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费管理论文十篇

经费管理论文篇1

1.科研经费申报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科研经费管理活动在申请金额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有些课题在申报科研经费方面没有依据，不实事求是按照经费客观使用情况来申报经费，而是过多的依靠主观猜想来申报经费。其次，在课题经费申报过程中，很多情况下存在一些费用支出较多，甚至基本都是一个项目，而另一些经费项目支出却非常少，甚至是零的情况。应当科学合理设计课题经费使用项目表格，不能够将申报经费表视为可有可无的部分，必须科学设计，严格执行。

2.科研经费使用过程存在的问题。

（1）科研经费下拨环节存在问题。目前科研经费使用必须按照项目审批机构的下拨额度予以落实。目前的科研经费管理办法，限制了首期经费的下拨额度，反而在结项后才讲经费落实，从使用的角度来看，会对整个课题的进行产生限制。我们认为，这一问题具有普遍性，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2）科研经费使用清零的制度使目前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存在着弄虚造假的情况。一些理论研究问题往往不太需要过多的经费支出，大部分的研究都是依靠研究者自身的思考与创作。科研项目经费应当保证专款专用，弄虚作假是一种必须予以修正的行为。

二、科研经费管理问题成因

1.国家政策制定层面上的原因。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科研经费管理法律建设，2006年财政部和科技部先后制定并颁布了《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央财政科技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对科研经费的配置、使用、绩效等进行有效规范。高校所采纳的一般是引导及规范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文件，如教财【2005】11号文件《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教财【2011】12号文件《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贯彻执行国家科研经费管理政策加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通知》等。在高校科研经费管理中，对不同来源的科研经费未制定不同的管理制度及办法，纵向课题管理办法基本依据政府部门制定的管理制度来制定，有相对严格的支出范围及标准，而横向课题管理制度方面则相对灵活。

2.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制度不健全。

很多项目依托单位在项目的申请环节付出了较大的努力，而经费到账之后不能视同自身经费进行严格管理，有些高校为了鼓励大家去争取项目经费，有时会对项目申请部门放松限制。而部分科研人员把科研项目经费作为自己收入的主要来源，只要经费一到位，就全权归自己支配，导致经费支出上的各种问题，在软课题经费支出上面更容易降低要求，较容易产生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3.高校科研经费监管不到位。

高校科研经费采用课题负责制，在扣除了部分的管理费用之后，课题负责人有较大的经费使用权，但对其财务及项目管理缺乏较深入的了解。在高校科研管理部门与财务部门不同侧重交叉管理科研经费的情况下，科研人员较为不情愿的接受财务人员对项目经费的审核。尽管这种审核只是限于票据外观的形式性的审核，而没有深究该票据的真实性及经费使用合理性。这些通常容易导致经费使用管理上的随意性和违规现象。

4.各职能部门之间合作不密切。

科研项目均要求财务人员参与财务预算编制，但实际工作中，由于科研项目的专业性强，通常会以科研人员为主导，或全部由科研人员完成，而财务人员的参与程度不高，更谈不上经费预算编制的精细化。在预算的执行环节，普遍存在科研部门人员与财务部门人员沟通缺乏的问题，科研人员不了解财务部门的制度，财务部门的人员不了解科研部门业务，经费管理与研究工作不能有机结合，导致项目经费的投入、运用、耗费与补偿缺乏综合的管理与绩效。

三、完善高校科研经费绩效机制的对策

1.前提条件。

1.1完善原则。

（1）要有利于科研事业发展。合理配置科研资源，增强创新能力，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积极开展对外合作交流，提高整体科研水平。（2）改革创新。积极进行研究探索和创新，促进科研工作向更好方向发展。（3）注重绩效。制定科学、合理的科研经费绩效评价办法，根据科研工作的要求和不同层次科研工作的特点，对各类科研项目进行全面综合评价，增强成本意识，加强成本核算，优化资金配置，使有限的科研经费投入获得更多的科研产出，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4）兼顾各方利益。在确保实现委托人利益的前提下，注意保护学校利益，使各种形式的科研投入得到应有的成效。

1.2完善制度保证。

现有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有待完善。由于经费来源的渠道越来越多，相应的经费管理办法多种多样，国家主管部门只对一些国家拨款的科学基金等出台了管理办法，对其他渠道来源的科研经费没有具体规定。一般是由经费管理单位参照国家管理办法自行制定。由此造成了同一来源的科研项目经费在不同的单位执行不同的管理办法，同样的项目在有的单位可以列支而在其它单位就不能列支，使得科研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有失公正。

1.3完善组织保障

。高校应正确处理科研与行政的关系，管理部门间协调配合。科研活动是高智能高风险的创新性活动，有自身的特殊性规则。正常开展科研活动并取得预期成果的关键是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尽可能减少行政化对科研活动的干扰和阻碍。因此科研经费管理应以“科研”为中心，经费管理规则的制定、重大事项的决策必须有科研人员的参与，双方充分沟通以达成共识。科研项目从申报、执行、验收、结题到成果转化的全部过程，涉及学校的多个部门，需要科研处、财务处、审计处、纪委等部门协调合作。

2.建立经费预算绩效管理机制。

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调整、预算考评。预算考评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项目预算执行过程的监控预警，起到持续控制、信息沟通和激励作用;二是项目结题结账后整体预算完成情况的评价，实现事后的激励。

3.建立科研经费绩效管理责任分担机制。

（1）制定科研经费成本管理制度及相关规定。成本制度应明确成本范围，对不允许开支的费用明确予以禁止。（2）建立科研经费成本核算体系。科研项目管理的成本核算应以整个科研项目研究期间作为成本计算期间。如果一个课题组同时承担有多个项目，其所发生的成本费用应在所属项目间进行分摊。

4.建立科研经费监管绩效评价机制。

绩效评价的结果将成为单位和个人今后申请立项的重要依据，使有限的科研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5.建立科研经费绩效管理信息共享机制。

完善科研经费管理绩效机制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要建立信息沟通、共享机制。充分的信息沟通可以降低委托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是解决委托问题的有效途径。

6.建立科研经费绩效管理奖惩机制。

经费管理论文篇2

义务财政体制面临着重大挑战，特别是区域之间生均经费差异明显。本以生均预算内事业费、生均预算内公用费以及生均公用费占事业费的比重为指标，考察了北京市郊县义务教育经费分配使用的公平性。

研究发现，在生均公用费的差异上，初中阶段小于小学阶段；而生均事业费的差异则是初中阶段较大。三个指标的差异性在总体上均呈扩大趋势，并且生均公用费的相对差异大于生均事业费的相对差异。

通过对经费使用结构的分解，发现在初中阶段，生均事业费的差异主要是由于生均公用费的差异造成的；在小学阶段，生均事业费的差异主要是由生均人员费的差异引起的。但是从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无论是普通初中还是普通小学和小学，生均公用费正越来越显著的成为造成生均事业费差异的主要原因。进一步研究造成生均经费差异的、教育因素，发现当地人均财政支出的差异、人均GDP、人均教育支出等对于差异性有显著的正向，而政府对义务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对于差异性有负向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探讨了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存在的主要。发现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三级公共教育经费分配比例不当以及各级政府的义务教育投入责任划分不合理是造成当前这种区域差异性的体制原因。据此，本研究提出了解决经费分配差异性的对策，并重点讨论了政府间转移支付方案。通过对北京市数据的模拟，发现转移支付方案效果明显，操作简便易行。

关键词义务教育教育经费地区差异公平性转移支付

OntheEquityoftheDistributionofCompulsoryEducationalExpenditure

——ACaseStudyoftheCountiesinBeijing

Abstract

InChina,thecompulsoryeducationalfinancingsystemsarefacingsignificantchallenges,including,inparticular,thewideningdisparitiesinper-studentspendingacrossareas.Employingthreeindexes,includingbudgetaryper-studentrecurrentexpenditure(BPSRE),budgetaryper-studentpublicexpenditure(BPSPUBE)aswellastheratioofBPSPUBEtoBPSRE(ROPR),thispaperanalyzestheequityofallocationanduseofeducationalexpenditureamongthecountiesinBeijing.

ItisfoundthattheregionaldisparityofBPSPUBEinprimarylevelsislargerthanthatinjuniorsecondarylevels,whilethedisparityofBPSREislargerinthelatter.disparitiesofallthethreeindexesarewideninginrecenttenyearsandtherelativedisparityofBPSPUBEislargerthanthatofBPSRE.

BydecomposingtheusestructureofBPSRE,it’sfoundthatinjuniorsecondarylevelsthedisparityofBPSPUBEcontributesmoretothedisparityofBPSRE.,intheprimarylevels,thedisparityofbudgetaryper-studentpersonnelexpenditure(BPSPERE)hasmoreweightinthetotaldisparity.Whileinrecentyears,thedisparityofBPSPUBEhasincreasinglybecomethemajorcontributorinbothlevels.Furtheranalysisshowsthatthevarianceoflocalpercapitafinancialexpenditure,percapitaGDPandpercapitaeducationalexpenditurehavesignificantpositiveimpactsonthedisparitywhiletheeffort-makingdegreeoflocalgovernmenteducationalexpenditurehavenegativeimpactonit.

Basedonsuchresearch,thispaperalsoanalyzesthechallengestothecompulsoryeducationalfinancingsystem.It’sshowedthattheinadequacyofcompulsoryeducationalexpenditures,thenon-proportionateallocationofeducationalexpenditureamongthreelevelsofeducationsandtheirrationalarrangementsofeffort-makingofcompulsoryeducationalexpenditureacrossdifferentlevelsofgovernmentsarethreemajorinstitutionalfactorsresultinsuchdisparityofper-studentspending.Thispapersuggestssomecountermeasuresandanalyzesthemethodofintergovernmentalgrantsindetail.UsingthedataofthecountiesinBeijing,thesimulationoftheintergovernmentalgrantsmethodshowsthatthedisparityissignificantlynarrowed.

KeyWords:financingofcompulsoryeducation,educationalexpenditure,regionaldisparity,equity,intergovernmentalgrants

第一部分：研究目的以及说明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首先要考察清楚北京市各个郊县之间在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上的差异性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因为只有对北京市下属各个郊县之间义务教育投资的差异性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之后，下一步才能制订正确的政策，确定补助资金的流向和数额。

其次，本研究试图找出造成北京市郊县之间义务教育投资差异的原因，以及各个原因对这种差异影响的强弱关系。仅仅认识到差异性的情况是远远不够的，隐藏在这些差异性之后的因素到底是什么才是更重要的。由于影响教育发展状况的因素很多，有的，有经济的，有人口的，有的，出于数据选取的可行性，本研究主要采取经济、教育发展状况的数据来讨论，因为对于义务教育来说，当地经济、教育发展状况是最为重要的影响方面。

第三，在了影响郊县之间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差异的原因之后，本研究将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建立一个包含郊县之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差异、人均财政支出的差异、人均教育经费投入、政府对义务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等影响因素在内的计量模型，以此来估计这些因素的变动会对郊县之间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差异带来何种影响。

第四，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对政策的制订提出意见，也即如何从经济和教育两方面着手解决郊县之间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差异性。

二、研究方法

（一）样本和数据选取

为了研究义务教育经费分配使用的公平性状况，本文选取的衡量指标包括普通小学、普通初中的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生均公用经费支出以及生均公用经费支出占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比重等指标。绝对量的指标反映了教育经费分配上的公平性，而相对量（比重）指标则反映了经费的使用结构，可以从一个侧面体现教育经费的质量因素。

事业性经费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大块，而人员经费属于“刚性经费”，主要用于教职员工的工资开支等，在同一个市内部，各个郊县的教师工资应该差别不是很大，这可能由于有国家政策规定所致，因此各个郊县的生均人员经费差异应该比较小。而公用经费则包括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以及其他属于公用性质的经费支出，主要是用于改善办学条件。但是，公用经费经常会被人员经费挤占。

一般说来，教育经费的使用结构会影响教育质量。如果人员经费比重过高，公用经费比重过低，将使教育投资只能用于支付教师工资，正常的教学都难以维持。其次，使用结构还反映了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因为在教育支出中，只有教学支出才直接用于培养学生，其他支出或者间接作用于学生，或者是为教学服务，比如说管理支出，这些一般属于人员经费（王善迈，1999）。正因为如此，公用经费的多少及其在教育事业费中的比重反映了教育事业费的分配是否合理，也反映了教育经费的充裕程度。换句话说，在教育事业费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公用经费的比重如果比较大的话，则意味着“人头费”比较少，这往往是冗员较少的表现，也即经费的质量比较高。

本研究所说的北京市属郊县是指昌平县、顺义县、通县、大兴县、平谷县、怀柔县、密云县、延庆县、房山县等九个远郊区县（现在大部分县已经变成了所谓的“区”），数据来源为《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北京市统计年鉴》等统计资料，时间跨度为1994年到2003年。

（二）评价公平性的指标

现在分析区域发展差异的方法基本上都来自于发展经济学中关于收入分配的差异分析方法（杜育红，2000）。这些方法既有对绝对差异的测量，也有对相对差异的测量。所谓的绝对差异，是指某些变量偏离参照值的绝对额，所谓相对差异则是指某些变量偏离参照值的相对额。一般说来，常见的差异分析指标有标准差、极差、极差率、变异系数、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泰尔系数等，由于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和泰尔系数需要在样本的容量比较大的时候方有意义，受样本大小所限，本研究用变异系数作为评价指标。变异系数在数值上等于某项测量指标的标准差除以其均值，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V即为变异系数，分子其实就是前面所说的标准差，分母则为均值。

第二部分：郊县义务教育经费分配使用的统计描述

一、普通初中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和生均公用经费支出的差异分析

（一）、经费绝对数量差异的分析

根据统计分析，在有代表性的样本初期的1994年、样本中期的1999年和样本末期的2003年，普通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246、1.383和1.117，生均预算内事业经费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098、0.731和0.474。如下图所示：

图1：北京市郊县普通初中生均公用费和生均事业费的变异系数比较

从上面两图可以清楚的看到，北京市郊县普通初中生均公用经费的相对差异始终大于生均事业经费的相对差异。如果排除1999年急剧上升这一特例的话，那么总体上看，相对差异在扩大的过程中表现出波动性。尽管生均公用费的相对差异是一直大于生均事业费相对差异的，但是这并不能判断生均事业费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否是由公用经费造成的，精确的计算将在下一部分进行。如果考察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和生均公用经费支出的充足性的话，那么二者的均值都是呈增长趋势的，对此可以详见附表。

（二）、经费相对比重差异的分析

这里所谓的经费相对比重，指的是生均公用费占生均事业费的比重。随着经济、教育水平的发展，生均事业费和生均公用费一般都是逐步增加的，但是其中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增长比例是不一样的。随着教育技术的不断进步，教育物质条件不断改善，从而使各种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校舍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为此的支出比重也在上升。因此，虽然人员支出的绝对量也不断增加，但是其相对比重则是下降的。此外，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投入教育的资本相对充足，即使人员支出绝对量增加，但其相对量会下降，共用支出比重、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会上升并占有较大份额（王善迈，1999）。所以，不能只看生均公用经费的绝对数量，还要考察它所占的比例。如果某个郊县的生均事业费很多，并且这一比重指标也很高，而另一个生均事业费少的郊县比重指标也较小，那么这就会导致生均公用费的差异过大。

根据统计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比重的均值在10年期间波动较大，总体上略微有所提高，从1994年的25.12%上升到2003年的28.63%，这是符合前面所说的教育经费发展的。代表相对差异的变异系数在总体扩大的趋势上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在样本初期的1994年、样本中期的1999年和样本末期的2003年，该比重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180、0.476和0.439。

由于生均公用费等于生均事业费乘以该比重，那么这种不断扩大的比重差异会造成什么后果呢？有时生均公用费比重差异较大未必就是一件坏事，因为如果该比重的差异表现出这样一种情况——也即生均事业费多的比重小，生均事业费少的比重大——那么相乘得到的生均公用费则有可能比较平均。但是，遗憾的是，经过相关系数分析，我们发现这种情况不存在：如果在整个10年期间计算生均事业费和生均公用费占生均事业费比重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的话，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皮尔迅相关系数(PearsonCorrelation)为0.621，并且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如果单独计算每一年的皮尔迅相关系数，那么该系数在10年期间均很大甚至达到0.905，并且在1997年和1999－2003年期间都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这就充分说明，在北京市各个郊县之间，如果某县普通初中生均事业费比较大的话，则生均公用费占生均事业费的比重也比较大，那么二者相乘得到的生均公用费就很大；而如果某县生均事业费较少，则该比重也较小，那么相乘得到的生均公用费就少。通俗的说，也即“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当然这里的第一个“富”是指生均事业费充足，第二个“富”则是指生均公用费也充足。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尽管前面说过，随着教育和经济的发展，生均公用费比重会有所上升，但是那里指的是对于某个确定的区域来说，从时间序列考察，存在着生均公用费比重随着教育、经济发展而上升的趋势。而这里经过相关分析得到的“某县生均事业费多则生均公用费比重就大”的结论，则是指在某一个时点上从横截面上考察若干个区域，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二、普通小学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和生均公用经费支出的差异分析

（一）、经费绝对数量差异的分析

根据统计分析，在1994年、1999年和2003年，普通小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336、1.132和1.063，而生均预算内事业经费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188、0.353和0.231。为了直观的比较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和生均公用费的差异大小，下面分别把二者的相对差异在一张图中表示出来。

从下图可以清楚的看到，北京市郊县普通小学生均公用经费的相对差异始终大于生均事业经费的相对差异。两个指标的相对差异变动趋势有较大的差别：在1994－1997年期间，二者趋势是一致的，但是在1997年之后，生均公用费的相对差异急剧扩大，而生均事业费的相对差异则在波动之中略有下降，这就意味着这样一个隐含的情况：在生均公用经费相对差异急剧上升的前提下，生均事业费的相对差异却稳中有降，这说明生均人员经费的分配也是极度不均等的，只不过这种不均等性和生均公用费的分配应该相反，也即生均事业费少的郊县生均人员经费相对较多，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让相对差异不断扩大的生均公用费在加上了生均人员经费之后，使得总的生均事业费的相对差异相对平稳。然而，这就意味着在生均事业费比较少的郊县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人员经费挤占公用经费的情况。如果考察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和生均公用经费支出的充足性的话，那么二者的均值都是呈增长趋势的。

图2：北京市郊县普通小学生均公用费和生均事业费的变异系数比较

（二）、经费相对比重差异的分析

根据统计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比重的均值在10年期间波动较大，总体上略微有所提高，从1994年的14.96%上升到2003年的18.41%，这小于普通初中生均公用经费占生均事业费的比重，这和教育级别提高该比重应该有所增加这一假设是吻合的。代表相对差异的变异系数在总体扩大的趋势上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在样本初期的1994年、样本中期的1999年和样本末期的2003年，该比重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243、0.673和0.717。普通小学阶段该比重的变异系数大于普通初中阶段，说明在小学阶段，事业性经费的使用结构差异性比初中阶段要严重。由于前面的分析，在这里仍然检验该比重和生均事业费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发现二者之间的皮尔迅相关系数为0.361，并且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个相关系数是比较小的。但是如果单独计算每一年的皮尔迅相关系数，那么该系数在1998年以后都是显著正相关的，最大的相关系数达到0.836，都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这和前面分析普通初中时的情况时一样的——二者都是在样本后面的年份里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在样本初期这种相关关系不明显。这说明，至少在最近几年里，如果某县的普通小学生均事业费比较大的话，则生均公用费占生均事业费的比重也比较大，那么二者相乘得到的生均公用费就很大；而如果某县生均事业费较少，则该比重也较小，那么相乘得到的生均公用费就少。

第三部分：北京市郊县义务经费分配使用差异的因素

按使用结构对生均事业费分配差异的分解

由于我国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分为生均人员经费和生均公用经费两个部分，人员经费是“刚性经费”，会经常挤占公用经费。一般认为，由于受到国家政策、生师比、地区工资等因素的制约，主要用作教职工工资支出的生均人员经费在一个市下辖的各个郊县之间差别应该不是很大，更大的差异应该体现在生均公用经费上。但是，这只是一种主观推论，生均预算内事业费的差异主要是由生均人员经费引起的还是由生均公用经费引起的，这个还需要进行严格的。

我们知道，生均预算内事业费等于生均人员经费和生均公用经费二者的代数和，但是生均预算内事业费的差异并不等于这二者差异的代数和，并且，不能简单的根据二者的差异大小就得出谁对总的差异贡献大小的结论。因此，本节的目的就是按照使用结构对总的生均事业费的差异进行分解。

Shorrocks(1982)曾经提出用下列公式来分解总体经费不平等的：

其中，yk为第k项经费，并且Σyk＝y，COV(yk,y)是yk和y的协方差，VAR(y)是y的方差，而πk是第k项经费对总体经费差异的贡献份额。通过数学换算，可以得到：

其中，rk是第k项经费和总经费的相关系数，σk是第k项经费的标准差，σ是总经费的标准差。根据本节的需要，这里的y1为生均人员经费，y2为生均公用经费。

下面，首先对每一年的普通初中、普通小学、小学总体生均事业费的差异进行因素分解，然后对整个样本期间的总体差异进行因素分解。

表1：1994－2003年北京市郊县总体生均事业费差异的因素分解

年份经费

项目普通初中普通小学

rkσkπkrkσkπk

年y10.79661.3448.25%0.97381.5280.87%

y20.81664.1551.75%0.70726.4919.13%

年y10.96295.5160.19%0.980110.0768.10%

y20.91966.1439.81%0.91855.0431.90%

年y10.978205.2442.30%0.993226.7577.70%

y20.988277.0857.70%0.92769.6122.30%

年y10.946185.7735.62%0.989185.5778.89%

y20.983323.2364.38%0.87156.4421.11%

年y10.951453.2752.33%0.902163.8750.03%

y20.941417.2647.67%0.902163.6049.97%

年y10.987950.0644.48%0.901292.7853.96%

y20.9911180.6355.52%0.871258.6646.04%

年y10.903360.4539.18%0.754310.5243.78%

y20.956528.1360.82%0.828363.4656.22%

年y10.950361.7136.06%0.537313.5726.26%

y20.983620.0163.94%0.873541.7873.74%

年y10.687519.3526.27%NANANA

y20.9361069.9773.73%NANANA

年y10.739610.8425.12%0.347379.8716.41%

y20.9561407.6674.88%0.883760.4383.59%

从上表可以看出，对于普通初中来说，生均公用费的差异是造成生均事业费差异的主要原因，在10年当中，仅有1995年和1998年生均人员费的贡献份额大于生均公用费的贡献份额；对于普通小学来说，生均事业费的差异主要是由生均人员费的差异引起的，在10年当中，1994－1999年期间均是生均人员费的贡献份额大于生均公用费的贡献份额。但是，从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2000－2003年），无论是普通初中还是普通小学，生均公用费的贡献份额均超过了生均人员费的贡献份额，而公用经费对于教育的进一步至关重要，那么生均公用费的贡献份额占主导地位的情况就更会制约各个郊县教育水平的均衡发展。初中阶段生均公用费是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而小学阶段则是由于生均人员费的原因，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异，有可能是因为在初中阶段，教学活动中使用的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比小学阶段要多的多，公用经费支出就多，相应占有的比重也较大，这样就会对总的事业经费造成较大的影响，这也可以从初中阶段生均公用费比重远远大于小学阶段这点看出来。

上表还显示了为何是生均公用费或者生均人员费是造成总体生均事业费差异的原因。拿普通初中阶段来说，生均公用费差异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有三：1，在普通初中阶段，生均公用费比重较小学阶段有所上升；2，生均公用费和生均事业费的相关系数要高于生均人员费和生均事业费的相关系数；3，生均公用费的标准差要高于生均人员费的标准差。

义务教育经费分配差异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我们知道，义务教育经费主要来自政府的投入，而政府的教育投入力度是和当地状况密切相关的。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有人均GDP、人均财政支出等，如果各个郊县之间的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支出差异越大，则教育经费的差异也应该越大。

此外，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也会影响教育经费分配的公平性。因为义务教育经费来源的主渠道是政府投入，如果政府教育投入力度过小，那就需要从其他渠道来筹集教育经费，而从其他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能力是和各个郊县的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过多的依赖其他渠道的资金来源会导致各个郊县之间义务教育经费差异过大。要衡量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可以选用政府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重这一指标。

库兹涅茨曾经提出一个关于收入分配不平等性的倒U型假说，也即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会随着收入的增加先上升，然后到达一个顶点再趋于下降。有表明，在我国，教育经费分配的不平等性随着经济的发展是有所增加的；在经济发达地区内部，教育经费分配的不平等性要大于经济欠发达地区。那么，对于库兹涅茨假说进行推广，有可能教育经费分配的不平等性也存在这样一种倒U型趋势，也即在当前我国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是很高但是又快速增长的阶段，教育经费分配的不平等性有可能是趋于增加的，直到教育和经济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阶段之后，教育经费分配的不平等性才趋于下降。

综上所述，本节将选用各个郊县普通初中、普通小学的生均事业费标准差的自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记做LNSESAT和LNSEPAT；选用各个郊县人均GDP的标准差的自然对数（LNSEAGDP）和人均财政支出的标准差的自然对数（LNSEAFE）作为衡量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变量；选用北京市人均GDP的自然对数（LNAGDP）作为衡量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的解释变量；选用北京市人均教育经费的自然对数（LNBJAE）作为衡量全社会教育发展水平的解释变量；选用北京市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的自然对数（LNBJEI）作为衡量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的解释变量。

下面，首先将对各个郊县生均事业费和各种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推理上所说的那种相关关系。然后，分别对各个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考察各种因素具体的影响大小。

（一）相关分析

表2：生均事业费与各种教育、经济指标的相关系数矩阵

LNSEAGDPLNSEAFELNAGDPLNBJAELNBJEI

LNSESAT0.848**0.873**0.868**0.846**-0.765*

LNSEPAT0.941**0.979**0.968**0.962**-0.899*

注：表中相关系数为皮尔迅相关系数(PearsonCorrelationIndex)

*表示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表示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从上面这个相关系数矩阵可以看出，两种类型教育的生均事业费标准差的自然对数和当地人均GDP、人均财政支出的标准差的自然对数是显著正相关的，这和前面的理论推导是一致的。比较LNSEAGDP和LNSEAFE的相关系数，可见生均事业费的标准差自然对数和人均财政支出的标准差的相关性更强，因此在后面的回归分析中就选用人均财政支出的标准差作为解释变量。生均事业费的标准差自然对数和人均GDP以及人均教育经费的自然对数都是显著正相关的，这意味着在现阶段，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会扩大义务教育分配的不公平性，至于是否表现出倒U型趋势还需进行回归分析。此外，生均事业费的标准差的自然对数和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的自然对数是显著负相关的，这就说明，如果政府加强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就会减少教育经费分配的差异性，这与义务教育阶段经费来源主体应该是政府投入这一道理是吻合的。

（二）回归分析

由于各地人均财政支出的标准差对于生均事业费的标准差影响最为强烈，当人均财政支出标准差的自然对数和其他解释变量同时进入模型之后，其他解释变量立刻失去了统计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解释变量就真的没有统计意义。因此，下面的部分将分别对各个影响因素进行一元回归分析。为了描述方便，分别将关于普通初中、普通小学的回归方程称作模型1、模型2。

1、各地人均财政支出的差异性对生均事业费差异性的影响

根据前面的相关系数矩阵，我们知道各地人均财政支出的标准差的自然对数和生均事业费标准差的自然对数之间的相关关系最为紧密，下面就对其进行回归分析，首先在模型中包含截距项，其次进行不带截距项的拟合，拟合回归结果如下：

表3：人均财政支出差异对教育经费差异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含截距项）

自变量b值标准差t值p值R2修正R2

模型截距-1.2291.663-0.7390.488

LNSEAFE1.1730.2684.3830.005

模型截距-0.5050.532-0.9490.379

LNSEAFE0.9980.08611.6630.000

表4：人均财政支出差异对教育经费差异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不含截距项）

自变量b值标准差t值p值R2修正R2

模型1LNSEAFE0.9760.02439.9450.0000.9960.995

模型2LNSEAFE0.9180.008114.3400.0000.9990.999

可以看出，在包含截距项的拟合模型中，截距项的系数都不显著，LNSEAFE的系数都显著为正。在不含截距项的拟合模型中，LNSEAFE的系数显著为正，并且拟合优度要优于包含截距项的模型，因此选用不含截距项的模型进行拟合。从上述一元线形回归模型来看，各个郊县之间的人均财政支出差异对生均事业费的影响是很显著的，从两个模型来看，人均财政支出的标准差每增加1%，会导致相应的生均事业费标准差增加0.9%以上，这种影响关系是很显著的。

2、经济发展水平对生均事业费差异性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选用北京市人均GDP的自然对数作为衡量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根据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在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阶段，经济发展会加剧不平等性。为了检验义务教育经费的分配是否也呈现倒U型趋势，下面将进行线性和非线性两种曲线拟合。

表5：经济发展水平对教育经费差异影响的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b值标准差t值p值R2修正R2

模型截距-18.0785.629-3.2120.018

LNAGDP2.4740.5774.2840.005

模型截距-14.7482.146-6.8720.000

LNAGDP2.0960.2209.5190.000

表6：经济发展水平对教育经费差异影响的非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b值标准差t值p值R2修正R2

模型LNAGDP-1.2410.594-2.0890.082

LNAGDP20.1910.0613.1350.020

模型LNAGDP-0.9460.226-4.1960.006

LNAGDP20.1570.0236.7850.001

从上面线性和非线性回归结果来看，总体上说线性模型的拟合优度更好，因此决定采用线性模型。之所以非线性模型没有截距项，是因为加上截距项之后关键的自变量就失去了统计显著性。从线性模型的结果来看，人均GDP对教育经费分配的差异性表现出很强的正向关系，人均GDP每提高1%，则生均事业费差异性会增加2.10%～2.47%。两个模型的自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拟合优度良好。之所以非线性模型的拟合优度稍微差于线性模型，有可能是因为样本数据较少所致。但是，在当前阶段，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北京市各个郊县之间义务教育经费分配的差异性呈加速扩大的情况却是与实际相吻合的。这可能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政策目标逐渐从公平为主转向效率优先，以前对于教育的投入强调“一碗水端平”，现在则要强调发展优质教育资源——在高等教育阶段是所谓的世界级水平的重点大学，在义务教育阶段则是示范性学校。所以，现在尽管经济发展水平在迅速提高，但是经济总量仍然很有限，那么在效率优先的目标约束下，教育资源的分配自然就会出现差异性扩大的现象。

3、教育发展水平对于生均事业费差异性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选用北京市人均教育经费的自然对数（LNBJAE）作为衡量全社会教育发展水平的指标，下面就分别对其进行线性回归和非线性回归。

表7：教育发展水平对教育经费差异影响的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b值标准差t值p值R2修正R2

模型1LNBJAE1.0630.03233.0740.0000.9940.993

模型2LNBJAE1.0000.01662.8630.0000.9980.998

表8：教育发展水平对教育经费差异影响的非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b值标准差t值p值R2修正R2

模型LNBJAE0.4770.4511.0590.331

LNBJAE20.1020.0781.3000.241

模型LNBJAE0.5530.1753.1670.019

LNBJAE20.0780.0302.5650.043

从上面的回归结果来看，线性模型的拟合优度要好于非线性模型，并且，在非线性模型中，除了模型2以外，系数的估计值基本上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二次项的系数相当小。因此，我们选定用线性模型进行拟合。从线性模型的拟合结果来看，随着人均教育经费的增加，各个郊县之间的生均事业费分配的差异性也逐步增加，人均教育经费每增加1%，生均事业费的差异性会增加1%～1.06%。这说明在当前教育还不是很发达但是正在高速发展的阶段，教育发展水平的提高会加剧教育经费分配的不平等性。这可以从北京市总体教育高速发展与城乡之间、乡村之间的办学条件差异中体现出来：北京市到2000年全社会教育经费投入200亿元，占当年GDP的8%。小学入学率为99.95%，初中入学率为98.53%，但是，城区的生均经费支出却是农村地区的3－4倍，即使是在郊县之间，有的县的生均公用费只相当于别的县一个零头。

4、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对于生均事业费差异的影响

这里选用政府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的自然对数（LNBJEI）作为衡量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的指标，下面就对其进行一元线性回归。

表9：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对教育经费差异影响的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b值标准差t值p值R2修正R2

模型截距-3.1683.165-1.0010.356

LNBJEI-4.6401.594-2.9110.027

模型截距-2.5321.634-1.5500.172

LNBJEI-4.1410.823-5.0330.002

从上面的回归结果来看，2个模型的LNBJEI系数都是负的，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政府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每增加1%，生均事业费差异性会减少4.14%～4.64%左右。常数项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常数项关系不大。此外，模型的拟合优度比较理想。系数之所以为负，是因为如果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较小的话，那么各个郊县就得从其他渠道筹集教育经费，比如说农村地区的教育费附加。根据统计，在农村地区，农村教育费附加是农村教育经费的最主要来源，1999年通过该渠道获得的教育经费已经达到126.1亿元。而其他渠道的经费来源是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因此该比重低的话就会导致经费来源更大的依赖于社会，这就会产生较大的差异。因此，对于义务教育来说，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将有效的减小地区之间教育经费投入的差异性。

第四部分：解决郊县间义务教育经费分配使用非公平性的方法

根据前面的分析，造成北京市郊县之间义务教育经费分配不公平的最根本原因是因为各地之间经济发展程度有差异。通过计量分析，发现当地人均财政支出水平、人均GDP的绝对数量和相对差异都对这种地区间的教育经费差异性有很强的正向关系。因此，要想解决地区之间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差异性，最根本的措施在于均衡的发展各地经济。为了解决全国范围内的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家已经采取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搞活中部”等一系列措施。

由于经济体制决定了教育财政体制，因此，要想缓解区域之间教育发展不平衡，最为根本的方法是进行农村财政、经济体制改革，然而，在既定的预算约束下，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也是解决的更为直接切实的方法。也就是说，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有效的方案使得同样的经济资源可以产生更大的经济效果，那么在推行农村财政体制改革的同时，深化教育体制，或者说教育财政体制的改革将有助于减少财政体制变革对于农村教育的冲击（都阳，王美艳，2002）。

目前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存在的一些问题直接导致了区域之间教育经费投入的差异性。首先表现在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不够。对于对基础教育的拨款数量，政府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但是《教育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

其次，表现在经费负担结构不合理，政府的公共教育经费主要分配给了高等教育，对于义务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从1993年到1998年期间，中国政府预算内三级教育经费的比例（高等:中等:初等）基本稳定在1:2.0:1.5，而国际上的平均水平则是1:2.5:9.2。由此可见，中国的三级教育经费分配中对初等教育的投入力度太小，而高等教育的支出比重则过高，三级教育经分的分配结构很不合理。

第三，在政府的公共教育经费支出中，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投入力度过小。对于各级政府究竟应该负担多大比例的义务教育经费，虽然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但是从下列数据仍然可以看出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投入力度过小：以1997年为例，在中国的五级财政中，乡级财政在教育方面的支出比重最高，几乎占了本级财政支出的一半；其次是县级，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近20％；市级和省级的比重则在15％左右；而中央政府的教育支出比重仅有2.4%，远远低于其他四级财政的教育支出比例（孙国英，许正中，王铮，2002）。由于我国目前采取的是“三级办学、两级管理”体制，具体的说，就是义务教育实行县、乡、村三级办学，县、乡两级管理。广大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主要靠乡、村两级政府来办，而村一级没有财政，乡一级的财政又是各级财政中最为薄弱的，这就使得义务教育在基层地区的发展基础十分薄弱。并且，随着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力得到加强，分权化的基础教育改革又要求基层政府承担主要的义务教育发展责任，二者之间的矛盾导致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明显。1998年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改变为52：48，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政府的财政收入日渐困难，而教育成本由于教师工资和教材等材料价格的上升而提高，许多地区单靠县乡财政已经难以承担义务教育的全部经费，贫困地区有的县乡全部财政收入还不够发放教师工资；在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权下放到乡级政府后，由于乡财政中的大部分是教师工资，容易被挪用，这样就连续出现了大面积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2000年曾达到180亿元，有的地区拖欠达半年以上，农村教育面临着经费短缺的严重困难（谈松华，2003）。

基于以上的分析，为了解决地区之间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差异性，应当从教育财政体制的改革开始。首先，政府应当明确义务教育发展的目标。目前，我国政府只规定要“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这种目标应该说不是很明确的。因为普及义务教育只是从入学率、升学率、辍学率等指标进行考察，是一个层次比较浅的目标。政府对于义务教育的责任不仅仅是保证其“免费实施”，还应当保证义务教育机会的公平。因此，政府应当努力让每个适龄儿童接受达到某一最低标准的义务教育。这样一来，政府在实施义务教育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公平性这个标准，才可能在具体的教育财政拨款体制中做到“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其次，应当确立义务教育财政拨款在公共财政中的优先地位，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拨款力度。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政府的教育拨款主要用于保证普及义务教育的资金投入和承担普通高等教育的大部分经费”，因此，要进一步加强义务教育在公共财政中的地位。

第三，在分税制改革背景下，明确各级政府的教育投入范围和各级政府的责任分工，各级政府合理分担义务教育经费。对于政府的教育投入范围，首先应该正确划分教育领域的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将财政资源集中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特别是对于公共物品属性最为明显的义务教育来说，政府财政应该加大投入力度，尤其是对农村地区的投入力度，切实保证每个适龄儿童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保障农村人口的基本受教育权利。对此，各级政府应该划分各自的教育职责。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应该是保证教育机会的公平，比如说为义务教育提供转移支付资金；而省级政府有责任为平衡本省或本市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的义务教育发展差异提供资金支持。根据研究，我国教育发展不平衡更多的表现为省内不平衡而非省际不平衡，因此，省级政府对于保证教育机会的公平至关重要；县级政府作为我国目前义务教育经费的主要投入主体，应当为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提供充足的资源（岳昌君，2003）。对此，可以日本、美国的教育财政体制。在日本，中央政府负责全国义务教育教师的工资（我国基层政府的教育经费主要用于支付教师工资，并且在许多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连教师工资都无法足额支付，人员经费挤占公用经费的问题严重，因此日本的做法值得借鉴。）、福利支出的1/2、学校基建支出的1/3到1/2，免费提供教科书，并对困难学生进行补助；都道府县政府（相当于我国的省级政府）负责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和福利支出的1/2；市町村政府负责所辖义务教育学校的运营费（相当于我国的公用经费）以及基建支出的1/3到1/2。美国规定，教育主要是州和地方政府的责任。中小学主要由学区负责，高等教育主要由州政府负责。同时按照财权与事权统一的原则，各级政府法定的支出责任应与法定的财力和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相一致。

第四，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这是当前缓解当前“三级办学、两级管理”体制下地区之间义务教育发展不平衡、经费不充足的切实有效的手段。根据统计，目前在农村地区，农村教育费附加是农村教育经费的最主要来源，1999年通过该渠道获得的教育经费已经达到126.1亿元。由于教育费附加的专用性，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取消这项收费无疑会给农村教育融资带来严峻的挑战。因此在当前的农村税费改革背景下，政府间转移支付尤其重要。对于这一方法，下面将详细讨论。

政府间转移支付包括上下级政府之间和同级政府之间的转移支付，其目的在于解决财政纵横向的不平衡问题。其中，纵向不平衡是指上下级政府之间同时出现一个有财政赤字一个有财政盈余的情况；而横向不平衡则是指在同一级政府之间，有的出现财政赤字有的则是财政盈余的情况。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般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类。前者也叫做不指定用途的转移支付，不规定使用方向，也没有附加条件；后者则有附加条件，用于特定的项目，对资金的使用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在我国，一般性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包括税收返还和过渡时期转移支付两部分。前者由于保持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因此对缩小地区差距作用甚微。而后者虽然可以平衡地区差异，但是由于所占比重较小，因此作用也不大。而专项教育财政转移支付主要用于校舍修复、教师教育、职业教育等经费，这些资金一般用于一次性或者临时性的项目，对于缓解经常性经费的地区差异作用也不大（杜育红，2000）。

有鉴于此，我们在涉及平衡地区间教育发展差异的转移支付制度时应当考虑如下几点：（1）转移支付的主体应该是谁？也即应当如何在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之间划分出资责任；（2）根据什么标准来确定接受转移支付的对象；（3）如何确定转移支付的额度；（4）对转移支付的效果如何考察，也即采取什么激励措施来评判绩效。

根据杜育红（2000）提出的方法，这里用相对法对北京市2001年的数据进行模拟，以此来比较转移支付前后各个郊县义务教育经费分配的差异状况。

第一步，先计算生均预算内事业费的最低标准。这里各个郊县的最低标准用所有郊县平均值的一个百分比来确定，这样比较简便易行。但是百分比的确定难免带有主观性，主要靠经验估计。在这里我们采用80%和70%两个百分比分别来计算最低标准，然后从中选择一个较为合理的方案。2001年北京市各个郊县的普通初中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的均值为2767.28元，普通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的均值为2313.47元。根据80％和70％确定的初中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最低标准2213.82元和1937.10元；小学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最低标准为1850.78元和1619.43元。

第二步，根据各个郊县对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来调整上面计算的最低标准。根据2001年的数据，各个郊县预算内教育拨款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均值为21.95%，这意味着财政支出用于预算内教育拨款每增加一个百分点，预算内教育拨款就会增加4.6个百分点。因此，可以用下列公式来计算最低标准的调整系数T：

用最低标准乘以调整系数就得到各个郊县调整后的最低标准。

经费管理论文篇3

(一)科研经费预算编制中的问题。目前，部队现行科研经费预算编制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科研项目的申报时间与财务编制预算时间不一致，财务编制预算时间一般为年底或年初。而科研项目申报时间一般为头一年的年中，批复在第二年。两方面时间上的差异，造成财务预算中对科研项目经费的无体现或体现不细。

2、编制人员对预算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部门之间缺少沟通。科研经费的预算应该是由科研项目的负责人和财务人员共同编制。但在目前的预算编制中多是各自为政，各自编制相应的预算，由于项目负责人缺乏财务知识，财务人员缺乏专业知识。造成双方编制预算内容上的脱节。

3、针对科研项目，缺乏统一的、科学的科研经费预算标准，编制人员只能依靠自身经验来编制预算，缺乏相关的科学依据。

4、财务采用的编制方法仅限于年度管理，对跨度较长的项目难以进行总体反映，造成预算编制的不到位。

(二)科研经费预算执行中的问题。目前，经费管理始终在强调预算的“龙头”作用，对于预算强调的比较严格，也造成现在的一种现象，有的单位对于编制预算时有合理的计划，预算做得很好，但在实际的经费管理和使用过程中却存在不能严格按预算执行的问题。

(三)科研经费管理监督和考核体制的问题。科研经费的高效运用，不仅要做到预算合理，执行有力，更重要的是要有健全的监督和考核体制。部队科研经费管理监督和考核体制还不是很健全。

二、运用全面预算的管理理念管理科研经费

全面预算在科研经费管理中的运用，可以涉及到科研经费管理的各个方面，解决科研经费管理中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全面预算体系的建立，可以不断健全科研经费管理中监督和考核机制。使科研经费得以高效运用。

(一)建立单位的预算管理委员会，负责单位的各项经费预算管理事宜。针对某一科研项目经费，也可单独成立一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负责科研项目预算管理办法的制定;确定科研项目所要达到的目标;审议业务部门针对某一项目的业务活动预算;审议财务部门针对科研项目编制的财务经费预算;协调解决业务活动预算和财务预算相脱节的问题;解决财务预算编制和执行中的问题;组织检查、考核预算的执行情况;督促项目小组完成财务预算目标。负责各科研项目的单位也要成立以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预算管理领导小组，负责本项目各项预算的制定与实施。

(二)设置科学的预算目标。每一个科研项目都有其所要达到的预期目标。预算管理委员会，要综合考虑单位长远建设，考虑到和项目相关的风险因素，构建科学合理的战略预算目标体系，设定出合理的项目活动目标和财务目标，以保障预算的制定有效。这一环节的重点就是预算指标的分解，相关人员要考虑如何将预算目标向下分解，经过反复测算，使不同部门、不同岗位的人员都有合适的目标。

(三)改进预算的编制方法。科研项目有的跨度时间比较长，不是在一个年度就能完成的。对于完成时间较长的科研项目，单位多数都忽视了中长期滚动预算的管理，致使出现年度预算与战略相脱节的现象，因此在选择预算编制方法时，应避免现有年度预算管理体系的短期效应。现行科研经费的编制方法，虽然便于预算的控制和考评，但是由于预算的事前性，会造成对后续发生的事件存在疏忽，对一些突发事件不能及时做出反馈和调整，因此，建议改进科研项目经费的预算编制方法，综合中长期滚动预算和弹性预算的优点，并规避其不足的地方，充分考虑到项目进行过程中的风险因素，对预算目标设定弹性系数，进而编制科学、合理、可行的项目预算，这样使得单位既可以把握项目的中长期发展方向，指导年度预算的编制，又可以通过滚动的方式使人员对项目的过程及整体目标更加清晰，避免盲目性。

(四)预算的编制。预算要在管理委员会的统一管理下进行编制，因为有部门的统一管理，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可以有效的进行沟通，在各自编制预算的时间相互参与，不管在业务部门编制业务活动预算，还是在财务人员编制经费预算的时候，编制人员互相学习，弥补各自专业知识的不足，使各自编制的预算与实际相结合，具有可操作性。

(五)预算执行和调控。为积极有效的进行相关工作，这个环节要借助相应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各级责任人员的积极性，并强化人员的责任意识，健全预算制度的内部运行环境，还要不断从不同的科研项目管理中汲取过程中的经验，不断修改和完善包括固定资产的管理和结余经费的管理等规定，为科研经费的管理提供制度保障。

经费管理论文篇4

关键词：薪酬管制；冗员负担；正常在职消费；超额在职消费；企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随着中国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逐渐完善，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状况逐渐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其中某些代表性的事件甚至引发了对上市公司体制性问题的大讨论，在职消费问题本身也成为公司治理领域新的热点问题之一。从理论起源上看，在职消费源自美国，并逐渐发展成相互对立的“理论”和“效率理论”（Jensen和Meckling，1976；Rajan和Wulf，2006）[1-2]。虽然角度各异，但在职消费的两种观点在理论上并不存在主次之分，二者也始终无法否定对方的合理性。究其原因，一方面，在职消费本身确有“”和“效率”两种相互对立的天然属性；另一方面，学术界对二者之间的分歧也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二者在逻辑上是否具有一致性仍亟待证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职消费问题研究已处于瓶颈阶段。与西方研究相互对立的“两大阵营”截然不同，在职消费问题在中国却呈现“一边倒”的态势，“理论”得到发扬光大，无论是在理论或经验分析中都得到充分支持（陈冬华等，2005；周仁俊等，2010；Luo等，2011；Cai等，2011；逯东等，2012；李宝宝和黄寿昌，2012）[3-8]，而“效率理论”则更多止步于理论探讨阶段。与中国“一边倒”研究现状相对应的，更是整个社会价值判断对在职消费“嗤之以鼻”的态度，在职消费多数情况下被冠以脸谱化的丑恶形象，政策层也多次发文规范政府、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三公支出”等在职消费的额度。

万华林（2007）认为，在职消费的双重属性意味着我们必须详尽考察在职消费在哪些情况下有利于公司价值的增长，在哪些条件下又可能被经理人用来满足私利[9]。一方面，需要在理论上对在职消费“两大阵营”的矛盾进行更多分析和解释，探索两者之间的逻辑一致性；而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则是将在职消费研究与中国转轨经济下的制度背景相结合。转型期背景下，中国市场经济最大的特征便是“大政府、小市场”，研究现状的“一边倒”表明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很可能受到了某些制度性因素的影响。针对上述研究现状，本文首先通过将在职消费划分为正常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的方式在理论上解释“两大阵营”矛盾的原因，并实证证明二者之间的逻辑一致性。同时，基于中国转型期的经济政治现实，从薪酬管制、冗员负担的视角分别考察影响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作用机理的制度性原因。明确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观的制度根源十分重要，因为不同的理论观点在如何消除在职消费负面效应的政策建议上是截然不同的。最后，从内外部治理机制中探索相应治理超额在职消费的方向。

本文的贡献在于：1、尽管国内外研究在职消费的文献颇丰，但却鲜见对在职消费“两观”矛盾进行分析和解释的文献。而通过将在职消费划分为正常和超额两部分，本文的实证结果证明了在职消费两种观点的内在逻辑一致性，为后续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同时，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改变当前对在职消费普遍的负面印象，如前所述，这种印象很可能是片面的；2、本文是对已有少量超额在职消费研究的拓展和补充。已有文献虽然表明超额在职消费具有消极的经济后果（张月明和吴春雷，2014）[10]，但却忽略了对产生超额在职消费原因的探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转轨经济的现实。而本文的研究既是对中国经济改革中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也为突破国内现有在职消费研究大多照搬西方研究成果进行了有益的尝试，通过对超额在职消费的“来龙去脉”进行深入探究，也使本文具有较强的现实参考价值；3、国内现有在职消费文献普遍基于国有企业，很少将非国有企业纳入研究范围。事实上，在中国“大政府、小市场”的整体环境下，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非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行为与后果同样会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因此，本文还丰富了有关产权性质与在职消费关系的研究。

二、研究背景与假说提出

（一）理论背景

在职消费的理论基本遵循Jensen和Meckling（1976）的思想，认为管理层在职消费是委托人和人之间成本的具体表现（也称“第一类问题”）[1]，并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Hart，2001；Yermack，2006；Grinstein等，2009；Liu和Yermack，2012）[11-14]。而在国内学术界中，李宝宝和黄寿昌（2012）基于理论将在职消费定义为“经理个人以其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管理性资源的过度性耗费”[8]。与之相对，在职消费的效率理论既肯定了在职消费激励高管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认为在职消费能最终提升企业业绩（Rajan和Wulf，2006；Marino和Zabojnik，2008）[2，15]。重要的证据在于，在职消费既然在全世界范围都如此普遍地存在，这反过来便证明了其在高管激励契约包（Incentive Package）中的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观点相左，但在职消费的两大阵营都有较为完整的理论基础和一定的经验支持，并不存在主次之分，而如何协调“两大阵营”的分歧、证明两者之间的逻辑一致性已经成为在职消费研究的瓶颈所在。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已经开始重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一定的协调思路。周仁俊等（2010）认为问题的关键似乎在于寻求一个合理的程度，以及探索影响这种合理程度偏离的各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4]。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权小峰等（2010）、程浩（2013）及张月明和吴春雷（2014） [16-17，10]。但遗憾的是，上述文献要么止步于理论探讨，要么过度关注在职消费的高低程度而忽略了导致偏离产生的制度性原因，难以提供关于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行为和结果的全貌。万华林（2007）指出，在职消费的双重理论属性意味着研究在职消费必须详尽考察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9]，暗示目前国内在职消费研究的“一边倒”现象很可能是内生于转轨背景的经济政治现实。基于此，现有文献分别从薪酬管制、冗员负担角度提供了一定的间接证据（陈冬华等，2005；刘银国等，2009；陈信元等，2009；张敏等，2013）[3，18-20]。

如上所述，在职消费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度”以及影响这个“度”的各种因素和作用机理。上述文献虽然关注到中国的制度背景，但却并未结合在职消费双重属性特征，仅笼统地研究相关制度对在职消费整体的影响。因此，针对转型期中国的经济政治的事实，本文将选取薪酬薪酬和冗员负担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典型手段，分别考察对正常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产生的影响，探索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行为背后的制度性原因。

（二）制度背景与假说提出

1.薪酬管制与高管在职消费。新制度经济学强调企业微观行为内生于宏观制度环境，因此，在职消费问题自然无法回避中国特殊的薪酬制度现象―薪酬管制。陈冬华等（2005）指出，由于政府的行政干预，国有企业承担了很多的政策性负担，企业目标由价值最大化转而变成目标多元化，而作为所有者的政府部门由于处在信息的劣势方，很难低成本地观察到国有企业的真实经营业绩，制定整齐划一的薪酬管理体系几乎是政府的唯一解[3]。与国有企业多元化目标相对应的便是国有企业高管多元化的激励体系，而在这个不以货币薪酬为主的激励体系中，既包括政治晋升等行政激励方式，又包括在职消费等经济激励方式，因此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行为内生于其面对的薪酬管制。在道德或舆论上消极的在职消费，在经济学上可能只是高管在货币薪酬补偿不足情况下的一种自然反抗。当国有企业高管多元化的激励体系能够达到激励相容时，薪酬管制应当只会引起高管正常在职消费的产生，而一旦激励无法相容，则后果很可能是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Moral Hazard），即高管在职消费的额度和范围不再仅仅是一种“自然反抗”，更成为满足其私利的工具和手段，进而产生超额在职消费。

以上关于薪酬管制对在职消费影响的背景和理论分析是基于国有企业的，那么非国有企业是否同样适用？事实上，中国转轨经济的最大特征便是“大政府、小市场”，在这一制度背景下，所有市场主体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相关限薪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根据“锚定原理” ，非国有企业薪酬委员会在制定高管薪酬时很大程度上会参考同地区、同行业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薪酬水平，即国有企业管理层扮演了类似标杆的作用，主要针对国有企业的薪酬管制政策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非国有企业同样受到这一政策的影响。而在面对薪酬管制时，非国有企业高管甚至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原因在于非国有企业高管激励包中除了在职消费以外并不存在仕途晋升等政治激励因素。

既然薪酬管制是对自由市场薪酬契约的人为干预和限制，其导致的多元激励体系在效率上自然无法与市场化的薪酬体系相媲美。一方面，在职消费作为弥补合理人力资本的一种自我激励方式，能够鼓励高管为企业（股东）尽职尽责、提升企业绩效。但另一方面，由于在职消费其难于监管的特性，使其很可能遭到高管的滥用，实际发生数额很可能远远超过合理的补偿范围，企业业绩进而受到损害。

2.冗员负担与高管在职消费。如前所述，由于政府的行政干预，国有企业承担了很多的政策性负担。而当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的社会就业压力时便会要求辖区内企业承担更多的雇员，国有企业自然是首当其冲（林毅夫和李志S，2004；刘慧龙等，2010）[21-22]。同时，在中国当前的转型期背景下，政府的角色相对强势，并且掌握着关键资源的分配权，某些情况下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在市场产权保护机制不完善的背景下，以民营企业为主的非国有企业多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当面对政府的冗员要求时，民营企业与其拒绝，更为现实的选择是以承担冗员为条件，从而获得一定的政策性保护。刘春和孙亮（2013）的研究便表明，在国有企业完成民营化后，其政策性负担却显著增加，且所在地区就业压力越大，增加的便越明显[23]。

尽管现有研究关于冗员负担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冗员负担必将导致企业资源的浪费以及边际效率的降低，最终损害企业绩效的观点基本成为共识（刘春和孙亮，2013；曾庆生和陈信元，2006；薛云奎和白云霞，2008；）[23-25]。而在中国上市公司基本建立了以业绩为基础的高管年薪制度背景下，承担冗员负担就意味着高管需要接受由此导致的个人货币薪酬水平的降低，作为“经济人”，高管自然会在薪酬激励体系中找到其他的弥补方式。张敏等（2013）便发现，国有企业承担的冗员越多，高管的在职消费规模越大[20]。正如在薪酬管制下分析的情况类似，一方面，为了让高管配合企业承担冗员负担，企业会满足高管合理在职消费的需求，此时，正常在职消费替代了货币薪酬对高管进行激励，可以预见这部分在职消费会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但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企业无法完全分辨业绩的下降是由于冗员负担引起的还是高管经营不善所导致的，处于信息优势方的高管很有可能会夸大冗员负担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并要求更多的在职消费（即超额在职消费）作为补偿，进而导致成本的上升，最终损害公司绩效。

综合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假设：

1a：薪酬管制不仅会提高高管正常在职消费，同时还会引起高管超额在职消费；

1b：冗员负担不仅会提高高管正常在职消费，同时还会引起高管超额在职消费；

2a：高管正常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正相关；

2b：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负相关。

3.超额在职消费的治理机制。如上所述，在职消费由一种合理、必要的高管激励手段转变成公司成本的关键在于一个合理的“度”。从公司内部角度来说，当委员会各司其职，尤其是监事会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时，此时高管进行超额在职消费更有可能被股东所察觉、所制止。其次，从市场化进程角度来说。一方面，政府干预与市场化进程本来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的有形之手，无论是薪酬管制或冗员负担，的作用都会越来越弱，这便从根源上压缩了超额在职消费的空间。此外，在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由于信息的透明度更高、社会舆论更加发达，无形中也增加了高管攫取超额在职消费的成本，重者甚至会对其职业生涯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可以预期随着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提高，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规模和负面影响都会有所减弱。最后，基于中国转型期发展的历史背景，不同产权性质，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不同政治联系强度下，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动机和结果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国有企业高管实施了更多的在职消费，不仅降低了经理人激励契约的效率，更对公司价值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陈冬华等，2005；刘银国等，2009）[3，18]。但是，现有研究多从国有企业自身的治理结构出发，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高管个人这一微观行为主体的作用，尤其随着近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以及公众对国有企业高管的关注，其在职消费行为正处于“风口浪尖”的状况。与之相对，卢锐等（2008）便发现非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水平实际上高于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但企业绩效并不更好[26]。马连福等（2013）也认为由于政治晋升仍是激发国有企业经理人努力、敬业的主要机制，使得国有企业高管人员的行为更偏向表现为代表政府利益的“管家”而非掠夺者[27]。由于中国国有上市企业高管多半是组织派遣的“半官员”，其个人追求目标具有很强的仕途发展倾向，一旦组织发现或媒体曝光其奢靡在职消费行为，后果轻则警告、降职，重则甚至难逃牢狱之灾，正是出于政治层面的考虑，国有企业领导反而更有可能约束和规范其在职消费行为。而对于非国有上市企业高管而言，一方面不存在约束其行为的政治激励机制，另一方面，随着经理人员流动性的增加，很多高管更加注重眼前利益，在固定年薪制和股权激励尚不普遍的情况下，在职消费很可能成为其牟取超额私人收益的手段 。

综合以上分析，提出本文进一步分析的假设：

3a：公司内部治理质量的越高不仅能约束高管攫取超额在职消费的行为，同时也削弱了超额在职消费负面的经济后果。反之，则不具有此效应。

3b：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不仅能约束高管攫取超额在职消费的行为，同时也削弱了超额在职消费负面的经济后果。反之，则不具有此效应。

3c：当最终控制人为国有产权且高管具有政治关系时（即强政治联系），不仅能约束高管攫取超额在职消费的行为，同时也削弱了超额在职消费负面的经济后果。反之（两个条件均不满足），则不具有此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8至2013年沪市交易所上市的A股制造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 ，并按以下标准对初选样本进行筛选：（1）为消除不同监管环境的影响，剔除A+H股13支，A+B股21支；（2）为消除个别极端财务数据的影响，剔除ST、ST*和PT股票共99支；（3）为控制新上市公司业绩“大变脸”造成的影响，剔除上市时间不足1年的32支股票。经过上述处理，最终获得308家上市公司6年的样本。本文所使用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和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由作者手工整理所得。

（二）研究模型与变量说明

1.研究模型。本文使用模型（1）和模型（2）分别检验上述3个假设。考虑到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问题不仅包括短期横截面关系，还存在一定时变效应，而现有研究多采用的横截面和混合横截面数据只能反映同期和短期的变化效应。因此，本文采用了微观面板数据（Micro Panels）。通过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豪斯曼（Hausman）随机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均不能拒绝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即理论上可以认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估计量没有实质差异，但考虑到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超额在职消费（Overperks）存在不随时间变化的特性（某些样本公司在样本年限内均未产生超额在职消费，Overperks连续为0），因此，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更为合适。同时，考虑到模型随机误差项可能存在的截面异方差和同期相关，使用截面加权SUR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

2.正常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在模型（1）和模型（2）中，Normalperks和Overperks分别表示高管正常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首先，对于上市公司实际在职消费（Perks）的度量，国内现有研究多将年报中“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流出”中披露的办公费、差旅费、业务招待费、通讯费、出国培训费、董事会费、小车费和会议费八类明细项目数据加总而得（陈冬华等，2005）[3]，但逯东等（2013）和张敏等（2013）[7，20]却发现，现有上市公司中极少有完整披露以上八个项目的，甚至呈越来越少的趋势。针对此现象，黄再胜（2013）[29]认为当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越高时，就越倾向刻意隐瞒与在职消费有关的信息披露。据笔者统计，样本公司中完整披露八个项目的不足总体四成，若仍沿用上述方法将导致样本数量的大幅下降，同时也会造成样本选择的偏差问题（伍德里奇，2010）[30]。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借鉴了李善民等（2009）、肖星和陈婵（2013）的做法[31-32]，以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流出”作为高管实际在职消费（Perks）的变量。

其次，对于超额在职消费的度量，本文采用高管实际在职消费与由经济因素决定的预期正常在职消费之间的差额表示（权小峰等，2010）[16]。而预期正常在职消费则通过模型（3）估算得到。同时，参考马连福等（2013）[27]的做法，当得到的超额在职消费小于0时（即该公司该年未发生超额在职消费），令Overperks等于0，否则为该差额本身。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还将使用未做此处理的Overperks对模型重新进行回归。

3.薪酬管制。在模型（1）中，Gap表示上市公司高管面临的薪酬管制。已有研究发现，薪酬管制通常的做法就是规定高管年薪与员工年薪间不得超过若干倍，即管制的直接结果便是使得高管平均薪酬和员工平均薪酬的差距缩小。因此，借鉴陈信元等（2009）[19]的做法，使用薪酬最高前三位高管平均薪酬与员工平均薪酬的比值表示样本公司的薪酬管制状况。其中，员工人均薪酬是“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流量”与员工总数之比。

4.冗员负担。在模型（1）中El表示上市公司所负担的超额冗员。对于冗员负担的度量，本文参考张敏等（2013）[20]的做法，采用公司实际雇员规模与经济因素决定的预期正常雇员规模之间的差额表示。而预期正常雇员则通过模型（4）估算得到。

5.企业绩效。在模型（2）中，ROA和ROE均表示企业绩效。国内现有研究对于企业绩效的度量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方式：1、以Tobin’Q和EPS为代表的市场化指标；2、以ROA和ROE为代表的会计化指标。对于市场化指标，有学者认为，由于我国股市某些特殊的特征，使得采用市场化指标的条件不完全具备（周仁俊等，2010）[4]。因此，本文选用应用更广泛的ROA和ROE作为企业绩效的变量。同时，考虑到企业绩效和在职消费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本文借鉴谢德仁等（2012）[33]的做法，使用ROA和ROE的差分变量作为模型（2）的被解释变量。

6.控制变量。借鉴权小锋等（2010）[16]，本文选择以下五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合成管理层权利变量（Power）：1、管理层持股比例；2、董事长兼任CEO；3、董事会规模；4、内部董事比例；5、高管政治关联 。除此之外，本文还考虑了以下相关企业特征变量和区域变量：企业规模（LnAsset），定义为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Debt），定义为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盈余公积率（Surplus），定义为企业盈余公积总额与总资产之比；政府补贴（LnSub），定义为企业财政补贴总额的自然对数；独立董事规模（Indep），定义为企业独立董事总人数；资本密集度（Capital），企业固定资产与总资产之比；激励强度（Incentive），薪酬最高前三位高管薪酬与净利润之比；管理层贡献（Effort），定义为剔除营业外收入、所得税费用等外在因素后营业收入与总资产之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Top1），定义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平方（Top12），定义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股份性质（State），定义为最终控制人为政府机构或国有企业则取1，否则取0；西部地区（West），定义为企业注册地为西部地区则赋值1，否则为0；东部地区（East），定义为企业注册地为东部时赋值1，否则为0 ；年份（Year），定义为年度虚拟变量。

四、实证研究

（一）描述性统计

表1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样本公司高管正常在职消费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0891和0.0838，表明样本为右偏特征。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均值为0.0306，最大值为2.2142，标准差为0.1120，说明各样本公司高管利用在职消费攫取私人收益的力度存在一定差异。资产收益率（ROA）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0009和-0.0007，表明中国制造业经营状况普遍处于“每况愈下”情形，这值得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薪酬管制（Gap）的均值、中位数分别为7.6917和5.8987，且标准差达到7.2021，表明样本企业薪酬管制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冗员负担（El）的最大值为58.1383而最小值仅为-2.1103，标准差为1.6570，这与张敏等（2013）[20]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其余控制变量的标准差在整体上处在较低的水平，说明这些变量的分布在样本中具有一定趋同性，也反映了制造业的整体特征。

（二）多元回归分析

1. 制度背景与高管在职消费。表2报告的是薪酬管制和冗员负担对高管正常在职消费、超额在职消费影响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薪酬管制与正常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均负向相关，但前者不显著（系数-0.0006），而后者显著（-0.0014），部分支持了假设1a，说明高管更多时候是在“借薪酬管制之名，行牟取私利之事”。其次，冗员负担分别与正常在职消费、超额在职消费均显著正相关（系数为0.0036和0.0037），假设1b得到经验支持。意味着在承担超额冗员后，高管作为信息优势方，不仅得到了应有的薪酬补偿，还进一步获得了超额私人收益。

2. 高管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本文的目的之一便在于证明高管正常在职消费和超额在职消费作为“两大阵营”的现实代表，应该对企业绩效分别具有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即为在职消费是一个“度”的假说提供直接的经验支持。从表3中可以看出，当被解释变量为ROA时，高管正常在职消费为0.0311（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而超额在职消费系数为-0.0202（同样在5%的水平下显著）。以上结果意味着，正常在职消费发挥了类似货币薪酬中“最优契约”的激励作用，是在企业利益最大化的条件下产生的，而超额在职消费则属于成本的一种，其代价是牺牲企业（股东）的利益。在职消费“效率理论”和“理论”均得到经验支持。而当被解释变量为ROE时，以上分析并未发生实质变化，假设2a和2b均得到验证。

3.超额在职消费的治理机制 。表4报告的依次是不同公司治理质量、不同市场化进程及不同政治联系强度下薪酬管制、冗员负担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规模的影响。首先，当样本为公司治理质量较高组时，尽管薪酬管制（Gap）和冗员负担（El）仍然分别与超额在职消费呈负相关和正相关，但均不再显著。与之相对的，当样本为公司治理质量较低组时，Gap和El分别于Overperks呈显著负相关和正相关，证明了随着公司治理质量的提高、监督体系的完善，使得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掠夺之手得到有效控制。其次，当样本为不同市场化进程组时，可以发现：薪酬管制、冗员负担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之间依次分别呈显著负相关、正相关，但两组之间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意味着当前转型期背景下，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高管牟取私人超额收益的约束力不明显，市场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最后，考察不同政治联系强度是否对原有假设产生差异化影响。由表4可知，薪酬管制和冗员负担分别与超额在职消费呈负相关和正相关，但强政治联系组的系数不显著，而弱政治联系组显著，这一结果为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行为更偏向于表现为代表政府利益的“管家理论”提供了初步的经验支持。

与表4对应，表5报告了以上不同分组下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首先，当样本为高、低公司治理质量组时，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ROA）均呈负向相关，但前者不显著而后者显著（系数为-0.0668），说明公司治理质量的提高不仅约束了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行为，更削弱了这一行为负面的经济后果。其次，当样本为不同市场化进程组时，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负向相关，但都不显著，这与表4的结果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说明市场化进程的提高对高管攫取超额在职消费行为和后果的约束效应均不明显。最后，当样本分别为强政治联系、弱政治联系时，前者的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为负相关，但不再显著；后者则为负相关且显著，进一步支持了本文关于政治力约束高管行为和后果的假说。假设3得到了应验。

通过表4和表5可以发现，就目前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行为和后果而言：一方面，公司内部治理质量提高带来的效应比市场化水平提高的效应更为显著；另一方面，在当前政府依然较为强势的背景下，政治力约束比市场力约束可能更为直接有效。

（三）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检验。高管超额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一方面，超额在职消费可能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企业绩效越好也可能引起更高的超额在职消费。前文采用了差分变量的方式来控制此问题，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加可靠，本文进一步作了以下测试。采用Hausman内生性检验并将解释变量整体滞后一期的方法重新进行测试，结果并未发生实质变化。

2.变量替换。对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Overperks），本文在前面曾规定当小于0时，令其等于0，为了避免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基于特定变量设定的结果，本文重新使用未作处理的Overperks对所设模型重新进行回归，得出的结论与前文结果是一致的。

五、结论

在职消费作为一种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存在的现象，近年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相关文献弈成汗牛充栋之势。然而，纵观现有在职消费研究，一方面多陷入过度关注其是观还是效率观的理论桎梏之中；另一方面却鲜有关注、分析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对在职消费问题的影响。实际上，明确上市公司高管过度在职消费产生的根源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不同的产生原因对于如何治理乃至消除过度在职消费的政策建议是截然不同的。鉴于此，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尝试找出影响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作用机理的制度性原因，并证明“理论”和“效率理论”内在的逻辑一致性。研究结果表明：转型期背景下，薪酬管制、冗员负担都引起了更大规模的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并且，高管正常在职消费有益于企业绩效，而超额在职消费显著损害了企业绩效，这为“两大阵营”之间的内在逻辑一致性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即在职消费很大程度确是一个“度”的问题。通过进一步分析，本文还发现：公司治理质量的提高能够削弱薪酬管制和冗员负担引起的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同时弱化了超额在职消费消极的经济后果，而当样本为强政治联系组时（国有控股+政治关联），同样存在类似的约束效应。但弱政治联系（非国有控股+无政治关联）以及市场化进程的提高则未能产生类似的效果。以上结果说明，中国现阶段对高管滥用在职消费的约束一方面来自公司内部的监督；另一方面则是迫于政府的威慑力。

经费管理论文篇5

关键词：项目管理理论；高职院校；科研经费管理

近年来，高职院校科研水平日渐提升。以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我院”）为例，近3年承担的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及筹措到的科研经费年均增幅分别超过44.2%和31.3%。这既为学院开展科研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同时也给传统科研经费管理模式带来挑战。

一、高职院校科研经费来源、特点及传统管理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高职院校科研经费的来源及特点

目前，高职院校的科研经费来源已日趋多元化，以我院为例，主要包括纵向、横向及院级科研经费三类。其中纵向科研经费主要来自教育部、省科技厅、省教育厅、市科技局等政府部门及省、市社科联和各有关学会；横向科研经费主要来自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及行业协会。

虽然各高职院校科研工作开展状况不尽相同，但调研发现，我院科研经费“一多三少”的特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多”是指近几年我院获得的市、厅级科研项目经费数量多，且基本稳占每年全院科研到账总经费的80%左右；“三少”是指我院承担的产学研横向科研项目、省部级及以上纵向科研项目及院级科研项目经费数量相对较少。其中，前两类科研项目经费具有较大提升空间，院级科研项目经费稳中有降。

（二）高职院校传统科研经费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1.项目经费管理与项目研究管理脱节。高职院校普遍对科研项目实行多重管理，以我院为例，科研项目管理由科研处牵头，协同财务处、审计处及项目负责人所在系（部）共同负责。然而，在实际管理过程中，财务处注重科研经费收支，审计处负责审计科研经费使用是否符合项目批复预算范围及有关规定，科研处更关注科研项目、科研经费的获取及科研项目研究进展与成果质量，而系（部）则更在意科研项目获取数量及项目研究产出成果。四者之间往往缺乏交流，致使项目经费管理与项目研究管理脱节。

2.科研人员对科研经费使用存在认识误区。部分科研人员认为科研项目经费是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取得的，经费的使用权应归个人或项目组所有，只要按照项目任务书或者合同要求完成科研项目的各项考核指标，项目负责人就对科研经费使用具有完全自，而学院相关职能部门的管理与监督伤害了项目组的核心利益。

3.科研经费预算编制缺乏严谨性，开支不合理。各级各类科研项目申报时，一般都要求申报人员编制全面的科研预算作为经费使用过程中的执行依据。然而，由于项目负责人缺少财务管理知识，且对于科研预算执行中的刚性要求认识不足，确定资金使用方向和额度时，缺乏严谨性，给日后项目研究过程中科研经费使用埋下了隐患，轻者出现经费开支不合理，重者项目经费开支出现严重结构性失调。

4.缺乏绩效考核，难以提升科研经费使用效益。一方面，多重原因导致科研项目实际投入成本难以准确核算；另一方面，科研项目成果评价机制不科学，难以科学量化。高职院校因科研项目成果转化率低，致使这种状况尤为突出。因此，很难准确计算科研项目的投入与产出比，从而妨碍了对科研项目进行科研绩效考核，致使科研经费使用效益进一步提升缺乏行之有效的激励。

5.管理制度不完善。高职院校一般都制定了科研经费使用的统一管理办法，如我院于2009年出台了《科研经费管理暂行办法》，执行一段时间后，又出台了《科研经费使用补充规定》，对原暂行办法内容作了进一步调整和补充。但即便这样，在应对学院日趋多元化的科研经费来源时，管理制度仍显得不够完善，甚至有时出现院级管理制度与经费下达部门的具体使用要求发生冲突的情况。

二、项目管理理论

项目管理是指把各种系统、方法和人员结合在一起，在规定的时间、预算和质量目标范围内完成项目的各项工作。即，从项目的投资决策开始到项目结束的全过程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和评价，以实现项目的目标。

项目管理理论是人们在项目管理实践中概括出来的集时间、成本、绩效管理等于一体的理论体系，其核心在于科学化、规范化，主要包括项目整体管理、项目范围管理、项目成本管理、项目沟通管理等9个知识领域的规范化管理。项目管理理论强调目标的实现和产品的质量，采用团队化工作模式，其成功的评价标准包括时间、成本、范围、质量和资源等5个方面。近10年，项目管理理论受到广泛关注，并获得广泛应用。

三、项目管理理论在高职院校科研经费管理中的实践

自2010年起我院尝试将项目管理理论引入科研经费管理实践，针对过程管理、人员认识、预算编制、开支结构、科研成本核算、经费使用效益等问题，分别实施项目整体、项目沟通、项目时间、项目范围、项目成本、项目采购、项目质量、项目人力资源和项目风险等9大管理。

（一）项目整体管理和沟通管理

项目整体管理指在项目整个生命周期内，汇集项目管理所有知识领域，对所有项目计划进行整合执行及控制，以保证项目各要素相互协调的全部工作和活动过程。项目沟通管理指为了确保项目信息合理收集和传输，以及最终处理所需实施的一系列过程。包括为确保项目信息及时适当的产生、收集、传播、保存和最终配置所必需的过程。

将项目整体管理和沟通管理引入科研经费管理后，一方面，项目经费到账后，即由财务处和科研处对科研经费在分项管理、分项核算、分项评审、综合评估的基础上进行“总控制”，实行集中管理，并由审计处跟踪审计项目进行中科研经费使用是否符合项目批复预算范围及有关规定；另一方面，针对每一项市、厅级及以上科研项目，三部门、项目组及项目所在系（部）定期交换信息，沟通认识上存在的误区，目标一致，保护项目组的核心利益，避免财务风险，实现科研经费的科学和规范管理。

（二）项目范围管理

项目范围管理指对项目必须包含的工作范围加以定义并进行管理。包括确定项目的需求、定义规划项目的范围、范围管理的实施、范围的变更控制管理以及范围核实等。

引入项目范围管理后，一方面，科研处协同项目负责人所在系（部）监督各级各类科研项目按照前期制定方案如实开展研究；另一方面，在不影响项目正常开展的前提下，对一些费用开支设置必要限额，杜绝科研经费支出结构性失调现象；第三，学院严把项目经费报销关，以论文为例，要求论文内容必须与项目相关且文中须注明项目批号，并提供论文原件及与论文原件信息相符的版面费票据、发票等，确保项目经费专款专用。此外，针对学院科研经费来源多元性，尽量细化经费管理办法，分纵向文科和理工科项目、横向文科和理工科项目以及院级科研项目等多个类别分类管理，力争把所有可能的情况都包含进管理范围之中。

（三）项目时间管理

项目时间管理指为保证按时完成项目，合理分配资源，发挥最佳工作效率而进行的活动定义、活动排序、活动历时估计、进度计划开发和进度计划控制的管理过程。

引入项目时间管理后，一方面由科研处协同系（部）督促项目组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投入适量经费，产出较多成果，及早完成项目考核指标，顺利结题；另一方面，科研处配合财务处督促项目组在项目结题后尽快办理项目结余经费结算、结转事宜，避免科研经费长期闲置，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益。

（四）项目成本管理和采购管理

项目成本管理指为使项目实际成本不超过项目预算成本而进行的项目资源规划、项目费用估算、项目费用预算和项目费用控制的管理过程。项目采购管理指从执行组织之外获取货物和服务的过程，包括采购计划、询价计划、询价、渠道选择、合同管理和合同收尾。

引入项目成本管理和采购管理后，一方面，我院实施了项目负责人协同科研处、财务处及审计处共同编制项目经费预算制度。对于数额较大的经费预算，项目负责人在编制时，须提供详尽的市场调研和技术方案论证报告，以确保经费预算编制的严谨性。另一方面，学院严把科研物资采购关，在遵循科研活动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原则上规定项目研究用大宗设备应根据经费预算报学院审批，由后勤管理处设备科采用招标、竞争性谈判、认质认价、单一来源采购等方式集中采购一次，以避免因重复购置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经费流失。此外，科研处协同其他相关职能处室通过组织、安排、调配等手段，充分发挥经费投入的积极作用及教科研资源共享，从学院层面最大限度降低科研项目新增成本投入。

（五）项目质量管理

项目质量管理指保证项目兑现它关于满足各种需求的承诺的一切活动。其主要包括三个过程：质量计划、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引入项目质量管理后，一方面，自2011年起我院要求新立项市、厅级及以上科研项目立项后1个月之内参加由科研处组织、校内外相关专家共同构成答辩小组的项目公开开题答辩，从源头起狠抓项目研究质量；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经济杠杆作用，对经费数目较大项目，如科技创新载体平台等实施“343”阶段性经费划拨办法，项目开题后经费划拨30%，通过中期检查后再划拨40%，结题验收合格后兑现剩余30%。科研处与财务处定期交换项目研究进展与经费支出信息，全程掌控项目投入与成果产出情况，保证项目研究质量和经费使用效益。此外，制定并实施《科研项目成果量化管理办法》，科学量化项目成果，按年度考核项目绩效，实施优秀项目奖励制度，形成提升科研经费使用效益的长效激励效果。

（六）项目人力资源管理

项目人力资源管理指最有效地发挥每个参与项目人员作用的一切活动。主要过程包括：组织计划编制、人员获取和团队建设。

引入项目人力资源管理后，一方面，我院实施了以项目或科技创新平台为载体，将研究方向相对集中、研究能力、学术水平、学术道德和责任心俱佳的教师组成科研团队，并以团队为单位就有关管理制度进行培训，为项目组科学、合理、规范使用科研经费打下良好基础；另一方面，依托科研团队或技术平台，精心培育科研项目，力争经过几年研究积累，在冲击更高层次科研项目方面有所突破。

（七）项目风险管理

项目风险管理是指通过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价去认识项目的风险，并以此为基础，合理地使用各种风险应对措施、管理方法、技术和手段，对项目的风险实行有效的控制，妥善处理风险事件造成的不利后果，以最少的成本保证项目总体目标实现。

引入项目风险管理后，一方面，我院实施科学、规范、严谨的项目评审制度，严把项目申报关，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前提下，确保研究能力强、学术水平高、学术道德和责任心俱佳的老师从申报队伍中脱颖而出；另一方面，通过实施严格的经费报销审批手续，严把费用报销关，坚决杜绝违规经费支出现象，确保科研项目经费零风险管理。

四、结束语

为了应对高职院校传统科研经费管理模式存在的诸多问题，引入成功的管理理念，实现管理机制创新是关键。项目管理理论是现代管理学中一种先进、实用且经过实践检验并不断完善的管理理论。将其引入高职院校科研经费管理后，促进了科研经费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提升了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益。在最大限度保护科研项目组核心利益的同时，有效推动了高职院校科研工作的持续、健康、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 许志俊.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误区及改进建议[J].商业

会计，2011，（18）.

[2] 韩卓飞.高校科研经费管理浅探[J].中国经贸，2011，（14）.

[3] 毛建梁.项目管理理论在高职科研经费管理中的应用研

究[J].科学管理研究，2011，（2）.

[4] 陈莉敏.高职院校科研经费管理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

高校科技，2011，（11）.

[5] 孙元利.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J].

财务与金融，2009，（1）.

经费管理论文篇6

论我国发展消费信贷的相关问题及法律对策

2. 毕业论文选题来源、价值和目标：

消费信贷作为一种消费形式在我国虽然刚刚起步，但在国外却早已非常流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消费信贷首先在美国兴起。二战后，西方一些国家的商业银行为了有效运用资金，增加利润收入，将贷款逐步从生产领域扩大到消费领域，使消费信贷成为商业银行的一项重要业务，并得到了迅速发展，消费信贷业务的收益也成为各大商业银行的重要利润来源。在我国,“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十分盛行，所以，许多中国人都还是“零信用”记录。尽管在有些大城市人们的信用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已有相当一部分人突破了自己的“零信用”记录，但是，大多数人仍然对贷款消费持谨慎态度。

为了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我国已将发展个人消费信贷提上了经济工作的议事日程，作为消费信贷参与者的商业银行和商品销售方也纷纷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消费信贷的商业措施，但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统一规范消费信贷活动和调整消费信贷关系的全国性法律。当前我国调整消费信贷的规范性文件，层次较低，如《个人定期储蓄存款存单小额抵押贷款办法》(中国人民银行1994年12月12日)、《商业银行自营住房贷款管理暂行办法》(银发[1995]220号)《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4月1日起实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房地产信贷部职工住房抵押贷款暂行办法》(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992年9月23日)、《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指导意见》(中国人民银行1999年3月2日)等，这些“管理办法”和“指导意见”均未达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层次。当前城乡消费信贷业务的迅速发展，呼唤我国消费信贷法尽快出台，为城乡金融机构和有关商业企业拓展消费信贷业务，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与法制环境。

本文分析消费信贷的产生与发展,研究我国消费信贷的发展概况、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试图从营造有利于消费信贷发展的宏观环境、加强消费信贷管理、特别是在健全和完善消费信贷立法等几个方面寻找促进我国消费信贷稳健发展的途径。

3. 毕业论文工作内容：

1 查找现有文字资料

2 对开展消费信贷工作的商业银行、商品销售单位以及已经采用信贷方式进行消费的个人进行调查，了解在实际生活中使用消费信贷时所遇到的问题。

4. 进度计划：

预计用20周完成毕业论文，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第1——2周：查找资料，初步确定论文题目;

第3周：与老师商讨，确定论文题目;

第4周

第5周：完成开提报告及论文大纲交老师批阅;

第6——11周：依据论文大纲完成论文一稿交老师批阅;

第12——13周：完成论文二稿

交老师批阅;

第14——15周：翻译相关英文资料;

第16——17周：完成论文三稿;

第18——19周：完成相关论文简介、答辩提纲等;

第20周：定稿打印。

5. 主要参考文献、资料：

1 谢渡扬主编：《消费信贷指南》，地震出版社，2019.7

2 李世谦主编：《信用消费》，经济管理出版社，2019.6

3 曾益：《关于国有商业银行个人信贷业务的思考》，《投资与研究》，2019.第2期

4 邱尚启：《消费信贷的风险与防范》，《金融时报》，2019.2.17

5 《上海消费信贷形势喜人》，《国际金融报》，2019.2.1

6 周雯霞、吴振华：《消费信贷利国利民，提速发展正当其时》，《中国城市金融》，1999.第6期

7 赵辉：《美国的住房信贷运行机制》，《现代商业银行》，2019.第1期

8 叶永刚、邓亚平：《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信贷及其发展》，《理论与实践》，2019(20)

9 尹世杰：《我国当前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几个问题》，《消费经济》，2019(1)

10 白玉玲：《论健全消费信贷法制》，《财经理论与实践》，2019(1)

11 刘锡平主编：《消费信贷指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9.8

12 粟勤：《消费信贷》，中国审计出版社，2019.1

13 王伯栋：《铺就消费信贷的绿色通道》，《中国金融》，2019.第11期

14 莫正宁：《借鉴外国成功经验发展我国消费信贷》，《金融理论与实践》，2019.第4期

15周显志：《消费信用立法初论》，《财经理论与实践》，1997，1

经费管理论文篇7

关键词： 股市波动；基金管理费报酬；中介效应；激励相容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4-0045-05

一、引 言

股票市场的稳定不仅与投资者的利益紧密相连，更是一国金融体系健康运行的重要保证。机构投资者成熟的价值投资理念，对稳定股票市场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这种观点影响下，自2001年底开始，中国就采取了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的战略，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中所占的比重迅速增加，对市场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强。中国证券市场上目前已形成了包括封闭式基金、开放式基金、保险公司、QFII和券商自营资金在内的众多机构投资者，其中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是规模最大的机构投资者，也是管理层大力发展的主要对象，统计数据显示，基金已经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上最主要的机构投资者，在中国股市稳定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政府试图利用基金的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特性来减小股价非理性波动，促进股票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市场制度建设和相关政策的配套。一个合理的激励制度是保证基金把稳定股市作为自己责任的一个重要制度保障，在国内基金市场上采取的是一种单一的管理费激励制度，即基金的收入来自于对基金管理费的提取，提取方式为按基金资产净值的一定比例的年费率提取的固定费率模式[1]。这种固定费率的激励模式，除少数股票指数基金管理费率在1%左右外，绝大多数开放式股票型基金都将管理费率定在1.5%。一个好的激励机制应该是激励相容的，但基金管理费激励机制是激励相容的吗？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本文研究股市波动对基金管理费报酬的影响及其影响路径，从股市波动的视角来探讨基金管理激励机制是否具有激励相容的性质。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目前对基金管理费激励机制有效性的研究，主要有两个研究视角：一是研究基金业绩与资金流入之间的关系，间接研究基金管理费激励机制的有效性；二是研究基金管理费报酬与基金业绩之间的关系，直接研究基金管理费激励机制的有效性。两种研究尽管出发点不同，但由于基金管理费报酬依赖于基金规模，基金规模又依赖于资金的流入，因此资金流入与基金管理费报酬的变动方向是一致的，两种研究具有内在一致性。一般而言，具有良好业绩的基金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增加基金的资金流入，扩大基金规模从而使得基金获取更多的管理费报酬，此时，基金和基金投资者同时能够获取收益，也就是说基金管理费激励机制是激励相容的。国外许多研究表明基金业绩与资金流入之间的关系是正的，如Chevalier和Ellison（1997）[2]、Sirri和Tufano（1998）[3]等的研究。但国内的研究，如李曜和于进杰（2004）[4]、刘志远和姚颐（2005）[5]、束景虹（2005）[6]、陆蓉和陈百助等（2007）[7]、彭惠和江小林等（2012）[8]等，他们的研究结论均表明中国基金市场中存在“赎回异象”现象，即基金赎回率与业绩正相关，这实质上表明基金管理费激励机制不具有激励相容的性质。

在基金管理费激励有效性的研究方面，曾德明和刘颖等（2005）[9]对基金管理费与投资组合收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两者之间不相关。曹兴和彭耿（2009）[10]从基金流入与业绩之间关系的角度研究了基金管理费激励的有效性，发现管理费激励虽然有一定的作用，但效果并不突出。王性玉和田建强（2009）[11]研究了本期基金业绩与上期管理费以及托管费之和之间的关系，以此证明中国管理费激励没有起到激励作用。尹洁和陈收等（2011）[12]对中国开放式基金的管理报酬与业绩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两者之间不相关，由此得到管理费激励没有起到激励约束作用的结论。

以上研究均是从基金业绩的视角在考察基金管理费激励机制的效果，这是一种微观视角，即从基金投资者的角度来考察激励机制的有效性，本文从宏观上，即从股市波动的角度来研究基金管理费激励机制的效果，并从理论上探讨股市波动对基金管理费报酬的影响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中国基金管理费计提的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8年3月开始，基金管理公司按基金资产净值的2.5%提取管理费；第二阶段从2000年初开始，基金管理公司采取了固定费用加业绩报酬的方式，将固定费率由2.5%调低为1.5%；第三阶段从2002年开始，中国证监会规定所有基金管理公司必须取消业绩报酬，实行固定比率提取管理费的制度，根据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不超过1.5%的年费率计提；第四阶段从2007年开始，中国基金管理费率一刀切的状况开始了变新的变化。2007年有大成基金管理公司又开始实施了“业绩报酬”，即激励费制度，这是在2001年业绩报酬被禁止后的首例，2008年博时价值增长开放式基金在招募说明书中承诺，在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低于价值增长线期间，博时基金公司将暂停收取基金管理费，随后又推出后端收费模式[13-14]。但总的来说，这样的变化是小范围的，基金管理费报酬主要受到基金规模的约束，基金规模越大，基金管理费报酬必然越高。

由于基金管理费是按照基金净资产的固定比例提取的，而基金资产的净值随着投资组合资产的市场价值和吸引新的投资者持有该基金份额的增加而增加，所以以净资产为基础提取管理费是一种显性的激励机制。对于开放式基金，基金业绩的好坏会影响到基金投资者的申购和赎回行为，从而影响到基金规模，而管理费的提取是以基金规模为依据的，因此，即使在管理费激励的情况下，基金管理公司也有动力去管理好基金。开放式基金最大的优势正在于这种良好的市场选择性，它能使管理人利益与投资者利益趋于一致[1]。可见，管理费激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基金管理人，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努力经营、谨慎投资，尽其所能给投资者以高的收益。在股票投资中，收益与风险是相对应的，它们之间的基本关系是：风险大的证券要求的收益率也高，而收益率低的投资往往风险也比较小。风险通常以价格的波动性衡量，波动越剧烈，表示风险越高，同时也预示着潜在收益也越高。

综上所述，股市波动对基金管理费报酬的影响可以从以下路径（如图1所示）来说明：股市波动越大，给基金交易提供的机会越多，基金获取更高收益的概率越大，好的基金业绩能够提高基金的声誉，导致投资者增加对该基金的申购，这样就能增加基金规模从而达到增加管理费报酬的目的。

但是，上述路径的成立需要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基金具有专业投资能力，即基金有能力在股市波动中抓住机会来提高基金业绩；第二，投资者是理性的，即基金流入与业绩之间的关系必须是正向的，也就是说，投资者会申购业绩好的基金进行长期投资，而不是在基金业绩转好时赎回基金以获取短期收益。在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上述两个条件应该是成立的，据此我们提出如下的假设：

假设：股市波动对基金管理费报酬有积极的影响，基金业绩在股市波动对基金管理费报酬的影响中存在正的中介效应，即基金有能力在股市波动中发掘机会来提高业绩，从而提高管理费报酬。

如果以上假设能够被证实，则说明基金管理费激励能够提高基金业绩，并且提高基金的收入，从股市波动的视角来看，基金管理费激励机制是激励相容的。

本文利用上述三个模型和中介变量的分析逻辑去推论与实证分析股市波动是否会对基金管理费报酬产生积极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是否是通过基金业绩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

（三）样本描述性统计

研究股市波动对基金管理费报酬的影响，考虑股票型开放式基金。2003年10月28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证券投资基金法》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我国基金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因此本文的样本区间确定为2004年1月1日-2012年6月30日，符合条件的基金共有21只②。中国基金管理费情况只在半年报和年报中公布，因此本文的数据以半年为周期，一共17期，每个变量共获得357个数据。本文采用Eviews 6.0进行实证分析，所有数据均来自国泰安的CSMAR数据库，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四）协整检验[17]

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方法主要有Pedroni（1999）[18]和Kao（1999）[19]提出的检验方法，这两种检验方法的原假设均为不存在协整关系，对面板数据回归中得到残差统计量进行检验。为了保证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Kao和Pedroni两种检验方法来做协整检验。Pedroni检验中有七个统计量，Pedroni（2004）的Monte Carlo模拟实验的结果显示对于t大于100的样本来说，所有的七个统计量的检验效力都很好并且很稳定。但是对于小样本（t

（五）实证结果分析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我们对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是可信的。对实证模型分别进行Hausman检验以确定采用随机效应还是固定效应模型，得到的结果如表3所示。由于三个模型中的中介变量和自变量的系数都是显著的，根据温忠麟和张雷等（200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的判断标准，可以判定基金业绩的中介效应显著。由于模型（3）中股市波动变量的系数显著，因此是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8.75%③。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股市波动对基金管理费报酬有直接的正效应，即股市波动越大，基金管理费报酬越多；另一方面，股市波动越大，基金业绩越差，表明基金并不能在股市波动中发掘机会，但由于基金业绩与管理费报酬之间的关系为负，越小的报酬反而不会减少太多的管理费报酬，即股市波动通过基金业绩对基金管理费报酬有间接的正效应。尽管实证发现股市波动对基金管理费报酬存在积极的影响，且基金业绩也起到了正的中介效应，但这是在“赎回悖论”和基金投资能力低相互叠加的情况下产生的，假设没有得到了实证的支持。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实证分析检验了理论假设，结果表明，在没有增加基金业绩的情况下，股市波动对基金管理费报酬存在积极的影响，此结论从股市波动的视角证明了基金管理费激励机制并不是激励相容的。根据实证结果，可知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基金并没有表现出超强的投资能力；另一方面，基金存在“赎回悖论”，即基金业绩与资金流入负相关，反映出基金投资者存在短期投资行为。

目前，中国的机构投资者几乎全部由证券投资基金构成，这些基金都采取单一的管理费率激励机制，在激励结构等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导致他们在投资行为上的高度一致性，这对投资机会的发掘存在负面影响。我们可以借鉴拥有发达资本市场的国家的做法来完善这种基金管理费激励机制。在美国，绝大多基金都收取固定费率的管理费⑨，但其表现却优于中国基金。对于中国基金管理费激励制度的完善而言，美国的经验有两点值得借鉴：一是基金类型的多样化。美国基金市场存在很多不同类型的基金，这些基金具有不同的投资风格、投资理念和投资偏好，这种差异使基金选择的目标不同；二是应扩大管理费率的范围。管理费率不可设定为单一费率，费率的大小应当和规模相关，美国的基金虽然也是固定的管理费率，但不是单一的，基金规模越大费率越低，即使基金规模相同，基金的管理费率也是不同的，对于业绩较好的基金，投资者愿意提供较高的管理费率，这对基金能够提供更强的激励。在投资者方面，应该通过加大投资理财方面知识的教育来提高理性程度，并强化长期投资的理念。

注释：

①所有变量的下标t表示时间，i表示基金个体，σ2t之所以没有下标i，是因为对于每只基金而言，市场整体的影响都是一样的。

②在2004年1月1日-2012年6月30日这个时间区间内，一直交易的基金（剔除了指数型基金，并剔除了博时价值增长基金）有21只，包括华夏成长（000001）、华夏回报（002001）、国泰金鹰增长（020001）、华安创新（040001）、嘉实成长收益（070001）、嘉实增长（070002）、嘉实稳健（070003）、长盛成长价值（080001）、大成价值增长（090001）、银河银联稳健（151001）、普天收益（160603）、融通新蓝筹（161601）、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成长（162201）、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周期（162202）、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稳定（162203）、银华优势企业（180001）、金鹰成份股优选（210001）、招商安泰股票（17001）、宝康消费品（240001）、景顺长城优选股票（260101）和海富通精选（519011）。

③计算公式为0.025×0.045/0.006=0.1875。

④在美国，采取激励费的基金只占有不到2%的比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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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 Chevalier， Ellison G. Risk taking by mutual funds as a response to incentives[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7（105）：1167-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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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P. Pedroni. Critical Value for Cointegration Tests in Heterogeneous Panels with Multiple Regressors[J].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9，61（11）： 653-670.

经费管理论文篇8

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提供以下内容参考，如下： 论成本管理的两个方面：效益与利益 一、成本管理的属性与成本管理的两个方面 成本，通常是指产品的生产成本（注：本文所论及的成本仅指生产成本，而非任意的成本类别。）。成本作为经济范畴，是指为获得一定的产品或劳务所发生的生产性耗费。这种耗费既同社会生产力相联系，也同社会生产关系相联系。前者决定了成本管理必然要服从一定的效益目标，后者则决定了成本管理必然要服从一定的利益目标。 1.成本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撇开成本的社会形式，成本表现为生产过程的生产要素耗费，反映着生产者所投入的生产要素转换为一定量产品的物质技术关系。经济效益作为生产者从事生产活动所获得的净收益，其量的大小则由这一物质技术关系所规定。这一物质技术关系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指投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要素的配置关系，二是指投入与产出的转换关系。投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要素的配置结构越合理，生产要素向产品的转换效率越高，同量的生产要素投入获得的产出就越多，或者说单位产出耗用的生产要素越少，单位产品成本越低，在产品售价既定的前提下，经济效益就越好。 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种再生产活动，为使再生产活动持续进行，必须使消耗的生产要素得到补偿，补偿的尺度同样取决于投入的生产要素与其产出的物质技术关系。人们只有不断地完善与优化这一物质技术关系，逐渐降低维持再生产活动的生产要素的补偿量，才能不断地增加净产出，为扩大再生产提供日益强大的物质基础，进而有效地解决资源的有限性与欲求无限性的矛盾，使人们的需要获得更大范围、更高程度的满足。 2.成本与经济利益的关系 成本不仅仅与经济效益相关，也同经济利益相关。这是因为成本作为在一定生产关系下所发生的生产耗费，不仅反映着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而且反映着一定的经济利益关系。 第一，成本体现着特定的生产关系。成本作为生产耗费及其补偿的尺度，总是与特定的主体联系在一起的。主体不同，成本构成、内容也会有所不同。按照马克思的成本价格理论观点[1]，由于生产商品的活劳动耗费中为资本家提供剩余价值的劳动部分，不需资本家支付任何代价，所以，对资本家来说，商品的生产费用，是由资本的耗费来计量的，亦即生产成本包括生产资料转移价值C与劳动力工资V两个组成部分。而在小商品生产者看来，商品的生产性耗费仅指物化劳动耗费，活劳动耗费则不在商品的生产性耗费之列。可见，生产关系不同，生产要素耗费与补偿的主体不同，生产成本的构成就不同，所体现的经济利益关系也就不同。 第二，成本构成体现着一定的分配关系。比如，包含在成本中的工资、津贴、补助、福利费等项目，就是劳动者参与收益分配的具体方式。生产经营者既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以降低单位产品中的费用支出，也可以通过降低工资水平、缩减补贴与津贴、裁减人员等形式压低成本费用水平。前者体现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优化，后者则体现着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动。 第三，成本作为生产耗费的补偿尺度，其大小必然会对生产者的净产出量发生影响，进而对相关利益者的经济利益格局发生影响。在总产出既定的前提下，净产出量的大小无疑由补偿成本量的大小来规定。这样，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比如在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或国家以所得税形式参与生产者的经营成果的分配时，生产经营者人为地少计补偿成本，虚增净产品，以夸大业绩，或生产资料所有者人为地多计补偿成本，虚减净产出，以降低税负的行为便可能发生。为形成合理的经济利益格局而进行的成本管理，显然不属于效益管理的范畴，而属于利益管理的范畴。 综上所述，成本作为经济范畴，一方面反映着人们的生产耗费与生产效率水平，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反映着一定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与此相应，成本管理也必然包含两个方面，即成本的效益管理方面与成本的利益管理方面。 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提供以下内容参考，如下： 论成本管理的两个方面：效益与利益 一、成本管理的属性与成本管理的两个方面 成本，通常是指产品的生产成本（注：本文所论及的成本仅指生产成本

经费管理论文篇9

论文提要:我国商业银行对小额存款账户开征管理费已经施行了三年多时间，学界的态度已渐趋理性。本文试图从银行经营管理角度对该问题进行回顾和再探索，指出该管理费的开征对提高银行中间业务收入的贡献高于账户数量减少带来的成本节约。

一、问题背景

2005年5月11日，

综上所述，银行对小额存款账户收取管理费应经过切实的测算和论证，并考虑到一个国家的居民储蓄习惯和收入水平。在发达 金融 市场上，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对储户的细分来分类收取管理费，但是我国商业银行具体到各个地区的分行所面对的收入结构并不一定能支持这种细分，此时稳定储户来源比一窝蜂的收费更为重要。

从我国商业银行对收费标准和实际收费后的效果来看，与理论推导并不完全一致。目前，虽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对于开收小额账户管理费将会带来多少收入均没有公开的测算数据。但仍有相关统计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问题。如，据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的统计数字显示，建行广东省分行原有3，150万户个人活期账户，其中有80%的账户（约2，500万个账户）是小于400元的小额账户，排除了免收的14类账户以后，列入收费范围的小额账户数量大约为1，000万个。按照建行每个账户每季度收费3元的标准，每月账户管理费为建行广东省分行带来的增收效应则为1，000万元，全年将为1.2亿元。相对于建行广东省分行公布的2004年度账面利润41.29亿元而言，其贡献率也接近3%。作为国内营业网点最多、覆盖范围最大、占据国内银行市场份额最大的工商银行在启动小额账户收费以后带来的净利润绝对值的增加，以及对全行资产收益率的贡献，可能要超过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这还未考虑节约系统维护成本和人力资本后的收益。

有业界资深人士表示，银行储蓄业务的平衡点大约在1，000元，账户余额低于1，000元的业务银行会亏本。但实际中银行的收取界限鲜有定为均衡数额的操作。率先启动小额账户收费的建设银行深圳分行制定500元的标准是与当地储户的习惯相关的：许多低收入的深圳打工者都是在存够500元以后取出寄回老家，这直接导致该类账户的日均余额远低于500元。各家银行多制定300元或者500元的标准，似乎只是同类推定的结果，并无 科学 测算的依据。

另外，要提出的是，许多小额账户的存在与2000年前后银行无节制地推销自己的借记卡，掀起“发卡大战”不无关系。不少银行基层单位当年出于吸引存款的需要，再加上银行内部管理的不到位，没有注重账户信息的内部共享，在开立银行账户没有任何限制，结果许多客户开立银行账户后长期并不使用，银行系统在办理每笔业务时均需对这些账户进行扫描、识别，并需长期备份、保管这些账户的 历史 数据。当这些账户占用了银行系统巨大的空间，延缓了系统的运行速度后就开征管理费。将银行当初的不审慎行为的后果强加到储户身上，有碍于我国商业银行向国际一流大银行业务经营水平的转变。

经费管理论文篇10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有商业银行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与外资银行在经营理念、资源配置、服务手段、金融创新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为增强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意识，提高其经营效益和盈利能力，推行成本精细化管理势在必行。本论文就针对商业银行的成本精细化管理进行了讨论，管理学论文提供如下： 商业银行成本精细化管理设想 一、推行成本精细化管理，必须优化组织机构 商业银行必须对所有营业机构进行全面量本利分析，把前两年及今年作为分析期，包括存款余额、存款结构、组织结构、人员配置、地理位置、发展前景等，还有工资、公关费用、业务费用等，从外部环境和同业竞争情况入手进行分类排队，结合成本管理的要求，作出静态和动态的分析，评价该机构的生命力和增长潜能，然后合理调整机构网点的设置，这是实行成本精细化管理的前提和保障。 二、建立成本认定制度，制定合理的费用分摊办法 成本精细化将改变过去由计财部门单一管理、定期核算的成本管理模式，逐步转变为全方位共同管理、贯穿经营全过程的全面成本动态管理。要推行这一管理模式，须分两步走：首先建立成本认定制度，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成本精细化管理的核算体系。 建立成本认定制度是成本精细化管理的关键，是对全行的各种经营管理行为和各项业务活动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的成本认定，然后依据所认定的标准成本落实成本责任，达到增收节支的效果，实现利润最大化。在实际操作中，首先要按成本精细化管理的要求将成本认定的对象进行细分，落实按部门、按客户、按专业的成本认定制度，把成本管理渗透到经营过程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成本认定的对象包括业务部门和非业务部门。业务部门包括存款部门、信贷部门、计财部门和经营网点，及存、贷款资金和财务资金及其运行过程;非业务部门包括后勤保障中心、人事、办公室等部门。 制定合理的费用分摊办法，要本着“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准确计算分摊。如牡丹卡业务，其费用支出中含有其他专业受益的成分，而营业网点办理牡丹卡业务也会使该业务部门受益，因此要分别计算，分别承担。这就要求对各部门成本构成要素，尤其是费用成本进行最精细的分析。总的来说每个部门的费用都包括以下内容：招待费、固定资产折旧费、业务宣传费等（以下有成本构成要素分析）。实行费用分摊就是将成本明细化，在初步认定的基础上进行成本对象的细分，逐步使成本的核算精细化。 费用分摊可分两部分，一是机关管理费用作为固定费用进行分摊，二是部门内部产生的费用作为变动成本进行核算。 （一）机关管理费用分摊。这部分费用包括各项营业费用、业务招待费用、宣传费、固定资产折旧费以及各项准备金支出。计财部门根据近三年数据进行测算，估算出应计费用总额。所有成本核算单位都要按一定比例进行两部分分摊：一是按人员分摊40%，二是按业务部门分摊60%（分摊率可根据实际情况测定），单位应分摊管理费用就是这两部分的和。对按人员分摊的部分还要根据各经营网点的人员数额进行二次分摊，对按业务分摊的部分则按存款20%、贷款50%、借入资金30%比例在三个部门进行二次分摊（分摊率有待进一步测定）：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有商业银行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与外资银行在经营理念、资源配置、服务手段、金融创新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为增强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意识，提高其经营效益和盈利能力，推行成本精细化管理势在必行。本论文就针对商业银行的成本精细化管理进行了讨论，管理学论文提供如下： 商业银行成本精细化管理设想 一、推行成本精细化管理，必须优化组织机构 商业银行必须对所有营业机构进行全面量本利分析，把前两年及今年作为分析期，包括存款余额、存款结构、组织结构、人员配置、地理位置、发展前景等，还有工资、公关费用、业务费用等，从外部环境和同业竞争情况入手进行分类排队，结合成本管理的要求，作出静态和动态的分析，评价该机构的生命力和增长潜能，然后合理调整机构网点的设置，这是实行成本精细化管理的前提和保障。 二、建立成本认定制度，制定合理的费用分摊办法 成本精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