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用管理论文十篇

费用管理论文篇1

【关键词】安全生产费用；使用范围；支付方法

1引言

近年来，我国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飞速发展，随之而来的公路水运工程事故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究其原因，与现阶段公路水运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法制不够健全、安全管理理念落后、安全管理技术水平跟不上形势、施工人员整体素质低下有很大关系。而这其中，安全生产费用投入处于基础主导地位，作为安全生产保障性措施的安全生产费用的使用管理成为影响目前公路水运工程安全形式的主要因素。尽管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和交通运输部出台了关于企业安全生产费用使用和管理的若干规定，但是还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因此，健全安全生产费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成为当务之急。本文对安全生产费用投入管理的重要性以及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逐一分析。

2安全生产费用投入的重要性

对于施工企业而言，安全生产费用是指企业为辨识、分析、评估危险源并对危险源采取控制措施进而消除事故隐患，实现施工作业人员本质化安全而投入使用的费用。因而，安全费用投入在施工企业安全管理中处于基础和主导地位。安全费用投入不足，是导致各类事故发生的主要因素。从20世纪90年代统计的各国安全费用平均万人投入与职工死亡率对比表（表1）就能得出以上结论。

3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费用使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3.1安全生产费用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不健全

我国在公路水运工程施工安全生产费用管理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很少，交通运输部2007年1号令的《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只在第二十二条中针对安全生产费用的提取和使用有所规定。其规定为：“施工单位在工程报价中应当包含安全生产费用，一般不得低于投标价的1%，且不得作为竞争性报价。安全生产费用，应当用于施工安全防护用具及设施的采购和更新、安全施工措施的落实、安全生产条件的改善，不得挪作他用。”。但本管理办法中未对安全生产费用的管理方法做出相关规定，随后也未出台相关的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此后在2012年，财政部和安全监管总局以财企[2012]16号文印发了《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本办法第七条规定了公路水运工程安全费用提取标准为工程造价的1.5%，比交通运输部2007年1号令的规定有所提高。同时，本办法第十九条对建设工程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费用的使用范围做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但对于公路水运工程施工而言，财政部和安全监管总局的管理办法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较差，不能满足实际管理工作的需要，而交通部至今并未出台针对本领域的安全生产费用管理办法，这就造成了目前公路水运工程施工安全生产费用管理基本处于无章可循的状态。目前，只有江苏、浙江和福建等少数省份出台了针对本省的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费用管理办法，但是还不太成熟。因此，由交通运输部出台本行业的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3.2安全生产费用使用范围不明确

《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对建设工程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费用使用范围作出了以下规定：1）完善、改造和维护安全防护设施设备支出（不含“三同时”要求初期投入的安全设施），包括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系统、洞口、临边、机械设备、高处作业防护、交叉作业防护、防火、防爆、防尘、防毒、防雷、防台风、防地质灾害、地下工程有害气体监测、通风、临时安全防护等设施设备支出；2）配备、维护、保养应急救援器材、设备支出和应急演练支出；3）开展重大危险源和事故隐患评估、监控和整改支出；4）安全生产检查、评价（不包括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安全评价）、咨询和标准化建设支出；5）配备和更新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用品支出；6）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支出；7）安全生产适用的新技术、新标准、新工艺、新装备的推广应用支出；8）安全设施及特种设备检测检验支出；9）其他与安全生产直接相关的支出。但是以上规定是面对整个建筑行业的，对于公路水运工程而言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较差。2013年，交通运输部工程质量监督局组织编写的《公路水运工程施工安全标准化指南》中针对《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所列的9类安全生产费用制定了安全生产费用清单。但此指南还未上升到行业标准的高度，对行业内安全费用列支范围还不能起到强制执行的作用，而且其中所列举的安全费用清单还存在诸多争议，与若干省份的相关规定存在诸多差异。因此，由交通运输部出台关于安全生产费用实施细则等强制性规定是目前1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3.3安全生产费用计量支付方法不健全

当前，大多数公路工程施工招标文件中只对安全生产费用计量范围进行了笼统的规定，而未在招标清单中单独计列，这就造成了安全生产费用计量范围模糊，施工单位存在扩大安全生产费用投入范围、转嫁工程实体投入为安全生产费用以及安全投入以包代管等行为。《公路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2009年版）对安全生产费用的支付方法规定如下：“安全生产费用由监理人发出开工通知后支付总额的50%，在承包人施工进度计划和施工方案说明被监理人批复后支付总额的25%，按规范要求及监理人指示落实安全生产措施后支付剩余的25%。”以上这种将工程进度和安全生产费用支付挂钩的安全生产费用支付方式是不合理的，不能保证施工单位按阶段计取的安全生产费用全部用于安全生产投入，不符合《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中关于不得挤占、挪用安全费用的规定。交通运输部应该结合《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及公路水运工程自身特点完善安全生产费用计量支付方法，确定安全费用支付子目，同时明确安全生产费用超支和结余的处理方法，写入《公路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范本，统一指导全国的安全生产费用计量支付管理工作。

3.4安全费用监管不到位

《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各级财政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依法对企业安全费用提取、使用和管理进行监督检查。而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及交通行业安全监督部门很少对公路水运工程施工企业在项目上的安全生产费用投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由于我国在公路水运工程施工安全生产费用管理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管理规定方面的不统一、不健全，造成了各省招标文件和合同文件里面对安全生产费用的计量和支付方法的规定千差万别，也就造成了监督检查部门缺少相关检查依据，从而在大多数安全检查中，都对安全生产费用的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避而不提。这就造成了施工单位随意扩大安全生产费用列支范围、安全生产费用票证依据造假等问题，从而严重减少了安全生产费用实际投入、降低了安全生产条件。

4结语

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关乎社会发展和稳定大局。而安全生产费用投入是决定安全生产水平的基础性和决定性因素。2006年12月财政部与国家安监总局联合下发的《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费用财务管理暂行办法》（财企[2006]478号）、交通部2007年下发的《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交通部2007年第1号令）、财政部与国家安监总局联合下发的《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财企[2012]16号）仅对安全生产费用的计列与使用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具体实施细节并不明确，各省在安全生产费用管理的实际操作中存在诸多问题与争议。虽然浙江、江苏、广东等省市已先后制定了当地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费用管理规定，但是各省又存在着安全生产费用使用范围不统一、安全生产费用计量支付办法各异等诸多问题。因此，由交通运输部统一出台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费用管理办法和相关实施细则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作者:严默非 单位:河北省交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费用监督管理办法[Z].交通运输部2007年第1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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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企业管理者日益感到企业经营之艰难：一方面是暴利时代结束，企业利润空间大幅压缩，经济效益下滑；一方面是渠道商快速崛起，并开始向上游制造商“争权夺利”，逼迫制造商降低成本，让利于渠道商；一方面是企业经营费用大幅度上升，尤其是营销费用，更成为让企业管理者大感头痛的难题。

那么，有没有好的控制营销费用的方法或技巧呢？笔者在从事营销、管理类工作时，深感其中奥妙之无穷，现将自己的一些心得讲述出来，以供同仁参考。

一、找个好的“管家婆”

男人在结婚前，多是自由自在，“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今朝有钱今朝花，从不考虑积蓄问题；但结婚之后就不一样了，这时“管家婆”就要出来干涉“财政”问题了，所以人们经常说，男人只有结婚后才变成熟。企业在控制营销费用方面，道理也是这样。所以，企业管理者、销售老总或销售经理应该找一个好的财务人员，当好自己的“管家婆”。

每个企业、销售分公司都有自己的专职财务人员，但是许多财务人员并没有将营销费用控制得很好。问题出在“管家婆”身上，与财务人员的直接上司更有直接的关系。

要想控制好营销费用，首先应该制定出详尽的营销费用使用制度。“制度重于一切”，现在的市场环境竞争日益激烈，而且十分复杂，单靠个人的自律和财务人员的个人努力是没法对营销费用进行有效的控制的。企业（含销售分公司）必须制定详细的财务制度，大到销售额、回款、冲帐、促销费用、市场建设费用、广告宣传费、工资奖金、赠品费、活动（展会、座谈会等）费、报帐等，小到办公用品的采购、内勤杂务以及其他事项，这些都是必须明确的。

其次，必须将这些制度贯彻到底。企业营销费用控制不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令不行”，“管家婆”和直接上司对这些财务制度视而不见，“上行下效”，下面的营销人员对这些制度更是不屑一顾了，控制营销费用变成一句“口号”。我初出茅庐，到一个销售分公司任职时，财务人员和销售经理都很重视“大”的营销费用的控制和使用问题，比如，市场建设费用控制，促销经费控制，工资奖金发放，每月报帐冲帐等等，但是对于一些“小节”则疏忽了（或者是为了缓解员工紧张情绪吧）。那时，我们租住的房子整天都开着空调，亮着灯，水是哗啦啦不断的流，办公室里面的纸张、墨笔以及其他用品四处乱扔，促销礼品被员工分次邮寄回家……实情如此，试问我们的营销费用又怎能控制呢？

最后，要学会唱红脸、白脸。有的财务人员能够制定完善的营销费用控制制度，而且也能贯彻执行下去，但光有这些还是不够的。财务人员还要有灵活而非死板的头脑，同时要学会“演戏”。表面看上去，这对于控制营销费用并没有太多用处，但在具体的营销过程中，财务与销售经理、销售人员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对于控制营销费用将起到令人惊异的效果。比如，在与商家谈判时，销售经理唱红脸，表示理解；而财务唱白脸，坚决反对，不肯付款，商家一般会主动降低门槛的，这对于降低营销费用无疑是有现实意义的。

事实上，找到一个好的“管家婆”，控制营销费用也就成功了一大半。当然，这个前提是“管家婆”的直接上司有发现人才、使用人才之领导才能，且受到“管家婆”的信任与尊重。

二、个人效益成本帐

由于营销费用主要产生于企业的市场营销工作中，而市场营销是营销人员的工作范畴，所以我们讲控制营销费用，实际也是讲如何控制每个营销人员的营销活动费用。从做营销工作的第二年起，我就将控制营销费用与营销人员的个人效益成本挂钩上了。

所谓个人效益成本帐，就是每个营销人员创造出的效益减去必要的成本，就是他们最终应拿到的收益。

其中，创造出的效益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每个营销人员每个月的出库数、销量、回款数、冲帐数（冲帐数与回款数在许多时候并不一致）都是可以确定了。效益主要根据当月冲帐数来确定，比如，当月冲帐100万，提成比例1.5%，那么，当月效益应该是1.5万元。但这其中还有其他一些考核制度，比如，总部规定的每月出库、销量、回款等要求，达不到或者超额完成有惩罚或奖励，这些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另外，一些商品在卖给经销商时是加了价的，对于这部分增收部分，营销人员可以得到60—80%.综合算出的就是营销人员自己创造出的最终效益。

营销人员最终拿到的收益很简单，就是最终的工资、奖金以及其他一些福利。

成本是我们重点考察对象，控制营销费用的关键之处也即在此。成本大体上分为四类：一类是必要的工商税收等；第二类是总部和销售分公司提成的部分（养活其他非营销类员工，利润源泉，这占了很大一个比例）；第三类是销售分公司自留资金；第四类是营销人员每个月花费的其他营销费用，包括报帐费用（含每月交通、通讯、食宿、请客吃饭、租车送货等开支）、市场建设费用（商场进场费、展台修缮费以及其他）、促销活动费用（户外活动费用、临时促销员工资、促销礼品及其他）、广告宣传费用等等，这些费用中除报帐费用是每月一结算外，其他多为营销人员分摊费用，或一次付清，此后按月扣除。前三类成本可以看做是“固定投资”，我们基本上是没法控制的。而第四类成本就是企业经营者和营销工作者必须加以关注的，因为营销费用的控制关键就在此。

确定“个人效益成本帐”制度之后，企业经营者和营销经理在控制营销费用方面将得心应手，而营销人员也知道该如何去尽量节约成本，提高效益。

从报帐费用来讲，在缺少个人效益成本帐前，财务人员根本不知道哪些帐是应该报的，哪些是不应该报的，报多报少也没依据；但现在有了个人效益成本帐，那么，财务人员可以报销营销人员所有的帐，只是最终营销人员拿到的工资奖金就相差迥异了。而且，每个营销人员都应该没有抱怨，因为销售业绩和效益摆在这里。

从市场建设费用来考虑，以前大家对进场费、修缮展台费都是非常积极，而且毫无异议，因为花钱多少与自己无干，而且对自己营销工作有利。但现在不行了，有了个人效益成本帐，这个投入要计算到自己头上，那么，营销人员必定要与商场负责人软硬兼磨，降低进场费（这个商场进场费是大有讲究可言的，并非铁板一块，说一不二的），挑选好的展台位置，与展台制造商讨价还价，最终算下来，营销费用要降低一大截。我所了解的，当初我们一个地级市分公司，一年的展台修缮费就达30万，而这其中至少可以降低10—20%.

广告宣传费用更是如此，包括电视、报刊、电台、邮报、夹报、墙体广告等等，这笔开支甚至比市场建设费更多，小一点的分公司一年也有三四十万。以前没人关注，现在则需要专人负责，一笔一笔的谈，一点一点的降成本，而且做了宣传还要有效果，要不就是提升品牌形象，要不就是为了促销造势。以前可没这么多的想法。

促销活动方面更是如此，以前搞促销活动，每个人都是积极申请要钱要物，但是活动效果从没人关注过，现在不行了。成本与效益紧密挂钩。从前的促销员都是多而无用，现在则是少而精干，不但活跃气氛，还要能卖产品；以前礼品四处乱放，现在则是精心保管，那可是自己的钱呀；以前是为了促销活动而搞促销活动，现在是为了卖产品而搞促销活动。

这样一来，营销费用得到了极好的利用，费用控制都是顺水推舟的事情了。而且，个人效益成本帐还告诉营销人员一个真理：最佳的控制营销费用的方式，其实就是把市场做好，做的越大越好。从我们开始看的“收益=效益—成本”这个公式也可看出，把市场做好，增加效益，收益也同比增加了，相当于是节约了成本。在我从事营销工作中，坚决执行此项政策，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而营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大大提高。

三、调用一切社会资源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聪明的人会利用一切现实的和潜在的资源为自己办事；企业亦如此，一个企业是否真正把营销费用降低下来，主要看它在营销渠道上能否最大限度的利用社会资源。

我的经验是：捆绑经销商利益，以市场来养开支，从而达到控制营销费用的目的。

具体而言，就是重视经销商，通过利益关系将经销商与自己（企业或销售分公司）捆绑起来，让经销商和自己同一条心。然后双方共同出资出力，将市场拓展开来，从而获取市场上的胜利，以市场上的收益来填补付出的成本和开支，从而达到以市场养市场的目的，最终营销费用也得到很好的控制。

我在各地分公司任职时，多采用此种营销策略。公司主要是通过提供特价产品、策划方案、条幅横幅、宣传资料、服务人员和给经销商优惠的营销政策，而经销商提供场所、促销礼品、促销人员和其他必要的辅助设施，共同举办一系列促销活动。其中促销礼品在月末，由我方冲帐，经销商没有半点损失，但我方也不吃亏，因为促销礼品是卖出产品才赠送出去的，而在销售产品创造的效益中包含了礼品的价值。双方是各得其所，共同赢利。

在广告宣传方面，通过经销商也可有效降低、控制营销费用。由于经销商多在当地有一定影响，与当地媒体关系良好，而且这些经销商在当地电视台、报纸上有固定的广告宣传时段，我们利用这点，可以在平时加强与经销商的感情交流和密切联系，通过这些“免费的中介”在当地做广告宣传，价钱会比较实惠；同时尝试让经销商在他们自己做的广告宣传中着重描述我们企业产品和形象，做到不花钱做广告的程度。这等于是变相的降低了企业营销费用，达到控制营销费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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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学者对期间费用的预算管理的研究主要还是从翻译国外发达国家学者文献研究开始兴起的，慢慢的结合我国特殊的国情，发表了一系列能够切实应用于我国国有企业实际业务活动中的与期间费用预算管理相关的文献。像陈见丽、李立群、田小彦等学者在此方面走在前列，他们普遍认为，国有企业的期间预算管理存在很大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期间费用的预算管理由部门包办，并且企业期间费用的预算管理制度的制定脱离了企业的实际，执行不严等等。他们也在各自研究文献中，对我国国有企业建立健全科学的期间费用预算管理体制提出了自己见解。

二、期间费用预算控制概述

（一）期间费用的含义

企业中所说的期间费用通常是指一些企业为了开展各项管理经营活动而发生的支出，这一类的支出通常与企业营业的期间相互联系，一般不能直接计入到企业生产的产品或者提供的劳务成本当中去，通常在费用发生期中直接抵消企业当期营业收入。一般来说，企业的期间费用主要包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

（二）期间费用的特点

前文提到期间费用是由企业经营和管理的日常业务活动所产生的，期间费用是企业这类业务活动能够进行的资源性要素，也是这类日常业务活动货币量化的直观反映。这些性质决定期间费用的特点：1.期间费用涉及企业众多的部门和人员举例说明，某企业因负债融资向银行借贷的短期借款发生的财务费用，就难以归类到某一个业务部门或者人员，而且跨期一整个会计期间。2.期间费用开支项目种类繁多期间费用大体上主要包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但各类间接费用项目下还有次一级的项目，比如说销售部门的水电费、销售部门人员的工资等等都可以归类为销售费用。3.期间费用支出频繁、零散期间费用往往没有固定的支出项目，也没有固定的发生规律可循。比如：领导层的会晤开办费、差旅费在发生时计入管理费用中；借款利息在到期发生时计入财务费用。4.期间费用的支出与业务活动计划目标结果不具有一致性这里就涉及到一个费用与成本的概念区别问题，一般来说成本对应了业务活动的成果。比如原材料经过企业的生产活动可以转变为存货，能够在以后为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而费用的支出则并不一定就会达到预期的效用或者说并不一定会带来效益。5.期间费用的一些支出项目具有刚性企业在开展日常经营活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有些期间费用的支出，这具有刚性，是不可被抵减和避免的。比如，在企业成立融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借款利息的问题。

（三）期间费用的类别

从企业期间费用发生的原因角度来分类，可以将企业期间费用分为约束性期间费用和酌量性期间费用两大类。1.约束性期间费用这类期间费用主要是指那些企业拥有的资产和基本员工所产生的费用。比如，固定资产折旧、财产税、保险费以及社保费等等。2.酌量性期间费用这一类期间费用也称作管理变动费用。主要是指由企业各种决策、经营和管理日常经济业务活动所产生的费用。这一类期间费用的投入与产出之间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而是由于企业的经营和管理行为而产生的。比如，广告费、员工培训费用、办公费用、业务招待费用以及差旅费用等。采用期间费用的形成因素进行分类，将期间费用分为约束性和酌量性两类，对企业预算控制行为非常重要，针对不同性质的期间费用采用不同的预算控制方法，能够使得企业预算管理工作变得简洁，从而更加科学有效。

（四）预算管理及其意义

1.预算管理的含义企业日常管理活动中的预算控制指的是纠偏，也就是按照预先制定的预算标准来衡量预算执行的结果，并且在执行过程中依照既定的预算标准纠正所发生的偏差，以此来确保预算目标的实现。通常，预算管理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过程。其中最为关键的节点是在事中的控制。2.预算管理的意义期间费用的预算控制在企业预算管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若能够合理的、科学的实行企业期间费用的预算管理能够十分有效的实现降低企业期间费用支出，增加企业盈利的目的。

三、国有企业期间费用预算管理的现状及问题分析

目前来说，国有企业在期间费用的预算管理方面的工作开展存在较大的缺陷，亟需提高改进，以保证国有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保持足够的竞争力。结合国内的一些相关的文献以及企业实际数据资料，国有企业期间费用的预算管理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部门包办

目前，一般的国有企业通常将企业的期间费用预算管理工作责任全权交给企业的财务部门操作。将企业的期间费用的预算管理工作交由财务部门一手操办的不良后果在于，单一部门的预算管理工作难以全面到覆盖整个企业层面，通常在其他部门的实行过程中会受到一些排斥和阻碍，使得编制出来的预算管理制度不够完善，也会难以得到有效的执行。

（二）既定的制度政策得不到严格的执行

企业的期间费用的预算管理想要达到预期的良好效果，不仅仅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预算管理政策，而且还需要各部门能够妥善的遵照执行。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大多数国有企业还存在着执行不力的情况。究其根本原因还是企业管理层没有做好表率的作用，对于企业期间费用的预算管理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另外财务部门等相关的权责部门也缺乏有效的监督措施。

（三）预算制度脱离了企业的实际情况

预算管理中的预字就注定了其制定的超前性和实际性。正常来说，企业的期间费用的预算管理的制定不仅仅依靠往年实际的经验，而且还需要展望未来期间的企业经营活动的趋势走向等等。也就是说，企业财务预算方案应当依靠于实际情况而又高于实际。但目前的情况是，在企业制定期间费用预算管理制度的工作当中，一些企业的预算编制人员并没有很好的进行深入市场的调查，仅仅依靠主观上的或者是往年的老经验老观点办事情，与企业未来的经济目标相脱离。

四、建设我国国有企业预算管理体制

（一）完善企业期间费用预算管理制度

完善的企业期间费用预算管理制度是企业在执行期间费用预算管理工作的基础。科学完善的制度是基础。建立完善、合理及科学的期间费用预算管理制度是企业财务管理的必然要求。完善的企业期间费用预算管理制度应当包含：制定预算的组织机构、预算管理部门、业务部门和监督部门。

（二）以市场预测为基础，企业经营目标位导向

现代企业的宗旨和核心目标就是增加企业价值，使得企业盈利。期间费用的支出与企业经济利益的流入息息相关。因此，在编制期间费用预算约束之前，首先应当根据历史情况摸清楚基本的预算量是多少，此外需要根据市场未来的走向趋势对预算约束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另外，企业的期间费用预算约束还应当遵循企业的经营目标，按照适度从紧的原则，在实际需求和经营利润之间找到平衡。

（三）重视期间费用预算管理期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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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纯追求规模扩张的经营目标，导致行业主体盲目加大费用投入，破坏行业生存规则当前我国财产保险业务发展总体平衡，但仍是外延粗放式发展，创新动力不足，同质化的保险产品和服务使各主体在抢占市场席位时主要依靠价格、费用单一手段，大量的费用成本投入到外部客户争抢中，公司的利润一再摊薄。2013年，财险价格战尤其是车险价格战的恶性循环已经体现到了年报数据上，36家经营车险业务的财险公司中，有26家公司出现亏损，手续费、业务管理费、赔付率等与上一年相比均有明显增加，而这些最终则会转嫁到保单成本中，从而削弱客户的保险价值。

（二）中介、业务成本管理不到位，导致财险公司经营成本虚高，推动保单成本上升中介、业务是财产保险公司原保费收入的主要来源，在推动财产保险行业快速发展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也逐渐成为假手续费、假费用滋生的温床。如保险公司通过向中介机构提供虚假业务人员名单套取现金，或者通过向个人人支付手续费方式将直销业务变为业务等行为，在业内普遍存在。业内大部分保险公司营销人员数量众多，中介、业务占比达到甚至超过80%，但直销人员却一点不少，中介、成为一种成本通道。很多中介机构抓住保险公司争抢业务的弱点，采取提高手续费率、索要补贴费用、拖欠保险资金等方式，无形中推高经营成本，形成潜在风险。2013年8月15日发生的“泛鑫事件”并非偶然，是目前中介业务管理不到位的突出表现，也曝光了保险行业的潜规则。

（三）基层机构虚假费用支出问题较为严重，费用支出管理缺乏刚性约束财险市场上业务及管理费用一般占到保费收入的25%以上（有些竞争激烈区域可能达到30%），但法律规定认可的手续费率只有15%（交强险仅4%），很多省市行业自律公约也都是以此为上限，但在实际运行中，展业费用成本逐年攀升，行业监管又较为弱化，自律公约仅是一纸公文，没有实质约束作用，但在账面上还必须要严格遵守，超出部分基层机构只能以费用报销方式处理，导致虚列费用问题较为普遍，愈演愈烈。基层保险公司一般通过虚开发票，然后将款项支付给开票单位的方式套取费用资金，然后用于高额手续费等用途。由于保险公司可使用费用科目有限，会议费、公杂费、电子耗材费、业务宣传费等成为虚列费用的“重灾地”，局部市场上发票获取成本很高，不仅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也进一步加重了财险公司成本负担。

（四）费用预算管理意识和能力欠缺，导致预算管控流于形式，预算目标难以落地财险行业整体处于粗放式发展初期，行业内部对预算管理的重要性普遍缺乏系统认识，将预算管理简单等同于费用控制，忽视了预算在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管理控制作用。主要表现为费用预算指标单一、与实际相脱离，预算执行不严格，缺乏过程动态调整，事后没有系统分析，导致费用预算难以落地。再加上财险业务受宏观经济形势、金融生态环境、居民收入水平、生活习惯等因素影响较大，成本具有风险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弹性很小。

二、财险公司实施费用预算管理的必要性

费用预算是指企业为费用支出成本而做的成本预算，费用预算管理的重点不在控制，而在于费用的有效投放，提高费用的投入产出效果是费用预算管理的重中之重。

（一）费用成本管理能力是未来财险市场竞争成败的关键所在在当前财产保险产品和服务大同小异的情况下，谁的保单获取成本低一点，谁的成本管理能力强一些，谁就能占据市场先机，赢得成功，这已经成为财险业内人士的普遍共识。随着车险盈利下行周期的来临和费用市场化改革的逼近，越来越多的财险公司意识到费用成本管理的重要性。在未来的财险市场上，成本的管理能力将直接体现在产品的价格上，谁的固定运营成本低，谁就可以价格再降一些；谁的渠道成本低，谁就可以再让价格降一些，在满足自身运营的基础上提升市场竞争力，让利于保险客户，这也是保监会推出费率市场化改革的初衷。在平保率先推出电销业务后，人保、太保等大小保险公司都纷纷推出电销业务，也是看中电销渠道的低成本优势，通过节约成本获取竞争优势。

（二）费用预算管理有助于协调部门一致，促进管理层工作协商一致，最大限度地确保公司经营目标实现财险公司业务管理部门众多，职责分明，各自的目标、角度、立场都不尽相同，有时甚至会出现冲突，如果不做好统筹协调，不仅不利于经营目标实现，还会形成不必要的内耗。费用预算通过将年度费用成本管控目标层层传递和分解，不仅为各部门成本控制提供了依据，也可以有效整合各部门利益诉求，通过加强预算过程管理，及时纠偏，促使各项经营指标朝既定方向发展，最终达成公司经营目标。

三、加强财险公司费用预算管理的建议

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指出，虽然当前财产保险行业总体形势是好的，但一些影响和制约财产保险发展的矛盾和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下一步将探索制定财产保险公司经营成本控制指引，引导公司严控成本支出，提高经营效益。结合保险经营实际，提出以下建议：

（一）深入推进财险行业转型，加大行业监管力度，改变单纯依靠费用成本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在行业整体实力增强，但承保业务进入微利时代的环境下，要坚决守住风险底线，从严监管市场行为，促进市场秩序好转，是行业深入转型的根本要求。目前，很多保险公司已经开始积极寻找新的成本降低方式，如大力推动电网销等新兴直销渠道发展，给客户提供多样化服务，拉近客户距离，提升公司对客户资源的掌控能力；推动保险进社区、进学校、进农村等活动，加大保险知识宣传普及力度，推动消费者改变传统消费习惯，提升主动投保意愿；与大型中介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变单一保费换手续费方式为多领域全面合作，系统整合资源；建立专业销售公司，降低中介、成本，提升直销人员服务能力等，都有助于降低财险公司运营成本。

（二）建立健全费用预算管理机制，合理设计费用指标体系与分析评价体系费用预算管理是全方位、全流程的专业化管理过程，涉及人员多、层级广，专业性和复杂性强，需要有专门机构来完成。目前大部分财险公司的预算管理都是由财会部来完成，个别公司引入战略发展部或企划部参与，这不仅不利于妥善处理各部门的利益关系，也降低了预算管理的重要性和权威性，造成预算的约束力较弱，特别是业务部门对预算基本“不理不睬”。所以，要建立健全费用预算管理机制，首先就是要打破“预算是财会部的事情”的认识误区，要把费用预算作为公司实现经营目标的重要手段这一高度上来，由董事会或总经理亲自负责，成立专门的预算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机构具体处理日常预算工作，各部门都必须在预算管理委员会确定的预算目标之内开展日常活动，要对预算结果负责。同时，要注意预算指标设计的合理性，要与费用形成动因相结合，差异化确定目标，合理评价，对业务部门的费用预算目标应尽可能简化，提高可操作性。

（三）深入分析费用成本动因，大力推行销售费用差异化配置管理销售费用指财险公司基层机构为获取保单、维护客户及服务和展业相关等发生的费用，是构成费用成本的主要部分，占到公司全部费用的3/4以上。加强费用预算管理，就是要对不同渠道、不同险别的业务制定差异化的费用政策，按照费用动因确定预算项目。财险公司要以渠道清分为基础，构建分客户群的差异化发展策略，针对优质业务和劣质业务，分别实施差异化的核保政策和销售费用政策，优化财务资源配置，提高资源投入产出比。

费用管理论文篇5

在创新驱动发展的社会大背景下，针对我国尽管加大对高校科研经费投入力度，但原始创新并不显著，科研经费使用效率不高的现象，从实现路径角度科学界定了科研经费绩效，并将全面质量管理理念创新性运用到高校科研经费绩效管理中。围绕质量管理的原则，具体论述科研经费绩效全面质量管理的思路方法，并提出运用质量创新管理工具对科研活动行为绩效和成果绩效进行评价。最后据此理论，对高校科研经费绩效全面质量管理未来方向提出有关建议与对策。

[关键词]

高等学校；科研管理；科研经费绩效；全面质量管理

当今世界处于繁荣的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创新要素和创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各国为了抢占国际科技竞争力的制高点，纷纷加大对科研领域的投入。如何提高科研经费使用绩效，提高科研成果投入产出比例，是各国科研管理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我国也不例外，为了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有数据表明，2008年-2012年5年间我国科研经费投入总额增123.10%，其中在科研创新方面占据天然优势的高校占据了全国科研经费将近一半以上，而此期间，全国登记科技成果总数5年间增长43.79%，对比科研经费投入增长率，科技成果产出的增长率远远低于科研经费的增长率[1]，这反映出我国科研经费使用绩效不高，创新效率有待提升。因此如何创新管理高校科研经费，提高科研经费绩效，是中国高校面临的严峻挑战。

全面质量管理（TQM）起于产品领域的质量管理活动，是企业提高自身质量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的有效途径。这个概念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著名科学家菲根堡姆提出的，他认为“TQM是为了能够在最经济的水平上，并考虑到充分满足顾客要求的条件下进行市场研究、设计、制造和售后服务，把企业内各部门的研制质量、维持质量和提高质量的活动构成为一体的一种有效体系”，该理论强调顾客满意、组织领导与战略、组织结构、学习与持续改进、精确度量、向员工授权、考核与激励等，应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质量控制，使质量管理定量化，从传统产品质量的事后检验转变为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于1987年国际标准ISO9000系列标准，同时在经济全球化中经历四次修改完善，将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和方法抽象得更为一般化，使其运用的范围不断扩大，如人力资源管理、供应链管理、环境系统管理等[2-4]。最早将全面质量管理引入高校科研管理中的是英国，之后大量学者围绕高校科研质量管理开展大量研究，如魏欣亚[5]借鉴全面管理思想，构建高效科研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形成全员参与的管理模式，提高科研管理效率；张志生[6]提出了高校科研质量管理体系中实施和评价持续改进的途径和具体措施，提高高校科研质量管理运行的有效性；赵醒村[7]通过对现行科研课题管理中的问题分析，将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引入高校科研课题管理。因此目前研究大多数从科研质量管理模型角度开展理论分析，大多数集中在落实科研质量管理步骤和措施上，对科研质量管理工具和方法研究相对较少[8]。在科研质量管理的高校科研经费绩效管理领域，大多数学者集中在对科研经费绩效管理评价体系构建、体制机制建设[9-11]等方面研究，将全面质量管理方法运用于高校科研经费绩效管理系统中的几乎没有，故笔者在前人全面质量管理在高校科研质量管理应用研究基础上，科学界定高校科研经费绩效，创新性提出其全面质量管理方法，加强过程质量控制，以激发高校科研经费绩效管理系统中科研人员、管理人员的积极性，推进科研成果产出效率，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率。

一、高校科研经费绩效的科学界定

目前，管理领域对绩效的理解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将绩效视为结果，典型代表是Bernardin，他认为：“绩效应该是工作的结果，因为这些工作结果与组织的战略目标、顾客满意度及所投资金的关系最为密切。”[12]第二类是将绩效视为行为与过程，典型代表是Compell等一派人，他们认为：“绩效不是活动的结果，而是活动本身，是人们实际做的并且可以观察到的行动或行为。”[13]第三类是前两类的的综合，典型代表是Brumbrach，他认为：绩效指行为和结果。行为由从事工作的人表现出来，将工作任务付诸实施。行为不仅仅是结果的工具，其本身也是结果，是为完成任务所付出的脑力和体力的结果，并且能与结果分开进行判断”[14]。本研究倾向第三类观点，认为高校科研经费绩效应该是从高校科研项目申报、立项、研究实施、中期评估、结项验收等全过程中科研人员、管理人员的活动或行为表现，以及科研成果产出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合法性、环境性的结果表现。科研经费管理过程中的活动或行为表现主要体现为在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科研经费管理模式、科研成果评价机制、科研人员学术责任、科研管理人员监管责任等五方面的执行程度。这里的经济性是指在保证科研项目研究目标的前提下，科研经费使用降到最低；效率性是指科研经费投入和科研成果产生数量和质量的对比关系，即在相同的科研经费投入条件下，科研成果产出的周期更短，数量更多，质量更好；效果性是指将实际产出的科研成果与预期成果进行比对，预期成果目标实现的程度，尤其是在产业推广中的价值；合法性是指科研活动过程中，科研经费是否诚信、合法使用，科研成果是否是诚实自主研发结果，而非剽窃结果；环境性是指科研成果本身或产出过程对环境的友好性，对社会群众身体健康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程度。以上科研经费管理全过程的活动或行为表现影响着科研成果产出的结果表现，科研成果的产出结果表现又是活动或行为表现的具体体现。高校科研经费绩效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二、高校科研经费绩效创新管理方法

（一）全面质量管理引入高校科研经费绩效创新管理的方法全面质量管理的核心思想主要包括从系统和全局出发、为用户服务、预防为主、基于事实与数据分析与决策、不断改进、以人为主体贯彻群众路线、质量与经济统一、突出质量的管理等八个方面。高校科研经费绩效管理思路可以引入全面质量管理的基本思想，即在科研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把握基本原则，分别是将科研经费绩效作为关注点、高度重视高校科研项目顶层设计、鼓励与科研有关的全体人员参与管理、强调过程管理、坚持质量管理的系统性、注重持续改进、基于事实分析的决策方法、互利的产研关系。

1.将科研经费绩效作为关注点如上述所述，将科研人员、管理人员的活动或行为表现，以及科研成果产出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合法性、环境性的结果表现作为关注点。一切科研经费管理围绕着“持续改进活动或行为表现和提高科研成果质量”这个中心。

2.高度重视高校科研项目顶层设计有效的科研项目顶层设计是决定科研经费绩效的重要因素。作为科研经费主管部门，在科研经费绩效质量管理体系中应发挥以下作用：高层领导重视科研质量战略与规划，设计真正符合国家、社会需求的项目申报指南，强化自上而下的学术责任意识，建设统一的科研项目管理平台，完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制定绩效方针目标，健全管理、成果评价与监督机制，寻找持续改进的机会等等。科研项目顶层设计框架如图2所示。

3.鼓励与科研有关的全体人员参与管理与科研有关的全体人员主要包括高层领导、科研管理人员、科研辅助人员、研发人员、教师、后勤保障人员等都应该参与科研经费绩效管理中，对经费绩效负责。从文化氛围、管理精细化分工、考评机制上鼓励全体人员分层参与管理。领导者应统领全局，优化学科布局，开拓新研究领域，保证科研经费流向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管理者应加强思想、业务培训，强化服务意识，精通管理业务，为研究者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力求成为研究型、专家型的管理者，为科研经费的有效使用保驾护航；研究者应把握研究成果进度和质量，及时攻关科研难题，合理使用经费；专家应对项目评审、论证、中期检查、结题鉴定等过程进行严格把关，充分发挥科研经费的价值。

4.强调过程管理根据PDCA(戴明循环)管理模式加强科研过程的质量管理和控制。它包括科研项目的申报、立项、研究实施、中期评估、结题验收、后期成果转化推广等全过程。在项目申报阶段，为了防止相似项目套取不同来源科研经费，科研项目的申报必须基于同一管理平台上申报。项目申报的范围必须事先经过社会调研、专家论证，优选符合国家、社会重大需求的研究方向申报项目。在项目立项阶段，项目各类支出预算须经过财务专家核算才可立项。在项目研究实施阶段，项目主持人应对课题组成员的实施目标分解任务执行状况和科研诚信度进行督促检查，实施单位财务处需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跟踪管理，科研处需对项目完成进度进行严密跟踪管理，后勤资产部门应对采购各类设备、器材进行严格审核、统一进仓管理，环卫部门应对研究活动的环境友好性进行跟踪管理，经费绩效领导小组应随时对各部门依法履行职能进行监管。在中期评估阶段，应对项目中期预期成果进行评价，对于无进展项目视情而处，撤销或继续监查，后期经费暂停拨放，防止经费浪费。在结题验收阶段，召集专家举行评审论证会，严格对照项目合同书检查研究任务的完成情况，评价科研经费使用的合理、合法和效率性，同时评价研究产出成果的质量并予以奖惩，建立全过程管理记录档案保存。在后期成果转化推广阶段，一方面加强成果知识产权保护，另一方面创造项目成果企业对接的平台，加大成果推广应用力度，更好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以上各阶段的过程管理可以抽象为基于过程基础的TQM模式，如图3所示。

5.坚持质量管理的系统性科研经费绩效质量管理的系统性，即六大系统，分别是顶层决策系统、质量资源系统（人力、设施、设备、环境）、质量信息系统（信息管理平台、科技档案系统）、质量审核系统、质量过程系统、质量操作系统（项目实施、项目管理、监督作业规程）。质量系统运行情况可以通过科研成果质量、领导重视程度、全员参与度、经费使用效率、资源保证度、过程控制力、持续改进能力等指标进行评价。

6.注重持续改进在科研经费绩效质量系统管理中，通过内审、外审发现问题，找到偏差原因，并实施纠正和预防措施，进行持续改进，不断提高科研经费绩效水平。持续改进在科研经费绩效管理中具体表现为高度重视质量管理系统建设，创新管理方法，适时制定新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完善管理体系，规范操作规程，从而提高科研管理和研究活动的行为表现，以及科研成果产出的结果表现。

7.基于事实分析的决策方法质量管理过程中的决策准确性取决于及时、可靠、真实、全面的质量记录、质量信息和数据分析。制定质量目标是基于决策方法的典型过程。制定质量目标的方法可以遵行平均先进性、关键性、激励性、调节性原则。平行比较本单位科研经费以往绩效情况，通过数据分析，寻找关键突破点，将质量目标分解到院单位，再分解到每位人员，明确每位人员质量目标和在实现质量目标中的地位和作用，采用激励措施保证每个质量控制点的目标实现，并且及时调节执行过程中的偏差。

8.互利的产研关系互利的产研关系要求以科研主体为中心，把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组成一个三方利益共同体，实现供需互通、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优势互补。具体来说，首先三方达成供需一致，建设协同创新合作关系，接着通过知识流、资金流为合作创新奠定基础，然后通过项目集群、基地集群等方式，攻克技术难题，推广应用到生产中，表现为产品[15]，最后协同创新中输出的人才、技术资源进一步应用于三方中。而这种互利产研关系可以通过建立和健全相关机制实现，即科学的协同学习机制、完善的创新推动机制、规范的组织管理机制和有序的联合攻关机制[16-17]。互利产研关系的实现可以大大提高科研经费绩效，在协同创新过程中，增强知识的溢出效应。

（二）高校科研经费绩效创新管理工具高校科研经费行为绩效创新管理主要是对顶层决策系统、质量资源系统、质量信息系统、质量审核系统、质量过程系统、质量操作系统等六大系统运用管理工具进行过程控制管理。高校科研经费成果绩效评价可以通过评价工具进行经济性、效果性、效率性、合法性、环境性等方面的评价。

1.系统行为绩效分析工具借鉴QC新七大工具，可以对各个系统的流程控制点状况进行分析。第一，系统图法。把实现达到目标与需要采取的措施系统展开分析，明确问题的重点，寻找最佳手段解决问题；第二，关联法。把原因关系复杂、互相纠缠的问题和因素用箭头连接，从而找出主要因素和问题症结所在；第三，亲和法。把收集到的事实、意见或构思等语言资料，按照其相近性归纳整理，找到问题重点，制定改善对策；第四，矩阵图法。从问题事项中，找出对应因素群，分别排成行和列，找出行列关系或相关程度大小，明确首要关注解决的问题；第五，矢线法。通过组织与问题相关人员的小组讨论，对项目实施进程建立最佳的日程计划并落实追踪管理，使其顺利完成；第六，矩阵数据分析法。在矩阵图上分析各元素之间量化关系，定量计算分析结果；第七，PDPC法。明确要解决的问题，提出达到目标状态的措施，同时针对提出措施预先列举出将要出现的结果和问题所要采取的措施和方案。

2.系统成果绩效评价工具系统成果绩效评价工具常采用层次分析法，或是直接打分法。而评价工具必须依托相应的评价体系才能实现。根据前面对科研经费绩效的定义，系统成果绩效评价就是对科研成果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合法性、环境性的评价。经济性可用经费实际支出总额指标表示。效率性可用预期科研成果实现周期和单位经费任务目标完成比例等2个指标来表示。效果性可用专利、标准、收录论文数、出版论著数、论文质量、奖项、推广转化效益等7个指标来表示。其中，专利包含专利（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集成电路布图）授权数、专利转让收入等2个子指标；标准包含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等3个子指标；收录论文数包含SCI收录论文数、EI收录论文数、ISTP收录论文数、国家一级核心期刊收录论文数等4个子指标；出版论著数包含专著和译著等2个子指标；论文质量包含国际三大名刊（SCIENCE、NATURE、CELL）数、各学科顶尖期刊数、ESI热点论文数、SCI收录论文被引次数等4个子指标；奖项数包含国家科技奖和省科技奖等2个子指标；推广转化效益包含签订合同数和经济产值等2个子指标。合法性可用经费使用情况合法、合理性和学术诚信度等2个指标表示。环境性可用研发过程的环境友好性和研发成果的环境友好性等2个指标表示。系统成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三、结语

在当今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国家加大对高校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力求以更多的原始理论创新借助协同创新平台带动技术创新，从而促进企业持续发展，提升国家核心竞争优势，故高效科研经费绩效管理尤为重要。本文首先对科研经费绩效作了科学界定，揭示了科研经费绩效管理的基本路径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改善科研活动全过程中科研人员、管理人员的行为表现，二是提高科研成果产出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合法性和环境性的结果表现。其次，本文将“全面质量管理”的管理理念创新性引入高校科研经费绩效管理中，围绕基本原则论述了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方法和管理工具，使其具有可操作性。根据本文理论分析，对高校科研经费绩效全面质量管理的未来方向提出以下建议与对策。（1）优化高校科研经费投入结构和方式，合理配置财政资金。一是加大对科研活动基础平台建设的资金投入，解决科技资源布局条块分割、科技信息资源利用效率低等问题，从而为科技活动提供良好基础条件和外部环境，有效避免经费重复投入的情况。二是优先安排、重点支持和稳步增加基础研究和重点、重大新型产业领域的经费投入，合理配置科研经费。（2）强化高校科研经费使用内外联控监管能力。一方面要强化内部控制，以资金流向作为切入点，对科研经费使用全过程进行跟踪。相关各部门各司其职，形成事前、事中、事后控制系统，在资金方面形成预算、核算、结余决算三阶段控制节点。另一方面强化外部监管力度，积极引入第三方独立机构进行外部审计，依托科研信息管理平台，实现科研活动全过程透明化，接受公众监督，启用信用管理系统。（3）拓展高校科研经费绩效评价制度。不断健全绩效评价体系，并组织专家小组，对科研项目前期、中期、结题及之后阶段的成果表现进行论证评估，降低科研经费下拨风险，提高科研经费投入的科学性、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

参考文献：

[1]顾浙标.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研究——以G高校为例[D].浙江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13-14.

[2]CardyRL,DobbinsGH.Humanresourcemanagementinatotalqualityorganizationalenvironment:ShiftingfromatraditionaltoaTQHRMapproach[J].JournalofQualityManagement,1996,1(1):5-20.

[3]JungJY,WangYJ.Relationshipbetweentotalqualitymanagement(TQM)continuousimprovementofinternationalprojectmanagement(CIIPM)[J].Technovation,2006,26(5/6):716-722.

[4]MilesMP,RussellGR.ISO14000totalqualityenvironmentalmanagement:Theintegrationofenvironmentalmarketing,totalqualitymanagement,corporateenvironmentalpolicy[J].JournalofQualityManagement,1997,2(1):151-168.

[5]魏欣亚,张武军,徐宁.高校科研全面质量管理体系的构建[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26(11):152-154.

[6]张志生,张冰.持续改进在高校科研质量管理体系中的应用[J].科学管理研究,2012,30(6):25-28.

[7]赵醒村,刘辉,刘影,等.高校科研课题管理引入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适用性探讨[J].科技管理研究,2013(3):91-94.

[8]方勇,郑银霞.全面质量管理在科研管理中的应用与发展[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4,35(2):28-34.

[9]李佳.高校科研经费绩效管理评价体系构建初探[J].教育财会研究,2011,22(5):31-35.

[10]苏立利.高校科研经费绩效评价制度建设研究[J].财务与管理,2014(5):19-21.

[11]夏文莉,李渝红.大学科研经费有效管理的路径探析-基于与美国北卡州立大学的比较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4(6):48-51.

[12]H.J.Bernadin,J.S.Kane.PerformanceappraisalAcontingencyapproachtosystemdevelopmentevaluation,secondedition[M].BostonMA:PWS-Kent,1993:10-30.

[13]Combell.J.P,FranciscoMurphy.G.Humanresourcemanagement,6theditionchapter12[M].NewYork:InternationalJournalofProjectManagement,1993:3-15.

[14]Brumbrach.PerformanceManagement[M].London:ThecronwellPress,1988:12-56.

[15]刘佳.2011计划系统协同创新中心建设的组织管理保障与政策创新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30(10):1-6.

[16]MirjamKnockaert,DeninzUcbasaran,MikeWright,etal..Therelationshipbetweenknowledgetransfer,topmanagementteamcomposition,performance:thecaseofscience-basedentrepreneurialfirms[J].TheoryPractice,2011,35(4):777-803.

费用管理论文篇6

关键词： 股市波动；基金管理费报酬；中介效应；激励相容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4-0045-05

一、引 言

股票市场的稳定不仅与投资者的利益紧密相连，更是一国金融体系健康运行的重要保证。机构投资者成熟的价值投资理念，对稳定股票市场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这种观点影响下，自2001年底开始，中国就采取了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的战略，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中所占的比重迅速增加，对市场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中国证券市场上目前已形成了包括封闭式基金、开放式基金、保险公司、QFII和券商自营资金在内的众多机构投资者，其中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是规模最大的机构投资者，也是管理层大力发展的主要对象，统计数据显示，基金已经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上最主要的机构投资者，在中国股市稳定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政府试图利用基金的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特性来减小股价非理性波动，促进股票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市场制度建设和相关政策的配套。一个合理的激励制度是保证基金把稳定股市作为自己责任的一个重要制度保障，在国内基金市场上采取的是一种单一的管理费激励制度，即基金的收入来自于对基金管理费的提取，提取方式为按基金资产净值的一定比例的年费率提取的固定费率模式[1]。这种固定费率的激励模式，除少数股票指数基金管理费率在1%左右外，绝大多数开放式股票型基金都将管理费率定在1.5%。一个好的激励机制应该是激励相容的，但基金管理费激励机制是激励相容的吗？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本文研究股市波动对基金管理费报酬的影响及其影响路径，从股市波动的视角来探讨基金管理激励机制是否具有激励相容的性质。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目前对基金管理费激励机制有效性的研究，主要有两个研究视角：一是研究基金业绩与资金流入之间的关系，间接研究基金管理费激励机制的有效性；二是研究基金管理费报酬与基金业绩之间的关系，直接研究基金管理费激励机制的有效性。两种研究尽管出发点不同，但由于基金管理费报酬依赖于基金规模，基金规模又依赖于资金的流入，因此资金流入与基金管理费报酬的变动方向是一致的，两种研究具有内在一致性。一般而言，具有良好业绩的基金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增加基金的资金流入，扩大基金规模从而使得基金获取更多的管理费报酬，此时，基金和基金投资者同时能够获取收益，也就是说基金管理费激励机制是激励相容的。国外许多研究表明基金业绩与资金流入之间的关系是正的，如Chevalier和Ellison（1997）[2]、Sirri和Tufano（1998）[3]等的研究。但国内的研究，如李曜和于进杰（2004）[4]、刘志远和姚颐（2005）[5]、束景虹（2005）[6]、陆蓉和陈百助等（2007）[7]、彭惠和江小林等（2012）[8]等，他们的研究结论均表明中国基金市场中存在“赎回异象”现象，即基金赎回率与业绩正相关，这实质上表明基金管理费激励机制不具有激励相容的性质。

在基金管理费激励有效性的研究方面，曾德明和刘颖等（2005）[9]对基金管理费与投资组合收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两者之间不相关。曹兴和彭耿（2009）[10]从基金流入与业绩之间关系的角度研究了基金管理费激励的有效性，发现管理费激励虽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效果并不突出。王性玉和田建强（2009）[11]研究了本期基金业绩与上期管理费以及托管费之和之间的关系，以此证明中国管理费激励没有起到激励作用。尹洁和陈收等（2011）[12]对中国开放式基金的管理报酬与业绩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两者之间不相关，由此得到管理费激励没有起到激励约束作用的结论。

以上研究均是从基金业绩的视角在考察基金管理费激励机制的效果，这是一种微观视角，即从基金投资者的角度来考察激励机制的有效性，本文从宏观上，即从股市波动的角度来研究基金管理费激励机制的效果，并从理论上探讨股市波动对基金管理费报酬的影响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中国基金管理费计提的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8年3月开始，基金管理公司按基金资产净值的2.5%提取管理费；第二阶段从2000年初开始，基金管理公司采取了固定费用加业绩报酬的方式，将固定费率由2.5%调低为1.5%；第三阶段从2002年开始，中国证监会规定所有基金管理公司必须取消业绩报酬，实行固定比率提取管理费的制度，根据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不超过1.5%的年费率计提；第四阶段从2007年开始，中国基金管理费率一刀切的状况开始了变新的变化。2007年有大成基金管理公司又开始实施了“业绩报酬”，即激励费制度，这是在2001年业绩报酬被禁止后的首例，2008年博时价值增长开放式基金在招募说明书中承诺，在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低于价值增长线期间，博时基金公司将暂停收取基金管理费，随后又推出后端收费模式[13-14]。但总的来说，这样的变化是小范围的，基金管理费报酬主要受到基金规模的约束，基金规模越大，基金管理费报酬必然越高。

由于基金管理费是按照基金净资产的固定比例提取的，而基金资产的净值随着投资组合资产的市场价值和吸引新的投资者持有该基金份额的增加而增加，所以以净资产为基础提取管理费是一种显性的激励机制。对于开放式基金，基金业绩的好坏会影响到基金投资者的申购和赎回行为，从而影响到基金规模，而管理费的提取是以基金规模为依据的，因此，即使在管理费激励的情况下，基金管理公司也有动力去管理好基金。开放式基金最大的优势正在于这种良好的市场选择性，它能使管理人利益与投资者利益趋于一致[1]。可见，管理费激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基金管理人，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努力经营、谨慎投资，尽其所能给投资者以高的收益。在股票投资中，收益与风险是相对应的，它们之间的基本关系是：风险大的证券要求的收益率也高，而收益率低的投资往往风险也比较小。风险通常以价格的波动性衡量，波动越剧烈，表示风险越高，同时也预示着潜在收益也越高。

综上所述，股市波动对基金管理费报酬的影响可以从以下路径（如图1所示）来说明：股市波动越大，给基金交易提供的机会越多，基金获取更高收益的概率越大，好的基金业绩能够提高基金的声誉，导致投资者增加对该基金的申购，这样就能增加基金规模从而达到增加管理费报酬的目的。

但是，上述路径的成立需要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基金具有专业投资能力，即基金有能力在股市波动中抓住机会来提高基金业绩；第二，投资者是理性的，即基金流入与业绩之间的关系必须是正向的，也就是说，投资者会申购业绩好的基金进行长期投资，而不是在基金业绩转好时赎回基金以获取短期收益。在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上述两个条件应该是成立的，据此我们提出如下的假设：

假设：股市波动对基金管理费报酬有积极的影响，基金业绩在股市波动对基金管理费报酬的影响中存在正的中介效应，即基金有能力在股市波动中发掘机会来提高业绩，从而提高管理费报酬。

如果以上假设能够被证实，则说明基金管理费激励能够提高基金业绩，并且提高基金的收入，从股市波动的视角来看，基金管理费激励机制是激励相容的。

本文利用上述三个模型和中介变量的分析逻辑去推论与实证分析股市波动是否会对基金管理费报酬产生积极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是否是通过基金业绩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

（三）样本描述性统计

研究股市波动对基金管理费报酬的影响，考虑股票型开放式基金。2003年10月28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证券投资基金法》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我国基金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因此本文的样本区间确定为2004年1月1日-2012年6月30日，符合条件的基金共有21只②。中国基金管理费情况只在半年报和年报中公布，因此本文的数据以半年为周期，一共17期，每个变量共获得357个数据。本文采用Eviews 6.0进行实证分析，所有数据均来自国泰安的CSMAR数据库，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四）协整检验[17]

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方法主要有Pedroni（1999）[18]和Kao（1999）[19]提出的检验方法，这两种检验方法的原假设均为不存在协整关系，对面板数据回归中得到残差统计量进行检验。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Kao和Pedroni两种检验方法来做协整检验。Pedroni检验中有七个统计量，Pedroni（2004）的Monte Carlo模拟实验的结果显示对于t大于100的样本来说，所有的七个统计量的检验效力都很好并且很稳定。但是对于小样本（t

（五）实证结果分析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我们对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是可信的。对实证模型分别进行Hausman检验以确定采用随机效应还是固定效应模型，得到的结果如表3所示。由于三个模型中的中介变量和自变量的系数都是显著的，根据温忠麟和张雷等（200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的判断标准，可以判定基金业绩的中介效应显著。由于模型（3）中股市波动变量的系数显著，因此是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8.75%③。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股市波动对基金管理费报酬有直接的正效应，即股市波动越大，基金管理费报酬越多；另一方面，股市波动越大，基金业绩越差，表明基金并不能在股市波动中发掘机会，但由于基金业绩与管理费报酬之间的关系为负，越小的报酬反而不会减少太多的管理费报酬，即股市波动通过基金业绩对基金管理费报酬有间接的正效应。尽管实证发现股市波动对基金管理费报酬存在积极的影响，且基金业绩也起到了正的中介效应，但这是在“赎回悖论”和基金投资能力低相互叠加的情况下产生的，假设没有得到了实证的支持。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实证分析检验了理论假设，结果表明，在没有增加基金业绩的情况下，股市波动对基金管理费报酬存在积极的影响，此结论从股市波动的视角证明了基金管理费激励机制并不是激励相容的。根据实证结果，可知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基金并没有表现出超强的投资能力；另一方面，基金存在“赎回悖论”，即基金业绩与资金流入负相关，反映出基金投资者存在短期投资行为。

目前，中国的机构投资者几乎全部由证券投资基金构成，这些基金都采取单一的管理费率激励机制，在激励结构等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导致他们在投资行为上的高度一致性，这对投资机会的发掘存在负面影响。我们可以借鉴拥有发达资本市场的国家的做法来完善这种基金管理费激励机制。在美国，绝大多基金都收取固定费率的管理费⑨，但其表现却优于中国基金。对于中国基金管理费激励制度的完善而言，美国的经验有两点值得借鉴：一是基金类型的多样化。美国基金市场存在很多不同类型的基金，这些基金具有不同的投资风格、投资理念和投资偏好，这种差异使基金选择的目标不同；二是应扩大管理费率的范围。管理费率不可设定为单一费率，费率的大小应当和规模相关，美国的基金虽然也是固定的管理费率，但不是单一的，基金规模越大费率越低，即使基金规模相同，基金的管理费率也是不同的，对于业绩较好的基金，投资者愿意提供较高的管理费率，这对基金能够提供更强的激励。在投资者方面，应该通过加大投资理财方面知识的教育来提高理性程度，并强化长期投资的理念。

注释：

①所有变量的下标t表示时间，i表示基金个体，σ2t之所以没有下标i，是因为对于每只基金而言，市场整体的影响都是一样的。

②在2004年1月1日-2012年6月30日这个时间区间内，一直交易的基金（剔除了指数型基金，并剔除了博时价值增长基金）有21只，包括华夏成长（000001）、华夏回报（002001）、国泰金鹰增长（020001）、华安创新（040001）、嘉实成长收益（070001）、嘉实增长（070002）、嘉实稳健（070003）、长盛成长价值（080001）、大成价值增长（090001）、银河银联稳健（151001）、普天收益（160603）、融通新蓝筹（161601）、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成长（162201）、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周期（162202）、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稳定（162203）、银华优势企业（180001）、金鹰成份股优选（210001）、招商安泰股票（17001）、宝康消费品（240001）、景顺长城优选股票（260101）和海富通精选（519011）。

③计算公式为0.025×0.045/0.006=0.1875。

④在美国，采取激励费的基金只占有不到2%的比例。

参考文献：

[1]彭耿. 基金管理费激励研究[J]. 怀化学院学报，2008（11）：92-94.

[2]J. Chevalier， Ellison G. Risk taking by mutual funds as a response to incentives[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7（105）：1167-1199.

[3]E. R. Sirri， Tufano P. Costly search and mutual fund flows[J]. Journal of Finance，1998（53）：1589-1622.

[4]李曜，于进杰. 开放式基金赎回机制的外部效应[J]. 财经研究，2004，30（12）： 111-120.

[5]刘志远，姚颐. 开放式基金的“赎回困惑”现象研究[J]. 证券市场导报，2005（2）： 37-41.

[6]束景虹. 开放式基金赎回现象的实证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5（4）：117-126.

[7]陆蓉，陈百助，徐龙炳，谢新厚. 基金业绩与投资者的选择——中国开放式基金赎回异常现象的研究[J]. 经济研究，2007（6）：39-50.

[8]彭惠，江小林，吴洪. 偏股型开放式基金“赎回悖论”的动态特征及申购异象[J]. 管理世界，2012（6）：60-73.

[9]曾德明，刘颖，龚红. 管理费激励与基金绩效：对中国基金的实证研究[J]. 湖南大学学报，2005（2）：35-38.

[10]曹兴，彭耿. 中国基金管理费激励的有效性[J] . 系统工程， 2009（1）：50-56.

[11]王性玉，田建强. 基于委托理论的基金管理费实证分析[J] . 管理评论，2009，21（4）：53-57.

[12]尹洁，陈收，邹自然. 股票型开放式基金管理报酬激励约束机制[J] .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1，31（4）：740-748.

[13]朱旭强，贝政新. 固定费率与激励费基金管理费收取方式的比较研究[J]. 预测，2011，30（1）：56-60.

[14]彭耿，刘芳. 基金激励机制的变化对股市波动的影响研究[J]. 财经理论与实践，2012，33（178）：53-56.

[15]彭耿. 固定费率与业绩报酬激励机制影响基金风险承担的比较研究[J]. 软科学，2012，26（9）：44-49.

[16]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 心理学报，2004，36（5）：614-620.

[17]彭耿，刘芳.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基于变系数模型的实证研究[J]. 技术经济，2012，31（5）：103-108.

[18]P. Pedroni. Critical Value for Cointegration Tests in Heterogeneous Panels with Multiple Regressors[J].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9，61（11）： 653-670.

费用管理论文篇7

【关键词】 消费 生产 政府规制 政策

现实中与消费能力有关的政府规制包括阶梯电价、经济适用房建设等，这些政策的制定都从消费能力出发，把消费能力作为政策制定的内生变量来提升社会福利。政府规制要考虑消费的主要原因在于消费与生产的统一性，同时消费能力又影响政府规制的标准与规制范围。

一、消费与生产的统一性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消费与生产是统一的，政府规制生产过程中不能忽视消费，不然任何理论研究都是有缺失的。生产总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都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概念，不过这个一般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个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

生产直接也是消费。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前提是理性的经济人，理论的建立显然是以消费为起点的。双重的消费既是主体的又是客体的。第一，个人在生产过程中发展自己的能力，也在生产行为中支出、消耗这种能力，这同自然的生殖是生命力的一种消费完全一样。第二，生产资料的消费，生产资料被使用、被消耗、一部分重新分解为一般元素。因此，生产行为本身也是消费行为。经济学家把直接与消费同一的生产，直接与生产合一的消费，称做生产的消费。生产和消费的这种同一性，归结为斯宾诺莎的命题：“规定即否定”。

可见，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消费中，物主体化。就一个主体来说，生产和消费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并且表现为生产的要素。在微观经济学的体系中，衡量消费能力的指标就是恩格尔系数，不同地域不同时期消费者的恩格尔系数差距较大。所以政府规制的“一刀切”行为脱离实际，在规制过程中必须考虑消费能力的差异。

二、政府规制的研究现状

关于“规制”，学界一般指由社会公共机构进行的规制，由社会“公”的部门对其他主体行为的规制（被规制主体可公可私），即植草益教授所称的“公的规制”。按照规制范围的差异，一般将规制分为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大体上将处理自然垄断和信息偏差问题称为“经济性规制”，将处理外部不经济和非价值物问题称为“社会性规制”，而社会性规制的主要内容为健康、安全与环境规制（HSE规制）。基于此，消费能力对政府规制的影响应该归于经济型规制。

20世纪70年代，学界开始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政府管制问题，初步形成管制经济学，其中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发表的《经济管制论》对比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年代以来，美国、英国和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对自然垄断产业的政府管制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加强了对环境保护、产品质量与安全、卫生健康方面的管制。这些实践都推动了管制经济学的发展。

规制经济学的公共利益理论以最优干预的规范原理为基础，在多种条件约束下，规制者被假设为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者。Stigler、Peltzman、Posner是该理论的代表。经济学家多从福利经济学角度来看待这一理论（Viscusi，Vernon&Harringto，1995）；利益集团规制理论认为规制和规制程序是对利益集团之间更复杂的交互影响的反映，利益集团从不同的政府干预中获利或受损，Tirole、Lafront 、MCchesney、Ellig等对利益集团规制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规制实践变化以及信息经济学、委托一理论、动态博弈论等微观经济学前沿理论的推动，新规制经济理论、内生规制变迁理论、利益集团政治的委托一理论陆续产生。

综合分析，国外学者针对管制政策的有效性研究主要有两种趋势：第一是从实证的角度分析，运用计量经济学对数据进行分析来验证管制政策的有效性；第二是从制度设计层面验证管制政策的有效性，对管制法律、管制手段等进行分析。目前国内管制研究集中在以下问题，即管制政策的有效性、垄断产业改革中的管制政策、工作场所安全管制等。张红凤指出现代通常意义上的规制是政府（或规制机构）利用国家强制依法对微观经济主体进行的经济、社会控制或干预，其规范目标是克服失灵，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即实现“公共利益”，而实证目标则是实现利益集团的利益。

三、消费能力与政府规制标准

不同的理论学派代表政府规制的不同标准，本文仅以公共利益理论和利益集团规制理论为例来分析政府规制标准。前者规制的标准是公共利益，后者在于部门利益；前者的逻辑起点是市场失灵，后者的起点在于部门博弈。但是这两种规制理论仅从供给者角度分析，没有从消费者角度考虑。由于规制的根本目的在于消费者福利最大化，上述理论中欠缺对消费能力的研究。所以本文引入消费能力作为研究规制的重要标准。消费者的需要根据其收入水平有所差异，而政府规制的研究忽视了消费者的具体需要，仅从规制供给者出发，产生了公共利益理论、利益集团规制理论、规制俘虏理论以及激励规制理论等学派。这些理论暗含的演进逻辑就是政府规制方式的变化和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

在规制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公共利益理论和利益集团规制理论各有偏颇，有学者认为二者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于前提假设不同。公共利益理论隐含的是“道德人假设”，而利益集团理论隐含的是“经济人假设”，政府规制行为是在两种假设导致的行为动机共同作用下发生的。市场失灵是政府或公共机构进行规制的前提，即政府规制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公共利益；在政治市场上，规制又必须从“经济人”假设角度来考察各利益集团的博弈行为。

实质上，政府规制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减少市场失灵；另一方面规制主体的运作过程在花费大量社会成本的同时也会产生“规制失灵”。如何在防止市场失灵的同时防止规制失灵是规制研究的核心内容，而防止规制失灵的有效手段恰恰在于消费者的监督和消费能力的提升。所以本文认为规制理论产生不同学派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费能力的缺位。

四、消费能力与政府规制范围

政府规制范围随着规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不断变化，随着消费能力的提升而缩小，因为消费者能够对供给者提供最有力的监督，同时消费者的监督效率远高于政府规制效率。管制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管制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政府制定的任何管制政策都受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通常是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结果，而企业寻租、政企合谋会影响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均衡，最终可能降低社会福利。目前已有国内学者运用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分析我国的现实问题，如周黎安等（2004，2007，2009）、聂辉华、李金波（2006）主要从晋升博弈、腐败问题、政企合谋与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论述，他们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可以运用于管制经济学中分析管制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企业寻租、政治租金、管制俘虏行为，有助于正确分析管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复杂过程。

维斯卡西等学者认为政府规制是政府以制裁手段，对个人或组织的自由决策的一种强制性限制。政府的主要资源是强制力，政府规制就是以限制经济主体的决策为目的而运用这种强制力。史普博认为政府规制是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机制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供需政策的一般规则或特殊行为。日本学者金泽良雄认为，政府规制是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下以矫正、改善市场机制内在的问题为目的、政府干预和干涉经济主体活动的行为。植草益在定义政府规制时把政府规制限定在限制行为上，认为政府规制是社会公共机构（一般指政府）依照一定的规则对企业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

斯蒂格勒在1971年发表的《经济规制论》中提出，规制通常是产业自己争取来的，规制的设计和实施主要是为规制产业自己服务的。并用经济学方法分析了规制的产生，指出规制是经济系统的一个内生变量，规制的真正动机是政治家对规制的供给与产业部门对规制的需求相结合以各自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斯蒂格勒的理论与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认为规制主要不是政府对社会公共需要的有效和仁慈的反应，而是产业中的部分厂商利用政府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一种努力，规制过程被个人和利益集团用来实现自己的欲望，政府规制是为适应利益集团实现收益最大化的产物。1976年佩尔兹曼（Pdtzman）在对市场失灵、对政府规制结果的预测进而推断政府规制在经济上的有效性三个层次上进一步发展了规制俘虏理论。他认为无论规制者是否获得利益，被规制产业的产量和价格都没有多大差异，其主要差别只是收入在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配。1995年伯恩斯坦（Bemstein）创立的“规制机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公共利益理论是天真的，规制机构起初能独立运用规制权力，但逐渐被垄断企业所俘虏。

萨缪尔森把政府规制限定在政府对产业行为的限制上，而斯蒂格利茨则将规制拓展到更广大的范围，认为政府对产业的保护、扶助以及合理化和转换等都应看作属于政府微观规制的范畴，如为了促进技术创新而进行的税收和减轻反托拉斯法的执行力度以及对幼稚工业的保护等。规制俘虏理论认为政府规制是为满足产业对规制的需要而产生的，即立法者被产业所俘虏；而规制机构最终会被产业所控制，即执法者被产业所俘虏。由此看出，政府规制的范围不断扩大，但是政府规制的效率却没有相应提升。为了防止“规制失灵”，政府规制不应扩大范围，而应伴随着消费能力的提升来缩小范围。

五、结论

消费者福利是政府规制的根本目的，而单纯分析政府规制对生产者的影响有失偏颇。政府规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对消费者福利的保护。微观经济运行的基本前提是消费与生产的和谐统一，马克思也分析了消费与生产的统一性。所以规制经济学的任何流派都无法忽视消费能力对政府规制的影响。消费能力影响政府规制的标准与范围，随着消费能力的提升，政府规制范围应不断缩小，规制效率持续提高。

（注：本文为“西安邮电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节选本[M].人民出版社，1998.

[2] 许德昌、张剑渝：西方规制经济学述评[J].经济学动态，1995（3）.

[3] 李雯：西方规制理论评述[J].南开经济研究，2002（3）.

[4] 雷华：规制经济学理论研究综述[J].当代经济科学，2003（6）.

[5] 陶爱萍、刘志迎：国外政府规制理伦研究综述[J].经济纵横，2003（6）.

[6] 于立：规制经济学学科定位中的几个问题[J].产业经济研究，2004（4）.

[7] 周慧、许长新：新规制经济学理论的发展[J].经济评论，2006（2）.

[8] 肖兴志、陈长石：规制经济学理论研究前沿[J].经济学动态，2009（1）.

[9] 马云泽：规制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动态演进[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2）.

[10] 吴盛光：西方政府规制经济学研究范式述评[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2）.

[11] 杨帅：规制经济学研究的链式分析[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9（3）.

[12] 王俊豪、王岭：国内管制经济学的发展、理论前沿与热点问题[J].财经论丛，2010（6）.

费用管理论文篇8

关键词 金融消费者 金融消费者保护 文献综述

一、国际上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的研究

金融消费者保护在国际上很早就开始了理论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Michael Taylor在《A Regulatory Structure For The New Century》（1995）提出的“双峰理论”（Two Peaks），他认为金融监管存在两个并行的目标，一是审慎监管目标，二是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目标。前者旨在保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后者通过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监管，防止与减少金融消费者受到欺诈与不公平待遇。

而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的研究成为热门。其中，Sharon L. Tennyson在《Analyzing the Role for a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Agency》（2009）中提到之前很多讨论都集中在消费者是不是非理性以及辨别能力不足，所以需要家长式的监管机构来进行“照顾”。而且不当的消费者保护是否会带来金融危机。而Sharon L. Tennyson认为这种讨论其实是错位的，消费者保护是金融市场中是必须的。因为金融市场中信息不对称，消费者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辨别金融产品的品质。而消费者要获得这些信息需要付出的成本是巨大的。所以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看，消费者保护是非常有必要的。而Erik F.Gerding在《The Subprime Crisis and the Link between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and Systemic Risk》（2009）一文从次贷危机入手，首先认为次贷危机的产生告诉我们审慎监管与消费者保护必须分离。其次，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意义不仅仅是对个人进行风险保护，同时也可以防止系统性风险。该文所提到的系统性风险，是指在次贷危机中消费者借贷的高违约率，这种不可预测和高度相关的违约会使整个市场都处在风险之中。而金融消费者保护可以通过降低消费者借贷违约的层级、使违约更可预测、降低违约的高关联性等方法来缓和这种风险。Susan L. Rutledge在名为《Consumer Protection and Financial Literacy： Lessons from Nine Country Studies》（2010）的报告中考察了九个中等收入国家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与该国民众理财常识（Financial Literacy）的联系。该报告认为良好的消费者保护可以确保消费者做出较为明智的决定，并且不会受到到欺骗和不公平的待遇以及个人隐私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基于这个原因，金融消费者保护也需要得到重视与加强。

另外，还有很多学者基于各个角度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必要性进行论述。Gail Hillebrand在《Before the Grand Rethinking： Five Things to Do Today with Payments Law and Ten Principles to Guide New Payments Products and New Payments Law》（2008）一文中从消费者分期付款的角度看到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是监管当局需要提供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原因。Bruce I. Carlin和Simon Gervais在《Legal Protection in Retail Financial Markets》（2009）一文中，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理论分析，同时对金融机构时常提供信息服务给金融中介这种行为进行考虑，由此提出一个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分析框架。通过对模型进行分析，认为金融消费者保护不仅仅是法律上的义务，更是对市场参与和经济增长的有益驱动。Roman Inderst和Marco Ottaviani在《Consumer Protection in Markets with Advice》（2010）则着眼于中介的佣金模式，认为现有的佣金模式存在道德风险，会导致金融中介给予消费者不恰当的购买建议，在此基础上提出对金融消费者进行保护。

二、我国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的研究

相比国外，我国学者在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上通过建模来进行论证的较少，大部分都是通过法学或法经济学角度进行阐述。如吴弘、徐振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理探析》（2009）指出，由于金融市场上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在经济实力、专业知识、产品信息等方面实质性的不平等，以及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会不断出现金融消费者利益受损的现象，金融监管当局应当整合立法、司法、执法资源，加大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力度。同时，他们还分别从社会学、经济学以及金融监管理论的角度，分析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理论依据，认为经营者阶层与消费者阶层的利益冲突，需要金融消费者保护来平衡；契约人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需要金融消费者保护来矫正；逐步取代“经营者”的“消费者”，需要金融消费者保护来保障。

朱晓磊、姚佳在《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消费信贷法律规制的重思―以保护金融信用消费者为视角》（2009）一文中站在经济法学的角度认为，金融消费者保护始终根源于消费者本位理念，是公平理念和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是消费者本位理念的升华，因此，充分地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实属必要，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平衡金融信用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利益关系，才能充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实现，也才能进一步促进金融消费的发展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韩冷那在《从征信体系实践论金融消费者信息权益的保护》（2010）从征信问题入手，认为在金融消费中，金融机构站在绝对的优势地位，金融消费者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在消费者金融知识和信息普遍缺乏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没有履行“一对一”的告知和教育义务，可能造成个人的信用记录在无主观故意的情况下产生不良信用信息。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融消费者保护势在必行。

另外，高明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基于委托模型的研究》（2011）、孙天琦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市场失灵、政府介入与道德风险的防范》（2012）、顾根银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探究》（2012）分别集中于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与信息严重不对称、消费者金融专业知识贫乏与认知偏差等方面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进行研究。

三、我国关于金融消费者法律界定的研究

金融消费者作为消费者概念在金融监管领域的延伸，我国早已有学者对消费者概念进行研究。如王利明2002年就在《消费者的概念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一文中认为消费者是指非以盈利为目的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消费者这一概念是与经营者相对应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指的“消费者”原则上仅限于自然人，而不应当包括单位，单位因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应当受合同法调整。

王伟玲在《金融消费者权益及其保护初探》（2002）一文中较早地使用了金融消费者的提法，并结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阐述了金融消费者的权利内容。2006年12月，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第一次采用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指出要更好地满足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充分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频繁使用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我国学界也开始大量涌现关于对金融消费者基本理论的探究。

如张伍愚和刘敏的《金融消费者概念合理性探析》（2010）从金融消费者的特征与投资者概念的区别及该群体适用法律规则的特殊性进行分析。该文作者认为，“金融消费者”较“投资者“有着理念及规则适用上的优越性。首先，在外延上具有伸张性。因为金融消费者一词统摄了金融诸业中的一方当事人，无论金融创新的速度多么快捷，“金融消费者”皆能以不变应万变，囊括这些金融产品或服务的自然人购买者。而“投资者”的概念仅出现在我国的证券类法律法规中，一般仅指称证券市场上有价证券的购买者。其次，除了专业投资人进行的营利性投资之外，普通的证券投资仍可以看成是一种金融消费。并且随着随着金融技术、金融科技的发展，金融产品的日益复杂，作为金融消费者的“投资者”日益趋于信息弱势地位，对投资者、股东如若采取民商法上私权救济的制度设计，停留于权利义务的简单设定，难以确保其利益得到合理保护。邢会强在《澳大利亚金融服务督察机制及其对消费者的保护》（2009）与《金融危机治乱循环与金融法的改进路径――金融法中“三足定理”的提出》（2010）明确提出应将“消费者”概念延伸至金融领域，金融领域中的客户、存款人、投资者、股东、持有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者等，无论是个人还是符合一定标准的小企业，都应视为金融消费者。李健男在《金融消费者法律界定新论―以中国金融消费者特别保护机制的构建为视角》（2011）认为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应该以解决金融消费者在金融消费交易中的“信息严重不对称与对信息的严重依赖并存”这一核心问题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由于金融消费交易的特殊性，即使是企业法人（不含金融企业法人），在金融消费交易中，与个人消费者一样会陷入“信息严重不对称与对信息的严重依赖并存”之中，都需要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特别保护。最后他做出界定：金融消费者，是指在金融交易中处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弱势地位，同时对金融经营者一方的信息披露存在严重依赖性的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但不包括金融企业法人。

从比较法的视角来对金融消费者概念进行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廖凡的《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与范围：一个比较法的视角》（2012）。他在文章中指出传统消费者概念适用于金融领域时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现有金融行业立法在保护性上的不足，使得在我国构建金融消费者概念具有现实必要性。同时国外立法实践表明，金融消费者概念与范围主要是实践塑造的产物，与金融监管模式和监管体制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对于我国来说，应从现实情况出发，现今较为可行的做法是对金融消费者进行宽松的界定，使其涵盖整个金融服务领域，而在消费者保护制度方面则遵循最低限度协调原则，只做出总体性、原则性的规定，由行业监管部门基于行业特点和监管需要指定实施细则；与此同时，保留和延续既有的证券投资者概念和投资者保护制度，实现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两个概念、两套制度并用。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焦瑾璞的《金融消费者概念的内涵与外延》（2013），因作者的官员身份，某种程度可以代表官方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认识与理解。焦瑾璞在该文中分析认为金融消费者的内涵首先是具备一定专业能力的自然人与一般自然人，其次还包括证券、保险投资者。在外延上为：一、已接受、正接受以及正考虑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或服务的自然人都应在金融消费者保护范围内。二、间接因其他人金融消费而与金融机构产生权利义务关系的自然人也属于金融消费者的范畴。

此外，还有郭丹的《金融消费者之法律界定》（2010）、于春敏《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2010）、周荃《金融消费者概念之提倡》（2011）、谢松松《金融消费者保护基本问题研究》（2012）等文献均对金融消费者概念进行研究。

由上可知，关于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探讨，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金融消费者的概念界定、金融消费者是否应限于自然人、传统意义上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是否应纳入金融消费者范畴这三个问题。

四、小结

可以看到，尽管金融消费者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在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与保护等相关理论上许多重要问题仍旧未能达成共识，存在较大的争议。甚至如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本身是否应该被单独提出，是否应该被格外立法保护这样的基本问题，都没有一个共同的声音。从我国来说，虽然有争议，但“一行三会”均已各自在其之下成立了金融消费者（投资者）保护机构，金融消费者保护是大势所趋。而现今急需的是在立法上对金融消费者的概念进行界定，同时对金融消费者保护具体化，精细化，构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

参考文献：

[1]全先银，程炼.奥巴马金融监管改革方案评析 [J].国际经济评论，2009（9）.

费用管理论文篇9

关键词：预算松弛 管理层在职消费 产权差异

一、引言

Cyert 和March（1963）研究分析得出在谈判过程中产生了预算松弛问题。Young（1985）基于业绩评价选择的视角认为只有当公司的员工有机会选择他们的绩效评价标准时才会产生预算松弛问题，因为此时员工就有可能通过低估产能造成预算松弛。此后学者对预算松弛的研究从未间断， Dunk&Nouri（1998）为预算松弛给出了一定较标准的定义，预算松弛就是公司的员工在计划某项任务时，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故意的高估成本、资源或者低估收入与产能。余增彪（2001）也就预算松弛的概念提出了个人的观点，即预算松弛一种逆向选择行为，这种行为发生在信息不对称且利益相悖的委托关系之中。由于本文研究的视角，即管理层在职消费是管理层逆向选择的一个动因，所以本文结合以上文献将预算松弛定义为：在委托关系中，企业预算制定者在制定预算过程中故意低估收入、产能或高估成本、所需资源的一种逆向选择行为。作为在职消费的最早关注者，Berle&Means（1932）提出，当公司股权分散，且管理层持有少量的公司股权，公司的资产可能会被管理者控制来造福于管理者而不是股东，包括卸责、获取额外的津贴等，这里的额外津贴就与在职消费相类似。在我国的学术研究中，学者们普遍使用的在职消费的含义为：在职消费也可以称为职务消费，是指企业的管理层在履行其职责、行使其职权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应该由企业承担的费用以及由此派生的其他的相关消费，在职消费通常被认为是隐形薪酬。

二、文献综述

（一）信息不对称 委托理论认为，当委托人与人拥有的关于某一事项的信息数量不一样时，拥有更多信息的人较之委托人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上述理论体现在公司的预算管理之中就是由于下级员工拥有更多上级没有的与预算相关的信息，从而在预算制定过程中，利用自自身的信息优势，建立有利于自己的松弛的预算。Christensen（1982）； Young（1985）和Kren（2000）等通过实证研究提出在公司实行预算管理时，下属可能会通过说假话或者其他途径来隐瞒部分或所有的内部信息，不让上司知悉公司的具体情况，从而造成预算松弛情况的出现。而国内学者张朝宓（2004）指出信息对称对预算松弛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且影响非常明显。郑石桥和王建军（2008）也通过实验方法验证了上述研究结论。

（二）薪酬方案 20世纪70年代Schiff& Lewin的研究表明，预算松弛的出现是由于预算责任人非常知晓他们获得的薪资会随着预算的降低而增加，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预算责任人才会在编制预算的过程中故意降低目标的实现难度，引起预算松弛问题。Hopwood（1972）提出如果用预算标准评价预算执行者的经营业绩或者管理业绩，这将会导致预算机制的功能发生紊乱。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中，马良勇（2002）的研究表明，利益诱使了预算松弛的产生，因为当预算执行者的绩效评价标准是有其自己制定的，预算执行者就有可能通过减小预算的目标，增加他们当期所实现的业绩，从而获得比较理想的薪酬。

（三）预算编制机制 公司进行预算管理时会形成相应的预算编制机制，企业编制预算需要各级管理人员及员工的共同参与，预算编制机制并不仅指编制预算，预算的执行与反馈也对公司的预算管理发挥着重要作用。关于预算参与和预算松弛的关系研究中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Schiff & Lewin（1968）年通过研究发现经理人会故意利用预算参与导致预算松弛，这对提高生产能力有消极影响，降低企业的效率；另一种观点认为，在预算编制中经理人的参与并不会增加预算松弛发生的概率。Onsi（1973）指出，预算参与使得经理人相信没有必要将预算当成可利用的会计工具去制造预算松弛，而且预算参与还对减少预算松弛起了重要作用。Murray（1990）通过研究甚至指出，经理人参与编制预算不但不会引起预算松弛问题而且会激励他们难度更高的任务目标。国内学者林峰（2004）研究表明参与预算可能会导致预算松弛问题产生，给出的解释是虽然中下层的管理人员通过编制预算使自己拥有了表达意见的机会从而提高了工作主动性与积极性，但是在此过程中，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仍会利用参与预算的机会增加预算松弛。上述文献对企业预算松弛问题的研究均未考虑不同的产权制度，在我国不同产权制度下的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有较大差别，国有企业问题明显高于民营企业，而企业的预算通常是由各级管理者编制的，管理者可能会出于自利心理的考虑为了增加自身的在职消费或许会影响预算的编制。因此，本文拟分析在不同产权制度下高管在职消费对预算松弛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根据产权制度的不同，我国企业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指由国家控股的企业，相反，控股股东不是国家的企业就是非国有企业。由于控股股东的不同，两种类型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企业中管理层扮演的角色也不尽相同。我国的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层的薪酬激励机制尚不完善，一般国有上市公司管理层获得的货币薪酬较低，股权激励机制也不成熟，这就使得在职消费成为了管理层薪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额很可能已远超过货币薪酬。我国大多数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薪酬采取的是企业自报、国资委审核备案的方式。因此，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管理层很可能会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来影响薪酬。而通过编制松弛的预算增加公司运营所需的费用，使得管理者个人可以尽享其行使职务所发生的在职消费。我国的民营企业多是家族企业，其控股股东同时也是公司的管理者。因此，企业经营获得的利润属于股东也就是属于管理者的，管理者就不需要寻求其他手段获得额外的薪酬。在职消费消耗了公司的资源的同时也就减少了身为管理者的股东的当期收益，所以民营企业的管理者会比较理性的对待在职消费，也就不需要通过制造松弛的预算来增加自身的在职消费。所以，民营企业的管理者在编制预算时会使用更加符合实际的预算，而不会出于自利心理的考虑而刻意编制松弛的预算。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1：国有企业由于管理层更容易获得在职消费；假设2：管理层在职消费与预算松弛成正相关；假设3：国有企业的预算松弛问题更严重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三）回归分析 本文用于回归的数据仅有2010年，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于本文所使用的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均通过Winsorize，剔除了0%-0.5%和99.5%-100%之间的极端值样本，而且也剔除了一些数据缺失的样本。经过上述筛选后，最后得到335个观测值。本文对国有企业与管理费用率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表（4）中显示解释变量STATE的系数为0.4981，表明其与被解释变量管理费用率之间正相关，并且是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即当企业的性质是国有企业时，管理层在职消费数更大。这一结果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由于国有企业管理层对公司的控制权较大，而且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激励机制不健全，管理者的薪酬采取的是企业自报、国资委审核备案的方式。因此，管理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很可能会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增加其可获得的福利，这些福利通常被称为管理层的在职消费。为进一步验证管理层在职消费与预算松弛的关系，将各项因素对预算松弛的影响程度进行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解释变量管理费用率的回归系数为1.0819，表明管理层在职消费与预算松弛之间正相关，并且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管理费用率越高，预算松弛程度越大。这与前文假设一致，管理层在职消费情况愈严重，公司的预算松弛程度愈大。当管理层有机会享受在职消费时，会采用夸大预算的手段来增加其工作福利，这些福利可以是薪酬福利也可以是添加豪华的办公用品等其他福利。综上所述，模型一表明我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其管理层享受在职消费的机会更多；模型二表明更多的在职消费使得公司预算松弛问题越大。根据以上两个模型的检验结果可以大体认为在国有企业管理层拥有更多机会享受在职消费的这一前提下，由于在职消费与公司预算松弛问题成显著正相关，所以国有企业的预算松弛问题比非国有企业的预算松弛问题更加严重。但这一结论只是通过上述实证结果推导出来的，还需要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对其进行实证检验，以得到准确的结果。表（6）显示的是企业性质与公司预算松弛之间的关系，被解释变量上市公司性质的系数为0.9787，与公司预算松弛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国有企业的预算松弛问题更大。这一结果与本文的假设一致。从表中看出公司规模越大，预算松弛问题越严重。这可能是因为当公司规模较大时，管理层被授予了更多的权力，这时管理层通过编制松弛的预算来增加其在职消费的机会也就更多，另外，在我国，国有企业的规模普遍大于非国有企业，也就是说公司规模越大，其属于国有企业的可能性越大，由于国有企业更容易出现预算松弛问题，所以基于以上两个原因可能造成公司规模越大，越容易出现预算松弛的问题。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分析得出结论：在国有企业中由于“一股独大”股权问题的存在，使得公司的控制权转移到管理层手中，而较低的货币报酬使得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有更大的动力去利用其拥有的控制权增加其隐形薪酬，即在职消费，而通过编制松弛的预算增加其运营公司的费用就是增加隐形薪酬的手段之一。相反，由于民营企业的控股股东与管理者通常是相同的，管理者在对待通过增加职消费侵占公司利益上更加理性，所以其通过编制松弛预算增加在职消费的可能性较小。根据上述结论，本文建议：我国国有企业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更好的监督管理层，降低管理层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可以将管理层的薪酬与公司的绩效紧密联系起来，建立完善的高管激励机制，增加对管理层的外部监督，降低其对公司的控制权。完善的预算编制制度对防止预算松弛也是非常关键的，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逐步实现，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进入我国市场，要在越来越激励的市场中获胜，完善的企业管理体制必不可少。本文仅就国有企业与预算松弛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实证分析，由于各个行业的情况不尽相同，后续研究可以选择某一个行业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另外还可以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分组进行讨论，本文仅在组间分析中对其进行了分组，在实证分析阶段进行分组可能会使结果更加明确。

参考文献：

[1]郑石桥、王建军：《信息不对称和报酬方案对预算松弛的影响研究》，《会计研究》2008年第5期。

[2]陈冬华、梁上坤、蒋德权：《不同市场化进程下高管激励契约的成本与选择：货币薪酬与在职消费》，《会计研究》2010年第11期。

费用管理论文篇10

关键词：犯错品牌；合理性；沟通形式；沟通内容；品牌资产

中图分类号：F270-05；F27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9-0033-05

1引言

近年来，无论是国内知名企业，还是国际行业巨头一再出现品牌丑闻，这些品牌丑闻给企业、消费者和社会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调查发现，出现品牌犯错后，企业针对品牌犯错事件的沟通策略和沟通结果表现不一，例如肯德基在“豆浆门”事件后迅速表态，承认所销售的“醇豆浆”为豆浆粉兑制，但是其产品符合中国行业标准，消费者认为肯德基的行为纵然违理但是合情。然而达芬奇“造假门”事件却因为达芬奇在公关时否认自身的造假背景，一度让达芬奇陷入舆论讨伐的中心，对品牌造成极其负面的影响。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品牌犯错事件不同的结果呢？

之前对于品牌犯错的研究多从消费者微观角度出发[1～3]，强调品牌的单方面经济行为，认为消费者对品牌犯错事件的评价是基于消费者个人的心理认知判断[4]。而有关品牌的研究指出，品牌行为对消费者的影响同样受到社会文化、制度等因素的作用[5，6]。从更宏观的制度理论视角探讨品牌犯错对品牌资产的影响，以及如何根据不同的制度、文化背景制定企业的沟通策略对完善品牌犯错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本文从制度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引入合理性理论和印象管理理论，希望能够回答如下几个问题：（1）品牌犯错究竟如何影响品牌资产？（2）品牌犯错后，为什么不同的沟通行为导致了不同的结果？（3）面对品牌犯错，企业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沟通策略来降低犯错品牌对品牌资产的负面效应？

2理论背景与研究框架

2.1品牌犯错的相关研究

所谓品牌犯错，是指品牌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企业自身的失职、失误，或者内部管理工作中出现缺漏等，引发的消费者对品牌公开化或未被公开化的赔偿要求，导致消费者对品牌产生负面的评价[1]。目前对品牌犯错的相关研究可以分为两类：

（1）品牌犯错如何影响消费者心理及其影响结果。基于归因理论视角的研究[7，8]认为，消费者对犯错品牌的态度取决于其对犯错事件原因的归因。消费者对犯错的不同归因会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态度。对品牌犯错如何影响消费者心理认知机制的另一理论视角是信息加工理论，信息加工理论认为，消费者对犯错品牌的态度取决于消费者对犯错信息的加工模式（精细加工/粗加工）[9，10]。（2）如何削弱品牌犯错事件对品牌的负面影响。基于印象理论的品牌犯错研究主要从消费者心理及其对信息加工处理的特征中寻找影响品牌犯错事件后果的各种调节变量[11]，从而利用这些调节手段弱化犯错事件对品牌的负面影响。基于管理视角研究犯错品牌事件则是进一步探讨企业应该如何应对和处理品牌犯错事件[12]。

有关品牌犯错的两类研究主要以消费者个人的心理认知机制为基础，认为消费者对品牌犯错的认知机制建立在消费者个人利益得失的基础上。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讨论品牌犯错对消费者心理及行为的影响，却缺乏对这种影响的本质机制更深入的探讨。有关品牌行为的研究发现，消费者对品牌行为的评价不仅仅包括品牌给消费者带来的经济利益，还受到品牌及消费者所处环境中制度、文化等因素的影响[3，6]。进一步可以认为，消费者对品牌犯错行为的本质认知机制是基于相应的制度环境对品牌行为的合理性诊断，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利益得失衡量[13，14]。

单方面分析犯错品牌的经济行为会造成我们对品牌犯错事件的认知缺陷，从更广阔同时也是更本质的制度背景出发，探讨消费者对品牌犯错及补救行为的合理性评价，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些现象。

2.2合理性理论

2.2.1合理性认知

合理性是指在现行的社会规范、价值观、信念和定义下，用来判断组织的行为是否是社会所需要的（Desirable）、合适的（Proper）、恰当的（Appropriate）的一种总体认知[13]。Holt认为合理性不仅仅只适合于组织层面的研究，品牌同样也存在合理性的问题。Kates通过研究男同性恋社区对品牌的选择发现品牌合理性是品牌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Suchman将合理性的作用机制分为三个层次，即实用合理性、道德合理性、认知合理性[13]。

实用合理性除了包括组织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直接的利益交换之外，还包括组织制定的政策、制度等对其利益相关者带来的间接的利益损益。本文将品牌的实用合理性界定为品牌在满足利益相关者基本实用利益需求的程度[15，16]。道德合理性是基于社会性的规范对组织及其行为的评价。本文将品牌的道德合理性界定为消费者评价品牌行为在社会规范、规制层面是否合适的程度[15，16]。认知合理性则从组织所在地文化来判断组织的行为是否是理所当然的[13]。本文将品牌的认知合理性界定为品牌的行为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程度[15，16]。

2.2.2合理性策略

既然合理性是品牌在社会系统中存在的理由，那么品牌尤其是犯错品牌应该如何获得这种合理性呢？在合理性获得策略上，Scott将合理性的要素整合为制度相关的因素和技术相关的因素。与制度相关的因素包括组织结构（合理的组织层级、领导）、组织流程（规范的生产技术）、组织目标（组织理念、产出）、结构上的分离（与不规范的形式区别开）；与技术相关的因素包括组织生产的效率和效果[17]。本文将沿用Scott的结论探讨品牌犯错后如何通过这两种因素的沟通来改变消费者对品牌合理性的认知。

2.3印象管理理论

印象管理理论主要研究如何在具有争议性的事件中，通过各种语言陈述形式或解释方式来避免组织遭受责难，从而获得组织合理性[17，18]。印象管理理论的研究发现，不同形式的语言呈现方式在获得合理性的过程中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制度理论关注沟通的内容以及不同的内容如何引导消费者进行理性思考；印象管理理论关注沟通的形式以及不同的形式如何影响消费者的情感。二者不仅不存在矛盾，而且互为补充[5]。根据印象管理理论，犯错品牌要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可以采取否认或者承认两种方式[5]：（1）否认，主要是将品牌与相对负面的品牌背景、合作伙伴分离开来以显示自己与负面信息无关。（2）承认，针对与品牌相关的相对负面的背景信息、事件，企业首先坦诚与负面事件的关联，但同时给以合理的解释，从而将品牌的过错降到最低。

整合合理性理论和印象管理理论会有助于我们更加完整地分析品牌犯错现象，并根据不同的品牌犯错事件制订最优的沟通策略。根据合理性理论和印象管理理论，本文的研究框架如下（见图1）。

3研究假设

3.1合理性对品牌犯错与品牌资产的中介作用

由于企业的原因，任何可能引起消费者对品牌产生负面评价的事件都可能会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知名度、品牌联想等做出负面评价[1]。例如在消费者的责难中搬出故宫的星巴克，并不存在任何产品质量问题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仅仅因为与中国文化相冲突而引起争议。除此之外，三聚氰胺事件之后，牛奶行业连续爆出多起奶制品质量缺陷事件，而企业管理者和行业协会指出，问题牛奶更多地与牛奶行业检测标准有关，并非完全由企业造成，这导致消费者开始更为关心牛奶行业的制度问题。也就是说，消费者对品牌犯错事件的评价，除了经济和心理因素之外，还受到制度、文化等因素的影响[5，6]，消费者对品牌犯错事件的评价会依赖该事件是否合理的评价。因此，本文假设：

H1：品牌犯错事件对品牌资产的影响受到品牌合理性评价的中介作用。

3.2基于品牌犯错事件的企业合理性沟通策略

品牌犯错后，企业要降低犯错事件对品牌资产的负面影响，需要尽可能提高消费者对品牌的合理性认知[13]。企业都是具有自我服务倾向的，消费者会倾向于认为，在品牌犯错事件背景下，企业都具有逃避责任的倾向，企业总是倾向于采取划清界限、否认回避的策略。此外，在品牌犯错之后，企业如果采用否认回避的策略，消费者会认为是管理者缺乏控制、无能的表现。因此，在品牌犯错背景下，企业采取否认的沟通形式，不论通过制度因素还是效率因素都不会改变对品牌合理性的认知。本文假设：

H2：在品牌犯错背景下，企业采取否认的沟通形式，不论通过制度因素还是效率因素，消费者对品牌犯错合理性的评价无明显差异。

相反，企业如果采用承认的沟通形式，会在情感上较少受到消费者的抵触，企业会在后续的解释过程中有更多的可操作空间[13]。另外，企业采用承认的沟通策略，相对于否认的沟通策略更容易转移消费者对犯错事件的注意力[4]。 企业采取承认的沟通形式，并以效率等因素作为沟通内容，可以降低品牌犯错事件对品牌负面合理性的影响。一方面，企业以效率和效果等因素作为沟通内容与消费者对企业行为的预期形象一致，不会进一步恶化消费者对企业沟通动机的怀疑；另一方面，效率和效果比其他制度性的内容更直接，当效率和行为结果是积极的，此时消费者更容易进行直观的判断。因此，本文假设：

H3：在品牌犯错背景下，企业采取承认的沟通形式，并将与效率相关的因素作为沟通内容，会弱化品牌犯错事件对品牌合理性的影响。

另外，不少企业在品牌犯错后，也通过采用与制度相关的因素来与消费者沟通，试图弱化品牌犯错事件的影响，例如肯德基被爆出用油连续四天不换，回应争议时指出肯德基的用油符合国家食用油安全标准。采用承认与制度因素结合的策略，传递的信息是企业的行为是符合规范的，而企业行为是否规范同样也是消费者判断品牌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重要标准[3，4]。另外，消费者往往认为制度因素比技术因素更值得信任，采用承认与制度因素结合的方式，更容易从制度规范的角度为消费者提供充足的理由认为组织是值得信赖的[7，8]。因此，本文假设：

H4：在品牌犯错背景下，企业采取承认的沟通形式，并将与制度相关的因素作为沟通内容，会弱化品牌犯错事件对品牌合理性的影响。

根据之前的陈述发现，与效率相关的因素主要影响消费者对品牌实用合理性的信任，与制度相关的因素主要影响消费者品牌道德合理性和认知合理性的信任。而根据制度学派的理论，消费者对大范围因素的信任会影响对小范围因素的信任[11]，也就是说，道德合理性和认知合理性与实用合理性之间存在着中介关系，消费者对道德合理性和认知合理性的信任会传递到对实用合理性的信任。因此，本文假设：

H5：在品牌犯错背景下，企业采取承认的沟通形式，将与制度相关的因素作为沟通内容比将与效率相关的因素作为沟通内容更能弱化品牌犯错事件对品牌合理性的影响。

4实验

4.1实验设计

本实验主要用于检验品牌合理性评价对品牌犯错与品牌资产的中介作用及合理性策略对品牌犯错的调节效应。实验采用2（品牌犯错程度：高与低）×2（沟通形式：承认与否认）×2（沟通内容：与制度相关的因素和与效率相关的因素）组间因子设计。

为了保证实验材料所提供的情景满足研究的要求，在正式实验之前进行预测试。实验材料以“达芬奇”和“肯德基”、“海底捞”及“蒙牛”等最新的犯错事件为背景，并将事件发生的真实品牌名删除，采取虚拟的品牌进行情景模拟。经过武汉大学40名大三本科生对事件严重程度进行1～7打分，结果发现“蒙牛”事件最符合本研究所界定的情景（严重程度：M=572， SD=083）。

与制度相关的因素参考Elsbach的设计，与效率相关的因素参考Bitektine的界定及设计[4]。

42实验程序

共有256名武汉地区三所高校在校本科生及研究生参加该实验，其中104名女性，152名男性，年龄20～26岁，均值为234岁。实验前，被试被要求阅读根据预测试选出的虚拟品牌的品牌犯错材料。第一段为有关虚拟品牌犯错的介绍，被试阅读完后填写合理性评价及品牌资产测量量表；第二段为虚拟品牌犯错后沟通策略的材料，被试阅读完材料后再填写有关品牌合理性评价及品牌资产的量表，其中有关合理性评价的题项参考了Suchman以及Scott对合理性的界定（a=0724）；有关品牌资产评价的量表参考了Ha对品牌资产的量表（а=0873）。

实验平均耗时20分钟，实验完毕，对完整填写测量量表的被试给予小礼物以示感谢。

43操控检验

关于沟通形式（承认VS否认）变量的有效性，采取方差分析法进行验证，结果显示沟通形式得到了有效的操纵（M=654 VS M=197； F（1， 255）=5334， p

44实验分析及结论

441品牌合理性评价的中介效应

本文中存在两个类别变量，在分析过程中将其转化成虚拟变量，采用多元调节回归分析的方法（Moderated Multiple Regression， MMR），将承认的沟通方式和以制度因素作为沟通内容作为基准组，分别设置对应的否认沟通方式及以技术因素作为沟通内容为D1、D2。

要检验品牌合理性评价的中介作用，这里涉及到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本文参考了温忠麟等的检验程序[4，19～21]，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做了4次回归：（1）检验品牌资产对品牌犯错、沟通策略的回归方程中品牌犯错系数的显著性；（2）检验品牌合理性评价对品牌犯错、沟通策略的回归方程中品牌犯错系数的显著性；（3）检验品牌资产对品牌犯错、沟通策略、品牌合理性的回归方程中品牌合理性的系数是否显著；（4）检验品牌资产对品牌犯错、沟通策略、品牌合理性及沟通策略与品牌合理性的交互作用的回归方程中二者交互作用的系数是否显著。具体的检验结果见表1。

经过表1的数据显示，M1中品牌犯错对品牌资产的影响显著（β=0587， p

442沟通策略的调节效应

首先检验品牌犯错事件对品牌合理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未采取沟通策略前各组对品牌犯错程度评价的均值为M=533（F=213，p=0343>005）；对品牌合理性评价的均值为M=336（F=233，p=0212>005），说明被试对品牌的合理性评价都较低，且无组间差异。进一步分析被试阅读完沟通策略的材料后通过方差分析发现，各组对犯错品牌合理性的评价存在显著性的差异F=1727，p 0 05；t2=0713，p=0223>005），H2得到验证。而在承认沟通形式下，采取制度因素作为沟通内容后，被试对品牌合理性的评价均值变为M=477；采取效率因素作为沟通内容后，被试对品牌合理性评价的均值为M=403，经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承认沟通形式下，被试对品牌犯错的合理性评价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t1=6237，p

5研究结论

本文主要通过整合合理性理论与印象管理理论，试图探讨消费者对品牌犯错的认知机制。通过实验发现，消费者对品牌犯错事件的评价机制除了经济价值判断和心理认知外，还受到制度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即品牌是否合理的判断。另外，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在品牌犯错背景下，企业应该如何进行有效沟通。通过实验发现，面对品牌犯错事件，企业应该采取坦诚的态度，并以自身的组织结构、制度、行业行规、国家标准等制度性因素作为沟通的主要内容，从而更好地提高消费者对品牌的合理性判断。

51理论意义

本文基于最近发生的品牌犯错事件为背景，探讨了品牌犯错对品牌资产的影响路径。之前的研究多以经济利益或消费者心理认知视角出发，认为消费者对品牌犯错的认知机制主要以个人经济利益为主要判断标准，本文发现消费者对品牌犯错的认知还受到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完善了品牌犯错的研究。

之前对于品牌犯错沟通策略的研究多集中于传播理论、印象管理理论、合理性理论。其中传播理论和印象管理理论多注重品牌犯错的沟通形式，合理性理论多注重品牌犯错的沟通内容。本文发现，整合印象管理理论和合理性理论能为企业针对品牌犯错提供更好的沟通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深化了品牌犯错的研究。

52实践意义

根据本文的研究成果，消费者对品牌犯错的合理性评价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实用合理性、道德合理性和认知合理性，即品牌犯错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对消费者造成了经济利益损失，还包括对制度、标准的破坏，以及对文化、亚文化的不遵守行为，例如达芬奇家具最终争议的焦点由质量问题转移至达芬奇家具的道德问题。企业在经营品牌的过程中，除了保证基本的产品质量外，强化对行业制度、标准、文化及亚文化的认识也是避免品牌犯错的重要途径。

在品牌犯错背景下，企业的沟通策略除了要有坦诚的认错态度外，设计有效的沟通内容同样重要。企业可以选择以效率为基础来进行沟通，例如在蒙牛发生一系列问题奶事件后称，我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全中国人能够喝上牛奶；也可以选择以制度因素为基础来进行沟通，例如海底捞发生“骨汤门”后，解释骨头汤及饮料确有冲兑，但是所有的原料均来自具有合格资质证明的正规厂家。一般情况下，以制度因素为基础的沟通策略效果要优于以效率因素为基础的沟通策略。

53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

本文根据印象管理理论和合理性理论探讨了品牌犯错的合理性认知机制，并提出了品牌犯错的最佳沟通策略。本文将品牌犯错的沟通形式分为承认和否认两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提供了有效的参考，而印象管理理论中沟通形式可以分为声称与自己无关、证明自己、找其他理由、强化自己的行为、使自己变得合格等，承认形式中如何选择更细化的沟通方式，本文并未给出具体的操作方式，未来需要进一步探讨。另外，本文的实验材料虽然取自最新发生的事件，并尽可能将材料的广度覆盖到各个行业，但是在代表性和普适性上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也是未来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地方。

参考文献：

[1]黄静， 王新刚， 童泽林 空间和社交距离对犯错品牌评价的影响[J]. 中国软科学， 2011（7）： 123-130.

[2]Wilson D C， Thomas H. The Legitimacy of the Business of Business Schools： What's the Futur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 2012， 31（4）： 368-376.

[3]Mcnulty M S. A Question of Managerial Legitimac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75， 18（3）： 579-588.

[4]Bitektine A. Toward a Theory of Social Judgments of Organizations： The Case of Legitimacy， Reputation， and Statu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1， 36（1）： 151-179.

[5]Zimmerman M A， Zeitz G J. Beyond Survival： Achieving New Venture Growth by Building Legitimacy[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2， 27（3）： 414-431.

[6]Yang Z， Su C， Fam K-S. Dealing with Institutional Distances in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Channels： Governance Strategies that Engender Legitimacy and Efficiency[J]. Journal of Marketing， 2012， 76（3）： 41-55.

[7]Jonsson S， Greve H R， Fujiwara-Greve T. Undeserved Loss： The Spread of Legitimacy Loss to Innocent Organizations in Response to Reported Corporate Deviance[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9， 54（2）： 195-228.

[8]Edelman L B， Suchman M C. The Legal Environments of Organizations[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7， 23（1）： 479.

[9]Shi Liang W， Lida X， Wu H. Industry-oriented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J]. Enterprise Information Systems， 2009， 3（4）： 409-424.

[10]Desai V M. Mass Media and Massive Failures： Determining Organizational Efforts to Defend Field Legitimacy Following Cris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54（2）： 263-278.

[11]Navis C， Glynn M A. How New Market Categories Emerge： Temporal Dynamics of Legitimacy， Ident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Satellite Radio， 1990-2005[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10， 55（3）： 439-471.

[12]Dobrev S D， Gotsopoulos A. Legitimacy Vacuum， Structural Imprinting， and the First Mover Disadvantag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0， 53（5）： 1153-1174.

[13]Suchman M C. Managing Legitimacy： 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 20（3）： 571-610.

[14]Pryor M G， Humphreys J H， OYLER J， et al. The Legitimacy and Efficacy of Current Organizational Theory： An Analysi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1， 28（4）： 209-228.

[15]陶岚， 郭锐， 严良，等. 国外品牌在中国的转化研究：基于制度理论的合理性视角[J]. 中国软科学， 2010， （12）： 145-156.

[16]郭锐， 汪涛， 周南. 国外品牌在中国的转化研究：基于制度理论[J]. 财贸经济， 2010， （10）： 114-119.

[17]Scott W R. The Adolescence of Institutional Theory[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87， 32（4）： 493-511.

[18]Neilsen E H， Rao M V H. The Strategy-Legitimacy Nexus： A Thick Descrip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7， 12（3）： 523-533.

[19]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有中介的调节变量和有调节的中介变量[J]. 心理学报， 2006（3）： 448-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