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产权制度论文十篇
时间：2023-03-23 08: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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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产权制度论文篇1
1、森林资源产权变革：抉择与困境
在解放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我国大多数林区一直保持着森林资源私人所有为主的民有民营林业[2]。在稳固的民有民营产权制度下，森林经营质量的好坏与农民自身的长远经济利益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相关，这种由产权制度而形成的私人利益高度关联性构成了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的关键。由于产权利益机制的约束，采伐多少，如何采伐，何时采伐，何地采伐等森林持续经营的基本问题，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或理性植根于农民心里，应用于长期森林经营实践。在工业化程度极低，农业经济占绝对地位的旧中国，作为森林产权主体制度作用的一种结果，林区的森林经营总体上保持了可持续经营状态。就生产方式而言，尽管当时的森林经营方式只能称之为小农经济，但是这种小规模分散的生产方式却有效地避免了大规模森林采伐，有效地保护了良好的森林生态环境。
同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生态破坏性工业化进程一样，新中国成立以后，基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理想和发展工业的主观愿望，以及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森林资源一度成为工业化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遭到大规模砍伐和破坏。传统的民有民营产权制度经历了私人所有向初级社、高级社再到公有化的迅速转变，民有民营林业迅速走向消亡，取而代之以集体和部分国家占有的公有公营产权模式，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
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的频繁变化，对林区的林业生产性质和生态环境保护带来了巨大影响：①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的产权制度基础面临崩溃，森林科学经营的民间积极性丧失。农民的森林经营主体身份被剥夺，森林资源的产权被收归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失去了森林独立经营权，森林经营活动成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部门经济活动”或“国家经济行为”。在新的产权制度下，丧失森林所有权的农民实质上已经作为公有经济组织的“雇佣劳动者”，有劳动之义务而无选择森林经营方式的权利，他们在长期经营森林实践中形成的森林可持续经营习惯难以发挥作用，森林经营的实际利益主体明确地指向国家、城市和工业，而由此带来的森林生态环境责任主体却被严重地“虚置”。②森林经营活动从民间的分散作业方式迅速转化为专业化半专业化的生产活动，在现代采掘工业技术的支持下，开采森林资源、生产木材的能力极为提高，森林资源恢复与更新能力难以跟上采伐消耗的速度。在森林资源的采伐和经营组织管理方式上，改过去的“择伐”为“皆伐”、小规模分散的生产方式（即小农经济）为集体统一经营，有组织的林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机构（社会化大生产、大协作）大量地出现。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南方各省大办国营营林林场和森工采育林场，各村纷纷举办集体林场，通过集体作业、强度皆伐；提高木材生产效率，在森林资源恢复管理方式上，采取森林采伐与森林更新专业化分工，采育林场主要是采伐木材，营林林场负责林地恢复更新，形成“两张皮”，使得森林采伐和更新严重脱节，森林质量也严重下降，最终出现“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③森林资源休养生息的自然规律完全被忽视，生态系统的功能被严重削弱。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些行之有效的森林持续经营传统被废弃，如自然恢复混交林的经营模式，木材采伐与生长平衡的机制，择伐作业和小片皆伐，林间套种，地力保持等一些好的习惯，由于大规模的集体森林采伐，以及大规模地人工营造速生丰产用材林，形成单而一的松树和杉树为主的针叶人工林，大规格的全面垦挖林地以及全面的烧炼采伐迹地，造成大量的土壤有机质的丧失和长期地力的衰退，生物多样性越来越低，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稳定性和防护能力大为降低。④森林产权公有化变革而形成的大量的国有和集体林场，经济依然贫困，尽管经历了数次经营体制改革，但还是无法从经济围困中摆脱出来。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和集体林场依靠砍伐20世纪50年代营造的人工林以及开采祖宗留下来的天然林资源，不断壮大，人员不断增加，运行成本不断提高，林场“木头”模式的单一经济增长方式，随着森林资源的过度消耗，导致资源“赤子”与公有林场财政“赤字”长期并存，无法形成南方集体林区林业生态经济的内外部发展环境。
总体上讲，在自然资源高消耗的传统粗放经济增长模式下，森林资源公有化经营体制不利于森林资源的可持续经营，难以形成森林资源、生态环境与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难以避免“公有地悲剧”的出现，近50年的森林资源共有公营的经营实践以及长江流域严重的水土流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森林资源公有化制度在平衡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矛盾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曾经引发了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创新，出现了诸如森林资源股份合作制、租赁制、合作制、承包经营制等新的林业经营形式。到1986年，南方集体林区集体林地面积的69%为农户个体承包经营[3]，激发了农民从事森林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回归了林区民有民营的某些特征，提高了资源使用与配置效益。然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南方林区森林资源不彻底的产权制度变革，本质上还是基于提高森林资源经济效益之目的，将公有（集体）森林资源的部分经济收益权利向农户分散，森林资源的所有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到民有，激活和巩固了森林财产收益的民间欲望，而极为重要的森林生态防护的社会权利责任体系远未建立起来，引发了大规模的森林乱砍乱伐，由此深层次地暴露出了森林资源产权结构调整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进入21世纪，我国将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今后50年中国林业发展总体战略是“生态建设、生态安全和生态文明”三大目标[4]，为实现这一目标，将改革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稳定所有权，完善承包权，放活经营权”，“大力发展非公有制林业”[4]。但是，我国林区复杂的森林自然条件，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频繁的政策波动，多样的森林资源经济关系以及重要的生态保护战略地位，决定了森林生态保护和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研究生态建设及其与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创新之间的辨证关系，探讨森林生态保护形势下的南方集体林区森林产权结构模式，并提出产权结构改革措施等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2、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及其对森林生态保护影响：理论与现实反思
2．1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与森林生态保护
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严格意义上是指个人对包括林地和林木及其它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所有权。完整的森林资源私人所有权通常是指民法意义上的物权、财产权。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私有产权被认为是个人自由、个人价值、个人自和尊严的体现，而且被认为是一个社会效率的基础和保障。一般意义上，私人所有权可以刺激所有权人高效率利用各种自然资源，促进资源的合理流转，因此具有较高的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或社会福利都建筑在社会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因此，私人所有权被认为是一种有利于社会的制度安排[5]。
在森林资源领域，有效率的私有产权理论上可以减少对森林资源的破坏性利用，促进私人理性地处理资源短期利用与长远维护之间的关系。由于利益的关联性，相对于公有产权，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本身对权利人进行财产的保值增值的激励，有利于森林资源产权的高效率。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人照顾的东西，人们关心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而私人的事物则往往受到私人最大可能的关照”。[6]就森林资源生态保护而言，公有产权常常伴随着经营者的滥伐和非经营的盗伐，最终导致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而影响公众甚至私人的生态环境权利而告终（特别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森林资源产权的公有所带来的生态破坏尤其严重，并且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而私人产权则往往伴随着权利人对森林的尽量关注和爱护、有理性地适度采伐和细心恢复等，私人对个人森林资源财产的关照，主观上促进了私人森林资源财产权质量和数量的增加，客观上保护了森林资源可持续增长的资源基础，因而也促进了森林生态效益,这一点不仅在理论上有其合理的逻辑，而且也为南方集体林区长期的民有民营的历史经验所证实。
然而，森林资源产权私有化有利于森林生态效益的提高，是一个整体上的理论概念，这种结论的实践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政策条件，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20世纪80年代，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产权民有化运动并没有出现理论上所描述的景象，相反，林权分散化带来的森林资源的大破坏，给南方集体林区的森林生态保护带来了灾难，影响了森林资源民有化改革的深化。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基于公共生态安全利益的考虑，我国森林资源产权改革有向公有化推进之趋势，如建立大量的公共所有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根据国家规划，从2001年~2010年的10年里，全国自然保护区总数将达到1800个，面积1.55亿公顷，占全部国土面积的16.14%左右，[4]，相当多的集体或农民个体经营的森林资源被公有化或实行公有化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森林资源保护政策变化的潮流，也回应了现代中国社会对森林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在西方国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许多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管理，如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等。这种趋势的出现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森林资源产权结构与森林生态保护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说明产权结构的民有化到森林生态效益的实现过程中仍然存在较多的结构变量，例如一个国家的法制体系的完整程度，法制习惯、政策稳定性、国家监控能力，特别是林区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还有森林资源自身的生态、经济特征，都是影响和制约产权改革效率的重要因素。
从效益归属性质上看，森林资源生态效益属于公共服务产品的范畴，理论认为，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由私人提供往往是不经济的，也是不现实的，一般应当由政府承担，由政府管理并由社会成员均等享受，公共产品私人经营的不经济性客观上也要求对森林生态资源的公共化，即产权的公有化。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森林资源产权私有化难以克服公共产品经济效益低下的弊端，私有化产权结构与公共生态效益存在内在的矛盾。对于类似问题，美国著名法理学家理查德·A·波斯纳认为：“森林可以在不归公有的情况下由政府资助。”[6]按照他的说法，国家可以通过私人来实现环境生态功能，即在保护私人森林资源合理的财产收益的前提下，尽量弥补其因提供公众生态效益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实现私人产权与社会利益的一致，如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或生态补偿等确保私人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引导其追求环境生态效益，这样做可能比国家直接所有和管理自然资源的成本低一些，效果会好一些。
因此，实现森林资源私人产权制度，并不意味着它是完美的，它需要依附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这些局限性说明，并非森林资源私人产权制度是效益最高的选择，尤其对于森林资源的生态效益的最大化目标而言，另一方面私有产权的经济性质决定了经济效益与环境生态效益之间的无法克服的深刻矛盾，在更多的条件下，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更容易激发经济利益的扩大，而公共生态利益容易被忽视。
2．2森林资源的公有产权与森林生态保护
所谓森林资源的公有产权即森林资源的所有权归公共所有，这种公有形式可以是全体社会公民所有，也可以是某一特定的人群所有。在我国，森林资源的公有制包括国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基本形式。国有形式是国家对森林资源一种形式上的所有，所有权通过国家兴办的实体即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占有形式来体现和代表国有，即所谓的“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多级占有”的产权管理模式，有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实际上是一种部门或单位的占有，由占有而产生森林资源的经营管理权。不难看出，我国森林资源的公共产权是未加明确界定的产权，形成产权不规则的破裂。公有产权制度下，特别是国有产权制度下，产权的激励较低，监管成本高，这一点以现实的国有林业企业事业人事臃肿，非生产性支出过大的事实所映衬。在国家宏观生态政策不明确的情况下，森林资源产权公有化所形成的低效率的经营管理体制，容易造成资源的严重破坏和浪费，因而导致外部性的出现和公共产权的低效能。公有产权制度最大地弊端是名义上产权是清晰的，所有人是存在的，实际上不存在具体的所有人，没有人真正关心所有权人的利益，只关心本部门利益、本单位利益和本行业的经济利益，对森林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公众利益则漠不关心。在国有产权制度下，鉴于国家森林资源行政管理机构与森林资源国有经营单位之间存在的纵横交错的行政管理关系，以及复杂的经济利益关联，国家人很难按照法律法规完全履行对森林资源的有效监督和适时管理，有效保护所有人的利益。国有产权制度下往往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产权经营模式，主要由用益权人（即国有林业经营单位）实际使用森林资源，由于这种制度下缺乏真正的所有权主体，用益权人缺乏来自所有权人的权利硬性约束。用益权人受到的约束主要来自所有权人的代表人或人，最容易出现国有林业经营单位与所有权人的人勾结起来损害所有权人利益的现象。东北、西南国有林区国有林业森工企业的长期超采伐限额的经营行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些，新中国历史上，哪里有国有森工企业，那里的森林砍伐就最严重，生态保护问题就最为脆弱，水土流失就最为严重，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南方集体林区所实行的国有林场经营组织形式，在计划经济时期，培育了大量的森林后备资源，即使在市场经济初期，通过借债、国家资助等多种形式，营造了大量人工林，成为南方集体林区营造林典范，为国家和地方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不容忽视的是，国有林业的这种经济模式的发展，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保护问题，毁掉了大量宝贵的天然次生林资源，留下深刻的生态隐患。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惯性作用下，国家宏观财政体制的变化，地方财政逐步紧张，山区森林资源的保护缺少有力的财政支持，债务负担承重，导致森林资源债务性的过度消耗，国有林场重新面临资源潜在危机，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增大。人们开始担心，在整个南方集体林区，如果缺乏强有力的外部财政输入，将有可能出现新一轮的公有林业资源和经济危机。值得进一步深思的是，这种危机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两危”，不是总量性的，而是树种、林种和材种结构性的短缺，这种短缺的弥补难度将远远大于总量的提升，这不仅仅涉及到林业经济竞争能力的恢复，更重要地将关系到整个南方地区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或重建。
与国有林业有所不同的是，集体产权的森林经营模式是一种理论上的群众自治管理，集体作为一级经济组织，承担集体森林资源财产的保值增值的权能，代表集体所有人的利益，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同时又是一级享有一定行政职能的委托性管理机构，行使林区社会管理的某些职能，如收费、计划生育、地方治安等等，部分代表国家利益，接受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领导和监督。集体组织的双重属性，其产权制度本身的缺陷，决定了其管理运行不可能按照合伙或合作等企业股权组合形式来全透明运行，不可能完全置于集体成员的监督之下，行政公权利的介入，容易导致集体利益的代表人(村长或村支书)及其村委会成员个人对森林资源的使用和经营权利过大，在利益的驱动下，难免滥用权力，背离集体成员的长远利益，侵害集体群众的经济和生态权利。因此，以集体这种半行政、半经济组织形式的公有产权模式，存在难以避免的体制弊端，这种弊端难以用组织监督或政治监督的形式来纠正，仍然有赖于森林资源产权制度深度改革来逐步克服。
3、森林生态保护与资源产权结构模式：受约束的森林资源产权设计
如前所述，我国现存在森林资源公有产权结构完全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经济制度在森林资源产权设置上的具体体现，其所体现的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公有制经济）和政治意愿（社会主义制度），而绝非是森林生态社会效益。在随后的森林资源所有权和经营权剥离的改革中，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森林资源的产权和利用结构，但是这种改革的基本取向仍然是弱化政治而突出经济，仍然是一种经济分配体制的创新。之所以出现森林资源产权结构变动的阶段性，一方面在于人们主观认识上的局限性，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根本性质和任务认识的阶段性，影响了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另一方面在于对森林功能的认识存在长期的误区，忽视森林和林业作为环境建设主体的重要生态作用，长期实行“重采轻予”的林业政策，导致了森林资源的过度利用和消耗；如果说以上两个方面是影响我国森林资源产权结构的主观原因的话，那么，我国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长期的短缺经济则是导致森林生态保护不力的根本原因。20世纪末期，我国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洪涝灾害，人们在面对巨大的财产和生命损失时，开始转变对森林资源的态度，更加注重森林生态的防护功能；在国家层面，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政策大调整，投入数以千亿计的资金，全面启动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6大林业重点工程，其中有5项是生态建设和保护工程，南方集体林区均在其内。
应当进一步思考的是，全面实施森林生态保护工程是否能够说明我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强大到足以支撑全国25704万余公顷的林业用地[1]生态保护的目标？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央和地方财政力量还十分有限，仍然有约3000万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还没有能力大量投资森林生态保护工程。众所周知，森林生态保护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财政支出项目，非但雄厚的财政力量是难以支撑的。由此可见，森林生态保护单单依靠国家的财政投入是不够的，依靠贷款更是不现实的，唯一的选择是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积极参与，形成国家和民间力量的汇合。那么，如何引导社会的资金、劳动力、管理和技术等要素进入森林生态保护领域？这里有两条基本的途径，其一是行政命令，搞“一平二调”，强制参与；其二是物质利益引导，通过政策经济优惠，吸引社会力量进入。很显然，第一种方式行不通，必然是低效率的；第二种方式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的选择。当选择物质利益引导的时候，我们就面临一个不可回避的森林资源产权问题。因为，不论是国家社会财政力量的支持，还是民间社会力量的投入，必需有一个明确的补贴对象和确定的利益主体。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国家投资森林生态保护，采取何种森林资源产权结构将直接影响资金使用效率，还将产生不同的森林生态效益。
3.1生态公益林产权结构的优化和选择
我国从2001年开始在全国部分省区实施森林分类经营改革试点。在这次试点中，将森林资源按照其主导利用功能人为地区分为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两大类。其中生态公益林以生态利用为主，满足人们对森林生态环境效益的追求，不可以实施商业采伐；商品林则是以生产木材为主要培养目标，满足社会的森林资源的经济需求[8]。单从主导属性和任务来看，生态公益林所提供的生态服务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产品或公共产品。按照公共产权理论，生态公益林产权结构适合以公有产权形式作为最优的选择。依照此逻辑，在南方集体林区原有的国有森林资源产权将有利于森林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保护，但是，这种有利性还必须以相应的产权结构优化为基本要件：①国家投入的生态补偿或建设资金能够满足国有林业经营单位的最低需要（包括历史债务的处理）[8]，资金运行和管理是有效率的；②需要对生态公益林实施严格的禁伐或限制利用管理，并且保持监督和管理的有效性。与此同时，引入私人产权的激励机制，在森林资源国有产权不变的情况下，应当最大限度地分散森林资源经营权和管理权，“弱化所有权，强化经营权”，将生态资金和管理权利直接分配国有林业单位职工，建立责权利相一致的激励机制，克服公共管理责任不明，职工利益不保的弊端。
从森林生态保护的世界发展潮流来看，集体所有农民经营的生态公益林实施公有化产权管理，可以克服私人产权经济利益的扩张，可以大量节省生态公益林管理成本，总体上讲是有效率的。但是，在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生产资料，农民的生活与森林资源密切相关，公有化管理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森林资源经营管理权的公共化，更不在于资金使用上的集体所有和集体调配，其公有化更多地应当体现在森林产品的公共属性上，落脚点在于能否有效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①尊重个人“经营权”及林木所有权，按照承包经营合同或林权证书所指定的产权归属，由农民直接享受国家财政补贴，改过去的“暗补”为“明补”，资金的使用必需由实际经营者（即农民）掌握；②应当允许农民在被保护的森林里开展必要的生产活动，以增加经济收入，如林中间作、林副产品生产等，弥补经济损失；③对农民森林经营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主要是采伐限制），以保证森林经营行为不损害森林公共生态效益。
3．2商品林产权结构及其管理
南方集体林区和东北、西南国有林区因其优越的光热、水分条件，适合林木的生长发育，理所当然就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林生产基地。在林业生产力布局调整中，这些区域的大部分地区被确定为重点地区商品林基地建设区[4]。顾名思义，商品林是以生产商品为主要目标，以追求经济效益为唯一目的。从产权激励机制的角度判断，建立商品林私人所有的产权结构更有利于提高商品林经营管理的积极性，更有利于提高商品林经济效益的实现。目前我国商品林产权结构的实际情况是，国有和集体林业经营单位掌握绝大多数的森林蓄积量和面积，真正的私人占有资源量还非常有限，在南方集体林区也不例外。从商品林的经济目标出发，其林木的采伐和利用应当按照严格按照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供求关系以及价格规律来组织，何时采伐森林、采伐多少以及如何采伐完全是经营管理者自身的私有权力。从森林资源内在固有的经济和生态属性来看，不论是商品林还是生态公益林都同时兼而备之，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和林情的实际看，商品林产权的所有化和经营的自由化所应有的客观条件还不具备：①商品林区划的技术标准还不成熟，生态公益林与商品林严格界限的理论依据和实际技术应用还不完善，不排除一些非技术因素（如经济动因、政治因素）的干扰；②森林资源的完全放开所需要的市场环境还不具备，信息公开、市场开放、公平竞争以及相应的法律还非常不成熟；③政治和经济体制的限制，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排除了森林资源的完全私有化的可能（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对自然资源产权私有也设置了严格的限制）；④基于森林公共生态利益的总体考虑，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包括商品林在内的森林资源财产权利实施必要的限制，规定了所有权人行使个人财产权利不应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原则（这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由此可见，我国商品林经济效益的目的性以及生态效益的兼顾性，决定了其产权结构的复合性。具体而言，对于国有商品林，在坚持林地所有权国家所有基础上，推进林木及其他地上资源的产权多元化，可以参照公司企业产权股份化，风险社会化的做法，分散林木所有权和经营权，让更多的民间资本购买国有林权，参与国有林权的控制和管理，从而有效激发民间资金的活力；另一方面，国家以其对森林土地资源的所有权而对私人森林资源产权实施法律监督，通过制定和实施森林资源采伐更新，监督森林经营行为，使其经济行为保持在公共生态利益所能容忍的最低范围之内；更重要的方面在于，商品林经营成果的好坏，与森林生态环境保护关系密切，在南方集体林区尤为明显，更多的木材产出，从而填补生态公益林保护所带来的木材供应短缺，将可以缓解林产品的市场供求矛盾，以此而言，商品林的发展是森林生态保护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对于集体所有的森林资源，应当在原有的森林承包经营的基础上，进一步“淡化”集体所有权，扩大农户“经营权”乃至“处分权”，其核心是稳定延长商品林承包经营期，给予经营者商品林资源、林木资源的完全所有权和林地资源的“准所有权”。同时，积极配置活跃的商品林产权市场，完善产权流转的各项政策措施和管理机制[9]
目前，影响我国林区商品林经营活力的因素中，除了林权这一基本要素外，更重要方面还在于商品林经营政策环境等非市场因素，林业收费严重脱离法制的轨道，造成森林经营民有经济利益大块流失，降低了森林经营的经济效益，进而影响了产权改革的实际效果，在南方集体林区尤其突出[10]。如果说，森林资源产权改革是国家公权利和民间私权利的分合，那么，森林生态建设良好政策环境的创造则将更多地涉及到国家公权利的设置、行使以及有效的社会监督，将是一次深层次的林业法制改造[10]，这将是一次更艰难的探索，我们拭目以待。参考文献：
[1]国家林业局森林资源司，全国森林资源统计，2002年。
[2]孔凡斌、邓华锋，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南方农村森林资源经营管理的制度创新，南方农村，2003年第2期，第23~27页。
[3]陆文明主编，中国私营林业政策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4]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项目组，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总论,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年，第10页、第201页、第240页。
[5]高富平著，物权法原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6页。
[6][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将兆康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02页。
[7][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著，张军译，法和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1页。
[8]孔凡斌，试论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的政策理论、对象、原则和实现途径，西北林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101~104页。
[9]孔凡斌，现代中国外商企业林业政策与法律环境优化对策研究，林业经济问题2002年，第4期，第195~198页。
资源产权制度论文篇2
关键词：水权定义 水权转让 路径探索 取水权转让
一、问题的提出
什么是水权？自开展水权研究以来，这是一个被说滥了的话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数不清有多少政府官员、学者、专家对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4年前，笔者在《水权等基本概念的辨析》[1]一文中就曾列举了若干论者的不同提法，前后又有许多同志陆续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如：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在《水权转让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2]中认为“水权一般指水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傅晨、吕绍东在《水权转让的产权经济学分析》[3]中论述：“水权是水产权的简称，水产权也不是单项权利，而是一组权利”；陈效国在《黄河流域水权制度若干问题探讨》[4]中说“水权也称水资源的产权，包括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和处分权，其中水资源的所有权是基础，其他权力依附于水资源的所有权”；黄河认为“在我国和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的其他一些国家里，水权主要指依法对于地表水，地下水所取得的使用权及相关的转让权和收益权等”。[5]林林总总，不胜枚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姜文来等人在《资源资产论》中认为，“水权是指水资源稀缺条件下，人们有关水资源的权利的总和（包括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其最终可以归结为水资源的所有权、经营权和使用权”[6]。
至于笔者本人，出于某些原因，至今为止尚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虽则在系列课题论文中有所提及，有所暗示。如在上述《辩析》中就当时亟待澄清的水资源产权（水产权）概念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在《试论我国的水资源产权制度》[7]中说“水产权制度只是水权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水权应是水产权的上阶位概念，我国的水权制度还有待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在《从东阳—义乌水权转让看转型期国有资产（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和水利工作的主要方向[8]中认为“东阳一义乌水权转让中转让的只能是地方政府对其所辖地区的水资源的管理支配权，从狭窄的意义上说，甚至不能将其称为‘水权’的转让，笔者之所以在本文中仍以‘水权转让’称之，实际上取其广义，此涉及水权定义和我国的水权制度，另文论述” 。令人遗憾的是，笔者的言论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对现有的“水权”定义进行认真的研究后，可以发现，它们彼此之间虽有差异，或繁或简，在所有关于水权定义的论述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水权”局限于关于水的财产权利（产权）方面，而忽略了包括在水权中的另一类权利。存在决定意识。对水权的定义反映了人们对现实中客观存在着的“水权”的认识，定义存在缺陷就表明人们对现实中的水权存在着认识上的盲区，水权研究进行得之所以如此艰难，恐怕与此不无关系。今天，笔者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是想与大家一道重新认识现实中的“水权”，寻找破解水权难题的道路。
二、水权的定义和现阶段我国的水权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人类认识事物的规律是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反复归纳和演绎的过程。对概念定义，是人们运用逻辑的方法，对概念所代表的事物的内涵进行抽象、归纳并加以揭示。定义正确与否，取决于人们对概念内涵（即概念所反映的一类事物的特有属性）和外延的充分认识以及抽象方法的正确。人们在对具有属种关系的同类事物命名、定义的时候，常遵循一项规则，即对其中外延最大、属种关系中阶位最高的事物尽量用最简略的词语命名，然后依次加上适当的修饰或限制词语（种差）来表示它的种（子）概念，如车—汽车、火车，汽车—载货汽车、公共汽车，载货汽车—自御载货汽车、重型载货汽车。在具有属种关系的概念之间，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存在着反变关系。反过来，我们在一组同类概念之间，可以根据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判断出某概念在属种关系中的阶位。
现在我们在研究“水权”概念的时候，从最一般的原则出发，自然是将“水权”定位在关于水的权利的总称这个范畴，把它看成关于水的所有权利中外延最大的那个权利来加以研究。诚然，语言和事物的称谓也是约定俗成的结果。但是，大家公认，至今水权尚未有一个权威定义,即未约定俗成。上世纪四十年代，当时的国民政府曾在“水利法”中对“水权”作过规定，规定为“本法所称水权，谓依法对于地面水或地下水取得使用或收益之权”。这是个法律定义，其有别于一般的事物定义，是人为地规定某个语词表示某种含义的语词定义，同时它反映了当时的认识水平，到了今天，在台湾，人们仍在为“水权”究竟是什么权利而争论不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谓的“水利法”与旧法统一起理所当然地为人民政府所废止，今天，我们在研究水权的时候自然不必受其约束。毋庸讳言,现时一些同志所阐述的水权定义实际上是台湾”水利法”中水权定义的翻版.
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人（法人是一种拟人）的权利既是与生俱来也是法律制度所规定的。同样是水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国度，其有着不同的内容。通过对现实中存在着的种种关于水的权利的观察与思考（主要针对国内、结合国外），笔者给出的水权定义是：由国家的法律制度所决定的权利主体关于水的财产权利和公共管理部门管理水事所形成的权利的总称。或为：水权是水资源稀缺条件下，由国家的法律制度所决定的权利主体关于水资源的权利的总称，其包括权利主体关于水资源的财产权利和公共管理部门管理水事所形成的权利。
与姜文来等人关于“水权”的定义有所不同，笔者赞成其总称的提法（即承认“水权”是最高阶位的关于水的权利），不同的是在定义中增加了包括在“水权”中的不同于水的财产权利的另一类权利——公共管理部门管理水事所形成的权利，水权是这二大类权利的总称。笔者之所以如此定义是因为现实中确实存在着这么一类关于水的权利，而无法将其归入产权范畴。此外，也强调了“水权”与法律制度的关系。人们在考察国内外水权状况的时候，尤须注意它们之间存在的法律制度背景差异，切忌生搬硬套。
在现阶段的中国，关于水的财产权利有水资源的所有权，原有的集体所有的水体所有权已被新《水法》所取消，水面（域）使用权、水面（域）承包经营权、有关水事的相邻权以及法律未作规定而实际上已进入市场的个体、单体水的所有权等，它们一起共同构成了我国产权制度中的水产权（详见本人的《试论我国的水资源产权制度》）；公共管理部门管理水事所形成的权利有取水权，水域养殖权、捕捞权，排污权等。正是因为有许多同志对公共管理部门管理水事所形成的权利认识不清，将上述二类不同质的权利相混淆，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才一再遭遇障碍。
三、认识有中国特色水权制度，区分二种不同性质的管理
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我国已基本构筑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框架，在这个法律框架下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水权制度：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中央政府既是国家政权的行政管理者，承担社会管理职能，又是全民所有的水资源的所有权的代表者，是水事管理权和国有水资源所有权的双重主体；地方政府则按照中央政府的授权行使着水资源产权的权属管理和有关水事的管理职责”。[9]政府对水资源的管理制度与在同样基础上建立的水资源产权制度确定了各种社会成员在涉水事务中的地位和角色。
这是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水资源配置规律的时候必须面对的基本国情，此外，我国目前仍处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型期，转型期中的许多特殊现象，如“产权模糊”状况将会在相当长时期内存在，这就要求我们的探索需一切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置宜。
尤其需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如上所述，政府对水资源的管理包括：一、水资源产权的权属管理；二、有关水事的行政管理。这是二种性质不同的管理，需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加以区分。从管理分工上看，依照目前的政府部门分工，前者似属国资委管理，而后者归水行政主管部门等部门管理。由于政府一身二任，不仔细分辩，极容易将它们混淆起来。前些时候，一些同志欲将水资源使用权取代取水许可制度就是将它们混淆起来了。
其实，与其他许可证制度一样，现行的取水许可制度是一项行政机关关于水事的行政管理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于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第十二条规定：下列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二）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水法》第七条规定：国家对水资源依法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和有偿使用制度。但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水库中的水除外。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组织实施。这里法律规定得明明白白。取水许可是一项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于其从事取水的行为。申请者获得取水许可，只是得到从事特定行为——取水的权利，得到的是取水权，仅此而已，并不涉及水的财产权利（产权）。与此相类似的涉水许可尚有，根据《渔业法》设置的水域的养殖、捕捞许可，与其对应的是水域养殖权、捕捞权；根据《水污染防治法》设置的向水域排污或排出污水的许可等，与其对应的是排污权。
从我国设置的森林、林木的采伐许可制度可更清楚地看出其属行政管理制度而非权属管理制度的性质。《森林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除外。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和其他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采伐林木，由所在地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铁路、公路的护路林和城镇林木的更新采伐，由有关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采伐林木，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山和个人承包集体的林木，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依照有关规定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采伐以生产竹材为主要目的的竹林，适用以上各款规定。依照《森林法》的规定，与森林、林木的产权（森林、林木的所有权，林地使用权，承包经营权等）无关，无论森林、林木的所有权属于谁，林地使用权、承包经营权属于谁，是国家，或是集体，还是个人，采伐都需向林业管理行政部门申请采伐许可，经批准后方能进行。否则，就违反法律规定，应予以处罚。林业行政部门管理采伐许可行使的是一种管理的权利，与之相对应，申请者获得采伐许可得到的是采伐权，与森林、林木的财产权利（产权）无关。
明确这一点，对认识现实中的水权和指导我们的“水权转让”实践十分重要。正是因为现实中存在着关于水的财产权利和政府管理水事所形成的权利，我们的改革实践就应当从这二个方向思考。
四、水产权转让的制度创新和取水权转让的理论及现实基础
水资源的国有制决定了水资源的主要配置手段（配置方式）只能是行政权力分配（个别的也可以利用拍卖等市场手段），在国家对水资源的管理制度未作出重大改变，如将分级管理改为分级所有（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详见本人《从东阳——义乌水权转让看转型期国有资产（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和水利工作的主要方向》一文）之前，要普遍地、大范围地进行“产权明晰”的利用市场手段进行的水权转让几乎是不可能的，作这样的研究，无异于研究永动机。因为进行转让之前需进行的产权“初始分配”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通过权力进行的分配，不管其以什么名义，其背面充斥着权力的角逐和利益的博奕，尤其在地方利益日益觉醒的今天，而且其分配也不可能是彻底（彻底到包括产权）的，否则，就改变了水资源国有的性质。
当然，也不是说水资源绝对进入不了市场，对此，本人在《论水资源进入市场问题》[10]中对我国水资源产权制度中各项权利的市场准入和制度创新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议，认为，总的看来，集体所有的水体的转让已无障碍（在新水法颁布以前），国有的水资源的转让制度呼之欲出，国有水面（域）使用权及承包经营权有待拓展成水运权、渔业权、水能权等，其流转制度亦有待参照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办法制定。可惜未被采纳，有兴趣者可以找来一阅。
论述到此，不能不谈谈这次《水法》修改。修改后的《水法》取消集体所有水体的条款，即将集体所有的水体收归国有，作为交换，新《水法》中免去了集体所有的水库中的水的有偿使用的费用和取水许可申请。对此，笔者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要作此变更？有什么现实理由需将集体所有的水体收归国有？我们不是要考虑利用市场手段配置水资源吗？市场经济的前提环境是产权多元化，交换也是不同主体之间进行交换，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律，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了的真理。现在倒好，从二元改为一元，岂不是客观上为交换设置了障碍？若要说为加强对水资源的统一管理，而结果也未必。因为修改前尚可以对集体所有的水体也实行取水许可，如森林、林木采伐许可那样；修改后，现在反而不行了，因法律已明文规定，免去其取水许可申请。一直来笔者对此存有异议，并曾大声疾呼，只可惜人微言轻，势单力薄，无济于事。今天，再次提出，请有识之士三思。
应该说，从水的产权方面着手研究“水权转让”问题是困难的，绝无捷径可行。由水资源的国有制所决定，个别的社会成员都不能主张对水资源的所有权，也不享有转让权，水资源的运行无法建立起产权约束机制，除非国家在水资源的所有制和管理体制方面作出重大改变或者准许水资源中的部分水体进入市场。但在转型期的现阶段，利用“产权模糊”的特征，在部分、个别地区采用市场手段实现水资源的合理、较优配置却是可能、可行的。
胡鞍纲、王亚华先生在《转型期水资源的优化配置》[11]一文中认为“目前的‘产权模糊’是阻碍水市场发展的最大障碍，明晰水权已经成为水利市场化改革的迫切任务”。笔者的看法与其正好相反。虽然，笔者同样认为：“‘产权模糊’的状况既不符合社会公平原则，又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产权边界清晰是市场配置的先决条件”。[12]但唯物论者应该正视现实，知权达变。君不见，在转型期的中国，在“国退民进”的过程中，有多少产权转让在“产权模糊”的状态下完成，这是不争的事实。
以企业为例，改革之初，认为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前后进行扩大企业自、两权分离、分税制和股份制等多项改革，至今仍然存在内部人控制——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依然“产权模糊”。小到产品（商品）的交换，企业内部利益的分配，大到企业的改制重组，都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产权模糊”情况。因为“在国有资产的整个管理链条中，始终存在着委托者与者激励不相容、权责不对等、信息不对称和所有者缺位的问题，这是由委托——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13]前些时候，引起广泛关注的实证经济学者郎咸平就国资改革中一些实例提出的质问，以及网上读者的反应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
笔者认为，我国改革、开放尤其是实行市场经以后，逐渐地将国有资产“统一所有，分级管理”，改变成事实上的“分部门、分级所有”，国有水资源的管理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仍将保持目前名义上的“分级管理”、实际上的“分级所有”这种所谓“隐蔽式的分级所有”这种状况。[14]这是以市场主体等价交换为特征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体制与以权力分配为特征配置资源的国有体制的碰撞，无可避免。观察了个人收入——折射所有制状况的窗口后发现，迄今，全国各地公务员的收入都未能大致统一，且有差距逐步扩大的趋势，足以证明“产权模糊”的广度和深度。就是家喻户晓的“东阳—义乌”水权转让，也是在“产权模糊”的状态下进行的，若要产权明晰，反而难以进行。
企业家、经济学博士李显君认为，“产权崇拜”的改革思路危害极大。一是会滑向私有制的深渊，从而导致我国社会制度的改变；二是误导改革的注意力，失去改革的最好时机；三是弱化改革的信心。[15]此说不无道理。从政治层面看，“产权模糊”也是一种需要与必然。因此，我们不能盲目追求“产权明晰”，问题是我们的措施要得当。
在转型期将长期存在“产权模糊”的情况下，笔者的建议是：我们可以绕过产权问题，把注意力放在政府管理水事所形成的那一类权利上，如放在上述的取水权上，用取水权的交易来实现“水权转让”的目的。取水许可制度的设立，一方面授申请者取水的资格，授予其取水的特许权，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权利主体对水资源所有权等财产权利的充分、任意行使，将水资源所有权等财产权利的转移（让）过程分成二个相对独立的环节，先获许可，后付费取水(钱物交割)来完成，因此，我们也可以在前面环节设立转让制度来实现水资源产权转移的目的。一般情况下，是在后环节才发生产权转移的，既然人们不打算从这环节入手，那就避开它，不论后环节如何定性。打一个比方，就是通过买卖粮票来实现粮食的交易。粮票制度是计划经济时期建立在统购统销政策基础上的粮食管理制度，这个制度下产生的粮票只是一种购粮的凭证（无价证券，当时规定不得买卖），人们获得粮票得到的是购粮的权利，粮食的实际交易在粮店的买卖环节发生。这样做的好处是：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多年，某种意义上完成了“初始分配”，尚未完成的，也比较容易进行，在水资源综合规划的基础上进行水量分配，容易被各方所接受，内容上也可从单位取水扩大到行业、地区取水；同时，取水权不是一项财产权利，理论上又不与国有的理论相抵触，稍加变革就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
以“东阳——义乌水权转让”为例，笔者曾根据“东阳——义乌”水权转让的交易条件在《从东阳——义乌水权转让看转型期国有资产（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和水利工作的主要方向》一文中，论证得出结论，认为转让中转让的是地方政府对其所辖地区的水资源的管理支配权，2亿元买的就是类似粮票的“水票”或“水本”中水的定额。在这个例子中，只要把它转换成取水许可证的转让就可以操作了，它们是同类权利，转换不成问题。
至于取水许可证能否转让的问题，应该不是无法克服的障碍，因为早有先例。实践中进出口配额早就可以有偿转让了，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五条就明文规定：林木采伐许可证可与森林、林木、林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既然在国有森林资源中可以实现的事，为什么不能在国有水资源中实现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我们完全可以效仿《森林法》，顺应客观需求作出取水许可证可以依法转让的规定。新《水法》第七条已授权“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组织实施”，因此，只要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相应作出或者推动制定新的《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作出取水许可证依法可以转让的规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资源产权制度论文篇3
［关键词］排污权交易 外部性 产权理论
环境资源稀缺性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受到各国的关注及重视，排污权交易正是基于市场的力量来实现环境资源外部性问题内部化，并充分借助产权理论实现污染总量控制。排污权的初始分配状态是国内外理论界在排污权交易机制中的争论焦点，也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研究热点。排污权初始产权的配置直接影响资源的最优配置与公平分配。
环境问题是我国现今社会必须正确面对的问题。通过美国排污权交易的实践证明，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可以通过市场方法克服环境的外部不经济性。而排污权交易制度的设立是解决环境利用活动经济性的有效途径，排污权交易可以重新分配污染消减责任，降低总量控制的成本，改善环境质量，节省企业减排费用，提高社会整体经济效益。
一、排污权交易的产生及全球发展概况
排污权交易体现了一种环境管理思想，即在满足环境要求的条件下，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简称“排污权”），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一样被买入和卖出，以此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实现环境容量（以下或称“环境容量资源”）的优化配置。其主要思想是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这种权利通常以污染许可证的形式表现），以此对污染物的排放进行控制。排污权交易的前提条件是排放总量控制，一般做法是：政府机构通过技术手段评估出一定区域内环境容量能够容纳的污染物最大排放量，并将最大允许排放量分成若干规定的排放份额，每份排放份额为一份排污权。（图1）
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J. H. Dales）首次提出了排污权交易的理论设计，同时界定了排污权。在《污染、财富和价格》一文中，戴尔斯提出：让污染的权利像股票一样卖给最高的投标者，政府作为社会的代表和环境资源的所有者，可以出售排放一定污染物的权利（排污配额、排污许可证或排放水平上限等），污染当事人可以从政府手中购买这种权利，或与持有这种污染权的其他当事人彼此交换污染权。面对二氧化硫污染日益严重的显示，1974年，排污权交易被美国联邦环保局（EPA）首先与用于大气污染管理。此后， EPA不断完善排污权的交易制度和准则，最终取得了成功。于是其他国家，如德、澳、英等也纷纷借鉴美国经验实行了排污权交易的相关实践。
二、排污权交易的理论分析
西方经济学曾把环境资源定义为公共资源，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口的剧增，环境资源逐渐由公共资源变成了稀缺资源，并伴随着产生了经济生产的负外部性问题。美国首创了排污权交易制度，将环境资源转变成商品并将产权理论应用于解决环境资源问题。通过明晰初始产权界定，制定出合理的排污权交易制度，从而有效的控制污染物排放的总量。
1.国外研究综述
（1）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理论既是排污权交易的理论基础之一，同时也是环境经济学和制定环境政策的支柱。外部性的概念是由剑桥学派的两位奠基者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率先提出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庇古（Pigou）从“公共产品”入手，得出外部性问题具有“不可分割性”，即任何人都不可能排他性的消费公共产品，并在《福利经济学》中进一步研究和完善了外部性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对外部性与公共品领域的研究可以归纳如下：1927年兰姆赛（Ramsey）揭示了征收最优产品税的原则。1928年庇古（Pigou）首次针对环境污染问题提出了庇古税的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萨缪尔逊（Samuelson，1954）解释了公共物品的实质以及提供公共物品的最优准则。1960年科斯（Coase）创造性的提出通过明晰产权，以自愿谈判方式解决由外部性导致的社会成本问题。
（2）产权理论体系
产权理论的形成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对正统的微观经济学进行批判性思考，指出市场经济中存在摩擦，即交易费用。第二阶段是50-60年代中期，科斯在分析“外部性”问题时，全面分析了产权明晰化在市场运行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产权的功能在于克服外部性，降低社会成本。以科斯在1960年发表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为代表。
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科斯认为庇古是沿着错误的思路讨论外部性问题的。庇古等福利经济学家对外部性问题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并不简单的在于分析方法上的不足，而是因为福利经济学的方法存在根本缺陷。随后斯蒂格利茨（Stigler）在其《价格理论》一书中首先提出“科斯定理”并加以运用，在70年代~80年代由威廉姆森（Williamson）、诺思（North）、舒尔茨(Schultz)、阿尔钦(Alchian)、德姆塞茨(Demsetz)和张五常（Steven Cheung）等人丰富和发展之后逐步形成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
科斯（Coase）在《社会成本问题》中首先探讨了产权问题，他认为产权制度是经济运行的根本基础，对资源配置由于根本的影响。所有权、财产权失灵是市场失灵的一个根源；资源配置的外部性是资源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称所导致，市场失灵是由产权界定不明所导致。只要明确界定产权，市场主体间的经济活动就可以有效解决负外部性问题，即通过产权的明确界定可以将外部成本内部化。
登姆塞茨（Demsetz， 1967）在《关于产权的理论》中认为“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在于事实上它们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产权包括一个人或其他人收益或受损的权利，这一认识能很容易地导致产权和外部性之间的密切关系。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导引人们实现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
阿尔钦（Alchian， 1950）对产权的定义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利”。“社会中的稀缺资源的配置就是对使用资源权利的安排”。他认为产权源于物品的稀缺性及产权排他性的观点，而产权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预期。
E.G. 菲吕博腾（Furubortn ， 1972）和S. 配杰威齐（Pejovich ， 1972）在《产权与经济理论：近期文献的一个综述》中提出了产权结构的概念。认为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强调了有关所有权、激励与经济行为的内在联系。要注意的中心点是，产权安排确定了每个人相应于物时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种关系的成本，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
产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其基本内容包括行动团体对资源的使用权与转让权，以及收入的享用权。从所有权的情况看，产权可分为私有产权、共有产权和国有产权的三种形式。目前我国的排污权交易制度中，产权则应被界定为国有产权。
产权有激励的作用，体现在有效的产权为个人提供了有效使用其财产的激励，也为建立市场信誉机制和引导人们实现外部性内部化提供激励。产权制度的基本功能是为人民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3）产权理论对排污权交易分析 转贴于
1960年科斯发表《社会成本问题》后西方理论界对排污权交易制度的认识发生了转变。斯蒂格勒（Stigler）把其中的产权思想总结为科斯定理，指出：当市场的交易成本为零时，无论初始产权配置的状态，通过交易总可以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也就是说，初始配置状态不会影响最有效的资源利用方式，供需双方通过交易都可以获得利益（图3）。在确定环境资源的使用权，并允许这种排污权进行市场交易，以此控制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和降低污染物治理的总体费用，使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即帕累托改进）。（图中MAC表示边际控制成本，MEC表示边际外部成本）
克罗克（Crocker 1966）提出在空气污染控制方面产权手段应用的可能性。戴尔斯（Dales 1968）提出产权分割的概念，认为环境等共有资源是一种商品，政府是该商品的天然所有者。作为环境的所有者，政府可以创建一种环境资源的新产权——“污染权”。并允许这种权利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以此来进行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控制。排污者之间根据其成本效益进行排污权交易。
鲍莫尔（Baumol）和奥茨（Oates）首次从理论上严格证明了戴尔斯和克罗克所设想的结果，提出了许可证交易体系。蒙特格莫里（Montgomery）从理论上证明了基于市场的排污权交易系统明显优于传统的环境治理政策。排污权交易系统的优点是污染治理量可根据治理成本进行变动，这样可以使协调成本最低，并节约大量的成本。这种思想后来被泰坦伯格（Tietenberg）进一步详细说明，认为可以通过对各污染源设置相互独立的排放许可证，并做为污染物浓度单位来衡量环境的被污染情况。
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杜勒斯（Dules）最早提出排污权交易的基本思想。70年代后期，美国国家环保局制定公布了“总量控制与交易”规则，该规则规定，排污量在《清洁空气法》(QAA)所规定标准之下的企业可以进行有限制的排污许可交易。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早期的CAA排污权交易项目。该项目确定了排污权交易的四大类政策:抵消(offset ) 政策、泡泡( bubble) 政策、净得(netting) 政策、银行(banking) 政策。
1995年初，美国酸雨计划是世界第一个用来控制空气污染的排污权交易制度，同时这个计划是“总量控制与交易”的最初情况。这个计划不仅实施规模大，其所建立的信息系统也为研究者及时、准确、全面地了解排污权交易实施的状况并开展深入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条件。因此对排污权交易的研究在近年来可谓洋洋大观。图4所示为美国酸雨计划的控制政策体系图。
2.国内研究综述
由于排污权交易制度在我国属于初期阶段，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对排污权交易的研究文献有限，且分析尚不深入。
马中、杜德克（Dudek）、吴健、张建宇、刘淑琴分析了总量控制与排污权交易一体化政策对于环境经济、环境管理、企业管理及宏观经济等领域的意义，并提出了实施总量控制与排污权交易的政策条件。
王小军考察了美国排污权交易的实践工作，入探讨了美国经验及其对我国实施排污权交易的启示。认为排污权交易具有污染控制成本最小、有利于污染物排放量的持续削减、不受经济扩张和通货膨胀影响、更有利于政府进行环境管理等优点。西方国家的排污权交易实施工作有很多可供我们借鉴的地方， 例如其完善的法制基础、多样的交易主体和中介机构、许可证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完备的监督管理体制、对时空折算的忽略等。
陈颖（2008）指出，排污许可权交易制度始创美国，应逐步引入我国，在政府的管制下实现其市场化，同时，政府也应该进行其功能定位，使用更多新的行政管理方式管理环境问题和市场问题。
管瑜珍（2005）认为“可交易的排污许可”制度是将环境资源转换为商品并纳入到市场机制的一项环境监管制度。较之传统的“命令——控制”环境监管制度，它具有“成本效益好、灵活性强”的优点，并在实践中获得成功。我国“排污权交易”实践的开展及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为该制度法律化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但是，该制度将来在我国的实施也面临新的问题，特别是该制度与市场的结合、初始权分配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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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Dales， “Pollution， Property and Prices” 2002， Edward Elgar
[11]A.C. Pigou， “A Study in Public Finance”. &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1928.s
资源产权制度论文篇4
关键词：公共池塘资源；共有产权；私用产权；产权交易
中图分类号：F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9)05-0017－05
公共池塘资源指的是一个自然的或人造的资源系统，这个系统大得足以使排斥因使用资源而获取收益的潜在受益者的成本很高(但并不是不可能排除)。其具体的资源规模和形态不一，从小区域的公共草场、内河灌渠、近海渔场到跨区域的地下水资源，以至跨国度的巨型海洋和生物圈等。公共池塘资源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特点。
经济学著作中最早涉及到公共池塘资源问题的是H・斯科特・戈登在1954年发表的论文，该论文研究的是公海捕鱼问题，明确阐述了公共财产会被不计后果地使用的逻辑。继戈登之后，加勒特・哈丁于1968年在解学》杂志上发表了包含“公地悲剧”一词的经典文章，哈丁的“公地悲剧”一方面使“公共财产”一词受到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引起了人们对公共池塘资源悲剧性结果的研究兴趣。此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公共池塘资源、产权和资源退化等问题的争论。但无论如何争辩，公共池塘资源治理问题始终围绕着采用何种产权形式――公共产权还是私有产权――配置资源来进行讨论，直到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跳出公有和私有的藩篱，进而提出使用资源者自主治理的解决方案，关于公共池塘资源的“公地悲剧”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探讨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本文针对这三种治理路径本身的缺陷进行分析，并提出这三种治理之道都由于忽略了公共池塘资源本身在产权上的混合性，而在现实应用中陷入了种种困境。最后基于对公共池塘资源自然产权的混合性的分析，笔者认为将混合产权关系制度化，建立关系明确、可预期的、操作性强的从公共所有权到私人使用权的衔接制度，才能有效治理公共池塘资源。
一、公共池塘资源的传统治理之道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其代表作《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一书中首次系统地总结了人们用以分析公共事物解决之道的理论模型，它们是哈丁的“公地悲剧”、普遍使用的“囚犯的难题”和奥尔森的“集团行动的逻辑”，都说明了特定情况下的公共事物总是得不到关怀的必然的悲剧性结果：外部效应由每一个人的行为所引起，因此产生悖论性的情境；在其中，个人会进行狭隘的、短视的计算，使得所有个人既害己又害人，而不是寻找相互协作的途径来避免这一问题。从这一逻辑出发，传统的公共事物治理理论提出了两种所谓唯一的治理之道，即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或彻底的私有化。哈丁在认识到“公地悲剧”后认为解决公地悲剧的唯一方案要么是“私有企业制度”，要么是“社会主义”的集权制度。
(一)治理方式一：中央集权
主张通过中央集权的政府力量来解决公共池塘资源的滥用或退化问题的学者主要有奥普尔斯、海尔布罗纳、爱伦费尔德以及卡鲁瑟和斯通纳等。奥普尔斯认为“由于存在着公地悲剧，环境问题无法通过合作解决……所以具有较大强制性权力的政府的合理性是得到普遍认可的”。海尔布罗纳的看法则更为极端，他认为“铁的政府，或许是军事政府，对于实现生态控制是绝对必要的”。卡鲁瑟和斯通纳在对发展中国家地下水资源发展情况进行研究后认为，解决“公地悲剧”与公共池塘资源利用的持续性问题的原则或者说唯一的原则就是一个外部规制者的强力介入。
在现实生活中，对绝大多数自然资源系统实施政府集权控制的政策方案也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在这种治理方式中，中央政府对公共池塘资源采取集权控制，资源的归属、占有、支配和使用等权利归政府所有，资源的利用过程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和计划性，并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委派相关机构执行资源开发利用的政策。公共池塘资源中央集权制的治理之道试图以外部的规制来促成理性的集体行动，从而实现公共池塘资源有效和可持续的利用。
(二)治理方式二：彻底的私有化
和中央集权解决方案相对的是私有化方案。面对公地悲剧，另外一些公共政策和制度分析学者强调，在凡是资源属于公共所有的地方都强制实行私有化产权制度。
首先提出公共池塘资源私有化这一观点的是德姆赛茨，他对公共池塘资源的共有产权发展成一种私有产权进行了分析，确信制度是朝着完全的私有产权方向演进的，“共有产权会导致很大的外部性，共有产权将朝着私有产权方向发展，产权结构的这种发展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只有私有产权才能完成推进市场和提高经济效率这项不可或缺的任务”。罗伯特・J・史密斯认为，“在自然资源和野生动植物问题上避免公共池塘资源悲剧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创立一种私有财产权制度来终止公共财产制度”。其他同样拥护对公共池塘资源建立全面的、排他的和可交易的私有产权的主张的学者有锡恩、韦尔奇以及安德森和希尔等。这种哈丁所说的“私有企业制”的私有产权主张持有的基本理念是：私有产权有利于公共池塘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因为私有产权的存在使私有产权主体有很强的利益动机来保护自己的资源，建立私有产权可以使产权所有者由于资源相对价格的变化而获得投资回报。
(三)治理方式三：自治组织的自主治理
在充分评判和解析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集权制和私有产权制之后，奥斯特罗姆开创性地提出了自治组织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理论。罗伯特・韦德、让・马里・布兰德和让・菲利普-普拉特等学者对自治组织治理理论也作了深入的理论和案例研究，从而使该理论得到全面的发展。该理论认为，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在政府和市场之外还有第三条道路的可能，这第三条道路就是自治组织的自主治理之道。
奥斯特罗姆通过对实际案例的观察和研究，认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公共池塘资源利用的彻底私有化和完全的政府集权控制是不存在的。她提出公共池塘资源实际的使用者之间可以通过“自筹资金的合约实施博弈”，实现公共池塘资源的有效和可持续的利用。在此基础上，奥斯特罗姆提出了自治组织成功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八条原则：清晰界定边界，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保持一致，集体选择的安排，监督，分级制裁，冲突解决机制，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分权制企业。
公共池塘资源自治组织自主治理强调多中心治理的概念，倡导建立多中心的制度安排，认为政府不应该与民争利，应该对过于集中的权力进行适当的分权，并努力构建和实现政府、市场和社区之间的协商
和合作框架，对公共池塘资源形成多个权力中心共同治理的局面。
二、三种解决方案中的产权缺陷
从产权方面考察上述三种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模式，并结合实际的情况，我们发现三种解决方案都存在着产权缺陷：中央集权的治理很容易导致所有权悖论的出现，资源被不负责任地滥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所谓的“企业私有制”的私有化之道并非真正彻底的私有化，只是对稍纵即逝的公共池塘单位资源产权一定时间、范围和地点的私有，整个资源系统却是公共的；自治组织自主治理中也有产生产权歧视的可能。
(一) 中央集权中的所有权悖论
在中央集权制中，公共池塘资源的具体管理是依靠一个自上而下的管控体系完成的，即中央和有关机构之间的“委托”结构。建立的委托结构往往由于委托人(中央政府)与人(各地方政府及资源管理部门)之间的利益目标及价值取向的现实冲突以及信息不对称，导致公共池塘资源实际的处置权和收益权被人攫取，从而形成所有权虚置的现实，即所有权代行悖论， “所有权内在地蕴含着所有权主体与所有权客体之间存在的特殊利益关系……一旦实施代行，所有者就丧失了所有权，相应地所有者的利益与意志也不可能通过所有权的积极有效运行获得维护和实现”。正如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所指出的，“如果一个外在的政府能够准确地确定作为公共池塘资源的资源的总量，能够准确无误地安排资源的使用，能够有效地监督与资源利用有关的各种行为并能对相关的违规者实施成功的制裁，那么强有力的国家控制能够改变资源利用的公地悲剧的结局，并形成一个资源利用效率最优的配置均衡，但是政府管理所能实现的这种最优均衡是建立在信息可靠、监督有力、制裁有效且政府的行政管理费用为零的假定基础上的”。但是在中央集权制的管理体制中，“信息可靠、监督有力、制裁有效且政府的行政管理费用为零的假定”几乎不可能实现。所有权代行悖论的现实存在，使得作为人的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为了各自利益而过量消耗和使用公共池塘资源的所有权悖论局面难以改变。
(二)私有产权彻底化的不可能
对于公共池塘资源的产权私有化问题，奥斯特罗姆指出：“当一些分析人员强调对某些公共池塘资源实行私有产权的必要性时，他们指的到底是什么。”因为公共池塘单位资源往往具有相当大的流动性，例如水和渔场中的鱼，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人不可能两次同时踏进同一条河流”，虽然这句话在哲学上具有诡辩论的特征，但用它来形容公共池塘单位资源的流动性却最为确切。对于水或者鱼而言，它们是一种转瞬即逝的资源，此时此地的水和鱼非彼时彼地的水和鱼，所以对它们实行私有产权是没有固定的可资凭借的物质基础的。当然，对这种流动性极强的单位资源确定一种确定时间、范围和地点的私有产权是可行的，这也是主张私有产权方案人士所可凭依的事实依据。
然而，只是对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单位资源的产权实行私有化并非公共池塘资源整个的私有化，并不一定就可以实现最优化的资源配置。因为整个的资源系统却是难以划归私有的，这是由公共池塘资源整个资源系统的非排他性决定的。针对这个问题，奥斯特罗姆指出：“但是，即使在特定权利已被分列出来、定量化并且广为流行时，资源系统依然可能为公共所有而非个人所有。”也就是说，离开了公共所有的资源系统，资源单位私有产权的实施是不可能的。
(三)自治组织自主治理中的产权歧视
相对于集权制与“私有企业制”的公共池塘资源治理方案，奥斯特罗姆的自治组织的自主治理之道更有其优势之处，它撇开了外部强制力的介入，由处于资源系统之中的“有机体”――个人与组织以及政府之间通过充分博弈达成“自筹资金的博弈合约”。但这种自治组织自主治理存在的最大的缺憾是其中有产生产权歧视的可能。
在对失败的公共池塘资源治理案例的分析中，奥斯特罗姆也指出：“当事人也许缺乏相互交流的能力，没有建立起信任的途径，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必须共享一个未来。或者，一些强有力的人能够从当前的局面中得到好处，另一些人则遭受损失，那些强有力的人便可能阻止力量较弱的人为改变博弈规则所做的努力。”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一些强有力的人”有可能凭借他们在当前公共池塘资源中拥有的产权优势，如村民中的大姓家族，由于他们在人数上和资源份额上有优势，他们可能在公共池塘资源利用过程中形成优势产权一方，在制定相关资源分配和使用规则的过程中垄断决策的权力；而相对弱势的一方却由于人数上的劣势，形成劣势产权一方，资源使用和分配上的话语权就会旁落。最后形成不平等的资源使用局面，即产权歧视在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中有普遍存在的可能。
公共池塘资源的自然产权属性的最大特点是混合性，即归属上的共有性和使用中的私益性并存。无论是何种治理之道，只有认识到公共池塘资源的混合产权属性，并在此基础上将混合产权关系制度化，建立关系明确、可预期的、操作性强的从公共所有权到私人使用权的衔接制度，才能指导公共池塘资源的有效治理。
三、混合产权：公共池塘资源的自然产权属性
(一)公共池塘资源的混合产权概念
对于混合产权这个概念，有学者或多或少地有过描述，只是没有明确提出罢了。阿尔钦和德姆赛茨就曾提及产权的混合性：“有些时候会出现资源的国家所有权或私人所有权概念的‘模棱两可性’，这种情况会发生主要是因为‘与一种资源有关的产权束本身就具有可分性’。”国内学者程保平和苏宁(2002)则明确指出，“现实经济运行中的产权既不是有形产权也不是无形产权，既不是私人产权也不是公有产权等等，而是由它们之间如影随形、如音随声般构成的有机整体，即‘混合产权结构’。”所谓混合产权，是指多元的产权主体以多样化的产权形式在同一社会经济品上实现各自利益的权利组合关系。
公共池塘资源是典型的混合产权型资源。公共池塘资源的混合产权表现为共有产权和私用产权在某一资源系统和单位中并存，共有产权源于公共池塘资源的非排他性和资源系统的不可分性，私用产权源于其竞争性和资源单位的可分性。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关键在于建立起衔接共有产权和私用产权的制度性桥梁。
(二)公共池塘资源混合产权的特征
在同一社会经济品中出现混合产权，首先是由于产权本身的结构是复杂产权束的不同组合。混合产权的特征体现在产权主体和产权形式的多元并存、产权主体权利的一维性、产权权利向度的同向性上。
1、产权主体和产权形式的多元并存。就我国而言，在公共池塘资源系统内可实现自身利益的产权主体包括公共组织、社团产权、集体产权、私营企业产权主体以及个人产权主体等多元的产权主体，尤其是代表着公有产权权利的公共组织，在这多元的产权主
体结构中承担着监督者、宏观调控者和惩罚者的角色，对其他私有产权主体的权利实施提供权威性的合法认同。
2、产权主体权利的一维性。混合产权并不意味着产权主体权利的彼此交织，每一产权主体的权利都是一维的。公共池塘资源的共有产权主体只有在资源的流向涉及公共利益时才拥有充分的处置权，私用产权主体的权利则主要体现在按照契约竞争性地获取公共池塘资源的过程中。
3、权利载体的同一性。在公共池塘资源系统中，各产权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同向性地指向公共池塘资源系统提取资源，这就如几个人同时用不同的吸管喝一瓶汽水的道理是一样的，这瓶汽水类似于公共池塘资源系统这一权利载体。只有公共池塘资源系统的资源贮藏量充足时，各产权主体的利益才能实现，本质上是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四、混合产权交易制度
德姆塞茨曾指出：“当资源完全被共有时，排他性可以通过资源的实际使用而获得。”资源实际使用中的排他性是公共池塘资源的有关产权能够进行交易的前提。以我国为例，对我国的公共池塘资源而言，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混合产权交易制度主要涉及资源的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等产权的交易。根据产权交易主体的属性，可分为公共部门之间的产权交易、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产权交易以及私人部门之间的产权交易。因其中的私人部门之间的产权交易同于通常的市场交易，这里不作详述。
(一)公共部门之间的产权交易
私企之间的产权交易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成本的浪费，资源通过产权交易由低效企业流向具有更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优势企业，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那么，公共组织之间是否也可通过产权交易实现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义乌与东阳的水权交易也许能给我们新的启示。
传统观点认为政府不同于企业，政府是公有产权的代表，政府之间进行产权交易，就如“所有人”和“所有人”之间进行自我交易，那是很荒诞的事情。其实，政府也如同企业一样是一个重要的市场主体，甚至“政府是一个超级企业，因为它能通过行政决定影响生产要素的使用”，㈣区别只在于政府所生产的主要是公共产品，而企业提供的主要是私人产品。如果说政府之间的立法产权交易由于交易费用很高而很难实施(但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是具体的实施产权的交易是可以实现的。换而言之，公共部门作为公共池塘资源所有权的机构，本身自然可以通过契约性地交易有关产权，如占有权、使用权等以实现公共池塘资源的优化配置。上述案例中义乌与东阳的水权交易打破了水资源使用权完全由国家垄断的局面，开创了中国水权制度改革的先例。同时也说明，只要制度和规则合理，公共部门之间的产权交易是利用和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有效路径之一。
(二)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产权交易
这一产权交易形式包括产权由公共部门向私人部门流转和由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流转两种形式。
在浙江小水电产权制度演变的案例中，公共部门将稀缺的水电资源的开发权转让给私人投资者后，大大加快了水电资源的开发速度，实现了水电资源的充分利用；由公共部门所有的防洪工程通过将水资源开发权交易给私人部门，引入了民间资本开发防洪工程的发电功能，而由民间投资的水电站则通过增加防洪库容，向公共部门出让防汛期的调度权引入了政府资金，两种情况下政府和开发商都取得了共赢的局面，资源得到了最充分的利用。
资源产权制度论文篇5
关键词：中西；产权理论；市场经济体制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5-0007-02
一、中西产权概述
在关于产权内涵的界定下，中西方都持类似的观点，但为什么在现实中，当我们借鉴西方产权理论进行改革的时候却遇到重重困境。许多基于该理论产生的技术方法在西方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反观我国，成效不大而且有时还会因此引发更多的问题。笔者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与西方国家关于产权的理论有很大的不同。即使我们对产权有共同的观点，认同产权的功能并基于此形成一套产权理论用以指导实践。科学的理论一定要来源于实践，西方与我国的实践是不一样的，西方的产权理论基于实践而形成，当然能取得很大的成效，而我国由于研究产权制度起步较晚，故倾向借鉴西方理论，而且很多时对西方的理论盲目照搬，并没有充分考虑我国实际，问题自然就产生了。要解决问题我们必须进行中西产权理论的比较，了解其异同，才能更好的借鉴。以上在对产权进行概述时了体现了中西产权理论的相同之处，以下将着重分析其不同的地方。
二、中西产权理论比较及其启示
（一）产权理论建立的根源不同――产权的起源不同
现代西方产权理论关于产权起源的观点的共同特点是把产权安排和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结合起来，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中研究产权的起源。在他们看来，所谓产权就是私有产权，所谓产权的起源就是私有产权的起源。他们的大多数对私有产权持有强烈的偏好，认为私有产权安排对增进资源配置的效率是最为有效的。在他们看来，要研究产权的起源，只能是研究私有产权的起源，换句话说，私有产权是人类产权关系的源头。
现实社会中在中国有许多人无视中国的实际国情，鼓吹照搬西方理论，认为西方的理论是完美无缺的，认为只有私有财产才是最有效率的。这是不符合现实经济规律的，私有产权纯粹化，甚至绝对化可能会导致与市场的冲突。这种冲突至少可以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相互联系的经济中，一方私有产权的绝对化行使，客观上可能会损害另一方或其他诸方的产权利益，也就是说，一方产权绝对化可能会导致新的产权界区不清，可能造成新的外部不经济，从而增大社会成本，使个别厂商的极大化与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目标相冲突；另一方面，垄断产权的形成，固然可以减少交易者数目进而降低市场交易费用，但若对垄断产权绝对承认，则必然造成市场失灵。
我们要按照中国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一制度的具体实际设计出能有效指导实践的产权理论。笔者认为，应该建立以劳动产权为主、资本产权为辅的联合产权制度。这种联合产权制度的基本特征有如下几个方面: （1）建立以劳动力、知识产权等要素入股为主，资本入股为辅的泛股份制。 （2）以按劳分配为主，按资分配为辅。由于联合产权制度以劳动产权为主，资本产权为辅，那么在收入分配上就要贯彻以按劳分配为主、按资分配为辅的原则。（3）以职工为主体。企业经营权归企业职工联合体所有，并将其权力与职能委托给由职工选举产生的企业管理委员会。企业管理委员会将日常经营决策委托给聘用的经理。（4）在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上，要素资产联合体的代表――董事会只有经营权的发包权、对企业的监督权和企业上缴利润的再分配权上。重大决策由企业管理委员会经职工大会、代表大会认可后实施;企业日常经营决策权由聘用的经理行使，经理对企业管理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后者的监督。
（二）产权理论建立的支撑不同――理论渊源不同
西方产权理论的产生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新自由主义产权理论是资产阶级用以建立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工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归纳为三个“化”，即:一是“市场化”，是指市场是万能的，市场经济是一部能自动运转的配置社会资源的万能的机器，生产要素、产品、劳务都商品化，全部经济运行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二是“自由化”，就是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让市场放任自由发展，认为充分的经济自由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三是“私有化”，就是极力主张全面的私有制，把资本主义私有制视为唯一合理的永恒的经济制度。而中国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理论是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产权理论来指导的。马克思产权理论的核心是:产权是指财产权。财产所有权具有排他性。法权关系是反映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法权关系的内容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所有权是所有制的法律形态;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财产权并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组权利的组合体;在财产权这一组合体中，财产的各种权利可以是统一的，也可以是分离的，这种分离具有各种形式。这样，马克思就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发现了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的本质联系，发现了财产权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
以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为指导，应建立:第一，现代市场经济。通常把中国的经济改革称为“市场化改革”，就是指要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从这一意义上说，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对我们的改革有一定程度的借鉴作用。例如，关于强化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放开市场，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由市场来决定价格，由价格引导要素流动，以提高经济效率等。第二，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在处理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作用，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通过比较认为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是“自由化”，不要任何政府的调控，不要任何计划。改革以来，我们始终清醒地坚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不是要削弱而是要改善。取消政府的宏观调控，等于走向无政府状态的自由市场经济，将使改革步入歧途。第三，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绝不能搞私有化。新自由主义的导向，是引导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和平演变。
（三）产权理论建立基于的国情不同――市场经济体制不同
西方产权理论是建立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之上的。而中国的产权理论却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基础上。中国的市场化进展与西方国家的市场化进展有两大不同点，一是从体制层面来看，西方国家是从自然经济直接演变到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而中国当前的市场化进展除了传统的自然经济以外，当中还经历了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市场化进展的体制转换成本要比西方国家高。二是从制度层面看，中国市场化进展还涉及到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结合的问题。
构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的产权关系，就是要使公有制产权关系有机地融入市场经济关系之中。市场经济以生产劳动的社会性只能通过交换间接地实现为前提，只承认市场交换和市场竞争中的平等权利，经济主体利益相对独立，自主经营，这是一种横向的自发的社会分工制度。这种社会分工制度有利于社会主体个性的发展，从而调动分散、独立的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因而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它在社会生产的组织上天然具有滞后性和自发性。公有制经济由自主联合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具有共同的利益，贯彻按劳分配的利益平等原则。公有制经济必然具有协作劳动的本质要求，就是要使生产劳动过程服从一个中心的指挥和调节，因而其内部分工具有自上而下组织安排的特征。这是一种纵向的自觉的分工制度，有利于协调各方面利益。但是，这种纵向分工在社会历史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也会产生脱离实际的主观性，压抑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因而导致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后果，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正在于此。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优点而克服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促进形成既不同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下那种具有主观性的公有制产权关系，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权关系，并促使这种崭新的产权关系人格化。
在对中外产权理论的比较与学习中，笔者认为都应重在掌握和借鉴其研究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方法，然后结合中国自己的经验，创造出适应中国改革要求的产权理论。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进行改革和发展的大前提。我们应该建立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的现代产权理论。社会主义意味着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需要我们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但初级阶段的国情又使我们不能超越阶段，使生产关系脱离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我们的产权理论必须避免各种“左”的和右的偏差。但有一点应当是确定无疑的:一切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资本、劳动、科技、知识、土地等生产要素均可入股，获得相应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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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产权制度论文篇6
关键词：水权；取水权；水权转让
一、国外水权转让制度的发展
水权是权利人依法对水资源使用、收益的权利。水权转让又称水权交易，是指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对水权进行的有偿让与。水权转让是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方式之一。在国外，关于水权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早，发端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九十年代达到高潮。在研究过程中，各国的学者均注意到本国的社会制度、水资源状况、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对水权制度构建的影响，同时，他们注重将水权制度的理论研究与本国的水资源使用和管理实践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水权制度理论。这些理论主要包括河岸权制度理论、优先占用权制度理论、可交易水权制度理论和公共水权制度理论等。
可交易水权制度产生于美国西部的缺水地区，近些年来扩展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可交易水权制度是人们为了提高水资源配置效率而建立的一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排他性水权制度。允许水权交易，可以促使水资源使用向效率高的地区、行业和用户转移，利用市场机制优化配置。近些年，可交易水权理论逐渐被广泛接受，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智利等国家正在培育和完善水权市场。墨西哥自20世纪90年代初实施综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和法规体系改革后，水权交易也随之发展起来。此外，中东的一些缺水国家也在讨论和准备实行这种制度。纵观国外的研究进展，各国的水权制度理论还不完整，远未达到成熟、经典的程度。相应的，水权转让法律制度有待于各国学者的进一步研究。
二、我国水权转让法律制度的立法现状及缺陷
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和《水法》等法律中明确规定水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并禁止买卖、出租、抵押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水法》第6条规定：“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依法开发、利用水资源，并保护其合法权益。”《水法》并未规定水资源使用权为用益物权，但是，由于我国水资源所有权主体的唯一性以及所有权的不可转让性，法律上明确水资源使用权或者水资源的用益物权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水法》第48条规定：“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规定，向水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并缴纳水资源费，取得取水权。但是，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等少量取水的除外。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和征收管理水资源费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一规定主要明确了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取水许可制度，明确规定了取水权这一重要的水资源使用权，从而，取水权的确立对中国进一步确立水权和完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水权交易提供了制度设计路径。为配合《水法》的实施，清除水权转让的法律障碍，实现水资源市场配置的改革，我国2005年1月颁布并实施了《水利部关于水权转让的若干意见》，2006年2月制定并颁布了《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并自2006年4月15日起施行，1993年8月1日国务院发布的《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同时废止。
自此，水权转让法律制度有了质的发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27条规定：“依法获得取水权的单位或者个人，通过调整产品的产业结构、改革工艺、节水等措施节约水资源的，在取水许可的有效期和取水限额内，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可以依法有偿转让其节约的水资源，并到原审批机关办理取水权变更手续。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虽然仅有一条规定，但该条为水权转让确立了法律依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以上寥寥数条的法律规定远未为水权转让提供完整的法律上的保障，现行水权转让制度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水权制度不够明晰，法律上缺乏对水权种类、内容和取得方式的具体规定；《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仅仅规定取水权可以转让，没有明确取水权以外的水权是否可以转让；水权的归属、权限范围和取得水权的条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特别是没有建立水权交易的规则和程序制度，不利于维护正当的水权交易的安全等
三、我国水权转让法律制度的完善
1．建立明晰的水权制度
自1993年8月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以来，取水许可制度已初步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管理运行机制，在强化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保护，合理开发利用有限的水资源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效果。明确取水权与有偿使用制度，是对水的自然属性与商品属性认识的结果，而这种认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水资源配置的前提与基础。取水权的确立对中国进一步确立水权和完善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水权交易制度提供了设计路径。
然而，取水仅仅是用水的一个方面，取水权包含的权利内容太少，并且取水权的行政色彩过于浓厚。取水权不足以反映水权的丰富内涵，但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取水许可制度是用水人取得水权的法律根据之一。近年来，水利发展进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把水权制度当作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加以积极推进是现实的需要，更是水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取水许可证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对水权的初始分配，是在国家享有水资源所有权的前提下赋予用水户对水资源的使用和收益的权利。但是由于用水户没有明确的主体地位，取水权不具有长期稳定性，且不可转让，取水权不能涵盖所有水资源的使用行为，尤其在干旱时期，通常倾向于以行政协调为主的临时性方案设计，政府在协商中承担大量工作，受人为因素干扰多，取水权主体和投资者不能预先把握缺水时的供水状况，造成了“产权模糊”。它是阻碍水市场发展的最大障碍，明晰水权已经成为水利市场化改革的迫切任务。
明晰水权，完善水权初始分配制度，确立明确的水权主体，必须转变水管理体制，即由取水许可证制度向水权制度的转变。而水权的种类、内容和取得方式是水权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实行这一改革有助于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通过水权主体之间的平等协商，由国家进行水资源的宏观调控，充分发挥水权主体的积极性，利用市场机制来达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生产力的提高。
2．允许多种类型的水权转让
资源产权制度论文篇7
[关键词]矿业权 流转 管理制度 涉税
[中图分类号] TD [文献码] B [文章编号] 1000-405X（2015）-3-26-1
0引言
在我国，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深受自然资源公有制和国家垄断经营理念的影响，但政府的全面监管模式目前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因此，以《物权法》矿业权规则为基石，建立完善的以矿业权为核心的矿产资源市场流转机制，对于规范矿业市场秩序、实现矿产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矿产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1矿业权的基本概念
矿业权包括探矿权和采矿权。根据我国《矿产资源法》第六条规定：“探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勘查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勘查矿产资源的权利。采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采矿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开采矿产资源和获得所开采的矿产品的权利。”在实践中，探矿权人要取得采矿权还需设立矿山企业并且要达到一定的资质条件。
2影响矿业权流转管理的主要问题
2.1矿业权流转的标的物不明确
矿业权“涉及国家（由政府代表）、矿产资源的勘探者和开采者、社会公众等主体及其各不相同的利益”，也正因为如此，对矿业权属性如何定义，目前学界有着多种解释，现在我们梳理一下目前较为主流的几种矿业权属性的界定：一是仅将矿业权定义为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权利，属于一种单一的行政许可。二是财产权说，《矿业权出让流转管理暂行规定》规定，探矿权、采矿权为财产权，统称为矿业权，适用于不动产法律法规的调整原则。
2.2矿业权流转行为界限不明
《矿业权出让流转管理暂行规定》中规定的“矿业权流转是指矿业权人将矿业权转移的行为，包括合作、重组改制、出售、作价出资等。”同时规定“出售矿业权或者通过设立合作、合资法人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应申请办理矿业权流转审批和变更登记手续。”但实际上，许多流转超出了以上规定的范围，有的“采取的方式有的是直接流转，有的是以股权流转的名义进行变相的矿业权流转，”，这里就存在一个制度设计中没有涉及、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广发存在的情况，股权流转是否属于矿业权流转？股权流转是否需要办理矿业权流转审批手续？在各地的实际操作来看，一些地方的管理机关认定股权流转属于矿业权流转，但一般采取申请人申请流转才受理审批，如不申请也不追责的方式，或者直接采取备案的方式。原因在于股权流转是企业自身的正常经济行为，仅需要在工商管理部门备案，矿产资源管理机关没有获取矿业权人是否进行了股权流转行为的渠道，而一些上市企业股权变动天天在发生，更无从监管。
2.3法律法规严重滞后
目前，严重影响矿业权流转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部分法律法规中的相关规定明显滞后，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例如：矿产资源规定“禁止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该条款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与实际不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一切的贸易活动，其根本的驱动力和目的都是经济利益。
3矿业权交易市场亟待完善
3.1矿业权投资入股方式的确定
在矿业权持有者将矿业权评估作价投资入股实践的过程中，往往存在和出现两种方式，这是投资合作者共同商定的结果，并常常将其列入投资协议的相关条款加以规定。
（1）矿业权评估作价后全部作为出资投资入股。合作各方共同商定，矿业权持有者在矿业权依法评估作价后全部作为出资投资入股，这种出资方式相对比较简单，并且在全部出资完成被确认后，按流程将矿业权持有者变更为投资设立的新的公司。（2）矿业权评估作价后部分变现、部分作为出资投资入股。合作各方共同商定，矿业权持有者在矿业权依法评估作价后，按评估确认价的一定比例以现金的形式支付给矿业权持有者，一定比例作为出资投资入股。这种出资方式相对前一种有些复杂，需要在约定的现金支付条件和相关比例的出资全部被确认后，才能按流程将矿业权持有者变更为投资设立的新的公司。
3.2金融支持、保险保障
完善相关财税支持政策，对境外矿产投资给予一定的税款减免，试点实行部分矿种勘查投资补助金制度。加大“走出去”的政策资金支持力度，设立民营境外矿产投资专项基金，重点支持“走出去”的草根勘查。拓展境外矿产投资融资渠道，降低民营企业借贷门槛，探索以境外资产、股权、矿业权为抵押贷款模式。支持有条件的地勘单位、中小型矿业企业上市创业板融资，引导民间借贷机构向矿业投资领域倾斜。完善现有矿业权评估制度，对国外勘探实行投资保险制度，设立专门境外矿产投资保障险，鼓励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对境外矿产投资进行信用担保，降低投资风险，为投资活动保驾护航。
3.3加强中介管理制度建设
加强中介管理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中介服务体系。在专业性矿业权中介服务中引入“资格人”制度，加快矿权评估与国际惯例接轨；完善中介机构进入市场的法律许可制度、市场主体、市场监督、维护市场公平及秩序的管理制度等；大力培育发展社会化的矿业权评估、信息服务、、法律咨询、经纪等中间机构，推动综合组织的建设等，形成系统的中介服务体系。
3.4归纳各地矿业权流转管理
系统摸底梳理各地在矿业权流转管理中的不同做法，从国土资源部的角度统筹考虑解决方案，既要对以往已发证矿业权有所保护，也要对明显不按照文件办理的给予处罚，目的是做到全国操作一致，加强已出台政策的权威性；三是加强对相关理论的研究，但因为从理论研究的统一到落实到政策制度是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制度建设和理论研究应该并行进行，而不应坐等理论研究有了结果才对制度进行修改。
4结束语
总之，矿业权流转问题关系到我国有关方面的立法以及制度的规定问题，需要相关的部门进行仔细的研究和评价，并根据实际的情况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规定，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国的矿业资源合理开采，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孙宏涛，田强. 论矿业权的流转[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3：61-67.
资源产权制度论文篇8
关键词: 取水许可/水权/水权交易
前 言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人类对美好环境的追求，水资源的生态价值愈发受到重视，而水资源的日益枯竭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需求，也致使水资源的经济价值被放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为了更好地利用和保护水资源，使其既能满足生态环境用水的需要，又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实现水资源与整个社会的良性互动和发展，必须寻求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模式来合理配置和使用水资源，使其满足上述多方面的需求。因水资源国家所有的性质及其承载的越来越多的公益性质，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利用国家“有形的手”来进行水资源的配置并且排斥市场介入或者说仅容许有限的市场参与。但是这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具有极大的外部性，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率低下，事实也证明，这种方式并不能很好地保护水资源，反而由于“寻租”的存在，会加剧水资源的非理性使用甚至破坏。wWw.133229.COm于是，人们想到了使外部性最大程度内部化的方式——市场模式。但是这种模式运作的前提是，存在于水资源上的权利得以清晰界定，以满足市场主体交易的需求，同时，存在于水资源上的公益性决定了必须构建相应机制以满足水资源的民生保障需求，于是，“具有公权性质的私权”的水权便应运而生。在水权产生以前，取水许可制度一直发挥着水资源配置的重要功能，那么，在水权产生的背景下，与此有紧密关系的取水许可该如何定位，其性质为何，与水权究竟为何关系，则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问题。本文写作的目的亦在辨清取水许可的性质，厘清其与水权的关系。
一、 取水许可的性质分析
（一） 取水许可的概念及立法体现
取水许可是指在法律一般禁止的情况下，水行政主体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通过颁发许可证的形式，依法赋予特定相对人利用水工程或者机械提水设施直接从江河湖泊或地下取水的权利的行为。[2]
取水许可制度早在1988年1月2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以下简称旧水法）中就有相关规定。该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对直接从地下或者江河、湖泊取水的，实行取水许可制度。为家庭生活、畜禽饮用取水和其他少量取水的，不需要申请取水许可。实行取水许可制度的步骤、范围和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是我国首次从法律层面上确立取水许可制度。2002年8月29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以下简称新水法）对旧水法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动，但是对取水许可制度却予以了重申。该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规定，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并缴纳水资源费，取得取水权。但是，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少量取水的除外。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和征收管理水资源费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二）取水许可是一种行政管理方式
取水许可性质为何？是一种权利还是一种行政管理方式？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着其与水权的不同关系。本文认为，取水许可是一种行政管理方式而不是一种权利或者说水权，理由如下：
首先，其若为权利，那么，权利的主体是谁？水行政主体抑或水行政相对人。如若是水行政主体，权利的自由处分性意味着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进行许可或不进行许可，对行政相对人的保护极为不利，这显然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如若是水行政相对人则更不成立，行政相对人若需用水首先要向行政主体申请，其是否能够取水取决于水行政主体的决定，而不是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不符合权利的本质。虽然行政相对人有是否申请取水的自由决定权，但由此认为取水许可即为一种权利难免牵强。
其次，从规定取水许可证的法律法规来看，无论是新旧水法还是国务院颁布的实施办法和条例，其无一例外都是公法性质的行政法。而从具体的规定来看，水法中关于取水许可的规定实际上是设定了新的行政许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规范的范畴[3]。
再次，虽然取水许可证对拥有者来说，确实体现着一种利益，即可以持证取水的利益，而且这种利益因为是经过许可而享有，所以受到法律强制力的保护，按照学界通说，权利即为“享受特定利益的法律之力”[4]，取水许可似乎确为一种权利，实则不然，这里其实是混淆了取水许可和因取水许可而获得的一种权利，这种权利实际上就是水权[5]，也就是说，取水许可是一种权利论者把取水许可和水权混为一谈。因获得取水许可证而取得一种新的权利并不会改变取水可本身作为行政管理方式的性质。
二、 取水许可与水权关系辨析
（一） 何为水权？
欲厘清取水许可证与水权的关系，首先必须弄清楚水权的概念为何，因为目前在学界，水权的概念尚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观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
1． 水权谓依法对于地面水或地下水，取得使用或收益之权。[6]
这一观点即学界的“一权说”，也是我国台湾地区的通说。其将水资源和产品水的所有权排除在水权概念的外延之外，认为水权是一种来源于水资源所有权但又独立于水资源所有权的用益物权。代表学者是裴丽萍教授和崔建远教授。裴丽萍教授在其《水权制度初论》中指出“水权是水资源的非所有人依照法律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所享有的对水资源的使用或收益权。”[7]崔建远教授在其《水权与民法理论及物权法的制定》中写道“水权，是权利人依法对地表水与地下水使用、受益的权利。”
2．水权是指水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此谓学界的“二权说”。持此种观点的学者有些是秉持大陆法系传统民法的观点，认为“水地合一”，所以，水权如同土地权一样包括所有权和用益物权，如“从大陆法系传统民法观点看，土地所有权人就是土地上水资源的所有权人。与土地权利相对应，大陆法系传统民法中的水权应包括水资源所有权和用益物权两部分。”
[8]还有学者是从产权的角度来论证水权是包括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产权即“那些能够构成最完整的法律权利以支配和处分财产或权利（claim）的所有元素的集合。”[9]显然，要构成最完整的支配和处分水资源的法律权利，水权的概念当然既要包括使用收益权利，也要包括所有权，如“水权即水资源的产权，包括水的所有权及其使用权等。”[10]
3．水权是一整套关于水资源的权利体系或者有关水资源的权利总和或权利束，它包括水资源所有权以及由水资源所有权派生出来的其他权利，如水资源的使用权、分配权、经营权、管理权、收益权、水环境权等。[11]
此谓学界通说“多权说”，然而，此一观点仅为“多权说”的一种。“多权说”的观点比较庞杂。如蔡守秋教授在其《论水权转让的范围和条件》中指出“一般而言，水权是指由水资源所有权、水资源使用权（用益权）、水环境权、社会公益性水资源使用权、水资源行政管理权、水资源经营权、水产品所有权等不同种类的权利组成的水权体系，其中水资源产权则是一个混合性的权利束。”王蓉副教授认为“水权应包括水资源所有权以及在法律约束下形成的由水资源国家所有权派生出来的不同主体所具有的使用权和收益权。水权主体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财产权主体，也包括生态意义上的社会权主体。”[12]冯尚友指出“水权是水资源所有权、水资源使用权和水资源经营权等一组权利的总称。”[13] 张郁博士则将水权定义为水资源的所有权和水资源利用和管理过程中有关水的产权，包括水资源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及与水有关的其他权益。[14]
笔者以为，无论一权说，二权说，还是多权说，皆有其合理之处。一权说最直接地反映了水权概念设计的目的，且水权制度的核心——水权交易制度[15]中交易的水权主要是指水的用益物权的交易，曹明德教授就曾鲜明地指出“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水权这一概念的：一是指水资源的所有权，二是仅指水资源的用益权，它是从水资源所有权若干权能中分离出来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准用益物权，系一种他物权……因此，水权有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当我们讨论“水权流转机制”、“水权交易”、“水市场”等术语时，显然是指后者。”[16]二权说或从产权制度入手，或将其同土地制度相联系，将水资源的所有权纳入到水权概念体系之中，以维持水权概念逻辑的完整性，使其免于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7]多权说将水权界定为一组权利束，一组以水资源（也有学者认为包括产品水）为客体的权利集合。尽管在不同学者眼中，这个权利束的内容各有不同，但基本都包括水资源所有权、水资源使用权和水资源经营权。这种以客体来界定权利的方式使水权内容更加全面具体，外延上更具周延性。当然，三种学说亦各有其局限所在：二权说中“产权说”将英美法系的产权概念引入进来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没有考虑到水权概念乃至水权制度存在的目的，二权说中“与土地结合说”早已不符合“水资源权属由与土地相结合的私有制转变为与土地分离的独立的公有制（即国家所有制）”[18]的发展趋势；多权说虽然逻辑上似乎更具周延性，但其试图将所有与水相关的权利都收罗于水权的麾下，使得水权概念纷繁复杂，难免使人迷失其中，却看不到水权制度设计的初衷；一权说虽然易被指“脱离水资源的所有权谈水权”使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是笔者以为不然，不能因为水权概念不含所有权就认为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啊，倘如此，所有的用益物权岂不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况且，水权制度并非是要和水资源（水产品）的所有权决裂而单独存在，相反，它们是相互联系而存在的，共同构成完整的产权制度。而这一界定恪守了水权概念产生的初衷，也把握住了水权制度的核心，是相对最为科学的定义。
（二）取水许可为水权的主要取得方式之一
前文已述，取水许可为一种行政管理方式，水权是一种依法对于地面水或地下水，取得使用或收益之权。前者为公共权力性质，后者为“具有公权性的私权”，其本质仍为私权。那么，二者关系如何呢？有学者将二者割裂，只谈区别，认为“二者管理机制不同”“前者以行政管理协调手段为主”“后者以用水者之间的平等协商为主”，[19]对二者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却视而不见。也有学者如崔建远教授认为“取水许可制度系水权诞生的摇篮”[20]。笔者十分同意崔建远教授的观点，认为取水许可是水权的主要取得方式之一，理由如下：
首先，在水权概念尚未被学界认知时，取水许可制度发挥着重要的水资源配置功能，其与水权保持着天然的联系。第一，从水资源的所有者层面来看，取水许可是水资源所有权权能的具体体现，是水资源所有者行使所有权的具体方式。在我国，水资源归国家所有，即国家为水资源所有权主体，国家享有水资源的占有、使用、受益和处分权能，我们知道，“从根本上说，国家的水资源所有权是为社会或者公众的利益而设置的，它的目的往往不在于使国家获得对于水资源的实际使用价值；况且，在客观上，国家的水资源所有权也只能授权他人行使。”[21]所以，国家通过行政许可将水资源授权给具体的用水人使用、受益乃至处分，实现社会的整体利益以及公共利益的增进，实际上是实现了水资源国家所有制创设的目的，是国家行使水资源所有权的具体体现。第二，从水行政机关层面来看，它是水行政机关“分配、调度水资源，颁发或吊销取水许可证，监管用水状况的法律依据”[22]。取水许可为一种行政许可，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必须以相应的法律授权为前提。旧水法第三十二条关于取水许可的规定正是发挥着这样的一种授权作用。第三，从具体的用水人层面来看，取水许可是取得用水资格的法律制度。当时的用水资格从其本质来看，是用水人基于取水许可而使用水并获得利益的现象，已经具有水权之实，实际上就是水权。只不过，当时水权概念尚不为人知晓。可见，取水许可从起诞生之日起，就与水权保持着天然的联系，是水权的重要取得方式，只不过在水权概念尚未被人认知时，二者关系也没有被发现而已。
其次，在水权概念被认知的背景下，二者联系更加紧密，取水许可成为水权的主要取得方式之一。依照我们上文对水权的界定和法律规定，目前水权的取得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依法律规定直接取得，勿需申请。这种方式即为新水法第四十八条以及新条例第四条规定的例外情形，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或水库中的水、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少量取水、为保障矿井等地下工程施工安全和生产安全必须进行临时应急取（排）水、为消除对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危害临时应急取水、为农业抗旱和维护生态与环境必须临时应急取水等不需要申请取水许可证，就可以直接从地面或地下取水，获得水权。但是这种法定取水权受到严格限制，仅限于上述特殊目的，且数量一般较小或取水时间较短。另一种则是依申请取得。这种方式为主要的取水方式，取水目的、取水时间、取水数量等限制相对宽松许多，当然，水资源本身所承载的生态价值和其他公益价值要求水资源的许可使用必然伴随着一系列限制，以达到水资源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目标的双重实现。但是，总体来讲，依申请取得也即依据取水许可取得，是目前水权的主要取得方式。
再次，即使在未来的理想模式下，取水许可仍为水权的主要取得方式。这里的理想模式是指，在时效取得制度在我国民法典中得以确立以后，水权将存在三种取得方式：除开依法直接取水和依申请取水外，还将存在依取得实效获得水权，即“当用水人公然地、平和地、持续地用水达到法定期间时，可以自动地取得水权。”[23]然而，即使在这种理想模式下，依法律直接规定取得水权和依取得实效获得水权仍然“只占较小的比重，大量的水权都要基于取水许可产生，可以说，取水许可制度系水权诞生的摇篮。”因此，认为取水许可制度主要是行政法律制度，而水权为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进而否认两者联系的观点是不正确的，这只看到了事物的一面，而另一面则是，水权是“公权性质”的私权，受公法限制尤其是行政法限制十分明显，所以，“取水许可制度与水权之间的密切联系具有先天的性质。”[24]
注释:
[1] 姜双林、王宝臻: 《对水权性质和特征的几点思考》, 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水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2008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2008.10.16~19·南京）论文集, p147.
[2] 汪斌: 《取水许可之法律分析》, 中国环境法网, 访问地址: / article.asp?id=24989.
[3]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
[4] 王泽鉴:《民法总则》[m]（增订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7月, p83.
[5] 崔建远:《关于水权争论问题的意见》,载《政治与法律》[j]2002年第6期, p36.
[6] 台湾水利法第15条, 载于: /law/got/tw/1379266.html.
[7] 裴丽萍:《水权制度初论》,《中国法学》[j]2001年第2期, p 93.
[8] 关涛:《民法中的水权制度》,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j], 2002第4期, p390.
[9]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nline, lingoes dictionary.
[10] 李燕玲:《国外水权交易制度对我国的借鉴价值》, 中国环境法网, 访问地址:.cn/">.cn/ newsdisplay/ newsdisplay.asp?id=17905.
[12] 王蓉: 《中国水权建设的实证研究》, 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第4期（下）, p40.
[13] 冯尚友: 《水资源持续利用与管理导论》,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0年, p189.转自黄锡生:《论水权的概念和体系》, 现代法学, 2004年8月第26卷第4期, p135.
[14] 张郁: 《南水北调中水权交易市场的构建》, 水利发展研究第2卷2002年第3期, p4.
[15] 黄锡生:《论水权的概念和体系》, 现代法学, 2004年8月第26卷第4期, p135.
[16] 曹明德: 《论我国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我国水权和水权流转机制的理论探讨与实践评析》, 中国法学, 2004年第1期，p78.
[17] “脱离水资源的所有权谈水权, 只能使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确立和保障有效配置水资源的水权制度也只能是一种空想.” 参见: 黄锡生:《论水权的概念和体系》, 现代法学, 2004年8月第26卷第4期, p135.
[18] 裴丽萍:《水权制度初论》,《中国法学》[j]2001年第2期, p 92.
[19] 王志华、董戈英、任智勇:《论加强黄河水资源管理体制和制度建设》, 载孙广生、孙寿松、陈连军主编:《黄河水资源管理研究论文集》, 黄河水利出版社2002年6月版，p108.
[20] 崔建远:《关于水权争论问题的意见》,《政治与法律》[j]2002年第6期, p36.
[21] 裴丽萍:《水权制度初论》,《中国法学》[j]2001年第2期, p 93.
[22] 崔建远:《关于水权争论问题的意见》,《政治与法律》[j]2002年第6期, p36.
资源产权制度论文篇9
关键词：林权、森林资源资产、抵押贷款、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F307.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919(2012)01－0005－05
1 林权抵押贷款的定义、作用和意义研究
1.1 定义
林权抵押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以其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为抵押物抵押给债权人，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抵押物优先受偿的一种法律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担保法》、《物权法》等有关规定，为确保林权抵押物的合法性、有效性，农民拥有林权证，权属清楚，没有争议的下列林权可作为抵押物：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的林地使用权；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的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的林地使用权；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权。《森林资源资产抵押登记办法(试行)》第二条规定：森林资源资产抵押是指森林资源资产权利人不转移对森林资源资产的占有，将该资产作为债权担保的行为。这里所说的森林资源资产产权，包括依法可用于抵押的森林、林木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和林地的使用权。林权抵押贷款，是森林资源资产抵押贷款的简称。
1.2 作用和意义
韩国康认为开展林权抵押贷款，可以激活林业生产要素，是实施兴林富民工程的重要资金来源，为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找到了结合点。汪永红等总结林权抵押贷款的其他意义在于：①建立林业增效与农民增收长效机制；②促进林业企业结构调整；③促进林业体制机制改革。综合华文礼、李凯英等诸位学者的观点，林权抵押贷款的意义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从“三农”角度来看，林权抵押贷款的本质是农业贷款，它为“三农”发展部分解决了融资难的问题；从林业产业化的角度看，林权抵押贷款可以促进林业企业的结构调整，促进了林农增收，实现了社会办林业的目的；从对金融机构的影响来看，林权抵押贷款实现了信贷产品的创新，拓宽了银行资金运用的渠道。
2 林权抵押贷款的理论研究
2.1 林权抵押贷款的基础理论研究
目前我国学者对林权抵押贷款的理论研究比较少，黄丽媛、陈钦、陈仪全等学者在其著作中提到了几个林权抵押贷款融资的理论基础，包括①外部性理论：林业具有正外部性，需要政府干预；②林业分类经营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林业分类经营定位为商品林通过市场融资并由经营单位自主经营管理，生态公益林则由国家直接进行投资和管理；③融资理论：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国家融资理论的研究成果，从融资的作用看，林权抵押贷款融资对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赵利梅指出，在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理论研究中，可以结合科斯的产权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发展经济理论等，以微观为主，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入手。
2.2 理论研究中的法律、法理依据
大部分学者以国家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法理作为理论依据，如钟华友、徐春华等在法理的角度上对2004年7月出台的《森林资源资产抵押贷款登记办法(试行)》进行了解读。林苇、王占洲重点从担保法和物权法的角度分析我国林权抵押存在的高风险高成本问题，并提出了防范措施。黄丽嫒等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对林权及林权改革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得出结论《林权证》的发放确保了林业产权的合法性，推动了林权交易的相关市场配套体系及保障制度的建立。余少君从《担保法》、《拍卖法》等法律角度对抵押贷款中的森林资源资产处置的前提条件、要件和抵押权的实现方式作了探讨。
3 林权抵押中资产评估的研究
3.1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理论研究
森林资源资产的评估在林权抵押贷款中占有重要位置，是整个抵押贷款顺利进行的财务前提，没有公平科学的评估系统，林权抵押贷款将难以以一种公平公正、合理的姿态开展下去。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和林业部联合颁布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技术规范(试行)》中，规定林地价格评估的基本方法包括：现行市价法、林地期望价法、年金资本化法和林地费用价法，对此，刘晓华、邢大为(2004)、高文军、韩福春(2006)、刘降斌(2007)等在其文献中均有所阐述。景谦平、侯元兆按分析原理和技术思路的不同，将具体评估技术方法归纳为3种基本类型，即市场法、成本法和收益法，并指出这是国际上通行的资产评估的3种基本方法，我国受条件局限，在评估实务中主要采用成本法，而在国际上，资产评估更多地采用市场法和收益法。高文军、韩福春在其文章中简要提出了清算价格法，即根据林业企事业单位清算时森林资源资产的变现价格确定评估价值的评估方法。
3.2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实证研究
在实证研究中，各位学者大多从森林景观价值、生态效益价值、林木价值、林地价值、森林景观以及综合价值的角度进行研究。其中，森林景观方面曹辉以福州国家森林公园为例，孙宏斌以黑龙江大亮子河国家森林公园为例利用条件价值法(CVW)对森林的景观资产进行了评估；生态效益价值方面，向会娟、曹明宏在其论著中总结了生态效益价值评估的各种方法包括费用支出法、市场价值法、旅行费用法(TCM)、机会成本法、影子工程法、条件价值法(CVM)等；林木、林地价值方面，由于二者联系紧密，并且作为林权抵押贷款中的主评项目，近年来各位学者通常将二者结合进行评估。如吕勇等对黄丰桥林场毛竹林的资产评估，李丽丽对内蒙古国有林区林地资产评估，郭岩琢对河南国有兰考林场森林资产评估，胡觉对湛江市麻章区亨昌花木苗场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等。
4 林权抵押贷款主要运作模式的研究
黄庆安总结全国比较典型的模式有以下几种：林农个体直接林权抵押贷款，农户联保林权抵押贷款，专业担保公司担保林权抵押贷款，林业合作经济组织、林业经营大户或林业企业林权抵押贷款，林业信用共同体贷款模式及信用基础上的林农小额贷款。韩立达、王静、李华从林权抵押贷款参与主体的角度将贷款模式分为五种：林权证直接抵押贷款模式，林农＋担保公司＋金融机构模式，林农＋信用平台＋金融机构模式，林农联保贷款模式，林农＋龙头企业＋金融机构模式㈣。孙霄等在对福建省林业贷款模式进行了汇总研究中也有相似总
结。
此外，国内众多学者对林权抵押贷款进行了实证研究，包括福建、四川、浙江、江西、云南、辽宁、黑龙江等地。对各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汇总，如表1所示。
5 林权抵押贷款研究存在的问题及讨论
5.1 对林权抵押贷款的理论基础研究不足
在林权抵押贷款方面，大部分学者着眼于实务研究，理论研究方面成果较少。实际上，林权抵押贷款所涉及的理论研究领域很广，无论是从经济金融、法学、林学、生态学、管理等角度都可以对理论研究展开深入探讨。此外，由于整个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很多学者避开国外经验不谈，但是从抵押贷款的角度看，国外的相关理论依然是值得借鉴的。
5.2 对林权抵押贷款中森林资源评估的体系建立讨论不足
在森林资源资产抵押的实践中，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科学的评估为森林资源资产的价值提供了量化和信息化数据。目前，大多数学者通过研究已经发现，我国的森林资产评估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并且能够从每个问题点上提出相应对策。但是，很少有学者能够建立一套科学的森林资源评估系统。在我国，林权抵押贷款中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问题并不是几个点、几个面的问题，它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公平的体系，才能从整体上彻底解决资产评估的问题。
5.3 对林权抵押贷款模式的创新不足
经过十几年的探索与发展，我国林权抵押贷款已经形成了几个成熟的典型模式，但是也仅限于此，难有创新。究其原因可能是金融机构参与积极性不高，林农储备的经济金融知识不足，林权抵押贷款实际覆盖面较窄等。随着林权抵押贷款在全国范围的推进，新的模式应该及时出现以满足林农的贷款需求。
5.4 提出的问题和对策缺乏针对性
资源产权制度论文篇10
关键词：学校体育设施；社区体育设施；体育设施资源共享理论
中图分类号：G8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3612(2009)04-0083-06
A Study of Theory Construction of Sport Facility Share of Schooland Urban Community in China
LI Xiaotian1, WANG Kaizhen2，LI Jingyuan3
(1.Graduate School,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Beijing 100 084, China;2.Capital Institu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Beijing 100088,China；
3.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Cnter of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Sport ,China,Beijing 100763,China)
Abstract: Firstly the origin of China's share of sport facilities between urbancommunity and school is discussed; then from the theory of public product, insti tutional change and innovation theory, the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and the prop erty right theoretical analysis are absorbed a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is sue; based on the theory the issues solvable are presented, and at the end the t 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port facility share of school and urban community is co nstructed.
Key words: school sport facilities; community sport facilities; theory c onstruction of sport facility share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体育的发展过程中，社区体育设施场地建设落后、设施场地紧缺制约着社 区体育的发展，而学校教学安排的特点使学校体育设施在完成学校教学任务的大部分时间 后属于闲置状态，在我国其他地区学校体育设施受到城市发展等多方面的影响造成体育设施 建设落后，与之相比之下城市社区建设与社区人口增长较快，其体育设施场地建设都相对于 学校建设滞后。对于这两者体育设施的紧缺与闲置并存的现状来说，通过加快它们的体育设 施的建设都不是解决他们体育设施紧缺的权宜之计，也不符合我国的当前国情。从国外社区 体育、学校体育的成功经验来看，实现社区、学校体育设施共享在短时间内就能够解决社区 体育、学校体育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是发展社区体育、学校体育的长久之计，还可以给今后 我国城市社区、学校体育的体育设施布局、类型的发展提供诸多宝贵的建议。我国城市社区 、学校体育设施场地共享还处于萌芽状态，虽然有些地区已逐步实施学校向社区共享体育设 施，但毕竟是少数，且他们尚处于试点，还没有形成长效机制，社区向学校共享体育设施处 于理论研究阶段。实施相互共享体育设施存在着众多困难，困难有从宏观层面上的，例如： 观念制度层面的、管理体制方面的等等；从微观方面来看，有管理方法的、安全的、资金的 、物耗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了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的共享。
本研究共享理论的问题，研究共享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因此本文引入 制度变迁理论、公共产品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作为本文立论基础，并在这个理论 基础之上建构一个体育公共服务理论体系解决城市社区、学校体育设施共享中出现的问题。 选择制度变迁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作为体育设施共享的理论基础其主要原因 在于：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这一制度的变革基本影响了社会资源 的配置方式，因此在研究社区、学校体育设施资源共享问题中必须考虑制度因素的影响；2 ) 学校体育设施资源与城市社区体育设施资源的性质决定了其应该由谁来配置，这决定了体 育设施共享服务的主体，而公共产品理论为其性质提供了分析的路径和必要的技术；3) 体 育设施共享服务由谁提供主要取决于“交易成本”的大小，如果组织内部提供服务的交易成 本太高，那么就需要转到其外部提供，引入了交易成本理论是为了分析服务提供的内外部效 率；4） 长时间以来学校、社区体育设施资源产权不清，致使体育设施资源富集与贫瘠共 存，产权理论对于人们明晰学校、城市体育设施的产权性质提供了分析路径，为社区、学校 体育设施共享提供理论依据。
1 影响我国城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共享的几个关键问题
1.1 社区与学校共享体育设施资源的性质问题在学校与社区体育设施共享过程中，对于学校与社区体育设施资源属于什么产品， 目前研究很少涉及到。这对于学校与社区体育设施资源具有什么样的性质与特点，它属于公 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成为公共产品或者私人产品的理由是什么，在使用过程如何体现排 他性及竞争性。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对于学校与社区共享体育设施的帮助意义是什么，学校 与社区体育发展的现实要求两者共享体育设施，那么共享体育设施由谁来
投稿日期：2008-07-03
作者简介：李骁天，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区体育。 埋单，埋单的原因 是什么，由谁来推动共享，由谁来提供共享。此外，站在资源论的角度来看体育设施是资源 ，那么这种资源的性质是什么、它有那些特点等这些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上述这些围绕着 学校与社区体育设施的产品性质的问题对于解决共享中的理论问题以及理论架构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因此选择一个适合的理论视角去探索这些问题对共享有着重要的意义。
1.2 学校与社区体育设施资源共享制度变迁的问题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改变了资源配置的方式：由单位配置资源转 向由社会配置资源。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导致体育设施资源紧缺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尤其 在社区。社区资源配置由先前的单位配置改为市场、社会配置，社区体育设施资源配置已成 为由政府主管小区开发商建设的形式，尤其在城市社区建设高速发展的今天这种建设形式保 障不了社区体育设施资源有效配给，社区体育设施用地与建设只是一个美丽的“设想”。在 此种建设模式下社区居民的体育需求受到了限制，需求限制不会造成无需求，居民的体育锻 炼需求会寻找解决的办法去满足需求。从最早报道学校与社区共享体育设施可以发现，共享 是社区为了满足居民需求而与学校协商共享体育设施。这时的共享在学校与使用者之间的目 的是什么，从宏观角度意味着制度的改变，它对于学校与学校外部使用者之间意味着什么 。现今这种从局部制度改变逐步向全国扩展，政府部门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做什么以及在这个 过程中扩展的动力是什么，政府在宏观与微观之间需要做什么，微观与宏观之间有什么区别 ，这些都需要解释，站在什么理论、什么角度去解释，需要一个理论去研究上述问题。
1.3 学校与社区共享体育设施的可行性问题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是衡量共享能否可行的一个标准。毫无疑问，共享体育设施的社会 效益是无可厚非的，那么经济效益如何评价，这是需要从理论上探寻解决。学校体育与社区 体育发展都遇到了关于设施紧缺的问题，尤其是社区体育发展过程中设施紧缺已经成为制约 其发展重要因素之一。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开放的可行性，在这里引入组织内部与外部的概念 ，学校依靠修建设施来缓解设施紧缺，缓解学校与社区使用设施的压力来说不具可行性，这 种方式属于组织内部解决。因为一是要花费巨大的资金去购买体育设施；二是在短时间内不 可行；三是对于快速发展的城市来说建设用地日趋紧张。社区、学校体育设施建设要耗费大 量的土地资源不可行。学校相对于社区来说是组织外部，假如从组织外部以经济效益来衡量 共享，那么学校与社区共享体育设施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这两个组织之间的体育设施资源有 什么样的差异与共性，假如它们实施共享对于这两个组织的经济效益如何。
1.4 学校、社区体育设施的来源与归属问题学校体育设施资源属于教育资源，由政府教育部门来配置，学校行使体育设施的管理权与使 用权。社区体育设施资源一般属于社区居民、开发商、政府体育部门所有，例如小区中的全 民健身路径就是由政府体育部门来配置，小区中的体育场地就属于小区全体业主所有，小区 中的健身会馆属于开发商。这些设施都属于体育设施，它们性质不同，属于不同部门不同系 统所有。城市社区与学校共享体育设施资源，必须了解这些分属不同部门、系统的体育设施 资源的性质。这些体育设施资源分属不同的部门、系统为不同的人群服务，它们共享的基础 是什么，换句话说“凭什么共享、共享的依据是什么”。学校体育设施由政府教育部门配置 ，它来源于政府，使用范围却仅限于学校，同样社区体育设施存在这样的问题，因此辨别设 施资源的来源与归属变得异常重要，这是双方共享资源之前必须明确的问题。资源归属、来 源与前面资源性质问题的分析角度不同，前者是说明体育设施为什么共享，是从资源本身产 品特点角度说明共享的可能性，而后者是解释资源从何而来，明晰资源使用不应局限在学校 或者社区这样的小范围。一个是分析资源的来源及归属，一个是分析资源特点性质，使用什 么样的理论分析这些问题对于城市社区、学校共享体育设施有着重要的意义。
2 实施城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共享的理论基础
2.1 共享理论之一――公共产品理论中的公共产品学说萨缪尔森对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是：公共产品是指每个人对它的消费不会减少其他人对该产 品的消费量的产品。[1]界定一种产品或服务是否为公共产品，要看其是否具备两 个特征： 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所谓非排他性是指只要有人提供了公共产品，不论其意愿如何 都不能排除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若想排除其他人从公共产品的提供中受益，或者在技术 上是不可行或极其困难的，或者排除的成本过于昂贵而缺乏可行性。所谓消费的非竞争性是 指某物品在增加一个消费者时，边际成本为零，即在公共产品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将其多分 配给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2]但这并不意味着多提供一单位公共产品的边 际成本也 为零，因为公共产品的提供同样耗费了有限的资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多提供一单位的公 共产品的边际成本同其他产品一样是正的。非竞争性包含两方面的含义：1) 边际生产成本 为零。这里的边际成本是指增加一个消费者对供给者带来的边际成本；2) 边际拥挤成本为 零。 每个消费者的消费都不影响其他消费者消费数量和质量，这种产品不但是共同消费的，也不 存在消费中的拥挤现象。从严格意义上说，上述两个特征都不是绝对的，它们有赖于技术条 件和具体环境。在确定一种物品是否为公共产品时，还必须考虑受益者人数及能否将这些受 益者排除在该物品的享用之外，当受益者人数众多且排除任何一个受益者在技术上不可行时 ，该物品就可视为公共产品。在公共产品的两种特征中，非竞争性是其基本特征，由公共产 品的自身特点决定，而非排他性则由产品以外的因素决定，如对公路是否收费。广义的准公 共产品是指由政府提供的仅具有公共产品部分特征的产品，又称混合产品；狭义的准公共产 品是指具有利益外溢性特征的产品。有些产品所提供的利益的一部分由其所有者享有，是可 分的，从而具有私人产品的特征，但其利益的另一部分可由所有者以外的人享有，是不可分 的，所以又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
公共资源作为准公共品的一种，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物品。[3]公共资源是一 个资源系 统，公共资源的两个特征即非排他性和竞争性可以这样描述：一是资源使用不受限制；二是 这种资源是稀缺的。为了理解体育设施的公共资源性质，需要认识资源系统和由该系统产生 的资源单位，同时对两者加以区别。资源系统可以看作是一种储存变量，在有利的条件下能 使流量最大化而又不损害储存变量或资源系统本身。资源单位是个人从资源系统占用或使用 ，它通常包括个人在体育设施中使用的时间次数。公共资源的特征决定了资源系统是共同使 用的，而资源单位却不是共同使用的，而是有一定竞争性。公共资源三个主要的特征；一是 共享性，这一点在很多时候被当作既定的前提而忽略不提；二是非排他性，由于存在非排他 性而产生了搭便车问题；三是竞争性，因此而在使用中产生拥挤和过度使用等问题。
2.2 共享理论之二――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理论制度（institution）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 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该表述是制度的广义概念，包含了根本 制度、体制制度和具体制度三个方面。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 交易过程，可以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制度变迁有两种含义 ：一是制度创新问题，即新的制度安排如何产生的问题；二是如何从旧制度安排过渡到新的 制度安排，即新旧制度如何转轨的问题。[4]制度创新被视为制度变迁、制度发展 的同义语 ，用以表达“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的动态过程。制度创新可定义为：制度创新主体 为实现一定的价值目标而进行合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完善现有制度或制定新制度的创造性活 动。
关于制度变迁比较著名的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5]诱致 性制度变 迁也称为需求型变迁，它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 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这种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制度 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个人或一群(个)人或一个团体。 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点可概括为：1) 盈利性。即只有当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 时，有关群体才会推进制度变迁；2) 自发性。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有关群体对制度不均衡的 一种自发性的反应，自发性反应的诱因就是外在利润的存在；3) 渐进性。诱致性制度变迁 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的制度变迁过程。强制性制度变迁也称为供给主导型变迁， 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现，是指由政府借助行政、经济、法律手段自上而下组织实施的 制度创新，它以非排他性的产权结构和集权型决策体制为制度条件。[6]强制性制 度变迁的 主体是国家，国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并保护产权以换取税收。这两类制度变迁 的优势不同，诱致性制度变迁主要是依据一致性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 优势在于，它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它能以自己的强制力和“暴力潜 能”等方面的优势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两类制度变迁面临的问题不同，如诱致性制度变迁 作为一种自发性制度变迁过程，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而强制性 变迁却面临着统治者的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 局限等问题的困扰。制度变迁的核心原因在于经济主体希望获取最大的潜在收益。从结果上 看，则是非均衡的制度安排必然导致制度变迁，而制度安排从非均衡到均衡的演变过程也就 是制度变迁的过程。
制度创新主要包括对现存的制度理论的更新、制度规则的变革、制度组织的调整、制度设备 的改进或对全新的制度的科学合理构建。制度创新与社会进步相一致，是社会规范的前进 运动、优胜劣汰和积极发展，是一种价值判断，在国家基本制度不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 对某些具体制度安排的改进、完善、健全，它的进行一般是渐进式的、程序化的和经常化的 。
2.3 共享理论之三――交易成本理论
科斯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提出交易成本概念，这标志着“交易费用”范畴的创 立和交易成本理论的初步形成。交易是对人的时间、精力、空闲的配置和耗费。交易成本一 般指的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除直接生产成本以外的所有其他费用，或者说是企业在企业之外 即市场交易中必须面对的成本。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决定交易在组织内部进行还是在组织之 间进行主要取决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是，一项交易要选择可供选择的交 易成本最小的“治理结构”来完成，要把属性各不相同的交易与成本和效能各不相同的治理 结构“匹配”起来，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在于节省成本。企业和市场都是治理结构，这一结 构主要起源于节省交易成本，自动适应和合作适应的效果随治理结构的不同而不同。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1) 当资产专用性的最佳水平极低时，无论从规模经济还是从治理成 本上看，都是市场采购更为有利；2) 当资产专用性的最佳水平极高时，则内部组织更为有 利；3) 对于中间状态的资产专用性来说，这两种成本只有很小的差别，这时很容易出现混 合治理，即可以看到，某些企业将从市场上采购，其它企业将自行制造，而两者对当前的对 策都会表示出不满意。
交易成本经济学为了描述或刻画交易的目的而倚重的主要维度是：1) 交易重复发生的频率 ；2) 它们受影响的不确定性程度与种类；3) 资产专用性条件。其中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许多 可辩驳的含义取决于最后一个维度(资产专用性)，可以说资产专用性是最重要的标志。资产 专用性是指资产能够被重新配置于其它用途，并由其使用者重新配置而不牺牲其生产性价值 的程度。资产专用性可分为六类：1) 场地专用性；2) 实物资产专用性；3) 人力资产专用 性；4) 品牌资本；5) 奉献性专用资产(专向资产)；6) 暂时性专用资产。
2.4 共享理论之四――产权理论产权是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形式，而产权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产权理论要 研究的就是如何通过界定，安排产权结构，降低或消除市场机制运行的社会费用，提高运行 效率，改善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
何谓产权？德姆塞茨注重从产权在社会体制中的功能和作用来阐释产权。他说:“产权包括 一个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产权是界定人们如何受益及如何受损，因而谁必须向谁 提供补偿以使他修正人们所采取的行动。”现在一个基本被认可的定义是：产权是指由物的 存在及关系他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的本质：1） 产权 是与某一物品或财产有关，具有排他性的权利。产权的排他性意味两个人不能同时拥有控制 同一事物某种相同的权利，特定的产权只能有一个主体。产权虽然与排他性有关，但并非涉 及产权就必然是排他性产权，产权可以分为排他性与非排他性产权，下文提到的体育设施的 公共产权即是一种非排他性的产权，主体具有多元性；2） 产权是一种行为权利，因而是 界定人们行为关系的一种规则，这是产权的基本属性。产权的所有者以社会的法律、习俗和 道德所表达的特定方式行使权利，作为一种社会工具，产权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规则明确了 交易主体的权利、责任和收益关系；3） 产权是一束权利的集合，产权的分解是社会分工 发展在产权权能逐渐完善的重要体现，如现代企业制度的出资权与经营权的分离；4） 产 权是可以交易的权利，作为行为权，产权具有现实的与潜在的经济价值，因而具有可交易性 ，但这不是充分条件，关键还在于该产权排他界线是否真正明晰性。从以上四个方面可以看 出产权概念具有独立意义，考察学校、社区体育设施资源共享时，引入产权能够较为直观地 揭示它的表层权利结构。
3 城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资源理论分别治理的问题
3.1 城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资源的公共产品性质选择公共产品理论目的分析是阐明其共享的必要性。学校、社区体育公共设施是公共资源， 公共资源是在准公共物品的范畴中来阐述。具有非排除性和一定程度的竞争性的物品就是准 公共产品，学校、社区体育设施属于准公共产品。就非排除性来看，理论上一个学生对学校 体育设施的使用并不影响在学校节假日中或者非教学时间社区市民或者学生的使用。所谓有 竞争性是因为体育设施供给随着使用体育设施人数的增加，一方面边际成本并不一定为零 ，因为人数增加可能会迫使学校增加设施，在维修体育设施资源、管理体育设施等方面花费 相当一部分资金，使得成本增加；另一方面，假设边际成本为零，还可能出现拥挤成本。虽 然一所学校同时容纳许多人，但体育设施能量或容量的限制而出现拥挤现象，所以拥挤成本 不为零。从这两方面来看，体育设施资源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属于准公共产品。学校、社区体 育资源属于准公共产品，由政府或市场提供，但是费用由政府来补偿，也就是政府为共享体 育设施资源的费用“埋单”，对学校、社区而言，政府要补偿体育设施资源消耗时发生的费 用，但是资源的提供者可以是非政府的机构――学校、社区。这样非政府机构提供的体育设 施资源就可以按照市场的价格进行“交易”，为不同的主体所共享，而共享资源发生的使用 费，可以由政府直接拨付给资源提供机构，也可以先拨付给学校，然后向资源提供者支付。
为了理解体育设施资源的公共资源性质，需要认识资源系统和由该系统产生的资源单位，同 时对两者加以区别。资源系统可以看作是一种储存变量，在有利的条件下能使流量最大化而 又不损害储存变量或资源系统本身。资源单位是个人从资源系统占用或使用，它通常包括个 人在体育设施中使用的时间次数。公共资源的特征决定了资源系统是共同使用的，而资源单 位却不是共同使用有一定竞争性。学校、社区体育设施具有非排他性，不能阻止他人的使用 ，但在同时间段多人使用会造成拥挤效应，所以学校、社区体育设施是一种共同使用整个资 源系统但分别享用资源单位的资源。
学校、社区体育设施资源是公共资源，由于我国管理体制的条块分割的原因，造成体育设施 资源在横向管理中的不能合理流动，形成拥有资源的“贫富悬殊”，这些体育设施资源所有 权属于国家，由于隶属管理边界的不同，出现使用权替代所有权行驶管理。以学校体育设施 为例来说，学校称之为资源占用者，由于体育设施资源单位存在可分，进而造成学校这个资 源的占用者不愿承担体育设施资源提供活动，这里的提供活动表现在具体方面就是体育设施 不供公众使用。忽略了体育设施属于公共资源的这个既定事实，使用公共产品理论为学校、 社区体育设施对外开放到共享提供了切实的理论基础。
3.2 城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资源共享的可行性学校向学生提供体育教育中所需的体育设施，社区也向社区居民提供体育设施，但是体育设 施供需在学校与社区中是有差异的，学校体育设施供过于求而有的社区则供不应求。对于社 区体育设施需求不能被满足时，这种需求应该由社区内部自行解决还是由外部通过市场来满 足，也就是交易在内部进行还是在外部进行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决定交易在组织内部 进行还是在组织之间进行主要取决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是，一项交易要 选择可供选择的交易成本最小的“治理结构”来完成，要把属性各不相同的交易与成本和效 能各不相同的治理结构“匹配”起来，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在于节省成本。[7]企 业和市场 都是治理结构，这一结构主要起源于节省交易成本，自动适应和合作适应的效果随治理结构 的不同而不同。对于社区、学校而言，体育设施需求由社区、学校内部满足还是由外部满足 其交易成本是不同的，要选择合理的治理结构，以实现较低的交易成本。如果把学校内部提 供体育设施看作是内部服务，体育设施共享(外部组织向学校提供资源)则可以视为一种外部 服务，至于内部服务的成本与外部服务的成本哪个更低则要视“资产专用性”水平而定。如 前所述如果专用性水平高，采用内部服务有利，如果专用性水平低则应采用外部服务，而当 处于两者之间时应采用混和治理(服务)。由于学校与社区体育设施资源的专用性水平较低。 社区、学校难以满足市民、学生需求而的那部分资源应选择外部服务来提供，即通过社区、 学校体育设施共享服务来完成，其间的交易成本可谓最低。社区与学校共享体育设施具有可 行性。
3.3 城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资源配置中的制度变迁与创新引入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理论目的在于制度变迁解决共享中的宏观问题，制度创新理论 使宏观中的问题微观化，解决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制度变迁在分析体育设施资源配置制度 的变更，制度创新分析制度变更过程中相对应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告诉我们应该如何 做，其结果应该是什么，而制度变迁理论告诉我们事实是什么，为什么没有这样，所以对制 度变迁理论的研究是对制度创新理论的修正。用制度变迁理论来修正制度创新理论，制度创 新是制度变迁在微观层面的延伸，是制度变迁的微观层面具体化，以及关注未来体育资源配 置制度的形成才是我们最需要的。[8]
制度变迁对于资源配置方式影响颇深。制度分析表明，资源配置的转换和生成是外部制度环 境与内部制度安排相互作用、相互约束的变迁过程。外部制度环境是新的资源配置方式转换 和生成的必要条件，内部制度安排是新的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和生成充分条件。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经济制度己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我国选择市场经济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本经 济制度，使影响体育设施资源配置转换的制度环境发生了改变。转型期体育设施资源配置在 外生性变量的作用下，正在发生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不同的改变。90年代后期以来体育资 源配置方式正发生着巨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本身是依赖于外部制度环境的变化。从变革的 趋势来看，体育制度的变迁将走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的道路。社会经济制度变迁 对体育制度的变迁影响深远，同时也对体育设施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产生了巨大作用。从90 年代后期我国开始短时间内就集中地创造出市场化运作形式，不同程度地把公共体育与市场 结合起来，[8]例如随着单位体制的变革，人们的体育需求逐渐由单位体育向社区 体育转变 ，体育设施的供给由单位向社区转变。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体育制度变迁不是单一强 制性变迁或者诱因性制度变迁，而是走向强制性变迁与诱因制度性变迁相结合的道路。体育 设施供给不断的市场化，资源配置由单一的政府配置资源转向了由政府和市场共同配置。这 表明体育设施资源不仅可以由政府提供，还可以通过市场提供。因此，当社区体育设施不能 满足人们的体育锻炼需求，而又无法从政府手中获得所需的更多资源时，社区就会转向市场 ，从市场中获取体育设施资源，同时支付相应的费用，或者采取互惠互利的办法来取得这些 资源的使用，这是当前体育设施资源共享中最常见共享的雏形。这里的市场以必定存在相符 的资源为前提，那么存在这个适合的体育设施资源的市场即是学校。在这个过程中必定以强 制性变迁与诱因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共享。因此在这里对于双方共享必定采用诱 因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相结合的制度变迁道路，另外从目前学校、社区体育发展的现状也能 昭示出在社区发展与学校体育设施共享的自发性共享的同时，国家将会强制性推动此措施。
上文昭示出学校与社区共享体育设施这样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是指宏观方面 制度的演进过程，在微观层面的制度变化与宏观层面不同应是在制度执行层面的创新以解决 制度供给的不足，这种创新是以政府部门为主要动力的资源配置管理方法的创新。在教育部 门、社区之间资源纵向流动的基础上加强横向资源流动的问题，将学校融入社区的大社区管 理理念，这样可以实现，同时在具体方面这些都必须从制度创新的理论角度加以解释。以制 度创新的角度去革新管理模式，创新管理方法，在政府管理的层面上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横 向管理，强调在政府领导下的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协作，做到“纵向资源配给，横向流通 ”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3.4 城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资源的归属阻碍学校、社区体育设施共享的问题之一就是公众对学校、社区体育设施的产权归属认识不 清。我国的学校、社区无论是政府拨款设立的还是企业及行业部门投资设立的，本质上都是 纳税人行为的公共体现，纳税人的纳税行为使其有权通过合法形式在其一生中不断获得学校 体育设施进行体育锻炼的机会。目前除私立学校以外，我国公立学校基本上都是我国公民缴 纳税金，国家进行二次再分配，分别用于学校体育设施的建设使用[9]。此外社区 体育设施 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体育彩票公益金修建，这个就更是应该对外开放，因此基于这一点学校 、社区体育设施属于国有资产。[10]学校、社区体育设施目前现状应是所有权与管 理使用权 分开了。但是这个既定的国有资产的事实不应忽略，它应该成为共享的一个前提。学校有义 务向社会开放体育设施，同时社区必须向学校开放体育设施资源。通过产权理论确定学校、 社区体育设施资源属于国家，学校、社区只负责对其的使用权与管理权，而无所有权，在这 里表现出产权的可分割性。从产权的角度来说学校、社区是没有权利将准备进入的使用者排 除在外，尤其是在学校体育设施处于闲时的时间段内，通过合理、有效地管理方法实现学校 、社区体育设施共享。
4 城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资源共享的理论搭建
对于前面的学校、城市社区共享的理论基础不是单一的理论呈现，而是通过理论融合形成一 种理论架构来整合上述这些理论，解决共享中出现的问题，即构筑资源共享机制，即从制度 变迁的视角借助政府制度创新引领学校、社区这两者内区域资源整合，突破现行的横向流动 的樊篱。
本文认为体育设施资源共享理论应该建构在三门学科的框架下，从四大理论上获得基础性支 撑。三门学科指的是经济学、管理学，四大理论指的是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公共产品理 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制度创新理论。之所以认为体育设施资源共享理论应该建构在这样一个 框 架下，是因为该理论至少涉及到社会资源利用效率问题。
首先，构建教育资源共享理论的目的之一是有效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我国体育设施资源 相对社区体育资源来说非常丰富，因为学校体育设施使用上的特点在学校中却存在着体育设 施资源利用不合理，效率低下，甚至浪费的现象。具体而言，学校由于课时安排的原因造成 体育设施部分时间闲置的，而社区却存在体育设施少及无体育设施的状况。因此体育设施资 源共享理论的构建是为了促进学校与社区在使用体育设施进而上升到使用体育资源合作，实 现体育设施资源共享，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缓解资源紧张与闲置的现实矛盾。
其次，构建教育资源共享理论的目标之一促进社区与学校协调均衡发展。在我国社区体育与 学校体育发展存在着差异，而且在每一个城市内部也普遍存在发展极不平衡的现象。即使是 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的差距也非常明显。由于各地经济和社会文 化的差异、管理体制不顺等原因，使得本已存在的区域之间、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不均衡现 象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如任其发展，则会延缓社区体育的发展，必然会引发新的体育发展不 均衡，社会发展不均衡，甚至会造成诸多社会隐患和矛盾冲突。因此体育设置资源共享理论 把目标指向体育发展的不均衡乃至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努力促进社区及学校体育的协调发展 。
再次，构建体育资源共享理论的核心价值取向是人的平等与社会公平。自《体育法》产生以 来，享受体育的平等权利，一直是人们努力追求的目标。在我国，公民的受体育权为《宪法 》所保护，公民平等享受体育的权利则由于《体育法》的颁布和实施而在法律上得到了保障 。事实人们的体育锻炼的权利还有很多掣肘的地方。
5 结 语
中国经济社会开始两个根本性转变以来，体育领域最先受到冲击的就是体育资源配置、 开发和利用的旧有体制。改革开放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人 们开始追求生活质量，对体育的需求出现迅猛发展的势头。稀少的体育资源与巨大的社会需 求形成强烈的反差,矛盾加剧，原有的资源配置的种种不合理暴露无遗[11]。我国 城市社区 与学校体育设施共享是解决目前城市社区体育与学校发展中缺乏体育设施资源的一种有效途 径，学校相对于社区来说拥有较多的体育资源――体育师资资源、体育设施资源等。这种资 源配置的差别造成社区体育与学校体育发展不均衡。两者对体育设施使用的时间特点发现这 两者之间可以对体育设施进行共享。
那么社区与学校共享需要学校先行，当前共享中存 在的 问题不得不使人们认识到共享中出现的问题远未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综合、全面、系 统分析出现的这些问题必须揭示这些问题的本质根源是什么，是什么而造成。公共产品理论 、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理论、成本交易理论、产权理论无疑是洞悉这些问题的最佳理论与最 佳视角。整合这些理论形成具有特色的城市社区、学校体育设施资源共享理论是解决今后城 市社区与学校体育设施共享出现的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城市社区与学校共享体育设施目前刚 刚开始，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紧紧围绕着资源共享理论探索共享中宏观与微观管理模式与 方法将会促进共享的发展，沿着体育设施资源共享对资源进行配置、共享管理，特别是在和 谐社会下协调发展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推动城市体育的和谐发展将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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