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实际论文十篇

社会实际论文篇1

关键词： 马克思 社会交往理论 和谐社会 人际和谐

马克思的社会交往理论，从理论上支持和加强了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路，为现阶段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尤其是实现人际和谐提供了坚实的哲学根基。从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的理论视角来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尤其是研究人际和谐，具有根本性的理论意义。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

自古以来，人类对美好社会孜孜以求。从我国古代的“大同社会”到西方的“理想国”诉求，无不表达了人类对社会和谐的向往和憧憬，和谐社会的理念也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深化。

回顾历史，我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某些偏差，即片面强调社会的矛盾和斗争。自1957年之后，由于错误估计形势，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从根本指导思想上均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阶级斗争被扩大化、绝对化，期间发展到极致，造成了社会交往的病态发展、人际关系被严重破坏，这不但使社会发展出现经济与政治关系严重失调，而且使整个社会长期处于敌对和动乱状态，社会和谐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邓小平和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代之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国开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转折点。

当前，国际局势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国内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阶段，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进入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转型期。面对深刻变化的国际局势和艰巨繁重的现代化建设任务，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精辟地概括出了“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①这是从人们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思想道德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的动力机制和整合机制等诸多方面，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所做出的精辟阐述，也是现阶段我国交往规范和交往形式的指导原则。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和主要内容，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纳入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目标体系。“和谐社会”成了中国文字的高频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成熟的形态。有阶级压迫、阶级剥削、阶级对立，就没有和谐可言。因此，在生产力发展、经济发达而阶级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建成和谐社会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年代，和谐更无从谈起。在计划经济时期在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们还在“温饱线”上挣扎，也谈不上和谐社会，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也远远不成熟。而在当今中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不复存在，阶级对抗已经消失，社会阶层取代了阶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人民的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新时期，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命题，正当其时。

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又一次理论升华，也是对马克思交往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它从人们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思想道德关系等方面全方位地对社会政治交往、物质交往、精神交往进行了阐述和引导，这也是现阶段我国交往形式和交往规范的指导原则。

二、人际交往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涉及很多方面的内容，其中尤以富于主观能动性的人类社会最为复杂，因而处于主体地位。综合考察和谐社会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我们不难发现，人际关系的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是中国实现和谐社会的前提。

人是人类社会的细胞，是和谐社会的主体。离开了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就无从谈起，人与人的和谐乃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演化，总是以社会中的人为载体的，即表现为人际关系的变化。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正在和必将引起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最终都要归结到人际关系的变化，导致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新变化。这种变化既是社会进步的成果，同时它又带来新旧体制和利益的冲突，使人民内部矛盾具有新的内容和特点，因此人际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题和基础。我们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际交往关系对建设和谐社会的极端重要性，正确认识和处理人际交往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三、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是人际和谐的哲学根基

在对人际关系的研究中，不同的理论提出各自的思路。但从社会交往层面上来深入地揭示人际关系及其向着和谐状态的运动，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构建人际和谐的理论基础。

人际关系是人们在社会交往实践中不断展开、不断发展的产物，体现了人们交互作用的社会性生成。并且，结果态的人际关系不仅是主体间交往的产物，它也反过来对主体间交往和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在这里，交往实践以及人际关系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境域紧密相关。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在现实的主体交往的此岸所展示的人际交往的理想彼岸，这种理想的实现，不是人们在现实的社会境域中通过交往实践对和谐的人际关系的交互作用，而是受到整个社会系统的深刻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不仅产生于个体之间的微观交往，即日常生活中具体的交互活动，而且产生于人们的宏观社会境域。“小国寡民”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久远记忆，单个人之间的直接交往已经被日益社会化了，随着人自身的社会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趋向于更为复杂的结构。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历史发展的社会境域总是处于开放状态的，因此，人际交往实现了人与人之间广泛而频繁的交互作用。在这种敞开的人际交往实践中，人际关系的和谐不是偶然的随机事件，而是在社会发展境域中的人际交往实践的生成结果。人与人的和谐交往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状态，人际和谐是交往实践的结果态。和谐的人际关系不仅是微观的日常生活境域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而且是社会发展境域中人与人之间的动态平衡的交往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人际和谐的实践基础在于平等的主体际交往实践，而这种主体际交往实践在马克思的交往理论那里获得了科学揭示。并且，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为我们建构人际和谐的基本原则提供了理论基石。

人际和谐是人们通过社会性的交往实践不断形成的人际关系产物，人际交往是产生和谐的人际关系的实践之源。因此，我们透过学术界有关交往理论的诸多研究，复归到马克思的理论文本，即《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马克思那里寻找到对交往实践的科学揭示，从而获得人际和谐的理论基石。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从交往范畴的科学内涵出发，在可以经验确认的感性世界基础上，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来展开人际交往实践的理论逻辑。正如王武召所认为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考察了社会交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交往学说的初步确立”。②尽管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是在近代工业文明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所做出的理论思考，但其内容阐释对于我们当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这种启示是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当代性彰显，也是当代中国建设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必须要满足的一些必要条件。

生成于人们的社会往实践的人际和谐不是观念的预设，而是交往实践的产物。这种交往实践在马克思那里获得了科学的社会历史性，即人际交往何以达到和谐状态，抑或人际交往的实践如何具有科学性，因而，为我们思考当今的人际交往提供了理论基础。

四、用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马克思的社会交往理论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我们考察和辨析马克思交往思想，不仅仅是为了搞清这一思想的具体观点，更重要的是运用它去认识和把握当代社会历史出现的问题。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交往思想的方法论意义是多方面的，但我们所处时代使之凸显的是，它提供了理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视野。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纷繁复杂的系统工程。从马克思交往理论的角度来理解，和谐社会表征的无非是组成社会的各系统、各要素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交融、彼此协调、和谐有序、充满活力的状态。因而，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也就在于理顺各种关系。具体说来，就是既要整合社会关系，特别是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又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既要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等各要素内部的和谐，又要形成这些要素之间的和谐关系，使之共同发展；既要培育微观的各个社会组织细胞的和谐发展，又要促进宏观整体社会的有序运作；既要让整个社会充满活力，又要平稳有序……这些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无疑在启迪着我们，在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中，要努力完善社会交往系统，防止主体间交往关系的蜕变，促进社会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文化价值系统的协调演进，纠正以往重经济指标轻社会进步、重物质成果轻人文价值的片面做法，贯彻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整体地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2005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千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5.2.20.

②王武召.社会交往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4.

参考文献：

［1］吴俊杰，张红等.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总问题报告［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16.

［2］社会学视野中的――和谐社会调整结构（一）.人民网，2004.11.30.

［3］王武召.社会交往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4.

社会实际论文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理论成果中国化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具体的说就是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近代中国的传统社会文化、中国的社会发展历史、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紧密结合。由于目前中国在近代的社会发展中所遭受的一些重大灾难,导致了中国不同于目前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在我们的旧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的落后,导致了我国在近代社会发展的道路和过程中常常会遇到很多不同的社会实际难题,复制马克思基本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或者照搬一些先进国外经验的方法是不一定有可能完全解决这些社会实际难题的。因此,将近代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完全排除在外去谈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现实的,要使这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近代中国的传统文化特点,将近代中国的传统社会主义文化基本原理融入到近代马克思主义中去,去研究和解决中国化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具体的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将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深入到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解决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实际问题。

由于国外西方列强的入侵,近代的中国一直被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所压制,经济以及文化等都非常落后。在这种的情况下,中国人民想要个革命无疑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就是在于它和各个西方国家的历史和革命都实际上是相互存在联系的,这个时候我们党的国家领导人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把运用现代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运用和发展到近代中国的历史和革命中联系起来,但仅仅的运用和依靠现代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是不可能彻底解决近代中国革命所需要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的。由于近代中国国情的特殊,国外的方法和经验不能直接用于彻底解决近代我国的困难和问题,所以,党的国家领导人必须紧密的联系和结合旧中国落后的历史和社会发展状况,寻找有效的适合近代中国实际的方法,制定和提出正确的政策和方针,以有效的保证近代中国的革命和改革开放发展的过程能够顺利进行。由于近代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要准确的把握近代中国在革命和发展的过程和实践中的的特殊发展规律,结合近代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发展背景,去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

(二)将属于中国的现代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属于中国的优秀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相有机结合

毫无疑问,在我们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历史中,遗留下来的这样一种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社会主义文化是很多的。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外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迫切地要与一种属于中国的优秀社会主义文化相充分结合才能使其有更好的继承和发展。但是作为一种外来的社会主义思想,想要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和各种社会主义实践中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使其衍生和发展出一种属于中国各族人民全世界都能广泛接受和认同并充分理解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就是将一种马克思主义与一种属于中国的民族优秀文化相充分结合而产生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并不仅仅是意味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照搬照套,也就并不是一贯的支持和推崇一种属于中国的民族优秀文化,而是将这两者充分的融合。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将民族思想的伟大先进性充分体现了出来,它将作为一面鲜明的旗帜,指导着所有属于中国民族优秀文化的发展和前进方向,对所有属于中国的五千个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进行了整理,取其精华,去其中的糟粕,为了中国在各个方面的发展和进步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这样的思想结果,不仅是使得马克思主义教育植根于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还是达到了通过马克思主义教育弘扬中国优秀文化的最终目地。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将中国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转化成经验,再将经验提升为理论,进行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可以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理论概念存在,而实际马克地主义的理论中国化并不是说把中国直接关起门来搞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研究,而是通过学习它其中的社会主义观点以及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方法去分析和解决在实践中可能遇到的实际问题,然后将中国人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积累的理论和经验提升了起来作为社会主义理论,融入和发展到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去,创造和发展出了一个属于我们和中国自己的新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同志曾经在讲话中强调过"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也就是说我们要运用实际马克思主义在实际理论中的一些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解决我们和中国的实际社会问题,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提出的实事求是理论。我们要联系实践,实事求是。虽说我们一直主张将实际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但并不是直接地说我们忽视了理论,相反,我们认为应该更加注重实事求是理论,运用实事求是理论的方法去分析和解决实践中可能遇到的实际问题。很多研究中国革命的先辈经过了实践考察后知道,没有新的理论和过去的支持,革命的领导和运动也定将永远不会成功。旧革命时代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战争运动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它的胜利正是在毛泽东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正确指导下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正确指导下,对实际革命运动过程中的问题和情况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最终才成功地取得了这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这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最终取得的伟大胜利,因为他对当时关于中国的革命情况还没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他也知道当时关于中国的革命理论并不成熟,只有充分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将之充分运用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才能真正解决革命中可能遇到的许多问题。所以我们想要真正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中国化,必须首先要在中国马克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进行革命理论的创新,运用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去分析和解决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实际革命运动中的许多问题,不能仅仅单单是为了解决理论上的问题,还要充分地善于借鉴和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将解决问题延伸出的各种教训、经验结合,这样才能不断的进行理论上的创新,为实际解决问题提供理论依据,也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如果仅仅是提供马克思主义本身,那反而会将我国的发展带入一个误区,所以我们必须进行理论创新。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现阶段的重大成果

同大多数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但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发展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当然,具有当代中国民族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新中国尚未正式成立之时,我国共产党走的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路线,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和核心是一毛泽东同志。而作为领导人和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初步的清楚地认识和看到了共产党要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同全世界和中国的人民革命实际相紧密结合。当时的苏联和中国由于国外一些列强的入侵是完全处在一个半殖民地状态的半封建社会,因为随着苏联和中国革命的成功,党内干部中有不少领导人明显的倾向把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教条化,用全世界和苏联的历史经验理论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全世界和中国的实际问题,但显然这一点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全世界和中国的实际国情与全世界和苏联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不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核心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同全世界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际和具体情况相紧密结合,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了全世界和我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特殊性,不断的探索总结历史经验和吸取教训,走出了一条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这一点便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化的基本雏形。

在新中国的成立之后,党的最高领导人又一次意识到特色社会主义才是当代中国人民应该要走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于是,从中国新民主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化转变就这样形成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延伸。在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化转变的初期,由于前苏联经验的严重匮乏和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遇到了很多困难,这时就只有相互借鉴前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经验。在这个经验相互借鉴的探索过程中,党的领导人充分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结合当前中国的情况和实际对于社会主义中国化初级阶段的理论建设和实践进行了探索,正是由于这次的相互借鉴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发展进程在理论上有了质的飞跃,通过不断的探索积累这些经验,又将前苏联的经验进一步上升到创新为社会主义理论,这种克思主义经验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相互运用结合形成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的理论实践成果——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提出,意味着当代我国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化建设的初期,党的最高领导人正是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实际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实际相紧密结合,解决了很多用其他的方法无法彻底解决的实际难题,推动了当代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党的领导以人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前进方向很明确,就是坚定不移的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必须继续坚持和运用党的马克思主义,不断的探索和创新发展建设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在这期间,邓小平同志又一次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的提出继续的推动着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中国化。这三个代表重要理论思想的研究和提出,开创了当代中国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发展局面。

社会实际论文篇3

[关键词]建构主义；方法论；多元主义；整体主义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2-0019-02

建构主义理论于20世纪80-90年代兴起以来，已日渐成为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鼎足而立的三大主流国际政治理论之一。当前国内学界对于建构主义基本理论的探讨已趋成熟。但对于其方法论方面的研究仍有欠缺。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通常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一般科学方法论，即带有一定普遍意义，适用于许多学科领域的方法理论，就社会科学范畴中的国际政治学而言，主要是指相对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和后实证主义的解释学方法论；二是具体科学方法论，即研究某一具体学科，涉及某一具体领域的方法理论，在建构主义话语体系中，主要是指国际政治研究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和个体主义方法论。本文将围绕建构主义方法论的这两个层面展开具体论述。

一、方法论分歧的本体论根源：物质本体论与社会本体论之争

方法论的选择是和本体论密切相关的，方法论的分歧本质上反映的是本体论上的差异。实际上，国际政治学者在面对所有的研究问题时，潜意识里都有一种先在的本体论假定。国际政治研究的客体不外两种类别：自然事实和社会事实。自然事实，其本质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实在，这一点在国际政治理论界，除了一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以外，几乎是不存在争议的。但至于社会事实，在本质上究竟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实在，还是一种依赖于人的意志的主观建构，却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的。这种分歧，正是物质主义本体论与理念主义本体论分歧，或称物质本体论与社会本体论的分歧。

理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不论是新现实主义学派还是新自由主义学派，都是持物质本体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源自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它把包括国际政治领域在内的社会世界理解为同自然世界一样的物质实在，这种物质实在是独立于人类的话语和观念、独立于人类的互动行为的，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基于这样一种本体论假定，理性主义认为社会科学领域理论研究的任务，同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在于因果问题研究，在于发现客观规律或者像华尔兹所说的对客观规律的解释。他们认为国际关系学者可以像寻求自然界的规律一样，能够对国际政治行为体的行为及其规律加以把握和认识。这种观点，是理性主义学派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本质和实证性研究方法的理论根据。

然而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无论是主流的温和建构主义还是非主流的激进建构主义，都是持社会本体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源自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它认为社会世界并不是完全独立于人类话语和观念的客观实在，而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由人的观念和言语行为不断创造和再造的。这种理念主义的本体论重视人的主体性，认为社会的深层结构是由观念而不是物质力量构成的，强调物质因素是通过观念和话语的作用而产生意义的，社会实在只是一种主观的外化。基于这样一种本体论假定，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政治领域作为一种社会类别，本质上也是一种行为体互动中的社会建构。所以国际政治研究小能同自然科学一样只注重因果问题研究，还应该重视建构问题研究这种研究议程的重新设定决定了在国际政治研究中自然科学领域那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万能的――后实证主义的诠释性方法，应当受到成有的重视

二、研究方法的“中间道路”：方法论多元主义

本体论的分歧导致了研究方法的分歧：物质本体论的观念导致了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倾向，将发现客观规律作为研究目标，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说明(explanadon)，侧重于实证性方法；而社会本体论的观念则导致了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后实证主义倾向，将理解社会意义作为研究目标，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对社会事实和社会意义的“理解”(underscanding)和“诠释”(intcrpreta-tion)。在国际政治学界。作为主流的理性主义学派属于前者，作为非主流的反思主义学派则属于后者。

在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论战中异军突起的建构主义学派在方法论问题上则力图调和二者的矛盾，探索一条新的“中间道路”。建构主义尽管在本体论上和反思主义是一致的，但它并不认同反思主义在方法论问题上的单一主义观念，而是持一种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立场。实证性方法与诠释性方法并非是二元对立不可调和的，研究方法只是一种工具。建构主义认为科学研究应该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方法为导向。因果问题研究(why的问题)离不开实证性方法，而建构问题研究(what和how的问题)则需要诠释性方法。因此建构主义在研究实践中超越了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无谓的方法论争议，综合运用两种研究方法，而不是刻意排斥某一类方法。

这种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立场使得建构主义在保留了主流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大量借鉴了被理性主义所忽视和否定的后实证主义的诠释性方法，包括符号学、谱系学、叙述分析、象征分析以及认知图谱法等，这些方法都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不具备的。

虽然建构主义学派在方法论上持这样一种多元主义立场，但几位主要代表人物在两类方法的使用上并非均匀用力，而是各有偏好和侧重的：温特的理论以科学实在沦为认识论基础，所以较多地采用了实证性方法；而卡赞斯坦和江忆恩的建构主义文本都是实证性和诠释性方法同时使用，既有说明变量关系的成分，也有理解社会意义的内容；鲁杰、奥努夫和克拉托齐维尔则更多地是从理解意义的角度人手，较多地采用了诠释性方法――尤其是以克拉托齐维尔为代表的德国建构主义学派，大量地使用了语言学的理解式推理，具有强烈的后实证主义色彩。

值得关注的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这种语言学方法曾经长期为中国学界所忽视，它是建构主义多元方法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语言学之所以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得以应用，也是由于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的社会本体论理解：语言对于社会事实具有先在性，它不仅描述社会事实，而且还建构社会事实，话语是观念扩散和制度化的媒介，主体间性意义的建构必须依靠言语行为来完成。以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来诠释社会建构问题，是当代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特色。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语言学方法，目前主要流行于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建构主义学派之中，在美国(除了佛罗里达建构主义学派之外)应用并

不广泛。

三、方法论的社会学转向：从个体主义到整体主义

建构主义在研究方法上对理性主义有两大超越：除了前面提到的方法论多元主义对单一方法论的超越，还有就是国际政治研究中整体主义方法对个体主义方法的超越。个体主义方法强调个体的作用，并以个体特征解释整体特征；而整体主义方法则强调整体的作用，根据整体特征解释个体特征。个体主义是经济学常用的方法，而整体主义是社会学偏爱的方法。¨’

理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深受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影响，在方法论上一般采用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以个体主义的角度和经济学的概念来解释国家的行为。其中新现实主义主要借鉴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华尔兹就曾经以市场结构来类比国际政治结构，以公司来类比国家；而新自由主义则主要借鉴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基欧汉就曾经以成本一收益分析来考察国际制度。理性主义的这种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理性选择理论为指导思想，把国家视为“经济人”，根据成本一收益分析来选择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并经常使用博弈论、系统论甚至数理统计等方法来研究国际问题。

这种研究方法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不可否认它也存在很大的缺陷：它只考虑被假定为理性利己者的国际行为体在给定利益驱动下的行为，只注重单元层面的利益权衡和战略选择，而忽视了作为主体的能动的人的作用，忽视了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对行为体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作用。更不用说它忽视了主体间性的存在和社会意义的观念建构问题。但世界是作为一个国际社会而不是一个市场体系而存在的，所以这些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单纯的经济学方法是不足以解释复杂的国际社会的。这种借鉴自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无法解决的缺陷，使整体主义的社会学理论方法引人国际政治研究成为必要。这个方法论革命的任务，就是由建构主义完成的。

建构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是社会学，主要源自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所以它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的，因此在方法论上也是采用社会学中普遍使用的整体主义方法。整体主义认为，整体对个体的作用，不仅仅是个体主义所强调的因果作用，还包括个体主义所忽略的建构作用。也就是说，国际体系，不仅像华尔兹所认为的那样决定国家行为，还有建构国家行为的意义。同时，整体主义将个体属性视为整体结构的社会建构，而不是像个体主义那样将这些个体属性视为与整体结构无关的外生的给定变量。也就是说，国际结构不仅影响国家行为，而且影响到国家的身份和利益。

基于上述理念，整体主义的社会学方法将研究重心放在建构理论研究而不是因果理论研究上。它以社会学的视野和整体的角度来考察国际政治，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的建构作用，分析施动者与结构的相互建构，分析文化、规范和认同的形成与作用。它把包括权力、利益和无政府状态在内的所有被理性主义视为先验的给定的概念都变成了研究的课题，并分析其社会建构的过程，原来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起点成为建构主义研究的问题。国际政治研究方法的社会学转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出现的。

建构主义以社会本体论为哲学基底，因此不仅关注因果问题研究，而且更加强调建构问题研究。这种研究议程的特点决定了建构主义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立场：在保留了传统的实证主义方法的同时，大量借鉴了后实证主义的诠释性方法。也正是这种对国际政治的社会本体论理解和对建构问题研究的强调，决定了建构主义只能采用社会学的整体主义方法，从整体的性质来理解个体的属性与行为，而不能采用理性主义的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建构主义这种方法论上的变革，为国际政治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它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重新观察世界的新视角、一种重新解读世界的新话语、一套重新分析世界的新工具。这正是建构主义方法论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6][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29，37。

[2]袁正清，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1。

[3]秦亚青，建构主义：思想渊源、理论流派与学术理念[J]，国际政治研究，2006，(3)。

社会实际论文篇4

关键词：接受美学 读者 实际读者 假想读者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3）11-0201-02

从亚里士多德一直到到十四、十五世纪，对于文学的研究一直是以作家作品作为中心，读者和阅读接受一直没有受到足够重视，读者的存在长期以来被忽视，但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接受美学的兴起，西方文论中把研究的对象和视野转向读者，开始重视读者在阅读接受过程中对作品产生的影响。

不同的文论家理论背景不同，"读者"概念各异，这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实际读者，即从事阅读活动的具体的读者；二是假想读者，是由接受反应文论家根据文学文本的预期效果得以实现而假想出来的读者。

一、实际读者

实际读者又被译为"真实读者"或者"现实读者"， 是指实际阅读文学文本并作出反应的读者，具体地说，他们就是指那些生活在一定时代、环境中形形、实实在在地阅读着各种文学文本的个人读者和群体读者。正是他们通过对文本的直接阅读才使文学文本得以转换成所谓的"文学作品"，从而实现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然而，由于不同理论家的方法和理论视角不同，对于这类读者的看法众说纷纭。他们对实际读者的定义大致有时代读者、个人读者与社会读者。

所谓时代读者是相对而言，从姚斯对垂直接受的研究可以看出，一部文学文本的历史就是一个被读者理解和认识的过程，而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文学文本的理解、认识与评价是不同的，这既是由于文本具有的潜在意义非一时一刻所能理解，也是由于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审美时尚等限制了一个时代读者的理解与认识，到另一个时代才克服这些限制，如此循环便造成了接受和反应的无限性。如我国新时期文学读者意识就是从社会政治意识转向审美意识，再转向文化意识，这三个不同时代的读者意识或多或少会影响个人读者对文学的接受。所谓个人读者是强调读者的个体性。在接受阅读时，由于读者的个体因素不同必然会造成每个个体读者有不同的期待视野、不同的阅读反应和阅读效果。这些因素大致有：个体读者的世界观、审美观、社会地位、文化修养、经历、性别、年龄等外在因素以及个体读者的接受动机、兴趣、审美需要等内在因素。这在传统文论中已有很多论述。社会读者主要指一些社会机构如出版社、书店、图书馆、批评机构、文学期刊、教学研究、广播电视以及一些会议如关于文学的座谈会、研讨会、颁奖会等等，他们一般代表了某个社会的、阶层的、集团的意识，带有强烈的倾向性，也往往会利用其独特的社会地位影响个人读者对文学文本的接受。

由此可见，作为接受反应一极的实际读者是具有历史性和个体性的品质，换言之，它以历时性读者和共时性读者的面目同时出现在实际阅读活动中，从而使每一个实际读者的阅读都有别于其他实际读者的阅读。面对同一个文本，每个实际读者的阅读是惟一而非重复的：这不仅指不同的个体实际读者，即使同一个个体实际读者，不同的阅读时间也意味着不同的阅读历史和阅读经验，许多貌似无关的社会读者也可能引起个体实际读者的种种变化。因而，每次阅读都会带来新鲜的经验和感受，这就使得阅读过程既充满创造性又有许多不确定性。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实际读者的研究更复杂也更难于把握。

二、假想读者

实际读者的意义主要在于当研究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个特殊阅读群体理解一部文学作品的方式时，就要求助于他，不论文本可能会传达什么判断，它都会反映那个阅读群体各种不同的态度和规范。研究者可以据此对文学及文本的效果进行研究，但是由于对不同时代实际读者的研究有赖于当时的文字材料，而实际情况是时间越久远，所能得到的有关实际读者的文字材料就越少，所以研究者就不得不依靠从文学文本中搜集，就得依靠另一种与文学文本关系密切的读者类型---假想读者。

假想读者是与实际读者相对而言的，具体来说就是指接受反应文论家根据文学文本的预期效果得以实现而假想出来的读者类型。与实际读者不同，假想读者纯粹是一个虚构的读者，没有太多的现实基础，但却可以填补在研究阅读效果和接受反应过程中不断出现的任何间隙，因此他是接受反应文论研究的重点。由于文论家各自的理论背景和研究视域不同，给它的定义也五花八门，有吉布森的"冒牌读者"、普兰斯的"零度叙述接受者"、里法泰尔的"超级读者"、伊瑟尔的"暗含的读者"等等。

"冒牌读者" 是美国批评家沃克·吉布森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在从事文学批评和研究时必须要认真区别一部文学文本的作者和文本中的说话者（叙述者），叙述者才是真实的，以往的研究已注意到了这一点，可忽略了与之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即关于读者的区别。应该从读者身上剥离出来类似说话者的角色来加以研究，这个角色就是所谓的冒牌读者。

"零度叙述接受者"是热拉尔·普兰斯提出的假设性读者概念.普兰斯从强调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出发，认为对在作者与真正读者之间担任中介调停的角色---叙述接受者加以探讨和研究是有必要的，于是他把所有可能接受一部文学文本的各种读者分为三种：真正的读者（手里拿着书读的人）、虚设的读者（作者认为自己是为他而写的、有一定审美能力的人）以及理想的读者（对文本能完美理解的人）。

迈克尔·里法泰尔提出了"超级读者"的概念，这种群体包括诗人、批评家、翻译家、学者以及其他为普通读者提供关键消息的人，正是他们才得以把文体事实建立起来。伊瑟尔认为"：超级读者就像一个探矿手杖，我们从中可以看见文本中潜在意义的编集密度。作为一个各种各样不同能力的读者的集合术语，它把文本启示中所包含的语义学和语用学内涵的根据考虑在内，这种根据可以在经验上得到证实。"因此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超级读者类似于理想读者。

伊瑟尔对接受反应文论诞生以来有代表性的读者概念进行了研究和批判，并提出了"隐含的读者"，"隐含的读者"指完全按文本的召唤结构去阅读的读者。 "隐含的读者"是"一种与本文结构的暗示方向相吻合的读者，即受制于文本结构的读者，但它又不是单向地决定于文本的结构，它还包含着读者再创造的能动性和对于作品意义的参与和实现"。

由此可知，接受反应文论家从接受角度来定义读者，把读者分为实际读者和假想读者。接受反应论者把读者作为研究的对象和视野，注重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对作品所产生的影响，由此开创了一种新的接受传播学视角.

参考文献

[1]赵毅衡"新批评"文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2]朱狄.当代西方艺术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伍蠡甫.现代西方文论选[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社会实际论文篇5

关键词：实践社区，礼貌，不礼貌

 

在西方，针对语言与性别的研究已经进入了相对稳定和成熟的时期,研究者将语言和性别看成动态的、微观的和在特定场景下的构建,即从传统的变异论者认为的性别差异研究转向语言与性别的后现代社会性别建构主义的研究。而我国在语言与性别的研究方面开展的比较晚, 将实践社区理论应用到言者身份、性别话语的研究还处在初步的阶段, 因此,作者希望通过本文为汉语的语言与性别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博士论文，礼貌。

在语言与性别的研究中，语用学中的礼貌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的综合使用为了在具体的，特定的场景中更好的解释言语意义和言者身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框架。在交际中，使用礼貌策略通常可以看做是一种间接指代普遍意义上的具有女性性别特征的交际方式，相反，如果没有遵循礼貌原则或规范，或不礼貌，则可被看做是一种间接指代普遍意义上的具有男性性别特征的交际方式。Mills (2003) 也曾说过礼貌已经是被看成是一种具有女性性别特征的产物了。博士论文，礼貌。

一 实践社区理论

实践社区理论(Community of practice) 是有Lave & Wenger 在1991年作为知识社会理论基础首先提出的，后由Wenger在1998年将其进一步发展。Eckert&McConnell-Ginet 在1992年将实践社区理论应用于语言与性别的研究，从此，实践社区理论在语言与性别的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Holmes & Meyerhoff (1999) 也指出实践社区理论与从社会结构主义角度看待性别的方式更具兼容性。

Wenger从三个方面论证了实践社区理论，即相互参与契合，联合的沟通机制，能达成一致的能使自己提高的技能。由于性别不是事先已经存在的,它是人们在实际讲话中所产生的,是人们在参与具体的交际活动中建构而成的。性别也不是静态的,它是通过在不同的实践社团中,个体的语言表现不同,性别也随之相对的产生。由于实践社区理论一般采用定性的方式关注某一特定场合的社会实践，从而与早期的变异论研究相区别，形成自己的明确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

二 Brown& Levinson（1987）的礼貌理论及存在的问题

1礼貌礼貌及其存在问题

Brown & Levinson的礼貌理论主要基于Goffman（1967）对面子的看法。以前的有关性别与礼貌的研究大多深受Brown& Levinson的礼貌理论的影响。我们知道，礼貌作为一种普遍现象，为各社会群体所共有，作为一种个性化的交际原则，又受制于不同语言群体的不同文化背景，因此，礼貌原则在言语交际中具有灵活和多样的特点。

但是，Brown &Levinson的礼貌理论中最根本问题之一就是它对于不礼貌的忽视，不礼貌言语是指，在言语交际中言者所说的话直接或间接地威胁到了听者的面子（包括正面面子和负面面子），而使听者感到尴尬，不快的话语。博士论文，礼貌。而这种忽视是由于该理论对Grice (1975) 合作原则的过分依赖，这使得它把精力都关注在避免面子威胁行为的策略上了。这就导致一方面礼貌理论和合作原则相辅相成的运用在人们的日常交际中，是人们在会话中力求遵守和维持的一种策略。，而另一方面，在真实的言语交际中，人们却大量的使用被忽视的不礼貌原则来达到个人的目的。徐盛桓（1993）认为该理论未对其准则的具体内容及相互联系，层次做出说明，各次准则的规定均较含糊，笼统（方式准则的各次准则除外），未建立会话含义的推导机制；主要注意了非规约性会话含义的产生和理解，而对规约性现象未给予充分重视；对会话含义的区分有不够严密之处，对含义特征的说明过于一般，个人特征的说明不够恰当。

比如，Holmes于1995年出版的 Women，Men and Politeness 肯定了Brown & Levinson的礼貌理论及研究成果。而Mills 认为Holmes 没有将其定义的礼貌行为与判断这种行为和人礼貌的社区有机的结合，而导致这一缺陷的原因正是由于Holmes过分依赖Brown& Levinson的礼貌理论，Mullany, Spiers 和Harris 也肯定了Mills的观点。Mullany同样认为在以后的性别与礼貌的研究中，Brown & Levinson的礼貌理论应适当的调整补充从而关注对言语交际的特定场合进行适当的分析。博士论文，礼貌。

2 实践社区理论能解决这个问题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关于实践社区的特点，许多研究学者，如Culpeper (1996, 2005), Eelen (2001), Mills(2003) and Watts (2003)，反复强调礼貌理论只有涵盖不礼貌理论模式的时候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完整的（不）礼貌理论。博士论文，礼貌。而实践社区理论在研究性别与礼貌方面是有强大的优势的，因为它为全面的展现言语礼貌与不礼貌提供了平台。

三 通过实践社区的角度看待（不）礼貌理论，优势及需要注意的问题

1从实践社区的角度看待（不）礼貌理论

Mills（2003）认为在实践社区理论看来，礼貌应被看做是在实践社区中发展，认可和竞技的一套实践或策略。同时，她认为在女权主义语言学研究中，对言语礼貌任何方面的研究都应在实践社区的理论框架下解读。Mills (2002) 提到“女权主义语言学应更多的关注从实践社区的角度研究性别和言语行为的关系，而不是关注对个体的言语行为的研究。因为从实践社区的角度，不同的群体对礼貌的不同功能和意义有不同的认识。”

2从实践社区的角度看待（不）礼貌理论的优势

一般来说，从实践社区的角度看待（不）礼貌理论主要有三大优势，第一，是实践社区本身的优势，由于其关注的是微观的，当地的，特定场合的语言与性别，性别与礼貌的关系，这符合当今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趋势。第二， 过去的研究过多的在词，句子等微观层面分析礼貌，通过从实践社区的角度，我们可以从宏观的话语语篇角度去解释礼貌 (Harris 2001, Mills 2002, 2003)。第三，通过从实践社区的角度，我们可以把礼貌动态的看成是说者与听者言语交际中制定，产生的行为，而不是像Brown & Levinson的礼貌理论那样单一的，静态的从说者的角度去阐述。

3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通过实践社区的角度看待（不）礼貌原则时，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虑， 那就是谁来定义一行为时礼貌或者不礼貌。Mills 认为从实践社区的角度看待（不）礼貌的同时，要完全将研究者的在实践社区中的作用最小化，她认为只用属于某实践社区中的群体才有资格和能力去解释发生在这一实践社区中的特定的话语是礼貌的或者不礼貌的。博士论文，礼貌。Mills 主张从实践社区的角度看待（不）礼貌理论的看法，我是支持的，但她过分夸大实践社区中组成群体的作用是值得商榷的，正如Holmes and Schnurr (2005) 和Mullany（2007）所说的那样，由于语言具有多功能性，因此解释某一实践社区中某一段言语交换在一般情况下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仅仅从社区成员的角度去解释，而忽略研究者的作用，这本身就是与社会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的根本目的相违背的。

参考文献：

Brown, P. and S.Levison.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社会实际论文篇6

关键词：秦亚青 关系治理 过程建构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团体动力学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6）01-0052-65

过去几十年，中国学者一直在努力尝试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迄今为止，比较成熟的成果是秦亚青（下简称“秦”）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而他提出及论述该理论的主要著作，就是《关系与过程一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

在该著作中，秦由创建理论的原因开始讨论，先反思现有理论的不足，再创建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填补空白，并将其具体应用到构建一个综合治理模式，最后以东亚实际情况为事实根据，以相关理论作解释，完整地结束讨论。全书条理清晰，一气呵成，是国际关系学科值得一读的一本好书。尽管秦最近尝试将其更名为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但要全面理解该理论，还得认真阅读《关系与过程一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一书。

一、主要内容及观点

秦在《前言》中指出，有解释力的社会理论总有一定的适用范畴。目前的国际关系主流学派几乎都是在美国成型，且多为理性主义的产物，带有学术话语霸权色彩。然而，东亚历史上各国与中国合作而非结盟并制衡的情形，使当今各主流学派的解释力受到挑战。因此，有必要考虑建立更为适合的理论。

在第一章中，秦解释了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原因。他比较了西方对构建社会科学理论的不同看法，如一元论及二元论等，指出应坚持理论的基本定义，即“系统化的思想”，不支持话语霸权。秦指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基本上从理性本位出发，忽略了理论硬核的形而上成分。事实上，理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时代均有不同的表现。讨论理论硬核的形而上成分，则必然涉及文化、世界观等。例如，英国学派与美国主流学派的“问题意识”（形而下部份）不同，便是因为前者的发展建基于欧洲历史文化的特殊集体记忆，重视国际社会及社会规范。中国文化在这方面与西方大相径庭，在国际关系上往往表现为：没有个体的无政府状态逻辑，天下观念重视远近亲疏而非二元对立。因此，中国学派需要具有两个特征：起源于中国的文化语境，以及能够获得普适性的意义。

在第二章中，秦提出并解释了过程建构主义理论，这是全书的重点。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是“关系性”而不是“理性”，强调整体社会而非独立个人。秦认为，国际关系三大范式均忽略了重要的社会性因素，即社会互动过程及社会性关系。然而，该两者都是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元素。过程包含关系，关系构建过程，前者的核心是运动中的后者，后者的运动形成了前者，双方密切相关。

秦逐一分析了三大范式在这方面的缺失，指出：一、结构现实主义是体系层次理论，重视国际体系，国家是其构成单位，是理体，因此在体系层次上认为是物质实力的分布影响了行为体的互动，核心是“结构选择”。二、新自由制度主义也是体系层次理论，重视国际制度，也接受理体的理论假定，在体系层次上认为是国际制度影响了行为体的互动，核心是“制度选择”。三、结构建构主义同样是体系层次理论，重视行为者与结构之间的互构关系，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两者互为因果的状态，并发展了一种体系层次的元理论，观念结构（文化）成为核心元素并影响行为体的身份构建及行为方式，核心是“文化选择”。秦认为，三大范式都强调设定一种清晰的因果关系链，将原因要素设定在国际体系层面，将结构、制度及文化物化为确定性要素，使之成为已知变量。然而，过程是动态的，难以用静态理论加以研究，这就产生了问题。

秦进而提出了过程建构主义理论。他以两对标量――物质和理念，结构和过程――对现有体系理论进行分类，发现在强调过程及理念（社会性）这一较具动态性质的区域存在理论空白，从而提出了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分析重点是过程，理论硬核是关系性。其取向为社会性过程理论，强调社会性建构作用，机制则是以关系性为标示的过程。该理论接受结构现实主义的三个基本假定：社会性；国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体；国际社会进化原则。因此，体系层次理论、社会本体论及社会进化原则构成了过程建构主义的基本理论取向。

秦认为，过程系指产生社会意义的持续的实践互动关系，是运动中的关系，其基础是社会实践，即行为者的实践活动。关系在过程中发展、发生并体现。过程建构主义有几个特征：第一，过程与行为体是共生及互相构建的；第二，过程构建行为体之间的主体间性――使互动具有意义的实践和关系过程，产生国际体系的规范和观念结构；第三，过程逻辑包含中国的包容性辩证思维，而非西方“非此则彼”的分离式思维。其三个基本命题是：过程具有自在性，独立于结果；过程可以产生动力，动力的来源是关系的运动；动力是体系层面的因素，不可还原到具体的个体行为体。过程的重要意义是孕育规范，培养集体情感并催生集体认同。

过程建构主义的分析重点是关系，观察对象是关系中的行为体，其观点是关系主义而非实质主义，并有四个基本假定：关系本位，即关系是分析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关系界定理性；关系确定身份；关系孕化及成为权力。

秦在第三章进一步指出该理论的认识论支点一元关系和中庸辩证法，并以中国融人国际社会为例作出解说，强调过程视角不同于实体视角，可同时具有正题和反题的基因而不以消灭其中的一方为代价，其相辅相成的转化过程产生新合体。

秦在第四章讨论了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是该理论的具体化、实际化的应用。秦认为，国际关系主流理论重视规则治理模式，其特征为：具有高度的实质主义内涵，将个体行为体作为治理的基本对象，是以结果为导向的治理模式，包含了一种“非信任”假定。秦由经济学的学术讨论引入关系治理模式，其特征为：强调社会关系和社会行动者的实践活动，强调治理的关键是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以过程为基本取向，将“信任”视为关键要素。秦认为两者各有优劣，应构建一种综合治理模式，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加强，提高治理效率。他提出了三个命题：两种模式是共在的，是相辅相成的，其实施是受文化因素影响的。

最后，秦在第五及第六章中，以东亚的合作为背景，反思了各种国际关系理论的应用，并以过程建构主义理论进行解释，完整地完成了理论的解说。

二、理论产生的背景及相关发展

过程建构主义理论是秦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多年努力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他的研究路径可以归纳为五条：系统研习和深入反思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大力倡导并努力实践“人文与科学契合”的新方法论，对相关学科知识的广泛涉猎和认真借鉴，高度重视和积极发掘本土思想理论资源，明确理论内核并提出工巧的研究设计。秦在2005年左右即进行相关思考，于2008年总结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状况，同时大胆提出了进程主导的社会建构模式。尽管当时模型有别，名称不同，但已能看到提出新理论的曙光。与此同时，他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秩序观、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等做出不少思考。2009年，他首次提出过程建构主义理论的雏形，并在次年加强了理论论述。2011年，他开始比较系统地谈及规则与关系相结合的治理模式，迈出完善理论过程中重要的另一步。2012年，他终于通过该著作及其他文章正式提出较为完整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最近，他又对该理论加以深化改进，提出了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这一新命名。

理论虽是由秦提出，但却乃本世纪初众多学者思想碰撞的产物，是学者们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心血结晶。一方面，正如王帆等指出，改革开放后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起始阶段（1978-1989），大规模引进阶段（1989-1997），深度学习阶段（1998-2004）及理论自觉阶段（2004年至今），在第四阶段，学者们开始探讨及尝试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秦在该书中提出“关系性”这个核心概念，构建了过程建构主义理论，标志着有关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在同时期其他学者的文章中读到不少富有启发性并与秦的思路相近的观点。在提倡借鉴英国学派方面，庞中英即认为其对中国同行有不少启示并指出，早在1984年，已有学者讨论中国进入国际社会及中国与国际秩序的问题。英国学者威廉・卡拉汉就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及英国学派进行比较，提到两者都弃用流行的政治理论，建立一套专门的经典哲学准则，即分别为中国《礼记》的“大同”与英国“国际社会”文明标准。在本体论及方法论等问题上，早在2005年，李义虎就曾提出，只有在本体论上取得突破，方能建构起中国学派；2010年前后，学术界对关系性或关系主义有一定的集中兴趣，如宣兴章和高尚涛对此进行了讨论分析，王军在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中提出了关系实在论观点，赵汀阳也阐述了共在存在论的哲学理论观点。此外，学者们也注意到，有必要通过发掘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精髓促进理论发展，主张利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天下体系与和谐世界理念。

秦提出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后，学者们进行了广泛讨论，对该理论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如在2010年的“‘过程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上提出了不少好观点。有些学者应用和发展了这一理论，或借鉴其中要点提出其他观点。例如，韩发展以该视角讨论了印度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柳思思对关系治理及制度治理进行了研究，董青岭提倡重视古老东方哲学的“二元互补”理念和“过程演化”思维，苏长和讨论了共生型国际体系。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例如，张睿壮质疑通过整合不同学派、理论、传统文化等内容来建构一种国际关系学派的方法存在不妥；加拿大学者阿米塔夫・阿查亚则表示中国学派要考虑例外论的危险与反向的种族中心主义，尤其要考虑理论和官方政策的关联性问题。

三、学术贡献

作为学术著作，该书最重要的优点是以科学与人文并重、中西结合、理论创新的方式在国际关系理论上作出了学术贡献，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1.取得了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成果

秦开宗明义地指出要构建中国式的国际关系理论。他不停地强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强调现有范式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东亚的情况。他引人中国的中庸辩证法作为过程建构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也在引入关系治理模式时使用了大量的中国哲学文化理念，强调该理论立足于中国文化，对受中国文化影响较大的地区更有解释力。因而该理论是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成果。

2.填补了理论空白

秦以两对标量对现有国际关系的体系理论进行分类，过程建构主义理论则恰好填补了在强调过程及理念（社会性）这一领域所存在的理论空白。

秦分析了三大范式，认为它们均重视独立的行为体，不重视过程，不重视互动及关系性，观点是实质主义。他最近总结指出，它们“都具有明显的理性成分，而恰恰缺失了关系性这一重要维度，都没有对国际体系中的关系性以及国际社会中的复杂关系进行研究。”而过程建构主义理论不仅重视过程，更将其作为分析重点，理论硬核是关系性，观点是关系主义，故能有效填补相关的理论空白。

3.突出了关系与过程的重要性

秦并非仅仅指出空白所在或解决方向，而是深入分析了各种范式的不足，寻找解决方案，系统地建立其理论，强调关系与过程。

因应独立的个体行为体的重要性，秦深入地论述了行为体与过程的关系，不仅指出过程与行为体是共生及互相构建的，更指出了过程本身具有其动力，该动力的来源是关系的运动。动力不可还原到具体的个体行为体。国际关系既有一定的稳定性及平衡，也在不同的方面持续变化。若非行为体的行为改变引发变化，则必须解释变化的动力来源。秦提出以独立的个体行为体为观察对象，将过程作为重点，以关系为动力来源，便很好地满足了这一需要。

4.提出了规则及关系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模式

目前国际社会中的主流治理模式是规则治理。规则或制度是新自由制度主义范式的重中之重。尽管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不甚谈及关系治理，秦却能成功地由经济学领域的讨论引入关系治理模式，并借鉴中国文化哲学传统、西方社会学理论及经济管理学界的讨论，比较明确地定义了关系治理（见第143页），指出其特点为强调“参与”而非“控制”；将治理视为过程；治理的对象是关系；以及信任是关系治理的关键要素。他比较了两种治理模式的特征（见第154页），然后富有创意地提出结合双方的综合治理模式。在批评规则治理之不足的同时，他也中肯地指出关系治理的重要缺陷：要求行为体高度自律和自我约束；可能使行为体绕过规则或利用其漏洞，从而破坏治理；更容易牺牲个人权益，

诚然，他在提出综合治理模式的同时，也认识到其论证较为重视概念建构而可能存在实证上的不足，表示对之仍“需要进行认真的验证”（见第160页）。

5.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东亚地区的国际事务

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比较复杂，难以用三大范式作出较完满的解释。过程建构主义理论以及规则与关系结合的综合治理模式对其有一定的解释力，且其解释也有独特之处。例如，在东盟主导的东亚合作进程中，中日韩三个有实力的国家不仅接受而且支持东盟的主导，便体现了过程主导、关系治理的重要性。

四、几点不足

尽管秦的理论有不少创新之处，带来了不少新的思考，但当我们细细品味，却又感到该理论似乎尚有几点不足，甚至存在一些矛盾之处。

1.“中国文化”理论性方面的不足

首先，秦对东西方文化的应用充满了矛盾。该书的一个重点，是强调文化的差异。尽管东西方传统文化有所区别，但在近现代的文化冲突及融和之下，已经很难概括地谈现代东西方文化有着本质的差异。而且现代国际关系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基础上，其不仅直接来源于西方文化，且行为体本身――民族国家或国家――即为后者的产物，不再是传统东方文化中的文明国家。脱离西方文化而以东方文化去谈国际关系，似乎有点不太可能。

秦也认识到这一点，故强调其所作尝试是将中国的理念和西方的理论结合起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核心理念，对其进行概念化和理论化，试图用以中国理念为核心的理论资源充实现有国际关系理论（见“前言”第16，17页）。因此，其目标仍然是西方式的“理论”而非东方式的“理念”。秦进而强调理论的基本定义，即“系统化的思想”，似乎想跳出其理论“解释”的不足，更多地进入东方的“理解”功能。这种在东方理念和西方理论之间的游走，正反映出秦的矛盾。

其次，书中某些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差异的论述也存在不足之处。例如，秦指出：中国文化不追求确定性，强调变化与包含性，即A可以为非A，但西方文化主流是不接受A可以为非A的典型二分法逻辑，这就有偏颇之处。秦似乎没有考虑西方文化的“当时当地”前提。仅以其铁不可为非铁的表述作反证：西方文化肯定可以接受，而且已经在化学研究中证明，暴露在空气中的铁在一段时间之后会逐渐生锈，即因氧化作用成为氧化铁；而且，氧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其他条件配合下，速度既可以缓慢也可以急剧。因此，东西方文化的有关不同似乎只在表达形式上，而不能上升到本质的层次。

再次，书中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表述也不太准确。秦指自己主要使用了传统的中国儒家文化哲学，然而，“儒家文化”并不等于中国文化，仅以使用中庸辩证法便声称是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似乎并不恰当；若改称“东方国际关系理论”，一则过于宽泛，二则也不能实现构建中国式国际关系理论的目标。若改称“儒家文化国际关系理论”，则因有关阴阳的论述明显带有道家文化色彩，也有不妥。因此，对所谓“中国文化”，也有待作出更清晰、更准确的论述。

相形之下，秦在稍后另一些文章中提出不同特质在特定时间点的主次之分，以及中国文化的“和”、“势”、“变”等概念，则更为清晰、详细，也更有说服力。

2.关系与过程的不确定性

关系与过程都不是物质的，都处于恒常的变化当中，难以捉摸，难以观察。秦提出以独立的行为体作观察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观察的问题。但是，当他提出以关系为本位的时候，又产生了另一个困难：关系如果在客观上是完全不能被确定的，则难以成为有效的单元。

结构现实主义中的结构、新自由制度主义中的制度、结构建构主义中的文化，都是可以观察及分类的，而且也都可随时间而改变，处于恒常变化之中。但关系呢？过程呢？秦既未提出任何具体的观察方法（即使是他所说的通过考察行为体互动来加以观察的方法），也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分类方法，使关系与过程这两个主要的概念均处于很大的不确定性当中，甚至可以说能任人主观随意地演绎。如此一来，建基于该两者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便有点玄乎难测了。

从另一角度看，因为该理论中的关系与过程是“一对不可分割，互为定义的因素”（见第78页），难以用实证的方法加以证明，可能存在本质上无法证伪的问题。或者这也是所有主张科学与人文并重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常见缺失。

以当前的中日关系为例，到底它是什么关系、处于什么过程中呢？抑或说因应不同的场合，如参拜靖国神社、纠纷、亚投行、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和中日韩“10+3”等等，中日处于不同的关系与过程中？如若关系与过程果真会因场合与时间的不同而改变，便似乎没有多少可供研究的价值了。当然，这也能让我们思考：可能必须在特定背景或议题限制下才能讨论关系与过程。

3.规则治理包含关系治理的可触性

关系治理模式是秦在该书中的一个重点，他并因此而提出了综合治理的模式。但是，秦忽略了一点，即所谓关系治理也可能就是规则治理的一种形式。

首先，秦的关系治理模式并不完全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当他将经济学的讨论引入此模式时，就已颇有新制度主义的意味了。他使用的“交易成本曲线”（见第139页的图4.1），就更是一个明显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应用。

其次，秦的讨论似乎有意无意忽略了“非正式规则”。秦认为：“规则包含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正式的规则对于秩序而言，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见第125页）。尽管他也指出了基欧汉对于“非正式规则”的解释指其是含有含蓄规则或谅解的惯例或制度，能够塑造行为体的预期，但他并没有再讨论其作用，反而有意无意地将它剔除于规则治理之外。当他说明“规则治理强调治理依赖规则，治理的关键在于确立明确的，有约束力的规则”，则已经肯定剔除了“非正式规则”，并在之后以此为基础讨论规则治理。然而，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假如能够在更为广义的基础上考虑规则治理，其可以包括“正式规则治理”及“非正式规则治理”，则秦所提出的关系治理便极可能只是“非正式规则治理”，是“规则治理”的一种形式。

第三，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解释可能更加合理。在论及新自由制度主义对规则治理的看法时，秦指出了其对国际制度的重视，认为“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将治理定义为多边主义框架下的规则、机制和制度”。基欧汉曾就国际机制的辨别进行讨论，说明“国际机制的概念是复合的，因为它是在四个不同的内容上来定义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并进一步解释仅以其中之一为一组作限定性特征的不妥之处。因此，“正式规则治理”似乎只是新自由制度主义治理方式的一种，其主要着眼点是“规则和决策程序”，虽然重要但并非唯一。如果主要着眼点为其他机制，如“原则和规范”时，可能就是秦的“关系治理”了。

自然，以上的不足，尤其是关系与过程的模糊，可能只是秦尚未能展开更详细的讨论所致。且由于过程建构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都相对重视过程（见第44页图2.1），两者有相通之处似乎也可以理解。这可以引领我们进一步思考，是否可跳出文化框架的限制，再引入起源于西方的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某些学说，进一步论述及充实该理论，尤其是其中有关关系与过程的部份。

五、进一步思考

尽管仍然存在不足之处，然而过程建构主义毕竟已经有了一个较为科学的理论框架，而且颇具创新意义，值得我们在其基础上再做进一步的思考。

虽然过程建构主义是一个重要成果，但并不能简单地说这就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从探究知识的方法看，理论可分为经验的、解释的理论和诠释的、理解的理论两种，前者是所谓科学的方法，后者是所谓理解的方法。秦主张该理论是理解性的理论，本身便可能不被坚持走科学分析之路的人所认同，需要或多或少地在经验的、解释的方面再予以加强。而且该理论的普适性也尚有待进一步证实，在国际上的认同度亦有待提高。

如果我们着眼于经验的、解释的方面，会认为理论应该可以结合实际，应该对实践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针对目前对全球治理的关注，结合过程建构主义中有关关系治理的论述，如若要进一步发展该理论，则可能需要在对关系治理的论述上再取得突破。目前在这方面较为完整的是柳思思所从事的研究。柳思思提出，相对于规则治理而言，关系治理存在自执行性、长期导向性、动态性、多元性及关系导向性的特征；规则治理与关系治理的选择，受文化与价值观，实力大小与成长阶段，交易成本与制度困境，以及国际环境的压力等因素的影响；关系治理的路径为：赋予信任与意会，社会交往，相互依赖的期望，以及关系资本或关系权力；关系治理的评估则主要有对关系的满意度和依赖度两个基本维度。然而，相关论述主要还是理解性和观点性的，缺少足够的理论依据和实质性论据的支持，缺乏科学解释力。

因此，我们可以考虑以过程建构主义框架为基础，着眼于关系治理，加强对关系与过程的科学分析和论述，进一步发展过程建构主义理论。按照这一目标，我们可以用中西结合的方式，借鉴业已获得长足发展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重新检视柳思思的研究。由关系治理的特性出发，我们可以思考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包括团体动力学理论；由关系治理的路径出发，论及关系资本或关系权力，我们可以思考有关社会资本的理论，包括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方法。诚然，我们同时也应当重视华人学者在相关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以及他们所提出的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的观点，如心理文化学和圈序认同文化等。

1.团体动力学

当我们思考如何加强对关系与过程的论述时，我们想到了社会心理学范畴的团体动力学（group dynamics）。毕竟，国际社会也可以被看作一个团体。如我们将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视为类似于个人的行为体，即理性的经济人，相关理论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能使我们对过程建构主义的关系与过程作出更为科学的理解。

团体动力学是关于团体中个人行为的科学研究，其范围包括团体的性质，团体的发展，团体与个人、其他团体、其他组织的关系等等。在它看来，成员间发生的事情不是固定（static）的，而是变化（dynamic）的，其互动的特征一直受制于诸如沟通、领导等经常变化的力量作用。对团体目标、互相依赖、沟通、领导、决策、利益冲突、权力运用及差异处理等问题，都有一些相关理论。例如，团体的成效表现即被认为会受结构、角色和规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团体发展是个中的重要课题。常用的顺序阶段（sequential-stage）理论包括了塔克曼五阶段说：在成立阶段（forming stage），成员互相认识；在冲突阶段（stonuing stage），成员表达不同的观点及控制冲突；在规范阶段（norming stage），成员建立起一系列规范并加强团结；在表现阶段（performing stage），成员合作追求共同目标；而在解体阶段（adjourning stage），团体解散。团体会由于追求新目标等原因重回冲突阶段，或因新成员加入而短暂重回成立阶段。以其对关系与过程进行分析，完全能够符合秦的三个基本命题及柳思思的关系治理特性。

如以团体发展探讨东盟和中日韩“10+3”的情况，在过程方面可认为：因为东方文化不希望也不主张存在太多的冲突，在冲突阶段难以像西方人一样十分彻底地表达、讨论及掌控分歧，故难以制定比较明确的规则并以之作为规范阶段的基础，反而会倾向于以非正式规则等为基础，并因此影响团体在表现阶段的行为。而在关系方面则可认为：东盟和中日韩通过在团体目标、互相依赖、沟通、领导、决策、利益冲突、权力运用及差异处理等方面的一系列关系互动，产生了相应的行为结果。此外，东盟一方和中日韩另一方的关系互动，也完全可以应用所谓内团体（in-group）和外团体（out-group）的现有理论进一步分析研究。

不过，由于团体动力学学说甚多，范围甚广，加之国际关系行为体毕竟不是个人，若要成功地将其引入过程建构主义理论，相信复杂性也不小。

2.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简称SNA）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并不是新鲜事物。它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网络化国际政治（NetworkedInternational Politics，简称NIP）理论的一种路径，可以应用在三大范式的基础上。它全面地关注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认为这是人、团体、机构和国家之间关系系统的一个结构体现。网络包括不同的单元及定义任两个单元之间是否连接、如何连接和连接程度的规则。网络可分为关系网络（relational network）和联系网络（affiliation network），前者的规则特点是定义了两个单元之间连接的存在、方向和强度，如邻居或朋友网络，连接既可以是对称的也可以是不对称的；后者的规则特点是定义了各个单元与一个事物、组织或团体之间的连接，如国际组织网络。网络可以用图像或矩阵的方式呈现，故可进行量化研究。社会网络分析结合了对个性、关系和结构的分析，在国际关系领域具有相当的研究潜力，但也存在网络模型动态化、概念和量度不全面、复杂性高等局限。

社会网络分析应该也可以应用在过程建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对关系与过程的关注使它成为一个颇为适合的研究途径。结合社会资本的分析，将可以量化的方式对行为体的关系强度，行为体运用关系治理的路径、方法等展开研究，增加科学实证的成分，更好地发展和改进这一理论。

我们可以应用社会网络分析再度探究东盟和中日韩“10+3”的境况。就联系网络而言，东盟是一个业已成立的国际组织，中日韩则并非东盟内部成员，我们可以得到一幅图像，显示东盟是一个紧密的小圈子，中日韩在圈外与东盟进行联系。这就很容易能够理解，中日韩在与东盟建立连接时缺少社会资本，必须放下身段接受东盟主导。就关系网络而言，倘若我们将中国定为中心，接受中国文化的圈序概念，以中国与各国的不同伙伴关系作量化指标，我们又可以得到另一幅图像：一环是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越南、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二环是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环是建有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韩国，四环是建有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的新加坡，东盟内的文莱、菲律宾与东盟外的日本在环外。中国和各国关系如何，用何种方法予以解释和预测其中的互动，东盟在中日之间能起什么作用，韩、日、新加坡、文莱和菲律宾如何影响中国与东盟的互动，其社会资本、关系强度、国家实力等有何影响，可谓一目了然。

结语

社会实际论文篇7

关键词：商务社会语言学； 研究路径； 学科架构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5-0187-006

一、商务社会语言学产生的背景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来自语言、文化、社会学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理论和方法出发，共同缔造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以语言为核心研究社会和文化生活。该领域跨文化、跨学科的视角在社会科学界引起了一场地震，尤其是在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和心理学领域。拓荒学者们开创了多条路径来研究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语言：变异社会语言学、交际民族志、交际社会语言学、对话分析、象征交际学派、语言社会学，等等，为研究语言文化和社会奠定了概念和理论基础。[1]在此时期，“社会语言学”开始用作相关研究的总称。尽管早期各个研究路径理论和方法存在较大差异，彼此往往互相补充、协作。其中最大的两个发展取向是“社会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大量使用社会信息来阐述语言结构、变体和语言变化，人类语言学通过言语事件和交际实践来解释文化现象。Hymes（1964）提出用“语言人类学”来囊括人类学语境下的语言研究；10年后，他意识到这个提法已经逐渐被“人类语言学”所代替，经过审慎思考，Hymes（1974，pp.83-85）将该领域更名为“社会语言学”，认为它最能代表语言和人类学之间跨学科研究的新领域。

80年代中期，学科方法论分野日渐明显，社会语言学（狭义）主要使用量化分析方法，人类语言学主要使用民族志方法，话语分析则是两个领域共同的研究方法。尽管如此，语言学界和非语言学界，依然普遍使用“社会语言学”涵盖宏观的社会文化跨学科视野。至今，语言、社会、文化领域已经呈现清晰的学科融合趋势，社会语言学（广义）是该融合学科的总称。融合学科麾下，研究视野更加广阔，既关注主流国家、主流社会人群（所谓的精英），也关注非西方主流社会、边缘群体；不仅涉及宏观政治、经济、民族、文化范畴，也涉及地理、历史、教育等人类生活范畴，并深入到消费、管理、商务谈判、新闻、物理空间、艺术品象征意义等微观社会生活语言符号层面。统一的学科旗帜，为不同视野之间理论、概念、方法的互相借用和融合清除了门户壁垒，为社会语言学进一步发展创造了优厚的学术条件。

为社会语言学在21世纪的繁荣创造另外一方面条件——社会背景条件——的是史无前例的经济全球化。随着西方跨国公司的触角深入到世界各地，国家间、区域间交流合作日益增多，原材料、劳动力、技术、市场等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调配、整合的趋势已经呈现。自20世纪60年代社会语言学产生之初，人们就已经认识到，语言和经济结构息息相关[2]，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势必产生新的语言和语言使用问题。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格局重写，国内、国际商务交往激增，无论就语言作为跨国、跨区域商务沟通媒介的物质资源，还是就其标识民族身份、政治经济地位的象征资源，语言当之无愧成为全球化商务人士无可回避的问题，官方语言选择、各种书面和口头商务交际语言使用、企业员工招聘条件和能力评价系统、外语教学，甚至国家语言规划政策等等问题纷纷浮出水面。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语言问题并非只是争相与“国际”接轨的亚、非发展中国家才需要考虑的问题，而是经济链条上任何国家、任何企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语言也并非只是政治经济格局和变革的棋子，基于听众文化的语言符号可以为企业带来商机，语言能力和语言策略可以左右商务谈判结果，机构话语行为可以建构社会现实，也可以掩盖真相。实际上，全球化背景下商务领域的社会语言学问题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影响之重大，问题亟待反省和解决之迫切，使得 “商务社会语言学”学科成为必然和必须，社会语言学科发展和商务活动现实共同呼吁“商务社会语言学”的建立，用以考察和研究商务领域林林总总的语言现象和语言问题，不仅有助于促进商务沟通，而且有助于人们清楚认识隐藏在商务交际背后的失衡权势关系，从而推动人际、国内、国际企业之间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与合作。

商务社会语言学并非独立于社会语言学之外的学科，恰恰相反，商务社会语言学正是运用宏观社会语言学框架下的理论、概念、方法，研究商务社会各个层面的语言现象和语言问题，因此，从学理上应属于社会语言学的分支。但本文并无意倡导（或反对）其他领域都应建立自己的社会语言学，例如政府机构社会语言学、医疗社会语言学、体育社会语言学等等，“商务社会语言学”的提法，是建立在语言的社会经济本质、商务语言活动对于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力基础之上的，是全球化经济现状和发展所呼唤、应运而生的必然产物。提议建立学科的目的不在于区别和排斥其他领域，更不在于限定研究路径，而在于总结前人学术成果和不足，为今后商务领域的语言研究提供概念、理论依据和方法论的指导，鼓励学仁向更多未知商务语言领域挑战，增加不同视角和研究路径之间的对话和协作。

二、商务社会语言学学科建构路径

回顾过去的二十年，商务领域语言问题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大致可以用社会语言学的主要研究路径概括：变异社会语言学、人类学、交际社会语言学（交际民族志）、跨文化交际、语篇分析/话语分析/对话分析、批评话语分析。同一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研究路径入手，也可以综合运用多种研究路径和方法来研究一个问题。本文将前人相关研究放置在商务社会语言学学科视野下进行综述和总结，以此构架一个综合性的、独立的学科。

1.商务语言、语体变异研究

变异学说基于社会现实主义（Social realism），认为社会存在不同阶级，任何人类社会活动、交际行为（包括语言）、社会关系以及意识形态，都具有阶级属性。[3]旨在通过实证研究，找出作为因变量的语言变体和作为自变量的语言环境之间的相关关系。跨国商务交际或者多语环境下商务活动情景下，语码的选用标识社会文化身份，选用对方语言表示放弃自己的优势或与对方平等的地位（例如Cohen & Cooper （1986）旅游景区当地居民向外国游客语言调适研究），将对方置于优势地位（例如服务对象）。[4]有人基于促进国际交流和贸易往来的实用性，提出淡化国家象征意义[5]，认为英语已经成为公认的世界通用语[6]，不仅在英语母语国家与非英语母语国家商务交往会使用英语，即使在延展圈（extended circle）[7]，即非英语母语国家之间商务交流也大多以英语为通用语，使用英语不在乎语言是否准确地道，重点在于清楚传递信息和提高工作效率。但有些事实不容忽视：放弃母语的一方学习外语增加经济成本，商务谈判中因为语言劣势失去平等发言机会，以及强势语言的文化扩张，即文化中心主义，等等。

除了语言对于企业社会身份的标识作用，变异学者也关注语体变异。在日渐形成的“国际商务英语社区”，存在介于标准英语和当地语言之间的过度语，构成社会方言（sociolect），并形成上层、中层和下层的社会分层。[8]一方面语体标识说话人的社会身份地位，标识显性社会声望，或是反应商务交际场合的正式程度，另一方面，语体选择和语体切换可以体现说话人对商务交际对方的尊重或重视，希望得到对方的认可，拉近情感距离，因而进行语体调适行为。与此相关，来自母语非英语国家的商务社区成员努力学习英语以便增加自己晋升的机会。[9][10][11]

近年来社会语言学发展一个重要动向是将基于实践的研究方法纳入变异研究，更注重说话人主体作用[12]，关注主体通过语言和其他符号资源建构社会意义的方式。在新语境中使用现有语言资源，即“再语境化”（recontexturalization），是产生新的社会意义的转换过程。[13]例如在外企工作的中国员工使用北京当地语言资源和全球化语言资源来构建普通话的新兴世界性变体。[14]

2.商务人类学/民族志研究

社会语言学对于个体意义建构的思想来自于人类学。最早的变异研究将社会群体与语言形式一一对应的社会结构模式[15]过于简化了真实的语言和社会。现实生活中，两者之间的标识关系既不是普遍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联系二者的纽带——语言意识形态——是不统一、可变的。人类学不仅研究语言形式和结构，而且研究谁、怎样、为什么使用这样的语言形式和结构的问题，对于说者和听者产生怎样的影响，挖掘语言行为产生的‘象征’意义，甚或说者和听者未曾意识到的意义。个体的语言行为，出于个体对社会群体语体规范的感知和再现，体现个体对自我身份和社会规约的动态构建。[16]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商家纷纷以外语为自己的商号命名，通过新名称将公共空间私有化，通过语言的象征意义，在语言和社会层面上引入新的区别性和阶级概念，体现转变的社会意识形态，并重新定义社会空间、个人身份和权势关系。又如企业管理者通过幽默的语言风格让听者开心，显示自己与听者对幽默有共同理解，拉近彼此距离，创造正面个人形象（persona）。[17]拉近距离往往涉及权势，为了得以构建“受人尊敬的地位和团体内部的地位”。身份随交际产生，在话语和文化意识形态中建构。

新近语言人类学者关注本土化主体性 （localized subjectivities），通过民族志局内人视角（emic）观察、反省、解释，重点考察社团成员对于社团的主观认知和体验[18]，常用的民族志方法包括参与者观察法、访谈、个案跟踪、叙事等。目前，已经有不少学者从局内人视角进行商务研究，例如密切观察商务会议[19][20]，考察管理层和员工对于领导能力的认知，或者通过女经理自述了解职场成功女性的身份构建。[21]变异线性相关理论将社会结构和语言结构僵化对等，人成为结构的玩偶，忽视了人的主观选择空间。局内人视角能够有效避免研究学者强加给所研究社区的泛化范畴，强调说话人的感知是社会语言学证据的重要的来源。但是完全按照个体描述分类或划分社会范畴，也未必完全反映客观实际，容易过度强调自我定义。一种解决办法是语料库研究[22]，语料库研究的结果可能与直觉相反，对于研究者和局内人的社会语言范畴提出挑战，将民族志和语料库方法结合起来可以得到客观的结论。

3.商务交际社会语言学

Gumperz创立的交际社会语言学（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Hymes所创立的交际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属于人类语言学的分支，两个学科都关注语言交际事件，互相影响借鉴，侧重点略有不同，后者注重言语事件中的文化背景与交际能力，前者注重会话策略和言语事件的语境化过程。本文强调两者研究言语交际事件的共性，因此将两者放在一起讨论，统称为交际社会语言学，放在商务社会语言学视阈下称为交际社会语言学。

根据对话推论理论，来自共同言语社区的对话双方通过使用语境化提示（contextualization cues）来标识自己的身份，即语境化过程。语境化理论被广泛应用到商务谈判研究[23]，双方通过语境化过程建构谈判秩序。谈判之前，谈判双方已经通过语境预设（contextual presuppositions）赋予语言符号（词汇、句法结构、语调、韵律、语体）以字面以外的意义，即谈判双方将自己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象征意义带入谈判之中；谈判过程中，双方通过语境化提示进行情景推论（situated inferences），破译对方信息，推断当即对方要表达的社会意义，实现成功谈判。谈判成功的重要前提是双方对于相同的语境化提示（例如术语）具有同样的社会文化预设，但是实际生活中，谈判双方代表不同利益群体，来自不同社会文化和企业文化环境，谈判双方往往缺乏共同的预设，用自己的社会文化预设阐释对方的语境化提示，形成“社会语言迁移”[24]，造成误解和冲突。因此谈判双方需要根据当即情景的权势关系和彼此地位试探、协商、坚持或妥协，最终形成对于语境化提示的一致阐释，新的谈判秩序得以建构，谈判秩序能够使下面的谈判顺利进行，并规范双方谈判行为。因此谈判秩序的建构过程，也是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

4.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

二战后北美职工多元文化构成产生并大大刺激了60年代跨文化交际学科的发展。但此期间鲜见商务领域跨文化研究，多为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对比研究。80年代，欧洲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学者也开始关注各种用途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商务语境中的语言行为也开始受到关注。由于欧洲是话语研究的故乡，促动了跨文化商务研究的话语转向。[25]21世纪全球劳动力构成国际化、跨国公司激增，对于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产生空前需求。

英语在全球商务活动中不可替代的优势地位，成为跨文化交际首要的焦点。为了满足商务发展需求，英语教育已经成为一项全球规模的产业，培养学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跨文化交际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大量的基础性研究是关于文化特征的描述，尤其是商务文化和商务规范的研究[26]，提醒商务人士提高跨文化交际意识。

有学者提出应警惕语言与文化一一对应的“本质主义”，因为本质主义的背后往往隐匿着欧美英语国家优势的“民族中心主义”，以英语和英语的各种社会附加值为标准，衡量交际能力和交际行为是否符合规范。实际上，很多跨文化研究直指母语英语国家与母语非英语国家之间商务交际中体现在话语行为中的权势失衡。[27]

在英语“霸权论”呼声渐高的同时，近来有人提出英语“异质论”[28]，认为英语出现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趋势，现代商务英语不仅包括英美人讲的英语，而且包括世界各地的英语，马来西亚英语、泰国英语、日本英语等等。一方面，有人认为异质英语的概念意在混淆视听，掩盖政治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全球英语作为跨文化交际现象和产物已经呈现在语言学和跨文化交际学者面前，成为跨文化商务交际的重要议题之一。

近年跨文化交际出现两个趋势：第一，研究内容由书面研究向口语转变，由虚拟数据转而研究真实数据；第二，研究方法由交际模式研究向民族志方法转变，更多实用录音、访谈，取得真实语料，并获取局内人视角。

5.商务话语分析/批评商务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既是社会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广泛使用的研究方法，又有其语言学分支的学科独立性，具有跨学科性质。Schiffrin（1994）总结六种话语分析路径：言语行为、交际社会语言学、交际民族志、语用学、对话分析、变异分析，足见话语分析学科应用的广泛程度。话语分析着手于话语结构，着眼于不平等的社会秩序。话语分析领域有几个里程碑式的研究贡献，决定了它的发展趋势。Foucault （1984）对于话语秩序、真理、权势的解构，成为话语分析尤其是批评话语分析的哲学基础；Bakhtin（1981）发现语言对话化本质（dialogism），让人们认识到任何话语都具有历史性和互文性，承载着社会生命和意义；Bourdieu（1991）语言市场理论揭示语言的物质和象征价值；Bauman & Briggs （1990）拓展对话化理论，提出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 and recontextualization），进一步解析新的本土化社会意义产生的过程；Agha（2003）追踪话语的语域化（enregisterment）过程，解析话语是怎样具有和巩固标识社会地位的社会价值的。[28]这些奠基性研究为话语分析提供了广阔应用空间。

Bargiela-Chiappini主编的The Handbook of Business Discourse （2009）提出10种商务话语研究的路径和方法：组织话语分析、民族方法、语料库语言学、谈判研究、多模态分析、修辞分析、批评研究、媒介交际、礼貌研究，以及作为通用语的商务英语，涉及学科视角亦是包罗万象：语言人类学、跨国管理、跨文化交际、话语分析、社会学、叙事和话语、语用学、组织管理研究等等[29]，为商务话语研究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本文按照宏观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路径，从商务语言变异、商务人类学/民族志、商务交际社会语言研究、跨文化商务交际和商务话语分析几个方面架构商务社会语言学研究路径，为该学科奠定理论基石并勾勒出主体理论实践研究框架，为后续研究方法的探索铺平道路。

三、结 语

商务社会语言学是社会语言学的分支，该学科的建立是语言的经济本质、社会语言学密切关注人类政治经济活动学科本质属性的必然产物，尤其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时代背景之中，商务语言选用的纠结、语言培训的成本与困境、商务交际中各种语言文化的障碍，使得商务语言成为时代舞台的前景，成为商务人士、语言学者、社会学家甚至政治领域共同关注的焦点，可见商务社会语言学产生的学理必然性和时代必然性。

此前关于商务领域的语言研究散见于社会语言学的各个分支或相关学科，每个学科视野有其独到优长也有视阈限制，学科之间偶有互相借鉴，例如变异社会语言学对主体的关注，人类语言学主观感受与语料库方法的结合，跨文化商务研究的话语转向等，进一步证明打破视阈界限、建立综合学科的必要性。将如上综述的各类研究置于“商务社会语言学”的广阔视野之下，有利于各分支学科互相借鉴融合，研究方法更趋于科学缜密。视阈和方法的整合有利于深掘该领域研究的哲学根基、拓宽研究视野、丰富研究理论、优化研究方法。商务社会语言学应时代呼唤而产生，并具有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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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Campbell，S. & Roberts，C.Migration，ethnicity and competing discourses in job interview：synthesizing the institutional and personal[J]. Discourse & society，2007，18（3）：243-271.

社会实际论文篇8

关键词：哲学;建构主义;国际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开始突破了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朝多元化、跨学科、交叉性的方向发展。冷战结束后,这种多元竞争的局面更加活跃。这一时期兴起和逐步完善的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为突出代表的国际政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日益受到人们重视,成长为势头强劲的理论学派。它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一起,成为了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且渐有后来居上之势。建构主义的理论基础,探讨的主题,考察问题的角度、方法和思路都与哲学有着紧密的关联,或者说有着鲜明的哲学特征。

一、建构主义的哲学基础

建构主义原本并不是国际关系学界的概念。它最初被用于教育心理学领域,曾经出现在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论述心理发生发展及认识形成的著作《发生认识论原理》当中。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被用来说明儿童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同化”与“顺应”两个基本过程,逐步建立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发展自身的认识结构。这一心理学基础应用于教育学中,即演化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学生、教材(知识)、媒介四要素相互作用的建构主义教学模式。[1](P58-60)

对建构主义使用最广泛、最深刻的是社会学领域,建构主义被人们公认为社会学领域内的概念或方法。这也是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建构主义被称为“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原因。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主要是指一种系统的社会学方法论,即从社会化、规范化的宏观整体出发,研究社会体系、构成这一体系的个体及其观念、身份和行为实践。

国际关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可以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等找到其深厚的社会学渊源。[2](P1)然而,作为一种足以挑战国际关系主流理性主义学派的全新理论,建构主义首先要做的就是夯实它整个理论大厦的根基,建立与之相联系的深厚哲学基础。

哲学是什么?形而上地说,“哲学是指导人们生活的艺术或智慧”。形而下地说,哲学是人们理解世界和人自身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和方法,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哲学源于人类好奇的本能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它的永恒主题是人。[3](P4)

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是全面提出和阐述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作,著作的第一部分基本上是社会理论和哲学理论。[4](P3)温特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各个方面讨论了社会建构问题,同时建构了他“温和建构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一是基础性层面,即第二层面问题,涉及有什么内容以及我们怎样解释和理解建构主义”。[4](P5)建构主义在其理论部分的中心词语是:社会结构,施动者,共有观念,建构。即认为:国际社会的结构是由国际体系的施动者通过其共有观念来建构的社会性结构,而非纯粹的物质性结构;即使是行为体自身的身份和利益也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由共有观念和与之相应的社会性结构来建构的。这是国际关系几大要素的基本关系问题。

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建构主义承认社会结构和行为者身份是一种存在,观念属于思维范畴,但是这一存在并不是先验的、绝对的存在,而是物质因素和思维共同建构的存在。它们的联系就在于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存在,同时建构了存在。而存在既是已有的物质存在,同时也是受思维影响的存在。因为世界毕竟只是人们所认知的世界。(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其实只是感受到了它在几分钟以前放射出的光芒,而不是此刻真正的太阳的状态。)这也就是说,建构主义并不否认理性主义所讨论的世界具有客观性,并且可以认识,但是这种客观性只有在认识的主体间才能得到体现。因为认识客观世界必须在认知实践中才能实现。[5](P30)

建构主义试图以整体主义和观念主义的方法,诠释国际政治的体系和个体及其相互作用,对观念的建构作用、社会结构和行为体的相互作用的阐发带有明显的黑格尔辩证唯心主义哲学的痕迹。它所宣称的“探求国际政治环境从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过渡”,追寻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友谊的目标取向,则更鲜明地展现了建构主义类似哲学的价值追求。

二、建构主义与人、社会、观念

在国际关系的动力和构成问题上,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主要施动者“国家”实际上是无法看到的,国家行动依赖于个人活动,个人的共有知识再造了国家作为团体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国家也是人”[4](P272-278)。实际上,相对于理性主义把国家设定为“理性经济人”的那种人格化来说,建构主义更加深刻地分析了个体主义的人和人性,它揭示出,施动者(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意愿的多元化作用建构了国家的共同观念,从而影响国际政治。它甚至把国家比拟为人,但它是一个有观念和主观性的“人”,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符号。从这一点来说,建构主义可以称得上是人本主义。

而人恰恰是哲学的主题。哲学探讨人的肉体与灵魂、生存与毁灭、精神与价值以及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建构主义从具有主观观念和主体认识功能的“人”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考察国际关系,实质上是在阐述关于人、人的观念、人与社会(国家层次和国际层次的)相互关系的建构主义主张。

建构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关系规定了人的存在,而社会的人及其观念共同建构国家,从而建构整个世界。建构主义从它的角度揭示了人存在的意义以及国际关系的实质: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人与人的关系,从特征上看是扩大了的人际关系,是人以及人们的共有观念建构起来的一种社会关系。由此,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凭空的,不是先验的,而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动的结果;不是不包含人的观念与价值的“冰冷的机器”,而是能够体现人的主体性、社会实践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政治现象。它跟国内政治一样,是公民的意愿与选择的多元化作用的结果。建构主义发掘人,人的观念和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联系,把三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它拉近了个人与国际关系的距离,使国际关系变得人性化,使国际关系不再是实质上只作为概念存在的“国家”之间的事,使人性回归国际政治。[4](P31)这不能不说是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

三、建构主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所谓世界观,通常是指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而价值观则反映人们的需要、取舍、倾向和意愿。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注重价值观,世界观与价值观反映哲学的特性。

建构主义的世界观是明确的。它认为,“世界无政府状态”是一种特定事实,但是它不是先验的、自在的。它是世界体系的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因而也是可变的。这在哲学上就是说,世界是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也是我们的世界,人对世界来说不是无为的。这样,建构主义既肯定了现实主义关于世界无政府状态的实在性,肯定了新现实主义关于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又修正了这两者的观点,把这两种理论避而不谈的“世界无政府状态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且深入研究,进而提出了自己革命性的理念主义观点:“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4](P1)。与此同时,建构主义用辩证主义哲学的方法,把新现实主义体系理论所忽略的单位层次因素对体系的建构作用,作为建构主义所要解决的另一个中心问题。而它的答案就是:“结构引导角色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重新界定它们的利益和认同甚至角色自身。”[6](P380)简言之,这个国际关系的世界,实质上是体系和施动者(包括共有观念)之间的相互建构。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状态问题。

与此相应的,在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问题上,建构主义坚决摒弃了科学行为主义的所谓价值中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价值观问题,提出了理性的“理想主义”。它认为,既然国际体系的施动者国家是个体人共有观念的集合,世界体系是由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体系也建构了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而和平、幸福与友谊是正常的个人的需要,那么也就有理由相信,国际社会可以坚决地抛弃“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式无政府文化,从竞争对手式的当代洛克文化状态走向相互友爱的康德文化,从而确保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福祉。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可以变化,变化的方向是向前的、进步的、乐观的,从而国际关系也将向着和解与和平的方向发展。它断然拒绝了现实主义关于国家的自私本能导致国际关系悲剧循环的理论,在肯定由于国家的选择和实践的消极和失误有导致国际社会“依然陷于洛克文化之中不能自拔”[4](P42)的可能性的同时,展望了国际社会的光明前途,并对有实力的大国以及它们的选择和努力寄予厚望。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社会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理论殊途同归。

四、建构主义的方法论

建构主义成型于旧的国际格局解体、新的格局尚未形成的国际关系大变革时代,实践的需要呼唤理论的创新,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由此应运而生。但是,理性主义方法统治国际关系理论界已有多年,建构主义如何引导人们摆脱绝对理性主义的束缚,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分析和研究国际关系呢?

建构主义的方法论特征是整体主义,它从国际体系结构的总体出发,强调体系对国家的建构作用,特别是国际体系文化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首先,它引导人们怀疑理性主义关于行为体身份不变的假定前提,通过两个相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关系和观念,[4](P40)轻而易举地对理性主义理论的这一固有缺陷进行证伪。国家间关系是变化的,国家之间彼此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人人皆知,因而理性主义理论派别对此根本无从反驳。然后,进一步归纳得出: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因果性解释基础上的理论假定———国际关系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现实,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方法加以证实的观念———是错误的。因为社会历史事件是不可逆转、不可还原的,它只能由我们,站在各自不同的位置,带着各自特有的知识、经验、价值和道德观念去认知。进一步说,完全客观的现象即使存在,对于人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理论研究者诠释的所有事件都是人们主观认知的现象,它不能脱离物质因素的作用,但观念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而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结构、施动者和共有观念的互相建构。建构主义用普通的哲学逻辑方法,向人展示了一个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世界。

但是,如果我们追问,建构主义最初是何以发现和断言国际关系的这种建构主义特征的?因为观念建构体系,体系与施动者互构本身也是不能由科学加以证实的,恐怕这只能归功于建构主义的最初创立者们所谓“智的直觉”了。

五、结语

从哲学视角考察和分析建构主义,无疑会让对这种理论更加充满期待。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是辩证的,它重视理念的作用,又不否定物质;它是实践的,它把国际关系中问题的最终解决出路放在国家的实践上;在分析体系结构和国家时,它实际上是真正承认现实的理性主张,却又对国际社会达到互相友爱的康德文化状态充满理想主义的激情;它把国家比拟为人,从人本、人性来考察国际关系的真实属性。温特“温和建构主义”的本意是要在传统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4](P2),却开辟了一方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全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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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军哲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美]温特国际政治社会理论[M]秦亚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社会实际论文篇9

一、指导思想

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主线。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密联系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实际。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全面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宣传普及活动，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上下功夫，不断改进和创新学习形式，促进党员干部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为加快“两型社会”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把江夏建成“城乡协调发展、宜居宜业的武汉南部新区”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二、主要学习内容和活动

1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区各级党组织要把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作为理论武装工作的重要任务抓紧抓好。要组织党员干部紧紧围绕党的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深刻领会把握。认真组织学习宣传总书记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全面系统学习。紧紧围绕“十个结合”宝贵经验和“四个一定要”根本要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学习中要紧密联系江夏实际，结合我区“两型社会”建设、实现区委三届五次全会提出的奋斗目标，努力把学习的过程变成一个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的过程，推动各项工作开展。

2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党的决定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这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重大举措。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按照中央、省、市区委部署，今年将在全区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全区各级党组织一定要深刻认识开展学习实践活动的重大现实意义和紧迫性，认真学总书记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认真学习中央关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指定读物等内容。各级党委中心组要带头学习，带头实践科学发展观，努力营造推动学习实践活动的浓厚氛围，引导干部群众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按照确保活动质量，确保取得实效的要求，突出实践特色、注重联系实际，努力在思想认识上有新提高，查找突出问题上有新进展，改革创新上有新突破，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坚强意志，谋划科学发展的正确思路，领导科学发展的实际能力，促进科学发展的政策措施。

3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迎接严峻挑战的有力思想保证。要着力在深化学习、深入研究、广泛普及上下功夫，也是战胜各种困难。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增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理论体系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把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总结改革开放30年、新中国成立60年的成功经验结合起来，同落实中央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决策部署结合起来，努力把理论学习的成果转化为促进发展的科学思路和政策措施，转化为领导发展的实际能力，更好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要通过开展主题实践、基层宣讲等系列活动，解读理论、讲解政策，促进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进学校。全区各级党组织要广泛开展读书竞赛、征文比赛、理论下基层”和集中宣讲等活动，采取中心组集中学习、专题报告会、研讨交流会、青年读书组等多种形式，不断提高学习效果，使广大党员干部成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模范，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实践者、社会和谐的积极促进者，推动江夏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协调发展。

学好以上重点内容的前提下。及时学习中央和省、市以及区委重要精神，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广泛学习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法律、科技、管理、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及时了解和掌握当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新知识、新成果，用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充实自己、提高自己。

三、学习安排和要求

社会实际论文篇10

文化、规范与国际集体认同

在社会学理论中，文化(culture)主要指社会性的精神产品，如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等。在国际政治学理论中，文化主要指个体通过互动而形成的共有知识或集体知识，它是一种社会共有的、结构化了的知识，包括规范、惯例、风俗和制度等。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对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规范、认同等概念作了明确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国际政治理论。根据建构主义的研究，国际关系中的文化是指不同国家行为体经过国家间互动、社会学习而共同拥有的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它包括国际法、国际机制、国际惯例和国际共识等知识标准。换言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层面的文化是指社会建构的共有知识，即共有观念，这种个体之间共有的和相互关联的观念和知识，既包括信念(belief)，也包括意愿(desire)。

规范(norms)是与文化直接相关的一个概念。任何文化都具有规范的作用。作为一种社会约定，规范也是经由社会建构的，主要包括规则、标准、法律、习惯、习俗等。因此，规范是一种对拥有一定身份的行为体的适当行为的集体期望和预期，它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它能够创造出行为模式。文化规范不仅是影响国家行为的因果性力量，更是建构国家外交政策的构成性要素。主要的国际政治理论，包括新自由制度主义，都认识到规范的重要性，但是建构主义认为规范对形塑国际关系的作用要超过新自由制度主义所认识到的规定国家行为，并强调重新定义国家利益、建构国家身份和培育集体认同是其更深远的影响之所在。(注：AmitavAcharya,ConstructingaSecurityCommunityinSoutheastAsia:ASEANandthe

ProblemofRegionalOrder,London:Routledge,2001,p.4.)

认同(identity)原本是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概念，指某社会行为体的自我同一性和个性，是本社会行为体区别于他社会行为体的规定性，或者说是社会行为体之所以为“我”而非“他”的规定性。(注：郭树勇：“建构主义的‘共同体和平论’”，《欧洲》2001年第2期，第18—25页。)在建构主义那里，认同一词含有身份、特性和认同(同一性)三方面的含义。认同的形成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是“基于他人的社会承认之上的一种自我表象，这种自我表象的内容要和其他行为体对该行为体的再表象取得一致性”，换言之，个体从他者的眼中获知自我的身份，身份“存在于和他者的关系之中”。(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5页。)

集体认同(collectiveidentity)是认同发展的一种高级阶段或高级形式。认同本身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和他者的界限会逐渐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温特认为：“完全的认同是很难产生的……，但是，认同总是涉及扩展自我的边界使其包含他者。”(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认同跨越行为体的“知识”边界，从自我延伸到“他者”，将他者纳入自我的身份界定中，建立更为广泛的身份共同体、利益同心圆。这种跨越是自我身份社会化的过程，其结果是属于群体的国际集体认同的出现。国际集体认同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概念，既可以表示行为体对相互间朋友身份的积极认同，也可以指对敌对关系的消极认同，基于集体认同建造的国家间关系既可以是冲突性的，也可以是合作性的。(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积极的认同关系使行为体在认知上把他者看作是自我的延伸。(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七章。)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相对于政治、经济、军事而言，文化、规范与认同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在冷战结束后以及全球化时代，文化、规范和认同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倍受关注。从文化的维度，通过文化、知识、规范、利益、认同等概念可以推演出解释和预测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的新的结构范式。认同理论就是在承认国际社会物质结构的前提下，重点强调由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行为规范构成的社会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并着重研究行为主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注：乔卫兵：“认同理论与国家行为”，《欧洲》2001年第3期，第26—35页。)

文化、规范、认同三个概念紧密相关：文化通过构建共有观念或知识塑造国家这一国际社会行为体的身份归属；行为体在社会实践活动即互动中明晰彼此身份特征，界定“自我”与“他者”，以及各自的利益，建立各种行为规范；规范不仅对行为体具有因果性作用，更具有构成性影响，即规范不但能够因果性地规定行为体的外在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构成性”地影响行为体的内在认同；规范的内化表现出行为体对可依赖性的集体预期的回应，集体认同的深度和广度则主要取决于规范内化的程度。

国际集体认同的建构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动态过程，结构变动的核心在于文化观念的变动。温特认为，社会结构形成和存在的条件是行为体社会实践的结果：行为体之间的互动造就了社会结构，这种互动的过程是社会结构存在的基本条件。行为体可以建构一种结构，也可以分解这种结构，并建立另外一种结构，新的结构是由完全不同的文化观念构成的。

构建国际集体认同的核心要素包括物质力量、文化先进性以及行为体的地区与全球意识。虽然国际集体认同是观念性结构，但物质性因素具有观念性因素所不能取代的构成性作用。尽管温特认为诸如国家实力等物质性因素不可化约为文化观念因素，而且它们只有通过社会结构才对行为体的行为产生影响，(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4页。)但是这并不能否认社会化了的物质因素对建构国际集体认同的价值。根据建构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设想，在建构和平共同体的历程中，强国的作用主要不是依靠威慑或劝说，而是凭籍一种权威吸引力，即因政治进步、经济发展和安全责任而产生出一种权威磁场，吸引着其它国家“心向往之”，纷纷加入由核心国主导的共同体中。(注：参见郭树勇：“建构主义的‘共同体和平论’”，《欧洲》2001年第2期，第18—25页。)

集体认同的性质取决于文化的先进性，即由积极文化建构的集体认同将导致积极、合作性的国际关系；反之，将生发出消极、敌对性的国际关系。温特分析了国际社会的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认为它们分别建构了不同的身份关系：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在霍布斯文化中，行为体相互敌对，任意地使用暴力以图消灭或统治对方，杀戮和被杀是霍布斯文化下国家间关系的特征。洛克文化中行为体的竞争对手关系使各国摆脱了你死我活的战争状态，竞争与合作构成了洛克文化国际关系的特征。而基于朋友角色的康德文化则使行为体培育出朋友关系的身份和认同，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模式超越了竞争与合作，不仅不以对方为敌，而且将对方的利益内化为共同体的利益，并由此建立了新的合作观念。康德文化中的合作高于洛克文化中的合作，后一种合作是作为自助的行为体之间的竞争手段出现的，而康德文化中的合作已经进化为行为体利益的一部分。在三种无政府文化中，康德文化是最高级的文化形态，因此康德文化建构了不可能在其它文化中出现的友谊式的国际关系。(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6章。)

收益或利益是国家合作的目的与基础。在收益的分配问题上，若参与国只关心相对收益，即自己所得是否多于别人所获，而不从绝对收益，即参与者都可得益的角度考虑合作，那么国家之间形成的只能是消极的集体认同，由此架构的国家间关系则只能是没有合作余地的零和博弈。例如，在霍布斯文化下国家间没有任何合作的可能性。只有当参与国认为合作能使每个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即每个人都能获得绝对收益，并因而舍弃对相对收益的追求，关注合作区域或更大范围内参与者的利益，视区域利益或全球利益为实现个体利益的必然步骤，各国间才能培育出地区意识或者全球意识，形成积极的集体认同。积极的集体认同不仅能使合作的可行性和可靠性得到增强，而且使合作的范围得以扩大、稳定性得以提高。(注：参见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133页。)

集体认同与国家外交决策

集体认同对国家行为特别是国家外交决策的作用通过两个渠道得以实现：一是通过界定国家的利益，影响国家的行为，尤其是对外关系的选择；二是生成国际规范，通过规范规定国家的外交行为，制约国家的外交政策。

(一)认同、利益与国家外交决策

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由这个国家的利益决定的。国家利益在一国的对外政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卡尔在《二十年危机》中指出，国家利益在国际政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国家利益是衡量外交政策的最高标准，正如摩根索所言，利益是评价和指导政治行动的永恒标准。当然，决定国家利益的因素不仅仅指现实主义理论所强调的物质权力，而且包括由社会建构的国家身份和集体认同。温特指出，国家利益不仅包括安全利益(即安全)、政治利益(即独立)、经济利益(即财富)，还包括精神利益，如集体自尊等。(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94页。)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国家利益主要是由国家身份这一包括物质结构在内的观念结构直接塑造的。国家利益常常是国家从国际社会中学习的结果。行为体的行为由利益决定，利益由行为体的身份与认同界定，即“国家利益源于国家认同”(注：SamuelHuntington,“TheErosionoftheNationalInterest”,ForeignAffairs,September/October1997.)。身份塑造利益，是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观念利益)而不是观念本身直接支配着人们的行动。(注：[德]玛丽安妮著，阎克文等译：《马克斯·韦伯》，图宾根：J.C.B.摩尔公司1926年版，第347—348页；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图宾根：J.C.B.摩尔公司1920年版，第252页。转引自汉斯·J·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国家只有在具有某种身份和利益后，才能采取与其身份和利益相符合的行动。

认同是利益的基础。(注：AlexanderWendt,“AnarchyisWhatStatesMakeofIt:TheSocialConstructionofPowerPolitics”,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1992,pp.391—425.)行为体的身份包含了利益的成分，身份是利益的前提条件。有时行为体可能会根据利益选择身份，但是这些利益自身仍然是以更深层的身份为先决条件的。而身份并不等同于利益，也不能还原为利益。身份规定了行为体的社会属性，利益表示则是解释行为主体行为动机的内窥镜。行为体的利益依赖于身份，身份是行为体的利益指针。故没有利益，身份就失去了动因；而没有身份，利益就失去了方向。(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90页。)身份与利益结合起来共同构成行为体的行动。

国家作为具有人的社会特性的行为体同时拥有多种身份，其行为是被许多根植于多重身份的利益所驱动的。(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92页。)各种身份根据行为体对其意义的重视程度形成一定的等级排序，因而有些身份是表层和次要的，而有些则是核心和根本的。对于国家来说，当身份出现冲突时，核心的需要往往胜出并居于第一重要的地位。比如，是国家对内最高对外不可侵犯的身份，因此安全需要成为国家的核心利益。但当某种次要的身份受到威胁时，其重要性往往会超出没有受到威胁的重要身份。(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9页。)一种认同，只有处于变动或危机当中，才会突显出它的重要性。(注：王昱：“论当代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问题——兼论欧盟的文化政策及其意向”，《国际观察》2000年第6期，第49—54页。)

国家利益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利益是由行为体的身份建构的，国家在与其它行为体的互动中重塑新的身份，形成国家间新的认同，国家利益也随之改变。因而国家利益也是行为体与国际社会互动的结果。在互动中行为体重新认识社会环境中的自我，即“我应该是谁”，对自我身份进行重塑。当行为体的观念认同与身份定位发生转化时，行为体将重新界定利益追求的类型、目标和程度。国家利益源于国际社会化，是社会学习的结果。故国家利益不是先验给定的，而是产生于社会互动和社会化的过程中。(注：JefferyT.Checkel,“TheConstructivistTurni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WorldPolitics,Vol.50,No.2,

January1998,p.326.)托马斯·伯格认为，今天的德国和日本与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存在根本的不同，反军事主义已经成为德日作为国家自我意识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且体现在国内规范和制度中。(注：ThomasBerger,“Norms,Identity,andNationalSecurityinGermanyandJapan”,inPeterKatzanstein

ed.,TheCultureofNationalSecurity:NormsandIdentityinWorldPolitic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6.)卡赞斯坦对战后日本和德国的警察和军队作了相似的分析。观念型塑并影响着国家行为体的认同与利益，观念的变化意味着国家利益的变动。国家利益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它是通过与国际社会形成的相互作用而建构的。(注：参见PeterKatzansteined.,TheCultureofNationalSecurity:NormsandIdentityinWorld

Politics,p.2.)

当旧的国际格局被打破，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之时，人们往往通过对历史的重新阐释来确定自身的位置，以着眼将来。而对历史的重新阐释带来的是“自我”、“他者”的重新定义，以及“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改变，国家利益亦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二战后，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导者，遏制苏联成为维系美国身份的纽带，冷战帮助美国政府和人民之间形成这种认同。冷战的结束改变了国际形势，也终结了美国遏制苏联的认同。原有的敌手和威胁不复存在，认同随之削弱，遏制也失去了身份依托。因此，亨廷顿指出，美国应根据新的认同观，针对新的安全威胁和道义挑战，调整美国的国家利益，“调动新的资源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注：SamuelHuntington,“TheErosionofAmericanNationalInterest”,ForeignAffairs,September/October,1997.)

(二)集体认同、规范、制度与国家外交政策

如前所述，身份塑造利益。身份是认知建构的产物，在认知过程中，行为体的自我界线变得模糊，并在交界处与他者产生融合，集体认同由此出现。由于界定行为体利益的个体身份转为集体身份，行为体的利益构成也因此得以重塑。但集体身份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具有某种同样身份属性的行为体之间必定产生集体认同。比如，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具有某种共同属性——都讲法语，但两国却无法建立认同感。(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7页。)原因在于身份认知是一个利益渗透、交汇和融合的过程，集体身份可使行为体把他者的利益定义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亦即具有“利他性”。(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87—288页。)当行为体具有利他精神时，确定利益的依托往往是集体身份，而不是个体身份；衡量自我利益的基础是集体，而不是单个行为体自身；集体身份还能够使行为体克服利己主义的困境，把自我福祉延伸至包含他者福祉的程度，(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80页。)甚至让度部分自利以成就集体共识。自利只是国家利益的一种，是在集体认同缺位情况下的利益表象，而当集体认同在场的情况下，利他主义就会更多地决定国家利益的特征与内容，(注：包霞琴、苏长和主编：《国际关系研究》，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页。)社会互动频率激增和相互依存日益发展使集体认同和集体利益生成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

规范对于国际集体认同的形成和国家利益的重塑具有构成性影响。拉吉认为，身份影响国家对利益的界定，规范因素和国家身份塑造国家利益。(注：JohnRuggie,ConstructingtheWorldPolicy:EssaysonInternationalInstitution,New

York:Routledge,1998,pp.14—15.)国家身份是基于国际社会承认之上的国家形象与特征的自我设定，它随着国家间互动样式的变化而变化，国家间互动在一定阶段固化成国际规范，国际规范反过来规定着各国的身份和利益，当国际规范发生变化时，这些国家的认同也会随之变化，利益也将发生相应的转变。规范的功能不仅是因果性地规定国家的行为，比如，因为某国是世贸组织成员故其行为必须符合世贸组织的规章制度；更重要的而且被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忽略的是，规范的意义在于改变了行为体的认同，使其拥有新的身份和利益，进而使其行为得以转变。因此，加入世贸组织改变了一国的认同和身份，进而使其利益及行为发生一系列的相应变化。可以说，国家利益是国家从国际社会中学习的结果，国家将国际规范内化，使遵循规章制度成为生存需要和自身发展的一部分，从而在社会互动中重新塑造自我身份和集体认同。因此，国家利益的形成受国际体系中认同与规范的影响，国家只有在国际体系中确定了自我身份或自我认同后，才能相对地确定其利益的范围、程度和数量。(注：MarthaFinnemore,NationalInterestsinInternationalSociet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Press,1996,p.2.)

不仅规范对国家的行为具有约束作用，建立在规范基础上的国际制度也对国家行为具有深层次的规制作用。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制度可以减缓无政府状态，通过提供信息促进合作，节省交换成本，有助于解决冲突，更重要的是减少欺骗的可能性。(注：RobertCohaneandLisaMartin,“ThePromiseofInstitutionalistTheory”,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9,No.1,Summer

1995,p.47.)在建构主义看来，制度不仅规范行为体的行为，还建构身份和利益。(注：AmitavAcharya,ConstructingaSecurityCommunityinSoutheastAsia:ASEANandthe

ProblemofRegionalOrder,p.22.)国际制度一旦得以确立，就成为国际社会共享的文化，“社会共有知识使互动在时间上具有相对的可预测性，也造就了稳定社会秩序的自均衡趋势”。(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33页。)因此，国际制度不仅有助于确立国家之间的认同，约束国家的行为，还可以通过改变国际体系的建构规范和管理规范使国家不再根据现实主义的观念和话语进行思考和行动。怀特认为：“没有成员之间一定程度的文化共同体，国际体系(特别是国际社会)不会形成。”(注：BarryBuzan,“FromInternationalSociet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7,No.3,Summer1993.)建构主义所期望建立的“多元安全共同体”(pluralisticsecuritycommunities)将得以实现，而国家将根据与支撑集体安全机制相同的规范或制度行动。(注：EmanuelAdler,“ArmsControl,Disarmament,andNationalSecurity:AThirtyYearRetrospectiveandaNewSetofAnticipations”,Daedalus,Vol.120,No.1,Winter1991,pp.11—18;RichardAshley,“TheGeopoliticsandGeopoliticalSpace:TowardaCriticalSocialTheoryof

InternationalPolitics”,Alternatives,Vol.12,No.4,October1987,pp.428,430;Rochard

NedLebow,“TheLongPeace,theEndoftheColdWar,theFailureofRealism”,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8,No.2,Spring

1994,pp.269—277.)因此集体认同还主要通过国际制度影响国家的外交决策。

因此，集体认同与国家对外政策之间的互动关联模式是，国家的身份塑造国家利益，直接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社会互动重塑国家认同，进而改变国家利益；国家身份的社会化过程形成国际集体认同，并通过国际规范、国际制度等形式得以固定，集体认同影响着利益的规范化构造，积极的集体认同使国家利益从利己不断走向利他。

集体认同与国际关系

与国家内部的有政府和有序状态不同，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即没有一个中央权威机构。国家的行为一般反映某种无政府结构的特征，身份的实践和互动验证并再造认同，一旦某种结构得以制度化，便成为强大的惯性源泉，(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15页。)使这种结构更趋稳定。规范的内化使国家遵守无政府逻辑，按照体系建构的身份和利益行动。比如，冷战时期的美国与苏联和冷战结束后的美国与俄罗斯，由于认同的转变双方关系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由视对方为敌手进行彼此遏制转变为相互接触与合作。温特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无政府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这三种文化结构塑造不同的国家间身份——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关系，从而建构出不同的国家间关系，并对国际安全发挥直接的决定作用。

在霍布斯结构下，国家视对方为你死我活的敌人。敌人这种认同意味着，行为体不承认他者作为自由主体独立存在的权利，以及对暴力的无限制使用。一国的生存是以他国的死亡为前提的，因此采取强硬的改变现状的方式对待敌人，试图摧毁或征服敌人，而这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不考虑未来，为了和平积极扩军备战，以及在真正的战争中无限制地使用暴力，而在战争迫在眉睫之时，以先发制人的方式抢占先手，粉碎敌人的第一次打击。(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30—331页。)而对他者的再现建构了敌手身份。当“冷战”这个文化形态形成之后，美国和苏联就有了一个共有信念，即他们互为敌人。这个信念帮助他们确立了他们在任何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的确分别是对方的威胁，这样就再造了冷战。(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33页。)因此，当敌意成为体系内主导角色的时候，国家间“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28页。)的关系模式就会产生。

洛克文化状态下的角色结构是竞争，不是敌对。在相互承认和尊重对方生存权利的前提下，展开竞争，武力的使用受到结构的限制。霍布斯文化中剥夺和统治对方的念头被“生存和允许生存”的理念所代替。在洛克结构中，国家间既对抗又竞争，既竞争又合作，双方不以消灭对方为生存的理由，而是在竞争中发展出合作。在洛克文化中，国家以竞争对手的身份看待对方，因而建构出不同于霍布斯文化的国际关系。纵然对手同敌人身份之间存有许多共通之处，比如都有对抗的意味，不完全承认对方的存在，但两者在对待他者和使用暴力的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区别，并因此决定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国际关系。敌人希望改变对方的生命和自由的权利，而对手承认对方的生命和自由，只是欲从对方手中拿走一部分财物；敌人在使用暴力时是毫无限制的，有毁灭性倾向，因为自我限制只会使自己处于相对劣势地位，(注：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31页。)而对手身份却对暴力使用有所节制；敌手之间的暴力冲突程度没有内在限制，除非受到实力或外部力量的制约，对手之间的暴力是自我约束的，受到相互承认生存权利的管束。(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29页。)一言以蔽之，霍布斯文化是一种相互为敌的自然状态下的暴力，而洛克文化则是文明社会的对抗。

康德文化与上述两种文化截然不同。上述两种文化形成的都是无政府自助体系，其中，霍布斯文化是纯粹的自助状态的无政府体系。虽然洛克文化在暴力的使用程度上与霍布斯文化存在本质区别，而且洛克文化已构筑出竞争中的合作关系，但其合作的基础仍是自助的。只有在康德文化中，行为体才彻底抛弃了自助模式，建立了朋友关系的集体认同。非暴力原则和互助原则是康德文化的根本特征。在强调朋友关系的角色结构中，国家间不使用战争和战争威胁方式解决争端，即非暴力原则；在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胁时，双方将共同作战，即互助原则。(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72页。)在康德文化中，互为朋友的国家间建立了永久和平的共同体，而合作和结盟已经不再是洛克文化状态下的权宜之计。洛克文化中合作含有对双方最终回到战争状态的预期，因而戒备始终充斥于暂时的合作过程中，而朋友身份对持久友谊的预期使得即使双方发生争吵也终能以和平方式化解。(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72页。)康德结构中的非暴力和互助原则建构出他助体系，康德文化的理想状态则是世界大同。

概而言之，在霍布斯文化中，国家间建构的是敌人关系的集体认同，因而处于有你无我的相互敌对关系中；在洛克文化状态下，国家不再以敌手的身份看待对方，而是在尊重的前提下开展竞争，各国间处于竞争和有限制地运用暴力的对抗中；在康德结构里，非暴力和互助观念的集体认同使国家间不以武力解决问题，合作的性质也从自助式演变为他助式的协作。

集体认同与国际安全

建构主义认为，集体认同与国际关系文化之间是一种互构关系，集体认同之所以决定国际安全，主要是因为行为体的实践活动构筑出不同的国家安全文化，安全困境和安全共同体都是由国家建构的，集体认同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中介和建构作用。国际集体认同建构了国家的安全利益，安全利益决定了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安全行为——战争的或和平的，而国际集体认同的转化会重新定义安全利益的内涵，从而使国家改变实现安全的方式。

在霍布斯文化中，国家的认同决定了彼此互相为敌，国家处于原始的自然竞争状态。国家之间在安全方面的竞争是纯粹的零和博弈。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50多年的纷争验证了敌人身份是如何造就阿以间持续冲突的。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地图中从来就没有犹太人的存在，犹太人被看作是2000多年前就已经离开巴勒斯坦土地的民族。阿拉伯世界认为不应该牺牲阿拉伯人的利益给犹太人以“公正的生存权”，因此采取罢工和暴动的方式反对联合国在1947年通过的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为不使建国愿望破灭，犹太人认识到只有用武力才能实现分治及建国。阿犹间这种对问题的认知，几乎成为其后50多年冲突的基本模式。阿拉伯人旨在消灭以色列，事实废止联合国决议；以色列人则要武装保卫以色列，事实执行联合国决议。(注：参见辛旗：《诸神的争吵——国际冲突的宗教根源》，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3页。)阿犹之间在意识上都以剥夺对方的生存权实现自身的安全，相互的行为使敌人的认同再现、验证和强化。敌人的存在是对自身安全的威胁，保全自身的办法就是统治和驾驭敌人，剥夺它的生存权。这种想法使得双方最大限度地使用武力，并在非战阶段积极地发展武装，不消灭对方就被对方消灭是双方共同的理念，战争成了唯一解决问题的途径，于是双方陷入无止境的暴力循环。在霍布斯状态下，国家的安全诉求却使国家窘于没有安全保障的困境之中。

洛克文化构建了另一种安全文化：在原则下各国相互承认对方的生存权，不再视对方为敌人而是竞争对手，相互的存在不再给对方的安全造成威胁，在国际法的约束下自助体系中的国家不以杀戮和夺取对方生命的方式实现自身安全，即使使用暴力解决争端，其程度也被限制在“生存和允许生存”的界限内。(注：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52页。)在洛克文化下建构的集体安全，是以集体力量威慑或制止其内部可能出现的侵略者和侵略行为的办法，保护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的一种安全保障体系。(注：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376页。)其目的是为防止内部成员对其它成员发生侵略行为。在一个国家无论采取“自助”还是“结盟”(国家仍是自助的)的手段都难以摆脱安全困境的情况下，集体安全是一种风险相对较小和可靠的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途径。但是集体安全存在致命的缺陷：首先，洛克状态下，国家虽然告别了“一国的安全即为别国的不安全”的安全困境，但国家间的竞争对手关系和用武力解决争端的方式依然存在。其次，集体安全体系依靠共识和契约的约束力量凝聚内部成员，保持体系的平衡和稳定，但体系内一方实力的消长必然打破原来的平衡，带来国家间不同形式的冲突，破坏整个安全体系的稳定。第三，因成员对威胁安全的危险程度的评价不同，如威胁在地理上与本国相距遥远，或者即使临近危险但由于种种原因可以避开，集体安全因此无法保证成员在维护他国安全时保持行动上的一致性。第四，个别国家为了保护其国家利益或长远利益，可能利用集体安全安体系打击“侵略国家”，甚至不顾国际法，损害“被惩罚国家”的权利。(注：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383页。)如美国对南联盟、伊拉克的军事打击。

在康德文化中，成员国相互间积极认同，任何一国之安全都被视为所有成员国之安全，国家间不以武力为解决彼此间争端的手段。(注：AlexanderWendt,“AnarchyIsWhatStatesMakeofIt”,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

1992,pp.400—401;AlexanderWendt,Social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CambridgeMass.: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pp.297—302.)康德文化建构的不是集体安全体系，而是高于集体安全的多元安全共同体机制。在康德文化的多元安全共同体内，“国家间将积极地界定彼此的身份致使每个国家的安全被看作是所有国家的责任”(注：AlexanderWendt,“AnarchyisWhatStatesMakeofIt:TheSocialConstructionofPowerPolitics”,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1992,p.400.)彼此互信，自愿放弃使用军事力量，形成“一种广泛分享的对和平变革的预期”(注：EmanuelAdler,“ArmsControl,Disarmament,andNationalSecurity:AThirtyYearRetrospective

andaNewSetofAnticipations”,Daedalus,Vol.120,No.1,Winter1991,p.11;Richard

Ashley,“TheGeopoliticsandGeopoliticalSpace:TowardaCriticalSocial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

,Alternatives,Vol.12,No.4,October1987,p.430.)，国家将不再以自助和自利的范畴进行思考，而是以国际共同体的术语来界定他们的利益。在这个新世界中，“国家利益就是国际利益”。(注：AlexanderWendt,“AnarchyisWhatStatesMakeofIt:TheSocialConstructionofPowerPolitics”,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1992,p.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