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十篇

政治经济学篇1

今天的经济学家拥有比前辈们更为广阔的舞

台。他们不仅利用著书立说、教书育人等传统传播学说的途径，并且更多的人走上了政治家们为他们提供的讲坛。议会、政府机构、咨询公司都看到经济学家活跃的身影。

早在五、六十年前，英国人凯恩斯在其学术思想被世人逐步接受时就开始积极参与政治。作为英国的代表，他参与了战后多次重要的国际经济会议。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他构建了延存至今的国际经济组织及体系。尽管凯恩斯早已作古，他的学术思想也被后人批得体无完肤，但体现他学术思想的国际经济组织及体系依然在运作。他的后来人越来越积极地参与政治。在此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一些国际金融界的风云人物或多或少均有过参政经历。克鲁格曼30岁就成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萨克斯担任了许多国家政府的经济顾问；斯蒂格里茨刚卸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又接过了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重任；费舍尔如今坐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二把交椅——IMF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格林斯潘掌握着美国经济的命脉；索罗斯虽然称不上是完全意义的经济学家，但他以教育家的身份在东欧开办的经济学府正发挥着商人不能发挥的作用。

经济学家在政治上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不仅是经济学家逐渐产生的政治取向意识，更重要的原因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政治家对经济学家的热情邀请。

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决定着政治家们的命运，而对经济问题的把握，经济学家肯定优于政治家，于是政治家们就乐于让出一些权力，让出一些位置给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家来说，或许权力对他们并无太大的诱惑力，真正吸引他们的是获得政治家的认同，及提供给他们实践其经济理论的一次最佳机会。尤其是执政政治家的邀请代表着经济学家的理论被扶为正统。政治家对经济的重视，对经济学家的依赖从政府机构设置的变化趋势也能清晰地看出。以美国为例，1946年成立了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直接隶属于总统，由总统任命，直接受总统领导。其主要职责是：评估、检查和鉴定政府的经济计划的政策，预测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向总统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起草总统向国会提交的年度经济报告。克林顿1993年当选美国总统后为振兴美国经济又新设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会成员都是资深的经济事务专家或学者。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相比，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地位更高，是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平行的机构。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克林顿对经济的重视也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在世界经济中一支独秀的主要原因。这也帮助克林顿维持了相对较高的民意支持率并渡过重重难关。

政治家力邀经济学家加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与政治家相比，经济学家能够具备良好的声誉。作个简单的测试，如果一届政府都由经济学家组成，肯定能获得更高的支持率，而且会赢得“清白”的好名声。政治家们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每每在一届政府中一两个不重要职位上安插一两位经济学家背景的专业人士，以起到“净化”政府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学家的频频入阁，并没有改变以往令选民厌倦的政治氛围，反而引发了人们的怀疑：经济学家参与政治会不会依附于某些权贵而失其客观的本性？这种担心是很必要的。经济学家为某些政治势力和经济利益集团出乎寻常的摇旗呐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当经济学家一被“政治化”后，那么他就不应被当作经济学家来看待了。现任美国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在1993年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曾多次强调，在解除金融管制方面必须谨慎从事。但当其成为鲁宾的副手时则成为主张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坚定捍卫者。在两者的默契合作下，美国把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张完全贯彻到其外交政策中去，打开了一个个国家的金融服务市场。在鲁宾辞职后，萨默斯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新一任财政部长。

应该承认，经济学家随角色的转变而转变观点有时是不得已的，履任前雄心勃勃的计划一旦身处困难成堆的现场不得不作改变。有些改变对经济学家来说是收获，因为在经济理论的圈子里，经济学家们往往容易想当然。斯坦曾用一句十分精确的话来概括里根政府在野与执政时经济政策主张的巨大反差：“激进的保守主义革命是非执政的保守主义者的梦想，而不是执政的保守主义者的实践。”事实上，的确有一些主张新古典的经济学者满怀信心地到政府就职，最初放松管制的计划末了不仅未实现反而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管制。相比之下，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掌门人理性预期学说的创立者卢卡斯极为聪明，当记者问如果他被邀请担任政府经济顾问，他会怎么办？卢卡斯简单地回答：“我会辞职”。卢卡斯用自己的言行捍卫着他的学说，也省去了自相矛盾的麻烦。

政治与经济的结合，政治家与经济学家的结合，除了赋予经济学家参与政治的更曲折更丰富的生活外，还产生了贴有政治家标签的经济学。大危机后罗斯福实施的新政产生了罗斯福主义，之后几乎每个美国总统都拥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经济学。这代表了他们主政时主要经济观点及实施的经济政策。无论成功或失败，其都是一种经济学理论的实验。有趣的是，政治强人常能拥有令人难以忘怀的经济学。例如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里根主义与撒切尔主义。布什主义的内容现在留在人们脑海中的已廖廖无几了。还有一年多就要离职的克林顿虽然谈不上是政治强人，但在他执政时美国经济所取得的非凡成就，足以让克林顿主义占有一席之地。克林顿主义已经初具雏形，这就是人们热衷谈论的新经济。

经济与政治日益紧密地结合，会给经济学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有许多人发觉今天的经济变得越来越浮澡，越来越热衷于描述肤浅的表象而不是去探索问题的本质。尽管与凯恩斯时代相比，经济学论文中包涵有更多严谨的数理证明，但论证的对象却越来越偏离通货膨胀与失业这两大西方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问题。为数可观的论文把研究的重点投向了金融领域，而其中的相当比例又都在关注股市。飞涨的股市营造出形形关于繁荣经济的文章，而这些文章又帮助加热经济。反之，股价下跌，又涌现出加速股市崩溃的文章。这样的经济学不得不令人失望：他们是在寻找经济规律，还是无知地在干扰市场的信号。

经济学的另一发展趋势是其越来越追求的时尚性。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变化作出迅速的反应本无可厚非。但由于经济问题的多变及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天生存在的时滞，使得急于求成式的经济评论往往显得幼稚。因为，时尚是经常变换的，对时尚的过分追逐结果往往是被时尚所愚弄。时尚之间的转变不会给经济学研究留有足够空余的时间。想对经济时尚现象有深入的发掘，必须要能忍耐被时尚抛弃的痛苦。有些经济学者凭借他们对经济学的特殊感悟，经常对经济问题作出预测，这也是一种时尚。尽管经常能遇见经济家们的精确预测，但这些精确的预测背后是千百位经济学人所作的千万次预测。难怪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拿经济学家作的预测开玩笑。因此，大多数的预测经济家在打赌，而不是在预测。输了可责怪某一经济因素的多变，赢了就确定了自己的权威地位。

二、不同视角下的当代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

两年前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不仅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是个转折点，对当代经济学家来说亦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正如30年代危机造就了凯恩斯这位创经济学崭新思潮的一代宗师一样，当代经济学家的观点也将接受时间的考验。

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联储及游资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起的有争议的作用，作为其代言人的费舍尔、格林斯潘和索罗斯的观点往往易被人怀疑有某种利益支撑，故不易作出客观评论。本文仅对曾被认为当代凯恩斯的候选人中的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三位知名学者观察当今世界经济与世界金融的独特视角作一比较。（注：台湾《工商时报》1998年9月29日文“金融乱世，谁是当代凯恩斯”。）

当今西方宏观经济学界存在两大阵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与新凯恩斯主义学派。除斯蒂格里茨年青时就成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外，克鲁格曼和萨克斯没有轻易地选择他们在经济学领域的流派。但就他们的学术思想来看，克鲁格曼与萨克斯的观点明显是倾向新古典主义的。基本学术思想的定位不仅决定了他们的学术研究方向，甚至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处世哲学。

如果没有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相信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不会走到一起，也就不会产生有关国际金融方面的争论与分歧。众所周知，克鲁格曼与萨克斯是潜心研究国际贸易的著名学者，而斯蒂格里茨则在公共经济学领域独辟一径自立门户。他们在各自研究的领域中都涉及金融，克鲁格曼与萨克斯在汇率机制方面颇有建树，而斯蒂格里茨提出的信贷配给论旗帜鲜明地反对高利率的政策。但是，他们都没有完整地审视国际金融体制，全面考察国际金融问题的经历。新兴市场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无疑赋予他们一次天赐良机。在他们的研究领域中，国际金融开始占据一席之地。然而，当仔细品味他们关于国际金融方面的论点时，我们能轻易地发现他们的论点暗含着原有学术研究的烙印。

在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迥异的研究视角之中存在强烈的地域性特点。克鲁格曼关心的是与美国贸易存在巨额顺差的亚洲国家，主要是东南亚与日本。萨克斯把他经济思想的实验基地放在了转型国家中。而斯蒂格里茨则有所不同，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之前，斯蒂格里茨关心的是美国的经济问题，一度还是克林顿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在走出白宫跨入世行大门后，斯蒂格里茨的目光自然也从美国本土放远到整个世界。世界银行主要是与发展中国家打交道，所以斯蒂格里茨开始把研究重心向工作重心靠拢。不同的视角，使三位经济学家作出的经济对策有所不同。克鲁格曼凭借他对亚洲经济的了解作出了亚洲宏观基础产生病变的论断；萨克斯依其在休克疗法中市场频频出现的令人始料不及的冲突作出金融恐慌的判断；斯蒂格里茨则依据他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了解，告戒新兴市场国家：你们开放的步子迈得太大了，超前了。

由于他们对金融危机成因上的观点不同，人们当然不能奢求他们在金融危机对策上殊途同归。相比之下，斯蒂格里茨开的药方最可能被采用。这并不是因为斯蒂格里茨的药方怎么有效、怎么具体。恰恰相反，斯蒂格里茨的对策是很笼统的，着重在于让新兴市场国家领会其精神——改善政府对经济管理，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什么是有所为？哪些是有所不为？斯蒂格里茨并没有清楚地说明。但药方中体现的重视政府在经济中地位的思想容易被那些政府威信在金融危机中遭受打击的新兴市场国家所接受。萨克斯开的又是一剂猛药。以放任货币贬值为核心的主治药散发出的是人们熟悉的“药香”。萨克斯全然不顾患者的虚弱体质及水平，指望一幅药下去，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又能箭步如飞。尽管立刻实施的可能性较小，但萨克斯的药方还是能赢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的肯定。汇率的浮动就目前看来仍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只不过新兴市场国家在接到药方后会自作主张地在药方上任意添加和删减。在三位医生开具的药方中最被冷落的就要数克鲁格曼了。药方正如它的主人一样两面不讨好。克鲁格曼在药方开头的病因猛批了病人“生活不检点”，自然引来众多病人群起而攻之。末了开具的“保守疗法”实施外汇管制——尽管能赢得病人的一丝好感，却会引来制药商——发达国家的反对。显然，实施外汇管制与发达国家一直以来主张的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初衷背道而驰。克鲁格曼是勇敢的，由于他不惧压力坚持不懈地对居于正统的经济理论提出强有力的挑战，引来人们对问题的更广泛更深入的反思。

克鲁格曼、萨克斯、斯蒂格里茨三人具有代表性的危机观点也许都是对的，因为他们从各自的视角对危机的表象作了真实而形象的描述；也许这些观点是错的，因为他们的分歧告诉我们谁也没有深入对危机的本质做出分析。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我们也不必急于做出判断，作出选择，正如《时代》周刊引用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一句话：“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注：TimesWeekly,December31,1965.）而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特·斯坦对此话作了精确解释：“当人人都从凯恩斯的说教中汲取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时，就无人再相信它了。”因此，我们不必问自己：“我该相信谁呢？”

三、在政治中游离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为了其经济理论的实践而走近政治，但无论如何努力，经济学家也不会走进政治权力的核心。经济学家对其经济理论虽然有迫切付诸实践的愿望，然而他们是处于被挑选的地位。选择权掌握在政治家手中。既便经济学家“有幸”入阁，发挥的多是顾问的作用；而在政策实施中，经济学家带来的经济理论往往也会因政治家出于某种利益考虑而被改得面目全非。用“游离”来形容经济学家与政治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并不是很精确的。因为囿身于政治的经济学家并没有游离的那份自由。

著名经济学家中克鲁格曼是唯一一位没在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中谋得高位的人。他仅在30岁时在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过一段时间。他曾被许多人推荐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人选。但是他说：“我的性格决定我不适合担此职务。因为他要求你会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对别人的愚蠢言行能三缄其口。”据美《新闻周刊》杂志透露，克鲁格曼的直率坦言是克林顿政府不想提供其职位的原因（注：Newsweek,March4,1996,PP40～41.）。直率坦言在经济学界怎么能算一个毛病？但对政治家们来说此性格是一大忌。经济学家的性格在许多方面与政治是不相容的。经济学家如果把办事认真治学严谨的态度搬到政界，他一定会到处碰壁。但如果经济学家学会了政治家做事灵活，善于变通的本领，经济理论中还有哪一点分歧不可调和？经济学家特有的性格特征决定了他们与周围政治环境的格格不入。除了极少数左右逢源的所谓经济学家外，大多数参与政治的经济学家只有短暂的政治经历。对权力的迷恋与对真理的追求成为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之间一条明显的分水岭。也基于这一点，克林顿新成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与原有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相比，前者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核心。两机构人员的组成也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别。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组成成员都是享有一定声誉的知名经济学家，而国家经济委员会成员多是具有经济学者背景的律师。客观来看，这种机构变动和职能剥离，无论对政府还是对经济学家来说都是有好处的。政府能使得经济政策从制定到执行变得更为高效，经济学家则进一步明确了经济顾问的身份，省去了在经济与政治间做取舍的烦恼。

时间是困扰经济学家涉足政治的一个因素。担当政府的经济顾问意味着将完成政府布置的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一个个命题作文，无论经济学家是否擅长于此，提交一份满意的答案是颇化功夫的。毕竟经济学家进入政府的目的不是为了涉猎广泛的经济领域，掌握第一手的经济资料，而是通过政府工作的经历对其原本的经济研究提供深入真实的素材。面对如何把有限的时间在个人研究领域与政策顾问研究间分配的现实问题，经济学家难以通过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分析得出最优解。

年青一代的经济学家似乎越来越难摆脱权力对他们的透惑。他们对自己能左右经济及尚陌生的政治充满信心，他们相信自己能比凯恩斯做得更好。但不应忘记的是凯恩斯身处特殊的的时代——从大危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不应忘记的是凯恩斯曾用他的经济理论挽救了全球经济，影响了两代经济学人。反观今天的经济学人他们具有什么？曾有经济学家回答过这个问题：“时代在变，经济学在变，政治也在变。”意思是说今天的经济学与政治学变得不再有鸿沟了。不错，我们知道经济与政治都在改变，但却不知经济与政治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恰恰正是留给经济学家与政治家各自的作业。实事求是地说，在经济学与政治领域同时取得成就而又不失经济学家本性的经济学家实属凤毛麟角。或许诱惑就来源于此。

此外，经济学家研究问题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传统的经济学研究都是通过论文这一纸上谈兵的形式。今天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实践。“经济学家容易接受这么一个观点：直接影响改革比写论文更重要。”（注：PaulKrugman,"HowIwork"TheAmericanEconomist1993.）面对经济学研究产生转变，经济学家变得更为矛盾。连一向认为自己不入政治流的克鲁格曼也是如此，“我宁愿写些高质量的论文而不是追求一个拥有实权的职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将拒绝一个送上门来的机会。”（注：PaulKrugman,"HowIwork"TheAmericanEconomist1993.）

与经济学家艰难地与政治结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经济学家平民化。如今的老百姓热衷谈论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无论宏观还是微观。这为经济学的普及提供了千截难逢的契机。尽管就目前看，大多数老百姓关心的经济问题都是经济的表象，老百姓懂得的也仅是基本的经济理论，但已有一些经济学家用浅显的文字而不是深奥的数学模型把经济学领域争论的前沿问题介绍给大众。这种尝试是十分有益的。

同时，经济学家对传播媒介的利用也越来越娴熟，上述提及的表述平民化就是极好的例证。我们能经常从时事新闻类的报刊中找到一些对经济学家的专访或这些经济学家短小精悍的文章。今天经济学家出现在流行媒介的频率远大于出现在学术刊物上的频率。当经济学家出现在报刊，为政府政策击鼓助阵或向政府政策展开猛攻时，经济学家的自由性发

挥得可谓淋漓尽致。经济学家只有在这种间接参与政治的过程中才表现得游刃有余，才真正谈得上是一种“游离”。

政治经济学篇2

市场经济和发展道路上的“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认知和规避

重塑中国经济地理和世界经济地理

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践原则与实证原则

劳动力价值再定义与剩余价值论的重构

关于激进政治经济学50年发展进程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过程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经济发展动力探析

加快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运用科技进步政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以技术创新引领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的不协调问题研究

中国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方式影响的实证研究

中国农村工业化地区城市化滞后的一种解释

调整产业结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思考

“刘易斯转折点”的讨论我们忽略了什么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浅析“中等收入陷阱”形成机制及跨越对策

职业分层、中产阶级与收入分配

破解“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

尊重客观规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在中国土地革命时期的经济学贡献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收入分配创新

论收入分配调整手段的适用性

近年来我国农民工“用工荒”的根源与对策

完善财产税制,促进居民收入分配公平

美国资本积累金融化实现机制及发展趋势

我国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效果为何不够理想

用民主恳谈的方法解决劳资的冲突和矛盾

“福利赶超”、政府失灵与经济增长停滞

国民经济管理学面临新一轮发展的重大机遇

公有制视野下宅基地制度及其改革方向辨析

关于国民经济管理学人才培养和教材建设的思考

中国政治经济学论坛第十四届年会学术观点综述

中国式家庭农场——内涵、意义及变革依据

大力发展公有资本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我国工会定位问题的探讨

中国国有企业万岁——消除其财务业绩不佳的神话

我国转型期财产权结构及其矛盾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群体效应”与现阶段我国农村的区域性“贫困陷阱”

破除国有企业低效论——来自混合经济体的证据

西方主流金融发展观念的演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等量劳动互换的两种形式: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

从“中等收入陷阱”命题合理性看中国发展模式的性质与问题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构建消费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

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分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为什么中国企业家会“不务正业”——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政治经济学篇3

关键词：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8月12日

对于现代经济学的定义大多数经济学家认同西方负有盛名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的观点：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但萨缪尔森又在其风靡世界的教科书《经济学》中，强调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更合乎传统的名称，并常常把二者并用。在我国又将以萨缪尔森为首的西方经济学者的理论体系称为西方经济学。那么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究竟是同一学科三种不同的名称，还是三个不同的学科呢？本文拟对它们名称的由来作一探析，以理顺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名称的由来

经济学一词来源于古希腊文，原意是家庭管理。公元前三世纪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最先使用这个词作为自己著作的名称，一般翻译为《经济论》。在《经济论》中色诺芬主要阐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应当如何组织和管理的问题。由于色诺芬所处的时代是奴隶社会，奴隶是不被当作人看待的，因此“家庭管理”即是以奴隶主家庭为单位的管理。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产生是以政治经济学的面目出现的。最先使用政治经济学名称的是法国重商主义者安德·孟克列钦，他在1615年写成了一部经济著作，书名定为《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一词由希腊文“政治”（原意是社会的或国家的）和“经济”两个字组成。孟克列钦把希腊文这两个字合并组成“政治经济学”作为书名，意思是说他的著作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经越出了古代和中世纪的家庭经济的范围，是探讨整个社会和整个国家的经济问题。他在著作中论述了商业、航海业、工场手工业和国王的经济政策等问题。继孟克列钦之后，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于1767年也用“政治经济学”一词作为书名，叫做《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在这部书的绪论中，他明确地说明了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的含义：研究一个家庭的经济问题称为家庭管理；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问题称为政治经济学。此后，“政治经济学”名称就被广泛地使用了。但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体系的建立则是以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研究》（简称《国富论》）的出版为标志的，《国富论》第4篇即是阐述政治经济学体系，他在第4篇导言中提出，“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亚当·斯密本人也被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这一阶段史称古典经济学阶段。

二、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回归

19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斯独立而又几乎同时发表了三部具有相同理论倾向的著作，这三部著作以经济人最终如何获得最大满足为研究对象，把研究范围限定在资源的合理使用或最优配置的领域内，他们强调消费、效用和需求，把经济学改造成为以消费、交换、生产及分配为主要内容的理论体系，他们以边际均衡原理阐明经济人所遵循的法则，并以数学方法或数学模型加以解说（门格尔未用数学方法）。因此，三部著作的诞生，揭开了“边际革命”的序幕。在这三位边际主义经济学的奠基者之后，著名的边际主义经济学家还有奥地利的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美国的克拉克、瑞典的维克塞尔、英国的维克斯帝德、埃奇沃思和马歇尔，其中马歇尔是边际主义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他从微观变量出发，把制度当作不变的常量，只考察既定制度下，稀缺资源的配置和效率问题，建立了一套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体系，从此18世纪原本名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到了19世纪末变成了“经济学”。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被看作是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更新和发展，因此又称他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

1929～1933年爆发了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空前大危机，传统的自由竞争市场机制遭到极大的破坏，社会中失业大量出现。这时，在理论上，以传统的个量分析以及以均衡价格分析为主体的经济学已不能自圆其说。在政策上，亟须有人出面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干预和协调，并需要有一套理论进行解释和提供对策。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他的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有效需求原理”，他强调有效需求机制决定就业水平，认为资本主义大量失业的出现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而有效需求不足是由三个基本心理因素造成的，即消费倾向偏低，造成消费不足；资本边际效率偏低，造成投资不足；灵活偏好偏高，造成利息率上升，阻碍投资。所以，提高就业、减少失业的对策就是提高消费倾向和扩大投资，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扩大投资，因为它通过“乘数”作用可以引起多倍于投资量的国民收入和就业量的增长。因此，凯恩斯主张扩大国家干预经济的权力，通过财政和货币金融政策来增加公共支出，以刺激消费需求；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需求。凯恩斯理论的提出，在经济学说史上被称为“凯恩斯革命”。

三、西方经济学名称的由来

西方经济学即现代经济学，之所以冠以“西方”二字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在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有关经济学的论述是有其完整的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完整体系的建立，是以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为重要标志。《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中最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巨著。它包括四大卷，前三卷是它的理论部分，第四卷则是它的理论历史部分。马克思的许多观点以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他同意古典经济学理论将劳动作为价值的主要源泉这一看法，但他又将劳动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离纳入考虑范围，系统性地修改了古典学说，在对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中，发展出了一套剥削理论。他指出，劳动的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差异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通过工作日的延长（绝对剩余价值）和工作日内劳动强度的增加（相对剩余价值）而被资本获得。马克思还认为古典经济学理论既有科学诚实的态度又存在一定的庸俗成分，而1830年以后则完全走上了庸俗的道路。在马克思逝世后，列宁分析总结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材料，创立了帝国主义理论。

20世纪五十年代前苏联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集中了马列经典作家经济论著的基本成果，合成了一部“社会主义阵营”所公认和效仿的权威教材，其资本主义部分完全是《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的缩写。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亦按该模式编写，并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被称之为“西方经济学”，其贬义不难看出。

从西方国家来看，二战后以美国的保罗·萨缪尔森、詹姆斯·托宾、罗伯特·索罗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将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理论综合起来，建立了一套新的理论体系。新古典综合学派把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从研究个量问题出发的新古典经济学称为微观经济学，把以凯恩斯为代表从考察总量出发的经济理论称为宏观经济学，认为前者以充分就业为分析的前提，后者则着重研究各种不同水平的就业量。因此，两种理论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被纳入同一体系中，而传统的自由放任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的主张不过代表同一体系所设计的两种不同的情况。所以，新古典综合是一个折衷主义的大综合体系。“新古典综合”一词是由萨缪尔森于1961年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五版中正式提出，与新古典综合学派并存的有以罗宾逊夫人、斯拉法、卡尔多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该学派的特点是与新古典综合学派相对立，竭力使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学派的传统理论分开。20世纪六十年代后经济学出现了众多学派林立的局面，如弗赖堡学派、新制度学派、瑞典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进入八十年代后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前沿理论对传统经济理论有重大的突破和完善。如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产权理论、契约理论、寻租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与期权理论等。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们发现西方经济学中许多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对解决市场经济中的问题起着有益的作用，学习研究西方经济学已成为一股潮流。现在仍沿用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只是出于一种习惯，毫无贬义，甚至是一种时尚。在我国理论经济学中也就出现了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并列作为二级学科的局面。

主要参考文献：

[1]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十二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鲁友章，李宗正.经济学说史（第二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政治经济学篇4

（一）在理论内涵方面存在差异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一开始就是以现实为基础构建出来的，实现对认识论、逻辑学及辩证法的统一；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实质上描述现象的，只重视体现一系列经济事件及现象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备的线性关系，对于隐藏在经济事件及现象背后的深层次规律并没能揭示出来。西方经济学认为人仅仅是一台机器，他们精于计算，根本目的在于追求利益最大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是客观存在于现实中的，它统一了理论跟现实，不仅具备完整的逻辑性，还为理论基础的建立提供客观经济世界的规律，把人的本质规律深刻揭示出来；现代西方经济学大胆提出理性经济人假设的目的仅仅是为构建理论体系提供条件，忽略了逻辑的现实性这一前提，是资本主义实现无线增值逻辑链条的必要组成之一。

（二）在理论诉求方面存在差异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的根本理论诉求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最初的社会形态就是完全自然发生的，是人的依赖关系。如此，人只能在孤立的地点、狭窄的范围发展自己的生产能力。人拥有的第二大形态就是在依赖物的基础之上变得独立，并逐渐形成物质交换关系、多方需求关系、全面关系，且越来越普遍，构成了能力和体系。人具备的第三大形态是以个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的，产生跟人共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能力，是人们获取社会财富的基础。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抽象出一个理性经济人的概念，仅仅为构建经济学的逻辑体系提供一个假设性的前提，是非现实性的。

二、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在中国的视界交融

（一）必要性前提—中国现实社会的时空结构

中国现实社会时空结构的发展状态呈现出多维性、不均衡性，为找寻经济分析范式提供切入点。我国改革开放持续三十多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随之出现的还有一些结构性的社会问题，并越来越严峻，包括各地区经济发展失衡、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环境污染严重等。这一系列问题并不是照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就能解决的，也不是照搬现代西方经济的方法论能解决的，只有批判性地结合两者的优点，形成一个凌驾于两者之上的经济理论，突破现有理论的束缚，才能有效解决这些结构性的社会问题。于是，不管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都为它们的方法论在中国的视界交融创造必要性的前提。

（二）现实性基础—中国现实社会时空结构下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

在当下社会时空结构里，中国拥有的所有社会形态纬度均被压缩在同一个时空结构中，包括传统性、现代性、未来性等，致使中国发展表现出内部结构一定程度的失衡。这种时空结构上的失衡、多维、压缩，导致众多经济学现象也呈现出多维特征，它们不再单纯，它是一种只要离开整体性的社会就无法完整把握的时空结构元素。中国创新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不仅要考虑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跨越的问题，同时要考虑在跨越成功实现之后可能面临的问题，以便为中国在未来发展战略的制定上提供政策支持、理论解释。因此，中国现实社会纷繁复杂的时空结构下的变化莫测的经济现象为两者的视界交融创造出现实性基础。

（三）可能性路径—中国现实社会时空结构的动态发展性各种思潮

在中国竞争融合，得到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它是一个过程，是各种经济流派和理论在时空维度的碰撞，并持续实现动态均衡。最终，经受住历史严峻考验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它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流，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我国时空结构里的两对历史向度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推动中国社会在动态演化中构件时空结构，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融合、对话构建起一个必要的语境，为两个方法论的视界交融创造可性能的路径。

三、中国实现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视界交融的具体途径

（一）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需要总体性的经济学理

论将来，中国社会不得不面对的实际发展问题之一就是有限的资源与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既有的行政制度结构与市场改革要求的制度结构、市场效率的促进与缺失社会公平良性互动的社会制度、公民利益团体精英化与宪法治理等矛盾。在整个社会科学理论中，经济理论所处的是基础性地位，其立足点、落脚点都应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要面临的现实问题，它是多方面的、综合的。因此，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需要构建一个总体性的经济学理论，不能局限于某一个学科领域，应重视融合法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哲学及其他自然学科。

（二）中国应构建不同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新政治经济学

未来，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制度是中国社会综合发展的基础，应不同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应融入各方面要素，包括制度要素、环境要素、知识技术要素、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等，这些是中国社会综合发展函数的内生变量，目标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级阶段，目的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诉求是构建和谐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都要实现和谐发展。同时，这一系列的发展目标、发展目的、发展诉求等拥有很强的、很具体的历史性特征，需要我们充分认识这一点，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生产方式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均衡的结构体系。

（三）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应具备三大特征第

一，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理论核心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思维方式和逻辑，对社会经济结构中实践理性的总体地位进行重塑。换言之，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的客观依据是人的现实规律与实践的统一，其实践理性的总体性应包含人的利己心和主观心理欲望，从而通过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践理性的总体性来影响中国未来的社会经济结构。

第二，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支撑是实践唯物论、实践历史观、时间辩证法。人是实践的主体，人的双重对象化的物质统一是构建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的认识论基础；人的本质是对立统一的，拥有很强的理想性与现实性、偶然性与必然性、应然性与突然性等，这是构建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不可或缺的逻辑结构；人进行的跟规律及目的相符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维度为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构建提供了极广泛的、张力极强理论话语。

第三，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构建应将科学主义里隐含的合理性元素大胆吸收进来，对知识增长诉求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这对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实现科学主义具备重要现实意义。在经济世界的现实里面，很多经济现象都是以数字量化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的，对其规律进行检验也离不开数字量化依据，所以实证主义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当然，中国新的政治经济学不能以一个独立的学派存在，它需要一个相对统一的范式，才能促进积累和发展整个学派知识。因此，在构建中国未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时应积极引自然科学的分析范式和工具，如数学、物理学等。

四、结语

政治经济学篇5

(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它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商品经济、工业生产方式的形成发展而出现并演进的。迄今为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还处于经验传授和个别人的领悟为主的阶段。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说，经济学说正是其体现。也就是说，对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研究，必须要以经济学说的研究作为依据。政治经济学的主体也制约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体性也是其最重要的特性。当我们研究方法时，必须要明确自己的主体地位，再从主体性出发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进行总结与归纳。历史出现的经济学说，派别与种类繁多，我们作为研究者，不可能脱离开其中的派别，对所有的学说一视同仁。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中国的劳动者，所要研究的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才能应用于我国经济中产生的具体的矛盾。

(二)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意义

首先，研究的意义都是为现实服务的。在我国现今的政治经济中，很多经济矛盾不断涌现，这些实际问题都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从新经济体制的确立到改革到经营管理层面，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相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为指导。如今，我们从国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中，概括出其一般的规律，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说提供启发与借鉴，这也就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研究的最主要的目的与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应通过对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研究，明确我国现今最主要的经济矛盾，从而随之建立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学说。

二、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分析

(一)苏联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演变

苏联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研究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进行着许多方法上的争论，二争论的问题虽然简单幼稚，却是系统抽象方法应用到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所遇到的基本问题。这个时期最早争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应该存在和发展的问题。他们的方法为:生硬的印证和转述一些马克思经典作家的基本原理或者粗浅的叙述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第二，苏联的40年代，前期是以抗击德国法西斯为主，后期主要回复战争对经济的巨大创伤，因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几乎没有什么进展。随着经济的恢复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第三，1952年，斯大林发表了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进一步提出了他对教科书的原则意见。他们主要着眼点，不是现实中存在的经济矛盾，而是经典作家的某些论述。如何将散见于各种经典著作中的有关论断整理成“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进而演绎现实经济工作应该如何，是这部教科书社会主义的主要方法。第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经济学界着手编写新的教科书，在方法上，对50年代的研究方法有所改进。虽然那种从经典著作出发的演绎依然存在，但从实际经济现象开始的归纳逐步加强。第四，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开始把改革经济体制作为研究的重点。由于改革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经济研究中的短期行为也泛滥起来，坚持传统的经济学学家似乎不能理解正在进行的改革，而新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就是向资本主义经济学说靠拢，这本质上是在回避苏联经济中的矛盾，试图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说来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演化到90年代，私有化被明确提出，导致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停止。

(二)苏联政治经济学对苏联的影响

在苏联的走向解体过程中，其政治经济学方法处于指导地位，所以，苏联政治经济学中存在的缺陷也要为苏联的解体担负起责任。由于苏联初期起就只注重从上往下的演绎的方法，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看成发展工业的唯一道路并使之绝对化，造成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长时间失调，同时背离自愿原则强制推行全盘集体化，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是苏联农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在政治上体现为政党行政化。苏联夺取政权后，行政集权体制成为党组织的形势，并直接由党行使国家权力或由党领导行政、军队、警察、检查、司法等全部社会管理，党组织按行政级别划分、统属，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党内的封建家长制和一言堂现象日趋严重。政集权体制在经济上的体现为统制经济体制，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其主要特点是政治对经济的全面掌控，而且以行政的办法指挥和管理经济。在经济体制中不能明确劳动者对其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国家不仅行使占有权和管理权，而且已占有权取代所有权，并由国家以行政方式行使经营权，以管理权决定收益权和处置权，并不受所有权主体的监督。

三、苏联政治经济学方法上的缺陷

(一)归纳与演绎角度

在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中，演绎一直远远大于归纳的作用。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学者大部分是转述马克思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的思想，而不对已发生的经济矛盾进行归纳。在把这种演绎的方法运用到苏联的实际经济活动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弊端。首先，虽然一些经济学家注意到了在苏联真实发生的经济矛盾，但是他们只是将之视作已经由先人规定了的经济规律的论据，而不是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总结出适合自己国家的经济矛盾。

(二)特殊与一般角度的批判

在《苏联教科书中》，编写者就将苏联一国的经验直接说成世界一般性的。由于苏联人自以为是社会主义“正宗”的观念，他们就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说成社会主义唯一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苏联政治经济学家混淆了特殊与一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是特殊，他们却以偏概全认为听他们代表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种对特殊和一般的混淆也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斯大林建立的苏联模式，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被当作社会主义唯一的正确选择，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也就自然地把它当做蓝本，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这一目标模式在中国逐步确立起来。新中国仿照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在经济体制上，体现在建立了比较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

四、对中国政治经济学创立的启示

政治经济学篇6

一、怎样看待西方经济学

(一)现在大家讲的西方经济学和当年马克思批判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虽然有继承关系，但内容却发生了很多变化。过去，我们认为西方经济学只是为资产阶级私有制辩护的庸俗经济学。然而，在西方经济学里却很少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是毋须讨论的既定前提，尽管这种观点存在着问题，但在他们现在的书中所研究的重点早已不是这个问题了。西方经济学现在也讲“制度”，但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生产关系总和制度，而是选择资源配置方式的机制体系，即西方经济学认为的最有效的经济资源市场配置机制。这里讲的制度已具有了另外一种涵义。20世纪以来，在西方国家也出现了新制度经济学，其侧重用交易费用的观点分析问题，这种分析方法可以作为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关系研究的一个补充。

(二)应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并有分析地加以利用。田国强在2005年《经济研究》第2期发表文章指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有作用(事实上，二战后西方国家领导人都曾先后利用过西方经济思想，如货币主义、供应学派的思想等)。由于我们在改革经济体制方面已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我国也可有分析地利用西方经济学分析研究人类社会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方法。事实上，我国在很多方面(主要在经济政策和经济措施方面)已经有分析地加以利用了。如，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划分方法，把经济问题分为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在宏观方面，我们也在利用西方惯用的调控手段，尽管在调控的具体措施方面有所差别，但基本方法大体类似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另外，中国不少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都喜欢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问题，说明西方经济学有吸引人的地方。如，有人就说西方经济学比较具体实用，不是脱离现实讲空道理。为此，我们应鼓励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创新性研究，并敢于将研究的成果引入到教学中去。

(三)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宜采取片面的强制措施来扶一个压一个，而应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目前，西方经济学在我国传播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快，但应该承认西方经济学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许多中青年似乎更热衷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体系。现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中国真正懂得政治经济学又熟悉西方经济学的人太少，评论起来往往不是偏于这一方，就是偏于那一方，很少能做出全面中肯的科学评价，有时甚至还出现盲目跟风的现象。如，有人把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绝对对立起来加以批判，这显然有些过于偏执。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其中确有某些对立的成分，但由于它们研究资本主义是从不同侧面(前者是从资本主义资源配置，后者是从经济利益关系)研究的，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因此，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不宜采取片面的强制措施来扶一个压一个，那样做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正确的态度是认真抓好对这两门科学的研究，脚踏实地运用这两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只要它们包含有真理的成分，或部分是真理，就没有必要害怕它，而且要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二、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在教学和研究中的指导作用

(一)首先要理解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以前，在实践中究竟应怎样理解及如何贯彻马克思主义精神方面，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偏差。因此，我们要从与时俱进的角度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哲学是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在运用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社会经济问题时曾提出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往往与当时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但现在仍然可指导我们的行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今天仍带有普遍指导意义，但需要用新的实践来丰富和发展它。否则，只是干巴巴地把原有几条结论当作一成不变的公式，很难真正解释和解决实际问题。如，在过去阶级矛盾尖锐的条件下，马克思很强调阶级斗争。然而，今天在对立阶级已基本消灭的情况下，如再强调阶级斗争为纲恐怕就脱离实际了。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在体制和政策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但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二)要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1．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原本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资本论)。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两个部分，即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实际上，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原本只包括资本主义部分(资本论)。列宁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时指出，在马克思时代世界上还没有出现社会主义。既然在马克思的时代并不存在社会主义，当然也不可能撰写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建立是在斯大林主持下由原苏联一批院士编写开始的。然而，由于它没有、事实也不可能科学地反映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臆想的结果。因此，此书出版的寿命不过十年左右。我国是从学习原苏联开始学习社会主义的，受原苏联教科书的影响非常深，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中国才开始编写包括以中国经验为主的社会主义部分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完全摆脱原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逐步对原苏联教科书影响的内容和框架有所突破，但很难说现在编写的教科书已是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现在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应把上述这两部分区分开看待。不能一说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它的社会主义部分就认定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2．要采取与时俱进的态度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由于有马克思的原创著作存在，人们一般不会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产生歧义，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不同于当年马克思在英国生活时的那些情况和特点，阶级矛盾也并不像《资本论》中描写的那样尖锐，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出现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中描写的那样奄奄一息状态。马克思从当时的形势出发，考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终将引发社会革命的论述是科学的，同时他也察觉到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出现了调节和缓解矛盾的内在机制。然而，他来不及就这些新的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因此，原来有些结论就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和研究了。为坚持马克思主义认真求实的研究精神，我们不应戴上先入为主的眼镜，而要认真地、也实事求是地揭示资本主义矛盾发展变化的新形式和新特点，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找出它在将来必会被更高级的社会制度代替的历史趋势。要避免不顾客观事实，把马克思在那个时代得出的某个或某几个结论一成不变地生搬硬套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头上。

3．要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来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著作很难说哪一本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有很多版本在不同程度上含有某些马克思主义因素或马克思主义科学成份，但作为成体系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来说，也不可能是完全符合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精神的。理由是直到今天为止世界上还没出现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至于西北欧一些被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种种原因看法分歧很大，这里暂搁置不论)。理论是现实生活的本质反映，当现实生活本身还没发展到成熟或定型的条件下，又怎么可能出现一本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呢?可见，硬要拿出一本科学地反映成熟社会主义本质的著作来，这种要求未免有点过于超前。即使马克思生活在现在，恐怕也难于满足这种要求。客观存在决定人们思想意识，人们是无法改变这条规律的。现在有些人企图把西方经济学引进来，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合并起来，先讲商品、货币、资本，再分别讲两种制度本身，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引出新的矛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试图把二者合成一体，自然会出现前后矛盾的问题。现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不如西方经济学受学生欢迎有多种原因，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不成熟是一个重要原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当前较为现实的办法是仍要遵循过去传统的理解，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虽然社会主义社会已基本消灭了敌对阶级，似乎已不再需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了，但社会上的体脑差别、城乡及工农的差别却依然存在，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别也存在。也就是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的矛盾依然存在，这种差别不仅反映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反映在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上。对此如果认识清楚、处理得当就会给社会和谐发展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反之，如果认识和处理不当，则会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可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着眼点放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教学中可以起互补作用

政治经济学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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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1950年，北京市郊时农民在丈量土地的情形。

经济的食利性，或者食利者，时常在关于社会公正问题的讨论中被提起、被批评，但关于该问题或者说该现象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展开。我们有必要就此作一个尽可能全面，但仍非常初步的探讨。 何谓食利者？

我们有必要给食利者下一个定义：某些人，或某个阶层，拥有相当数量的不动产、股票、有价证券、票据，仅仅靠利息、股息、地租就能获得稳定的甚至不断扩大的现金流，他们就可以算作食利者。

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里，这部分人是“不生产的”，却能比那些“生产的”，即从事实业的企业家、工资劳动者获得更高的回报。马克思称“生产性的经济”为实体经济，其所营作的资本为实业资本;那些“不生产”的经济则为虚拟经济，其所营作的资本就是虚拟资本。

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不只是资本主义才有的历史现象，早在中世纪的欧洲就非常发达。但资本主义使虚拟经济和虚拟资本的发展出现前所未有之势，结果是现代银行制度和股份公司（股票市场）的出现。荷兰在17世纪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模范国家，生息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是从它的工场手工业阶段开始的，由于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出现了商业信用和货币经营业，二者结合催生了银行制度，1609年，阿姆斯特丹银行问世。在英国，18世纪上半叶还没有大工业，只有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却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体制，在实体经济的刺激和需要之下，英格兰银行于1694年成立。

银行的本质是信用，信用制度的确立，一方面因为实体经济的需要，另一方面，社会财富如住房、地权等不动产为信用提供了可抵押物，从而使信用变成了“信任”，各类借贷活动在银行制度的框架内变得井然有序。进一步地，资本主义经济造成了生产规模的急剧扩大，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成了经理人，即别人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货币资本家。这样，两权分离的现代公司制度出现了，单纯的货币资本家也就逐步演化成了食利者阶层。

土地和附在其上的房屋是不动产，可供抵押，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天然中介”，一方面它是生产资料和劳动条件（如农业），另一方面又能成为单纯的消费品（如房产），由于它的可抵押性，它也就“天然”地成了借贷经济的“信用基础”。结果，附在土地或房产上的食利者阶层也就必然出现。如封建社会的“不在”地主，专以出租土地为生，不需与佃农见面，却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后者的劳作中得到粮食和金钱。

此外，银行业的发展衍生出了许多虚拟资本的工具形式，这使虚拟资本不但脱离实体资本（经济）的需要并内生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的“需要”，还因此类“需要”创生了一大批为虚拟经济服务的专门从业者和数之不尽的怀抱发财梦的“业余从业”者。结果，食利者阶层中的另一类也就出现了。 从“寺院经济”讲起

钱穆讲过，南北朝时，佛教对中国经济社会影响很大，北朝尤甚。北朝寺院经济兴盛，僧人甚至与西域各国通商。有的寺院僧房多达千间，可藏军火，加上拥有土地园林，经济防卫足可自立。寺院还不时侵掠民众田宅，或与官吏勾连，从官府那里获赠不少地产。

北魏寺院占地既广，至齐、周各代续有发展，此种寺院土地私有制使僧众成为典型食利者阶层。寺院引来大批流民归附，与寺庙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寺院日益扩大生产规模，所产除供奉王室和自享外，余均运市场销售。贫民归附于寺院，亦可逃避官府的力役兵役。一时期，寺院僧尼达400万众，其中附户达200余万人，甚至最终造成僧尼多于民众现象。政府和王室税收锐减，财政亏空，寺院竟成了可与皇权共同瓜分全社会生产剩余的一支“政治力量”;加上寺院拥有佛教的“话语光环”，甚至可以与皇权争夺“受众”。经济权、话语霸权，甚至军事权一应俱全，这就造成了王权或统治者的恐慌，于是魏、周两国不得不开始它们的“打击寺院运动”。

无独有偶，寺院制度在中世纪前的埃及、希腊，以及中世纪的西欧也得到特别的发展。公元337年君士坦丁去世的时候，罗马帝国有15所寺院;527年，当查士丁尼登基的时候有90所寺院;到了8世纪，各地村落变得人烟稀少，原因是许多人都出家去了。寺院经济在与大地主和小农的激烈竞争中胜出，大地主还能苟延残喘，小农则只有破产，反过来成了寺院的虔诚信众，寺院因此成了世俗王权的竞争者和挑战者。这种寺院制度传之西欧，在那里开花结果，寺院和教会竟成了中世纪欧洲的最具实力的“特别庄主”，一直是决定西欧政治版图的决定性力量。

很难说食利者阶层毫无生产性，正如历史上中国和西方均出现过的寺院制度，它自己也生产经营，也创造财富，但这不影响其食利者的本质。食利阶层以自己的欲望和要求为终极目的，它要攫取社会财富，它还希望它赖以存在和不断地扩充影响的政治经济制度亘古不变。

任何社会，如果它的财富被某一阶层所无端占有，如果它的公共权力被某个特殊阶层所无端瓜分，则它就一定存在类似寺院制度的食利制度，亦一定存在依赖食利制度而活的食利者阶层，创造价值和创造财富的生产者就一定要被这些食利者俘获，而后者亦成为这个社会的“成功者”和“示范者”，其生活方式和道德伦理谱系会成为这个社会的“标杆”，食利者之“利”也就成为这个社会的核心准则了。那些进入这个体系并自以为得计的人们也正如进入到寺院中的小农，一则成为食利者的依附者，一则成为食利者食物链的底层。在今天，这些“小民”就是股市上的“散户”，或者生活在各大城市的“蚁族”或者“房奴”。 农村土地所有权与食利者

中国在先古时期实行过井田制，商鞅废井田，开阡陌，标志着西周以来一直实施的封建制度转向了地主制。这种制度在此后的2000多年里并无根本性改变。一直到新中国，农民才彻底摆脱封建地主制的盘剥而成为土地的主人。

1979年开始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使中国农村又进入到家户经济（小农经济），虽然保有土地集体所有的形式，但生产经营单位由生产队一变而为家庭，而与土地集体所有权相对应、相对接的只能是村委会或乡政府，但村或者乡本质上是基层政府，是农村社会的管理者，而不能是农村土地的经营者。这意味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从一开头就缺乏“对接”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属性的生产经营中心、利润中心和财务中心，存在土地所有权属性与组织结构不相吻合的“制度误配”。

这种误配会导致如下现象：其一，在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中，大量农民在比较工资率的诱致下离开耕地;其二，由于农民缺乏与地权属性相对应的组织，农村公共品，如公共卫生、公共水利、公共生活容易渐次废弛;其三，农业内部无法有效地发展出分工和专业化体系，进而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受阻，农民难以成为农业现代化的积极性力量。

以上判断已被中国当今的农村现实反复证明。

既然农业不可能被农民组织，那就一定要被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金融）资本“组织”。这已经不单是学理上的判断，而是正在发生着的现实。

这一变革的制度逻辑正是食利者阶层逻辑的翻版。首先，农民一旦与资本交易，他们手中的土地权利是否就可以得到可观的财产性收入？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农村土地的交易价格取决于土地的区位，是贸易半径（即土地离城市或经济中心的距离）决定了土地的交易价格，而不是土地的产权属性决定了土地的交易价格。

其次，农民的土地权利交易将使靠近经济中心的农民获得高额的土地交易溢水（或级差地租），成为新的食利者，而生活在边远山区的更广大农民将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弃儿”，成为食利者蚕食的对象。 货币超发、楼市与食利者

由于商业银行的风险需要化解，而且不同币值的兑换加大了资金融通的交易成本，急需一种“特别的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提供一种统一的计算方法，从而既确保银行的安全，使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相互配合，运转有序。于是，中央银行被创设出来了。银行的本质源自信用，中央银行的本质则源自国家信用，滥用国家信用会导致灾难性后果。

当权力、物欲、货币相互贯通的时候，食利者阶层的心理基础和社会基础也就外化成了一整套的食利制度结构。因此，从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包括政治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的范畴出发，来观察金融衍生品和楼市就易得出诸多可以被经验事实证实的结论。

央行行长周小川对货币供应量大过实际商品和服务等实体经济所需要的货币量不以为然，他认为“货币超发”这个概念基本可以弃之不用，理由是贸易的扩展、市场深化、房地产开发都会扩张对货币的需求，货币超发反而可以增加流动性。但他也承认，货币超发将引发通货膨胀的实际压力。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性概念。尽管周小川等秉承新古典分析逻辑的学者也使用这两个概念，但他们的分析视角只是新古典的逻辑。市场深化会导致对货币的更大需求，但如果货币供应量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总量，则意味着超发的货币将不仅起配置资源的作用，还会有一个分配效应，即这些多余的钱究竟流向何方，究竟为谁使用，而这个分配效应将加剧社会的阶层分化。

从理论上讲，超发的货币将流向食利者之手，或将催生出数之不尽的食利者阶层。

首先来看货币或者金融制度的配置功能。城镇化与工业化使房地产市场迅速扩张，政府和开发商联手拉升了地价，消费者和投机者（对房产）的需求两相重叠进一步抬升了房价，从而使房地产的预期利润率远高于实体经济的平均利润率，这必然使更多的货币（或资本）离开实体经济而流向房地产市场。

再来看货币或金融制度的分配功能。大量货币超发导致的游资进入房地产市场，外资也对中国房地产市场进行“渗透”，它们一致看涨中国的房价，并在合适的时机撤离房市，把风险转移给真正消费房产的普通消费者。

如果把房地产开发模式看作一种改革模式的话，那么由房地产开发衍生出来的丰厚利润便是这种改革内生出来的“改革红利”。显然，房地产的高额红利被开发商和各类投机者吞噬，引发了食利阶层的崛起，阻遏了中国城镇化的进程。

2008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追加4万亿投资，加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配套的投资，总量超过20万亿。这样大的投资投于土地之上，土地必然涨价，投机者在房产市场的套利不仅不具有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性”，而且是对社会财富的“合法侵蚀”。 余论

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发现，财富分配的历史总是深受政治影响，无法通过纯经济运行机制解释。他认为，资本和劳动分化的强劲趋势一直未曾真正减弱过，大部分发达国家发生过的不平等程度趋缓的现象，主要缘于战争以及为应对战争而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在美英法，10%的最富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除1910年至1950年间趋于下降外，其余时间都是稳步增长的，且愈来愈快。但由于战争因素，这一时期的所谓资本与劳动的收益率趋同显然是个假象。

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大国，后30年的经济增长显然更倾向于收入排在前10%的人群，这意味着资本收益率大大超过了经济增长率，也意味着食利阶层的出现―包括房地产开发商、金融资本家、房地产投机商、股市开庄者、权力拥有者、外来投资者（FDI）以及他们的后代或者继承人（所谓“官二代”、“富二代”等）。

但是，食利者阶层仍是政治经济运行的结果而非原因。那么，造成这一切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一个简要的回答（也是皮凯蒂的回答）是，在财富积累和分配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将社会推向两极分化的强大力量。当然，同样存在趋同力量，只不过分化力量大大超过了趋同力量。

政治经济学篇8

关键词：中国；经济；成功；政治经济学；原因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许多关于中国经济成功的理论，最著名的有制度观、发展战略观、中国模式观、文化观等等。这四种流行的观点都触及了中国奇迹般增长的一些真相，但它们是片面的。他们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和“如何”做得对，中国政府采取和建立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和制度是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又有哪些因素成为激励官员执行这些政府政策和采用正确的制度的关键？因此，为了解答以上问题，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并主要从自治政府、经济分权和择优晋升制度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自治政府

在改革的头二十年里，中国在相对平等的社会结构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产生了一个自治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社会主义革命使得旧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改变，形成了一个几乎完全平等的新型社会。在这之后的三十年里，相较于以前，这种社会结构愈来愈趋向平等。尽管在改革的过程中经历了痛苦和失败，但这为后来的经济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与时俱进。从1978年的“真理之争”到2002年的“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从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革命党转变为代表国家利益的执政党。在这一转变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将有能力的人才吸收入党，把社会矛盾转化并提交给党内讨论。之后，通过民主集中制来商议和制定党的基本政策。党的执政地位在多项举措并行下不断提高。因此，即使中国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后分化的格局走势日渐加剧，中国共产党仍然能够保持高度自治。由于党领导的政府对社会各阶层保持相对公正的态度，因此能够不加限制地采取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政策。在早期阶段，改革常常导致帕累托改进。然而，人们很快发现，大多数的改革和经济政策并不能产生明确的帕累托改进，只有少部分的帕累托改进才能够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在短期内，自治政府采取的促进增长的举措和政策极有可能是不全面的。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为中国的经济特区。从短期来说，经济特区似乎只能让少部分人受益。但实际上，长期以来，立足于中国向外国投资开放的角度，会发现经济特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再比如中国关于国企改革和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采取了刺激内需的计划。当危机来临时，其他国家选择了直接发放现金鼓励消费的方式。但中国不同，中国政府选择加大投资、扩大产能、增加内需，极速并且正确地应对挑战，也创造了奇迹。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有着一个长期的愿景来引导的。也因为政府的高度自治，能够尽量少地受到公众情绪的影响，有效地管理和实施所制定的各项政策。尽管如此，由于财富的快速积累以及社会两极分化现象的急速加剧，商业利益集团在中国悄然兴起，他们为了形成政商联盟，不断用利益诱惑党内的高级干部和政府机关干部。党的十八大会议召开之后，进行的反腐败运动，不仅仅是为了根除腐败和净化党风、政风，也为了根除这些政治商业联盟，以此重建政府和商界之间的关系，使之更加清新干净。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反腐运动是党和政府回归核心角色，继续对社会各阶层保持相对公正，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不可或缺的手段。同时，它还为国家提供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相对较高经济增长率的政治保证。

二、经济分权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面临着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平衡中央计划和地方积极性的关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期间，政府的财政高度集中。虽然一些重工业项目的加速发展产生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但它抑制了地方积极性。尽管毛泽东同志在后期意识到了这个矛盾，并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了如何激励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展开了具体的论述，但1958年的“大跃进”却引起了经济的混乱，使得之前的努力付诸东流。至此以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摇摆不定，分权还是集中成为了一个大问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7年，地方财政承包试点制度启动，到1980年财政承包制度正式建立。在接下来的十四年里，中央政府与地方财政签订了不同的承包协议，协议内容根据各省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导致了经济权力下放。20世纪80年代，由于财政分权和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工业的发展态势良好。地方政府在推进乡镇企业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时，私营企业还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想要创办企业的企业家不得不与当地的政府合作，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争议，产生了大量的所谓的“红帽子”企业。当地政府为了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于是为这些企业提供政治上的保护伞，帮助他们找到生产材料和销售渠道。因此，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和企业之间筑起了一道防火墙，为市场的发展和改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QianandWeingast提出，分权有助于形成一种称之为“市场保护型”的财政联邦制。他们认为，财政分权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极速发展的重要推手，也成为地方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这种财政承包制虽然有效，但也造成了非常多的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在国家预算中所占比例的不断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初，仅预算收入一项数据就显示，中央政府在政府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已降至20%以下。地方政府也有大量的预算外收入。中央财政能力明显下降，地方政府影响力明显增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借鉴了美国联邦体制的一些元素，于1994年推出了分税制。它将税收分为中央、地方和共享税收，并建立了增值税（增值税）一致率为17%，其中中央政府采取了75%，地方政府采取了25%。作为税收分成后的增值税是最大的税收改革，中央政府的预算收入的份额大幅上升，超过50%。因此，这一改革使财政分权制度化，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收入能力。至此，中央政府就能够利用财政手段对地方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在20世纪90年代，发达地区的经济因为受到政府的重视，发展越来越好；欠发达地区相比而言，发展速度落后，全国范围内的财政收支并不均衡，贫富差距明显。于是政府采取措施，一般转移加剧，取得显著成效，省与省之间的财政差距逐渐缩小，既实现了财政均等化，又巩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权威。总而言之，分权在中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为中国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它限制了分权的负面后果。中央政府一方面采取措施引导和规范地方的投资行为，另一方面通过任免地方官员的权力控制地方官员。这样的做法，不仅使得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目标得以统一起来，也为政府官员创造有效的任人唯贤的晋升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三、择优晋升制度

中国是第一个发明公务员制度的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治理结构。中国当代的科举选拔制度，抛弃了过去不合理的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举制度体系的发展。中国的青年如果想要进入行政机关，就必须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用聘任制的方式选出最有能力和表现优异的人才。为了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制度和任用制度，中国共产党在2002年出台了《干部任用条例》，经修订后，于2014年正式更名为《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办法》。为了指导选拔和晋升过程，该规则列出了一系列适用的原则，包括从大量候选人中寻找人才；重视德才兼备但以德为先，公开承认的性能，民主、公开和竞争的选举程序，民主集中制，并依法行事。各级党委负责选拔和提拔工作，具体办法由本办法规定。这些规定还允许年轻官员成为更高级别职位的“储备”官员，并详细描述了评估程序，即储备官员通常被安排在同一行政级别的不同职位上轮换。除了传统的选拔和晋升制度外，领导干部的选拔也采用公开选拔，为非政府部门的人员进入公务员部门提供了渠道。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选拔晋升制度具有开放性、竞争性和任人唯贤的特点。它乐于注入新鲜血液，以一种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向所有有理想、有抱负、想要进入行政系统的青年人才敞开怀抱。有志青年在进入体系后，并不代表着结束，反而是一个成长的开始，他们必须定期参加培训，不断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提升自己的政治修养，由此才能应对随处可见的竞争，毕竟职位的数量总是比候选人的数量少。想要在选举中取胜并获得晋升的宝贵机会，候选人的能力就成为重要的评判因素。在择优选拔的任用机制中，每个官员都必须努力交付一份让人民、让政府满意的答卷。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减少因权力下放带来的消极影响，例如腐败问题。根据近几年反腐行动中的各个案例分析，我们不得否认，许多被抓的“大老虎”和“苍蝇”在贪污的同时，也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政治经济学篇9

关键词：市场经济地位； 标准； 理论分析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公司频频遭受到美国和欧盟的反倾销调查，而与美欧反倾销联系最为紧密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提出了非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当时中国出于权益之计，同意美国和其它成员国包括欧盟在中国加入WTO的15年内，即2016年以前，可以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并在随后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WTO 议定书》的第15条即“非市场经济条款”中加以确定该内容。其实早在1980年的美国第一起对华薄荷醇反倾销案中，美国商务部就把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看待。其后，许多国家纷纷仿效，将倾销视为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使得中国外贸企业难以适从。自2004年4月14日西方发达国家之一新西兰正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以来，截至2005年底，已经有近51个国家正式赋予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①但是中国最大的两个贸易伙伴欧盟和美国还没有正式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国内学者对于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相当关注，绝大多数学者将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归结为是中国经济贸易发展的负面因素，认为是美欧有意对中国经济贸易的发展设置障碍并提出政府和国内企业的应对措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痕迹，目前国内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大多持批判态度，故对于“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也是一概排斥。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的眼光来看，二者并不是一无是处，尤其是“市场经济地位”标准中，也有值得中国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借鉴学习的地方，我们不能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二、美欧“市场经济地位”的标准

美国与欧盟分别提出了市场经济地位的评判标准，尽管从内容上看各自侧重点不完全一样，但实质是一样的。

（一）美国标准

美国的判断标准主要是根据1930年《贸易法》进行修改后的1979年《贸易法》和1988年《综合贸易竞争法》，现在沿用的标准就是取自1988年《综合贸易竞争法》。美国商务部使用的市场经济地位的标准有6条：（1）货币的可兑换程度；（2）劳资双方进行工资谈判的自由程度；（3）设立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的自由程度；（4）政府对生产方式的所有和控制程度；（5）政府对资源分配、企业的产出和价格决定的控制程度；（6）其他判断因素。

美国标准中，标准（4）、（5）并没有对控制程度进行量化，是个模糊的概念。政府对生产方式的所有和控制程度，是判断所有制的标准。而市场经济是个中性的概念，不具有所有制的性质，因此标准（4）不能作为市场经济的判断标准，而是所有制的判断标准。原因在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界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具有所有制的属性，戴维・W.皮尔斯主编的《现代经济学辞典》就写到:“市场经济通常也包含着生产资料私有制，即资本主义的经济”；③而标准（1）、（2）、（3）没有直接界定政府：标准（1）要求一个国家的货币是能够自由地以国际汇率市场供求力量产生的汇率来兑换，反对政府参与汇率的形成；标准（3）则要求一国对于国际资本流动不设限制，可以自由进出一个国家。

（二）欧盟标准

在欧盟理事会1998年修改的《905/98号规则》中，允许中国企业在符合以下5条标准的前提下申请有条件的市场经济地位。这5条标准分别是: （1）市场经济决定价格、成本、投资；（2）企业生产成本与金融待遇不受前非市场经济体制扭曲，企业有向国外转移利润或资本的自由，有决定出口价格和出口数量的自由，有开展商业活动的自由；（3）汇率变化由市场供求决定;（4）企业有符合国际财会标准的基础会计帐簿;（5）确保破产法及资产法适用于企业。

标准（1）的实质是企业的经营决策市场化，没有受到政府干预没有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标准（2）要求企业澄清其资产和债务的清偿是企业自身行为，在企业出现债务问题时，不会有政府介入将债务转化为政府投资的现象，其实质也是政府干预的问题；标准（3）体现在2005年上半年欧盟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上，当时欧盟有关人员对中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颇有微词；标准（5）要求企业破产时，按照法律程序办理，在没有政府干预下的成立和倒闭。

由以上分析可以确定，美国和欧盟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解是反政府干预经济的，或者是越少政府干预经济越好,强调市场对经济的自动调节，即“软政府，硬市场”。④

三、对“市场经济地位”标准的理论分析

美欧“市场经济地位”标准是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理论背景的,具体来讲,有以下几点:

（一）“市场经济地位”标准名不符实

“市场经济地位”标准是就企业而言的，但是该标准并非只有微观意义，“市场经济地位”标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美学术界和政界有关人士对于市场经济的见解。“市场经济地位”标准实质上就是“市场经济”标准，是美欧对“市场经济”的定位或定义，至少是欧美政界的定义。因为在经济理论界，目前还没有一个关于“市场经济”的统一界定，“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阶段，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是各不相同的”。④那么，用美欧市场经济地位标准分别衡量美欧的市场经济，会得出什么结论呢？美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标准2是“劳资双方进行工资谈判的自由程度”，强调工会代表工人进行工资谈判的能力，强调劳工的权益，用经济学语言可以解释为“劳动力价格由市场供需决定的程度”。当前，在西方各国，工会的组织功能下降，地位日益低落，工资统一集体谈判制度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企业工资谈判制和个人工资谈判制。在这种工资谈判制下，工人的工资谈判能力难以得到合法保证。在这种制度下谈判，相同岗位工人得到的工资肯定也是各不相同，劳工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2000年《财富》500强排名第16位，连续四年获《财富》杂志“美国最具创新精神的公司”称号，并公然声称自己是完全自由市场的完美体现的美国安然公司2001年被查出暗地里做假帐，进行权钱交易。如果按照欧盟市场经济地位标准4，即“企业有符合国际财会标准的基础会计帐簿”，欧盟是应该取消美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但结果并非如此。这些充分说明，美欧的市场经济地位标准是双重标准，这样的标准是站不住脚的。

（二）“市场经济地位”标准的政治意义

2002年6月，与中国同属“转型市场经济国家”的俄罗斯，被欧盟和美国赋予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普京1999年上台以来，俄罗斯经济摆脱衰退，开始增长。普京在位短短3年，就把俄罗斯从美欧所不认可的市场经济建设成符合美欧“市场经济地位”标准的完全市场经济，这似乎有悖经济规律。毕竟俄罗斯从20世纪70年的计划经济走出来，进入市场经济只有11年（截至2002年），11年间要想在俄罗斯上上下下从法律制度，经济环境，政府官员及公民市场经济意识上作出彻底改变，是不可能的，何况俄罗斯上下对于市场化改革，并不是赞声一片。但是2002年俄罗斯和欧美在政治上处于蜜月期：2002年欧盟东扩；5月俄欧莫斯科峰会签署的五项联合声明；11月俄欧在欧盟东扩、加里宁格勒和能源合作等问题上达成广泛共识; 美国反恐行动得到俄的支持；美军进军阿富汗，在俄罗斯的家门口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租用军用飞机场等等。正是俄欧、俄美在政治领域的各自有进有退，特别是俄罗斯在军事战略上的付出，使得美欧认为应该给予经济补偿，从而使俄罗斯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具有广泛的政治味道。这也充分说明“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决不仅仅只牵涉到纯粹的经济领域，而是被赋予了很强的政治意义。

（三）“市场经济地位”标准的理论渊源

近几个世纪以来,经济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以亚当・斯密、F.马歇尔为代表，主张政府不应该干预经济运行，管理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以西方国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为素材，否认“市场出清”的假定，市场失灵的存在使得国家干预经济成为必要，这些理论被成作“凯恩斯革命”；而“滞涨”的出现又使一度淡出经济学界的F.A.哈耶克终生坚信的新古典自由主义浮现出来，此后货币主义、供给主义、公共选择学派的林立，使新古典自由主义理论走向颠峰。新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市场具有自然秩序，反对计划经济和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在实践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的巨变，华盛顿共识的出台都与新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相关。

美国标准中，标准（4）、（5）直截了当地反对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而标准（1）、（2）、（3）则以迂回的方式表明的这种态度。

欧盟标准的实质也是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问题。美国和欧盟的市场经济地位标准是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或者说他们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解是反政府干预经济的，或者是越少政府干预经济越好,强调市场对经济的自动调节，即“软政府，硬市场”。

从形成时间上来分析，美国市场经济地位标准是根据1979年《贸易法》和1988年《综合贸易竞争法》制定的，这段时期正是美国国内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辅佐里根政府的时期，他们的经济思想必然对这两部法律的制定产生影响。巧的是，里根上台的年份是1980年，而这一年又恰好是美国对华发起第一起反倾销案；美国市场经济地位标准中始终渗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这点也可以从美国市场经济地位标准与代表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国际化的“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工具的高度一致性中得到印证，美欧市场经济地位标准与“华盛顿共识”所颂扬的十个政策工具吻合度非常高。这充分说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跟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

“市场经济地位”强调“软政府，硬市场”。这样的市场经济也称为自由市场经济，市场发育相当成熟，市场机制完善，价格信号准确合理，竞争机制建立，供求完全由经济主体自我决定，市场本身的力量就可以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经济全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起自动调节作用。政府只起“守夜人”的角色，正如里根政府所主张的管得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府。

虽然美欧标准的政治性很强，但仔细分析这些标准可以发现，他们是从政府、企业、市场、劳资关系和汇率等方面对市场经济进行规范的，从形式和内容上都有为我国建设现代市场可借鉴之处。

注释

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相关新闻统计而成。

② 魏杰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法更准确（参见 魏杰.市场经济前沿问题：现代经济运行方式.30-35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1。）但一般认为两种提法涵义相同，可以互相代替，现在多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法。

③参见 戴维・W.皮尔斯主编.现代经济学辞典[M].375页，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2。

④参见 卫兴华主编.市场功能与政府功能组合论[M]. 288、314、318-321、322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参考文献

[1] 王海明北京共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政治经济学篇10

调控政策的累积效应能否将过高的房价打压下去,还有待观察。但值得深思的是,从2003年以来,一直到2010年3月,其间除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一季度因金融危机的影响房价有过短暂的下跌外,在长达五六年时间里,房价都是在政府的频繁干预中直线上升的。为什么政府越干预房价越涨?是政府决心不够、措施不力,还是市场需求太旺?政府干预的表面下,有着怎样的利益博弈?

一般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景气增长期、城市化加速推进、投资渠道的狭窄刺激了对楼市的投机需求,加之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几个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危机前的几年里中国房地产投机之风盛行,需求高涨,房价节节攀升。至于2009年,房价在遭遇金融危机后先降后升,大幅反弹并创新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政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在信贷、土地、税收等方面对房地产企业及投资者放松了监管和要求,致使投机性需求增长,造成市场供求失衡;二是国家的“4万亿刺激计划”和近10万亿的信贷很大部分进入了房地产领域,天量信贷使得开发商能够轻易获得贷款,从而没有资金压力,不可能降价销售。而手握大量现金的央企,因为危机时期没有好的投资项目,也纷纷杀进地产行业,2009和2010年为什么涌现出了很多央企“地王”,原因就在于此。

但是,从经济角度只能解释房价存在长期上涨的动力,而不能解释目前过高的房价。像京、沪、深等一线城市最近几年房价普涨了4～5倍,无论用房价收入比还是租售比衡量,都远远超出正常水平,房价已具有了很大泡沫成分。所以,必须超越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而且也只能从这个角度――才能合理解释目前不正常的高房价,并找出解决办法。

【房价问题本是一个政治问题】

严格地说,房价问题本就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单纯的经济问题。居住权是现代文明社会中每个人基本的生存和生活权利。国家有责任为全体国民提供合格、安全、能负担得起的住房。此乃房地产市场的政治性。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中国的房地产,会发现几个悖谬之处。首先,土地公有和政府私利导致的“土地财政”助推了房价的上涨,并使地方在执行国家调控政策时“三心二意”甚至“假心假意”。中国的土地名义上是国有的,实际是地方政府所有,政府控制土地的本意是减少土地出让的交易成本,但这是假定政府乃大公无私的。现实中的政府当然不是这样,不仅政府的具体组成人员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就是作为一个抽象的政府本身,它的决策和出台的政策也总是从方便自己的管理出发。当一个政府存在自利倾向而且具有客观条件时,它手中掌握的公权力和资源越多,就越有可能为自己及属下的集团谋利。

目前的情况是,地方缺少其他财政来源,土地的公有性质正好被拿来作为生财的工具,而不再作为减少交易成本的一种方式。(事实上,即使地方不缺资金,也会这样做。)而要使土地升值,房价就必须不断上涨。为了推动房价上涨,地方一方面努力控制居民用地,另一方面,采用所谓“招拍挂”的土地竞价方式。从形式上看,“招拍挂”是一种市场化的土地出让方式,但这种制度要有效,前提是土地市场不被垄断。政府垄断土地市场,“招拍挂”的结果就必然是价高者得。政府乐于采用这一制度,是因为它看起来比过去的“协议”方式更市场化,后者已证明存在着很大的腐败因素,而如有“地王”出现并推高房价,地方就有理由卸责。

地方这么做,目的只有一个:维持对土地供应的垄断,制造土地稀缺的假象,从而最大化谋取政府利益。政府三令五申不准居民自建房,不准小产权房入市,因为假如开了这个口子,所谓土地稀缺的假象马上就会被戳破。

一些人可能会问,对于这种情况,难道中央不清楚吗?当然清楚。但在国家的治理依赖地方的情形下,两者利益的一致性远高于差异性,何况,地方的“土地财政”困局与中央不无关系。

分税制改革后,能够增大地方财力的主要税种都被上收,导致地方财权急剧萎缩,但与此同时,事权并没有上收,甚至还在下放。特别是现在强调建设和谐社会,打造公共服务型政府,这是要钱做后盾的。在主要公共产品和服务基本由地方提供的情况下,势必会恶化地方的收支状况,尤其对一些贫穷地方的政府来说,财政收入本就捉襟见肘,若缺乏其他的筹资手段,也就只能打土地的主意。这决定了地方不可能认真执行会导致其财力下降的调控措施。

【必须下壮士断腕之政治决心】

政府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真正打压高房价,还缘于政府合法性的内在困境,这点无论对地方或中央都一样。在民主转轨之前,一般是通过经济增长,带来民众收入的提高和福利的改善,从而增强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感。

经济增长在现实中一般被简化成GDP增长。房地产作为一个对GDP增长有着巨大影响力的行业,自然会被重视。在这个巨大的“诱惑”面前,各级政府都有制造房地产泡沫的冲动。只有一种情况例外,即房价高到已影响合法性本身,政府(主要是中央政府)才会不得不去挤泡沫。

我的判断是,目前即将到达这个临界点。但这也说明,临界点前政府不会真正去挤泡沫。之所以如此,除了合法性的需要外,还在于政府及其官僚群体过深地介入了房地产业。政府一面通过发展房地产业,取得丰厚的税收;一面又获取不菲的土地收入。此外,政府还直接通过自己控制的房地产企业,取得暴利,成为利益集团之一。国民创造的财富相当部分流入政府及官僚群体。这也是房地产业为什么盛产富豪,而腐败也最为严重的原因。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经济现代化如果是在权力的强制推行下展开的,社会的分化和不平等问题就难以真正解决。

另一方面,对中央和地方来说,虽然追求房价的高收益是一致的,但在收益的分配上也存在矛盾。中央政府比地方政府更注意民众对高房价的反应。此外,地方由改革开启的分权化对中央权威及其政治控制力的挑战,也必然反映在双方对房价的不同处理上。国外的实践证明,物业税作为一种在保有环节征收的税种,是能够很好地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但由于物业税一般作为地方的税种,因此,它虽然对遏止土地财政有用处,可立法部门就是迟迟不推进,而宁愿地方以地生财。中央政府担心地方在获得这个法定的财政来源后,会增强地方的独立性和分利性,无法有效约束地方。相比之下,土地财政虽然会引起民怨,但中央政府正可借此时不时地敲打一下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