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体系论文十篇

社会保障体系论文篇1

一、当前和谐社会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目前，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集中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环境日益恶化。由于经济学中外部效应的作用，大量企业废水排入河流，造成河流污染严重；由于很多企业无节制的工业废气排放，导致大气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严重超标，这些已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身心健康。

（二）个人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当前贫富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一些高收入群体逃税、漏税行为十分普遍，而对低收入阶层又缺乏有效的保护，使工薪阶层成为个税的纳税主体。

（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不足。目前我国老龄化趋势明显加快，失业率比较高，再加上社保覆盖范围的逐步扩大，导致养老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等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迅速，社会保障面临收不抵支而可能难以为继的危险。而且社会保障筹资和管理中存在着“范围小、层次低、差异大、管理乱、收缴难”等问题。导致社会治安问题日益突出，势必影响社会的安定，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

（四）就业压力依然较大。中国的就业压力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劳动适龄人口居高不下；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三是由于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的相对减少；四是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下岗职工增加。如何增加就业岗位，降低失业率是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二、税收政策的取向

（一）环保性社会的税收政策取向

要建立蓝天碧水的环保性社会，可以考虑在“费改税”的前提下，开征生态税。同时对现有税种进行调整和完善，使起具备一定的生态环保功能，和开征的生态税一起形成一个绿色税制体系。

1、制定专门的生态税法。

生态税的设计可以从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计税依据、纳税环节以及税收减免等方面来考虑。生态税应本着“谁污染、谁纳税”的原则，凡在境内从事有污染或废弃物排放行为以及生产有污染产品的企业和个人，都是纳税义务人。其课税对象概括来说指一切与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有关的行为和产品，包括纳税人生产经营活动中所排放的各种污染物、废弃物以及有污染行为的商品。其税率的确定可根据产品附属污染物含量和浓度确定相应的差别定额税率或者超额累进税率。其计税依据可参照国际通行计税标准，按污染物排放的数量和浓度来确定。在税收减免方面，政府可对一些环保和节能的行为进行税收减免。这样通过对低能耗、无污染的生产和消费行为给予税收减免，可以倡导绿色经营和绿色消费的理念。

2、完善现行税法体系，建立中国特色绿色税制体系。

（1）增值税。可以考虑进一步加大对采用清洁生产工艺、清洁能源、综合回收利用废弃物进行生产的企业税收优惠力度；对在生产中严重损害环境的企业则加重课税；建议取消增值税有关农药、化肥低税率的优惠；对企业购置的用于消烟、除尘、污水处理等环保设备，应允许抵扣进项税额。

（2）所得税。鼓励企业进行清洁生产，对采用清洁生产工艺、清洁能源进行生产的企业；对利用“三废”加工，变废为宝的生产企业；对环保产品和技术的开发、转让的企业。应给予所得税上的税收优惠，包括采用减免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提高计税工资标准、投资抵扣所得税等一系列优惠。

（3）消费税。消费税的税目设置应考虑环境保护因素，将一些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商品纳入征税范围，并根据商品对环境影响程度不同实行差别税率。但现行消费税政策并没有充分考虑着一点，有很多对环境极易造成危害的商品并没有被列入消费税征税范围，比如电池、塑料包装袋、移动电话等。

（4）资源税。完善资源税，首先在税率方面，应根据资源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对环境的不同影响，实行差别税率；根据资源的稀缺性、人类的依存度、不可再生资源替代品开发的成本等因素，提高和调整资源税的税率。其次，为了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应扩大我国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应逐步把水、土地、森林、草原等重要的自然资源都纳入征收范围。

（二）公平型社会的税收政策取向

社会公平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公平即包括法人的公平，又包括自然人的公平。公平应该包括规则公平、分配公平、机会公平等基本内涵。在我国目前的税收政策上，虽然内外资所得税今年已经合并为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但仍存在着一些不公平的税收政策，需要改革和完善。

1、完善个人所得税，体现税负公平，缩小收入差距。

一是改革税制征收模式。个人所得税有三种税制模式，即分项课征制、混合课征制、综合课征制。目前，我国采用分项课征制，即把个人的收入分成11项，每一项分别规定扣除额和适用税率。假设收入额相同但收入来源不同，由于适用不同的项目，则税额就不同。而且由于分项后，每项收入适用了低税率，就会降低高收入纳税人的税负，这种情况也是不合理的。为解决这些问题，国外个人所得税多采用综合课征制，即针对个人的全部收入额征税，纳税人无法将税率高的一类收入转为税率低的另一类收入来进行避税。这样做将会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二是改革费用扣除制度，费用扣除应“指数化”。在确定扣除额时，应根据纳税人的家庭成员人数和子女教育费用的变化，并随着通货膨胀率和收入水平的变动对扣除标准进行相应调整，即实行“指数化”。这样做有利于降低低收入家庭的税收负担，缩减贫富差距。三是采用反列举法，逐步拓宽税基范围。当前我国个税采用正列举法，把个人的收入项目分成11项，而对未在税法中列举的所得项目无法征税，易产生税收漏洞。反列举法可使个人所得税有较为宽广的征税范围，从而避免对应税所得限制过死而导致税收漏洞过多，美国是采用这种方法最典型的国家。另外，在适当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对个人证券交易所得、资本利得等开征个人所得税。四是依法治税，加强征管。要尽快完善代扣代缴制度，建立个人和单位双向申报纳税制度及交叉稽查处罚制度。尽快落实个人财产、存款实名登记制度。

2、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物业税等税种，调节存量财产的公平。

首先，在遗产税设计方面，其起征点应当高一点，把一般中低收入者排除在外。在税率方面，宜采取超额累进税率，遗产越多，税负越重，但公益性捐赠可在税前扣除，以鼓励富人捐款。同时为了防止遗产税纳税人事先转移、分散财产，遗产税应与赠与税同时出台。其次，将房地产保有环节征收的税种合并为物业税，并同时设置起征点，实行超额累进税率，以照顾弱势群体的住房需求。通过对房产等物业征税，一方面可以有效的调节富人的财产和收入；另一方面随着政府物业税的增加，地方政府才有稳定的财源向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的廉价房屋。

3、完善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

一是扩大优惠政策的适用对象。凡从事创业的行为均给予免税或减税的税收优惠。提高个体工商户的月销售额（或营业额）的起征点，对起征点以下的可以免征增值税、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这有利于提高下岗失业人员自主创业的积极性。二是扩大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由新办企业扩大到所有吸纳下岗失业人员的企业。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非全日制、临时性、季节性、钟点工、弹性工作等各种就业形式迅速兴起，也成为扩大就业的重要渠道。因此，国家应不分企业经济类型、不分行政区域、不分产业类别（除国家限制发展的产业外），一律给予安置失业人员的企业以同等的税收优惠待遇。三是加大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为鼓励社会力量创办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国家可根据企业所容纳的职工人数与年销售收入的比例，或者工资成本与生产成本、销售收入的比例确定其是否为劳动密集型企业或劳动密集型项目，并根据该比例所反映的劳动密集程度确定税收优惠的程度。四是优先发展第三产业，增强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还比较低，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由于某些第三产业利润率还比较低，通过对第三产业实行差别税率等税收优惠，以扶持其发展。另外，对从事就业介绍、劳动者岗位能力培训的中介机构给予税收减免和政府资金支持，给予对外劳务输出的中介给予税收补贴，促进就业服务中介的发展。五是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形成新增就业能力。我国中小企业在解决社会就业、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建议应在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制的改革中，考虑在税率、起征点、减免税等方面给予优惠。

三、保障性社会的税收政策取向

社会保障税作为筹集社会保险基金的主要来源，是进一步完善、规范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开征社会保障税势在必行。开征社会保障税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

一是在纳税人方面。凡是我国公民和法人均为纳税人，具体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联营企业、合作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其他企业及职工；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军事单位、社会团体及职工；以及农民、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

社会保障体系论文篇2

关键词：大学生;社会保障;医疗;生活;就业

社会保障是一种悠久的社会福利制度，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在我国发展还相对较晚，发展尚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尚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大学生社会保障就是诸多问题中的一个尚未涉及的真空地带。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其生活、医疗及就业等方面的问题影响甚大，构建大学生社会保障体系以缓解上述问题，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究的问题。

一、大学生社会保障现状

(一)医疗保障现状

我国现有高校公费医疗制度从1953年开始实施，根据各地形势和学校具体情况，一般由政府承担80%，其余20%由学校和学生共同承担。随着大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及重大疾病的增加，公费医疗费用已不能满足大学生需要，几个大、重病学生就可能会花光一个年级甚至整个学校学生的医疗经费，高校公费医疗费用严重不足。曾有部分高校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力自办医院，然而，庞大的开支又带来了高校的财政压力。还有部分高校将学生公费医疗指标加上学校补贴的一部分钱，作为保费，进行商业投保，学生根据学校与保险公司双方协商好的规定享受医疗保险。但由于免赔额的限制，平常花费几元或几十元医治小病的费用无法报销，大、重病又无力保障，从而造成了小病费用累加成较高消费额却无法报销的现象，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医疗保障。

(二)基本生活保障现状

关于大学生能否领取失业保险金，理论界一直未有定论。目前有些省市，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可以领取一定数额的失业救济金，但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没有法律的规定。当前，在校大学生的生活保障，主要来源由家庭提供，同时也存在助学金、奖学金和银行的助学贷款等辅助方式，还有极少一部分受到社会上有经济实力的个人、企业单位、社会机构等的资助，但这部分力量非常的小，受到资助的大学生范围也非常狭小，部分特困生甚至要通过长期打工兼职来保证基本生活。同时，学校的助学经费有限，解决面窄，而银行助学贷款和社会助学捐款具有商业和慈善性质，存在较多的条件限制以及还款纠纷等经济利益问题，贫困大学生受惠面十分有限。

(三)就业保障现状

从1997年开始，我国实行大学生就业双向选择，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分配政策彻底废除，随之带来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而最近几年严峻的整体就业形势，使“天之骄子”也面临着失业的困境。针对这种情况，国家从1999年6月7日开始扩大公务员招收比例，这可以说是针对大学生就业保障的一项政策，但数量毕竟是有限的。面对日益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国家出台一些指导性意见，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工作，在税费等方面对大学生自主创业给予优惠，在公务员考试制度外设立了支持大学生自主创业的专项贷款，还提出了“特设岗位”这一就业政策，大学生可以通过考试争取到一些特别设置的岗位，参加就业，但这些政策都没有形成规范的法律法规，实施起来缺乏力度。

二、建立大学生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性

(一)缓解当前我国失业压力

当前我国整体就业形势比较严峻，主要原因是我国当前正处在体制转轨时期，以前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存在的隐性失业问题都暴露了出来，下岗职工、新增劳动力、农民工进城等造成我国每年的劳动供求缺口达到1500万左右，失业问题非常严重，再加上大学生的扩招，每年有400多万大学生进入社会，加剧了当前的就业形势，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失业问题。构建大学生社会保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我国失业的严峻形势，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全面小康社会的构建。

(二)减少人力资本的浪费

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人力资本投资是非常巨大的，据有关人士统计，一个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毕业，花费大约在22万左右，这部分投资不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家庭，都是一个不小的开支，大学生失业造成了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使人力资本投资失去应有的收益，给国家、个人和家庭带来很大的损失和不良的社会效果。如果长期下去，将降低人们对教育的良好心理预期和对教育事业的公信力，不利于国家教育事业的长效发展，不利于社会的长久稳定和各项事业的全面推进。

(三)完善大学生就业信息平台

失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只要市场经济继续发展存在，失业问题就不可避免，问题是出现了失业问题后，如何进行积极引导以降低失业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当前大学生失业，并不是意味着大学生已经供过于求，而主要原因是由于大学生就业信息平台的不完善和就业渠道的不畅造成的。构建大学生社会保障有利于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信息交流，疏通大学生就业的渠道，为大学生就业、尤其是到基层就业开辟新的信息平台，顺利实现大学生的尽快就业，为缓解大学生失业压力起到应有的作用。

三、关于构建大学生社会保障体系的设想

(一)关于医疗保障的构建

建立国家专项支持、商业保险和救助基金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大学生医疗保障制度——以国家专项支持为主、商业保险为辅、救助基金为补充的大学生医疗保障体系。第一，高校医院应该根据学生入学体检记录测算校内大学生健康水平，从大学生社会保障资金中划分专门的医疗保障基金，并积极向社区医院、医疗门诊转变，防止学校医疗资源的闲置。第二，建议或规定每个大学生至少购买一份商业保险，如意外伤害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等，费用主要由个人承担，防止因个别大、重病学生占用大部分学生的医疗资金。第三，要积极吸引社会力量的爱心捐助，对大、重疾病和意外伤亡等需要救助的大学生实施捐款帮助。第四，高校应根据自身条件，合理地参与银行的理财产品项目以保证医疗基金的保值增值，防止资金闲置。

(二)关于就业保障的构建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应建立就业信息交流平台和大学生资源库，实现就业信息和人才信息的共享。高校针对贫困大学生和有就业障碍的大学生设立专门服务窗口，提供免费的就业政策咨询、岗位信息提供、职业介绍和职业指导服务。社会保障机构对毕业后三个月仍无法就业的应届高校毕业生，为其办理失业登记，发放为期五个月的失业救助金并免费提供相应服务。街道办事处或市政企业向辖区内已进行失业登记的高校毕业生进行上门政策咨询服务，发放就业服务联系卡，建立定期联系和服务制度，积极帮助他们就业，并将家庭困难的毕业生纳入重点帮扶范围。国家还应继续支持大学生自主就业和创业，街道办事处对灵活就业或在非公有制单位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为其提供档籍托管、社会保险持续等方面的服务。

(三)关于基本生活保障的构建

一是各高校应该根据学校所在城市、地区的经济水平，测算出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制定相对统一的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把助学贷款制度作为解决高校贫困生基本生活保障的根本途径和主要方式，政府不仅要给予政策支持，还应调动银行的积极性和发挥监督工作的有效性。二是高校要积极引进企业单位，以委托培养的方式帮助它们培养人才，而企业则为需求对象提供生活保障。三是全社会广泛参与，共同解决高校贫困生问题，争取社会多方热情支持，动员社会团体或个人积极捐资助学来扩充保障基金。四是争取建立一种有偿服务机制，贫困大学生在校期间享受基本生活保障服务顺利完成学业，就业后再把资金返还到基金里面，保障基金的循环利用和滚动发展。

(四)关于多种筹资渠道的构建

要保证大学生社会保障体系稳健地为大学生服务，稳定的资金来源是前提。首先是国家财政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大学生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其次是通过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大学生是我国人力资源的主体，而各种企事业单位是占用大学生人力资源的主体，它们有责任为大学生社会保障工作提供一定的资助，如果仅把上市所得的5%用于社会保障，可筹集数量可观的资金。再次是从社会上筹集资金，可以通过增加发行、社会募捐等途径筹集一部分资金来用于大学生社会保障。最后是高校要合理调整支出结构，从每年预算中划出一部分作为大学生社会保障专项资金，并防止高校违规挪用国家拨付的大学生社会保障资金，等等。

参考文献：

[1]耿永志.如何应对“知识失业”的新挑战[J].经济导刊，2006(11).

[2]杨克瑞.建立大学生最低生活保障问题研究[J].北京教育：高教版，2006(10).

[3]林翰.刍议重构高校医疗保障体系[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6，(9)：82-83.

社会保障体系论文篇3

到目前为止，政府启动内需的政策是战术性的，没有包含战略性的调整和深层次改革。多数经济预测和研究，并没有认识，或不愿意承认中国进入了通货紧缩，理论界一些人甚至把深层次矛盾排除在经济学研究之外。1998年政府增发国债投入基础设施，国内工业稍有增长，即有不少“名家”出来宣布“中国经济增长到7。8%已经见底。1999年3月，中央货币当局负责人公开否认有“通货紧缩”的存在，说仅仅价格下降不证明有通货紧缩，必须同时出现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但统计数字马上就显示出：3月份储蓄超常增加，不仅说明消费难以启动，而且表明相当一部分个体户的经营资金退出了投资领域，政府投资没有能够有效地带动民间投资。

1988年夏天，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室，由我的博士导师光主持的宏观经济分析课题，指出中国经济进入“大调整”；二是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研究开发部主办的《每周述评》，宋国青，任若恩等人，提出中国经济进入了通货紧缩。胡鞍纲亦认为中国进入严重的通货紧缩。我认为，通货紧缩直接所指，就是价格水平的持续下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20年所积累的泡沫，远远没有挤干净，需要一个以通货紧缩或者危机的形式，降低价格，工资和成本，促使企业兼并的时期，通货紧缩不仅难以迅速摆脱，而且在向深层次发展。通货紧缩的第一个表现，是商品价格持续下降。我国消费物价指数1994年为最高点，同比增加21。7%1995年下降到14。8%，1998年竟然下降为负3%的水平。

1994年4月，通货紧缩没有任何缓解。零售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7%，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8%。1-----4月，零售价格指数共下降2%，折年率为6%，这是有记录以来4个月积累的空前跌幅。4个月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为9。1%，但是工业生产绝对水平低于1998年11月的水平。货币数量增长率正在下降，这是一个预示短期内紧缩持续或者加剧的信号。商品价格缩水的代表性事件，是长虹再次降价。1996年，长虹彩电降价30%，这次，长虹从降价50----1000元，降幅15%左右；康佳降价100-----1500元，降幅10%左右；创维降价18%。通货紧缩的第二个表现，是资产缩水。

1．股票市场持续下跌。

自1997年5月最高点以后，中国股票市场就一路下跌。四川长虹的股票价格，竟然从46元下跌到了12元。从1998年12月到1999年春节，讨论证券法，和连续不断的新股发行，都给股市雪上加霜，与直线飚升的美国股市，日趋恢复的香港股市，形成鲜明的对比。1999年5月17日，当两只新基金跌破发行价以后，政府出面托市，股市过度飚升，但上市公司却在下滑。

2．豪宅大幅度降价。

海南豪宅降价出售，是第二项资产缩水。全国积压的8000万平方米豪宅，已经数年，房地产公司的利益，和各项中间环节的费用，已经打入房产成本，豪宅积压，资金是压在银行，损失早晚由存款人或者纳税人承担。海南豪宅的成本至少每平方米数千元，此次降价出售，每平方米在1000元左右，降价幅度超过60%，简直是亏血本大甩卖，这难道不是一次严重的资产缩水吗？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彻底改造房地产供给体制，不清除中间环节的情况下，大量增加住宅建设投资，仍旧可能出现价格过高，居民难以承受的问题。到明年再出现积压，降价处理，资产缩水将更加严重。

3．正在缩水的另一项资产，是人民币自身。人民币对内价值是利率，已经连续降低，对外价值是汇率，在资本外流和未来国际收支的压力下，缩水亦在所难免。

即使按照广义的通货紧缩定义，将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考虑在内，未来数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亦在所难免。一个重要的信号是，1999年5月份，净出口将出现负数，国际贸易收支的逆差，进口的上升与国内经济增长并不同步，绝非好事。一是由于去年打击走私，将前几年已经存在的走私进口正式记入进口，扩大了贸易收支逆差，这正是一种缩水效应。二是国内启动内需所增加的收入，没有扩大内部需求，反而扩大了外部需求，如大量进口手机，经济学称为收入的“漏出效应”。4类国内需求，消费，投资均为疲软，净出口由正变为负，正是紧缩效应，只剩下一个政府开支。扩大国债发行的扩张效应被增加税收的收缩效应所抵消。资本外流使国家外汇储备不再增加，阻碍了中央银行基础货币发行渠道；另一条渠道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由于多年积累的不良贷款需要清理，自动产生贷款紧缩；最后一条渠道是财政赤字在银行透支，已经被法律明文禁止。

目前就宏观经济政策而言，余地不大。短期可以贬值人民币并强制结汇，同时促进基础货币发行。中期可采取结构调整政策，包括第一进入WTO，以未来国内市场换取目前外资的大量流入，以缓和国际收支的逆差趋势；第二，出售国有资产；第三，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工资。长期则必须进行根本性的体制改革和战略转换，我已经提出8条措施，主要包括：采取低成本的反腐败措施，坚决清除腐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建立信誉记录；以国债带动劳动积累，提高农民收入，进行国土整治和农村城市化；继续以开放促进改革，改变过分的纵向一体化，政府集中权力强化垄断的倾向，发展社会横向组织；将部分国有资产存量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进入股票市场；改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西方高消费的战略，发展独立的高科技和国防；采取有力措施降低教育，司法，管理和工程项目的成本，等等。

总之，我们必须从历史阶段的变迁，把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看成是战略转换的不可避免的“变盘时的滑坡”，抓紧时机解决中国改革的深层次矛盾，为未来中国数十年的经济持续稳定有效益增长，创造条件。

一．需求主体转换与利益结构调整

1999年6月份，通货紧缩已成事实，政府和学术界在认识上有重要的深化，就是各方面才逐步达成了共识，我国需求和供给结构都出现结构性断层，社会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越来越多的改革成本要居民承担，居民预期收入降低而支出增加，影响了消费和投资，不进行利益结构的调整，经济难以启动。目前的政策限于以政府财政力量承担改革成本，在增量上调整社会分配关系。扩大总需求，关键是调整需求结构，进行需求主体的转换。过去20年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是3部分人的需求：

第一，外国人的需求。这是中国的出口。

第二，国内单位购买力。

第三，暴富阶层的需求。后两部分包括相当比例的进口轿车和手机，这是对外国商品的需求；在国内是豪华别墅，高档消费品，贵族教育，高速公路，都是一些高成本，高附加价值，高价格的东西，这就决定了中国的供给结构，过度追求高利润，高资本技术密集，依靠进口原材料，高工资，低就业。这样的由少数单位和富人带动的需求结构，和为他们服务的供给结构不能带动大众消费，社会的需求和供给出现断层。当少数人的需求饱和以后，那些高成本豪华产品与大众无缘，相对生产过剩必然出现，而且靠经济总量的扩张，难以摆脱。所谓启动内需，就是要让另外3部分需求成为主体：

一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投资需求，即基础设施，环境保护，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国土整治，医疗卫生，国防公安，农村城市化等8个方面，应该由政府进行基本投资，提高民间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吸引民间投资进入。投资成功需要政府非常高的威信和组织动员能力，必须以低成本的反腐败措施，迅速有效地解决腐败和暴富阶层没有合法性的问题。

二是农民需求，主要是住宅，教育，农用汽车和家用电器。

三是城市居民需求，主要是轿车和住宅。但是城乡居民的需求似乎难以启动。大家奇怪，老百姓为什么有钱不愿意花？银行里不是有60000亿居民存款吗？中国经济的研究者们长期忽视和忌讳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有人根据公开的统计数字，说中国没有两极分化，他们没有计算隐蔽收入和灰色收入；有人因为缺乏数字就不去研究。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有少数人以非常不正当的手段实现了暴富，大多数居民手头仍旧比较紧张，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一直被忽视，或被掩盖，似乎谁去研究，就没有“实证性”，就有“否定改革开放”之嫌疑。

许多人估计，目前中国80%的银行存款，掌握在20％的人手里，其余80％的居民，只掌握大约20％的存款------这个“20：80”格局，是一个两极分化的格局，足以引起我们警惕。

治病，必须对症下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已经面临着“20：80”格局，暴富阶层的消费已经饱和，由于没有合法性又不愿在国内投资，出现大批资本外逃。

国家投资很难带动民间投资，少数人的需求又带不动社会总需求。居民的即期收入并不太高，预期收入更不乐观；由于改革方向的偏差，其收益越来越多地被少数人所占有，而成本越来越多地由大多数人承担，居民预期支出增加超过了预期收入的增加，有限的收入要准备买房，治病，为子女交学费，直接抑制了消费。靠启动股票市场，可以为国有企业筹资，但是对消费刺激不会太大：牛市时大家只要赚了钱，就要再买股票；熊市时股票被“套”，有谁会“割肉消费”？进一步启动内需的政策，带有一定的社会收入分配的性质但是限制在增量方面，进行小幅度调整，如提高工资和对低收入阶层的补贴；进一步扩大消费信贷，由政府财政承担下岗工人的社会保障等。但是如果只限于从增量调整，肯定会增加财政赤字，最后转化成通货膨胀，使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因此需要从存量上调整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解决历史遗留的老职工没有社会保障的问题。

二．以国有资产存量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

以部分国有资产直接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加入股票市场，是我5年以来多次提出的建议，至今没有被采纳。我的建议是：在我国企业改革中，我们必须对于受到损失的工人，给予适当的补偿。除去待业保险以外，最主要的是：要把过去计划经济下由国家财政集中起来的，国营企事业单位职工干部多年积累的退休金和医疗费，在建立社会医疗保险的过程中，一次性地予以承认和补偿。

按国际惯例，高工资里包括了医疗和住房部分，难怪美国和香港人要用一生积蓄的三分之一来买房子。退休金，是经国家立法，由政府，企业和个人按比例，每月存到保险公司的，一个人劳动40年，按复利计算，可以储蓄一大笔钱为养老之用。保险公司亦作为投资机构，使这些资金保值增殖，从投资利润中按月偿付养老金。在我国长期实行低工资，这部分钱也是有的，只不过没有给个人和保险公司，而是由国家财政统一集中投资，形成了现有的国营企业。因此，按每个职工干部的工龄，解决住房，实行工费医疗是应该的，改革住房和医疗制度，是把这部分基金发给个人，同时把以前存下的也应补给个人如果国家和单位不再负担职工的住房和医疗的话。对于退休金更应如此。按照工龄计算，一个30年工龄的职工或干部，如果被企业辞退或本人下海，应该按照工龄将以前存款补齐。在建立社会退休保险制度时，应该按照工龄，将全体职工的过去的养老金，由国家财政补齐。资金的筹集办法，一是拍卖一部分赢利的国营企业，二是发放一部分国营资产股票，三是发放一部分国库券因为养老金只有在退休以后才能按月领取，所以一次性补偿，并不是将这笔钱一次发给职工，而只是给每人在保险公司立一个帐户，将国家欠职工的暗帐变为明帐。无论工作调动还是被辞退，这个存折都应随着职工本人走。超级秘书网

社会保障体系论文篇4

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做好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作，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是指导我们进一步做好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的行动纲领。 一、切实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 长期以来，困扰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冗员过多。实行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条件，是实现国有企业3年改革和脱困目标的关键因素之一。 ——坚持减员增效的方针，做好下岗分流工作。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方针，规范职工下岗程序，认真办好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把符合条件的下岗职工都组织到中心来，保障其基本生活，并代缴各项社会保险费。鼓励有条件的国有企业实行主辅分离，转岗分流，安置企业富余人员，减轻社会的就业压力。对列入三年脱困目标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要加大下岗分流的力度，真正为企业脱困和改制创造条件。从总体上考虑，在前一阶段下岗分流基础上，力争在明年底以前基本解决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富余人员问题，达到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效益和效率的目的。 ——认真按照“三三制”原则落实资金。筹集资金是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关键环节。坚持实行企业、社会、财政各自负担的办法落实资金。一是落实企业自筹资金，凡有能力的企业，该出的钱一定要出。二是加大社会筹集资金的力度，下大力气做好失业保险费征缴工作，在保证支付失业保险金的同时，调剂更多的资金用于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三是按照中央的要求，各级财政都要加大调整支出结构的力度，做到优先、足额安排基本生活保障资金。对老工业基地、困难行业和困难企业，通过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支持确保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 ——搞好三条保障线的相互衔接。下岗职工在再就业服务中心期满仍未实现再就业的，按规定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符合条件的可到当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登记，享受失业保险待遇。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家庭经济困难的，可按规定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三条保障线相互衔接、相互补充，形成当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 二、积极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 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工作，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最重要的是帮助他们实现再就业。 ——广开就业门路，增加就业岗位。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突出，必须通过多种渠道开辟新的就业门路。一是保持国有经济的稳定增长。扩大就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经济，中央提出增加对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一个重要考虑就是解决就业问题。二是积极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中小企业。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中小企业是就业的主渠道。在新增就业中大约有80％来自中小企业，就业的潜力很大。三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社区服务业。四是提倡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如非全日制工、季节工、短期工、临时工、计时工等。五是落实再就业优惠政策，鼓励自谋职业。中央和各地都制定了一系列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优惠政策，对自谋职业的在工商登记、税收减免和资金信贷方面给予支持，要切实把这些优惠政策落实到下岗职工身上。 ——加强再就业培训，转变就业观念。有针对性地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就业培训，提高下岗职工再就业能力。从今年起，在城镇普遍实行劳动预备制度，在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同时，减缓就业压力。引导下岗职工彻底摆脱各种传统择业观念，树立面向市场自主择业、自强创业的观念。用人单位也要转变用人观念，社会各方面都要理解、尊重下岗职工。 ——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逐步建立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加快推进劳动力市场建设，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形成劳动力合理流动的市场就业机制。实现劳动力市场的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为下岗职工提供就业指导和信息服务。同时，整顿和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依法保护求职者的合法权益。在此基础上，因地因时引导和促进下岗职工进入市场，逐步形成企业富余人员直接通过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的新机制。 三、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加快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形成比较完善的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确保企

社会保障体系论文篇5

宋代社会保障综合研究

2005年，郭文佳于新华出版社出版了《宋代社会保障研究》，详细而全面地论述了宋代灾害及相关救助机构，宋代的仓储保障、贫民保障、官员保障、军人保障、医疗保障，以及宋代士大夫的灾荒救助理论与实践等内容。特别是对于官员保障和军人保障的研究，较前人有所发展，更加完善了社会保障的研究体系。

张文《季节性的济贫恤穷行政：宋朝社会救济的一般特征》（《中国史研究》2002年02期）则是从宋代社会救济的季节性特征入手，将宋代社会救济与现代社会救济加以联系比对，指出宋朝政府在春夏两季的医疗救济、冬季的饥寒救济和春季的匮乏救济虽然在救济属性上已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更加注重救济的实效性， 而非救济的象征性，但仍未脱离传统社会救济的统治者恩赐性质。王颜《论唐宋时期社会救助机制的变化及特点》主要从救助机构的制度化和救助经费来源的扩大化两个方面对唐宋时期社会救助机制的变化情况进行系统而详尽地论述，并指出这一时期社会救助对象与救助主体都不断扩大，社会救助基本结构随着各种政治变革、经济变革以及思想变革的变化而变化。陈钟琪《宋朝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比较研究》指出，对于城市，宋朝有着完备的赈灾救荒体系和福利设施；对于乡村，虽然各项机构也有设立，但是其数量和种类都远不及城市，在乡村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乡村社会的三层保障圈。张文的《论两宋社会保障体系的演变脉络》（《苏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02期）从两宋社会保障发展演变的角度，论述了北宋的救荒制度与济贫制度以及发展至南宋时社会保障体系的新特点，认为到了南宋以后，社会力量逐渐增强，不仅救荒越来越依赖于劝分，民间参与兴办的各种社会保障设施也大为增多。张文《宋朝社会保障的成就与历史地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综合论述了宋朝社会保障事业的成就。

宋代社会福利与救济研究

两宋时期，各项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制度得到长足发展，相关领域取得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就宋代社会福利事业的保障对象来看，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就宋代的社会福利事业的性质来讲，目前学界主要是分为官办与民办两条路线进行研究。

1.官办慈善事业

宋徽宗时代，蔡京当政期间，社会救济制度快速发展起来，且达到北宋以来的最高峰，发展了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福利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从中央至地方，从养生至助葬的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关研究的文论有魏尧排《蔡京对宋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及不足》（《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杨小敏《盛世情结与宋徽宗时代的社会救济》（《兰州学刊》2012年02期）、黄亚明《蔡京的福利事业》（《晚报文萃》2014年）。

张新宇《漏泽园砖铭所见北宋末年的居养院和安济坊》（《考古》2004年第4期）依据考古发现的有关资料得知， 安济坊病员和居养院居养人死后， 尸体被送往漏泽园葬埋，漏泽园墓葬砖铭中提供了不少有关居养院和安济坊的很有价值的信息。甄尽忠《论宋代安济坊的设置与管理》（《河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对宋代安济坊的设置、救助对象与内容、管理、作用和不足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

钱俊岭、张春生《简论宋代抚恤阵亡士卒的举措》（《保定学院学报》第5期）认为，宋代抚恤阵亡士卒的举措在制度建设方面有所突破，使其更加规范化、系统化，对古代军队抚恤制度的发展、完善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宋代的军队抚恤制度并未转化为战果，因在施行时纰漏百出，成了军官逃避问责、滋生腐败的温床。

2.民办慈善事业

两宋时期，由于政府性社会救济主要集中在城市而相对忽略乡村，民间慈善活动在两宋乡村社会中的作用更为突出。关于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著主要有张文于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宋朝民间慈善活动研究》，内容涉及宋朝民间慈善的基本形式、基本结构及其主体，总结了宋朝民间慈善的意义、特点、功能、动力，体系完备，内容翔实。张文的系列论文也论述了相关问题。

义庄是宋代以后各宗族为了保障族众的基本生活而设立的，属于家族内的慈善活动，在民间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王卫平《从普遍福利到周贫济困――范氏义庄社会保障功能的演变》（《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2 期）论述了宋代范氏义庄奉行普遍福利的原则，以及随着宗族成员的大量增加，义庄收入不敷支出，于是由一般生活救助扩大到资助教育和科举的保障功能的演变。陈璐、温磊《从两宋时期族田义庄看当今社会救济》（《科教文汇》2012年第8 期）分析了两宋宗族义庄的产生背景及面临的问题及对当代社会经济的启示。刘云《论宋代地权与宗族救济――以福建路宗族义庄义田为例》（《闽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论述了宋代宗族地权产生的背景，宋代义庄义田在民间慈善中的作用，并认为宋代福建路义庄义田的出现实际上反映了宋代地权制度的变迁，包括地权性质、地权结构、地权收益的分配以及地权管理制度。

社会保障体系论文篇6

>> 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考 论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互动 浅析社会保障与社会公平 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影响研究 城乡社会保障统筹发展势在必行 公民资格与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风险与防范研究 社会保障与消费风险 人力资本与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政策解析与宣传 广东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同步性分析 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 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关系的实证研究 试论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 简述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 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关系研究 社会保障视角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困境与出路 中国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分析 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适应性研究 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互动机制探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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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73.htm.

社会保障体系论文篇7

〔关键词〕保障性住房房；公共服务管理；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5-0091-03

随着保障房小区（或楼栋、单元）的陆续建成，各城镇已逐步容入了一定规模的保障群体。这部分群体成规模地聚居，在给本小区（楼栋、单元）、相关相邻社区及街道（甚至城市）等社会公共服务管理带来新的情势与压力的同时，也给我们既有的保障房后期管理目标选择、范围内容界定、制度（包括体制机制）设计、手段及方法运用等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要求。

与此同时，在现行住房保障政策安排下，各城镇汲取传统公房管理的经验教训，并结合既有的体制机制、经济财政等资源条件，针对保障房后期管理展开了新的探索，形成了众多模式及方法。其中，部分城镇亦正在将保障房后期管理纳入至全社会公共服务管理体系之内，实施综合性的管理，形成了独有的保障房后期公共服务管理模式及方法。然而，考虑到当前住房制度转型、体制转轨，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多种因素，无论探索、选择与推行哪种模式及方法，首先大有必要关注与理清相关的理论问题，以考量其是否与多大程度上符合“服务保障群众”、“降低管理成本”等管理价值标准。

一、基于“社会保障理论”上的考量

当前，理论和实务界已达成了共识：“一方面市场经济是高效率经济，利润最大化原则对经济发展（包括房地产产业及其市场）产生了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是高风险经济，风险造成的社会震荡又会成为经济发展（包括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解决）的强大阻力和干扰因素。”〔1〕故此，社会需要有一种稳定的机制来缓解、排除这种阻力和干扰，以保证社会和经济的正常运行。

住房保障直接目的在于解决低收入家庭的基本居住问题，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之一，亦是市场经济的一种稳定机制，明显具有社会“减震器”和“安全网”的作用。然而，从住房保障的实际情况看，在我们欣慰地看到各地已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的同时，还应清楚地认识到，保障房建设仅为保障（或者直接说为社会“减震器”和“安全网”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可能及条件，其关键还在于建立起完整的后续管理体系，并让这一体系成为一种稳定机制和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因此，我们不仅应当搞好保障房建设，更应当注重与做好其后期管理，才能真正确保保障对象获得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促进社会和经济的稳定发展。

进一步看，住房保障本属社会保障构成之一，理应与其他社会保障部分一样，受到相似相等的待遇，变权宜之计为常态化、长久化的制度管理。对此，大有必要着眼宏观与未来，视保障房后期管理不仅仅是“管房、管物业”，更是“管人、为人服务”的综合性社会服务管理。这就需要将住房保障尤其是保障房后期管理融入全社会的公共管理体系之内，努力在保障房后期管理的范围、内容、目标、制度、体制、机制、手段及方法等诸方面，作出相关的调整、改革与创新，使住房保障乃至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更趋完整完善。

二、基于“社会正义理论”上的考量

罗尔斯“社会正义”理论及原则，其第一层面是：最有效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结构必然是允许所有人享有和其他人同样的基本权利与自由的社会结构。这也是通常所谓的罗尔斯第一正义原则，即“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权利，拥有最广泛的、完整的、同等的基本自由体系，并且这一体系与所有人的类似自由体系是互相兼容的。”〔2〕其第二层面是：在第一层的基础之上，政府平衡“公平（即平等）――效率”关系的原则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必须符合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的最大利益”。这也就是所谓的罗尔斯第二正义原则，亦即“差别原则”或“最小受惠者”原则。该原则表明：“将社会及经济的不平等加以特别安排，以便使处于劣势者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并且使所有的人能获得平等的机会。”〔3〕

基于此等理论及其原则，相关专家学者提出了：第一，凡是与保障公民平等权利及其有关的公共政策――至少包括社会保障和社会援助政策，政府最好把其视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公共物品，在任何财政条件下都应当承诺无条件地予以提供并保障落实。这也就是说，包括住房保障（尤其含保障房入住使用）在内的公共服务项目，都应是政府的天职，必须处处时时落到实处，且应当首先照顾到社会最底层群体。第二，其他类型的公共政策供求平衡问题则可以通过公共过程并通过市场原则加以处理。这实际为政府履职（包括在具体住房保障管理模式及方法等方面）丰富了内涵和扩展了空间，也为包括保障群体在内的其他社会成员获得“基本权利”与享有“自由的社会结构”，提供了可能与实现。换言之，这也就是说，在保障房后期管理资源的配置上，有可能和必要通过公共过程和市场原则，结合运用“政府”和“市场”两种配置手段及方法，实现保障房后期公共服务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内容的丰富化。

三、基于“和谐社会理论”上的考量

“和谐社会理论”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现实成果。目前，尽管针对“和谐社会”有不同的解释和界定，但绝大多数基本认同：其蕴涵有“以人为本”以及人与自然（包括环境）、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等思想。中央高层领导曾多次提出，我们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因此，该理论实际所强调的是，在平常的现实生活中，亦或在各突发事件及危害来临之时，都应在理性的思考中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避免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减少或消弭各种灾害与危机。

无论从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结构看，保障房小区与其他居住小区、社区、街道乃至城市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并可能因此差异而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问题或冲突及对抗。因此“和谐社会理论”对于保障性住房小区的建设与发展，对于保障对象与自然（环境）、与其他社会群体或个体的和谐相处，共建共享文明小区、社区、街道乃至城市等密切相关，也理应成为保障性住房后期管理的价值取向和发展目标之一。

四、基于“系统管理理论”上的考量

住房保障是重要的民生工程，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这种系统工程既体现在运管主体的多元性和互补性方面，也体现在运管内容的丰富性和关联性，以及运管过程的连贯性和互动性等方方面面。因此，保障房后期管理实际亦是一个庞杂的系统管理体系，集中表现在：

第一，从专业系统管理的角度看，该系统明显具有时序和层级结构及其管理的特征，即该系统管理基本由早期的建设管理和后期的使用管理构成，并明显存在不同的时序管理特征。同时，保障房管理中通常所谓的“三分建、七分管”，这个“管”既包含对保障对象行为的规范、保障房的安全使用与监管，也包括对保障对象其他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而对保障对象基本生活需求的全方位保障才是重点和难点。

第二，从社会系统管理角度看，房管及住房保障机构的职责主要是“管房、管物业”，对于保障对象日常生活遇到的诸如“就业、教育、医疗、计生、保险等方面需求”，则有赖于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和社会群团组织依职权或功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大力开展综合性社会服务，而不应由房管部门“大包、小揽、全包揽”。否则就有“错位”和“越位”之嫌，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因此，住房保障不单是房产问题――即对“房”的管理问题，更是对“人”的服务管理问题，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的社会管理工程。对此，必须对保障性住房后期管理实施必要的专业性和社会性系统管理，对管理主体内容和过程等进行系统化的安排、掌控与规范。

五、基于“公共危机管理理论”上的考量

公共危机管理理论是突发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应急管理的理论基础之一，也是社会管理以及保障房管理可以依凭的理论与方法。该理论首先认为，所谓危机就是由意外事件引发的危险和紧急状态，其一般具有意外性、紧急性、危险性和破坏性。所谓公共危机指的实际就是“没有预料到的、且对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形成重大威胁的事件”〔1〕。因此，公共危机管理实际就是指必须对公共危机予以提早和全面干预，并实施处理、识别、隔离、决策等有效管理。

保障对象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众，其大量聚居原本即存在不少的社会安全问题及隐患，一旦遭遇重大突发事件，不仅自身单独难以抵御危机和灾难，甚至还会由其演生或派生出更多更大的危机或灾难。另外，从“维稳”的角度看，提早做好保障房小区的“维稳”工作，即可对全社会的“维稳”工作，产生出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在保障性住房小区更需提前做好各种预防及准备，增强危机管理（包括“维稳”）意识和基础，以确保一旦“危机”显现，则有必要的“一案三制”（即应急预案、应急体制、机制和法制）安排与应对。

六、基于“福利经济、需求层次理论”上的考量 福利经济学中的一大原理是，每个社会的目标都是追求其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相伴的另一大原理是，社会福利首先取决于所有社会成员的个人福利（或者个人效用）的大小。因之，在保障房建设和后期管理过程中，确保每位保障对象的个人福利――满足其合理诉求，对于社会福利的增长，以至实现社会发展目标，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所熟悉的福利经济学中最重要的福利标准之一――帕累托标准也告诉人们，“如果从一种社会状态到另一种社会状态的变化，使至少一个人的福利增加，而同时又没有使任何一个人的福利减少，那么，这种变化就是好的，可取的，人们所希望的。”〔4〕该类标准即已表明，保障对象住房福利的获得，是不可能或不愿意以减少乃至放弃其他福利为代价的。因此，对于保障对象的服务管理应当适度考虑其既得的社会福利不至明显减少，并应在此基础上，平衡好各种福利水平。

另外，需求层次理论也告诉人们，人在获得基本生活需求（即衣、食、住等）满足的基础上，将更可能追求其他需求得以满足，如归属、认同（群体或社会认同）等需求的满足。同样，保障对象在获得基本居住满足的同时，也必然要追求其他需求的满足，如更想在小区或社区等环境中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让自己住得更有尊严和幸福感。对此，社会和政府就应为其创造一定的条件，提供大量方便。

〔参考文献〕

〔1〕超孚.城镇住房保障模式研究〔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社会保障体系论文篇8

【论文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综述

随着现代化的逐步推进，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的深入，我国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口特征、家庭功能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效率优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价值观的导向之下，在经济取得飞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的社会建设严重滞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国民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整体落后的情况下，城乡之间又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农村社会保障不管是在覆盖范围还是在保障水平方面都与城市社会保障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不仅体现在政策实践之中，在社会保障理论研究上也表现突出。

笔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教育网)中国电子资源总库中，以“社会保障”为题名作检索词进行跨库检索，查出在1978-2009年之间总共有17713篇专门研究社会保障的文章；在此前提下，笔者又以“农村社会保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查出在1978-2009年之间总共有1670篇专门研究社会保障的文章，大约只占到社会保障研究文章的9．4％。这一数据说明与我国整个社会保障领域研究相比，目前有关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理论研究存在着严重的不足。根据进一步检索的数据，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理论量的研究真正取得突破性成果的在2004年，年数首次突破百篇，达到134篇。这一数据说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研究起步晚、规模小。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为了对之前有关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研究作一个总结，了解所取得的理论成果，笔者才下决心完成此篇关于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研究综述。

一、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现状

大多学者认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是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以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为主体的制度模式，政府在此承担着很有限的责任；保障模式以社会救助、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社会优抚、社会福利为主要内容。江瑞平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它在保障广大农民的基本生活，稳定农村并促进其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吴美满(2003)认为受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现阶段的社会保障基本模式是以农民家庭自筹保障为主、国家保障和集体保障为辅，首先把重点放在社会救助和福利服务的层面上，主要是救灾救济、养老保险和优抚安置、社会福利服务。刘振杰(2005)认为在城乡二元体制之下，农村通过土地改革和集体化，实行家庭与集体相结合并以家庭保障为主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体系。夏明会、宋光辉(2010)认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是在分类分层管理思想的指导下基于城乡二元结构来设计的。吴云勇、马会(2007)认为1978年以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主要是家庭保障和集体保障，1978年以后，集体保障丧失而蜕变为单一的家庭保障模式张术环(2009)认为自1953年以来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1953-1978年，建立起了“集体土地产权+集体”计划经济特征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1978年以后，建立起“集体所有权家庭承包权+家庭”准市场化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李斌宁(2009)认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现阶段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救助，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主的社会保险，社会优抚和社会福利。’

二、困境与弊端

随着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现存的农村社会保障已经不能适应农村社会的发展要求，其弊端凸显，且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困境。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出现的弊端和面临的困境。刘振杰(2005)认为传统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制面临着三大困境，即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农村社会集体保障功能迅速衰落、农民保障所依赖的土地的作用逐渐弱化和农村家庭保障因家庭规模、结构的变迁与人口流动的频繁而迅速弱化。韦雨欣(2007)在其硕士论文中阐述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五大问题：农村社会保障的范围窄、标准低、社会化程度弱、随意性大：农村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包括发展水平不平衡(东部发达农村地区社会保障水平较高，西部不发达农村地区社会保障水平低下)、农村地区各社会保障项目发展不平衡；农村社会保障资金不足；农村社会保障管理分散；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不健全。吴云勇、马会(2007)强调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确立使我国传统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受到挑战：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独生子女增多，家庭规模缩小，极大地弱化了家庭的保障功能，农村青壮年的非农化及价值观念等的变化又进一步恶化了家庭的保障功能；土地的保障功能不仅没有得到强化，反而不断弱化；现行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因多种原因无法起到真正的“保障”作用。夏明会、宋光辉(2010)认为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社会保障与城镇社会保障的割裂，二者不能有效对接；同时，使得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不足与缺失。

三、问题产生的原因

关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出现困境与弊端的原因，有的学者从制度本身功能作出了说明，有的着重强调政府责任的缺失，还有的从制度运行的外部环境进行了解释。刘振杰(2005)认为现有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出现参保率低、覆盖面窄和退保现象源于多种原因：农村养老保险达不到基本养老的目的；因缴费未能实现国家、集体与个人责任的合理分担致使农村保障制度缺乏互助互济功能；保富不保贫，人为地加大了贫富差距。韦雨欣(2007)从政府责任角度出发分析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成因，认为政府价值观念的偏差(“效率优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组织引导不到位、在组织与引导农村社会保障组织、社团建立责任上的缺失，政府政策制度上自上偏向(实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制度，政府财政供应不足)，政府管理监督不规范等是导致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模式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李斌宁(2009)认为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影响因素有一般因素和经济因素，一般因素包括政治因素、人口因素、地理因素、社会文化与心理因素和传统保障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运行状况、经济理论导向、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

四、社会保障模式的改革与发展

基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不能满足农民的社会保障需求一事实，社会保障研究者们积极主张改革与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设路径与建议，以期在未来建立与我国农村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模式。

以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为基础构建多元化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江瑞平认为建立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思路要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主要依据，建立多形式、多层次并存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多形式指除了通过土地经营权的合理流转建立社会保障外，还应大力发展以单纯缴费形式建立的社会保障；多层次指根据各地区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等不同情况进行选择)。他主张在客观把握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基础上，根据各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和各个地区供求关系的差异性推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吴美满(2003)认为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近期必须坚持农民家庭保障为主体，积极稳妥得推进从以家庭保障为主向以社会保障为主的转变。刘振杰(2005)认为我国应该建立以家庭保障为基础、以医疗保障为主体、以农村低保为底线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具体而言即以家庭保障为基础多途径地解决农民“老有所养”问题，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恢复和重建农村合作医疗上来，全面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认真解决失地农民问题。高新才、汪振江(2007)认为重建土地和家庭保障功能，建立新型的以土地和家庭保障为主的保障模式是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理性选择，结合各个民族地区的实际，构建和完善现阶段民族地区农牧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合作医疗保障制度、自然灾害社会救济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

根据农村实际情况，分类建设农村社会保障模式。李斌宁(2006)从农村社会保障模式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匹配关系出发，主张分类建设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即在贫困型农村建立以基本生活保障为内容的救济型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建立社会救济、加强社会扶贫、建立和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在温饱型农村建立基本生活需要型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建立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在富裕型农村建立保险型的社会保障体系，即以农村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为主体，建立较为规范，而且保障水平相对较高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且可以适当建立一些社会福利项目。张术环(2009)认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将迎来自助餐式的社会保障模式阶段，它以农民持有完整的土地使用权为前提，以财政投入保障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屏障，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依据;从农村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出发、依据不同类型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类设计和分类实施，在设计和实施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农村居民的分层，力求符合村情、民情。

其他研究。吴云勇、马会(2007)认为克服现有社会保障模式的唯一路径是构建城乡合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夏明会、宋光辉(2010)主张以公民身份和雇佣关系为基础构建农村社会保障模式，在以公民身份确定社会保障获得的前提下，以雇佣关系为路径确定社会保障水平的获得。

五、政府贵任与角色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残缺不全、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政府责任的缺失。在有关农村社会保障模式中政府责任与角色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认同，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中，政府应该承担主体责任与角色，包括加强立法，制度设计与实施，财政支持，监督管理等。罗玉尧(2004)在其硕士论文中指出，政府应该立足于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公平公正、有限承担和各级政府合理分担的原则，承担推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立法进程、确定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总体框架、组织引导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进程、提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所需的财政资金和监督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过程等责任。李迎生(2005)认为国内外经验教训表明，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充当着主导的角色，担负着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构建适宜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兑现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财政责任，确保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增殖，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监管机制，推动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建设，以及创造适宜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外部环境等重要职责。韦雨欣(2007)认为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过程中，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应当发挥主导作用;政府灵活应对农村社会保障时势变化的政策选择，根据国情选择适合本国的保障内容与模式，选择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并遵守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过程中坚持与社会经济同步发展的原则。王晓庆、黄大薪(2009)认为关于完善政府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中的职责中强调，要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各级政府公共服务的意识，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机构的工作效率;搭建信息平台，运用媒介力量进行农村社会保障教育，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信息服务网络。陈萌(2009)鉴于我国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越位与缺位偏差，认为应该填补政府“缺位”现象，建构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即完善立法，从法律上明确政府是农村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完善管理制度，加强监管力度，履行政府作为责任主体的义务;加大财政投入，树立政府是社会保障最后责任主。金雁(2010)以城乡统筹社会保障建设为视角，认为我国政府因重点负责三大责任:一是制度供给责任，依法建立和实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二是公共财政支撑责任，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中必须承担更多的资金供给责任，成为最主要的资金支撑力量;三是制度实施与监督管理责任，立足于城乡统筹的角度，深化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

六、研究评述

目前国内的许多学者对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现状、保障的不足之处、出现问题的原因、未来改革与发展思路与途径以及政府因该承担的责任等方面做了许多有成效的研究，有利于我们认清、理解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特征与面貌，但是同时也会存在着一些不足。

过多强调农村居民家庭保障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其实一直以来，家庭保障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中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设计与安排从未放弃过家庭责任。而在现阶段以及未来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发展中，一再强调家庭责任容易被认为是国家和社会推卸其应当承担的责任，从而不利于新型农村社会保障模式的建立，不利于农村社会保障的完善与发展。笔者认为，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中要更多地强调政府的职责。

重建土地保障功能的提法，也许与未来农村社会保障的供给与需求不相符。由于我国土地效益不高，加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村人口特征的变化，土地很难再起到保障的功能。我国数额巨大的农民工和新出生的农村人口，他们己经很少依赖土地，故土地保障功能这一提法也就值得商榷。转贴于

社会保障体系论文篇9

社会保障学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基础课程，但在以往的教学中一直存在重理论轻实践，教学内容严重落后于社保政策的发展，教师知识和信息更新过慢等问题。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效果，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力资源管理人才，社会保障学课程的改革需要从调整教学的目标和内容，关注学科热点，促进实践教学等方面入手。

［关键词］

社会保障学；实践教学改革；应用型人才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民生”问题逐渐成为我国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和“民生”问题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也随之突显出来。社会保障工作是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对于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生而言，必需掌握扎实的、与时俱进的社会保障知识。然而，在当前的社会保障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教学内容严重滞后于社保政策的变动、教师知识更新过慢、忽视实践教学及实践教学资源受限等问题。为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学的教学效果，本文从调整教学模式、关注学科热点、以“应用”为向导促进实践教学等方面入手进行社会保障学实践教学改革研究。

1社会保障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对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毕业生而言，今后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和社会保障相关的。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大都把社会保障学设置为专业基础课程，只有部分院校把社会保障学列入专业选修课程。社会保障学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政策性都极强的学科。第一，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各种规章制度十分复杂，世界各国，乃至中国的各个地市的具体规定都不同。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社会保障的各项事业迅速发展，相关的理念和制度也在不停地发生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教师自身并没有紧跟时代和政策的发展，及时吸收这些新信息、新知识，在教学过程中一味地照搬课本，造成课堂的教学内容严重滞后于时代的发展。第二，我国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实践教学很多时候停留在口号中，理论灌输仍是目前很多应用型院校课堂教学的主要模式。教师照本宣科讲解社会保障的理论和制度，很容易让学生觉得课程枯燥无味，使学生无法对社保政策产生兴趣和感性认识，教学效果不佳，从而造成毕业生在工作中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基于应用导向和能力培养的实践教学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对课程体系进行优化设计，合理安排课程内容，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实践教学增强学生对社保知识的感性认识，并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社会保障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加学生在就业市场的竞争能力。第三，目前高校普遍存在实践教学资源有限的问题。比如，学生很难有机会到社保经办机构去实地体验。除了设置有社会保障专业的院校以外，很少有学校为人力资源管理专业配备社会保障的仿真模拟软件。

2社会保障学实践教学改革目标的确立

第一，培养学生的“民生”意识。社会保障的实践教学不仅要让学生掌握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更应该培养学生的“民生”意识。笔者在社会保障课程教学过程中，感到目前很多学生缺乏学习兴趣的原因是没有“民生”意识。学生因受自身阅历的限制，认为社保和自己关系不大，不关心“民生”问题和社保热点，对课程内容自然缺乏兴趣。因此，实践改革的首要目标就是培养学生的“民生”意识，帮助学生树立为社会大众服务的意识及社会责任感。第二，要提高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基，民生之本，是一项综合事业。社会保障事业需要理论和实践能力同时具备的综合性人才。在培养学生“民生”意识的同时，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应用型本科培养的不是背诵理论制度的人，而是要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会实际操作的应用型人才。第三，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在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更新周期不断加快的当代社会，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取决于人才的质量。而人才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与人才创新能力紧密相关。因此，社会保障学的实践教学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通过实践教学，引导学生发现我国社会保障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激发学生的潜能和创新思维，使学生主动参与到现实社会保障问题的分析和处理过程中去，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3社会保障学教学改革实施过程

基于社会保障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及实践教学改革的目标，笔者在所在学校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教学的改革实践。

3.1课堂实践教学的实施

3.1.1社保新闻热点的解读社会保障的教材分为理论部分和实务部分。学期的第一周是教师理论讲解周。从第二周开始，根据课程内容，采取“以社会热点为中心，读新闻评新闻”的课程教学模式。在课程上，首先对学生分组，根据班级的具体情况，将56名学生分为8个小组。然后把老年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就业保障、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住房保障、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相关内容依次分配给各个小组。要求学生在课前对课本进行预习，并根据各自承担的专题内容分工收集相关社保新闻和热点问题。每堂课的第一项任务是各小组面向全体同学解读社保相关新闻。在解读社保新闻过程中，各组还需要联系教材相关内容制作PPT，并在课堂上进行简要讲解和案例分析。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只做启发性的指导。学生通过新闻的收集和解读、课程内容的讲解、回答教师和同学提问的环节，学会主动学习，增强基本理论的实际运用能力。通过社保新闻解读环节，促使学生主动去了解民生，关心民生，增强对社保的敏感性，培养学生对社会保障这门课的兴趣及社会责任感。此外，各小组对专题进行新闻收集和讨论的过程，也可以提高学生的信息收集和交流能力。

3.1.2课程论文的写作社会保障学是一门政策性和动态性并存的学科。近年来，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都在改革和发展中。我国的社保制度发展尤为迅速，过程中也存在各种各样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这些变革和问题在教材中是无法及时体现出来的，因为社保教材只能给学生呈现社会保障的整体框架。社会保障课程的实践教学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就需要引导学生独立思考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因此，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通过教师的指导，让各组学生独立完成社保相关专题的课程论文写作。前一阶段的课程讲解及新闻解读，为论文的材料准备奠定了基础，各小组的论文既是对课本的深刻认识，也是对社会现状的深入总结。在实践中，8个小组所研究的论文分别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服务体系研究——以马鞍山市为例》《企业职工对延迟退休的意愿研究——以马鞍山市某国有企业为例》《城镇单独家庭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马鞍山市的分析》《构建农村留守儿童福利体系的思考——以安徽省××村为例》《职业教育与“农二代”社会流动》《关于大学生失业保险制度的研究》《马鞍山市高校大学生医疗保险意识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人口老龄化及我国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研究》。这些课程论文包含了近年两会热点及社会所关注的主要“民生”问题，比如：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问题、延迟退休、农民工和大学生就业、留守儿童福利、医疗保险改革等。教学改革的意义是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分析社会现状的能力。课程论文是对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总结，通过论文的写作，学生在不断的认识和实践中提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真正成为教改最大的受益者。以第一组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服务体系研究》为例，学生将两会热点与马鞍山市的现状相结合，从马鞍山市社保局、民政局收集了大量的信息，深入浅出地分析了马鞍山目前养老产业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马鞍山市未来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解决方案。

3.2课外实践教学的实施除了课堂内的实践教学，教师还要积极将课程内容融入各种社会团体活动之中，鼓励和组织学生参加创新创业比赛、社会保障知识竞赛、社会保障技能竞赛、校园志愿公益活动，等等。例如，本校2010级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学生就以“养老服务产业—老年送餐”项目与“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项目参加“挑战杯”比赛，并取得良好的成绩。另外，在课程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教师要组织和指导学生进行实地调查、参观访问等，丰富和巩固学生的理论知识。例如，第五组的课题，学生为了完成课程论文，深入留守儿童学校和家庭，以调查访问和开座谈会的形式，收集了马鞍山留守儿童福利状况的第一手资料，形成了高质量的论文。另外，实践教学还可采用其他多种形式，比如请马鞍山社保局的相关工作的人员走进课堂，给学生们介绍最新的社保政策；联系相关社保机构，使学生有机会亲身参与到社保流程当中去，使学生接触到社保制度的实际运行过程，掌握最新的社保制度和技能，培养学生处理社保现实问题的能力，使他们成为创新型实践型的应用人才。

4结语

以培养学生应用型能力为主的实践教学模式，培养了学生的民生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通过课堂和社会实践的结合，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调查、文献检索的能力，使学生更好地掌握社会保障的基本理论和操作技能。在此过程中，教师要及时吸取新信息和新知识并结合自己的科研方向，引导学生去阅读、观察、讨论和思考，促进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解决社保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就业竞争力的进一步提高。

主要参考文献

社会保障体系论文篇10

从类型学的角度对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研究，可以上溯到威伦斯基和黎贝克将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划分为“残余模式”和“制度化模式”。在“残余模式”中，肯定市场的主导地位，否认政府的福利责任;而在“制度化模式”中，则主张人们的社会权利，强调政府对福利的主导［2］。而后，蒂特马斯又把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划分为三种模式:一是“剩余型模式”，即福利的需求主要通过个人来满足，当个人保障无效时，公共部门才介入;二是“工业绩效型”，即个人的福利保障决定于个人的工作表现，遵循的是一种市场竞争的理论;三是“制度化再分配型”，即政府主动、积极介入福利保障，确保全体国民共享福利保障［3］。早期这些对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类型划分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并且都是以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念来对社会保障制度模式进行划分，其类型划分的前提假设都是建立在“趋同论”的前提之上的。因此，其理论建构的色彩多于经验研究的色彩，对实际情况的解释力也较弱。这种情况在1990年艾斯平•安德森提出“福利资本主义三个世界”理论之后发生了转变。艾斯平•安德森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中，他以OECD的18个国家为研究对象，运用“去商品化程度”①“分层化和社会团结度”②国家对公民社会权利的保障程度③三个标准，把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划分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民主义这三种模式。

(一)自由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自由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某程度上还包括英国)这些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在这种社会保障制度的模式中，占支配地位的是社会救助，辅以少量的普救式转移支付和作用有限的社会保险计划。从社会的去商品化程度看，这些国家的收入再分配机制作用较小，更多贯彻的是市场交易的原则。比如说在美国，其主要的社会保障计划是公共医疗保险而不存在全民基本养老保险。在英国，反对国家福利的理念而主张福利私有化的呼声十分强烈。因此，处在自由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国家普遍缺乏高水平的社会保障给付，这使得大量的民众转而依靠商业保险来对风险进行保障。就社会分层和社会团结度而言，这些国家中，资本力量异常强大，工人组织的力量相对较弱，这就使得市场力量具有巨大影响力。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对于保障公民权为目的的普惠型保障就缺乏动力。在社会福利服务方面，在采用自由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国家中，威权主义和父权主义的背景十分淡薄，而社团主义的传统也很弱，这就使社区具有的对人们生活的干预和控制能力十分有限［4］。再加上个人自由的观念影响甚大，人们对于国家的干预普遍持抵触的情绪，从而使得个人志愿的慈善行为成为弥合社会保障市场化所导致的种种缺陷的有效手段。

(二)保守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保守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包括德国、法国、奥地利和意大利这些具有法团主义和国家主义传统的欧洲大陆国家。在这种社会保障制度的模式中，国家和政府对福利保障和福利供给发挥着主要作用，以劳动力市场的工作群体及其家人为保障对象的社会保险制度成为这一模式的支柱，而针对大众的普遍社会津贴计划却较为缺乏［5］。从社会的去商品化程度来看，这些国家都有较高的去商品化程度，社会保障权利是公民权利的一部分的观念被广泛接受，但传统的权威主义和合作主义对这种公民权也有很大的影响。而就社会分层和福利权利来看，保守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国家注重社会身份、等级和阶层区隔。比如德国，其以社会保险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保障制度就发源于中世纪的行会制度。因此，这一体系具有很强的职业地位和等级分化的特征。在这些国家中，普遍的个人津贴及市场化的商业保险发展十分有限。人们更强调的是法团主义的原则，强调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控制功能。在社会福利服务上面，欧陆的保守主义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强调家庭和社区的社会照顾责任。如对于老人的照顾责任方面，所遵循的是家庭———亲戚———地方政府，这样一个逻辑顺序。因此，社区和非正式的网络仍然在欧陆国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社民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社民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包括瑞典、挪威、丹麦、芬兰这四个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这种社保制度模式中，强调的是全民性社会保障分配与高水准的福利提供。即由国家提供给全民普适性的保障制度已经不再是某种辅制度，而是一种基本国策。该模式主张建立制度化的、以确保公民权利为目的的“国家福利”体系，来实现建立“公正社会”这一目标［6］。从社会的去商品化程度来看，该模式中所有国家都有最高非商品化的特征。采用这一模式的国家普遍发展了普世主义的以社会津贴为特征的社会保障体系。如在养老金方面，这些国家给所有的公民都发放由国家提供的“基本养老金”，无论其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就社会分层和福利权利来看，社民主义模式强调的是大众参与、法团主义以及劳方、资方和国家三者的合作与协调。公民权利是建立在对社会团结观念的确信之上的。在社会福利服务上，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广泛的公共服务领域为公民提供了各种福利服务，这些服务从儿童看护到老年人护理照顾，涉及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种福利保障项目。此外，该模式强调解除对市场与传统家庭的限制。即在提供个人福利支持方面，应该先发制人地将家庭成本社会化，而不是支持个人对家庭的依赖。艾斯平•安德森有关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之后，其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类型学的范式为许多学者所借鉴，并通过大量经验材料加以验证和扩展。特别是其类型划分中的分类标准，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福利文化观的色彩，这种观念也带来了以后类型学划分的意识形态论的持续。总之，福利资本主义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所流行的西方的自由主义社会保障制度模式趋同化的一种纠向。它不仅仅为社会政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范式和体系，而且成为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划分的新的“经典理论”［7］。

二、东亚儒家模式对“三个世界”的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来，艾斯平•安德森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为从事社会保障制度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范式。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有关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比较研究都集中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理论探讨和经验验证，而较少关注西方之外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其实，艾斯平•安德森的“三个世界”的理论提出，不仅扩展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比较研究维度，而且使得跨文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比较成为了可能。因此，最近这10多年，学者们开始逐渐关注这一理论分析工具或分析范式，在非西方社会尤其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基于这样的一种导向，一些社会保障学者对东亚儒家模式的可能性进行了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的结果，无疑对原有“西方中心论”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比较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也对艾斯平•安德森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形成了极大的挑战。实质上对于东亚儒家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罗斯和西芮•托瑞所著的《福利国家:东方和西方》一书，但真正把以中国的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社会保障制度模式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集群来研究是近十年的事情。Goodman和Peng在《东亚福利国家:四处游学、适应变化和国家建构》一书中较早地提出了“东亚福利体制模式”的概念，随后Huang在1997年的《超越欧洲福利体系:对于东亚福利体制模式的展望》一书中，也提出了“东亚福利范式类型”。这之后林卡以中国儒学文化为背景，将日本、中国内地、新加坡、中国香港作为统一的儒学文化群体来看待，提出了“儒家文化圈中的福利体制簇”，并指出家庭———家族的群体主义是东亚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规范基础。而福利权利的观念文化却难以在东亚福利模式中得到广泛的认同。其后，琼斯•芬勒也在《太平洋的挑战———儒家福利国家》一书中，提出了“儒学福利模式”这一范畴，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对于东亚儒家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研究。她认为，东亚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具有不同于西方欧美社会保障模式的特征，这些体系体现了带有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的法团主义，却不具有西方式劳动的平等政治参与;采用辅助主义原则，却没有基督教主义的宗教背景;没有导致社会平等的社会团结理念，但也不采用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模式;注重家庭———家族主义的中心地位，等等［8］。归纳中西方学者对东亚社会保障模式的研究，我们可将其模式特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家庭家族主义的制度模式特征:在东亚儒家社会保障制度模式中，家庭和家族在整个社会中居于中心的地位，这些组织不仅被视为是社会照顾的天然机构，而且他们还拥有神圣的道德地位。在东亚儒家型国家，当个人或家庭面临困难的时候，更多的是依靠家庭成员和亲族来渡过难关，而通过政府与国家的介入来解决的相对少一些。强调家庭主义和“孝道”的福利文化，使得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责任相对弱化，而强化了家庭的责任和义务。因而可以诱导人们减少对国家福利的期待，形成以家庭或宗族为中心的保障模式。

国家中心主义的制度模式特征:在当代东亚儒家社会保障制度模式中，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与变迁具有典型的国家中心主义的模式特征。政府强势、政府控制的政治经济模式、普遍脆弱的工会以及强调家庭价值和功能的社会结构与传统观念，使得社会运动和压力集团难以形成对政府决策的现实影响，而公众在社会与公共政策中的低参与度更进一步降低了公众需求意愿，导致政府在制定社会保障决策时较少受到外部压力而掌握强势的主动权［9］。其社会保障制度的出台与施行也遵循自上而下的道路来加以推行。经济优先发展的制度模式特征:在东亚儒家社会保障制度模式中，其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表现出与经济发展的某种分离性，即东亚儒家国家在“经济发展优先性”的政策指导之下，社会保障体制的发展更多的是服务于经济发展或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工具。从整体上看，这些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般比较低，接近于安德森的“自由主义”社会保障制度模式［10］。正如Tang指出的那样，缺乏广泛的社会保障计划是解释东亚儒家国家与OECD国家在社会开支上不同的主要指标［11］。东亚儒家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提出，使得人们研究的对象远远超越出安德森“三个世界”的模式范围。“三个世界”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面临着学者们所提出的东亚儒家社会保障制度模式，以及南欧社会保障制度模式、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挑战。这些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提出，无疑是对“三个世界”理论的进一步扩展。有一些人认为，包括东亚儒家模式在内的非西方文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所涵盖的体系间相互差异性比“三个世界”的理论所涉及的各模式要大得多，因而这些模式的确立存在着是否成立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东亚儒家模式等非西方文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提出，本身就代表着从福利文化的角度来比较和分析东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模式，以及对东亚儒家国家内部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一个跨文化比较的视角。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研究者针对东西方国家以及同一文化圈内的国家在文化传统与呈现要素等诸多方面的同质性与相似影响的研究和探讨。同时，由于对东亚儒家文化尤其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一些研究工作尚待开展:比如对东亚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哲学分析和诠释，探索东方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可能性问题;对东亚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历史的分析，研究影响东亚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历史文化因素，规范结构和性质;比较东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差异，并归纳这种差异的原因;如何以东亚儒家文化为依托，来明确国家、市场、家庭与个人四者之间的合作关系等等［12］。我们可以相信，随着东亚儒家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研究的深入，在不远的将来完全可以构筑起适应东方福利文化的具有自身本土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这种制度模式与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模式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且随着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以及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将来东西方社会之间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差异将呈逐步，以形成一种中西融合下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

三、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划分的新维度

中西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道路的差异性就在于中西各自不同的福利文化。正是由于中西不同的福利文化，形成了中西方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类型划分，其首要的问题是如何选择分类的依据，或者说选择什么样的角度进行分类，因为选择不同的分类标准和依据，就会做出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类型划分。通过对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划分的理论分析，以及对东亚儒家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分析，我们可看出国内外学者对于中西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划分的标准、维度的选择存在不完善的问题。因此，重新选择适当的分类标准和采用适宜的角度，对中西社会保障制度模式进行重新划分就显得非常必要。

(一)考察中西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新维度基于本文的研究主题和对制度模式的分析，我们可从福利文化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这两个层面提出考察中西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划分的新维度或者划分的新标准:1．维度之一:福利文化的意识形态观福利意识形态观一词最早出自克拉克、科赫瑞和斯马特所编著的《福利意识形态》一书中。英国学者汤姆•拜登认为，福利意识形态观是一种关于需要、福利、国家和政策之间关系的相对系统的理论，它把诸如需要、正义、平等和自由等福利概念的抽象分析与具体的福利改革的政治措施有机联系起来了［13］。就当前中西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模式而言，其所涉及的福利文化的意识形态观主要包括:(1)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观: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观强调市场的自由运行与国家的最小干预;崇尚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最小福利主义”原则成为了这些国家制定社会保障制度政策的主导思想，这一理念也无疑为国家福利的扩张设置了障碍;人们对于福利普遍接受的是一种工作福利的理念，并且要求国家强制人们投入劳动力市场，由此，形成了一种“工作伦理”的道德观念。(2)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观: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强调阶级协调、社会团结，倡导集体主义，主张法团主义，把社会保障的制定看作是阶级之间相互妥协的过程。由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观具有强烈的父权主义和等级制的文化传统，因此，其倡导男人为女人的保障提供社会保险计划的支持。此外，这种意识形态观，也鼓励形成强有力的市民社会，而国家福利的发展受到各类社团机构的限制和抵抗。(3)社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观:社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包含平等、关心和合作的观念意识，强调公民权利观念和福利权利观念，主张一种“普遍主义”的社会价值观念;在肯定市场作用的基础上，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提倡混合多元的社民主义;在对待社会福利方面，社民主义强调平等与民主化，认为福利国家的发展是工业文明和政治民主发展的必然结果。社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观的核心观念可概括为“合作、协调、团结、公正”。(4)天主教意识形态观:天主教的意识形态观具有强调社会网络、社会互动和社区联系的意义;强调家庭伦理的作用，并主张家庭福利和利用社会资本;坚持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因而妇女应该维护家庭;在国家干预社会保障方面，天主教反对国家干预，倡导一种国家“辅原则”的意识形态观。综合这些特点，可以将天主教意识形态观概括为强调家庭伦理观念的家庭福利主义，教会与王权对立下的国家的“辅”的福利责任观。(5)儒家的意识形态观:儒家的意识形态观具有尊敬老人、孝敬父母、崇尚权威、讲求和谐等诸多特点。同时也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家长的权威、家庭伦理道德观念的延续和继承。综合这些特点，可以将儒家福利文化的意识形态观概括为以家庭纽带和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家庭中心主义，关爱父母、尊敬老人的“孝道”文化，以及强调人际关系和谐的集体主义意识。(6)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观: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具有三个方面特征:一是国家主义，即国家作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代表，对人们的福利需求作出“总体性”的制度安排;二是集体主义，即在这一意识形态观念中，集体是人们福利的基本来源，人们只有投入到各种集体之中，才可能由相应的集体给予其福利的保障;三是生产主义，即强调经济政策与社会保障政策的密切关系，强调劳动至上，不劳动不得食的生产主义;四是共同富裕的价值观。2．维度之二:福利制度供给面社会保障制度供给是社会保障制度运行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各个福利保障提供者开发和利用资源去满足福利对象的过程。家庭、市场、市民社会、国家构成了福利供给的资源网络。在这个过程中，家庭是原初的福利提供者，其所提供的福利保障包括赡养老人、抚育子女、情感慰藉等方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家庭是福利保障资源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来源。市场和市民社会是社会力量的福利提供者，其所提供的福利保障包括社区服务、医疗卫生、慈善救助等方面。因此，市场、市民社会是政府和民众间的中介，是福利资源的重要来源。国家、政府是主导型的福利提供者，其所提供的福利保障包括制度、政策设计、财政资助、监督立法等方面。可以说，国家、政府是当代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中最重要的主体。在不同国家的社会福利供给过程中，家庭、市场、市民社会和国家政府等所处的地位、扮演的角色及其作用，实际上是不相同的。因此，从福利制度供给面来看，当今中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模式可划分为以下六种类型。(1)市场主供型:市场主供型国家主要是一些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的国家。由于其社会主导的价值观念是自由主义，因此其坚持的是“市场是最好的分配机制”这一理念。由此，形成了市场在福利资源的供给层面占据主导地位的市场主供型的模式。即福利资源分配的主要机制依赖于市场，国家通过转移支付实现福利资源再分配的功能比较弱，对国民的保障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福利需求也通过市场交易来满足。(2)国家———家庭———市民社会主供型:国家———家庭———市民社会主供型主要是带有法团主义和国家主义传统的保守主义欧陆国家。由于其倡导集体主义，主张法团主义，崇尚社会的团结。因此，形成了国家、家庭、市民社会三者共同构成福利资源供给的基本层面。即福利资源分配的机制在于国家———家庭———市民社会这三者之间的协调。依循家庭———社会———政府的路径对国民加以保障。(3)国家———市民社会主供型:国家———市民社会主供型主要是具有“合作、协调、团结、公正”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其强调的是全民性社会福利分配与高水准的福利提供。国家在整个福利资源供给层面占主导地位，国民主要福利需求的满足也来自于国家的转移支付。另外，其市民社会比较发达，各种非政府组织和教会也为国民提供补充性的福利资源。(4)家庭———市民社会主供型:家庭———市民社会主供型主要存在于由天主教占据统治地位的南欧国家。在这些国家中，福利资源的提供主要不是来自于国家的保障，而是来自于家庭和市民社会(非政府的组织，如教会)。在这一形式之中，家庭是国民福利保障的首要供给渠道，当家庭不能满足其个人需求的时候，由市民社会承担弱势群体的福利责任。当上述两个渠道都不能满足个人的福利需求时，才由国家出面对其提供福利的保障需求。(5)家庭主供型:家庭主供型主要存在于以儒家文化为其福利文化内核的东亚儒家型国家之中，其范围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儒家文化倡导的是一种家庭本位的观念或家族本位的观念，强调家庭伦理的福利文化责任观念。因此，这些国家国民的福利保障是通过家庭这种非正式的组织来加以提供的。虽然从经济支持方面来看，家庭供给的经济福利资源在减弱，但其所提供的精神福利资源却丝毫没有减弱，甚至有加强的趋势。(6)国家主供型:国家主供型主要存在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倡导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形成了这种国家主供福利资源的模式。即国家在福利资源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具有强大的转移支付功能，福利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主要是依靠这种分配机制得以实现。国民的福利保障主要是通过国家的转移支付方式得以实现，同时他们的福利需要也是通过这种转移支付方式得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