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资本积累十篇

时间：2023-03-18 19:35:54

资本积累

资本积累篇1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资本论，应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中用了五章篇幅，论述了资本积累理论。这部分的理论知识内容详细，深入地阐述了资本运作的内在规律，其基本原理将会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宝贵的建议。本次研究深入分析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总结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的现实意义，提出了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于社会主义民营企业发展的应用对策。

1.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的概述

1.1马克思简单再生产理论。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的第一部分，属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七篇的第一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过程只表现为价值增殖过程的一种手段，同样，再生产也只表现为把预付价值作为资本即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来再生产的一种手段，资本家的特殊性在于它的货币在不断的执行资本的职能”从这个基本理论来看，这种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是研究其他经济形势的主要依据，在生产消费、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等方面进行了资本形成、社会资本再利用的全面探索。

1.2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十二章指出“通过把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不付代价就无偿占有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规律资本积累的过程，就是前者转变为后者的过程，这也是资本积累的实质。”理解这部分的知识重点就是要明确什么样的经济状况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资本家购买到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后，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生产。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不仅能再生产出劳动力的价值，并且能创造出比劳动力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实现了价值增殖，这样资本家才有利可图，这种现象就被称之为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1.3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这部分的经济学理论是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知识体系中的重点内容，在这部分的学习过程中，能够充分理解到资本积累所表现出的一般规律，对这些规律的研究学习能够更好地掌握资本构成的情况和在其累积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化。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主要表现在：第一，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第二，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是资本积累的外部压力。

1.4原始积累的秘密

《资本论》中明确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随着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一方面企业规模扩大，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使生产进一步社会化。”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有：殖民掠夺、价格革命、贩卖黑奴、圈地运动等。贤本原始积累使大量货币和土产资料集中在资本家手里，转化为资本；又造成了庞大的雇佣工人队伍，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过程：①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②货币资本迅速集中与少数人手中其次。

2.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于社会主义民营企业发展的应用

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现实意义下社会主义民营企业的发展要避免出现资本主义道路，要尽可能地避免资本过剩，找出资本简单积累的阻隔，保证资本市场的功能和优势，为有效率的企业做强做大提供了可能性。

2.1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我国社会主义的民营企业发展不同于资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更多的是要体现出节约成本，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分光吃光，要为企业发展留后劲。例如：在我国50强民营企业中，联想、新希望、万向、科龙、东方、美的、横店和雅戈尔等，无论是总资产规模，还是销售收入规模，或是净利润规模，其绝对量都是排名最前的。这种情况既说明了它们所拥有的经济实力，同时也表明了它们在长期市场竞争中所进行的有效积累。同时这些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所有的资本不是单纯的某个人，或某个组织而是仍然接受社会的监督，接受国家审计部门的监督，为剩余价值转化为新的社会效益资本提供了保障。

2.2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在资本积累理论的指导下，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要重视资本向知识性技术的转移，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行技术研发，确保资金使用的稳定性，避免大量资金的不明方向的外流。例如：华为集团将收入的20%用于技术投入，现在正是依靠这种技术优势，它已发展成为我国企业中为数不多、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由此可以看出，创新技术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可以依靠政府的辅助政策，在政府的鼓励下重视民营企业资本转移方向，重视技术创新，全力提升企业创新发展能力，围绕企业创新转型的需求，确保全年促成产学研合作项目的成功，加大对来科技人才的扶持，从民营企业再生产、再扩展的机会。

2.3重视人才培养。资本积累需要人才的力量，社会主义民营企业要重视人才的培养与引进，使得企业的发展与人才的成长紧密联系起来。同时，企业要营造全员的创新环境，采取不同手段激励广大员工的创新激情。企业主应当多让创新关键人员参与到企业的管理决策中来，尤其是在项目评估和技改规划方面，充分发挥他们作为专业人士的智囊作用，通过各种形式的“参与”激励，培养创新关键人员的主人翁意识和对企业的归属感。

综上所述，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阶级性最鲜明的体现，其基本内容与剩余价值理论等紧密相连，有着创新生产、规划资本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能将其中的基本原理运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也有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资本积累篇2

我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资本积累的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体制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转变,计划经济也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与大多数其他后发国家相比,中国当代的资本积累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快速增长,中外对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高速的经济增长掩盖了资本积累中的许多问题,造成转轨时期出现了经济与社会矛盾,这同样也值得我们思考。

一、当代中国资本积累存在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证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但由于一些制度改革滞后,使得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没有达到普遍的权利界定和保障,资本积累方式也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多种所有制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而相较于国有企业,资本积累的程度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主要表现在融资能力上的差异。当代,我国的银行业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信贷业务,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银行的信贷偏向于国有经济。据统计,非国有企业从商业银行贷款比例仅为16,5%,这使得许多中小企业只能依靠自身的资本循环或其他非正规的金融渠道获得暂时的基本积累。

从居民角度看,资本积累来源的限制。使人民增收的途径较为单一。可以发现,美国人民的资产性财富增长与劳动收入的基本比例为22:1,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的收入高,倾向于消费而不是储蓄的原因,因为美国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资本。而中国却不是,人民大众的积累来源仅仅依靠微薄的工资,很少有其他的资本性收入。依据弗里德曼的生命周期理论,当期的低收入造成了人们更原意储蓄以用来满足未来退休消费的需求,中国高额的储蓄率由此产生。而由于银行的存款利率长期低于CPI的增长率,居民自身的资本处于不断贬值的过程。因此,有限的资本积累来源是中国大众收入无法提高的重要原因。

处于经济转轨的中国,不合法的资本积累也存在。部分官员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利,将权利资本化,使其成为市场经济发展必备的要素投入,形成相当于国家垄断的力量,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与运作门槛。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部分国有企业负责人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压低承包指标与租赁价格,或通过非法的财务手段低估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流失到寻租者手里。损害了国家与人民的利益。

二、当代中国资本积累的制度分析

事实表明,我国当前资本积累发生扭曲的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制度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造成了我国资本积累相异于传统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这也是转轨时期国家体制不完善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政府的约束与产权两个方面出发,来探讨当前我国资本积累扭曲的状况。

(一)从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第一步就是要防止政府对经济活动任意干预

较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国家政策多变,政令具有很大的任意性,用张五常教授的话来说,中国政策说好听就是弹性大,说不好听就是朝令夕改。国家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行政干预十分普遍,如打着宏观调控或是市场调整的名义,授意相关部门对微观主体进行行政干预。市场规则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微观主体无法很好地预测下一期的经济状况,一部分积累的资本需要防范风险,而无法全部投入生产。同时,国家政策制定没有约束性,可能造成资本积累发生偏离。如我国在较长的阶段主导工业发展,而忽视了农业与服务业方面的积累,造成了现在产业结构的不合理。

(二)从市场微观主体的角度看,市场的平等需要国家作为监督者而不是参与者

当代中国,多种所有制企业有了快速发展,在解决居民就业与社会资本积累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然而,一旦市场经济有较大比例的国有企业介入,这种条件下的市场就难有平等权,也难以法制。国企与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家作为国企的股东,更倾向于为自己的企业开绿灯,通过越过法律的束缚直接干预经济活动,使国企资本积累不受约束。如最近的农行股改,国家对其坏账进行买单;IPO发行的股票多是国企。正在审批的上市公司中,仍是国企居多,民营企业要想获得同样的待遇困难重重。可见带有国字的企业就同于拥有了市场特权,在预算软约束的条件下,国企不仅可以依靠自身来获得资本积累,同时还可以依靠特权获得额外的资本积累,政府背景使他们成为市场的强势者。而较为弱小的民企,无论融资能力还是企业规模都无法与国企相抗衡。等级效应促使许多民企必须通过寻租贿赂的方式获取市场的保护,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资本积累不断变异,最后损害社会整体利益。

(三)制度缺陷造成产权不明晰,限制了资本应有的价值

例如农地制度,目前,我国虽然法律上确定了三权,即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但是农地转非农地的问题迟迟没有解决,限制了土地作为农民资产性收益的来源,资本积累方式受到限制。

产权的界定是为了稀缺资源的排他安排,是市场经济定价的前提条件。由下表可知,我国的矿产资源特别稀缺,而在中国,各级政府所掌握的一些重要的资源配置权利,扭曲了资源投入生产时的价值,无法体现资源的稀缺性,造成资源以低于市场很多的价格出售,降低了矿产资源在资本积累中的真实价值。大量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的破坏使得原本资源稀缺的中国雪上加霜,资本的积累陷入了恶性循环。

资本积累篇3

摘要：环境容量资源因其稀缺性，正日益成为全球争夺的战略资源。中国目前还处于原始资本积累没有完成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必将牺牲一部分环境资源，但因环境容量的相对有限，中国在发展与环保之间该如何求得平衡?中国必须在环保战略目标的确立、政策的制定、技术的革新、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投入上做出整体性的重大改革。

一、环境容量资源成为全球争夺的焦点

近些年，在确定国际关系和议题的许多重要场合，无论是从达沃斯论坛，到八国首脑峰会，到区域性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及欧盟、东南亚、中日韩这样的峰会，环保问题都成为了重要的议题。在中国跟一些主要国家的双边会谈中，环保议题也是讨论的重中之重。

在国际经济、贸易、投资领域，环保问题也是其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涉及到周边组织，比如WTO里面专设了环境贸易委员会。而且，在很多国际贸易政策的实施中，一些非关税的绿色壁垒逐渐出现，跟环境相关的诉讼日益增多。

国际社会有它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安全秩序、军事秩序，它们是从历史上衍生和发展的。在新的时代，这种国际秩序已经延伸到环境领域中，其实质是世界上不同国家争夺环境资源的一种新的场所。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环境问题还没有被认为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作为一种公共资源的环境容量，那时并没有人认为它是短缺的。现在，科学的事实表明，它已经变得短缺了，各个国家日益把环境容量资源看成是一种战略资源。如果说二战之前全球范围内为了土地的分割，发生了很多大规模的战争，现在的国际竞争，比如对战略资源的抢占，已经发展到环境容量领域里面来了，这也包括太空、海洋、南极、北极等。很显然，由于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日益凸显，对环境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已经变成国际关系和外交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中国环保

1．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来自于农民

中国目前还处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其实就是一个非均衡的发展阶段。因为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它都要经过原始资本积累的阶段。发达国家的原始资本积累靠什么?靠剥夺农民、靠“羊吃人”，比如英国的“圈地运动”；还有靠掠夺殖民地，比如八国联军到中国来抢夺金子、白银、矿产、森林等。这可以追溯到1750年或1745年，即工业革命的开端。原始资本积累的意义何在?是要占据创造利润和财富的有利地位，这是最根本的利益。就是说，一旦有了本以后，钱就能生钱，然后就可以坐地收租。今天西方的发达国家就处于这样一个经济地位，然后它就利用这个有利地位或条件去搞技术创新、研发高端产品。设想，如果西方没有经过原始资本积累这个特殊阶段，谈什么品牌、高端产品和技术，无源哪来水?

中国的经济是后发的，这就需要判断它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是否已经完成。我认为，目前还没有完成。当然，我们也积累了很多，共和国的经济发展仅仅持续了近60年。然而，我们的原始资本积累靠的是什么?是农民做了大量的贡献和牺牲。在我们长期的剪刀差政策、城乡差别待遇下，农民为国民经济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和劳动，但是收入却很低。低在哪儿?因为农民的大量收入被作为工业发展的原始积累了，这是我们后发工业化进程中原始资本积累的一个主要来源。当然，这也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我们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经济发展战略。

2．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来自于环境资源

中国原始资本的积累除农民外，还来自于环境资源。发达国家也有环境资源原始资本积累的来源，但它们是第一波工业化国家，那时的环境容量足够大，人口也少，生产、消费规模也小，对于环境干扰的能力很小。那时候，肯定没有全球性的竞争，所以发达国家的积累就完成了，并由此就有了更多的财富和技术、更成熟的社会体制来选择更为清洁的发展途径。发达国家的经济直到现在仍在持续地增长，靠的就是高端的产品、技术、品牌、金融和服务业，因为它们的制造业、基础设施总体都完成了，已经过了发展的瓶颈，现在是高附加值地赚钱。

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还没有完成。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可能通过侵略别人进行原始资本积累；作为后发国家，中国也没有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占据一个优势地位，来帮助和加速原始资本积累。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很艰苦：早期，被帝国主义列强封锁，完全靠自力更生，只能让农民去积累，就得大量依靠资源投入，甚至于环境容量的投入；目前，中国的发展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处于大规模的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之中，还依赖于大量的原材料消耗、能源消耗，中国的工业还得依靠制造业、重化工业。

未来，随着国力的提高、物质基础的日益雄厚，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会发生变化，从现在这种不利的吃亏的地位，上升到越来越有利的地位。因为财富积累以后，就会有更成熟的体制、更强大的政府力量，更高端的技术、更好的人才。在这之后，中国经济有望闯过库兹涅茨曲线峰值(EKC)这道门槛，经济会继续发展，并越来越依赖于金融业、服务业等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对资源环境的依赖程度会降低，环境质量就会改善，这是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

3．中国的环保在日益加强

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去看，人类社会各种各样的规律和进程，都是围绕它的一个基本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去展开的，历史的进程也是这样。今天的中国尚未走出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不能脱离这个前提来衡量我们的政府对环境保护是否负责。是否负责，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指政府对环境问题是不是有足够的认识；另外，它有多大的能力，这体现在它的财力、公务员政府系统的数量和人员的质量，体现在它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因为这些都是政府掌握的资源。

在原始资本积累这一前提下，从中央政府来讲，至少它做出了负责任的努力，这种努力是有进展的，并且在迅速地提高。比如，公共财政预算用在节能减排方面的费用、增长速度、占的份额，近年来都处于一个上升的态势。另外，政府在执法的力度和决心上也做了不少努力。

三、国际视野下中国的环保之路

我们既然处于国际市场之中，就要创造一些新的机制，来克服某些市场障碍和市场失灵，以解决环境问题。这些新的机制，既涉及到国际体制，也涉及到国内体制。比如，正在进行的全球气候谈判，就是要创造一个新的国际体制，以解决全球气候暖化问题。而一个新机制能否建立，关系到人们的认识差异和既得利益的分配，博弈难免。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该怎么办?

1．确定环保战略目标

首先要确定我们的战略目标。我们有一种政治上的口号叫“不要先污染，后治理”，这是一种好的愿望，我们要把它作为一种理想去努力，但是从现实的层面上看，我们的战略目标应该是把库兹涅茨曲线峰值(EKC)降得更低一些，让它来得更早一些。在一个可预见的历史阶段，比如在未来10 年―30年的时间内，我们的污染负荷可能还会加重。在这个历史时期，我们要做的不是把排放总量和污染负荷直接降低，而是控制其增长率，控制它的强度、单位GDP的能耗、单位能源消耗的排放等。今后到一定的时期，我们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将结束，污染负荷有望下降。而且，那个时候中国的国力将更加强盛，技术力量和经济结构都会发生改善，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会更高，就业机会也会更多。

我们不可能让我们的环境纯而又纯，按照环境经济学的观点，是允许动用一部分环境资源的，但是我们尽量不要超过环境容量。虽然环境容量是个不确定性的东西，但是在一些极端地区，比如淮河，肯定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我们还要通过我们的体制设制、政策措施向企业发出正确的信号，逐渐规范其行为，包括环境标准、许可、执法、监测，我们都要配合一定量的环境经济政策，让它逐步有所改善。

2．进行技术革新

我们的政策是否有利于技术进步?因为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要靠技术进步，如果没有真正的技术革命，这些政策说得天花乱坠都是无用的。这些技术，一是靠我们自己去研发，另外还要靠转让，这也是我们在国际环境问题谈判中的一个焦点。国际上给中国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中国也在努力，但其力量在现阶段是有限的。能否把最先进的技术给转让过来，来加速我们环保的进程，加速我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进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中国迫切希望加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合作，我们也提出了很多方案，比如加强政府间的协调机制；在联合国范围内落实技术转让效果的评估和体系；敦促发达国家投入更多的资金，比如它的公共部门的资金，并使其调整政策，促进私人投资，来支持这种技术转让；我们积极参与了各种各样的论坛和进程，还有公约和议定书下的进程，包括一些双边的、多边的、区域性的对话，等等。我们一直在努力，期望创造一个促进技术革新并惠及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环保新机制。

3．转变人员意识

在人力资源方面，从政府官员、企业CEO、大学教授，到一些社会组织的社会活动家，都要有一个转变意识的问题。

4．保证资金投入

我们要保证有一个持续不断的社会资源，将其转移到境外产业、环境保护的产业里来，转移到科技研发的技术领域里来。

资本积累篇4

关键词：社会主义；资本积累；劳动力；生产资料

中图分类号：F112.5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0-00000-01

一、理论分析

（一）生产的本质

物质资料是维持社会正常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物质资料生产的过程是劳动力作用于生产资料的过程。离开劳动力，生产资料不可能直接转换为物质资料；同样，劳动力发挥作用，除了必须具备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或文化科学知识外，还必须具备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否则，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也是不能进行的。

（二）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

货币是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货币作为资本的货币，其流通公式为：货币――商品―更多的货币，即G――W――G’，资本流通的目的是为了经过流通取回更多的货币。这个增值了的部分，即剩余价值，货币只有作为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时，才成为资本。资本就是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

（三）劳动力

在价值规律的要求中，商品交换的过程中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所以在资本理论中，有一个矛盾是十分明显的，资本流通过程中，资本不仅保存了其自身价值，而且带来了剩余价值，这与价值规律相违背。在这一过程中，因为在流通领域中，等价交换是前提，那么剩余价值就不能从作为资本的货币产生，也不能从商品出卖的阶段产生，所以这个矛盾诞生的原因应当在于第一阶段所购买的的商品上。该商品与传统意义上的商品不同，必然有着特殊的属性，它特殊的使用价值在于可以成为价值源泉，换而言之，它可以创造出比本身更大的价值，该特殊商品即为劳动力。

劳动力作为商品，依然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大属性。

其价值包括三部分，一是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以满足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基本生活需要。二是维持劳动者家属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以保证劳动力可持续供应。三是劳动者教育和训练的费用。

其使用价值就是劳动本身，劳动创造价值，并且创造出超过其本身的价值，即剩余价值。基于这个特性，投资者才到市场上寻找这个商品。

（四）资本积累理论

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由于每一次生产过程都会生产出一定的物质资料，同时也要消耗掉一定的物质资料，所以只有从生产出来的物质资料中拿出一部分再转化为新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料，原料和辅助资料等，生产才能连续不断得进行。

伴随着物质资料再生产的是资本价值的再生产。在物质资料再生产的过程中，工人生产物质资料，获得工资，以劳动力理论来衡量，其所获得的工资正是其在前一时期劳动创造的产品价值的一部分，换而言之，资本家只是用工人创造的价值来购买其劳动力。而工人创造超出其工资的价值，即剩余价值，就被资本家所取得，成为其个人资产。在不断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资本就完成了积累。

二、历史实证分析

从以上的理论综合来看，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因为生产的过程需要劳动力作用于生产资料，所以二者缺一不可。但是基于生产资料分配不均的情况，每个劳动力不能都有各自的生产资料来从事个人生产，为了个人的生存工人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劳动力就成为了商品。相比于劳动力，生产资料显得更为短缺，所以生产资料拥有者在生产过程中比劳动力拥有者更具有优势地位。鉴于劳动力的特殊使用价值，即创造剩余价值，生产资料拥有者在支付劳动力的成本即工资之后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就成为了其个人资产，他可以将个人资产再投入在扩大生产之上，即将剩余价值继续当做资本运作，就完成了资本积累。

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是生产资料的拥有者，通过剥削劳动力获得剩余价值，资产阶级财富越来越多，可以购买更多的生产资料进一步加剧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脱节，这无疑使得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造成社会不公平和不稳定。

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历次革命或者动乱的起源大多来自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严重脱节，在小农社会中，每个劳动力拥有自己的土地可以从事生产工作，而随着历史发展，一部分阶层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通过对生产资料的大量占有，形成了地主阶级，使得劳动力失去生产资料，不得不出卖劳动力。而当这种差距过于悬殊的时候，就爆发了革命。纵观中国历史多次革命的口号，从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黄巢的“天补均平”，李自成的“均田免粮”，直至近代同盟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再到新中国成立时的“打土豪，分土地”，其实都反映了对生产资料严重分配不均之后对重新分配的迫切需求。

三、社会主义资本积累

所以，在以上理论综合分析和历史实证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大多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源自于生产资料或者财富的分配不均，或者说，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严重脱节。因此，为了保证生产资料可以和劳动力相结合，马克思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为广大劳动群众所有。他们即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又是社会主义企业的劳动者，生a资料与劳动者不再互相分离，而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直接结合。劳动者既为社会的公共利益劳动，又为自己的个人利益劳动，劳动得越多，他们得到的也就越多，生活就越富足。

而在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剩余价值同样被创造，但与被资本家个人占有不同地方在于，这部分剩余价值被国家所获得，用于满足劳动大众的普遍需求。

但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必须加以注意和监督的是被获取的剩余价值流向，否则，如果劳动大众的剩余价值被个人非法侵占，那本质上而言，剩余价值无非是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转换到了一个新的阶级手上，所以，建立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监督管理体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资本积累篇5

[关键词]资本积累；资本有机构成；就业

资本积累理论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积累的本质、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其中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及相对人口过剩理论深刻地阐述了资本运作的内在规律。

一、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我国就业的影响

1.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使得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有时甚至是绝对减少，造成部分工人失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可变资本在全部资本中的比重相对下降，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有时甚至绝对减少。供求结构失衡导致用工成本上升，企业就会核算，到底是购买机器还是购买劳动力划算。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不仅增加了劳动力的成本，也增加了企业的用工风险。据调查我国珠三角地区大部分企业主都表示，2008年后，他们的企业在生产线上增加了更多设备，替代了部分劳动力。我国许多企业主在生产构成中越来越倾向于用机器替代劳动力，劳动力需求量下降，工人失业逐渐成为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

2.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使得劳动力的供给绝对增加。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劳动力对资本的供给也在绝对地增加。就我国而言，由于劳动力丰富，劳动力供给量远远超过了劳动需求量。我国劳动力供给增加首先表现为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提高。其次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加入工人队伍。

3.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直接带来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先进机器设备的普遍运用，出现了开发新产品、新工艺和发现原材料新的使用方法的技术创新浪潮，逐步形成了新的产业部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进展很快，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上升。其中，1978到1990年，由于第三产业的扩大，第二产业GDP的比重下降，之后该比重上升迅速。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劳动力不断从第一、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

二、促进就业的措施

1.政府加强管理，适度控制劳动供给量。随着市场就业体系的形成及隐性失业的显性化，单纯依靠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拉动，难以全面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作为长期决策，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政策选择上，要确立高素质人才优先就业的方针。政府应对各类企业进行分类，对高科技企业，如电力、化工、电子信息、机械制造等行业，给予特殊劳动力的供给政策，进入这些企业的人员就当具备较高的学历水平。第二，降低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劳动参与率。

2.改革产业结构，进一步发展资本有机构成相对较低的第三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开辟新的就业途径，继续实行分配倾斜政策。加快破产企业的资产重组，将固定资产和人力资源转向新的产业。对那些重复建设的企业以及夕阳产业，就下决心进行关停。在宏观政策上，要通过税收等办法调节行业分配，提高艰苦行业的工资收入。一方面国家要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入。加大对基础设施等的投入，既可以为经济的高速高质量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又有利于增加就业；另一方面国家可以通过制定政策，鼓励企业、学校、社会团体及下岗职工兴办第三产业。在办理登记手续，发放经营执照，提供生产经营场所等方面，提供各种方便，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3.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开放民间投资领域。中小企业数量多，资产规模小，资本有机构成低，劳动密集度高，是吸纳劳动力的主要部门。应进一步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在产业置换、转移和升级过程中，采取差别化的政策。充分发挥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的作用，完善评价机制与监督机制，引导广大中小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步伐。重点在产业集群和具有产业优势的地区推动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采用新工艺、新技术开发新产品，鼓励中小企业进入现代服务业、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领域，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改革。

4.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以缓解就业的压力。由于技术进步与增加就业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在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进行技术选择时，必须以劳动密集型技术为主，资金密集和资源密集型技术为辅。即是说，考虑到我国目前巨大的就业压力，在进行产业和技术选择时，必须向劳动密集型倾斜，要选择多用劳动力的类型，在保证经济效率的前提下多增加就业。

参考文献

[1]张建平，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的问题浅谈[OL].中国在职教育网。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

资本积累篇6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F3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9-0-02

一、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大规模的农民工群体向城市流动寻找就业机会，以获得更好的发展。①一方面农民工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另一方面解决农民工的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等问题也是中国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文基于2012年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探究影响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因素。把社会资本作为变量，通过对人力资本、收入水平、流动性、家庭、网络和组织、外出务工目的、地理上的接近、其他个人特征变量与社会资本的相关性分析，找到影响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因素及其影响程度。

二、相关文献综述及评述

（一）影响社会资本因素的研究

卢燕平②（2007）提出社会资本可以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的来源不同。微观社会资本来源于个人的人力资本、职业技能和个人流动性等，中观社会资本来源于集团、网络和家庭等；宏观社会资本来源于信任、互惠和规范等。奂平清③（2009）主要从社会互动、文化传统、社会现代化转型、第三部门和国家等因素对社会资本的形成和运行的影响加以分析。顿朝晖④（2011）利用上市公司信任指数作为企业社会资本的变量，发现企业家的个人社会资本、公司治理对企业的社会资本有重要影响。

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有这样三个特点：第一，国内大多集中于对社会资本的功能和如何衡量社会资本上，而对各种社会资本的来源和变化的影响因素缺乏深入系统的分析。而只有在这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才能为在社会实践中创建、培养、维持和改造社会资本提供理论依据。第二，对影响社会资本因素的分析多从企业、贸易的角度入手，缺少从农民工角度入手的分析。第三，研究方法上，多采用理论分析，少有实证分析。我们将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影响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因素进行分析，使研究更具有说服力。

（二）本文的研究方法和贡献

本研究所用的数据来自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叶静怡教授主持的“2012年在京进城务工人员经济和社会调查”，2012年11月在北京市进行抽样方法采取随机抽样和非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办法，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调查员随机分组前往北京市八个城区对不同行业的农民工聚居点进行随机访问。全部采用当面填写方式，获得问卷1670份，其中合格问卷1635份，有效问卷率为97.90%。

历年来，关于农民工社会资本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的相关研究已有不少，而在较深层次上关于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还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将着眼于利用描述统计和计量等数学工具，从实证角度研究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填补国内关于此方面实证研究的空白，使用针对农民工社会网络的专项调查——“2012年在京进城务工人员经济和社会调查”的数据样本，通过该数据所包含的丰富信息，并基于以往文献的研究基础，采用实证研究的方式去检验和分析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

三、研究框架与模型

（一）变量选取

各自变量的影响假设及变量类型说明如下：

（1）年轻人一般更容易适应新环境、接受新文化，越年轻越容易参与到娱乐生活和文化中，因此人际关系会更广。操作化变量为“年龄”，属定序变量。

（2）社会往往对男性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和角色期待，更倾向于期待男性广结朋友，因此男性农民工比女性农民工参加社交活动的意愿更强。操作化变量为“性别”，属定类变量。

（3）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所能接触到的人群的社会地位越高，社会资本的累积程度也就越高。操作化变量为“教育水平”，属定序变量。

（4）行业类型可以细分为“制造业”、“运输和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营销、批发和零售”、“其他服务业”和“其它行业”，农民工根据所处行业不同，与他人打交道的机会也不相同。操作化变量为“行业类型”，属定类变量。

（5）职业层次越高，农民工所能接触到的人群的社会地位越高，社会资本的累积程度也就越高。操作化变量为“职业层次”，属定类变量。

（6）在北京滞留居住的时间越长，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程度越高，结交朋友的可能性越高，其人际关系越广。操作化变量为“在京时间”，属定序变量。

（二）对农民工社会资本影响因素的分析

根据上述理论和描述，我们可以对在京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情况有一个基本了解。为进一步衡量在京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我们接下来将通过统计学的方法对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相关性的研究和分析。

1. 年龄对农民工在京认识人数的影响

在剔除了缺失数据和异常数据之后，有效样本数据数量为1545。按出生年份在1980年之前和1980年之后分成两组，分别计算各组农民工在京认识人数的算术平均值和标准差。结果如表所示：

表1 农民工社会资本与年龄的关系

从表中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1980年之后）比老一代农民工（出生在1980年之前）的在京认识人数的算术平均值大，说明年轻人一般更容易适应新环境、接受新文化，越年轻越容易参与到娱乐生活和文化中，因此人际关系会更广。

2. 性别对农民工在京认识人数的影响

社会往往对男性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和角色期待，更倾向于期待男性广结朋友，因此男性农民工比女性农民工参加社交活动的意愿更强。本文以性别进行分类，剔除了缺失数据和异常数据之后，有效样本数据数量为1538。结果如表所示：

表2 农民工社会资本与性别的关系

从表中可以看出男性的在京认识人数明显大于女性，验证了上述猜想。

3. 教育水平对农民工在京认识人数的影响

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所能接触到的人群的社会地位越高，社会资本的累积程度也就越高。调查中我们将在京农民工按照教育程度分为5个等次——未受过教育、受过小学教育、受过初中教育、受过高中教育、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在剔除了缺失数据和异常数据之后，有效样本数据数量为1545。

表3 农民工社会资本与受教育水平的关系

从表中可以看出，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民工在京认识人数先大幅增加后有所减少，即社会资本曾现增加后减少的倒U型形状。

4.职业层次对农民工在京认识人数的影响

一般而言，职业层次越高，积累的社会资本也应该相应更多。在调查中我们将职业层次分为一般工作人员、中级管理或技术人员、高级管理或技术人员以及自负盈亏的老板。剔除缺失数据和异常数据后，有效样本数量为1604。

表4 农民工社会资本与职业层次的关系

从表中可以看出，除了调研中的自负盈亏的老板之外，职业层次越高，在京认识人数的平均值也越大，这说明社会资本积累与职业层次提高有着正相关的关系。

5.行业分布对农民工在京认识人数的影响

由于我们调研的农民工样本涉及到不同的行业，我们希望通过考察行业分布对农民工在京认识人数的影响，来分析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是否与行业性质等相关。我们调查的行业涉及到制造业、运输、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营销、批发和零售业、其他服务业和其他行业。剔除缺失数据和异常数据后的有效样本容量为1575，行业分布与在京认识人数的关系如下。

表5 农民工社会资本与行业的关系

由表格可以看出，不同行业的农民工在京认识人数有着较大的差异，制造业认识人数更多，但是标准差也很大，这可能是由于制造业合作性较强，集体劳动的人数较多，而不同种类的制造业差距也较大。住宿、餐饮业，运输、建筑业以及营销、批发、零售业的在京认识人数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差距都不大，说明这些行业对于农民工社会资本积累没有明显的优势。

6. 在京时间

在剔除了缺失数据和异常数据之后，有效样本数据数量为1545。按在京时间由短到长分成5组，分组计算农民工在京认识人数的均值，结果如下：

表6 农民工社会资本与在京时间的关系

由表中可以看出，在北京滞留居住的时间越长，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性程度越高，结交朋友的可能性越高，其人际关系越广。

四、政策建议

因此，建议鼓励和培育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促使他们融入城市；提高农民工获取更高职业层次的可能性，给农民工更多的机会；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给予农民工更多的支持，用更多的政策激励减少农民工迁移的频率，有利于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享受更多的市民待遇。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局《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

②卢燕平：《社会资本的来源及测量》，载《求索》，2007年第5期。

资本积累篇7

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Mark?Blaug）认为，积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是资本主义生产不可抑制的内在冲动，积累的持续驱动力导致了“积累悖论”。即资本主义通过提高剥削率来实现利润增长，这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最终限制了资本自身的增长。但在当今金融垄断资本时代，垄断资本利润的增长不是通过抑制工资增长来实现，金融垄断资本的规模也没有受到底层人们有效需求不足的最终制约，相反倒是出现了超常规的增长[1]。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金融垄断资本时代，资本积累模式发生了变化，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积累机制加剧了垄断资本的扩张力[2]。当前的金融化困境是资本积累模式发生变化造成的后果。因此，理论分析有必要把“积累悖论”分析向前推进一步，进化到“金融化悖论”分析上来。这对于准确理解当前金融垄断资本的特点以及金融化困境，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从“积累悖论”到“金融化悖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过度积累会导致“积累悖论”[2] 。积累悖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重商主义时期，资本积累主要在商业、农业、采矿业中进行。由于受到手工生产能力的制约，从总体上看不存在消费不足问题。到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初期，资本积累急剧地转向包括工厂、交通运输和通讯等现代工业领域。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经济繁荣与萧条循环交替。由于剥削加剧，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导致马克思意义上的经济危机经常爆发。19世纪末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积累集中在银行、房地产业等领域。此时期资本积累的特点是资本急剧积聚和集中，整个经济体系的有效需求问题愈来愈严重[2]。20世纪70年代进入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以来，资本积累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在成熟的、垄断的资本主义出现了长期滞胀的现象。传统意义上的资本积累下滑，尽管剥削率越来越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2～3]，但与此同时金融垄断资本却出现超常规增长。到此，传统的积累悖论理论对这种现象的解释显得力不从心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模式发生了变化，金融化积累机制（货币资本化、资本虚拟化）成为资本积累的主导机制[4]。所以，有必要把积累悖论分析进行理论进化。这需要先对金融化的涵义进行厘定。

我们认为金融化的核心内容是资本积累机制的金融化。Gerald A.Epstein（2006）将金融化界定为金融市场、金融动机、金融机构和金融精英在经济运行及管理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的过程。格?R?克里普纳（2008）把金融化定义为一种积累模式，认为在这种模式中，利润主要是通过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生成[5]。Firat Demir（ 2009）将金融化描述为金融资本回报率（相对于固定资本回报率）提高引起的实际生产部门短期金融资产收购增加。徐丹等（2011）认为金融化即产业资本金融化，是伴随经济金融化出现的，一部分产业资本在逐利性的驱使下通过积极寻求向金融机构的渗透转化为金融资本的现象和趋势[6]。这些定义从不同侧面强调了金融化的现象、生成、影响及趋势等。但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定义都是建立在承认金融化是一种资本运动的前提上，从而关于金融化的这些定义可以在积累机制上可以找到交集。金融化是与价值运动、资本运动相联系的经济现象，脱离价值运动、资本运动就难以正确把握金融化的实质和意义。金融化的核心在于资本积累机制的金融化，金融化的广泛发展意味着资本积累机制的转变[4]。因为无论怎样，资本运动、金融化总是要通过一种机制来实现，所以金融化的核心就是资本积累机制的金融化。

金融化积累机制放大和强化了资本逻辑，资本主义出现经济金融化现象。表现为：金融资本流动和金融运作自由化；金融虚拟化和泡沫化；金融资本成为经济乃至政治的主宰，社会资本创造的利润越来越多地被金融资本所占有，金融资本相对于实体经济企业资本迅速膨胀；等等[7]。实证研究表明，以金融资本发展最为成熟的美国的经验资料为研究对象，金融业资本的收入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非金融业企业的收入来源、国民收入分配和消费模式结构、金融资本家的权力和收入等几项指标充分证明美国的经济确实存在明显的金融化倾向[3]。在今天，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表现形式。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在全球化、信息网络技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服务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得以建构和运行的，其资本积累的核心机制就是金融化积累机制。

随着资本积累机制的金融化，资本主义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社会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后果，引起了“金融化悖论”。我们认为，“金融化悖论”是金融垄断资本时代的积累悖论的新发展，指的是资本积累机制金融化造成的一种二律背反的状况。具体来说，为了克服滞胀问题，资本主义经济出现金融化，经济金融化在缓解滞胀问题的同时却造成了实体经济的下滑，金融垄断资本在经济停滞的僵局中反常地快速增长，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呈现经济停滞与金融化因果循环的局面，金融化在解决滞胀问题的同时，也为以后更大的动荡创造了条件，从而形成了“金融化悖论”。

二、“金融化悖论”是金融垄断资本时代资本积累模式发生变化所导致的后果

资本主义是建立在榨取剩余价值基础上的一种生产方式，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资本要不断地追逐利润，但最终又会引起资本利润率的下降。这种特殊的生产关系既决定了价值增殖的目的，又阻碍了价值增殖的进一步扩大，从而形成了悖论[8]。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剩余价值的生产不断破坏着生产与消费的统一，剩余价值的生产同它的实现处在一个对抗性的矛盾状态中[9]。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就蕴含悖论的种子。在前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这颗种子发芽成长为马克?布劳格所说的“积累悖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所孕育的悖论种子就发芽壮大为“金融化悖论”。

金融化是解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价值增殖悖论的必然途径[8]。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与金融密不可分。随着金融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越来越离不开金融，出现经济金融化趋势。本法因认为，包括生息资本、虚拟资本以及其他形式的商业资本的混合体便是资本主义制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表现得愈来愈明显的金融化特征的胚胎形式[10]。约翰?B.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认为，19世纪末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来，垄断资本禁止价格竞争，造成过剩的生产能力得不到遏制，导致滞胀出现，滞胀成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常态[11]。为了克服滞胀，新自由主义利用金融化来克服垄断资本的积累悖论问题。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在金融的超常爆发中寻找到了再生产的新方式，金融化积累模式成为资本积累的主要模式[12]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金融化积累模式就是完全省略商品生产过程直接获得利润的一种资本积累模式。从重商主义到20世纪60年代，资本积累主要是通过剩余价值资本化来实现。在这段时期，资本家主要是通过M（货币）――C（商品）――M′（货币）的方式，获得生产剩余价值或利润，进而通过剩余价值资本化进行资本积累。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金融化积累模式则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资本积累模式。在金融化积累模式下，资本家是通过M（货币）――M′（货币）的方式，完全省略商品生产过程获得生产剩余价值或利润[2]。

金融化积累模式自福特主义破产以来得到形成和长足进步。进入20世纪，金融垄断已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导形式，其积累模式的要旨是工业垄断资本与银行垄断资本融合创造利润[13]。在这种积累模式下，由于剥削和垄断的不断加剧等原因，资本主义国家经常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二战以后，福特主义积累模式――工业资本与商业资本融合――共同创造短暂繁荣。20世纪60年代，福特主义积累模式陷入困境。为了应对危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纷纷采取了自由化、劳动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去监管化以及私有化的经济政策，从而促进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融合，促进了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膨胀，促进了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的发展。与此同时，全球化为世界范围内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发展创造了条件，尤其是信息和互联网技术的大发展和广泛运用，金融衍生工具等金融创新不断出现，使得跨国金融垄断公司日益成长壮大起来。金融化的发展，造成了金融部门自我膨胀和扩张的机制和条件，使金融部门不仅可以通过中介作用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而且能够借助于货币资本化和资本虚拟化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实现资本的集中和积累。到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金融业资本除了与产业资本进一步融合，金融垄断资本还与非金融业垄断资本融合混合生长，形成具有高度流动性、投机性和垄断性的现代金融资本[4]。当今全球化时代这种金融垄断资本积累的载体主要是占支配地位的巨型跨国垄断公司。

金融化积累模式是通过金融化积累机制来实现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化积累机制成为资本积累的主导机制[4]。在这种机制下，资本积累的内容主要是货币资本和虚拟资本的积累。金融化积累机制的主要运行方式是金融系统的去中介化，通过股票、债券和大量金融衍生品等公开市场金融的发展，金融企业直接把非金融企业、家庭以及政府部门卷入金融化积累的过程中。伴随着经济的金融化，非金融企业在日益恶化的市场竞争条件下获得高利润越来越艰难，但又不得不向金融机构进行不断支付，否则就会受到股票价格下跌和敌意收购的威胁。面对这种困境和超额利润的吸引，非金融企业的投资行为不得不朝着金融化方向前进[4]。在家庭方面，随着金融化的扩散，家庭部门在越来越容易地获得信贷支持、获得多样化金融服务的同时也越来越受制于金融服务。金融化发展同时把政府部门纳入金融化积累渠道[4]。资本主义政府越来越放松金融管制，政府部门在与巨型跨国垄断公司的博弈中被“挟持”或被收买，政府部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得不利用金融化工具，结果造成政府部门自身及其积累的金融化。这种情况在次贷危机和随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金融化积累机制造成了金融化悖论。金融化积累机制沟通了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储蓄投资联系及货币资本化的渠道，同时造成现实资本积累与货币资本积累、虚拟资本积累在社会范围内的分离，形成二重积累过程，导致了一方面实体资本积累下滑，另一方面金融垄断资本超常规增长的金融化悖论之困境[4]。金融化积累机制使资本积累摆脱了马克思传统意义上的通过剩余价值资本化进行资本积累的束缚。金融资本的积累规模不再受到底层相对贫困的限制，资本家可以超出现有储蓄水平进行积累。甚至连债务都可以成为资本积累，正如马克思指出：“连债务积累也能表现为资本积累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那种在信用制度中发生的颠倒现象已经达到完成的地步。”[14]金融垄断资本时代金融系统与实际生产体系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了。虚拟经济领域的金融化了的经济和部门已经形成自己独立运行的体系、秩序和制度，对利润的攫取变成纯粹的欺诈制度。拉里?艾略特（Larry Elliott）认为，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部门变得更倾向于造成资产泡沫。约翰?B.福斯特非常确信指出，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这种颠倒的关系是我们理解世界（经济）新趋势的关键所在[2] 。

三、启示

金融化悖论的现实表现是金融化困境。金融化困境使经济持续增长受到阻碍，经济发展处于两难之境。比如，一方面实体资本的积累非常困难，另一方面金融垄断资本超常规增长；一方面跨国垄断金融公司等个体利益日益最大化，另一方面损失愈来愈社会化，全球经济日益衰退，贫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实体资本形成与虚拟资本形成比例严重失衡，国债积累成为资本形成重要渠道；等等。

正如福斯特所说，“当今的金融化困境，我们现在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在体制之内不能轻松地或完全地避免这种困境。这样一种不合理的经济状况及其长期意义不能用标准的经济模型来解释，而只能从其历史演变方面来解释。”[2]基于福斯特的看法，对中国当前的金融化现象等问题的分析，需在经济全球化、中国转型期特定的历史和逻辑的演变中进行分析。对于过度金融化带来的后果我们不得不高度重视并有效预防。

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重心已由产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这一转向的直接后果就是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15]。过度的金融化导致滞胀长期共同出现。中国虽然并没有进入这种状况，但在经济全球化、生产世界化、金融全球化情况下，由于跨国公司和全球垄断企业的渗透和传导作用，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原因，中国当前也存在资本过度积累的迹象和苗头。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资本积累篇8

一、引言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社会的人口抚养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总抚养比从1982年的62.6%下降到2010年的34.2%，少儿抚养比也不断下降，从54.6%下降到22.2%。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上升、人口抚养比下降是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1990～2010年由人口抚养比下降导致的经济增长约为1.4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15% [1]。劳动力抚养负担的日渐减轻，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红利，是二十一世纪中国跨越式发展的动力，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机遇期，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源泉[2]。

然而，2010年以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以及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中国社会总抚养比开始呈上升趋势，人口红利开始消失[3]。而且最近几年来，幼儿教育和养老问题格外突出。因此，研究中国社会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对充分发挥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自1798年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问世以来，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一直是人口经济学争论的热点。一些学者认为抚养比与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关系[4]，老年抚养比增加会降低社会储蓄率，提高资产价格，进而减慢生产率的提高，阻碍经济增长[5]。Hashimoto and Tabata（2010）将社会分为医疗保健部门和非医疗保健部门，认为老年抚养比的增加提高了社会对医疗保健的需求，却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非医疗保健部门向医疗保健部门流动，降低了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6]。李魁（2010）、张新起（2012）发现劳动力比例的上升和抚养比的下降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7，8]；黄赜琳（2012）通过对我国长三角区域分析发现，抚养比下降促进了长三角区域的经济增长[9]。然而，部分学者认为抚养比增加能够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SalaiMartin （2004）通过分析98个国家1960～1992年的数据发现，老年抚养比增加能够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10]；Aisa（2013）等认为资本的有效性是由国内储蓄率内生决定，进而发现抚养比增加能够促进经济增长[11-15]；钟水映（2009）[16]等发现老年抚养比的增加能够提高社会储蓄，增加社会投资，进而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1，16，17]。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相对的：Li（2007）通过利用世界发展指标的面板数据发现，一方面老年抚养比升高意味着老年存活率升高，这会提高社会储蓄率，另一方面抚养比的提高会增加当期消费，降低社会储蓄，老年抚养比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类似的，从总体来看，抚养比增加促进了经济增长[19]；Prettner（2013）通过建立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发现，少儿抚养比增加对人均产出的增加具有负面影响，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取决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相对大小[20]；赵文哲（2013）利用跨国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60～2011年的国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发现，由于人口转变的行为效应和经济、社会的变化，少儿抚养比与老人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有所不同[21]；穆光宗（2008）、王颖（2010）发现人口低负担比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人口低负担比与经济发展呈弱相关性和弱因果性[22，23]。

上述文献主要从储蓄率角度研究社会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而，在劳动成本上升和养老负担加重的情况下，保持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增长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加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2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物质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进程动态地有机融合在一起，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25，26]；而且，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普及和改善教育、提高国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应该成为我国提高自身技术能力、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核心政策 [27-30]。因此，本文试图从资本积累角度，建立拓展的三期世代交叠模型将储蓄和人力资本投资内生化，探讨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影响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二、理论模型

（一）微观层面

本文借鉴Diamond（1965）[31]的相关理论，建立拓展的三期世代交叠模型，并将人力资本投资引入模型。

假设迭代的社会中每个人存活三期：青年期，中年期和老年期。在同一时期同时存在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三代人，处在青年期的行为人通过借贷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中年期的人通过劳动获得工资收入，并用部分收入来偿还上一期的借贷，部分收入进行消费，部分收入储蓄，同时还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来抚养孩子；老年期无工资收入，利用中年期的储蓄及利息来养老。

选取1994～2012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重庆只有1997年之后的数据，故剔除），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年鉴》。

（二）回归分析

由于经济发展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经济增长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经济开放度等因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生性，因此，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 [39]。估计结果均通过了变量自相关检验和工具变量有效性检验，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1）在控制了受教育程度、金融发展和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后，少儿抚养比与人力资本积累显著正相关，老年抚养比与人力资本积累显著负相关，且少儿抚养比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大于老年抚养比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抑制作用，使得总抚养比与人力资本增长率显著正相关。（2）少儿抚养比与物质资本增长率显著负相关，老年抚养比与物质资本增长率显著正相关，且总抚养比与物质资本增长率负相关。（3）人力资本增长率、物质资本增长率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但是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相关系数为0.0183）要小于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相关系数为0.197），说明我国人力资本回报率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少儿抚养比和总抚养比与经济增长均负相关，说明少儿抚养比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正作用小于其抑制物质资本积累进而阻碍经济增长的负作用，同时人口抚养负担的增加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然而，老年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由于两个原因：一是老年抚养比促进物质资本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正影响与其抑制人力资本积累进而阻碍经济增长的负影响相抵消；二是由于经济社会条件的改变，使得老年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生了改变（即理论模型中的门槛值发生变化），以至于结果不显著。因此，有必要对经济增长模型进行进一步分阶段回归分析。

为了研究在不同时期由于经济社会条件变化，抚养比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本文对经济增长模型进行了分阶段动态面板估计，表2为分阶段动态面板估计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少儿抚养比和总抚养比与经济增长仍然是显著的负向关系。而老年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先后经历了负相关、正相关和负相关，说明经济社会条件的不同造成了老年抚养比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不同。这可能是由于上世纪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并不完善，人们教育观念不强，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负面影响较大，导致老年抚养比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进入21世纪后，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落实，以及中国加入WTO，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老年抚养比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负面影响有所降低，而老年抚养比上升增加了社会储蓄，促进物质资本积累，进而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进而显现出老年抚养比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而近几年来，由于养老基金的空账问题以及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突出，老年抚养比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抑制作用逐渐加大，进而抑制了经济的增长。

同时，从表1和2也可以发现：金融发展与人力资本积累显著负相关，说明我国金融产业的发展不仅没有促进，反而抑制了人力资本的积累，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的金融产业主要面向实体经济，而忽略了个人消费金融，我国2013年住户消费性贷款额仅占贷款总额的16.24%；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说明我国的科技投入并没有很好地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此外，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说明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仍然小于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待进一步开发我国人力资本的效用。

四、结论与启示

以上通过建立一个拓展的三期世代交叠模型，引入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将人力资本投资和储蓄内生化，进而研究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人力资本积累和物质资本积累的不同影响，从而探讨了抚养比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进一步对我国1994～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动态实证分析，发现少儿抚养比增加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小于其抑制物质资本积累进而阻碍经济增长的作用，从而会阻碍经济增长；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改变，老年抚养比先后阻碍、促进、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总抚养比与我国的经济增长负相关。

考虑到逐渐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及逐渐放松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带来的少儿抚养比升高的情况，为降低社会抚养比升高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未来中国公共政策的改革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方向：（1）完善幼儿教育管理体制和机制，从而降低少儿抚养成本，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减少少儿抚养对物质资本积累的挤占。（2）实行更具弹性的退休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将养老金与工龄和退休年龄挂钩，鼓励人们延迟退休，从而降低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负面影响，提高物质资本积累速度。（3）鉴于职业教育投资回报率要高于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和学校教育投资回报率[48]，我国应该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从而提高我国人力资本的回报率。（4）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5）完善科技投入比例，提高财政科技投入在企业等关乎国计民生方面的比例。

资本积累篇9

关键词：人口结构；抚养比；资本积累；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3-7217（2016）02-0080-07

一、引言

（一）微观层面

本文借鉴Diamond（1965）[31]的相关理论，建立拓展的三期世代交叠模型，并将人力资本投资引入模型。

（二）回归分析

四、结论与启示

注释：

①方程I即模型一为人力资本积累的估计方程，检验社会抚养比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方程II即模型二为物质资本积累的估计方程，检验社会抚养比对物质资本积累的影响；方程III和方程IV即模型三为经济增长模型的估计方程，分别检验社会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孙爱军，刘生龙. 人口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J]. 人口与经济，2014，（1）：37-46.

[2]钟水映，李魁.人口红利、空间外溢与省域经济增长[J]. 管理世界，2010，（4）：14-23.

[3]蔡P.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J]. 中国社会科学，2013，（1）：56-71+206.

[4]Acemoglu D， Johnson S .Disease and development： the effect of life expectancy on economicgrowth[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07，115（6）：925-985.

[5]Lindh T， Malmberg B . European Unio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age structure of the population[J]. Economic Change Restructure ，2009，（42）：159-187.

[6]Hashimoto K， Tabata K . Population aging， health care， and growth[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10，（23）：571-593.

[7]李魁.劳动力负担与我国经济增长[J].财经科学，2010，（6）：74-84.

[8]张新起，景文宏，周潮. 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J]. 统计与决策，2012，（10）：139-141.

[9]黄赜琳. 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因素分析[J]. 财经研究，2012，（12）：38-50.

[10]SalaiMartin X， Doppelhofer G， Miller R. Determinants of longterm growth： a bayesian averaging of classical estimates （BACE） approac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94）：813-835.

[11]Bloom DE， Canning D， Sevilla J . The effect of health on economic growth： a production function approach[J].World Development ，2004，32（1）：1-13.

[12]Bloom DE， Canning D， Fink G. Disease and development revisited[R].NBER Working Paper，15137，2009.

[13]Bloom DE， Canning D， Fink G . Implications of population ageing for economic growth[J].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010，26（4）： 583-612.

[14]Weil DN . Accounting for the effect of health on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J].Journal of Economics， 2007，122（3）：1265-1306.

[15]Aisa Rosa and Pueyo Fernando. Population aging， heath care， and growth： a comment on the effect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13，26（4）： 1285-1301.

[16]钟水映，李魁.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J].人口与经济，2009，（2）：55-59.

[17]李杏，M.W.Luke Chan. 基于 SYS-GMM 的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统计研究，2012，（4）：81-85.

[18]尹银，周俊山.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12，（2）：120-130.

[19]Li H， Zhang J， Zhang J . Effects of longevity and dependency rates on saving and growth： 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cross countrie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7，（84）：138-154.

[20]Prettner Klaus. Population aging and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2013， 26（2）：811-834.

[21]赵文哲，董丽霞.人口结构、储蓄与经济增长基于跨国面板向量自回归方法的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13，（9）：29-42.

[22]穆光宗.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5）： 38-42.

[23]王颖，佟健，蒋正华. 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与人口政策[J].人口研究，2010，（9）：28-34.

[24]王德文.人口低生育率阶段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J].中国人口科学，2007，（1）：44-52.

[25]赵志耘，吕冰洋，郭庆旺，贾俊雪.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动态融合：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事实[J]. 经济研究，2007，（11）：18-31.

[26]魏枫.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换[J]. 中国软科学，2009，（3）：39-45+88.

[27]连玉君.人力资本要素对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作用机制兼论西部人力资本积累策略的选择[J]. 财经科学，2003，（5）：95-98.

[28]代谦，别朝霞.FDI、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2006，（4）：15-27.

[29]郭志仪，逯进. 教育、人力资本积累与外溢对西北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2006，（2）：72-80+96.

[30]杨俊，李雪松. 教育不平等、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2）：37-45.

[31]Diamond， P. National debt and macroeconomic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5， 55（5）：1126-1150.

[32]Lindset S， Matsen 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nd optimal portfolio choice[J].European Journal of Finance ，2011，17（7）：539-553.

[33]Giziene Vilda， Simanaviciene Zaneta， Palekiene Oksana. Evaluation of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economical effectiveness[J]. Inzinerine Ekonomika-Engineering Economics ，2012，23（2）：106-116.

[34]Mincer J.Polachek S.Family investments in human capitalearnings of wome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4， 82（2）：76-108.

[35]Tamasauskiene Zita， Poteliene Simona. Evaluation of return to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in lithuania in the context of other countries[J].Inzinerine Elonomika Engineering Economics，2013，24（3）：198-206.

[36]岳昌君. 教育对个人收入差异的影响[J]. 经济学（季刊），2004，（1）：135-150.

[37]张车伟. 人力资本回报率变化与收入差距：“马太效应”及其政策含义[J]. 经济研究，2006，（12）：59-70.

[38]Evangelous， V. On the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population aging for health and education policies[J]. Explorations in Health Economics Paper， iHEA 6th World Congress，2007.

[39]刘穷志，何奇.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J]. 经济学（季刊），2012，（10）：119-134.

[40]Solow， R.M.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20：65-94.

[41]单豪杰.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算：1952-2006年[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10）：17-31.

[42]曾世宏，郑江淮. 低人力资本回报能否驱动产业结构演化升级兼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的影响[J]. 财经科学，2009，（6）：71-78.

[43]刘伟，张辉.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J]. 经济研究，2008，（11）：4-15.

[44]王立成，牛勇平.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沿海三大经济区域的实证分析[J]. 中国软科学，2010，（8）：169-177.

[45]陈继勇，盛杨怿.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2008，（12）：39-49.

[46]李军.进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测算理论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9）：77-86.

资本积累篇10

一、我国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的特殊性

任何一种类型的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都必然经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把直接生产者因被强制剥夺而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社会财富迅速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并转化为资本的过程，称为资本原始积累。之所以称之为“原始的”积累，是因为这种积累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前，而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积累。通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积累，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确立之后，资本家把从雇佣劳动者身上剥削来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都要经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尽管其所采取的方式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一样，即通过暴力手段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并把生产资料和财富集中到资本家手中。资本主义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是一个充满暴力和对抗的过程。

我国是在一个物质基础异常薄弱、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现代工业比重甚低、农村人口占绝大比重的农业大国（也是农业穷国）基础上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如何最大限度地推动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必然是我国政府最为关心的事情，而且这种关心的迫切性，甚至超过对稀缺资源的高效率利用。问题的实质在于，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倘若选择协调的、平衡的经济增长道路，即缓慢的经济增长道路，至少要经历两个多世纪的时间，才有可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为了尽可能地缩短这个缓慢经济增长的过程，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就必须暂时牺牲分配的效率，暂时牺牲农业的发展，暂时抑制市场的作用，以便迅速地动员经济力量，较快地积累工业化启动的资金。这种不协调、不平衡的经济增长道路，即赶超型的经济增长道路，实行的必然是一种指令性、强制性的经济增长。把权力高度集中在自己手中的政府部门，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加快工业化步伐，必然要通过强制性手段，迫使农村、农业、农民通过各种形式，为赶超型工业化、城市化提供资本原始积累。1953年至1978年，我国每年的积累率都在25%至30%之间，其中有13年的积累率超过30%。1952年至1979年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重工业占53.9%，轻工业占5.4%，农业占12%。这就必然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我国“三农”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资本原始积累，不仅存在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而且存在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全过程。与其相联系，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还只能说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我国资本原始积累延续时间之长，应当说是源于路径依赖效应。路径依赖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物理学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的或者是坏的，都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一旦人们作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让你很难摆脱它。换一种说法，当某一种策略被选择之后，就有可能对后来发展道路选择起到了路径依赖效应，即对以后的制度选择起着制约和示范作用。这就不难理解，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央一再强调“三农”的重要性，一再强调要采取措施，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但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同志因此把“三农”问题上升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的资本原始积累

如果我们作更深层次的分析，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与资金短缺之间的尖锐矛盾，是我国对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重要原因。为了加快工业化步伐，尽快改变我国国民经济的落后面貌，以及迅速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迫使中国政府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紧接着面临的是如何选择工业化资本积累的模式。

总的说来，主要有两种基本模式：一是通过市场调节转移资本。这种转移以产品剩余和农业储蓄大于农业投资为前提。这就要求农业生产必须有较大的赢利，而同时工业的赢利又大于农业，从而吸引农业资本向工业部门转移，为发展工业积累资本。市场调节的自动转移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对于后进国家来说，往往是行不通的，这就只能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借助于政府的强制性转移。有两种强制性转移可供选择：一种是日本明治维新后采用的向农民征收高农业税和高土地税的办法，也可以说是“明税”的办法；另一种是前苏联曾经采用的农业全盘集体化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办法。也就是“暗税”的办法。无论是哪一种办法，都是把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的任务落在农民身上。像中国经济这样落后的农业国家，进行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在一个较长时间内，要求农民多提供一些积累，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筹集工业化建设资金，或者是依靠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高强度地掠夺农民；或者是对外扩张、侵略，残酷掠夺殖民地；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走资本主义老路，只能在国内想办法，即主要依靠农民提供资金积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其主要形式是借助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所形成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1977年，我国农产品收购价格低于其价值34%，而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19.6%，农民交售农产品少得、购进农用生产资料和生活消费品多付共计335亿元，相当于1977年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1957年至1977年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相当于1977年全国国有资产价值的总和。

作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粮食及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是服务于超前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的，从而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制度体系。诸如，在生产领域，向基层生产单位直接下达种植面积、产品品种、产品产量等指令性生产计划指标，严格控制生产的范围和领域，以降低农产品生产的机会成本；在产业政策上，限制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以压低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在流通领域，实行对主要农产品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限制乃至关闭农村和城市的集市贸易；不承诺农民有独立支配土地使用权的权力，禁止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以抑制地租对农产品价格的催化作用；在分配领域，寓分配于交换之中，对农民一手低价收购农产品，一手低价供应农用生产资料，并提供部分无偿投资；对城市居民，一手低价供应食品和其他社会福利，对企业低价供给原材料，以人为压低企业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成本，一手则通过财政手段集中城市工商各业的超额利润。其在农村的微观经济组织制度，则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农村制度，把农村各级经济组织变成各级行政机关的附属物，为的是强化国家对农业生产与流通的行政干预，确保粮食及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贯彻到底。

在农业全盘集体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村化，已经演变成为国家直接控制农村集体经济权利的一种形式。这集中表现在国家通过指令性生产计划、农产品统购统销、限制自由贸易、关闭农村要素市场以及隔绝城乡人口流动，使国家实质上成为农村生产要素（土地、劳力、资本等）的第一决策者、支配者和受益者。农村集体经济在合法的范围内，仅仅是国家意志的贯彻者和执行者，它虽然也占有相当规模的资源，但却无力抵制国家对这种集体占有权的侵权。与全民所有制经济相比，农村集体经济并不意味着是一种较为宽松的国家控制形式。如果说与全民所有制有区别，那就是国家直接支配和控制农村，并不对其控制后果承担财务责任，而国家直接控制全民所有权，却要以国家财政担保其就业、工资和其他福利。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制，以及政社合一的农村体制中，由于强制性征购农产品的交换职能中，加入调节收入分配职能，使收入分配职能与交换职能交织在一起，而价格所固有的资源配置职能则完全被指令性计划所替代。价格职能的严重扭曲是以政社合一农村所具有的行政功能和对价格反应不敏感为前提，使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有可能进行。

三、体制转轨过程中的资本原始积累

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是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手段。而要发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必须创造条件让资源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即形成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其目标是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理论上说，随着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入推进，必将为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开辟道路。但是，在实践上却没有沿着这个目标持续前进。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论述的路径依赖效应。

市场经济所固有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以及与其相联系的资源配置高效率，决定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史命之后，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代替，是历史的必然。但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原始积累任务还将延缓很长时间，使得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较长时间内必然表现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表现在相当比重的资源要素还是由政府直接控制，其供求与价格还不能由市场来决定。这就不难理解，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为什么还要延续很长的时间，就是因为我国还要通过劳动力价格剪刀差、土地价格剪刀差以及资金价格剪刀差，为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积累资本。与其相联系，我国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为何远远落后于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就是因为国家还要依赖要素的低价格、低成本，来人为构造独特的竞争优势。倘若没有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没有要素的低成本、低价格，改革开放以来，就不可能有那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资源消耗型企业从国外、境外流入国内、境内，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就不可能有那么快速的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经济领域，我国基本上是一个从中央集权向地方政府放权的演变过程。虽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迄今为止资源配置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集中在各级政府手之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还远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我国市场取向改革，为要素流动创造了条件，且由于劳力、土地、资金三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收益率，存在着极其明显的落差，使得这三要素从农村流向城市趋势很强劲。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存在，使得这些要素向城市单向流动是建立在不等价交换的基础上，其后果必然是城乡差别的持续扩大。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我国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的体制保证。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不仅表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而且表现在城市内部市民与农民工的差别。农民工是城乡差别在城市的缩影。农民工与市民的差别，不仅表现在初次分配的差别，即同工不同酬；而且表现在再分配的差别，即享受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差别，就业机会、受教育机会以及住房、医疗、养老等待遇的差别。正是借助于城乡分割的身份制度安排，把农民工的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压到比市民低得多的水平上。据有关信息透露，上海市民的福利待遇比外来农民工高8倍。深圳市作了测算，要把该市七、八百万农民工转变为市民，地方政府约需投入8000亿元，相当于2009年深圳市地方财政收入的10倍。统计数字显示，凡是农民工输入省，农民收入水平特别高；凡是农民工输出省，农民收入特别低。原因是农民工所创造的价值，大部分留在输入省，其劳动所得仅仅是其创造价值的一小部分。

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还表现在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市，不允许其身份改变，以利于维护城市用工的低成本。而农用地要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则要求其改变身份，即由农民集体所有转变为全民所有，以便把增值了的土地价值留在城市。国家垄断着城市建设用地的流动。根据现行的国家宪法和土地管理法，农用地要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必须先由国家征用，尔后由地方政府再转让给开发商。征用土地是带有强制性的，其价格是低廉的；地方政府转让土地则是高价的。因为土地是稀缺资源，供给量是很有限的，而需求则是近乎无限的。由于国家垄断这一稀缺资源的买卖，农民被排除于享有土地资本化成果之外，地方政府因此获得令人惊叹的超额的利润。1998年的我国城市房地产市场改革，开启了我国“土地资本化”推进城市化的新阶段。2000年以后，以“土地资本化”为主要驱动力的城市化，日益演变成各级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土地出让金的规模便迅速扩张。2006年7000亿元，2007年13000亿元，2009年15900亿元，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从2001年的16.6%上升到2009年的48.8%。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还表现在城乡二元金融体制：即国有银行主要集中在城市，主要为城市国有企业服务。当前我国农村金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村金融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和功能性缺陷并存。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现状是，在农村金融领域里，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的金融业务基本上呈收缩状态，农业发展银行也没有有效发挥农村政策性金融组织的功能。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些年来已经基本上失去合作金融性质，从而导致农村现有的金融服务不能通过现有正式金融机构的服务得到满足。当前我国农村正式金融机构不仅没有起到为农村服务的作用，反而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主要渠道。以2010年为例，全国农户储量存款余额为5.9万亿元，农户贷款余额只有2.6万亿元，两者相差3.3万亿元。把本身收入水平就很低的农民的很大部分资金，以低存款利率的途径，转变为城市国有企业和国有部门的低成本可支配资金，而农村民营企业所需要的资金，相当部分要从民间高利率借贷获得，这就必然表现为城乡之间的资金价格剪刀差。这不仅严重地制约着农村民营企业的发展，还导致周期性民间借贷危机的频频发生。

四、现行的分税制固化了资本原始积累趋向

始于1994年的分税制，重新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权，较大幅度提高了中央财政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却没有相应增加其在地方发展上的事权。与其相联系，地方财政在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明显降低（超过两成），财政支出的范围不仅没有缩小，还有所扩大，因而导致地方政府普遍性的预算内财政赤字和巨大的财政压力。中国式分权改革的最大特点是经济上的分权与政治上的集权同时并存。在高度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下，中央政府通过一系列经济指标，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在这种既定的激励机制支配下，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自身政治升迁，必然围绕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展开剧烈的竞争。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得到高速增长的秘密所在。因为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往往是与该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联系在一起。在现有经济发展方式框架内，一旦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降至8%以下，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率就很低，甚至是负增长。正因为这个缘故，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几乎没有发现地方政府官员承认存在经济过热的问题。他们总是感到经济发展速度越快越好。2012年中央提出要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不到一年时间，地方政府的财政投资就突破10万亿元。可见地方政府拉动经济增长的积极性是相当高的。

地方政府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就是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以及千方百计招商引资。现行的土地政策赋予地方政府掌握大量土地资源的权力，利用土地优惠政策乃至零地价来吸引地区外资金流入该地区。由于国有银行在地方的业务，实际上是受地方政府控制的，使得地方政府有能力通过低银行信贷资金成本招商引资。无论是土地低成本或者是信贷低成本，都是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与牺牲农民利益基础上，或者说是建立在以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为基础的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地方政府为了拉动经济快速地增长，必然引导投资重点放在城市二、三产业。强化地方政府的城市偏爱程度。这就不难理解1982年以来实行的地级市管县，其初衷是为了带动县域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但实行的结果则是导致城乡差别的持续扩大。道理很简单，既然地方政府承担着加快经济发展的重任，必然激励他们把投资的重点放在城市二、三产业。为了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从“十一五规划”开始，中央就明确提出，要逐步创造条件，实现从地级市管县向省管县转变。

五、建立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制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是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与抑制市场机制的基础上。这就必然导致农村市场发育程度要比城市低得多。这是建国60年来中国城乡差别不仅没有缩小，还呈扩大趋势的深层原因。关于这个问题，美国芝加哥大学D·盖尔·约翰逊教授曾经作了深刻的剖析：“在我整个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试图说明一点：农民的福利不仅取决于他们拥有多少资源（包括人力的、物质的和金融的），还取决于要素市场的运作情况（包括劳动、土地和资本市场）。”“确保农民充分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改善要素市场的运作。这点在中国尤其重要，因为每一种主要的生产要素的市场（劳动、土地和资本或信贷）在中国都依然受到很大的约束，存在很多缺陷。中国未来要素市场表现如何，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业生产绩效和农民收入的提高。”

国家第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要建立城乡协调发展机制，就必须“加快消除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完善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促进土地增值收益和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同志2012年7月23日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把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列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方面。能否向着城乡一体化方向发展，还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防止“中等收入陷阱”的大问题。世界上某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会沦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调节好城乡差别问题，使城乡差别长期处于悬殊的状态。这是值得引起我们高度警惕的。但是，也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要实现这一改革目标，难度是相当大的。我国以往之所以选择从体制外改革，即增量改革入手，是因为这种性质的改革可使人们普遍带来利益，至少不会使一部分人利益受损，类似“帕累托改进”。因而改革阻力很小，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而要素体制的改革，是体制内改革，即存量改革。这种改革意味着城乡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分配关系的重大改变，必然会触及既得利益者的抵制。阻力是相当大的。近年来，中央多次下达文件，逐步放开地级市以下城市户籍管制，但进展却极其缓慢，就是这个原因。因为要把农民工转变为市民，每放开一个户口，地方政府就得多投入1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