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用扣除制度范文10篇

费用扣除制度范文篇1

关键词：扣除范围；指数化；联合申报

征收个人所得税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它已成为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税制结构中最为重要的税种。我国从1980年起开征个人所得税，至今已有25年，这二十多年我国经济结构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变革，居民收入无论是绝对数值还是相对差距都发生了迅猛的变化。我国现行所得税法自1994年起施行以来，收入逐年增长，到2001年已经发展为我国工商税制中第四大税种。据统计，2004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1737亿元,其在组织财政收入、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方面的职能日益突出，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个人所得税制度也逐步暴露出一些问题，如税制模式的选择、费用扣除问题、税率的设计以及征管手段等，迫切需要进行调整。本文主要探讨如何完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

2005年12月19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183号）规定，纳税人自2006年1月1日起就其实际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按照1600元／月的减除费用标准，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调整费用扣除水平可以缓解低收入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但仅仅调高工资薪金的免征额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个人所得税的在调节收入分配上的缺陷，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费用扣除方式，调整费用扣除范围，从而加强个人所得税在组织收入和调节分配等方面的功能。

一、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现状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法采用的是分项定额扣除与定率扣除法相结合的方法，对纳税人不同性质的所得分别进行扣除。其中，对个人的工资、薪金所得，允许从每月的收入中扣除费用800元。2006年1月1日起，工资、薪金所得扣除费用是每月1600元，对在我国境内没有住所而取得来源于我国境内工资、薪金所得的外籍人员或者在我国境内有住所而有来源于我国境外工资、薪金所得的外籍人员，可以附加扣除费用3200元；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可以扣除的费用为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对企业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的扣除费用为每月800元；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的扣除费用实行定额和定率相结合的扣除方法，每次收入不超过4000元的，定额扣除800元；每次收入在4000元（含4000元）以上的，定率扣除20%；财产转让所得的扣除费用为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利息、股息、红利、偶然所得不扣除任何费用，以每次取得收入为计税所得。

二、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存在的问题

1.费用扣除范围过窄，不能很好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在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中，一般都针对纳税人不同的社会负担情况规定相应的扣除标准。以加拿大为例，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费用包括了养家糊口的“生计费”，如注册退休金、储蓄款、小孩照料费、保姆费、安家费、生活费等。显而易见，国外的生计扣除给予了纳税人基本的生活保证，减少了纳税人因经济活动失败带来的风险。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在费用扣除标准的设计上，未能充分考虑纳税人的个体差异、纳税能力以及纳税人的住房、养老、失业和赡养人口的多寡、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年龄大小、教育子女等因素，对净所得征税的特征表现不明显。综观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制，像我国这样费用扣除不考虑家庭支出是很少的。

2.费用扣除缺乏灵活性，造成不同的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不平衡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对“工资、薪金所得”项目采用“定额扣除法”，计算纳税人的生计费用，这种费用的扣除方法比较简单，征纳双方都易于掌握。但是这种费用扣除方法也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缺点。

首先，由于这种费用扣除方法以固定数额作为费用扣除标准，未能与物价指数挂钩，从而难以适应由于通货膨胀造成居民生活费用支出不断上涨的实际情况。在1994年—2003年期间，我国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升了12.5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了26.3个百分点，伴随着物价的上涨，纳税人的基本生活费用也在相应增加，而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长期未变，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科学的。

其次，这种费用扣除方法对不同纳税人采取单一的费用扣除标准，没有考虑不同纳税人之间家庭结构的差别，从而会造成不同的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不平衡。比如，有两个人口结构、收入水平均相同、但收入来源不同的两个家庭甲、乙，按现行税法计算个人所得税如下：

表4收入水平均相同的两个家庭的纳税比较

家庭收入应纳税额

甲丈夫每月工资收入2500元

妻子每月工资收入1000元（2500-1600）×10%-25=65（元）

乙丈夫每月工资收入3500元

妻子失业，无工作无收入（3500-1600）×10%-25=165（元）

从表中可以看出，有着同样纳税能力的两个家庭却承担着不同的税收负担。这有悖于税收的公平原则。

第三，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对“工资、薪金所得”基本上采用按月计征税款的办法，年终不汇算清缴（采掘业、远洋运输业、远洋捕捞业及财政部规定的特殊行业除外）。这种方法，难以适应由于许多行业生产经营季节性带来的纳税人各月份之间收入不均衡的特点，容易造成税收负担的不平衡。

3.费用扣除内外有别，也不利于公平纳税

税法规定，对在我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单位中工作的外籍人员与外聘在我国境内工作的外籍专家，在计算其应纳税所得额时，按月附加减除3200元费用；对外籍人员从外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以及房补、洗衣费、探亲费、子女教育费免征个人所得税。这种内外有别的规定明显不符合公平原则中的横向公平的要求。中国加入WTO的一项基本义务是给予外籍居民以国民待遇，它的本质含义在于内外国民的无差别待遇。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对外籍居民规定的单独扣除费用的内容而言，这些费用正是国外许多国家普遍允许扣除的纳税人为取得所得所付出的成本费用。但这些规定只适用外籍居民纳税人，并不及于国内的居民纳税人，外籍居民的这种超国民待遇，违背了纳税公平原则。

4.分项扣除费用，造成税款流失，增加征管难度

现行个人所得税实行分项扣除，造成不同类别的收入存在不同的扣除标准与税收优惠，不仅形成计征口径不一，容易造成纳税人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或者不同性质的收入之间转移税负，给偷税提供了可乘之机，增加了征管的难度。如工资收入按月计算，每月按1600元的标准扣除;劳动报酬按次计算，属于连续性的按每月取得的收入为一次，如果1月之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项目收入，就可做两次或两次以上的扣除，每项低于800元的收入就可不纳税。假设有甲、乙两名纳税人月收入相同，均为2800元，其中甲的工薪收入1500元，劳务报酬700元，稿酬收入600元，按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甲不纳税;而乙的收入全部为工资薪金所得，其应税所得为1200元，需缴税95元。这不但有失公平，而且在客观上鼓励了大批纳税人利用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的办法避税。在实践中许多兼职的报酬明明是工资，却申报成劳务报酬，就是因为劳务报酬比工资薪金有更多的扣除机会。分项扣除费用，为人为转移税负甚至偷税提供了条件，不仅造成税款的流失，也增加了征管的难度。

三、完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的建议

1.增加费用扣除范围

在标准扣除的基础上，增加据实扣除的方式。考虑我国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制度的现状，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需要增加的具体项目可以包括医疗费用、家庭住房抵押贷款利息、老人赡养费扣除、公益救济性捐赠、人寿保险扣除等。其中，可以据实扣除的医疗费用是指纳税人支付的医疗保险以外的医药费用，此项扣除还可以规定年度最高限额；家庭住房抵押贷款利息应为纳税人购置普通住宅而发生的抵押贷款利息支出；老人赡养费扣除可以规定，如果纳税人要赡养无经济来源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加扣300元；公益救济性捐赠应该允许据实扣除，以鼓励纳税人的捐赠行为；人寿保险是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一种辅助方式，应该允许扣除，但可以规定扣除的最高限额。2．实行费用扣除指数化调整

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采取税收指数化措施。费用扣除指数化是指按照每年消费物价指数的涨落，相应调整纳税扣除额，以便剔除通货膨胀的名义所得增减的影响。也就是说，扣除额的多少应该随工资水平、物价水平的变化进行适当的调整，以避免通货膨胀对个人生计构成明显的影响，保障纳税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真实地反映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增强个人所得税制的弹性。我们可以借鉴英、美等国的做法，赋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对扣除额进行调整的权利，每年按照物价变动情况对扣除额进行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满足国家和纳税人的共同需要。

3．增加联合申报方式，公平税收负担

可以增加已婚纳税人联合申报方式，联合申报的费用扣除额应设计为单独申报的两倍，这样，可以平衡同等纳税能力但不同收入来源的家庭的税收负担。如上例的甲、乙两个家庭，假设收入水平、收入来源、费用扣除水平和税率不变，承上例。但是将费用扣除设计为单独申报扣除1600元，联合申报扣除3200元，则两个家庭的纳税情况如下：

表5收入水平均相同的两个家庭的纳税比较

家庭收入应纳税额

单独申报联合申报

甲丈夫每月工资收入2500元

妻子每月工资收入1000元（2500-1600）×10%-25

=65（元）（3500-3200）×5%

=15（元）

乙丈夫每月工资收入3500元

妻子失业，无工作无收入（3500-1600）×10%-25

=165（元）（3500-3200）×5%

=15（元）

从表中可以看出，如果有了联合申报方式，两个同等纳税能力的家庭的税收负担基本持平。至于哪一种申报方式更合适，有赖于纳税人根据自己的收入以及税收制度的规定作出选择。

4．统一费用扣除标准

按照税收公平原则的要求和WTO的税收国民待遇原则，在设计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制度时应给予本国公民和外籍个人同等待遇，而从现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制度而言，外籍居民规定的单独扣除费用的内容是违背这一原则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决定了微观经济主体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竞争应该基于一种公平的税收环境，这就要求政府在税制改革过程中应尽快统一内外有别的税收制度，从而实现税收的公平。

四、完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的配套措施。

1.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税收是一个操作性很强的工作，一个税种在社会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税务机关对该税种的征收管理能力。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对个人收入实行有效监控的能力,并且信用不发达、征管手段还比较落后，信息化在税收征管中的运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家虽然已经对居民的银行储蓄存款实行了实名制，但银行与税务机关的联网工作尚未展开。这种状况说明，我国目前还不适合选择综合所得课税模式，而应选择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在这一前提之下，可以考虑将工薪所得、生产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等具有较强连续性、经常性的收入列入综合所得的征收项目中；而对于财产转让、特许权使用费、利息、红利、股息等其他所得，仍然按照比例税率进行分项征收。

2．抓好申报纳税，强化代扣代缴。

2005年9月19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了《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2005年10月1日起执行。《办法》中明确提出了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的思路，要求建立个人收入档案制度、代扣代缴明细帐制度、协税制度和逐步实现全员全额管理制度。“个人收入档案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全员全额管理”将意味着，每一个纳税人都将被建立一个专门的档案，实现个人收入“一户式”管理，不管你的收入是否达到纳税标准，都应该要进行纳税申报。《办法》中还提出，要社会各部门协税，税务机关应重点加强与公安、检察、法院、工商、银行、文化体育、财政、劳动、房管、交通、审计、外汇管理等部门的协调配合。

目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方法主要有两种：申报法和代扣代缴。据了解，“代扣代缴明细帐制度”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开展了先期的试点工作，也就是税务机关依据个人所得税法和有关规定，“要求扣缴义务人按规定报送其支付收入的个人所有的基本信息、支付个人收入和扣缴税款明细信息以及其他相关涉税信息，并对每个扣缴义务人建立档案”的一项制度。“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向税务机关双向申报制度”和“与社会各部门配合的协税制度”同样在具体实践中已经初露端倪。

各地应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结合不同行业的特点，强化代扣代缴，实行源泉控制。各征收机构应选择行业，狠抓落实“支付个人收入明细表制度”的执行情况。同时，应进一步明确代扣代缴义务人的法律责任，以加强对代扣代缴义务人的法律约束。目前，全方位、深层次落实代扣代缴是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的最有效的途径。在此基础上，要尽快规范纳税人的纳税申报制度，在条件成熟情况下，推行个人所得税双向申报制度。

3．大力推行信息化和源泉课征相结合的办法。

在目前已实行储蓄存款实名制的基础上，尽快实行“银税联网”，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和解决税源不透明、不公开，不规范的问题，提高税收征管效果。同时改革金融体制，严格控制现金流通，增加信用程度，实现所有个人收入都必须通过银行结算，以减少个人所得税的偷税行为。

4．强化执法力度。

众所周知，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查管偏松，处罚不力。参照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严管重罚是行之有效的途径，严管就是政策设计要严密，法律制度要健全，征收管理要严格。重罚就是对违犯税收法律制度的行为，处罚要严厉，使之产生强烈的震慑效应，以严管重罚来约束纳税人的行为，减少税收流失，增加财政收入，从而达到个人所得税设计的目的。近期，应尽快制定和惩处偷漏个人所得税的有关法规以及具体规定。明确有关单位对税务部门配合的法律责任。条件成熟时，可设立税务法庭，加强税收执法力度，加大偷逃税的各种成本和风险。

主要参考文献：

[1]孟红，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几点思考，《税务研究》,2002.11；

[2]《个人所得税制国际比较研究》，蔡秀云著，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费用扣除制度范文篇2

关键词：扣除范围；指数化；联合申报

征收个人所得税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它已成为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税制结构中最为重要的税种。我国从1980年起开征个人所得税，至今已有25年，这二十多年我国经济结构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变革，居民收入无论是绝对数值还是相对差距都发生了迅猛的变化。我国现行所得税法自1994年起施行以来，收入逐年增长，到2001年已经发展为我国工商税制中第四大税种。据统计，2004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1737亿元,其在组织财政收入、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方面的职能日益突出，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个人所得税制度也逐步暴露出一些问题，如税制模式的选择、费用扣除问题、税率的设计以及征管手段等，迫切需要进行调整。本文主要探讨如何完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

2005年12月19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183号）规定，纳税人自2006年1月1日起就其实际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按照1600元／月的减除费用标准，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调整费用扣除水平可以缓解低收入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但仅仅调高工资薪金的免征额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个人所得税的在调节收入分配上的缺陷，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费用扣除方式，调整费用扣除范围，从而加强个人所得税在组织收入和调节分配等方面的功能。

一、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现状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法采用的是分项定额扣除与定率扣除法相结合的方法，对纳税人不同性质的所得分别进行扣除。其中，对个人的工资、薪金所得，允许从每月的收入中扣除费用800元。2006年1月1日起，工资、薪金所得扣除费用是每月1600元，对在我国境内没有住所而取得来源于我国境内工资、薪金所得的外籍人员或者在我国境内有住所而有来源于我国境外工资、薪金所得的外籍人员，可以附加扣除费用3200元；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可以扣除的费用为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对企业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的扣除费用为每月800元；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的扣除费用实行定额和定率相结合的扣除方法，每次收入不超过4000元的，定额扣除800元；每次收入在4000元（含4000元）以上的，定率扣除20%；财产转让所得的扣除费用为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利息、股息、红利、偶然所得不扣除任何费用，以每次取得收入为计税所得。

二、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存在的问题

1.费用扣除范围过窄，不能很好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在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中，一般都针对纳税人不同的社会负担情况规定相应的扣除标准。以加拿大为例，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费用包括了养家糊口的“生计费”，如注册退休金、储蓄款、小孩照料费、保姆费、安家费、生活费等。显而易见，国外的生计扣除给予了纳税人基本的生活保证，减少了纳税人因经济活动失败带来的风险。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在费用扣除标准的设计上，未能充分考虑纳税人的个体差异、纳税能力以及纳税人的住房、养老、失业和赡养人口的多寡、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年龄大小、教育子女等因素，对净所得征税的特征表现不明显。综观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制，像我国这样费用扣除不考虑家庭支出是很少的。

2.费用扣除缺乏灵活性，造成不同的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不平衡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对“工资、薪金所得”项目采用“定额扣除法”，计算纳税人的生计费用，这种费用的扣除方法比较简单，征纳双方都易于掌握。但是这种费用扣除方法也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缺点。

首先，由于这种费用扣除方法以固定数额作为费用扣除标准，未能与物价指数挂钩，从而难以适应由于通货膨胀造成居民生活费用支出不断上涨的实际情况。在1994年—2003年期间，我国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升了12.5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了26.3个百分点，伴随着物价的上涨，纳税人的基本生活费用也在相应增加，而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长期未变，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科学的。

其次，这种费用扣除方法对不同纳税人采取单一的费用扣除标准，没有考虑不同纳税人之间家庭结构的差别，从而会造成不同的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不平衡。比如，有两个人口结构、收入水平均相同、但收入来源不同的两个家庭甲、乙，按现行税法计算个人所得税如下：

表4收入水平均相同的两个家庭的纳税比较

家庭收入应纳税额

甲丈夫每月工资收入2500元

妻子每月工资收入1000元（2500-1600）×10%-25=65（元）

乙丈夫每月工资收入3500元

妻子失业，无工作无收入（3500-1600）×10%-25=165（元）

从表中可以看出，有着同样纳税能力的两个家庭却承担着不同的税收负担。这有悖于税收的公平原则。

第三，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对“工资、薪金所得”基本上采用按月计征税款的办法，年终不汇算清缴（采掘业、远洋运输业、远洋捕捞业及财政部规定的特殊行业除外）。这种方法，难以适应由于许多行业生产经营季节性带来的纳税人各月份之间收入不均衡的特点，容易造成税收负担的不平衡。

3.费用扣除内外有别，也不利于公平纳税

税法规定，对在我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单位中工作的外籍人员与外聘在我国境内工作的外籍专家，在计算其应纳税所得额时，按月附加减除3200元费用；对外籍人员从外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以及房补、洗衣费、探亲费、子女教育费免征个人所得税。这种内外有别的规定明显不符合公平原则中的横向公平的要求。中国加入WTO的一项基本义务是给予外籍居民以国民待遇，它的本质含义在于内外国民的无差别待遇。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对外籍居民规定的单独扣除费用的内容而言，这些费用正是国外许多国家普遍允许扣除的纳税人为取得所得所付出的成本费用。但这些规定只适用外籍居民纳税人，并不及于国内的居民纳税人，外籍居民的这种超国民待遇，违背了纳税公平原则。

4.分项扣除费用，造成税款流失，增加征管难度

现行个人所得税实行分项扣除，造成不同类别的收入存在不同的扣除标准与税收优惠，不仅形成计征口径不一，容易造成纳税人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或者不同性质的收入之间转移税负，给偷税提供了可乘之机，增加了征管的难度。如工资收入按月计算，每月按1600元的标准扣除;劳动报酬按次计算，属于连续性的按每月取得的收入为一次，如果1月之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项目收入，就可做两次或两次以上的扣除，每项低于800元的收入就可不纳税。假设有甲、乙两名纳税人月收入相同，均为2800元，其中甲的工薪收入1500元，劳务报酬700元，稿酬收入600元，按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甲不纳税;而乙的收入全部为工资薪金所得，其应税所得为1200元，需缴税95元。这不但有失公平，而且在客观上鼓励了大批纳税人利用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的办法避税。在实践中许多兼职的报酬明明是工资，却申报成劳务报酬，就是因为劳务报酬比工资薪金有更多的扣除机会。分项扣除费用，为人为转移税负甚至偷税提供了条件，不仅造成税款的流失，也增加了征管的难度。

三、完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的建议

1.增加费用扣除范围

在标准扣除的基础上，增加据实扣除的方式。考虑我国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制度的现状，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需要增加的具体项目可以包括医疗费用、家庭住房抵押贷款利息、老人赡养费扣除、公益救济性捐赠、人寿保险扣除等。其中，可以据实扣除的医疗费用是指纳税人支付的医疗保险以外的医药费用，此项扣除还可以规定年度最高限额；家庭住房抵押贷款利息应为纳税人购置普通住宅而发生的抵押贷款利息支出；老人赡养费扣除可以规定，如果纳税人要赡养无经济来源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加扣300元；公益救济性捐赠应该允许据实扣除，以鼓励纳税人的捐赠行为；人寿保险是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一种辅助方式，应该允许扣除，但可以规定扣除的最高限额。2．实行费用扣除指数化调整

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采取税收指数化措施。费用扣除指数化是指按照每年消费物价指数的涨落，相应调整纳税扣除额，以便剔除通货膨胀的名义所得增减的影响。也就是说，扣除额的多少应该随工资水平、物价水平的变化进行适当的调整，以避免通货膨胀对个人生计构成明显的影响，保障纳税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真实地反映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增强个人所得税制的弹性。我们可以借鉴英、美等国的做法，赋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对扣除额进行调整的权利，每年按照物价变动情况对扣除额进行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满足国家和纳税人的共同需要。

3．增加联合申报方式，公平税收负担

可以增加已婚纳税人联合申报方式，联合申报的费用扣除额应设计为单独申报的两倍，这样，可以平衡同等纳税能力但不同收入来源的家庭的税收负担。如上例的甲、乙两个家庭，假设收入水平、收入来源、费用扣除水平和税率不变，承上例。但是将费用扣除设计为单独申报扣除1600元，联合申报扣除3200元，则两个家庭的纳税情况如下：

表5收入水平均相同的两个家庭的纳税比较

家庭收入应纳税额

单独申报联合申报

甲丈夫每月工资收入2500元

妻子每月工资收入1000元（2500-1600）×10%-25

=65（元）（3500-3200）×5%

=15（元）

乙丈夫每月工资收入3500元

妻子失业，无工作无收入（3500-1600）×10%-25

=165（元）（3500-3200）×5%

=15（元）

从表中可以看出，如果有了联合申报方式，两个同等纳税能力的家庭的税收负担基本持平。至于哪一种申报方式更合适，有赖于纳税人根据自己的收入以及税收制度的规定作出选择。

4．统一费用扣除标准

按照税收公平原则的要求和WTO的税收国民待遇原则，在设计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制度时应给予本国公民和外籍个人同等待遇，而从现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制度而言，外籍居民规定的单独扣除费用的内容是违背这一原则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决定了微观经济主体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竞争应该基于一种公平的税收环境，这就要求政府在税制改革过程中应尽快统一内外有别的税收制度，从而实现税收的公平。

四、完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的配套措施。

1.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税收是一个操作性很强的工作，一个税种在社会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税务机关对该税种的征收管理能力。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对个人收入实行有效监控的能力,并且信用不发达、征管手段还比较落后，信息化在税收征管中的运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家虽然已经对居民的银行储蓄存款实行了实名制，但银行与税务机关的联网工作尚未展开。这种状况说明，我国目前还不适合选择综合所得课税模式，而应选择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在这一前提之下，可以考虑将工薪所得、生产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等具有较强连续性、经常性的收入列入综合所得的征收项目中；而对于财产转让、特许权使用费、利息、红利、股息等其他所得，仍然按照比例税率进行分项征收。

2．抓好申报纳税，强化代扣代缴。

2005年9月19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了《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2005年10月1日起执行。《办法》中明确提出了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的思路，要求建立个人收入档案制度、代扣代缴明细帐制度、协税制度和逐步实现全员全额管理制度。“个人收入档案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全员全额管理”将意味着，每一个纳税人都将被建立一个专门的档案，实现个人收入“一户式”管理，不管你的收入是否达到纳税标准，都应该要进行纳税申报。《办法》中还提出，要社会各部门协税，税务机关应重点加强与公安、检察、法院、工商、银行、文化体育、财政、劳动、房管、交通、审计、外汇管理等部门的协调配合。

目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方法主要有两种：申报法和代扣代缴。据了解，“代扣代缴明细帐制度”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开展了先期的试点工作，也就是税务机关依据个人所得税法和有关规定，“要求扣缴义务人按规定报送其支付收入的个人所有的基本信息、支付个人收入和扣缴税款明细信息以及其他相关涉税信息，并对每个扣缴义务人建立档案”的一项制度。“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向税务机关双向申报制度”和“与社会各部门配合的协税制度”同样在具体实践中已经初露端倪。

各地应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结合不同行业的特点，强化代扣代缴，实行源泉控制。各征收机构应选择行业，狠抓落实“支付个人收入明细表制度”的执行情况。同时，应进一步明确代扣代缴义务人的法律责任，以加强对代扣代缴义务人的法律约束。目前，全方位、深层次落实代扣代缴是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的最有效的途径。在此基础上，要尽快规范纳税人的纳税申报制度，在条件成熟情况下，推行个人所得税双向申报制度。

3．大力推行信息化和源泉课征相结合的办法。

在目前已实行储蓄存款实名制的基础上，尽快实行“银税联网”，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和解决税源不透明、不公开，不规范的问题，提高税收征管效果。同时改革金融体制，严格控制现金流通，增加信用程度，实现所有个人收入都必须通过银行结算，以减少个人所得税的偷税行为。

4．强化执法力度。

众所周知，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查管偏松，处罚不力。参照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严管重罚是行之有效的途径，严管就是政策设计要严密，法律制度要健全，征收管理要严格。重罚就是对违犯税收法律制度的行为，处罚要严厉，使之产生强烈的震慑效应，以严管重罚来约束纳税人的行为，减少税收流失，增加财政收入，从而达到个人所得税设计的目的。近期，应尽快制定和惩处偷漏个人所得税的有关法规以及具体规定。明确有关单位对税务部门配合的法律责任。条件成熟时，可设立税务法庭，加强税收执法力度，加大偷逃税的各种成本和风险。

主要参考文献：

[1]孟红，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几点思考，《税务研究》,2002.11；

[2]《个人所得税制国际比较研究》，蔡秀云著，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费用扣除制度范文篇3

摘要：我国开征个人所得税已有25年之久，近年来随着个人所得税收入的超速增长，引发了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一系列讨论，如税制模式的选择、费用扣除问题、税率的设计以及征管手段等问题，我国立法部门也正在加紧拟定、审议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案。本文主要从费用扣除角度，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谈个人所得税制的完善。

关键词：扣除范围；指数化；联合申报

征收个人所得税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它已成为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税制结构中最为重要的税种。我国从1980年起开征个人所得税，至今已有25年，这二十多年我国经济结构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变革，居民收入无论是绝对数值还是相对差距都发生了迅猛的变化。我国现行所得税法自1994年起施行以来，收入逐年增长，到2001年已经发展为我国工商税制中第四大税种。据统计，2004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1737亿元,其在组织财政收入、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方面的职能日益突出，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个人所得税制度也逐步暴露出一些问题，如税制模式的选择、费用扣除问题、税率的设计以及征管手段等，迫切需要进行调整。本文主要探讨如何完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

2005年12月19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183号）规定，纳税人自2006年1月1日起就其实际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按照1600元／月的减除费用标准，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调整费用扣除水平可以缓解低收入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但仅仅调高工资薪金的免征额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个人所得税的在调节收入分配上的缺陷，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费用扣除方式，调整费用扣除范围，从而加强个人所得税在组织收入和调节分配等方面的功能。

一、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现状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法采用的是分项定额扣除与定率扣除法相结合的方法，对纳税人不同性质的所得分别进行扣除。其中，对个人的工资、薪金所得，允许从每月的收入中扣除费用800元。2006年1月1日起，工资、薪金所得扣除费用是每月1600元，对在我国境内没有住所而取得来源于我国境内工资、薪金所得的外籍人员或者在我国境内有住所而有来源于我国境外工资、薪金所得的外籍人员，可以附加扣除费用3200元；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可以扣除的费用为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对企业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的扣除费用为每月800元；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的扣除费用实行定额和定率相结合的扣除方法，每次收入不超过4000元的，定额扣除800元；每次收入在4000元（含4000元）以上的，定率扣除20%；财产转让所得的扣除费用为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利息、股息、红利、偶然所得不扣除任何费用，以每次取得收入为计税所得。

二、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存在的问题

1.费用扣除范围过窄，不能很好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在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中，一般都针对纳税人不同的社会负担情况规定相应的扣除标准。以加拿大为例，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费用包括了养家糊口的“生计费”，如注册退休金、储蓄款、小孩照料费、保姆费、安家费、生活费等。显而易见，国外的生计扣除给予了纳税人基本的生活保证，减少了纳税人因经济活动失败带来的风险。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在费用扣除标准的设计上，未能充分考虑纳税人的个体差异、纳税能力以及纳税人的住房、养老、失业和赡养人口的多寡、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年龄大小、教育子女等因素，对净所得征税的特征表现不明显。综观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制，像我国这样费用扣除不考虑家庭支出是很少的。

2.费用扣除缺乏灵活性，造成不同的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不平衡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对“工资、薪金所得”项目采用“定额扣除法”，计算纳税人的生计费用，这种费用的扣除方法比较简单，征纳双方都易于掌握。但是这种费用扣除方法也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缺点。

首先，由于这种费用扣除方法以固定数额作为费用扣除标准，未能与物价指数挂钩，从而难以适应由于通货膨胀造成居民生活费用支出不断上涨的实际情况。在1994年—2003年期间，我国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升了12.5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了26.3个百分点，伴随着物价的上涨，纳税人的基本生活费用也在相应增加，而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长期未变，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科学的。

其次，这种费用扣除方法对不同纳税人采取单一的费用扣除标准，没有考虑不同纳税人之间家庭结构的差别，从而会造成不同的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不平衡。比如，有两个人口结构、收入水平均相同、但收入来源不同的两个家庭甲、乙，按现行税法计算个人所得税如下：

表4收入水平均相同的两个家庭的纳税比较

家庭收入应纳税额

甲丈夫每月工资收入2500元

妻子每月工资收入1000元（2500-1600）×10%-25=65（元）

乙丈夫每月工资收入3500元

妻子失业，无工作无收入（3500-1600）×10%-25=165（元）

从表中可以看出，有着同样纳税能力的两个家庭却承担着不同的税收负担。这有悖于税收的公平原则。

第三，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对“工资、薪金所得”基本上采用按月计征税款的办法，年终不汇算清缴（采掘业、远洋运输业、远洋捕捞业及财政部规定的特殊行业除外）。这种方法，难以适应由于许多行业生产经营季节性带来的纳税人各月份之间收入不均衡的特点，容易造成税收负担的不平衡。

3.费用扣除内外有别，也不利于公平纳税

税法规定，对在我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单位中工作的外籍人员与外聘在我国境内工作的外籍专家，在计算其应纳税所得额时，按月附加减除3200元费用；对外籍人员从外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以及房补、洗衣费、探亲费、子女教育费免征个人所得税。这种内外有别的规定明显不符合公平原则中的横向公平的要求。中国加入WTO的一项基本义务是给予外籍居民以国民待遇，它的本质含义在于内外国民的无差别待遇。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对外籍居民规定的单独扣除费用的内容而言，这些费用正是国外许多国家普遍允许扣除的纳税人为取得所得所付出的成本费用。但这些规定只适用外籍居民纳税人，并不及于国内的居民纳税人，外籍居民的这种超国民待遇，违背了纳税公平原则。

4.分项扣除费用，造成税款流失，增加征管难度

现行个人所得税实行分项扣除，造成不同类别的收入存在不同的扣除标准与税收优惠，不仅形成计征口径不一，容易造成纳税人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或者不同性质的收入之间转移税负，给偷税提供了可乘之机，增加了征管的难度。如工资收入按月计算，每月按1600元的标准扣除;劳动报酬按次计算，属于连续性的按每月取得的收入为一次，如果1月之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项目收入，就可做两次或两次以上的扣除，每项低于800元的收入就可不纳税。假设有甲、乙两名纳税人月收入相同，均为2800元，其中甲的工薪收入1500元，劳务报酬700元，稿酬收入600元，按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甲不纳税;而乙的收入全部为工资薪金所得，其应税所得为1200元，需缴税95元。这不但有失公平，而且在客观上鼓励了大批纳税人利用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的办法避税。在实践中许多兼职的报酬明明是工资，却申报成劳务报酬，就是因为劳务报酬比工资薪金有更多的扣除机会。分项扣除费用，为人为转移税负甚至偷税提供了条件，不仅造成税款的流失，也增加了征管的难度。

三、完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的建议

1.增加费用扣除范围

在标准扣除的基础上，增加据实扣除的方式。考虑我国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制度的现状，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需要增加的具体项目可以包括医疗费用、家庭住房抵押贷款利息、老人赡养费扣除、公益救济性捐赠、人寿保险扣除等。其中，可以据实扣除的医疗费用是指纳税人支付的医疗保险以外的医药费用，此项扣除还可以规定年度最高限额；家庭住房抵押贷款利息应为纳税人购置普通住宅而发生的抵押贷款利息支出；老人赡养费扣除可以规定，如果纳税人要赡养无经济来源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加扣300元；公益救济性捐赠应该允许据实扣除，以鼓励纳税人的捐赠行为；人寿保险是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一种辅助方式，应该允许扣除，但可以规定扣除的最高限额。

2．实行费用扣除指数化调整

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采取税收指数化措施。费用扣除指数化是指按照每年消费物价指数的涨落，相应调整纳税扣除额，以便剔除通货膨胀的名义所得增减的影响。也就是说，扣除额的多少应该随工资水平、物价水平的变化进行适当的调整，以避免通货膨胀对个人生计构成明显的影响，保障纳税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真实地反映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增强个人所得税制的弹性。我们可以借鉴英、美等国的做法，赋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对扣除额进行调整的权利，每年按照物价变动情况对扣除额进行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满足国家和纳税人的共同需要。

3．增加联合申报方式，公平税收负担

可以增加已婚纳税人联合申报方式，联合申报的费用扣除额应设计为单独申报的两倍，这样，可以平衡同等纳税能力但不同收入来源的家庭的税收负担。如上例的甲、乙两个家庭，假设收入水平、收入来源、费用扣除水平和税率不变，承上例。但是将费用扣除设计为单独申报扣除1600元，联合申报扣除3200元，则两个家庭的纳税情况如下：

表5收入水平均相同的两个家庭的纳税比较

家庭收入应纳税额

单独申报联合申报

甲丈夫每月工资收入2500元

妻子每月工资收入1000元（2500-1600）×10%-25

=65（元）（3500-3200）×5%

=15（元）

乙丈夫每月工资收入3500元

妻子失业，无工作无收入（3500-1600）×10%-25

=165（元）（3500-3200）×5%

=15（元）

从表中可以看出，如果有了联合申报方式，两个同等纳税能力的家庭的税收负担基本持平。至于哪一种申报方式更合适，有赖于纳税人根据自己的收入以及税收制度的规定作出选择。

4．统一费用扣除标准

按照税收公平原则的要求和WTO的税收国民待遇原则，在设计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制度时应给予本国公民和外籍个人同等待遇，而从现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制度而言，外籍居民规定的单独扣除费用的内容是违背这一原则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决定了微观经济主体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竞争应该基于一种公平的税收环境，这就要求政府在税制改革过程中应尽快统一内外有别的税收制度，从而实现税收的公平。

四、完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制度的配套措施。

1.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税收是一个操作性很强的工作，一个税种在社会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税务机关对该税种的征收管理能力。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对个人收入实行有效监控的能力,并且信用不发达、征管手段还比较落后，信息化在税收征管中的运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家虽然已经对居民的银行储蓄存款实行了实名制，但银行与税务机关的联网工作尚未展开。这种状况说明，我国目前还不适合选择综合所得课税模式，而应选择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在这一前提之下，可以考虑将工薪所得、生产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等具有较强连续性、经常性的收入列入综合所得的征收项目中；而对于财产转让、特许权使用费、利息、红利、股息等其他所得，仍然按照比例税率进行分项征收。

2．抓好申报纳税，强化代扣代缴。

2005年9月19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了《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2005年10月1日起执行。《办法》中明确提出了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的思路，要求建立个人收入档案制度、代扣代缴明细帐制度、协税制度和逐步实现全员全额管理制度。“个人收入档案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全员全额管理”将意味着，每一个纳税人都将被建立一个专门的档案，实现个人收入“一户式”管理，不管你的收入是否达到纳税标准，都应该要进行纳税申报。《办法》中还提出，要社会各部门协税，税务机关应重点加强与公安、检察、法院、工商、银行、文化体育、财政、劳动、房管、交通、审计、外汇管理等部门的协调配合。

目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方法主要有两种：申报法和代扣代缴。据了解，“代扣代缴明细帐制度”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开展了先期的试点工作，也就是税务机关依据个人所得税法和有关规定，“要求扣缴义务人按规定报送其支付收入的个人所有的基本信息、支付个人收入和扣缴税款明细信息以及其他相关涉税信息，并对每个扣缴义务人建立档案”的一项制度。“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向税务机关双向申报制度”和“与社会各部门配合的协税制度”同样在具体实践中已经初露端倪。

各地应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结合不同行业的特点，强化代扣代缴，实行源泉控制。各征收机构应选择行业，狠抓落实“支付个人收入明细表制度”的执行情况。同时，应进一步明确代扣代缴义务人的法律责任，以加强对代扣代缴义务人的法律约束。目前，全方位、深层次落实代扣代缴是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的最有效的途径。在此基础上，要尽快规范纳税人的纳税申报制度，在条件成熟情况下，推行个人所得税双向申报制度。

3．大力推行信息化和源泉课征相结合的办法。

在目前已实行储蓄存款实名制的基础上，尽快实行“银税联网”，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和解决税源不透明、不公开，不规范的问题，提高税收征管效果。同时改革金融体制，严格控制现金流通，增加信用程度，实现所有个人收入都必须通过银行结算，以减少个人所得税的偷税行为。

4．强化执法力度。

众所周知，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查管偏松，处罚不力。参照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严管重罚是行之有效的途径，严管就是政策设计要严密，法律制度要健全，征收管理要严格。重罚就是对违犯税收法律制度的行为，处罚要严厉，使之产生强烈的震慑效应，以严管重罚来约束纳税人的行为，减少税收流失，增加财政收入，从而达到个人所得税设计的目的。近期，应尽快制定和惩处偷漏个人所得税的有关法规以及具体规定。明确有关单位对税务部门配合的法律责任。条件成熟时，可设立税务法庭，加强税收执法力度，加大偷逃税的各种成本和风险。

主要参考文献：

[1]孟红，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几点思考，《税务研究》,2002.11；

[2]《个人所得税制国际比较研究》，蔡秀云著，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费用扣除制度范文篇4

国外的个税扣除制度

1．美国。美国的个税扣除分两部分：一是宽免额。对每个纳税人及其抚养的家属都给予了个人宽免额，每人每年的宽免额都相同，但每年均有所调整。另外，美国的个税扣除对纳税人的生计问题考虑得比较周到，在宽免额中考虑了家庭总收入、抚养未成年子女、赡养老人等，切实把量能纳税的原则贯彻到每个规范和制度中去。二是扣除。扣除分为标准扣除和分项扣除,纳税人可视情况选择其中一种。标准扣除是对纳税人规定一个标准扣除额；分项扣除即把某些支出项目累加起来一并扣除，包括医疗费用、家庭住房抵押贷款利息、偶然损失、慈善捐赠、某些税款及其他杂项费用。此外，美国的个税扣除还实行税收指数化，即根据物价指数或通货膨胀的幅度等对宽免额或扣除标准额进行略微调整。

2．英国。英国的个税扣除包括费用扣除和生计费扣除。费用扣除是指扣除与取得的收入有关的一些费用支出，这些费用必须是为了完成经营活动而支出的，如差旅费、广告费、教师购买书籍支出等。生计费扣除主要包括单身个人扣除、已婚夫妇扣除、妻子勤劳扣除、单身及夫妇老年人扣除、额外人口扣除、寡妇丧居扣除、赡养亲属扣除、管家扣除、儿女服侍扣除及盲人扣除。具体扣除额依每年的通货膨胀率而不断调整。

3．日本。日本的个税扣除完善地考虑到了从人文关怀到社会公益发展的各种扣除：首先，它把过去三年中发生的纯损失或杂损失的金额转入扣除的范围，以免增加纳税人的额外负担。其次，它按性质的不同分为人的扣除、额外负担的扣除、医疗扣除、保险费扣除、社会公益事业的扣除。第三，始终贯彻量能负担原则。比如对人的扣除，考虑到了个人所得中供维持本人或其家庭最低生活限度的那一部分。

4．德国。德国个人所得税制度规定，个人的总收入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盈利型收入，包括农林业、工商业和自由职业盈利型收入，是指从事这类职业所获的经营收入扣除经营成本的净利润部分。另一类为结余型收入，由工资薪金、资本盈利、租金收入和其他收入组成。总收入扣除各种支出后才成为征税基数，这些支出包括:子女的抚养费及培训费、老年生活费、亲属赡养费(父母无收入或低收入者)、家政服务费(如请保姆)、上年亏损额和意外负担额等。另外，对利息税也有免税额，起征点为：单身1551欧元，夫妻3101欧元。

5．越南。在越南的个税扣除中，发明创造或技术创新奖金为免税项目，这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是对人才科技创新的褒奖，从而营造了人才自主创新的氛围。越南还特别规定了边远地区、流动性、危险性、有害性工作的津贴等免税项目，这也是对特殊职业的特殊照顾，以协调和保障特殊职业者的利益，体现了特有的人文关怀，同时也有利于提高社会的整体利益。

综合各国(地区)的个税扣除制度，虽然因国情不同而扣除制度各异，但基本都包括了以下三部分内容：一是为取得收入所必须支付的有关费用(以必要费用为主)；二是个人及被抚养人或被赡养人的生计费用；三是特别费用。如果把这些项目单列，则包括纳税人及其抚养或赡养人口的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教育和住房、杂项商品和服务等。而且，各国的个税扣除都体现了个人所得税所奉行的量能赋税原则和公平原则以及与当代社会政策相一致的宗旨。所以，我国应总结和归纳各国通用的个税扣除精髓，以完善我国的个税扣除制度。

对我国个税扣除制度的启示

目前，我国的个税扣除制度采用的是分项定额扣除与定率扣除相结合的方法，对纳税人取得的不同性质的所得分别进行扣除。这种个税扣除制度比较简单，征纳双方都易于掌握，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缺点，如未能与物价指数挂钩；对不同纳税人采用单一的费用扣除标准，没有考虑不同纳税人的人口负担、教育、住房、医疗等重大项目的开支。所以，这种过于简化的扣除法并不能很好地贯彻税法的公平、效率和社会政策原则，税收宏观调控的功能也难以实现。针对上述弊端并参考国外个税扣除制度的经验，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完善我国的个税扣除制度。

1．人性化的生计扣除。生计扣除是指为了维持最低生活保障费用的扣除，应将需要抚养、供养、赡养的家庭成员人数作为扣除基数，但必须以维持本人或其家庭的最低生活为限度基准。并且由于残疾人、老年人、寡妇(夫)等与正常人相比需要增加生活费用，所以应适当提高他们的扣除额。此外，还要考虑到我国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家庭结构的不同。只有人性化的生计扣除才能促进社会公平，同时还可以与社会保障政策相互补充，从而在减少供养者的支出和增加被供养者的收入方面共同发挥作用。

2．扣除标准应实行区域差异。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发达地区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必要费用开支都大于不发达地区，因此，应提高发达地区的费用扣除标准，否则可能造成对发达地区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必要费用课税。鉴于目前我国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地区之间的扣除额差异，笔者建议，由国务院统一规定扣除额的地区幅度，各地遵照执行，以改变现在各地自定扣除额标准，进而冲击税法严肃性的做法。具体应以各省人均GDP为衡量指标，把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划分为几个层次，不同层次考虑采用不同的扣除标准。

3．实行费用扣除指数化。自2006年1月1日起，我国的个税起征点由800元提高到1600元；自2008年3月1日起，起征点又调整到2000元。实际上，2008年我国的人均消费支出达1800元/月，2009年可能会超过2000元/月。所以，频繁地修改个税扣除起征点并不是长久之计，也有违税法的严肃性。笔者建议，应在适当时机实行费用扣除指数化，建立个税调整与物价水平同步起舞的联动机制，使个税调整指数化、制度化，即根据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和收入水平对个人宽免额、标准扣除额进行适当调整，以保障纳税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以后每年根据上一年度的通货膨胀率进行一次调整，即某年度的费用扣除标准=上一年度的生计费用扣除标准×（1+上一年度通货膨胀率）。这样既能保证税法的连续性，操作也很简单。

费用扣除制度范文篇5

一、科研经费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科技经费投入不足。由于科技经费的投入明显不足，国家对于企业的科技项目投资还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机制。尽管近几年国家对于企业的科技项目投资在逐年增加,企业的科技创新实力也在不断地增强,但还是跟不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科技经费的使用还是很分散，对于科技项目的建设还是不够专注。（二）科技经费管理缺乏制度。目前的科技经费管理缺少相应的制度，许多企业在科技经费上的管理还不够成熟，不能适应社会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各部门在科技经费管理方面缺乏沟通，没有制度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各部门不能相互协调，共同找出管理计划的不足之处，这就导致企业的科技经费管理还处在初级阶段，不够成熟，不能体现出管理之后的效果。（三）科技经费分配不合理。政府的科技经费投入不平均，尤其对于竞争力强的企业投资较多，这样不利于其他企业的发展，也不利于各个企业的公平竞争。同时也会造成管理出现漏洞，经费的使用效率不高，也不利于国家整体科技水平的提升。

二、加强科研经费的管理

（一）加强企业对科研经费管理的认识。企业应该认识到科研经费管理的重要性，能够将科研经费用在合适的地方，目光放长远，充分发挥科研经费管理的作用，努力提高企业的科研能力和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主动接受政府监督、管理。（二）健全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明确企业科研部门负责人以及科研项目负责人的职责，健全科研经费管理制度。财务部门负责科研经费的管理，科研部门负责科研项目的管理，两个部门要相互协调配合，共同监督科研项目的进度。财务部门进行科研项目的经费预算以及会计核算，科研部门监督和指导科研项目负责人按照项目合同书上的规定正确地使用科研经费。项目负责人应主动接受政府部门的监督和检查,按照相关规定办好科研项目的各种手续，并对科研经费使用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三）重视科研经费的预算。科研经费的预算对于科研经费的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经费预算能够帮助企业申请到科研项目，同时也能加快科研项目的进程，简化科研经费的管理。所以科研项目的经费预算绝不能马虎。在进行科研项目申请时，项目负责人要在财务部门的帮助下对科研项目进行经费预算,保证预算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明确性。项目申请成功后，科研部门与财务部门相互配合，根据项目的经费预算向政府部门申请科研经费，并监督经费的使用，一旦发现经费使用不合理立即叫停改正，尽可能保证经费的使用效率。（四）加强科研经费转拨的管理。企业必须规范科研经费的使用，严格控制科研经费转拨的行为。所有需要转拨的科研经费必须由科研部门和财务部门共同商议决定。申请科研经费转拨的申请人必须向科研部门和财务部门提高相关材料和合同，说明经费转拨的理由。（五）加强科研结余经费的管理。企业对于科研项目结束后的结余经费也要规范化。科研项目结束后，如果由剩余经费，应该由财务部门记录成结余经费，明确记录项目的结账时间和结余经费日后的用途。（六）建立科研经费使用效益的考核制度。要建立科研经费使用效益的考核制度,对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益进行考核评估，以此提高科研经费的管理水平和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

三、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含义及政策简析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含义有三个方面:一是企业进行科研项目所需要的研发费用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加计扣除;二是鼓励企业多创新,多开发科研项目;三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其实是一项税收优惠政策,目的是为了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提高国家的科技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近几年我国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才正式被纳入税收优惠政策中。

四、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运用的条件和风险

（一）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运用条件。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运用有以下几个条件:一是企业条件,运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企业必须是政府所规定的企业类型，企业的主营业务也必须符合规定;二是税法规定,运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企业必须是运营正常的企业，存在负债的企业不能运用加计扣除政策;三是主营业务条件,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一半来自政策规定的能够享受此优惠的业务;四是企业职员条件,尤其是职员的职业素养,要求企业职员能够正确和有效的运用加计扣除政策，尽量在政策规定的范围下开发科研项目。（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运用风险。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运用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主要有以下几种风险:一是政策不适用,虽然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的科研创新有着促进作用，但是目前政策还不够完善，还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研发科研项目的企业。例如,科研项目经费的分配标准不够明确，企业对于科研项目的分类不太清楚，导致企业无法制定出统一的研发计划，在科研费用的使用方面也不够明确。;二是经费核算不正确,在科研项目的开发阶段和实施阶段没有真正的界定标准，各阶段的划分是按照企业自己的意愿来处理的，这样就导致企业在进行经费核算时没有明确的划分各阶段的经费使用情况，也未在账簿上对加计扣除存在的问题进行记载。;三是手续风险,企业在运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时需要办理相关手续,如果错过手续办理的时间，就不能享受优惠政策,而且如果提交的申请资料和实际的科研项目有偏差的,相关政府部门将收回投入的资金。

五、结束语

科技项目经费管理是企业进行科研项目的重要环节,对于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推动企业发展，提高市场影响有着重要的作用。在这其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国家目前最常用且最为有效的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之一，对企业的科研经费管理也有很大的帮助，能够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刘婉,严金海.我国科研经费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科技管理研究,2018,(2):23-27.

费用扣除制度范文篇6

两套个人所得税系统并存

美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可以说是两套系

统并存，除了常规的个人所得税税制系统外，还有一套针对高收入纳税人的特殊税制系统，即“可选择最低限度税”（AMT）。纳税人申报个人所得税时，要按常规系统和AMT分别计算出全年应纳税额，然后取二者中的大者作为其当年实际需要申报缴纳的应纳税额，若AMT应纳税额大，则需按AMT缴纳个人所得税。

AMT制度始行于1969年，当年美国有155名调整后的总收入超过20万美元（相当于2004年的120万美元）的巨富利用税法漏洞，没有缴纳一分钱的税款，美国国会由此出台了AMT制度，以使这部分人纳税。AMT的计税方法为：常规个人所得税的应税所得、税收优惠项目、个人和赡养人口扣除、标准扣除与分项扣除二者中的大者三项之和是可选择最低限度税应税所得，现行AMT制度实行两级累进税率，即26%和28%。由于AMT制度设计的缺陷及其扣除额不按物价指数逐年调整，使AMT制度已偏离了专门针对巨富征税的初衷，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也需按AMT缴税。去年美国有4%的纳税人按AMT缴税，据估计到2010年将有20%的纳税人需按此缴税。由于AMT制度的复杂怪异，极有可能在美国新一轮税改中被废除。

不设统一的起征点

美国常规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随纳税人申报状态、家庭结构及个人情况的不同而不同，没有统一的标准。美国常规个人所得税共有5种申报状态，即单身申报、夫妻联合申报、丧偶家庭申报、夫妻单独申报及户主申报。

纳税人根据各自不同的申报状态和个人情况，计算出起征点。美国常规个人所得税的计税方法为：纳税人各种不同来源的收入总和扣减各种免税收入得出总收入，总收入扣减各种经营类扣除得出调整后的总收入（AGI），AGI扣减各种个人费用类扣除得出应税所得额。然后按申报状态和相应的税率表计算出总的应纳税额，再从中扣减各种税收抵免计算出应纳税额。

扣除和抵免项目人性化

美国个人所得税中的总收入包括：提供服务的酬金，如工资/薪金、佣金、奖金、小费等，企业经营所得（从独资、合伙企业或S型公司分得的收益），财产转让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租金、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离婚或分居赡养费所得，养老金和各种保险年金收入，各种偶然所得等15项。各种免税收入包括：礼品和遗产收入，特定的奖学金，伤病补偿费，州或市政府债券利息所得等13项。经营类扣除包括：企业经营允许列支的成本费用，个人退休计划及医疗储蓄账户的个人缴付部分，缴付自我雇佣税的50%部分，变换工作的搬家费用，离婚或分居赡养费支出，教育贷款利息支出，高等教育（含继续教育）费用支出等16项。

个人费用类扣除主要用于弥补家庭的生活费用支出，其设计充分体现人性化。此项扣除为分项扣除和标准扣除二者中的大者与个人和赡养人口扣除之和。分项扣除包括：医疗费用个人负担超过AGI的7.5%的部分，州和市个人所得税、财产税，购买自用住宅的贷款利息支出（只限2套），慈善捐助支出，保险不赔付的家庭财产意外及被盗损失超过AGI的10%部分，其他各种杂项支出超过AGI的2%部分，其中包含个人职业发展费用如购买专业书籍、职业培训费等7项。这些扣除考虑到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照顾到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具体情况。

标准扣除因纳税申报状态不同而不同，2004年单身申报的标准扣除为4850美元，夫妻联合申报或丧偶家庭申报的标准扣除为9700美元，夫妻单独申报为每人4850美元，户主申报为7150美元。在标准扣除中也体现人性化，如有赡养人口，则每名赡养人口扣除800美元；已婚纳税人若超过65岁或双目失明，则可再增加年扣除额950美元或1900美元；未婚纳税人若超过65岁或双目失明，则可增加年扣除额1200美元或2400美元。

个人税收抵免包括可退税抵免和不可退税抵免，可退税抵免指当税收抵免额大于应纳税额时，则纳税人不但无需缴税，而且还可以得到一定的退税；不可退税抵免指当抵免额大于应纳税额时，则纳税人无需缴税，但没有任何退税。可退税抵免项目包括：抚养孩子抵免，2004年为每个孩子1000美元；勤劳所得税收抵免，该项抵免随纳税人工资的高低、申报状态和家庭结构的不同而不同。但若纳税人年红利、利息、租金和财产转让所得等资本性收入超过2650美元，则不享受此项抵免。不可退税抵免主要有：托儿费抵免，2004年每个孩子3000美元；收养孩子费用抵免，去年为每个孩子10390美元；高教奖学金抵免，每个学生1500美元；终身学习抵免，每个纳税人最高2000美元；老年与残疾抵免、个人退休储蓄抵免和外国税收抵免等。以上各项扣除和抵免额每年均按物价指数调整。

这样，按照简便的方法，假设纳税人没有经营类扣除，而且都使用标准扣除，则2004年美国个税的起征点最低为：单身申报7950美元，夫妻联合申报（带1个孩子）19800美元，丧偶家庭申报（丧偶带1个孩子）16700美元，户主申报（离婚未再婚带1个孩子）14150美元，夫妻单独申报（一方带1个孩子）1185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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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扣除制度范文篇7

从整体制度来看，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对不同种类的所得实行不同的税收政策。同样是依靠自己劳动赚取的报酬，但税收待遇不同。例如，一个月薪2000元的工人由于工资、薪金所得尚未超过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因此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一个没有工作、靠打散工赚取劳务报酬的下岗工人在取得2000元劳务报酬时，则需要缴纳240元的个人所得税。这显然对条件优越者施加了较轻的税收负担，而对处境艰难者施加了较重的税收负担。

我国个人所得税几乎全部依靠代扣代缴制度来征收，也就是说向个人支付所得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由于税务机关对单位的控制力度较大，而对个人几乎没有控制，因此凡是由单位支付的所得，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状况就比较好。而凡是由个人向个人支付的款项，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状况就比较差。由于工薪阶层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工资，而税务机关对单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控制得比较严，因此工薪阶层偷逃税款的可能性非常小。但那些收入主要来自劳务报酬的人，由于大部分劳务报酬都是现金支付，而且税务机关对支付劳务报酬的监管远小于对支付工资的监管力度，依法足额纳税的比例非常小。这样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工薪所得与劳务报酬所得实际税负的巨大差异。

根据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相关规定，对于工资、薪金所得，不管男人、女人，不管青年、中年、老年，一律扣除2000元，对于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稿酬等，无论纳税人付出多少劳动，一律扣除800元或者20％。靠流血流汗每月挣2000元劳务报酬的苦力与每月收取2000元房租的人的扣除标准是一样的。这种“一刀切”的制度没有考虑人的差异，是不合理的。

费用扣除制度范文篇8

【论文摘要】税收分配的客体是社会剩余产品,税收不能课及社会产品价值的C和V的部分。由于劳动者获取的净剩余部分也是企业所得的一部分,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对工资薪金支出全部按照实际工资数扣除是不合理的。为解决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之间的这一矛盾,本文认为采用标准工资薪金扣除办法更符合税收理论和发挥税收调节收入这一经济职能的要求。

对劳动者个人而言,工资薪金是指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而获得的劳动报酬;对企业而言,工资薪金是指企业为了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给予各种形式的报酬以及相关的支出。通常情况下,把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或服务的劳动者的收入称为工资,而将从事管理活动的劳动者的收入称为薪金。如果说,税收分配的客体是社会剩余产品,税收不能课及社会产品价值的C和V的部分仍然是我国制定税收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那么,在我国税收框架结构中,有待于澄清的工资薪金涉税的问题最少有三个:一是针对工资薪金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是否符合税收原则,现代社会的工资薪金与劳动力价值的含义有何差异;二是如果说现代社会的工资薪金中可能包含了剩余产品的价值是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的理论依据,那么如何确定费用扣除标准才符合我国课税原则的要求;三是如果说现代社会的工资薪金中可能包含了剩余产品的价值,那么在计算交纳企业所得税的全额扣除时是否符合企业所得税的基本特征。

一、现代社会工资薪金的经济含义及其可能包含的价值构成

判断对工资薪金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是否符合税收原则;是否会降低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的生活水平;是否会影响到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简单持续,简便的方式是考察现代社会的工资薪金是否仍然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如果分析的结果能够证明,现代社会的工资薪金是劳动者将个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过程中获得的劳动报酬,不仅包括了劳动力的价值,而且还可能包含了创造价值中的净剩余部分,那么针对工资薪金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不仅不会影响社会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而且还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如果分析的结果相反,那么就难以从契约性国家理论中发现对工资薪金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合理性依据。这就是说,判断针对工资薪金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是否正当的标志,在于分析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决定的分配制度中工资薪金是否可能包含了创造价值中的净剩余部分。

(一)劳动条件的差异决定了劳动者对劳动报酬要求的不同

在马克思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典型的业主企业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作为工人的劳动者已经从一无所有到只有出卖劳动力才可能生存,通过出卖劳动实现生存已经是他们的愿望;他们劳动的目的是为了生存,所以才能够接受或者祈望获得由劳动力价值决定的工资水平。在马克思的三分法产品价值公式中,扣除生产资料价值C和劳动力价值V以后的净剩余部分M是由产业资本家独占的。但是19世纪末期以来,现代企业的管理革命与资本革命带来了企业价值分配上的相应改变。效益工资、业绩奖励、净利润分成等多种按贡献分配机制的出现与推广,国家对企业所得税的开征,标志着资本主义企业在其核心层面的改革,净剩余由资本家独占逐步转向由资本家、劳动者、国家等多元利益主体共同分享。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企业制度改革几经反复,从利润留成、利税改革到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业绩奖励、效益工资、劳动分红、津贴和补贴、年薪制等等,其本质都反映了随着劳动条件和劳动关系的改变,劳动者逐步获得了分享企业净剩余价值的资格和权利。净剩余分享制的逐步形成意味着劳动者的工资薪金不再仅仅是由反映生存与教育培训需要的劳动力的价值,他们的工资薪金收入中可能包含了两个组成部分:马克思所定义的作为劳动力价值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和净剩余分享的价值。问题在于现代经济理论和会计理论为什么没有把职工的工资薪金看成两部分呢?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所谓的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资料在数量上进行规定是相当困难的,因为马克思说过,它的标准和水平是受社会历史文化与道德等因素影响的,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社会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必要资料也在不断地提高;二是固守股东在名誉上至高无上的企业产权关系和维护资本与利润对等的利益关系。

(二)企业组织结构的差异决定安排劳动报酬的程序不同

随着管理革命和资本革命的发展,企业的领导者从“三位一体”的资本家变成了三权分离系统中的职业经理人。当年作为劳资对立的关系主导方的集资本、经营与管理于一身的资本家,今天成为提供了资本的股东,通常处在企业经营过程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人格化的资本家已经不存在了,为劳动者获得包括净剩余在内的劳动报酬提供了外在条件。马克思笔下业主制工厂中的企业内部关系即劳资关系的特征:一是极少数的资方与极多数且同质化的工人处于两极对立状况;二是在这对立关系中,资本由于其天然的强势地位及当时的国家政治制度的特点,处于对劳动的绝对支配地位。当时之所以形成这种由资本绝对支配劳动的简单二元对立关系,是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资本相对于劳动稀缺、阶级结构相对简单、工人阶级的自我素质及政治意识尚未得到开发等多种作用的结果。现代企业内部关系更多的呈现为大量不同岗位之间的协作与竞争的关系,亦即工作者与工作者之间的关系;取代了那种简单明了的劳资对立的买卖关系,是不同角色之间围绕各自责任与权利的谈判过程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合约关系。在这种复杂体系中,作为企业出资人的股东不再是绝对强势的支配方,竞争与合作的各方之间谋求共存与平衡,成了现代企业处理内部关系的主题。

(三)社会政治法律环境的变化为劳动者获得净剩余提供了保障

古典业主制资本主义时代,正是资产阶级支配政治与法律制度的时代。当时资本雇佣劳动的规则几乎完全由资本的意志所决定。庞大的产业后备军的存在更使得资本家完全可以采取购买商品一样的方式来对待工人:当经济繁荣需要使用更多的劳动力时,工人就来上班,领到维持生计的工资;经济一旦不景气,用人需求下降时,资本家就可以马上解雇工人;至于教育培训、劳动保护、工伤赔偿、失业补贴这类本应属于资本方面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大多付之阙如。而当时的国家政权则眼睁眼闭,迟迟没有调节劳资关系的立法出台,即使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为发达的英国,也是在长时间拖延后,才制定了《工厂法》,但执行得并不好。在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资本与劳动关系决定的工资只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也是社会无法可依或者有法不依的结果。显然,在当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上述工人阶级的种种恶劣待遇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矫正。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政治民主的逐步发展,促使国家制定与实施了一系列调节企业内部关系的立法,以法律形式对企业员工的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权益进行确认与保护。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注重对企业内部关系的法律调节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实施也必将逐步完善。至少我们可以说,经过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后,我国已不可能再出现一个由私营资本家支配国家经济立法的时期。

综上所述,对工资薪金收入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的理论依据是现代社会的工资薪金不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而且可能包含了社会剩余产品的价值部分;从数量上考察,劳动者个人的工资薪金收入既可能高于劳动力的价值,也可能低于劳动力的价值,其差异取决于个人的劳动能力、程度、强度和具体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程度。

二、费用扣除标准的科学价值及其影响因素

虽然在现代经济理论和会计理论中并未明确肯定现代社会职工的工资薪金包括了劳动力价值和净剩余两个组成部分的观点,但是现行税收法规采取的对工资薪金的征税政策和费用减除,又被称为“个税起征点”制度,不仅默认了净剩余价值的存在,而且还通过费用减除方式说明,对工资薪金征收的个人收入所得税也只是涉及劳动收入的净剩余部分。由此可见,“费用扣除额”相当于劳动力价值部分,而“应税所得额”相当于劳动者获取的净剩余部分。如果按照这一思路继续往下分析,可以获得两个重要的启示。一是费用“减除标准”或者“起征点”的确定是判断工资薪金纳税是否正当的关键,“起征点过低”不仅违背了税收原则的规定,而且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税收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经济作用,但是“起征点过高”又会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会危及政府的执政能力。二是人们确定劳动力价值的所有困难完全转化给了确定费用减除标准方面,所以我国关注和要求调整费用减除标准的呼声一直持续不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原理,从我国现有经济发展状况、文化道德水准和国家相关政策导向来看,笔者认为,工资薪金纳税的费用减除标准的确定应考虑以下因素的影响。

(一)家庭人口数量

对不同的劳动者而言,家庭人口数量及其构成不可能完全一致,因为长辈的寿龄和子女的多少必然有所不同。但是,从我国退休养老制度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来看,失去劳动能力或机会的长辈领取的养老金足以支付自己的生活费用。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和长远的人口规划来看,一对夫妇的子女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可能超过两名。由此可见,在确定费用减除标准时把家庭人口数量设定为4口人是比较合适的。这里还需要说明三点:一是西方国家的按家庭实际人口数量计算,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是一个控制人口增长和鼓励参加养老保险的国家,未参加养老保险和超计划生育子女的生活费用不应当享受免税优惠。二是劳动力价值本来就是一个社会平均的抽象的概念,如果按照家庭实际支出计算,不仅增加了税收征管成本,而且也失去了鼓励劳动抑制消费的基本国策。三是对特殊家庭的特殊人口数量可能带来的生活方面的困难应当由国家财政通过国民收入二次分配方式予以解决,不应当作为制定税收政策考虑的因素,在贯彻落实困难家庭救济制度方面,我国有着丰富的经验。

(二)扣除费用的范围

在发生“第三次消费革命”后,持有不同消费观念和道德水平的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差异越来越大,生活资料必需品的范围越来越难以精确地界定。如果从维护劳动力简单再生产角度来看,计税扣除费用的范围应当限定在食、衣、住、行、医疗和教育等六项支出方面。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统计测算每人每月这六项费用的社会平均值,然后还原为四口之家的月度支出作为两个劳动者的计税扣除费用标准。如果通过统计测算社会平均的每人每月的六项支出为1200元,那么计算工资薪金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扣除费用标准或者起征点就应当为2400元。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有:一是对住房费用的测算要充分考虑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要依据住房面积小于90平方米的支出测算;二是对交通费用的测算只能把交通工具限定在乘坐公共交通和自行车方面,不可能鼓励私家汽车消费;三是对医疗和教育费用只能考虑两个孩子方面的支出,因为劳动者个人医疗费用的支出要考虑社会医疗保险的作用,劳动者的教育费用已经由长辈支付或者由企业承担继续培训的义务,虽然我们提倡劳动者要不断更新知识,但在税收优惠方面不可能鼓励“活到老学到老”。

(三)物价变动因素

劳动力再生产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货币表现必然要受到物价变化的影响;为了保持社会居民应有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平,实行费用扣除标准“指数化”,使费用扣除标准与物价指数挂钩是十分必要的。为了简化费用扣除标准调整的审批程序,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实施条例》中只规定起征点基数,例如2000元,并规定按照每年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物价变动指数予以调整。例如,2008年扣除费用的标准是2000元,2009年2月25日国家权威部门公布的物价变动指数是涨了8%;那么从国家公布物价上涨指数之日起,即2009年3月份开始,扣除费用标准就可以自然调整为2160元,无需经过国家税务总局的研究报告和国务院的审批程序。当然,如果国家权威部门公布的物价变动指数下降了,那么扣除费用标准也应相应调减。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如果肯定现代社会的职工工资薪金中不仅包括了劳动力的价值,而且还可能包括了净剩余部分,并且结合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通过统计数据科学确定了费用减除标准,那么对工资薪金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不仅正当、合理,而且对促进国家长治久安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由于劳动力价值是一个社会平均的抽象的价值概念,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要大于具体情况的特殊需要。如果在现行税法的基础上,调整现行税率,简并“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税率的级次,并适当调高其最高边际税率,使非勤劳所得的税收负担重于勤劳所得的税收负担,那么个人所得税将会发挥更好的调节功能,为快速降低我国居高不下的“基尼系数”作出贡献。

三、工资薪金的扣除及其对企业所得税性质的影响

企业所得税的税额计算公式是,应税收入总额-准予扣除项目总额=应税所得额,而应纳税额=应税所得额×税率。所以准予扣除项目的设定,对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的计算及其反映的经济性质和经济功能有着重要的影响。职工工资薪金是准予扣除项目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扣除,在2008年《企业所得税法》未实施之前,我国的内资企业实行的是标准工资薪金扣除办法,而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实际工资薪金扣除办法;《企业所得税法》以及新的《所得税条例》制订实施之后,我国内外资企业统一实行实际工资薪金扣除办法。虽然实际工资薪金扣除办法可能更合乎国际上多数国家的做法,但相比于标准工资薪金扣除办法而言,后者更符合税收理论和发挥税收调节收入经济职能的要求。

(一)标准工资薪金扣除办法更符合税收原则的要求

所谓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之间的理论矛盾是指,如果说对工资薪金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不仅正当而合理地依据在于现代社会的职工的工资薪金中不仅包括了劳动力的价值,而且还可能包括了净剩余部分的话,那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为什么又可能对工资薪金支出全面扣除呢,难道劳动者获取的净剩余部分不是企业所得部分吗?实际上,在我国税收法规中已经发现并且曾经克服了这一矛盾现象。在我国《企业所得税法》未制订之前,内资企业实行的标准工资薪金扣除办法的早期,计税工资最高限额规定为800元,与当时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工资薪金准予费用扣除标准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其他项目,单从工资薪金费用而言,当时的企业应税所得指的是企业在一年内实现的净剩余部分,无论这部分价值以后转化为企业公积金,还是劳动报酬,或者股份红利,在此之前都要计算交纳企业所得税。同理,实行实际工资薪金总额扣除办法,如果不考虑其他项目,单从工资薪金费用而言,企业应税所得实际上已经成为企业实现的应当属于股东集体所得净剩余部分,而不是企业所得的全部,因为属于劳动所得的部分已经被全部扣除掉了。至此,可以清晰地发现哪一种办法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更接近契约性国家的税收原则了。

(二)标准工资扣除办法有利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之所以演变为“双刃剑”,就在于它一方面极大地调动了经营者的积极性,从而提升了企业的经营业绩;而另一方面导致无节制地发放工资薪金给企业隐藏了许多经营上的隐患。从我国现实状况来看,一些企业的激励制度和业绩考核办法不够完善,部分高管的年薪动辄可以高达上千万元之多,其实企业的业绩并没有那么大的提升,个人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贡献。那么,在企业所得税征收上实行标准工资扣除办法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抑制发放超额工资薪金,其道理在于:一是超额工资薪金的发放无法获得免税的好处,这无疑使得这一不合理现象的继续存在没有了合理的借口,同时对超标准工资薪金征收企业所得税可以降低企业支付超额工资薪金的能力;二是通过明确实际发放工资薪金与标准工资薪金之间的差额,提示监管部门、企业投资人或者股东加强对工资薪金的监管力度,及时完善激励制度和业绩考核办法;三是劳动者和股东共同分配企业净剩余,是技术进步而导致管理革命和资本革命的结果,是现代企业制度发展的方向,如果对劳动者所得部分可以扣除,那么对股东所得部分能否扣除呢?如果都可以扣除,那么还存在企业所得税吗?如果担心劳动者所得的净剩余部分可能双重纳税,那么为什么不担心股东所得部分的净剩余部分可能双重纳税呢?如果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国家法律法规首先要同等对待所有的企业合约的参与者。

(三)标准工资扣除办法有利于发挥税收的经济功能

就税收的经济功能而言,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另外一个目的,在于调节不同行业或者企业之间由于行业发展程度或者企业利用技术水平而暂时处于超额利润阶段所导致的国民收入分配上的不合理现象。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一书中比较系统地讨论了在商品经济环境中企业实现超额利润的可能性与暂时性。如果接受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那么坚持用标准工资扣除办法,使企业所得税能够更好地调节不同行业或者企业获取的超额利润,对我国社会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基尼系数”是测量国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一个统计指标。基尼系数在0与1之间取值,基尼系数值越大,说明国民收入分配越不平等。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的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仅为0.16,几乎是世界上最低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收入差距也迅速拉开,虽然国家适时采取了包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和最低工资标准制度、财政转移支付、价格管制在内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但是我国现阶段的基尼系数仍然超过了国际公认的中等贫富差距的程度,基尼系数超过了0.4的警戒线,已经跨入了0.5以上的较为严重的区间。众所周知,我国国民收入差距加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行业垄断和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获取超额利润的行业或企业的持续存在。所以,制定合理而有效的企业所得税税收政策对缩小收入差距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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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田应奎.经济新概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265~270.

费用扣除制度范文篇9

关键词:税收公平;个人所得税;分类税制模式;混合税制模式;调节功能;公平分配

一、引言

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公平问题,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然而,由于转型期的一些制度不完善,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自2000年起就已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已达到0.47。从最高与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看,我国最高收入10%人群与最低收入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至2007年的23倍。当前,如果我国不尽快遏制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加剧的势头,则可能会危及经济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措施,特别是要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公平分配的独特功能,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目标。

个人所得税调节功能的发挥程度,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税制本身的公平性。所谓税收公平,是指国家征税要使各纳税人承受的负担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应,并使各纳税人之间的负担水平保持均衡。一般说,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税收横向公平。即纳税能力相同者应缴纳相同的税。二是税收纵向公平。即纳税能力不相同者应缴纳不同的税。税收公平与否,不仅直接影响到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和收入公平分配,而且也是保证税收制度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所以,长期以来,公平原则已成为各国税制建立的基本原则。然而,由于现行个人所得税在税制模式、税率结构、费用扣除等方面的缺陷,导致其本身公平缺失非常严重,根本无法承担起遏制贫富差距扩大和公平收入分配的重任。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所言:“个税没有体现公平,只是增加政府收人”。因此,依据税收公平原则,对个人所得税制进行全面改革,将是势在必行。

二、相关文献

从税收公平角度研究个人所得税制改革的文献已有很多,其主要观点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主张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税制模式。这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就已明确提出的税制改革目标,也是近年来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如,岳树民(2004)认为,应通过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课征制、调整税率设计、调整劳务报酬和稿酬等收入的税前扣除等措施,以体现个人所得税在公平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徐蓉(2005)认为,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在横向公平、纵向公平和社会公平方面存在问题,难以体现税收公平,并建议采用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减少超额累进税率档次、提高法定费用扣除标准等。杨卫华(2006)指出,现阶段我国个人所得税应以实现公平为主要目标,但现行“个税”的目标欠明确,制度不健全。因此,必须调整“个税”制度,包括实行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合理设计税率、适时调整费用扣除标准等措施,实现公平目标。董洪(2008)分析认为,由于实行分类所得税制、税率设计不合理、费用扣除标准有失公平、税收征管效率低下等因素,导致个人所得税制在公平方面的扭曲。他建议,实行综合为主、分类为辅的课征制,适当降低边际税率和减少累进档次,合理设计扣除费用,建立严密有效的征管机制。刘春明(2010)也认为,由于分类征收制、税率设计不完善、费用扣除标准不合理等因素,导致现行个人所得税税制要素缺乏公平,并建议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混合征收制,合理调整超额累进税率和确定费用扣除标准。二是主张实行综合税制模式。如,崔治文和杜延军(2005)认为,现行个人所得税无法衡量纳税人的纳税能力,税负水平和生计费用扣除存在不公平性。所以,应逐步改为以家庭为纳税人和以个人为纳税人的综合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根据家庭结构确定生计费用,并适当调整税率。高凤勤(2010)也认为,现行个人所得税由于分类课征模式、税率设计不当、费用扣除标准和征管模式不合理等弊端,导致其逆向调节作用明显,难以实现分配正义目标。所以,应当构建交叉型课税模式(接近于综合型课税模式),以消除分类课征的弊端。以上的研究成果对于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和完善,均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然而,不难发现,它们提出的改革建议大都只是原则性的,非常笼统,可操作性不强。所以,本文将从税收公平的角度。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进行深入的探讨。

三、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公平缺失分析

现行个人所得税制是在1994年税改时建立起来的。经过十几年的不断发展,个人所得税在组织财政收入和调节收入公平分配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已从1994年的1.4%快速提高到2009年的6.8%,成为我国税收体系中的第四大税种。通过2006年1月1日和2008年3月1日两次调高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前者是从800元调高至1600元,后者是从1600元调高至2000元),我国个人所得税在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改善其收入的65%来自于工薪阶层的不公平状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其自身公平缺失的严重性,导致这种小的“修补”改革根本无法有效“撬动”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公平分配的功能。

(一)分类税制模式导致个人所得税的“先天性”公平缺失,难以有效发挥其调节收入公平分配功能

我国个人所得税自1994年开征以来就是实行分类税制模式。这种模式与我国当时的特殊国情是相吻合的,主要表现在公民纳税观念相当淡薄、收入渠道较为单一、征管手段非常落后等。但是,随着十几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分配制度的调整,我国个人收入的来源和结构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在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源中,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多数占其总收入的一半左右,甚至更低;而其他收入如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第二第三职业收入等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收入渠道多元化的情况下,分类税制模式无法对个人的全部或主要收入适用超额累进税率进行综合课征,从而导致个人所得税的横向与纵向“双向”公平缺失,难以有效发挥调节收入公平分配功能,甚至出现逆向调节作用。

1个人所得税的横向公平缺失分析

在分项征税条件下,由于应税所得项目的来源不同、取得所得的次数不同,即使纳税人取得相同收入,也会导致纳税人之间的税负严重不平,违背了税收横向公平原则。如,假定甲、乙、丙、丁四人的全年所得额均为12万元,但其所得项目类别有差异(如表1)。从表中看出,尽管四个纳税人的全年所得额完全相同,但他们所承担的所得税负却有天壤之别。其中,乙的所得来源相对分散,既有工薪所得,又有劳务报酬所得,税负最轻,而丁的所得为生产经营所得,其税负最重,分别比甲、乙、丙多缴税额为5850元、7050元和1350元。然而,在综合税制或混合税制模式下,四个纳税人的应纳税额往往是相同的。可见,现行税制模式有悖于税收横向公平原则,使个人所得税公平收入分配作用失效。

2个人所得税的纵向公平缺失分析

在分项征税条件下,由于应税所得项目的来源不同、取得所得的次数不同,还可能会导致个人所得税的纵向公平缺失,对纳税人的收入分配产生逆向调节作用。如,假定甲只有劳务报酬收入,全年取得收入共20次,每次收入均为2000元,全年收入为40000元;乙只有工薪收入,每月工薪收入4500元,全年工薪收入54-000元。此时,甲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额为4800元,而乙全年应纳税额仅为3000元,比甲少纳税1800元。显然,分类税制模式不利于贯彻“多得多征、少得少征”的税收公平原则,甚至使公平收入分配程度恶化。

(二)费用扣除制度欠合理,难以体现量能负担原则

费用扣除制度的合理化,不仅可以体现量能负担原则,而且能够鼬突税收的人文关怀精神。现行个人所得税是采用分次分项的定额扣除和定率扣除相结合的费用扣除制度。这种做法虽简便易行,特别是1994年税改初期,在税收征管手段比较落后,不能对税源进行有效监控的情况下,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但是,这种过于简化的费用扣除制度存在明显的不合理性。

1“一刀切”的费用扣除制度不能充分体现量能负担原则

目前我国的费用扣除制度没有考虑纳税人赡养家庭人口多寡、健康状况、小孩和老人等因素,而是采用“一刀切”的费用扣除标准,根本无法体现量能负担原则。如,假定甲和乙两个纳税人取得的收人数量、性质等条件完全相同,惟一不同的是两人的家庭状况。甲是四口之家的惟一劳动力,需供养老人、妻子和小孩;乙是三口之家的主要劳动力,妻子有一定的收入,两人共同供养小孩。在现行的费用扣除制度下,甲、乙两人的费用扣除额和应纳税额均完全相同,但是,他们的实际纳税能力却有较大的差别,乙的纳税能力要比甲大得多。此外,在分次分项扣除费用的情况下,很容易诱发纳税人“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等违法行为。如,假定甲、乙、丙三个纳税人取得劳务报酬所得均为6000元,同时,假定甲为一次性收入;乙为两次收入或能通过不法手段将其一次性所得“分解”为两次所得,即4000元和2000元;丙为三次收入或能通过不法手段将其“分解”为三次所得,即3000元、2000元和1000元(如表2)。按税法规定,甲可按20%的比率扣除费用1200元,应纳税额为960元;乙可定额扣除费用和应纳税额分别为1600元、880元;丙可定额扣除费用和应纳税额分别为2400元、720元。可见,三个纳税人的所得总额及性质均完全相同,仅仅因取得收入的次数不同而导致税负相差较大。这显然严重违背了税收公平原则,也很容易引诱纳税人违法犯罪。

2部分应税所得项目的费用扣除标准偏低

在2006年和2008年两次调高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之后,我国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严重偏低的不合理状况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善。然而,由于其他所得项目如劳务报酬所得的费用扣除标准在近十几年来均未作任何调整,结果又导致工薪所得与其他所得之间的税负严重不公。如,假定甲、乙两个纳税人每月的收入均为5000元,但是,前者收入为工薪所得,后者为一次性劳务报酬所得。根据税法规定,甲每月应纳税额325元,乙每月应纳税额800元,乙每月比甲多缴纳所得税475元。可见,同属于勤劳所得的两个纳税人之间的税负严重不公,加剧了收入分配矛盾。

(三)税率结构设计不合理,导致部分应税所得项目之间的税负严重不公

1生产经营所得的税负明显高于工薪所得税负

在现行的税率结构中,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的所得)是适用5%-35%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而工薪所得适用5%-45%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虽然后者的最高边际税率45%远高于前者35%,但实际上,前者的税负往往要远高于后者。如,对全年工薪所得为96000元(平均每月所得为8000元)的多数中产收入阶层来说,其年纳税额为9900元,适用最高税率为20%;而对全年生产经营所得为96000元的个体工商户来说,其年纳税额(费用扣除按表1中的方法)为13410元,适用最高税率为35%。可以看出,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比工薪所得多缴纳税额3510元,适用的最高边际税率比工薪所得高出15%。实际上,现行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为960000元的居民企业也只适用25%的基本税率。可见,这种不合理的税率结构导致纳税人之间的税负严重不公,具有明显的歧视“生产经营所得”之嫌,与当前我国鼓励“全民创业”的政策相悖。

2勤劳所得的税负有时会远高于非勤劳所得的税负

现行税法对工薪所得和各类生产经营所得都是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对劳务报酬所得还有加成征税规定,但对利息、股息、红利、中奖等所得则实行20%的比例税率。在这种税率结构下,可能会造成勤劳所得的税负要远高于资本性收入或偶然所得的不合理状况,出现一种逆向调节作用。如某个人在购买时中奖500万元,其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应纳税额100万元,而具有相同所得(指全年所得)的个体工商户或取得工薪的纳税人,则适用的最高边际税率分别为35%和45%,应纳税额分别为147.235万元和205.47万元。可见,生产经营所得和工薪所得适用的最高边际税率分别比中奖所得高出15%和25%,应纳税额分别达到中奖所得者的1.47倍和2.05倍。这种勤劳所得的税负要远高于非勤劳所得税负的不合理税率结构,从根本上违背了税收立法精神。

(四)税收征管不力,导致个人所得税公平缺失加重

1没有真正将自行申报纳税和代扣代缴制度落到实处

现行税法并没有强制要求所有纳税人都必须自行申报纳税,所以,主动申报纳税的个人非常少。而且,即使主动申报,其纳税申报质量也不高,瞒报、不报的情况相当普遍。对于代扣代缴制度,尽管1995年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暂行办法》,但作为一个部门性税收规章,其法律效力较低,加之对代扣代缴义务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规定不够明确,导致部分代扣代缴单位的领导不够重视,一些应税项目的代扣代缴责任难以落实,故意漏扣漏缴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样,必然会造成纳税人之间的税负不公平。

2未建立起严密的个人收入监控体系

近年来,税务部门逐步加强了对高收入群体的重点税源管理,推行了全员全额管理办法,初步建立了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向税务机关双向申报制度。但是,这与严密的个人收入监控体系建设还有很大的差距。目前我国个人收入财产登记制度仍未建立,许多交易活动都是通过现金形式实现,特别是银行、工商、海关、房产等相关部门都没有与税务部门形成计算机联网,甚至国税与地税部门之间都没有实现计算机联网。所以,税务部门根本不可能完整、准确地掌握纳税人的收入和财产信息,使许多收入渠道广、隐性收入多的高收入者偷逃税现象难以得到有效控制。这部分偷逃掉的大量税款成为许多非工薪高收入者暴富的一个重要原因。相反,工薪阶层的工资单比较透明,应纳税款一般由所在单位代扣代缴,结果造成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主要管住了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调节贫富差距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甚至还起到了逆向调节作用。

3对偷逃个人所得税行为的处罚不力

近年来,我国加强了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对偷逃税的个别典型“明星”、“大腕”进行了打击,使一些高收入者的偷逃税行为有所收敛。但是,可以看到,真正受到严厉查处的高收入者寥寥无几。因为,需要缴纳较高个人所得税的高收入纳税人,一般都是具有一定地位和名望的各种“名人”、“权贵”,税务部门在查出他们偷逃税时大多只是要求补缴税款,很少会采取严厉处罚措施,有时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事。这也使得一些高收入者认为偷税被查出后顶多是再补缴税款,不会有其他更多的麻烦,从而造成偷逃税现象难以得到有效抑制。

四、依公平原则改革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构想

在借鉴国际经验和立足国情的基础上,依据税收公平原则,按照“转变模式、调整税率、规范扣除、强化征管”的思路,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制进行全面性改革,提高其公平性,充分发挥其调节功能,实现社会公平目标。

(一)转变税制模式,消除“先天性”公平缺失

在国际上,个人所得税的税制模式分为三种类型,即综合税制模式、分类税制模式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模式(又称混合税制模式)。这三种模式各有优缺点,综合税制模式最具有公平税负的优势,但对相关征管条件和配套措施的要求很高;分类税制模式的公平性最差,但对征管约束条件相对宽松些;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模式能较好地兼具前两者的优点,既能在较大程度上体现税收公平原则,又能适应税收征管和配套约束条件不是很完备的税收环境。目前,除少数发达国家采用综合所得税制和少数发展中国家采用分类所得税制外,大多数国家都是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税制模式。

从现实国情看,经过十几年的个人所得税实践,我国很多公民的纳税观念得到明显增强,税收征管现代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银行存款、房地产、汽车等实名登记制基本建立,个人(特别是高收入群体)收入监控体系初步建立。因此,当前我国应尽快为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创造征管条件。实际上,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已提出“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这一改革目标。主要建议是:(1)对个人取得的普遍性、经常性所得实行综合征收办法,即将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1年)的各种经常性所得,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性收入、财产租赁和财产转让所得等进行加总,减去法定减免额和其他扣除项目金额,就其余额按超额累进税率征收,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2)对个人取得的一次性、偶然性所得实行分类征收办法,即将个人的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等,继续实行分类征收办法。

(二)调整税率结构,实现税收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税率结构设计的科学合理,是实现个人所得税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重要环节。从国外个人所得税制的发展趋势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纷纷按照“降低税率、简化税制、扩大税基”的原则进行税制改革,主要内容就是降低税率,减少累进档次。在对个人的综合所得进行课税时,各国采用的累进税率档次一般不超过6级,多数国家采用4级税率;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一般在35%至50%之间(如表3)。

根据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结构、税负水平状况及改革的政策目标,建议改革后的个人综合课征所得采用5%一40%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如表4)。与现行工薪所得累进税率相比,改革后的综合所得累进税率有四个主要变化:(1)将原5%～45%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简化为5%～40%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减少了4个税率档次,降低了最高边际税率,有利于提高税收效率。(2)将原适用5%低税率的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6000元大幅提高至24000元,壮大了适用5%低税率的低收入群体。(3)大幅度降低了中等收入群体所得额在60000元至120000元之间的税负水平(即由原边际税率20%降低至10%),有利于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收人。(4)适当降低了所得额在120万元以上部分的最高边际税率(即由原45%降低至40%),这有利于调动最高收入群体进一步发展生产和扩大投资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总之,改革后的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和税负水平更趋公平合理,有利于充分发挥其调节功能,促进社会公平。同时,税率结构大大简化,有利于提高税收效率。

对于实行分类课征的各项所得,建议继续实行20%的比例税率。但是,为鼓励勤劳致富,抑制少数社会成员想“一夜暴富”的投机心态,对偶然所得一次收入畸高的,应实行加成征收。具体建议是:对偶然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超过50万元至100万元的部分,依照规定计算应纳税额后再按应纳税额加征五成;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加征十成。所以,偶然所得实际上适用20%、30%、40%的3级超额累进税率(如表5),基本上是与改革后综合所得税率表(见表4)的第3至第5级税率相对应。这样,偶然所得与各类勤劳所得之间的税负趋于公平,有利于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功能。

。(三)规范费用扣除项目,体现量能负担原则

目前我国采用“一刀切”的费用扣除制度,没有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家庭状况、健康状况等因素,根本无法体现量能负担原则。在转变税制模式后,应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科学合理地设计费用扣除项目与扣除标准。主要思路如下:(1)对于个人综合课征所得项目,其费用扣除应包括两大类:第一类为成本费用扣除项目,即纳税人为获取收入而必须支付的直接有关的成本费用。各类所得项目的成本费用扣除方法如表6所示。第二类为生计费用扣除项目,即纳税人用于维持本人及家庭成员基本生活的各种费用。为操作简便且又体现量能负担原则,建议目前只考虑五种生计扣除,即基础扣除、配偶扣除、抚养扣除、特殊扣除和附加扣除,如表7所示。同时,为保证税收公平,建议全国实行统一的生计费用扣除标准。在税制运行一定时期后,视情况是否增加个人保险支出、医疗支出、家庭教育支出等费用扣除项目,以及基础扣除费用是否引进税收指数化方案等。(2)对于个人分类课征所得项目,其费用扣除标准可继续按现行税法规定执行。

(四)强化税收征管,实现税收管理公平

1完善征管制度,实行代扣代缴和自行申报纳税并重的征管方式

进一步完善包括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自行申报纳税等征管制度,明确代扣代缴单位的主要负责

人、财务部门负责人等有关人员的义务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并提高征管制度的法律层次,增强其权威性,使代扣代缴和自行申报纳税落到实处。同时,为保证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所得税制顺利实施,不断增强公民自行申报纳税意识,减少国家税收流失,除应继续重视代扣代缴的征管方式外,还应重视和加强对个人自行申报纳税的管理,实行代扣代缴和自行申报纳税并重的征管办法。具体说,对于个人综合课征所得项目,采取每月(或每次)按预扣率预扣预缴、年终自行申报、汇算清缴、多退少补的征管办法;对于个人分类课征所得项目,采取每次按税率代扣代缴和年终自行申报的征管办法。

2尽快建立严密的个人收入监控体系

税务部门应充分利用现代化征管手段,尽快建立严密的个人收入监控体系。这是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所得税制的关键环节。(1)加快建立健全所有个人,特别是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群体的纳税档案建设步伐,强化纳税人税务登记号管理。可借鉴国外经验,以居民身份证号码或个人纳税编码为标识,按照“全国统一,一人一号”的原则,归集所有个人的基础信息、收入及纳税信息。税务机关根据所掌握的涉税信息,定期对代扣代缴义务人的扣缴申报情况和个人自行纳税申报的情况进行交叉稽核、分析评估。(2)尽快建立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将纳税人的财产、收入显性化,为税务机关掌握个人财产和收入信息创造有利条件。(3)加快税务部门与海关、银行、工商、出入境管理、公检法等部门之间的计算机联网,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和资源共享。(4)通过银行管理体制改革,大力推进个人信用卡或支票结算制度,强化现金管理,从资金流上掌握税源变动情况。(5)应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中介机构的监督作用,减少偷逃税现象。

3建立个人诚信纳税档案,严厉惩处偷逃税行为

在大力做好税法宣传的基础上,应建立个人诚信纳税档案。这既可为税收监控提供重要信息,又可为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提供可靠依据。同时,应加强税务部门与工商、银行、公检法等部门之间的密切配合,加大对偷逃税行为以及不依法代扣代缴单位和个人的稽查与处罚力度,增强公民自觉依法纳税意识,树立“纳税光荣、偷税可耻”的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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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扣除制度范文篇10

一、现代社会工资薪金的经济含义及其可能包含的价值构成

判断对工资薪金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是否符合税收原则；是否会降低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的生活水平；是否会影响到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简单持续，简便的方式是考察现代社会的工资薪金是否仍然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如果分析的结果能够证明，现代社会的工资薪金是劳动者将个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过程中获得的劳动报酬，不仅包括了劳动力的价值，而且还可能包含了创造价值中的净剩余部分，那么针对工资薪金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不仅不会影响社会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而且还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如果分析的结果相反，那么就难以从契约性国家理论中发现对工资薪金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的合理性依据。这就是说，判断针对工资薪金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是否正当的标志，在于分析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决定的分配制度中工资薪金是否可能包含了创造价值中的净剩余部分。

(一)劳动条件的差异决定了劳动者对劳动报酬要求的不同

在马克思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典型的业主企业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作为工人的劳动者已经从一无所有到只有出卖劳动力才可能生存，通过出卖劳动实现生存已经是他们的愿望；他们劳动的目的是为了生存，所以才能够接受或者祈望获得由劳动力价值决定的工资水平。在马克思的三分法产品价值公式中，扣除生产资料价值C和劳动力价值V以后的净剩余部分M是由产业资本家独占的。但是19世纪末期以来，现代企业的管理革命与资本革命带来了企业价值分配上的相应改变。效益工资、业绩奖励、净利润分成等多种按贡献分配机制的出现与推广，国家对企业所得税的开征，标志着资本主义企业在其核心层面的改革，净剩余由资本家独占逐步转向由资本家、劳动者、国家等多元利益主体共同分享。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企业制度改革几经反复，从利润留成、利税改革到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业绩奖励、效益工资、劳动分红、津贴和补贴、年薪制等等，其本质都反映了随着劳动条件和劳动关系的改变，劳动者逐步获得了分享企业净剩余价值的资格和权利。净剩余分享制的逐步形成意味着劳动者的工资薪金不再仅仅是由反映生存与教育培训需要的劳动力的价值，他们的工资薪金收入中可能包含了两个组成部分:马克思所定义的作为劳动力价值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和净剩余分享的价值。问题在于现代经济理论和会计理论为什么没有把职工的工资薪金看成两部分呢?主要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所谓的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资料在数量上进行规定是相当困难的，因为马克思说过，它的标准和水平是受社会历史文化与道德等因素影响的，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社会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必要资料也在不断地提高；二是固守股东在名誉上至高无上的企业产权关系和维护资本与利润对等的利益关系。

(二)企业组织结构的差异决定安排劳动报酬的程序不同

随着管理革命和资本革命的发展，企业的领导者从“三位一体”的资本家变成了三权分离系统中的职业经理人。当年作为劳资对立的关系主导方的集资本、经营与管理于一身的资本家，今天成为提供了资本的股东，通常处在企业经营过程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人格化的资本家已经不存在了，为劳动者获得包括净剩余在内的劳动报酬提供了外在条件。马克思笔下业主制工厂中的企业内部关系即劳资关系的特征:一是极少数的资方与极多数且同质化的工人处于两极对立状况；二是在这对立关系中，资本由于其天然的强势地位及当时的国家政治制度的特点，处于对劳动的绝对支配地位。当时之所以形成这种由资本绝对支配劳动的简单二元对立关系，是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资本相对于劳动稀缺、阶级结构相对简单、工人阶级的自我素质及政治意识尚未得到开发等多种作用的结果。现代企业内部关系更多的呈现为大量不同岗位之间的协作与竞争的关系，亦即工作者与工作者之间的关系；取代了那种简单明了的劳资对立的买卖关系，是不同角色之间围绕各自责任与权利的谈判过程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合约关系。在这种复杂体系中，作为企业出资人的股东不再是绝对强势的支配方，竞争与合作的各方之间谋求共存与平衡，成了现代企业处理内部关系的主题。

(三)社会政治法律环境的变化为劳动者获得净剩余提供了保障

古典业主制资本主义时代，正是资产阶级支配政治与法律制度的时代。当时资本雇佣劳动的规则几乎完全由资本的意志所决定。庞大的产业后备军的存在更使得资本家完全可以采取购买商品一样的方式来对待工人:当经济繁荣需要使用更多的劳动力时，工人就来上班，领到维持生计的工资；经济一旦不景气，用人需求下降时，资本家就可以马上解雇工人；至于教育培训、劳动保护、工伤赔偿、失业补贴这类本应属于资本方面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大多付之阙如。而当时的国家政权则眼睁眼闭，迟迟没有调节劳资关系的立法出台，即使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为发达的英国，也是在长时间拖延后，才制定了《工厂法》，但执行得并不好。在某种意义上说，当时的资本与劳动关系决定的工资只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也是社会无法可依或者有法不依的结果。显然，在当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上述工人阶级的种种恶劣待遇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矫正。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政治民主的逐步发展，促使国家制定与实施了一系列调节企业内部关系的立法，以法律形式对企业员工的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权益进行确认与保护。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注重对企业内部关系的法律调节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实施也必将逐步完善。至少我们可以说，经过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后，我国已不可能再出现一个由私营资本家支配国家经济立法的时期。

综上所述，对工资薪金收入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的理论依据是现代社会的工资薪金不仅仅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而且可能包含了社会剩余产品的价值部分；从数量上考察，劳动者个人的工资薪金收入既可能高于劳动力的价值，也可能低于劳动力的价值，其差异取决于个人的劳动能力、程度、强度和具体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程度。

二、费用扣除标准的科学价值及其影响因素

虽然在现代经济理论和会计理论中并未明确肯定现代社会职工的工资薪金包括了劳动力价值和净剩余两个组成部分的观点，但是现行税收法规采取的对工资薪金的征税政策和费用减除，又被称为“个税起征点”制度，不仅默认了净剩余价值的存在，而且还通过费用减除方式说明，对工资薪金征收的个人收入所得税也只是涉及劳动收入的净剩余部分。由此可见，“费用扣除额”相当于劳动力价值部分，而“应税所得额”相当于劳动者获取的净剩余部分。如果按照这一思路继续往下分析，可以获得两个重要的启示。一是费用“减除标准”或者“起征点”的确定是判断工资薪金纳税是否正当的关键，“起征点过低”不仅违背了税收原则的规定，而且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税收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经济作用，但是“起征点过高”又会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会危及政府的执政能力。二是人们确定劳动力价值的所有困难完全转化给了确定费用减除标准方面，所以我国关注和要求调整费用减除标准的呼声一直持续不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原理，从我国现有经济发展状况、文化道德水准和国家相关政策导向来看，笔者认为，工资薪金纳税的费用减除标准的确定应考虑以下因素的影响。

(一)家庭人口数量

对不同的劳动者而言，家庭人口数量及其构成不可能完全一致，因为长辈的寿龄和子女的多少必然有所不同。但是，从我国退休养老制度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来看，失去劳动能力或机会的长辈领取的养老金足以支付自己的生活费用。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和长远的人口规划来看，一对夫妇的子女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可能超过两名。由此可见，在确定费用减除标准时把家庭人口数量设定为4口人是比较合适的。这里还需要说明三点:一是西方国家的按家庭实际人口数量计算，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是一个控制人口增长和鼓励参加养老保险的国家，未参加养老保险和超计划生育子女的生活费用不应当享受免税优惠。二是劳动力价值本来就是一个社会平均的抽象的概念，如果按照家庭实际支出计算，不仅增加了税收征管成本，而且也失去了鼓励劳动抑制消费的基本国策。三是对特殊家庭的特殊人口数量可能带来的生活方面的困难应当由国家财政通过国民收入二次分配方式予以解决，不应当作为制定税收政策考虑的因素，在贯彻落实困难家庭救济制度方面，我国有着丰富的经验。

(二)扣除费用的范围

在发生“第三次消费革命”后，持有不同消费观念和道德水平的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差异越来越大，生活资料必需品的范围越来越难以精确地界定。如果从维护劳动力简单再生产角度来看，计税扣除费用的范围应当限定在食、衣、住、行、医疗和教育等六项支出方面。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统计测算每人每月这六项费用的社会平均值，然后还原为四口之家的月度支出作为两个劳动者的计税扣除费用标准。如果通过统计测算社会平均的每人每月的六项支出为1200元，那么计算工资薪金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扣除费用标准或者起征点就应当为2400元。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有:一是对住房费用的测算要充分考虑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要依据住房面积小于90平方米的支出测算；二是对交通费用的测算只能把交通工具限定在乘坐公共交通和自行车方面，不可能鼓励私家汽车消费；三是对医疗和教育费用只能考虑两个孩子方面的支出，因为劳动者个人医疗费用的支出要考虑社会医疗保险的作用，劳动者的教育费用已经由长辈支付或者由企业承担继续培训的义务，虽然我们提倡劳动者要不断更新知识，但在税收优惠方面不可能鼓励“活到老学到老”。

(三)物价变动因素

劳动力再生产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货币表现必然要受到物价变化的影响；为了保持社会居民应有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平，实行费用扣除标准“指数化”，使费用扣除标准与物价指数挂钩是十分必要的。为了简化费用扣除标准调整的审批程序，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实施条例》中只规定起征点基数，例如2000元，并规定按照每年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物价变动指数予以调整。例如，2008年扣除费用的标准是2000元，2009年2月25日国家权威部门公布的物价变动指数是涨了8%；那么从国家公布物价上涨指数之日起，即2009年3月份开始，扣除费用标准就可以自然调整为2160元，无需经过国家税务总局的研究报告和国务院的审批程序。当然，如果国家权威部门公布的物价变动指数下降了，那么扣除费用标准也应相应调减。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如果肯定现代社会的职工工资薪金中不仅包括了劳动力的价值，而且还可能包括了净剩余部分，并且结合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通过统计数据科学确定了费用减除标准，那么对工资薪金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不仅正当、合理，而且对促进国家长治久安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由于劳动力价值是一个社会平均的抽象的价值概念，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要大于具体情况的特殊需要。如果在现行税法的基础上，调整现行税率，简并“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税率的级次，并适当调高其最高边际税率，使非勤劳所得的税收负担重于勤劳所得的税收负担，那么个人所得税将会发挥更好的调节功能，为快速降低我国居高不下的“基尼系数”作出贡献。

三、工资薪金的扣除及其对企业所得税性质的影响

企业所得税的税额计算公式是，应税收入总额-准予扣除项目总额=应税所得额，而应纳税额=应税所得额×税率。所以准予扣除项目的设定，对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的计算及其反映的经济性质和经济功能有着重要的影响。职工工资薪金是准予扣除项目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扣除，在2008年《企业所得税法》未实施之前，我国的内资企业实行的是标准工资薪金扣除办法，而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实际工资薪金扣除办法；《企业所得税法》以及新的《所得税条例》制订实施之后，我国内外资企业统一实行实际工资薪金扣除办法。虽然实际工资薪金扣除办法可能更合乎国际上多数国家的做法，但相比于标准工资薪金扣除办法而言，后者更符合税收理论和发挥税收调节收入经济职能的要求。

(一)标准工资薪金扣除办法更符合税收原则的要求

所谓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之间的理论矛盾是指，如果说对工资薪金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不仅正当而合理地依据在于现代社会的职工的工资薪金中不仅包括了劳动力的价值，而且还可能包括了净剩余部分的话，那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为什么又可能对工资薪金支出全面扣除呢，难道劳动者获取的净剩余部分不是企业所得部分吗?实际上，在我国税收法规中已经发现并且曾经克服了这一矛盾现象。在我国《企业所得税法》未制订之前，内资企业实行的标准工资薪金扣除办法的早期，计税工资最高限额规定为800元，与当时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工资薪金准予费用扣除标准保持了高度的一致。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其他项目，单从工资薪金费用而言，当时的企业应税所得指的是企业在一年内实现的净剩余部分，无论这部分价值以后转化为企业公积金，还是劳动报酬，或者股份红利，在此之前都要计算交纳企业所得税。同理，实行实际工资薪金总额扣除办法，如果不考虑其他项目，单从工资薪金费用而言，企业应税所得实际上已经成为企业实现的应当属于股东集体所得净剩余部分，而不是企业所得的全部，因为属于劳动所得的部分已经被全部扣除掉了。至此，可以清晰地发现哪一种办法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更接近契约性国家的税收原则了。

(二)标准工资扣除办法有利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之所以演变为“双刃剑”，就在于它一方面极大地调动了经营者的积极性，从而提升了企业的经营业绩；而另一方面导致无节制地发放工资薪金给企业隐藏了许多经营上的隐患。从我国现实状况来看，一些企业的激励制度和业绩考核办法不够完善，部分高管的年薪动辄可以高达上千万元之多，其实企业的业绩并没有那么大的提升，个人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贡献。那么，在企业所得税征收上实行标准工资扣除办法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抑制发放超额工资薪金，其道理在于:一是超额工资薪金的发放无法获得免税的好处，这无疑使得这一不合理现象的继续存在没有了合理的借口，同时对超标准工资薪金征收企业所得税可以降低企业支付超额工资薪金的能力；二是通过明确实际发放工资薪金与标准工资薪金之间的差额，提示监管部门、企业投资人或者股东加强对工资薪金的监管力度，及时完善激励制度和业绩考核办法；三是劳动者和股东共同分配企业净剩余，是技术进步而导致管理革命和资本革命的结果，是现代企业制度发展的方向，如果对劳动者所得部分可以扣除，那么对股东所得部分能否扣除呢?如果都可以扣除，那么还存在企业所得税吗?如果担心劳动者所得的净剩余部分可能双重纳税，那么为什么不担心股东所得部分的净剩余部分可能双重纳税呢?如果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国家法律法规首先要同等对待所有的企业合约的参与者。

(三)标准工资扣除办法有利于发挥税收的经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