性购买)或者租借电视节目(限时观看)的服务以从中获利。2010年至2011年，利用数字媒体平台环球公司售出了超过9000个小时的电视节目。《火炬木小组》(Torchwood)、《极速赛车》《神秘博士》分别荣登美国iTunes电视剧下载排行榜的首位。

4.开发适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以及网络电视的应用程序，包括专用新闻应用程序，“孤独星球”旅游类应用程序及iPad版杂志等。例如，环球公司于2010年11月和2011年1月分别了针对《聚焦》(Focus)与《美食》(GoodFood)杂志的iPad应用程序。iPad版《美食》杂志向读者提供的内容包罗万象，其中包括电子烹饪卡片形式的食谱、美食小组演示的烹饪技巧视频，以及帮助准备整月美食的个性化购物清单。2010年至2011年这类应用程序的下载量达到1200万次，其中四分之三来自“孤独星球”研发的旅游类应用程序。

5.根据BBC品牌电视剧改编，开发适用于索尼(Sony)、微软(Microsoft)以及任天堂(Nintendo)游戏机的同名冒险游戏(如《神秘博士》等)。仅2011年苹果用户就订购了25万套BBC游戏。预计全球电子游戏的市场价值已经超过600亿美元，环球公司已经紧紧盯住了这块诱人的蛋糕。6.充分利用数字媒体带来的商机，逐步减少对实物产品的依赖。2010年7月，环球公司将其有声图书出版社(BBCAudiobooks)85%的股份出售给了AudioGo有限公司，包括该出版社美国分社的股份，自己只保留了15%的股份。至此，BBC基本退出了有声图书市场。此外，环球公司计划出售杂志业务的部分股份，通过引入新的合作伙伴，推动该业务的数字化。

主要特征范文篇7

［关键词］幼儿园；专家教师；教育活动设计；科学领域

一、研究方法与样本来源

对于怎样促进新手教师专业发展的问题，国内外专家学者经常采用新手教师与专家教师对比研究的方法，以发现两者在某些方面的差异及其原因，为新手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参考［1］；也有学者建议新手教师多采用“课堂观察”的方法，因为“课堂观察”是“新手教师自我培训的有效途径”，能够促进新手教师全面提高“教学设计、语言表达、课堂管理、教育科研等专业能力”［2］。为此，本文拟通过观察专家教师教育活动设计的文本和对应视频，从教育活动组成要素的角度揭示其主要特征，帮助青年教师明确提升教育活动设计与管理能力的努力方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彭云教授主编的《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课例》（附视频光盘）一书，收录了有关特级教师工作室完成的涉及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等领域的36个课例［3］。由于特级教师工作室领衔人及其成员基本都属于专家教师，本文就以他们的课例作为研究专家教师教育活动设计的样本。限于笔者的认识水平和研究能力，仅对其中科学领域的8个课例进行相关分析（文中引用时直接指明课例名称，不再标注出处），以期从幼儿园专家教师科学领域教育活动设计的具体情况管窥整个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的主要特征。

二、分析与结论

关于组成教育活动设计文本的要素，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方法。本文从活动目标、活动内容、活动准备和活动过程等几个方面对幼儿园专家教师科学领域教育活动设计情况进行分析。1．活动目标方面。活动目标是教育活动的灵魂，具有导向、评价、调节、激励等多重功能。它既是教育活动的起点，支配教育活动的发生和发展，规定师与幼活动的方向和策略；又是教育活动的归宿，是活动要达成的最终目标，更是检验活动效果的重要依据。幼儿园数学认知中涉及的一种核心经验叫模式，为了将“模式”这一数学知识与具体形象的事物联系起来，教师根据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和实际情况，设计了数学活动“甜甜的糖果”。具体活动目标是：观察糖果项链能发现并用简单的语言讲述其中两种糖果的排列规律；根据要求尝试将两种糖果分类并有规律地进行交替排序；能愉快地参与操作活动，初步体验成功的快乐。从“甜甜的糖果”活动目标的陈述来看，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维度全面。对于幼儿园教育活动来说，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的目标经常是融合在一起的，而且必须都有所体现，不存在缺项现象。“甜甜的糖果”活动目标所涉及的“讲述规律”“尝试排序”“体验快乐”就对应着三个维度。二是条件明确。条件是指幼儿完成学习任务的环境或特定路径，明确的条件是完成学习任务的保证。为了让幼儿实现三个维度的有关学习目标，“甜甜的糖果”活动目标设置的环境或路径分别是“观察项链”“根据要求”“愉快参与”。三是行为和标准恰当。行为是指活动目标中用以描述幼儿通过学习以后所形成的可观察、可测量的具体行为，对应着学生通过学习所要达到的最低表现水准，可作为评价学习结果的标准。就“甜甜的糖果”数学活动“讲述”两种糖果的“排列规律”，“尝试”将两种糖果“交替排序”，“体验”成功的“快乐”，是完全适合小班儿童年龄特征的。全面的维度、明确的条件以及恰当的行为和标准，是专家教师活动目标的设置特点，也是活动目标应有的陈述规范［4］。2．活动内容方面。在基础教育范畴内，除了幼儿教育以外的其他学段，都有统一“规定性”的课程标准和教科书，与之相对照，幼儿园的教育活动虽然受《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的统摄，但没有统一的教科书，在活动内容的选择和组织上便没有严格的“规定性”。也就是说，对于幼儿园教育活动中教师“教什么”和幼儿“学什么”的问题，教师有着活动内容选择与生成的自主权。不过，细细品读专家教师的教学设计，他们在活动内容的选择与组织上都有着明显的共同特点。（1）紧密联系幼儿生活。如今是信息化、全球化、网络化时代，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充斥着人们的生活，生活世界里的许多内容都可以供幼儿进行探索和学习。幼儿园的“科学角”里一般都有关于天气的内容，由幼儿根据天气预报轮流记录，为了进一步拓展幼儿的天气现象知识，引导幼儿将天气预报与生活出行相联系，教师为大班幼儿设计了科学活动“看天气早准备”。引入新课时的导语是：明天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有个参观菜场的活动，就是不知道明天天气怎样？从幼儿园准备明天参观活动的实际情况出发，很自然地引出了看天气预报的话题。活动过程中有关天气影响生活、根据天气准备用具、全国各地天气不一样、要根据天气预报做出行计划等话题，不仅紧密围绕“看天气早准备”的主题，而且贴近日常生活实际，让幼儿知道天气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促使他们形成根据天气情况安排活动的初步认识。（2）恰当把握知识难度。由于受幼儿知识基础和理解能力等因素的限制，幼儿园各领域的活动内容必须考虑幼儿的可接受性，同时也应该在可接受的前提下注意知识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关于梯形，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梯形是只有一组对边平行的四边形；平行的对边是梯形的底边，较长的一条底边叫下底，较短的一条底边叫上底；不平行的对边是梯形的腰，两腰相等的是等腰梯形，一腰垂直于底的是直角梯形；两底边间的垂线是梯形的高；梯形的面积等于两底边长的和与高乘积的一半。对于梯形的这些内涵，教师从“小兔又盖了新房子”的情境开始引导幼儿认识等腰梯形，并指导幼儿用手势摆出梯形“上下两条边平行”“旁边两条边倾斜”的特征，在图形辨识过程中又给出了普通梯形、直角梯形及其各种不同摆放姿势，以变更幼儿观察事物的角度或方法，并突出梯形的本质特征，促使幼儿充分认识到梯形是“只有一组对边平行的四边形”的本质。如果教师不能恰当把握，不注意变式的合理运用或给出超过“梯形”以外的特殊梯形的名称，就可能导致幼儿的梯形知识相对缺漏，或将梯形的本质特征与其他图形相混淆。3．活动准备方面。活动准备是教育活动实施前应做的工作，是开展教育活动的重要基础，也是活动设计的重要内容。在设置活动目标、组织活动内容基础上的活动准备，主要包括经验准备和材料准备两个方面。在这个环节，专家教师的活动准备不仅能综合考虑幼儿的经验，而且材料准备也更为周到和适宜。（1）充分利用幼儿经验。学习与发展都应该是一个连续、渐进并螺旋上升的过程，所以在活动设计过程中教师要树立过程意识，反复“思前”“顾后”，综合考虑幼儿的已有经验，争取做到前面活动是对后面活动的铺垫，后面活动又是对前面活动的发展与提高，以使每一次教育活动都能成为幼儿发展的阶梯，从而实现教育连续性和渐进性的有机融合。对于幼儿已有的经验，教师可以通过图片情境和简短对话等方式进行激活，从而自然地引出新的学习任务。但是幼儿的经验还是很有限的，例如草莓，以其鲜艳欲滴的颜色、俏皮可爱的造型、又酸又甜的味道深受每个孩子的喜欢，但是幼儿平时食用草莓时，对草莓的颜色、形状、花托、果实表面等特征可能没有留意，更加不可能看到草莓生长的具体情况。所以，教师为了组织小班“认识草莓朋友”科学活动就组织了“亲子采摘活动”。现场活动的开展不仅为幼儿初步认知草莓提供了可能，也为相应教育活动的开展做了必要的铺垫。（2）材料准备周到适宜。在幼儿学习过程中，教具、学具等相关材料是重要的桥梁和中介，它们能使抽象的知识具体、形象地呈现在幼儿面前，或者能让幼儿通过动手操作获得具体、直观的感知和体验。所以，充分的材料准备不仅契合幼儿的学习特点，而且还能保证活动预期目标的顺利达成。如教师组织的中班科学活动“好玩的声音”，为了让幼儿发现“不同的材料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给他们准备了蛙鸣筒、饼干盒（铁质）、矿泉水瓶子（塑料）、报纸、彩带、石头等材料。这些材料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易得。除了蛙鸣筒以外，其他都来源于生活，或属于生活中的“废物”再利用。二是多样。多样化的材料在一定操作条件下都能发出不同的声音，有利于实现教育活动的相应目标。三是量足。不限于每种一份或人手一份，而是让幼儿在探究中可以同时进行或有所选择，以充分满足全体幼儿的学习需要和探究欲望。4．活动过程方面。在现代教育理念影响下，人们逐渐认识到教育活动不仅应该注重结果，更要关注过程。因为过程与结果对应着不同的教育价值，其中，结果主要侧重知识或经验的获得性，而过程则体现知识或经验的“生产性”和发展性，过程相对于结果对幼儿身心素质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更全面的促进作用。而专家教师设计的活动过程一般具有情境性、主体性和层次性等特征，具体表现为创设情境、充分探究和循序渐进等几个方面。（1）创设情境。实践表明，情境教学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在幼儿园教育活动中有其独特的功能和价值，能够促进幼儿的主动学习和认知建构。所以，情境教学受到了广大幼儿教师的青睐，更是专家教师常用的教育方法。在许多幼儿园数学集体教学中，教师通常是带领幼儿整齐划一地诵读分合式，“6可以分成1和5，6可以分成2和4……”这样的学习活动，充斥着单调的重复和被动的灌输。教师在设计执教大班数学活动“6的组成”时，通过图片和故事的形式，巧妙地创设了小鸭、小鸡要过桥，而小桥一次只能通过6只的问题情境，驱动幼儿思考小鸭和小鸡过桥时可能的组合方式，让幼儿在解决过桥问题的过程中习得“6的分合”知识。为了增加活动的趣味性，教师还引导幼儿用唱的方式唱出过桥问题的各种答案，建构关于“6的分合”的数学经验，使这节课成为名副其实的“凑数歌”。（2）充分探究。《指南》在关于科学领域教育活动的指导要点中，要求幼儿园要尽可能地创造条件让幼儿参加探究活动，使他们感受科学探究的过程和方法，体验发现的乐趣。然而不同年龄段儿童在探究活动中完整与细致的程度和深度不同，并呈现发展性变化。教师只有了解幼儿科学探究学习与发展的基本规律，根据幼儿实际引导他们科学探究，才能促使他们形成乐于探究的良好习惯和初步的探究能力。“感受圆柱的力量”是大班科学活动“圆柱力量大”的主要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教师设计了尝试后商讨方法、猜测后寻找答案和摆放后比较等三个不同环节。每个环节都有一个需要探究的问题，它们分别是“怎样的操作方法能试验圆柱的力量”“同样的纸张做成不同形状物体谁的力量最大”“三个圆柱怎样摆放时力量更大”。通过三个环节的探究，幼儿不仅能够感受圆柱的力量，也能认识到操作、对比等方法对思考和解决问题的作用，为进一步提高探究能力打下基础。（3）循序渐进。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要求教师依据学科知识的逻辑系统，按照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近及远、由简到繁、由已知到未知的顺序开展教学活动，保证学生系统地掌握有关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让幼儿感知和形成分类经验的事物，可以让幼儿从不同角度对物体进行比较和区别，并且按照特征进行分类。小班幼儿都有跟家长到超市购物的体验，基于幼儿已有经验，教师设计了以集合与分类为主要目标的小班数学活动“蔬菜超市”。活动过程包括将蔬菜按品种分类、把不同品种的蔬菜按大小分类、取出一定数量指定品种和大小的蔬菜三个阶段，依次将分类的标准从一个增加到两个，然后再加上数量的要求。这样随着标准或要求的逐项添加，思维的难度逐渐增大，让幼儿顺着一定的梯度“拾阶而上”，而不是直接给出“取出一定数量指定品种和大小的蔬菜”的问题，从而保证了活动任务的逐渐推进和顺利完成。

三、启示与建议

主要特征范文篇8

1电子商务运营中羊群效应的特征

1.1盲从性。电子商务飞速发展使得该行业规模越来越大，如今电子商务对各个领域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在生活中对互联网的信息获取功能产生了依赖，而互联网的信息海洋也对人们的决策判断产生了重要影响。信息环境的变化和庞大的网络用户基数，以及电子商务市场的激烈竞争，为羊群效应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在电子商务运营过程中，商家追求利益的属性导致了羊群效应的增强。于是，商家利用借互联网大背景的有利条件，利用消费者普遍存在的从众心理和选择困难心理，有意一些引导人们进行某一信息舆论或商品功能的认可，加上网络营销手段的助推，形成强大的舆论导向，而消费者不明就里，无法参透舆论背后的目的，他们的决策参考了大多数人的行为，在自身无法对事物形成正确判断时，便盲目跟风，使得羊群效应愈演愈烈。而商家看到了这种运营手段所产生的巨大利益，便不断升级对羊群效应的利用，而且越来越隐蔽，甚至转换为一种市场营销手段。1.2不确定性。互联网信息系统庞大，用户繁多，商家面临着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因此绞尽脑汁推广产品，制造舆论，以博取流量。因为商家对于人口大国的流量的重要性有着清晰的认识，而消费群体也呈现多样化趋势。互联网使得人们的信息渠道变得更加丰富多元，人们获取信息也更加便利。然而互联网时代一切都处于不停的变化之中，而且变化速度也越来越快，人们面对眼花缭乱的信息不置可否，自身没有建立起对事物正确判断的底层逻辑，因此，面对庞大的信息，消费者使盲目的，不确定的，市场的瞬息万变，加剧了商家的焦虑，这也就使得电子商务运营者不能科学分析消费者行为和心理，盲目竞争导致了。1.3模糊性。互联网具有虚拟性的特点，大部分互联网用户在网络中的行为都是匿名或昵称等形式进行的，因此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也常常存在争议。互联网对信息的披露程度也不尽相同，互联网开放的环境使得每个人获取信息更加便捷，没有在真实世界中接触的信息，再加上一些商家营销手段的推波助澜，羊群效应产生的网络世界的虚拟化，使得事件发展存在着诸多变化性和模糊性。1.4风险性。羊群效应的产生与市场竞争有着密切关系，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使得一部分企业占有更多的竞争优势，市场也不断分化，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优胜劣汰也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由于羊群效应规模不断发展，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时候甚至是毁灭性的，舆论的压倒优势往往掩盖了真相，而商家为了推广产品和服务，经常通过出位的手段引导舆论，甚至演变为恶性竞争，从而毁坏了商家声誉和消费者的利益。

2有效转化羊群效应的策略

2.1建立自我评价体系。羊群效应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其作用和最终导向是由于商家的动机决定的。其次，如果羊群效应的形成过程是正向的，那么就可以通过强大的羊群效应使正义得到声张，使恶性得到揭发，相反的，如果羊群效应形成过程是反向的，那么，其结果导向就会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要将羊群效应转化为积极正面的效果，人们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对信息不可盲从轻信，要以谨慎的态度对事件进行辨别。建立基本的评价体系。电子商务运用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羊群效应的危害性，在指定运营方案的时候，考虑到不可控因素，不能盲目追求高流量高曝光率，而是要审时度势，根据企业自身服务内容和产品性能，实事求是的进行推广，不可进行不实的功能描述。在运营方案建立之初，首先要制定总的基调和导向，设定正面积极的关键词，对运用方案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负面现象设定预备控制方案，严防死守避免羊群效应的不可控，做到正面引导。2.2树立正确的运营目标。羊群效应的产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人们轻信事件表面所导致的。而且互联网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应用，使得人们毫无隐私可言，而互联网通过对人们行为数据的分析，可以获取人们的浏览喜好，从而推送互联网用花感兴趣的内容。电子商务运营过程中也吸收了这一科技成果的优势，通过分析大多数人的喜好，结合产品和服务，从而引发事件，形成持续关注。博取关注，获取流量。如果企业产品和服务质量较好，企业信誉较高，那么企业运营过程借势羊群效应，则可以树立企业形象，为电子商务消费者带来利益。相反，如果企业本身信誉不高，靠着欺骗消费者获取暴力，那么电子商务运营目标就以不择手段赚取利益为目标，企业运营动机就不纯，所以羊群效应越大，消费者蒙受的损失也越严重。因此，电子商务企业要树立正确的运营目标和动机，借羊群效应的优势将好的产品和服务带给消费者。通过市场口碑来获取企业利益。2.3透过现象看本质。羊群效应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市场竞争中出现热点事件，电子商务企业不可盲目跟风，而是应高透过企业的运营和营销手段看清企业的市场目标。如果企业的羊群效应是正常形成的，则反映出企业真实的服务质量和商品质量，那么就可以结合企业自身实际情况，找出规律，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从而将企业自身特色和优势结合起来，形成羊群效应，建立自身的运营管理模式。并进一步借鉴羊群效应来进行市场份额的占有，扩大市场影响力和规模。2.4理性思考客户需求。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获取长远利益的根本途径是满足消费者需求，为客户不断创造价值。电子商务运营要以客户需求为基本立足点，围绕为客户创造价值来设计营运方案，必须清醒的认识到，任何浮夸欺瞒消费者的手段都是短视行为，最终会被市场淘汰，被消费者抛弃。因此，羊群效应的正面引导就要建立在满足客户目标基础之上，正面的羊群效应是基于客户对商品价格、质量以及服务和品牌的高度认可，商品或服务综合优势或突出优势带动销售，形成品牌影响力。因此，商家应该从商品价格、质量和服务方面进行切入，将营运方案与客户需求相衔接。2.5诚信体系和制度保障。市场的良性竞争必须有严厉的奖惩措施和规范的制度保障，以诚信体系来感召商家，对于那些在服务商品的质量提升上作出突出贡献的电子商务企业给于奖励，对于违规制造负面羊群效应的商家给于严厉惩罚，尤其是网上泛滥成风的水军和网络舆论推手的作假行为要进行彻底清理和打击。羊群效应虽然有网络助推的力量在维持，但根本原因是电子商务企业追逐利益导致的，因此，企业应该将工作重心放在建立内部统一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上，将精力放在提高高企业信誉之上，才能实现企业良性长远发展。而诚信体系和制度的保障，需要国家和政府有关部门从宏观上进行指导规划，引导企业以品牌化为立足点，发挥羊群效应的积极意义，通过法律保障维护正规企业合法行为，对存在争议和引起网络关注的事件严格彻查，厘清事实，彰显争议，打击恶性舆论事件，肃清网络环境。

3结束语

羊群效应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有利的推动作用，又有盲目跟风产生的思考盲区。而其危害性在于群体规模越大，产生的后果也更加严重，基于我国电子商务市场庞大的基数，如何将羊群效应的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是事关电子商务长远发展的大事。羊群效应产生的根本土壤在于对个体对自我信息的不确定从而导致对别人决策能力的判断失误。因此，有效转换羊群效应的策略首先要构建自身认知体系和决策能力，通过事物现象看清事物本质，从而依据自身的经验对事物作出方向性的判断，对别人的决策进行理性分析。国家也应该加强引导，建立诚信和制度保障体系，为羊群效应正面力量的发挥营造良好环境和氛围。

参考文献

[1]陈月艳.跨境电子商务市场在“羊群效应”下的演化趋势及对策[J].科技管理研究,2017(17):105.

[2]潘明远.羊群效应对我国电商企业的影响及策略研究[J].纳税,2018(6):97.

主要特征范文篇9

1966年，美国建筑师文丘里在《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一书中，提出了一套与现代主义建筑针锋相对的建筑和主张，在建筑界特别是年轻的建筑师和建筑系学生中，引起了震动和响应。到二十世纪70年代，建筑界中反对和背离现代主义的倾向更加强烈。对于这种倾向，曾经有过不同的称呼，如“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之后”和“后现代主义”，以后者用得较广。

对于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建筑的主要特征，人们并无一致的理解。美国建筑师斯特恩提出后现代主义建筑有三个特征：采用装饰；具有象征性或隐喻性；与现有环境融合。

现在，一般认为真正给后现代主义提出比较完整指导思想的还是文丘里，虽然他本人不愿被人看作后现代主义者，但他的言论在启发和推动后现代主义运动方面，有极重要的作用。

文丘里批评现代主义建筑师热衷于革新而忘了自己应是“保持传统的专家”。文丘里提出的保持传统的做法是“利用传统部件和适当引进新的部件组成独特的总体”，“通过非传统的组合传统部件”。他主张汲取民间建筑的手法，特别赞赏美国商业街道上自发形成的建筑环境。文丘里概括说：“对家来说，创新可能就意味着从旧的现存的东西中挑挑拣拣”。实际上，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建筑师的基本创作方法。

美国费城老年公寓

西方建筑杂志在二十世纪70年代大肆宣传后现代主义的建筑作品，但实际直到80年代中期，堪称有代表性的后现代主义建筑，无论在西欧还是在美国仍然为数寥寥。比较典型的有美国奥柏林学院爱伦美术馆扩建部分、美国波特兰市政大楼、美国电话电报大楼、美国费城老年公寓等。

1976年，在美国俄亥俄州建成的奥柏林学院爱伦美术馆扩建部分与旧馆相连，墙面的颜色、图案与原有建筑有所呼应。在一处转角上，孤立地安置着一根木制的、变了形的爱奥尼式柱子，短粗矮胖，滑稽可笑，得到一个绰号叫“米老鼠爱奥尼”。这一处理体现着文丘里提倡的手法：它是一个片段、一种装饰、一个象征，也是“通过非传统的方式组合传统部件”的例子。

1982年落成的美国波特兰市政大楼，是美国第一座后现代主义的大型官方建筑。楼高15层，呈方块体形。外部有大面积的抹灰墙面，开着许多小方窗。每个立面都有一些古怪的装饰物，排列整齐的小方窗之间美国电话电报大楼又夹着异形的大玻璃墙面。屋顶上还有一些比例很不协调的小房子，有人赞美它是“以古典建筑的隐喻去替代那种没头没脑的玻璃盒子”。

美国电话电报大楼是1984年落成的，建筑师为约翰逊，该建筑坐落在纽约市曼哈顿区繁华的麦迪逊大道。约翰逊把这座高层大楼的外表做成石头建筑的模样。楼的底部有高大的贴石柱廊；正中一个圆拱门高33米；楼的顶部做成有圆形凹口的山墙，有人形容这个屋顶从远处看去象是老式木座钟。约翰逊解释他是有意继承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纽约老式摩天楼的样式。

美国建筑师史密斯被认为是美国后主义建筑师中的佼佼者。他设计的塔斯坎和劳伦仙住宅包括两幢小住宅，一幢采用西班牙式，另一幢部分地采用古典形式，即在门面上不对称地贴附三根橘黄色的古典柱式。

1980年，威尼斯双年节建筑展览会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建筑的世界性展览。展览会设在意大利威尼斯一座十六世纪遗留下来的兵工厂内，从世界各国邀请20位建筑师各自设计一座临时性的建筑门面，在厂房内形成一条70米长的街道。展览会的主题是“的呈现”。

被邀请的建筑师有美国的文丘里、巳穆尔，斯特恩、格雷夫斯、史密斯，日本的矶崎新，意大利的波尔托盖西，西班牙的博菲尔等。这些后现代派或准后现代派的建筑师，将历史上的建筑形式的片断，各自按非传统的方式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

后现代主义名作—美国新奥尔良意大利广场

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看法非常分歧，又往往同对现代主义建筑的看法相关。部分人认为现代主义只重视功能、技术和的，忽视和切断新建筑和传统建筑的联系，因而不能满足一般群众对建筑的要求。他们特别指责与现代主义相联系的国际式建筑同各民族、各地区的原有建筑文化不能协调，破坏了原有的建筑环境。

此外，经过70年代的能源危机，许多人认为现代主义建筑并不比传统建筑经济实惠，需要改变对传统建筑的态度。也有人认为现代主义反映产业革命和化时期的要求，而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越过那个时期，因而现代主义不再适合新的情况了。持上述观点的人寄希望于后现代主义。

反对后现代主义的人士则认为现代主义建筑会随，不应否定现代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们认为：现代主义把建筑设计和建筑艺术创作同物质生产条件结合起来是正确的，主张建筑师关心社会也是应该的。相反，后现代主义者所关心的主要是装饰、象征、隐喻传统、历史，而忽视许多实际问题。

主要特征范文篇10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市场经济观，民主观，公平观，权力观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威，除了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建设外，还必须从世界观与方法论高度，自觉把握反映当代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市场经济观、民主观、公平观和权力观。

一、时代观

在时代问题上，有些论者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提出所谓“告别革命”的口号，出现了一股否定中国革命价值的思潮。

时代精神变化与否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根据。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当代性，是否具有跨越时空的生命力，首先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如何提出和解决时代任务。同志《在学习<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生命力，在于能够给实践提供科学指导，使人们在认识规律、把握规律、运用规律的基础上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①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考察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贫困化和异化，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庄严使命。换言之，消除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贫困化和异化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价值观产生的前提。

社会主义价值观与资本主义价值观不同。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包括具有永恒意义的市场崇拜、金钱崇拜、私有产权崇拜、法权崇拜、抽象个性崇拜等“五大崇拜”。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则包括劳动优先、人民至上、共同富裕、公有产权、公平正义、社会和谐、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等“七大观念”。

马克思主义据以判断时代性质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价值观念尚未发生根本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又加深了全世界贫富矛盾、民族矛盾及和平与发展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能解决它所造成的贫困化和异化问题，只有坚持工人阶级领导权，通过革命和建设的途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超越资本主义，彻底解决现时代贫困化和异化问题。就改革也是革命而言，这不仅是劳动人民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和自我教育的有效手段，而且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主要的动员方式，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那种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

人类历史的发展，在一些方面的确超出了马克思当初的想象。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时代特征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革命东移俄国和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冲击和新科技革命浪潮兴起，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适应时展，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得到了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发生于国情千差万别的国家，因而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没有统一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中国人民根据自己国情和世界历史经验所做的理性选择。

二、市场经济观

在市场经济问题上，有些学者宣扬西方经济学的“人性自私论”、“私有制永恒论”、“市场原教旨主义”，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当前中国出现的贫富分化加剧问题与市场经济有关。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价值观与市场经济可以自觉结合。邓小平曾经提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相容性”命题，深刻揭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内涵。邓小平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既是对市场经济主体的生存环境、生存发展需要及其相互关系的反映，又是对市场经济主体生存发展的各种要素的选择及其重构。从价值观重构的角度审视市场经济，如果说古典市场经济以物为本，那么现代市场经济则以人为本，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可以相互融通的。在制度预设方面，现代市场经济与古典市场经济有本质的区别。资本主义的古典市场经济属于自发的市场经济，它有三大制度预设，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多党制和意识形态多元化；社会主义的现代市场经济属于规范的市场经济，它同样有三大制度预设，即社会主义公有制、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一元化导向。但是，在价值追求、价值原则、价值目标方面，现代市场经济既与古典市场经济有本质区别，又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相融通。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从而形成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的价值原则，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劳动人民成为贫困而畸形发展的人；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追求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从而形成集体主义的价值原则，促进社会共同富裕，劳动人民成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

从价值观形成的角度考察市场经济，如果说古典市场经济是一种非道德的、无序的市场经济，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一种伦理经济，同时又是法制经济。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之所以是伦理经济，是因为它孕育和催生公平、平等、自由、互利、诚信等道德观念，为市场公平交易提供伦理规范；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之所以又是法制经济，是因为它需要国家调控和交换契约等法律规范，为市场公平竞争提供环境支持。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才能规范市场经济的伦理法制秩序，消除人的物化和异化现象，逐步解决国民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民主观

在民主问题上，有些学者宣扬西方政治学家的错误观点，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缺乏民主政治因素，未来政治发展应当走西方式议会制、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之路。另一些人则以西方学者的民主观念为蓝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不是民主国家，是因为它不允许自由办报、不允许登记立党、不允许实行军队国家化等等。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是一个渐进过程，忽视了这一点，搞民主浪漫主义和民主激进论，不仅不会给人民带来福音，而且会给人民带来灾祸。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在当代中国绝对不能简单移植西方选举文化，只能有选择地学习西方民主，加大选民公正投票份量，保持国家公共权力部门之间互相制衡和互相监督，不能照搬西方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中外历史教训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和特别行政区域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国家权力运行原则，坚持不懈地以发展党内民主来推动人民民主，积极稳妥地推进渐进式的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的理性选择。

四、公平观

在公平问题上，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向富人开枪会导致很严重的社会后果”，另一些经济学家主张，“如果改革造成了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③

上述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前一种观点强调：保护巨富阶层的既得利益天经地义，否则将会引起“百万富翁”恐慌心理和资本向国外转移的问题，严重影响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因此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能提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且只能提倡机会公平，不能奢望事实公平，那种期望过程和结果公平的想法，是平均主义的幻想。而后一种观点则依据邓小平理论强调，中国政府市场化改革的高明之处在于，既革除平均主义弊端，又坚持事实公平原则，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利用经济杠杆合理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消灭贫困，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防止阶级冲突和政治动乱。

显然，前一种观点受新保守主义思想影响，新保守主义公平观与马克思主义公平观完全不同。当代英国新保守主义者罗杰•斯克拉顿把私有财产与正义相提并论，同时强调“自然正义与社会正义冲突的严重性”，④认为人的天赋才能即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不同，拥有私有财产的份额也应当不同，因而人们只有提倡“机会均等”⑤口号以实现“自然正义”的做法才是“公正的”；而任何追求财富分配结果平等以实现“社会正义”的尝试都是“不公正的”，因为“不经另一个人同意就征用他的财产”，⑥“这种分配无异于劫富济贫”，⑦意味着“社会正义的实现直接侵害了自然正义”。⑧

深刻指出：“收入差距过大会破坏社会公平”，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如果差距悬殊，而且任其扩大，就会造成多方面的严重后果。……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同时，要把调节收入分配、防止两极分化，作为全局性的大事来抓。”⑩究竟是坚持机会公平还是事实公平呢？这直接影响发展过程的价值选择：一种是致力于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消除几千万贫困人口；另一种是致力于增加社会“稳压器”力量，扩大中等收入者比例。机会公平是扩大中等收入者的价值前提，事实公平则是消除贫困人口的价值目标。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公平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三个层次的内涵：第一，从具体利益分配层面看，公平意味着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时，有条件地承认效率优先，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机会公平是一种抽象原则意义上的形式公平，并不涉及具体利益分配合理与否，而社会公平则是一种结果过程意义上的实质公平，涉及具体利益分配是否合理问题。第二，从制度架构层面看，公平意味着强调公正优先，追求事实公平。第三，从历史观层面看，公平意味着历史由人民创造、由人民评说，或者说，公平构成历史发展的基础和价值指向，这是马克思主义坚持历史正义信念的根据。

现在社会上存在一种所谓生存哲学的错误认识，认为社会生活千差万别，历史发展毫无规律可循；人们的行为主要取决于人的生理需要，受人的生物因素制约，没有是非、善恶、荣辱标准，完全遵循生物界的优胜劣汰法则，因而要努力找回那种类似“狼吃人”的不屈不挠的生存本性。这种抽象人性论观点是错误的，与唯物史观相距甚远。其实，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生物属性受社会属性制约，因而人的生物本能的满足决不是历史的、科学的、合乎人的社会本性的发展。马克思就曾经指出：“人的本性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B11

五、权力观

领导干部掌握的权力来自人民的委托和党的信任，掌权者的权力大小取决于党的信任程度和个人能力水平等状况。

从根本上讲，领导干部掌握的权力，实际上是一种与委托人相分离的国家权力，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的公共权力；领导者职权的大小，取决于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发挥自身职能的实际需要程度。指出：“领导干部必须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国家的发展、富强、安全服务，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而绝不能把它变成牟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B12“领导干部必须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决不能以权谋私，必须把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统一起来。”B13

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的伦理德性缺失，加之监督机制薄弱，导致公共权力运行失范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党员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有的甚至发展到“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造假骗官、甚至杀人谋官”。B14这种情况反映了一些领导干部存在严重的“官本位”思想，忘记了“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头脑里无“公仆”意识，反而以“主人”自居。

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必须破除“官本位”意识，“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坚决抵制各种权力腐败行为”，B15必须深刻认识腐败及其与公共权力异化之间的必然联系。首先，要理性地认识腐败的实质。“从狭义上说，所谓腐败是指这样一种行为，它是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侵犯公共利益以谋取私人利益，使公共权力异化的不合法和不合理的作为或不作为。”B16其次，要深刻地认识公共权力异化的根源及其消灭的前提。公共权力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增进社会福利、保障公民个人权益不受侵犯的权力，但是，如果人们处于自然形成的分工状态，掌权者的特殊利益和公民的公共利益之间发生分裂，就会导致公共权力异化。一旦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人们自愿选择社会分工创造了物质条件，公共权力就不再成为掌权者谋取特殊利益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只要人们还处于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B17而“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则是消灭权力异化的“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B18。

综上所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中国化，必须正确理解和坚持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五大特征：牢固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时代观；从价值观重构和形成角度审视市场经济，深刻理解社会主义价值观与市场经济之间相互融通的关系；坚持不懈地以发展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积极稳妥地推进渐进式的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既坚持机会公平，又追求事实公平，消灭贫困，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杜绝公共权力异化的腐败行为。归根到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及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

义方向，坚持“立党为公”和“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

注释：

①.在学习《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06-08-16.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③卫兴华，孙咏梅.2005年理论经济学的若干热点问题〔J〕.新华文摘，2006，(14)：45.

④⑤⑥⑦⑧〔英〕罗杰•斯克拉顿，著.保守主义的含义〔M〕.王皖强，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70，44，68，70，71.

⑨⑩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0，470.

B11B17B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85，86.B12B14B15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20，42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