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论文十篇

自然经济论文篇1

什么是自然经济？我们可以分几个或几层含义来探讨。

一自给自足的农民

自然经济的概念来自古希腊。古希腊哲学认为，凡是自然的，就是合理的，应予肯定。而经济，希腊语是“家庭管理”，是为了获取自然供给的东西，因而是合理的。所谓自然，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是指合乎人类和事物的本性。而分工是由于人的天赋本性不同（如男与女），所以家庭管理（即经济）肯定分工（当然是指自然分工）。①

这样，一个家庭的自给自足，就成为自然经济的第一个内容光。——“当亚当耕地、夏娃织布的时候，谁是贵族呢？”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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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亚里士多德：《政治论》，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5页。

②系1831年泰勒起义中约翰•博尔的口号，但他是引自英国歌谣。

马克思在论述希腊人公社时，说这种公社存在的前提“是组成共同体的那些自由而给自足的农民之间保持平等”；“公社的继续存在，便是那作为自给自足的农民的全体公社成员的再生产”。日耳曼人是住在森林里，彼此距离很远，“每个单位的家庭就是一个经济整体”；所以日耳曼人的公社中，“劳动的个人，即自给自足的公社成员”。①

但是，一个家庭的自给自足是有局限性的。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人们是集体劳动，共同分配，当然不是家庭自给。在上述希腊人、日耳曼人的公社成员的自由平等的关系破坏，出现阶级后，有新的情况。剥削阶级，无论是奴隶主、封建领主或出租地主，他们的家庭都是靠别人养活，不是自给的。劳动者方面，奴隶的家庭，因为没有自己的经济，也不能自给自足了。在欧洲，农奴多是自有生产工具，如果他有足够的份地，可以成为“自给自足的农奴”②，但是他同时还要供给别人。我国封建社会，农民家庭自给的情况更差些。

我国封建社会，直到明代，还常见“课僮仆以耕”、“僮奴千指”等记载，这些僮仆，和后来的雇农，都是衣食主人、不能自给的。当然，占人数最多的是佃农，但他们在生产以至生活上也不是完全独立的。乾隆时有人说：“盖北方佃户，居业主庄屋，其牛、犁、谷种间亦资养于业主”③。在南方，也常是地主供种子，最独立的江南佃户，大工具（水车，船）也是地主供给。安徽南部的那些“种主田，葬主山，住主屋”的佃仆更不用说了。

自耕农，尤其是较富裕户，可能是家庭自给的。但有些不过是假象。清人张英说：“居乡则可以课耕数亩，其租倍入，可以供八口。鸡豚蓄之于栅，蔬菜蓄之于圃，鱼虾蓄之于泽，薪炭取之于山。可以经旬累月，不用数钱。”④这好象是家庭自给。但细究之，“数亩”不能食八口，他主要是靠“租倍入”，按对半分成计，至少是四个“数亩”，即至少有四户佃农圃来供给。还有养猪、种圃、捕鱼、打柴、恐怕也要依赖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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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6、477、481页。

②《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会1975年版（下同），第890页。

③清档，朱批奏折，财政类，乾隆四年八月初六日两江总督那苏图奏。

④见《垣产琐言》，《皇明经巨文编》卷三十六。

二为自已和为剥削者的直接消费而生产

在阶级社会，自然经济作为一个社会经济范畴，不能从单个家庭来解释，必须包括剥削者和劳动者两个方面。

恩格斯说：“生产或者是为了生产者本身的直接消费，或者是为了他的封建领主的直接消费，只有在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这些消费以外还有剩余的时候，这种剩余才拿去出卖和进行交换。”①指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已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已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②

这可作为自然经济的第二个含义，即劳动者为自己和为剥削者的直接消费而生产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劳动者是直接生产者，他们的劳动也是直接的社会劳动，或自然形式的社会劳动（即不需通过交换即为社会所承认的劳动）。为剥削者而生产的部分，或者是劳动的自然形式，即劳身地租；或者是产品的自然经济为前提的。到货币地和租发起来，“虽然直接生产者仍然要继续亲自生产至少是他的生活资料的绝大部分，但是现在他的一部分产品必须转化为商品，当作商品来生产。”③同时，剥削阶级的生活，已全部是商品经济了。自然经济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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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勤务员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第586－587页。

③《资本论》第3卷，第898页。

自然经济的这个含义，是从生产的性质上说的，但主要是指生活资料的生产，还不是全部生产活动。因而，又有第三个含义。三自我完成再生产的经济单位

马克思指出：“……自然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此外，它还要以农村家庭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为前提”。①这段话可称为自然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因为，商品生产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这正是它区别于自然经济的地方。自然经济是自我完成再生产，所需生产资料基本上是由本经济中提供。这个“本经济单位”又是什么呢？

列宁说：“在自然经济上，社会是由许多单一的经济单位（家长制的农民家庭、原始村社、封建领地）组成的，每个这样的单位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从采掘各种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制造成消费品。”②列宁的话补充了马克思的论点。这里的“家长制的农民家庭”（《全集》本译作“宗法制的农民家庭”）是指从氏族公社向奴隶制过渡中的父权制大家庭。按照我国独龙族、基诺族遗存的情况，一个这样的大家庭包括几十个以至百多个夫妻家庭和为数不多的奴隶，那是可以成为一个自我再生产的经济单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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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

②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选集》第1卷，第161页。

西欧的封建领地，确是典型的自然经济。它除了农田外，还都有大量的公用牧场、草地、森林以至渔场。牧畜业比较发达，木材自给，有的领地甚至向农奴征收盐或铁。农民的代役租，除布、家具、蜂蜜、酒、禽蛋、蔬果外，还有农具、工具、建筑材料等。领地内部的劳动交换和协作也比较发达。法国Cobie寺院庄园有6个铁匠、3个铸工、1个旋工，以及武器匠、首饰匠、漂泥匠、羊皮纸匠。至于木匠、泥瓦匠、马车匠、皮匠、鞋匠、面包师、酿酒人等更是每个庄园都有的。真是从采掘原料到制成消费品，都在本经济单位完成。不仅如此，象庄园里的医生、兽医、占卜星相家和牧师，也应算入自然经济，因为他们也是再生产过程中不可少的。

在中国地主制经济中，这种“单一的经济单位”是什么呢？我以为，应当是大体相当于过去采邑的一个乡里或邑县，包括这一地区的地主、农民、各种工匠、手艺人，还有小商人。否则很难做到从生产资料到消费资料的基本自给。一家一户，包括手艺人户，是一个生产单位，但不是一个经济单位；他们还联合起来，才成为一个经济单位。每户生产的农产品不尽相同，例如有的粗粮多，有的细粮多，有的不种烟叶，有的缺棉花或豆子。副业差异更大，“西乡女工，大概织棉细素绢，绩苎麻黄草以成布匹；东乡女工，或杂农桑，或治纺织；若吾乡妇工，则以纺织木棉与养蚕作绵为主。”①他们是靠在地方小市场上进行品种调剂、余缺调剂，互相取得原料或成品完成再生产的。这是和西欧庄园经济不同之处。这种调剂往往也经过商人，但它是使用价值的交换，乃至劳动的直接交换，应当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

这样，我们可以把自然经济的概念再引申一层，出现它第四个含义，或广义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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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五十，补农书下，所论是浙江桐乡县。

四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交换

自然经济，本来是与商品经济相对立而言。因此，广义地说，凡是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或者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目的的交换，也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

从这个含义说，不仅包括农民家庭手工业，还包括独立的工场手工业。“家庭手工业劳动和工场手工业劳动，作为农业（它是基础）的副业，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就是这种自然经济赖以建立的生产方式的条件。”①

引申这个含义，我想，不仅是作为副业的工场手工业，还可把某些城市手工业包括在内。我们说，欧洲中世纪是自然经济，这话包括当时的城市。因为“城市手工业在实质上虽然是以交换和创造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但在这里生产的直接的主要的目的，是保证手工业者、手工业师傅的生存，因而是使用价值，不是发财致富，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②

下面，我谈一下中国的情况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国较早地废除了领主制割据，建立大统一的国家，商业一向比较发达，明清两代更有显著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据我估计，鸦片战争前夕，国内商品的流通额约为3.88亿两，其中粮食占百分之四十二，棉布占百分之二十四点四，盐占百分之十五，以下依次为茶、丝和丝织品、棉花等。③

粮食是最重要的商品，差不多所有其他商品都是直接或间接（通过租赋）和粮食相交换。粮食商品化的情况是观察自然经济的重要标志。④当时，在城乡、地区间流通的粮食约有245亿斤，占产量的百分之十点五，除运河没有交换的漕粮丁赋，商品率不过百分之九。粮食从来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无论农民或地主出卖余粮，都是为买而卖。直到解放前，基本上还是这样。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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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本论》第3卷，第886页。

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16页。

③拙作《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④1820年美国农业的商品率约为25％，1890年日本农业的商品率为20－30％，都是属于自给性生产。1870年美国农业的商品率超过50％，开始商品性生产。

⑤据三十年代一些调查，我国农业的商品率达50％左右，这是把农民之间的调剂和农村返销粮都计算在内，并有假象。我估计，粮食的商品率世纪初不超过20％，三十年代在30％左右。解放后，情况差不多。受影响，商品率降低，1976－1977年均为25％，扣除返销粮只有15％左右。

布是第二位重要商品，商品量约3.15亿匹（每匹3.633平方码计）。这时已有几个商品土布集中产区，所产不过4,500万匹。因此，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商品布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而是农家自用有余的布。不论这种布还是集中产区的布，都是为买而卖，为了使用价值。这时是农村织布户最多的时期，但在作全国总农户中也只占一半弱（明代就更少了）。就是说，有一半的农户是用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向织布户换布穿的。这正是我国“男耕女织”或耕织结合的一种形式。明代以前，麻以及丝与耕的结合也是这样。这也可以看出“家庭自给自足”这一概念的狭隘性。在我国地主制经济中，没有领地或庄园这种共同体的形式，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很大部分是通过在市场（主要是地方小市场）上的余缺调剂、即使用价值的交换完成的。

占第三位的商品是盐。盐、铁①从来就是自然经济不可少的补充，盐铁贸易是自然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盐民是小商品生产者，但他们是“只缘海角不生物，无可奈何来收卤”②，才变成可怜的小商品生产者的。挖铁的坑户、渔民、猎户等也是这样。我宁愿称之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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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鸦片战争前铁的商品量约20万吨，在市场上占第十位左右。

②林正清：《小海盐场新志》。

占第四位的商品是茶。茶农也是小商品生产者。不过茶农是多半兼种粮食，即使不种粮食，也可归之于靠山吃山一类，通过使用价值的交换，聊以谋生。

商品经济是自然经济的对立物。但是，单纯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交换——尽管也会造成市场繁荣——却又常成为自然经济的补充。而其结果是：地主制的封建经济利用它巩固了自己。我想，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之一。

五余论

我提出自然经济的“广义的”含义并“引伸”这个含义，也许会变得无边无际。不过，我主要是从思想意识上说的。一方面，是鉴于在对我国经济史、尤其是近代史的研究中，有一种夸大商品经济的倾向，以至忽视其封建性。另方面，是鉴于在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讨论中，有一种“自然经济论”的思想。这种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价值而生产，价值规律不起什么作用。

社会主义经济是要生产更多更好的使用价值。但它是高度社会分工的、最社会化的生产，这样，它就不能不生产价值（当然是以使用价值为物质承担者）。

首先批判自然经济论的是孙冶方同志。他在《社会主义经济论•提纲》中说，社会主义生产中，“即有商品价值，也有产品价值。理由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或共产主义）不是自然经济而是交换经济。”他们指出，在具体生产过程中，“价值反映社会生产关系，使用价值只反映技术定额”。社会主义生产的c、v和m都必须表现为价值，才能通过交换和核算，节约物化劳动c和活劳动v，增加剩余产品m，价值规律发生作用。

自然经济论文篇2

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很强的战略性，在建设过程中需要得到国家的鼓励与支持，与经济法直接相关。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对经济法理念进行不断完善，同时注意对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本文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条件下经济法理念调整与重构的策略。

关键词：

生态文明建设；经济法理念；调整；重构

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长期性与战略性的特点，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持，同时还需要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所以在贯彻落实的过程中应不断完善经济法理念，并充分发挥经济法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提出，为我国经济法理论的完善提供了条件，经济法理念作为经济法理论中的基本问题之一，紧紧把握经济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契合点，进一步明确经济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存在的差距，将其中存在的不足找出来，在生态文明视野下调整经济法理念，这不仅对生态文明建设非常有利，同时还能促进经济法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一、经济法理念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生态文明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成果的统称，其前提在于人类需要对自然规律进行充分的认识和尊重，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是根本宗旨，在此基础上建立人与自然的良性循环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必然要求，要求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经济法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调控经济运行、配置社会资源的重要作用，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法二者之间关系密切。

（一）在贯彻生态文明原则的过程中注意正确把握经济法理念

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应始终坚持公平正义，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各地区的人文、地理条件存在较大差异，这种情况下直接导致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这是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不符的，经济法可以充分发挥其制约性作用，对经济领域展开宏观调控，起到稳定经济秩序的作用，通过支持落后地区等策略促进社会经济均衡发展目标的实现，这对贯彻生态文明公平公正原则非常有利。

（二）经济法理念的观念性对生态道德的维护有利

从中国社会现象中可以看出，现在人民的生态道德观念发生了严重扭曲，因为高能耗的企业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受到了很多经营者的追捧，这些行业在生产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破坏作用，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经济法可以对这些市场行为进行规范，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社会诚信机制，在社会中形成一种生态道德氛围。经济法理念可以对公民的行为进行规范，同时还能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改善。

二、我国经济法传统理念及其调整

近年来经济法理论已经得到了相应的改进，并形成了与我国特点相符合的经济法理念，这些理念往往涉及到社会发展及经济建设等多方面内容，且这些理念基本都能够与整体经济价值及我国的相关政策目标相符合。但是，按照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要求来看，其中始终有一些不足之处，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被提出以后，很多理念已经不能与国家的实际情况相适应。所以，我们应该深入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与要求，并将其与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发展相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的经济法理念进行不断的调整和完善。

（一）对公平理论进行调整

同代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传统经济法理念调整的重点，在这种理念下制度与立法都对同代人之间的横向公平实现有利，缺点在于没有考虑到纵向的代际公平，从这一点来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严重不符。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应对生态资源进行协调和管理，利用一些经济和法律手段设置出更高的资源消费价格，以生态公平为基础实现实质上的公平。

（二）调整经济安全理念

传统经济法理念过于强调时间与空间，将经济安全观的焦点放在了规制市场主体及经济行为等内容上，严重忽视了自然环境保护和生态保护等相关问题。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协调，从全局发展的高度出发，对资源进行开发及配置，并对区域平衡进行充分考虑，基于等价赔偿等理念重视对研发领域的投入，减少对传统石化资源的依赖。在经济法建设过程中，应树立起整体生态观及循环经济法理念，不再受到地域等条件的限制，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审视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促进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均衡的实现。

（三）调整经济效益理论

经济利益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这也直接决定了人们会过多地关注在经济上的投入及产出，市场主体的热情会被激发，以此来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但是，现在正在建设生态文明社会，这种效益优先的理念严重阻碍了经济法在社会本位时代的发展，与此同时，现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并未合理地反映出环境成本，经济法的约束力也比较薄弱，没有将环境成本纳入到经济核算中，这种情况下获得的经济效益必然是不准确、不客观的。

（四）调整经济发展理论

传统经济法理论更加关注速度，而生态文明社会更加关注发展，更加重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其目标在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利用高污染与高消耗来获得的高速发展必然不会长久，经济发展应该对社会、自然及资源三方面问题进行全面考虑。

三、对我国现有经济法理念进行重构

（一）确立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

在对生态自然观进行论述时，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其中使用了大量“物质变换”理念，利用对这一理念的阐述，逐渐发展成为现在的马克思主义物质变换理论。通读马克思主义物质变换理论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向我们呈现了自然生态图景，并深刻阐述了在物质变换过程中人类与自然出现的严重问题，还指出了物质变换断裂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很明显，资本惯性逻辑违反了自然观，此外，还提出了观念与制度的变化将会成为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的路径。生态文明建设是对经济技术理论的一种探索，在探索过程中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变换理论为基础，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变换理论起到的指导性作用。经济法可以对配置社会资源的相关法律进行协调，将物质变换理论纳入到法律中，这不仅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符合，同时也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保证。

（二）树立全面的生态价值观念

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人起到了主体性的作用，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突出建设生态文明中人的主体地位，这是经济法的一个重要支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中的关键点之一，经济发展的成果为人们共享是中国的主要发展目标。传统经济法过分追求经济发展，因为对自然生态资源的认识不够，从而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在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实现不仅可以保护环境，还能贯彻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真正将人与自然均看做平等的经济主体。这样才能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出来，投入到建设生态文明的伟大事业中。如果人与自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利益冲突，应该对各种危机和矛盾进行妥善的处理，这样才能保证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得到构建，使人们的物质和生态需求均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

（三）对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经济秩序观念进行强化

在建设生态文明社会过程中，主要涉及到了经济、社会、生活及政治等方面秩序，这些秩序就好比机器中的零件一样，在社会中发挥着各自的功能，各秩序之间形成一种均衡发展的关系，在这种态势中使得我们在强调秩序的过程中不会过分地偏向其中的某个方面，而使其他方面受到忽视，生态文明建设应充分强调均衡。

四、总结

综上所述，经济法在我国的发展历史只有几十年，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其中也不乏有一些问题存在，所以，我们应该将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积极融合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与要求，并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的经济法理念进行不断的调整和完善。对经济法中的公平理论、经济安全理念、经济效益理论、经济发展理论进行调整，并从确立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树立起全面的生态价值观念、强化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经济秩序观念等方面重新构建经济法理念。

作者：戴艳萍 单位：河南检察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邓正来.认识全球化的“问题化”进路——对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中理论问题的追究与开放[J].河北法学,2008,(2):2-17.

[2]顾华详.我国经济法的若干基础理论问题探讨——兼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法发展的30年[J].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8,(2):33-51.

自然经济论文篇3

关键词：生态伦理；和谐生态伦理；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13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1―0124―04

随着世界生态环境危机的日益加剧，传统生态伦理观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合理性质疑。不仅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不能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而且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在人与自然的矛盾面前也显得力不从心。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迫使人们必须重新思考走出生态危机困境的理论途径。笔者以为，克服传统生态伦理观的缺陷，继承传统生态伦理观的合理成分，结合现实情况，建立和谐生态伦理观，这是一条解决当代生态危机问题的有效途径。所谓和谐生态伦理，就是指以人与自然道德关系和谐为研究对象，以解决人与自然冲突为终极目标，建立在人类利益基础上的实现新的生态平衡的各种道德行为规范的总和。本文将从经济学的角度，在批判传统生态伦理观念基础上，分析和谐生态伦理存在的经济学依据，论证和谐生态伦理发展的经济学思路。

一、传统生态伦理观念的经济学缺陷

一般地说，传统生态伦理观可以分为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两种代表观点。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主张就是“人是自然的主人”，确切地说，它在人类早期经济发展史上有过重大贡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中心主义基本观点理论和实践的经济学缺陷逐渐暴露出来了。生态中心主义的核心观点是“自然有价值”和“自然有权利”，客观地说，它在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之“一切为了人类”观念的不合理性上具有经济的合理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态中心主义的基本观点也逐渐在经济上丧失了合理性。

首先来看人类中心主义的经济学缺陷。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这在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期鼓励人们向自然开战，加速资本原始积累，推动生产力发展等方面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一旦资本原始积累完成，人类还沉醉于征服自然的巨大喜悦中，就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当代的实践告诉人们，人类无限制地掠夺自然的行为已经遭到了自然的巨大报复，为了弥补因自然报复而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人类已经尝到了生态失衡的苦果。地球表面的温度因为大气臭氧层的破坏而逐年增加，各种天灾背后无不是“人祸”带来的结果。它们不单是由于人口的增加而是由于人与自然相处的不和谐，要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人们不能不考虑生态环境问题带来的负面作用。因此，现代的经济实践活动已经告诉人们，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主张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必须退出历史的舞台，人们再也不能用它来作为指导经济建设的理论指南。

其次来看生态中心主义的经济学缺陷。诞生于20世纪20～30年代的生态中心主义观点曾经在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经济缺陷方面是有过作用的。它们承认自然的价值与权利，使得人类对自然的过度掠夺收敛了很多，这对人类的经济发展显然是有利的。可是，生态中心主义在走过近半个世纪以后，它的经济学缺陷越来越突出。第一，它的核心观点“自然有价值”和“自然有权利”走人了一个极端状态，即对自然的无原则热爱而忽视了人类的中心地位。实际上，人类对自然的热爱是基于人类的经济利益得到充分实现基础上的热爱，而不是将人类的价值和权利丢到一边对自然的无原则热爱。人们的自然之爱应该是有经济底线的，这个经济底线就是人类自身的经济利益要得到保障。我们不能从个别“生物泛爱主义”者那里得出人类尊重自然价值的无条件性结论。一个农夫为了救活一条冻僵的毒蛇，将毒蛇放在自己身上取暖，最后毒蛇把自己咬死的故事永远是个寓言，而不能成为现实，它就说明人类热爱自然是有经济底线的。第二，“自然有价值”的价值主体只能是人，“自然有权利”的权利主体归根结底也只能是人。自然不能评判本身的价值，自然也不能主张本身的权利，因为自然没有价值和权利的意识。这个意识只能是人类。人类在什么程度上主张自然的价值和权利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在人类自身的价值和权利得到实现和保障的基础上，才能主张自然的价值和权利，主张自然的价值和权利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类的价值和权利。

综上分析可以知道，传统生态伦理观念的经济学缺陷是明显的，它已经丧失了指导人类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经济学条件。因此，为了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要寻找新的生态伦理观念。

二、和谐生态伦理存在的经济学依据

和谐生态伦理作为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的生态伦理观念，它的存在是有经济学依据的。我们知道，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利益和道德的关系问题。在这个关系中，利益始终是决定性的因素。和谐生态伦理遵循了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原则，这就为它的存在找到了经济学依据。这种经济学依据可以从和谐生态伦理的内涵以及和谐生态伦理与实践的关系两个方面解读出来。

从和谐生态伦理的内涵来看，它强调人类经济利益的至上性，这正是它得以存在的经济学原因。如果人类只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不管自然环境，向自然疯狂地掠夺资源，这就在理论上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走入了“唯经济论”的怪圈，理论的错误当然会带来实践的错误；如果人类借口保护自然的价值和权利，不管人类利益，向自然无条件退让，这就在理论上再次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走入了“唯自然论”的怪圈，错误的理论自然会带来错误的实践。前者似乎很关注人类的利益，后者似乎很关注自然的价值，可是，两者都忽视了人类经济的利益。因为把人类经济利益的获取建立在掠夺自然的基础上，环境被极大破坏的后果是人类经济利益的损害；同样，一味向自然无条件退让，也是置人类经济利益于不顾的表现。和谐生态伦理在内涵上主张人类经济利益的至上性，既顾及到了自然的价值，也关注了人类的利益；既遵循了伦理学基本问题的主要原则，又使生态伦理学的研究步入了存在的合理轨道。一句话，和谐生态伦理这些可贵的理论品质，完全体现在它所主张“人类经济利益的至上性”的科学内涵之中。

从和谐生态伦理与实践的关系来看，它主张人与自然在和谐基础上实现双赢，这就是它能够存在的经济学因素。在长期的人类实践过程中，人们已经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人类的经济利益获取与自然有很大关系：自然的破坏必然对人类的经济利益带来危害，自然的保护就是人类经济利益的保护。和谐生态伦理在充分尊重自然的基础上，理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它的实践活动不仅对人类的利益维

护有促进意义，而且对自然的保护即最终对人类利益的保护有现实意义。以往的生态伦理观在兼顾人与自然关系上总是顾此失彼，或者也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但是，在实践中却还是顾此失彼，没有真正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所以，人类的经济利益在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中受到了巨大的损害。我国的总理在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曾经坦然，中国经济新的五年增长目标完全有信心达到，可经济增长要降低能耗的目标我们没有达到的信心，中国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据此，笔者更加相信，和谐生态伦理主张人与自然在和谐基础上实现双赢，它更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它的实践更能促使中国经济目标的实现。因此，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工作应该是制订在和谐生态伦理原则指导下经济与环境双赢的具体措施。它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

因此，和谐生态伦理的经济学内涵就是它得以存在的经济学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是生产力的发展。它实际告诉我们的道理是：理论指导实践的最大意义在于经济的指导。和谐生态伦理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所以，我们的确需要认真剖析和谐生态伦理的经济学内涵，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谐共荣的结合点，使它能对中国甚至是对世界经济社会的进步发挥更大的理论指导作用。

三、和谐生态伦理发展的经济学思路

和谐生态伦理并没有全盘肯定或者否定传统生态伦理观，而是认真汲取它们的合理因素，抛弃二者不合理的成分。它的基本主张所蕴涵的经济学内涵使我们对它的存在不仅不能怀疑，而且要对和谐生态伦理发展的经济学思路作认真的思考。

(一)和谐生态伦理作为一种新的生态伦理观念，它要得到长足的发展，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发展这根主线

笔者以为，当前在伦理学界有种学术歪风一直没有得到纠正，那就是理论与实践的脱离。生态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应该定位在应用上，这就是说，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应该密切与实践的结合。但是，实际情况与此相反。生态伦理学在我国是20世纪80年代才从西方国家引进来的，时间不长，研究的人们也不多，现在我国研究生态伦理学的学者开始增多了。纵观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不难发现理论与实践相互分离的事实。要么为了标新立异，要么为了学术门户之见，他们并没有把生态伦理学当作应用性质的学科来看待。和谐生态伦理必须与这种学术歪风划清界限。它是在生态伦理学基础上的创新，它的理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自然观，所以，和谐生态伦理不是学术的标新立异。另外，和谐生态伦理既注重体系的完整，更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是一种可贵的学术品质。它的内涵和基本主张始终没有离开经济发展的主线，它的理论阐述只是为了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经济发展永远是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和谐生态伦理只有抓住这根主线，就有了自己发展的前提和生命力。和谐生态伦理的评价标准、道德规范、道德原则等方面都要围绕经济的中心。我们探索和谐生态伦理发展的模式，也不能离开经济的主线。它既可以使和谐生态伦理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又能使和谐生态伦理的应用性质得到充分表现。

(二)充分理解和谐生态伦理的基本主张，挖掘和谐生态伦理的经济潜力，这是和谐生态伦理发展的经济学手段

和谐生态伦理的基本主张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它的背后告诉人们的是这种和谐必须以维护人类经济利益为前提。因此，和谐生态伦理是在人与自然和谐基础上的生态伦理观，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与我们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和谐社会应该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三个方面的内容。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核心。只有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才会有物质的前提。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又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和谐生态伦理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实际上就是主张以发展经济为最终目标。人类的经济发展应当是考量一切事物发展的标准，和谐生态伦理的发展也不能离开这个标准。

和谐生态伦理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就是以人类经济发展为根本目标的，它具有重大的经济潜力。我们必须从这样几个方面发挥它的经济潜力。一是充分解读和谐生态伦理的经济学内涵，建立和谐生态伦理的经济学评价机制。这就要求我们把道德对经济的反作用发挥出来，沿着人与自然和谐道路制订人与自然和谐的评价指标，并把这些指标细化，使其具有可操作性。二是坚持和谐生态伦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尤其是与经济实践的结合。克服传统生态伦理观念的经济学缺陷，当然就要求和谐生态伦理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经济学结合。发展经济不仅是我国目前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也是世界发展的永恒主题。和谐生态伦理在制定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功能时，必须考虑如何发展经济，怎样更好地发展经济，它的经济潜力就能在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中得到充分实现。

(三)和谐生态伦理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经济的发展，而人类经济的发展在现阶段必须实行人的生态化转向

所谓人的生态化，是指人类的经济发展必须朝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和谐的方向发展。它包括人的个性、素质和精神世界的充分发展。人的生态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现实手段和最佳途径。这里所讲的生态化是一个从经济学层面上规定的具有经济意义的概念。蕴涵有人类经济发展的意义。人的生态化实现要纳入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体系中来，以人类经济发展为基础，将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基础上的人的生态发展和建立在人与人和谐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构建一个人的生态化发展的立体模式。和谐生态伦理主张人与自然和谐，这就为人的生态化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智力支持，我们必须用好这个理论支持和智力支持，使人的生态化发展目标能够实现。

大力发展生产力，变革和调整生产关系，创造高度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这是实现人的生态化的三个重要方法。特别是生态文明的创造与和谐生态伦理的观念完全吻合。生态文明的建立，不仅仅是自然生态优美，社会生态和谐，更是经济生态发展的重要动力。如何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维护和保持自然生态的平衡，走出全球生态危机的困境，人们提出了许多的对策，它们的共同不足在于，没有考虑人类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发展的一致性，不知道生态文明的建立最终是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和谐生态伦理主张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的相符性，这应该成为人的生态化发展与和谐社会目标实现的有力方法之一。既然如此，我们必须精心呵护这棵生态伦理学研究领域的幼苗，使它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能成长为参天大树。

自然经济论文篇4

    20世纪90年代以来,探索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实践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迫切关心的重大课题,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探究热点。可持续发展观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它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它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和实现观,还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广泛的讨论,尤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基础、伦理学底蕴、经济学内涵等新问题的熟悉不尽相同。可以说是众说纷纭,相去甚远。其中,在西方,可持续发展被生态中心论者视为人类中心论或者被人类中心论者引为同道,这就影响我国学术界,并出现了一种很流行的似乎被公认的观点,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是全人类的中心主义的必然选择;它的本质内涵是全面发展的人本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实现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转变。这种说法完全把可持续发展纳入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框架,使可持续发展观变成西方近现代以人类中心论为基本内核的传统发展观在现时代的变种。因而以人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披上了可持续发展观的华丽外衣,使可持续发展观布满了人类中心论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和实现观。它不仅否定了可持续发展观和传统发展观的本质区别,而且使可持续发展失去了科学性和合法性的内在依据。于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根本新问题摘要:什么样的可持续发展观能够科学阐释人类文明发展和地球生态系统生存的关系,才能确证它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呢?这就很有必要对可持续发展观进行重新界定。为此,笔者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假说摘要:生态文明的发展观和实现观的生态本位理论,以此构建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因此,可持续发展不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和实现观,应该是一种以生态为本位的发展观和实现观,从而形成生态本位的可持续发展观,即把可持续发展理论构建成以生态为本位的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理论。这是生态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新发展。

    二、20世纪世界发展的宝贵经验和惨痛教训

    当我们对20世纪世界文明的历史发展作一整体的鸟瞰,就不难发现,在20世纪里,世界文明发展明显地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景象摘要:在20世纪的上半叶,人类遭受了全球的经济大危机和世界的战争大灾难,在20世纪的后半叶,人类取得空前未有的科技和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却遭受着全球的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大灾难,这又使当今人类陷入空前未有的生存危机和发展困境。正因如此,才使人类逐渐地从自然界的无情惩罚中醒悟过来,引起一场全球的生态觉醒运动,这就是生态觉悟的产生和发展。它是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意识和观念的最伟大的革命。由此形成人类对世界系统存在极限的熟悉,发现了地球资源和环境有限性,这是20世纪头等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

    1、两项辉煌的成就

    20世纪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纪。今日之现代生产力不仅和19世纪相比已面目全非,即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年左右的时间里,人类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使世界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突出表现在20世纪下半叶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固然因素甚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两点摘要:一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进步,二是世界经济市场化正在形成全球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这就是闻名学者汝信先生所说的20世纪人类取得的两个方面的伟大成就。

    在工业经济时代里,发生了三次具有划时代的科技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8世纪中叶,确立了以蒸汽动力技术为主导的工业生产技术体系,实现了人类基本生产手段由手工工具向大机器的转变,揭开了工业经济时代的序幕。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中叶以后,确立以电力动力技术为主导的工业生产技术体系,实现了人类基本生产手段由蒸汽动力机械化向电力动力自动化的转变,创造了辉煌的工业文明。第三次科技革命即人们常称为现代科技革命,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70年代以来,进入了人们所说高新技术革命阶段。八九十年代形成了以信息科技和生命科技为核心的现代科技革命新高潮,进入新世纪正在迅速发展和产业化。现代科技革命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是前两次科技革命所望尘莫及的,它把工业文明推向了顶峰,使工业经济时代走到了尽头,正在迎接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随着现代科技的飞跃进步,现代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此相适应的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实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从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以来,就实行市场经济,只是到了战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由传统市场经济发育成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二是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独联体国家和中东欧国家都陆续走上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道路,正在形成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三是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推进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市场化进程中,除少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已走上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轨道外,大多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正发展和完善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加快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因而,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探索适应自己国家国情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使各国经济运行的“游戏规则”能够按照国际社会通行的现代市场经济规则建立,甚至要纳入其制度框架,推动现代市场经济的世界化,或者说是加速世界经济发展的市场化,这已成为21世纪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

    2、两大严重的灾难

    众所周知,在20世纪上半叶,人类生存和发展曾陷入席卷全球的经济大危机、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大灾难。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99摘要:不战而胜》一书说摘要:“到1999年,我们将把20世纪追忆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和最辉煌的时期。1.2亿百姓受戮于这个世纪的130场战争——比1990年以前的全部战争中的死亡的总和还多”。然而,值得幸庆的是,这场空前的灾难及其所带来的各种新问题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出现战后经济发展繁荣时期,就标志着从世界全局来说基本被消除。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人和人的社会关系方面,概括起来,就是“和平和发展”的关系新问题。人类避免世界战争是大有希望,即是说人类是不会葬身于核战争灾难之中。但是,值得高度重视的是,20世纪以来,现代科技在人类利用及其发展市场经济中产生了一种反自然的异化力量,使科学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发展在创造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却摧毁了人类自身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即不可持续发展危机,人类遭受着空前的生态灾难。正如美国闻名科学家卡普拉在《转折点摘要: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一书所说摘要:现在全球生态体系和生命进化处于危险之中,处于一场大规模的生态灾难之中。我们可以肯定,人类取得科学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繁荣的两项伟大成就时,又使两者具有“反自然”性质,甚至可以说正在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体系。因此,在世界范围内,人和自然的生态关系方面,概括起来,就是“环境和发展”的关系新问题。人类即使摆脱了世界核战争威胁下的有毁灭的危险,假如处理不好“环境和发展”即人和自然的关系,也难免葬身于生态灾难之中。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当今世界确实存在着威胁全人类和地球上其它生命的全球生态危机,它是20世纪人类遭受的巨大灾难,并成为21世纪世界文明发展的最大危险。

    3、一次最伟大的觉醒

    自从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以来,一些先知先觉的人们都在思索,人类文明会像几千年以前的世界三大文明一样忽然湮灭吗?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巴比伦文明、哈巴拉文明和玛雅文明,是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它们却主要毁灭于生态灾难之中。但是现代人类和玛雅人却有不同之处,就在于现代人类全面反思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尤其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深刻熟悉到工业文明及传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一条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不可持续发展道路。正是这条道路才使“人类正走向自我毁灭”!因此,人类在生态环境新问题上逐渐觉醒过来,引起了一场人类意识的伟大革命。它的根本标志就是生态意识或生态觉醒的产生和发展。这就表明,现代人类具有生态觉醒,是和玛雅人根本不同的。当今人类从未没有像今天这样清醒地意识到自我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知道必须做些什么和怎样去做,从而避免玛雅人的生态毁灭。

    众所周知,传统意识主要是以人统治和征服自然为指导思想,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尺度,强调人和自然的分离和对立,形成人统治、主宰和征服自然的理论体系,它在本质上是“唯人论”的意识。生态觉醒突破了这种理论框架,强调人和社会、人和自然有机统一和和谐相处和共同生息,形成“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理论体系。所以,我们可以把生态意识定义为摘要:人、社会和自然和谐发展关系所反映的思想、理论、感情和意志的总和。它的核心内容,就是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把世界系统看作为“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是“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意识。这是人类意识的一次深刻革命,是人类对人、社会和自然关系熟悉的一次伟大觉醒,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觉悟。正如樊浩教授所指出的摘要:“生态觉悟的实质不只是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反省,而且是对世界的合理秩序,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对人的行为合理性的深刻反省”。因此,“20世纪人类文明的最重要、最深刻的觉悟之一,就是生态觉醒。从遍及全球的绿色运动到联合国和世界各国制定的生态伦理的规范,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理论,无不在实践和理论的层面上标志着20世纪人类文明的生态觉醒”。[1

    4、一个头等重要的发现

自然经济论文篇5

关键词：自然资源；经济增长；倒U曲线；资源诅咒

中图分类号：F0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5）10-0009-06

一、引言

自然资源是在一定的时间和技术条件下，能够被人类利用并产生经济价值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称。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是传统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一直关注的问题，对此学术界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并由此产生了“资源优势论”和“资源诅咒说”两种经典理论学说。自然资源丰裕度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路径和发展历史，则分别提供了与两种理论学说相吻合的案例。作为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必要投入品，自然资源构成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条件，甚至在某些特定阶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以前，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尤其是丰裕的矿产资源是工业化起步的基础和经济增长的引擎。无论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配第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观点，还是重农学派代表人物坎蒂隆的“土地永远是一切财富首要的、唯一来源”论断，都反映了自然资源与经济财富之间极为密切的关系。

虽然在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内生增长理论等主流经济学理论中，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逐渐淡化，甚至被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所取代，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并未遭到否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Auty[1]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研究自然资源丰裕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时，提出了“资源诅咒”假说。该假说认为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是一种负相关关系，丰裕的自然资源非但不是经济增长的“福音”，反而会抑制经济持续增长，并由此产生了“荷兰病”、“挤出效应”和“尼日利亚病”等从生产要素配置、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制度安排等不同角度对“资源诅咒”现象进行解释的理论。

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丰裕的自然资源究竟是 “福音”还是“诅咒”？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更因为关系到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而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然而学术界对此并未形成统一意见，虽然国家和区域层面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支持“资源诅咒”假说的经验证据，但质疑的声音一直存在，这种质疑涉及样本、指标选取和计量方法等多个方面。Brunnschweiler [2]指出，在重新选择衡量自然资源丰裕度的指标并控制制度质量之后，自然资源不再是“诅咒”，而且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促进作用。丁菊红和邓可斌 [3]以及方颖等 [4]利用中国城市样本展开的研究也并未发现“资源诅咒”假说在一国内部区域层面成立的证据。

本文认为争论产生的原因除了样本和实证方法的差异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略了自然资源开发规模和经济发展阶段因素的影响。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探讨不同阶段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体现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倒U曲线假说：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伴随自然资源开发规模的逐步扩大，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呈现快速上升的过程，但伴随自然资源开发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经济增长速度达到顶点并在此后逐步下降。同时，本文以1998―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结合面板回归分析法为理论假说寻找经验证据。

二、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

观察现实世界中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丰裕的自然资源是实现初始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并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如同刘易斯指出的：“在其他因素相等的条件下，人们对丰富资源的利用会比贫瘠资源的利用更好”。在制度安排等条件类似的前提下，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或地区往往能够获得较高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并表现出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虽然美国在工业化起步时间和初期技术水平方面都要稍逊于英国，但其国内丰裕的自然资源，尤其是丰裕的矿产资源为美国早期的经济开发和资本积累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得美国获得了比英国更高的工业化水平和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然而自然资源的这种“福音”角色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初期。随着经济、技术和制度安排的变化，丰裕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逐步减弱，直至最终阻碍经济的持续增长[5]。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如尼日利亚）与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如日本）在经济发展上表现出的巨大差异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在经历了由自然资源开发及其关联产业发展所推动的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后，技术、人力资本和制度安排等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超越了自然资源并成为支撑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这些要素往往是大多数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所欠缺的，这也是一系列探索“资源诅咒”发生机制的文献研究的重点所在。如“荷兰病”效应认为资源丰裕带来的收入增长促使生产要素配置从制造业部门转向非贸易部门，从而导致制造业萎缩。“挤出效应”则认为大规模资源开发通过影响储蓄投资、人力资源、教育投入和创新等因素抑制了经济持续增长[6]。“尼日利亚病”效应指出资源丰裕的地区管理质量低下且缺乏有效率的制度安排[7]。此时，如果继续依赖资源型产业并加大资源开发力度，那么“资源诅咒”现象就会产生，丰裕的自然资源反而成为抑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不利因素。

从理论层面将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这一阶段，无论是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还是自然资源匮乏的地区，技术和制度安排等都处于较低水平，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十分密切，并且前者对后者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方面，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在该阶段通过发展资源型产业获得较高的边际报酬并实现资本的初始积累。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初期交换和分工还未开始或处于较低水平，自然资源匮乏的地区无法通过贸易来获得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自然资源，难以突破资源瓶颈。因此，随着自然资源开发规模的扩大，该阶段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呈现快速上升的过程。

第二阶段，由于资源型产业具有高边际回报率，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存在继续通过扩大自然资源开发规模来推动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与其他产业相比，资源型产业对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要求较低，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也缺乏推动技术创新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激励。但社会生产活动的质量和效率是由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共同决定的。过度依赖自然资源而忽视其他因素的发展模式使得低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开始显现，但由于此时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仍然占主导地位，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仍然能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之下，自然资源匮乏的地区更加注重技术创新、人力资源储备和制度安排的改善，资源利用的质量和效率也因而得到提高。分工和交换程度的加深使得自然资源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缓解了自然资源短缺对经济的束缚。这一阶段，由于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与自然资源匮乏的地区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差距不断缩小，经济增长速度随着自然资源开发规模的扩大继续提高并达到顶点。

第三阶段，在资源可贸易条件下，自然资源对资源匮乏地区经济增长的束缚得到了解除。同时，该地区在技术、人力资本、储蓄投资和制度安排等方面的优势得到进一步体现，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而在“资源诅咒”机制的作用下，丰裕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开始显现，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陷入了依赖不可持续的资源型产业来维持经济增长的“开发落后再开发”恶性循环。综合来看，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逐步落后于自然资源匮乏的地区。这一阶段，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表现为随着自然资源开发规模的持续扩大，经济增长速度呈现不断下降趋势。总体来看，自然资源开发规模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如图1所示。

图1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三个阶段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1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样本是1998―201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自治区的许多统计指标在1998年以前严重缺失，但考虑到是一个自然资源开发规模极高的地区，对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故最终选择以1998年为起始年份。最终的样本包括31个截面个体和14年的时间跨度，涵盖434个观测值。采用图示法对样本进行杠杆值的检验，并未发现有偏离样本整体幅度较大的杠杆值。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其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采掘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均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地方财政中的教育经费支出、人均GDP指数、普通高等本、专科院校在校学生数、美元加权平均汇率、科技活动人员数、进出口总额和年末总人口数等指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其中一些省份在1999年的指标异常，以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为准进行修正。

2模型与变量

本文借鉴大多数研究者使用的方法，引入总生产函数的传统分析框架，并将自然资源作为一项“投入”应用于生产过程，得到反映自然资源与经济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

Y=f（L，K，N）（1）

其中，Y代表经济总产出，L代表劳动力投入，K代表资本投入，N代表自然资源开发规模。为了更集中地衡量自然资源开发规模和资本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借鉴Parente和Prescott[8]的做法，对生产函数中的劳动力投入做规模限制，得到：

Y=f（K，N）min（L，）δ，δ>0（2）

令m=（）δ，反映经济的最大生产能力，当经济体达到最大的劳动力容量，总产出就面临恒定的规模收益，并直接取决于资本投入和自然资源投入。将式（1）和式（2）结合得到：

Y=mf（K，N）（3）

对式（3）做全微分处理，得到：

dY=mfKdK+mfNdN（4）

在式（4）中分别用β1和β2代替资本的边际产出和自然资源开发规模的边际产出，再对等式两边同时除以m得到人均产出增长模型：

dY/m=β1dK+β2dN+u（5）

如果忽略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那么式（5）已经能够用来考察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现实世界中的经济增长无疑会受到技术、人力资本和制度安排等要素的影响，其中制度质量是近年来相关研究关注较多的，并可能会对实证结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市场开放程度变量，能够较好地反映地区的制度质量。为了反映自然资源开发规模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可能存在的倒U型关系，我们还在模型中加入了自然资源变量的平方项，得到本文的基础计量模型：

EGit=α+β1MC+β2NRit+β3NR2it+Zit+ui+εit（6）

其中，下标i和t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EG代表地区经济增长水平，MC代表资本投入规模，NR代表自然资源开发规模，Z代表一系列理论上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的向量，具体包括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力度和市场开放程度等。ε代表标准误差项，表示未观测到但影响因变量的其他因素。u代表特定地区效应的系数，用来控制不随时间改变但与因变量相关的地区特征。

对于衡量自然资源开发规模指标的选择需要极为谨慎，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实证结论的准确性。本文借鉴徐康宁和王剑[9]以及梁云和唐成伟[10]使用的方法，以采掘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值来衡量自然资源开发规模。

国内学者衡量自然资源开发规模的方法主要有三种：（1）采掘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值；（2）采掘业就业人口与当地总就业人口的比值；（3）能源工业产值与工业总产值的比值。这一指标能够较为全面地覆盖我国统计口径下的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和非金属矿采选业等与自然资源直接关联的细分行业，从而较为准确地反映当地的自然资源禀赋，同时还能够体现该地区在发展资源型产业方面的主观意愿或态度。此外，使用投入水平指标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因初级产品部门产值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经验分析部分进行的内生性检验也进一步验证了这种衡量方法的正确性。

地区经济增长以人均GDP的年增长率来衡量，即当年的人均GDP指数减去100（上年=100）。物质资本投入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地区GDP的比值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以每万人中普通高等本、专科院校在校学生数来衡量，市场开放程度以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以当年美元加权平均汇率折算），技术创新水平以每万人中科技活动人员数来衡量。具体的变量定义和统计性描述如表1所示。

表1变量定义和统计性描述

变量名称符号衡量方法均值标准差

我们采用CN判断法检验变量间是否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11]，结果显示CN（Condition Number）值为15610，小于临界值20，所以可以认为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利用样本数据描绘的散点图初步显示，自然资源开发规模与以人均GDP增长率衡量的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呈现类似倒U型关系。本文使用的计量分析软件是Stata11。

四、结果分析

基于以上的计量模型设定，本文结合1998―201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经验分析了自然资源开发规模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由于假设的不同存在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等三种不同的估计方法，且不同的估计方法会对实证结论产生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本文选择的自然资源开发规模指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联系，但该变量是否是严格外生变量且不存在内生性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验证。此外，面板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也会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误，所以有必要进行相关检验，并在此基础上选择最合适的估计方法。

本文分别采用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在此基础上采用F检验、Breusch-Pagan检验和Hausman检验在估计方法之间进行选择。同时，采用Wald检验对异方差问题进行检验，采用Wooldridge检验对序列相关问题进行检验，在工具变量法估计的基础上采用Davidson-MacKinnon检验对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具体的检验方法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相关的检验结果

从表2可以看出，原序列存在异方差问题，但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Davidson-MacKinnon检验拒绝了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的原假设，表明我们选择的变量较好地避免了内生性问题。模型选择的检验显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是较为合理的。最终，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并在此基础上采用Bootstrap自抽样法对标准误进行修正，以克服异方差问题，结果如表3所示。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系数的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同时采用Bootstrap自抽样法（抽样300次）对标准误进行修正，以克服异方差问题，FE估计下括号内显示的是Bootstrap标准误。IV估计时使用变量NR的二阶滞后项作为其工具变量。

从表3可以看出，模型（1）和模型（2）的Wald检验统计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模型设定较好。模型（1）是以地区经济增长与EG为因变量对一系列控制变量进行回归，模型（2）是在此基础上加入自然资源开发规模变量NR及其平方项NR2进行的回归。对比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发现从0180提高到0250，表明自然资源开发规模变量NR的加入增加了模型的解释力度。同时，自然资源开发规模变量NR的系数为正值且高度显著（0259，1%），而其平方项NR2的系数为负值且显著（-0014，1%），说明自然资源开发规模与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其经济学意义在于，经济发展初期随着自然资源开发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与自然资源开发相关产业的兴起，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呈现快速上升的过程，但随着对自然资源开发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在达到顶点之后开始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

五、结论

沿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经历了从主角到逐渐淡出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到成为抑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诅咒”，再到在自然资源普遍短缺的社会重新获得关注这一过程。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分析不同阶段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和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反映二者关系的倒U曲线假说，认为随着自然资源开发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上呈现先快速上升后逐步下降的过程。本文以1998―2011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结合面板回归分析法为理论假说寻找经验证据。在控制了制度质量并有效克服内生性问题之后，本文发现自然资源开发规模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确实表现出了显著的倒U型关系。

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尤其是自然资源丰裕地区的发展战略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从对人类社会整体的作用角度考虑，自然资源始终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但具体到国家或地区层面，由于资源利用模式方面的差异使得自然资源出现了“福音”与“诅咒”的区别。对于那些有着丰裕自然资源但初始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地区，发展资源型产业能够实现原始资本的快速积累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因而在经济发展初期是一种最优选择。但与此同时，必须高度重视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储蓄投资和制度安排等构成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防止这些要素因为“资源诅咒”发生机制而遭到“侵蚀”。对于资源型地区而言，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适时转型，必须在资源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及时改变发展模式，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鼓励企业研发创新，完善制度安排，走依靠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但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这在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显。同时，在晋升锦标赛的官员提拔体制下，自然资源丰裕地区的官员很难有足够的激励去舍弃高边际回报率的资源型产业，而他们往往是产业转型的关键所在。因此，如何选择转型的时机，并获得足够的动力来推动转型，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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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nomic Growth： An Inverted U-shaped Hypothesis

Yun-Liang1；Yaqing-Zheng2

（1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BengBu AnHui 233010， China；

2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BengBu AnHui 233010， China）

自然经济论文篇6

关键词：现代经济学；方法论；功利主义；主流化

一、前言

对任何科学的理论研究来说，研究思维和方法论都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每当一个理论体系和一门学科遇到现实意识和理论意识的挑战之时，就有待于方法论的突破，从而最终导致新的研究范式出现。显然，如果没有一个较为明确而合理的方法论，那么所谓的研究往往只能是观点的陈述，或者只是作些机械的数据处理工作。这样，所谓的研究就根本上升不到理论层次，而只会落入庸俗实用主义的窠臼之中，从而必然无法全面地认识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另一方面，任何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应该与其研究对象相适应，不同学科会因其研究对象的差异而呈现出迥异的特征以及偏重某种独特的研究方法。显然，关注“人”的经济学与研究“物”的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就应该存在很大不同，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解释。一者，社会现象总是在不断变化的，其影响因素也随历史、文化而不断改变。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相同的条件往往只有在一个惟一的时期之内出现，而人工隔离则往往会消除那些在社会科学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二者，人类社会中存在强烈的俄狄普斯效应和自我反馈效应，第二次进行实验的条件必定会受到以前已经进行过的实验的影响，即现在的状态往往被过去的事件所规定。因此，在社会科学中，看似重复出现的事件的经验与原来事件的经验是不同的，而重复往往是产生新的、习惯性的条件，每一个被观察到的事件都是新的。正是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拓宽，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阐明一些诸如需求定律、生产要素边际分配净尽定理、M－M定理、科斯定理、纳什均衡以及阿罗不可能定理等基本原理以及引述支持这些原理的论据；相反，要真正理解一个经济理论，必须能够理解科学共同体内隐含的共同价值观，必须能够明白理论提出者在提出理论时的基本思维、价值理念以及希望达到的目的，以及这种理论潜含的其他效应。

其实，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即使是同一个理论或学说，其隐含的意义在不同立场的学者看来也存在很大差异，例如，现代主流经济学中那些被视为一般性结论的东西，往往就不能为马克思主义学者、激进主义学者、制度主义学者、女性主义学者乃至奥地利学派学者等所认同。因此，豪斯曼强调，“与学习任何科学一样，学习经济学并不仅仅是理解诸如需求规律一样的概括性命题。在人们享有价值、语言和观点的同时，人们也在了解事实、命题和方法，这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显然，正是出于对主流的凯恩斯一新古典综合之失败的一种反应，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降，学者们就开始重新寻找经济学与哲学思想之间的联系，从而涌现出了像霍奇逊、哈奇森、布劳格、罗森伯格、考德威尔、巴克豪斯、豪斯曼、博兰、克兰特、劳丹、劳森、梅基、胡佛、亨德森、汉兹、雷德曼、马奇、温特劳布以及麦克洛斯基等一大批新的经济学方法论专家；同时，另一些非主流的经济学家也开始从方法论上对主流经济学展开了更深层次的批判，这包括奥地利学派、后凯恩斯主义者、制度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女性主义者，甚至出现超边际学派等等。与此相对应，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思想观点、论文数量等在西方学术界也出现剧增趋势，并出现了《经济思想和方法史研究》、《经济学和哲学》以及《方法》等讨论方法论的刊物，以致“现在可以把经济学方法论看作是经济学领域内可以清晰识别的一个分支学科”。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尽管在新古典经济学成为方法论批判的对象已有了30多年历史，但它依然没有对这些批判做出回应，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调整迹象；即使那些开始关注研究方法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往往几乎都是将其精力用于经济学的建模方法上，而不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进行反思。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反常的现象呢?本文就此作一系统分析。

二、方法论转变与经济学发展

自经济学从其他社会学科独立出来以降，方法论就是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大师们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如古典经济学家配第、斯密、李嘉图、萨伊、马尔萨斯、西尼尔、穆勒父子、麦克库洛赫、凯尔恩斯，历史学派学者西斯蒙第、琼斯、缪勒、李斯特、施穆勒、韦伯、桑巴特、凡勃伦、康芒斯、加尔布雷思，边际效用学派先驱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克拉克、马歇尔、威克塞尔，以及现代经济学家罗宾斯、米塞斯、哈耶克、马克卢普、库普斯曼、罗宾逊夫人、弗里德曼、卢卡斯、森等等。霍奇逊指出，“在大约100年的时间里，(方法论)这一问题占据了科学研究中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头脑，而且这一问题是多数社会科学和经济学分析的中心。”而且，每当经济学范式面临转换之时，方法论上的争论就尤显激烈，例如，经济学从古典主义向新古典主义过渡时期的方法论之争表现为：历史学派对古典学派的挑战、边际学派对历史学派的挑战、制度学派对边际学派的挑战。同样，当今经济学的理论发展，诸如凯恩斯革命、凯恩斯综合、理性预期革命、新凯恩斯综合等等，以及各种流派的出现，无一不是首先在方法论上出现反思和革新，宏观经济学对微观经济学的革命、凯恩斯内部左右两派的争论、理性预期的反革命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学说发展史实际上也就是一部经济学方法论变换史。

一方面，每一次经济思想的重大创新和发展都是伴随着方法论的变革，经济学学术史中的四次革命和四次综合都是建立在方法论转化的基础之上。譬如，在斯密之前，重商主义者的思想主要源于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而斯密第一次把政治经济学提升到了演绎科学的殿堂，从而构建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学说体系；而针对后来李嘉图、萨伊、西尼尔等人把演绎法极端化以及将经济学孤立于其他学科的取向，穆勒重新将归纳法和演绎法结合了起来，并将社会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等都引进到经济学之中，从而形成了古典经济学的综合。再如古典经济学后期的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等人一反古典经济学从劳动的分析角度探讨财富增长的思路，而是以商品的稀缺性和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着重研究消费(需求)、分配(流通)、价格(竞争)、市场机制以及个体经济等微观经济理论，并再一次抛弃了归纳法而强化了抽象的演绎分析，从而掀起了边际革命；而马歇尔则把古典经济学从客观成本分析的思路和边际效用学派从主观需求分析的思路结合起来，构建了供求均衡的分析框架，并再次吸收了归纳分析的基本思路，广泛运用生物学的原理如有机体组织、进化论、生存竞争等解释经济现象，从而形成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综合。因此，正如门格尔指出科学的创造和革命是由那些不停地钻研科学方法的人们所推动的，即使他们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使用正确的方法，或者没有转过去研究这些方法，但他们的成功仍可以归结为正确方法的运用。

另一方面，任何经济学流派的研究方法都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相适应，这也已经为经济学说发展史所证明：无论是历史学派、制度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或者是理性预期学派都形成了与其研究对象相适应的研究路线。譬如，当经济学从古典主义转向新古典主义之时，由于研究对象发生了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的转化，相应地也就产生了从平均主义到边际主义的方法论革新。显然，通过重新审视经济学的演化以及现代经济学的特征，我们可以更好地发现经济学方法论的变革趋势，并对现代经济学方法论进行反思。事实上，按照新古典主义的正统经济理论范式，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和就业都是由个体最优化行为下微观层次上的均衡状态决定的，但新古典主义的诸多限制性假设却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为此，凯恩斯将预期和不确定性引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以非均衡分析为起点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这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可见，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他所提出的理论，而在于他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否定；同样，凯恩斯之后，无数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体系本身存在的种种“空隙”和“硬伤”给予修正、弥补、完善，这些都是凯恩斯经济学得以发展、充实的重要前提和体现。当然，这些弥补主要体现在逻辑推理和假设前提上，而这些是方法论的较低层次；相反，在方法论较高层次的研究思维上，却依旧承袭古典主义后期就不断凸显的自然主义思维。

正是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着眼于微观分析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主要是解释性的而非预测性的。而且，这种解释的视角是以均衡为参照系，从而并不能发现和解决现实问题。正是出于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这种解释性学说的反对，凯恩斯提出了其宏观经济学以对总体经济变量进行分析和预测。不过，凯恩斯经济学也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者，它作为应对短期萧条经济的应用政策经济学而出现，从而无法满足历史的经验检验和预测未来经济发展，并且很快就遇到了实践的挑战；二者，它的宏观经济理论过分强调预测性而疏于解释性，从而无法满足逻辑推理上的一致性检验，并且很快就遇到了新古典宏观学派的挑战。与此相对应，新古典经济学确立的成本一收益以及供求均衡的分析范式的逻辑往往显得更为严密和系统，从而更容易为追求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学者所接受；为此，在经历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宏观冲击之后，20世纪70年代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又主张回到新古典去，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来构建宏观经济学的分析基础，并重新占据主导地位。正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学的经验分析和微观经济学的理性推理结合起来，从而引入并壮大了逻辑实证主义；同时，由于新古典宏观学派以“假设的现实无关性”为理论指导思想，从而日益偏盛于基于理性的数理模型和细枝末节的实证分析。于是，以数理化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就确立了。任何问题的研究都需要量化，即使制度、关系、文化、精神乃至宗教等都要转化为可量化的指标；同时，量化的分析往往又是建立在理性行为的基础上，一切不确定都被转化成理性选择问题。

当然，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确立也经历了三次大的争论和变革：一是19世纪70年代在门格尔和施穆勒之间爆发的那场影响深远的方法论之争，它最终确立了抽象演绎法的主流地位；二是20世纪初在J，内维尔，凯恩斯、罗宾斯以及哈奇森之间爆发了一场经济学方法论大战，他们分别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以及《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前提》而对方法论提出了迥然不同的观点，并开始把波普尔思想引入到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三是二战之后萨缪尔森、弗里德曼以及卢卡斯等对经济学方法论提出了系统的意见，特别是弗里德曼的逻辑实证主义最终成为经济学难以撼动的方法论基础。当然，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仅仅是强化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思维，或者发展和补充-些分析工具。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思维的强化，自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被引入进经济学以后，经济学就日益把物理学视为榜样而试图构建一般性的理论；结果经济学越来越关注细枝末节的技术工具，而越来越不关注理论研究的哲学思维，以致方法论的探究日渐式微。而且，正因为现代经济学把经济学当作一门自然科学来对待，并极力模仿自然科学的单一研究方法，导致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已经被淡化了；即使在20世纪50、60年代就出现了波普尔、库恩以及拉卡托斯这样的方法论大家，但弗里德曼引领的逻辑实证主义在经济学领域却占有牢不可破的统治地位。

可见，经济学的发展本身就伴随着方法论的转换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相一致。因此，只有通晓经济学的方法论思维，才可以更好明白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才会产生真正的问题意识，并发现理论和实践中的症结。一般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则源自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课题，而既然社会发展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经济学的研究路线也必然是否定之否定的。事实上，正是基于这种规律，自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并开始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算起，经济学的发展就已经经历了四次危机、四次革命以及四次综合。不幸的是，尽管方法论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如此重要，但随着经济学中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的主流地位日益强化，涉足经济学方法论领域的人就越来越少，方法论问题也越来越引不起经济学研究的兴趣，绝大多数人热衷的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以数据来为最大化的理性行为提供一些注解。因此，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越来越不讨论方法论问题，但流行研究几乎都内含了特定的研究思维：数理模型的构建和计量检验的分析都以特定的方法思维为前提，这个思维就是自然科学的导向。沙克尔写道：“数学家倾向于把经济学视为机械来研究。对于机械，我们总是有可能(有时实际也是如此)对其进行抽象的讨论，从而可以不顾过去与未来之间存在的差异，可以设计一个系统，在其中，‘大部分’的影响不会超过它对重力作用的影响，把所有对象都视为确定的、预先设计好的、司计算的。”

三、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困境

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强调基于形式逻辑的数理建模和基于计量实证的量化分析，从而将现代数学工具大肆应用到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但显然，注重计量和数理的研究思维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日益拓展的经济学内容。究其原因，现代经济学越来越涉及到社会生活领域，不仅生活领域中人类行为所根基的是心理逻辑而不是数理逻辑，而且绝大多数社会因素都是无法量化的，更不要说社会经济现象本身还在不断变动；而“数学所能够探讨的，要么是其本身就可以隐含地表达的含义，要么是已经给定的含义。社会的经济事务方面的数学模型可以把社会成员视为稳定地或逐渐地获得知识的个模型无法将我们所说的创新包含在内。”然而，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的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改变，但数理化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却没有发生相应的修正，相反还以一往直前的扩展冲动不断渗入到其他传统上的非经济领域；结果现代主流经济学尽管满足于形式逻辑的日益精致化，却元法满足理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性检验。显然，这也正是现代经济学的危机根源。霍奇逊写道：“今天(有关一般性与特性、统一性和差异性的方法论讨论)这一问题却被大多数人忽略了。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没有察觉这一问题。而且教科书中这一问题也被忽略了。不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家还是后凯恩斯的经济学家，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虽然较早的理论学家，如马克思和康芒斯研究了这一问题，但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却很少关注这一问题。”因此，我们就必须对流行的数理化经济学取向进行反思。

其实，正是由于迷信于数学对于经济学科学化发展的作用，结果不但使得为这些学者提供纯粹智力体验和展示的假设前提变得日益不现实，而且也使得由此得出的推理结论与现实实践越来越相脱节。霍奇逊写道：“主流大学经济学系主要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当今世界的紧要问题上，他们通常并不培养对现实经济过程、体系和制度的研究。智力资源虽然没有完全浪费，但却严重配置不当”，“即使建模者对新古典理论的标准假设提出了挑战(偶尔出现的关于相互依赖的偏好关系、粘性价不完全信息等等的正式文章)，这些挑战常常也是以智力难题的形式而不是对现实现象的考察提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讲，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两大流派——凯恩斯主义流派和新古典经济学以及由此衍生的新古典宏观学派，都存在理论上的严重缺陷。有人就诙谐地说，“在20世纪末，经济学被分为宏观经济学家和微观经济学家，前者观察不能够解释的现象，后者解释不能观察的现象。”尤其是，随着资本内涵的变化和外延拓宽以及人类需求的变化，经济学所涉猎的领域越来越宽，而当经济学为了保持其“客观性”和“科学性”而极力将数理模型化分析应用到这些新领域时，往往就会产生令人匪夷所思乃至荒唐的结论。

尽管现代经济学的数量化已经暴露出了严重问题，但是，这种发展的步伐不但没有稍作停顿，反而有加速的趋势。为此，罗宾逊夫人1977年在《问题是什么》一文中就质疑道：正统经济学在多大程度上受意识形态错误地驱使?这种状况为什么能够一直持续下去?是否因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变化太过频繁，以至于其一般的“法则”才一直没有获得承认?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不能在社会生活中的历史性时刻起到适当的作用?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或作为一个富足的社会我们希望实现什么?为什么那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民族国家的组织原则是理所当然的?经济学解释的发展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对(不)适当的方法的“选择”，如选择数学而不是参与者的行为学?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不仅关乎社会现实问题的变化，如近年的次贷危机就显示了这一点；而且关乎人类社会的文化、心理和思维问题，如当前社会中暴露出来的交往合理性的危机。麦克洛斯基等甚至指出，历史上发生的经济学危机和革命与这一次危机相比就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危机，也没有产生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因此，要解决当前经济学的理论危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术语、主要分析思维乃至整个逻辑体系都需要重新进行审视。一般地，当前经济学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裂变导致了科学主义的衰落。一方面，根植于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西方社会所产生的整个社会科学都是科学主义的产物；正是基于这种思维，尽管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迄今还很不成熟，但人们相信，它们终归有一天会像自然科学一样成熟起来，因而主流经济学不断将其自然主义思维拓展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经济学数量化趋势的盛行也是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世界经济计划化的产物：当时全球的物质资源非常稀缺，因而经济学主要关注如何更有效地使用这些稀缺性资源这一根本性课题；正是由于当时经济学所处理的对象是自然物，因而可以有效地将自然主义思维加以拓展，人类工具理性的挖掘也确实在对人与物之间关系上取得一些重大发展，这包括线性规划、投入产出等等。然而，在经济学研究内容已经如此不同的今天，如果依旧在这种科学至上主义引领下局限于经济学的数理化一途，就会带来完全适得其反的结果。

不幸的是，尽管理论与现实已经越来越相脱节，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并不努力改进研究思路以求更有效地发现和解决问题，相反，在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学的研究旨趣和研究方向却逐渐发生了蜕变：主流经济学家不再把经济学研究与实用主义挂钩起来，而是把经济学研究作为展示其智力的一项活动，并从基于各种假设变换而推演出的各种具有启发性意义的结论中获得乐趣，但这并不能提供具体的应用而只能锻炼人类基于不同角度的思维方式。霍奇逊写道：“经济学越来越成为应用数学的一部分，在这里，经济学的目标也已不再是去揭示经济世界的真实过程和结果，而是为了自身的兴趣去探索数学技巧。……经济学因此成了一种数学游戏，一种用自己的语言来玩的游戏，游戏的规则是由那些带着玩游戏的人指定的，不再受到描述的充分性或者参照现实这些问题的限制。”事实上，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一般有两种：一是把经济学视为一门艺术科学，在象牙塔里基于逻辑推理而享受乐趣；二是把经济学视为一门思维科学，从基于不同视角对具体现象进行思辩的过程中获得认知的增进。显然，由于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而热衷于建立经济模型，而这种研究除非具有高智力的“天才”是很难取得成就的，因而经济学越来越成为那些智力超群人士的专门领域。

正因如此，那些享受智力挑战乐趣的数理经济学家们往往乐于维护自己的这一领地，而方法论的任何反思得到的往往要么是挖苦、要么是忽视。正如劳森写道的：“在当代经济学家中，尤其是主流经济学中，对详尽的方法论的分析和评论普遍表示不赞同，……对方法论研究的有力阻挠……明显地表现在主流杂志不愿发表许多这方面的文章”，而且，即使像哈恩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既发表了关于方法论的文章，……又经常参加当地方法论的辩论”，但他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为主流经济学的公开方法论进行辩护，“他的公开的立场长期以来一直是反对学习和研究这类问题的。……在其退休时，哈恩以忠告年轻经济学家的形式提出了若干‘反思’。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思包括建议年轻经济学家应‘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讨论“经济学中的数学”’，至于方法论，根本就不要去想。”序言事实上，在20世纪整个50到7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少量的方法论文章也主要是围绕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而展开，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博兰写道：“有关方法论的论述方面，能够算得上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任何论述，都被罗列在大多数中级理论教科书的开篇中，人们除非在这方面有所增添，否则就没有更多可说的。所有的教科书都可以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教科书提到弗里德曼。……另一类则包括那些根本不提及方法论的教科书。”

既然经济学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那些智力超群人士的游戏，那么，绝大多数的智力平庸之士又能干人。……这样一什么呢?一般地，他们只能在这些经济学大师所制定的游戏规则下作一些机械地模仿，尽管从中并不能得到一些起码的乐趣，但在学术研究和教师都日益世俗化的情况下，却可因更易而获得一些教职以安身立命。博兰写道：“一些主要的杂志不愿接受不涉及模型建立的任何论文，今天出版物已等同于使用数字描绘的研究。其原因是明显的。无论是对研究人员或审稿人来说，用数字描绘来得安全，不会出问题”，结果，尽管科学研究的特点在于批判，但“今天，倘若批判是针对建立模型的方法，则批判就成为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倘若你想讨论人们在开始建立模型前肯定要提出的该方法论思想(比如人们假定决策者会采用何种学说理论?)，你将会面对这样的审稿人，他将要求你提供一个模型以讨论模型的建立!这种老一套的作法充斥于经济学的方法中，但不允许任何人对此加以批评”；显然，正因为“杂志编辑也不愿意拓宽经济学问题的思路”，因而“倘如聪明而有学识的研究生为了能成功地做一名学院的经济学家而不得不面对什么主题的话，我敢肯定许多人都将选择(方法论)另外的课题。”

可见，尽管作为深化认知和思想交流的主题，方法论探讨往往比撰写那些以数理模型为基础的冗长乏味的论文更有意义，从而也应该更能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但是，由于当前学术界强盛的主流化现象以及自以为是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心态，以致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者对方法论问题往往都持不屑一顾的态度。博兰认为，这种态度就尤如正人君子对待性问题一样，主流经济学也把方法论视为思想领域中的色情文学，视为因很少有露面的机会而得以哗众取宠但缺乏实质内容的东西；因此，它们对待方法论的态度往往是一种冠冕堂皇的方式：“对不起，请免谈方法论，我们是经济学家。”而且，正是这些数学出身并控制了学术取向的经济学大师始作俑，导致了越来越少青年学子能够去反思流行的研究方式，即使对社会中大量存在的那些悖论现象往往也是熟视无睹，或者千方百计地将这些现象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进行解释，而很少去发现和解决问题。这样，经过二、三代的强化效应，现代学术界中的大部分经济学者对注重数量化的主流经济学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当前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变动取向都丧失了察知能力；而且，学术界的功利主义也令他们毫不关心，相反，为了追求所谓的科学和“实用”而不断地推动经济学在数字游戏之路上不断畸形膨胀。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20世纪70、80年代，“经济学危机”之类的词汇还经常出现在各种出版物上，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危机”的提法就似乎已经过时，整个经济学界日益单向度化，而否定和反思的声音则日渐消逝。

四、现代经济学忽视方法论反思的原因

经济学说史告诉我们，每当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学遇到巨大的现实问题冲击后，一些经济学大师就会重新去关注方法论、寻找新的研究方法。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使得凯恩斯、希克斯以及罗宾逊夫人等重新审视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而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又促使弗里德曼、卢卡斯以及哈耶克等关注凯恩斯经济学的逻辑缺陷；其他如熊彼特、奈特、缪尔达尔以及森等也都对经济学方法论提出了独特的贡献。同时，正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不断更迭的主流经济学在预测甚至解释社会经济现象上都接连碰壁，因此，欧美学术界在拉卡托斯的引领下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也大有复兴的趋势。豪斯曼就写道：“我们的上一代人对经济学的哲学和经济学方法论又重拾兴趣。这种兴趣的基础广泛。哲学家、经济学家、其他社会科学家以及普通民众都感到更需要了解经济学，了解它是怎样的一种专业科学，了解它所宣称的那一套在何种意义上可信”，“对经济学兴趣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不像以前表现得那么好了。……对主流经济学的信任在60年代达到顶峰”，“现在不但一般大众怀疑经济学家，就连经济学家自己也在怀疑自己。在这样一种氛围中，经济学家转向方法论的反思绝不会令人惊讶，它们希翼着能够找到以往经济研究的缺憾，或者，更积极一点儿，希望找到新方法来更好地指导将来的研究”。

在豪斯曼看来，有三个重要的理论原因使得现在比以前更关注经济学方法论：(一)“不但许多经济学家、甚至人类学家、政治科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受经济学家影响的社会学家近来都在主张‘经济学方法’是唯一合法的、富有成效的人类行为研究方法。……它们主张，经济学是所有社会科学必须效法的模范”，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许多经济学家对它们的理论充满疑虑之时，某些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不断对经济学方法的普遍有效性夸下海口”；(二)“在‘经济学方法对于人类行为研究十分适用’这类说法正在被炮制出来的时候，受认知心理学工作传统深刻影响的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正在用严格的心理学方法来检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结论。它们的结果现在看来仍不明确，但他们认为，主流经济学家的很多结论存在着问题”；(三)“科学哲学家们对于科学史以及当代科学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超越前人的、更加系统和细致的研究。虽然大多数此类研究集中于自然科学方面，但对于经济学的哲学关注也在增加，因为对于哲学家而言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很有趣的科学。”事实上，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十分有限，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方法论已经在经济学领域登堂入室了。不仅出现了布劳格、博兰、考德威尔、罗森伯格、科兰德、劳森、豪斯曼、克兰特、麦克洛斯基、米洛斯基、司徒尔特、豪利斯、内尔等经济学方法论专家，而且整个20世纪80年代相关的经济学方法论文章以及论著不断出现。

尽管如此，直到20世纪90年代，方法论问题却依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且，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甚至比60、70年代的同行对方法论更缺乏了解。例如，魏因特布就指出，“方法论对于经济学实践没有任何影响，方法论只是诸多哲学论题中的一部分，并且引起了实践科学家日益增加的不信任”；其理由是，经济理论必须用经济证据而不是外部的证据来评价，因而方法论企图以一种一般的理论化说明来统治特定的经济理论是不可能的。同样，培森也认为，方法论对经济学的研究没有什么意义，他说：“对经济学方法论与认识论及其与哲学关系的研究可能对阅读与写作是有益的，但这些研究不能使经济学研究与教学更为科学。如果说这些研究有什么作用的话，它对经济学的科学性程度也只能有负面效果”；…’其理由是，这种研究已经创造了一个自身不同的问题——全神贯注于哲学而不是科学，科学实践自身很少依靠科学哲学。问题是，尽管主流经济学家指责经济学方法论的评价是经济学共同体之外的“哲学”评价，但这个指责是毫无道理的；究其原因，尽管存在不同的话语共同体，但并不存在一个共同体的观念不应该被另一个共同体使用的任何先天理由。那么，为什么经济学方法论的反思之声如此微弱、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如此顽固呢?

一般地，可从这样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者，迄今为止的方法论探究还主要停留在画地为牢的批判层面，它们由于没有形成建构型思想而无法对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提供多少实质性帮助；二者，现代主流经济学本身已经陷入了教条主义窠臼，而且，它可以获取主流化现象所产生的所有收益，从而不愿接受新的东西。就前者而言，博兰归纳了当前方法论文章的三种类型：一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学家，他们撰写的是关于已故经济学家的方法论观点；二是经济学哲学家，他们为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而担忧；三是传统的经济学方法论者，他们争论假设是否永远都必须是现实的，如果不是，那么应该如何选择采用非现实假设的最佳理论。而且，这三个群体都具有一个令人不快的共同特征：对其他观点不宽容，他们往往举办大型研讨会，却往往只邀请那些与其观点保持一致的人；例如，某些搞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学家最喜欢与这样的方法论者相处，他们谈论的是：在经济学中是否曾有进展，如果有进展，那又是什么。正因为经济学方法论者所发表的文章往往只有方法论者才会感兴趣，因此，关心现实问题解决的主流经济学对这些文章就缺乏兴趣。就后者而言，随着经济学理论在实际经济领域中的作用逐渐淡化，它主要成为解释而不是预测的学问，更不是用于改造社会的学问；结果，当前经济学就在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范式制约下逐渐形成了不同的解释共同体，它们往往依据特定的术语和逻辑体系进行逻辑上的诠释，而共同体之外的批判往往被置之不顾。正如温特劳布写道的：“事实上，人们不可能用一个方法论的命题驳斥或否定一个经济学的主张。经济论断，就像对通货膨胀的解释，总是要在经济学范围被评估。不存在独立的评估基础：哲学不可能构建通货膨胀理论。”

其实，现代经济学主要为美国的一些主要大学和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所把持，他们把自己的学生派遣到各个高校，并垄断了主要的学术刊物以及各种学术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美国的学者在追随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也模仿美国的主流研究范式。于是，经济学界的“主流”意识得到不断的强化，而反思和批判声音则日渐微弱，其最终结果使得经济学危机日益深重。事实上，正是在这种排斥异己、拒绝兼容并包的体制中，现代经济学“已经变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更像一种宗教，而不是一门科学。”显然，上面所列举的导致方法论批判缺乏效率的两方面因素在国内经济学界也普遍存在，甚至还更为严重，这里也分两方面加以说明。

就前者而言，国内经济学存在严重的宗派化和利益集团化的倾向，一些团体往往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控制着一些资源，并进行“我向思考”(autistic)式的讨论：他们热衷的是对其他宗派观点或方法的批判和对自身观点或方法的维护和宣扬，而根本不愿认认真真地以对方的批判来审视自己的观点和方法，最多就是既不攻击他人，也不接受他人批判地和平相处。正因如此，在国内经济学界，崇尚自由主义和演化理性的学者可以围绕在哈耶克思想的周围而专门阐述哈耶克以及其他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崇尚理性分析的一群人可以把卢卡斯推为宗师而相互应和，崇尚产权私有化的学者则可以在科斯定理的基础上把芝加哥学派视为自己的思想来源，热衷于企业和组织问题的学人往往集中于威廉姆森——德姆塞茨的研究框架，热衷于社会制度理论问题的一群人往往会围绕在凡勃伦——康芒斯——诺斯的思维路线上，偏爱公共事物治理实践的一群人则又往往围绕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以及印第安纳学派所发表的著作周围。在方法论问题上更是如此：搞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往往就事论事地阐发经典大师的方法论主张，而至于如何为当代经济学所借鉴则往往不甚了了；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则主要是在阐发西方的一些前沿观点，而究竟如何修正当前的中国经济学范式则往往被置之一旁；而研究经济学与其它学科交叉的少数学人也形成一个小团体，热衷于宣扬其他学科中的一些最近发现，如基因经济学、神经元科学等等。

就后者而言，国内经济学界截然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派别，两者除了在一些具体观点(次要的是方法论)上相互攻击外，平时基本上在各自感兴趣的问题上自我思考：不仅不理会对方究竟如何展开研究、在研究什么问题，而且不参加对方的任何学术活动，甚至也不允许对方参加自己的学术活动。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往往热衷于马克思本人已经着手研究的那些领域，尤其是那些曾经引起争议或西方学者批判的几个理论问题，并且，基本上都在自己的单线上作“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探索；相反，西方经济学则很少关心事物的本质问题，也不关心现实中的异化和剥削问题，而是基于供求或博弈分析来对现状进行描述，特别是热衷于基于细枝末节的实证来印证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尽管这两大派别都在努力地掌控影响社会改革的话语权，尽管两者的努力方向往往存在差异：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以立国的指导思想来影响上层政府的决策，而西方经济学家则通过教材和舆论来影响青年学子和基层政府的行为。正因为两者都掌控了一定的学术的、社会的资源，从而呈现出一种相对均衡的态势；同时，两者对其他独立学人基本上都采取排斥的态度，以致独立的创新很难有生存的空间。

当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在国内经济学界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它们不但逐渐排除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也很少接受和阐发西方社会中的“非主流”经济学派。因此，尽管国内确实已经存在了一些自得其乐的小型学术团体，但基本取向则是一如既往地抱着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热衷于数学建模和计量分析。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尤其是它的数量化取向在国内学者的盲信跟风下已经成了一种拜物教。麦克洛斯基指出，“对客观证据、定量检验、实证分析以及其他赋予信念之物的热诚，在现代主义那里充分展现出来，并被一再重复，于是这些东西也带上了魔咒似的光环。现代主义在经济学当中极富影响力，但并不是因为它的前提经过了仔细考察并被发现是正确的。它是一种天启宗教，而不是理性宗教。”因此，在国内经济学界，除了传统的两大经济学分支——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还周而复始地进行方法论的争论外，已经越来越少有学者尤其是青年学子对方法论感兴趣，更不愿就方法论展开深入而实质的争论；相应地，杂志上发表的真正对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探究的文章非常罕见，即使存在一些方法论文章也大多是对西方学者相关争论的介绍。

可见，经济学的数量化仅仅体现了特定群体的方法论或工具选择偏好，它并非是最适合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式，而且，这种不适合性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扩展而日益显现。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极力排斥方法论的探讨，更不容忍对其主流地位的挑战。显然，这根本上与当前功利主义的学术风气密切相关，也反映出经济学界存在的主流的傲慢倾向：在掌握学术资源的主流与非主流的博弈中往往对非主流的任何挑战采取漠视的态度。究其原因，主流经济学家本身已经控制了经济学领域的主要杂志和大学，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不能容忍对其地位的挑战，即使自身也看到了这种缺陷，也会力图掩盖它而不是提请公开讨论。因为他们担心，方法论的探究会证明其堆砌的著作要么是空洞无物的，要么是浪费时间的，从而丧失自身的学术地位。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家往往刻意避免与方法论者探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该论文将回答或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它是一个令人感兴趣并值得讨论的问题?正如休谟写道：“与那些固执于自己原则的人的争论，较之于一切其他争论是最令人厌烦的；或许只有与那些全无诚意的人的争论除外，那些人其实并不相信他们所维护的观点，他们之所以参与争辩乃是出于装模作样，出于一种对抗精神，或者出于一种炫耀其机趣和技巧比其余人类高超的欲望。在这两种人中，所能期望的是他们对自己的论争的同样盲目的坚持、对他们的对手的同样轻蔑和对坚持诡辩和谬误的同样强烈的热心。由于推理不是这两种争论者各自导出他们的信条的源泉，因而期望任何不涉及感情的逻辑将使他们接受更健全的原则都是白费心思。”显然，这种学术风气也对国内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简短结语

方法论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而言非常重要：尽管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并不一定都成为经济学方法论专家，但是，每位从事理论经济学探究以及打算将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实践的人至少对经济学的研究思维有一定的了解。博兰曾指出，当人们建立经济学模型时，他们必须作出方法论决策，每一位模型建立者都必须思考他们将如何把经济理论模型化；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他们开始从事模型建立时，他们必须是有关建立模型的方法论方面的专家，但他们在上岗前，却又必须从未讨论过方法论问题。显然，如果我们对经济学方法论作一探究，就会很容易发现现代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内在缺陷，从而会对数学的滥用保持高度的警惕。究其原因，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该与其研究内容保持一致，研究内容发生了变动，研究方法也应作相应地调整；新古典经济学以最大化和均衡为目标的数理化路线就适应于物质资源配置的传统经济领域，并茁壮于建构理性主义膨胀的计划经济时代。然而，随着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经济学理论越来越呈现出这样两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征：一是具有强烈的思辨性，因为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从而首先必须对事物的本质进行探究；二是具有浓郁的规范性，因为经济学的研究需要对现实进行改造，从而必须具有一种社会理念或理想。显然，就复杂多样的经济现象而言，形式化数学模型往往会窒息思想的丰富性，从而永远不能代替文字或图表等形式所具有的开放性和灵活性。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进行深刻的反思。

自然经济论文篇7

关键词：现代经济学；方法论；功利主义；主流化

一、前言

对任何科学的理论研究来说，研究思维和方法论都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每当一个理论体系和一门学科遇到现实意识和理论意识的挑战之时，就有待于方法论的突破，从而最终导致新的研究范式出现。显然，如果没有一个较为明确而合理的方法论，那么所谓的研究往往只能是观点的陈述，或者只是作些机械的数据处理工作。这样，所谓的研究就根本上升不到理论层次，而只会落入庸俗实用主义的窠臼之中，从而必然无法全面地认识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另一方面，任何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应该与其研究对象相适应，不同学科会因其研究对象的差异而呈现出迥异的特征以及偏重某种独特的研究方法。显然，关注“人”的经济学与研究“物”的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就应该存在很大不同，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解释。一者，社会现象总是在不断变化的，其影响因素也随历史、文化而不断改变。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相同的条件往往只有在一个惟一的时期之内出现，而人工隔离则往往会消除那些在社会科学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二者，人类社会中存在强烈的俄狄普斯效应和自我反馈效应，第二次进行实验的条件必定会受到以前已经进行过的实验的影响，即现在的状态往往被过去的事件所规定。因此，在社会科学中，看似重复出现的事件的经验与原来事件的经验是不同的，而重复往往是产生新的、习惯性的条件，每一个被观察到的事件都是新的。正是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拓宽，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阐明一些诸如需求定律、生产要素边际分配净尽定理、M－M定理、科斯定理、纳什均衡以及阿罗不可能定理等基本原理以及引述支持这些原理的论据；相反，要真正理解一个经济理论，必须能够理解科学共同体内隐含的共同价值观，必须能够明白理论提出者在提出理论时的基本思维、价值理念以及希望达到的目的，以及这种理论潜含的其他效应。

其实，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即使是同一个理论或学说，其隐含的意义在不同立场的学者看来也存在很大差异，例如，现代主流经济学中那些被视为一般性结论的东西，往往就不能为马克思主义学者、激进主义学者、制度主义学者、女性主义学者乃至奥地利学派学者等所认同。因此，豪斯曼强调，“与学习任何科学一样，学习经济学并不仅仅是理解诸如需求规律一样的概括性命题。在人们享有价值、语言和观点的同时，人们也在了解事实、命题和方法，这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显然，正是出于对主流的凯恩斯一新古典综合之失败的一种反应，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降，学者们就开始重新寻找经济学与哲学思想之间的联系，从而涌现出了像霍奇逊、哈奇森、布劳格、罗森伯格、考德威尔、巴克豪斯、豪斯曼、博兰、克兰特、劳丹、劳森、梅基、胡佛、亨德森、汉兹、雷德曼、马奇、温特劳布以及麦克洛斯基等一大批新的经济学方法论专家；同时，另一些非主流的经济学家也开始从方法论上对主流经济学展开了更深层次的批判，这包括奥地利学派、后凯恩斯主义者、制度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女性主义者，甚至出现超边际学派等等。与此相对应，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思想观点、论文数量等在西方学术界也出现剧增趋势，并出现了《经济思想和方法史研究》、《经济学和哲学》以及《方法》等讨论方法论的刊物，以致“现在可以把经济学方法论看作是经济学领域内可以清晰识别的一个分支学科”。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尽管在新古典经济学成为方法论批判的对象已有了30多年历史，但它依然没有对这些批判做出回应，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调整迹象；即使那些开始关注研究方法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往往几乎都是将其精力用于经济学的建模方法上，而不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进行反思。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反常的现象呢?本文就此作一系统分析。

二、方法论转变与经济学发展

自经济学从其他社会学科独立出来以降，方法论就是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大师们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如古典经济学家配第、斯密、李嘉图、萨伊、马尔萨斯、西尼尔、穆勒父子、麦克库洛赫、凯尔恩斯，历史学派学者西斯蒙第、琼斯、缪勒、李斯特、施穆勒、韦伯、桑巴特、凡勃伦、康芒斯、加尔布雷思，边际效用学派先驱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克拉克、马歇尔、威克塞尔，以及现代经济学家罗宾斯、米塞斯、哈耶克、马克卢普、库普斯曼、罗宾逊夫人、弗里德曼、卢卡斯、森等等。霍奇逊指出，“在大约100年的时间里，(方法论)这一问题占据了科学研究中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头脑，而且这一问题是多数社会科学和经济学分析的中心。”而且，每当经济学范式面临转换之时，方法论上的争论就尤显激烈，例如，经济学从古典主义向新古典主义过渡时期的方法论之争表现为：历史学派对古典学派的挑战、边际学派对历史学派的挑战、制度学派对边际学派的挑战。同样，当今经济学的理论发展，诸如凯恩斯革命、凯恩斯综合、理性预期革命、新凯恩斯综合等等，以及各种流派的出现，无一不是首先在方法论上出现反思和革新，宏观经济学对微观经济学的革命、凯恩斯内部左右两派的争论、理性预期的反革命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学说发展史实际上也就是一部经济学方法论变换史。

一方面，每一次经济思想的重大创新和发展都是伴随着方法论的变革，经济学学术史中的四次革命和四次综合都是建立在方法论转化的基础之上。譬如，在斯密之前，重商主义者的思想主要源于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而斯密第一次把政治经济学提升到了演绎科学的殿堂，从而构建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学说体系；而针对后来李嘉图、萨伊、西尼尔等人把演绎法极端化以及将经济学孤立于其他学科的取向，穆勒重新将归纳法和演绎法结合了起来，并将社会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等都引进到经济学之中，从而形成了古典经济学的综合。再如古典经济学后期的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等人一反古典经济学从劳动的分析角度探讨财富增长的思路，而是以商品的稀缺性和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着重研究消费(需求)、分配(流通)、价格(竞争)、市场机制以及个体经济等微观经济理论，并再一次抛弃了归纳法而强化了抽象的演绎分析，从而掀起了边际革命；而马歇尔则把古典经济学从客观成本分析的思路和边际效用学派从主观需求分析的思路结合起来，构建了供求均衡的分析框架，并再次吸收了归纳分析的基本思路，广泛运用生物学的原理如有机体组织、进化论、生存竞争等解释经济现象，从而形成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综合。因此，正如门格尔指出科学的创造和革命是由那些不停地钻研科学方法的人们所推动的，即使他们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使用正确的方法，或者没有转过去研究这些方法，但他们的成功仍可以归结为正确方法的运用。

另一方面，任何经济学流派的研究方法都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相适应，这也已经为经济学说发展史所证明：无论是历史学派、制度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或者是理性预期学派都形成了与其研究对象相适应的研究路线。譬如，当经济学从古典主义转向新古典主义之时，由于研究对象发生了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的转化，相应地也就产生了从平均主义到边际主义的方法论革新。显然，通过重新审视经济学的演化以及现代经济学的特征，我们可以更好地发现经济学方法论的变革趋势，并对现代经济学方法论进行反思。事实上，按照新古典主义的正统经济理论范式，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和就业都是由个体最优化行为下微观层次上的均衡状态决定的，但新古典主义的诸多限制性假设却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为此，凯恩斯将预期和不确定性引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以非均衡分析为起点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这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可见，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他所提出的理论，而在于他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否定；同样，凯恩斯之后，无数的追随者们对凯恩斯体系本身存在的种种“空隙”和“硬伤”给予修正、弥补、完善，这些都是凯恩斯经济学得以发展、充实的重要前提和体现。当然，这些弥补主要体现在逻辑推理和假设前提上，而这些是方法论的较低层次；相反，在方法论较高层次的研究思维上，却依旧承袭古典主义后期就不断凸显的自然主义思维。

正是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着眼于微观分析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主要是解释性的而非预测性的。而且，这种解释的视角是以均衡为参照系，从而并不能发现和解决现实问题。正是出于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这种解释性学说的反对，凯恩斯提出了其宏观经济学以对总体经济变量进行分析和预测。不过，凯恩斯经济学也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者，它作为应对短期萧条经济的应用政策经济学而出现，从而无法满足历史的经验检验和预测未来经济发展，并且很快就遇到了实践的挑战；二者，它的宏观经济理论过分强调预测性而疏于解释性，从而无法满足逻辑推理上的一致性检验，并且很快就遇到了新古典宏观学派的挑战。与此相对应，新古典经济学确立的成本一收益以及供求均衡的分析范式的逻辑往往显得更为严密和系统，从而更容易为追求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学者所接受；为此，在经历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宏观冲击之后，20世纪70年代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又主张回到新古典去，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来构建宏观经济学的分析基础，并重新占据主导地位。正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学的经验分析和微观经济学的理性推理结合起来，从而引入并壮大了逻辑实证主义；同时，由于新古典宏观学派以“假设的现实无关性”为理论指导思想，从而日益偏盛于基于理性的数理模型和细枝末节的实证分析。于是，以数理化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就确立了。任何问题的研究都需要量化，即使制度、关系、文化、精神乃至宗教等都要转化为可量化的指标；同时，量化的分析往往又是建立在理的基础上，一切不确定都被转化成理性选择问题。

当然，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确立也经历了三次大的争论和变革：一是19世纪70年代在门格尔和施穆勒之间爆发的那场影响深远的方法论之争，它最终确立了抽象演绎法的主流地位；二是20世纪初在J，内维尔，凯恩斯、罗宾斯以及哈奇森之间爆发了一场经济学方法论大战，他们分别发表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以及《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前提》而对方法论提出了迥然不同的观点，并开始把波普尔思想引入到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三是二战之后萨缪尔森、弗里德曼以及卢卡斯等对经济学方法论提出了系统的意见，特别是弗里德曼的逻辑实证主义最终成为经济学难以撼动的方法论基础。当然，弗里德曼、卢卡斯等人仅仅是强化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思维，或者发展和补充-些分析工具。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思维的强化，自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被引入进经济学以后，经济学就日益把物理学视为榜样而试图构建一般性的理论；结果经济学越来越关注细枝末节的技术工具，而越来越不关注理论研究的哲学思维，以致方法论的探究日渐式微。而且，正因为现代经济学把经济学当作一门自然科学来对待，并极力模仿自然科学的单一研究方法，导致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已经被淡化了；即使在20世纪50、60年代就出现了波普尔、库恩以及拉卡托斯这样的方法论大家，但弗里德曼引领的逻辑实证主义在经济学领域却占有牢不可破的统治地位。

可见，经济学的发展本身就伴随着方法论的转换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与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相一致。因此，只有通晓经济学的方法论思维，才可以更好明白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才会产生真正的问题意识，并发现理论和实践中的症结。一般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则源自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课题，而既然社会发展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经济学的研究路线也必然是否定之否定的。事实上，正是基于这种规律，自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并开始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算起，经济学的发展就已经经历了四次危机、四次革命以及四次综合。不幸的是，尽管方法论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如此重要，但随着经济学中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的主流地位日益强化，涉足经济学方法论领域的人就越来越少，方法论问题也越来越引不起经济学研究的兴趣，绝大多数人热衷的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以数据来为最大化的理提供一些注解。因此，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越来越不讨论方法论问题，但流行研究几乎都内含了特定的研究思维：数理模型的构建和计量检验的分析都以特定的方法思维为前提，这个思维就是自然科学的导向。沙克尔写道：“数学家倾向于把经济学视为机械来研究。对于机械，我们总是有可能(有时实际也是如此)对其进行抽象的讨论，从而可以不顾过去与未来之间存在的差异，可以设计一个系统，在其中，‘大部分’的影响不会超过它对重力作用的影响，把所有对象都视为确定的、预先设计好的、司计算的。”

三、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困境

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强调基于形式逻辑的数理建模和基于计量实证的量化分析，从而将现代数学工具大肆应用到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但显然，注重计量和数理的研究思维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日益拓展的经济学内容。究其原因，现代经济学越来越涉及到社会生活领域，不仅生活领域中人类行为所根基的是心理逻辑而不是数理逻辑，而且绝大多数社会因素都是无法量化的，更不要说社会经济现象本身还在不断变动；而“数学所能够探讨的，要么是其本身就可以隐含地表达的含义，要么是已经给定的含义。社会的经济事务方面的数学模型可以把社会成员视为稳定地或逐渐地获得知识的个模型无法将我们所说的创新包含在内。”然而，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的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改变，但数理化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却没有发生相应的修正，相反还以一往直前的扩展冲动不断渗入到其他传统上的非经济领域；结果现代主流经济学尽管满足于形式逻辑的日益精致化，却元法满足理论与经验事实的一致性检验。显然，这也正是现代经济学的危机根源。霍奇逊写道：“今天(有关一般性与特性、统一性和差异性的方法论讨论)这一问题却被大多数人忽略了。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没有察觉这一问题。而且教科书中这一问题也被忽略了。不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家还是后凯恩斯的经济学家，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虽然较早的理论学家，如马克思和康芒斯研究了这一问题，但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却很少关注这一问题。”因此，我们就必须对流行的数理化经济学取向进行反思。

其实，正是由于迷信于数学对于经济学科学化发展的作用，结果不但使得为这些学者提供纯粹智力体验和展示的假设前提变得日益不现实，而且也使得由此得出的推理结论与现实实践越来越相脱节。霍奇逊写道：“主流大学经济学系主要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当今世界的紧要问题上，他们通常并不培养对现实经济过程、体系和制度的研究。智力资源虽然没有完全浪费，但却严重配置不当”，“即使建模者对新古典理论的标准假设提出了挑战(偶尔出现的关于相互依赖的偏好关系、粘性价不完全信息等等的正式文章)，这些挑战常常也是以智力难题的形式而不是对现实现象的考察提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讲，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两大流派——凯恩斯主义流派和新古典经济学以及由此衍生的新古典宏观学派，都存在理论上的严重缺陷。有人就诙谐地说，“在20世纪末，经济学被分为宏观经济学家和微观经济学家，前者观察不能够解释的现象，后者解释不能观察的现象。”尤其是，随着资本内涵的变化和外延拓宽以及人类需求的变化，经济学所涉猎的领域越来越宽，而当经济学为了保持其“客观性”和“科学性”而极力将数理模型化分析应用到这些新领域时，往往就会产生令人匪夷所思乃至荒唐的结论。

尽管现代经济学的数量化已经暴露出了严重问题，但是，这种发展的步伐不但没有稍作停顿，反而有加速的趋势。为此，罗宾逊夫人1977年在《问题是什么》一文中就质疑道：正统经济学在多大程度上受意识形态错误地驱使?这种状况为什么能够一直持续下去?是否因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变化太过频繁，以至于其一般的“法则”才一直没有获得承认?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不能在社会生活中的历史性时刻起到适当的作用?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或作为一个富足的社会我们希望实现什么?为什么那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民族国家的组织原则是理所当然的?经济学解释的发展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对(不)适当的方法的“选择”，如选择数学而不是参与者的行为学?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不仅关乎社会现实问题的变化，如近年的次贷危机就显示了这一点；而且关乎人类社会的文化、心理和思维问题，如当前社会中暴露出来的交往合理性的危机。麦克洛斯基等甚至指出，历史上发生的经济学危机和革命与这一次危机相比就根本算不上是什么危机，也没有产生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因此，要解决当前经济学的理论危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术语、主要分析思维乃至整个逻辑体系都需要重新进行审视。一般地，当前经济学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裂变导致了科学主义的衰落。一方面，根植于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西方社会所产生的整个社会科学都是科学主义的产物；正是基于这种思维，尽管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迄今还很不成熟，但人们相信，它们终归有一天会像自然科学一样成熟起来，因而主流经济学不断将其自然主义思维拓展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经济学数量化趋势的盛行也是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世界经济计划化的产物：当时全球的物质资源非常稀缺，因而经济学主要关注如何更有效地使用这些稀缺性资源这一根本性课题；正是由于当时经济学所处理的对象是自然物，因而可以有效地将自然主义思维加以拓展，人类工具理性的挖掘也确实在对人与物之间关系上取得一些重大发展，这包括线性规划、投入产出等等。然而，在经济学研究内容已经如此不同的今天，如果依旧在这种科学至上主义引领下局限于经济学的数理化一途，就会带来完全适得其反的结果。

不幸的是，尽管理论与现实已经越来越相脱节，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并不努力改进研究思路以求更有效地发现和解决问题，相反，在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学的研究旨趣和研究方向却逐渐发生了蜕变：主流经济学家不再把经济学研究与实用主义挂钩起来，而是把经济学研究作为展示其智力的一项活动，并从基于各种假设变换而推演出的各种具有启发性意义的结论中获得乐趣，但这并不能提供具体的应用而只能锻炼人类基于不同角度的思维方式。霍奇逊写道：“经济学越来越成为应用数学的一部分，在这里，经济学的目标也已不再是去揭示经济世界的真实过程和结果，而是为了自身的兴趣去探索数学技巧。……经济学因此成了一种数学游戏，一种用自己的语言来玩的游戏，游戏的规则是由那些带着玩游戏的人指定的，不再受到描述的充分性或者参照现实这些问题的限制。”事实上，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一般有两种：一是把经济学视为一门艺术科学，在象牙塔里基于逻辑推理而享受乐趣；二是把经济学视为一门思维科学，从基于不同视角对具体现象进行思辩的过程中获得认知的增进。显然，由于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而热衷于建立经济模型，而这种研究除非具有高智力的“天才”是很难取得成就的，因而经济学越来越成为那些智力超群人士的专门领域。

正因如此，那些享受智力挑战乐趣的数理经济学家们往往乐于维护自己的这一领地，而方法论的任何反思得到的往往要么是挖苦、要么是忽视。正如劳森写道的：“在当代经济学家中，尤其是主流经济学中，对详尽的方法论的分析和评论普遍表示不赞同，……对方法论研究的有力阻挠……明显地表现在主流杂志不愿发表许多这方面的文章”，而且，即使像哈恩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既发表了关于方法论的文章，……又经常参加当地方法论的辩论”，但他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为主流经济学的公开方法论进行辩护，“他的公开的立场长期以来一直是反对学习和研究这类问题的。……在其退休时，哈恩以忠告年轻经济学家的形式提出了若干‘反思’。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反思包括建议年轻经济学家应‘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讨论“经济学中的数学”’，至于方法论，根本就不要去想。”序言事实上，在20世纪整个50到7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少量的方法论文章也主要是围绕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而展开，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博兰写道：“有关方法论的论述方面，能够算得上具有实质性内容的任何论述，都被罗列在大多数中级理论教科书的开篇中，人们除非在这方面有所增添，否则就没有更多可说的。所有的教科书都可以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教科书提到弗里德曼。……另一类则包括那些根本不提及方法论的教科书。”

既然经济学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那些智力超群人士的游戏，那么，绝大多数的智力平庸之士又能干人。……这样一什么呢?一般地，他们只能在这些经济学大师所制定的游戏规则下作一些机械地模仿，尽管从中并不能得到一些起码的乐趣，但在学术研究和教师都日益世俗化的情况下，却可因更易而获得一些教职以安身立命。博兰写道：“一些主要的杂志不愿接受不涉及模型建立的任何论文，今天出版物已等同于使用数字描绘的研究。其原因是明显的。无论是对研究人员或审稿人来说，用数字描绘来得安全，不会出问题”，结果，尽管科学研究的特点在于批判，但“今天，倘若批判是针对建立模型的方法，则批判就成为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倘若你想讨论人们在开始建立模型前肯定要提出的该方法论思想(比如人们假定决策者会采用何种学说理论?)，你将会面对这样的审稿人，他将要求你提供一个模型以讨论模型的建立!这种老一套的作法充斥于经济学的方法中，但不允许任何人对此加以批评”；显然，正因为“杂志编辑也不愿意拓宽经济学问题的思路”，因而“倘如聪明而有学识的研究生为了能成功地做一名学院的经济学家而不得不面对什么主题的话，我敢肯定许多人都将选择(方法论)另外的课题。”

可见，尽管作为深化认知和思想交流的主题，方法论探讨往往比撰写那些以数理模型为基础的冗长乏味的论文更有意义，从而也应该更能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但是，由于当前学术界强盛的主流化现象以及自以为是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心态，以致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者对方法论问题往往都持不屑一顾的态度。博兰认为，这种态度就尤如正人君子对待性问题一样，主流经济学也把方法论视为思想领域中的色情文学，视为因很少有露面的机会而得以哗众取宠但缺乏实质内容的东西；因此，它们对待方法论的态度往往是一种冠冕堂皇的方式：“对不起，请免谈方法论，我们是经济学家。”而且，正是这些数学出身并控制了学术取向的经济学大师始作俑，导致了越来越少青年学子能够去反思流行的研究方式，即使对社会中大量存在的那些悖论现象往往也是熟视无睹，或者千方百计地将这些现象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进行解释，而很少去发现和解决问题。这样，经过二、三代的强化效应，现代学术界中的大部分经济学者对注重数量化的主流经济学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当前经济学研究内容的变动取向都丧失了察知能力；而且，学术界的功利主义也令他们毫不关心，相反，为了追求所谓的科学和“实用”而不断地推动经济学在数字游戏之路上不断畸形膨胀。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20世纪70、80年代，“经济学危机”之类的词汇还经常出现在各种出版物上，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危机”的提法就似乎已经过时，整个经济学界日益单向度化，而否定和反思的声音则日渐消逝。

四、现代经济学忽视方法论反思的原因

经济学说史告诉我们，每当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学遇到巨大的现实问题冲击后，一些经济学大师就会重新去关注方法论、寻找新的研究方法。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使得凯恩斯、希克斯以及罗宾逊夫人等重新审视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而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又促使弗里德曼、卢卡斯以及哈耶克等关注凯恩斯经济学的逻辑缺陷；其他如熊彼特、奈特、缪尔达尔以及森等也都对经济学方法论提出了独特的贡献。同时，正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不断更迭的主流经济学在预测甚至解释社会经济现象上都接连碰壁，因此，欧美学术界在拉卡托斯的引领下对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也大有复兴的趋势。豪斯曼就写道：“我们的上一代人对经济学的哲学和经济学方法论又重拾兴趣。这种兴趣的基础广泛。哲学家、经济学家、其他社会科学家以及普通民众都感到更需要了解经济学，了解它是怎样的一种专业科学，了解它所宣称的那一套在何种意义上可信”，“对经济学兴趣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不像以前表现得那么好了。……对主流经济学的信任在60年代达到顶峰”，“现在不但一般大众怀疑经济学家，就连经济学家自己也在怀疑自己。在这样一种氛围中，经济学家转向方法论的反思绝不会令人惊讶，它们希翼着能够找到以往经济研究的缺憾，或者，更积极一点儿，希望找到新方法来更好地指导将来的研究”。

在豪斯曼看来，有三个重要的理论原因使得现在比以前更关注经济学方法论：(一)“不但许多经济学家、甚至人类学家、政治科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受经济学家影响的社会学家近来都在主张‘经济学方法’是唯一合法的、富有成效的人类行为研究方法。……它们主张，经济学是所有社会科学必须效法的模范”，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许多经济学家对它们的理论充满疑虑之时，某些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不断对经济学方法的普遍有效性夸下海口”；(二)“在‘经济学方法对于人类行为研究十分适用’这类说法正在被炮制出来的时候，受认知心理学工作传统深刻影响的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正在用严格的心理学方法来检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结论。它们的结果现在看来仍不明确，但他们认为，主流经济学家的很多结论存在着问题”；(三)“科学哲学家们对于科学史以及当代科学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超越前人的、更加系统和细致的研究。虽然大多数此类研究集中于自然科学方面，但对于经济学的哲学关注也在增加，因为对于哲学家而言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很有趣的科学。”事实上，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十分有限，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方法论已经在经济学领域登堂入室了。不仅出现了布劳格、博兰、考德威尔、罗森伯格、科兰德、劳森、豪斯曼、克兰特、麦克洛斯基、米洛斯基、司徒尔特、豪利斯、内尔等经济学方法论专家，而且整个20世纪80年代相关的经济学方法论文章以及论著不断出现。

尽管如此，直到20世纪90年代，方法论问题却依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且，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甚至比60、70年代的同行对方法论更缺乏了解。例如，魏因特布就指出，“方法论对于经济学实践没有任何影响，方法论只是诸多哲学论题中的一部分，并且引起了实践科学家日益增加的不信任”；其理由是，经济理论必须用经济证据而不是外部的证据来评价，因而方法论企图以一种一般的理论化说明来统治特定的经济理论是不可能的。同样，培森也认为，方法论对经济学的研究没有什么意义，他说：“对经济学方法论与认识论及其与哲学关系的研究可能对阅读与写作是有益的，但这些研究不能使经济学研究与教学更为科学。如果说这些研究有什么作用的话，它对经济学的科学性程度也只能有负面效果”；…’其理由是，这种研究已经创造了一个自身不同的问题——全神贯注于哲学而不是科学，科学实践自身很少依靠科学哲学。问题是，尽管主流经济学家指责经济学方法论的评价是经济学共同体之外的“哲学”评价，但这个指责是毫无道理的；究其原因，尽管存在不同的话语共同体，但并不存在一个共同体的观念不应该被另一个共同体使用的任何先天理由。那么，为什么经济学方法论的反思之声如此微弱、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如此顽固呢?

一般地，可从这样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者，迄今为止的方法论探究还主要停留在画地为牢的批判层面，它们由于没有形成建构型思想而无法对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提供多少实质性帮助；二者，现代主流经济学本身已经陷入了教条主义窠臼，而且，它可以获取主流化现象所产生的所有收益，从而不愿接受新的东西。就前者而言，博兰归纳了当前方法论文章的三种类型：一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学家，他们撰写的是关于已故经济学家的方法论观点；二是经济学哲学家，他们为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而担忧；三是传统的经济学方法论者，他们争论假设是否永远都必须是现实的，如果不是，那么应该如何选择采用非现实假设的最佳理论。而且，这三个群体都具有一个令人不快的共同特征：对其他观点不宽容，他们往往举办大型研讨会，却往往只邀请那些与其观点保持一致的人；例如，某些搞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学家最喜欢与这样的方法论者相处，他们谈论的是：在经济学中是否曾有进展，如果有进展，那又是什么。正因为经济学方法论者所发表的文章往往只有方法论者才会感兴趣，因此，关心现实问题解决的主流经济学对这些文章就缺乏兴趣。就后者而言，随着经济学理论在实际经济领域中的作用逐渐淡化，它主要成为解释而不是预测的学问，更不是用于改造社会的学问；结果，当前经济学就在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范式制约下逐渐形成了不同的解释共同体，它们往往依据特定的术语和逻辑体系进行逻辑上的诠释，而共同体之外的批判往往被置之不顾。正如温特劳布写道的：“事实上，人们不可能用一个方法论的命题驳斥或否定一个经济学的主张。经济论断，就像对通货膨胀的解释，总是要在经济学范围被评估。不存在独立的评估基础：哲学不可能构建通货膨胀理论。”

其实，现代经济学主要为美国的一些主要大学和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所把持，他们把自己的学生派遣到各个高校，并垄断了主要的学术刊物以及各种学术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美国的学者在追随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也模仿美国的主流研究范式。于是，经济学界的“主流”意识得到不断的强化，而反思和批判声音则日渐微弱，其最终结果使得经济学危机日益深重。事实上，正是在这种排斥异己、拒绝兼容并包的体制中，现代经济学“已经变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更像一种宗教，而不是一门科学。”显然，上面所列举的导致方法论批判缺乏效率的两方面因素在国内经济学界也普遍存在，甚至还更为严重，这里也分两方面加以说明。

就前者而言，国内经济学存在严重的宗派化和利益集团化的倾向，一些团体往往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控制着一些资源，并进行“我向思考”(autistic)式的讨论：他们热衷的是对其他宗派观点或方法的批判和对自身观点或方法的维护和宣扬，而根本不愿认认真真地以对方的批判来审视自己的观点和方法，最多就是既不攻击他人，也不接受他人批判地和平相处。正因如此，在国内经济学界，崇尚自由主义和演化理性的学者可以围绕在哈耶克思想的周围而专门阐述哈耶克以及其他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崇尚理性分析的一群人可以把卢卡斯推为宗师而相互应和，崇尚产权私有化的学者则可以在科斯定理的基础上把芝加哥学派视为自己的思想来源，热衷于企业和组织问题的学人往往集中于威廉姆森——德姆塞茨的研究框架，热衷于社会制度理论问题的一群人往往会围绕在凡勃伦——康芒斯——诺斯的思维路线上，偏爱公共事物治理实践的一群人则又往往围绕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以及印第安纳学派所发表的著作周围。在方法论问题上更是如此：搞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人往往就事论事地阐发经典大师的方法论主张，而至于如何为当代经济学所借鉴则往往不甚了了；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则主要是在阐发西方的一些前沿观点，而究竟如何修正当前的中国经济学范式则往往被置之一旁；而研究经济学与其它学科交叉的少数学人也形成一个小团体，热衷于宣扬其他学科中的一些最近发现，如基因经济学、神经元科学等等。

就后者而言，国内经济学界截然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派别，两者除了在一些具体观点(次要的是方法论)上相互攻击外，平时基本上在各自感兴趣的问题上自我思考：不仅不理会对方究竟如何展开研究、在研究什么问题，而且不参加对方的任何学术活动，甚至也不允许对方参加自己的学术活动。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往往热衷于马克思本人已经着手研究的那些领域，尤其是那些曾经引起争议或西方学者批判的几个理论问题，并且，基本上都在自己的单线上作“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探索；相反，西方经济学则很少关心事物的本质问题，也不关心现实中的异化和剥削问题，而是基于供求或博弈分析来对现状进行描述，特别是热衷于基于细枝末节的实证来印证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尽管这两大派别都在努力地掌控影响社会改革的话语权，尽管两者的努力方向往往存在差异：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以立国的指导思想来影响上层政府的决策，而西方经济学家则通过教材和舆论来影响青年学子和基层政府的行为。正因为两者都掌控了一定的学术的、社会的资源，从而呈现出一种相对均衡的态势；同时，两者对其他独立学人基本上都采取排斥的态度，以致独立的创新很难有生存的空间。

当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在国内经济学界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它们不但逐渐排除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且也很少接受和阐发西方社会中的“非主流”经济学派。因此，尽管国内确实已经存在了一些自得其乐的小型学术团体，但基本取向则是一如既往地抱着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热衷于数学建模和计量分析。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尤其是它的数量化取向在国内学者的盲信跟风下已经成了一种拜物教。麦克洛斯基指出，“对客观证据、定量检验、实证分析以及其他赋予信念之物的热诚，在现代主义那里充分展现出来，并被一再重复，于是这些东西也带上了魔咒似的光环。现代主义在经济学当中极富影响力，但并不是因为它的前提经过了仔细考察并被发现是正确的。它是一种天启宗教，而不是理性宗教。”因此，在国内经济学界，除了传统的两大经济学分支——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还周而复始地进行方法论的争论外，已经越来越少有学者尤其是青年学子对方法论感兴趣，更不愿就方法论展开深入而实质的争论；相应地，杂志上发表的真正对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探究的文章非常罕见，即使存在一些方法论文章也大多是对西方学者相关争论的介绍。

可见，经济学的数量化仅仅体现了特定群体的方法论或工具选择偏好，它并非是最适合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式，而且，这种不适合性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扩展而日益显现。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极力排斥方法论的探讨，更不容忍对其主流地位的挑战。显然，这根本上与当前功利主义的学术风气密切相关，也反映出经济学界存在的主流的傲慢倾向：在掌握学术资源的主流与非主流的博弈中往往对非主流的任何挑战采取漠视的态度。究其原因，主流经济学家本身已经控制了经济学领域的主要杂志和大学，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而不能容忍对其地位的挑战，即使自身也看到了这种缺陷，也会力图掩盖它而不是提请公开讨论。因为他们担心，方法论的探究会证明其堆砌的著作要么是空洞无物的，要么是浪费时间的，从而丧失自身的学术地位。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家往往刻意避免与方法论者探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该论文将回答或解决什么问题?为什么它是一个令人感兴趣并值得讨论的问题?正如休谟写道：“与那些固执于自己原则的人的争论，较之于一切其他争论是最令人厌烦的；或许只有与那些全无诚意的人的争论除外，那些人其实并不相信他们所维护的观点，他们之所以参与争辩乃是出于装模作样，出于一种对抗精神，或者出于一种炫耀其机趣和技巧比其余人类高超的欲望。在这两种人中，所能期望的是他们对自己的论争的同样盲目的坚持、对他们的对手的同样轻蔑和对坚持诡辩和谬误的同样强烈的热心。由于推理不是这两种争论者各自导出他们的信条的源泉，因而期望任何不涉及感情的逻辑将使他们接受更健全的原则都是白费心思。”显然，这种学术风气也对国内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简短结语

方法论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而言非常重要：尽管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并不一定都成为经济学方法论专家，但是，每位从事理论经济学探究以及打算将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实践的人至少对经济学的研究思维有一定的了解。博兰曾指出，当人们建立经济学模型时，他们必须作出方法论决策，每一位模型建立者都必须思考他们将如何把经济理论模型化；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他们开始从事模型建立时，他们必须是有关建立模型的方法论方面的专家，但他们在上岗前，却又必须从未讨论过方法论问题。显然，如果我们对经济学方法论作一探究，就会很容易发现现代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内在缺陷，从而会对数学的滥用保持高度的警惕。究其原因，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该与其研究内容保持一致，研究内容发生了变动，研究方法也应作相应地调整；新古典经济学以最大化和均衡为目标的数理化路线就适应于物质资源配置的传统经济领域，并茁壮于建构理性主义膨胀的计划经济时代。然而，随着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经济学理论越来越呈现出这样两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征：一是具有强烈的思辨性，因为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从而首先必须对事物的本质进行探究；二是具有浓郁的规范性，因为经济学的研究需要对现实进行改造，从而必须具有一种社会理念或理想。显然，就复杂多样的经济现象而言，形式化数学模型往往会窒息思想的丰富性，从而永远不能代替文字或图表等形式所具有的开放性和灵活性。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进行深刻的反思。

自然经济论文篇8

关键词：经济人；生态人；生态文明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limitation of the theory about economic person i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points out the realistic possibility of ecological person. It defines the connot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ical person and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and reali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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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economic person; ecological pers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一部人类史既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关系不断进步的历史，也是人的存在内涵、范式不断深化、丰富和演变的历史。因此人类历史的进步发展阶段既可以用狩猎、农业、工业的科技发展形态或原始的、奴隶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来概括，也可以从人本身的生存状态来规定，对应于社会形态的演变，我们可以把已经有过的人的存在类型也相继分为“自然人”、“道德人”和“经济人”三种不同阶段。

“自然人”是史前时代处于原始状态中的人，此时的人既无独立的意识，也无独立的个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个人完全臣服于自然。“道德人”是农耕时代依靠自然血缘和封建宗法等级观念维系的人，这一时代生产的目的不是发财致富，而是自给自足，立身做人是根本的，追求利益被看作是不道德的，主张“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通通钉到十字架上”，利益的淡漠使人与自然基本上保持了一种和谐状态，但同时这种重义轻利的思维方式弱化了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因而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两种人性也为历史的发展所淹没。工业文明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是“经济人”，下面我们重点分析一下“经济人”的人性特征，为解决当代人的生存危机寻找一条出路。

一、“经济人”的人格透视

“经济人”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而出现的。17、18世纪的西欧，封建的地租制逐渐被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易所取代，决定人们地位的不再是门第、出身，而是看拥有财富的多寡，社会已经最大限度地围绕着利益来运转。1776年，亚当斯密撰写了《国富论》一书，在书中他描绘了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自身动机的“经济人”形象，并阐述了其思想特质、行为类型等，由此“经济人”形象获得了广泛传播，并成为人格塑造的重要依据。

“经济人”假设的提出确实有它积极的社会功能，如：它深刻揭示了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衰弱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激发了人们的进取性和创造性，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但“经济人”本身是存在缺陷的，也正是这种缺陷引发了今天的生态危机和当代人的生存困境。

首先，“经济人”的思维方式是“最小—最大”式的，即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益是其行为的根本目标。在他的头脑中思考的只是物质利益、财富和利润，“经济人”成为了一个完全的经济动物，一个精于算计的逐利机器，这必然驱动着“经济人”在生产过程中努力降低生产成本，毫无节制地掠夺资源和原材料，把自然界当成原料库和垃圾场，而毫不顾及他人、社会、子孙后代的利益。而且“自然界是公共的、免费的资源，如果我不开采别人也会去开采”这样的思想也在“经济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这些必然引发哈丁所描绘的“公有地的悲剧”。

其次，“经济人”在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上的错位，认为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但在“经济人”身上我们很难发现其自然属性，马克思所强调的“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的观点更是无从体现，这种自然属性的缺失也使得“经济人”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片面地归结为“利用与被利用、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将“作为人类生命之源和价值之源的自然界”视为人类的奴仆和奴隶，在“经济人”的视野中人才是“万物的主人”和“自然界的立法者”，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人类毫不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蔑视自然规律，违背自然规律，最终将人类推向了生态危机的困境中。

最后，“经济人”的主体性过度膨胀，轻视生命过程，只看结果，只重物质享受。“经济人”过于追求物质享受和物质欲望的满足，削弱人在其他方面的价值追求，导致了人性被泯灭，丰富的感性丧失，引起了人类价值世界的分化和迷失，人成了“工具人”、“单面人”。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时，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却成为动物的东西。”

［1］

上述“经济人”的人性缺陷及其所造成的生存困境都表明，工业文明及其人性标准都已不合时代的发展，历史呼唤着新的文明时代的到来，需要新的人格模式的确立。

二、生态人的内涵及其基本特征

对于工业文明之后的新的文明时代，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托马斯伯里将其称为追求生态文明的“生态时代”。而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可见，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当今全社会的共识。与工业文明形态下人与自然关系尖锐的对立不同，生态文明强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睦、协调、良性循环，并以此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和全面发展。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明类型，生态文明也需要一种新的主体承担者，一种新的主体形态，以此表征、创造和建设生态文明，我们将这种人类存在的新形态称为“生态人”。［2］

（一）“生态人”概念的界定

“生态人”是与“经济人”相对应的，与“经济人”相比，它是一种更加符合人类本质的理论设定。“生态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态人”不仅追求人与自然的共生，还追求人与他人、与自身的和谐，这是一种理想中的人，一种完人；狭义的“生态人”是特指单纯的环境保护人士。在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所指的“生态人”主要是对“人与自然平衡的向往”，对生态文明充满憧憬的人们。毕竟生态危机是当代社会所有危机当中最为根本性的，同时也应追求社会的和谐和人自身的完善，因为“对自然的解放与人的解放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可以将“生态人”定义为具备生态意识，并在经济与社会活动中能够做到尊重自然生态规律，约束个人与集体行为，实现人与自然共生、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个人或群体。“生态人”既可以指国家，也可以指政府、企业和个人。

（二）“生态人”的价值观

“生态人”并不是从纯粹的功利角度来阐述人对自然的依赖性，而是更加强调从人的本质内涵来诠释。在“生态人”的观念中，生态问题的解决不是一种人类生存的某一特定阶段上用来应付特殊生存境遇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根本的生存原则，因此“生态人”除了具备关爱自然、生态平衡等生态意识外，还应具有以下价值观念：

(1)具有整体论世界观或生态世界观范式。与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对立、人对自然的掠夺观不同，“生态人”抛弃了近代以来机械论世界观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以有机系统论的观点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将“人—自然—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系统整体，其中的每一部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普遍的联系中，认为人和其他生命一样，只是生态系统这个有机网络上的一个网络点，人类生命的维持与发展要依赖于整个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人与自然之间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

(2)树立生态安全观。 “经济人”只注重经济利益，无所顾忌地掠夺资源，而“生态人”将生态安全放于首位。生态安全是生态学上的概念，它是指在地球几十亿年漫长的生物与环境协同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任何生物必需的特定气候、温度、湿度、光照通量等生态参数处于稳态时的状况。“生态人”能够意识到失去生态安全的最大效益是虚假的，因而在决策时将生态安全置于首位，如果其行为危及到生态安全即使利益再大也要放弃。

(3)拥有生态善恶观。生态善恶观是“生态人”的核心，生态善恶也即生态道德，它扩展了传统道德的界限，把道德关怀引入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使人们以道德理念去维系生态平衡，树立人们对于自然的道德义务感，因而对人类具有更大的约束力。当有了这种善恶观时，“生态人”就会把保持生态平衡作为个人的一种人生责任，当其行为有利于生态平衡时就感到高兴，而对破坏生态、伤害生物的行为则感到悲哀。

(4)主张环境公平、正义观。环境公平是针对环境伦理的缺陷而提出的，但它也同样是“生态人”坚持的一个准则。环境公平包括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尽管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但由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环境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不同的阶级、群体对环境会有不同的诉求，因而其利用自然的权利、履行环保的义务也应有所差别。环境正义理论要求我们必须实现环境资源所有权与享有权分配方面的公正，应承担环境责任方面的公正，最终达到环境权利、环境责任和环境义务的统一。

(5)推崇经济、社会和生态三者相协调的发展观。“经济人”以高耗费、高污染的方式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忽视了生态价值、生态效益和社会和谐，是片面的、不可持续的发展；“生态人”则不然，“生态人”是以全面的、整体的视角来审视问题，坚持经济、社会和生态三者的统一，追求包括经济持续增长、自然生态平衡、社会和谐有序在内的综合效益。 

以上只是对“生态人”价值观的一个简要陈述，并不能表明其全部内容，而且在不同的社会状况下，出于不同的立场和主体利益的差异，对“生态人”的内涵及其特征的理解也会有差异，但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重视生态观念和生态保护是共同的。

（三）“生态人”何以可能

从上面的陈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生态人”是一种更高境界的人性假设，但它并没有违背人的本性和客观现实，因此它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或空中楼阁，而是有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认为，人性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一个社会范畴、历史范畴。马克思将其表述为“人的本质并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本性”，“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382。而社会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变化发展的，因而人的本质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生态人”就是在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变化，生态问题日益严重、人类面临生存危机的情形下逐渐萌芽的，“生态人”取代“经济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类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本能或需求，一种是沿着生物谱系方向逐渐变弱的生理需求，另一种是随着生物进化而逐渐增强的心理需求。现代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已使得物质财富在满足人类需求和欲望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而人类社会的、心理的、感官的、环境的、生态的等非物质需求则越来越强烈，旅游、休闲、景观享受、闲暇生活、绿色消费已逐渐为人们推崇。伴随着消费需要的变化，生产者也把降低环境成本、标榜绿色生产作为自己追求的利益目标，可见在人的本性中蕴涵着生态因素、生态因子，这些就为“生态人”的塑造提供了现实可能。

第三，当代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大大拓展了人们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联系，一国的生产和消费逐渐成为世界性的，各种文化间的交流、碰撞、融合日益频繁，生存方式、生存境遇日益公共化，各种主体间的差异不再明显，这些都为“生态人”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和可能。同时生态问题的跨区域性以及本身的复杂性，也决定了生态问题并不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事情，而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危机，它需要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努力。

三、“生态人”理论的当代价值

“生态人”假设作为一种崭新的理论体系，在当代人类面临生态危机，经济发展遭遇“环境瓶颈”的时刻，对于我们走出发展的困境具有极好的启示。

第一，“生态人”价值观对于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维护和保持自然生态平衡，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当代的生态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的工具理性、技术理性膨胀，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调所引起的。而“生态人”坚持一种人地和谐的自然观、可持续的发展观，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荣衰与共，要求在不危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前提下，谋取个人利益，力求实现自然、社会、生态的互动平衡、协调发展，因而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同时“生态人”的观念也有利于平息环境伦理学内各个流派的争论，像“动物权利论”、“生态中心论”在“自然的价值”、“自然的权利”等问题上展开的论辩。而“生态人”并不在某些问题上过多地纠缠，它从人的本性出发，提倡一些更易于理解的观念与普遍的价值观，更容易为社会所接受和传播。

第二，“生态人”的观念深化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发展三阶段”理论，是人的发展中的一个更高层次。马克思在论述“人的发展三阶段”时并没有具体展开，只是抽象地将其描述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3］294。“生态人”理论恰好弥补了这一缺失，是对人性的更为具体的描述，而它强调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公平与正义”、“重视人的需要的满足”，也为引导人们如何实现全面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维方向。

第三，“生态人”理论的确立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表现。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就要求我们实现从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到产业结构、经济方式的转变，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摈弃铺张浪费的现象，坚持实用节约的原则，要求社会的经济生活以环境资源的承载力为基础，坚持可持续发展，力求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方共赢。而这一切恰好是“生态人”的利益目标和价值取向，是“生态人”应有之义。因此，“生态人”的理论建构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大有裨益的。

第四，“生态人”的观念有利于推动当代的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当前我国的政府管理体制存在着许多弊端，如沿袭多年的单纯用GDP的数据来考核干部政绩方式；按行政区划管理生态，破坏了生态本身的统一性，造成自己利益优先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因此，假如政府成为了“生态人”主体，它必须推进体制改革，树立生态文明意识，建立生态管理制度；将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的指标纳入政绩考核体系；依法保障公众在在环境事务上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力求对极具整体性的自然生态系统进行统一而有效的保护、管理，努力构建“生态型政府”。

总之，“生态人”理论作为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在当代具有重要的功能，但它本身还不完善。如何实现从“经济人”向“生态人”的过渡，还需要靠理论界、知识界的共同努力克服种种障碍。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4.

自然经济论文篇9

[关键词]“Y源诅咒” 自然资源 丰裕程度 经济发展水平；关系

一直以来，如何促进经济的增长一直是各个国家关心的重要问题。经济学家最初认为自然资源的丰富能够促进一个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该地区能够利用丰富的自然条件，把自然资源加以利用，为经济服务，变自然资源为该地区的经济动力。比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国，都曾因为自然资源的丰富使经济实现快速发展。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们发现，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其经济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而相对自然资源稀缺的地区，其经济增长速度反而较快。本文基于此，开始探究“资源诅咒”的合理性。

一、“资源诅咒”的理论内涵

所谓“资源诅咒”是经济学方面的理论，是相对于矿产资源来说的，认为自然资源的丰富对于某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不是福而是祸。当某一个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时，该地区会因为短时间内过分的依赖于自然资源所创造的便利，而导致经济结构单一，而之后，资源的枯竭反而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增长。

二、“资源诅咒”的实证研究

从图中发现，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四省，自然资源储备量很少，特别是福建和浙江，无论是原煤、原油、天然气还是铁矿石都远远少于中西部省份，福建在原油、天然气方面更是零储备。而辽宁、山西、贵州、甘肃四个省份都有自己可以引以为傲的自然资源。而对比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四省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辽宁、山西、贵卅I、甘肃四个省份，而自然资源储备量最少的福建，其经济增长速度位居第一。

从以上的分析中发现，在中国区域内部，自然资源有禀赋的中西地区，其经济增长反而跟不上自然资源稀缺的东部地区。且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还远，没有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而东部地区其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均己远远超出全国的平均水平。如此看看来，“资源诅咒”的经济理论在我国的区域内部是适用的，能够证明其理论的合理性。

三、“资源诅咒”的启示

“资源诅咒”存在的主要原因是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太过于依赖资源带来的便利，而忽略了其他经济结构的发展，造成了经济结构与模式的单一化。而东部地区，其资源相对稀缺，为了发展该地区的经济，就必须寻找各种出路来为经济服务，这就导致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多元化，且这种多元性是永久的，不会像自然资源那样有枯竭的一天。

自然经济论文篇10

方法论哲学二重性抽象法现象描述法

一、亚当・斯密方法论的思想基础

亚当・斯密是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人物，1776年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的出版为其带来不朽声誉，此书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系统运作做了较明白、清楚地阐述，明确地向世人表示：经济的一般性原理是存在的。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他继承威廉・配第提出的归纳法和魁奈发表的演绎法，形成了初步的抽象法，同时又从维护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形成了一套现象描述的方法。亚当・斯密是世界经济学说史的开山鼻祖，他的理论思想基础、特性及其形成原因引人深思、值得探讨。

亚当・斯密本人曾是道德哲学教授，他的许多著作都是作为哲学著作来构架与写作的，比如《道德情操论》，他的经济学研究经常运用哲学方法，即进行经济哲学的研究。《国富论》中的理论体系也正是受到当时盛行的自然哲学学派“自然秩序”思潮的影响，即人类社会和物质世界一样，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才构建完毕。

斯密所处时代的主流哲学思想流派是自然哲学，这种思想传承于古希腊的斯多亚派，它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有自己的运行规律，而人也是理性地生活，依自然而生活，依道德而生活。在经济生活中人类要服从于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政治秩序是人类创造自我规范的，而道德秩序是天然由自然产生，因而此学派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要遵循道德法则，专注于伦理的关怀。

自然哲学学派认为存在着的自然秩序，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和优越性。经济学史上的重农学派深受这一思想影响，笃信这条自然法则，认为只有在此秩序下，人们才能发展地生存，因为外界状况是由经济冲突而不是由经济和谐所引导的，当现实状况偏离自然秩序时，自然秩序的有益成效便无法充分地发挥。重农学派发展地继承了斯多亚派的思想，亚当・斯密又发展地继承了重农学派的思想，在其《国富论》中以自然秩序作为分析经济问题的出发点，并由此探寻经济活动的过程和内在规律。斯密把此思想进一步发展，认为人类的行为都是由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六种动机所引导。因而，每一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都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去完成并非完全其本来的目的。政府的作用不单单是守夜人，政府的作用是为了让市场机制更完备地发挥作用，每个人都在机制的作用之下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形成良性的公共利益的平衡。

基于这进一步思想发展的基础，斯密认为人在经济生活中，永远是以利己心出发开展一系列经济活动。所谓利己心，指的是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人们做出的任何行为都是为了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遵循着这个规律，在面对任何事情时，通过仔细测算自己所能够获得的最大利益从而做出最理性的选择。利己心一脉相承于自然秩序，是人的天性，符合自然，因而追求个人利益便成为了符合自然之理，追求个人利益的活动就不应该受到限制。也就是说，斯密认为人类所追求的一切都会适应自然的发展，符合自然秩序原理。 利己心不仅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而且是一国交换活动产生的基础，因而引出分工。这样分工、交换、价值、货币等经济现象便随之而生了，斯密的体系渐渐显现轮廓。

虽然斯密认为人的经济活动是以利己心为出发点的，但是他又认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并不冲突，可以达到一致。一方面，因为人不可能是纯粹的唯利是图的“单面人”，而是受到法律规范以及个人内心的道德的约束来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另一方面，因为个人的需求具有多样化，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需要与他人发生经济活动来满足自己的多层次需要。个人在追逐自己利益的同时，也实现了社会利益。如何进行交换，原则是什么，便引出价值的概念；如何更方便地交换，便引出货币的产生。

总体来看，斯密从自然哲学的角度出发，引出自然秩序思想，从利己心出发，认为激发人类行为的利己心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利己与利他并不矛盾，以追求利润为出发点的经济活动将推动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长，最终也带来整体社会福利的增长。道德生活和经济生活存在共同目标――利己利他统一、个人利益社会利益统一。

二、亚当・斯密方法论的二重性

亚当・斯密主要采用抽象分析法和现象描述法来分析经济现象。在使用抽象分析法来研究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时，他不是从细节把握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而是先选出一系列主要的原始范畴，把它们相互依存的根本关系联系起来，再去进行复杂和具体的社会现象分析。在《国富论》中，斯密运用抽象分析方法，寻找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的一些本质因素――价值，初步形成了劳动价值理论，再从价值范畴出发，形成了分工、交换、工资、利润等一系列概念。当他运用抽象的方法研究经济现象时，能够相对深刻地揭示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矛盾，而且发现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性，尤其是能从工资与利润、地租的关系中，发现本质关联，看到利润和地租都是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地主对工人劳动的无偿占有。在使用抽象分析的同时，他又采取现象描述法来分析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在此种方法中他运用经济学的专业概念、数学公式等专业工具对经济现象的进行分析，把用数学方法得出的表面现象的联系作为本质产生原因。例如在价值分析中，他运用抽象法区分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但是他用抽象分析法去分析经济现象时却提出了购买到的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即把产品和工人的生活资料或工资的表面联系说成是价值的来源。从价值理论出发，分析分配环节时，也出现了两种方法分析得出矛盾结论的现象。工资理论上，抽象分析法得出工资应是劳动的全部产品，现象描述法得出工资是生产费用的一部分。利润理论上，抽象分析法得出利润是劳动者全部产品的一部分，现象描述法得出利润是资本要素的报酬。斯密的方法论体系中的一步步分析始终混淆“劳动决定价值”与“产品所能支配或交换的劳动量决定价值”，前者是本质分析，后者是现象分析，时而以后者替代前者，他没有分清两者，直接就从本质转到现象上来进行分析。

经济学说史表明，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研究者的主义与方法是相互联系的。刘永佶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教程》书里曾说：“主义主导方法，方法实行主义。”主义是学说的基本理念，方法符合主义并实行着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不是独立存在世上，他一定会代表一定的阶层利益。同样，对于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的二重性，需要分析他背后的阶层利益，才能解析二重性形成的真正原因。

三、亚当・斯密方法论的形成原因

斯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二重性是由当时英国的社会状况和他所代表的阶级――英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决定的。在斯密生活的18世纪中后期年代，英国资产阶级在劳动人民的支持下，了封建贵族的统治，成为统治阶级，同时，随着阶级所代表的生产方式的确立，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发展。斯密是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先锋代表者。一方面，为了证明资产阶级的先进性，需要从理论上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福利改善的促进作用，以进一步体现出资本主义对于封建主义的正确性。这个结论的得出需要他必须运用抽象分析法，不停留在社会经济生活的表面，挖掘揭示出社会经济现象的本质。另一方面，由于英国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性与妥协性，因为害怕革命过于激烈而丢失资产，因而革命很不彻底，这就决定了斯密不可能也不愿意把抽象法贯彻始终，在揭示到不利于自己阶级的真相时，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满足于表面现象，进行现象描述，不再深入挖掘。

同时代英国哲学家休谟的思想对斯密的二重方法有直接影响。休谟是一位二元论者。一方面，他是经验主义者，承认世界的客观物质性，认为一切认知都来源于经验感觉，主张用概念和演绎揭示现象的本质联系。另一方面，他又是怀疑论者，认为人的思维只能够局限于有限的现象世界，事物自身是不可认知的，主张用现象的描述来代替事物本身的真理。由于斯密和休谟交往密切，在经济现象研究中，斯密自然而然地以休谟的二元方法论进行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方法带有明显的二重性。另外，斯密的老师哈奇森对他也有重要影响，哈奇森是功利主义的创始者，他把人的利己主义作为经济研究前提，斯密也继承了这种理念，虽然在《国富论》中抽象法是与现象描述并重的方法，但最基本的出发点利己主义确是现象描述法的基础。

四、亚当・斯密方法论对中国经济学研究启示

斯密的方法论在经济思想史和哲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抽象法与现象描述法，引起了其后世经济学方法论和经济思想的分化，逐渐形成了两大理论流派。一派是从李嘉图到马克思，他们逐步完善了斯密的抽象法。另一大派别是从马尔萨斯、萨伊、马歇尔、凯恩斯等到今天为止的西方经济学，他们继承和发展了现象描述法 ，并借助不断发展的数学工具使其不断现代化。

美国多所大学在亚当・斯密诞辰270周年时，举行盛大学术研讨会，现在欧洲各国基本上依然奉行他的理论和政策。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研究亚当・斯密的方法论对中国经济学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第一，我们需要关注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斯密的《国富论》基于哲学思想的基础发展出来的思想使经济理论直接面对了经济现实。哲学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思维的源泉。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一直引领世界经济流，中国经济学如何异军突起，成为专家学者们关注的大焦点。从我国目前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如果我们想要在经济理论上取得创新突破，需要进行方法的改革，从而需要重视哲学的研究。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是以社会经济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哲学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工具，对经济学的研究往往产生着很大的影响，甚至决定着社会科学研究的总体方向和处理问题的途径。因此，在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中要关注经济学的哲学传统。

第二，需要重视抽象法的应用。在当今大学课堂里学的经济学基本为西方经济学著作，比如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或是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等，学生们也主要关注公式、图形、基于假设推出的逻辑关系，而从来也不或是甚少去深入分析现象背后的本质原因。马克思为何能写出历史巨著《资本论》，原因其一是非常熟练地掌握了抽象分析的方法。而我国一向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贯承其思想解放中国，发展中国的经济。马克思发扬地继承了斯密的抽象分析法，知识为体，方法为魂，当今更要学习前人的方法论――抽象分析法才能更好地指导经济发展。

第三，要重视中国社会大环境对经济研究的影响。经济学“创新理论”鼻祖熊彼特曾说：“经济学的内容，实际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的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传统且积淀深厚的国家，有着5000多年的历史，是四大文明古国，文化因素、政治因素等社会因素对经济运行有着很大影响程度，因而要使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能很好地指导现实，就必须重视社会因素对经济学研究的影响。在研究中国经济学问题时，既要研究那些对经济发展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又要重视文化、道德等社会因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增强研究成果的实践性。目前，我国的经济学日以崇尚数学化、模式化，重新全面学习亚当・斯密社会科学体系的精华，对中国经济学的现在和未来，无疑有启示意义。参考文献：

[1]任保平.论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方法论基础与特征.经济评论，2003，2.

[2]廖乐焕，邓显波.论斯密的二重方法即其历史影响.贵州大学学报，2008，1.

[3]罗良文，黄强.李嘉图逻辑抽象法及其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兼论逻辑抽象法与历史描述法的结合.经济问题，2009，8.

[4]张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与方法论特征.经济科学，19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