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化论文十篇

海洋文化论文篇1

1.1填补海洋体育文化变迁的研究空白

在悠久的时空长河中，海洋体育文化不仅契合在海洋文化的成长、变迁、转型以及现代化等过程，形成并传播自身的文化特质，也在体育历史和文化发展、交流中具有独特功能和重要作用。因此，研究海洋体育文化具有文化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上的重要理论价值。通过查阅和分析现有资料，研究海洋体育文化的学术文献仅有9篇，也没有检索到以海洋体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研究的数量和质量远远落后于海洋体育的发展。而且，关于海洋体育文化的研究多属于静态的理论分析，鲜有从文化的变迁、传播、冲突、重构等动态视角上的研究。对海洋体育文化的这种研究状况既不符合海洋体育在体育发展中的重要位置，也难以体现海洋体育文化在休闲时代中的社会需求。因此，研究海洋体育文化的变迁规律，能够填补海洋体育文化变迁研究的空白。

1.2有利于更好的传承海洋体育文化，推动体育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海洋体育运动，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和人文特色的海洋体育文化。随着社会生产力、地理环境的不断变迁，海洋体育文化经过不断的传播、碰撞、冲突、调适、融合，形成了具有鲜明文化符号和要素、独特文化特质和功能的体育文化。现代海洋体育文化的转型发展和现代化，需要切实传承传统海洋体育文化。基于这一追求，我们需要沿着历史与地理的时空，在纵向维度上追寻海洋体育文化演进的脉络，深描海洋体育文化变迁的特点，在横向维度上剖析海洋体育文化与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系统的互动关系，掌握海洋体育文化变迁的动力机制，从而有利于把握海洋体育文化发展趋势，驾驭海洋体育文化变迁的规律，更好的传承海洋体育文化，奠定海洋体育文化向现代化发展的基础。同时，在当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我们的体育文化亦应百花齐放。海洋体育文化是体育文化中具有鲜明特色的开放型文化，这种海洋文明产生的文化与农耕文明、大河文明产生的体育文化恰好可以互相借鉴、相得益彰。因此，海洋体育文化更好的传承和发展、壮大和完善，不仅可以发挥海洋体育文化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以及塑造人的价值，还可以在体育文化中彰显来自海洋特质的文化特色，推动体育文化多样性的持续发展。

1.3对促进现代海洋体育运动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海洋体育立足万里海疆，以身体活动融入海洋自然和社会环境，为人们提供挑战自我、娱乐休闲、强身健体等方面的需求，这促进了海洋体育的快速发展。作为人类创造的独特运动，海洋体育无论是从当下发展模式，还是制定未来的发展战略，都不能忽视文化因素在海洋体育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现实中一些滨海地区盲目开发海洋体育资源，机械设计一些诸如应时应景的海洋体育主题公园，刻板推出了海洋体育品牌。但由于缺少了文化环境的营造和文化价值的引导，缺乏海洋文化机制的支持和推动，急功近利，后劲不足，往往造成人财物的浪费，更重要的是使其失去了时展机遇。因此，通过研究海洋体育文化的变迁，能够了解海洋体育的发展特点，全面认识海洋体育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互动机制，掌握海洋体育传播的方式和方法。这对于推动海洋体育，繁荣海洋体育文化，推动海洋体育与海洋体育文化的联通和互动，促进现代海洋体育运动健康持续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结语

海洋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大连；城市文化；海洋文化

中图分类号：F294文献标识码：A

一、城市文化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作出了全面部署。并特别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现代化城市的发展需要先进的、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它能为一个城市在综合竞争中提供巨大优势和不竭动力。发挥城市文化优势来经营城市，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文化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随着全球化所引发的城市竞争，文化策略已经成为当今城市生存的关键所在。

然而，中国城市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城市物质文化定位和发展趋同化以及城市精神文化缺位、错位等问题。同时，文化全球化也对我国城市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城市文化风格上也有向欧美强势文化靠拢的趋势，在城市发展中不注意维护自己民族和地区的文化特色。此外，文化设施缺乏、理论研究和高素质人才的匮乏以及社会转型期城市文化的矛盾性格等也是城市文化问题的原因。因此，如何发展城市特色文化，是许多中国城市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大连市建设海洋文化的重要意义

海洋文化是我国沿海城市的特色文化之一。海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和体系，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与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民间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海洋文化对于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城市形象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世界许多国家把发展海洋文化作为个体城市的特色和“名片”，纷纷打出“海洋文化城市”的旗号。在世界六大都市群中，五个由海滨城市群组合而成；在GDP最多的世界十大城市中，五个属于著名的海滨城市。从世界范围看，美、英、日等经济强国无一例外都是借海振兴。

大连提出过发展海洋经济为主体的建设“海上大连”计划，又制定了《建设“大大连”规划纲要》。做强、做大城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加快大连建设的重要内容，大力发展海洋文化事业，全力提升城市文化品味，开拓和营造海洋文化氛围，是新时期下发展大连城市经济，增强区域城市竞争力，建设大连重要国际航运中心这一决策的重大举措。

三、大连市建设海洋文化的现实基础

大连市，东濒黄海，西临渤海，处于东北亚经济区和环渤海经济圈的重要区域，与日本、韩国、朝鲜、俄罗斯远东地区相邻，是东北、华北、华东以及世界各地的海上门户，是重要的港口、贸易、工业、旅游城市。大连海洋文化资源作为历史文化的沉淀，是大连人民勤劳、智慧的象征，具有自己的特色。首先，大连海洋文化历史悠久。大连沿海地区古迹遍布，比如大连古龙山洞穴是迄今在大连发现的最早的人类遗址；长海县广鹿岛的小朱山古人类文化遗址，反映了大连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全貌，证明6，000～4，000年前大连的渔业生产已具有较高水平。近代海洋战争历史文化悠久。例如，庄河花园口是日军侵占旅顺的第一登陆点；大连湾海防炮台等都是重要的海防工程；著名海军基地旅顺口，曾是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战场。大连海洋文化景观丰富。大连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地学形态的多样性使大连的海洋文化景观形成多元化特征。大连属基岩海岸，岸线曲折，岬湾间布，山丘临海，基岩，海蚀地貌发育完全，形成千姿百态的海蚀地貌景观。大连现代海洋文化景观丰富。海洋极地馆、圣亚海洋世界、世界和平公园、蛇博物馆、金石滩等的建成，为大连营造出浓烈的海洋文化氛围。此外，大连涉海工业基础雄厚，海洋产业的发展形成了丰富的海洋文化资源。大连港港阔水深，不冻不淤，是驰名中外的天然良港，拥有煤炭、原油、集装箱和管道运输等多种码头。大连的海洋文化旅游资源雄厚。大连拥有许多旅游景观、历史古迹、优良海滨浴场等。并且拥有多种海洋民俗节庆旅游资源。大连的海食文化资源已具规模。大连的海味名菜600余种，如烧海参、蒸鲍鱼、爆干贝、炒香螺、涮文蛤等，体现了中国烹饪艺术和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四、大连城市海洋文化建设中的问题

首先，对海洋文化的重视不够。谈及海洋的时候，往往只重视如何加快海洋的开发、利用和海洋经济的发展，而对海洋文化却少有论及。公众缺乏对建设城市海洋文化的共识。大连的城市文化是什么？海洋文化的内涵是什么？有着怎样的表达形式？市民往往只有片面的或肤浅的理解。其次，海洋文化观念落后。在开发海洋的过程中，存在一些不注重环境保护，对海洋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的现象，海洋环境受到污染。海洋意识的缺乏和海洋法规不健全是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第三，人才短缺制约海洋文化与海洋经济发展。缺乏一支能够适应海洋事业高速发展的海洋人才专业队伍，海洋科技队伍规模小，海洋经济从业者的文化素质不高。第四，缺乏对海洋文化的专门研究。对海洋历史文化挖掘和开发不够。大连有丰富历史、军事、商业、经济和科技的海洋文化底蕴，但挖掘开发不够，具有大连城市特色海洋文化旅游产品不突出，广大群众参与海洋文化活动和文化创作不多。

五、大连城市海洋文化建设的建议

首先，提升公众海洋意识，加大海洋观教育。通过媒体宣传、社会活动、学校教育等方式，宣传海洋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加强保护海洋意识的宣传，强化对海洋开发的管理与监督，制定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有关法律法规。学校开设海洋法、海洋观、海洋国土课程，为加强海洋文化的塑造与提升，创造出良好的教育氛围。有条件的大学可以开设海洋法选修课。其次，要注重培养海洋人才，选拔海洋名人。可以建立制度，以吸引和鼓励献身海洋、开发海洋事业的人才。选举城市海洋名人，使之成为城市文化名片，借用名人优势，开展文化宣传，进一步推动文化建设。海洋名人可以是以活动在各个历史时期海洋领域里或非海洋领域里但为海洋学科理论与实践作出历史性、创造性贡献的重要人物或杰出人物。其成名可能在某一历史时期与某一或某些事件有关。第三，可以加大海洋科学研究，推动海洋文化。海洋科学研究推动滨海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是城市海洋文化地位和水平的重要体现。高水平的海洋科研机构和众多的海洋科研人员，是滨海城市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科学研究成果，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使之成为内涵丰富的城市海洋文化。第四，组织多种海洋文化节庆等大型活动，吸引广大市民参与。打造有特色、高效益的海洋文化精品，扩大经济规模，增加社会影响，形成在全国领先、世界知名的海洋文化产业。第五，丰厚文化底蕴，提高海洋文化产品品位。大连市海洋文化产业已初具规模，在全国有一定影响。今后应深入发掘隐性海洋文化资源，增加海洋体育、海洋娱乐等海洋文化产品的种类和数量。

（作者单位：大连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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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徐宛笑.城市文化现代化的回顾与反思[J].学术论坛，2008.7.

[7]张令品.沿海省份的海洋文化研究与发展[C].中国海洋文化论文选编.

海洋文化论文篇3

（大连海洋大学，大连 116023）

摘　要：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由于没有市场价格，也不能进行市场交易。因此，无法像一般物品那样对其经济价值进行评估。借鉴福利经济学原理对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价值进行界定，研究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价值评价对人们的效用水平及生活福利所做的贡献，并且在此基础上将基于消费者剩余的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价值评价进行了详细的理论分析。

关键词 ：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价值评价；价值影响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4）34-0230-04

收稿日期：2014-11-25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13年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L13DWJ026

作者简介：廉欢（1981-），男，汉族，辽宁葫芦岛人，讲师，主要从事管理科学、文化价值评价研究。刘富江（1984-），男，山东潍坊人，讲师，学院团委书记，主要从事教育管理和创业教育研究。

一、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资源属性

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与绿地、森林以及空气质量等自然资源一样，都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资产。个人行为、公共政策以及组织行为等都会对自然资源的服务能产生收益或损耗。但因其具有外部性以及公共物品的特性，市场力量既不能引导自然资源的配置，也无法实现真实反映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社会价值的定价。正因如此，海洋文化旅游资源在经济发展中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其已经或正在成为稀缺资源。

海洋文化旅游资源是最重要的显性旅游吸引物，“是一种特殊的公共资源，从公共管理的角度讲，具有准公共物品的属性，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具有“拥挤性”的特点，当准公共物品到达“拥挤点”后，每增加一个消费者，将减少原有消费者的效用”。[1]其具有一定历史沿革，是人类长期海洋活动和海洋发展历史足迹的“活化石”，是人类探索、开发、利用海洋各个时期的重要标志，这决定了海洋文化旅游资源是不可再造、不可复制、不可移动的，具有历史性、地域性、稀缺性和不可复制性的特点。这一独特的资源属性对其作为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正确理解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公益性内涵，是保护前提下进行旅游开发与供给的关键，既要发挥其具有的社会公益功能，如旅游开发、文化遗存、生态环境保护等，又要兼顾海洋文化旅游资源原住民的生活利益，合理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

二、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福利经济学原理

（一）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经济价值的概念

在福利经济学中，一个人从某种产品中获得的价值取决于个人对该产品及其他相关产品的感知、个人持有的价值观念及相关偏好和个人所处的文化及社会环境。图1反映了在资源市场存在负外部性的情况下（个体生产者供给曲线supply与社会产品供给曲线S´是不同的），资源的价格不能完全反映资源的经济价值。所以，此时我们必须采用消费者剩余（CS）来反映资源的经济价值。例如，在市场均衡点E，生产者以P*的价格卖出了Q*个产品，而对于任何一个小于Q*产品数量，消费者的意愿支付要大于P*，故产生消费者剩余。可见，当市场交易量为Q*时，消费者剩余为P*EPmax的面积。与之相对应，生产者剩余为OEP*的面积。资源的总价值是实际交易（实际支付）与消费者剩余的总和，即是图1中0Q*EPmax（=P*EPmax+0Q*EP*）。但是，由于在非市场条件下，市场交易是不存在的，0Q*EP*等于0。因此，消费者剩余就等于资源的总价值。这就是在非市场条件下要使用消费者剩余来测算资源价值的原因。

（二）基于消费者剩余的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价值评价

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支付意愿、实际支出、消费者剩余的关系可用公式表示如下：

V=WTP=P+CS（2.1）

CS=WTP-P （2.2）

式中：

V：表示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价值

WTP：表示消费者对该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支付意愿

P：消费者对给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实际价格

CS：消费者对给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消费者剩余

从式2.2得出：当消费者对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实际价格的支出约等于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时V=WTP≈P，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可用消费者的实际费用支出表示；当消费者对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实际支付价格为零时，即P=0，此时，V=WTP=CS，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就等于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消费者剩余，此情况很适合用来评价那些没有市场价格的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2]对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价值的经济评价主要包括经济效率评价及经济影响评价。图2中的供给函数是水平的，反映的是很多公共旅游设施及景观资源的实际情况，即边际成本是固定的。假设图2中D和S 代表的是一个提供旅游活动的野生动物栖息地的需求和供给初始水平。在P价格下，消费的旅游产品的单位为Q1。假设在供给函数不变的情况下，提高野生动物栖息地的质量（如在不影响容量约束条件下，增加野生动植物的数量），使需求曲线从D平移为D’，在价格水平P下消费的旅游产品数量从Q1增加到Q2个单位。则由于资源质量改善增加的价值是供给曲线以上的两条需求曲线之间的面积，即WXYZ的面积。质量改变也吸引了新的参观者，这部分增加的价值就是KYZ的面积。

（三）消费者剩余理论在海洋文化旅游资源定价中的作用

消费者剩余理论认为，能够将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价格和消费者利益结合起来进行合理定价。[3]笔者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对消费者剩余理论在海洋文化旅游资源定价中的应用进行分析。（1）消费者对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预期。通过对受访者直接采访，掌握受访者对旅游资源的价格预期，在受访者可接受的价格预期以内，只要消费者剩余不小于零，该旅游产品的开发就有意义，否则，就值得商榷。（2）分析现有海洋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成败。如果所开发的旅游产品不能使企业盈利，则很难将其判断为开发成功。另外，社会效益的增加也是评价旅游产品成败的指标之一。而其中能表征社会效益的一种方式就是社会及消费者认同度。（3）分析旅游产品如何提高经营者收益。假设消费者对某旅游产品愿意支付的费用为P，该产品实际价格为P0，那么存在以下三种形式：P＝P0，此时，无论是对消费者还是旅游产品经营者而言，应该说是一种最理想的情况，此时已达到共赢。P>P0，此情况就是该旅游产品现在所定价格低于消费者的预期，消费者认为有利可图，愿意接受该价格，当然也表明该旅游产品售价具有上涨空间。P<P0，此时该旅游产品现在所售价格比消费者预期的价格要高，虽然对经营者有利，但已超出消费者预期，不为其接受，产品销售必定会受影响，此时降价措施比较可取。（4）旅游景点压力的缓解。由于人们的评判标准不一样，导致不同旅游产品消费者所愿意支付的价格具有差异性，旅游产品经营者可根据此现象对同一旅游产品的不同时期及不同旅游产品进行差异定价等，从而避免由于同一时期大量消费者同时游玩给景区及相关游玩设施造成巨大压力。

三、影响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价值评价水平的因素分析

（一）资源稀缺性对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价值评价影响

经济学意义上的稀缺，是指相对于既定时期或时点上的人类需求，资源是有限的。稀缺本身是个相对的概念，它是相对于人类的需求或欲望而言的。就文化界而言，所提供的各种资源都是有限的，而人类的需求和欲望是无限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人们对稀缺资源的认识也有不同。进行工业革命之后，一些土地、森林以及石油、矿石等资源由于社会需求的迅速增长而变得日益稀缺。在现代社会，人们发现即使是新鲜的空气、清洁的水体等物品也在变成稀缺资源。随着人们对生活水平质量追求的及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产品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和青睐。[4] Richardson根据世界旅游组织数据分析，文化旅游占全部旅行活动的37%，而且其需求正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5]Sugaya认为如果全球每年按照6.5亿人次的国际旅行来估计，那么其中至少有2.4亿次旅行可归于文化旅游。[6]正因如此，文化景观相对于其他休闲旅游产品来说，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使得海洋文化资源的稀缺性开始迅速凸显。伴随着文化旅游业的不断发展，海洋文化旅游观光相对于其他休闲旅游产品来说，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使得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稀缺性开始迅速凸显。

（二）效用价值对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价值影响

效用价值论对价值的评价是通过人对物品效用的主观感受。总效用曲线的形状呈倒“U”型，随着所消费物品或服务的增加而增加，到达一个顶点后，总效用就开始下降，而边际效用则总体呈现递减规律，当总效用达到饱和点后边际效用则变为负数，表明继续消费只会使总效用减少。[7]用边际效用可以解释海洋文化资源的旅游价值。当需求保持不变，边际效用和价值就随着供给的增大而减小，反之亦然；边际效用和价值与需求成正相关，即边际效用和价值随着需求的增大而增大，反之则亦然。[8] 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价值是由效用决定的，但效用本身又是由主观心理确定的，因此无法从客观上准确地度量效用。旧福利经济学测量效用的方法是用基数效用函数，认为效用可以用确切的数量来衡量，消费者可以明确地给出他们对物品或服务的效用值，使用边际效用分析法来分析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问题。按照新福利经济学效用序数论的主张，边际效用是无法衡量的，个体之间效用是无法比较的，而且效用数值的大小不能简单的用基数数词来代表，取而代之的，应该用序数数词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通过偏好或选择分出效用的强弱程度，列出顺序，进行比较，新福利经济学使用无差异曲线分析法来研究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问题。

（三）消费者支付意愿对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价值影响

经济学认为，“支付意愿（WTP）”可以作为人们表达自己对事物的偏好的有效方式之一。支付意愿是指人们为获得一种物品、机会、享受或效用而自愿支付的货币。有“一切商品价值表达的合理指标”之称的支付意愿，在经济学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可支配收入、性别、年龄及消费者对该物品或者服务的认知程度、使用频率等，所有影响因素中对支付影响作用最大的是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 本质上消费者的支付意愿与其实际支付行为是有差异的，因为毕竟支付意愿的获得是在假想的环境中测定的，但是在行为倾向往往是行为的可靠预测变量，只要采取合适的方法对行为倾向进行测度，精确的行为预测是可能的。可以说，消费者对旅游产品的偏好可以用支付意愿来表示，支付意愿是消费者自愿支付的货币值的体现，被认为是“一切商品价值表达的合理指标”。

（四）外部性对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价值影响

外部性理论揭示了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管理和规划中一些低效率资源配置问题的根源，又为解决文化景观外部性问题提供了可供思路和框架的借鉴，因此在外部性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管理和评价较合理。“外部性是一种效益或成本的外溢现象。外部性分为外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或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9]外部不经济指某一经济主体获得一定经济利益时，不支付代价而导致另一经济主体效用的降低或成本的增加，如大气污染、树木砍伐等。外部经济是一种经济活动引起他人效用的增加而受益者并未增加支出或成本，如上游居民植树造林，保护水土，下游居民得到质量和数量有保障的生产和生活用水，这种经济行为的社会效益大于私人效益。

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海洋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外在影响日益突出。外部性理论揭示了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管理和规划中一些低效率资源配置问题的根源，又为解决文化景观外部性问题提供了可供思路和框架的借鉴。因此，解决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产品开发、经营的外部不经济性可采取的重要措施就是合理地界定洋文化旅游资源的旅游价值。

（五）公共物品属性对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价值的影响

公共物品(Public good)是私人物品的对称，也被称为“公共财货”和“非市场物品”。是指一些产品或服务，这些产品或服务能为绝大多数人共同消费或享用，泛指无排他性或无竞争性的物品。包括国防、公安司法等方面所具有的财物和劳务，以及义务教育、公共福利事业等。其特点是每个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不会因其他人的同时使用而受到影响，也不会排斥任何人对它的利用。海洋文化旅游资源是具有非排他性和不充分的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因为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游览某一个海洋文化旅游景区，而不能将其他消费者排除在外，排他成本很高。而海洋文化旅游景区在一定范围内具有非竞争性，但边际成本和边际拥挤成本不总是为零。

由于海洋文化旅游资源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而公共物品理论解释了海洋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和经营中的外部不经济问题。使得价格机制不能正常运行，导致“市场失效”。海洋文化旅游旅游资源在不存在交换价格的情况下，其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只能是虚拟的，尤其是海洋文化景观的需求曲线很难具体绘出。

（六）旅游需求曲线对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价值评价影响

需求曲线是消费者对某一海洋文化景观支付的价格与在一定时间内到某一种海洋文化景观的旅游次数之间的多种组合。需求曲线可以帮助我们回答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管理中的一系列关键问题。 在图4中，D表示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旅游需求曲线，用P表示旅行者每次旅行的价格，或旅行成本，是旅行时间、交通费用、景区门票等费用的总和，Q表示旅行者每年出游的次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旅行成本越高，出游次数越少。

旅游需求曲线的斜率是负的，主要有三种原因，第一是因为消费者对海洋文化旅游资源的旅游需求受到收入的限制。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用于休闲、旅游活动的消费是有限的，当某一景观的旅行价格为P0时，消费者到该景点的出游次数就不会像在价格为P1时那么多（Q1），因为在价格为P0时花费的成本超出了消费者支付的门票、交通费、住宿费、餐饮费等的总和。第二，由于存在替代景点，消费者可以选择少去旅行成本比较高的景区，可以经常在家附近或消费比较低的景区游览。第三，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也是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的原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去某一个景区次数越多，每次旅行获得的旅游效用越少。一般情况下，第一次去景区游览获得的愉悦感和满足感是最大的，随着前往同一景区次数的增加，所获得的旅游效用在逐渐减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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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文化论文篇4

广泛开展东海区域岛屿文化研究。浙江海洋学院充分发挥学校地处东海、熟悉舟山群岛的优势，对浙江及舟山海洋文化开发多方面研究，广泛整理东海区域海洋文化资料，准确把握海岛海洋文化特点，尤其是探索浙江海洋文化发展轨迹、深入研究海岛民俗、积极发掘海洋文化资源等，取得了一批成果。柳和勇教授承担了“舟山群岛海洋文化说”及“浙江海洋文化发展轨迹”等省级课题，海洋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地域海洋文化的力作《舟山群岛海洋文化论》和《浙山越水普陀潮》《慈航慧炬化丝路》《吴方言与东海文化》等著作。

海洋文化研究所外聘特约的专家，也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如方长生主编的《海洋文化研究丛书》内容广，影响大；金涛撰写的《舟山龙文化》和《东海岛屿文化与民俗》内容丰富，颇受学界关注；还有《舟山渔业史话》史料丰厚，广受好评。《普陀山史话》和《舟山民俗大观》资料齐全，研究深入。

开展海洋渔、盐文化研究。侧重于对渔歌、渔业和盐业民俗及渔业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承担了“浙江渔业史”“岱山东沙古渔镇史”“浙江盐业民俗研究”和“浙江渔俗文化的语言学研究”等省级课题，并协助浙江省渔业局完成了“浙江省振兴渔文化工程对策研究”报告，发表了《舟山群岛渔渗的语言特色与文化内涵》《东海渔歌语言的韵律美》《浙江盐业民俗初探》和《我国非物质海洋渔捕文化资源的价值研究》等文章，其中不少文章都是我国对某一方面海洋文化研究的开拓之作，有一定影响。

开展海岛历史文化的研究。主要开展海岛历史文化著作整理及研究。张方淌凇⒊碳毯旖淌诤驼惭窃敖淌诘确直鸪械A恕啊端目馊书》中的舟山历史文化研究资源汇编”“黄以周著作整理”“黄式三集”等省级课题，韩伟表教授承担了“金性尧著作整理”省级课题。

侧重海洋文学研究和创作，涌现出一批海洋文学作品。王学渊教授出版了《远去的帆影》诗集，倪浓水教授创作了《蚂蚁荡漾》《开一扇门，望见观音》等海洋小说、散文，其中《蚂蚁荡漾》获2002年全国海洋文学大赛二等奖。李松岳副教授创作《沙器》《大海作证》和《内心的尺度》等海洋诗歌和散文，《内心的尺度》获2007年舟山市“五个一工程奖”。海洋文化研究所还编辑出版了《中国古代海洋文学作品选》，承担了“中国古代海洋小说和文化”和“中国海洋文学研究――以浙江为焦点”等省级课题，发表了《西北和东海：“精卫填海”里的南北文化隐喻》《中国古代海洋小说中“人鱼”叙事的历史变迁和文化蕴涵》和《中国海洋诗歌的审美高度》等海洋文学研究文章。

根据自身特点，积极开展海洋文化教育。培育学生的海洋文化素养，形成具有丰富海洋文化内涵的办学特色，撰写海洋文化教材，开设“海洋文化概论”课题；经常性地举办海洋文化讲座，普及海洋文化知识，提高海洋文化基础理论修养；支持学生办好海洋文化研究会社团，组织学生参与海洋文化田野调查；积极探索海洋文化特色教育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和能力提高的相互促进；鼓励学生开展海洋文学创作和海洋文化研究，支持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参加舟山市系列海洋文化节庆活动，增加海洋文化的具体感受。2002年以来，人文学院学生发表海洋文学题材作品近60篇，撰写海洋文化科研论文30余篇，其中5篇有关渔民画的论文收入《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篇文章收入《第二届中国海洋文化节研讨会论文集》；还撰写了18篇有关海岛海洋文化的调查报告。周凤平等同学创作的海洋文学作品入选《人民文学》主办的中国校园文学新人优秀作品选。徐方成同学毕业后因创办海洋文化旅游企业而被评为“首届浙江省大学生创业之星”。

海洋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海洋 交叉 学科 工程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11（c）-0103-02

20世纪在对海洋科学的研究上，研究者仍然借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工具，对海洋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和探测，先后对海洋物理学、海洋化学、海洋力学、海洋地球科学、海洋生物及海洋工程学等分支学科，及介于上述学科之间的交叉领域的边缘学科；依托海洋科学的海洋技术已成为各国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领域。近几十年来，随着海洋事业的全面发展，人类围绕海洋的开发利用和保护以及海洋权益的分割等，出现了不同层次的矛盾和冲突；解决海洋发展的问题，不仅涉及到自然学科的理论和技术，更涉及到了其他学科，如工学、医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领域，也就是说海洋科学的发展已经与13类学科交织成众多的交叉学科和研究领域；如相关文献的海洋学史、海洋科学史、海洋经济学、海洋文化学、海洋管理学、海洋政治地质学、海洋药物、海洋生物医学、海洋环境保护、海洋光学、海洋探测和海洋信息技术等各类研究领域。本文主要讨论海洋科学与其他学科交叉形成的新领域对高校学科影响及发展特色。

海洋科学作为理学的二级学科，是研究发展在海洋中各种自然现象、性质和过程及其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是一门多学科综合性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占地球表面71%的海洋、包括海水、海水中的物质、生物、海底沉积、海底岩石圈、海面的大气边界层和河口海岸带等，它是地球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海洋中物理、化学、生物和低脂过程，面向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海洋军事活动等应用研究，数学、力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是不断地想海洋科学参透与交叉，信息技术、空间技术、生物技术等在海洋科学的应用不断拓展，形成了新的学科前沿方向和研究热点。

1 海洋科学对人文社科领域的影响

人类在海洋中的生产活动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塑造了与在陆地生活的不同人文理念，从而形成了以海洋为背景特色的文学艺术特点，其中最为特色的就是妈祖文化，2009年10月，妈祖信仰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可见海洋文化已经对人类活动有久远的影响。海洋人文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从学科的角度主要关注在哲学、文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和宗教学等方面；传统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是以陆基为本体基础的世界观；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提出，与沿袭传统感知陆地思维的学科理论方法、学术规范，具有狭窄的局限性和鲁棒性，而对海洋问题的自然―社会―经济一体化跨学科综合方法来索解，梳理海洋人文、社会现象的条理和秩序，逐步建立海洋人文社会学科体系，建设好海洋政治学、海洋经济学、海洋社会学、海洋法学、海洋管理学、海洋史学等交叉分支学科；各个学科在一级学科的领域自设海洋交叉二级学科；学习发达海洋国家在前沿领域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吸收他们的建设成果和经验，结合本土化海洋实践的成果和经验，检验和创新新理论，丰富和促进学科建设；需要政府和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大力支持，加大研究资金投入，鼓励针对我国面临国际重大海洋问题的合共研究和公关，以应用研究推动基础理论研究；扶持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研究，将中国海洋文明以独特的演进过程加以考察，总结历史和现实的海洋实践，为国家实施海洋发展战略、促进海洋开发、处理海洋事务服务。

但是海洋人文社会学科仍然是弱势边缘学科，与地域、文化、民俗等因素息息相关，但前景光明；近年来，“海洋社会科学研究”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行业标准》，因此需要各个高校和科研单位根据各自的优势，发展与海洋社会科学的研究。当前海洋科学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融合主要体现在海洋经济和海洋管理；典型的案例是广东海洋大学海洋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而且广东省作为经济大省及拥有多个沿海开放城市，在涉海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比较重视和超前，如以广东海洋大学为海洋特色的院校，在教学科研等平台大力投入，建成了一个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水产科学与技术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广东省海洋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另外还有海南大学的以热带生物及南海发展为特色的涉海研究领域，建立有国际旅游岛开发研究院、绿色智慧岛协同创新中心、南海法律研究中心等科研基地；而江苏省作为海洋大省，在海洋人文领域的研究一直处于劣势，当前以淮海工学院的徐福文化研究所为代表特色文化研究。

2 海洋科学对工程领域发展的影响

本文涉及的工程领域指的是随着纳米技术、计算机技术、集成电路、互联网、物联网及云计算等新科学技术对传统海洋的影响，传统海洋科学的研究手段因此受到挑战。海洋科学与工学中的一级学科形成了众多的交叉科学，如海洋力学、海洋装备与工程、海洋工程材料技术、水下声学技术、海洋试验技术、海洋遥感技术、水下导航技术、水下运载技术、海底观测技术、航海技术、水动力技术、水下通信与信息系统、海洋信息技术、海岸工程、海洋船舶工程与结构、水下兵器、海洋环境、海洋气象科学等；当然对海洋科学与工学领域学科的交叉学科，仍然没有学术的科学命名及定义，在研究范畴仍然很模糊；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仍然是以海洋为研究对象，以新技术为技术为手段，研究对海洋领域的认识和改造，提高对以海洋为研究内容的技术手段的发展。

典型的研究机构有中国海洋大学的物理海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海底科学与探测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海洋化学理论与工程技术实验室、海洋信息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等；厦门大学的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水生通信与海洋信息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热带海洋研究所，及江苏省海洋信息技术中心等。

另外海洋运输学科也是工程领域中关键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海运船舶与工程、港口与海岸工程、海洋物流等领域，这类学科有着明显的地域特色，人才需求主要分布在沿海开放或长江流域的城市；这类学科的海洋工程应用特别明显，设计船舶领域中多项学科，如材料学、船舶设计、水下通信、水下运输、水下探测；海岸工程涉及土木工程、建筑设计、港通方面，典型的院校如哈尔滨工程大学的船舶工程学院，西北工业大学的航海学院，厦门大学、江苏科技大学等。

3 海洋科学对农医学科的影响

海洋中有数以万计的动植物，在对海洋生物的研究中至少可以获得以下三种效益：第一研究海生生物的生命形式，了解基本生理过程，能够通过生物的生命体征研究地球海洋的演变和特征，有利于对人类的海洋活动和水生生物发展；第二对于各种海洋生物的有效化学物质的研究，作为有用的生理药物学研究工具，能够更深入了解各种生命过程中的分子基础；第三发现可作为药物的新化学物质，开辟新的药物源；因此催生了新的交叉学科，即海洋药物和海洋生物医学。

海洋水产及养殖、海洋捕捞是海洋农学的主要内容，但是由于长期的过度捕捞及海洋环境的恶化，渔业资源日趋衰退，因此近海水产养殖相关方向仍是主要关键内容；沿海各省都有海洋与渔业局等相关单位，统一部署和发展海洋渔业发展，国内学者对海洋渔业资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物群落结构、稠作业类型资源监测和资源评估等方面。典型的研究机构有中国海洋大学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如海洋生物遗传学与育种、海水养殖、海洋药物；农业部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重点实验室、海洋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厦门大学的海洋生物医学工程研究中心、海洋微生物新药工程研究中心等；广东海洋大学水产经济动物病害控制省点实验室等；江苏省海洋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和海洋资源开发研究院等。

4 结语

海洋科学对其他学科及研究领域的影响还很多，但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讲，海洋跨学科或交叉学科对学科发展有着无法限量的前景，尤其对涉海高校或者沿海城市高校的发展是一个难得契机；随着国家对海洋战略的重视，当前国际政治与形式在海洋环境的不断变化，海洋科学交叉研究的余显必要性、迫切性和重要性。

参考文献

[1] 王续琨，庞玉珍.海洋科学的学科结构和发展对策[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7）：29-33.

[2] 李果，郑卫东.高校海洋学科发展要素探析[J].中国农业教育，2010（2）：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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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杨国桢.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兴起与学科建设[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3）：107-114.

海洋文化论文篇6

人的神经，一旦被触动便兴奋不已。

从小学一、二年级开始，那些充满神奇传说的小人书，深深地吸引着我，心底竟然梦幻着也步入那精彩神奇的仙界：浩瀚的海洋上漂浮着五座大山，那里是神仙居住的地方，神仙们日夜飞来飞去，数不胜数。

从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发喜欢阅读与海洋有关的历史、文学书籍，如《山海经》、《诗经》、《楚辞》、《庄子》、《列子》、《拾遗记》、《史记》等。从“蔚蓝色大海升起太阳”的壮观场景，感受大海的宽广无垠；从怀素、孙过庭、黄庭坚、王铎、的草书，感受大海波涛般的情怀；从《海底两万里》感受海洋世界的神奇；从《甲午风云》北洋水师悲壮覆灭，感受国家海权丧失的民族耻辱斗转星移，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国打开国门迈向海洋，人们又开始关注海洋。国内学术界也悄然讨论起中国的海洋文化，呼唤中华民族海权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重新审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说的一段话：“就算他们自己也是以海为界——像中国便是一个例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

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黑格尔凭什么就断定中国和海洋不发生积极的联系呢？中国近代为何屡遭西方列强的海上侵略！我开始思考研究中国海洋文化问题我来到距福州市区21公里的闽侯昙石山文化遗址，厚厚的贝丘文化遗迹，让我仿佛置身于《山海经》所描述的“闽在海中”的意境。这里出土有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的文物，这里是闽文化和海洋文化的摇篮。

我用手轻轻地触摸着出土的独木舟，仿佛看到远古闽族先民驾舟搏击于大海的惊险场景；仿佛听到远古闽族先民飞舟穿梭于海洋间发出的呼号，先民乘坐的独木舟带着我穿越时空，寻觅那古代演绎的一幕幕海洋史剧；从萧山跨湖桥文化遗址、河姆渡文化遗址到神农、尧、舜南抚交趾、箕子耻于臣周东迁朝鲜、徐福入海求仙药、鉴真六次东渡、郑和七下西洋这一切难道不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一直锲而不舍地在追求蓝色文明吗？

于是，我日夜笔耕，2000年发表《中国海洋文化历史轨迹探寻》、2001年发表《论宋元海洋文学》、2002年发表《石器时代中国海洋文化及其对大陆中原文化的影响》、2003年发表《论大陆、海洋两大文化圈构建的华夏文化》2008年，我在福建省图书馆“东南周末讲坛”开讲《追寻远逝的海洋符号——中国海洋文化漫谈》。为了讲好这个专题，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把近十年的研究成果重新梳理一遍。为了让听众对海洋文化有形象而直观的了解，我又制作大量画面。从新石器时代远古先民造船、航海、捕鱼到夏商周秦汉海洋资源开发、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从盛唐西太平洋汉文化圈、宋朝“海上强国”、元代“主导地位”、明朝“领先地位”到当代中国海洋战略价值取向。演讲过程，我感受到尘封在听众心底的海权意识正逐渐苏醒。在15分钟的互动时段，讲坛洋溢着一种对国家未来发展充满关注和期待的情绪，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随着综合国力的强盛，中国逐渐显示出海洋大国的风采，从2000年中国海军首次航行三大洋开始，中国海军正向深蓝挺进；中国在太平洋发现了可燃冰资源；组建海军舰艇护航编队赴亚丁湾；派出渔政船赴南海、东海巡航；中国科考队多次登上南北极这些都激励我为研究中国海洋文化，撰写《中国古代海洋文学》而努力。

十年的研究，我深感中国海洋文化之博大恢宏，也感受到海洋文学是海洋文化历史发展的一面镜子。2009年35万字的专著《天问•惊世——中国古代海洋文学》得以面世，五个鲜明而独特的时代特征：天问、觉醒、狂飙、超迈、惊世，回溯了中国古代伟大的海洋文明，从海洋文学这面镜子中，折射出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海洋文化历史。2009年5月，宁波大学张陟在《“海洋文学”的类型学困境与出路》一文中说：“中国古代海洋题材的文学作品”，“在赵君尧等人的努力之下，也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

海洋文化论文篇7

（浙江海洋学院，浙江 舟山 316000）

摘 要：随着人们对海洋认知程度的不断提升，以及陆地资源开发的局限性日趋显现，海洋经济逐渐成为经济研究的重要领域，其中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为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海洋旅游资源的开发要建立在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并存的基础之上，实现经济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海洋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中，如何客观有效的度量旅游可持续发展状态，通过定量分析的方式评价其经济效益，成为海洋生态旅游资源开发的关键.本文结合温州海洋生态旅游资源进行详细的分析.

关键词 ：海洋经济；生态旅游；资源开发；经济评价；旅游价值

中图分类号：F59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7-0082-03

进入21世纪以来，旅游业成为当今世界做大的产业集群，并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着旺盛的发展态势，甚至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从目前人们多样化、多元化的旅行需求来看，旅游资源不仅局限于陆地的自然旅游资源与人文旅游资源，而且还应保护广阔的海洋生态旅游资源，并且海洋旅游资源以其巨大的发展潜力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世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生态率开发需要设计多个方面，不仅要保证其最根本的生态效益，还要求在可持续生态发展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因此针对海洋生态旅游资源的多层次经济评价至关重要.

1 海洋生态旅游资源开发的理论基础

海洋生态旅游资源开发的理论体系是实现海洋生态旅游高品质、快速化发展的基础.在以往的相关理论研究中，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旅游系统产业学理论、生态景观理论是生态旅游的主要理论基础，但随着海洋生态旅游的快速发展，这些理论已经不足有支撑和构建其发展研究的理论框架，必须因素其他相关学科或延伸学科的理论进行吸收和贯通，比如环境经济学、环境生态学、海洋旅游经济学等交叉学科.

在旅游系统理论中，环城游憩带理论雷普尔旅游系统观使其代表性理论[1].北大教授吴必虎首次提出环城游憩带理论，他认为在大城市郊区200公里半径以内均可成为城市居民度假游憩的休闲空间，且十分适合短假期或周末出游.雷普儿的旅游系统模型同样建立在旅游空间结构上，与吴必虎的环城游憩带理论具有相通之处，其更考虑旅行成本因素在旅游系统中的影响.

景观生态学理论与海洋科学理论是有力支持海洋生态旅游的理论之一.景观生态学是现代生态学的一个活跃的分支，它强调空间异质性、尺度性与生态整体性[2].对于海洋生态旅游资源而言，首先应尊重海洋景观的固有资源与结构，在此基础上完成自然性、异质性的开发，注重可持续性，避免认为加工造成的生态质量退化.

生态承载力理论是海洋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中自然与经济和谐发展的研究理论基础，其一方面在旅游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上进行理论阐述、另一方面对海洋生态资源的旅游承载力进行深入研究，进而达到生态可持续发展与经济效益最大化之间博弈均衡.

2 温州海洋生态旅游发展现状

2.1 海洋生态旅游资源概况

温州是浙江南部的海滨城市，是浙江省沿海大市之一，具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其中海洋面积1.1万平方公里，几乎与温州市陆地面积相当.在温州市的县区地理位置分布中，全市11个县区中9个为沿海县区，其中还包括一个海岛建制县——洞头县.洞头县有100多个岛屿组成，具有丰富的海洋植物、海洋动物资源，各种海洋文化景观、海洋自然景观、海洋人文景观遍布在这些岛屿上，这共同构成了丰富的海洋生态旅游资源.从海岸线的长度来看，全市岛屿海岸线长度达567.9公里，总共437个沿海岛礁，据统计，其中约有42个岛屿与大陆滨海区具有旅游开发价值[3].在较为成熟的海洋旅游资源中，国家海洋自然保护区南麓列岛、国家4A景区洞头百岛、世界古航标·中国诗之岛江心屿、苍南渔寮大沙滩、鹿城七都岛、乐清沙门岛等，都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资源优势.

总体来说，温州市海洋旅游资源中具有一定知名度且发展较为平稳的资源中，有3个部级风景名胜区、10个省级风景名胜区、5处部级森林公园、9处省级森林公园、2个省级旅游度假区，并且超半数以上分布在距海50公里的沿海区.

2.2 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虽然具备丰富的海洋生态旅游资源，但总体开发程度、层次性不够，多数景区还处于粗放型的开发阶段.一方面造成知名旅游景区品牌不足，另一方面造成海洋旅游资源保护力度不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人为破坏.比如洞头岛、西门岛、南麓岛、大鱼湾等资源基本处于培育与成长之中，开放层析较低，没有系统的规划.其次，海洋旅游衍生产品开发力度不够，没有形成具有地方特色、海洋特色、地方品牌的旅游商品，尚未打造出特色鲜明的海洋旅游项目，没有发挥出温州市海洋海岛旅游的特色与优势.再次，海滨旅游基础支撑力不足，缺乏海洋旅游开发投入，以及旅游资源开发规划与管理制度，造成开发模式多为粗放型，长期来看容易造成资源破坏.此外，基础设置建设落后，资源整合不到位，严重缺乏海洋旅游专用码头、游艇等设施，接待客容量及接待能力有限.

3 海洋生态旅游资源开发的经济效益定量评价

3.1 定量评价体系构建

随着海洋产业发展的多元化，以及行业对资源评价研究的深入，海洋生态资源评价模式已由传统的单因子模式转变为多因子模式，更多的将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经济因素、旅游因素、生态因素等考量进来，形成系列化的指标评价模型[4].由于海洋生态旅游资源中的诸多因具有异质性和不同的经济意义，使其你具备一般可比性，这就需要对这些因子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然后才能确定其在整体中所占的权重，进而计算综合评价分值[5].对海洋生态旅游资源进行无量纲化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阙值法，也叫临界值法，是借助最大值、最小值、满意值等特殊指标与实际值相比而得到评价值的方法，正指标计算函数为：

其中xij，opt为该指标在所有时间取值中的最优值.

（2）标准化方法，在存在多个变量时，为是各变量指标存在可比性，先对不同组数据标准化，进而通过标准化后的数值进行比较，从而确定指标的综合评价值[6].通常来说，标准化方法能够有效的消除数据量纲的影响.标准化计算函数为：

（3）比重法，即指标的实际值在指标总之中的比重，其计算函数为：

3.2 评价方法的选择

由于海洋生态旅游资源涉及到很多非量化指标，而在经济评价值中必须将这些指标进行量化，常用的量化方法有层次分析法、模糊赋分法、FUZZY综合评价法、德尔菲法等几种[7].在我国海洋生态旅游资源经济指标评价中，较常用的方法有层次分析法与德尔菲法，这些方法能够有效的解决海洋生态旅游资源经济评价中一些无法完全量化的因子，解决问题的本质是将这些无量化的因子赋以相应权重来表示其在综合指标中的重要性与地位.

（1）德尔菲法，也称专家咨询法，是利用行业专家的意见来确定指标因子的最终权重.德尔菲法通常需要集中多名专家的意见，并且要求专家给予较为专业的评价，并且还要根据专家的领域地位给予专家评论结果相应的权重，然后通过整理并不断的修改和反馈，最终得到满意的结果.

（2）层次分析法.对于海洋生态旅游资源的经济评价而言，层次分析法能够有效、科学合理的规划和分配各因子的权重，并且其能够灵活的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海洋生态旅游资源的特点使得层次分析法在其经济评价中较为适宜，能够系统性、可靠性的识别问题，提高评价的简便性与准确性.层次分析法的一般步骤为：建立层次分析模型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层次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

3.3 综合指标合成

在对各指标进行权重分析与量化处理之后，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建立综合评价体系和综合评价模型，对多指标进行合成.一般而言，多指标合成的方法有线性加权和函数法、乘法合成法等.线性加权和函数法的计算公式为：，其中f（x）表示综合评价分值，wi表示评价指标i的权重，xi表示评价指标i的无量纲化值，n表示所有指标个数.

乘法合成法的计算公式为：，其中x；j表示逆指标，m表示逆指标的数量.

结合我国海洋生态旅游资源特点，以及上文的权重确定、无量纲化分析、综合指标合成等分析研究，最终选择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海洋生态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进行综合评价，一般步骤为：确定评价指标集确定各指标层的权重确定评价的评语集D和其分值确定模糊评价矩阵对目标层X进行模糊综合评价计算结果归一化与评价.

4 温州市海洋生态旅游资源开发战略建议

4.1 开发原则

海洋资源是人类生存的重要资源之一，在对其进行开发时必须坚定的遵循一定的开发原则，这样才能确保海洋生态旅游资源在不遭受认为破坏的前提下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结合温州市海洋生态旅游资源的特点，以及其目前的资源开发现状与政府规划，在开发中需要遵循的原则有可持续性原则、系统性原则、生态性原则、层次性原则、保护性原则、特色性原则等.

4.2 战略取向

前文分析可知，温州市具有广阔的海洋生态旅游资源，并且这些丰富的资源多处于开发或初步形成阶段，因此后续的开发应建立在现状的基础上，并且合理规划，在政策引导下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博弈均衡.结合温州市目前的海洋旅游资源开发现状，以及各部分资源的经济价值评价结果，所采取的战略取向有：（1）由近至远的开发战略；（2）城乡互动的开发战略；（3）差异化开发战略；（4）面向市场的开发战略；（5）环境循环发展战略.

4.3 温州海洋生态旅游资源开发的主要战略

从政府层面，建立政府主导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在温州市海洋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中的主导作用，联合其他相关部门，实现社会参与的产业融合，打造现代化的海洋旅游发展格局.从市场层面上看，重视城乡部门在温州市海洋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中的重要作用，建立城乡统筹、上下一体的机制，实现资源共享、市场共赢的整体市场运作机制.此外，还要建立产业开发要素互通、功能互补、市场互享、利益互增的跨区域联合网络，以及建立自然、经济、社会和谐进步、可持续发展的海洋生态旅游系统.

参考文献：

（1）孙玉琴.基于DEA的滨海区域生态旅游效率评价及优化研究[D].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12.

（2）贾欣，莎娜.海洋生态损失过程中的群体经济行为分析[J].中国渔业经济，2014（8）.

（3）胡念望.温州海洋文化旅游发展战略与保障措施研究[D].浙江海洋学院，2014.

（4）李晓通，张予云，张成胜.资源生态化开发作为西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旅游政策的人类学思辨[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15（1）.

（5）齐俊婷.海洋开发活动的经济效益评价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08.

海洋文化论文篇8

作为中国海洋大学海洋资源与权益综合管理专业的第一位博士，朱庆林自留校任教以来一直从事海洋环境、资源评价等方面的研究，并作为骨干教师，先后主讲了《海洋管理概论》、《海域使用管理》、《海洋环境保护》（自编教材）等本科课程，《海洋环境评价》（自编教材）、《海洋综合管理》、《海洋环境管理》（自编教材）等研究生课程。他先后主持和承担各种海洋水文调查与评价以及与海洋管理相关的研究项目30余项，多次参加物理海洋学进展与展望、海洋与湖沼年会、中韩海洋论坛等大型国际、国内学术会议，组织了多次海洋资源与权益综合管理学科（平台）建设专家研讨会，为海洋管理和环境保护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行为世范，教研相长

多年来，朱庆林教授除了承担校内学生的教学工作，还积极为各种海洋管理机构讲授相关知识。他承担研究生教育中心组织的“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专业培训”中的“海洋管理概论”授课任务；为中国海监九期上岗培训讲授课程《海洋环境管理》，并被中国海监总队制作成录像作为中国海监远程教育网中国海监行政执法人员上岗资格培训课程，他还参编中国海监行政执法培训丛书《海洋管理概论》和《海洋权益维护理论与实践》；在上海为工程硕士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班主讲《海洋环境管理》课程，为这些人员掌握专业的海洋管理知识做出了努力。

凭借着在海洋管理和海洋资源、环境评价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研究经验，朱庆林教授先后参加或主持了多项国家科研项目，包括威海电厂二期工程海上水文观测；国家“973”项目黄河口地质演变和泥沙运移海上实测工作；莱州电厂水文方面可行性研究和环境评价以及海域使用论证工作；蓬莱电厂海上水文观测与数据处理工作；江苏燕尾港电厂建设及港口扩建海上水文实测；浙江舟山国家“863”项目地波雷达比测试验；福建罗源湾电厂及港口建设可行性研究；福建罗源火电厂环境影响评价；福建罗源火电厂数值模拟试验及海洋环境评价补充（主持）；东营大唐电厂可行性研究；山东寻山电厂海洋环境评价；烟台污水处理厂排污混合区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修编；江苏滨海港电厂海域使用论证和海洋环境评价（主持）；舟山成品油码头及配套设施工程海域使用论证（主持）；石岛湾核电厂厂址环境影响评价；福州港江阴港区15#～17#泊位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海洋环境影响评价、海域使用论证（主持）；福州港江阴港区8#、9#泊位工程海洋环境影响评价、海域使用论证（主持）；“辽海作业一号”平台改造作为人工鱼礁导航设施环境影响评价（主持）；成山头海域建设波浪能、潮流能海上试验与测试场的论证及工程预设计；长岛海流能源资源调查分析项目；山东省长岛县猴矶岛海洋能独立电力系统示范项目；双岛湾区域规划泥沙冲淤及水动力专题研究（主持）；国电潍坊风电项目海域使用论证及电缆路由论证（主持）；青岛炼化液体化工品码头工程海域使用论证报告编制（主编）；广西LNG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评价（主持）；青岛炼化百万吨级乙烯项目配套码头工程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编制（主编）；国家海洋软科学项目“海洋功能评估数学模型研究”（OSS2006）（主持）；“海洋功能评价数学模型软件”（主持研发，国家专利证书号2008SR15187）等工作。

目前，朱教授正在进行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营口LNG项目海域使用论证及海洋环境影响评价（主持），福建漳州古雷炼化一体化项目百万吨级乙烯及下游深加工装置配套码头工程海域使用论证和海洋环境影响评价（主持）等工作。

学术交流，相互促进

为了了解世界各国在海洋学领域的进展情况，朱庆林教授多次参加大型国际、国内学术会议，组织了多次海洋资源与权益综合管理学科（平台）建设专家研讨会，不仅促进了各国海洋领域评价技术的交流，同时也增进了相关知识的融合。

海洋文化论文篇9

近日，由宁波大学外语学院主办，《外国文学研究》编辑部、《外语教学》编辑部、浙江省海洋文化与海洋研究中心、浙江海洋学院、宁波市外文翻译协会协办的“海洋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宁波大学举行。研讨会集中了国内二十余所高校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瑞典等国的专家学者，围绕“海洋文学的历史与现状”、“海洋文学与人类生态文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等话题，进行了深入而又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讨论。

厘清“海洋文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与会专家首先关注的问题。国内外文学史提到海洋文学作品，一般都是就题材而言，而非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关于“海洋文学”完整准确的意义，与会专家的主要观点有：一、以海洋为活动舞台，展现人类物质生产与精神活动的作品都可视为海洋文学作品。二、以海洋为背景或叙述对象、反映海洋、人类自身及人与海洋关系的作品。三、具有鲜明海洋特色和海洋意识的文学作品。多数与会者认为，离开了人类的精神辐射，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海洋文学。关于海洋地域特色，一些学者认为，作家只能面对最尖锐的时代问题，书写自身最深切的生命体验；也有学者更倾向于海洋文学所体现的人类普遍精神价值。与会专家认为海洋文学中比较多的是表现征服自然的英雄主义精神或体现人类面对或身处海洋时的苦难意识、漂泊意识和忧患意识，凸现人类在自然面前的脆弱与命运无常。而突破和超越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征服模式，表现人类与大海相互理解认同的和谐共存理念的作品并不多见。而中国海洋文学则大多停留在描述海洋地理风物和张扬人的强悍生命意志层面，在精神与思想上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通过海洋文学所呈现的人与海洋的关系是与会者关注的另一个话题。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与海洋的关系是多向度的、不断变化的。对人与海构成的互相征服的敌对异己关系的描述是中外海洋文学作品最基本的主题，从《奥德赛》和《伊利亚特》开始，一直到当代的海洋作品，高扬的始终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巨大欲望与强力意志，以此彰显人类的尊严与承受苦难的优雅风度，尽管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与会专家认为，人类对大海的情感取向与审美趣味的多向度变化，既表现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复杂性和精神的不断生长，又体现出人类自我意志过度膨胀所造成的独断与专制。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异己敌对，将会或正在给人类与自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中外文学的互动环节中，中西方学者基于各自的文学传统和人文视角，通过对海洋文学的探索性描述，展开了颇具文化交流意义的对话。国内的学者大都从生态文学批评的角度，立足数个文本，讨论人性和人性与海洋对话中的具体表现。西方学者的角度则较为多样化。他们从哲学、宗教、历史、军事、经济、对外交流等视角展开对海洋的论述。英国学者 Thomas Docherty集中分析现代性或者现代主义和海洋的关系。结合儿童文学和海洋文学的角度，澳大利亚儿童研究学者Margot Hillel探讨了与海洋紧密相关的数本青少年文学文本，认为海洋与人类的成长主题之间有着不可割断的联系，海洋精神与青少年成长的主题不谋而合。

也有学者从历史、军事和对外交流的角度切入。英国学者Simon Edwards从19世纪诸多关于海难主题的文本展开对海难象征意义的论述，从宗教意义上分析“水”的覆灭性和救赎性。瑞典的 Jane Mattison则从有关文本中展开对水手、船长生活缩影的具体阐述，认为这些描写部分再现了当时的海上生活，尤其是一战的战况，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当时的历史。同样，本着再现历史和历史考据的意图，美国的Charles Ross从中西方交流史的角度，展开对马可・波罗东方之路开拓的历史论证。与会者还就“海洋文学的未来”、“继承与创新”、“中外文学的互动关系”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海洋文化论文篇10

[关键词]海洋亚洲 川胜平太 海洋环境史 海洋亚洲环境合作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6-0115-10

海洋亚洲(Maritime Asia)是在国际历史学界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个概念，日本学者尤其喜欢使用。在这一概念背后，蕴涵着不同的历史认识观。即使在日本国内，也存在着由川胜平太和滨下武志等提出的不同的海洋亚洲概念。本文大体上同意滨下先生的概念，并试图为海洋亚洲研究领域增添一个新的、环境史的维度。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希望倡导和帮助建立海洋亚洲的环境史研究新领域，而不是要描述出海洋亚洲环境史的准确面貌。不过，通过转换思考的视角和提出海洋亚洲环境史的大体研究线索，可以为思考海洋亚洲的未来提供一些独特的启示。

一、中国和日本的海洋亚洲研究

传统的历史学大多只注重研究陆地上人类的活动。环境史兴起后，历史学研究被推进到了陆地上人与环境的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尽管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海洋仍然游离在绝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视野之外。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有远见的学者相继把目光投向了海洋，历史学研究开始从陆地走向海洋。

中国研究环太平洋历史发展和海洋史的代表是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何芳川教授领导的亚太区域史项目和厦门大学历史系杨国桢教授领导的中国海洋史课题组。何教授在1985年突破以陆地上的民族国家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的束缚，开始研究亚太区域史，相继出版了《崛起的太平洋》和《太平洋贸易网500年》等著作。我们现在尚不能确定这种转向是否受到了布罗代尔关于地中海研究和查杜利关于印度洋研究的影响，① 但他的研究确实与前面两位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注重对海上交通和贸易及其对当地文明影响的研究。1990年代初，杨国桢教授开始带领他的博士生探讨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希冀形成中国的海洋史学，相继出版了《海洋与中国》和《海洋中国与世界》两套系列丛书。按照杨教授的设想，第一套丛书（8本）主要探讨了中国海洋观、海港城市、渔业经济和渔民社会、海上市场、海外移民的演变发展等。第二套丛书（12本）除了继续深化前面的研究领域之外，还相继开拓出海洋社会史、海洋灾害史、海洋文化史、航海技术史等研究领域，把中国海洋史研究推向了新高度。

日本学者在海洋史研究方面也进行了相当深入和颇具理论意义的探索。因为，第一，日本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群岛国家的特性使之特别重视对海洋史的研究，但这个研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历了从“岛国”到“海洋国家”这样的认识转变过程。较早反映这一转变的是高坂正尧出版的《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一书。1998年，日本政府的智囊机构“日本国际论坛”启动了为期4年的项目――“海洋国家日本：其文明和战略”研讨会。其中，1999年度共举行了4次研讨，其成果汇编成论文集《21世纪日本的大战略――从岛国走向海洋国家》。第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一直存在着国家归属感的问题。日本到底是亚洲国家还是欧洲国家？它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在认识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东亚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殖民主义和西方现代性主导的年代，东亚被西方人认为是被动的“他者”，东亚学者也有意无意地接受了这种说法。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东亚的崛起，特别是日本的第二次腾飞，东亚学者开始尝试突破“西方中心论”的藩篱，开创多元化的世界历史认识和编撰的新局面。日本人类学家梅棹忠夫提出了最具影响力的“文明的生态史观”。[1] 梅棹认为，日本和西欧一样具有良好的生态条件，在欧亚大陆发展农业文明以及出现农业与游牧民族的周期性冲突的时候，日本的森林生态基础得以保护。但当大陆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历史出现大转折的时候，日本与西欧则平行发展，因此，日本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现代文明传播的结果，也与中国文化没有什么关系，是在江户时代的锁国条件下自己孕育出来的。梅棹1957年发表的《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一文被《中央公论》在1964年列为“创造战后日本的代表性论文”而重新发表。《文明的生态史观》单行本出版后，多次再版。“文明的生态史观”被誉为是“给予迄今为止的世界史理论以冲击的崭新的世界史理论”，是“战后提出的关于世界史理论的最重要的模式之一”。[2] 该理论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对后辈学者产生了深刻影响。

川胜平太在承认梅棹从环境角度对日本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进行解释的合理性的同时，认为他的理论仍然是陆地历史观，需要从全球史的视角进行调整。川胜认为，原有的世界史是以陆地为基础的欧洲中心论思想，但自从宇航员登月成功以后，我们可以形成从月球观察地球的全球史。转换观察视角后，就会发现在我们生存的地球上70%的表面被水覆盖，其余30%的陆地充其量只能被看成是中的一些群岛。现代文明并不是在西方内部自发兴起的，而是东洋文化通过海洋亚洲的海路传到西方促成了现代文明的产生。因此，海洋亚洲是现代文明产生的温床。在日本现代文明建立的过程中，海洋亚洲比西方发挥了更为决定性的作用。总之，在西方和日本发生的现代文明都是在应对海洋亚洲的影响过程中形成的，这就是“文明的海洋史观”。① 川胜并没有就此止步，作为小渊惠三内阁的高级顾问，他进一步提出了“海洋连邦论”，勾画出了“21世纪日本国土的构想”。[3] [4] 这一理论虽然在日本有很大市场，但也引起了周边国家学者的口诛笔伐，因为这个理论和构想透露出来的是“日本文明优越论”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气息。

与川胜平太的提法一样，滨下武志也使用海洋亚洲的概念，但是，他提出这个概念的学术路径以及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与川胜大不相同。滨下出于对“冲击与回应”理论和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的传统历史解释模式的怀疑，提出了要从亚洲区域内部的国际秩序和地域经济圈来理解亚洲近代史的新理论。这一理论对我们重新认识世界历史的发展以及亚洲在其中的地位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他的“从亚洲进行的思考”是东亚自主意识在世界历史认识中的反映，在世界历史学界独树一帜。[5] 贡德・弗兰克就是在滨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世界如何进入近代的新解释。[6] 滨下在研究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近代经济圈的时候，很自然也要涉及东亚贸易网络的问题。研究贸易网络有两种思路，一是把它看成是以大陆为中心的贸易关系的附庸或延伸，另一种是从海洋来看亚洲。滨下采用了后一种思路，提出了自己的海洋亚洲的概念。这不仅有利于突破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研究单位的束缚，而且为我们从整体上完整认识亚洲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海洋亚洲指沿欧亚大陆东海岸、从鄂霍次克海到塔斯曼海的广大地区。把它连成一个整体的主要纽带是建立在海洋通道上的贸易网络。[7] （P20-60） 与川胜把中国看成是与海洋亚洲对立的大陆亚洲的代表不同，滨下的海洋亚洲不但包括日本等海洋国家，也包括中国等滨海国家。在滨下的思想体系中，中国和日本都在作为整体的海洋亚洲中各得其所。虽然滨下并没有指出他的理论对于认识东亚的现实和未来有何意义，但是，我们从他的历史智慧中可以获得一种历史与现实交汇的感觉，可以对东亚的复兴和亚洲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进行理性的分析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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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富有远见的学者不约而同地将研究视野转向海洋，这不是偶然的，也不只是他们要寻找新的研究领域的学术冲动所致，战后东亚经济的崛起是促使这个转变发生的最主要动力。而东亚经济主要是通过海洋来发展的，即使是传统上被简单化地认为是大陆国家的中国，它的经济起飞也是从东南沿海地区开始的。但是，海洋是个与陆地大不相同的生态系统，前所未有的频繁的人类活动必然引起海洋生态的巨大变化。研究海洋亚洲就不能不研究它的环境史。但是，中日学者却都尚未进行深入探讨。海洋只是被当成人类文明发生的另一个舞台或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础来对待，人并没有被看成是海洋生态系统、甚至更大的全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原因大概在于学者们的知识结构缺陷。接受传统历史学训练的学者无力解读环境资料，更难改变业已形成的传统历史思维。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并不代表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三年前，滨下先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召开的“延续与断裂：从古希腊到现代世界”国际研讨会上提出，在研究历史时，不但要有国家视野和全球视野，还要有区域视野。区域史研究要超越民族国家的束缚，要发现新的课题，尤其是海洋问题和环境问题。何芳川教授不但意识到了海洋环境史的重要性，还在更广的范围、从基本理论上进行了初步探索，发表了《环境保护与人文关怀》一文。① 杨国桢先生在推进中国海洋史研究的时候，也呼吁要研究海洋环境，并做出了非常可贵的初步尝试，出版了《东溟水土：东南中国的海洋环境与经济开发》。不过，对海洋环境的初步研究仍然局限在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范围内，海洋环境史还没有被作为主体来认识。

不过，原来的环境史研究也不注重对海洋环境的研究，只是到了最近，海洋才成为环境史研究的新领域。促使环境史学家关注海洋的是海洋生态学家，他们在研究海洋生态变化时发现和积累了大量数据资料。但和保护生物学家一样，海洋生态学家也不能对占其中99%以上的、可以上溯到1500年的资料进行历史分析，因此他们呼吁要建立一个得到广泛支持的海洋环境史学科。[8] 率先对此做出回应并进行海洋环境史探索的当数北欧的环境史学家，其代表人物是丹麦历史学家Peter Holm。他曾任欧洲环境史学会的主席，主要研究自中世纪以来的、北海和波罗的海环境变迁以及丹麦的渔业发展。但是，由于他的大部分研究成果都是用丹麦语发表，加之他注重实证研究，所以并没有发展出海洋环境史的新范式，或者说没有能够推动海洋环境史的迅速发展。1999年秋天，丹麦、英国和美国的大学相互合作，设立了“海洋动物数量变化史研究项目”，旨在“通过使用把历史学和生态学融为一炉的方法来改进我们对生态系统长时段演进的理解，尤其要关注人的影响，进而建立起培养海洋环境史学家和海洋历史生态学家的制度框架”。② 随着该项目的顺利推进，海洋环境史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随着海洋环境危机的加深，可以预见，海洋环境史研究将会有更大的发展。但是，与对大西洋、地中海、波罗的海等海域的环境史研究相比，东亚海域的环境史研究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二、海洋亚洲环境史的主要内容

如前所述，海洋亚洲环境史并不是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相反，关于这一范围的不同部分的研究为我们建构这一研究领域提供了基础。

海洋亚洲研究和环境史研究都是新兴的研究领域，要找出把海洋亚洲环境史连成一个整体的相互关联的因素，需要采用历史学分期和分类研究的方法。从纵向来看，海洋亚洲环境史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500年以前。海洋亚洲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海洋环境的利用和海洋环境文化的交流在郑和远航时达到了高峰。第二阶段是150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获得独立。在这一时期的前期，亚洲以外的力量主导了海洋环境的利用；但在后期，日本的崛起给海洋亚洲环境打上了深刻的日本烙印。第三阶段是独立之后。海洋亚洲的崛起对海洋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同时海洋环境保护运动开始启动。从横向扩展来看，海洋环境史主要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历史上海洋环境的变迁；二是海洋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史；三是海洋环境与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关系史；四是历史上海洋环境文化的演变。

要谈1500年以前的海洋亚洲的环境变迁，就不得不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地质年代。在四大冰川和间冰期，太平洋水位发生超过100米的升降，中国沿海地区沧海变桑田。这不但有利于人类的进化，也有利于人类的迁徙。在距今1.8万年前后，海平面下降150米，黄海完全干涸成陆地。朝鲜海峡和对马海峡干枯，把日本列岛和大陆连接起来。大量陆生动物和中华先民的细石器文化传到了日本。但在距今6000年前后，气候转暖，发生“黄骅海侵”，尽管中日之间不再有陆桥相连，但先民已经发明了航海技术。[9]（P18-19） 海洋亚洲处于欧亚大陆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交汇之地，地质状况极不稳定，多火山和地震。板块漂移和火山活动在这里形成了许多岛屿和群岛。星罗棋布的岛屿为古人航海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火山灰和来自欧亚大陆主要河流的冲积物给这一海域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进而形成了许多大渔场，这是古代近海渔业发展的基础。造山运动的巨大压力也改变了物质的化学构造，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丰富的矿藏，为近代采矿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10] 另一个地质活动是厄尔尼诺或南方涛动现象。周期性出现但又难以预测其强度的、活动在赤道太平洋地区的这种气候现象会造成大陆地区和海岛地区截然不同的气候异动。

环境禀赋对海洋亚洲古代的经济政治发展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东亚大陆地区，尤其是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了以锄耕和犁耕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黄河流域是粟作农业，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中国海洋民族充分利用了海洋提供的营养源。在分布广泛的贝丘文化遗址中，经常可以发现蚶、牡蛎、蛤蜊等20多种海洋软体动物，海贝不但成为先民喜爱的饰品，还是中国货币史上最早的“硬通货”之一。相反，在海岛地区，直到殖民主义东来之前，很多地方仍然处于刀耕火种的生产力发展阶段，难以形成庞大的中央集权国家。[11] 不过，海洋地质环境并不仅仅制造差异，它还给不同区域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海通大道。早在远古时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就形成了滨海民族夷和越。距今5000年以前，莱夷人就制造了独木舟。在距今4000年前，他们就会制造大木船，利用洋流远航至朝鲜半岛和日本，给他们带去了龙山文化的成果。同北方的夷一样，南方的越人在河姆渡时期就会造船。到春秋战国之交，越人已能建造大型戈船和楼船，不但可以北上日本，还可以经过台湾深入南洋，把中华文化传播到菲律宾、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12] 此后，这些地区的航船不仅会劈刺往来游弋，还会航行至中国。这些民族在进行捕渔等生产活动的同时，也开始进行海上贸易。中国国内的华夷秩序也随着海上联系的增多而逐渐扩展到整个海洋亚洲地区。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耕作技术、制度文化等经海路向朝鲜、日本和南洋诸国传播，同时朝鲜的金、银、铜等金属，牛黄、人参等药品，马、狗、海豹皮等物，以及日本的折扇、水晶制品、香盒等精美手工艺品也输入中国。明朝建国不久，倭寇开始横行，严重影响了中国与日本和朝鲜的朝贡贸易。但是，中国和南洋的贸易因郑和航海而进入一个鼎盛时期。

1500年左右发生的世界三大航海活动改变了海洋亚洲环境史的内容。这一区域不再是和平之海，而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掠夺、剥削的平台。原来形成的华夷秩序逐渐被条约体系所取代，在一定限度内利用海洋资源的经济逐渐被过度向海洋索取的经济所取代。日本崛起以后，为了形成自己的霸权，企图独霸整个海洋亚洲，进而控制整个太平洋，成为世界的霸主。而在前一时期主导海洋亚洲秩序的中国却沦为了任人宰割的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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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季风洋流依旧，但大风帆、蒸汽机等装备的现代舰船和现代航海知识武装的海军在原有的海洋亚洲贸易网络基础上，用资本把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各国的沿海港口都变成了殖民主义国家输出商品和掠取原料的集散地。为了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中国沿海地区出现过度种植和过量开垦的情况，生态遭受严重破坏。[13] 东南亚地区香料、稻米的大量种植，不但没有满足当地人的生活需要，而且过度的单一种植损坏了当地业已形成的生态平衡。[14] [15]

在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后，海洋亚洲出现了大规模的物种和病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物种和疾病经过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从印度洋和太平洋两个方向传入海洋亚洲。梅毒最早出现于1494年的意大利战争期间，1498年由达・伽马的水手带到印度，1505年传到中国和日本。腺鼠疫随着殖民扩张传入中国的香港和云南之后，迅速向北方和南方传播。厦门和福州于1894年和1901年分别被传染，并经水路进入内地，1899年流传到满州通商口岸牛庄。霍乱也在英缅战争中被英军带到缅甸，然后从曼谷到广州，进入中国内地，或传至宁波，进入清帝国内陆，1821年传到北京；进而越过长城，横扫蒙古，最后达到莫斯科。从1820-1932年，中国共经历了46次霍乱。外来流行病肆虐，使中国、日本的人口发展在17、18世纪几乎停滞。[16] 与此同时，外来物种的到来不但改变了海洋亚洲的景观，还改变了亚洲人的饮食结构。玉米的故乡是墨西哥和秘鲁。哥伦布从古巴带回欧洲，后传至东南亚，16世纪中期经缅甸传入云南，经南洋群岛传入福建等沿海地区。到清朝乾嘉年间，玉米开始大面积在中国播种。甘薯原产南美热带地区，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从吕宋(菲律宾)引种福建，万历八年从安南(越南)引入广东，然后从这些地区向内地推广。这两种作物的引进改变了中国的粮食生产布局和食物结构，半干旱地区粮食产量增加，绝大多数劳动者北以玉米为主，南以番薯为生。花生和辣椒的传入促进了中国的烹调发展。烟草来自美洲，哥伦布1492年从古巴带回欧洲，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从吕宋、越南传入闽广；明崇祯十年(1637年)从日本经朝鲜传入中国东北。[17] 不过，疾病和物种的传播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互动的。来自中国的柳橙及柑橘属水果引入欧洲，可以帮助治疗航海中的坏血病。19世纪末，蒸汽铁甲船广泛应用于海洋亚洲航线，压仓水的使用也就意味着各港口之间会进行频繁的海洋生物交流，形成了所谓“港口生物区系”。它有时会破坏渔业，有时还会引发赤潮。

在资本主义时代，海洋资源成为各国争夺的重要对象。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远洋捕鱼能力大大增强，加之近海渔业资源逐渐减少，于是在1920年代闯入中国黄海和东海海域，尤其是在舟山渔场捕鱼，引起中日1924-1932年的捕鱼之争。中国政府援引国际海洋法，在保护国民捕鱼权的同时宣示自己的海洋国土。但是，由于过度捕捞引发了严重的渔场退化，三英里限制严重妨碍了中国渔民的捕鱼权。更何况由于技术先进，日本捕鱼船在舟山渔场退化后已经转向了南海。[18] 这说明，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强权时代，有限的国际海洋法并不能保证弱国的海洋和经济安全。对渔业资源的争夺不但是经济扩张主义的表现，同时也是对领土的侵犯。

对矿产资源的开发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这方面的典型是日本的足尾铜矿污染。足尾铜矿位于群马县境内，从1600年开始开发，1871年民营后，产量大增，1884年达2886吨，占全国铜产量的26%。随着产量的增加，环境污染和破坏也大幅增加。足尾铜矿石大约含有30-40%的硫黄，精炼时产生大量二氧化硫和重金属粉尘。其中的微量元素砷、镉、锌、铅等会对人和其他生物产生各种危害。二氧化硫会造成矿山周围树叶漂白，树木枯死。加上炼铜需燃料，乱砍滥伐导致森林消失，水土难以保持，岩石，河水混浊，鱼类大批死亡。即使1973年足尾铜矿被关闭，但污染的影响仍在继续。[19] 类似事件在海洋亚洲的其他国家也都有发生。

在日本推行“大东亚共荣圈”政策的时候，它从中国、朝鲜半岛和南洋各国获取了大量物资，但送给他们的是“三光政策”和细菌战。日本侵入朝鲜后，首先进行土地、森林、矿产资源的调查，然后颁布和实施《朝鲜矿业令》、《朝鲜渔业令》、《森林法》以及《大米增产计划》。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掠夺朝鲜的资源，支撑日本的畸形工业化，特别是军需工业。[20] （P104-155） 在中国，日本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保障军需资源为出发点，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的资源。除了重点开发日本缺乏的煤、铁、油页岩、菱镁矿等矿产外，还运走了大量大豆、高粱、面粉等粮食，棉线、丝绸等纺织品和建筑材料。[21] 在东南亚，日本感兴趣的仅仅是石油、镍、锡、矾土等矿产物资。由于海洋亚洲的经济被日本纳入了战时经济的轨道，致使当地生产完全是为了殖民统治的需要，发生了多起饥荒，天花、霍乱、腺鼠疫、鼠疫也重新开始流行。[22] （P920-935）

和古代相比，近代的海洋亚洲环境史呈现出不同特点。一是海洋资源被当成商品和财富大量开发利用，尤其是渔业和矿业资源。二是为了争夺资源不惜进行战争。三是外海洋亚洲的力量和物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本地区的景观和资源构成。海洋亚洲的环境被前所未有地改变了。

二战以后，海洋亚洲的环境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海洋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海洋对经济的贡献急剧增加，海洋资源的纠纷日益严重，海洋环境保护的合作更显重要。

在海洋亚洲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海洋环境的贡献越来越大。大致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衡量：一是海洋自然资源开发的实物产量占同类产品全国总产量的比重；二是海洋开发产值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三是海洋开发的就业人数及其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重；四是对外经济联系对海洋的依赖程度。海洋亚洲国家和地区比较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完全的海岛国家，以日本为典型；另一类是海陆并举的国家，以中国为典型。日本全国人口和产业的50%以上分布在海岸带地区的小平原上。日本人饮食中一个主要动物蛋白质来源是海产品。日本的贸易主要靠它最现代化的远洋船队来完成，还建立了世界性的运输网络。日本经济对海上贸易的依存度超过90%。日本陆地资源贫乏，经济建设所需资源主要靠进口和从海洋获得。早在1980年，海洋产值就占到日本国民总产值的2.8%，如果加上原料和产品1/2以上靠海洋运输的临海产业的产值，海洋产值就占到国民总产值的10.6%以上，海洋开发对劳动就业的贡献为9.8%。[23] （P145-165）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约1．8万公里的海岸线，6500多个500平方米以上的大小岛屿和大约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根据《2006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中国海洋生产总值达20958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0.01%，比2005年增长13.97%，高出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3.3个百分点。全国涉海就业人员达2960.3万人，比上年增加180万个就业岗位。海洋还是中国对外贸易特别是石油等重要战略资源进口的主要通道。2003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8512亿美元，占GDP的60％，原油进口高达9112万吨，占总消费量的36％，其中的90％以上依赖海上运输。这充分说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海洋在中国经济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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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亚洲国家对海上资源越来越重视，自然也存在许多争议，影响比较大的有中日东海油气资源争议和南中国海油气之争。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海南部发现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颁布后，中日双方在东海海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问题上的矛盾与分歧日渐突出。日本主张适用等距离中间线以及距离标准；中方则主张适用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随着中国在东海开采油气田的成功，中日间围绕东海能源开发和划界问题的争端骤然升温。2004年，日本舆论惊呼中国正在开采的“春晓”天然油气田群会像吸管一样，把原属日本的油气资源吸走挖空。于是，中日双方自2004年10月25日开始就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进行谈判。到今年，经过7轮司长级磋商，中日双方都认为，最好的选择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两国在如何界定可能进行的共同开发的海域方面分歧依旧，南中国海的油气资源之争更为复杂。在南沙群岛的南部区域，马来西亚从1970年代开始就深入中国断续国界线范围内进行大规模油气资源勘探和开发。在南沙群岛的东部，菲律宾也深入中国海域进行大规模油气开采。在南沙群岛西部，越南划分了上百个油气招标区进行合作开发。目前，南沙海域已经发现含油气构造200多个和油气田180个，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周边国家都在南海开采石油，已经钻井1000多口，年采石油量超过5000万吨，其中马来西亚的开采量最多。越南近几年来还不断同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签订勘探开采石油、天然气的合同，大有使南沙问题国际化的趋势。①

海洋亚洲还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海洋领土争端。从北到南相继有：日本和俄国的北方四岛问题；日本和韩国的独岛（竹岛）之争以及“日本海”正名之争；中日之争；中国和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在南海的领土之争；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在泰国湾的争端；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在阿拉弗拉海的争端等。② 这些争端都是很复杂的问题，因为不但涉及，还隐含着巨大的资源利益之争。但是，南海各方鉴于共同的利益，在2002年达成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承诺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和管辖权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根据这些原则，中国和越南之间成功地划定了北部湾的边界，并签署了渔业协定。北部湾划界是中越双方适应新的海洋法秩序，公平解决海洋划界的成功实践。

在海洋开发越来越深入的同时，海洋污染和生态破坏也越来越严重。来自陆地的废水等造成近海的富营养化，形成赤潮。1993年，中国近海发生了19次赤潮，2006年增加到93次。从河流带入海洋的淤积物威胁着海洋生物的安全。频繁的海上运输和大规模的海上养殖也带来了大量的外来物种，破坏着亚洲海洋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更为可怕的是海上石油泄露。据说，东亚海域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海洋运输和近海石油开发引起的石油污染。而油膜覆盖最厚的除了石油运输沿线之外，就是泰国湾和南中国海的越南一侧。另外，围海造田和从海滩、海底采沙也大大强化了对海底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对海岸的侵蚀，导致部分海滨浴场、海港、养殖设施遭到破坏，沿岸农田和居民区受到威胁。

海洋亚洲的环境问题不但引起本区域内各国的重视，也引起了国际环境保护组织的重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自1974年建立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建设地区性的国际海洋保护合作体系，仅涉及海洋亚洲海域的就有“东亚海行动计划”、“南太平洋行动计划”、“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等。“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保护的海域是日本海和黄海，参加的国家有中国、日本、韩国和俄罗斯。自1994年设立该计划以来，先后召开了多次政府间会议和专家研讨会，希望能建成共同的海洋环境数据库，交流各国海洋法研究成果，设立海洋环境监测计划。1981年，东盟五国启动了“东亚海洋和沿海地区保护和开发行动计划”，并颁布了“东盟环境马尼拉宣言”，开始进行海洋环境评价（包括资料收集、技术人员培训、海洋环境退化原因分析等）和管理（包括管理人员培训和能力建设、联合环保执法、环境友好型管理等）。随着政治外交形势的好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这个计划中又接纳了韩国、中国、澳大利亚、柬埔寨和越南，并推出了1994年版的东亚海行动计划，把关注重点从先前的石油污染转向了包括海洋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等方面的生态系统状况，强调在科学研究基础上对海洋环境进行综合管理，进而促成海洋环境的可持续发展。200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东亚海行动计划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和全球环境基金合作共同推出了“南中国海计划”。该计划是多边政府间合作项目，旨在改变南中国海环境退化的趋势，希望保护海草、红树林、珊瑚礁、湿地和鱼类，防止来自陆地的各种污染。同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把参与国扩大到14国，开始实施建立“东亚海域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重点探索跨行政管理边界的海洋区域环境的综合管理方法，并于2003年12月在马来西亚召开的第一次东亚海大会和部长论坛上通过并签署了《东亚海可持续发展战略》。[24] 2006年12月12日，第二次东亚海大会及部长会议在中国海南省海口市举行，签署了《实施东亚海可持续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宣言》（即《海口伙伴关系宣言》）。如同这次大会的主题“共同的海洋，共同的人类，共同的愿景”所昭示的，海洋亚洲环境问题作为本地区共同的问题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

从当代海洋亚洲环境史的发展可以看出，海洋亚洲国家对海洋国土资源前所未有地重视，产生了许多争议和冲突，但是都能在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前提下把冲突控制在可以进行和平谈判的范围内，这就为共同利用和最终和平解决打下了基础。另外，随着东亚经济的迅速崛起，海洋亚洲环境呈现出全方位退化的趋势，要达到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利用的目标就必须进行合作，就必须形成开放的区域主义，这才是生活在同一区域的人们应该追求的共同愿景。

三、海洋亚洲环境史的启示

尽管前述内容只是对海洋亚洲环境史勾画出了一个基本轮廓，但是因为转换了观察海洋亚洲的视角，我们大致上从中可以得出一些新的启示。

第一， 环境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为地把亚洲分为大陆亚洲和海洋亚洲是不合适的。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的思维不同于自启蒙运动以来主宰历史学的现代思维。历史学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强调理性、进步、二元论、还原论、机械论，认为历史总是在人的理性的作用下不断向高级发展的，对立的因素通过机械的作用促成历史事件的发生，前面的变化总是成为之后发生变化的原因和动力。这种因果关系看似相当严谨，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纷繁复杂的历史真相。川胜平太的研究就是这种历史思维的结果。他从日本后来独特的发展追溯到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并与地球上的海陆分布结合，提出海洋国家和海洋亚洲的观点；再利用二分法把海洋亚洲与大陆亚洲对立起来，进而提出建立海洋亚洲连邦，以孤立和排斥中国。滨下先生的海洋亚洲概念是从整体出发提出来的，与从环境史角度来看亚洲特别是东亚有许多共通之处。也正因为如此，从他的海洋亚洲概念出发，他自然会提出研究海洋亚洲环境的设想。环境是由不同生境组成的，各生境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机械联系，而是有机联系，其相互作用会产生“蝴蝶效应”。另外，环境质量的好坏也不是由最好的生境或各生境的平均值来决定，而是由最差的那一部分决定，这就是“木桶效应”。① 就海洋环境而言，它的质量不光取决于人类在海洋活动造成的损害，还取决于陆地的人类活动和陆源的污染。即使是海洋经济活动也完全是与大陆经济活动整合在一起的。把海洋与大陆截然分开，从环境整体性来看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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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历史思维认为中国是大陆国家，是面向内陆的。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如前所述，中华先民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在海边和海上活动，发展出自己的海洋文化，并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后来，随着对海洋认识的加深，中华民族以海为田，从事海外贸易，甚至移民海外。当然，这些地域性的海洋意识由于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并没有成为主流或官方意识，[25] （P89-104） 但据此就否定中国的海洋特性肯定是不对的。建立在这种历史思维之上的政策建言也是大有疑问的。川胜的“海洋连邦论”对日本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与“大陆亚洲”对抗不仅不利于日本的长远发展，也影响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只有把所谓“大陆亚洲”与海洋亚洲整合起来思考，才能有效解决现在出现的一系列诸如环境污染、海底资源争端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只有陆海和合才能实现互利共赢。

第二，在目前政治历史纠纷严重的情况下，海洋环境合作是最容易突破的领域。中日之间虽然存在着历史认识问题、政冷经热现象、日本军事化和国家关系正常化等复杂问题，但是，环境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中性的，又是带有整体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例如，东亚海域的污染因为大气环流和洋流的作用，会对处在这个海域的所有国家产生影响，民族国家的海上疆域并不能阻止污染的跨界移动。另外，陆上的污染也会越过海洋传到海上国家。从中亚起源的沙尘在中国境内加强后会飘向日本。海上的污染也会通过食物链传到陆上，给食用者造成危害。但是，由于这些问题大多不是政治直接作用的结果，是不易政治化的、比较纯粹的、但直接危害人类生命安全的问题，因此，解决起来不但快速而且相对比较容易。① 不过，环境问题又不是绝对的技术问题，它的解决也会产生连锁效应。因为环境治理不但需要政府付出努力，也需要公众广泛有效的参与；不但需要行政积极干预，也需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不但需要所在国付出努力，也需要国际社会给予积极帮助和协作。因此，率先解决海洋环境问题必然会造成海洋亚洲的共同进步，为其他问题，如最为敏感的领土之争的解决创造良好条件；反过来，敏感问题的解决一定会加快区域海洋环境问题的改善。

第三，推动有效的海洋环境合作一定会促成海洋亚洲各方的共赢。尽管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署之后，部分海域具有了民族国家国土和的性质，但是，从环境史的视角来看，海洋是人类共同的海洋，它的未来也是人类共同的愿景。既然海洋具有公共财富的性质，如果沿海各国仅仅从自己的一己私利出发加以利用，必然会重演“公地的悲剧”并产生“零和效应”，这是任何一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惟有各方从共同利益出发，综合考虑，采取彼此互相照应的措施，才能保持海洋环境的健康稳定。为争夺环境资源进行战争更是不可取的，海洋亚洲环境史已经提供了这方面的教训。但是，保护并不意味着不利用海洋资源。海洋亚洲是全球经济发展最为强劲的地区，对海洋资源的利用力度也在不断提升，海洋资源争端不但数量增多，强度也在危险地升高。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如果从海洋环境史的视角来看，“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如果能够达成这样的共识，就能破除在思考亚洲未来时只注重某个民族国家的利益，而忽视区域和全球环境系统整体利益的狭隘性，进而有利于形成既兼顾国家、区域和全球利益，又兼顾人的需求和生态系统平衡的负责任的国家战略。只有这样，有争议的海域才能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但是，共同开发并不意味着竭泽而渔，开发必须保持在可持续和最适宜的限度(Sustainable yield, Optimum yield)之内，而不是不顾海洋环境的承载力竞相追求产量的最大化(Maximum economic yield)。[26] 只有这样，海洋亚洲才能在连续保持快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和谐共赢，创造出既能保护海洋亚洲环境又能实现亚洲复兴的可持续的新型文明。这种东亚文明一定能在世界文明转型的过程中率先提供新的范式，东亚的复兴也就因此而具有了新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②

第四，海洋亚洲的和谐是这一区域所有国家和学者共同的愿望，实现这一构想需要学术界做出更多的努力。海洋环境史研究是一个新兴的但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它的开拓和发展需要所有国家对此感兴趣的学者共同努力，需要把各自的优势发挥出来，形成合力。在这一方面，东北亚国家的学者已经开始行动了。在日本学术振兴会亚洲研究教育事业事务局资助下，日本的学习院大学联合韩国的庆北大学和中国的复旦大学共同研究“东亚海文明的历史与环境”。三国学者综合历史、考古、地理资料和卫星图像处理、海洋科学、气象学等的资料和方法，共同研究历史上东亚海文明和环境的互动关系，尤其是长江和黄河的变迁对东亚海文明的影响。③ 这个项目的持续时间是2005到2010年。该项目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其规模和影响比较有限。应该说，日本、中国、韩国和东盟国家各有优势，也都各有自己的局限。如果海洋亚洲各国的相关学者能够团结起来，共同组建一个区域性的研究学会，就可以动员国际学术力量，整合国际学术资源，全面推进海洋亚洲环境史的研究，在环境史向海洋拓展中迎头赶上，并为海洋亚洲在国际环境史研究中赢得一席之地。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持续推进，不但可以帮助化解海洋亚洲遇到的资源领土争端，还必然为建设和谐繁荣的海洋亚洲提供新的动力。环境史的批判和警世功能也会在促进海洋亚洲的持续发展中得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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