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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3 18:30:54

资本论论文

资本论论文范文篇1

一、脆弱的贸易收支平衡是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经济基础

在虚拟经济运行日益独立于实体经济的今天，金融危机的发生固然有金融市场运行自身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实体经济的失衡。从贸易收支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只有保持贸易收支的平衡，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经济资源才能确保继续参与到全球资源的重新配置进程中去；如果能长期保持贸易收支顺差，则意味着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发展中国家加强了对本国经济资源的利用，其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币值稳定目标的实现将更有保障。这种情况下，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问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收支极不稳定，贸易平衡通常很难实现，全球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做到持续的贸易收支顺差；相反，贸易收支逆差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常见现象。持续的贸易收支逆差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资源大量闲置，导致国内经济全面失衡，并进一步引发金融危机。从这个方面看，脆弱的贸易收支平衡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内在原因。

发展中国家贸易收支的不稳定性来自于其所拥有的竞争优势的相对性。当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其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必须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全球资源的重新配置，这就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所获取的只能是一种相对竞争优势。这种相对竞争优势与发达国家所拥有的绝对竞争优势相比，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相对竞争优势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性。与绝对竞争优势相比，相对竞争优势具有极强的可替代性。依靠这种竞争优势所取得的成本优势、质量优势和效益优势等随时随地会被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对手夺走，因而在拥有相对竞争优势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竞争非常激烈。

第二，相对竞争优势所带来的比较利益有越来越少的趋势。比较利益的存在是以生产要素的不流动为前提条件的。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水平的提升，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大大增强，比较利益的空间明显地受到压缩。在缺乏足够效益支撑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收支更有可能出现恶化的局面。

第三，相对竞争优势的不稳定性常使发展中国家贸易结构跟不上比较优势的变化。随着经济理论的成熟和实践经验的丰富，发展中国家为发展经济而展开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这大大缩短了比较优势和相对竞争优势变迁的时间。当比较优势发生变化而经济结构调整滞后时，发展中国家贸易收支出现赤字就不可避免。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分工格局中只能拥有相对竞争优势，而相对竞争优势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收支上必然处于长期逆差的状态，而是仅仅提供了这种可能。事实上，真正摧毁发展中国家相对竞争优势并使发展中国家贸易收支长期处于逆差状态的是伴随着资本项目自由化而来的短期资本无序流动。

二、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是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

所谓资本项目自由化，尽管国际上对其还有争议，但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它指“国际资本交易本身及其支付和转移均不受限制，并且不仅支付和转移的作出，而且居民接受非居民的支付和转移也可自由进行”。[1](P.48)出于对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纷纷推进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从而大大促进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也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历程表明，尽管已经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然而当今高度自由化的国际金融市场却是建立在绝对竞争优势基础之上的，资本自由流动特别是短期资本的流动仅仅是适应了发达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受金融深化理论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尾随发达国家不仅在国内实施金融自由化，在对外的资本项目领域也快速解除管制。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比较落后，国际资本的流动特别是短期资本的流动客观上极易对建立在相对竞争优势基础之上的国民经济形成一种有效的金融抑制，从而阻碍和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汇率机制本来是发展中国家调节贸易收支平衡的最主要手段，但在短期资本无序流动的影响下，失去了它应该发挥的传统作用。首先，由于贸易收支不再是发展中国家外汇市场上决定汇率的惟一因素，有的甚至已不是主要因素，只拥有相对竞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减少对外经济交往中的风险和成本，通常只能实行固定汇率制，至少也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其次，由于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和相对竞争优势的形成是一个系统且长期的过程，而短期资本的反应迅速得多，发展中国家调整汇率往往未得其利，先受其害。第三，由于外汇汇率与贸易收支的关联度大大下降，发展中国家调整汇率并不一定能够达到调整贸易收支平衡的预期效果。第四，由于货币市场的灵敏度远高于商品市场，汇率在政府干预下常常会出现超调现象。第五，由于预期在短期资本流动中的巨大作用，发展中国家调整汇率取得成功往往不是在贸易收支恶化而是在贸易收支状况还比较好的时候。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短期资本的自由流动已经大大压缩了汇率机制在发展中国家发挥作用的空间。

再从资本流动机制上看，短期资本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甚至更为不利。第一，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在资本项目收支上处于绝对劣势地位，属于资本净流出地区。相对竞争优势也许会带来较高的收益，却伴随着极高的风险，发展中国家利用资本流入来弥补贸易赤字只能作为一种特殊情况来处理。第二，短期资本在发展中国家停留时间的长短完全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相对竞争优势的大小。当比较优势未充分发挥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饱受资金短缺之苦；当相对竞争优势较为明显时，短期资本一拥而入，经济发展又会受到过热的困扰。第三，实践证明，短期资本的大规模流动除了使汇率过高或过低、变幻不定外，还会不适当地抬高利率，使有限的资金不是流向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商品和劳务生产部门，而是流向不具有比较优势又发展滞后的虚拟经济部门，增加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泡沫，从而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相对竞争优势，恶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抑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第四，短期资本自由流动最直接的危害是掩盖发展中国家贸易收支失衡的事实和严重性。由于短期资本在表面上维持了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的总体平衡，发展中国家对贸易收支失衡引起的国内经济失衡普遍重视不够，导致国内经济矛盾日积月累。当短期资本的这种弥补功能达到一定极限而经济结构又尚未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进行调整时，仅仅是短期资本的停止流入就足以引发一场金融危机了。从这种意义上说，贸易收支失衡是表面现象，只要发展中国家的相对竞争优势失去，金融危机就开始酝酿，短期资本流动发挥的作用不过是使金融危机的酝酿时间有长有短，金融危机爆发的严重程度有强有弱罢了。

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之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肆无忌惮地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相对竞争优势，使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长期失衡并最终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却得不到发展中国家应有的重视，根本原因在于对美国经济学家钱纳利和斯特劳特提出的储蓄和外汇“两缺口模式”的误解。传统理论认为，资本自由流动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外资。事实证明，资本自由流动所吸引的大多为短期资本，真正对发展中国家提升竞争力有帮助的长期资本流入与资本自由流动的关联度极小，而短期资本的流入不仅不能弥补储蓄缺口，相反还会对国内储蓄产生挤出效应。另一种观点认为，资本自由流动能提高国内经济效率及生产力。实际情况是，智利、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等经济体均是在没有实行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获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其实资本项目自由化带来的资本流动在什么情况下才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早有定论。日本著名学者小岛清教授提出的“切合比较优势原理”的实质就是国际资本的流动必须与本国的比较优势结合起来才能有效促进经济的发展。[2](P.444)美国经济学家丹尼·罗德瑞克的实证分析则干脆得出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任何关联的结论。他明确指出，“当一个国家缺乏正确控制、规制手段和宏观经济管理框架时就贸然向国际资本流动开放金融市场是特别危险的”，而“即使具备上述保障，短期资本流入也是极不稳定并具有较大风险的”，[3](P.23)由此可见，让资本流入发挥正面的积极的作用是有条件的，相反，脱离现实的资本项目自由化特别是短期资本的自由出入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却是巨大的。作为“金融深化”理论主要倡导人之一的麦金农近年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的外汇自由兑换通常是经济市场化最优次序的最后阶段”，[4](P.14)很大一部分原因恐怕就在于此。从目前情况看，一国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最有可能带来的好处大致有三点：①有助于建立地区或全球金融中心；②有助于使本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③有利于本国居民对冲来自国际贸易的风险。然而，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于落后、全球化程度低、金融市场规模过小且发育不完善等原因，这些好处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享受。发展中国家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最主要的后果只能是降低短期资本的流动成本，使短期资本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大进大出，随心所欲。这种短期资本不仅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反它通过削弱发展中国家本就很不稳定的相对竞争优势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金融抑制。而如果要避免这种抑制，发展中国家就必须做到使短期资本流动带来的风险与本国竞争优势的大小强弱协调起来。

三、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在发展中国家应是一个渐进过程和最终目标

从长远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目标之前，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形成相对竞争优势这一基本格局是不会改变的，这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将始终处于防御地位，贸然让落后的本国经济与高度自由化的国际金融市场全面接轨，只会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即使想通过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来引进短期资本，也应与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对短期资本的利用能力结合起来，因此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在发展中国家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和最终的目标。

目前，发展中国家在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时，应侧重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问题：

第一，牢牢把握相对竞争优势这个中心，以具有比较优势和比较利益的贸易收支平衡作为抵御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风险的基础。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收支平衡虽然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却是发展中国家惟一有可能有效加以控制并用于弥补非贸易逆差特别是资本逆差的国际收支项目，它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稳定增长的最主要的保证。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确保贸易收支带来的盈余足以抵挡短期资本恐慌性流出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冲击，本国的外汇储备和外汇资产足以偿还一切形式的外债特别是短期外债。

第二，根据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逐步开放资本市场。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实体经济部门最具有竞争力也最先得到发展，而虚拟经济部门特别是金融服务业不仅发展滞后，而且要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面对高度国际化和自由化的金融市场，如果意识不到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基础上的重大差距，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很容易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的抑制。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市场的步骤与力度应取决于它对发展中国家相对竞争优势的影响。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收支盈余常常担负着弥补资本项目收支逆差的重任，所以资本市场的开放不应从根本上改变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的平衡状况，不能因为存在资本的净流入就对贸易收支的失衡丧失警惕。归根结底，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市场，目的不仅仅是引进外资，而是通过引进外资增强国民经济的竞争力，巩固贸易收支平衡，保证国际收支的总体平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第三，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与金融监管。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时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发展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一国发生的经济或金融危机往往会马上蔓延到其它国家。当代国际金融市场虽然从总体上适应了发达国家和跨国资本发展的需要，但仍然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没有建立起一套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机制。发展中国家在稳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同时，也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和金融监管，以便从整体上降低国际金融市场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风险和危害。如，全球最后贷款人的空缺、监管机制存在漏洞、各国缺乏协调和合作机制、国际债权债务破产程序出现空白以及资本项目开放制度安排等问题得到解决，将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金融危机发生的次数，减少金融危机带来的危害。当然，要从根本上杜绝金融危机的发生，关键仍在于发展中国家自己能够处理好国内经济的平衡问题，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相对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焦海松.关于资本项目自由化涵义的讨论[J].中国外汇管理，1997,(6):46～48.

[2]［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3]［美］丹尼·罗德瑞克.让开放发挥作用[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4]［美］罗纳德·I·麦金农.经济市场化的秩序[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资本论论文范文篇2

【摘要题】经济学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企业家理论。

【正文】

对企业家理论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从18世纪开始，经济学家们就没有停止过把和企业家有关的理论纳入经济理论框架的努力。马克思是较早研究企业家理论的经济学大师，经典著作《资本论》中蕴含着丰富的企业家理论，可是，很少有人挖掘和开发这个理论宝库。企业家的兴起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企业家的活动是一种创新性经济活动。市场经济的动力之源是企业家的创新思维、创新战略和创新实践。企业家才能已经同资本、劳动力、土地一起成为支持世界经济发展的四大要素之一。从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看，现代企业家的兴起及其作用的充分发挥，是一个国家能够富裕起来，并且很快实现化、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建立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一大批民营企业家涌向市场经济的潮头浪尖。正是我国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二次创业的关键时期，也是民营企业从家族制管理融入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时期，我国的民营企业家队伍、尤其是职业企业家阶层正在兴起。加强对马克思的企业家理论的研究，用于指导我国企业家队伍建设，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本文试对马克思《资本论》中蕴含的企业家理论进行初步的探讨与研究，旨在抛砖引玉，求教于大家。

一、企业家的概念、内涵，企业家职能与企业家才能

对企业家理论的研究虽然时间久远，但对企业家概念却有众多的说法。笔者认为，企业家是活跃在市场经济舞台上，具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素质、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职能的企业的所有者、经营者，是“工业的司令官”和“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P434、P427、P50，人民出版社，1975(6).）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素质、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职能都是企业家应当具有的必要条件，共同构成企业家概念的完整的内涵。而所有者、经营者则是上述内涵的载体。

我们给出上述企业家概念的理论根据有四：其一，法国经济学家萨伊19世纪初在《政治经济学问答录》中指出：企业家概念包括企业家职能和企业家精神两项内涵。其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1999年提出：“企业家是素质而不是职务”（注：厉以宁.企业家是素质而不是职务[M].企业零杂志，1999(23).）。其三，在马歇尔的企业家理论中，十分重视企业家个人的经营才能；我国张维迎教授则认为拥有个人资产和经营能力是成为企业家的必需条件。其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产业经理”是“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P434、P427、P50，人民出版社，1975(6).）。

企业家是—个发展着的概念。企业家这个社会角色，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企业家是集所有者、经营者和生产劳动者于一身的社会角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个别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家不再参加具体的生产劳动，而是以集所有者和经营者于一身的“资本家”的身分出现；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个别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特别是“经理革命”的爆发，公司制企业的大量涌现，企业家这—社会角色，更多地由专门从事经营管理活动的职业经理阶层来承担。一般把前两种业主型的企业家称为传统型企业家，而把后一种非业主型的企业家称为现代型企业家。必须特别指出，资本家与企业家是有明显区别的，拥有资本但缺乏企业家才能的人，只能叫资本家；既有资本又有企业家才能或虽然没有资本但拥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才能叫企业家。

在实现企业家职能的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企业家的眼光、谋略、、手段、技巧等即为企业家才能。企业家才能是在先天禀赋的基础上，主要是经过后天的、培养、锻炼造就而成的特有的洞察能力、决策能力和组织能力，以及由此所组成的综合性资质。而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素质最终都要和企业家才能一起表现出来，有的学者从定性角度，把是否从事创新活动和能否获得超额利润作为评判企业家的一种尺度，这有其一定的道理。因为能否从事创新活动关系到企业家才能，能否获得超额利润既关系到企业家才能，也关系到企业家职能，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职能的有机统一，才是—个完整的企业家。

企业家的内涵极为丰富，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一）企业家是具有企业家才能、富有创新精神、风险精神和奉献精神，能创立新企业和发展新产业、推出新产品的能人；（二）企业家是先进生产力的组织者和实践者，是能不断吸纳人才，将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优化组合，善于将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创造交易机会，降低交易费用，获取合法利润，使社会财富和价值增殖最大化的生产要素组织者；（三）企业家是具有市场眼光，能善于运用赚钱手段、利用市场信息，发现机遇和抓住机遇，并精于作出战略决策，能创造经济奇迹的市场经济战略家；（四）企业家是承担着引导、指挥、组织、协调、监督、教育、凝聚人心、营造企业文化等企业领导职能，善于运用自己独特的领导、领导方式、领导方法、领导作风，实现领导效能最大化的企业高层领导者。

二、《资本论》中蕴含的传统型企业家理论

《资本论》中蕴含的传统型企业家理论，主要体现在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职能和企业家才能的融合之中。

担当企业家角色的资本家既是层面上的财产的所有者，也是企业的直接经营者，他们集所有权与经营权于一身，统决策权与控制权于一体，在企业内部实行集权型领导。而在企业外部，即在社会层面上，由于他们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既有决策权，又有控制权，特别是他们在社会上形成的整体力量，使他们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的司令官”。另一方面，他们对企业经营承担着无限责任或有限责任，在拼命追求利润和超额利润（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的同时，冒着由于生产资本的预付性和收益的滞后性造成的经营风险和可能破产的巨大风险（法语中企业家一词(Entrprendre)的本意就是“承担风险”）。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传统型企业家，追求利润和超额利润是资本家的职能，但获取利润和超额利润却并非任何一个拥有资本（包括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资本家都能做到的事情，只有拥有企业家才能的企业家才可能做到。

对企业家的职能，不同经济学家有不同的表述。美国经济学家沃克认为，企业家的职能是“组织和实施生产，决定生产什么、多少和哪些种类，用何种材料和样式进行生产，以及产品向什么人并用何种价格出售和支付条件。”（注：沃克·弗朗西斯.政治经济学[M].1883.P232.）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资本家作为资本家，他的职能是生产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而且是在最经济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生产。”（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P434、P427、P50，人民出版社，1975(6).）在这里，马克思对资本家的职能作了相当精辟的论述，虽然在字里行间并没有出现“企业家”三个字，但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传统型企业家这一社会角色是由资本家担当的，所以，其资本家的职能也就成为资本主义传统型企业家的职能。不难看出：沃克是从现象上论述了企业家职能，马克思则是从本质上论述了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职能。因为，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凭借企业家的眼光在市场上发现某种潜在利益或商机以后，便去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并吸引其他人投资，进行生产要素的特殊组合。去完成某种创新，而这一切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就是把潜在利益变成现实利益，最后获得利润和超额利润（即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

在《资本论》全书中，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论述企业家才能，甚至也没有出现“企业家才能”这五个字，但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才能却是我们从《资本论》的许多论述中都能感悟到的。这可以通过对原著中下列内容的分析来说明：

例1：马克思指出：“资本家究竟是为了从可变资本取得利润才预付不变资本，还是为了使不变资本增殖才预付可变资本；他究竟是为了机器和原料有更大的价值才把货币用在工资上，还是为了对劳动进行剥削才把货币预付在机器和原料上；不管人们怎样看，对资本家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虽然只有可变资本部分才能创造剩余价值，但它只有在另一些部分，即劳动的生产条件也被预付的情况下，才会创造出剩余价值。”（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P434、P427、P50，人民出版社，1975(6).）在这段原著中，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企业家才能，但从对上述内容的分析中，却能让人们感觉到：在这里，作为传统型企业家的资本家具有一种组合生产要素的才能。因为，只有将投入的货币资本、劳动力、机器、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合理地组合起来，才会创造出剩余价值。这种生产要素的组合才能，正是企业家才能的具体体现。这里，企业家才能是作为前提条件的。因为没有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可变资本就不可能“取得利润”，不变资本也不会“增殖”。可见，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才能已被隐化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之中。

例2：“W——G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或卖。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象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P124.）在此，马克思虽然也没有直接论述企业家才能，但却可以让人感悟到：在这里，企业家才能具体表现为如何使商品体跳到金体上的“惊险的跳跃”获得成功。

例3：“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P688.）同样，马克思虽然在此也没有直接论述企业家才能，但却能令人感悟到：企业家才能具体表现为如何运用资本集中等手段，即如何通过组织股份公司去搞大生产、大项目、大工程、大流通、大、高科技；如何通过并购把自己铸造成“经济航空母舰”。

例4：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指出：“资本的循环，只有不停顿地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才能正常进行。如果资本在第一阶段G——W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资本在生产阶段停顿下来，一方面生产资料就会搁着不起作用，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会处于失业状态；如果资本在最后阶段W’——G’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流阻塞。（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P686.）马克思又指出：“资本家在急需的时候会不顾他手中的货币的规定职能，而动用他拥有的一切，来保证他的资本的循环过程照常进行。”（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二卷，P63-64.）在此，马克思虽然也没有直接论述企业家才能，但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能“保证他的资本循环过程照常进行，”这正是企业家才能的具体表现。

例5：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循环，不是当作孤立的行为，而是当作周期性的过程时，叫作资本的周转。这种周转的持续时间，由资本的生产时间和资本的流通时间之和决定。这个时间之和形成资本的周转时间。”（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二卷，P100.）还指出：“周转时间或它的两个部分（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中的任何一个部分的缩短，都会增加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二卷，P174.）在这里，作为资本家的家的重要才能表现为；如何缩短“资本的周转时间”。因为无论是缩短资本的生产时间，还是缩短资本的流通时间，都会增加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

必须特别指出：资本主义传统型企业家职能与企业家才能的作用表现出两面性。从生产力方面看，企业家职能与企业家才能的社会作用表现在把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已经证明，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对社会生产力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从生产关系方面看，由于担当着企业家角色的资本家掌握着资本这一稀缺资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体现了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目的”（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84、P434、P493、P435-436.），这是导致无产阶级贫困化和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对此，马克思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毫无疑问是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极不光彩的一面，无论给他们带上多少美丽的光环，都绝对掩盖不了这一剥削的事实。因此，人们对资本主义传统型企业家应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评价。

三、《资本论》中蕴含的型企业家

现代型企业家主要指从事创新活动的职业化的企业高层经理。职业化的企业高层经理是“虽然没有资本但拥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他们以从事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为职业，凭借个人的经营才能和社会责任感来履行对企业的实际领导权，在一系列创新活动中驾驭风险，用投资人的钱去获取超额利润，以事业上的成功来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这正是现代型企业家与传统型企业家的根本区别。

现代型企业家的出现源于经理革命的爆发。1841年4月15日，即马克思着手写《资本论》的前两年，美国马萨诸塞至纽约的一条铁路线上发生了两列火车相撞的严重事故，2人身亡，17人受伤，一时舆论哗然！这一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事故暴露出老板虽然有钱但不一定有能力领导和管理现代企业的事实。在马萨诸塞州议会的推动下，这家铁路公司进行了改革，改革的实质是把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开，老板有财产的所有权，经营管理企业的则是经理。“经理革命”由此开始，经理制兴起并迅速在全世界得到推广，企业高层经理成了现代企业家的代名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理”作了较多的论述，如第一卷在论述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时就提到了经理，而在第三卷中至少有18处论到“经理”这个响亮的名词。其中，马克思直接对于“经理”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理的含义。经理是“古希腊的监督人”（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84、P434、P493、P435-436.）“或封建法国所称的regisseur（管家）”（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84、P434、P493、P435-436.）；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84、P434、P493、P435-436.）从“监督人”、“管家”到“资本的管理人”，在这里，马克思对经理的主要职责与功能作了直接表述。这种职责与功能的不同，正是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与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的区别。

（二）早期经理阶层的生成。马克思指出：“每一次危机以后，我们都可以在英国工厂区看到许多以前的工厂主，他们现在作为经理，为了低微的工资，替那些往往就是他们自己的债权人的新工厂主，去管理他们自己从前所有的工厂。（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84、P434、P493、P435-436.）在这里，马克思客观面生动地论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经理阶层生成的一幕。这种经理阶层的生成方式与我国现代社会经理阶层的生成方式有所不同。从中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竞争的残酷性，这为我们写企业家史提供了依据和指导。

（三）经理的现实职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不能由借贷也不能用别的方式占有资本的单纯的经理，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现实职能，所以，留下来的只有管理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84、P434、P493、P435-436.）在这里，马克思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现代型企业家的经理的现实职能就是资本家的执行职能。同时还告诉我们，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演进，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统一的资本主义传统企业制度已变成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原来的具有“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仅有所有权，但他已“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而“单纯的经理”则有了经营权，“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现实职能。”这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由此看来，我国在改革开放中生成的民营企业家，迟早也要走出这一步，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必然。我国的民营企业家要看清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遵照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时俱进，坚定地向现代企业制度迈进。

（四）经理的报酬。马克思指出：“经理的薪金只是，或者应该只是某种熟练劳动的工资，这种劳动的价格，同任何别种劳动的价格一样，是在劳动市场上调节的。”（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494、P436、P437、P434.）“商业经理和产业经理的管理工资，在工人的合作工厂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中，都是完全同企业主收入分开的。”（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494、P436、P437、P434.）“在合作工厂中，监督劳动的对立性质消灭了，因为经理由工人支付报酬，他不再代表资本而同工人相对立”。（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494、P436、P437、P434.）经理领取的是监督工资，“这种监督工资像所有其他工资一样，会随着一个人效众多的产业经理和商业经理阶级的形成，越来越具有确定的水平和确定的市场价格。”（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494、P436、P437、P434.）在这里，马克思告诉我们这样几个道理：其一，“经理的薪金”“是在劳动市场上调节的”，换言之，经理薪金的多少、高低完全取决于经理本人的人力资本价值和劳动市场上供求的作用；其二，“在工人的合作工厂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中，”“商业经理和产业经理的管理工资”，都在V（即可变资本价值）中支出，而不在m（即剩余价值）中支出，因此，经理的报酬是要计入企业的成本的，不能误认是剥削收入；其三，工人的合作工厂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具有不同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一旦“经理由工人支付报酬”，就改变了作为经理职能之一的监督劳动的性质，也不再“同工人相对立”。因此，经理报酬由谁支付，同生产关系的性质相关；其四，经理作为—个阶层，其人数愈多，形成时间愈早，便愈能促使经理市场或人才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反过来，经理市场或人才市场愈成熟、愈发达，经理的报酬就“越具有确定的水平和确定的市场价格”；两者互为作用，相辅相成。

（五）经理的社会作用、社会贡献和社会地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尤尔先生早巳指出，‘我们的制度的灵魂’不是产业资本家，而是产业经理。”（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494、P436、P437、P434.）在这里，马克思至少给了我们这样三点启示：第一，作为“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的产业经理，是现代企业家职能、企业家才能、企业家素质、尤其是企业家精神的集中体现。第二，现代型企业家，其社会作用、社会贡献和社会地位远远高过传统型企业家。第三，作为现代型企业家的经理，特别是产业经理，是“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这使我们认识到：特别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企业家是民族经济的栋粱，是当之无愧的的骄子，是和平经济年代的英雄。因此，必须高度重视企业家的社会作用，要积极创造条件，确保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激励企业家为社会多作贡献。

由此可见，马克思对作为现代型企业家的经理的基本含义、早期经理阶层的生成、经理的现实职能、经理的报酬、经理的社会作用、社会贡献、乃至经理在现代工业制度中作为“灵魂”的社会地位等，都作了非常清楚、生动、深刻的论述。马克思的企业家理论，其之丰富，之独到，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给予人们许多深刻的有益的启示。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第三卷的时候，正是经理阶层刚刚在世界上出现，马克思对这一新兴阶层出现的敏感和高度关注，以及所进行的开创性的理论研究，对于企业家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综合国力、综合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我国已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经济体制和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国有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迈进的同时，民营企业迅速崛起。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需要大批高素质的现代企业家。深入研究企业家理论，对企业家队伍的培育、成熟和壮大具有重大意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高度重视挖掘和开发马克思企业家理论宝库，并用于指导我国企业家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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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论文范文篇3

内容提要:随着古典企业逐渐走向现代企业，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于一身的笼统的资本必将分化，人力资本将逐渐独立于财务资本，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部分甚至会成为主导力，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合作是现代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如何在知识经济中从财务上反映人力资本，这引起了广大会计学者的兴趣。对于人力资源的确认大家达到了理论上的一致，但由于人力资源的不可计量性，理论研究都是浅尝即止，阻碍了人力资源的财务上的可行性。本文从人力资源的确认、计量和报告三个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参考了大量的人力资源的研究成果，提出以公允价值作为人力资源的计量方法，并对传统的财务会计的公允价值进行了一定的改进。

关键词：人力资源；确认；计量；报告

人类在不同的要素稀缺的情况下，经历了劳动经济时代、土地经济时代和工业资本经济时代，到了二十一世纪，人力资本和技术中的知识成了经济发展的核心，人力资本要素的稀缺性使人力资源的研究越发显得重要，从而形成了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伴随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也为人力资源的发展带来了丰富的内涵。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研究知识经济下人力资源的一些具体问题。

在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经济发展取决于物质资源的占有和配置。在货币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四大生产要素中，货币资本占主导地位，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稀缺资源。会计核算也只对货币资本尽心。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发展越来越取决于对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和使用。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更替，人力资源由次要地位上升为主导地位，成为第一资源。

一、人力资源会计研究的发展历程

人力资源会计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随后兴起了对人力资源会计的研究，美国会计学会（AAA）专门成立了“人力资源会计委员会”，并颁布了一系列的研究文告，大大促进了人力资源会计的发展。但由于人力资源会计在会计计量方面的困难因素以及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植根于工业经济的土壤影响，人力资源会计的发展在80年代后期陷入了低谷。在20世纪末叶和21世纪初叶，随着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Economy，又称新经济NewEconomy）的初见端倪，以及整个社会对知识经济的关注，人力资源会计的发展呈现出“柳暗花明”的现象，人力资源和无形资产的会计问题成为新经济下企业会计问题的热点。FASB（2001）颁布了一份具有指导性意义的特殊报告———《企业和财务报告：来自于新经济的挑战》，其中详细阐述了知识经济下的无形资产、人力资源等会计问题。

西方会计学者认为人力资源是不变成本（C），介于智力成果与一般资源的以独特形式存在于企业中的特定资产。其理论依据是美国FASB对资产作出的定义，即“资产是指某一特定主体由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而获得或控制的可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人力资源会计的重要奠基人弗廉姆侯兹曾经指出，人力资源会计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60年代导入会计信息系统，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力资本因素是形成企业商誉的一部分。无独有偶，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1968年颁布的会计研究系列第10号中揭示，形成商誉的15项因素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源自于人力资源因素。此前，在美国会计学会（AAA）1966年颁布的《会计基本理论说明书》中，就首次提出会计目标之一是“有效地管理和控制一个主体内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把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非人力资源）并举。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认为人力资源是可变成本（V），其核心是劳动力。不管是可变成本还是不变成本，都说明人力资源是一项成本费用，应该在会计上得以确认、反映和核算。

二、人力资源的会计确认问题

对人力资源的确认有多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把人力资源确认为企业的一项无形资产；同时把人力资源视为资本公积，不确认为资本，不享有企业的任何分配权。企业内部除所有者权益和债权人权益之外，不存在第三种权益。这种观点不承认人力资源是企业除负债资本和所有者资本之外的第三种资本。第二种观点是将人力资源资本化为一种类似于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的特殊形式，并认为人力资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应在企业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之间进行分配，即人力资本享有与所有者权益完全相同的权益。这种观点忽视了人力资源相对于一般资源的特殊性，即作为资源，应具有潜在的收益性，而那些学历很高，水平很高，但在企业消极怠工，不能把自己的知识转化为劳动生产率的人力，就不能作为人力资源来反映，从而也不能参与企业的剩余价值的分配；第三种观点是在把人力资源确认为无形资产的同时，将其资本化为一项介于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之间的劳动者权益。劳动者权益承担着类似债权人的风险，但享有对企业税后利润的分配权。因此，会计等式应修正为：人力资产+非人力资产=劳动者权益+负债+所有者权益。这种观点错误地把人力资源当成是无形资产，忽视了人力资源的载体是人。第四种观点是将人力资源确认为企业的资产并形成劳动者权益。劳动者权益通过企业各方的契约决定，既可以具有债权人权益性质，也可以具有所有者权益性质，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不便于在实际中加以操作。

本文认为，人力资源是一项可增值的特殊资产，而且是一项可形成资本的资产。应将企业职工所拥有的智力作为人力资产这一与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具有同等地位的资产项目予以确认。根据资产的定义，资产是“一个主体由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所拥有或控制的可能的未来经济利益”。

从“控制”角度看，法律或者契约性的限制是一项资产是否为特定主体所“控制”的证据。为此，相当一部分人力资源会计的反对者认为，尽管人力资源的存在可能给企业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但由于企业对人力资源所贡献的未来经济利益缺乏控制，所以人力资源并不符合资产的定义。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应该考虑到“经济实质重于法律形式”（economicsubstanceoverlegalform）这项会计惯例，人力资源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是否可以由企业所控制，不应该仅仅拘泥于法律或者契约性限制，而应该从经济本质角度进行审视。从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博弈历程中可以归纳出，随着专业化的发展，随着企业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投入的增加，一方面人力资源价值的确在增加，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一样，其专用性也在与日俱增，由此可以期望专用性的人力资源和企业形成一种隐契约（一种固定的长期契约），一旦人力资源所有者脱离企业，其人力资本价值将无从体现，并将因其对其他主体的非专用性而发生贬值。所以可以认为，随着人力资源专用性的提升，人力资源所有者将会选择合作博弈，同时增进企业和自身人力资本的价值，这样人力资源贡献的未来经济利益，从本质上看其实质已经为企业所控制。例如随着公司治理机制的发展，对企业经理等高层管理人员实行股票期权（StockOption）、对企业职工实行职工持股等一系列激励措施，都能够起到稳定企业的人力资源队伍的作用，从而促进企业在实质上对其内部人力资源的控制，使之长期服务于企业。

从“可能”角度看，按照Upton（2001）的理解，其本意确切地应该解释为“期望”。按照其逻辑，只要事前（exante）认为或能够预期一个项目有价值而且愿意付出代价去进行交换，该项目就符合资产的定义，而不论最终的（事后，expost）结果是否能够证明其有价值。“可能”这一表述的存在，在于揭示不确定性的存在和未来的经济利益是不确定的。因此Upton认为，“可能”一词并不是资产定义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其实任何一项资产，即使是有形资产如存货或固定资产，其给企业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都内含着不确定性的成分，正如我们不会因存在不确定性和概率或然性而不确认存货和固定资产一样，我们同样也不能够仅仅因为人力资源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具有不确定性而就断然将其排除于会计信息系统之外。

三、人力资源的会计计量问题

按照FASB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要素的确认必须符合四项基本条件：（1）可定义性；（2）可靠性；（3）相关性；（4）可计量性。人力资源的前三个特性大家都普遍承认，但人力资源的计量一直以来是人力资源财务会计研究领域的难题，而符合资产的定义只是人力资源确认为资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人力资源要确认为一项资产，还必须满足可计量性。为了回避人力资源的计量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和人力资源价值会计。

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它是以企业对人力资产的投资为基础逐期累计计量人力资产的成本价值，同时将人力资产成本价值按照人力资源的使用期间进行的摊销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的产品成本或劳务成本，记录人力资产的累计摊销价值，待人力资产退出企业时将两者相抵，余额就是企业人力资产为企业创造的收益或带来的损失，该余额可以作为企业的收益或损失处理。人力资源价值会计，它是以人力资产为企业带来的预期总价值为基础计量人力资产的经济价值，将人力资产进入企业后对其资产的各种支出作为累计摊销价值，待人力资产退出企业时将两者相抵，余额就是企业对该人力资产预期价值的高估或低估，可以作为企业的预期收益或损失处理。在此基础上可引出不少人力资源的计量方法，如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调整的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未来收益折现法和非购入商誉法等。

1.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该方法是将一个职工从录用到合同期满停止支付报酬为止预计将支付的报酬，按一定的折现率折成现值，作为人力资源价值。这种计量方法以工资为计量依据，其计算结果反映的只是人力资源的交换价值，并不是人力资源价值的全部。因为人力资源的价值不仅指交换价值，还应包括剩余价值。

2.调整的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由于人力资源素质的不同，企业之间盈利水平存在差别，因而企业职工的未来工资报酬的现值应乘以一个效率系数，这个系数反映了企业盈利水平与本行业平均盈利水平的差异。将调整后的工资报酬作为人力资源的价值。其中效率系数取决于在设定期间内以某企业盈利水平与本行业平均盈利水平相比计算出的投资报酬率。这种方法仍然是以工资为计量基础，对于盈利水平高于同行业平均盈利水平的企业来说，效率系数大于1，其计算结果大于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计算的结果。因为这个计算结果不仅反映了人力资源的交换价值，还包含了部分剩余价值，即企业超过同行业平均盈利水平的那部分。但对于那些盈利水平低于同行业平均盈利水平的企业，效率系数小于1，所计算的结果小于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计算的结果，不仅没有包含人力资源的剩余价值，连交换价值也没有完全包括。因而这种方法明显地低估了人力资源的价值。

3.未来收益折现法。这是一种计量人力资源群体价值的方法。该方法认为，人力资源价值在于能提供未来收益，因此将企业各期未来收益折现，然后按人力资源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例，将企业未来收益中人力资源投资获得的收益部分作为人力资源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但该方法未反映人力资源的交换价值即工资部分，因此也低估了人力资源的价值。

4.非购入商誉法。该法是将企业过去若干年的累计超过同行业平均收益的部分予以资本化，作为商誉的价值，然后再乘以人力资源投资占企业投资额的比率作为人力资源的价值。这种方法不仅没有计算人力资源的交换价值，而且剩余价值也只计算了一部分。因为企业的正常利润同其超额利润一样也含有人力资源价值的一部分，不容忽视。此外，按照这种计算方法，当某企业的实际利润等于或低于同行业正常利润时，该企业人力资源就没有价值，显然是不合理的，这更低估了人力资源的价值。

由于人力资源的特殊性，传统的会计理论框架应该进行适当的变动。首先由于人力资源的计量涉及货币性和非货币性，因此可行的办法是把人力资本交付于市场，由市场来决定其价值，这也是人力资源产生的根基。因此人力资源会计的计量应采用财务会计的公允价值计量法。即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其次对于会计要素，应该增加会计要素的内容并重新分类：资产包括财务资产（传统意义的资产）和人力资产；权益包括财务负债（传统意义的负债）、财务资本权益（传统意义的股东权益）和人力资本权益。再次就是会计等式，应该相应改变为：财务资产+人力资产=财务负债+财务资本权益+人力资本权益，体现了劳动者与股东之间连续重复博奕的产权关系。具体操作应该是：当人力资源投资入股时，通过权威的人力资源评估中介机构评估入股，由于我国实行注册资本制度，人力资源在未来期间给企业带来收益的高度不确定性，而且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因此，不宜将其记入财务会计的“股本”账户，而应另设一账户“人力资本”予以反映，同时把人力资源的价值列入“人力资产”账户。由于人力资源作为资源，只有当其能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收益时，才能予以确认。为了解决人力资源的运行中的价值变动问题，目前致力于人力资源会计研究的学者大都认为，在人力资源的核算中，还应该设立“人力资产摊销”账户，按期对人力资产计提折旧，理由是人力资产与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一样，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会逐渐衰减。但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人力资产不同于财务上的其他资产，按照其磨损的程度逐渐或一次性地全部转移到新产品中去。而劳动力价值不是被转移，而是由工人的劳动再生产出来。而且人力资源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决定了人力资产在使用过程中就可能出现增值现象，而对于物质资产来说几乎不可能出现增值现象。因此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而应在期末，通过权威的人力资产评估中介机构或劳动力市场得出其公允价值。增设“人力资产调整”账户，调整人力资产的价值。冲抵“人力资产”账面金额。冲抵的限额就是“人力资本”入账计入的价值。当人力资源价值增值时，根据会计的谨慎性原则，通常不对其进行会计上的反映，只有当公司修改章程，以人力资源控股、持股和参股时，或重新对人力资本进行评估，发生评估增值时，借记“人力资产”，贷记“人力资本”。至于人力资源的取得成本、开发成本和替代成本和日常人事管理成本等，从企业的纳税角度考虑，不宜将其资本化，而应同现行传统会计一样，将其费用化，作为当期费用冲减税前利润。因为如果将其资本化，那么就如同固定资产，其费用不可做税前抵扣。这将使企业的资产虚增、损益虚增，影响财务数据的客观性。因此应该直接增设“人力资产成本”账户，用以反映人力资源发生的有关费用。比如在每期计发工资、福利费用时，借记“人力资产成本”，贷记“应付工资”。

四、人力资本在会计分配上的反映

至于人力资产做为资本入账，怎样参与企业的税后利润的分配问题，大部分会计学者都想对人力资源价值预测一笔固定数额的人力资本，以便和物力资本一起，参与企业税后利润分配。而实际上，人力资源所创造的价值随着主客观环境的变化，年年月月不同，因此很不科学，特别是按笼统的总利润分配的体制，透明度不高，容易出偏差。例如，当某企业经营没取得显著成绩，只是进行简单再生产，仅获得社会平均利润时，生产者与物力资本所有者都只能取得最低的社会平均收入，但由于没有“社会平均利润”的概念，那么当生产者已按月领取了工资后，再参与税后笼统利润的分配，则生产者所分得了不应得的利益，而物力资本所有者得不到最低收益，则很不公平。因此笔者认为解决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创立利润分块责任制，在弥补亏损、提取法律规定的各种公益金之后，如果企业的利润率高于行业平均利润率，则余下的利润全部按资分配，由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按照同股同权的原则参与企业的分配，如果企业的利润率低于行业平均利润率，则不再进行再分配。从而建立切实可行的人力资源价值分配体系。二是：让人力资源直接通过控股、持股和参股的方式，参与企业的税后利润的分配。如深圳华为公司奉行“让最有责任心的明白人担负重要的责任”，实行人力资源资本化，职权和股权向有知者倾斜。同时股权实行动态调节，你今年干得好，公司给你配股；明年干不好，公司可以收购你的股。并不是有钱就可以购股，达不到华为确定的标准，有钱也不能够有股权。在员工持股比例上，实行“30%优秀员工（含核心层中坚层）集体控股，40%的骨干员工有份量地持股，10%-20%的低级员工和新员工适当参股。这样一来在财务上也就可方便操作。因为采用这一制度，企业变动的仅仅是所有者权益内部人的份额，并不影响企业的其他财务事项。但这有一点不足，就是只反映了企业的人力资本化，却没有反映人力资源给企业带来的未来收益情况。因此只能对内起到管理作用，却不能对外提供相应的会计信息。

五、人力资源的会计报告体系

我国的财务报告体系是由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组成，既然人力资源在财务会计上得以反映，那么人力资源也应在财务报告体系中得到反映。即在资产负债表中新增两个新的报表项目：“人力资产”和“人力资本”，在“人力资产”项目中反映企业取得人力资产时经权威机关评估值，并随着企业的发展，“人力资产调整”也相应地调整人力资产的账面金额。而“人力资本”则反映人力资源获得时，即在与人力资源者达成一种固定的长期契约时评估值入账，通常该项目只随董事会决议和中介评估公司评估后，发生金额上的变动。并且按此作为人力资源拥有者参与税后利润的分配依据。同时应该在报表附注部分披露与人力资产在契约达成时的取得方式和取得成本，披露各类人力资产当期期初和期末余额、变动情况及其原因，并应披露当期确认的人力资产减值准备。

在损益表中新增两个报表项目：人力资产成本，人力资产跌价损失，反映人力资源的追加成本、使用成本、安置成本和流动成本，以及在期末时根据劳动力市场或权威的人力资源评估机构对人力资产的评定，确定人力资产的跌价金额。对于人力资产的成本，可按照税法的要求在规定的范围内做税前抵扣。而人力资产的跌价损失不能在税前抵扣。同时在报送的附表中增加“人力资本成本明细表”，反映企业在人力资产上的所有发生费。在此附表内应设置以下几个栏目：员工的培训费、工资、奖金、福利费、职工内部调动过程中发生的退职、退休后发生的各种费用、职工因解聘、辞职发生的各种费用（包括企业支付给职工的解聘费用和职工“跳槽”过程中发生的劳动争议诉讼费）。至于人力资源获得时的成本费用，如招聘广告费、招聘工作人员的工资、津贴和奖金、招聘活动租场费等，根据会计的重要性原则，则应在费用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的损益，在对应的传统会计损益项目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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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人力资源,人力资本,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人力资源作为资源之一，它与人力资本是有区别的。人力资源只是包含在人体内的一种生产能力。若这种能力未发挥出来，它就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劳动生产力，若开发出来，它就变成了现实的劳动生产力；只有当人力资源在它不断运用的过程中不断创造出更大的新价值来，人力资源才具有资本的属性。因此，一个企业能否将其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是关系到企业能否提高经济效益和竞争力的一个关键。

一、人力资源与企业效益的关系分析

在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中，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指出，人力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原因，但是人力的取得不是无代价的，只有通过一定方式的投资，掌握了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源才是一切生产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因此，人力，人的知识和技能，是资本的一种形态，我们把它称之为人力资本。同时，舒尔茨认为，人力作为一种生产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一切其他形态的资本生产能力的总和，对人的投资带来的收益率超过了对一切其他形态的资本的投资收益率。1961年舒尔茨对1929～1957年的美国经济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分析计算，得出两个著名结论：一是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在劳动收入增长中的比重是70％，另一是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在国民收入增长中所起的作用是33％。

对于企业，人力资源是如何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我们知道，企业利润的根本来源是人力成本小于人力产出的差额，人力成本是指与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有关的成本，涉及到招聘、挑选、培训、报酬等费用：人力产出是指企业员工为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大小，具体表现为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的数量、质量和创新性。一个企业的人力价值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人力资本存量是一个存量概念，是指经资本投资形成的，凝结于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等。在一个较为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本存量可以用人力价格或人力成本来间接衡量。对于企业来说，每个员工都或多或少地具有不同的人力资本存量。

但是，并非人力资本存量大，便一定可为企业创造价值，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人力资本利用率问题。对于有一定资本存量的员工，衡量其对企业的贡献大小，关键要看其人力资本的利用率，利用率越高，人力资本的价值就越大，给企业创造的利润也就越多(但有一个极限)。人力资本的价值、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的利用率三者之间可用以下关系式表示：

人力资本的价值=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利用率

其中：

人力资本价值小于人力资本存量，则不能给企业带来利润。从个体来看，各个员工的人力资本利用率大于1，即人力资本价值平均高于人力资本存量，能产生剩余价值，但企业并不一定赢利，因为企业除了人力成本以外，还有诸多方面的支出。但是，如果各个员工的价值或产出平均低于人力成本，企业必然亏损。例如，我国国有企业“富余”人员的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便是每个员工的社会劳动量不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使人力资本的价值或产出低于人力成本，由于“富余”人员是企业多余的人，那么企业有多少这类人员，企业就会亏损呢?粗略的计算并不困难。企业“富余”人员比率为F，即：

这个公式仅适用赢利企业。该公式的意义是：企业若再有F的“富余”人员，企业就将亏损，如果某企业尚无“富余”人员，该公式则表示某企业至多只能容纳F的“富余”人员，超过这个比率，企业则发生亏损。如果是一亏损企业，上述公式则为：

此公式意义为：造成企业亏损的“富余”人员至少有F的人数。或者说，企业要扭亏，至少要辞去F的人数。

在一般情况下，一个正常生产、销售的企业的“富余”人员的比例，如果高于该企业资金利税率或产值利税率，企业就很可能发生亏损。例如，根据《中国工业年鉴》(1994)和《中国统计年鉴》(1995)的资料表明，1978～1994年我国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连年滑坡与亏损，资金利税率连年分别下降了14．4％和13．5个百分点，到1994年，分别仅有9．8％和11．4％，而大多数国有企业的“富余”人员都在15％～30％。

综上所述，一个企业经济效益的好坏与该企业的人力资源状况有着很大关系，它不仅取决于企业员工的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力资本利用的程度。当一个企业人力资本存量一定时，如果该企业的人力资本利用率小于1或等于1，说明企业人力资本的价值小于或等于人力资本存量，亦即人力的产出小于人力成本或自给自足，这时人力资源就没有转变为实际意义上的人力资本，只有当人力资本利用率大于1，企业人力资本的价值大于人力资本存量，且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超过一定水平时，人力资源才能真正转变为人力资本，才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创造更多的财富。

二、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个企业要将人力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本的关键是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利用率，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人的劳动生产率，从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角度，主要取决以下几个方面：

(一)数量调节

人力资源的经济投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第一个基本途径。不管是何种企业，人力都不能投入太多，各种生产要素的能力必须匹配，人均技术装备及资金占有达到一定水平，才能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另外，企业的各项资源投入还要根据市场需求及生产任务决定。人力投入太多就会造成劳动生产率及经济效益下降。但是，人力也不可投入太少，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发挥分工协作的作用，人力太少就难以形成专业化分工优势和协作优势，有时还会影响其他生产要素如厂房、设备的利用率。因此，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重视人力资源规划的制订，根据市场需求、企业战略及生产率状况，分析现有人力的余缺，余则分流，缺则补充，确保企业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方，招聘到合适的员工。例如，我国许多企业投入人力过多，因此，减员增效是人力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本的重要措施。(二)合理配置

人员的合理组织和配置，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第二个基本途径。由于每个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是由各部门相互协作完成的，因此，企业各部门生产力必须均衡。某一部门若人力不足，就会影响到其他各部门的产出而导致整个企业生产率下降。例如，目前国有企业有的生产部门人手不足，而后勤及管理部门却人浮于事；有的研究开发部门力量单薄，销售机构也不发达，生产车间却处于半停产状态，这就是生产力失衡的表现。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就要通过调剂人力解决生产力平衡问题，例如，我国某人造板厂生产的中密度纤维板产销量连续八年均全国第一，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产品由供不应求转为严重积压，最严重时库存达1万多立方米，超过了正常月产量。经分析是销售部门太薄弱，全厂750人只有6个人搞销售。从2000年7月起，厂领导从全厂职工中选拔了30名优秀人才充实销售部门，并建立了市场分片责任制，产品销售量立即迅速上升、重新出现供不应求局面。由于每个人的知识能力和特长不同，在不同部门及岗位上的生产力也不同，因此，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另一个任务就是要根据企业目标和任务，按照量才录用，用人所长的原则，对员工进行合理配置和组合，努力发挥他们的专长和才能，做到事得其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三)教育和培训

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企业员工的素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第三个基本途径。根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提供的研究结果，劳动生产率与劳动者文化程度呈指数曲线关系，如与文盲相比，小学毕业可提高劳动生产率43％。初中毕业108％，大学毕业提高300％。舒尔茨早在20世纪60年代也指出并论证了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的增加重要得多。可见员工的教育和培训是最有效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也是企业人力资本增值的重要途径。企业要把对员工的教育培训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对培训工作加强管理。当前特别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对培训有全面的计划和系统安排。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必须对培训的内容、方法、教师，教材、参加人员、经费和时间等有一个系统的规划和安排。第二，要建立培训激励机制。教育培训工作应与员工的考核、提升、晋级、调动等今明两年结合起来，以提高人们参与培训的积极性。第三，要加强一线员工的培训。过去，企业考虑培训人选时，往往优先考虑上层管理人员，对一线员工考虑较少。但是应该看到，整个一线员工队伍的建设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是十分必要的，捉高一线员工知识技能，将有利于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第四，要对培训项目加强评估和总结。培训评估的首要工作是确定评估标准。

(四)人员激励

人员激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第四个基本途径。组织激励水平越高，员工积极性越高，组织生产力也就越高，这既是一般常识，也是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如美国哈佛大学威廉·詹姆斯一项研究表明，员工在受到充分激励时，可发挥其能力的80％～90％，而在仅保住饭碗不被开除的低水平激励状态，员工仅发挥其能力的20％～30％。我国很多企业劳动生产率低，与不合理体制压抑员工积极性有很大关系。因此，改革劳动、人事、分配制度，建立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发和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是人力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本的又一个关键。

应该指出的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企业的激励方式应有所创新。除了提供员工有竞争力的薪酬水平，企业可尝试通过知识资本化的方式，将那些管理和科学研究中有贡献、有创新、能为企业增加效益的人员，用科学的方法把他们的知识转化为资本，鼓励他们对企业参股、入股，从而使他们的发展与企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激励他们更好的工作。此外，知识经济时代下，员工将普遍具有职业发展，自我价值实现的愿望和抱负，这就要求企业在确定了组织发展目标后，协助员工发现专业性及实现个人专长的契机，使员工的素质既能符合企业不断发展的要求，同时也能促进员工的个人发展。对此，制定员工个人发展计划，职业生涯管理发展等都是不错的尝试。

(五)企业文化建设

资本论论文范文篇5

与幸运的门户相比，电子商务在中国一直命运不济，留下“资本”严重先天不足的结症。要知道，在90年代那次热潮之中，美国有400多家互联网公司上市，市场价值达到1万多亿美元，投入的风险投资达1000多亿美元。其中，电子商务公司远远超过半壁江山。

2000年那场最壮观的互联网泡沫，最大的成份就是B2C。因此，破灭以后跌得最惨重的也是B2C。但在美国，如今eBay、Amazon等电子商务公司依然占据互联网的半壁江山，而且势头强劲。而中国电子商务却没有如此命运。因为滞后于美国市场的中国互联网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1996年，美国股市上市的明星股是门户Yahoo，而国内三大门户上市已经是泡沫开始破灭的2000年；1997年和1998年，美国股市上市明星股分别是Amazon、eBay，而国内当时的电子商务领导者8848却在临门一脚中失利，错失了通向股市的最后一班车。因此，从1997年起，美国资本市场在电子商务方面的投资额几乎达到门户的十倍以上，而中国电子商务公司获得的投资却不足门户的1/10，形成了严重的投资断层。巨额资金投入是新兴电子商务能够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前期的这些资本根本不足以推动中国电子商务获得突破性的发展。资本投入严重不足，成为中国电子商务先天发育不足的根本原因。

这种发育不良的症状十分明显。比如，真正的电子商务公司中除了易趣、卓越、当当之外，几乎没有像样的第二梯队。包括这几家幸运的“幸存者”，其商业模式也先天不足。eBay、Amazon等成功的电子商务公司最大的优势就是作为全方位的“平台”：除了在市场份额方面一马当先外，在商品种类以及相关信息方面也几乎“无所不包”。但是，反观国内的电子商务公司，除了市场份额极为分散之外，最大的问题就是商品种类非常有限，主要集中在少数厚利产品上，相关产品的信息也非常有限。目前，eBay和Amazon的活跃用户均在3700万左右，也只占全球网民数量的5％（国内调查的关于网民购物的比例存在严重偏高的失实）。充分利用网络的可扩展性，吸引更大比例的网民是未来最大的增长潜力，而实现这一点主要依靠“平台”上的产品和信息更加无所不包。但是，国内的电子商务公司根本没有达到这样的发展水平，他们达到这个层次的所需资金不仅仅是数千万美元级的，而应该是上亿美元级的“烧钱”。

当然，最明显的后遗症就是中国电子商务缺乏一个领导者。可以说，一个没有领导者的行业是一个可悲的行业。1999年，8848作为当之无愧的电子商务领袖，引导了整个电子商务行业的理念，推动了支付和配送等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当然，它自己也成为这个行业快速发展的最大获益者。但是，8848陨落之后，领导者的位置就再也没有人坐了。虽然8848后来备受诟病，其实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看，8848唯一犯下的错误仅仅在于没有坚持而已。8848的商业模式和它的“烧钱”行为都是无懈可击的！有了8200万美元的家底，阿里巴巴具备了成为中国电子商务领导者的基本条件。有了行业的领导者，受益的不仅仅是领导者本身，而是所有的电子商务公司，而是所有电子商务行业本身，包括消费者。

后遗症直接导致的结果：除了受益于网民规模扩大外，这几年中国电子商务的进步幅度远远不如1999年和2000年，几乎原地踏步。无论从商业模式还是资金量来说，易趣本来应该是理所当然的领导者。但是，由于经营理念的保守和眼界的狭隘，除了一味盲目地大量挥洒广告费外，几乎没有为整个行业作任何贡献。其他电子商务公司即使有这样的境界，也因为资金实在有限，而“心有余而力不足”。毕竟，坐倒领导者的位置就需要为行业大量“烧钱”的。

目前在美国电子商务中，书籍销售额只有21亿美元（2002年占网上网下所有书籍销售的12％），而网上定票却达到了222亿美元（占所有票务销售的17％），是书籍的10倍以上。而且网上定票收入增长在58％，幅度是书籍的两倍多。这是携程得以在Nasdaq上市，亿龙得以继续获得投资的根本原由。但是，卓越和当当等以书籍和音像制品为主打的公司，其商业模式的局限很难打开Nasdaq的大门。但是，他们可以成为大公司购并，香港或者内地上市题材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中国在电子商务方面的缺憾，将有短信、网上交友、网络游戏等极具中国特色的娱乐和消遣方面的商业模式得以弥补。

资本论论文范文篇6

大众文化以及大众的世俗关怀都有其合理性，但这只是人之为人的"最低纲领"，在满足这一层面之后，我们应有"最高纲领"（或起码的"中级纲领"），即不断超越自我，达到新的生命存在高度。这样不断发展自己，不断超越的民族和文化，才是新世纪的新型民族和文化，才有可能以一种世界主义的眼光站在世界学术文化的前沿，与西方进行真正意义和全新水准的跨世纪对话。

在"公共性"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热点的今天，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在中国泛化的状态下，如今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日益与中国文化中世俗化的东西互渗而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景观。文学界出现的调侃文学、后新潮小说已然成为消解中心话语以后的新中心；影视文化在广告传媒和文化经纪人的操纵下日益以文化产品的市场需求取代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

如果说，在现代社会出现了生产拜物教和消费拜物教，那么后现代社会却出现了"传媒拜物教"。当代传媒以跨国资本的方式形成全球性的消费意识，其文化霸权话语渐渐进入国家民族的神经之中。于是，在倡导多元价值、多元社会的文化语境中，大众在多元主体之间，将个体差异性推到极端，甚至以个人的绝对差异性为由，割裂个人与他人的同一性，使当代传媒日益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话语权力形式。

第一节公共传媒空间中的身体资本

20世纪思想史上一流的思想家，都注重对现代人的"精神"和"身体"的内在关系加以研究，因为这是对大众媒体产生的心理文化根源的必要的洞悉。

就综合性反思身心关系、个人社会关系、文化自然等关系而言，可以说从西美尔、梅洛-庞蒂以来，有很多思想家对其加以关注。尤其是当代思想家布迪尔对"身体"视域的深度分析，打开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和关注世界人生的新路径。如他对身体的塑型和挤压所做的深刻揭示，对文化资本的积累和文化控制对人的性情、心性、趣味和能力的习性获得，和更新社会的基本价值尺度方面，都有重要的论述，而他关于"身体资本"相对于其它资本是一种"刚性存在"，以及身体资本合法化与制度化的问题，更值得深加关注。

从身体性入手审视"自我"问题，可以说是20世纪的一个基本学术角度。但是仅仅研究"自我"是不行的，因为"自我"和"他者"之间有着非此不可的关系，只有从二者的关系入手进行分析，弄清"自我"和"他者"不仅有古典哲学的自我和他者（康德、费希特等），而且有心理科学的自我和他者（弗洛伊德、荣格、拉康等）、还有解构的自我和他者（德里达、福柯、巴特、德勒兹等），甚至还有社会理论的自我和他者（布迪厄、吉登斯等），才能看到真正的问题所在。

一，身体感与现代城市处境。

对"精神理性"的关注日渐让位于对"感性肉身"的关注，"生命"变成了一个本体论的重要范畴。从世纪之初的尼采、狄尔泰、西美尔、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到以后的存在主义哲学以及福科和拉康哲学，都将生命作为理性化本质飘散以后的意义空白的填充物，于是，现代性标明这样一个事实：感性肉体取代了理性逻各斯，肉体的解放成为"现代性运动"中重大母题。

在西美尔看来，现代人深深陷入一个飞速发展而不可知的世界中，处在多种文化元素交错的语境中，这些文化元素对他而言并非没有意义，但也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意义。文化元素挤压着人，因为人不可能完全清理和吸收它们，同时，人又不可能完全地对抗它们，因为它是人类文化发展所无法摆脱的境遇，也是人自己处身的周遭环境。现代人失去了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传统式的内在和谐，而进入一种"自我"本质的重新定位。人具有自己的"处身性"，人的本质不再是一些抽象的形式原则，而是充满肉体欲望和现代感觉的"生命"。

人体中的面部是内部统一最表面的尺度，同时也是在精神上获得完整的整体美的关键。因为从面部最丰富的精神性表现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变化。面部结构不可能脱离精神，因为它就是精神的直观表现。人的形象是心灵和生理冲动合力所造成，那种忽略面部的精神性而只是注重肉体的表现性，将是心灵和肉体的双重衰退。面容是精神的体现，也是个性的象征，它与躯体有着明显的区别。面部很容易表现出柔情、胆怯、微笑、憎恨诸感情谱系，它是"观察内心世界的几何图"，是心性所能臻达的最高的表现域，也是艺术最具有审美特性的地方。而身体相对于面部，尤其相对于眼睛而言，却居于较次要的地位，尽管它也可以通过动作和造型来表达情感，如手的造型等，但仍然是不足以与面部相比拟的。因为面部与躯体就犹如心灵和现象、隐秘和暴露那样存在着的本质的差异。

但是，今天的现代或后现代艺术已经从"面容之美"表现走向了"躯体之力"的表现，从精神意象的呈现走向了欲望肉体的展示。身体成为肉体性、享受性和存在性的证明，脸逐渐被肉体所取代。也许，这一切早被西美尔在世纪之初就言中了。"身体距离"在现代人中日益强调，甚至有"加大人与其对象的距离"的倾向。人在现代生活的距离感中渴望获取一份相对独立的空间，这种强调距离使现代人害怕过分接触"他者"，而出现一种"畏触感"。这种身体的"畏触感"，正表现出心灵的"畏触感"。身体的距离感，使人在社会生活中穿上了厚厚的铠甲而将孤独变成了自己的身份证。这种现代心理特征，与其说是人与客观对象之间的距离扩大，不如说是在精神、在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方面出现了最明显的离心形式。身体的痛苦和走向死亡的"震撼"，使得一切神话话语在现代人的神经的高度敏感和麻木无感情的两极间很难再度兴奋起来，心灵由于金钱的强势牵扯，已经很难能对真正的精神价值作出切实的判断。"现代感觉"终于在金钱经济支配的大城市生活中树立起来，它在推动现代人去涉猎私人权力和私人空间当中，却开始挤压了公共空间和公共权力，随着这种身体空间感和生命时间感的进一步加固，由身体状态的审视所引发的现代文化的"悲剧性"，已经在世纪的人的旋律中发出了不合谐音。

二，现代传媒中的身体资本。

法国现代思想家梅洛-庞蒂（MauriceMerlean-Ponty），张扬"身体"的重要性。他认为，思想就是常识、作用与变形，但唯一的条件是进行一种实验性的控制，而各类飘忽不定的意志和愿望就从这里生发。这意味着身体世界是艺术奥秘的谜底，因为身体既是能见的，又是所见的。我的身体之眼注视着一切事物，它也能注视自己，并在它当时所见之中，认出它表现的另一面。所以，身体在看之时能自视，在触摸之时能自触，是自为的"见"与"感"。身体领会自身构成自身，并把自身改造为思想的形式，这也许就是"身体的悖论"。因此，当艺术家创作时，他是在实践一种独特的"知觉理论"现代艺术家让事物从他身体里面走进去，灵魂又从眼睛中飘出来，到那些事物上面去游荡，因为他要在那上面不断验证他那超人的内在视力。艺术的"变形"，是艺术家"肉身"的确定和他们对外在世界把握的统一。只有通过这种变形，才能把握世界变化的瞬间，并把这种瞬间投向自我心灵。我们通过这种变形，可以直观物质本身的无声意蕴和那梦幻般深沉的宇宙精神。

物体是思想空间的漫延，是思想向事情本身的伸展。身体空间是思想居住的空间，思想所支配的身体，对思想而言并非对象中的一个，思想并不从中提取空间的全部剩余作为附带的前提。进一步说，思想并不依附自我，而是依据身体来思考，即把思想统一于身体的自然法则中。肉体对于灵魂而言，是灵魂诞生的空间和所有其它现有空间的存在方式。现象学"知觉论"意味着，肉体穿透我们，囊括我们，使我们在新维度中去思考。艺术的深度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是新的灵感和新艺术思想的生长点。正因为肉体和艺术具有一种不解之缘，所以艺术总是一个有关光线、色彩、质感的逻各斯，一个超概念的普遍存在的表现，一个通过表现肉体而传达不可言说思想的话语谱系。

不妨说，关注知觉的重要意义在于身体的"知觉"与对对象的意义的"感性遭遇"。这使得我们能够明瞭现象学式的注视身体的社会存在意义，因为"我以我的整个存在一种总体方法去知觉，我把握事物的独特结构，存在这种独特的方式就在瞬间向我呈现出来"。，于是，肉体通过感觉知觉的综合活动去把握感性世界，并把世界明确地表达为一种呈现的身体性意义。

三，欲望生产与个体肉体。

当代哲学家德勒兹和居塔里以"欲望生产"的理论，为当代人描绘出一幅新的生存图景：欲望和任何生产一样，创造现实、人的存在的世界。人成为欲望的主体，获得了不仅在对外部环境关系上，而且在对自己固有本性关系上的生存方式。"欲望"生产和社会生产都是由性力比多决定的。"欲望生产"既把人的欲望，也把物质生产实践非理性化。"欲望生产"在现代甚至后现代社会中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无器官的躯体"及其衔接部分的主体。欲望首先是生存的欲望、行动的创造的欲望，然而欲望同时也是死亡、停止的欲望，这就导致了无器官的躯体的产生，不仅人的躯体有着一种欲望，同样社会生产中也有一种无器官的躯体，它不断地产生专制制度、资本剥削、拜金主义这些"躯体"。人的"欲望生产"在个体、自然和社会方面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因此，人是一种无意识的欲望主体，在实现自身的可能性时，无意识地"消耗"着历史，从而获得自身存在的社会参数。

四，身体资本与文化资本。

在现代性社会，人们的思想、哲学和诗学对身体的关注，日渐为一些空洞的逻辑性话语所掩盖，因此，身体视域的隐没和回归，就已然成为现代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的工作平台。

"身体"的发展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有其不可分的关系，对身体的运用、塑型，恰好显示了这种身体背后的权力压迫和文化资本的隐蔽性存在。身体是一种资本，而且是一种作为价值承载者的资本，积聚着社会的权力和社会不平等的差异性。或许，正是在身体成为资本的这种现代性图景中，身体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也可以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在这个意义上，身体是资本，也是象征的符号；身体是工具，也是自身控制和被控制被支配的"他者"（other），身体还是一种话语的形式，在现代性的状况之中，在身体和社会之间，具有多种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身体的延伸和成长是通过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及其习性和场域所形成的文化圈而体现出其阶层的痕迹的。习性被场域所塑型，而场域的一些特性又在身体上体现出来。身体往往可以置换成经济资本，因为他通过购买、传递、交换等，可以使谦恭或倨傲的身体因习性、地位和品位不同，体现出不同的身体和身体姿态。这正好成了当今"文化研究"的关注点，即经济资本与身体形态、吃、喝、广告与大众文化等，都无不与身体紧密相关。今天的文化艺术无一不与经济资本和身体形态发生紧密地联系，而体现了社会支配关系。

应该说，身体在现代社会当中，空前地遭遇到时间和空间的分裂、遭遇到欲望的冲击和现实社会权力的压抑、感受到边缘化情绪性体验。因此，个人身心与制度的断裂，理性与社会的断裂，造成了现代人身体的多种流动变化的踪迹。于是，重生命感觉性，重灵肉分离性，重视精神游戏性，成为了当代审美文化和媒体的中心。尤其是大众传媒直接刺激和消费身体性的东西，使得远距离的身体控制成为可能。于是，大众文艺节目、体育盛典和政治狂欢等大众化的节日，成为今日现代高度发展时期的身体欲望话语的再生产。这样，身体与自我问题，身体与他者问题，变成今日的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肉体已取代了灵魂，灵魂在肉体中沉睡，已然成为今日艺术所关注的救赎与解放的问题。

以上思想家的看法，尽管侧重点不同，入思的角度有异，但其共同点在于，强调身体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将身体的存在与精神性存在的界限清晰地画出来。但是，具体到当代大众传媒的文化解释和正负面价值判断上，并真正有独到见解的当数布希亚德等学者。

第二节全球消费主义中的第三世界媒体

就现代而言，进入大众传媒就进入了公共空间。如何在这公共空间中获得自己的合法性，成为一个当代性问题。如果说，在"印刷资本主义"风靡之时，文化就走出了贵族的城堡，进入到大众生活之中，大众文学作为一种新型权力话语进入世界逻辑中，并有效地排除了人与人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的需要，从而使得文化传播成为一种世俗性的便捷方式。伴随着数码复制的新传媒方式的出现，一种新的大众生活交流方式已然来临，同时也将新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90年代文化研究对"身体"的私人空间前所未有的重视，对过去那种唯理性的否定感性生命的做法，确有有纠偏作用。但是，这种"跟着欲望走"，又使90年代的人比80年代少了一份沉重，少了一种社会价值的内在焦虑感。

一，超真实的符号生产和媒体谎言。

法国著名思想家布希亚德（Jean-Baudrillard)注意到当代人缺乏交流、闭锁心灵和充满误解误读的现状，使其将思考的焦点放在后现代信息传播的主渠道--电视的研究上，从而为当代信息播撒和心灵整合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重视的文化视点。布希亚德声称，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新的类象时代，计算机、信息处理、媒体、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类象符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已经取代了生产的地位，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在他看来，后现代时期的商品价值已不再取决于商品本身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换价值，而是取决于交换体系中作为文化功能的符码。后现代的类象时代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任何商品化消费（包括文化艺术），都成为消费者社会心理实现和标示其社会地位、文化品味、区别生活水准高下的文化符号。在人类进入后现代大众传媒（甚至数码传媒）时期，大众媒体重新界定着传播，并打破了表层与深层的二元对立的深度模式。传媒以一种"真实的内爆"使出现于屏幕的内容等同于在场的真实，这种"超真实"使人停留在画面的切换上。面对信息的无休无止的狂轰滥炸，面对各种意图使人们去购买、消费、工作、选举、填写意见或参加社会活动持续不断的鼓动和教唆，大众逐渐滋生一种对立情绪。于是，冷漠的大众变成了忧郁沉默的一群，一切意义、信息和教唆均内爆于其中，就好像被黑洞吞噬了一样--社会也因此消失了，各个阶级、各种意识形态、各种文化形式之间，以及媒体的符号制造术与真实本身之间的各种界限均已经"内爆"。镜头代替了任何批判理论模式，因为符号已不再指涉外在的真实世界，而仅仅指涉符号本身的真实性和产生符号体系本身的真实性。符号世界的虚空由此而烈。

当然，就积极意义而言，传媒在促进人们彼此间的信息交流方面，提供了快捷多样的形式。我以为，拒绝传媒是愚蠢的，然而，同时又必须看到，大众传播行使自己的权力时，又在不断地造成信息发出、传递、接受三维间的"中断"。传媒"炒"文化的负效应，使人们跟着影视的诱导和广告的诱惑去确立自身的行为方式，传媒的全能性介入中断了人的独处内省和人我间的交谈。大众传播的播出的单向度属性，是一种"无回应"缺乏反馈的话语输出，但是其自由选择模式掩盖了这种"无回应话语"的不平等话语权力实质。同时，媒体具有"敞开"（呈现）和"遮蔽"（误导）二重性，当今世界通过镜头组接以后的弥天大谎层出不穷，甚至电脑特技的制造的真实的谎言或虚假的真实比比皆是。于是，媒体不断地造成各种"热点"和"事端"，媒体成为当代价值的命名者和人生指南--在制造虚假和谎言的同时，不断地塞给人们虚假的幸福感和存在感。人们通过媒体看到的是，媒体与其它媒体之间不断参照、传译、转录、拼接而成的"超真实""超文本"的媒体语境，一个"模拟"组合的"数码复制"的世界。这种复制和再复制使得世界走向我们时，变得主观而疏离。尤其是在多媒体电脑加工的文化品，更日益成为成为沟通中的"绝缘体"。传媒在多频道全天候的持续播出中，人不断接受储存很多芜杂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却无法处理，并因超负荷的信息填塞而导致信息膨胀焦虑症和信息紊乱综合症。

电视终于将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不同习俗的人，连结在传媒系统中，并在多重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将不同人的思想、价值认同都整合为同一观念模式和同一价值认同。这种传媒介入所造成的私人空间公众化和世界"类象化"有家庭化，导致了传媒的全球化倾向。从此，"超美学"成为后现代时代的审美原则，即美学已渗透到了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中，因而丧失了其自主性和特殊性。着导致一书判断的丧失，和艺术市场标准的丧失--漫天要价使得价格不再代表作品的相对价值，而只是表现了一种"价值的疯狂"。

在我看来，布希亚德已经洞悉后现代传媒在社会心理和个体心性的健全方面所造成的威胁，并进而对传媒在"文化工业"生产中消蚀意义的功能加以清算，是颇具独到眼光的。尤其是他对后现代传媒的审理，进入到后现论本身的审理，认为其理论模式已经被"后现代化"，理论不再是反思和划定边界，而是为了迎合当今时代的快速、时髦、肤浅和片断化特征。理论在这种自我蒸发中变成了一种"超级商品"，成为无思时代兜售和宣扬最时髦消费意识和人生态度的一种谎言工具而已。

二，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传播。

当论家莱斯理·斯克莱尔在近来发表的重要文章《文化帝国主义与在第三世界的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中认为：广告，这种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渠道，常常将自己装扮成教育的、至少是提供信息的正面行为。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三世界的大众媒体问题。对第三世界大众媒体以及其与广告的关系的研究，正适于着手研究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的运行方式。这一研究是在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理论框架之内进行的。广告的类型在国家和国家之间尽管有些微差别，在每日出版和定期出版的媒体、电台、电视以及露天宣传栏广告之间也有些差异，但是商品和服务广告的绝大数都是与消费相关的，而无关于生产。媒体帝国主义在逻辑上是由文化帝国主义所导出的。如果允许美国或者西方对文化的控制，那么它显然是通过对大众媒体的控制来达到，因为它制造了使人服从于"霸权文化"的条件，并且限制了对它进行有效抵抗的可能性。

对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理论的审理主要有几种层面。即认为通常被认为是"美国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东西事实上只是一种高级的专业活动；认为在它在不同的国家有非常不同的发展过程，在国家间模式的差异要比全球的模式要更重要；认为所有国家都有自身的文化和媒体力量，它抵消了美国的文化商品的外部影响；认为美国的媒体既可以阻碍国家的独立也可以促进国家的独立。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身的同义语。这样，资本主义的重构，就是资本主义的美国化，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正是它的基本逻辑。但是把文化媒体帝国主义与美国甚或美帝国主义等同起来，是一种神秘化误区，因为这意味着如果美国的影响能被屏蔽，那么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就会终结。

在我看来，这些看法无非说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对全球传媒运作和控制。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全球文化扩张已经失控，全球化已然成为一种蔓延之势。因而，文化媒体帝国主义正在制造当今世界新的一元话语--全球化话语。全球资本主义化中的跨国媒体问题。全球资本主义即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扩张。一般而言，跨国公司生产信息，地方媒体负责传播信息，但是从根本上说是跨国控制着整个系统，它通过操纵金融领域，主要是广告业，给地方媒体系统强加上一个"生产－财经"的"钳形攻势"，尽管这也容易导致民族主义和公众力量的有敌意的反弹。

新的传媒技术加速"跨国化"的过程，但也使得其他新的传媒形式产生，这些只能以跨国化的对立面，即民族主义／大众特色这一极来定义。以通讯自身来定义它们（如规模、技术、政治）是偏颇的，因为它们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都很少能战胜大众媒体。它们的真实意义是：找到传媒的"反霸权空间"。在世界各地，一直都有少数人批评本土版本的消费主义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识形态，但是只是在最近，消费主义才被理解为一个全球问题。这样提出问题，已经不再是对消费主义本身的直接抨击，而是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对上文所述的文化和媒体帝国主义的抗议。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之一就是呼唤一个新的世界信息秩序。

三，全球话语中的传播网络。

当代学者阿里夫·德里克《世界体系分析和全球资本主义》中强调：在文化上，随着"技术理性"占据支配地位，反启蒙的宗教价值开始复兴，同时还伴随着成为"时尚"的"消费拜物教"。就其社会和生态后果来说，技术理性似乎也并不那么合理，哪怕技术理性和人类福祗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作为现代化理论核心的目的论已经过时，并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不再意味着自发地接受欧美社会的价值或把欧美式的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榜样。因此，全球资本主义传播网络具有显著的特征。首先是"无中心化"即将任何国家或地区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变得日益困难，"高技术联盟"使全球化成为世界性播撒式的；其次，联系这个网络的媒介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已经取代国家市场而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再次，生产的跨国化不仅是全球前所未有地统一的根源，也是全球前所未有地分散化的根源。全球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的同质化，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个平行的分散化过程；最后，全球化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真正成为全球的抽象模式，而脱了其特定的欧洲历史渊源或地域模式。与经济和政策的分散化一致，文化也分散化。如果给它一个积极的伪装，就是"多元文化主义"。在《后殖民气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中进一步指出，后殖民的抱负在于实现文化话语的真正全球化，其策略在于：把中心地带的欧美文化批评的那些问题和思想取向扩展到全球范围；把以往处于政治的和意识形态殖民主义边缘的声音和主体性引进到欧美文化批评中来，它们现在要求能够在中心听到自己的声音。事实上，后殖民的宗旨是取消中心与边缘的区别，以及所有那些被认为是殖民（主义）思维方式之遗产的"二元主义"，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揭示出各个社会复杂的异质性和偶然性。如果说后殖民话语的语言标志着它的意识形态取向，杂交性所产生的矛盾则表现为后殖民知识分子在第一世界学术体制内的定位，不管后殖民知识分子如何强调定位的杂交性和可置换性，不同的位置在权力结构中并非全都处于平等地位。在后殖民话语中，当前的全球状态仅仅表现为第三世界出身的第一世界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与认识论规划，它按照后殖民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来构造世界，这不是无权者而是新权贵的表现。而在这种新的权力关系中，利用当代传媒可以说是后殖民知识分子扩展自己的话语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可以理解当代传媒所面对的全球化语境的"类象化空间"、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全球话语中的传媒权力播撒化等，困扰思想者的当代前沿学术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公共空间"中"自我处身性"问题。对此，应该承认："高度现代化下的自我并非是一个小小的自我，在广大的安全领域中，它是有时以微妙，有时一赤裸裸的激荡方式与泛化的焦虑交织在一起的那种经验。躁动、预期和失望的情感，可能会与对一定形式的社会和技术机构的可靠性信任一起，混在个体的经验中"。可以说，自我、身体、感觉、私人性等当今热门话题，与全球化中的后现代传媒有着重要联系，甚至直接就是其结果或表征。这无疑使得对大众传媒的认识，更加复杂更加需要细心厘定。

第三节多元价值的媒体神话反省

思想者的传媒剖析，为我们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使我们有可能从文化的表层进入一种有深度意义的发掘之中。停留在传媒批判的"世界一体化"和"欲望膨胀化"分析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更进一层分析传媒与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内在关系，分析当代传媒在消解理想而张扬消费主义上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并进而剥离大众传媒在消解政治、文化神话的同时所塑形的金钱神话的实质，使人生意义失落的真相显现出来。

后现代性信息社会，具有现代社会和前现代社会所不具有的一些特点：价值的多元相对化，传媒的消费性和隐性霸权，时尚趣味的游离不定，别出心裁的自我表演，影视无节制的集体偷窥欲望，爆炒社会和文艺明星花边新闻，时髦效应主导社会价值的取向，无节制的集体模仿等等。这些问题已经日益明显并失范，而且有一种难以遏制的趋势。

一，媒体与权力话语的关系。

20世纪下半叶，后现代主义在消解意识形态话语时，自己却不期然地成为最具有话语权力的意识形态。今日大众传媒所禀有的意识形态性，使其不再揭露现实生活中的本质虚伪性，而是不断通过极为便捷的信息通道操纵大众生活并掩盖生活真相。从而将电脑化的思维方式和现代消费的价值标准强加验所有的社会阶层和个人，以"金钱神话"的意识权力话语方式控制大众的思想，使"钱"成为意义匮乏时代唯一闪光的现代神话。

现代传媒塑造虚假的金钱神话和消费的目的，在于使使生活在现实各种压力中的大众，获得一种迷醉和谐的假像，通过复制一个个温馨的金钱神话和现代化神话，使人们忍受当下的精神心理压抑或下岗的苦闷，并把这种受经济权力和话语支配控制的生活当作自由愉悦的生活，把意识的灌输和强制当作自我自觉的意识，把只重金钱的消费社会所强加于个体的控制误认为是个人的自由必然体现。于是在大众传媒的诱导下，人们的生活和精神出现了有利于操纵的标准化和统一化，使人们逐渐抛弃了超越物质享受的价值观念，丢弃一度拥有的或追求的创造性和个体性，走向迎合潮流、唯新是求地趋向"时尚"。因此，研究大众传媒必须回到文化生产方式的所有权或控制权上来，才能切实地进入对文化的意识权力话语的分析批判。

随着"精英文化"的衰败，大众文化全面控制整个文化界面。当过去那种形而上的乌托邦无济于世，那种狂热的政治神话在现实中露出了非人化的面目时，意识形态开始转型，即由政治意识形态转向科技意识形态，再转为金钱意识形态甚至消费意识形态。于是，金钱和消费的政治化与意识权力中心化一经生产出来，就开始寻求并俘虏自己的理解者，使任何抛弃旧有意识话语而认同消费主义和金钱至上的现代人，通过电视和广告不断强化和固化，将生活阐释成当代消费意识形态的形象解读。这种将外在的要求性变成为内在的主动性的过程，成为一个极有遮蔽性的当代问题。

二，现代广告的"沉重肉身"。

现代传媒的权力集中体现在影视和广告等具体形式上。现代生活离不开广告，以至于美国一个16岁的儿童，已经受到了10万条广告的冲击。但是，对广告的负面效应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充满诱惑的广告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性的言说方式，一种制约人的意识的不可选择的"选择"。影视广告在制造神话的同时，使生活的压抑扩散成贫与富、奢靡与饥馁对应的新冲击波，对这种新意识形态的解读则必然使不同消费阶层的差异和冲突明晰化，使人类共同富裕的承诺在当下的消费巨大反差中，演绎成一种钱就是权的世界人生分裂冲突的对峙图景。而这消费至上所引发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世界的紧张关系却不期然地被的超前消费性生活包装所掩盖，在国际和国内问题成堆的今天，影视娱乐与传媒广告却无视这些一触即发的问题，甚至掩盖这些问题，从而呈现不出任何时代的症候。当然，影视广告也许恰恰恰相反在以这种拒斥意识话语的方式呈现意识形态。它所渲染的生活成为与周围事物隔绝的产物，它同周遭人事相分离，钻进自己的价值空隙。然而却又在"语言的垃圾"中不断间接地提到这些周围事物。

于是，人们看广告似乎常常觉得效果"正相反"，上面吹得天花乱坠的同它实际上指涉的东西恰好正相反。"问题"正是在其"没有说出的话"中无意透露的。现代某些传媒广告在许诺人世间温情时又显示出赤裸裸的钱权交易性。这种表面热闹的画面其本质是将虚设和冷漠作为其性格牲，其外热内冷的冷漠性表征出现代社会意识话语的冷漠性，并以其内部和外部的巨大反差显示了空隙的界限。这表明意识话语同真实历史的冲突关系，从而以自我揭露的方式不断消解，据此揭开了传媒本身所固有的欺骗性，当消费的意识形态通过传媒而上升为大众的显意识时，人们一旦误认为钱是正常的唯一意义所在时，社会的混乱就不可避免。

跨国传媒的意识形态化造成了东方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潜移默化的认同。它意味着在后现代主义张扬多元主义的旗号下人们却追新求新而导致"新的一元"，这种消费主义的一元性排斥其它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这种传媒文化的膨胀和过剩生产，消费主义和犬儒主义精神日益成为民族精神中的癌症，使一种丧失了思想的生活状态成为当代精神的常态。当代人在欲望肉身对精神的"翻身"中，以大奇大怪的形式去变态地表现那不可自抑的感觉之流。由传媒所代表文艺"类象"表明，当代文化以自我"身体"暴露的方式回缩到冷漠绝缘的"纯客观描述"，从而使当代传媒性格更为乖张而漂浮。

三，全球一体化的文化意识编码。

在传媒所掀起的"沉重的肉身"对"沉重的精神"的颠覆中，整个文化精神改观了：消解形而上的意义而张扬身体欲望，反对永恒乌托邦而酷好当下生命状态，弃置精神价值而嗜谈原始本能。大众文化在传媒广告的牵引下，已经从文化的价值层面向游戏层面回溯：由文化批判而形式结构，由形式结构布直觉表现，由直觉表现而对象摹仿。这种精神价值的转型标明人的精神世界已经被消费意识和虚无主义所填充。

在经济对个体日益增长的压力下，人们只好日益关注自己的钱包和自身的身体，而对"未来希望"之类的东西将信将疑，那种虔敬之心和美好情怀为失落之心和现实之困所取代。而流行文化反过来强调了这种现世生活的世俗合法性，于是，流行艺术借助传媒开始了轻浅谑浪的"侃"的文字游戏人生和世界，去掉了人们所剩无几的价值关怀，使生命升华之境开始错位，使无聊的"肥皂剧"统管了人们感性生活的方方面面。时代缺乏高屋建瓴的人文精神导向和稳定的趣味情怀，怂恿不健全的好奇心和发财路径，在广告化的生活场景中泛滥媚俗的人生喟叹和唯功利的个人胸襟。而正常的文化批判被无批判的吹捧所淹没，追求一时的出名或生财成为当代文化景观中"短期效应"的全部目的。

无疑，传媒所代表的新的意识形态有着很强的浸蚀性。它在给人们感官刺激中不知不觉地"洗脑"。然而，在其影响下追名逐利的芸芸众生似乎又走上玩世主义的新迷途，即在思想观念上是无政府的个人主义，在生活趣味上则是超新逐俗的精神矮化。于是对理想的非难和对人类尊严的亵渎成为今日的时髦，否定精神信念而刺激感官享乐成为不少传媒的"动情点"。我不认为这是任何意义上的进步，不管它是打着什么样的"现代化"或"后现代性"的标识。

如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众传媒压抑人类精神是值得珍视的那部分潜能的状况。在这个张扬形式而压缩内容，热衷能指而消解所指（意义）的时代，一切误导都迅速地通过传媒传到社会每一个角落。这种文化生产的链条不同于往昔，它已由局部范围的方式变为全球文化的扩张，这种芜杂的信息和资讯传播的全球渗透，使电视成为有效的社会控制，成为个人消费和对未来策划的意识塑形，从而使媒介甚至广告形式都可以独立地复制主流意识形态。大众传播与意识权力互渗互谋，目的在于出售现代消费观念和生命价值观念体系，复制与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种种生产关系。于是人与传媒互相刺激：媒介生产人的欲望，充满欲望失对广告加以新的诠释。这样意识圈与经济圈所构成恶性循环，使人被牢牢地编入广告与行销体系的运转逻辑之中。

因此，在今天，有必要更进一层认识到大众传媒的新意识形态属性，使人们重新禀有批判意识和自由意识，并更深一层地透过消费主义和玩世主义而发现真正有价值的生命理想和价值关怀。

四，幻觉剧场与名牌政治。

沉醉在传媒"类象"构成的"幻觉剧场"中是危险的，同样，在"话语膨胀"中抛弃精神价值和本真情怀，只认同金钱带来的快感，而使文化日渐向日常生活话语靠近，同样是危险的。

传媒生产的幻觉剧场。90年代传媒危机是总体性的，不仅在节目的发送方式和接收方式上，而且在艺术观念、审美心态上都已生产"幻觉剧场"为目的。艺术这一以个性对抗共性，以自由对抗法则的精灵，却在日益精密化、科学化、信息化的社会中被技术化和程度化了，从而使艺术的独立不羁的个性和自由精神被剥离并同一在社会传媒的总体性过程中。这种遭到同化的"文化工业"和大众传媒反过来操纵了当代人生活体验，并逐步纳入了市场的轨道，使生命体验连带人的心性情怀也打上了商品的烙印。

在文字逐渐为镜头画面取代，在阅读逐渐为凝视电视所转换的今天，人已不可能逃离画面对去从独特的角度去看和听，并透过表面看到深层而得出自己的结论。人只有一种看的方式，那就是电视镜头提供给你看的方式。而且，这种看的方式是编排定的甚至不掺杂情感的。广而言之，这个信息迭加的时代，电脑多媒体、电视机、报刊杂志将成为成千上万的信息强制地塞入每个大脑。在市场经济的制约下，"化大众"的深度模式已被"大众化"的平面模式所取代，采编播人员不断根据大众需要推出千篇一律的实用性、娱乐性和大众性的节目，从而使大众在不用动脑筋的乐与笑中，放松（或放弃）了理性批判和世界重建的意愿，放逐了对生活世界的反省。

如今，大众看世界的方式凝固为屏幕的"窗口"，凡是上面播出的就立即家喻户晓，凡是上面找不到踪影的则似乎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无疑，这种获取信息的类像化、狭窄化、幻觉化，使商品市场经济导演的文化观、价值观趋同化。这一循环态势意味着"平面化时代"正在到来。因为，被媒体所聚焦则成为名人、名流、明星，而不被其关注，则有等于无。市场和传媒已成为存在与不存在、名与不名的场所和价值尺度。炒文化终于使文化中最可贵的"超越性"、"可能性"变成了"享受性"和"现世性"。

名牌政治的大众时代。文化传媒空间使人们乐意生活在一个虚拟空间，这使当今社会在消费热潮中进一步淡漠了人际关系和真实身份，而在虚幻的自我身份想象中以"追"名人和名牌为"时尚"。追求名牌并不主要追求其使用价值，而是在购买名牌商品时所体会到了出人头地的满足感和心理幻象，是以一种社会权力方式对人与自我、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行重新编码。人们在对"暴富起来"的想象性自我想象时，被这种文化商品或商品文化金色包装所"震惊"。这种心理的失重使其立即放弃了原有的价值尺度，进而仅仅认同这种名牌的中心化品质。

消费主义风行使超前消费日益名牌化、政治化（中心化）。文化由心性的塑形转成为时尚的包装和营销，任何歌星、影星、丑星不经过名牌式的广告包装，就有被大众遗忘的危险。现代传媒的包装术，在明星的私生活、文稿拍卖与竞价的新闻镜头、作品发行之前的"炒新闻"的策略，甚至笔墨官司直到法庭裁决等等，更是有意制造"热点"，刺激新的偶像"炒卖点"。于是，这个世界在镜头过度曝光中成为"太透明"时，人们便在目不暇接的明星图像晕眩中，丧失了判断力。于是，"跟着潮流，别落下"，已然成为当今追逐时髦的新一代的心理和精神写照。可以说，传媒正是在"造星"和"追星"的现代幻象剧场中，前所未有地"变态"地运行着。

当然，电视及其传播系统本身是中性的，与意义无涉，但电视内容和电视播出与消费的方式却关涉意义与价值问题。出问题的不是传媒本身，而是操作传媒的人。当电视热衷于事件表面的喧哗和广告的竞相角逐（甚至数亿元的竞标）时，价值判断和意义本位却日益萎缩。传媒在以画面刺激人的感官时，成功地瓦解了意义以及对意义的追寻和反思。意义的失落是大众媒体溶解消散作用的负面效应，即拒斥深度意义，增强享乐消费主义的必然结果。于是，在意义消隐的终点，是一个正在到来的"大众时代"（themassage）。这个大众时代是一个以反思和情怀为"多事"的时代，它通过电视只看社会的日常景观和暴力场面，却不问这景观预示着什么？这一场面掩盖或暗示了什么？

人们前所未有地面临视屏取代书本"无纸工业时代"的迅速到来。就社会文化心理而言，现代传媒在平息人们的真血性、真情怀并冷却意义的价值生成中，在"炒文化"的信息盲目迭加中，不期然地抚平了现代人"生活在表面"的失重和创伤，使其遗忘竞争生活的严峻性以及经济动荡中"思考"的重要性。于是，今天的知识成为了电视的知识竞赛的周末表演版，今天的大众趣味是在无目的的"忙碌"中获取流行的"文化快餐"。当人们已经在消费主义潮流中感到唯一缺乏的是"钱"而不是精神时，感到扭曲的是知识者而不是的自己时，传媒的消费和消解功能就成功地实现了。

无疑，后现代时期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已经制造出一种新的人的感性消费形式，人们不得不在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形成"新的习性"。于是，全球化语境中，新的电子群体或电脑空间群体的发展，新的人类存在感和电脑时空感，成为大众传媒时代对当代人的塑形的必然结果。对此，我们只能说，经过消费时代的人类本性拓展，将成为新世纪思想者思考的重要问题。

第四节公共空间中的当代影视问题

电视传媒的负面效应正在加速意义的消解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后乌托邦已然在大众传媒的网络时代中来临。然而，面对着一系列问题的现实态度，不是拒斥当代传媒，而是深入探讨大众传播中文化策略问题，探讨意识话语权力和接受心态的互相制约问题，探讨因传媒而加速并扩大的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文化"后殖民主义"问题。通过这一可行性方式，也许我们能够清醒而健康地直面"意义"而对话，实现真正的多元多维的心性交流。

一，后乌托邦时代的当代电影。

面对中国电影的市场化、技术化和国际化，以及有人称为的后殖民化，学术界对近十几年的电影文化景观的万花筒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电影究竟是精英艺术，还是大众花活大众性商品？是现代文化工业生产，还是后现代当下欲望复制？是主旋律意识形态的宣传体，还是当代个体身体欲望的展示？甚至是后殖民语境中的文化"被看"？这不仅意味着电影中心意义的消散，同时意味着政治意识形态向消费意识形态的转化中，已经没有一种共识性的看法能够被人们广泛接受，没有一种价值观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后乌托邦时代的平面化场景，在电影这一文化前沿不断变幻着旗帜。

在这种持续性的文化神经的震荡中，电影文化审美谱系事实上已经分裂。这一状况导致了学界长期的争论。肖鹰认为：文化工业的时代是大众传媒的时代--机械复制时代。第五代电影的处女作《一个和八个》和成名作《黄土地》（导演，陈凯歌）的开拓工作是把电影叙事性降到最低限度，而把它的造型性（摄影）强调到极点。这无疑是电影的本体性复归。《红高粱《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带来的轰动由一个摄影师出身的导演（张艺谋）引发，确属必然。通过对色彩（红色）的造型力的个性强化和背景音乐的风格化抽象（吹奏乐和打击乐的夸张使用），导演潇洒率性却又出奇制胜地把电影"玩转了"。事实上，通过极限抽象把几个基本的文化元素（生命、死亡、暴力与性）符号化为压抑与反叛的意识形态化的癫狂表演，是《红高粱》导演的系列影片的全部文化寓意或动机。可以说，通过制作对于现实和情感双重的虚假性，文化工业不仅自身成为虚构和矫情的机械表演，而且把虚构和矫情确立为大众基本的生活模式和个人话语代码。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工业不表达感情，但是，它激发欲望。

这种看法，从时代文化批评的层面对当代电影的市场化和技术化加以审视，对电影的文化编码的内在机制加以揭示，以敞开电影革命--从情节到造型、从故事叙事到视觉符号、从中国视界到西方世界。这种审视无疑是严格的甚至有些苛刻，而且其中充盈的人文情绪，已然反映出论者的精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批判立场。

而另一位研究者的客观中性研究立场，使得其描述具有某种历史纵深感。而且，正由于具有了这种新历史视野，使其能够在电影固有秩序的拆解中，看到论者对大众话语权力结构和商业文化逻辑的重新解读的眼光。尹鸿认为：从80年代末开始，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执政集团通过机制修复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强化，加固了政治的一体化体系；另一方面已经形成惯性运作的经济的国际化和市场化，又使市场经济逻辑渗透和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层面。处在政治/工业/艺术/意识形态/商品/美学这样"一仆三主"的境遇中。这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是新民俗片的大量出现，如《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霸王别姬》、《风月》、《炮打双灯》、《桃花满天红》等。这些作品所展现的是远离现代文明中国乡民的婚姻、家庭的民俗故事，但它们并不是民俗的纪录，而是一种经过浪漫改造的民俗奇观。这种类型为中国的影视提供了一个填平电影的艺术性与商业性、民俗性与世界性之间的鸿沟的有效手段，同时寻求到了获得国际舆论、跨国资本支撑并承受意识形态压力的可能性。黄土地、大宅院、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的造型，京剧、皮影、婚丧嫁娶、红卫兵造反的场面，与乱伦、偷情、窥视等相联系的罪与罚的故事。

两位论者的分析实为重要。然而，我想进一步问的是：为什么中国电影在90年代在寻找自己的电影本体性的同时，所形成新的文化体验方式会采取同过去电影史的"中断"或"告别"的方式？为什么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却频频出现这类乡土影视片--新民俗片？为什么在导演的文化策略中，往往要将这类展示乱伦偷情、落后文化的东方主义景观去赢得西方人的赏识？为什么中国有实力的导演总是不在乎城市电影（夏钢是一个例外），而总是要到山野荒谷中去寻求蛮荒暴力的灵感，并以在西方影坛频频获奖作为自己创作的巨型想象和基本出发点?

我以为，这种告别过去的"文化选择"的定位在于两方面问题：其一，以西方的制造"看"与"被看"的原则为基本方略，对中国风情的东方主义再塑形是为了西方主义的文化审看要求，从而使西方在"高势位"的俯瞰东方的同时，获得对自身文化优越感的体认。其二，中国文化的当代转型的复杂，使得影视表现当代城市人生活的本质场景变得相对困难，而且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市民文化的双重要求所构成的张力中，要成功地即获得主流话语的认同，又占有市场份额，甚至能打出国门，实在是相当困难的事。因此，要么拍成主旋律影片可以稳稳拿奖；要么玩一把城市娱乐片，在打闹中获得票房价值；要么专拍生活情趣片（如《渴望》《爱你没商量》《皇城根》《京都纪事》《大撒把》《永失我爱》《离婚了就别来找我》等），让人一掬同情之泪，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要么打擦边球，弄探索片、思考片、实验片等等，走向先锋的崎岖之路。

当代中国影视的多元走向，除了创作人员的审美趣味、文化背景、拍摄意向、价值标准、成果设定等存在多种差异以外，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对当代中国怎么看的问题，这是制约其选择背后的东西，值得进一步申说。

事实上，在中国90年代日益现代甚至类后现代的生活场景中，当代导演在跨国资本的大面积介入中，产生了文化眩惑和价值失重。这一根本性的症候，使一种文化落差的中国电影话语的"低势位"，急于找到当代西方电影高势位文化语境，从而达到文化心理的平衡。于是"走向世界"在文人纷纷冲击"诺贝尔文学奖"又纷纷落马之时，电影却频频获奖，并使西方得以直观地看东方文化的神秘和晦暗。这种电影的高势位的获得，是以"中国形象"的原始落后的"被看"为代价的。难怪，海外华人对张艺谋、陈凯歌的获奖不仅毫无喜色，而且啧有怨言甚至冷漠以对，就不难理解其中三昧了。事实上，近年来张艺谋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后殖民文化悖论处境，并表现出寻求新的表现角度和叙事方式的努力。

就社会文化需要和再生产机制的深层原因看，现代城市人的生活并非一般冷面谐剧处理以逗人发笑就可以了结的（当代城市喜剧电影，大多走的这条腻味的路子）。相反，夏刚的几部城市电影的深邃性，使我感到他对变幻莫测的城市"季风"的独到美学思考和生命关怀，只是因商业层面的考虑而厚度稍欠。

在我看来，现代城市生活最能呈现当代人的精神内核，是电影挖掘的重要的"场域"。现代城市最深刻的问题根源在于，个体要求保持其存在的独立性和个性，而疏理社会历史习惯的制约、生命的外在文化和技术的干预，葆有无可改变的人最为内在的存在依据。因此，人与他人、个性自由与个性发展的外部条件的无尽冲突，个人性和社会性的双向扭曲问题，成为当代社会的根本性话题。抓住这一点，发掘当代人精神症候，将使西方人重新认识21世纪的"中国人的精神"。

因此，中国电影没有聚焦城市电影，或仅仅图式化地理解城市电影，或以及个笑星作为城市人的代表，在中国的历史巨变中，注重人的心灵巨大的痛苦迷惘和城市本质，使中国电影在文化景观上正在丧失与西方真正平等对话的可能性。城市人的生存焦虑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大都市这一独特的喧嚣语境，使人遭遇到时间的迅速变化和空间的相对缩小，每一个人都重要同时又都不重要，从而真切感觉到"生存的焦虑"。在国际化的现代大都市，各种世界一体化的意象与意象碎片纷至沓来，瞬息万变出人意表。现代生活、经济社会、职业工作的节奏快机会多危机大。人们逐渐在迅速汰变的社会秩序规约中隐藏起自己最灵动最敏感的部分，自我与他人心灵保持并加大距离，而变得逐渐孤寂灰暗起来。

"金钱"成为都市人"商品拜物教"中的主角，刺激并生产出无边的欲求，出现了以"金钱"与"时间"（时间就是金钱）作为唯一尺度去划定交往价值的新现象。这种分割程式化生活方式，形成城市中最无个性的面孔。因而，"金钱"与"时间"在对生活强制性约束中，造成人在快速生活中的迟钝，在日常忙碌中的傲慢，在优裕享受中的粗暴，在狂热追求当中的冷漠。金钱使社会出现虚假的平等，使一切形形色色的东西获得表面公平，甚至成为人们生存意义空间的最后裁定者。以金钱为其生命的润滑剂形成恶性循环--赚更多的钱成为"都市欲望"唯一目的，并使城市人的精神价值观从"人伦关系"转向"契约关系"，于是，冷漠成为了都市病的同时也成为了"世纪病"。

我以为，对这一当代"都市镜像"的全方位扑捉，是充满挑战性的，也是对走出"新风俗片"的风情杜撰的导演们来说，必得迈出的一步。

二，身体话语与媒体暴力。

就传媒的文化场效应而言，它提供关注身体的舒适，保持自我与他者的心灵和身体的双重距离，使身体像梦一样地在转型性断裂的社会"软着陆"的条件。换言之，现代传媒和娱乐机制提供了一套如做戏一般脱离自身生存的"场"，而使人投身于重金属摇滚中，投身于卡拉OK的无情的抒情中，投身于体育运动看台上的山呼海啸的狂热和暴力斗殴中，投身于股市风波那理智丧失和欲望的无限膨胀中。"身体"已然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自恋话题。90年代由于社会的进一步世俗化和市民化，"身体"的私人空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当"灵魂"成为可疑可笑之时，"身体"就直接成为现代化权力持续不断加工和消费的对象。私人化"身体"不再成为政治解放的现实场所，而是成为经济开放享受的最终栖居域。

在对私人空间或身体欲望重视的同时，同样有个"度"的问题，丧失了这个"度"，就会从有效的意义逆转成为丧失了合法性的无意义行为。自我的身体性是存在的真正行为主体和意义主体。关于身体欲望话语，当代影视无疑是有新的开拓的，但或许从身体和看人性，以及表现这种欲望的疯狂和冲突还不够。因为问题还在于，对"身体"和"欲望"的过分强调，可能会逾出对生命本体生命感觉的正当伸张的限度，走向绝对化私人系统的不可沟通性。如何从更大的跨国或世界文化视野审视自我的"文化身份"和"精神禀赋"，以及个我的真正存在意义和生命归宿，似乎还可以再讨论，甚至还可以从"自我身体"和"他者身体"入手进行深度描述，或许别有洞天。当代影视传媒（包括广告）对自我的身体性作为行为主体意义的强调，甚至对"身体感"和"性"的过分张扬，既重要又危险。重要在于这是对生命本体的正当伸张，危险在于容易绝对化而为人（欲望者）张目。

正是对性、暴力的玩味，对犬儒主义生活方式的认同，使当代传媒日益多元化的同时，又往往使人面对选择而无能为力。媒体的暴力问题从而变得尖锐起来。对媒介的暴力、词语的暴力、权力消费的暴力，最好抱以充分的警惕性。对此，阿帕杜莱认为："以好莱坞和香港电影工业为中介，创造了新的雄风与暴力文化(culturesofmasculinityandviolence),它们反过来又刺激了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中愈演愈烈的暴力。这种暴力推动了遍及全世界的不道德的武器贸易的迅速发展。在电影里，在公司和国家的保安部门，在恐怖主义活动中，在警察和军事行动中，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有AK-47和Uzi枪，这对我们是一个有用的提示，技术装备表面上的统一性掩盖着日趋复杂的形势，暴力形象和在某个想象的世界中建构共同体的渴望，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达上钩的"。"媒介的暴力"，即媒介就是一切。媒介不仅表现暴力，而且因为独霸而自身成为整合调节人和整个社会的权力，当它成为人和社会的唯一中介时，就成为媒介暴力的一元独霸。而传媒的意识形态已造成新的"文化霸权"，它意味消费观念和生命价值体系。词语暴力，尤其是野性的词语暴力，媚态词语暴力，性词语暴力、肉欲词语暴力、"床"词语暴力和对"家园"的排斥，对精神的排斥、对人的排斥的词语暴力，尤需加以警惕。银幕的暴力，同样需加置疑。电影无疑是充满魅力的，银屏无疑是充满感性的，肥皂剧无疑是在进行无情的抒情的，所以许多人把时间消磨在上面，不知不觉"被格式化"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尺度和为人处世态度。这种银屏单向注入的暴力是潜移默化的，批评者必得用批评的武器划破银屏或感性诱惑，看到银屏背后的"欲望生产和再生产"的潜台词。

面对这种欲望和话语暴力，已经有学者在面对并思考"全球化的陷阱"的问题。因为，在全球化将全球各国纳入到统一网络形成全新的政治文化结构，民族国家体制正经受的政治经济的严峻考验，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体制和政党等，都将产生空前的断裂。当然，文化尤其是大众传媒，在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同样将日益丧失其文化的独特身份，而走向的一种世界性。我以为，这并不可怕，走回头路是不可能，也是行不通的。全球化进程已经全面进入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成为人类新生活的支撑点。人类只能在新的道路上发现自己的问题，寻找自己文化的根，清理欲望和暴力的根源并加以揭底，从而超越全球化所带来的平面化和类同化弊端。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理性主义坍落的"后乌托邦"时代追问总体生命的价值归依何处？仍得追问现代传媒的中介作用下人与人的沟通和对话何以可能？追问当代人在精神消解的世界上怎样现实塑形与自我塑形？追问大众传播怎样走出"大众化"的低谷而迈上"化大众"的新境界。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无疑有其现实土壤和阐释接受者，这是不可忽略的。在跨国资本运作的国际化语境中，媒体尤其是卫视，使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因此大众媒体在今日的重要性是无庸置疑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全盘接受其所有正负面效应，相反，作为反思理论者的"文化身份"和价值追求，其超越性思维和批判性眼光是十分重要的。对大众文化绝不能不加分析的完全拥抱，批判的品格就在于对任何问题都不能完全合二为一，而是要保持相当距离。距离正是产生正确辨识的可能性前提，丧失了距离只可能得到痛苦和谬误。因而，对大众文化，我在"同情的理解"和对其现实合法性加以肯定的前提下，对其负面效应给予审理和批评，使其在公共空间的正当合理交流中，具有自身真切的现实合法性。

资本论论文范文篇7

【摘要题】政治经济学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企业家理论。

【正文】

对企业家理论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从18世纪开始，经济学家们就没有停止过把和企业家有关的理论纳入经济理论框架的努力。马克思是较早研究企业家理论的经济学大师，经典著作《资本论》中蕴含着丰富的企业家理论，可是，很少有人挖掘和开发这个理论宝库。企业家的兴起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企业家的活动是一种创新性经济活动。市场经济的动力之源是企业家的创新思维、创新战略和创新实践。企业家才能已经同资本、劳动力、土地一起成为支持世界经济发展的四大要素之一。从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看，现代企业家的兴起及其作用的充分发挥，是一个国家能够富裕起来，并且很快实现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一大批民营企业家涌向市场经济的潮头浪尖。目前正是我国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二次创业的关键时期，也是民营企业从家族制管理融入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时期，我国的民营企业家队伍、尤其是职业企业家阶层正在兴起。加强对马克思的企业家理论的研究，用于指导我国企业家队伍建设，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本文试对马克思《资本论》中蕴含的企业家理论进行初步的探讨与研究，旨在抛砖引玉，求教于大家。

一、企业家的概念、内涵，企业家职能与企业家才能

在实现企业家职能的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企业家的眼光、谋略、方法、手段、技巧等即为企业家才能。企业家才能是在先天禀赋的基础上，主要是经过后天的教育、培养、锻炼造就而成的特有的洞察能力、决策能力和组织能力，以及由此所组成的综合性资质。而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素质最终都要和企业家才能一起表现出来，有的学者从定性分析角度，把是否从事创新活动和能否获得超额利润作为评判企业家的一种尺度，这有其一定的道理。因为能否从事创新活动关系到企业家才能，能否获得超额利润既关系到企业家才能，也关系到企业家职能，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职能的有机统一，才是—个完整的企业家。

企业家的内涵极为丰富，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一）企业家是具有企业家才能、富有创新精神、风险精神和奉献精神，能创立新企业和发展新产业、推出新产品的能人；（二）企业家是先进生产力的组织者和实践者，是能不断吸纳人才，将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优化组合，善于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创造交易机会，降低交易费用，获取合法利润，使社会财富和价值增殖最大化的生产要素组织者；（三）企业家是具有市场眼光，能善于运用赚钱手段、利用市场信息，发现机遇和抓住机遇，并精于作出战略决策，能创造经济奇迹的市场经济战略家；（四）企业家是承担着引导、指挥、组织、协调、监督、教育、凝聚人心、营造企业文化等企业领导职能，善于运用自己独特的领导艺术、领导方式、领导方法、领导作风，实现领导效能最大化的企业高层领导者。

二、《资本论》中蕴含的传统型企业家理论

《资本论》中蕴含的传统型企业家理论，主要体现在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职能和企业家才能的融合之中。

担当企业家角色的资本家既是法律层面上的财产的所有者，也是企业的直接经营者，他们集所有权与经营权于一身，统决策权与控制权于一体，在企业内部实行集权型领导。而在企业外部，即在社会层面上，由于他们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既有决策权，又有控制权，特别是他们在社会上形成的整体力量，使他们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的司令官”。另一方面，他们对企业经营承担着无限责任或有限责任，在拼命追求利润和超额利润（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的同时，冒着由于生产资本的预付性和收益的滞后性造成的经营风险和可能破产的巨大风险（法语中企业家一词(Entrprendre)的本意就是“承担风险”）。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传统型企业家，追求利润和超额利润是资本家的职能，但获取利润和超额利润却并非任何一个拥有资本（包括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资本家都能做到的事情，只有拥有企业家才能的企业家才可能做到。

例3：“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P688.）同样，马克思虽然在此也没有直接论述企业家才能，但却能令人感悟到：企业家才能具体表现为如何运用资本集中等手段，即如何通过组织股份公司去搞大生产、大项目、大工程、大流通、大金融、高科技；如何通过并购把自己铸造成“经济航空母舰”。

例5：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循环，不是当作孤立的行为，而是当作周期性的过程时，叫作资本的周转。这种周转的持续时间，由资本的生产时间和资本的流通时间之和决定。这个时间之和形成资本的周转时间。”（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二卷，P100.）还指出：“周转时间或它的两个部分（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中的任何一个部分的缩短，都会增加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二卷，P174.）在这里，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的重要才能表现为；如何缩短“资本的周转时间”。因为无论是缩短资本的生产时间，还是缩短资本的流通时间，都会增加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

必须特别指出：资本主义传统型企业家职能与企业家才能的社会作用表现出两面性。从生产力方面看，企业家职能与企业家才能的社会作用表现在把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历史已经证明，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从生产关系方面看，由于担当着企业家角色的资本家掌握着资本这一稀缺资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体现了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目的”（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84、P434、P493、P435-436.），这是导致无产阶级贫困化和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对此，马克思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毫无疑问是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极不光彩的一面，无论给他们带上多少美丽的光环，都绝对掩盖不了这一剥削的事实。因此，人们对资本主义传统型企业家应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评价。

三、《资本论》中蕴含的现代型企业家理论

现代型企业家主要指从事创新经济活动的职业化的企业高层经理。职业化的企业高层经理是“虽然没有资本但拥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他们以从事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为职业，凭借个人的经营才能和社会责任感来履行对企业的实际领导权，在一系列创新活动中驾驭风险，用投资人的钱去获取超额利润，以事业上的成功来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这正是现代型企业家与传统型企业家的根本区别。

（三）经理的现实职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不能由借贷也不能用别的方式占有资本的单纯的经理，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现实职能，所以，留下来的只有管理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84、P434、P493、P435-436.）在这里，马克思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现代型企业家的经理的现实职能就是资本家的执行职能。同时还告诉我们，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演进，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统一的资本主义传统企业制度已变成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原来的具有“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仅有所有权，但他已“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而“单纯的经理”则有了经营权，“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现实职能。”这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由此看来，我国在改革开放中生成的民营企业家，迟早也要走出这一步，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必然。我国的民营企业家要看清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遵照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时俱进，坚定地向现代企业制度迈进。

（四）经理的报酬。马克思指出：“经理的薪金只是，或者应该只是某种熟练劳动的工资，这种劳动的价格，同任何别种劳动的价格一样，是在劳动市场上调节的。”（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494、P436、P437、P434.）“商业经理和产业经理的管理工资，在工人的合作工厂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中，都是完全同企业主收入分开的。”（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494、P436、P437、P434.）“在合作工厂中，监督劳动的对立性质消灭了，因为经理由工人支付报酬，他不再代表资本而同工人相对立”。（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494、P436、P437、P434.）经理领取的是监督工资，“这种监督工资像所有其他工资一样，会随着一个人效众多的产业经理和商业经理阶级的形成，越来越具有确定的水平和确定的市场价格。”（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494、P436、P437、P434.）在这里，马克思告诉我们这样几个道理：其一，“经理的薪金”“是在劳动市场上调节的”，换言之，经理薪金的多少、高低完全取决于经理本人的人力资本价值和劳动市场上供求规律的作用；其二，“在工人的合作工厂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中，”“商业经理和产业经理的管理工资”，都在V（即可变资本价值）中支出，而不在m（即剩余价值）中支出，因此，经理的报酬是要计入企业的成本的，不能误认是剥削收入；其三，工人的合作工厂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具有不同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一旦“经理由工人支付报酬”，就改变了作为经理职能之一的监督劳动的性质，也不再“同工人相对立”。因此，经理报酬由谁支付，同生产关系的性质相关；其四，经理作为—个阶层，其人数愈多，形成时间愈早，便愈能促使经理市场或人才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反过来，经理市场或人才市场愈成熟、愈发达，经理的报酬就“越具有确定的水平和确定的市场价格”；两者互为作用，相辅相成。

（五）经理的社会作用、社会贡献和社会地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尤尔先生早巳指出，‘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不是产业资本家，而是产业经理。”（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494、P436、P437、P434.）在这里，马克思至少给了我们这样三点启示：第一，作为“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的产业经理，是现代企业家职能、企业家才能、企业家素质、尤其是企业家精神的集中体现。第二，现代型企业家，其社会作用、社会贡献和社会地位远远高过传统型企业家。第三，作为现代型企业家的经理，特别是产业经理，是“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这使我们认识到：特别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企业家是民族经济的栋粱，是当之无愧的时代的骄子，是和平经济年代的英雄。因此，必须高度重视企业家的社会作用，要积极创造条件，确保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激励企业家为社会多作贡献。

由此可见，马克思对作为现代型企业家的经理的基本含义、早期经理阶层的生成、经理的现实职能、经理的报酬、经理的社会作用、社会贡献、乃至经理在现代工业制度中作为“灵魂”的社会地位等，都作了非常清楚、生动、深刻的论述。马克思的企业家理论，其内容之丰富，研究之独到，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给予人们许多深刻的有益的启示。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第三卷的时候，正是经理阶层刚刚在世界上出现，马克思对这一新兴阶层出现的敏感和高度关注，以及所进行的开创性的理论研究，对于企业家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综合国力、综合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我国已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国有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迈进的同时，民营企业迅速崛起。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需要大批高素质的现代企业家。深入研究企业家理论，对企业家队伍的培育、成熟和壮大具有重大意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高度重视挖掘和开发马克思企业家理论宝库，并用于指导我国企业家队伍建设。

【参考文献】

高良谋，郑萍.企业家理论的困惑[J].学习与探索，1997(4).

王皓，方齐云.理代企业家理论评速[J].经济学动态，1999(5).

刘云鹏.企业家理论的历史沿革[J].经济科学，1997(2).

刘波，孙林岩.企业家理论分析和借鉴[J].科学与管理，2000(1).

资本论论文范文篇8

【摘要题】政治经济学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企业家理论。

【正文】

［中图分类号］A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03)11-0051-04

对企业家理论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从18世纪开始，经济学家们就没有停止过把和企业家有关的理论纳入经济理论框架的努力。马克思是较早研究企业家理论的经济学大师，经典著作《资本论》中蕴含着丰富的企业家理论，可是，很少有人挖掘和开发这个理论宝库。企业家的兴起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企业家的活动是一种创新性经济活动。市场经济的动力之源是企业家的创新思维、创新战略和创新实践。企业家才能已经同资本、劳动力、土地一起成为支持世界经济发展的四大要素之一。从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看，现代企业家的兴起及其作用的充分发挥，是一个国家能够富裕起来，并且很快实现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一大批民营企业家涌向市场经济的潮头浪尖。目前正是我国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二次创业的关键时期，也是民营企业从家族制管理融入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时期，我国的民营企业家队伍、尤其是职业企业家阶层正在兴起。加强对马克思的企业家理论的研究，用于指导我国企业家队伍建设，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本文试对马克思《资本论》中蕴含的企业家理论进行初步的探讨与研究，旨在抛砖引玉，求教于大家。

一、企业家的概念、内涵，企业家职能与企业家才能

对企业家理论的研究虽然时间久远，但对企业家概念却有众多的说法。笔者认为，企业家是活跃在市场经济舞台上，具有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素质、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职能的企业的所有者、经营者，是“工业的司令官”和“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P434、P427、P50，人民出版社，1975(6).）[1]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素质、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职能都是企业家应当具有的必要条件，共同构成企业家概念的完整的内涵。而所有者、经营者则是上述内涵的载体。

我们给出上述企业家概念的理论根据有四：其一，法国经济学家萨伊19世纪初在《政治经济学问答录》中指出：企业家概念包括企业家职能和企业家精神两项内涵。其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1999年提出：“企业家是素质而不是职务”（注：厉以宁.企业家是素质而不是职务[M].企业零杂志，1999(23).）[2]。其三，在马歇尔的企业家理论中，十分重视企业家个人的经营才能；我国张维迎教授则认为拥有个人资产和经营能力是成为企业家的必需条件。其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产业经理”是“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P434、P427、P50，人民出版社，1975(6).）[3]。

二、《资本论》中蕴含的传统型企业家理论

《资本论》中蕴含的传统型企业家理论，主要体现在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职能和企业家才能的融合之中。

对企业家的职能，不同经济学家有不同的表述。美国经济学家沃克认为，企业家的职能是“组织和实施生产，决定生产什么、多少和哪些种类，用何种材料和样式进行生产，以及产品向什么人并用何种价格出售和支付条件。”（注：沃克·弗朗西斯.政治经济学[M].1883.P232.）[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资本家作为资本家，他的职能是生产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而且是在最经济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生产。”（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P434、P427、P50，人民出版社，1975(6).）[5]在这里，马克思对资本家的职能作了相当精辟的论述，虽然在字里行间并没有出现“企业家”三个字，但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传统型企业家这一社会角色是由资本家担当的，所以，其资本家的职能也就成为资本主义传统型企业家的职能。不难看出：沃克是从现象上论述了企业家职能，马克思则是从本质上论述了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职能。因为，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凭借企业家的眼光在市场上发现某种潜在利益或商机以后，便去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并吸引其他人投资，进行生产要素的特殊组合。去完成某种创新，而这一切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就是把潜在利益变成现实利益，最后获得利润和超额利润（即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

例1：马克思指出：“资本家究竟是为了从可变资本取得利润才预付不变资本，还是为了使不变资本增殖才预付可变资本；他究竟是为了机器和原料有更大的价值才把货币用在工资上，还是为了对劳动进行剥削才把货币预付在机器和原料上；不管人们怎样看，对资本家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虽然只有可变资本部分才能创造剩余价值，但它只有在另一些部分，即劳动的生产条件也被预付的情况下，才会创造出剩余价值。”（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P434、P427、P50，人民出版社，1975(6).）[6]在这段原著中，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企业家才能，但从对上述内容的分析中，却能让人们感觉到：在这里，作为传统型企业家的资本家具有一种组合生产要素的才能。因为，只有将投入的货币资本、劳动力、机器、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合理地组合起来，才会创造出剩余价值。这种生产要素的组合才能，正是企业家才能的具体体现。这里，企业家才能是作为前提条件的。因为没有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可变资本就不可能“取得利润”，不变资本也不会“增殖”。可见，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才能已被隐化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之中。

例3：“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P688.）同样，马克思虽然在此也没有直接论述企业家才能，但却能令人感悟到：企业家才能具体表现为如何运用资本集中等手段，即如何通过组织股份公司去搞大生产、大项目、大工程、大流通、大金融、高科技；如何通过并购把自己铸造成“经济航空母舰”。

例5：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循环，不是当作孤立的行为，而是当作周期性的过程时，叫作资本的周转。这种周转的持续时间，由资本的生产时间和资本的流通时间之和决定。这个时间之和形成资本的周转时间。”（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二卷，P100.）还指出：“周转时间或它的两个部分（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中的任何一个部分的缩短，都会增加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二卷，P174.）在这里，作为资本家的企业家的重要才能表现为；如何缩短“资本的周转时间”。因为无论是缩短资本的生产时间，还是缩短资本的流通时间，都会增加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

三、《资本论》中蕴含的现代型企业家理论

（三）经理的现实职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不能由借贷也不能用别的方式占有资本的单纯的经理，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现实职能，所以，留下来的只有管理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84、P434、P493、P435-436.）在这里，马克思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现代型企业家的经理的现实职能就是资本家的执行职能。同时还告诉我们，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演进，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统一的资本主义传统企业制度已变成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原来的具有“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仅有所有权，但他已“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而“单纯的经理”则有了经营权，“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现实职能。”这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由此看来，我国在改革开放中生成的民营企业家，迟早也要走出这一步，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必然。我国的民营企业家要看清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遵照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时俱进，坚定地向现代企业制度迈进。

（四）经理的报酬。马克思指出：“经理的薪金只是，或者应该只是某种熟练劳动的工资，这种劳动的价格，同任何别种劳动的价格一样，是在劳动市场上调节的。”（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494、P436、P437、P434.）“商业经理和产业经理的管理工资，在工人的合作工厂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中，都是完全同企业主收入分开的。”（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494、P436、P437、P434.）“在合作工厂中，监督劳动的对立性质消灭了，因为经理由工人支付报酬，他不再代表资本而同工人相对立”。（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494、P436、P437、P434.）经理领取的是监督工资，“这种监督工资像所有其他工资一样，会随着一个人效众多的产业经理和商业经理阶级的形成，越来越具有确定的水平和确定的市场价格。”（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P494、P436、P437、P434.）在这里，马克思告诉我们这样几个道理：其一，“经理的薪金”“是在劳动市场上调节的”，换言之，经理薪金的多少、高低完全取决于经理本人的人力资本价值和劳动市场上供求规律的作用；其二，“在工人的合作工厂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中，”“商业经理和产业经理的管理工资”，都在V（即可变资本价值）中支出，而不在m（即剩余价值）中支出，因此，经理的报酬是要计入企业的成本的，不能误认是剥削收入；其三，工人的合作工厂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具有不同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一旦“经理由工人支付报酬”，就改变了作为经理职能之一的监督劳动的性质，也不再“同工人相对立”。因此，经理报酬由谁支付，同生产关系的性质相关；其四，经理作为—个阶层，其人数愈多，形成时间愈早，便愈能促使经理市场或人才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反过来，经理市场或人才市场愈成熟、愈发达，经理的报酬就“越具有确定的水平和确定的市场价格”；两者互为作用，相辅相成。

【参考文献】

[1]高良谋，郑萍.企业家理论的困惑[J].学习与探索，1997(4).

[2]王皓，方齐云.理代企业家理论评速[J].经济学动态，1999(5).

[3]刘云鹏.企业家理论的历史沿革[J].经济科学，1997(2).

[4]刘波，孙林岩.企业家理论分析和借鉴[J].科学与管理，2000(1).

资本论论文范文篇9

【摘要】文章分析了现在比较成熟的风险投资退出方式和影响风险投资退出方式的多种因素，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应该如何健全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对我国的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风险投资；退出方式；健全

风险投资(VentureCapital，也被称作创业投资)，是指通过一定的机构和方式向各类机构和个人筹集风险资本，然后将其投入到具有高风险和高潜在收益的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或项目，并以一定的方式参与所投资风险企业的管理，期望通过实现项目的高成长率并最终通过出售股权等方式获取高额预期收益的一种投资行为。在风险投资的运作过程中，风险投资的退出具有重要意义。风险投资能否顺利的退出，关系到风险投资企业能否收回资本，使资本得以循环的流动，从而实现投资→升值→退出→再投资→再升值→这样一个风险投资的良性循环的过程。

一、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

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其风险资本的来源不同，并且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也不一样，因而风险投资退出的方式也不尽相同。目前，世界上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主要有四种：

（一）首次公开上市退出（IPO）

首次公开上市退出是指通过风险企业挂牌上市使风险资本退出。首次公开上市可以分为主板上市和二板上市。采用首次公开上市这种退出方式，对于风险企业而言，不仅可以保持风险企业的独立性，而且还可以获得在证券市场上持续融资的渠道。而对于风险资本家来说，则可以获得非常高的投资回报。根据美国的调查资料显示，有三分之一的风险企业选择通过股票公开上市退出，最高投资回报率达700%左右。因此，首次公开上市退出被认为是最佳的退出方式。但是首次公开上市退出方式受到资本市场成熟度的限制比较大，我国目前大多数风险投资中中小企业就不符合我国公司上市的相关要求。

（二）并购退出

并购退出是指通过其他企业兼并或收购风险企业从而使风险资本退出。由于股票上市及股票升值需要一定的时间，或者风险企业难以达到首次公开上市的标准，许多风险资本家就会采用股权转让的方式退出投资。虽然并购的收益不及首次公开上市，但是风险资金能够很快从所投资的风险企业中退出，进入下一轮投资。因此并购也是风险资本退出的重要方式。特别是近年来与国际新一轮兼并高潮相对应，采用并购方式退出的风险资本正在逐年增加。从事风险企业并购的主体有两大类：一类是一般的公司，另一类是其他风险投资公司。

（三）回购退出

回购退出是指通过风险企业家或风险企业的管理层购回风险资本家手中的股份，使风险资本退出。就其实质来说，回购退出方式也属于并购的一种，只不过收购的行为人是风险企业的内部人员。回购的最大优点是风险企业被完整的保存下来了，风险企业家可以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和决策权，因此回购对风险企业更为有利。

（四）清算退出

清算退出是针对投资失败项目的一种退出方式。风险投资是一种风险很高的投资行为，失败率相当高。据统计，美国由风险投资支持的风险企业大约有20%～30%完全失败，60%左右受到挫折，只有5%～10%的风险企业可以获得成功。对于风险资本家来说，一旦所投资的风险企业经营失败，就不得不采用此种方式退出。尽管采用清算退出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一般只能收回原投资的64％），但是毕竟还能收回一部分投资，以用于下一个投资循环。因此，清算退出虽然是迫不得已，但却是避免深陷泥潭的最佳选择。清算有三种方式：解散清算、自然清算和破产清算。

二、影响我国风险投资推出机制的因素分析

影响我国风险投资推出机制的因素具体有以下几种：

（一）金融体系

金融体系可以分为两大类：以证券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和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例如美国就是典型的以证券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国家。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的风险投资之所以在全球最成功、最发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美国有着成熟完善的证券市场，特别是有二板市场——NASDAQ市场，为风险投资的退出创造了条件。在证券市场上，风险企业家通过首次公开上市可以重新从风险资本家手中获得公司控制权，从而对风险企业家形成激励；同时，风险资本家通过首次公开上市既可以实现收益，也可以树立自己良好的形象和声誉。目前，我国的金融体系还不适合风险投资的进一步发展，必须结合国内实际与国外经验，建立符合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金融体系，才能有效促进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

（二）风险企业的未来收益现值

一般来说，只有当风险企业的未来收益现值超过该退出方式的成本时，采用这种方式退出才是可行的。即如果风险资本家倾向于用首次公开上市方式退出，则风险企业的未来收益现值必须超过证券市场的成本才可行，否则只能采用其他退出方式。

（三）风险企业的控制权

采用首次公开上市退出，将使风险资本家所拥有的股份稀释控制权削弱，相应的风险企业家就获得了更多的控制权；而并购、购等退出方式则不利于风险企业家实行对企业的控制权，容易引起风险企业家与风险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

（四）新的股权购买者解决信息不对称的能力

风险投资退出时，内部投资者（股权出售者）与外部投资者（新的风险资本股权购买者）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信息不对称，表现为内部投资者拥有风险企业比较真实的信息，而新的股权购买者对风险企业信息的获取则依赖于风险企业的信息披露。因此新的股权买者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能力将影响风险资本家退出方式的选择。对于股权出售者来说，总是愿意选择股权购买者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较困难的退出方式。

（五）经济景气程度

风险资本家会随着经济景气程度的不同选择不同的退出方式，当经济处于繁荣时期，市场上资金充裕，投资者信心增强，风险资本家选择首次公开上市退出方式的比例增大，成功率也高；而处于不景气状况时，风险资本家选择其他方式退出的比例增大，首次公开上市退出方式的比例则下降。

三、如何健全我国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

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是通过产权交易来实现的。从国外风险投资的运营机制和发展过程的经验教训分析来看，发达的产权交易市场是风险投资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备条件。通过产权交易，风险投资资本才能形成正常的资本增值和循环发展。

目前，我国首先应该建立可行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的重要步骤是建立产权交易市场。产权交易形式有分散的个别交易和市场集中交易两种形式。分散的个别交易常见于大企业对新创企业的收购及新创企业经营失败破产清算等。市场集中制交易是建立第二板块证券交易市场，将达不到主板市场上市指标要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集中在此进行交易。也可在有条件的地方试行“产权证券化”或“金融证券化”，推进产权交易由实物的产权交易形式向证券化产权交易形式转化，以促进交易效率提高。

一般来说，风险企业发展越成功，风险资本的退出方式就越多，退出过程就越迅速，退出时的增值程度就越高。成功的风险企业往往大多通过IPO等增值程度较高的方式实现风险资本的退出，不太成功的风险企业则比较多地借助于回购等增值程度较低的方式来实现风险资本的退出。在证券市场尚未发展到一定阶段，风险投资的退出，选择收购兼并似乎更符合实际。我国的资本市场主要以银行为主，证券市场的发展只有十几年的历史，市场行为尚不成熟。鉴于此，我国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从长期目标来看，应建立真正意义上二板市场，实现IPO退出，近期应完善证券市场，建立兼并与收购、买壳或借壳上市、海外上市、公司清理等多种退出机制。

参考文献

[1]张春英，杨江清.风险资本退出方式比较[M].经济与管理研究，2001，（2）．

[2]吴文建.风险投资退出研究综述[J].重庆社会科学，2005，（6）．

[3]张军，徐小钦.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渠道的路径选择研究[J].科学经济社会，2004，（3）．

[4]高朕.风险投资退出方式比较及我国的现实退出策略[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5，（2）．

资本论论文范文篇10

内容提要:智力资本是高技术企业核心能力的有机载体，是其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保证。智力资本所具有的特点，要求高技术企业的会计核算必须突破现行核算模式，在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等方面实现创新。

高技术企业是具有较强的研究开发能力的智力密集型企业。它是利用当代尖端技术进行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高技术企业竞争的成败不再取决于物质资本，而是取决于非物质资本，特别是智力资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在企业生存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企业运营的主要对象。由于高技术企业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等企业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此高技术企业的会计核算不能简单地套用传统企业的会计核算模式。

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智力资本的核算开始引起管理界的重视。1995年5月瑞典第一大保险和金融服务公司——斯堪地亚（Skandia）公开发表了世界上第一份智力资本年度报告。之后，有些学者从支持管理决策的角度来研究智力资本的核算框架，注重服务于企业内部管理的需要，提供的是创造企业价值能力方面的信息，但难以满足企业外部信息使用者对智力资本信息的需求。并且他们都过于追求量化指标的核算，导致无法准确、全面地报告企业智力资本的状况。为适应时展的要求，研究高技术企业智力资本的核算问题，对于促进高技术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智力资本的含义与特征

关于智力资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至今国内外学术界还没有达成一致的观点。基于他们研究的结果，笔者将智力资本定义为一种可规范化、可以被掌握并施以影响以产生更高价值的资本。它是人力资本的核心和高级形式，其作用在于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未来收益。从会计核算的角度看，“智力”是人力资本中最具价值和最稀缺的科研人员的科研创新能力和企业家的资源配置能力。这两者进入企业便成为智力资本，它是以人的智力作为产权要素确认和反映的资本。

智力资本在价值属性上与物质资本存在重大差别，呈现以下特征：（1）增值性。物质资本只能转移价值，而且随着使用会逐渐磨损，而智力资本不仅能维持自身价值，而且还能使价值不断增值，创造出超过自身价值的价值。因为人的知识与技能在受教育过程及实践应用中能不断提高。

高技术企业产出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

（2）易波动性。一方面，由于智力资本不能与其载体相分离，所以智力资本随着其载体的生命健康状态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智力资本以知识和能力为核心，而知识和能力是必须经常更新的，一旦智力资本的载体不能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则其原来的智力存量可能大幅贬值。

（3）人身依附性。物质资本在空间上与其所有者可以相对分离，它可以由某个人所有，也可以归属某个集体所有、共同分割其所有权。智力资本所有权总是与其载体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其使用权却可归他人使用，但必须获取报酬且应分享企业的剩余。智力资本参与企业税后利润的分配，将成为高技术企业税后利润分配的主要方式，是会计核算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4）稀缺性。智力资本所有者的思维活动可分为潜意识、一般意识和超意识三个层面，潜意识和超意识这两个层面的活动过程往往是孤立和不连续的，具有超常性、罕见性和不可模仿性。

二、智力资本的确认与计量

智力资本的确认是依据高技术企业的初始产权安排，辨认智力资本能否、怎样进入核算系统以及如何反映智力资本价值的过程。高技术企业离开了核心的智力资本，如离开了掌握专门技术的专家或企业家人才，就无法运转。同时，在高技术企业，科技开发、知识创新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面临的行业风险和风险分散带来的收益空间都很大。因此，分成合约是高技术企业物质资本所有者与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颇具代表性的初始产权安排形式，是高技术企业智力资本确认的产权基础。

由于智力资本的非实体性和无形性，使得它难以适用以经济交易的实现为基础来进行核算与报告。因为有一部分智力资本在没有任何经济交易发生的情况下也会发生价值的变化，例如经营者因为未能及时更新知识这一非经济交易行为将会导致智力资本价值的降低；同时智力资本创造未来收益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其价值不易准确地计量，因而仅靠传统会计所使用的单一的货币计量方法是难以恰当地计量其真实价值的。

目前智力资本计量方法的研究主要分为以投入价值为基础的计量方式和以产出价值为基础的计量方式两类，具体有智力增值系数法、直接评估法、托宾q值法、斯堪的亚“导航器”模型、经济价值法、内部竞标法等。徐程兴（2004）提出了企业智力资本财务价值的计量模型：期望收益现值法。它是以智力资本的产出价值为计量基础，同时考虑智力资本的配置状态与经济寿命期等因素。“[1]

考虑到智力资源作为资产性质的特殊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比其他资产形式更具必要性。谢诗芬（2001）详细论述了现值会计计量的现实意义和可行性。[2]余绪缨（2004）提出，智力资本的计量方法要实施以下变革：（1）摆脱财务会计资产计价模式的束缚，从计量投入转变为计量产出。（2）超越财务会计账册，引进市场评价机制。

智力资产与智力资本的总价值，可以市场评估所得到的企业整体价值为基础进行计量。并进一步提出“脑力资本化”计量方法，即在有完备的金融市场的条件下，通过企业公开发行的股票价值的市场评估，来确认企业“智力资产”与“智力资本”的价值。[3]

由于智力资本具有非实体性、无形性和未来收益不确定性等特点，决定了其价值采用非货币性计量可能更具可行性。但是，采用非货币性手段来计量，既不能被目前会计界所接受，又不能使计量的信息进入财务会计系统。可行的方法是，以货币作为主要计量手段，以非货币计量作为辅助手段。

三、智力资本的记录

高技术企业智力资本的增减变化可以通过“智力资产”、“智力资本”这两个专用总分类账户加以记录。另外在“资本公积”总分类账户下增设“智力资本溢价”和“智力资本重估增值”两个明细分类账户。[4]

（一）初始记录

智力资本核算的前提是智力资本所有者成为企业所有者之一，分享企业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当智力资本所有者初始进入一个企业时，应根据双方所确认的价值，一方面增加企业的智力资产，另一方面增加企业的智力资本（属于企业的所有者权益）。会计处理为：借记“智力资产”账户，贷记“智力资本”账户，贷记“资本公积——智力资本溢价”账户。

（二）价值变化

智力资产的价值不像实体资产价值一样，随着资产的使用发生有形和无形损耗而逐步减少，知识的使用并不遵循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由于智力资产价值具有易波动性的特点，所以对于智力资产价值的变化，企业应定期重新评估，并及时调整，其增减额在考虑了智力资本的增减额后，差额作为资本公积。定期评估时，根据智力资产评估增值额及按协议应追加的智力资本价值入账。会计处理为：借记“智力资产”账户，贷记“智力资本”账户，贷记“资本公积——智力资本重估增值”账户。

（三）退出企业

智力资本退出企业时，根据退出的智力资产和相应的智力资本的价值，分别借记“智力资本”账户，贷记“智力资产”账户，差额借记或贷记“资本公积”账户。

为了激励高技术企业智力资本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合理反映其盈利情况，梁莱歆、官小春（2004）建议增设“智力资本收入”、“智力资本成本”、“智力资本税金及附加”、“智力资本费用”及“智力资本利润”等账户，具体核算智力资本实现利润的状况。[5]通过计算智力资本贡献率、设置明细账户等方法，确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管理费用”等账户中“智力资本”应分摊的金额，进而计算出“智力资本利润”，即智力资本利润=智力资本收入-智力资本成本-智力资本税金及附加-智力资本费用。

四、智力资本的报告

针对高技术企业而言，智力资本是其核心竞争力与价值增值的源泉，它在企业资本总量中所占比重较大，因此应采用货币度量来传递信息。同时，高技术企业智力资本信息的用户除内部管理当局外，还有外部的投资者、债权人、政府有关部门等利益相关者。所以，从服务于所有内外信息用户的决策需要出发，智力资本的基本信息必须在财务报表中予以揭示。现阶段智力资本信息可通过现行财务报表、智力资本辅助报表及其附注等报告方式进行披露。

（一）智力资本信息在现行财务报表中的揭示

智力资本的基本信息一般能够用货币单位准确地计量，应列在传统报表内相对独立地披露。可以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类单独设立“智力资产”项目，同时在所有者权益下的“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项目中分别单列“智力资本”项目（主要考虑注册资本与出资比例等因素确定）。由于智力资产的特殊产权性质，既不能将其列为流动资产或流动性较强的资产，也不能完全参照流动性来确定它在资产负债表中的位置。另外，智力资产是高技术企业的一种实实在在的资产形式，能为企业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和现金流入，这与长期待摊费用不同。因此，可将智力资产列于现有的无形资产和长期待摊费用两个项目之间。

高技术企业是智力资本所有者和财务资本所有者共同签订的市场合约，其所有权应由智力资本所有者和财务资本所有者共同分享。为了充分调动智力资本所有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理应让其参与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分配。智力资本所实现的利润，在现行利润表的基础上，通过上述设置的“智力资本收入”等账户提供的数据，在“主营业务收入”等项目下增设“其中数”，进而计算出“智力资本利润”。在利润分配表中“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项目下增设“其中：对智力资本的分配”项目，以反映智力资本所有者获得的投资收益大小。

（二）智力资本信息的辅助揭示方式

在现行财务报表披露智力资本基本信息的同时，在综合考虑成本效益原则与可操作性的基础上，单独设置“智力资本辅助报表”，专门反映高技术企业智力资本的投入、开发、利用、管理等状况。在智力资本辅助报表的编制过程中，应以定量信息为主，定性信息为辅。定量信息应采用绝对数指标和相对数指标的形式，如实反映高技术企业智力资本的存量和流量状况。

反映智力资本的存量指标有：新产品投产率、技术水平指数、引进技术成功率、信息技术对企业利润的贡献率、拥有的专利数量、大学专科学历以上的员工所占比重、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重、研发人员所占比重、顾客投诉率、政企关系指数（获得政府支持项目数/总项目数×100％）、研究合作关系指数（企业与大学和科研所合作项目数/总项目数×100％）等。

反映智力资本的流量指标有：创新活动总投入、R＆D投入强度、R＆I）设备净值、正在开发的新产品数、新产品销售率、电子商务销售额占销售总额比重、专业技术人员增减数、AD/AA指数（行政管理花费/管理资产×100％）、IS/AD指数（信息技术花费/行政管理花费×100％）、员工满意度、专业人员流失率、访问企业的顾客数量、顾客满意度、销售渠道投资率、品牌知名度、市场占有率等。

在“智力资本辅助报表”附注部分，采用定性描述的方法详细披露智力资本的配置状况、智力资本与企业战略的适应程度、企业信息化程度、企业创新战略、企业经营理念、专业技术人员基本素质、经营者基本素质等信息。

高技术企业智力资本的报告还应当提供智力资本未来的预测性信息，提供智力资本的需求、结构变动、供给和使用效率等预测信息，从而把握智力资本的变动趋势。

在新经济时代，人们对企业核心资源的认识正在发生变化，从财务资本积累为核心转向智力资本积累为核心，利用智力资本获得真正的竞争优势正成为一种全新的管理理念，这也给高技术企业的会计核算提出了挑战。由于智力资本的特殊性，因此要突破传统企业的会计核算模式来披露高技术企业智力资本管理和利益相关者决策所需的智力资本信息，就需要会计理论界和实务工作者进一步加强研究，以满足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徐程兴。企业智力资本财务价值计量模型探究[J].科学学研究，2004，（2）：82-87.

[2]谢诗芬。会计计量中的现值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3]余绪缨。智力资产与智力资本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J].经济学家，2004，（4）：86-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