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费监管论文十篇

经费监管论文篇1

关键词：三角关系；分析工具；金融消费者保护；综合性法律机制

目前，全球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的理论与实践都已经趋于成熟。理论上，研究者运用经济学理论、法学理论等对金融消费者保护进行分析；实践上，以美国为首的很多国家已采取诸如成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和进行金融消费者立法等保护举措。但是这些理论和实践一般过于分散，从某个侧面对金融消费者保护进行阐释，没有从用系统化的全息视角梳理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导致金融消费者保护片面化、碎片化。

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以主体为基准，金融消费者、金融提供者、金融监管者天然构成一个三角结构模型，这个模型有其自身的逻辑平衡。金融消费者为政府监管提供政治支持与援助；政府监管又必须符合消费者的利益并限制金融供给者的不当行为；金融提供者必须遵守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契约并保有自身的声誉。

一、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主体三角平衡

（一）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工具分析：经济主体掌握的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因此其决策和行为都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金融消费领域来看，金融消费者专业知识的有限性和金融机构垄断性地位导致金融供给者的信息优势明显。部分金融机构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就可能用虚假的信息误导消费者，从而实现掠夺性的金融交易。信息搜寻是解决金融消费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有效途径，但由于金融产品的高度专业性和复杂性，使金融消费者的信息搜寻成本过高。为了解决金融消费者为信息买单的问题，需要引入必要的政府监督机制，对金融机构进行必要的信息披露。

（二）从委托-理论工具分析：委托理论研究委托人如何使人努力工作以实现委托人的最大利益。激励问题是委托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当签订合约后，人面临着道德风险，需有激励机制。激励机制包括显性激励机制和隐性激励机制。显性激励机制是让人与委托人承担部分风险，将风险与收益挂钩。在金融消费市场，金融提供者与金融消费者签订的金融合约中要包括金融机构收益获取和其服务质量应挂钩，达到奖勤罚懒。隐性激励机制认为，没有显性激励合同，人也会积极工作，因为人的市场价值决定于其过去的经营业绩。在金融市场当中，金融机构一旦知道其声誉受损将带来严重的损失，就会努力维护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约定。这样，金融服务供给者在显性和隐性的激励机制下有可能重视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信守与消费者之间承诺。

（三）以父爱主义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工具分析：个人或家庭在金融消费市场通过选择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实现个人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这是自由主义的体现。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和外部性等因素制约了市场效率的实现。父爱主义理论是指采取阻止自我损害，增进利益来提升当事人的福利、需要和利益。这意味着政府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监管政策来对金融消费市场进行规制。同时，公共选择理论为金融监管者进行规制提供了更深层次的理由。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政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金融消费者作为理所当然的选民，其必然要用选票选择自己认为最佳的政府监管机构和政策法规制定机关，保障自己的救济方式和救济程序。

二、金融消费者保护中的供给、需求、监管

（一）金融需求方作用：在金融消费市场，金融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迫切需要的是信息和知识。金融消费者作为单个个体，其信息不对称几乎不可避免，金融消费者维护自身权益组织建立可以消减个人的弱势地位，同时良好的救济机制同样必不可少。

（二）金融供给方作用：金融机构在只考虑短期利益下会损害消费者利益来增加自身利益。金融机构的盈利模式为金融消费者的侵权提供了动力，一些金融中介机构与金融产品的提供者形成一种代售关系，代售行为的薪酬结构与佣金模式激励金融中介机构给予消费者不恰当的购买方式。金融机构的创新对金融消费者构成威胁，过分复杂的衍生品交易，加剧消费者的信息劣势。但是，从长远来看，金融机构作为一个整体利益相关者，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利益是一致的。为了实现金融行业的长久发展，金融行业的自律对保证行业发展必不可少。

（三）金融监管方作用：自从泰勒提出“双峰理论”，政府在金融消费者保护中扮演重要角色已基本为各国监管当局认可。政府通过管制和干预，平衡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谋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同时金融消费者保护要适可而止，复杂的监管体系会让金融消费者无所适从，造成监管困境。

三、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路径分析

（一）行业自律：自律监管的好处在于自律的灵活性可以弥补执法和司法对抗产生的缺陷：僵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成立诸如银行业协会、证券业协会、保险业协会，加强自身的行业规则制定，更多考虑到消费者的保护和行业的长远利益而不是单家机构的短期利益。内部控制也是金融主体行业自律的一部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管理机制可以减少不法行为的产生。

（二）消费者自治与救济：成立金融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以有效对消费者进行教育。救济方面，国外金融ADR制度是非诉救济方式的一个很重要的制度设计，非诉讼救济比诉讼救济具有廉价省时的特性。诉讼救济方式的前提是有一个好的保护金融消费者权利的立法文本，然后有保障程序实施司法手段。

（三）政府监管：金融交易结构日益复杂，金融产品日益创新，如何创设适应金融综合化经营的法律监管机制有赖于金融监管理念转变。金融监管要保持平衡，要适当监管，消除负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和金融垄断等市场失灵功能，同时避免监管乱用。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要构建金融监管当局的合作机制。

所以，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从主体、供需、保护路径来看，呈现三角金字塔结构。三角结构中的三角关系是动态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割裂三者之间关系的做法和行为会导致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的断裂。（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赵煊，魏 建.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述评[J].东岳论丛，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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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监管论文篇2

关键词：行为监管;金融消费权益保护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5（2）-0029-03

国际金融危机后，以英美等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同程度地运用“双峰理论”进行金融监管改革，成立行为监管部门，制定系列法律或监管规则，以督促金融机构履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义务。本文拟在国际普遍加强行为监管的背景下，就如何完善我国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进行探索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行为监管的概念及基本内涵

行为监管是指监管部门为了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安全权、公平交易权、选择权、索赔权、受教育权等各项合法权益，通过制定公平交易规则、反欺诈误导、个人隐私信息保护、弱势群体保护等规则，督促金融机构履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义务，并通过现场检查、评估等方式对金融机构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根据行为经济学观点，人的决策行为并不符合且经常违反经济学的理性分析，金融机构基于盈利性质，往往会利用消费者的行为偏差谋利。因此必须加强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金融产品或服务的管理，积极开展金融消费者教育，纠正金融消费者系统偏差，提高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行为监管涵盖金融机构经营行为或金融产品事前、事中、事后各个环节，不仅强调销售环节、事后纠纷解决处理，更强调对产品或服务设计阶段的纠纷预防等。其主要运用定性的分析方法，通过行为经济学来监测、识别、纠正金融机构的非理性经营行为，监督金融机构公平对待金融消费者，以维护金融消费者信心、防范系统性风险累积为目标。

二、行为监管对于完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

行为监管关注的是金融机构具体业务行为问题及其市场影响，目的是确保市场公正透明、金融机构公平对待金融消费者，维护金融消费者信心。

（一）行为监管是克服审慎监管缺陷，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保障。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是金融交易的主体，金融市场的健康运行需要双方共同理性参与。金融市场信息的不对等性，导致金融消费者在金融交易中处于天然的劣势地位。传统的审慎监管在日常管理中，倾向于保护金融机构，以维护金融机构稳健运行与健康发展为具体目标，忽视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导致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而行为监管的价值宗旨是利用公共资源，通过监管手段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保护金融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的金融消费者，倾向于通过“前瞻式”的问题干预手段来规范金融机构经营行为，规范金融市场秩序和交易行为，减轻风险传递和扩散的危害，确保金融机构各项审慎风险监管指标优化。另外，也使监管机构在评价金融产品或服务时，同时从审慎监管角度与行为监管角度（主要指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综合考虑，避免过分关注某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出现监管空白，阻碍金融发展，降低金融消费者对金融市场的信心，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

（二）行为监管是督促金融机构切实履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职责的重要手段。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涉及金融消费者教育、投诉处理工作、金融机构内部规章制度和业务流程等诸多方面，要确保金融机构真正落实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职责，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要求纳入到日常经营与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各阶段。必须由监管机构以强有力的监管手段，推动金融机构完善内部相关机制，提高金融机构对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的重视。通过有效的行为监管手段，可以规范金融机构经营行为，及时发现金融机构经营行为或产品中的缺陷，督促金融机构完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内控制度，将合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推荐给适当的金融消费者，避免金融消费者因购买不适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而违约。

（三）行为监管是纠正金融消费者行为偏差，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金融企业的垄断性、金融消费问题的隐蔽性，使有些消费者或因欠缺必要的法律知识、金融知识，将金融机构侵权视为常态化，或基于投诉或诉讼成本的考虑，在损失较小的情况下，选择沉默等不作为。根据行为经济学理论，在此情况下，要保证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更好地维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必须由监管部门利用专业的金融知识与丰富的监管手段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督。金融监管部门作为专业机构，有能力、有义务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同时金融监管部门具体监管行为的强制性、高效性，使其可以借助日常监管手段及早发现并判断金融机构经营中涉嫌侵害金融消费者的产品或行为，并通过早期干预的行政管理方式，避免更多的金融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

三、行为监管在发达国家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中的应用实践

从美英两国行为监管具体实践经验看，必须由法律明确授予金融监管机构相应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职责，明确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原则与目标，赋予金融监管部门有效的监管手段以及对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权，才能保证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的有序开展。

（一）通过法律明确赋予监管机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职责，且以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为监管目标。与英国行为监管局相比，美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局权力范围更加广泛，除基本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职责外，还享有制定或解释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规范、制定相关法律弥补监管空白的权力。从监管目标来看，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的总目标是通过实施并在适当时候强制执行联邦消费者金融法，确保所有消费者均可以在公平、透明和竞争性的市场上获得其需要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英国行为监管局则进一步明确“消费者是监管核心”的理念，以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为目标，加强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或产品的早期干预，旨在保护和提升英国金融系统的诚信度。

（二）整合监管资源，出台配套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检查实施细则。美国在《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的基础上，出台了《诚实信贷法》、《金融隐私权法》等配套法律法规，详细规定金融机构在有关业务领域的法律义务，制定《监督与检查手册》，规范监督检查依据、检查程序、检查方式，并根据不同业务制定专项检查程序与要求，明确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的衔接方式，以实现整个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督检查工作连续、无缝的循环操作。

（三）在监督检查工作中，注重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管部门与其他监管部门的协调配合。英美两国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管当局都十分注重与其它部门的协调配合。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积极与审慎监管部门、联邦执法机构及各个行业自律组织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实现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的信息共享与监管合作。另外，其规定各方在适当情况下可开展联合调查和执法活动。英国以《2012年金融服务法》明确规定，审慎监管局与行为监管局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必须相互协调，每年对签订的合作备忘录进行审查，在有关金融业务的申请、变更、撤销以及有关业务规则的制定等具体监管过程或领域中，双方也必须协调一致。

（四）明确赋予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违反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行为的处罚权。针对金融机构的违规行为，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局在监督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发行和提供方面拥有除刑事执法权以外的大部分权力，可对金融机构进行行政处罚，还可要求金融机构修改或解除合同、偿还资金或资产等权利。英国行为监管局除可采取公开谴责、罚款、市场禁入、停业整顿等措施外，还具有金融产品管理和干预权、金融产品和服务推广限制权，制订规则以禁止或限制此类金融产品在市场上销售，且具有不通过执法程序，即可禁止误导性的金融产品或服务在市场上推广的监管权力。

四、完善我国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的思考

目前，我国一行三会均建立了专门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开展工作，属于分业监管模式下的“内双峰”模式，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整体水平有所提升，但与英美发达国家相比，需进一步加强对行为监管的重要性认识，全方位推进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各项工作。

（一）进一步认识行为监管理论对于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加强对行为监管理论与工具的研究工作。目前，我国金融产品日益丰富，参与金融交易的消费者数量不断增加，消费者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但金融机构尚未真正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纳入发展战略、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服务差异化明显，尚未全面充分履行《消保法》规定的经营者应尽义务。而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对于如何运用行为监管，及时发现金融机构或金融产品中存在的“问题”行为，还缺少系统性的研究与认识。与发达国家相比，对于行为监管理论的开发与使用还有很大差距。因此，必须结合我国实际，充分重视行为监管理论及其具体工具的研究，积极探索事前干预手段与策略，才能弥补审慎监管技术中的薄弱基础与空白领域，充分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

（二）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法律体系建设，明确金融消费权益工作的权威性。以《消保法》为依据，适时制定专门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法或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条例，将《消保法》一般规定与金融的专业性、复杂性结合，明确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责及基本要求，将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管要求纳入到金融监督检查之中，形成适用于金融领域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实施细则，以充分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适时修改完善《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金融法律法规，明确赋予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职责与具体监管手段，及时修订人民银行各项业务规章，对其中不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精神与要求的监管规定及时补充完善，充分利用和整合金融法律法规赋予的法定职责，保证人民银行各项业务在审慎监管的同时兼顾金融消费者保护。

（三）积极探索产品干预等行为监管手段，加强事前监管。从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角度出发，加强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监管，积极探索产品干预或制度干预手段，要求金融机构根据《消保法》与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要求，认真梳理相关制度与工作流程，从内部就加强对金融产品或服务的备案审核机制，及时纠正不合理的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行为。在产品合同或工作流程的管理上，人民银行等监管部门可要求金融机构在特定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中含有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特别功能或选项，要求金融机构对于贵宾理财客户或其他对金融消费者有重大影响的决定设立冷静期制度，旨在使金融机构推广或销售金融产品时只能采取特别方式或针对特定消费者，对于金融消费者有重大影响的合同条款，不允许金融机构随意使用合同消极默认条款，引导金融机构采取积极默认条款提示金融消费者主动注意义务，避免金融消费者因有限注意力忽视相关条款导致自身权益受到损害。对于损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金融产品或服务要加大惩罚力度。

（四）将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行为的监管与监管检查工作有机结合。一是建立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测评估机制，探索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评价考核机制，将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纳入人民银行综合评价、开业管理等管理工作中，根据工作开展情况，对金融机构进行分类指导和管理。督促金融机构建立完善的内部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督检查体系，加强内部业务条线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监督考评制度。二是建立并完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投诉案例警示制度，针对投诉案例中的突出问题，向金融机构合规风险提示，纠正不规范经营行为;并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典型案例，增强金融消费者维权意识，对金融机构起到警示作用。

（五）积极加强内外部协调，提升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的协同性。在内部，人民银行应积极借鉴美英两国经验，整合各业务条线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职责，明确赋予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处）牵头职责，提高各业务部门对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的重视，加强投诉处理、数据分析与监督检查中与金融消费权益保护部门的有效配合，在人民银行内部构建一套完善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督检查协作机制。在外部，鉴于混业经营、交叉性金融产品不断涌现的背景，人民银行应加强与三会之间的协调配合，加强对跨市场、跨行业金融产品或服务的行为监管力度，及时沟通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最新监管成果，积极探索建立“一行三会”联合检查制度，尝试联合开发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检查信息库，加强“一行三会”之前的信息交流与数据共享制度，协商解决跨市场、跨行业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确保金融业监管规则的一致性，减少业务重复，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

（六）充分发挥社会力量，构筑多元化的社会监督体系。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是一项社会工作，除人民银行等监管部门的努力外，还需要其他各方力量相互配合才能取得实效。因此，应充分利用社会监督作用，创造全社会尊重消费者、保护消费者的社会氛围，以提高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监督检查工作效果。一是充分发挥消费者协会、金融行业自律组织等公益组织的社会监督引导作用。通过建立投诉披露制度、消费维权黑名单制度、侵权经营者黑名单制度等措施，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进行约束。二是充分发挥法院等司法部门的力量，建立金融纠纷典型判例定期公布或通报制度，为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提供最直接最有效的行为判断标准。三是积极发挥新闻媒体的社会舆论监督作用，通过社会舆论督促金融机构加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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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flection on Perfecting China’s Financial Consumer Rights and Interests Prote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rnational Behavior Supervision

LIU Dandan

（Tianjin Branch PBC， Tianjin 300040）

经费监管论文篇3

内容提要: 从历史上看，美国金融史是一部金融危机和金融改革同步、金融改革和金融理论相互联系的历史。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奥巴马政府推出《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该法案作为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监管的代表性法律，在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表和金融企业主体社会责任理念指导下，一方面强化美联储的监管地位，另一方面维护消费者合法地位。从金融改革的历史发展看，目前的金融理论和金融改革，主要是西方金融一体化和利益社会化理论共同主导下的一种结局。

一、美国金融危机与金融理论、金融改革关系史

美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是从1907年的第一次金融危机开始起步。世纪之初的经济大危机促使美国开始强调联邦的集中监管，并于1913年通过了《联邦储备法》，并在次年建立了包含联邦储备局、区域性联邦储备银行和会员银行的联邦储备体系。[1]但在联邦储备银行成立之初，仍然采用原来的银行自由经营原则，美国银行数量急剧上升。1927年美国通过了《麦克顿法》，取消了《1864年国民银行法》“禁止国民银行承销股票”的规定，虽然这种更加自由化的改革带来了1928年的美国股市的虚假“繁荣”，但仅仅一年之后，持续5年多的大危机爆发。危机导致美国约49%的银行倒闭。[2]在危机面前，罗斯福通过加强监管开启了新的监管时代，以《1933年银行法》和《1933年证券法》为代表的立法标志着新监管时代的来临。与此相伴随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所谓的“国家干预理论”，该理论认为虽然包括金融市场在内的自由市场机制尽管从整体上讲是有效的，但自由市场本身自利的天然缺陷会扭曲这种机制使其失灵，这决定了政府对市场的必要性，为保证金融市场的正常和高效运转，传统中央银行的货币管制应转向货币政策，安全优先成为金融监管的核心原则。

在美国，里根总统时期倡导的以货币供给和货币为经济核心的里根经济学成为主导这一时期的金融理论，该理论在金融监管上主张放松金融市场管制。在这一时期还存在诸如特殊利益论、监管俘获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以及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银行制度学派等学派，其共同的特点就是强调效率优先应当成为为金融监管基本取向。在这些理论推动下，为推动经济复苏美国国会批准了《放松存款机构管理和货币管制法》（1980）、《加恩—圣日曼法》（1982）等一些法律，赋予商业银行较大的经营范围和空间。而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更是取消了自1933年以来建立的“分业经营”监管模式，推行以效率为首要价值的“混业经营”模式，从而将使美国金融业迈入一个新的自由金融时代。伴随着这一自由化进程，以信用衍生工具为手段、以效率为最高目的的华尔街精英为世界创造了一个虚幻的金融神话，这种空中楼阁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为美国的经济崩溃埋下了祸根，尤其布雷顿体系的崩溃为金融风险的世界化开了闸门，最终导致以2007年的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世界金融危机。在新的危机面前，“政府是市场经济守夜人”的新自由主义监管理念被现实打击的灰头土脸。这时，强调社会公众利益是金融市场最大利益（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主张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该理论“将金融监管作为消除金融市场完全竞争下的市场破产的消极后果的手段看待，是为消除市场破产可能导致的自然垄断、外部效应及其信息不对称等后果而确立”。[3]而且认为金融主体作为企业法人，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并且拥有事实上的垄断地位，而且其经营的产品是高度信用化的货币，所以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在这种情况下，2010年7月美国公布了《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也称为《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其核心内容是强化美联储权力和责任以及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由于该法案的重要性，它被喻为可媲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新监管时代的代表法案。

综上可见，美国金融史就是一部危机与管制法制并行、理论与实践互动的历史，期间经济的繁荣与否、金融创新的水平高低决定了相互之间的关系。

二、次贷危机后的美国金融改革

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在推出多项救市措施后，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重建金融监管》议案获得参众两院通过，并正式定名为《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该法案作为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监管的代表性法律，在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表和金融企业主体社会责任理念指导下，一方面强化美联储的监管地位，另一方面维护消费者合法地位。其内容主要可归纳为下面几方面：

（一）监管主体和监管职能变化

1．美联储监管者地位和职能进一步得到强化美国此次的金融改革法案，通过赋予美联储对“非银行”类银行的监管权及对一类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并表监管权，扩大了美联储监管权力，而且强调这种监管的范围囊括各类银行，无论其是否实行存款保险、无论其营业是否受到特别法案的限制等。该法案之所以强化美联储对“非银行”银行和一类金融控股公司及其附属子公司的监管，尤其将原来属于SEC监管范围的对证券经纪/交易商公司的监管权和对对冲基金和其他私人资本基金的监管权全部划归美联储统一监管，目的在于避免多头监管的漏洞，“就是要将美联储打造成为系统风险监管者，并由其对‘非银行’银行和一类金融控股公司制定审慎标准和监管。”[4]

2．成立新的职能监管机构，完善监管权限1999年以“混业经营”为取向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虽然已经将美联储作为基本监管者地位提到，但对长期分业监管模式下各职能监管机构权限的划分并不完善。新的监管法案在打造美联储为系统风险监管者的基本取向下，把原来对联邦注册的银行机构的分割监管进行整合，成立了全国银行监管局（National Bank Supervisor），这一新机构系“将货币监理署与储蓄机构监理局合并，在财政部中设立具有独立地位的，负责从事国民银行和外国银行的联邦分支机构及代表处的执照发放，并负责对所有的联邦发照存款机构和所有外国银行的联邦分支机构及代表处进行审慎监管和规制。”[5]另外，新法案还在财政部设立了联邦层面的全国保险办公室，该机构是首次在联邦政府设立代表全国保险公司的机构，其职责在于收集各种涉及保险业务的信息并进行识别其中潜在的危机和风险，并在综合评估后将已经类似于“一类金融控股公司”的任何保险公司向美联储提出监管建议;该保险办公室还被授权与其他国家一起在国际保险监管者协会（IAIS）中缔结国际协议，并增进保险规制的国际合作。

新法案对于仍然保留的SEC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监管者地位和相应职责的同时，在保护投资者、确保市场诚信及增进价格透明度等基本公共政策目标指导下，搁置关于场外衍生品究竟是期货抑或证券的争议，提出要进一步协调期货与证券两大机构对市场的规制方法和标准。当然，为便利在各监管机关的信息沟通，新法案还要求设立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负责监测和处理威胁国家金融安全的系统性风险，以对各自市场中出现的金融漏洞和行为能够做出相同的监管和规制标准。

（二）设立保障消费者权益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新法案在继承过去通过金融监管对金融主体市场行为规制的基本思路基础上，在监管模式上增设统一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该机构的设置是从金融消费者角度出发，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消费者权益为目标而设立的对金融主体行为实施规制的机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在保护金融消费者方面具有非常广泛的权责，从制定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权，到对在其管辖范围内所有提供金融产品、服务的机构都有行政执法管辖权，甚至在联邦法院也可与司法部一道，执行有限的司法。此外，新法案还赋予联邦贸易委员会和SEC在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方面以新的权力和资源对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提供保障。在金融改革新法案的基础上，为了使金融改革获得法律保障，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了《2009金融服务监督理事会法》、《2009银行控股公司现代化法》、《2009银行控股公司和存款机构监管改进法》、《2009美国保险局法》、《2009投资者保护法》等五项加强金融系统性风险监管的法案，“其目的在于对所有金融机构加强严格统一监管，并建立针对金融体系风险监控、缓释和积极应对的监管体制。”[6]

三、与改革并行的新金融监管理论

此次金融危机使西方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监管理念遭受重创。对此，以美联储为核心的美国金融界，无不重新认识到自由市场的纪律必须通过政府监督才能实现。事实上，“金融机构作为特殊经济主体，并非所有金融机构都将股东和客户利益放在第一位，金融欺诈和金融冒险是金融机构利益驱动的自然产物，但是金融机构一旦违规产生的风险必将对社会带来极大损害。”[7]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危机的社会公众利益理论开始受到重视。社会公共利益理论主张金融监管的出发点就是要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金融监管的目的就是通过改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低效率和不稳定状态，消除自由竞争可能导致的自然垄断、金融产品的公共属性导致的外部效应及金融产品高度专业化导致的信息不对称等不良后果，以恢复公众对存款机构和货币体系的信心。该理论认为虽然金融市场中，消费者和金融产品与服务提供者都是市场主体，但金融产品的专业性和设计的复杂性，以及金融产品的高度信用化，都决定了在金融消费市场中消费者处于不对称的地位，单纯的信息披露根本不能解决认知不足的问题。从维护消费者权益、维护市场的良性运行出发，必须解决消费者在市场面前理性选择困难问题，通过培养各种专业机构为消费者投资选择、理赔提供帮助。在这种过程中，任何一方的行为都不能是自利的，必须以经济理性为原则，作出整体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在这种认识下，金融主体作为拥有事实上的垄断地位的企业法人，加上其经营的产品是高度信用化的货币，所以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这种理论在危机以后被提及，最根本上在于货币金融领域，尤其随着金融工具创新，特别是信用衍生品市场和资产证券化技术的互动，将资本的功能发挥到极致，极大地推动了金融业务经营模式的转变。但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人们认识到，单纯的市场化信用评级机构和经纪机构往往在至关重要的公信力上，由于无法摆脱自身的盈利性限制，使得往往成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帮凶。在一个个人化社会和政治国家二元的体制下，在强化对消费者事后保障的基础上，通过加强国家监管规范市场主体和市场中介行为保障信息的真实可靠，最终实现金融秩序的有序运行。

四、金融改革趋势

（一）加强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监管

高度专业化和技术化的金融市场，尤其金融衍生产品的不断丰富，即使再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对于一般普通百姓而言根本无从真正了解具体的运作情况。这就决定了需要某种机构对金融消费者进行教育或培训或告知真相，以满足消费者知情权，获得安全保障。[8]在这种基本前提下，金融领域的经纪中介和信用评级机构至关重要。但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人们认识到，市场化信用评级机构和经纪中介机构由于无法摆脱自身的盈利性限制，往往成为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帮凶。为此，各国以重树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的监管目标为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方面，不仅仅要做到确保信息的真实披露，而且要将控制系统风险作为首要任务。

（二）从整体性上保护消费者权益

危机爆发以来，随着危机的不断深入，2009年10月22日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对财政部提交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法案》投票通过。根据该法案，美国将整合原来七大金融监管机构中相应的消费者保护职能成立了新的监管机构，即CFPA，该机构成立后将成为首次经政府授权的、具有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提供保护的唯一监管机构。英国在危机后也通过了《改革金融市场》法案，新改革方案中也指出，必须出台保护消费者的新方案，确保金融消费者理赔的便捷高效，而且为了确保消费者能迅速、有效的得到赔偿，规定允许消费者采取集体行动以获取赔偿。新改革法案还要求进一步制定法律以强化FSA的资源，加强信用评级公司监管，以便消费者能够获得真实可信的金融信息和服务，这些对消费者利益保护都有着实质影响。

危机爆发后，欧盟采取了多项金融监管立法改革，以提高对金融消费者保护力度。如出台存款保障计划修正案;提交资本金要求和规范证券化负债等措施，以加强风险管理;提出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提议，要求信用评级机构必须公布信用评级方法和模型，并引入信用评级机构注册制等。

从危机后欧美金融监管立法改革方案的趋势表明，在现代法治环境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必须建立在完善的法律体系和规范的制度保障上。我国2011年以来，在监管部门的统一安排下，各大银行在各地开始试点金融消费保护工作，并陆续出台了一些内部试行办法，形成了涵盖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领域，在政府、行业监管者和产品服务提供者共同参与的，从低端市场到高端市场全面保护的新的金融消费保护体系。但整体上我国这方面仍处于不完备状态，尤其作为法律层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能否适用于金融消费目前实践中也仍存争议。[9]笔者建议，总结我国金融消费保护的经验，借鉴西方金融监管改革的有益做法，在我国现有的“一行三会”监管框架下，从法律层面完善立法，建立一个法律体系健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而且在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的中介机构，包括信用评级机构，都应当纳入金融消费保护框架下进行规制，弥合金融产品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保障消费者知情权。2011年末我国提出的重视本土信用评级的建议正是在这方面的重要体现。

（三）进一步加强集中监管

后金融危机以前的金融监管体系，多头监管是世界金融监管中普遍采取的监管模式，虽然多头监管在专业化和促进竞争方面具有优势，但多头监管模式虽然提供了细分领域的监管专业化，但由于行业及其部门的分割导致整体监管效率较低，而且因各个监管部门之间各种的分工容易导致监管空白和漏洞，为投机者留下套利空间。这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制度根源之一。所以，要克服多头监管的弊端，必须建立统一的监管主体。但基于自身的金融发展史，西方各国基本都认为多头监管目前依然是监管体制的较佳选择，改革只能是进一步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就美国而言，危机爆发前，美联储系兼具货币职能和监管职能双重职能的机构，这种职能重合的监管模式使得美联储监管职责本身就呈宽泛化。美国的新法案改革也只是提出在扩大美联储职能基础上，进一步组建由财政部领导的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以加强监管协作、信息共享并加强风险识别。英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启动了“金融大爆炸”改革，允许“混业经营”，并整合原来英格兰银行的银行监管部门、证券投资委员会和其它金融自律组织等金融监管机构，成立了新的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即“金融服务局”（FSA）。这种新的金融格局，2000年通过的《金融市场与服务法案》得到了确认。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后，为继续巩固全球金融中心地位，2009年英国通过了《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该法案提出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负责在金融业的风险和稳定监控方面进行协调，并为今后金融体系的重建摸索经验。

但从历史角度看，美国坚持功能监管基础上的伞形监管架构、拒绝集中监管，英国采用单一监管架构、整合监管权力，这种监管模式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其各自的政治制度和历史惯例有关。从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历史入手，笔者认为，虽然集中单一监管在金融危机后日益成为各国进行金融监管改革的方向之一，但我国金融处于初级阶段的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使得目前并不适于建立单一监管体制。目前国务院批准的整合央行、财政部金融司、银监会和汇金公司成立的“金融国资委”就是适应新形势金融监管的重大改革，这一改革既符合当前金融监管的国际趋势，也符合我国金融发展的现状。当然，在强化金融监管的同时，必须注意政府系市场监督者，而非市场参与者的基本划分，从监督金融产品提供者、金融服务提供者的行为入手，解决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和违规时的消费者救济问题入手，以防止监管部门的市场化问题。

注释:

[1]马红霞、严红波、陈革：《美国的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2]樊亢、宋则杭主编：《外国经济史》（3），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页。

[3]李喜春：《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山西财经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6页。

[4]李喜春：《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山西财经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4页。

[5]鲁篱、熊伟：《后危机时代下国际金融监管法律规制比较研究——兼及对我国的启示》，载《现代法学》2010第4期，第149页。

[6]鲁篱、熊伟：《后危机时代下国际金融监管法律规制比较研究——兼及对我国的启示》，载《现代法学》2010第4期，第153页。

[7]李喜春：《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山西财经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9页。

经费监管论文篇4

【关键词】行为金融 监管体制 体制研究

一、引言

2007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对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的打击，经济危机导致全球经济的发展遭到严重的影响，可以说到今天为止其影响还未完全消失，不管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是什么，从危机爆发之后的情况来看，都表示了传统的金融监管理论上有着各种为题，其监管模式没有起到监管的作用，导致人们不得不对先行的监管理论进行反思。传统金融江源理论是以“理性人”假设，这种假设认为投资者在进行投资行为时有用无限大的理性，能够准确的分析现有的所有信息，并选择最优的方式。但是，许多心理学家经过研究发现，在实际生活中所谓完全理性的人是不存在的，每一个人类在进行不管什么样的选择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并不能达到完全的“理性”，而且因为羊群效应、从众心理等问题，这种不理性的决策行为会进一步扩大到整个社会，造成社会中非理性现象的存在。

另外，发展及其快速的新金融产品与服务对我国现行的分业监管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因为网络金融、民间借贷的盛行，许多社会民众也开始加入到金融行业里来，如果不能及时有效的保障社会民众的切身利益，很大程度上会对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要从消费者个体的行为出发，建立合适的监管体系。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

最近几年，我国金融创新的势头异常快速，尤其是在网络金融的快速发展之下，线上与线下的新金融产品非常多。金融和产品的类型也在不断的变化，情况也随着复杂，金融市场的规模正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壮大，逐渐开始涉及一些全新的领域，将过往完全没有关系的两个领域联系到一起，共同创造利益，使得各行各业之间得以高度的联系。但是，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也对我国金融的监管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在我国成立之初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对我国当时拥有的金融机构实施统一的监管，它不仅是监管者还是经营者，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深化改革开放，我国人民的生活品质不断的改善，对金融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至此，四大银行相继从中国人民银行中脱离。90年代末，我国证券行业一时间风声大起，导致中国人民银行对证券的业务监管已经无法满足证券行业的需求，因此，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建立，为中国人民银行分担一部分监管权力。这次事件也代表着我国初步形成了分业监管体制。1998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开始实施对保险行业的监管工作，又一次的分担了中国人民银行对保险市场的监管权力，这也代表着我国基本确定了分业监管体系。2003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在我国正式成立，并一直延续至今。

三、新金融的发展概述

所谓新金融就是有别于传统银行且具有新型交易形态的金融产业。随着进入实体经济时代，对金融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提升，再加上我国正处于深化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新金融所表现出对我国金融业有益的创新和强大的发展活力。新金融的发展不仅减少了交易的成本、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有利作用，因此，新金融的发展对我国来说算是一件好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

第一，网络金融发展潜力巨大。对我我国民众来说，新金融的盛行，最受益的就是网络金融，民众可以切身的感受到网络金融带来的便利，比如网上银行转账、一定金额内免去手续费以及第三方支付平台提供的线上理财产品等，这些都是网络金融为我们带来的便利。同时，传统金融机构也相继推出了线上服务。现在，网络金融已经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

第二，民间金融的盛行。2014年，浙江温州颁布了《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与《实施细则》，这是我国第一部针对民间金融出台的法律法规。这也变相的说明了我国不再制约民间金融的发展，使其合法化，这也间接弥补了正规金融体系，并推动了民间金融的发展。

第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随着企业集团化、金融业务多元化等快速发展，许多信托企业、汽车金融企业、金融租赁企业、货币经济企业等费劲航金融机构得到快速的发展。

四、我国实施行为金融监管的现实挑战

（一）行为金融监管的经验不足，法律法规不完善

虽然我国成立了各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许多金融机构也主动的配合消费者的保护工作中去，但是我国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制度还处于起步状态，随着新金融的不断发展，行为金融的监督管理上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因为现行的行为金融监督管理理论体制并没有形成一套健全的体制，许多国家都在凭借自身的国情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筛选和改善，对于行为金融监管能够起到其应有的效果，还需要长时间实践的检验，因此，我国缺少相应的经验可以参考。

“一行三会”各自成立的金融消费者保障机构，都拥有其相应的政策制度，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将其科学合理的进行整合，以及整合之后的如何维持相关政策的有效性。比如，现行的率政策以及行为金融监管政策之间的矛盾点应该怎么样解决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时间的积累和不断的社会时间来研究。另外，不同种类的金融产品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检测等这些都需要一套健全的法律来制约。

（二）金融消费者的认知不够

理性的金融消费者是以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为前提的，只有当消费者可以进行真正的理性消费，且盲目的消费行为越来越少时，才能真正的帮助市场进行良性的发展阶段。那些盲目的投资，只会导致资源浪费，造成一定程度的金融泡沫。但是因为我国金融也整体发展情况还处于起步阶段，社会民众也缺少一定的金融维权意识、投资意识以及风险意识，造成投资行为欠缺长久性。另外，我国各个地区之间的发展并不平衡，比如北上广这些城市，其金融业的发展状况要比偏远地区更加快速，城市人民的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在进行消费时也就相对理性，相反，偏远地区民众的盲目投资行为就会比较常见。

五、对实施行为金融监管理念的对策

（一）提高系统性研究，将强对行为金融监管的认知

虽然最近几年我国在行为金融监管方面的经验和认知有所提高，但是面对的挑战依然不小，对其的认知和界定还需不断的提升，因此，我国需要提高对行为金融监督管理的研究，提高对其的理解，只有在顶层设计上，认清行为金融监管的含义，才有利于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监督管理政策。监督当局需要制定出符合我国金融市场的政策，使消费者的保障工作有法可依，确定消费者保护的具体措施和方式，提高对金融机构履行相应保护行为的监管管理，切实的保障我国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二）加强对消费者的金融教育

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是行为监管的根本目标，不管是从国际方面金融监管以及各个国家的监管经验来看，提高对消费者的金融教育，培养其理性消费观念，对于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来说都占有重要的以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金融产业也在不断的革新，金融产品的类型也朝着多样性快速发展，因此消费者对于金融产品的相关信息的渴求度也越来越高。“一行三会”虽然不停的在进行宣传和推广活动，但是为了提高教育的效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提高对金融产品的宣传和教育程度以及覆盖范围。对金融消费者的教育和宣传活动不单单涉及已经参与到金融业内的消费者，也需要涉及到那些没有参与到其中的潜在消费者，提升这些消费者接受金融服务的起点，从大的范围内提高社会人民对金融的认知水平，另外也需要注意在地域的选择上需要做到公平原则，不能因为地区发展程度相对落后就忽视对其的教育。第二，金融消费者应该培养自身科学合理的消费理念，增加自身的维权意识。现在，就是因为对金融产品的不了解、怕麻烦等因素造成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不足，进而导致金融机构违法成本减小，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此，提高对金融消费者的教育，以维持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易平衡。第三，消费者保护教育工作者应该与其他机构保持交流互动，凭借最新的金融机构发展情况进行有效的教育，而不是形式主义，制作无用功。

六、结论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许多国家在根据自身国情制定金融监督管理政策时，都或多或少的考虑到行为金融监管问题，特别是在全球范围内被一致肯定的消费者保护方面上，世界各国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因此，随着行为金融学的不断的发展以及对金融监管认知的不断深入，“认知偏差”等行为金融理论会在金融业监管体系中表现出来，通过政策的方式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以及增加其投资信心，并维持消费者与金融市场之间的平衡性，这样，金融监管体系就可以更好的促进的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新.中国金融学面临的挑战和发展前景[J].金融研究，2003，08：36-44.

[2]杨超，刘淑莲，李宏伟，李井林.上市公司并购动因的比较分析[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3，10：2-3.

[3]杨东.论金融法的重构[J].清华法学，2013，04：128-143.

[4]李宝良，郭其友.资产定价理论实证研究的扩展与应用――201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主要经济理论贡献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3，11：70-81.

[5]高田甜，陈晨.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解析、政府职能与政策思考[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01：80-90.

[6]李桂花.新常态下的金融监管模式转型――制度和行为经济学的视角[J].上海经济研究，2015，05：19-25.

[7]林莉.证券市场异象的行为金融学解释以及对我国的启示[J].财经界（学术版），2015，15：7.

经费监管论文篇5

【关键词】进化稳定策略;电信监管;进化博弈

一、引言

完全理性,往往是经典博弈论中的必要条件,在参与的过程中均通过获取最佳策略获取最大利益,但实际情况下的参与人往往是有限“理性”的,无法做到完全“理性”。近年来,进化博弈理论的重视程度加深,其将有限“理性”假设作为理论基础。[1]我们发现，进化博弈的模型可适用于多种领域。因此，我们通过采取动态分析这一方法,将对参与人行为有一定影响的各种因素纳入设计好的模型,根据系统论相关观点来对群体行为的演化趋势进行深入考察与研究。国内外众多学者在这一领域采取了一些有效研究，如在应用上，进化博弈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进化博弈在社会管理中的应用研究，另一种为进化博弈在企业管理领域的应用研究。[2、3]

二、进化博弈理论在电信监管方面的应用

进化博弈论广泛应用在生物学、社会及经济学。而目前涉及到电信企业及监管机构的博弈研究中，学者们依旧会默认博弈主体是完全理性的，这也是基础的假设前提。[4]并且，二者的研究一般认为是基于非合作性质的博弈。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二者往往多是有限理性的，完全理性的存在只是一个理想状态。因此，从现实意义的角度来看，引入进化博弈研究理念来创新电信监管部门对电信企业的监管方式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进化博弈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构建关于电信企业与监管者行为的一般模型。在研究过程中,为保证客观性，先对参与主体、主体行动、信息情况和监管的实施情况进行一般性说明与假设。根据上文介绍,电信监管机构和电信企业主体不同策略下的成本、收益可以做出如下假设:我们将A(C)定义为电信监管机构监管的原始成本,这一成本始终是默认为存在的，且其值不随监管强度的大小而改变;在这一情况下，如果电信监管机构的实施情况为“强监控”,那么，电信企业主体一旦“逾越规则”就会被给予惩罚,此时，电信企业主体就会产生包括受到消费者和监管机构的批评与处罚等在内的企业负效用,我们将这一效用设为-μ。而此刻，作为监管方，由于监督有力，如罚款以及在公众中的威信提高等行为，因此监管方将会获得收益，我们将这一收益设为λ;相反，对于电信企业来说，如若企业主体能够合法经营,那么，该主体无负效用产生，此时将可以有较为稳定的收益，我们将其设为θ;另外，对于监管方而言，也会存在不负责的行为。如监管不力、等行为。在这种“弱监控”情景下，如若电信企业主体“逾越规则”,那么，电信监管方将产生包括受到消费者和上级的批评与处罚等在内的负效用，我们将其设为-χ。而此刻，企业主体因违规经营，会盈利从而得到利润，我们设为δ;相反，如若电信企业主体“诚信经营”,电信监管方就会因闲暇或节省监管成本的原因，获得正效用，我们设为ρ,电信企业仍将获得稳定收益θ。

（二）模型分析

博弈初始,根据经典博弈理论，我们假定电信监管方(1方)实施“强监控”策略的比例为x,如此实施“弱监控”策略的比例为1-x;对于电信企业群体(2方)而言，假设企业主体选择“遵守规则”策略的概率为y,那么，采用“逾越规则”策略的概率就为1-y。根据以上假定,对模型进行了适应性分析和稳定性分析,得到同一坐标平面内电信企业和电信监管机构两群体的复制动态趋势的相位图。根据相位图显示，存在四个鞍点,并没有进化稳定策略。然而，其均衡状态可以分析获得;当初始状态落在I区域时,该博弈收敛于平衡点x=1,y=0,即:(强监控,逾越规则)是电信监管方和电信企业主体两个博弈群体中所有参与者的必然选择。当初始状态落在Ⅱ区域时,该博弈收敛于平衡点x=1,y=1,即:(强监控,遵守规则)是电信监管方和电信企业主体两个博弈群体中所有参与者的必然选择。当初始状态落在Ⅲ区域时,该博弈收敛于平衡点x=0,y=1,即:(弱监控,遵守规则)是电信监管机构和电信企业主体两个博弈群体中所有参与者的必然选择。当初始状态落在Ⅳ区域时,该博弈收敛于平衡点x=0,y=0,即:(弱监控,逾越规则)是政府和核心企业两个博弈群体中所有参与者的必然选择。

（三）模型验证

随着通信业的高速发展,运营商通过实施资费套餐这一市场策略,通过捆绑月租费与使用费供用户选择。消费者并不清楚资费套餐的收费标准,经常掉进资费陷阱。分析发现这种问题属于第一种进化稳定策略情形,现实表现为电信监管机构执行监管的成本大于对电信企业主体违规经营的罚款,由于资费套餐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监管方必须有强大的财力物力人力支持,才能完全查出电信企业存在的问题,目前电信监管方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因此电信监管机构群体会选择弱监控策略。如何才能改变监管不力的情况,可以考虑不断加大对“违规经营”企业的处罚力度,建立合理的监督机制。此刻,由于企业“违规经营”所获得的收益小于其由此被查处时的负效用,电信企业群体就会选择采取“合法经营”策略,与模型的推理完全相符。

三、结论

通过建立电信企业主体与电信监管方之间的进化博弈模型,对其均衡结果进行分析讨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博弈两方初始阶段不同，均衡也不同，策略的选择与两方选择比例相关。所以，对于电信行业的监管一方而言,只有通过渐渐加大奖惩力度,才能有效防止企业主体逾越规则去经营的现象产生,从而更易推动多数电信企业遵守行业规则，合理赢取利润。

作者:徐 臻 刘逸哲 单位:中国海洋大学

参考文献

[1]孙庆文,陆柳.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演化博弈均衡的稳定性分析[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3,(7):11-16.

[2]田厚平,郭亚军.一类基于进化博弈的多主多从Stackelberg对策算法[J].系统工程学报,2015,20(3):303-307.

经费监管论文篇6

保险消费者保护的必要性和意义

在保险市场现有条件下，保险消费者对保险商品的消费行为不仅会引起当期的现金流动，还直接影响了未来的收入或支出，并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一种对不确定的风险的补偿，以此实现维护个人生活稳定，进而保证社会安定的目的，所以保险是社会的稳定剂。如果保险交易行为不当，相应风险可能会通过保险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而传递到整个经济和社会中，因此更具风险性。问题的根源在于，在保险交易过程中，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对保险消费者进行保护无疑成为现阶段最优的选择。首先，保险机构垄断消费者的私人信息，可以锁定消费者，获得信息租金。保险机构跟消费者谈判、为之量体裁衣设计产品时，占据信息和专业知识优势。很多保险消费者事后才发现自己的购买的保险产品根本不能解决自身的风险，甚至保险的投资结果与预期落差很大。但如果某个消费者想离开，转移到其他保险机构，可能被其他保险机构视为具有逆选择特征的“次品”。因此，保险消费者转换成本很高。在这种情况下，保险机构拥有对消费者的谈判优势，可以获取信息租金。保险产品承保风险的个性化、风险信用的累积化进一步加重了这个问题。其次，保险体系具有负外部性。保险体系的负外部效应是指保险机构的破产倒闭及其连锁反应将通过风险传递破坏社会经济安全的基础。这种负外部性无法通过市场机制的自由交换得以消除。因此需要一种市场外部力量的介入来限制保险体系的负外部性影响。负外部性普遍存在于经济领域中，就保险领域而言，其特殊性在于外在成本的不可预期性和损失破坏的严重性上，保险具有补偿损失，分散风险的基本职能，广义上也具有融通资金和防灾防损的作用，所以他关系到个人、企业和社会的稳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安全保障。消费者在面对风险的系统动荡时往往无力，保险消费者的权利受到侵害在所难免，风险与日俱增，影响日渐深远。最后，保险机构具有逐利本性。作为保险消费者消费对象的保险商品和金融服务，大多体现为未来无形风险的承诺，其使用价值本质上体现为流动的信息形态，保险消费过程更多地表现为消费者对信息的甄别和传递，因此具有无形性的特征。随着保险企业竞争加剧和保险市场的发展，新的保险商品不断增加，保险机构可能开发和推销根本不适合保险消费者风险转移的产品甚至是风险过高的投资型保险产品，特别是创新型寿险产品为代表的新保险产品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保险消费客体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从而导致保险消费中存在着大量欺诈和非理。大量的专业术语，晦涩难懂的表述使得消费者很难对保险商品或服务作出充分有效的判断，消费者可能购买自己不理解和不需要或者不适合的产品。传统理论认为在充分竞争环境下，消费者是理性的，自己可以判断风险，保险机构在市场充分竞争的压力下不可能欺诈消费者。但是在现实中，由于专业知识的限制，消费者对保险产品的成本、风险和收益的了解根本没有办法和保险机构相比，处于知识劣势，也不可能支付这方面的成本。后果是保险机构掌握保险产品内涵信息和定价的主导权，有意识地利用消费者信息劣势开展业务，可称之为“欺诈倾向”，不构成法律定义上的“欺诈”。这在保险产品销售中尤为典型。再加上保险推销手段的专业化，劝诱销售方式成为保险交易的主要途径，使得保险消费领域相对于普通消费领域，信息不对称情况更为严重，保险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显。所以，保险机构有部分利润不是公平市场竞争得到的，是消费者不应该付的成本，是一种消费者剩余。保险监管有必要保护保险消费者的权益免受不公平的、欺诈的交易损害。这就使得对保险消费者倾斜保护的必要性和及时性更加突出。

解决保险消费者保护问题的监管途径

在目前市场条件下，建立多层次的保险消费者保护体系必然是当务之急，但无论是保险机构自身投诉受理机制还是司法途径甚至媒体舆论监督介入保险消费者保护，在现实生活中都遇到各种问题，根据我国保险市场现状综合来看保险监管机构应该在解决保险消费者保护问题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从监管角度看，本文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平衡保险机构发展与投保人利益保护的监管目标20世纪60年代以来，保护投保人利益成为保险监管的目标之一。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对保险消费者保护问题进一步深入到体制设计和改造之中。英国经济学家MichaelTaylor提出了著名的“双峰”理论(Twin–peaks)认为金融监管存在两个并行的目标，一是审慎监管目标，旨在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或金融市场崩溃;二是保护消费者权利的目标，通过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监管，防范和减少消费者受到欺诈和其他不公平待遇。他进而提出，应根据监管目标的不同设立两个监管机构，分别作为审慎监管者和金融消费者权利的保护者，行使专业化监管职能。这对于消费者保护在金融领域中的地位提供了更广泛的理论基础。我国保险法规定明确规定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以维护保险市场秩序，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为目标。但是由于我国的保险业长期一直被冠以幼稚产业，具有脆弱性与危机意识的主导性。再加上市场化与中国入世国际化的双重压力下，国内保险业长期积聚的风险日益暴露，转型经济国家甚至欧美发达国家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更引发社会主流价值观对保险体系脆弱性的深刻担忧。在这样的背景下，监管当局的监管政策取向也就带有浓厚的二元冲突特点:一方面是监管力度空前加强，以维护保险市场秩序为目标，大力约束保险机构的创新行为，形成一定意义上的保险宏观审慎监管，另一方面则是监管者成为保险机构整体利益的代言人，参与到保险机构与政府、企业等其他利益主体的博弈之中，为保险机构争取最大利益。因此，就当前而言保险业整体而言是需要加以保护并促进发展的产业，“经营者”也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这决定了监管当局不可能过多地将监管资源分配在保护消费者方面，给原本负重前行的保险业增加更多义务。但是我国近年来消费者与保险机构的纠纷逐渐增多，且影响恶劣。从银行、证券、保险三方面来看，保险行业的问题由来已久，严重侵犯了消费者权益，导致消费者资产受损。所以随着消费者意识逐渐上升，保险监管资源配置必定向保险消费者方向倾斜。(二)建立相对独立的保险消费者保护机构在当前我国保险监管机构已经意识到保险消费者保护的重要性的背景下，2011年7月，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获准设立。新设的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的职能，包括拟订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规章制度及相关政策;研究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工作机制，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协调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重大问题;接受保险消费者投诉和咨询，调查处理损害保险消费者权益事项;开展保险消费者教育及服务信息体系建设工作，消费者风险提示;指导开展行业诚信建设工作;督促保险机构加强对涉及保险消费者权益有关信息的披露等工作。虽然在保监会内部专设保险消费者保护局，但是仍然面对另外一个难题，我国主要采取分业监管的模式，其监管标准以监管对象为出发点，而非以金融产品的特殊性质和特殊风险为出发点，区域性、条块性特征突出。面对金融业的综合化经营趋势，新型投资型保险产品与其他金融产品界限日益模糊，以机构作为监管区分的做法已经无法满足市场的要求。因此，面对制度与市场的脱节，我们不免对保险监管的效率和效力提出质疑。针对混业的现实，2004年6月28日，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公布了《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对监管重合与真空的机构职能进行了细致的调配与合作，是监管一体化的一大进步。然而，混业的不断深入发展，对金融监管的职权划分再次提出挑战，并非一个简单的政府文件所能解决，在权利真空与重叠下的金融消费者权利保障仍然是个大问题。分业监管的本意在于集中有限的资源深化专项整治，提高资源利用率，这一目标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成就有目共睹。然而，混业经营，分业监管显然是个悖论。一方面“空白监管”体制下制度与法律的缺失直接影响着金融市场治理的缺位，另一方面“多头监管”体制下，其职能交叉中的重合领域，市场也是束手无策。(三)合理界定保险消费者保护监管的边界保险监管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通过保险监管机构有效保护消费者利益可以促进保险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如果监管不当或者监管过度，将会加大监管成本，降低市场效率，并阻碍保险业的发展。因此对保险消费者保护的适度监管成为一个理论热点问题，本文从定性角度认为消费者保险的监管适度判断标准:第一，宏观上要有利于整体保险市场的稳定，与宏观审慎监管一起有效维护保险体系的安全。第二，中观上要有利于保险机构的健康发展，提高保险机构对金融消费者的服务意识。第三，微观上，要改善保险消费者的福利。改善保险消费者福利，应当成为保险消费者保护的基本出发点和立足点。所谓改善保险消费者福利实质上就是提高保险消费者的保险产品和服务的满意程度，使得他们获得更多消费者剩余。使消费者获得更多剩余，从表面上看似乎与提高保险机构的盈利是相悖的，但实际上二者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因为如果保险消费者的福利得到改善，消费者更加信赖和支持保险机构，那么长期而言保险机构的赢利状况和竞争力都会得到提高。

作者：关伟 王琳

经费监管论文篇7

[关键词]“三公经费”;委托理论;“经济人”

近几年来，“三公”经费的使用问题受到了各个方面的高度关注，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2014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再次要求“加大‘三公经费’的公开力度，要求更加细化地说明公务出国境团组数及人数，公务用车购置数及拥有量和国内公务接待的有关情况”。“三公”经费公开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三公”经费使用过程中的浪费问题、控制“三公”经费的支出规模，但是尽管如此目前“三公”经费的控制仍不尽如人意。“三公”经费滥用的问题其实也是一种委托机制失灵的现象。作为人的政府利用其信息优势和职务之便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了委托人民众的利益，造成了“三公”经费浪费、规模无法控制等问题。因此，从委托理论浅析我国“三公”经费的控制现状、“控制难”的原因以及措施，对于深入了解“三公”经费控制中的问题和对其有效治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三公”经费的控制现状

“三公”经费是指财政拨款支出安排的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这三项经费，而“三公”经费的控制是指严格控制其在财政预算总额中的规模和比例[1]。近年来由于利益失衡、信息不对称和缺乏有效监督使“三公”经费滥用问题严重，出现了诸如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车私用等问题，浪费了大量的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以公车为例，据国家发改委调研报告显示，公车使用存在个“三分之一”，即办公事占1/3，领导干部及亲属私用占1/3，司机私用占1/3。

基于这个背景，国家开始狠抓“三公”经费的公开和控制监管，使“三公”经费的支出基数有了显著降低。2010年国务院要求公开中央各部门的“三公经费”以来，按官方财政公开的数据统计，四年来，“三公经费”决算从2010年的94.7亿元降至2013年的71.54亿元，共减少23.16亿元。其中，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由61.69亿元降至42.53亿元，减少了19.16亿元，居三项之首。但是我国的“三公”经费控制仍处于初级阶段，存在着许多的问题。

第一，“三公”经费的公开仍不透明。从《2013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中可以看出仍有14 个省份未公开“三公”经费，并且公开的往往是上千万、上亿级别的大数，而缺乏细化精确的小数，没有细化精确到具体的花费项目，也没有说明花费的具体目的。与“三公”经费配套的一些基本参照数据，如部门人员数量等，也没有进一步细化公开。“三公”经费的公开越模糊，政府部门对于“三公”经费的使用就越自由越不受限制，控制其规模就越难。

第二，“三公”经费的浪费现象仍十分严重。目前公务接待的开支名目多、数额大，包含内容却并不清楚;打着出国学习考察，参加培训、会议的口号进行公费旅游为干部谋取福利的现象十分突出;单位违法超编、超购车辆，公车私用的行为也无法杜绝，据国家发改委统计：行政单位的公车每万里运行成本是社会运营车的5～6倍，而使用效率仅为社会运营车的1/5至1/6，浪费现象不可谓不严重。

第三，“三公”经费的隐形支出难以统计。“三公”经费支出常常被变通为其他支出，或是向下级单位或者其他单位摊派、转嫁，或是将预算外收入用于“三公”消费。这种隐形支出就使得“三公”经费的实际支出难以考察，“三公”经费的总体支出数额无法确定，“三公”经费的控制自然也就无法实现了。

二、“三公”经费难以控制的原因――基于委托理论分析

在学术界普遍看来，委托理论遵循的是以“经济人”假设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模式，以两个基本假设――委托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信息不对称为前提。在这种假设下，人便可能会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委托人之上，即可能产生问题。而由于问题的存在，委托人就有必要建立一套有效的制衡机制来约束和激励人，避免问题的发生，提高效率。

造成“三公”经费控制困难的原因有许多，本文基于委托理论分析，主要有：

第一，政府工作人员也是“经济人”。委托理论认为政府是由活动在政治市场上的独立经济人组成的，他们对公共权力的获取和行使并不是以放弃自身利益需求为前提的。以利益为根本出发点，自利行为为准则的政府工作人员，一旦其遵守法律的理性被这种经济人本质打败，自利现象就会出现[2]。长期以来，我国公务员实行低工资高福利的工资待遇制度，工资水平过低就容易导致部分公职人员滥用权力，，使“三公消费”支出增加。

第二，政府和公众之间信息不对称。委托理论认为只要公共权力人即政府是信息优势者，且本性中又包含有自私自利的成分，那么，他就有可能利用其信息优势谋取私利。现实中官员往往为了自身利益，找各种借口隐藏信息，即使公开信息也是“形式重于实质”，对公众缺乏坦诚的态度与透明的行动[3]。“三公”经费越模糊，政府从中可获取的利益就越大，因此政府往往对利用其信息优势地位不愿意公开“三公”经费每笔支出的具体金额和使用用途，其数据究竟是高是低，是否合理，这些公众都很难判断鉴别。这种信息不对称就给了政府“暗箱”操作、的可能性，也使“三公”经费不能得到很好的控制。

第三，监督机制不完善。就目前看来，行政事业单位的监督主体多，但其之间缺乏整合，监督的合力较弱，没有形成疏而不漏的监督网络，存在大量虚监漏监的问题，容易出现模糊的公务消费。现在“三公”经费的来源除了每年人大审议的经费之外，还有些是来源于预算外资金，这些资金难以监管。而且“三公”经费常常分散在预算科目的各项支出中，内容和范围也界定不清，支出随意性较大，民众也没有足够的依据对公开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不能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三、建议：如何有效控制“三公”经费

在委托理论看来，由于最终人――官员是自利倾向的，并且作为委托人的民众和作为人的政府之间信息并不对称，不易进行监督，所以极易导致委托机制失灵。“三公”经费控制难的问题其实也是一种委托机制失灵，需要我们从委托理论的视角寻找解决的途径。

第一，适当提高公务员工资水平，推行“阳光工资”。相对于国内其他行业和国外公务员，我国公务员的收入水平偏低。“经济人”假设认为公务员首先考虑的会是个人的物质生活状况，注意的是自己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然后才是公共利益[4]。逐步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性收入，把各种津贴、补贴、奖金等“隐形收入”显性化，可以一定程度上增加公务员的社会公平感，减少其不良公务消费的动机。

第二，完善“三公”经费管理制度，打破信息不对称。首先，应该制定完善的“三公”经费使用标准，对公务接待的含义标准、公车配置的标准和公务出国方面的规定都作严格的规定，并且在网上公示[5]。其次，在“三公”经费预算制度上，应该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将“三公”经费纳入基本预算，预算的项目也应该更加细化可操作。最后，在“三公”经费的审批制度上，应该将“三公”经费预算公开、社会反馈意见搜集、政府回应及修改预算等工作前置到预算审批之前，更好地让公共了解经费的支出并建立公民政府双向沟通机制，打破信息不对称局面。

第三，“三公”经费的公开应更细更全，透明度亟需提高。政府收入和支出都与人民息息相关，政府有义务让人民了解他们委托政府管理的公共资金是从什么渠道获得又有什么用途，这种安排和使用结果是否合理。以美国为例，它的联邦总务局每个财年都会将联邦政府的公车使用情况（公车的数量、车型、单位使用成本）公布在网上，供公众随时查阅和对比分析。我国政府也应统一规范“三公”经费公开的途径、形式和标准，提高公开的深度、广度，使“三公”经费的公开更加精确完整，让百姓们能够看到“小账”、“细账”。这不仅是对人民权利的保障，让民众充分参与到政府权力行使的过程中，还有利于民众行使委托人权力监督政府，约束政府行为。

第四，建立“三公”经费绩效考核体系，实行问责制。“三公”经费的控制除了继续加大公开力度，还必须要进行事后评估考核，加强责任追究。首先，审计部门要不定期的对“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进行审计，特别是针对支出规模大的单位，并提出审计意见。在“三公”经费决算公开之前，应审计“三公”经费支出的准确性、真实性、合法性和合理性，以便民众和媒体更好地监督。其次，还应把“三公”经费的使用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对不按法定要求公开“三公”经费使用情况的部门的负责人问责，加大对违规单位的处罚力度[6]。最后，还应把“三公”经费的情况与公务员的个人年终绩效评估挂钩，奖优惩劣，约束公务员平时的公务浪费行为[7]。

第五，健全“三公”经费监督体系，提高监督水平。首先，要充分发挥人大在“三公”经费预、决算中的监督作用。在审批“三公”经费预算时要进行事前监督，“三公”经费只能从本单位的基本支出预算中支出，不得从其他渠道支付，对“三公”经费决算的审议也要认真负责，以做好事后监督。其次，要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的作用，对违法使用“三公经费”的政府进行审查，以保障“三公经费”管理的有序性。最后，要重视群众和媒体的监督，在香港，公务接待要上报宾客名单、宴请理由、预计消费和人均消费等信息，以供民众有效监督，形成透明的监督机制[8]。“三公”经费预算的公开要细化到“项”上，让民众一看就懂，便于公民监督。

五、结语

本文基于委托理论，浅析了我国“三公”经费的控制现状、造成“三公”经费控制不易的原因和更好实施“三公”经费管理的建议。但文章仅从提高薪资、公开透明、管理制度、绩效体系、民主监督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要控制“三公”经费，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三公”经费的预算体系建设、精简机构数量和在编人数等。“三公”经费的控制是现在国家建设廉洁高效政府的要求，对于提升政府的诚信力和社会形象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政府单位应该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认真执行国家有关“三公”经费的规定，努力控制“三公”经费规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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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谭鑫.浅析我国腐败问题的成因及治理――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分析视角[J].法制与社会，2013（02）：185-186

[3]王育红.浅议“三公经费”消费的治理[J].中国外资，2013（10）：130-131

[4]郑永兰，潘晨光.由“高薪养廉”谈我国公务员物质激励的必要性[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

[5]郑璇.我国“三公”经费公开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建议[J].学理论，2013（16）：54-56

[6]胡颖.公共预算作用下的“三公”经费控制探讨[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13（4）： 32-33.

经费监管论文篇8

【关键词】 在职消费； 媒体监督； 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17-0105-07

一、引言

我国对公司治理的研究起步较晚，对在职消费的关注也不够充分，但与西方企业相比，我国企业管理层的在职消费在管理层的激励契约中占了很大的比例，甚至已经远远超过了货币薪酬（陈冬华等，2005）。过度的自我激励不仅会增加不必要的成本，而且会对企业价值及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Hart，2001；Jensen & Meckling，1976；周仁俊等，2011；冯根福等，2012）。如何治理和规范在职消费也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为了有效治理上市公司过度在职消费问题，我国政府连续多次并实施有关规定，如《关于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的指导意见》《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行为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等。然而，在转型国家中，由于执法效率低下和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等原因，正式的法律制度的完善并非朝夕可就，而且文化、宗教和语言的差异也使得发达国家成熟的投资者法律保护制度无法完整地移植到新兴和转型经济体国家（李培功等，2010）。

学术界有关监督和规范在职消费的研究多集中于公司内部治理层面。与国外研究（Williamson，1975；Lang &

Litzenberger，1989；Lamont，1997；Shleifer & Vishy，1997；

Young et al.，2001；Rajan R.G.，et al.，2006）相一致，国内学者同样发现是否支付现金股利（罗宏，2008）、大股东持股比例（罗进辉，2009；陈冬华，2010），以及管理层持股（冯根福，2012）等都会对在职消费有显著影响。此外，刘银国等（2012）认为，过度持有现金流量往往使企业高管能较容易地牟取私利或者在支配现金流量时缺乏应有的谨慎和全面的考虑。综合来看，尽管国内对在职消费的研究较多，但鲜有文献从外部治理机制层面研究在职消费，涉及市场层面治理机制的研究则更少。然而，正如万华林（2004）所提出的，市场层面的治理机制或许能更有效地解决在职消费中的问题。

治理在职消费不能完全依赖法律制度的建设，必须同样重视对法律外替代机制在公司治理中作用的研究（Coffee，2001； Stultz & Williamson，2003；郑志刚，2007；Hilary & Hui，2009）。在这些替代机制中，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得到了广泛的重视（Dyck & Zingales，2004；Miller，2006； Joe，et al.，2009）。Dyck and Zingales（2008）研究发现媒体能够有效降低控制权的私人收益，并促使企业改正侵害外部投资者权益的行为。李培功等（2010）证实了媒体在完善公司治理水平、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的积极作用。杨德明（2012）等发现媒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监督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乱象的问题。梁红玉等（2012）指出，媒体监督能够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效率。媒体也能够影响审计师的审计意见（余玉苗，2013），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徐丽萍等，2011），影响独立董事的辞职行为（李焰等，2011）等。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重点研究媒体监督对在职消费的治理效应。具体来说，将对以下问题进行实证检验：（1）媒体监督能否显著规范和治理上市公司高管当年的在职消费行为；（2）媒体监督对在职消费的治理作用是否具有“滞后效应”，即当年的媒体报道能否显著影响公司下一年的在职消费；（3）媒体监督对在职消费的治理作用是否会因企业产权性质的不同而不同。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与贡献主要在于突破以往从法律和制度视角研究公司治理的思维定势，将外部治理因素引入在职消费研究，从而为在职消费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为治理在职消费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本文不仅研究了媒体监督与在职消费的关系，也实证检验了媒体效用的持续性，即是否具有滞后性影响，检验了媒体监督在不同性质的上市公司中所发挥的效用的不同，并对其进行了理论解释。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媒体监督与在职消费

公司可以通过设计和实施有效的内外部治理对管理层进行监督和激励。然而，任何一种治理机制都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要受到诸如股权结构不合理、所有者缺位、法律法规不完善等公司治理缺陷的困扰。而这些缺陷之所以存在，大多是因为公司自身制度和机制不完善。如果公司及其管理层不想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外界也束手无策。此种情形下，在过度在职消费所带来的高额成本面前，如何才能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呢？

根据媒体有偏论，媒体有动机关注和曝光上市公司的过度在职消费行为，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制造轰动效应，提升刊物销量或网站点击率。在此过程中，媒体的追踪曝光能够降低经理层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加大利益相关者的行动力度（姚益龙等，2011），使公司及其管理层面临声誉受损和经营失败的双重风险。此时，他们会被动约束自己的败德行为，降低乃至去除在职消费中的过度部分，并采取各项措施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与治理水平。由此，本文提出假设1（H1）。

H1：媒体监督与当年的在职消费显著负相关。

改革或调整效果的呈现往往需要一个过程，管理效率和治理水平的提高也不是立竿见影、朝夕而就的。当年的在职消费数据可能并不足以充分体现媒体监督对企业在职消费行为的治理作用，而会将此影响持续到下期。因此，有必要考察下一年的在职消费数据对当年媒体监督的反映，即需要考察媒体监督对在职消费的治理作用是否具有“滞后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H2）。

H2：当年的媒体监督与下年的在职消费显著负相关。

（二）媒体监督、在职消费与产权性质

根据声誉机制，良好的职业声誉能够增加企业家在经理人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博弈能力，对企业家行为具有积极的激励作用。相反，较差的职业声誉会导致企业家生涯的结束，对企业家机会主义行为具有良好的约束作用。然而，现阶段我国的市场经济仍不完善，经理人市场尚不成熟，不同性质企业中的经理人具有各自不同的职业发展目标与晋升之路，对个人声誉的态度也会有所差异。

在国有上市公司中，经理人的升迁主要是政治晋升，因此，他们会更为关注自己的政治生涯，而不太关注可能会影响自己经理人声誉的事件。即使公司或其个人遭遇了负面报道，他们也会借助国有企业特殊的政治与经济背景以及较非国有企业更为广泛的媒体与社会网络，将此报道的消极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而不是对此新闻作出直接、积极的回应。此外，多数国有上市公司的组织结构冗长，决策程序繁杂，即使要对媒体的负面报道作出积极反应，也需要经过董事会、总经理等的层层审批才能通过并实施，媒体报道涉及的不规范行为也就难以在短时期内得以迅速纠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经理人出于企业融资便利以及个人职业发展的长远考虑，会更重视自己在经理人市场中的声誉，也就更有动机积极、快速地应对媒体的负面报道，从而使媒体报道的公司治理作用更为快捷和有效。杨德明等（2012）研究发现，媒体的负面报道会影响非国有上市公司下一年审计意见的改善，而对国有上市公司却没有这种影响，表明媒体报道对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治理作用确实存在差异。李焰、秦义虎（2011）也指出，媒体可以通过声誉机制发挥治理作用，但是不同性质的上市公司管理层对媒体负面报道的反应不同。由此，本文提出假设3（H3）。

H3a：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媒体的负面报道能显著制约在职消费。

H3b：在国有上市公司中，媒体的负面报道不能显著制约在职消费。

三、样本选择与模型构建

（一）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10―2012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所有数据均来自样本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本文的数据由四部分组成：一是管理层在职消费的数据，通过查阅上市公司年报附注中的“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量”，手工收集得到；二是关于媒体报道的数据，通过Wind数据库提供的上市公司深度数据收集、整理各家上市公司的媒体报道新闻而得到，并以每年每家上市公司的媒体负面报道次数作为媒体监督的变量；三是有关公司治理的数据，如高管薪酬、管理层持股、独立董事比例等，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四是关于上市公司的其他财务数据和会计数据，如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销售毛利率等。根据Wind数据库提供的数据整理得到以上数据后，本文对样本按照如下标准进行了筛选：（1）鉴于财务信息质量与极端值对统计结果的不利影响，剔除业绩较差的ST和*ST公司；（2）鉴于金融保险行业的特殊性，剔除金融保险行业的上市公司；（3）剔除在职消费数据缺失的公司。按照以上标准，本文最终得到2 201个观察值，其中2012年777个，2011年788个，2010年636个。

（二）模型构建

薪酬契约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万华林，2007），而在职消费是薪酬契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属于公司治理的范畴。在理想的经营管理环境下，如果公司管理层完全以投资者利益最大化为行事原则，则在职消费从理论上来讲仅仅取决于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需求。然而，根据委托―理论，人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有可能会利用公司治理机制上的漏洞而通过牺牲委托人的利益来满足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本文在对公司的规模（Size）、企业性质（State）、财务杠杆（Leverage）、现金流量（Cash）、销售毛利率（Margin），以及行业（Industry）、年度（Year）等经营活动因素进行控制的同时，也对公司治理因素，包括股权集中度（HHI_10）、高管人均薪酬（Ln APay）、高管持股比例（MShare）、两职兼任（Dual）和独立董事比例（Ind）等进行了控制，以构建能够直接反映和检验在职消费与媒体监督之间关系的回归模型。同时，考虑到媒体监督可能具有“滞后效应”，本文在构建模型的同时也加入了上一年的媒体监督数据，以实证检验上期的媒体监督是否对当期的在职消费产生影响。另外，为了控制不同管理层规模对上市公司在职消费的影响，本文将人均在职消费作为被解释变量，相应的，管理层薪酬和现金流量也采用了人均值。

由此，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Ln Perkt=α0+α1Ln（Mediat+1）+α2Ln（Mediat-1

+1）+α3Controlt+εt

其中，Controlt是所有控制变量的统称，包含公司治理变量、经营活动变量，以及企业所处行业与年度。具体来说，各变量的具体含义如表1所示。

对H3的检验将在上述模型基础上，通过区分国有上市公司、非国有上市公司两类样本分别进行检验而实现。

此外，根据国务院国资委2006年下发的《关于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的指导意见》，本文通过查阅并加总上市公司年报附注“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量”项目中披露的办公费、差旅费、业务招待费、通讯费、出国培训费、董事会费、小车费和会议费八项费用作为上市公司管理层在职消费总额的变量。作为我国学者在研究在职消费时经常采用的一种计量方法（陈冬华等，2005；张力等，2009；杨蓉，2011；周仁俊等，2010），这八项费用最容易成为管理层获取私利的捷径，通过这八项费用计算得到的在职消费数据也最贴近在职消费的真实水平。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为2010―2012各年所有研究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在表2中，无论是在职消费数据还是媒体监督数据，均是对其绝对值即未取对数之前的数值进行描述。根据表2，在本文选取的2 201个有效样本中，高管在职消费的均值为7 524 896.02元，最大值为407 262 428.60元，最小值为1 742.05元，前者为后者的233 784倍。同时，全体样本的在职消费表现出极高的标准差，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在职消费水平差异非常大。结合在职消费的特殊性，这一结果不难理解。在职消费存在的根基或出发点是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因此，在职消费与企业的资产规模、收益规模紧密相关，大型企业为满足自身的日常经营所需自然需要支出比中小企业更多的在职消费金额。

从表2也可以看出，媒体负面报道的均值为3.17，即在2010―2012年三年间，每家样本上市公司平均遭遇过3.17次的媒体负面报道。同时，其中，每年遭遇媒体负面报道次数最高为42次，最少为0次，即当年未被媒体负面报道过。2010―2012年各年，媒体的负面报道总次数分别为436次、1 845次和4 695次，呈逐年上升趋势；同时，未遭遇媒体负面报道的样本公司占全样本的比重由2010年的65.57%分别下降至2011年的40.48%和2012年的7.45%，说明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范围上，媒体报道的影响都在逐年扩大。在反映数据离散程度的标准差方面，媒体监督的标准差为4.257，表明尽管媒体负面报道是一个随机事件，但大多数上市公司遭遇媒体负面报道的次数都是相对稳定且相近的，而且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在数据收集和整理过程中也发现，媒体通常会对知名度较高上市公司存在的问题或影响范围更广的丑闻更加关注，且具有“群起而攻之”的倾向，即一旦此类事件被某家媒体曝光，多数媒体都会跟进报道此事件，有时甚至会对此事件进行大张旗鼓的跟踪报道。微博、微信、博客等现代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也使得此类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受众面更广，更容易制造轰动效应，出现“路人皆知”局面，进而使得被报道的上市公司处于广泛的社会监督之下，从而对公司及其管理者形成较大的压力，迫使其改变自己的行为。

在2 201个样本中，超过53%的公司为国有，剩余47%的公司为非国有；78%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和董事长实现了职务分离；2010至2012年三年间，样本公司管理层持股的平均比例为5.1%，其中最高持股比例为84.3%，最低持股比例为0，表明管理层持股作为一种新兴的激励契约已经开始为我国上市公司所采用，但仍有很大比例的上市公司未采取此种激励方式。

表2中，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比例最高为80%，最低为12.5%，平均为36.9%。提醒注意的是，全部样本公司中有55.79%的上市公司独董占比在33.33%附近，独董占比不足33.33%的样本公司仅为1.13%，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有不少上市公司之所以建立独立董事制度，主要是为了满足证监会提出的“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的要求。

（二）相关性分析

表3是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表。不难看出，被解释变量在职消费和解释变量媒体监督之间的相关度较高，初步验证了媒体监督具有对在职消费的监督治理效用。其中，当年的媒体监督与在职消费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并且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当年的媒体监督对同年在职消费的治理效用显著，初步验证了H1。同时，当年的在职消费与媒体监督之间也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并且在1%水平上显著。然而，这种显著的治理效应是否会随着控制变量的加入而发生变化，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验。

（三）回归分析

1.媒体监督对在职消费的治理效用分析

在将全部样本数据代入回归模型后得到的实证检验结果见表4。根据表4，本年媒体监督变量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在控制公司治理因素、经营活动因素对在职消费的影响后，当年的媒体负面报道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削弱了上市公司的在职消费水平，即媒体对上市公司的负面新闻报道越多，公司越有压力和动机来规范自身的在职消费行为，减少过度在职消费支出。然而，上一年的媒体负面报道对上市公司当年在职消费的监督效用不显著（显著性水平大于10%），表明媒体负面报道的“滞后效应”不明显。这可能是因为媒体负面报道所引起的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担忧和顾忌具有暂时性，往往只会持续较短的一段时间，而不会长久地发挥作用。

2.企业产权性质对媒体治理效用影响的分析

为全面了解媒体监督对在职消费的治理效用，进一步对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两类企业进行了分样本检验，结果见表5。

不难看出，媒体对不同性质的企业在职消费的影响不尽相同。其中，媒体的负面报道能够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抑制非国有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在职消费行为，H3a得到了支持；媒体负面报道对国有上市公司的影响不显著（显著性水平超过10%），表明媒体的负面报道对国有企业管理层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较小，H3b得到验证。这是因为，国有上市公司的经理人往往具有丰富的人脉和社会资源，能够在媒体初始报道时将负面新闻对自己以及本企业的不利影响削弱或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甚至不发生影响。反之，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经理人在人脉、业内资源和社会网络方面往往逊于国有上市公司的经理人，其对自身声誉和未来就业机会与薪酬的担忧，也会让其在媒体负面报道的重压之下主动作出更为积极的反应。

同时，与全样本的回归检验结果相一致的是，无论是对国有还是非国有上市公司，上一年的媒体监督对本年在职消费的影响均不显著，表明媒体对国有、非国有企业在职消费治理效应的滞后效应不明显。这可能是因为媒体在某种程度上追求的是短时间内能够引发巨大的轰动效应，能够吸引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后续的跟踪报道相对较少，媒体的持续监督力度自然会随之变弱。因此，无论是国有上市公司还是非国有上市公司，只会在负面新闻曝光后的短时期内采取措施挽救公司形象，而这往往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进一步分析发现，两职兼任与在职消费的关系也因为实际控制人的性质而有所不同，对于国有上市公司，两职兼任与在职消费显著正相关，但是在非国有上市公司却没有发现这一现象。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尽管两职兼任，但经理人却并没有足够的权力来进行自我激励。非国有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与在职消费显著正相关，而国有上市公司的财务杠杆与在职消费没有显著关系。这一结果显示，相较于国有上市公司，非国有上市公司表现出更严重的预算软约束问题。

3.其他因素对在职消费的影响分析

（1）公司治理因素与在职消费

根据表4，在不区分企业产权性质时，股权集中度、管理层人均薪酬、两职兼任、管理层持股比例和独立董事比例等因素均对在职消费有显著影响。

其中，股权集中度的显著性水平为5%，系数为正，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股权越集中在职消费水平越高。这是因为，当股权高度集中时，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进行决策时，少数绝对控股股东很可能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牺牲中小股东的利益，其决策原则也并不总是遵循公司价值最大化。所以，股权越集中，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就越容易被架空，小股东的利益就越容易被侵害。

同样的，管理层持股能够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减少在职消费。这是因为管理层持有公司股份后，管理层便兼有了企业所有者的身份，其个人利益与上市公司利益的一致性大大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使管理者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减少过度的在职消费支出。

管理层人均薪酬的系数为正，表明管理层的人均薪酬越高则在职消费就越高。我国始终对经理人的收入水平实施严格的管制（陈冬华，2005），但在实践过程中，某些高管人员可以利用自己的职位权力来为自己制定收入水平，即薪酬越高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高管的职位权力就越大，就越有机会通过在职消费进行自我激励。权小峰等（2010）也通过研究发现国企高管权力越大，其获取的私有收益越高。

表4中的两职兼任系数为正，表明两职分离有助于制约在职消费行为，这可能是因为两职兼任增加了经理人的职位权力，使其具有足够的空间进行自我激励。

本文还发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独立董事的比例与上市公司在职消费支出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由我国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不强所导致的。独立董事不能有效地监督制约管理层，从而造成了制度流于形式的后果。

此外，将表5与表4中的检验结果进行比较后不难发现，在区分企业的产权性质后，除了股权集中度对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在职消费没有影响外，其余的结果均与全样本回归一致。因此，笔者认为，公司治理变量与上市公司在职消费的关系不会因公司产权性质的不同而不同。

（2）经营活动因素与在职消费

根据表4，在不区分企业产权性质时，财务杠杆、企业规模和销售毛利率均与在职消费正相关，现金流量与在职消费无关。

其中，财务杠杆与在职消费显著正相关，这与陈冬华等（2005）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债权人无法有效地制约公司管理层的在职消费行为。相反，由于银行的性质特殊，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预算软约束。因为即使作为债务人的上市公司的资金支出超出了当期收益的范围或是没有按照约定用途来使用资金，银行在其国有性质的影响下也不会放弃“解救”亏损企业，也就不能真正地监督债务人，进而可能导致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在职消费支出越大。

公司规模与在职消费显著正相关，表明公司规模越大，在职消费水平越高。这是因为公司规模越大，日常的经营活动就越多、越复杂，所需支付的合理的在职消费支出就越高。同时，数量越多、性质越复杂的经营活动也会为管理层的过度在职消费行为提供掩护和机会。

销售毛利率与在职消费也表现出正相关关系，表明公司的盈利水平越好，管理层就越容易通过在职消费进行自我激励。

同时，与表4中的回归结果相比，表5中所显示的国有上市公司、非国有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与在职消费的关系基本保持不变。由此，笔者认为，总体而言，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指标与在职消费的关系不会因公司产权性质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四）稳健性检验

为增强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利用陈震等（2010）将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所计量的在职消费替换本文的在职消费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6。结果表明，替换变量后模型中其他变量的显著性和系数的方向均与本文全样本的检验结果一致，表现出良好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尝试性地实证分析了媒体报道对我国上市公司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媒体在规范约束在职消费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通过实证检验，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当年的媒体负面报道能够显著制约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在职消费行为；（2）当年的媒体负面报道次数对下年的在职消费无显著影响；（3）相较于国有上市公司，媒体对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在职消费具有显著的治理效用。

相应的，笔者认为，应充分重视和发挥媒体的监督治理作用，规范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具体政策措施有：（1）通过要求企业在财务报表中列示差旅费、业务招待费、办公费等的详细金额，改革我国的费用报销机制、发票管理制度等，进一步完善企业在职消费的信息披露制度，增加在职消费的透明度；（2）通过强化媒体市场中“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实施媒体的采编分离等，为媒体营造一个独立、客观、公正地曝光上市公司信息、发挥监督约束职能的自由竞争环境，实现媒体之间的自由竞争，鼓励媒体讲真话；（3）通过真正实现“两权分离”、设立薪酬委员会、实施分权化的管理模式、解决国有上市公司的预算软约束等，加强对企业高管权力的监督。同时，通过完善国有上市公司的经理人聘任与晋升制度、完善我国职业经理人市场的竞争机制等，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增强公司内部治理对在职消费的监督与约束。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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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川，刘雷.资本市场媒体衡量研究述评[J].会计之友，2013（10）：21-24.

经费监管论文篇9

关键词：建设监理 监理费 工程 标准

1、概 述

近几年，电力建设在全国迅猛发展，为监理企业创造了展示实力的舞台和进一步发展的良好机遇。随着有形市场的建立和规范，社会和业主对监理企业赋予了越来越多的责任，监理服务范围从“施工阶段监理”已逐步向设计阶段监理、招标工作、造价咨询、设备监造以及业主顾问等项目管理的工作内容延伸和扩展。由此，引发出了一个议题，就是目前电力行业执行的国电火口[1999]677号文（1999 年颁发）的监理取费标准涵盖了哪些监理工作内容？几年前已有行内人士提出现行的监理费太低，不利于监理企业发展的意见，呼吁提高监理取费标准，尤其是2002年国家大幅度提高了勘测设计费，使提高监理收费标准的观点被更多的人认同。实际上，笔者认为不能简单或笼统地说目前监理费是低了或是高了，首先要思考的是，目前的监理取费标准是否具有可操作性？或者具有多大程度的可操作性？是否综合体现了监理工作的“责权利”，“责权利”是不可分的，履行“责权”是获得“利”的前提，“利”是实现“责权”的基本保证，监理费用是“责权利”的综合体现，能够阻“责权”的内容，合理地制定出获“利”的额度，就是可娜性原则的基本内涵。

在我国建设监理发展的初期阶段，监理工作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要求监理费标准大而全地涵盖基本建设的所有内容，有一定的难度。虽然国家物价局、建设部价费字[1992]479号文规定了监理费收费标准，但文中也提到这只是指导价格。1999年原国家电力公司在参照了 479号文的基础上，针对电力工程的实际情况，颁发了国电火[1999] 677号文，明确了监理工作内容细化了取费标准和考核奖励办法。该文在当时的情况下，对电力监理行业的发展壮大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着监理行业的规范管理和监理企业自身的不断成熟，社会和业主对监理的认识不断加深，对监理产生了一定的依赖性，赋予的责任越来越大，委托的内容越来越广，对监理工作要求越来越高；同时，政府在已颁发的基本建设有关法律法规中，也进一步加大了监理的责任，加重了对监理的处罚力度。在这种形势下，使用了多年的监理费标准已不能满足监理服务深度和广度要求，相对制约了监理企业的发展空间，制定合理的、操作性强的监理费标准已是迫在眉睫。现结合上述规定的监理取费标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认识和建议，希望得到关注和重视。

2、现行监理费标准的剖析

2.1 关于“小业主、大监理”的原则国电火[1999]677号文在“1.总则”中提到了“小业主、大监理”原则，但是“小业主、大监理”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如何解释它的含义，“小业主”小到什么程度，“大监理”大到什么范围，这些问题在国家正式文件上都找不到明确的答案。事实上，业主和监理的职责和义务已在《监理合同》中有了规定，不管“小”还是“大”，合同双方都应严格按照合同规定履行自己的职责义务。仅从合同条款来分谁“大”谁“小”，这会显得有点牵强附会；另一方面，“小业主、大监理”讲起来容易，却不好做，遇到通情达理的业主是监理单位的福气；碰到蛮不讲理的业主，不管是否该监理干的事情，都要求你干，甚至不好干的、得罪人的都推给监理来做，有时候感觉这句话就象套在孙悟空脑袋上的紧箍咒一样，身不由己。因此，建议有关权威部门对‘小业主、大监理“作出一个明确的定义或界定，该小则小，该大则大，职责分明，使监理单位顺理成章、理直气壮地开展监理工作。

2.2 关于“监理费用对应的监理范围”

国电火门 乃77号文“2.1条款”规定监理范围为：从施工准备直至移交试生产J合“ 1.总则”的条款，可以理解为：监理单位应当在工程建设的“施工准备直至移交试生产”期间开展“四控制、二管理、一协调”的监理工作。按照常规的基建程序，这期间所涉及的内容包括设计、建筑工程施工、设备及材料采购、设备安装、调试和试生产的质量控制以及与之相应的进度、投资、安全控制和合同管理、信息管理及协调工作，是否在这期间所发生的工作均由监理单位来承担？在目前合同环境不是很完善的形势下，《监理合同》条款不可能很周密／严谨／全面，从而使监理企业还有生存空间。如果严格按“2.1条款”执行，监理单位以目前的监理费是不可能承担工程建设从“施工准备直至移交试生产”期间涵盖的所有工作。

2.3 关于“监理费的计算方法”

现行电力工程监理费的计算方法基本为二种：一是火电工程和变电站工程以建安费为基数乘费率；二是送电线路以每公里乘单价，并根据特殊情况设定调整系数。这种计算方法快捷。简单、省事，但不能完整地反映电力工程项目特点，不能综合体现监理工作的难易程度，计算方法不够科学和灵活，费用包括的内容含糊，不清晰。例如，一项“三通一平”工程，由于不同机组容量或不同电压等级，导致所取得的监理服务费也有所不同。火电工程最高的费率为1.98％，最低的费率为1.35％，高低相差1.5倍；变电站工程最高的费率为5.5％，最低的费率为3.0％，高低相差1.83倍。就是说，在基本相同的条件下，提供相同的监理服务，却不能得到同等的经济回报。

送电线路工程按每公里取费也不甚合理，主要是忽视了钢塔基础形式的差异。送电线路工程主要工序为基础工程、组塔工程、架线工程，对于基础工程，不同的地质条件会采取不同的塔基形式，尤期广东沿海地区，多属于软弱地基，组塔基础较多采用冲（钻可灌注桩或人工挖孔桩，由此会引起钢筋混凝土量的较授异，而这煌础工程都需要全过程旁站，需要投入较大的人力、物力。

2.4 关于“对监理的考核、奖励办法”

国电火[1999]677号文的第四部分提出了关于“对监理的考核、奖励办法”的条款，其目的是督促监理单位认真履行监理职责，当好业主参谋，做好监理工作。但是，从考核内容看，有些条款并不清晰，不好操作，还会引起争论和扯皮。其中扣减的条款有“‘二管理、一协调’内容具体，落实得力，分别支付监理费的3％、2％，否则扣减”，对于“内容具体，落实得力”应由谁来评价？评价的依据是什么？如何评价？不同的业主、不同工程有不同的要求；还有“工程全部实现达标，投产支付监理费的 3％，否则扣减”，依据国家电网公司的规定，目前只有 220kV及以上输变电工程和火电工程才参与“达标”评比，110kV输变电、配网和技术改造等工程则不参评，这些不参评的工程，如何考核？是否也要扣减监理费？这也是一个经常引起争论和扯皮的问题。

3、建立完善监理市场价格体系的“五性”原则科学合理地测算监理成本，建立监理市场价格体系。按照“符合性、综合性、适用性、合理性、条件性”原则制定操作性强的监理费标准。

3.1 符合性：与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相适应目前，国家颁发的涉及监理行业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建筑法儿《建设工程管理条例X《建设工程监理规范X《合同法X《招标投标法X它们构成了工程监理法规的框架，为促进监理事业健康发展，规范监理市场秩序提供了强大的法律保证。　监理费标准，应与国家的法律、法规相适应，并能够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例如关于“监理设施”费用的问题，《建设工程监理规范》第3.3.1条款规定：“建设单位应提供委托监理合同约定的满足监理工作需要的办公、交通、通讯、生活设施”。但目前能够按其执行的不多，有时候是收取一定的费用，有时候是转嫁给施工单位，即由施工单位协助解决；大多数情况是业主仅提供办公用房，办公桌椅、交通、通讯、生活设施等都由监理单位自行解决。使得监理单位为工程结束后，如何处置这些设施而伤脑筋，这些设施都些比较笨重的大件物品，如果转移到另一工程使用，转移的费用可能比新购买的还要高；如果没有新工程衔接上，可能还需搬运回公司，公司就要另外租用仓库来放置这些设施。从而造成了监理成本的提高，利润空间相对缩小。实际上让业主提供监理设施，他们也游存在较大的困难。因此，建议在监理费标准中单独计列该项费用，专款专用。

关于监理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是否承担“安全管理”的责任，2004年2月开始施行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条例》已作了明确的界定。质量和安全能否得到有效控制，关系到人身安全，千年大计，“安全管理”与“三控措施”不能分割，它是监理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是无可置疑的。因此，监理单位为“安全管理”提供服务所发生的成本费用也应在监理费标准中有所体现。

3.2 综合性：涵盖电力建设的建设规模及备种建设类型电力工程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特别是大中型火电工程和输变电工程，投资大、建设期长、专业多、技术复杂。建设模式各有特色，在火电工程方面，有燃煤发电机组，还有核电。风能发电、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供热机组、燃油（奥里油）发电、垃圾发电、油页岩、水煤浆等等发电厂类型；在输变电工程方面，有各电压等级的直流输电线路、交流输电线路，还有各电压等级的变电站。开关站、换流站等。除此之外，还有烟气脱硫工程、集中供热项目、技改项目、大修项目、农网和城网工程、光纤通讯工程、拆迁工程等其它零星项目，它们各有特点，要求的技术含量也不一样。如我公司在上海和广东承接了二个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工程，主要设备分别为美国GE公司和日本三菱公司的设备，设计图纸都是英文版，我公司派出的监理工程师均必须具有一定的英语水平，不仅能够阅读图纸，还能够与外国专家对话沟通。因此，新的监理费标准应能够涵盖电力建设的建设规模及各种建设类型，综合体现其技术特点和专业能力要求。3.3 适用性：根据各阶段监理工作范围和内容细分取费标准建设部2003年年初发出了《关于培养发展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企业的指导意见》2004年年底颁发了《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试行办法》，从政府的角度引导有一定实力的监理企业向项目管理方向发展，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监理企业。因此，向项目管理发展是监理企业的创新之路。现代化的项目管理贯穿于项目决策阶段、实施阶段和使用阶段，具体包括工程前期工作（如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评估、设计阶段审查等等）、招标工作、造价咨询、设备监造、材料和设备采购、设计阶段和施工阶段监理、项目后评估以及业主顾问等等内容。监理服务内容和范围是根据市场需求确定的，新的监理费标准涵盖内容应尽可能全面，同时通过对工作内容的分类，进一步细分取费标准。做到只要进入监理市场，就像点菜一样，按斤论价，按质论价，业主需要什么服务，监理就提供什么服务，并依据标准获得适当的报酬。

3.4 合理性：公正、合理体现电力工程监理服务的行业特点。

（1）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使计算机辅助管理技术达到了较高的水准，从而大大提高了工程管理的效率和技术水平，业主对工程建设计算机运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目前普遍使用计算机软件主要包括P3/EC、梦龙、PROJECT以及MIS系统等，其中计算机P3工程管理软件是当今国际最为通用的大型工程项目管理软件，P3软件的成功应用标志着工程管理进人现代计算机国际化管理系列。因此，在大中型的电力工程就中，参建单位都被要求使用 P3程管理软件，如我公司在三峡至广东＋500 千伏直流输变电工程、珠海电厂（2×700MW）工程、汕尾电厂（2 x600MW）工程等都有使用P3程管理软件的经验。但是P3工程管理软件的价格不菲，而且需与项目参建单位建成统一的计算机平台，才能发挥最佳作用。因此建议：涉及多个用户的计算机管理软件，由业主统一采购，向各参建单位提供端口，并根据各参建单位合同金额的大小收取适当的费用。

（2）电力工程投资较大，设备费用（国产设备）占总投资50％左右。现行的计算监理费的方法是扣除设备费，以建安费用为计算基数。但在实施过程中，监理工程师对设备到货的装卸过程的安全管理，设备开箱检查、清点以及设备缺陷的处理和跟踪，都有责任进行全过程监督控制，因此设备费按一定的比例计人取费标准会更合理一些。

（3）除了常规的火电工程和输变电工程外，还有烟气脱硫工程、大修项目、农网和城网工程、拆迁工程等等其它零星项目，这些项目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各有特点。一如烟气脱硫工程，技术难度高，设备费用就占了工程投资70％～80％的比例，由于建安工程费偏低，造成监理费偏低。据了解，现在单独承接烟气脱硫工程的监理中标价均超过概算（与火电工程同时承接监理任务的除外人二如配网工程，设计不规范、施工区域广、施工点分散，且电缆施工多在城市繁华路段进行，施工周期比一般线路的工期长，安全因素复杂，监理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会更多。三如拆除工程，电力行业现行《预规》规定：拆除工程费用在其他费用中开列，即没有进人建安工程费作为计取监理费基数，因此，监理单位对拆除工程的监理实属无偿服务。我公司曾承接过一个45公里的送电线路工程，其中就有 26公里旧线需拆除，与业主论理时，业主表示概算没有此项费用，爱莫能助，作为监理单位，也只有无可奈何了。

3.5 条件性：测算调整系数，使之与建筑市场经济发展保持同步

（1）测算地区调整系数，按工程所在地调整监理费用。

现阶段，全国各省市的经济发展不均衡，考虑各地区物价水平的差异，建议参照国家的工资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分为十类工资等级L测算地区调整系数，在全国平均取费标准的基础上，允许经济发达地区的工程按地区调整系数调增监理费。如深圳市政府已制定了地方标准（2001年1月起执行），其标准比建设部价费字[1992]479号文提高了 20%～30％，进人深圳承接工程均按此标准执行。

（2）根据政府部门颁发的物价上涨指数，测算物价调整系数。

一项大中型的火电工程，从工程启动至工程竣工投产，工期短则2至3年，长则3至5年。在这期间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建议参考国家物价部门颁布的物价调整指数，允许监理费的增减调整。这几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都在8％左右，监理费标准水平应与经济发展保持同步，才能为监理企业吸引人才、实现自我提升、技术进步、发展壮大、提高承受风险能力创造有利条件。

经费监管论文篇10

关键词：国防科研项目 经费监管 探索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10-122-01

国防科研项目经费是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开展国防科研项目工作而发生的费用，其来源主要为中央财政拨款。由于来源和使用的特殊性，国防科研项目经费使用存在不合理、不规范之处，对其监管也有薄弱环节，亟需对其监管进行积极研究。

一、加强国防科研项目经费监管的重要意义

（一）执行各项财经法规制度的内在要求

国防科研项目经费，多由国家财政拨款，军方负责管理，承研单位具体使用。在各个阶段和过程中，不仅要执行国家有关财经法规制度，还要执行军队有关经费管理和监督法规制度，作为承研单位还要执行自身的军队或企业有关经费管理、监督的规章。加强国防科研项目经费的监管是各项财经法规制度的内在要求。

（二）提高国防经费使用效益的迫切需要

项目承研单位既是国防科研项目经费的使用方，同时又对项目经费进行监管，这样势必会出现自身监管力度不够等情况，需要项目甲方加强对国防科研项目经费的有效监管，跟踪经费流向、规范经费开支内容，提高国防科研项目经费的使用效益，达到少花钱或多办事的目的。

（三）促进国防科研项目质量的重要保证

有效的国防科研项目经费监管，在提高经费使用规范性、提高经费使用效益同时，也是在提高国防科研项目的质量。因为，有限的国防科研项目经费，如果不能全部用在科研项目上或者使用不合理，那么项目质量很难得到保证，加强经费监管，促使项目经费使用规范、开支合理，可以为国防科研项目研制提供有力的经费保障。

二、国防科研项目经费监管的现状

（一）各级思想认识有待提高，经费监管力度不够

关于国防科研项目和研制经费总部机关高度重视，近年来又对国防科研项目开展了财务验收，但是对国防科研项目经费的过程监管由于种种原因，一方面重视程度不够，另一方面监管力度还比较薄弱，没有真正做到全程监控。部分承研单位对于国防科研项目经费的认识还存在偏差，认为这是研制项目的钱，只要把项目完成了就行，具体怎么花由研制部门说了算，财务和审计部门的监管显得力不从心。

（二）经费监管手段有待改进，经费使用效益不高

目前，甲方对国防科研项目经费监管主要体现在源头拨款和项目结束时的财务验收。关于国防科研项目经费监管平时主要是依靠承研单位的内部监管，承研单位内部监管的主要手段和方式是领导把关、财务审核、审计监督，这样的传统的经费监管手段对承研单位的一般经费监管效果不错，对于国防科研项目经费这种特殊预算拨款经费监管可能就会出现，按照经费总额花钱，对照指标开支的情况，甚至有的单位把国防科研项目经费当成“万能科目”，其他科目不好开支的经费通过科研项目经费报销，国防科研项目经费使用效益不高。

（三）经费监管法规有待完善，经费管理规范不强

目前，关于国防科研项目经费监管方面的有关法规制度，军方主要有《国防科研试制费管理规定》、《国防科技工业科研经费管理暂行办法》，对于国防科研项目经费监督做了有关规定，但总体还显得不够具体，不能适应所有情况；对于企业目前还没有相关比较明确的法规制度，承研单位内部有的制定了一些内部规章制度，但大多不够全面，很难一致，经费监管的规范性不够强。

三、几点思考

（一）提高财务验收地位，重视验收结果运用

财务验收作为军方对承研单位国防科研项目经费监管的重要手段和方式，近年来，对科研项目经费的监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科研经费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但是由于财务验收的地位目前还仅局限于项目验收的一部分，其验收结果的运用还不能和审计结果一样高度，项目进行完财务验收还要进行审计，财务验收力度显得不足，给财务验收工作，带来一定困难。作为甲方监管国防科研项目经费的有效手段，需要提高国防科研项目财务验收的地位，强化验收结果运用，替代项目审计功能，使得承研单位重视经费监管。

（二）尝试过程监督管理，建立专项检查制度

过程成本控制作为新的军品价格改革的重要方面，体现了全过程监管的理念。作为项目甲方，国防科研项目经费监管同样需要从目前事后审核的情况转变到从源头到结束的全过程经费监督管理，尝试结合军品价格改革方法，依托国防科研项目经济师系统，按照项目或时间节点，对国防科研项目经费进行监管，对于发现较大超支、乱开支等特殊情况，适时进行专项经费监督检查。

（三）加强持续改进研究，完善监督管理法规

国防科研项目经费监管是一个不断坚持和持续改进过程，随着新的情况的不断出现，对国防科研项目经费监管的研究和改进也要不断地进行，疏理新情况、新问题，制定新的监管措施，并制度化、法规化。进一步细化、明确国防科研经费管理的相关要求，联合国家有关部委制定具有普遍指导性的国防科研经费监督管理法规制度，同时，对于现有的法规制度进行补充完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新情况。

（四）注重理论素质培养，健全人才梯次队伍

国防科研项目经费的监管不同与一般经费监管，需要监管者具有技术、经济、管理和交际等多方面的知识素养，而目前我军项目经费监管队伍中很难具有这么全面的人才，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注重队伍的再培养，努力提高全面素质，另一方面也需要健全人才梯次队伍，将监管需要的各方面人才吸收进来、合理配置，达到经费监管队伍整体知识、能力层次配置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