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范文10篇

飞跃范文篇1

5月18日从工信部获悉，从去年开始编制的《新材料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可能于今年8月份实施。

根据规划，新材料产业将重点发展特种金属功能材料、高端金属结构材料、先进高分子材料、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和前沿新材料。同时，组织实施一批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促进产学研用一体化，推动材料升级换代。力争到2015年，建立起具备一定自主创新能力、规模较大、产业配套齐全的新材料产业体。

1.注重内在价值

《新材料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有望今年8月份，这一消息将给整个行业带来利好。“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及的光伏玻璃、超薄基板玻璃、特种玻纤、特种陶瓷、石墨烯、特种合金等，都属于新材料。随着新材料的应用未来将越来越广泛，投资价值必然还是体现在拥有新材料制造资源或者是新材料制作工艺的企业，应注意公司的内在价值和含金量。

2.布局新材料首看技术成熟度

新材料产业作为新兴行业，其特点是分布广，缺乏同质性。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是技术方面。主要判断技术成熟度、产业化能力等。新材料通常作为创新产品，从研发到市场认同存在一个过程，其中技术决定了创新最终能否成功，这是新材料产品存在的前提条件；其次是政策方面。政策支持是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催化剂，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指导、价格补贴等多种手段推动新材料产业的发展，并扩大市场影响力；再次是潜在市场空间方面。新材料由于用途不同，其对应的市场空间也存在差异，而市场空间的大小决定了新材料的最终发展目标。通常应用领域广，替代效应明显的新材料，其市场需求潜力巨大；最后是产业链方面。对于部分新材料品种，技术优势能够创造进入壁垒，企业能够享受超额收益；但对于技术壁垒不强的新材料品种，所处产业链的位置也能够为企业创造超额收益。

3.化工新材料—产业重要分支

化工新材料是新材料产业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目前基础化学工业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领域。根据《石油和化工产业振兴支撑技术指导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他把我国目前重点发展的化工新材料分为有机氟材料、有机硅深加工、中间体制备、高性能工程塑料、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高性能聚氨酯、特种橡胶等七大领域。

此外，在高性能纤维方面，中国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需求将日渐强劲，尤其是航天航空、汽车、风电等领域。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作为一种先进的轻质高强材料，符合风力发电机组大容量发展趋势，迎合汽车安全、轻型化发展方向。由于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性能要求高、生产工艺复杂、技术壁垒高，是未来产业升级的关键要素。

4.新能源材料—重点关注稀土材料

新能源材料方面，可关注稀土材料，稀土材料产业链主要包括资源、分离及磁性材料加工等，由于我国稀土永磁材料属于进口替代策略，因此技术优势是决定企业能否赢得未来竞争的核心，另外我国具有稀土资源优势，在市场繁荣时期，资源能够享受超额溢价。

飞跃范文篇2

一、加强函数概念的教学

函数是中学数学中的重要概念．它既是从客观现实中抽象出来的，又超越了千变万化的客体的个性，其内涵极为深刻，外延又极为广泛．所以它既是重点，又是难点．教学时，教师应采取以下有效的措施：

1．注意早期渗透

事实上，函数观念的培养在小学已经开始了．进入中学，随着代数式、方程的研究已渗透了这一观念．例如，含有一个字母的代数式，就可看作它所含字母的函数．这是因为，含有一个字母的代数式的值，是由这个字母所取的值唯一确定的，它符合函数的定义．因此，在代数式的教学中，要有意识地渗透函数的概念．

2．注重概念的引入

为引入函数概念，课本上讲了四个例子，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实际再增加一些例子．对每个例子都要进行分析，揭示它们的共同特性：

（1）问题中所研究的两个变量是互相联系的；

（2）其中一个变量变化时，另一个变量也随着发生变化；

（3）对第一个变量在某一范围内的每一个确定的值，第二个变量都有唯一确定的值与它对应．

3．准确理解定义

课本中函数的定义包含着三层意思：

（1）“x在某一范围内的每一个确定的值”，是说自变量是在某一范围内变化的，它揭示了自变量的取值范围；

（2）“y都有唯一确定的值和它对应”，它既揭示了所研究的函数是单值函数，又反映了两个变量间有着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即函数的对应法则；

（3）谁是谁的函数要搞清．定义中说的是“y是x的函数”．

4．不断深化概念

在几类具体函数的研究过程中，要注重把所得的具体函数与函数的定义进行对照，使学生进一步加深对函数概念的理解．

二、强化函数性质的应用

不同的函数有不同的特性，探求并掌握一个新函数的性质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在掌握函数性质的同时，要注重强化学生应用函数性质的意识．应用函数性质时还应注意以下两点：

1．借助函数解题

我们知道，代数式、方程、不等式与函数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可构造函数，利用函数的性质解决有关的问题．例如构造二次函数研究一元二次方程根的分布问题、解一元二次不等式等．

2．利用函数解决实际问题

利用函数知识解实际问题是近几年中考出题的热点．这类题目可以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增强学生用数学的意识．但教材中这类题目设计得较少，应根据学生的实际补充一定的例题或习题．

三、加强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

新大纲把数学思想方法纳入数学基础知识的范畴，因此要加强数学思想方法的教学．函数这一章主要体现了以下思想或方法：

配方法．这一方法要求所有的学生都要掌握．

飞跃范文篇3

即将过去的100年，是世界新闻传播业蓬勃发展的100年。如果说，这100年起始于新闻传播的一次飞跃——从“小众”到“大众”过程的完成，那么，世纪末则实现了另一次飞跃——由单向传播到双向、多极传播的转变。这一次飞跃的意义较上一次更为深远，因为它已不仅是媒体自身形态的变化，它的变化还引起了社会经济形态的相应变革(或者说它本身也成为了一种经济形态)，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第一次飞跃被记录在新闻传播史中，第二次飞跃则被书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

一、第一次飞跃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当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候，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的“大众化”报纸，真正具有了大众化的内涵。这一时期，报纸的发行量直线上升，由过去的几万份增加到十几万份，几十万份乃至上百万份；读者范围也不断扩大，由过去的政界、工商界等社会上层人士拓展到中下层民众。这种由量的积累而产生的质的飞跃，宣告了一个时代——大众传播时代的来临。

这一次“飞跃”的意义或作用在于：

首先，它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达到顶峰(或曰“最高阶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是资产阶级报业发展的先奏，而报业的发展水平又直接反映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

相对于封建社会的“小众化”(贵族化)而言，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报刊已经具有了“大众化”倾向。但是，由于资产阶级本身不成熟，其报业发展也屡遭挫折。工业革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从而将资产阶级报业带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以普通民众为读者对象的“廉价报纸”(亦即“大众化”报纸)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报纸日渐迎合下层民众的口味，且售价低廉，读者范围不断扩大。但是，由于此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尚未进入成熟期，报业的经营、资本的流动、企业的竞争等均处于无序状态，保证报业正常发展的一些必要的法律、制度、规范也没有建立起来，因此，这一时期的“大众化”只是具有初步的形态，其发展也十分不稳定。以美国为例。30年代初期美国先后有过34种售价一分钱的廉价报纸，其中约20种生存不到一年就夭折了。即便是办得相当成功的廉价报纸，如纽约《太阳报》、纽约《先驱报》和纽约《论坛报》，其发行量也不过几万份，与后来的大众化报纸不可同日而语。

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最终成为“经济上的强者”并掌握了集中统一的政治权力、资本主义的舆论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分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之后，资产阶级报业的发展才进入了黄金时期，“小众化”向“大众化”的历史性转变才真正完成。如同经济领域中“金融资本”的形成以及资本的输出标志着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到来一样，新闻传播领域中由“小众”到“大众”过程的完结，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到达了它的顶峰。

第二，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进步封建限禁的取消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确立，是近代大众报纸产生、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大众化报纸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由等级会议演变而来的议会民主制首先在英国，继而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得以确立。这就为言论出版自由的实现奠定了基础。早在1644年，约翰·弥尔顿就提出了“出版自由”的口号。经过300余年的艰苦探索和斗争，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法律形式将它确定下来，使它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于各方面条件所限，言论自由的重要负载物——报刊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直到19世纪大众化的廉价报纸出现之后，尤其是19世纪末期报纸的“大众化”过程完成之后，言论出版自由才更多地由一种制度和理念进入实践层面，具有了现实意义。这一时期，报纸不再接收党派津贴而转为自由出版、独立经营，报社也不再接受任何形式的新闻检查而享有了较为充分的出版权、采访权和权。在内容方面，报纸以各类新闻为主，尽可能多地向读者提供有关各项事务的信息，并给包括各界人士在内的广大读者以充分的言论表达自由。在此过程中，报纸作为“社会公器”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使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倡导的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得以贯彻；与此同时，经过自身的实践，报界对资产阶级言论自由的原则进行了补充、修正，使它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由此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发展。

第三，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报纸获得了稳定的经济来源，而报业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封建社会的报纸靠的是封建王朝的特许，政党统治时期的报纸靠的是党派资助，严格地说，它们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因为离开报纸拥有者的扶持和资助，它们就不能生存。现代意义上的报纸产生于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之时，它以19世纪“大众化”报纸的出现为起点。和以前的报纸不同，它们不再接受任何党派资助而实行企业化经营，以降低售价、刊登广告、扩大发行作为生存之道，由此而成为自负盈亏的独立的经济实体。世纪之交(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竞争日趋激烈，买方市场逐渐形成。为了在竞争中胜出，商家采取各种手段推介产品、扩大销量，在此过程中，作为大众信息载体的报纸愈发受到他们的青睐。于是，发行量大的报纸就获得了大量的广告，而广告又刺激报纸降低售价、扩大发行，赢得更多的读者，这样又能吸引到更多的广告。其结果是数额巨大的广告费源源而来，成为报纸的一项主要收入。20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生产、资本集中过程的加剧，报纸上的广告越来越多，广告收入在报社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以美国著名报纸《纽约时报》为例。该报大量刊登广告，大小广告共占报纸总篇幅的三分之二；在其总收入中，30%来自报纸发行，70%来自广告。广告“养活”了报纸，成为它的经济命脉；同时，通过刊登广告，推销产品，报纸反过来又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它启动消费，平衡供需，促进市场繁荣，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四，推动了新闻媒体的产业化在封建社会，报纸基本上是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既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它也不过是上层社会的精神特权，与普通民众无涉。工业革命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报纸的商品属性日渐突出，报业也由小生产的经营方式逐渐过渡到企业化管理，并日益成为一种有利可图且利润丰厚的资本主义行业。19世纪末，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报业资本迅速集中，出现了报业垄断组织“报团”，由此形成了媒介产业化的格局。媒介产业化的基本特征是：报业跨地区(以后是跨国界)经营，形成若干规模庞大的垄断集团；金融资本介入报业，通过控制新闻资源控制市场和价格，从而获得高额利润。上个世纪之交，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垄断报团，如美国的斯克利普斯报团、赫斯特报团，英国的北岩报团，法国的普鲁沃斯特报团等等。到了20世纪末，这些报业集团更是滚动发展成为财力雄厚、多角延伸、跨国经营的媒介产业集团。例如，全球最大的传媒公司时代华纳公司在报刊、图书出版、音乐、电影和有线电视等领域全面出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世界第二大传媒公司迪斯尼公司不但拥有收视率颇高的电视网、数字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制作和出版电影、图书和音像制品，还经营卡通玩具和大型游乐场等。

媒介的产业化是在“大众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反过来又促进了大众化报刊的发展，使它拥有了更为雄厚的资金和更大的规模。这是因为，产业化是各种资源的优化和强化，它有助于报社更新设备，降低成本，增强竞争能力；有助于报纸稳定售价，扩大发行，争取到更多的广告；有助于报业经营者集中监控，统一管理。而这些正是大众化报刊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

“小众化”到“大众化”的飞跃，带动了传媒业的勃兴，使它在之后100年的时间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在报业蓬勃发展的同时，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广播、电视相继问世，新闻传播由以印刷媒介为主的时代进入了印刷媒体与电子传媒并驾齐驱的时代。受众的面更广了，传播速度更快了。70年代末期，卫星直播电视出现(80年代初进入实用阶段)。卫星电视的出现在新闻传播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极大地扩展了信息传播的能力，使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洲与洲之间的节目交换和传播可以即时进行。90年代以后，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卫星电视、有线电视和地面电视都在加速实现数字化。数字广播电视使卫星新闻采集、覆盖范围大大拓展，同时使费用降低，操作简便。在大众传媒的发展过程中，这无疑是重大的一步。

从印刷媒体到电子传媒，从单一的电波信号到高科技的数字化技术，其中的每一步都称得上是一次飞跃。但是从总体上看，无论报纸、广播还是电视，它们都是大众媒体，都是对“大众化”不同程度的演绎和拓展，它们具有共同的特征：大规模的媒介组织向大范围的受众传播；传播的单向性和信息反馈的不确定性。直到这个世纪之交“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和互联网的兴起，大众传播的百年历史才被重新改写，人类的信息交流活动才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二、第二次飞跃

互联网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它是美国军方为防止苏联攻击其命令控制系统而研制开发的，90年代以后才被广泛运用到科研、教育、商业等民用项目上。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互联网就已连接了世界186个国家和地区、1亿台个人电脑和10亿用户。

互联网是一种全新的媒体，它不但具有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一般功能，而且具有数字化、多媒体、实时性和交互式传递信息的独特优势。它与传统媒体的最大区别就是变点对面的传播为点对点的传播，变单向传播为双向传播、多极传播，从而有力地突破了时空限制，实现了信息流通的迅捷化和无障碍化。互联网的兴起不但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精神生活方式，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流通方式。因此，无论就新闻传播而言还是就社会发展而言，它无疑都是一次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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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飞跃”的意义或作用在于：

首先，它为“新经济”或知识经济奠定了基础20世纪末，美国经济出现了100多个月持续增长的景观。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新一代信息产业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金融创新和经济全球化等，并用“新经济”来描述由这些因素所引致的新的经济格局。由此可见，“新经济”或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信息技术和高科技之上的经济形态。

互联网与新经济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它是高新技术、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设施”。它以其便利、迅捷、无远弗届的优势改变着人类社会的信息获取与处理方式、商务运作方式、市场交易方式，进而改变着传统经济的结构和规律。它不但催生了新经济，就连它本身也成为了一种经济形态——与“新经济”相提并论的“网络经济”的称谓，对此就是最好的诠释。

近年来，网络经济在世界各地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1995年至1998年间，美国的因特网产业以每年1。74倍的速度增长，因特网产业的销售收入1998年达到3014亿美元，1999年达到5070亿美元，首次超过汽车、民航、电信等传统产业。欧盟国家中与网络有关的经济部门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移动通信技术迅速发展，产品不断更新，多数国家的上网率和网络服务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所有经济部门中进行的企业重组几乎都涉及网络技术。在亚洲，“网络小虎”已逐渐取代“亚洲小虎”。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台湾和香港)，政府通过放宽对通讯行业的限制，通过废除垄断、引进外资来满足便携电话、因特网的发展需求，从而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复苏，形成了良性循环。由此可见，网络经济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的主导性产业，成为全球经济的新的增长点。

第二，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新经济时代，互联网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新闻传播媒体，而成为一种经济形态；它的功能也不再限于报道新闻、提供娱乐，而迅速扩展到包括网上银行、网上证券、网上零售、电子商务在内的各个方面。其中，电子商务越来越成为互联网的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据统计，目前发达国家通过电子商务进行交易的比重达到了31%左右，而到2005年，这个比重有可能上升到98%。拿美国来说，1997年它的网络消费总额是24亿美元，1999年一跃而增长到202亿美元，两年增幅近8倍。我国在电子商务方面虽然刚刚起步，但C2C(消费者对消费者)模式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易趣”网注册用户达到近50万，日成交项目5000余项，在线商品22000多件，月交易额达2000多万人民币，成为两岸三地个人物品竞标的第一网站(1)。“8848网上超市”则是B2C(商家对消费者)模式成功的实践者，可以预见，它的发展前景是十分乐观的。

电子商务的全面推进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压缩中间环节，提高沟通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成本支出，从而大幅度地提高经济效益。由于美国是最早开发、使用因特网的国家，它也最先享受到网络经济带来的高回报和高效益。这种“高效益”被概括为“三高两低”。所谓“三高”，一是经济增长率高，其增长幅度为战后50年所罕见；二是劳动生产率高，最近5年年均增长4%；三是企业经济效益高，连续5年位居国际竞争力的榜首。所谓“两低”，一是失业率低，二是通货膨胀率低(2)。随着互联网经济在全球的不断推进，相信会有更多的国家享受到这种高回报和高效益。

第三，提高了信息传播的开放度

从历史上看，新闻传播由“小众”到“大众”的转变意味着社会民主的进步，而单向传播到双向传播的演进，更意味着民主化程度和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

大众传播时代，尽管受众拥有法律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权，他们的意志、愿望、要求、兴趣等也声称被充分考虑到，但是由于大众传播的单向性质，受众参与传播的程度是十分有限的；作为一个集合群体，他们的具体情况也是不为媒体所确知的。这就使媒体与受众处在一种不平等的关系状态中：媒体是主动的一方，受众是被动的一方，媒体报道新闻，受众接收新闻，传播过程的黑箱始终没有打开。网络传播彻底改变了大众传播中的传—受关系，它把信息的获知权和传播权向大众开放，使传播过程中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等。人们既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电子论坛或建立个人网页的形式自由发表言论(甚至以个人网站的形式新闻)，也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数据库或超链接方式随心所欲地获取信息，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总之，网络是开放的，这里没有权威，没有总裁，也没有谁说了算，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电脑、一根电话线和一个调制解调器，就可以成为网络社会中的公民。这就彻底打破了只有官方机构或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组织才能创办媒体的神话，使信息传、受的开放程度大大提高了。

诚然，网络传播在创造空前的言论发表自由的同时，也为种种不良信息创造了发表的自由，这是十分矛盾的。限制这种自由，网络不成其为网络；不限制这种自由，网络又可能成为一个没有法律、法规、道德约束的“世界”。所幸许多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正在通过各种途径解决这一问题，并且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第四，促进了大众传媒的更新

由于互联网集多种媒体功能于一身，具有交互性好、选择性强、快速便捷、信息多样化等特点，它对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的冲击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曾有过这样的情形：一些主流媒体由于各种原因未加采用的消息，最终通过因特网传遍全球。《德拉吉报道》爆出克林顿性丑闻，4天后才引得《华盛顿邮报》跟进报道就是典型的一例。因此，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寻找并获取他们在传统媒介上无法得到的消息，他们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也会越来越高。这就使得传统媒体不得不改变原有的传播理念、报道模式和管理方法，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目前，世界各国的传播媒体都在走与互联网相互融合的道路，它们纷纷搭乘网络快车，努力提高新闻播报时效，增加内容的可读性，提供多方面的服务。例如美国的一些主要报纸，如《今日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都开设了自己的电子版，其中《今日美国》电子版是全美网上读者最多的电子报纸，每天有100万以上的用户进入网址。我国目前约有2200多种报纸，其中的七分之一已经上网，没有上网的也在积极做准备(3)。与此同时，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广播电视公司开始把自己的节目送上互联网。美国的全国广播公司、英国空中广播公司、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日本广播协会、新加坡电视公司以及我国的香港电台等，都在互联网上播出了广播电视节目。新世纪之初，世界最大的传媒集团时代华纳集团与网络媒体巨人美国在线合并，又为传媒业增添了一道新景观。

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的结合，有力地突破了传统媒体自身的局限，极大地拓展了它的生存、发展空间，使它在网络经济时代展现出新的风采。

三、前景瞻望

新闻传播“大众化”从出现到完成，用了60-70年的时间，互联网从投入商用到全面普及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那么，未来媒体的发展将会如何呢?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方程式，不过答案却是肯定的：随着数字技术、计算机技术、互联网和信息传播技术的日臻成熟与完善，新闻传播手段的更新速度将会越来越快，间隔将会越来越短。甚至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当上一次媒体技术革命还没有完成时，新的媒体技术革命的端倪已经出现。美国即是如此。20世纪末，在刚刚兴建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基础上，美国政府又提出了“数字地球”的计划。所谓“数字地球”是指以地球为载体的信息集成和整体化战略，借助于它，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按照地理坐标了解地球上任何一处的任何方面的信息，从而实现全球信息传递的数字化和网络化。“数字地球”比“地球村”前进了一大步：后者是指传媒打破了时空界限，使此地发生的事情彼地很快就能知晓；“数字地球”则是指无论你想要了解世界上哪个地区哪一方面的情况，只需一个指令就能办到。人类的主动性由此又大大提高了一步。按照美国政府的计划，“数字地球”的初步实现是在2005年左右，它的基本实现预计在2020年左右。

当然，美国在推行“信息高速公路”和“数字地球”计划时，也在谋求它所主导的“世界新秩序”，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利的。但是，科学技术毕竟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它一经开发，就不再属于某一个国家而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信息高速公路”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通过努力化弱势为强势，跟上时展的步伐，抢占信息传播领域的“制高点”，应当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国家层面上的战略目标。

我国虽然在新媒体尤其是互联网发展方面和美国有差距，但距离并不遥远。正如专家所言：“中国进入每一个时代，都迟到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但这次进入网时代却没有迟到，几乎和美国、欧洲同步”(4)。据统计，到20世纪末，我国互联网用户已达1000万，上网计算机2000万台，www站点超过10000个。预计未来7年，固定电话年增加用户17%，移动电话增加47%，互联网年增长200%以上。除了电信网，还有广播电视网(8000万用户)和计算机网(1000万用户)(5)，市场发展潜力十分惊人。只要我们能够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制定出有效的追赶战略来，在新的世纪里，中国的传播业必将出现一个新的飞跃。

注释：

(1)见台湾《中国时报》2000年6月7日文《大陆网站发展迅速》。

(2)《新经济革命》第22页，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4月。

(3)陈虹等《互联网：我们与世界同步》，《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4期。

飞跃范文篇4

一、明确民营经济新飞跃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

1.重要意义。民营经济是除国有及国有控股、外商和港澳台商独资及其控股以外的其他各种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市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已成为我市经济的主体和加快发展的潜力所在。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提升**经济市场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的必然要求，是加快“建设大城市、实现新跨越”的重要举措。必须高度重视，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优化结构，提升素质，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民营经济新飞跃。

2.指导思想。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坚持“四个尊重”方针，全面改善发展环境，大力推进民营经济制度技术管理创新，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新兴服务业，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走内涵式、集约型发展道路，全面提高外向度，增强竞争力，实现新飞跃。

3.奋斗目标。经过3至5年努力，造就一批知识型、开拓型、战略型的民营企业家，培育一批具有知名品牌、核心技术、较强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的优强民营企业，形成一批具有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民营经济产业集群，全面提升我市民营经济发展水平。力争民营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长15%，上缴税收年均增长15%。

二、着力提高民营企业整体素质

4.提高组织化程度。支持民营企业通过联合、收购、兼并、参股、加盟、合作等形式加入或组建企业集团。引导中小民营企业向专业化、特色化方向发展，培育一批优势产业和龙头企业。

5.加快技术进步。鼓励民营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建立技术中心，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合作，开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技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鼓励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科研人员以高新技术成果投资创办企业。建立健全各类科技风险投资公司，鼓励民营企业参与风险投资。

6.推进机制和管理创新。积极引导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鼓励民营企业引进先进管理方法，创新管理理念，加强人力资源、财务、质量和营销等管理。广泛推行ISO质量体系认证和环境认证。鼓励企业实施品牌战略。

7.促进产业集聚。加强科学规划和政策导向，构建功能配套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努力培育一批区域特色经济产业群。继续发展“块状经济”，提高产业层次，促进产业集聚。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进入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发展。

8.鼓励外向拓展。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加强与省内外、国(境)外企业，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引进外资。鼓励民营企业到东北、中西部等地区投资开发，拓展市场；积极申请进出口经营权，开展进出口业务。简化出入境审批手续，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开展境外投资、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三、大力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9.扩大投资领域。积极鼓励民营企业投资除国家法律法规明令禁止领域外的各个领域；支持民营资本参与水利、交通、能源、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引导民营资本从事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竞争性领域的基建项目、技术创新和技改项目，一律由审批制改为登记备案制。

10.放宽准入条件。按照有关法律和政策规定，放宽企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企业集团登记设立条件、企业冠名条件、非公司制企业的创办条件。积极开展企业无经营范围试点登记。

11.规范行政行为。按照《行政许可法》要求，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依法清理收费项目，公开收费种类、内容、标准，实行收费许可证制度，禁止各种名目的乱摊派、乱检查以及各种强行推销产品和服务的行为。加强对垄断经营产品的成本监审和价格管理。

12.加强人才支撑。完善人才引进机制，畅通人才流动渠道，支持民营企业引进各类人才。大力发展职业经理等人才市场，加强对民营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培训。积极消除体制障碍，在政治待遇、政府奖励、职称评聘等方面对民营企业人才公平对待，在公共资源享受上一视同仁，营造聚才、育才和用才的良好环境。

13.加大财政扶持。加快建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重点扶持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加大对开发共性关键技术、创设科技孵化器、实施品牌战略、建设园区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财政扶持力度。对民间投资为主的公共事业等项目，财政资金可以通过国有资本参股或补偿等形式投入。

14.改善融资环境。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开发适应民营经济发展的金融品种，改善信贷管理办法和措施。进一步扩大和完善以民营经济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信用担保体系。鼓励民营企业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债券和实施多渠道上市。加快地方性产权交易市场建设。

15.维护合法权益。加强法制环境建设，依法保护民营企业财产不受侵犯，健全完善保障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的政策体系，设立民营经济投诉中心，切实维护民营经济的各项民事主体权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依法保障专利发明人、设计人和专利权所有单位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坚决取缔无照经营，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制假售假、偷税漏税和欺行霸市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加大对著名(驰名)商标保护力度，严厉打击侵权行为。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16.加强行业自律。鼓励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特色产业为依托组建商会和行业协会，充分发挥商会和行业协会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协调、自我约束、自我教育功能，强化行业自律，切实维护会员合法权益。

四、切实加强对民营经济的服务和管理

17.加强服务指导。建立市民营经济发展指导研究中心，负责研究全市民营经济发展相关问题，协调和指导全市民营经济发展工作，发展动态，提出相关建议，为市领导决策提供依据。按国家、省、市有关规定，为民营企业在生产要素供给、招商引资、项目推介宣传、国(境)外参展、办理各类权证、信息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各方面给予更好的服务。

飞跃范文篇5

一、尽快去找你现在的化学老师，让他告诉你以前学过的最关键的知识点是哪些，然后在短期内补上，目的是能够大致跟上现在的教学进度，能听懂老师讲授的新知识点。摆脱"差生"的困绕。

要想进步，必须弄清楚导致这化学成绩差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常用的几个公式、概念没记住，还是很重要的几个基本解题方法不能熟练应用，或者是初中的一些重点知识没有理解透彻等等。象摩尔、物质的量浓度、氧化还原反应，以及差量法、守恒法、离子方程式、化学方程式的书写及其相关计算等，是高中阶段出题的核心内容，有一个地方弄不清楚，就有可能造成学习上的困难，有几个弄不清楚，就可能沦为"差生"的行列。找准之后，赶紧把关键的知识补上，补的时候要想办法让你现在的任课老师"一对一"地进行辅导，手把手地教会你"补"的方法。同时要特别注意处理好研究课本与做题的关系。研究课本与做题的精力分配可以是4比6甚至3比7。所谓"研究课本"是指一字一句地阅读课本内容，画出自己认为是重点的内容。有任何不理解的地方，经过短时间的思考后要马上去问老师，认真听老师的分析，纠正自己理解上的偏差。做到这一点，你就会发现，甚至顿悟："原来是这样啊！"那些平时困绕你的许多问题，答案原来就在课本上！你甚至会为此而感到悔恨："我怎么连课本都没有仔细地看过一遍！！！"至此，你才明白，原来你并不笨，只是当时没有研究课本而已。但是，一做题，你可能又没有了信心：有不少的题你根本无从下手。

因此，要学好化学，必须做一定量的习题，"4比6"的意义就在于此。把化学归为理科，原因大概也在于此。不过这时，你心里一定要清楚：你没有必要做对每一道题！能做对60%~70%就达到目的了。在从"差"到"优"的转化过程中，是不可能"一步登天"的。实际上，研究完课本后，会做50%的题就不错了，有30%的题感到似是而非，有20%的题根本就不会，这是正常现象。但是，研究完课本不马上去做题，过一段时间后再做，你不会的题目就会上升到60%。因此，看书固然重要，做题更重要。看完书"马上做题"是关键。只有通过做题，才能检验你对课本的理解是否正确。并且，只做课本上的题也是不够的，每一节都要做一些任课老师推荐的课外习题(但是题量不宜太大，以时间不超过30分钟为宜)，进一步加深对课本知识的理解。通过做题，你就逐渐的有一些问题产生，有一些奇思妙想出现，你就会发现你也可以象那些"优秀生"一样，经常去问老师！经常与老师交流。然后你就会体会到：学好化学原来如此简单。在此基础上，你还会逐步体会到：只要方法得当，只要付出一定的努力，每一个学科都能学好的。

二、争取在课堂上多表现自己，把自己的理解说给老师听。

现在的教学模式主要是"集体授课"。其最大弊端是不能很好地进行"因材施教"。这对成绩不很理想的学生来说是很不利的。面对四五十人，甚至七八十人，教师不可能针对每一个人的理解进行分析和解答。程度差的同学往往还没有听明白，老师就往下讲了。课堂上讲的内容，有很多时候又是环环相扣的，前面的没有完全理解，就有可能导致下面的更加难以理解，最终导致听课失败，如果课后又没有进行及时的补救(如：马上追着问老师)，逐渐就会沦为"差生"的行列。

那么，身为"差生"的我，该怎么听课呢？策略是："抢答。"不要怕回答错误，不要怕出丑，不要计较别人的善意笑声。只要你不是故意捣乱，没有人会责怪你。

在很多情况下，老师不一定知道学生哪里不懂？下面该着重讲解哪一部分？是否该"再讲一遍"？这时，老师会进行提问、设问，要求学生举手回答或集体回答。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定要积极的表现自己，把自己的理解大声说出来，让老师听到，尽可能使老师下一步的讲解是针对你的理解而进行的。

如果你时刻在准备着进行抢答，你的注意力，一定会很集中，听课的效率也一定会很高，学习就会逐渐变得轻松、有趣了。

三、上课坚决不能"跑神"！

统计结果显示；90%以上的"差生"是上课跑神造成的。"跑神"的表现多种多样，有苦思冥想其他问题的、有瞎想其他事情的、有看窗外的、有打量同学、观察老师的、有打瞌睡的，有看课外书的、有与别人说闲话的......如此等等。特别是打瞌睡，简直可以说是"严重的听课事故"，是退步的导火线！是学习进入"恶性循环"的开始，是"不会学习"或"狂妄自大"的重要表现！只要你跑神，你就跟不上老师的思路，没法抢答，没法影响老师下一步的讲解内容，只能成为被动的听讲者，无法成为课堂教学中主动的参与者。

此，只有杜绝上课跑神，你才能进步，才能走出"差生"的阴影，做一个快乐而轻松的学生。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要合理安排自己的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两个最重要的睡眠时间。一个是晚上11点之后一定要开始睡觉，一个是中午要有10到30分钟的午休时间。这是你从"后进生"迈向"优等生"的第一步，即：保持旺盛的精力，杜绝"打瞌睡"。有不少同学在寻找自己学习的失误时都忽略了这一点，然而，这一点处理不当，对于中等以下程度的学习者的打击往往是致命的。你可以回忆你的学习历程，你肯定也有过辉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堕落"的？是经常在中午时去操场打球，还是连续有一段时间总是中午有事？总是熬夜？导致白天瞌睡难耐？！特别是晚自习效率极低，完不成作业！逐步陷入了学习的"恶性循环"中！

其次，一定要时刻提醒自己与"三闲"做坚持不懈的斗争。所谓"三闲"是指：闲话、闲事、闲思。这是做学生的最大敌人。能控制住"三闲"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个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

四、避免总是被老师"伤害"。

任何一个老师都不愿意伤害学生。但是如果你经常被老师"伤害"，那就离"差生"不远了。老师怎么会"伤害"学生呢？当然，这里的"伤害"不是人身伤害，而是老师无意间扼杀了你的思维。这种情况主要是你没有按时完成作业造成的。我们都知道，不论干什么事情，关键在于"落实"。就学习而言，老师讲的再好--"天花乱坠"，"生动有趣"，那当然很好，但是如果最终不落实在作业上，特别是数理化，只讲不练，一切都如过眼烟云、昙花一现，学生很难应付现在的各种考试。因此，及时完成作业，对于学好数理化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统计结果表明：成绩不理想的同学，99%与此有关。作业是考察你对课本知识理解程度的重要方法。同时，也是培养和训练你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基本载体。每一次老师在评讲作业时，你都没有做或大部分没有做，都是直接听老师直接把答案讲出来。那么，你就一此又一此地丧失了培养和训练你的思维的机会。

学生还没有认真、细致地思考，就听到了答案，这就是老师对学生的最大是伤害。

教师是一种培养人的职业。教师都想把学生培养成国家和社会的栋梁之材，因此，负责任的教师总是想尽办法不伤害学生的思维，把评讲作业的时间一再后推，甚至宁愿不讲，而把答案以"告示"的形式公布出去。老师的这些良苦用心并不是每个同学都能理解的，因此，就有不少同学经常受到来自老师的伤害，久而久之，就沦落为"差生"。那么，当你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差生"的行列而又想赶紧跳出来时，就必须注意这一点。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无论如何也完不成所有的作业，但是，你必须在老师讲之前做一部分，比如：隔一题做一题。而事实上，每一节，只要你能靠自己的努力完整地做8之12道题，基本上就可以了。老师布置的作业，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针对优秀学生而布置的。因此，身出"差生"行列的你，根本没有必要全部做完。具体做多少，你自己心中要有个目标，"人贵有自知之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只要你没有完全被老师"伤害"，就会进步。有时候，进步会在"名次"上体现出来，有时候，可能只有你自己和任课老师清楚，这也是"有自知之明"。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上课时没有紧跟老师的思路，没有积极地思考老师提出的"设问性问题"，在老师把答案说出来之前你还没有进行任何积极的思考，对你来说也是一种伤害。如果经常受到这样的伤害，你听课时就会觉得"稀里糊涂"、"听不懂"，这时，你要及时的解剖自己："我是否跑神了？！"。

五、经常去找老师，把你对某些问题的理解，讲给老师听。很多时候，你觉得自己已经会了，但是再做类似的题目的时候，还是不很顺手。这说明你对这些问题所涉及的知识还没有完全理解。这时，你可以不去找老师，因为经过努力你完全可以做出答案，有时只是差那么一点点；但是，我建议你去找老师，把你的理解详细的说出来，老师一听，就会发现你知识上的缺陷或解题方法上的不当之处。老师的三言两语，就会使你的能力发生质的飞跃。事实上，这才是教师职业价值的最大体现。

六、记住化学方程式，你会马上感到化学容易多了。

化学方程式是每一次考试的重中之重。你可以去分析你所经历的所有考试，你会发现，在你不会做的题目中，有60%以上是因为化学方程式不会写造成的。特别是化学的计算题，更是与化学方程式息息相关。因此，可以断言：只会写化学方程式，可能得不到高分，但是不能准确书写方程式，肯定不会及格。在某中意义上可以说：差生与优秀生的本质区别可能就是几个化学方程式。

七、马上准备一个"备忘本"，把问到的知识记下来。

飞跃范文篇6

在广受好评的著作《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中，鲁施迈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Rueschemeyer,StephensandStephens,1992,第141页)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壮大以及工人阶级自我组织能力的提高对于民主的决定性飞跃是最为至关重要的。”同戈兰·瑟伯恩（GoranTherborn,1977）先前的分析一样，1他们也发现，工人阶级的成功经常依赖于他们与其他阶级如农民和中产阶级的联盟。三位作者强调，他们得出该结论所运用的框架“聚焦于民主的结构性条件而非政体变迁的过程性分析”（第33页），尽管这一框架并不完全忽视过程。然而，由于对结构性因素的优先考虑，鲁施迈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有把工人阶级的政治化过分地描绘成事先决定好了的、不可避免的事物的倾向。从他们给出的解释来看，认为“工人阶级，不像其它下层阶级，具有自我组织的能力”（第6页）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正如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在对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工人运动的总体评价中指出的，“罢工以及组织起来的意愿和将雇主阶级（‘资本家’们）视为主要的政治对手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1987，第127页）

本文认为，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自我组织，包括同其他阶级结成联盟的需要，要求有意识的领导和组织，即主观能动性。在这一方面，没有哪两个人比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做的更多。那么，由此推论，与普遍接受的观点正相反，没有哪两个人对民主的飞跃所做的贡献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多。虽然他们对民主的历史贡献已经被令人信服地记录、整理在案（例如，Draper，1978;Gilbert,1989）,本文却首次明确地把他们的政治活动和主张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民主飞跃联系起来。为了论证这些有重大意义的观点，哪怕是象本文这样的初步尝试，也有必要超越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仅仅视为知识分子和理论家的那种司空见惯的描绘，从而认同他们自己看待自己的方式，即把他们视为结成一个政治团队的革命活动家。2我将按时间顺序考察他们的实践活动，以说明他们对于民主飞跃的贡献绝非是无意间做出，而系有的放矢。3

第一部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

要领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主化进程的贡献，就必须看到，他们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环境中接触的团体虽然思潮庞杂，但却至少具备一个共性，即对政治和政治制度的普遍轻视。实际上，是英国的宪章运动而不是当时存在的社会主义教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斗争对于工人阶级的重要性。4更具体地说，是宪章派为争取政治民主，即通过其六项纲领（男性普选权；秘密投票；取消财产限制；年度议会；议员支薪；及选区平等）来扩大公民权和公民的自由权利所进行的斗争对两位年轻的德意志激进主义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了教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德意志读者，恩格斯还同时强调，宪章派中的无产阶级派别需懂得他们要求政治民主的斗争并不是目的本身，而仅仅是要求社会平等的手段。“宪章主义的民主和过去一切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民主的区别也既在这里。”（1845，第524页）

宪章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资产阶级对在1832年改革法制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支持作用的工人阶级的背叛。这一历史经验并未被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其他较激进的英国无产阶级忘却。5下面即将讨论的1848年革命高潮中其他地方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背叛，则书写着沉痛的教训：工人阶级唯有通过自身独立的政治行动才能得偿所愿。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赋予这一结论以革命性的内容。

还要记住的是，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马克思很早就得出了只要社会不平等，也就是阶级社会存在，真正的民主即“人民主权”就不可能产生的结论。与其他社会主义者和自诩的共产主义者不同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与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相联系时寻求社会正义的斗争才能取得成功。这样，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就是民主革命，争取政治民主是被压迫者准备掌权和自治的最佳阵地。德雷帕（Draper）的洞察力几乎是无以伦比的，他指出“马克思是第一位把为不断扩大自下而上的民主控制权而进行的斗争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必由之路的社会主义者……他首次把以彻底的政治民主为目标的斗争和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斗争融为一体”（1977，第5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是唯一有能力和动力去实现“人民主权”的阶级，并以此为基石，第一次为共产主义派别，即在广阔的社会主义运动中通常把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的那一派制定出明确的纲领，从而澄清了它和民主斗争的关系。以恩格斯撰写的草稿为借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第二部分“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融入了这一立场的精髓：“共产党人的最近目标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标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接下来，正如这一部分随后所说，“争得民主”。（1848，第498页，第504页）6因此，对于他们所描述的“民主政党”中最“先进”或者最“激进”的派别共产党人来说，争取政治民主的斗争是一项根本的任务。

必须强调的是，在从激进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抛弃前者。恰恰由于他们从来没有将政治民主本身视为目的，他们便毫无疑虑地支持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变革的手段。马克思在1847年的一篇论战式文章中写道：和宪章派一样，德意志无产阶级“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但是工人丝毫也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当做自己的最终目的。”。（1847，第333页）对这一观点的澄清把共产主义者同其他民主主义者区别开来。如同恩格斯在它的草稿中指出的，即使是后者中最先进的派别–“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也不能理解“假如无产阶级（当其掌权时）不能立即利用民主来实行”这一转变，“那么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会毫无用处。”（1847，第350页，第355页）。7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指出的，政治民主虽然只是一种手段，但却是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最佳手段，因此，必须为此而斗争并捍卫它。当1892年一位批评家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忽视了民主统治的形式时，恩格斯反驳道：“马克思和我在四十年间反复不断地说过，在我们看来，民主共和国是唯一的这样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能够先具有普遍的性质，然后以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告终。"(第271页)

唯有在此处我们才能够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把民主无国界作为前提，而这恰恰是因为“工人没有祖国”，如《宣言》所述。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以及民族自决——如波兰和爱尔兰——和民主的扩展紧密相联。同布鲁塞尔和其它地方的民主运动中的活动家们一样，他们早在1845年就已赋予这些立场以内涵。这与他们在1847年组建第一个有组织的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政党——即发表《宣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努力相关联。他们认为，建设共产主义组织应和推进民主斗争携手共进。正因为“民主之战”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变革的先决条件，共产主义者必须在这场战役中被组织成最坚定的战士。在这一观点的武装下，他们立刻着手为欧洲的民主运动特别是它的无产阶级部分提供能动力量。

第二部分：1848年的经验教训

随着巴黎、维也纳起义以及接踵而至的1848年三月德意志革命的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得以把他们的战略付诸他们为之乐道的“历史的真实运动”的检验。他们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为刚刚出版的《宣言》补充一个针对德国的具体的纲领，被称之为《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宣言》——在很多方面仅是一个预见性的声明——只是提出了德意志战略的纲要。在为民主而进行的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应该联合“资产阶级，无论何时只要它采用革命的手段，以反对绝对的君主政治，封建地主政治和小资产阶级。”恩格斯1888年译文中的“无论何时”其原文是“一旦就”，这表明，如德雷帕所指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抱有很高期望。本文后面将论及，这种期望被后来发生的事件证明是不正确的。（1984，第255页）

《要求》为德意志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举了17种措施，包括了一些来自宪章派的纲领，为这一总战略做出了意义重大的调整。8他们没有将小资产阶级视为敌对势力中的一份子，而是号召这一阶级与无产阶级和“小农”联合起来为《要求》而战。将小农包括进来并要求结束他们的封建义务的号召非常引人注目，因为《宣言》对待农民的方式使人们广泛接受一个神话，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看不起农民。这一被恩格斯在其早先的著作中称为“人民联盟”9或在其它情况下称为“民主”的联盟正是他和马克思在德意志革命中为“赢得民主之战”而竭力打造的阶级联盟。如宣言中所解释的，在那场胜利之后，“反对资产阶级自身的斗争即将展开”——这正是他们后来所说的“不断革命”。

在他们新的总部科隆，马克思和恩格斯寻求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实施他们的想法。一个直接的障碍是工人运动对人民联盟的宗派主义态度。受到在另一种背景和时间条件下会被诊断为“经济主义”的问题的困扰，同盟的成员们——他们同时还领导着德意志虽小却极具战斗性的工人阶级，该阶级的主要构成是手工业者，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是问题的物质根源所在——不相信工人阶级的利益可以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得到增进，因此认为与较广泛的民主运动，特别是与小农和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是没有必要的。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成功地批驳了这条路线，他们仍然通过对德意志革命（及以后的事件）达一年之久的参与，不止一次地同这一倾向作斗争。这些都说明，工人们，至少在他们当时的发展阶段，必须被争取过来为民主而斗争。这一努力所要求的那种积极的能动力量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能提供。10

工人们对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分子所持的合理的疑虑是这一宗派主义倾向的基础。这样一种担心，即一旦资产阶级确立起基本的民主权利以增进他们与封建贵族相冲突的利益之后，他们就会将任何解决社会问题的努力拒之门外，是可以理解的（看看宪章派的经历吧）。《宣言》的作者清楚地认识到这一问题，于是在最后一部分号召一旦赢得民主斗争的胜利，“立刻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基于接下来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以及工人运动的实际经历，他们将能够对这一粗略的建议进行详细的阐述，以便在将来革命爆发时对付资产阶级。

在直接参与德意志事态发展的一年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诉诸了各种战术和战略的转换——如暂停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决定——以便创建人民同盟这一他们坚信将维持“不断革命”的联盟。他们的总的战略是推动民主革命尽可能地向左发展，从而为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培育最有利的土壤。他们的报纸《新莱茵报》和由马克思领导的编辑班子成为了逐渐被称之为“马克思党”的有效的政治和组织中心。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在这段风起云涌的日子里，以“民主机关报”为副标题的《新莱茵报》——“德国最大的、读来最具激情的报纸之一”（Felix,1983,第84页;参看Sperber,1991,第212页）——是全德意志最坚定的争取民主的声音。到1848年深秋时，马克思已成为日益遭受威胁的民主空间的最富战斗性的捍卫者们事实上的领袖了。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怀疑资产阶级会试图将革命仅仅局限为一场政治革命，但在三月革命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连资产阶级是不是会发动这样一场革命似乎都不太确定。事实上，是人民大众在三月充当了民主革命的排头兵。到1848年底，基于前八个月的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结论：德国的资产阶级在完成这场民主革命方面并没有任何兴趣。正如马克思向《新莱茵报》读者们解释的那样，与英国、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同，德意志的资产阶级在开始觉醒的同时，不幸地发现他们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也开始要求他们在太阳底下的位置，具体而言就是要求解决社会问题。尽管法国工人阶级在那年六月举行的史无前例的起义最终被淹没在血泊之中，他们对在德国发生“不断革命”的恐惧导致他们在民主革命问题上犹豫不决。他们的犹豫使得普鲁士封建联盟夺取了主动权。

中产阶级激进民主派也表现不佳。他们优先考虑的一直是写出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自由的宪法。然而，当面临是动员革命的群众捍卫宪法还是向反对宪法的普鲁士君主腓特烈四世投降的选择时，大部分的人都屈服于后者。他们的卑躬屈膝使反革命更为猖獗。到1849年春天，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命令离开科隆。几个月之内，剩下的民主斗士们——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召集他们，但没有成功——不是被杀，就是被监禁或者流放了。在法国，类似的过程也在进行着，尽管，像在德国发生过的那样，反革命还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才能取得完全胜利。

流亡伦敦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过去两年的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提炼整理。在他们拿出的各种各样的总结清单中，有关德意志事态的当数《1850年3月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最为重要。这篇文章是专门为已经恢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干部而写的。它的中心思想是，只有通过独立的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民主之战”才能获胜，才能确保“不断”进行下去。和开头一样，这篇文献以如下的告诫结尾：[德国无产阶级]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MarxandEngels,1850,第287页.)

这一结论暗含了一个论断，即他们一直加以促进的人民联盟的有效性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政治和组织上的强大。经验表明，作为如果工人阶级不坚定的话，其盟友之一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将会左右摇摆。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没有给予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以足够的重视——如暂停同盟的决定——进行了自我批判，并且在文章中阐明了下一次高潮到来时应该怎么办的问题。特别有意义的是是他们有关选举程序的建议，这同样是基于过去两年的实际经验。工人候选人应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候选人同时参选，有可能的话最好是同盟成员。“甚至在工人毫无当选希望的地方，工人也一定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估计自己的力量，并公开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和自己的党的观点。”同样，工人也不应该被小资产阶级散布的所谓工人候选人会分散选票从而使得反动分子有可能当选的指责所欺骗。“无产阶级政党用这种独立行动所能取得的进展，比起几个反动分子参加国民代表会议所能造成的害处，不知要重要多少。”（第284页）为了明确说明至少对德国而言选举道路作为工人夺权的手段是没有指望的，他们阐述了独立的工人武装运动的所应该采取的步骤。

本质上，《告同盟书》在实际经验基础上，对《共产党宣言》最后部分有关保持“革命的不间断性”的需要的粗略提议进行了详细的补述。这一路线不仅同他们在革命之前和革命之中的言论完全一致，而且，最有意义的是，它也将成为他们以后参与工人运动的永久性指导框架。

第三部分：工人运动的复兴

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阶级斗争处于低谷的十年中，“马克思党”预计到他们这个小小的派别将被赋予为无产阶级运动再度提供能动力量的新机遇，并为此进行了准备。虽然这一阶段的优先任务是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和写作，“马克思党”也不时地介入政治。例如，宪章派发起的“工人议会”运动——这是革命处于低潮时英国工人阶级独立政治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创举——于1854年举行成立大会，马克思劝导英国工人需要成立自己的政党，“在全国范围内把劳动者阶级组织起来”，从而组织起“社会和政治力量”。（1854，第51、58页）

俄国农奴的解放和1859年美国约翰·布朗起义的失败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其视为“一个新的革命时代”的先驱，而他们宣称这个时代在1863年已经开始了。在他们看来，在这两个运动中间，美国结束奴隶制的斗争对于民主运动在欧洲的复兴和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马克思在1864年祝贺亚伯拉罕·林肯连任的信中间接提到了这一点：“欧洲的工人坚信，正如美国独立战争开创了资产阶级取胜的新纪元一样，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战争将开创工人阶级取胜的新纪元。”（1864，第20页）11

国际工人协会

马克思致林肯的信是代表刚刚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个国际性的工人组织，即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撰写的。此外，它也是复兴了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团结林肯政府、反对怀特霍尔亲南部同盟政策的产物。他们对于把工人利益融入政府外交政策的要求是他们对于被排斥在政治之外所造成的后果进行理智思考的开端——这恰是马克思信中的要点。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于1864年9月，宗旨是为各国的工人说话，帮他们积聚力量。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创建工作，但他几乎从一开始就成为了这一新组织事实上的领袖。

马克思的总战略（由于恩格斯在1870年之前一直在曼彻斯特，马克思负担了最初几年的大部分工作）是使得最初构成组织的差异极大的各政治力量至少是在字面上接受他的两个最基本的信条并通过有耐心的斗争将它们变为现实。为了长期维持这一组织以把大多数成员争取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来，耐心是必需的。在协会的“成立宣言”和“章程”中，马克思指出了应当铭记的两个要点：“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以及“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1864，第12、14页）。这些最初庄严载入“宣言”的信条当然也是工人阶级独立政治运动的前提，这也正是1848年获得的主要的政治教训。

事实上，构成总委员会——协会的执行机构，也是马克思进行日常活动的舞台——的大多数派别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行动。有两方面最为棘手：第一，英国工会领袖虽在口头上支持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行动，但在行动上却与资产阶级领导的自由党站到一起——自由党－工联联盟由此而来；第二，则是对工人必须“夺取政权”这一信条持原则性反对意见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

例如，工会领袖企图使总委员会支持善意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客，但没有成功。马克思对此极力反对。他对恩格斯写到：“我们不能做实现卑鄙的议会野心的台阶……（否则）我们为使英国工人运动摆脱资产阶级和贵族的一切监护而作的有效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1865，第92至93页）另一个例子是工联主义者不愿批评自由党首相格累斯顿对爱尔兰的政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和爱尔兰自治运动的支持者，马克思觉察到了他们和格累斯顿之间的“眉来眼去”，于是有意识地要在这两方之间打入一支楔子。在一场纵贯了三次委员会会议的辩论中，马克思抓住每一次机会揭露和谴责格莱斯顿在爱尔兰问题上的自由主义的伪善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项动议。（见IWMA,1974,第176至196页）由于不能战胜马克思对他们的政策的反对，英国工联主义者最终于1871年夏天之前退出了国际工人协会。12同马克思的乐观估计相反，他们的退出实际上预示着自由党－工联联盟的巩固，这正是独立的工人政党迟至1893年才在英国形成的主要政治原因。

多洛西·汤普森（DorothyThompson）对自由党－工联联盟的起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见解——和前边对宪章派的讨论相关——也解释了马克思的反对立场：

……宪章运动结束以后，在求助于自由党的过程中，以前的宪章派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曾经是这一运动实质性组成部分的社会方案，而仅仅关注于政治问题，从而与一直得到人数可观的议员支持的(资产阶级)激进主张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正是宪章运动的内容使得同这样的一个集团间的合作是不可能的。直到十九世纪末工人阶级独立政治运动再次复兴的时候，这已被埋没的社会方案才重新成为英国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Thompson,1971,第15页)

以前就曾受到宪章派的启发，马克思这一次的反对立场是为维护宪章派具有历史意义的纲领的精神实质所进行的在当时的阶段下并不成功的尝试。

在马克思处理与工会领导人的关系时，一个特别具有挑战性并且不时困扰马克思的问题是工会领导人对改革同盟的参与。改革同盟作为主要由工人阶级组成的组织，在群众抗议活动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迫使国会制定了1867年改革法案。这一世纪中叶的改革将普选权扩展到了几乎一半的英国男性家长。（Smith,1966,第236页）改革同盟是于1865年在马克思的热情支持下由总委员会帮助成立的。（Marx,1865a,第158页）14在他的敦促下，总委员会同意其在同盟内的成员只能支持普遍的男性选举权的要求。

然而一年以后，马克思报道说有两名工会领导人“已经在改革同盟中出卖了我们，他们在违背我们意愿的情况下与资产阶级达成了妥协。”（1866a,第314页）他们俩向同盟内仅仅支持家庭普选权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屈服了。结果，马克思从同盟中退出，以声明同盟的选举改革运动事实上已偏离了应有的方向，自由党－工联联盟得以巩固，以及工会领导人从第一国际以及工人阶级政治中退出。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联主义者的行动反映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他们无法超越工联主义的思想意识。马克思在1866年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上为工联主义这一疾病号了脉并提出了治疗的方案:

“工会过多地与资本只是进行地方的直接的斗争，它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们是反对雇佣奴隶制度本身的一种多么大的力量。因此它们几乎完全不过问一般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现在它们必须学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而自觉地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伟大任务。工会应当支持这方面的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工会应该向全世界（法文和德文版为“广大工人群众”）证明，它们绝不是为了狭隘的利已主义的利益，而是为了千百万被压迫者的解放进行斗争。”（1866b,第191至192页）

马克思的分析预见到了五十多年以后列宁的《怎么办？》——工人运动中的“经济主义”问题——以及霍布斯鲍姆前面提到过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非不可避免性。他再一次清楚地懂得了主观能动性的必要性。

为了反击巴枯宁主义者的“放弃主义”路线——原则上反对参与政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1年于伦敦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决定国际工人协会应当采取毫不含糊的立场支持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运动。恩格斯反驳道：放弃主义听上去似乎很革命，然而它“将会把[工人]推向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他继续论述到政治运动对工人是必需的，因为它“为革命进行准备……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为避免“资产阶级政治”的致命圈套，“工人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纲领。”这样，工人不仅在捍卫基本的民主权利上存在着固有的利益，也有义务这样做，因为它们的存在给了他们进一步争取本阶级利益的空间。“政治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个武器，难道我们能够袖手旁观和放弃政治吗？”(Engels,1871,第417至41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顶住了巴枯宁分子的强烈反对，赢得了大多数代表的赞同。他们被授权起草会议达成的决议，一个月以后，他们向总委员会提交了现今著名的“九、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这一决议融合了辩论中的多数派立场。决议重申并详细阐述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与“章程”中的两个关键的信念：“……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路目标——消灭阶级”（MarxandEngels,1871,第427页）。一年以后一个更具代表性的会议在海牙召开——来自15个国家的64名代表与会，实际上是国际的最后一届代表大会——批准了这条路线。附随九号决议的另外两个伦敦决议也在海牙会议上被批准，号召国际工人协会各部门开始积极争取“农业生产者加入工业无产阶级的运动”和“在工人阶级当中成立妇女支部”。（同上，第424至426页，第686页）15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促动下，两个决议均明确指出，工人阶级的独立的政治运动既不局限于某一性别，也不和至关重要的工农联盟相分离。（随后论及）

伦敦和海牙决议的历史意义在于，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它们构成了第一个明确的要求最终成立欧洲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的国际号召。虽然决议的附诸实施还有许多事需要做，但它们以第一国际道义支持的权威名义鼓舞着朝这一方向努力的各派力量勇敢向前。

国际的遗产

根据他们在政治问题上的一贯做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海牙代表大会的授权下立即把决议条文化并加以发表。当然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促进工人独立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在已经设立了国际工人协会支部的国家，也是为了抵制自由党－工联联盟和巴枯宁主义的观点。因此，保持海牙决议的纲领完整性是尤为重要的。出于这个原因，1889年恩格斯把整理完成尚未出版的马克思的两卷《资本论》（马克思已经于1883年逝世了）的任务向后推迟了半年。。到那时为止，工人政党的数量已经有了显著的增加。事实上，每一个欧洲国家——英国显然是一个例外——都有了这样的政党，虽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16可以理解的是，重建国际工人协会或者是一个新的国际的躁动正在增长着。虽然恩格斯并不肯定时机是成熟的，但为了捍卫海牙的成果他被迫参与到这场冲突中去：“就是这一点，而且也仅仅是这一点，使我对这件事情这样认真。……我们在1873年以后从无政府主义者手里夺得的阵地，现在受到他们的继承人的攻击，所以我没有选择的余地。”（1889，第277页）他的胜利最终导致了后来的社会主义国际或第二国际的建立——这一组织直接滋养了欧洲的群众性工人政党。

特别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把无数的时间用于指导德国、法国、英国、俄国、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挪威和美国的马克思党成员和支持者们如何实施海牙决议。17为达到这一目的，恩格斯为马克思填遗补缺，成为世界各国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写信求教的对象。即使是在欧洲最后一个建立工人政党的主要国家英国，也至少是间接地受益于马克思党的活动。恩格斯给马克思最小的女儿埃莉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早期伦敦东区工人运动高涨的主要领导人——的建议有助于推进这场斗争。18马克思和他已经预见到，一旦英帝国主义海外收益中留给工人阶级的面包屑开始减少，英国的工人就会开始行动了。之后不久，也就是在恩格斯1895年逝世之前两年半，最终成为英国第一个群众性工人政党的独立工党的成立对恩格斯而言即是对他们展望的肯定。然而，恩格斯对于新政党的领袖并没有抱有任何幻想，他写道：“我将依靠群众使领导人恪守职责。”(1893a,第248页)

在逝世前两年，恩格斯在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受到了盛大的款待。这次大会是第二国际的前驱，来自18个国家的工人政党和社会主义团体的400多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以他的已故战友的名义接受了这些荣誉。“马克思已经去世了，但是如果他现在还活着，那么在欧美两洲就不会有第二个人能怀着这样理所当然的自豪心情来回顾自己毕生的事业。”(1893,第404页)苏黎世会议是一个恰当的场合，因为就是在这里，反对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无政府主义者被决定性地击败了。被采纳的决议“敦促所有国家的工人为政治权利进行斗争，从而赢得政治权力，进而把它从一个资本统治的工具变为工人阶级解放的工具。”（MECW,第27卷,第621至622页）。对恩格斯而言这证明了，正如他和马克思所认为的，海牙大会后第一国际的解散不是标志着衰弱而恰恰标志着强大。“各国的无产阶级得以以自己的形式自主地组织起来。这一点实现了，因而现在国际要比从前强大得多。”(1893,第404至405页)

在仍然是对国际工人协会最权威的评价中，两位作者科林斯和亚布拉姆斯基写道：“尽管存在的时间较短，这一组织改变了世界历史……国际是第一个对欧洲政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如果说国际积极促成了欧洲早期劳工组织的形成和铸就，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这归功于一个人——卡尔·马克思。”（CollinsandAbramsky,1965,第v页）

第四部分：德国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中的积极活动和他们帮助建设第一个获得成功的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德国社会（SPD）的努力是相辅相成的。作为总委员会中德意志运动的正式代表，马克思运用这样的关系在国际中推动工人阶级的独立政纲。例如，在伦敦会议的辩论中，马克思特别引证德国党为例说明工人阶级在议会中拥有自己的代表的优越性。(1871a,第617页)同时，建设国际工人协会的成功也有助于他们塑造德国党——他们极为关注的全国性政党。

在马克思葬礼上，作为“德国社会代表”的威廉·李卜克内西说马克思“在这一点上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我们党的缔造者。”（Engels,1883）李卜克内西比党内任何一个人都更了解马克思的贡献。自从1862年他作为马克思派的代表回到德国参加新近复苏起来的工人运动直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他一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上进行不懈帮助以及初期阶段在经济上进行资助的对象——尽管他们对他在政治上有很多保留。回顾过去，他对工人运动最大的贡献在于1865年为马克思主义流派吸纳了当时24岁的奥古斯都·倍倍尔。大体上是他们俩一起在1869年的德国负责建立了自老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后第一个公开认同马克思主义纲领的组织。自1875年统一的德国党在现今闻名的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上建立以来，德国没有人比倍倍尔更紧密地和马克思恩格斯工作在一起，也没有人获得过他们更多的信任。

反对拉萨尔主义

如果英国工人阶级独立政纲的主要阻碍是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抱有的幻想，那么在德国则是对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vonBismarck）所代表的封建贵族派的幻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德国工人运动的这一缺陷归因于他们以前的盟友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Lassalle），他的思想甚至在他1864年去世以后仍旧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指望俾斯麦把帮助工人作为对工人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回报，以及独裁的工作方式，构成了拉萨尔主义的核心特点。通过国际工人协会，并和德国的支持者一起协作，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成功地建立起了以工人阶级的独立政纲为基础的新运动。

在1848年到1849年一系列的事件中德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支援了拉萨尔所持的工人应该警惕他们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总结德意志革命所得出的清单中也是这么说的。但是象拉萨尔那样由此得出容克地主中的“开明”派是应该依赖的对象的结论，则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一个根本论断——拉萨尔对此也是表示同意的，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工人夺权的前提。与封建容克地主的结盟是倒退的一步。但是，考虑到德国工人阶级尚不壮大，因而自身无力夺权的处境，他们中很多人觉得如果资产阶级不可信赖的话，那么也许封建贵族中的一些人可以信赖的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走出这一历史困境的答案是以工农联盟为核心的人民的联盟。恰恰因为拉萨尔主义者鼓吹工人与俾斯麦的封建主－君主联盟结盟，他们不是忽视就是贬低了与农民的结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传工农联盟的同时，尽其所能地让这一政党转向相反的方向。

他们塑造德国运动以消除拉萨尔主义影响的最公开的努力——他们大部分的参与行动是以私人通信或是偶尔的会议的方式开展的——是1865年恩格斯的小册子《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的出版和宣传。这本被广泛阅读和讨论的小册子的核心，是倡导与“反动”派俾斯麦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两者相分离的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但是，这两者中的后者对工人而言代表着一种进步，因为它的传统纲领——公民自由和基本民主权利——是工人阶级“为取得最终的胜利所必需的”武器。（1865，第77页）然而，正如1848至1849年所昭示的，自由资产阶级在推动其自身的纲领方面都是靠不住的。不过，在任何条件下，工人政党都有义务为“资产阶级自由”而斗争。

为取得胜利，工人政党必须和农业生产者联合起来：“在农村无产阶级还没有卷入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得到而且一定得不到丝毫成功。”有了这条建议，恩格斯的小册子当之无愧的成为了指导德国革命的《宣言》纲领的补充。1894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党对农民问题最为详尽的阐述《法德农民问题》一书中，为两国工农联盟把农民中的小块土地占有者争取到自己一边提供了具体的建议。

最终，任何来自俾斯麦的“波拿巴主义”政权的提议都要受到质疑。只要俾斯麦还想利用工人运动反对资产阶级，他就必须容忍工人运动的存在。“一旦这个运动把工人变成独立的力量，一旦它因此而危及政府，这样的情况就会立即结束。”十三年后，当德国党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一个具有自己议程的群众性工人政党时，恩格斯的预言因为这位首相以他的《反社会党人法》的名义将德国党宣布为非法而得到了证实。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定程度上在运动中取得了成功，但清楚的是，从1875年哥达合并代表大会建立了统一的政党（德国社会直接的前身）这一结果来看，被他们称作"恶臭"的拉萨尔主义还没有消失。合并纲领——后来被称为《哥达纲领批判》的马克思未公开的备忘录的主题——在他看来“彻头彻尾地感染了拉萨尔宗派对国家的忠顺信仰”(1875,第97页)，这一信仰就是对俾斯麦所抱幻想的基础。他尤其反对其中一条有关工人阶级的论述，“对它（工人阶级）来说，其它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虽然他没能说服他们的支持者删除这条政纲——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李卜克内西压制了马克思的批判19——当这一条再次出现在德国社会1891年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采纳的纲领上时，恩格斯成功地把它删除了。

使得党的领导人尤为恐慌的是，恩格斯的策略是在代表大会之前首次公开了马克思的《批判》。他还直接写信给持同情态度的党的领导人。在给卡尔·考茨基的教诲信中，他详细阐述了马克思强调的各个要点。措辞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它压缩了革命的进程，而没有看到必须经过的不同阶段——特别是工人阶级在掌权以前必须参与的联盟。除了工人阶级，将所有其它阶级都视为“反动的一帮”是这个联盟的障碍。“只要我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自己夺取政权并实现我们的原则，严格地讲，对我们来说就谈不上什么反动的一帮，不然，整个民族就要分为反动的多数和软弱无力的少数”。(1891,第409页)最后纲领上删除了这一措辞以后，恩格斯满怀信心地告诉一位亲密的支持者，“拉萨尔最后的痕迹已经被抹去了。”(1891a,第594页)虽然他不能把他所有的期望都放进《爱尔福特纲领》中，如我们所已知的——纲领没有把他对于“民主共和国”的号召融入其中——但它是对《哥达纲领》的重大改进，也得到了恩格斯总体上的认可。

改良主义的问题

与恩格斯希望的相反，拉萨尔主义继续困扰着德国党。没有什么比拉萨尔主义在选举过程中散播的幻想更清楚地表面了这一问题。根据拉萨尔派，通过选举，工人将能够从俾斯麦主义的政权中获得让步。早在1867年德国工人代表已被选入帝国国会，这是欧洲工人政党中的首例，从而无疑助长了该幻想。然而事实是直到一战结束，德国仍旧有一个非选举产生的行政机构，不受政府立法机构的制约，也缺少对公民自由权利的宪法保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绝不是对国家选举过程无足轻重的限制。

他们第一次明确反对“国会侏儒症”——即错误的假定立法领域构成政治的全部——的努力是他们1879年给党的领导人的私人备忘录——《通告信》。一年之前俾斯麦的禁党令激起了一场关于党在议会内的代表——豁免于此禁令的帝国国会党团——的作用，即其同选举产生的党的领导层的关系的内部争论。由于作为一个团体的议会党团倾向于党的队伍中的右翼，这一问题具有额外的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的批评了领导人中的一派，其中包括了年轻的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Bernstein）——未来的“修正主义之父”。他们发表了一份“宣言”，号召放弃党的无产阶级倾向并转向，用它自己的话来说，“有教养的和有产的阶级”。这并不是偶然，那些想转向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人正是难以容忍党员群众对议会党团的批评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和他们同一立场的人澄清道：“事实上，德国社会患了议会症，以为有了人民的选举，当选人就体现了一种神圣的精神，可以把党团会议变成绝对正确的会议，把党团决议变成不可违背的原理的神圣精神，难道不是这样吗？”（1879，第400页）在这一将会使二十世纪许多工人政党——只要它们存在议会成份——苦恼的问题上，他们坚持认为议会成份服从党的整体意志的原则必须得到维护。

虽然争论看上去是以使每个人都满意的方式解决的，但他引发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选举政治与革命以及党内延续下来的改良主义的问题。在俾斯麦当政的德国的特定环境中——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它地方的看法会使我们走得太散——他们毫不含糊地认为走议会路线的和平道路是行不通的。(Marx,1872,第255页;1878,第248页)同其他地方一样，在德国，选举是重要的，但并不是目的本身。恩格斯在1884年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该书被党的机关报在涉及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时摘录过——中得出结论说：“普选制是衡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恩格斯强调道，“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表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1884,第272页)

深知俾斯麦的审查制度，恩格斯的比喻不能像八年后在法国党从选举中获益时，对保尔·拉法格论述有关选举对革命进程的价值这个相同的观点时那样直接：

你们现在可以看到，四十年来，只要善于使用，普选权在法国是多么好的武器！这要比号召革命缓慢而枯燥，但是要可靠十倍，而且更好的是，能最确切地指明哪一天应当号召武装革命。甚至可以十拿九稳地肯定，只要工人们合理地使用普选权，就能够迫使当权者破坏法制，就是说，使我们处于进行革命的最有利的地位。(1892a)

因此，毫无疑问的是，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之下的选举仅仅是手段而已，他认为选举是决定何时诉诸武装斗争的最好的“标尺”。20这一观点以及选举运动所表明的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的程度永远是他用以判断德国党选举成果的框架。

由于德国党在马克思逝世后取得了主要的选举成果，对德国党在立法领域内的纲领性事务进行指导的重任就落在了恩格斯的肩上——有关这个问题，这里是无法尽述的。恩格斯所有建议的中轴在于再次提出了工人阶级独立政治运动的必要性。

尽管在建设德国党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投入和成果很多，但是他们冷静地对待这些成就。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党员群众，而不是其领导人。这种做法确定了党内民主的重要性，而其在禁令之下并不是完全可能的。一旦1890年禁令解除后，恩格斯就坚持建立更广泛的民主机制，同时提出了反对官僚化倾向的警告。(Draper,1985,第263、273页)

大约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前的半年，恩格斯写到倍倍尔“以充分的根据诉说党正在资产阶级化。这是一切极端党派刚刚成为“可能的”政党时的不幸。"(1894,第344页)倍倍尔悲叹的改良主义趋势早在1879年马克思恩格斯的《通告信》中就已经被诊断了，即恩格斯后来所说的“机会主义”。对倍倍尔的评论，恩格斯回应道：“如果我们的党不背叛自己，我们就不能在这方面逾越特定的界限……”（同上）同恩格斯的期望相反，唯有后来的事实会表明，“资产阶级化”的趋势事实上已经逾越了“特定的界限”。“议会病”已经恶化为“修正主义”之癌了

尽管有着诸种缺点，未来也走入歧途——这里，基本上同样是从事后来看的——“德国社会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楷模，但不是因为其它国家的党仿效了它，而是因为它似乎展示了产业工人阶级为政治目标而组织起来的巨大潜力。”(Steenson,1981,第xi页)21就此而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

第五部分：结论

早在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得出结论，认为无产阶级将会是政治民主最坚定的斗士——这正是150年后鲁施迈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所确证的。到1848年时，他们已经认为，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包括小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联盟是“赢得民主之战”——也是社会主义变革的前提条件——的最有效的联盟。在他们参与1848至1849年德意志革命的过程中，他们懂得了必须发动一场斗争，从而把工人争取到民主革命这一边来。他们从革命中汲取的主要政治教训——除却资产阶级不再有为政治民主而斗争的意愿的结论之外——是联盟的有效性取决于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行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在这一结论上是独一无二的，更重要的是，不同于19世纪其他的人物，他们为实现这些结论而投入到积极的运动中去。

第一国际是他们将观点付诸实践的手段。在马克思恩格斯耐心且持久的努力下，到国际工人协会终止时，领导人中的明确多数积极地信奉了他们的观点。伦敦和海牙会议的决议要么为群众性工人政党播下了种子，要么推动了已经启动的群众性工人政党的进程。进而，他们也为第二国际奠定了基础，正是第二国际直接为群众政党提供了养分。对于所有这一切，马克思和恩格斯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他们在第一国际取得的成功为影响德国工人运动提供了优势，而这一成功反过来又为国际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德国党中同在国际中一样，他们耐心和持久的工作对于将独立工人阶级政纲变为现实是不可或缺的。档案清楚地表明，在这两个组织中的任何一个，这一结果都不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欧洲无产阶级从政治上自我组织起来的活动中发挥的主观能动作用既不是偶发的也不是无意的。在每一个阶段，他们都有意识的依照他们的理论观点行事以实现工人阶级的独立政纲，并作为他们实现“不断革命”长期战略的一个部分。没有他们的介入这一结果会不会出现——例如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会不会组建——可能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可以说的是，在国际工人协会和德国运动中，在面对企图折衷或是反对这一观点的颇具影响力的势力——从拉萨尔派和自由党－工联的拥护者们到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者——时，他们代表着维护工人阶级独立政纲的最坚定的声音。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任何机构会采纳这一见解。换言之，有意识的努力即主观能动性是必需的。

他们的成功并不否认俾斯麦的不让步态度——或者德国现实的其它“特性”——是德国党成功的促动因素——因为这限制了那些愿意寻求机会主义选择的人的机动空间。它也并不否认在恩格斯逝世后最终腐蚀了党的议会病。第一种情况即德国状况的“独特性”，如果确实存在的话，充其量对于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实现加上了结构性限制。决不能说它是工人阶级独立政纲的决定性因素。就第二种情况而言，党同马克思主义的决裂正好发生在恩格斯逝世后，这证实了他们在世时的主观能动性是多么重要。同样不能忽视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党的未来方向存有合理的疑虑。

在那时是否还有其他人对民主斗争做出了至少是同样大的贡献呢？如果有的话，当然在19世纪自由主义行列中是无法找到的。如同阿兰·卡汉正确指出的，对于那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而言，自由主义者“都……反对当下的普选和民主。”(1992,第140页)这也适用于约翰·斯图尔特·穆勒；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清楚的了解他的这一方面，因而力保他对国际工人协会的影响受到限制。22那么激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他们的贡献又如何呢？权威性的回答是仍待更详尽的分析，可以说的是，1848年事件中的可能的候选人没能在后来产生过任何有意义的影响力。没有人对工人运动的积极参与和影响力达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的程度。

在工人运动中当然有其他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在国家层次上的，没有他们，全国性政党不可能建成。他们中的大多数，象德国的倍倍尔，法国的茹尔·盖得、劳拉·马克思·拉法格和她的丈夫保尔，以及英国的爱琳娜·马克思都把自己视为“马克思党”的一分子。这里的论点是，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的视角，这些政党的平地而起或是成功都是不可能的。结论性的回答需要其它国家党的领导人象李卜克内西在马克思葬礼上做出的关于马克思是“我们党的缔造者”那样的证词。

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工人政党开始组建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没有对他们抱有幻想。他们1879年的《通告信》，他们不止一次地评论过的德国党的“资产阶级化”，以及他们对于官僚化问题的预见都证实了他们的清醒。尤为重要的是，考虑到后来社会的进程，他们没有对把选举过程作为工人掌握政权的手段抱有任何幻想。同样的，他们都对帝国主义间的战争提出了警告——限于篇幅，本文不能探讨——缺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工人政党容易受到民族沙文主义的影响，这反过来将会削弱民主斗争，进而削弱社会主义斗争。24只要政权仍然在各民族国家的资产阶级手中，民主的成果就将会是脆弱的——这一真知灼见对20世纪末和对当时都是有实际意义的。

如果这一观点，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民主飞跃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是可信的，那么，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后人是怎样对待他们的遗产的？答案，或者说寻找一个答案的尝试，已经超越了本文之所及。能够说的是，民主实践的真正记录到20世纪20年代末时，已经在20世纪绝大多数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手中丧失了，伴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不言而喻的后果(Nimtz,1993)。出于所有这些显见的原因，本文希望能够为那段历史的恢复做出贡献。

在民主飞跃进程中工人阶级的作用继续产生着反响。南非正在的民主转型就是一个例子。然而，没能勾画出工人阶级在这一进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作用的分析将不足以为工人阶级运动以及其支持者预见易变且并非不可避免的结果提供武装。

注释

为本文提出了宝贵建议的人中，我特别感谢RonAminzade,MichaelleBrowers,SamChambers,JoseCelsodeCastroAlves,AndyDavison,LisaDisch,BudDuvall,JamesFarr,JoelOlson和IdoOren.

1然而他们认为“瑟尔伯恩有点夸大了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作用”的批评却是有些无理由的。

2这里存在一个暗含的假设，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个持同一观点的政治团队。因此，我反对在哲学上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区分开来的观点，该观点最有力的代表人物是加弗（Garver,1983）。我反对这一观点是因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看重的实践领域里，该观点找不到任何根据。

3忽略他们的实践活动或者引向对于他们观点的错误阐释，如哈贝马斯（Habermas,1994）；或者导致无视他们对民主斗争的贡献，如拉克劳和墨菲（LaclauandMouffe,1995）。

4恩格斯后来在1893年同样说道：“英国人……在工人组织方面是我们的老师，"Marx-EngelsCollectedWorks（以下简写为MECW），第27卷，第405页。

5关于宪章派对中产阶级的失望，见汤普森（Thompson,1971，第8至16页）。当然，“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用法必须被置于历史背景中加以研究。宪章派在将自己描述为“工人阶级”的代表或者是成员时，所采纳的用法在当时主要是指体力劳动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使用“工人阶级”时采纳同一用法，而通常使用“无产阶级”去指代（尽管并不完全限于）产业工人，该范畴即使在当时的英国也仍然只是工人阶级中的少数。鲁施迈耶、史蒂芬斯和史蒂芬斯采用的“工人阶级”概念是指“农业以外的被雇佣的体力劳动者”（1992，第141页）。“中产阶级”对宪章派而言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就是介于土地贵族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总体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中产阶级”一词时，对英国采纳的是和宪章派一样的用法，但对德意志则指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那些社会阶层。见德雷帕（Draper），1978，第33至-35页，第288至291页。

6在他问答式的草稿中，恩格斯为回复“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过程将是怎样的？”这一问题写道：“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1847,第350页)德雷帕(1984,第175至177页)令人信服地指出，和撰写草稿的恩格斯不同，马克思有意识地在这里和宣言的其他段落中含糊地使用了“民主”一词，主要是因为他对民主斗争在向社会主义的转型中所起的作用还不像他的战友那样清楚。然而不到一年，他就明显转向了恩格斯的观点。

7为了把他们的倾向同“民主社会主义者”区别开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偶尔称他们自己为“民主共产主义者”。例如，见MECW,第6、58页。

8整个纲领被印成传单散发，甚至比《宣言》传播的更广。见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a,第7页,第3至4页。

9恩格斯在1847年与卡尔·海因岑的争论中首次阐明这一联盟。(1847a,2945)大约一个月前，马克思提到了一个“真正的人民”的联盟：“无产阶级、小农和平民”(1847a,233)。这样，在这一阶段上，马克思不同于恩格斯，没有把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在人民联盟中。

10诺伊斯（Noyes,1966）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在革命期间专注于工人运动，而斯帕波（Sperber,1991）也认为他们在莱茵地区建立基础广泛的民主运动时没有给无产阶级以优先地位，从而同所谓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相抵触了。这两种指责都揭示了作者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人民联盟进行民主革命的战略的无知或是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确是对没有给予工人运动以足够重视进行了自我批评，随后将论及。

11事实上他在至少两个其它的场合逐字重复了这一点，包括三年后的《资本论》第一卷。(Marx,1972,第9页)

12直接的催化因素是总委员会通过马克思的小册子《法兰西内战》（1871）对巴黎公社进行的坚定的支持——这一立场同英国工会分子所迎合的英国自由党当权派意见不合。有关在爱尔兰问题上自由党对工会领导人施压的讨论和意义，见哈里森（Harrison，1965，第141至142页）。

13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由党－工联联盟的巩固的解释着重于工人运动中“工人贵族”的出现——他们早在1856年就指出了这一点——以及英帝国主义的海外收益使英国工人保守化的分羹效应。详见Engels,1874，第613至615页。

14哈里森（1965，第125页）反对马克思的主张但没有提出相反结论的证据。他也写到马克思忽视了1866年7月在伦敦举行的争取男性公民普选权的大型集会的意义。可正相反，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伦敦工人的游行示威，和我们1849年以来在英同看到的比起来规模非常巨大，这完全是由‘国际’一手组织的。……这里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默默无闻地工作，而不在公开场合出头露面，另一种是人的做法，他们在公开场合大出风头，可是什么事情也不做。"(1866,第289至290页)这样，当科林斯和亚布拉姆斯基（CollinsandAbramsky,1965,第64页）写下“然而，一旦被发动，同盟就自行其事了，并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的发展在任何方面受到‘国际’的影响”时，他们只是部分地正确——原因随后论及。

15第二点继续说道：“但是，不言而喻，这项决议绝不应妨碍由男女工人混合组成的旧支部的存在和新支部的建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提出这一方案的基本依据在于一些国家中在产业部门中工作的妇女数量越来越多。他主要关注的是让这些妇女工人成为联盟的成员，如果单一性别的工会可以推动这一过程，那么就这样做好了。这一策略并不意味着在一些地方取消创立男女一体工会的努力。在国际工人协会的早期阶段，马克思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对待这一问题，因为蒲鲁东主义派别，特别是其在法国的部分，“对妇女工作和妇女参与产业部门采取坚决的敌意”（Thomas,1971，第411页）

16虽然不是没有问题，乔尔(Joll,1966)在他有关国际建立前夕这些政党状况的第一章中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小结。

171880年他和马克思帮助起草了马克思认为的“法国第一个真正的工人运动”法国工人党的选举纲领。对此，党的领导人只是稍作了修改，纲领见马克思1880,第340页,第637至638页。

18关于埃莉诺参与和恩格斯协助在1893年建立独立工党的详情，请见Tsuzuki,1967,第八章和第十一章。

19李卜克内希花招的主要目标是倍倍尔。详见德雷珀的“注释”（Draper,1990，第70至71页）。

20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对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也决不含糊。因此，他愤怒回应了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最为著名的篡改举动、李卜克内西对党的机关报《前进报》上刊登的恩格斯1895年撰写的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一文进行的剪贴。他对这一伪造反对得最厉害的，正如他对考茨基和保尔·拉法格所解释的，是“这样一删节我竟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为了]支持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1895，第461页）即使是他同意刊登在德国社会理论刊物《新时代》上的版本——由于领导人害怕政府报复已做了淡化处理——也有关键的一段被删除了。未经删节的版本上清楚地表明，“巷战”在大多数地方——如果不是所有地方的话，仍然在革命议程之上，但是它“必须要用更大的力量来进行。”(1895a,第518至519页)

21有关德国社会在东南欧的作用和影响，霍普特（Haupt,1986）读来也非常有教益。

22特别是在1867年，马克思说服总委员会不要支持中产阶级的和平组织——和平与自由联盟，穆勒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们对穆勒的总的方针是当政治上便利时就与他结盟，但限制他在工人运动中特别是国际工人协会中的影响力。

23仔细阅读1848年事件主要活动者列表就彻底证实了这一观点。如见罗伯特森(Robertson，1971),第421至447页和Sperber,1994,第270至275页。

24早在187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开始注意到一场将对社会主义革命产生消极和积极影响的欧洲/世界范围内的大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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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跃范文篇7

[论文摘要]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用马克思主义回答和解决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全局性根本性问题；产生了伟大的标志性理论成果——重要思想，并以此在全党进行了全面广泛的教育，统一了认识，成为前进的指针。第三次飞跃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客观要求；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结果；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必然要求。

20世纪末，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从理论到实践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两个伟大的辉煌：一是邓小平理论的提出、确立、运用、普及，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二是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三个代表”的思想体系的提出，构成了重要思想，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开始了我们党第三次历史飞跃。第二次、第三次历史性飞跃使得中国共产党在经受了前苏东欧剧变、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大益折大转折中，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

同我当年共同经历、共同体验第一次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而没有觉察、领悟或者意识到正在进行的“飞跃”一样，今天我们正在经历、体验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开端，也还未完全意识正在经历第三次飞跃。这是因为：一是历史发展迅速，以至使人们还未来得及思考、审视，认识这一飞跃；二是理论研究滞后，没有及时总结升华并进行大力阐述这一飞跃；三是我们像古人所说的有久居芝兰之室，久闻不知其香：充分认识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和重要思想确立的意义及其内容，对于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新时期领导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把建设有中国芋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看是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一要看是否用马克思主义回答和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积聚长久的带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二要看是否产生了伟大的标志性的理论成果；三要看是否以新的理论新的思想在全党进行全面的广泛的思想教育，使之统一全党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围绕中国革命性质、革命道路、革命对象、革命动力等中国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工人阶级人数较少、农民占绝大多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一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特殊而复杂的问题，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创造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开创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党的七大确立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思想。

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当时只有苏联模式，而这个模式又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和困惑，我们党和人民经历了曲折和痛苦，“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一个难解的理论和实践之结。邓小平同志以伟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抓住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历史阶段的定位，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历史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科学地回答了这个带全局性的问题，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了勃勃生机、无限活力，从而形成了崭新的理论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又是一个积聚长久的问题。虽然，党的二大制定的党章就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但大革命后右倾机会主义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把此扭曲了，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走上了曲折道路，直至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中国革命才转危为安。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提出，建设“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党的建设指明方向，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围绕这一问题，我们党也进行了艰难的探索。曾经经历过建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党”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五十字建党纲领”以及通过所谓“”进行党内斗争的方法建设党的曲折和失误。邓小平十分注重党的建设，提出解放思想，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他提出了党的干部“四化”的要求，极大地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他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恢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加强了党的作风建设和党的监督。但当时，他所面临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课题，而把探索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交给了他的接班人，并作了政治交代：“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整个社会范围内经济成分和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出现了多样化趋势，加上党的干部整体进入新老交替的重要时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就更加凸现出来。这个问题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延伸、深化和发展，同时又是关键。不解决这个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能得到完全的解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党的性质、根本宗旨、历史使命、主要任务、主要原则、实现途径等方面，系统地回答了这个根本问题，形成了重要思想，成为指引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使党的建设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从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尤其是“十五大”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教及改革、稳定、发展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思想，都是有创新性的，但党的建设是管总的，党的建设搞好了，其他的事情就好办了。高瞻远瞩，抓住党的建设这个核心问题，提出了“三个代表”，形成了新的重要思想，这个思想涵盖方方面面，可以看出，重要思想是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

看是不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还要看是否用新的理论在全党进行广泛的全面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并极大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和执政水平。我党的，用思想统一全党的认识，推动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全党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进行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和普及，为邓小平理论成为全党的灵魂奠定了基础。上世纪末和新世纪初，全党通过“三个代表”思想学习和农村“三个代表”思想教育活动，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进行了党的宗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极大提高了全党的理论素质。

事实雄辩地表明，我们党正在进行经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飞跃是突飞猛进，历史性飞跃是一种历史前进的状态。列宁指出：“渐进性是没有飞跃是什么也说明不了的。”③从渐进性到飞跃，既需要长时间的蓄势准备，又需要具备历史条件，既有序幕又有高潮。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以为序幕的；而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则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序幕；完全可以看出，“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则是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序幕。同前两次飞跃一样，第三次历史性飞跃序幕的拉开，也经历了长时间蓄势准备。党的十五大高高举起了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提出了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科学论断，确定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目标，同时提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开展了全国性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动。以后，又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正气，要对事关全局的重大实际问题进行战略思考。反复强调党的干部要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党中央部署在圭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讲”教育，大大提高了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水平和执政能力。江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又对领导干部提出了“参加革命为什么?现在当官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留点什么?”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使党的建设攀上了一个高峰。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论述了“三个代表”思想，反复指出，这“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在新世纪立上了新的座标。第三次历史性飞跃是我们党的建设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是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与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也面临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新的挑战。一方面要打破旧的体制的束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加快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又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避免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方面要扩大开放，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科学技术和引进资金，另一方面又要同国际反华势力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渗透、搞和平演变的图谋进行斗争。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先进生产力的过程中，要进行结构性调整，要淘汰落后的旧产业和行业，一部分职工要转岗，这些利益关系的调整，必然要冲击部分人的利益。各种矛盾及冲突更加尖锐，维护旧体制的思想和作风还会为之推波助澜。我们要继续不懈地改革发展，又要协调处理各种关系，解决各种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党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同时，进行理论创新，直面并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的新问题，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驾驭复杂局面、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

其次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客观要求。在新的世纪，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首先遇到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还是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还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回答是肯定的。然而竟然在一部分党员甚至领导干部中成为问题。影响了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党的信心及信任，使一些党员、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潮流、经济环境面前迷失方向，加上国际反华势力不断地发动对我进行和平演变攻势，鼓吹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自由化，少数党员、干部也对党的纲领路线，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发生了动摇，对共产主义丧失信仰，对党失去信心，对党的基本纲领、基本路线产生怀疑，甚至违法违纪，贪污腐化，堕落蜕变，一些党员干部修炼就是证明。还有。我们党正进入整体新老交替的重要阶段，经过长时间党性锻炼的老同志要退下来，一大批年轻干部要走上中高级领导岗位，党的优良作风和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需要下更大的气力。党的干部中一部分人存在着思想僵化，信仰动摇，组织涣散，作风漂浮，特别是腐败问题，需要着力解决；党与群众的联系需要大大加强，这些都是党在新世纪必须作出回答的。是渐进所不能解决的，而是需要靠飞跃来实现，需要理论创新。

再次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东欧发生剧变，苏联解体，社会改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巨大挫折。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和进一步发展的重担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沉重地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要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图谋，使社会主义明灯永远光芒四射，关键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实际把党建设好。把党建设好了就能经得起任何风浪，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新形势新考验，要求中国共产党承载起历史重任，探索、总结一套搞好党的建设、坚持社会主义的经验，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贡献。这个重任要求我们党在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中，不能顺序渐进，而要实现飞跃。

认识论告诉我们，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循环往复，直至获得真理；从实践抽象出来的理论，必须经过实践检验。每次历史性飞跃所形成的理论总是在其形成和飞跃过程中及其之后，不断地经受实践检验，而又不断为实践所证明是真理。

我党在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过程中，思想经历了同“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考验；经受了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考验，经受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血与火的洗礼；经受了帝国主义封锁的严峻考验；也经受了反霸以及三年自然灾害的检验，还经历了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公务员之家

飞跃范文篇8

如今，创新已成为教育的灵魂，课堂教学毫无疑问成为创新的媒介，如何在课堂教学中求新？笔者认为“问”乃创新之源泉。自古以来，只有敢问敢求、善问善求之人，才会有学业的进步、认识的丰富，才能为人类的文明与发展作出不凡的业绩。孔子是最早主张学习要敢问、善问之士，正是“不耻下问”使其名垂千古！

然而，在实际教学活动中，“问”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停留在教师提问、学生答问的层次上，教师更多考虑的是怎样提问更为巧妙，而较少甚至极少自觉思考如何使学生敢问、善问。“教师为指导，学生为主体”的创新精神被片面理解而未得到真正贯彻。试想：学生只是被动地回答问题，能算是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吗？能培养其创新能力吗？

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表明：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具有意义。因而，课堂教学中应由以教师提问为主转为以学生发问为主，实现转变的关键是使学生敢问、能问、善问，即应注重学生提出问题能力的培养。

一．营造“敢问”的氛围，激发学生的热情

环境对人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在一支贪生怕死的军队中服役，最勇敢的人也往往会失却勇气。在竞相提问的教学氛围中，同学们跃跃欲试，积极思考的人会大大增加。那么，这种氛围应如何营造呢？

1．晓之以理，打动心弦，让“我要问”的观念深入人心

人的行为是受意识支配的，敢于提问亦是如此。因而，要先让学生明了提出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人是能思维的动物。有思必有疑，有疑应有问，故“问”乃人之天性。另外，有问也必有思，有思也定有所得。正是“黑夜能否变成白天”一问的提出、思考与探索，才会有灯光的灿烂、夜晚的明亮，正是由于“社会主义是不是只有一条路可走”问题的提出与实践，才会有中国革命的成功和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正是在不断提出问题又不断地解决问题中前行的。作为个体之人，只有不断地去发现问题并努力解决问题，才能更好地体现生命的价值。

让学生自己去搜集材料证明提出问题的必要性，能进一步激发他们的热情。

2．积极评价，树立信心，让“我能问”的思想不断强化

在传统教学观念看来，课堂上学生是不能随便提问的。对学生的发问，教师“二怕”，一怕打乱自己的教学思路，二怕回答不了学生的问题有损自己的威望和形象，导致不敢激励学生提问，甚至是压制学生提出问题。经过若干年的积淀，学生变得不但不敢问，而且也不会问了，这就需要重新树立起学生“我能问”的信心。

引入竞争体制，进行合理评价是树立信心的钥匙。在同等条件下，让学生比试谁提出的问题数量多、质量高，既能调动学生提问的积极性，又能使“我能问”的信心受到激发和强化。例如，在指导学习“宪法是最高行为准则”时，我要求学生以“宪法”二字进行提问比赛，然后进行评比，气氛相当热烈。

3．转换角色，积极参与，让“我善问”的优越感逐步体现

转换角色，就是让提出问题的学生充当“老师”，指定其他学生甚老师回答问题。这种做法能极大激发学生的好胜心和提问的主动性。如在学习“提高道德水平有助于公民守法和护法”的内容时，有学生提出“提高道德水平就一定能更好地遵守法律吗？”，这一问题扩宽了教材内容，在课本中也没有明确答案，要通过分析、比较、思考之后才能准确回答。我在肯定此问很有水平后，让全体学生自由讨论几分钟，然后由提出问题的学生充当“老师”，指定其他学生回答。课后，这一学生还为能提出这问题而自豪。

学生仅有敢问的胆略是不够的。作为老师，还要使学生知道从什么地方入手才能更好地提出问题。

二．教给“善问”的方法，提高学生问的质量

“授之以渔”历来是有识之士对教学提出的重要目标之一。要让学生“善问”，必须让学生掌握提出问题的方法。我认为，引导学生运用分解法、联想提问法、比较提问法等尝试提问，不断强化，可以使学生的提问能力逐步提高。

1．分解法

分解法是把复合词组的概念分解为词，把定义分解为不同层次，把原理分解为不同方面的思维方法。用这种方法通常可以提出较容易的问题。例如，把“违法犯罪”分解为“违法──犯罪”，便可提出“什么是违法？什么是犯罪？”等问题。这类问题的提出是必要的，它为进一步提出问题打下了基础；而且能照应教材编排上的逻辑体系，符合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认识规律。

2．联想提问法

联想是拓展思维的好办法，也是科学家们常走的创新之路。教学中应让学生充分参与教学过程，展开联想活动，享受充分的思想自由，在广阔的思维空间里去发现“问题”。如“保护人类共有家园”是学生很感兴趣的话题，在教学中，我们设定联想切入点，指出我们的生存离不开环境。空气污染、水污染，森林资源被破坏，如果不加以扼制，结果会怎样呢？由此诱导，引发学生联想，提出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带有一些幼稚、片面，甚至异想天开，但却是他们发散性思维的结晶，并表达出对环境保护沉甸甸的责任感。

3．比较提问法

比较的过程既是事物中同中辨异、异中求同的过程，也是知识系统化、结构化的过程。在比较中，学生可以融会贯通，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从而扩展学生的思维空间。例如，在讲授“法律和道德”、“宪法和普通法律”这些知识时，引导学生运用比较的方法，轻松提出诸多有价值的问题。

飞跃范文篇9

［关键词］邓小平；对外开放；经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

邓小平认为对外开放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因此他十分重视对外开放问题。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不是抽象地论述对外开放的一般问题和原则，而是把马列主义紧密结合中国现实情况，提出了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必须对外开放的理论，这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性突破，是当代中国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

一、经济落后国家必须对外开放

抽象地讲，一个国家应不应该对外开放，这在经济学史上早有人论述过；世界上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对外开放的国家，因此世界上也不乏对外开放的成功实践。对外开放最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它可以保证把本国乃至全球的资源、资本和技术用于最有利于生产的用途。最早认识这个问题并进行深入论述的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李嘉图认为：“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由于增加生产总额，它使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厉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个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1]。李嘉图的这个各民族结合而成的“统一的社会”就是一个完全对外开放的社会。

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观点认为，李嘉图的对外开放思想是为资本主义强国在经济上侵略和剥削落后国家服务的，所谓“开放”不过是资本主义强国对落后国家进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传统观点在落后国家中产生过广泛影响，难怪在世界近代史上，落后国家在对外关系方面实行的基本政策都是闭关自守，害怕参与“国际分工”而受到剥削和压迫。如果落后国家中有人主张对外开放，会被国内民众看作是“败家子”甚至“亡国奴”。于是大多数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都主张闭关锁国，以至于西方列强要迫使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家（地区）开放时，都要用坚船利炮才能打开它的大门。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超越了中外历史上的成见和惯例，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限。邓小平大胆地认为，一个主权独立的落后国家开放对外贸易和经济文化交流，加入国际分工，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是有利的；况且今天已经是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趋势加剧的时代，任何国家都没有再闭关自守的理由，因此落后国家必须对外开放。邓小平把落后中国的经济前途与对外开放挂钩，打破了“剥削”、“经济殖民主义”等传统禁忌。他认为，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国家并与之竞争，中国过去那种停滞的封闭体制是不可能办到的。中国的经济建设只有从外国引进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才能进步。

邓小平最早讲到对外开放（对外贸易）问题，是1975年8月18日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报告时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讲了七点意见，其中的第二点就是“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他说：“外国都很重视引进国外的新技术、新设备。把他们的产品拆开来一看，好多部件也是别的国家制造的。有一些原材料，我们一时解决不了、必须进口的，还是要进口一些。”“要进口，就要多出口点东西。……出口什么？要大力开采石油，尽可能出口一些。工艺美术品等传统出口品，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出口。化工产品要考虑出口。煤炭也要考虑出口，还可以考虑同国外签订长期合同，引进他们的技术装备开采煤矿，用煤炭偿付。这样做好处多：一可增加出口，二可带动煤炭工业技术改造，三可容纳劳动力。”“总之，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2]后来他又说：“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3]“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4]

1974年9月底，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风庆”号远航欧洲后返抵上海。“”借“风庆”轮远航成功一事歪曲事实，大造舆论，污蔑国务院、交通部不支持国内造船，热衷于买船，是“崇洋媚外”、“投降卖国”，矛头直指总理。邓小平在1991年视察上海时，针对这个事件说：“闭关自守不行。‘’时期有个‘风庆轮事件’，我跟‘’吵过架，一万吨的船，吹什么牛！一九二Ο年我到法国去留学时，坐的就是五万吨的外国邮船。现在我们开放了，十万、二十万吨的船也可以造出来了。如果不是开放，我们生产汽车还会像过去一样用锤子敲敲打打，——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公有制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5]

在当时中国闭关自守的情况下，邓小平希望能找到一条道路来逐渐使国人相信，只要实行对外开放，就有希望在对外交流中获得先进的科学技术、企业管理方法和巨大的投资，使落后的中国变为先进的中国。邓小平的改革思想一直着眼于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他明确而痛切的指出：“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开放伤害不了我们。”[6]“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7]“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8]“根据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9]

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在西方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以后，中国的封建君主们仍然抱残守缺，“脱亚入欧”的日本赶上去了，中国却沦为一个任列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一个落后的国家如果故步自封，排外斥新，就将永远落后闭塞，永无翻身之日！

邓小平认为，中国发展经济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有两个：一个是资金不足；一个是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落后。解决这两个困难的根本出路是对外开放。实行对外开放，我们就可以利用世界市场上每年上万亿的游资、上百万名专家和上千万项专利技术来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服务。

二、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外开放

社会主义国家应不应该对外开放？对这个问题，社会主义的导师们曾作出过肯定的回答。列宁早就指出过：“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10]“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合=社会主义。”[11]遗憾的是，列宁所提出的对外开放主张，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和基本国策，没有为他的后继者所继承。斯大林认为：两个对立阵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形成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统一的世界市场已经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市场又是互相对立的，因此对外开放也就不可能了，于是长期的封闭与自我孤立严重地制约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曾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习。”[12]“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13]但由于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企图消灭社会主义的野心不死，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和禁运，冷战局面延续了几十年，因此新中国并没有完全改变旧中国延续下来的与世隔绝的状况。50年代，我们只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开放。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恶化，我们对外开放的大门又关闭起来了。公务员之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年的闭关自守有其客观上的原因(即外在的因素迫使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但我们自己的“左”倾思想和片面认识也起了不小的负面作用。由于受冷战思维的限制，我们视西方为仇敌，没有把对外开放、与世界经济接轨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在“”中，我们把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对立起来，甚至把对外进行经济技术交流说成是“洋奴哲学”、“崇洋媚外”；我们曾一度把那些有亲友在国外或与国外有联系的人都认为是“有问题的人”甚至“国家叛徒”。由于怀有上述这样一些错误的观念和认识，我们竟在几十年中狠抓国内阶级斗争，而没有作出真正的努力去打破内外封闭的僵局。结果，亚洲许多国家起飞了，中国却进一步拉大了与它们的差距。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那样：“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14]“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60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15]。“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16]。

邓小平坦率地承认，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早在1979年，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有所抬头，少数西方国家利用中国的改革开放加紧进行和平演变的严峻形势下，邓小平仍明确地指出：“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17]“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8]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说明，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技术和资金，要缩短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不可能的。因此邓小平要求：“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它对我们有益的东西。”[19]因为西方发达国家中一切有用的东西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宗旨是：引进先进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邓小平力倡对外开放的最终目的和意图，是要利用对外开放这个手段，使中国加入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去，成为国际经济社会中有活力的一名成员，充分享受国际经济交往的利益，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可以实施对外开放的政策，但并不是每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家都能够做得好对外开放这项工作，都能够使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利益达到最大化。搞好对外开放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内外部条件，尤其是自身的各种条件。邓小平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对外开放的内外部条件。早在1983年中国对外开放之初，邓小平就说过：“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20]。中国对外开放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需要，西方发达国家也希望打开中国的市场。邓小平1985年3月4日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说：“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21]。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要继续发展，必须要自己寻找出路，即寻找资源、销售和投资市场，中国有一个广阔的大市场、相对便宜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给中国的对外开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是我们与西方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经济交流、经济竞争的“王牌”。邓小平生前一直提醒我们，要打好这个牌，不失时机地很好利用这一外部条件，把更多的资金和技术引进来，极大的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是在70年代末他70岁以后中国社会剧烈变动的岁月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其着眼点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他所提出的一整套对外开放的理论主张，是“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中国二十年来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建设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将继续对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发挥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P113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P29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P91

[4][5][6][7][8][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P29，P367，P90，P90，P64，P202

[10]列宁．列宁全集[M]（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P167

[11]列宁．列宁全集[M]（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P520

[12][13]．著作选读[M]（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P740，P742

[1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P64

[1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P232

飞跃范文篇10

（一）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坚持集聚集约，功能清晰，设施共享原则，推进产业集聚功能区的建设，努力构建多点支撑，多极增长的产业发展新格局。一手抓搬迁，大力推进沿江污染企业整治搬迁，轻化投资区农民居点搬迁和公共设施建设企业搬迁，加快老城区“退二进三”，做好王西医化企业关停搬迁后续工作，切实优化二，三产业空间布局。一手抓开发，全力加快黄岩省级经济开发区所属万亩工业园区，轻化投资区，食品工业集聚区，中国模具城，石柜岙工业功能区，联丰人、螺屿工业功能区，城南工业组团和中部扶贫工业功能区，院桥工业功能区建设，以集中布局集约发展，打造黄岩经济新增长极。

（二）推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坚持以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在、传统产业，加快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推进产业形态高级化，现代化。推动块状经济向产业集群发展，把模具，医药和汽摩配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来培育，加快形成模具-塑料制品-机械制品-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汽车配件主导产业链，力争在这些产业和行业建成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的区域性制造中心和特色产业基地。模具行业重点抓产业链延伸，努力打造全球重要模具生产基地。医化行业重点抓从中间体生产向成品药，原料药开发转型，努力打造“台州药谷”。塑料制品行业重点抓汽摩塑料覆盖件和工程塑料生产，努力打造中国重要的汽摩塑料覆盖件，塑料日用品和化学建材生产基地。工艺美术行业重点抓设计和销售两大环节，努力推动从加工基地向区域性创意设计中心发展。同时，推进产业融合互动发展，积极培育工业设计，品牌策划，广告制作等创意产业，大力发展电子商务，现代物流，金融保险，会展服务，信息咨询等新型业态，努力提升商贸市场，餐饮服务，文化导游等传统服务业，努力打造新的积极增长点

（三）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全力实施优势企业培育工程，对重点培育对象实施“一企一策”，努力打造一批核心竞争力强，市场占有率大，品牌知名度高的大集团大企业，力求今年新增规模上企业60家，实现产值超亿元企业60家。超5亿元8家，超10亿元3家。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进“大院名校”共建创新载体，扶持建立一批公共创新服务平台，今年要培育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3家，组建省级以上高新技术研发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2家。深入实施品牌战略，标准化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争取专利申请和授权继续位居全市首位，支持帮助10家企业争创中国名牌，力争获得2个中国名牌或国家免检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