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论文十篇

文学研究论文篇1

视觉文化研究课程带有学科的交叉性特点，这也是符合当今国际教育改革发展潮流的。因为目前的高等教育学科设置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即学科内部的专业划分过细，有的甚至在本专业内部也要划分出几个部分、阶段，并且各个专业恪守自己的研究领域而不愿涉足到其他相关专业领域。这样做的结果，尽管可以把自己分内的专业问题研究得深入细致，但时间一长，极容易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地，导致视野狭窄而缺少宏观的见识。为了打破这种专业与学科的壁垒，国际教育界推出了一系列新兴的课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跨学科、跨专业，主张在一门课程中运用多门类知识来研究、解决问题。就文科而言，文化研究与视觉文化研究课程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具体来说，视觉文化研究课程的跨学科、跨专业特点表现在：它是以研究问题为核心，这些问题一般不是关于所学学科的专业理论知识，而是当下现实社会出现的文化热点、文化事件，力求让学生学会运用多学科、多专业知识来透析、解决现实问题，也就是强调理论的实际运用。这一点就与传统授课方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这正如罗兰•巴特所指出的：“要从事交叉学科性的工作，确定一个科目（一个主题）并围绕着它设置两到三门科学，然而这还不够。交叉学科性的研究关键在于创造一个新的对象，这个对象不属于任何一门学科。”由于这种交叉性的特点，解读这些纷繁复杂的视觉文化现象与事件则需要借助诸种理论，如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就中文系学生的知识储备来说似乎很难承担起这一学科的学习任务。然而答案竟然是可以，因为他们所学过的文学理论知识就能胜任，这样的回答会使人感觉很困惑，为什么文学理论能够承当起阐释当下视觉文化现象的任务呢？

2.这是首先要给学生解释清楚的问题

概而言之，今天的文学理论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理论，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往传统的文学理论基本局限在文学的范围之内，基本问题是研究文学内部的发生、发展规律，如文学本质论、创作论、文学批评等，即便承认文学与社会存在紧密的关联，但主要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来阐释社会背景对作家、作品的影响。而当下的文学理论由于受二十世纪西方文化思潮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双重影响，吸收进大量的非文学方面的理论，把符号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美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复杂性科学等学科知识统统吸收进来，使得文学理论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自身的领域，在向后现代社会迈进的途中，文学理论就如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一样，远远跃出自己的范围领域，积极参与社会的文化表意实践，把“文学场”置换成“文化场”，从而发挥其过去不可能发挥的作用。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呈现出跨学科、跨文化的多元格局特征，研究对象几乎包含整个社会文化现象、文化事件的热点问题，在东西方世界的影响十分普遍。文学理论甚至有时被简称为理论，其含义即指其作用的广泛性。具体而言，当代文学理论的前沿部分主要包含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批评、后精神分析学、后现代主义文论、符号学批评、审美人类学、文化研究理论等，这些理论如何在视觉文化对象上灵活运用呢？这是视觉文化研究课程中最核心的问题。比较好的教学方法是选择一些当代社会的经典个案来进行阐释分析，让学生注意什么样的个案应该用什么相关理论来解释，即“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举例来说，在分析《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罗拉快跑》等后现代主义风格的电影时，可引导学生回忆文学理论课程中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理论的内容部分，并加以适当补充，进而介绍什么是后现代艺术，它的特点有哪些，与现代主义艺术、传统艺术的区别，后现代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有哪些等。这样学习之后，学生不但对后现代艺术与理论有了基本的认识，而且还把现代主义、传统艺术都联系起来，对整个艺术史都有一个初步的把握，扩展了知识量。在介绍摄影与绘画的区别时，可以运用德国理论家本雅明的“灵韵”理论来讲解从手工业到机械大工业的时代变化，进而带来绘画艺术的衰落与摄影艺术的兴起。也可以运用罗兰•巴特的神话学理论来解析一张黑人少年向法国国旗敬礼照片的深层含义，白人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心理的影响可以从这张照片见出。教师还可以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来讲授，比如在阐释大家都关心的时尚潮流文化现象时，围绕时尚与认同这一主题，来分析中产阶级的小资情调，并以村上春树作品的流行现象为个案，详细解读中产阶级的形成条件，及其在观念、行为、物质以及生活方式上所具有的特征，使学生对未来可能的生活状态有一个预先的理解。由于一个成熟的消费社会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而中产阶级又是指有文化修养，受过高等教育，至少掌握一门外语，经济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是城市人群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品质，都市化的浪漫情调都会对城市中的其他群体产生广泛的影响，又因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来源就是大学生，他们代表着未来与希望，所以讨论时尚、认同、小资情调这些问题对大学生们是十分必要的，能够使他们明确人生观与世界观。在对此类问题解读的过程中，主要运用的是齐美尔、波德里亚、罗兰•巴特等人的消费社会理论。

3.再以大学生普遍爱穿的牛仔裤流行风为例

文学研究论文篇2

首先，它反映了经济迅速发展、国家日益强盛的中国民族文化的自觉，民族自信心的提高，再不把过去的贫穷、落后简单地归咎于自己的文化，而是意识到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恰恰是综合国力竞争时代中华民族特有的资源优势之一。今后的世界如能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为文明共存的原则，那么，文化资源丰厚的国家和民族自然具有更强的软实力，也理应对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其次，回顾中国走向近、现代的历程，怎样对待传统文化始终是古今中西之争的焦点之一。一百多年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太多的经验教训，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思维方式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并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思潮，亟需用辩证理性去进行科学的清理和总结。特别是经过“”的反思，重估国学的价值和对它进行恰当的功能定位已经提上了日程。

第三，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根基，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也只有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们今天要坚持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力倡导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都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积极健康地开展国学研究，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第四，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带来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重任务，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廉洁奉公、敬业乐群、诚实守信、见利思义、知荣明耻的道德人格教育，可以为今天的反腐倡廉工作和对青少年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提供有力的支援意识，人们对国学的呼唤是与对道德社会的期盼联系在一起的。

第五，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中华民族还有一个统一祖国的历史任务，海峡两岸同胞以及全世界华人除了同祖同根、血脉相连之外，共同的语言、文字、历史和文化是联结他们的天然精神纽带，大力弘扬国学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因此，在今天出现复兴国学、重建国学的强烈要求，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内在的必然的要求。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就为复兴国学、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指出了正确方向。国学研究和国学传播都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人心、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导社会道德风尚做出积极的贡献。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国学研究必须与时俱进，它必须与时代的主题以及我们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适应，因此，在今天复兴国学、重建国学就是要创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需要的新国学。

按照约定俗成的狭义国学概念，新国学研究的对象仍然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这是一座蕴藏着丰富资源和宝藏的大山，是一个几千年积累、传承下来的知识宝库。我们必须以虔诚、敬畏的态度来对待这个研究对象，首先要把包括古典文献、出土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祖先的丰厚馈赠保护好，保存下来，然后才谈得上对其进行整理、研究与合理利用。当然，保存、掌握资料并不是最终目的，还必须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和具体分析，揭示其发展规律，形成服务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和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对话的新国学理论体系。

怎样创建适应社会主义时代需要的新国学，或者说，怎样建立国学的当代形态，我认为袁行霈教授讲得比较平实，就是要有三个“态度”：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前瞻的态度。

所谓分析的态度，就是要分清国学中的精华和糟粕，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上个世纪的“整理国故”运动，也声称要用科学的方法、分析的态度来补救传统国学过于笼统杂芜、没有条理系统之弊。他们采取的分析方法，主要是近代西方的进化论、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与哲学的发展以及历史实践都证明这些并不是正确认识社会历史和传统思想文化的科学方法，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才为国学研究提供了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创建适应社会主义时代需要的新国学，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进行系统的清理、批判、重释与重构，弃糟取精，推陈出新，形成真正科学的、传统与现实贯通的人文学术体系，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内容。

所谓开放的态度，就是要处理好中外文化的关系，既要树立民族文化主体意识，又要善于学习、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使中华文化不断获得新的发展生机。这就是立足本国、面向世界、洋为中用的方针。几千年国学传承与发展中有丰富的对外开放的历史经验，印度佛教的传入对中国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16世纪末叶以来的中西文化大交流更是全面改变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面貌。另一方面，我们也有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外国先进文化而使自己落后挨打的历史教训，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把自己封闭起来更加不可想象。因此，新国学必须坚持中国文化中的天下主义理念，拒绝狭隘民族主义和文化封闭主义，以更加自信和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外来文化。同时新国学也要把经过科学阐释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国传统智慧贡献给全人类。

所谓前瞻的态度，就是要正确处理古今关系。国学研究的对象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是“古学”、“旧学”或“国故”，但国学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复古，让历史倒退回去，不是抱残守缺，迷恋于故纸堆，而是要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为中国当前的现实和未来的发展提供历史智慧和有价值的思想资源。传统思想文化中哪些是民主性的精华，是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东西，哪些是封建性的糟粕，是落后的要被历史淘汰的东西，只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试金石和取舍、扬弃的标准。这就是立足现实、理解传统、古为今用的方针。新国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还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早日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和文化大国做出贡献。

迄今为止的国学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传统国学研究阶段；二是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来“保存国粹”、“整理国故”的阶段；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国学研究阶段。所谓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前瞻的态度，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国学所应具有的基本品格。

新国学是在吸收前人一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包括乾嘉学派和“疑古”、“信古”、“释古”学派，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等人的有价值的国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原则，全面总结和清理前人给我们留下来的学术文化遗产，构建中国传统人文学术，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经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宗教思想史、中国科学思想史……等等的新学科体系，形成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和传统思想文化的真正科学的认识。

文学研究论文篇3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罗德·费罗姆(Harold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专题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StudiesinLiteratureand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andEnvironment:AReaderonNatureandCulture,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库帕(LaurenceCoupe)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1999年至2001年间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D.Scigaj)的《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SustainablePoetry:FourAmericanEcopoets,1999)、乔纳森·巴特(JonathanBate)的《大地之歌》(TheSongofthe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AfieldintheStudyofNature-OrientedLiterature,2000)、戴维·梅泽尔(DavidMazel)的《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Buell)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作》(WritingforanEndangered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Environment

intheU.S.andBeyond,2001)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出版生态批评的专著以外，近年来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例如，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2000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了议题为“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年9月，该学会的英国分会在利兹大学召开第三届年会，会议主题是“创造，文化和环境”，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和生态女权主义。“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将于2003年6月在波士顿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水池-园林”(“Sea-City-Pond-Garden”)。

二、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短短的十多年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研究自然与环境是怎样在文学作品中被表达的。生态批评家认为，许多作品中描写自然的一个陈旧模式是：自然要么被描绘成伊甸园般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和处女地，要么是瘴气弥漫的沼泽地或无情的荒野。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阶段把重点放在努力弘扬长期被忽视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上，对美国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成就，及其风格体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美国描写自然的作品是以描写自然为取向的非小说创作。它有着成果累累的过去和充满活力的今天。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美国出版的描写自然的作品选集有二十多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源于英国吉柏特·怀特(GilbertWhite，1720—1793)的《塞尔波纳的自然史》(ANaturalHistoryofSelbourne,1760)。这一写作传统通过亨利·索罗(HenryThoreau,1817—1862)、约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1837—1921)、玛丽·奥斯汀(MaryAustin,1868—1934)、艾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1886—1948)和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等延伸到了美国，其中利奥波德和卡森后来成为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领先人物。利奥波德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思想后来成为环境主义者的金科玉律。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标志，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始。

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加强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生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在创建理论体系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就，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例如，“环境伦理说”(environmentalethics)或“环境哲学”(environmentalphilosophy)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非人类中心说主张非人类存在物，如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指出人类对它们负有直接的义务；施韦策(Albert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PaulW.Taylor)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克利考特(JBairdCallicott)的主观价值论和罗尔斯顿(HolmesRolstonШ)的客观价值论，特别是奈斯(ArneNaess)等人提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都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近几年来，伦纳德·西格杰、乔纳森·巴特、帕特里克·穆菲、劳伦斯·布伊尔等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吸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来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一书中，西格杰批判了后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对当代诗歌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仅仅把批评的目标放在语言、文本和话语上，似乎文本以外就没有自然环境等其他“存在”(Being)的存在。西格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应以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思想为基础。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在，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根基，“在”就是“我”，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在”的结果，必须在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中来考察它们，否则就毫无意义，失去了确定性。西格杰认为，在今天全球高度信息化、科技化，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不平衡的形势下，生态诗学的任务首先是要面对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基本事实，要以人的生存为本。西格杰还试图从梅洛·庞蒂有关现象学的论证中探索生态诗学的理论基础。梅洛·庞蒂深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觉现象学”。他指出，现象学就是对本质的研究。所谓“本质”，并不意味着哲学要把本质当作对象，只是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需要“观念性的场所”。在梅洛·庞蒂看来，本质就是我们的体验；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注：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2页。)。西格杰发现，梅洛·庞蒂的论点为生态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批评模式，即把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不能机械地或用理想主义的框架来理解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态诗学的研究要超出传统西方哲学中主观/客观二元论的思想。

乔纳森·巴特在《大地之歌》中也应用了现象学的批评原理，并多次提及海德格尔的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他在1991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Ecology:Wordsworthand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1991)中陈述的浪漫主义生态诗学。同时，巴特还根据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有关论证“自然状态”的思想来探讨生态诗学的问题。巴特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论和“返于自然”的思想与“深层生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巴特全面论述了从十八世纪到当今的小说和诗歌。他在《大地之歌》的前二章中把简·奥斯汀和托马斯·哈代、玛丽·雪莱和威廉·H·哈德孙以及伊莉莎白·毕晓普相并立，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些通常不被认为是“自然作家”的生态意义。(注：JonathanBate,TheSongofthe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31.)

劳伦斯·布伊尔和帕特里克·穆菲等也试图从不同方面构建生态诗学理论。布伊尔试图淡化自然与文化的界限，认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应从研究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着手。穆菲试图重新调整当今生态批评界的一些不平衡的做法，其中突出了美国生态批评界对美国少数裔生态作家的忽视和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生态作家及生态文学经典的忽略。穆菲指出，生态批评家研讨的作品大多是像梭罗的《沃尔登或林中生活》之类的非小说作品，而涉及生态环境主题的小说作品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地位。穆菲认为，叙事小说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非小说作品，叙事作品应成为未来十年生态文学研究的重点。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纯自然作品中，而且在不少现当代小说家的叙事小说中也有明显表现。例如当代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和唐·德里罗(DonDelillo)分别在《白色噪音》(WhiteNoise，1985)和《兔子休息了》(RabbitatRest，1990)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德里罗的《白色噪音》除了表现当代人惧怕死亡这一主题外，还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描述，特别是通过对某一旅游景点(一旧牲口棚)、超市食品、化学毒气泄露事件的描述，表现了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乃至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费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复制”而成为种种假象(simulacraandsimulations)，并最终因发生“错位”而逐步消失。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从侧面描写美国作为一个“后自然”(postnatural)国家，其大地所拥有的资源差不多已被消耗一空了。在小说的结尾，已五十五岁的主人公“兔子”哈利·安斯特罗姆眺望佛罗里达州一处疗养地的风景时，他透过那天堂般的外表，看到其中的衰败和污染。在这些“危险的风景”(riskscape，美国当代地理学家苏珊·卡特杜撰了这一词，来形容空气中漂浮的毒气对自然风景的侵害)中，哈利看到成排的棕榈树由于遭受干旱而枯死，看到蓝色的天空被“喷气飞机喷出的烟雾所污染”，看到“紫外线正把人体的扁平细胞烤成癌细胞”，看到“空气中弥漫的烟雾使人难以呼吸”。(注：JohnUpdike,RabbitatRest,NewYork:AlfredKnopf,1990,p.501.)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反映的是一个把自然当作医治人们精神创伤的社会，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描写了一个把自然看成是经济源泉的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所揭示的正是比尔·麦肯比(BillMckibben)所说的“后自然世界”(postnaturalworld)。在这个“后自然世界”里，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仅仅是表面上的，尽管自然有时会激起人们的怀旧思想，有时会使人产生背井离乡的感觉，但它已经与实在的东西(theReal)无关。

尽管生态批评家为了创建生态诗学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生态批评理论尚处在发展阶段，它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学术界认为生态批评缺乏理论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杂志编委玛萨·班塔斯(MarthaBantas)认为“环境研究是软性的(soft)”，它不过是“拥抱树木的玩意”(“hugthetreestuff”)。(注：LaurenceCoupe,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

NewYork:Routledge,2000,p.169.)尽管此话显得过激，但多少说明一些问题。

三、生态文学批评旨在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生态文学批评一直就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生态文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除了诸如作者是怎样描述大自然、作品的主题是否反映生态环境意识、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等之外，还包括这样一些根本问题：怎样确定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是什么?生态批评是不是一门“终极的科学”?怎样把生态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以便达到一个互补互利的结果?等等。

生态批评家们明确提出，生态批评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人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它研究的主题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正如乔纳森·莱文所说，“我们的社会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注：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第48页。)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注：JonathanLevin,“OnEcocriticism(ALetter)”,PMLA114.5(Oct.1999),p.1098.)。著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注：DonaldWorst,TheWealthOfNature:EnvironmentalHistoryandecologicalImagination,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p.27.)

文学研究论文篇4

改革开放的20年，是不平凡的20年。从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学改革讲，它同样是不平凡的20年。20年来，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学改革谱写出了一曲又一曲辉煌的乐章。

一、更新了教学思想

教学思想的变化是改革教学的先导。长期以来，中学语文教学受传统教学思想的束缚，加之后来“”十年的动乱，语文学科的性质被抹煞，致使广大中学语文教师的教学思想混乱，教学无所适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不仅给全国的经济吹进了春风，也给中学语文教学拨开了云雾。继“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之后，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学也渐渐地举起了“改革”的旗帜。不过，要改革，统一认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第一要著。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师是怎样更新教学观念的呢？

（一）破“满堂灌”为“启发式”

传统的“满堂灌”教学是扼杀学生活力的一种教学模式。其实质是不信任学生的实际学习能力。正因为如此，教师教学只是一人唱独角戏，把知识嚼得细细的，一口一口地喂给学生。这样一来，学生在听教师讲课时可以不动脑筋，只要能像“容器”一样装进知识就行。不管你消化不消化。是懂了还是没有懂，教师是不多过问的。换句话说，教学任务的完成只是以教师讲授文章数量的多少为标准，例如一册《语文》课本内有30篇文章，教师全部“讲”了，那就算这位教师一学期的教学任务完成了。这是一种只看数量不问质量的衡量标准，是极其片面的。如若不改变这种状况，教学质量是难以提高的。

当然，我们只是认识到“启发式”教学是冲破“满堂灌”教学模式的最佳途径，于是，1982年我们就在全省范围内提出了“改革课堂教学必须坚持启发式”的研究课题，通过报告会、示范课等形式提高教师的认识，转变观念，努力实践，提高效率。

现在，湖北省中学语文启发式教学研究仍在深入探讨之中。

（二）破“讲堂”为“学堂”

在启发式教学研究的启发下，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师对“教师中心论”有了进一步认识，一致认为，启发式教学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它是对“教师中心论”的否定，同时，要正确运用启发式教学，还必须进一步明确教学的实质，弄清课堂教学中教师与学生的相互地位，掌握启发式教学中的技巧性的问题。否则，启发式教学就会流于形式。“满堂问”就是“满堂灌”的一种变式，一种翻板。于是，1983年我们又在全省范围内提出了“中学语文教师如何指导学生学”的研究课题，真正解决教学的方向问题。

从那时起，这一研究课题不仅在我省范围内，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也油然兴起，其影响是深远的。

（三）破“无序”为“有序”

在课堂教学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渐渐地把目光投向了作文教学的研究。其中，就是要解决作文教学中的“无序”问题。阅读教学教师还有课本，作文教学呢，教师手中无遵循的凭据，一上作文课，教师就摸脑袋，处于盲目性和随意性状态。这如何能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呢？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开展了作文教学的调查及作文序列的研究，并编写了《初中作文自能训练序列丛书》。

不仅如此，为了切实提高作文教学的效果，我们还开展了作文教学全程性的指导研究活动，积极开展学生的文学社团活动，每两年举办一次全省学生的作文竞赛，等等。

现在，湖北省中学语文作文教学的面貌已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

（四）破“教书匠”为“教育家”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教师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有效地解决教师队伍中的“断层”现象，我们一方面致力于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另一方面把培养青年教师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使他们能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教学能手，直至教育专家。我们的措施是：举办各种类型的理论培训班；举办各种类型的研究活动；举办青年教师的优质课竞赛及其论文评比活动；提供实验科研课题，鼓励他们参加课题研究等。

20年来，湖北省已涌现出了一批教坛新秀。有不少教师在全国已赢得了荣誉，被称为教育专家了。

二、结出了丰硕果实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20年来，经过广大教师的共同努力，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学改革已结出了丰硕果实。下面列举几例：

（一）单元教学研究初见成效

1988年至今，湖北省中学语文单元教学课题研究已有11个年头了。课题名称是：三段六步多课型能级递进式单元教学。“三段”，是从学生学习的年段而言的；“六步”，是体现每一单元教学的步骤或环节；“多课型”是针对不同的课文内容在每一单元内的地位所采用的不同教学方式；“能级递进”，是指教学所要达到的目标，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具体地讲，就是从识记、理解、分析、综合、表达到鉴赏。这个“递进”是循序渐进的，是滚动式发展的。我们之所以确定这样一个研究课题，主要是因为它能结合学生的学习实际，体现单元教学整体性原则，以及所要达到的培养目标，即能级递进。这个课题的名称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它是从实践教学中渐渐明确的。从而也说明了一点，我们在单元教学研究中也走过了一段从蒙胧到逐渐认识的曲折过程。

现在，单元教学课题研究不仅深入人心，而且在全省范围内已广泛开展起来。起初只是在初中开展实验，现在已有不少高中教师也在运用单元教学的原理实施教学。

实施单元教学后，教学发生了哪些变化呢？从教师方面讲，普遍增强了三个意识：目标意识、整体性意识、流程意识。从学生方面讲，普遍增强了三种能力：自学能力、综合能力、迁移能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实施单元教学后，避免了过去教学中机械重复的现象，不仅能提高教学效率，增加教学的容量，而且能减轻学生的过重负担。正如有的教师说：“传统的一课一教，贪多求全，胡子头发一把抓，轻重不分，主次不明，样样要求学生掌握，学生囫囵吞枣，食而不化，死记硬背，恶性循环，造成学生过重的负担。单元教学要求围绕单元目标，在一个单元内按规律、有序列地完成一两个重点教学任务，突出单元内相对集中的主要目标，分清主次，重敲轻点，完成单元教学任务。这样不仅强化了重点，增强了教学力度，同时，相应地减轻了学生的负担。”

提高教学效率，减轻学生负担，这正是我们教改的目的。单元教学能达到这一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证明了单元教学的可行性及其推广的价值。

今年下半年，根据全省单元教学的发展状况，我们将准备邀请专家评估验收，作阶段性的小结，探讨深化问题。

（二）课内外衔接研究粗具规模

在单元教学研究的基础上，研究的领域又有所拓展，1993年，湖北省宜昌市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即“课内外衔接语文能力训练”。现在，这一课题研究已经历了五个春秋了，遍及宜昌市的城镇和农村，平原和山区，深受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欢迎。1998年，刘国正先生两次到宜昌，第一次是进行实地考察，第二次是进行深入探讨。特别是第二次，他带领了人教社及全国中语会的领导、学者、专家一行10人对课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影响是深远的。

为什么该课题能迅速发展并受到专家们的高度重视呢？正如国正先生所说：“语文教学一与生活相联系，必将面目一新。宜昌搞的课内外衔接实验，本质就是语文教学同生活相联系。语文教学要联系生活，只靠课内是不行的，还必须把脚伸到课外去。”他还以《语文教学与生活》、《展开双翼才能腾飞》为题充分肯定了实验课题的方向。

正是因为方向对头，所以实验见效很快。对语文课，现在宜昌市的语文教师普遍乐教，学生普遍乐学。他们的课堂教学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他们的校园环境增添了文学氛围，学生的视野开阔，知识面宽，自学能力强，谈吐明快，举止大方。这就是该项实验所带来的效果。

不过，这项实验虽经历了五年，但毕竟只是刚刚起步，还有许多问题有待研究，不断完善。今后要加强研究的力度，突出课题特点，在“衔接”二字上下苦功夫；加强科学管理，使实验纳入科学化的轨道。

（三）素质教育研究正在深入

实施素质教育是近几年提出的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我省广大中学语文教师不仅十分关注，而且也积极参与了研究活动，特别是鄂西边远的山区——鄂西自治州，那里的教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申报了该项课题的研究。我们可以这样说，该项课题研究在湖北省是全面性的。为什么在“应试教育”笼罩下的今天，教师对素质教育研究还有这么高的热情呢？这与教师对素质教育的认识提高不无关系。特别是语文学科，教师看到它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更增添了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呢？我们的基本作法是：

第一，加强素质教育宣传力度，努力使教师转变观念，树立现代教育思想，在全面培养学生能力的基础上，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及其创新精神。

第二，突出语文学科的性质、特点，梳理知识内容，明确教学任务，在教学过程中有机渗透道德情操、民族意识、个性心理等教育内容，使学生早日成为“四有”新人。

第三，占领课堂主渠道，遵循教学原则，努力改革教学方法，优化教学过程，正确处理主体与主导的关系，培养学生自立、自尊、自信的精神，积极学习，提高能力。

第四，倡导开展各种语文活动，密切联系社会生活，不断扩大知识视野，在实践活动中提高综合能力，为今后学生走入社会打下基础。

第五，改革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发挥考试的正确导向作用，有利于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有利于改革课堂教学，有利于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等等。

第六，提高教师的素质，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不仅要求教师有较高的业务能力，还要求教师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高尚的道德情操，为人师表。同时，教师还要懂得教育规律，用正确的、科学的教育方法，促进儿童少年身心的健康发展，否则，就会迫使学生偏离正确的人生轨道。所以，我们要下大力气抓好教师队伍素质提高。

现在，素质教育课题研究还只能说刚刚起步，阻力还很大，但为了祖国的未来，我们是有信心和决心坚持下去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初步看到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发展状况，它是有领导、有计划地把改革逐步引向深入的，而且有一条明晰的发展轨迹。其间，我们还大力地鼓励个人的钻研精神，积极开展教改活动，如武汉市六级教师洪镇涛的“本体”课题研究，荆州市沙市区教研室特级教师邓嗣明的“情感目标”课题研究等都在全国颇有影响，为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学改革增添了光彩。

三、看到了美好前景

回顾20年来我们所走过的路，的确令人欣喜。它为我们证明了一条真理：只有改革，才有出路；只有改革，才能兴旺；只有改革，才能发展。

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20年时间只不过是一次短暂的停留，今后，教学改革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艰巨。尤其是面向21世纪，不知有多少新的课题等待着我们去开掘，现有的课题还需要我们去深化，任重而道远啊！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为了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美好的明天，我们应该义不容辞，加倍努力。为此，我们还必须注意：

第一，积极学习教育理论，努力掌握现代化教学手段。教改实验已经证明，没有教育理论指导，教改的成效不会大，甚至坚持不下去，依然走回头路。即或有的实验有些成效，但因缺乏理论而失去了指导的意义，因此，掌握理论依据是教改成败的关键。当前，我们引进的国外先进理论不少，国内许多教育专家总结的经验也不少，特别是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三老”的教育思想，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我们只有掌握了这些理论，才能站在理论的高度、时代的高度去审视问题，才能大胆地去开拓进取。

固然，时代在发展，科技在飞跃，许多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已开始运用，但这只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对大多数教师来讲，“科盲”现象还比较普遍，我们搞改革实验，仍然停留在落后的小手工劳动状态行吗？起码，当前掌握电脑操作，采用多媒体教学已是迫在眉睫了。否则，你的教改实验又有多大的价值呢？

文学研究论文篇5

一

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我们都关注着如何为新世纪的政治学定位，思索着面向21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为此我们首先需要问：政治学是怎样一门学科？它能够做什么？

政治学是一门与社会政治生活紧密关联的学科。它不是书斋中的智慧游戏，也不是纯粹的求知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学研究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所以美国政治学说史专家乔治?萨拜因正确地把政治理论家称为“超级政治家”。①从历史上看，政治学的主题总是时代要求的产物。当一个政治文化辉煌的时代即将逝去时，政治学家总结了这个时代，为后世留下不朽的理论遗产。在新旧时代转换的变革关头，政治学家们把握着时代的主旋律，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以他们的理论指导了一个时代。当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时，政治学家们体察到时代的深层脉动，以其理论准备着一个时代。政治学随时代的要求而转换着主题，政治学的研究因为和入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才显示出其价值和生命力。

在上个世纪的转折点上，以康粱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清醒地认识到了世界历史的潮流，把握住了中国政治变革的趋向。中国传统政治学向现代政治学的根本转变是从他们开始的。今天，世纪的转折点与时代的转折点又不期而遇，我国的政治发展进入了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在我们这一代政治学者的心头，需要有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光荣的历史使命感。我们需要严肃地思考，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把握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从而开创政治学发展的全新时代？

二

改革开放以来，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为基本驱动力，以对外开放为催化剂，带来我国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的解构与变迁。九届人大又开始迈出了重要一步，改革与计划经济相耦合的政府体制，建立与初步形成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模式。我国经济改革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它将指向成熟的市场经济。按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主化有着正相关的联系。大体上，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3000美元，就初步具备了向民主政治体制过渡的条件，公民文化开始生成。②人均收入在3000―6000美元间，就具备了建立法治社会和民主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公民文化也趋于发育成熟。瞩望21世纪初到中叶，我国的经济发展将进入这个时期。也就是说，构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是今后数十年我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也是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

21世纪是全球化时代，它要求我们用全球化的新思维来把握时代的脉动。应该看到，亨廷顿所称的当代世界“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自1974年起，这股民主化浪潮从欧洲南端涌起，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三个资本主义欧洲最后的权威主义政权。70年代末，民主化浪潮漫延到拉丁美洲，一个接一个的军人政权还政于民。到80年代末，这片大陆已经基本实现了民主化。80年代中期，民主化浪潮涌入亚洲，菲律宾、韩国等权威主义国家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又迅速席卷了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使这些国家相继走上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道路。与此同时，敌视西方文化的“中东―伊斯兰教”世界也开始受到民主化浪潮的强劲冲击，多数国家进行了自由化或半民主化改革。进入90年代，多党民主风潮登陆黑非洲，一党制政体或军人政权兵败如山倒，仅在二、三年间，绝大多数黑非洲国家转向了多党民主。除了由权威主义向民主政体的转变外，还有许多权威主义政权实行了民主化的改革，或松动了权威主义的统治。有的国家处于强大的民主运动与权威主义政权的紧张对峙之中。

这股强劲的民主化浪潮的影响遍及全球。从文化类型上看，它涵盖了各种文化：基督教文化、儒教文化、伊比利亚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黑非洲文化等无一例外；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它既包括了作为超级大国的前苏联，实现了经济腾飞的韩国，也将一系列最不发达国家裹挟其中。经过它的冲击，世界的政治版图已经大大改观，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已经形成。环顾今日之世界，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大洋洲都已经成了民主的大陆。在非洲，权威主义政权成了民主化浪潮中的孤岛。在亚洲，它也只剩得残破的半壁河山。这意味着，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民主政治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时代潮流和世界大趋势已经把建设公民文化的任务紧迫地摆在我们这一代政治学工作者面前.

三

中国改革的发展趋向和世界政治变革的潮流告诉我们，新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构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做理论上的准备和为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提供理论支持。我们知道，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隐结构，只有公民文化发育到一定程度，民主制度才能建立，也只有得到公民文化的支持，民主制度才能得到巩固和健康运作。与制度上的成功设计相比，推动公民文化形成的任务更为重要，也需要政治学界予以更多的关注。

诚然，政治学界仍然需要关注改革过程中的政治稳定、秩序和效率等问题，但是从整体上说，现代国家权力制度化的阶段已经过去，我们需要在构建公民广泛参与的政治结构的大目标下来解决上述问题。在当代社会，政治权威要获得合法性和有效性，必须使社会上具有政治参与要求和能力的部分参与到政治体系和决策过程中来;政治稳定的实现和政治秩序的建立，有赖于社会各种利益得到制度化的代表和表达，社会的多元势力能够进行公平合法的竞争；提高政治效率的关键在于建立一种机制，保障公民能够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进行有效的选择和监督。总之，在当代社会，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健全民主的政治结构。政治学的研究只有立足于此，才能有高屋建瓴的眼光，才能跳出以往过于单纯执着地追求稳定、秩序和效率等目标，结果却难以奏效甚至产生负面效应的被动循环。

四

政治学研究能够为公民文化的发育成熟做些什么呢？

我们知道，现代公民文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基本要素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自然发育的过程。政治学界不能过高估计自己的作为和影响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是西方政治文化冲击的结果，现代公民文化并不能由本土文化自然生成，它需要移植、嫁接和融汇外来文化，所以它又是衍生型的，是一种人为的建构。这决定了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的诞生和成熟要经历传统政治文化的断裂和创造性地转型、中西政治文化的冲撞与融汇的复杂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文化工程。这使政治学的研究对公民文化的成长发育具有特殊的引发和启动作用、催化作用、助生作用、杠杆作用、指引和模塑作用。它需要政治学家以创造性的工作来积极参与重构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的理论设计。

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的经济发展是公民文化形成的基本驱动力，发达的市民社会是公民文化孕生的摇篮。但是，适宜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孕生公民意识的某些潜在要素。没有理论的先导，其它一些因素难以生成;没有理论的提炼和升华，这些潜在要素也只是处于自在状态，不能获得自觉的理性形式。公民文化作为一种自觉的理论建构首先在政治思想家或政治学家的头脑中形成，他们对粗糙、零散、模糊的和具有一定盲目性的公民的自我意识、欲求、期望、态度，以及直观的感觉和自然的情感予以提炼和升华，作出系统的阐释和解说。通过理论的环节，公民意识才能上升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定型为政治制度和法律。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法律以及在这种制度和法律规范下的经常性的公民生活，都会成为公民教育的有效手段，反转来塑造公民的政治态度，内化为公民的心理素质和心理结构。经过公民理论的中介，成熟的公民文化才能真正形成。

可见，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学家在中国当代公民文化的形成中具有特殊地位。所谓政治思想家，我们这里指的是哈耶克所说的“原创型思想家”。他们是人类政治思想和政治智慧的活水源头。政治发展的转型时代呼唤着具有宏观视野和深刻洞察力的政治思想家来把握政治发展的路向，创建中国式现代公民文化的巨大文化工程也需要具有贯通古今的政治知识和融汇中西的政治智慧的政治思想家，为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奠定根本原则和理论框架。

在政治思想家周围是政治学研究者群体。他们为社会提供政治学的专业知识，从而在各个具体领域里丰富公民理论。作为政治领域的专业工作者，他们通过收集和鉴别事实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形成对政治现象的客观描述和因果分析，对政治问题的价值评判或选择。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知识使其在社会公众中享有天然权威，其理论具有理性和逻辑的力量。特别对深层政治问题和宏观政治现象的认识，社会依赖专家，公众也能够服膺专家的意见。借助这个地位，政治学工作者制造和引导舆论，创造文化氛围和环境，指导和矫正公民的政治认知和政治评价，影响公民的政治情感和态度。也就是说，政治学家所创造和阐述的民主理论会内化或积淀为公民文化。

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经历告诉我们，衍生型公民文化的形成依赖两种重要的公民教育手段。其一是民主政治结构及民主政治生活；其二是民主理论。有的韩国学者认为，韩国实现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长期的公民教育促进了公民文化的形成。由于韩国建国之初就确立了民主宪法，民主价值获得了合法性。即使在权威主义统治之下，民主理论仍然是合法的，学校里一直在灌输民主价值。随着民主观念的广泛传播，权威主义政治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厌弃。③

在由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转型时期，具有先导性的理论发挥着启蒙作用，塑造着时代精神。一种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是由公民的政治态度来量度的，而其合理性则取决于知识界对它的描述、分析和判断。合法性要得到合理性的支持才能巩固，而合理性也会转变为合法性，或加强合法性。一种制度如果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其合理性，失去知识界的支持，它很容易失去合法性。而一种获得了合理性的价值体系很容易在公民的态度中获得合法性。

18世纪启蒙运动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学家对政治秩序合理性的解说影响公众关于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态度的生动例证。启蒙思想家们以理性论为武器，对现存政治秩序的合理性作出评判，并对新秩序作出描述，他们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公民的政治态度，从而也改变了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通过启蒙运动，整整一代人改变了思想观念，由臣民转变为公民，从而形成法国政治文化上的断裂。正是启蒙思想哺育的一代公民创建了公民社会。启蒙理论对于推动由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转型起到了有力的杠杆作用。

五

为了创建现代公民文化，政治学应该强调发展政治哲学，重视规范理论的研究，关注价值问题的探讨。

我国政治学恢复以来，一方面，由于在基本的规范理论领域一时还不能有实质性的突破，政治学者在这个领域里还难有大的作为；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着战后西方政治学发展起来的令人眩目的大量新理论和新方法。这样，政治学界特别是青年一代以极大的热情介绍和研究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成果。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一些不适合改革开放时代要求的理论没有得到清理，政治学在基本理论方面很少创新；另一方面，却引进大量西方最时髦的理论、方法和概念来装点陈旧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结果是两者杂揉并蓄，政治学成为一种奇特的理论与概念的拼盘。

应该看到，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主题与我国当代政治学的主题完全不同。战后的西方社会已经确立了民主制度，公民文化发育成熟。西方有的学者在50年代甚至认为，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已经终结。在这个大背景下，政治学弱化了它的文化职能而强化了其科学职能，其重心由政治哲学转向政治科学，其关注的焦点由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转向政治行为。而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进入公民文化的创生时期，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阶段是西方人早已越过的阶段。所以我们在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时，必须记住中西政治发展的“时差”，不能冲淡或模糊了我国政治学的主题。

西方近代公民文化生成的历史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在中世纪西欧，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的臣民文化。15―17世纪中叶，随着封建主义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臣民文化开始转向近代型的“臣民―公民”文化。在这个时期，国家权力实现了制度化(世俗化、统一集权、职能分化等)，臣民仍然没有政治权利，国家权力对臣民的控制甚至超过了中世纪，但是，臣民对国家权力的义务和忠诚不再指向君主私人，而是指向抽象的公共权力和制度化的权力。权威主义政权只是作为一种必要性而得到认同，由于公民尚没有足够的参与能力而享有暂时的合法性。这时期的西方人在社会经济领域里已经获得了独立和自由，但在政治领域里，他们只满足于得到法律上的安全与保障，要求部分地影响和参与政治决策。

17―18世纪是西方臣民文化向近代公民文化转型时期，也就是公民文化奠基时期。在这个时期，市场经济已初步形成，以市民资产阶级为主力的第三等级成长起来，萌发了强烈的参政意识，全面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也就是说，公民意识出现了。专制主义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同时也开始丧失其合法性。

这个时期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公民文化的形成提供理论支持。重新定义国家和国家权力，重新审视个人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确认公民的政治权利，阐述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并规划出公民参与制度的基本轮廓。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家自觉地承担了这一使命，创建了近代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在他们的理论中，理性论和自然法理论为政治生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基础和终极标准；契约论确认了公民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将国家和政府权力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民主理论将公共权力交给公民集体，授予公民平等的参政权；人权理论则规定了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界限，等等。

可见，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有它特定的主题和内容：它需要将公民的自我意识升华为一般理论，按公民社会的标准重新定义国家和公共权力及其与个人的关系。总之，它应该是表达公民的意识、欲求和期望的新的价值体系。

西方公民文化创生时期，古典时代公民文化丰厚的理论遗产是他们现成有效的文化资源。近代公民文化不是无中生有，而是表现为古典时代公民文化的发现、复兴和再生。是西方人站在近代的基点上对古典文化的再创造。我们的政治传统中没有这样直接可用的资源，所以就需要借用西方的思想成果，包括古典时代、近代和当代的思想成果。其中近代的思想成果更为贴近我国当代的现实。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成果对我们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掌握了更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大大深化了我们对政治问题的认识。但是，我们需要记住，当代西方政治学只是给我们提供了有效的认识手段和理论工具，而不是改变了我们面临的主题。借鉴西方政治学的成果只能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六

我国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需要清理两种政治文化和理论遗产，即传统的臣民文化和现代由“革命理论”所代表的“群众文化”。所谓政治文化的“转型”，就是实现这两种文化向公民文化的创造性转换。

臣民文化是我国古代社会留下的遗产。近代以来，它在理论层面已经基本被抛弃，但它仍然是民族心理特征，并以改头换面的形式顽固地存留和体现在现存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理论中。

在从整体上谈到传统的臣民文化时，人们往往强调它与现代公民文化的不适应性和不可兼容性。但问题还有它的另一面。

我们知道，当代中国的公民文化不是以西方公民文化替代中国传统的臣民文化，而是中西文化的融合。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是不可能被连根拔除的。现代公民文化只能通过在传统文化主干上嫁接西方公民文化而形成，而不是完全另起炉灶。所以，我们需要分析新旧文化的可融性因素和不可融性因素，据此制定我们的政治文化战略。

传统臣民文化中的某些要素有可能与当代公民文化相融合，从而使中国式的公民文化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征。比如，它可能不像西方人那样过份突出个人的独立以及个人与国家的对立，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寻求偏向集体主义的平衡点；它可能会相对淡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对立、冲突和多元竞争，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以及社会合作与和谐的价值；它虽然肯定积极参与的价值，但不大可能有西方人那样的参与热情，在某些领域宁愿满足于对政治权力的消极监督；它更可能在对权威实现控制监督的同时，多几分对权威的尊重服从，等等。传统的臣民美德的酵素融入当代的公民文化，有可能使我国建成和谐的而不是冲突的现代民主。

“革命理论”在我国理论界数十年中居于主导地位。它从理论层面上替代了传统理论，至今仍然是我国政治学理论的基本范式。同时，经过数十年的岁月，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为公众的心理结构。

“革命理论”的主题是在传统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丧失之后，摧毁传统秩序，重新整合社会和国家，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实现政治权威的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所以，在这一理论中，国家被解释为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而不是公民分享权利义务的共同体;国家权力不是公共权力而是阶级权力;政治的主体不是公民个人而是阶级;政治关系不是利益和权利的合法竞争，而是阶级间水火不容的斗争，等等。

我们可以把“革命理论”与西方近代公民理论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逻辑结构进行比较：

西方近代公民理论的逻辑结构是：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公民社会（civilsociety，国家）。公民社会是其归宿。

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典型逻辑结构是：乱世――圣人出（设立政长）――君臣秩序。其归宿是臣民社会。

“革命理论”的逻辑结构是：阶级社会――无产阶级(半国家)――无国家社会。缺失了公民社会这一环节。

所以不难理解，许多作为公民文化基本心理要素的价值不能从“革命理论”那里得到理论支持。诸如对理性、宽容和妥协的政治态度的支持，对个人和个人权利的肯定，以及对和平合法的利益竞争手段和讨价还价的政治竞争方式的承认等。所以当我们进行公民教育时，它就会显露出其贫乏和不适应。

“革命理论”属于“群众文化”的理论建构。“群众文化”是介于传统的臣民文化与当代的公民文化之间的一种过渡型的政治文化，它兼具两者的特征。因而也可以称之为“臣民―公民文化”。

“革命理论”以具有现代性的“群众”概念取代了传统的臣民概念，这是一大进步。④但它同时也以“群众”概念模糊和部分地替换了“公民”概念，这又使它不能适应公民社会的需要。在“革命理论”范式里，“群众”已经不像臣民那样属于君主私人，它具有公的身份，但其中每个分子还没有获得独立人格，他在共同体中的地位还没有明晰化。个人和个人权利是公民社会的基石，但在"群众"概念中个人还不能凸显出来。在人们的观念中，“群众”是一个外延模糊而内涵笼统的整体，个人被淹没和虚化于其中。“群众”（或“人民”）被笼统地承认为国家的主人，但由于具体的政治参与权利没有得到落实，所以，虽然在理论上它是政治权力的主体，政治参与的主体，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它仍是权力的客体，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成为政治动员的对象，沦为消极被动的一群。所以，不可避免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群众"的角色总是隐于背后，作为陪衬，处于前台的总是他们的代表.

作为承载丰富的政治文化意蕴的符号，“群众”不等于公民，也不等于公民共同体。在我们的日常政治生活中，“公民”一词很少使用，即使偶而使用时，也显得勉强和生硬。至于“公民”的另一代名词“选民”则只有在谈到选举的场合才使用。当选的公职人员的脑海里难以浮现“选民”概念，他们经常想到的是“群众”。想到"群众"时，总是产生居高临下的感觉和联想。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代政治文化与公民文化的差距，也可以发现“革命理论”与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间的不同。可以说，“群众文化”属于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过渡环节，它承袭了传统臣民文化的许多特征，也涵蕴着公民文化的要素。从整体上说，它还不是公民文化。而作为“群众文化”理论建构的“革命理论”对建设公民文化也有严重的不适应性。

总之，建设公民文化是今后数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迈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只有自觉地服务于公民文化建设的伟大工程，才能充分展现它的社会价值，其学术发展才能步入光明之境。

注释：

①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页。

②seesamuelp.huntington，thethirdwave，democratizationinthelatetwentiethcentury，universityofoklahomapress，1991.p.63.

文学研究论文篇6

在开幕式上，厉以宁教授勉励大家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必须有社会责任感。历教授指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把中国经济搞上去，让大家共同富裕，这是应有的责任感。刘树成教授也指出，《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任务有两条，一是繁荣祖国的社会科学，二是为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好参谋和助手，这也是每个经济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此后，参会学者就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方法和前沿研究课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把主要观点整理如下，以供参考。

一、金融和经济学的若干前沿性研究课题

（一）金融理论研究方面

关于金融理论研究方面，按照王江教授的说法，目前金融学的研究主要有三块。这三方面也和各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发展提出的要求密切相关。它们分别是；

第一，宏观方面的金融框架体系问题，是否有最优的模式，以及各个体系之间怎样比较。

从美国开始，波及到欧洲和日本的一个主要冲击就是金融创新。对风险的认识和管理技术的提高，计算机的大量应用，技术上有很多新的发展，这些对美国的金融体系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因为美国金融体系的框架基本上是在大萧条以后的几个立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很多年中并没有大的变化，尤其是没有很快适应金融操作方面出现的一些新的理论和技术。所以金融界就有很多新的工具来避开当时的立法所订下的限制。简单的例子是，美国的商业银行业大萧条后基本上就是在那个框架内发展的。这个框架对银行业本身进行了很多限制，比如银行之间不能竞争得很厉害，银行不能跨州经营，在每个州内开分行也有很多限制，还规定其他金融企业不能参与银行业的很多业务等。这样的状态维持了很长时间，造成了商业银行没有激励机制和发展创新。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信用卡的出现以及货币市场的发展，流动性的提高，为很多金融企业，如投资银行，或专门为信用卡业务服务的公司，提供了新的方法，他们从商业银行那里抢走了业务。比如，以前的短期存款，流动性特别高，商业银行利用这部分资金自己投资的时候，就会担心存款人马上抽资。但在货币市场流动性提高后，投资银行就可以给投资者扩大这样的服务，给客户开支票，这样下来的结果是没有人愿把钱存到银行。商业银行在货币市场里的操作由于其受到保护，缺乏竞争力，提供的回报也比投资银行低很多，他们的业务就越来越差，这也促使商业银行提出把商业银行的限制放松的要求，让他们能做投资银行业务。但放开以后，由于人员素质和其他因素，短期内商业银行还是没有太大的竞争力。这就是说，随着金融技术的发展，很多做法已经绕过了以前银行法所订下的金融结构的限制。对日本而言，随着新的金融工具的产生对原有的金融架构也产生了很大冲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金融体系开始放开。也就是从那时开始，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又提出了更多的问题。

总之，各国之间的金融体系差别很大，比如说美国和英国的金融体系就与德国和日本差很远。一个是以币场为主，而且越来越突出；一个是以银行为主。各种体系间不仅有互相竞争的问题，也可能有互相演变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演变的方向，哪个体制好一些？从宏观方面来讲，这是目前关注最多的金融问题。结合国内的情况来讲，这个问题也很突出。由于改革开放的需要，也需要建立一个很发达的金融体系，但具体道路可能和西方不太一样，但问题是一样的。

第二是微观方面的，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定价问题，二是风险管理问题。

定价问题在有些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尤其是在债券的定价和衍生证券的定价方面。市场也由于这些新技术的触动而发展得很快。但有些领域的发展很有限，比如说股票价格的确定，特别是对流动性比较差的资产的定价问题。虽然从20世纪0年代开始，已经出现了一些模型，但它们的可靠性还是有很多问题。最近面临的挑战就是很多网络公司在没有很多具体内容的时候就可以筹集大量的资金，市价能涨到惊人的水平，这些都对定价理论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不管是从研究还是从实际操作上来讲都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风险管理的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建立了一些对金融风险分析的框架，随着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后来1998年长期资本投资公司引起的金融风波，使得从政府到理论界到企业界的很多人认识到以前对风险的认识是不够的。很多结构性的风险以及所谓的小概率、大幅度的风险在以前的框架中是考虑得不够的，而这些对于从宏观层面控制金融风险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向各方面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成为现在很热门的题目，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方案和设想，但还远远没有达到成熟。

第三是公司财务方面的问题，它在过去二十几年来是研究非常活跃的领域。

公司财务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公司财务的运作方面。二十多年来不断的发展和创新，对原有的金融理论的框架提出了挑战。20世纪50年代中期，MM理论提出以后，基本上建立了一套传统的公司财务理论的框架，它是以建立在比较理想的完备市场条件下的公司定价理论为基础，来分析公司的财务状况、投资、筹资、兼并和风险管理。这个框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新的衍生工具的出现，企业在筹资及内部激励机制的设计方面有很多新的发展，发明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证券来进行筹资。这些现象的出现和原有框架不一致，传统框架认为这些东西并不重要，因此对企业中的管理和激励机制等并没有加以考虑。这导致企业在解决激励问题时采用新的工具，并提出了对传统理论的挑战。迄今已有很多新的构想和新的研究方向。现在的研究逐步从理论方面的考虑过渡到实证的定量分析。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整个企业机制的设计和从实证的角度进行分析，虽然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框架，但已经有很多的进展和探索。

（二）和中国实际结合的金融问题

关于西方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金融学研究课题，王江教授认为，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有了好几个重大的理论突破。随着这些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在西方国家，金融市场内生的自由化和国际化的过程，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也都有了很多重要的发展。这又反过来促进了金融研究本身的发展。国内随着改革的推进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也提出了非常迫切的要求，希望能够尽快建立一个有效运作的金融市场。当然，由于国内经济改革的特殊环境和中国自己的特殊情况，所以国内的金融研究也有很多重大的课题，也对我们很出了很多挑战。从很大程度上讲，西方金融学研究的成果和许多实际的操作过程，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是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的。

陈志武和周春生教授结合中国情况谈了具体研究的课题。他们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才刚刚开始，基金管理行业也开始慢慢兴起，所以有很多的机会，这些机会既有挑战性，也很有意思。现在在美国有很多人回过头去找一两百年以前的数据，因为那个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把这些数据记录下来。相对而言，在中国什么东西都是刚刚开始，如果尽量收集现在的数据对现在或将来做研究都有很大的启发，可以探讨一些国内有意思的研究项目。

同时，现在国内股票市场中，短线交易是主流，使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更像一个，而不是一个投资的方式。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有很多具体的事情可以做。其中有一点就是，股票交易已经有很多年，有很多历史数据，收集起来，可以去研究比如短线交易中，是不是作的频率越高，他的回报率就越高。做类似这样的细节研究，一方面可以发表一些学术论文，另一方面也可以在股民的教育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很多东西，然后再反馈回去，使得股市进一步健全。因为国内股市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和政府的政策、法律有很大关系，而且和投资人的素质、期望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像美国现在的理财顾问行业很大，中国将来也应该建立这样的一个行业，使得股市规范化，并且从长远来讲它对整个经济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

陈志武、周春生还提到关于市场组织方面有很多的课题。比如，每天的交易过程中，交易程序是怎样的，比如对高频率的数据，拿过来以后应该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取决于研究者对金融研究现在很多论文的了解程度。当然美国的很多文章都是关于美国市场的研究结果，但其中提到的问题对中国来讲也同样是适用的。我们也可以问同样的问题，只是数据不一样。还有一个现实就是中国股票市场并没有成长那么多年，股民的投资心态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今天买这只股票不是为了我30年以后会有钱，即美国人讲的“为退休而投资”，很多人可能没有这种想法。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以向证监会、证交所提供反馈资料，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领域。

（三）宏观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课题

关于宏观经济学研究方面，邹恒甫教授谈到了三个重要的领域：

1．如何把RBC模型应用到中国具体实际。

邹恒甫教授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为止，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RBC（RealBusinessCycle）理论，这也是重要的研究方向。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从马克思之前就有了，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1978年以前，这个研究一般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政府状态总是有些问题，无论是需求不足理论，还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的矛盾，这种激烈的内生的规律导致了周期。或者从马尔萨斯开始一直到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一直觉得总是这个制度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RBC理论基本上是说，生产者、消费者、政府都是理性的，理性的行为下面即使没有技术的冲击，人们的选择也是一种周期的行为。这个周期本身是理性的，这个理论是非常广泛的现象，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国家如此，一个经济现象也是如此，甚至政治现象也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罗彻斯特大学、西北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再加上芝加哥大学，他们形成一个学派，就是RBC学派。对于竞争性的周期理论，基本上不需要外部冲击；但对于RBC理论，则需要外部冲击，包括政治的冲击，来解释周期。这个类似的方法似乎也可以用来研究中国的经济周期，研究中国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技术进步以及经济结构的改变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影响。

2．经济增长中的不确定性问题。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历史积聚了巨大的财富，但稍作统计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财富的大部分集中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财富分布的地域、社会水平等现象非常普遍。如果说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影响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也注意到，很多具有相似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也表现出不同的发展势头。更为奇怪的是，有些几十年前经济水平相当的国家如今却有极大的差距。如南韩和菲律宾，它们在三、四十年前有几乎相同的资本等初始禀赋，但现在却表现出很大差异。如何解释不同国家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宏观经济学家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1988年，Lucass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出现上面这种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他认为，首先是各国偏好和技术水平的固定作用及差异可能影响增长，其次是外生决定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同也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差别，同时，也可能是那些持久的、较大的特定外生冲击波及了经济增长。固然，这些外生因素和外在的不确定性都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同时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由于经济系统内生的一些因素的影响而出现的经济系统本身的不确定性，它主要体现在：首先，多重经济增长路径的存在，这样就可能解释不同的国家，虽然具有相同的技术和偏好，但是因为初始的条件不同，他们会收敛到不同的平衡增长路径；其次，在同一条平衡增长路径上，从非均衡收敛到均衡的路径是不确定的。因此，不同的国家选择不同的增长路径，从而也会出现经济增长的差异。讨论出现这些不确定性增长路径的文献很多，如：谢丹阳在lucas给出的具有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两部门的模型中，当存在人力资本外部性影响时，就可能出现多条平衡增长路径或者对同一条平衡增长路径出现到达均衡路径的多重性，从而可以解释不同的国家因为初始条件不同，可能选择不同的平衡增长路径，并据此出现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经济系统内生具有的局部或全局的不确定性。之后，Benhabib（1994）在Lucas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休闲，消费者通过选择休闲、物质产品生产时间和人力资本积累时间，也得到了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他认为即使是处于相同初始条件、有相同初始禀赋的国家，也可能以完全不同的速度消费以及配置人力资本生产时间和物质资本生产时间。这一结果可以用来解释丰富的经济现象，经济系统的这种内生不确定性使得各国之间的经济赶超成为可能。人们已经认识到，只要给出一个动态的模型，要解释现象，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经验上都是非常容易的。一个因素就可以，关键是你找到什么因素。林毅夫教授假设每个国家的禀赋不同讨论了一个发展战略问题，就是各个国家经济是收敛还是不收敛的问题。这也是要解决为什么存在不同收敛路径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继续讨论。

3．收入分配问题

收入分配理论可以接着上面的问题，现在比较热门。在20世纪50年代初，库茨涅茨就发现了库茨涅茨曲线。经济增长的时候，有些人先富起来，就象邓小平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就加剧了。但同时经济增长也慢慢起来了，结果是人人工资收入都开始提高，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比较高了，大家都有就业机会，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就开始下降。这样就形成倒U曲线，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先增加后下降。有些人说，这个理论一定要找个微观基础，看怎么样才是一个最优的行为。当然最了不起的文章还是1990年的Gmenwood和Jovanovic在JPE上讲金融机构发展的问题。把金融机构发展问题和收入分配连在一起，是一个很热门的问题，它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要加入信用合作社至少要多少钱，大家要成为一个俱乐部或者银行合作社的成员，例如需要500块钱吧，你才能加入，否则你加入不了。加入信用合作社之后，你就可以贷款，通过资本市场运作；你可以运用现代技术，把传统的行业变成现代行业。现代行业一出来，你就富起来了。如果假定经济制度是完全的平等，每个人只有10块钱，这个经济能发展吗？不可能！因为谁都没有500块钱。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有了500块钱，开始就让他富起来，他马上就买了现代化的机器，其他人成了他的雇员，生产得越多，大家的工资越高。十年以后，人人都有了500块钱，人人都成了信用合作社的社员，就像人人有了信用卡一样，那么大家就自由了，平等了。所以就很好地解释了库茨涅茨曲线。后来的纽曼在1992年JPE的文章说，教育也是一样。接受教育，要么上四五年大学，要么不上大学。所以开始也要有一定的不平等。如果开始人人都一样，谁都上不了大学。但有一部分人有800块钱或者八万块钱，就能上大学。Lucas在1992年EconondcJournal和1978年Econometrica上的文章中都假设没有资本和劳动，每个人一棵苹果树，或者就是有一个苹果。大家偏好都一样，没有生产，只有随机的扰动，就能把所有现象都解释清楚。如果用cashinadvance约束引入货币，他证明有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存在；如果信贷进入这个市场，他证明方差可以无穷大，也就是说有完全的不平等存在。而回到中国问题上来，类似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系方面需要讨论的问题也很多

由《经济研究》编辑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首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于2001年6月16—17日在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厉以宁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刘树成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吴敬琏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王江教授（MIT）、陈志武教授（Yale大学）、林毅夫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樊纲教授（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张维迎教授、邹恒甫教授调春生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以及《经济研究》副主编郑红亮、王利民、詹小洪和编辑部的主要编辑人员。另外，还有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青年学者80多人。

在开幕式上，厉以宁教授勉励大家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必须有社会责任感。历教授指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把中国经济搞上去，让大家共同富裕，这是应有的责任感。刘树成教授也指出，《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任务有两条，一是繁荣祖国的社会科学，二是为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好参谋和助手，这也是每个经济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此后，参会学者就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方法和前沿研究课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把主要观点整理如下，以供参考。

一、金融和经济学的若干前沿性研究课题

（一）金融理论研究方面

关于金融理论研究方面，按照王江教授的说法，目前金融学的研究主要有三块。这三方面也和各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发展提出的要求密切相关。它们分别是；

第一，宏观方面的金融框架体系问题，是否有最优的模式，以及各个体系之间怎样比较。

从美国开始，波及到欧洲和日本的一个主要冲击就是金融创新。对风险的认识和管理技术的提高，计算机的大量应用，技术上有很多新的发展，这些对美国的金融体系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因为美国金融体系的框架基本上是在大萧条以后的几个立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很多年中并没有大的变化，尤其是没有很快适应金融操作方面出现的一些新的理论和技术。所以金融界就有很多新的工具来避开当时的立法所订下的限制。简单的例子是，美国的商业银行业大萧条后基本上就是在那个框架内发展的。这个框架对银行业本身进行了很多限制，比如银行之间不能竞争得很厉害，银行不能跨州经营，在每个州内开分行也有很多限制，还规定其他金融企业不能参与银行业的很多业务等。这样的状态维持了很长时间，造成了商业银行没有激励机制和发展创新。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信用卡的出现以及货币市场的发展，流动性的提高，为很多金融企业，如投资银行，或专门为信用卡业务服务的公司，提供了新的方法，他们从商业银行那里抢走了业务。比如，以前的短期存款，流动性特别高，商业银行利用这部分资金自己投资的时候，就会担心存款人马上抽资。但在货币市场流动性提高后，投资银行就可以给投资者扩大这样的服务，给客户开支票，这样下来的结果是没有人愿把钱存到银行。商业银行在货币市场里的操作由于其受到保护，缺乏竞争力，提供的回报也比投资银行低很多，他们的业务就越来越差，这也促使商业银行提出把商业银行的限制放松的要求，让他们能做投资银行业务。但放开以后，由于人员素质和其他因素，短期内商业银行还是没有太大的竞争力。这就是说，随着金融技术的发展，很多做法已经绕过了以前银行法所订下的金融结构的限制。对日本而言，随着新的金融工具的产生对原有的金融架构也产生了很大冲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金融体系开始放开。也就是从那时开始，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又提出了更多的问题。

总之，各国之间的金融体系差别很大，比如说美国和英国的金融体系就与德国和日本差很远。一个是以币场为主，而且越来越突出；一个是以银行为主。各种体系间不仅有互相竞争的问题，也可能有互相演变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演变的方向，哪个体制好一些？从宏观方面来讲，这是目前关注最多的金融问题。结合国内的情况来讲，这个问题也很突出。由于改革开放的需要，也需要建立一个很发达的金融体系，但具体道路可能和西方不太一样，但问题是一样的。

第二是微观方面的，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定价问题，二是风险管理问题。

定价问题在有些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尤其是在债券的定价和衍生证券的定价方面。市场也由于这些新技术的触动而发展得很快。但有些领域的发展很有限，比如说股票价格的确定，特别是对流动性比较差的资产的定价问题。虽然从20世纪0年代开始，已经出现了一些模型，但它们的可靠性还是有很多问题。最近面临的挑战就是很多网络公司在没有很多具体内容的时候就可以筹集大量的资金，市价能涨到惊人的水平，这些都对定价理论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不管是从研究还是从实际操作上来讲都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风险管理的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建立了一些对金融风险分析的框架，随着亚洲金融风暴的发生，后来1998年长期资本投资公司引起的金融风波，使得从政府到理论界到企业界的很多人认识到以前对风险的认识是不够的。很多结构性的风险以及所谓的小概率、大幅度的风险在以前的框架中是考虑得不够的，而这些对于从宏观层面控制金融风险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向各方面提出了尖锐的挑战，成为现在很热门的题目，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方案和设想，但还远远没有达到成熟。

第三是公司财务方面的问题，它在过去二十几年来是研究非常活跃的领域。

公司财务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在公司财务的运作方面。二十多年来不断的发展和创新，对原有的金融理论的框架提出了挑战。20世纪50年代中期，MM理论提出以后，基本上建立了一套传统的公司财务理论的框架，它是以建立在比较理想的完备市场条件下的公司定价理论为基础，来分析公司的财务状况、投资、筹资、兼并和风险管理。这个框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新的衍生工具的出现，企业在筹资及内部激励机制的设计方面有很多新的发展，发明了很多不同类型的证券来进行筹资。这些现象的出现和原有框架不一致，传统框架认为这些东西并不重要，因此对企业中的管理和激励机制等并没有加以考虑。这导致企业在解决激励问题时采用新的工具，并提出了对传统理论的挑战。迄今已有很多新的构想和新的研究方向。现在的研究逐步从理论方面的考虑过渡到实证的定量分析。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整个企业机制的设计和从实证的角度进行分析，虽然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框架，但已经有很多的进展和探索。

（二）和中国实际结合的金融问题

关于西方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结合的金融学研究课题，王江教授认为，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有了好几个重大的理论突破。随着这些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在西方国家，金融市场内生的自由化和国际化的过程，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也都有了很多重要的发展。这又反过来促进了金融研究本身的发展。国内随着改革的推进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也提出了非常迫切的要求，希望能够尽快建立一个有效运作的金融市场。当然，由于国内经济改革的特殊环境和中国自己的特殊情况，所以国内的金融研究也有很多重大的课题，也对我们很出了很多挑战。从很大程度上讲，西方金融学研究的成果和许多实际的操作过程，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是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的。

陈志武和周春生教授结合中国情况谈了具体研究的课题。他们认为，中国的金融市场才刚刚开始，基金管理行业也开始慢慢兴起，所以有很多的机会，这些机会既有挑战性，也很有意思。现在在美国有很多人回过头去找一两百年以前的数据，因为那个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把这些数据记录下来。相对而言，在中国什么东西都是刚刚开始，如果尽量收集现在的数据对现在或将来做研究都有很大的启发，可以探讨一些国内有意思的研究项目。

同时，现在国内股票市场中，短线交易是主流，使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更像一个，而不是一个投资的方式。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有很多具体的事情可以做。其中有一点就是，股票交易已经有很多年，有很多历史数据，收集起来，可以去研究比如短线交易中，是不是作的频率越高，他的回报率就越高。做类似这样的细节研究，一方面可以发表一些学术论文，另一方面也可以在股民的教育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很多东西，然后再反馈回去，使得股市进一步健全。因为国内股市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和政府的政策、法律有很大关系，而且和投资人的素质、期望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像美国现在的理财顾问行业很大，中国将来也应该建立这样的一个行业，使得股市规范化，并且从长远来讲它对整个经济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

陈志武、周春生还提到关于市场组织方面有很多的课题。比如，每天的交易过程中，交易程序是怎样的，比如对高频率的数据，拿过来以后应该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取决于研究者对金融研究现在很多论文的了解程度。当然美国的很多文章都是关于美国市场的研究结果，但其中提到的问题对中国来讲也同样是适用的。我们也可以问同样的问题，只是数据不一样。还有一个现实就是中国股票市场并没有成长那么多年，股民的投资心态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今天买这只股票不是为了我30年以后会有钱，即美国人讲的“为退休而投资”，很多人可能没有这种想法。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以向证监会、证交所提供反馈资料，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领域。

（三）宏观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课题

关于宏观经济学研究方面，邹恒甫教授谈到了三个重要的领域：

1．如何把RBC模型应用到中国具体实际。

邹恒甫教授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为止，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RBC（RealBusinessCycle）理论，这也是重要的研究方向。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从马克思之前就有了，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1978年以前，这个研究一般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政府状态总是有些问题，无论是需求不足理论，还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的矛盾，这种激烈的内生的规律导致了周期。或者从马尔萨斯开始一直到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一直觉得总是这个制度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RBC理论基本上是说，生产者、消费者、政府都是理性的，理性的行为下面即使没有技术的冲击，人们的选择也是一种周期的行为。这个周期本身是理性的，这个理论是非常广泛的现象，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国家如此，一个经济现象也是如此，甚至政治现象也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罗彻斯特大学、西北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再加上芝加哥大学，他们形成一个学派，就是RBC学派。对于竞争性的周期理论，基本上不需要外部冲击；但对于RBC理论，则需要外部冲击，包括政治的冲击，来解释周期。这个类似的方法似乎也可以用来研究中国的经济周期，研究中国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技术进步以及经济结构的改变对中国经济周期的影响。

2．经济增长中的不确定性问题。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历史积聚了巨大的财富，但稍作统计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财富的大部分集中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财富分布的地域、社会水平等现象非常普遍。如果说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影响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也注意到，很多具有相似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也表现出不同的发展势头。更为奇怪的是，有些几十年前经济水平相当的国家如今却有极大的差距。如南韩和菲律宾，它们在三、四十年前有几乎相同的资本等初始禀赋，但现在却表现出很大差异。如何解释不同国家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宏观经济学家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1988年，Lucass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出现上面这种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他认为，首先是各国偏好和技术水平的固定作用及差异可能影响增长，其次是外生决定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同也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差别，同时，也可能是那些持久的、较大的特定外生冲击波及了经济增长。固然，这些外生因素和外在的不确定性都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同时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由于经济系统内生的一些因素的影响而出现的经济系统本身的不确定性，它主要体现在：首先，多重经济增长路径的存在，这样就可能解释不同的国家，虽然具有相同的技术和偏好，但是因为初始的条件不同，他们会收敛到不同的平衡增长路径；其次，在同一条平衡增长路径上，从非均衡收敛到均衡的路径是不确定的。因此，不同的国家选择不同的增长路径，从而也会出现经济增长的差异。讨论出现这些不确定性增长路径的文献很多，如：谢丹阳在lucas给出的具有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两部门的模型中，当存在人力资本外部性影响时，就可能出现多条平衡增长路径或者对同一条平衡增长路径出现到达均衡路径的多重性，从而可以解释不同的国家因为初始条件不同，可能选择不同的平衡增长路径，并据此出现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经济系统内生具有的局部或全局的不确定性。之后，Benhabib（1994）在Lucas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休闲，消费者通过选择休闲、物质产品生产时间和人力资本积累时间，也得到了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他认为即使是处于相同初始条件、有相同初始禀赋的国家，也可能以完全不同的速度消费以及配置人力资本生产时间和物质资本生产时间。这一结果可以用来解释丰富的经济现象，经济系统的这种内生不确定性使得各国之间的经济赶超成为可能。人们已经认识到，只要给出一个动态的模型，要解释现象，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经验上都是非常容易的。一个因素就可以，关键是你找到什么因素。林毅夫教授假设每个国家的禀赋不同讨论了一个发展战略问题，就是各个国家经济是收敛还是不收敛的问题。这也是要解决为什么存在不同收敛路径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继续讨论。

3．收入分配问题

收入分配理论可以接着上面的问题，现在比较热门。在20世纪50年代初，库茨涅茨就发现了库茨涅茨曲线。经济增长的时候，有些人先富起来，就象邓小平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就加剧了。但同时经济增长也慢慢起来了，结果是人人工资收入都开始提高，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比较高了，大家都有就业机会，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就开始下降。这样就形成倒U曲线，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先增加后下降。有些人说，这个理论一定要找个微观基础，看怎么样才是一个最优的行为。当然最了不起的文章还是1990年的Gmenwood和Jovanovic在JPE上讲金融机构发展的问题。把金融机构发展问题和收入分配连在一起，是一个很热门的问题，它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要加入信用合作社至少要多少钱，大家要成为一个俱乐部或者银行合作社的成员，例如需要500块钱吧，你才能加入，否则你加入不了。加入信用合作社之后，你就可以贷款，通过资本市场运作；你可以运用现代技术，把传统的行业变成现代行业。现代行业一出来，你就富起来了。如果假定经济制度是完全的平等，每个人只有10块钱，这个经济能发展吗？不可能！因为谁都没有500块钱。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有了500块钱，开始就让他富起来，他马上就买了现代化的机器，其他人成了他的雇员，生产得越多，大家的工资越高。十年以后，人人都有了500块钱，人人都成了信用合作社的社员，就像人人有了信用卡一样，那么大家就自由了，平等了。所以就很好地解释了库茨涅茨曲线。后来的纽曼在1992年JPE的文章说，教育也是一样。接受教育，要么上四五年大学，要么不上大学。所以开始也要有一定的不平等。如果开始人人都一样，谁都上不了大学。但有一部分人有800块钱或者八万块钱，就能上大学。Lucas在1992年EconondcJournal和1978年Econometrica上的文章中都假设没有资本和劳动，每个人一棵苹果树，或者就是有一个苹果。大家偏好都一样，没有生产，只有随机的扰动，就能把所有现象都解释清楚。如果用cashinadvance约束引入货币，他证明有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存在；如果信贷进入这个市场，他证明方差可以无穷大，也就是说有完全的不平等存在。而回到中国问题上来，类似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系方面需要讨论的问题也很多

二、金融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关于方法论的问题，张维迎教授认为，不能完全不讲，但也不能老讲。因为一个研究方法论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方法论的很多东西我觉得都是体验，都是你在读大量的文献看人家怎么去研究多了以后学来的，而不是我本身谈方法论你就可以学会方法论。所以方法论本来是一门学科，这与你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关系不是特别大。但是如果在你体验并做了大量的东西以后，偶尔看看一些总结性的方法论的东西还是有帮助的。

（一）数学的作用

数学作为研究金融理论和经济学的基本工具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密切关注，虽然对数学工具的作用看法不同，但都认为掌握数学工具为研究金融和经济学提供了有益的准备。数学及利用数学发展起来的模型都是一种交流的语言。有了这种语言以后，大家谈起来交易成本就会小很多。

陈志武教授特别强调不要走极端。在20世纪70－80年代，经济学和金融的研究对数学的强调是很高的，你可以不用考虑研究结果对金融本身有什么意义，只要你写的数学大家都看不懂，那你就很有水平，现在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5年以后，你念博士的时候，你要是作纳粹数学的论文，那你找工作就很困难，很多学校会说这个人做的研究太抽象了，没有办法教MBA，所以又开始走另一个方向。现在最可以接受的类型是既有数学模型又有实证的结果。当然如果你是有突破的纯数学的理论文章也是可以被接受的，这就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人们看这种文章的耐心和20世纪80年代相比已经差别很大了。大家可能也听到很多行为金融学的情况，这方面是做得很红的，但究竟能做得怎样，谁也不知道。这个方法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核心的理论基础，那就很容易把我们带回到现代金融理论之前的那种状态，很多东西都是描述性的，没有什么定量的东西。

至于如何用一个数学模型建立一个框架来研究经济学和金融问题，就要着研究的问题如何。现在很强调一个正常的人，都会按照某种方式实现利益的最大化。邹恒甫教授认为，要从最基本最简单的假设出发得到深刻的道理，如RobeLucas在货币经济学上1988年的文章，他一开始讲到这个世界太复杂了，那就讲机器人吧，不要管韩国人、日本人、中国人的差别。把机器人研究透了，再来说现实世界。而事实上，他得到的结论是，在这样一个机器人的世界里，收敛的路径也是不一样的。穷的可以变得更穷，富的也可以变得更富。穷的可以赶上富的，富的也可以变穷。各种情形都可能。当然，他1988年的文章只是个猜想。到了1994年的时候，包括1994年以前，一群经济学家发现，Lucas猪错了，它只是少数几个可能性，实际上有无穷多种可能性。

（二）实证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王江教授认为，金融研究主要是把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应用到金融市场的分析上，它有自身的特点。首先，资本市场是经济学原理体现得非常强的一个市场，和人力市场不一样。一个人，从一个单位换到另一个单位，很困难，因为找工作收集信息非常困难。资本市场不是这样，证券市场，在最理想的情况，交易非常方便，流动性非常高，资本进进出出很容易，使得市场机制体现得非常充分。这个特点使得它的研究方法也有了一定的特色。比如，无套利原理，在金融中体现得非常充分，同一支股票在香港和上海同时交易，考虑汇率的因素，两个价格应该是一样的，至少不会差太多。如果出现任何偏差，就会很快有资金进来，通过操作把这样的价格关系建立起来。这和在别的市场的情况有些不同。比如，联想组装计算机，这计算机的所有部件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把这些东西的价格合起来，就应该和计算机价格差不多。如果不一样，就有套利机会。可是要利用这样的机会不太容易，你需要找人啊，买这些东西，组装，这个过程相对比较复杂，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交易成本。因此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整机的价格比各个部件价格加起来要高一点，这种情况不会马上就消失。而在证券市场上，尤其是在西方那些较大的市场，这些偏差几秒钟之内可能就没有了。

第二个就是，它有大量的数据，不像做宏观的，一年就一个点，你要作证券交易，数量就大了，即使一周一个价格，一年也有52个数据，这就使得定量的分析，实证分析成为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讲，实证性是金融研究的特点之

再一个，金融学本身是一个应用学科，应用性非常强，在美国教MBA，学生首先就要问，你这个对我有没有用。金融和宏观经济不太一样，有数据又有很多可以研究的题目，这就增强了金融研究的实用性、实证性。

经济学也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来支持，最好的文章还是既有理论模型又有实证结果。这就要求作者具备多方面的功底。正因为这样，国外常常提倡多个人合作研究。这一点也是国内研究工作者要提倡的。

（三）注重从国内实际出发，深刻理解现象的本质，但要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

林毅夫教授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现象的，如果你对经济现象没有深刻了解的话，那么数学模型事实上是一个数学游戏。他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可靠。你要研究可靠的经济学问题，你就必须对中国的现状和历史有一定的了解。另外，原创性也是作为一个学者必须有的。因为你要成为一个经济学家，和写经济专栏的记者不一样，你不仅要了解现象，你还要把现象背后的逻辑弄清楚，不论是用语言还是用数学，你都必须严格。在做研究时，一方面是满足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可以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时也要对世界的经济知识的积累作出贡献。邹恒甫教授认为，研究经济学不仅要对中国实际了解，更要对中国历史、哲学有一个较系统、全面的了解，为此，他倡导学生不仅要学习经济学，而且要学习四书五经。

王江教授认为，虽然国内的市场和西方的市场相比有很大的差别，但要科学地看待这种差别，不能把差别和普适性强的经济学原理混淆起来。虽然具体的情况不一样，但用来分析的经济学原理可能还是互通的。比如激励机制的问题，在西方是有的，在国内也是有的，只是具体的表现形式不同，基本的经济因素是共同的。这对经济工作者来讲，国内研究也好，操作也好，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我们不是跟美国一样的东西，也不是跟英国一样的东西，如果一样的话，只要照搬过来就可以了，模型也可以搬。事实上不是这样，情况非常复杂，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因此，我们还是应该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来分析，但要根据具体的问题具体的情况做出具体的分析。

周春生教授从美国回来不久，他比较了中国经济学研究包括金融学研究和美国有什么不同。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家通常都更富有想象力，更有概括性，做研究描述性的东西比较多，比如像国内比较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可以谈任何事情，宏观的，微观的，货币政策，利率政策，证券市场，基金管理，他们有比较宽的知识面。国外的经济学家都集中在某一个方向上，做研究更具体更严谨一点。比方说我们做一大堆数学模型，如果主要做的是资产定价方面的东西，就很少去搞宏观的东西。西方的金融学家通常都做一些更具体的事情，比较强调数学化，而且强调对观点的论证。

周春生教授还强调，在国内做研究应该很好借鉴国外的东西。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利用国外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国内的问题，因为中国市场刚起步，有很多美国人需要回过头去找数据。而且中国有自己的特色，抓住这些，采用先进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会出一些有份量的成果。当然，不可能每个人写研究中国的文章都可以拿到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对于从事具体工作的人来说，也可以借鉴国外比较成熟的市场经验，看看为什么国外的市场发展得这样成功。在国外，很多理论研究对实际工作是有很多指导意义的，比如衍生工具，国外衍生工具的发展，要远远超过股票市场的规模。对于衍生工具，理论上可以得出大致的价格，实际工作也采用了这一点。现在衍生工具变得比较成熟，所以现在国外公司用期权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已经很普遍，特别是高科技公司。事实上，这也是有很多人先去做理论研究，然后把研究的成果推广到实际的应用中去的原因。这种研究途径我们也可以借鉴。

（四）从大量的经济现象中抽象出最本质的东西

樊纲教授以宏观经济学中的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为例说明经济学的抽象法问题。在复杂的经济学体系当中，如何用抽象思维把不同的问题放到不同的位置，分别加以分析，然后统一加以思考，这是做好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功，包括做模型。做模型首先你得把这个模型想清楚，什么是条件，什么是变量，什么是解释变量。这涉及到我们的思路是不是清楚，你给出的东西是不是可靠，是不是真正和问题相关，以及是否能够去解决问题等。经济学永远是问题导向的。研究中国经济学之所以有意思，就是因为这么多问题在导向，在引导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且确实有些是前所未有的问题，比如我们遇到的转型期的许多特殊问题。有了抽象的思维方式之后，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来建立模型，发展理论，来更好地解决问题。

（五）经济学和金融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必须要国际化。

张维迎教授认为，作为经济学工作者没有使命感是不可能的。作为经济研究工作者的使命感，就是希望中国人在国际学术市场上有一席之地。如果没有，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感到心寒。以色列、印度都能有一席之地，为什么我们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现在整个国际经济一体化，所有方面的竞争都不可避免，包括学问方面也是如此。为此，张维迎教授提出了三个“C”的概念：一个是“InternationallyCompatible”，第二是“InterneqCOmparabfe”，第三是“InternationallyCompetitive”。

张维迎教授还谈到了做任何研究工作的重要环节——选题问题。他认为，大体上有两类题目来源：一类是从已有的文献、论文当中来选，这些文章中都有些假设，你可以改变它的一些假设，然后做出自己的成就。这一类可以说在经济学中占了相当一部分比例；另一类是从现实当中来选择题目，这个现实不是指政府给你出个题目或某个企业领导人给你出个题目，而是你在观察现实当中可能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现有的理论还没有人很好地去解释它，这时候如果你选择这个题目，再去看文献，做出你的研究来，这就是你的成果。张教授自己的很多论文就是从观察现实中获得的。

（六）广泛吸收已经有的科研成果

文学研究论文篇7

岩石材料在动态压缩载荷作用下的力学特性是研究岩石结构如隧道、岩质边坡在爆炸荷载以及地震荷载作用下的响应的重要参数。这一课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中期，如文[1-6]的工作。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岩石材料的力学特性表现出较明显的率相关特性，例如，岩石材料的抗压强度一般地随应变速率的增加有增加趋势。

本文概述了作者近年来对花岗岩材料在动态压缩载荷作用下力学特性进行的实验以及基于细观力学以及断裂力学进行的理论研究成果初步工作，力图为岩石动力学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2实验研究

实验所用岩样取自新加坡BukitTimah地区钻孔取出的岩芯，在室内用套钻加工成f30´60mm的圆柱体试样。实验设备为RDT－1000型岩石高压动三轴实验系统，该系统的工作原理以及性能指标见文[5,6]。实验中，应变速率范围为10-4～100s-1，围压范围为0～170MPa。

图1描述了花岗岩在动单轴压缩载荷作用下强度随应变速率的变化规律。可以看出，花岗岩的抗压强度随应变速率的增加有较明显的增加趋势，当应变速率从10－4s-1增加到100s-1时，花岗岩的抗压强度约增加15％。

实验结果还表明，花岗岩的弹性模量和泊松比随应变速率的增加没有明显的变化趋势，而且结果比较发散。

图1花岗岩单轴抗压强度随应变速率的变化规律

Fig.1Changeofuniaxialcompressivestrengthwithstrainrateforgranite

图2抗压强度随应变速率的变化规律

Fig.2Changeofcompressivestrengthwithstrainrate

图2、3描述了花岗岩抗压强度在动三轴压应力作用下随应变速率以及围压的变化规律，可以看出。不同围压下，花岗岩的抗压强度随应变速率的增加有增加趋势，同时，强度的增加幅度随围压的增加有明显的减小趋势。在不同应变速率下，岩石的抗压强度随围压的增加明显地增加，而且，强度随围压的增加幅度在不同应变速率下基本上相同。

三、理论研究

岩石是一种较典型的非均质材料，普遍包含着不同尺度的缺陷。在压缩载荷作用下，微裂纹将在这些缺陷的周围产生并且扩展聚合，导致岩石材料的破坏，影响岩石材料的宏观力学行为。基于这些认识，一些裂纹模型被应用于研究岩石材料在压缩载荷作用下的强度以及变形特性。结合断裂断裂力学的相关理论，这些研究架起了岩石材料细观和宏观力学特性之间的桥梁，也成为目前岩石材料力学特性研究的热点方向。在这些模型中，滑移型裂纹模型最广泛地应用于研究脆性材料在压缩载荷作用下的力学特性。

图3抗压强度随围压的变化规律

Fig.3Changeofcompressivestrengthwithconfiningpressure

图4单轴情况下的裂纹模型

Fig.4Slidingcrackarrayunderuniaxialcompression

文[7,8]采用图4、5所示的裂纹模型模拟花岗岩材料在动单轴压缩载荷作用下的劈裂破坏模式以及三轴作用下的剪切破坏模式，并结合裂纹的动态扩展准则模拟了花岗岩材料的动态抗压强度随应变速率的变化规律，如图6、7、8所示。图7-8的结果表明，模拟结果与实验结果较一致。

文[7,8]的结果还表明，裂纹的扩展速率以及岩石材料的断裂韧度的率相关特性是花岗岩单轴抗压强度随应变速率增加而增加的内在原因，同时，由于围压阻止了拉伸裂纹的扩展导致了岩石材料的抗压强度随围压的增加而增加。

图6三轴情况下的裂纹模型

Fig.6Slidingcrackarrayundertriaxialcompression

图7模拟强度与应变速率关系(单轴)

Fig.7Changeofsimulatedstrengthwithstrainrate(uniaxialcompression)

图8模拟强度与应变速率关系(三轴)

Fig.8Changeofsimulatedstrengthwithstrainrate(triaxialcompression)

四、结语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我国将迎来新一轮的基础建设高潮，如青藏铁路以及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在这些工程的实施中，普遍存在强烈地震作用下隧道以及边坡岩体的稳定性问题。同时随着工程爆破在岩矿开采、地下洞室的营建以及场平开挖等工程中的广泛应用，也将存在诸如大型水利及能源工程基础爆破开挖中基岩的保护、爆破荷载作用下岩石结构振动安全等问题。另外，在新的战争态势下与国防安全相关的岩石结构防护工事防护性能评估也是目前需要解决的焦点和热点问题。上述问题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对岩石材料的动态力学特性进行系统的研究。因此，深入开展岩石材料动态力学特性研究不仅是岩石动力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建设和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

图9模拟强度与围压关系(三轴)

Fig.9Changeofsimulatedstrengthwithconfiningpressure(triaxialcompression)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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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iefintroductionfortheexperimentalandtheoreticalstudyondynamiccompressivemechanicalpropertiesofagranite

文学研究论文篇8

一、人性问题概要人性是支撑文学发展的重要基础,透过人性的历史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描绘出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结构。关于什么是人性的问题,理论界有颇多的争议。笔者认为,人性绝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上的概念,它更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论文。它体现着人类通过实践,在与客观世界发生必然关系时的不断发展行程,即从物质方面体现着人类不断由必然走向自由的人性的历史变迁,也反方向地体现着文学不断丰富与发展的过程,从精神方面印证着人类所走过的实践历程,体现着自然不断人化以及人类自身不断完善的过程。人性的问题,首先是一个自然性的问题,即人为了生存,必须首先解决吃、穿、住、行等方面的现实问题与生理需求。然而,人性的这些自然性问题的解决又不能完全在一个生物学层面上来完成,人的现实存在,决定了它必须在社会领域中来完成。因此,人性的问题又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在物种关系上,马克思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在社会关系上,马克思指出:“人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人性中的自然性又可分为人性的生物性与人性的个体性;人性的社会性又可进一步区分为人性的现实性与人性的群体性两部分。人性的现实性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又呈现为不同的形态,表现为不同的内容。比如在阶级社会中,人性的社会性又表现为阶级性。但这并不等于说,在阶级社会中,人性的社会性就完全等同于阶级性,并进一步把人性与阶级性划等号,因为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各种矛盾和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因而不同的甚至根本利益互相对立的阶级,由于生活在同一社会里,不可避免地有互相渗透的一面,有时为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也会出现在利益上的某种妥协。另外,从精神方面来看,各种思想内容也具有阶级性,但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这具体体现在对“共同美”的认同上。所以说,在阶级社会中,人性不能简单等同于阶级性。从理论上讲,人性的自然性与人性的社会性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人性的自然性与人性的社会性95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着对立统一。人性的自然性是人性的基础,它是人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客观基础,而人性的社会性则是人性的自然性得以实现的现实基础。从历时性上讲,人性的自然性向着社会性不断发展,体现着人类迈向更高阶段的历史行程;从共时性上说,人性的自然性与人性的社会性是相通的,两者在社会实践的前提下得以相互勾通。进言之,人性的自然性的实现,在现实社会的层面,它必须依赖于社会实践,反过来,人性的社会性的实现,最终也是为了人性的自然性的完成,特别是人性的个体性的完善与发展。在社会实践领域中,人性的自然性得到不断提升,使人越来越远离了动物界,使人由被动地适应自然,转向主动地改造自然。在这个实践活动中,自然界不断地人化,而人自身也不断地社会化。由于人性的自然性与人性的社会性之间量的变化,导致人性在不同时代,呈现为不同的景象,反映在文学中,就是“文学是人学”概念的不断修正与变化。从本质上讲,文学的对象就是表现人——人的现实生活、人的心灵世界。正如钱理群所说:“文学研究是干什么的?不就是研究‘人’(研究作家其人,又通过作家的作品研究社会、历史上的人)吗?不理解人,又算得了什么研究呢?”[3]但由于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学所处的地位不同,这就决定了人性内容的差异。从总体上讲,在中国文学中,人性总是处于不断动荡之中,它往往受不同时期政治思想的影响,呈现为复杂的态势。在不同历史时期,人性内部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总是处于矛盾对抗之中,人性在文学中总是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它表明中国文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二、人性在中国文学中的流变人性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一个逐步消失的过程。在中国古代社会,个人与社会的矛盾,是以牺牲个人的尊严与人性来实现和解的。于是,个人的价值需要借助于社会或者是团体来加以表明;个人的自由与个性的张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社会的需求,“文以载道”是这种观念在文学中的集中体现。中国古典文学中,由于社会理性化的加强,“存天理,灭人欲”观念的不断强化,人性中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处于分裂状态,一方面是以伦理纲常来压抑人的个性,人性的自然性,人性中的社会性在文学作品中,处于无活力的状态;另一方面,又是人性的自然性,特别是生理本能的畸形发展。尽管人们把《金瓶梅》说成是通过“性”描写,来揭示封建社会走向消亡的必然性。但当我们把《金瓶梅》还原回中国古代社会后,将会发现这种对“性”的描写,决不是简单地张扬个体性,对封建制度的另一种反抗形式,而是把人的自然性完全放在了生物性上,即人的生理本能上。这种人性的描写,与其说是一种社会进步,还不如说是一种倒退更为贴切。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大批仁人志士在向西方学习,以图振兴中华民族时,他们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性的压抑。于是,他们从西方的民主思想吸取了创作的灵感,提出了人性与人道主义思想。他们在文学中提倡个性解放,抒感,并以此为契机,恢复人的自然性,特别是个体性。20世纪的中国文学界,“人性”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料,人性始终与文学交织在一起。文学与政治在不同历史时期,保持距离远近的差异,导致了人性中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在文学中处于一个不断变化之中。“如果把‘世界文学’作为参照系数,那么除了个别优秀作品,从总体上来说,20世纪,中国文学对人性的挖掘显然缺乏哲学深度。陀思妥耶斯基式的对灵魂的‘拷问’几乎没有。深层意识的剖析远远未得到个性化的生动表现。大奸大恶总是被漫画化而流于表面。真诚的自我反省本来有希望达到某种深度,可惜也往往停留在政治、伦理的层次上。所谓‘普遍人性’的概念实际上从未被本世纪的中国真正接受。与其说这是一种局限,毋宁说这是一种特色。”[4]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我国文化缺乏自省能力,即便有,也是把自省简单归结为伦理的自我剖析,并上升到一定的政治高度来加以认识;另一方面则说明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人的文学,由于外在的政治、伦理、经济等一系列因素的阻挡,而使其失去了进一步深入到人的心灵世界的作为。这种文学的表征是以人性的社会性因素不断强化,而自然性因素逐渐退缩为标志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以反帝反封建的面目出现的,它揭开了新世纪文学的崭新一页。在这一页中,到处是大写的“人”字,人性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第一要义。正如郁达夫所言,的最大成功就在于“个人”的发现。周作人是这一时期提倡人性论的重要代表。他在1918年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此文全面论述了他对人性的理解。他以进化论为依据,提出了人性的定义:兽性与神性结合起来就是人性。这种兽性就是人的动物本性;神性就是以兼爱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他进而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偏重于发展这种神性。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人生的艺术派文学”,其目的意在强调“为人生”和“为艺术”两大文学派别的共同理论趋向,即反对封建主义、提倡个性解放、强调情感的自然流露、恢复人的自然本性。周作人进一步提出,我说的人道主义,就是立足于个人基础之上的人性。我们大谈人道、人性,其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人的资格,由此而生发出的是“个性解放”要求。“个性解放”的提出,彻底改变了传统中国文化所强调的、古典文学所塑造的那种以家族为本位的专制社会机制,而代之以个人为本位的民主社会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讲,个人的发展,人道主义的兴起,是的最重要贡献之一。“为人生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这两个重要派别的出现,是五四时期在文学领域中提倡人性与人道主义的重要成果。在创作方法上,“为人生而艺术”主张现实主义,“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浪漫主义。从表面看,两者有很大区别,但在提倡人性与人道主义的主张表现情感、鼓吹自我意识觉醒等方面,两者却是惊人的一致。尽管“为人生而艺术”派别强调文学艺术的社会作用,但这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文以载道”观点,是有明显区别的,它并不要求文学实现教化功能,而是主张文学要以情感人,从文学的角度提倡个性解放,恢复人的尊严与价值。从人性和谐发展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文学创作与文学主张,更多地强调了人性中的自然性方面,而在自然性方面,更注重个体性张扬的问题,这看似是对人性中自然性的强调、人性中社会性的削弱,而实际上,这种作法是对中国古典文学中无视人性的一种矫正,他们希望用个性的张扬来实现民主与科学的主张,使国家走向强盛。因此,人性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作用,是积极的,它对于恢复文学的本质特征,实现文学在社会中的作用,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从30年代开始,由于当时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人性、人道主义在文学创作中受到很大影响。五四新文学运动所提倡的个性解放、尊重人权、抒感等艺术主张,在残酷的斗争面前失去了其艺术的魄力与存在的现实基础,这时的作家必须从“人性论与人道主义”的圈子中走出来,不同政治利益,要求他们选择自己的队伍,他们必须走出个性主义的圈子,投入社会的怀抱,跨越“爱情”、“忧愁”的门槛,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于是,人性中的自然性被社会性所淹没,生物性与个体性被现实性与群体性所取代,最终阶级性代替了人性。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为战争服务,成为文学得以生存的重要交换条件。随着阶级斗争的日趋激烈,那种游离于政治之外的文学已经很难再生存下去,与此相关联,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浪漫主义变得不合时宜了。应该说,当时国内激烈的阶级斗争,其目的就是为了争取更多的人权,更大的自由。人们在获取更大生存权的前提下,个性自由得到极大的发展,在更高层面上实现人的价值与人生意义。从理论上讲,这应该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所提倡的个性解放、精神自由的主张,在更高层次的进一步发展。五四新文学运动理论的提出,在当时还缺乏其必要的生存基础,这些理论主张还仅仅是萦绕在具有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心中的梦,在现实中,这些梦还有难以实现的社会基础。可代表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恰恰为这些梦想的实现寻找到现实的基础,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因此,共产党人所从事的解放事业,正是在更高层次实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理论主张。然而,由于人们对阶级斗争的无限夸大,阶级意识的不断强化以及其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人性论就完全被阶级性取代了,文学成为阶级意识表现的工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除重点批判了超阶级的抽象人性论之外,还着重批判了个人主义。强调:“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提出的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虽然是在特定战争环境下提出的,但它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文以载道”是相吻合的,并很容易被人们所理解与接受。于是,它借助于政治力量,逐步成为文学艺术的指导思想,并作为评价文学艺术作品优劣的惟一标准。这时作家们为了政治生命,竭力克服掉自己头脑中的个性意识,从原来要求文学独立的殉道者,变为从属观念的倡导者与捍卫者。人性的集中表现是阶级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是党性,这种观念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规则。从30年代到50年代,解放区及建国后出版的一系列文学作品出现了图解政治,成为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的传声筒。在这些作品中,人的群体性淹盖了人的个体性,人的社会性取代了人的生物性,人性已经完全被阶级性所取代。在现实中,无视人的权利、人的利益等问题,深深影响了这时期的文学作品,反过来,文学作品的创作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念。以阶级性取代人性的作法,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由于它本身的审美本质已经被社会功能、认识功能代替,从单纯为政治服务的实用目的出发,文学已经失去它所应有的本质特征与社会效果,这种现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1957年巴人在1月号的《新港》上发表了《论人情》,钱谷融在1957年7月号的《文艺月刊》上发表了《论“文学是人学”》的文章。这些文章所表达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肯定人性和人情在文学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反对那种公式化、教条化的文艺思想,要求文学的对象是人,文学创作要注重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挖掘,要注重人类灵魂的塑造。然而这种合理的要求,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不仅没能得以在文学中实现,而且这些主张的倡导者,却受到了非人的折磨。这些人性主张的殉道者,为了捍卫文学中的人性,以及现实中对人的尊重,自己却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从这一时期到70年代末,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创作方法。然而对现实主义的政治化理解,又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合理发展。这时的文学作品中,人性中的自然性已经完全消失,社会性也被阶级性所取代,阶级斗争成为文学社会性的重要表现内容。而失去个性、个人情感、人类生理需求的文学,也失去了生活的现实基础,在政治的挤压下,文学日益丧失了它作为文学的品格,也失去了它鲜活的生命力,变得衰竭枯萎。70年代末,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始,人们在痛定思痛之余,开始反思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在文学创作中,人们开始重新发现人的存在,发现了被摧残的人性之花。于是,《班主任》、《神圣的使命》、《伤痕》、《大墙下的红玉兰》等一大批反映人性与人道主义思想的作品,推动了文学中的人性的复苏。作家提出了人性中不仅有人的社会性,而且还有人的自然性,在阶级性之上还存在着人类之爱这种“共同美”的问题。文学理论界关于“主体性”问题、“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成为思想解放的重要成果,人生意义与人文价值进一步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文学创作实践又影响到理论上对人性论的探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成为人们研究人性论与人道主义的理论根据。在这里,人们惊喜地发现马克思主义也是关注人的,并不仅仅提倡阶级斗争。一时间,自由、异化、人性、人道主义成为思想界争论的焦点。针对过去极左路线中,文学创作全面否定人性、人情的现象,人们深深体验到,不找回人的自由与价值,文学就不能振兴。文学理论的探讨,进一步促进了文学的创作。在文学的反思过程中,文学开始步入自觉阶段。于是,人的价值、人的力量、人性之美,都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与戴厚英的《人啊,人》一起的,还有《人到中年》、《北方的河》以及王蒙的意识流系列小说等作品,从创作上实践了这一理论成果。这些作家已突破政治情感的传统写作模式,把目光更多地转向了个体以及个体的心灵世界,提出了社会如何关注个人的生存,以及他们的人生价值如何实现等过去忽视的问题。这一时期,张贤亮的作品(《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通过人的肉体与心灵之间的矛盾,不仅揭露与批判了极左路线对人性的摧残,而且从深层探讨了人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对立与矛盾,这是建立在人道主义层面上,对人生意义与人文价值的整体关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的朦胧诗的出现,不仅体现了年轻的诗人想冲破过去僵死的文学创作模式,重新恢复文学的神圣地位,而且也表达了年轻诗人们要求独立表达内心世界的强烈愿望。于是,人性,作为支撑文学发展的重要支柱,在这一时期变得粗壮起来。三、人性在当代文学中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物质生活的追逐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动力。这时,人生意义与人的价值在挣脱了阶级斗争的束缚后,又一次受到物质利益的冲击。人们对物质的追逐成为人生之第一要义,人们生理官能上的满足成为人们生存的动力。这时期的人性、人生意义、人的价值、人如何从物质生活中提升到精神生活等问题,已经不再引起人们的关注。换言之,市场经济的发展,唤起了人们对利益的追逐,对现实生活的关注。这种对现实经验的关注在一定时间内取代了对未来理想的追求;对生理体验的关注限制了对想象力的塑造;对生理官能的满足阻止了内在生命的激情;对个人、集团利益的关注阻碍了人生意义的升华。最近几年,文学创作中,作家们更多地贴近现实,更多地关注了现实生活中人们柴米油盐等生活的细节,并一度限制了精神的向上飞扬。一时间,经济的繁荣淹盖了社会悖论的客观存在,时代的尴尬充斥于社会之中,人们在无奈之中麻木了灵魂。正如希尔所说:“我们掌握了谋生的手段,却不懂得生活的真谛;我们让年华付诸流水,却不曾将生命倾注其中。……我们拥有的财富越来越多,道德品质却日益沦丧;我们可以征服外部空间,却慑于走进内心世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与物质财富日益丰富相伴随的,是人们在失去自己内心世界的意义,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命的价值与方向,人们变成了无根的浮萍,在物质利益的洪流中随波逐流。人们眼前的一切,充满了矛盾与悖论,人性的分裂、人与社会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对抗,一直困惑着富裕起来的人们。人们如何克服眼前的一切,恢复理想的和谐,这一责任又一次交给了理论界与文学界,我国理论界又一次发出了人文关怀的呼声。然而,这一呼声在机器的轰鸣声和人们的高声叫卖中,显得是那样的微弱,以至于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听到了这一声音。文学作品大多流于对人们现实生活层面的客观描写,只有张承志、张炜等少数人,以他们的《心灵史》、《九月寓言》等作品,弘扬传统精神与理想主义,要求人们抵御着世俗的一切,追求心灵征服的巨大冲动,并用宗教式的情感守护着心灵的堤坝。人性的张扬在当代文学中又一次处于艰难的状态,人性中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又一次分裂了。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不同,这次的分裂,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性,他们把感官上的快适,作为文学创作的驱动力。应该说,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人性的精神特质,也影响到文学对历史的宏大叙述。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之口,对人的赞美,对人性的歌颂,应永远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精神资源。“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我们期待着人们的觉醒、文学的振兴、人性之光再一次推动文学的发展。[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96.[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18.[3]钱理群.沈从文《看虹录》研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2):254.[4]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2.

文学研究论文篇9

关键词：解构主义；探究性学习

解构主义出现在20世纪后期，因对传统形而上学中心性的反叛而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解构方法：消解中心，颠倒秩序，解构人的理性优先地位，从而突出差异以及存在的不存在性。解构主义自出现以来，在哲学、美学、文学乃至整个文化领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响应，它浓厚的否定色彩使人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它独到的怀疑精神给人启迪。笔者从解构主义的视角，就当代教育改革中常常谈及的探究性学习，谈谈自己的思考。

变“举一反三”为“无中生有”

孔子说优秀的教学法应该做到“闻一知十”和“举一反三”。但这种说法有个前提：知识内部存在一个逻辑结构，人们的思维沿着这个规律拾级而上。《猜想和反驳》的作者波普尔对此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他认为知识的发现和生长过程不是逻辑的，其中充满着灵感、顿悟和直觉。回顾科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某些非逻辑因素确实常常主宰着人们的创新思维，在知识的生长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现在各学段都在提倡创新教育，试想如果教师让学生按照自己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流畅的演绎叙述“举一反三”的话，学生只会在这样精密的知识体系面前感到自己的渺小卑微，丧失挑战的勇气，那么创新教育就只能停留在表层。

就语文学科而言，教材编写的专家们把相同题材或体裁的文章集合在一起，人为地使文学条理化，以便传统教学法的实施。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结构主义堂而皇之地通过“学习”活动去提取早已置入结构的意义，文本的内在意义通过结构的稳定性而早已被阅读，解读文本只不过是对先验设定的真理的模仿，文本中闪烁着作者灵性火花的部分被遮蔽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对结构、意义的理性分析。这就是为什么学生分析结构相同的文章时没有积极性，提不出问题，课堂机械、枯燥的原因，这也是笔者之所以反对单元教学法的原因。

在解构者看来，无论是科学还是文学，任何被看成是固定和确定的意义都是虚幻的，意义是流动和易变的，那种所谓的真理范式只是一种创造，是适合于我们目的的想象的虚幻。教师对文本的精彩解说只是成功地掩饰了意义的非确定性，而没有清除它。为了使文本的非确定因素更好地显现出来，教师就应该让学生从过去的“举一反三”变为“无中生有”。教师不应急于呈现知识的结果，不应扰乱学生自然发生的认知错误，不应用以往的学习经验或规律引导学生。相反，教师应创设一定的情境让学生与以往的认知发生冲突，促使学生的思维在旧知和新知的矛盾中经受震荡，从刺激和挑战中激发创新潜能，产生飞跃。许多熟知的文本在师生思想的互撞中产生出许多新意，虽然它们不尽完美，有时甚至很快就“自生自灭”了，但是，学生在一次次的猜想和试错中得到了探索的，这正是创新教育所期盼的。

变“掌握知识”为“理解知识”

“本课要求学生掌握……”是当代教育中经常使用的表达教学目标的语言，也是教学评价时重点考核的内容，语文教学当然也不例外。包含着这些需要“掌握”的知识的文本就成了课堂上反复训练的材料，师生已经适应了这种“工具价值”、“双基中心”的教育模式和教学规范。因此，语文课程改革始终不能突破原来的窠臼。

从哲学角度看，“掌握知识”的观点具有实证哲学的特征。在这里“知识”只有被视为与人的意识、价值无关的实证理性世界，一种单纯的符号系统，才能被“执掌”和“控制”。而这种“知识”一旦被掌握，它就会反对科学对自己所经验的理性实在做出本源的解释，反对科学对自己的本性做出终极关怀。具体表现就是教师只以简单的是非对错来评判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而不允许学生对知识体系中的构件提出质疑。现在实行教育改革，提出探究性的学习方式等都是在鼓励学生敢于思考，大胆质疑；原有的评价制度也相应发生着变化，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被打破，对统一性和确定性加以思想解构，以突出差异性和不确定性。如果教师在设置教学目标时仍希望学生通过探究的方式达到“掌握”某种知识的目的显然是荒谬的。这种所谓的“探究式学习”也只能流于形式，因为语文知识中包括了许多非理性的、具有价值取向的“形而上”的文化，这些无形之物是无法被“掌握”的。由此，笔者认为在教学目标中应该以“理解知识”代替“掌握知识”来表述。

一般来说，“理解”的内容包含了两个维度：一个是以语言提供思维工具，通过判断、推理来说明的理性内容；另一个是以直觉或心灵感悟来把握外在事实或事物特质的非理性内容。可见，“理解”不但更全面准确地体现了语文人文性的学科特点，而且还给学习者留下了想象和创造的空间。当教师以“理解知识”的教育观指导教学的时候，就会自动消除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允许学生理解上差异的存在；另一方面，当学生在“理解知识”教育观的指导下学习的时候，就会自动解除头脑中的传统一元中心论思想，放弃能一劳永逸地与真理面对面的幻想，积极思考，不断创新，享受文学带来的欢欣。从“知识权威”到“合作伙伴”

20世纪60年代美国教育家施瓦布发表了《作为探究的科学教学》的报告之后，探究性教学方式受到世界各国教育界的广泛推崇。这种开放式的学习方式不仅解决问题的途径不是唯一的，连答案也是不确定的，所以传统教学中教师的权威性受到了挑战。教师中流传着一句俗语，所谓“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后来“一桶水”改成了“一条小溪”。可是不管是“一桶水”还是“一条小溪”，都是学生那“一杯水”的来源。这句话过分强调了教师知识储备的重要性，也过分强调了教师知识对学生学习的决定作用。在这样的传统思想影响下，学生也总是抱着这样一种幻想：自己最终能够一劳永逸地与客观真理面对面，所谓的客观真理就在教师那里，教师给出的结论是超验的，终极的。于是，以往课程教学的改革，主要是教师授课方式的变化，学生的学法被弱化，教师在专业课程上的权威地位始终没有动摇。

在探究性学习中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先知者，学生利用课外资源占有的知识优先于教师的现象屡见不鲜，教师的主导地位被解构，师生关系转为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所以，教师在新课程改革中的定位不是主导而是指导，指导的结果是提高探究学习的效率和质量，而不是引导学生走向既定的结论。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修养只是教师能力培养的一小部分内容，要想成为优秀的合作者，教师还应在教学方法论、学生管理、边缘学科拓展和教学经验积累上下工夫。在师生合作过程中，学生希望教师能在他们迷茫时创设情境，在他们手忙脚乱时帮他们协调分工，在他们处处碰壁时为他们提供精神动力，这些对教师提出了比传统教学更高的要求。教师权威地位的解构，师生地位的平等并不意味着教师减负，相反，教师要适应这一新角色，必须经常参加教育心理、课程理论和教学法的系统培训，提高对学生指导和评价的准确性。

从“走出教材”到“善待文本”

在语文教学中存在这样一个误区：教材中文本的解读已经接近完善，没有值得研究的问题了，探究性学习必须走出教材，越是生僻的作品越有研究的价值。

日内瓦学派意识批评的主将米勒提出了两种文学批评观：一是重稳定、延续、空间的传统批评观；一是重变化、断裂、时间的解构批评观。前者以科学的方法寻绎作者原意，以找出作品中的中心论点或终极意义，从不敢越雷池一步；后者却大胆想象，不受作品钳制，从而在作品中发掘出全新的意义来。可见观念不同，阅读的方法不同，得到的结论也不同。解构批评者之所以能在同一作品里发掘全新的意义，是因为他们认为语言不过是永无止境的游戏，文本的终极意义可望而不可及。文本的解析总是对未来敞开，在自身不断的否定中生成新的意义。当你阅读文本时不是一味地接受，而是怀着防御心理，那么阅读必然会产生出新意或歧义来。由此可见，文本意义的产生是读者参与的结果，教材里的文本仍然可以成为探究性学习的材料，关键在于教师如何引导学生创造性地品读。

解构主义不相信存在什么文学的“独创性”，它认为所有的文学都是互为文本的，也就是说一部特定的作品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它不断扩散到周围的作品中，产生多种不同的情境，随后消失。在探究性学习中，教师应立足教材，在课堂上引导学生研究文本的全部文化信息；学生利用课堂以外搜集到的相关书籍资料作为研读的佐证，畅谈自己对文本的理解。只有教师的提问和学生的回答都体现出创造性来，才能达到探究性学习的理想境界。

参考文献：

[1]包国庆.后现代思潮中的教育解构[J].高等教育研究，2004，（7）.

文学研究论文篇10

摘要：阐述了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的构成部分、内容要求及其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学位论文是学生获得不同等级学位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学位论文的撰写一定要通过开题报告这个关，如果开题报告不被通过，那么就不允许撰写学位论文，显然开题报告对于学位论文而言至关重要。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如何撰写？开题报告由哪几部分构成？各部分之间是什么关系？各部分的撰写有什么具体的要求？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撰写开题报告之前弄明白。

一、选题及目的

撰写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首先要有选题。选题就是学生学位论文的研究题目。选题有几种来源，要么来自于个人的生活经验或专业经验，要么来自文献阅读，要么来自于老师的建议。选题还会涉及选题的大小、选题的范围。它们都是相对而言的，这也视研究队伍的大小和研究能力强弱来确定。我们举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课堂教学有效性研究”可以缩小为“小学课堂教学有效性研究”，还可以缩小为“小学数学课堂教学有效性研究”，甚至再缩小为“小学数学几何课堂教学有效性研究”，由此可以看到选题由大到小的变化。选题意义可以理解为研究目的，选择了一项研究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是研究者首先需要明确的目标，通常选题意义或研究目的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是学术意义，第二是理论价值，第三是实践价值，第四是个体目的，第五是知识发展。任何一项选题都可能从以上几个方面来设定其意义，但并不是每一个选题都要达到这些目的，这要视选题大小、范围和类型而定。在选题意义上，作为一种科学研究，论文的意义在于填补知识的空白或探索新知识、找到一些现象的起因、描述一些现象、解决一个实际问题或验证一个假设。

二、概念和理论框架

从研究选题、研究问题、研究文献综述到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确定中可以明确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的主要内容，但一项研究是否具有独创性或原创性还取决于这项研究的理论框架或分析框架、研究视角或范式。所以在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中还须提出研究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将决定学位论文的逻辑结构。研究“概念框架和研究目的密切相连，而且研究目的与框架共同对研究问题的形成造成重要影响”[1]8。为什么研究需要概念或理论框架呢？这是因为一个概念框架、模型或理论可以帮助提出一个科研问题或对某个问题做出解答。科学研究实质上是为了发展或验证能解释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理论、假设、模型、猜想或概念框架。研究问题和理论之间的联系是直截了当的。一个研究问题可能需要多个理论，不同的理论可能对一个问题作出不同的解答，如“班级人数和学生成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样一个研究问题可以用多种理论来回答。另外，观察什么与如何观察是由该问题或选题的一个核心概念来驱动的。那么什么是概念？什么是概念框架？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框架？概念或理论论文格式从哪里来？如何在研究设计中构建概念或理论框架？如何在研究设计中应用概念或理论框架？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的理论框架其实还与研究的假设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每一个开题报告都会有研究的假设，或者说，做研究首先要有假设，然后去找证据证明这个假设是成立的。如一个研究生提出了一个假设，说一个人的数学成绩取决于他的语言能力，语言能力强则数学成绩就高，这就是一个假设的理论模型。

三、研究问题

一切研究都始于问题，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是研究的开题报告，因此也必须始于问题。年鉴学派大师费弗尔说得明确：“提出问题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2]同时，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可能只需要数学或实验技巧，而提出新问题、发现新可能性或以新视角看待旧问题，却需要具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这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3]52由此可见在研究中问题的重要地位。什么是“研究问题”？研究问题说明研究者想要知道什么，想要通过研究理解什么，因此研究问题一定是指向知识和理解。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是有区别的，研究假设是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的尝试性回答。1.问题的来源“多数人的写作或者缘于现实的思考，或者缘于阅读的兴趣。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阅读会促进对现实的思考，对现实的思考常常会求助于阅读。”[4]“通过专业或个人日常经验选择一个研究问题似乎比通过（老师）建议或文献的途径更加危险。但这种担心未必正确。以个人经验指导你的研究有可能会更具价值。”[1]13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阅读、专业活动、生活经验、老师建议都可能成为研究问题的来源。这里需要解释和说明的是，在中文中“问题”有多重意义，而英文中question、problem、issue各具有特定的意义所指。我们用三个动词就可以解释这三个词的意义了：“回答问题”、“解决问题”和“讨论问（议）题”。在学术研究中可能为了“解决问题”而要提出需要回答的研究问题，所有的“解决”“回答”的问题都可以成为讨论的问题。因此在研究中需要“回答问题”。通常我们会说，“伟大的科学研究工作常常出于解决某一急迫的实际问题。”[3]192.三个基本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如何?由于研究者的研究价值观不同，对研究问题的认识也不同。马克斯威尔把研究问题划分为三类，它们是一般化问题（genericquestions）和具体化问题（particularisticquestions）、工具主义者问题和实在论者问题、变量问题和过程问题[1]53。也有方法研究学者认为，“大量的教育研究问题可以归纳为相互关联的三类形式：描述性问题———正在发生什么？因果性问题———是否有系统性的作用？过程性或机制性问题———为什么会发生或怎么发生的？”[3]93我们把问题基本上分为三类，即本体论问题、价值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通俗地说，在研究中时刻要回答“是什么”、“为什么”和“如何、怎么办”的问题。3.问题的表述方式研究者应该以有助于实现实践目的的方式提出研究问题，而不应该把这些研究的目的隐藏在研究问题本身中。并且研究问题必须是通过研究能够得到解答的问题，研究必须是真正可以实施的。“如果提出一个没有哪个研究能够回答的问题是没有价值的，无论是因为无法获得回答问题的资料，还是得出的结论可能会有严重的效度威胁。”[1]51如果把研究问题划分为工具主义者问题和实在论者问题，那么通常会有如下说法：提出研究问题时，要以研究对象所说或所报告的方式，或者以直接观察到的方式，而不是以信念、行为或因果推论的方式提出。4.问题和选题的关系对什么问题的研究和回答才具有选题意义？研究问题应该通过研究者的研究可以回答的问题，而且可以直接询问研究如何实现实践的目的。在论文开题报告中，首先要表述的是“问题的提出”，也就是提出要解决的问题，提问的方式多种多样。德里达在谈到“本体论”问题时，认为本体论始于“这是什么”这种方式的提问，但他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方法，但反对的策略则是“回溯到源头去”，他主张的追溯就是“提问（questioning）”，“提问看上去只是疑问而无所肯定，其实，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在提问中，所要问的问题的方向就已经确定了。这其中就有着yes。”[5]因此在我们的论文开题报告中，提出问题本身就是一种肯定，提问者只是对它进行论证而已。要很好地设计研究问题，因为它们会影响到方法的可行性和研究的效度或结果。研究问题是研究设计的中心，它决定着其他各个部分。问题提出要有意义。“从偶然的想法到形成概念并具体确定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这一过程对科学研究是至关重要的。”[3]515.研究问题与概念或理论之间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因为研究问题的提出是基于研究的概念或理论基础上的。我们举个例子就可以明白，如“课堂教学的有效性研究”这个选题并没有能够反映出某一个重要概念或理论，虽然“课堂教学”、“有效性”都可以作为概念来看待，但不足以表明其学术性或理论性；如果我们把选题改为“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心理学研究”，“心理学”的学科性就成为这个选题研究的概念来源或理论来源。

四、研究方法

通过对研究内容的建构，确定了研究的对象和方向，但任何研究都需要利用一定的研究方法来完成。研究方法，即收集数据的方案和对数据的测量和分析，应根据研究问题来选用，并应该能直接回答该问题，将问题和方法直接相联系，可以在调查方法、数据、假设的互相作用基础上进行一系列逻辑推理，从而得出合理的结论。包括教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通常会有四种，如历史研究法、内容分析法、个案研究法、统计和调查研究法[6]。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有什么关系呢？从逻辑上说，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应该是一致的，“你运用的方法一定要能够回答你的研究问题”[1]8。研究方法是回答研究问题的手段，而不是研究问题的逻辑转换，研究方法的选择不仅依赖于研究问题，而且取决于真实的研究情境，还要考虑如何在这种情境中最有效地获得研究所需要的资料，也就是针对什么问题使用什么方法在逻辑上要求清楚地表达出来的，如对基本概念的界定和梳理，用文献法，但文献综述中可能会使用文献统计法。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应该是结合在一起的，它们不是一种逻辑结合，如果研究方法不能为回答研究问题提供所需要的资料，那么就需要改变研究问题，或者改变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必须适合研究问题，而且研究者必须有能力实施这个方法。”[3]59因此研究者应该指出某种研究方法为什么能有效地研究某个问题，对研究方法必须进行详细描述，包括测量的方法、数据收集的过程论文格式、对数据的分析等，必须能让其他人评论或重复验证这项研究。此外，研究还需要指出研究方法的局限性。研究问题与研究目的、概念和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的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各学科研究都有一套指导科学研究的根本性的原则，这些原则是：①提出有意义并能通过实证来研究的问题；②将研究与相关的理论相结合；③使用能对研究问题进行直接研究的方法；④进行有条理的、明确的逻辑推理；⑤实施重复验证和研究推广；⑥发表研究结果，鼓励专业人士的审查与评论[1]49。

五、研究文献综述

在确定了选题和确定了研究的问题之后，必须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研究工作是文献综述。文献综述虽然是一种研究方法，但它是一种最基础的研究方法，是任何研究都必须要使用的一种研究方法。问题是文献种类有哪些？通常我们可能需要的文献有教育学术专著、教育学术期刊论文、教育学术会议论文、教育政策文本、教育学术学位论文、教育学术研究手册、教育学术工具书（百科全书、辞典等），但要注意不包括教材。有学者指出，“针对某个问题所作的相关的文献综述可能会发现这个问题尚未被解答。当发现这个空白之后，文献综述通过分析该问题和相关假想是如何被讨论的，以及发现过去所用的抽样、选址和其他重要背景，可以帮助提出各种不同的答案及研究的设计和执行方案。”[3]52由此可见，在进行文献综述的时候必须以问题为中心，也就是要针对研究中所提出的问题进行综述，这样可以避免罗列文献的简单做法。为什么要做文献综述呢？它是学术研究的一项基本规范，当然文献综述更重要的是为了知识传承和知识创新。在做文献综述时我们最需要弄清楚的是知识谱系。借用福柯的“考古学”说法，文献综述可以理解为知识考古学，它就是对知识形成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这一过程不再被看成是确定无疑的，或是有明确的主体意义的规划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知识形成的过程被福柯处理为知识相互诠释的过程，一个（或一种）知识的形成总是“通过另一个既是次要的又是重要的、既是隐蔽的又是基本的意义的话语之明确意义重新”[7]当然就一项研究而言，文献综述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价值就是为本研究选题提供启示，也就是说，通过文献综述为本研究选题奠定了知识基础，从文献综述中找到了选题的重要依据，或许是新选题新研究，或许是旧选题新研究，或许是旧选题补充研究……总之只有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才可能知道你的选题在所属研究领域中的地位，这是研究创新和研究进步的根本标志所在。因此文献综述是进入到学术研究的第一道门槛，不做文献综述是无法进入到学术殿堂的。通过以上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需要有选题、问题、文献综述、内容、方法、理论框架等内容，而所有这些内容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选题要具有意义必须通过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来体现，而文献综述是围绕着提出的问题来展开的，研究的内容是根据文献综述和研究问题来确定的，研究方法一定是从属于研究的问题和研究内容的，而理论框架、分析视角是为了使方法使用的有效性得以展现。看来，研究问题与研究目的之间的关系应该清晰，应该利用有关研究对象的已有的知识以及相关的理论概念与研究模式来丰富研究问题，应该用理论与知识丰富研究目的，选择什么样的相关理论和知识又取决于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汤一介说：“照我的想法，‘哲学’应该是从思考某个（或几个）‘哲学问题’出发，而形成的一套概念体系，并据概念之间的联系而形成若干‘哲学命题’，并在方法上有着相当的自觉，进而进行理论上的分析与综合而形成的关于宇宙人生的哲学体系。”[8]哲学体系是这样形成的，包括教育在内的其他学科的理论体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形成的呢？开题报告或研究设计应是整个研究过程中不断进行的事情，而不仅仅是一开始的事情，因为随着研究过程进展，研究者会出现新的观念，找出新的材料，……它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因此适时、适宜地作出调整是很正常的事情。

参考文献

[1]马克斯威尔.质的研究设计：一种互动的取向[m].朱光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2]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译者的话12.

[3]沙沃森，汤.教育的科学研究[m].曹晓南,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4]周晓虹.《白领》、中产阶级与中国的误读[j].读书,2007(5):119.

[5]俞宣孟.解构与本体论：记德里达在上海社科院的讲演[j].世界哲学,2005(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