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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思想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6 14:11:43

资本主义思想

资本主义思想范文篇1

马克思认为，经济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利用、吸收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马克思的这一说法，是针对资本主义以前阶段的、资本主义不发展的、生产力不发达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提出来的。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从中国实际出发，从理论上全面、深刻地阐述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并指导实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早在1934年1月，在阐述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时就指出，根据地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三方面组成的，尤其是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到1938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将这一提法具体化，他说：“保护私人工商业的自由营业”是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告诫全党必须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否则，任何损害私人工商业利益的言论和行为都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从1939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全面发展，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具体，有着更加鲜明的实践指导特色。一方面，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外延扩展了。他认为，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而言存在三种资本形态，即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本国的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就根据地的国民经济而言，也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分。这是不能忽视更是不能混淆彼此概念的客观事实。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私人资本主义不但不能消灭相反要保护要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内涵也更加丰富。除了对党内仍然有不少同志没有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束缚解放出来，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产生疑虑、困惑甚至抵触情绪，以及农村中普遍流行的破坏工商业倾向进行批评外，还着重对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尖锐地指出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认为那种跨越新民主主义阶段，“奢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而想实行它总会自招失败”，这是由于这种社会主义缺乏社会化生产的坚实物质基础，而要不要这个基础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

很显然，将民族资本与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资本主义资本严格区别，并采取保护和鼓励发展的方针，适应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是崭新的一章。

（二）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新民主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如何利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方面，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加进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限制和改造的内容，使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更加丰富。

还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他所作的报告和结论中一方面重申党的六大、七大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精神，同时更重要的是强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他对未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述，他的对资本主义进行既利用又限制的思想正是从这时萌芽的。不久，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利用”和“限制”的意见，但允许资本主主义经济在多长时间内存在，这时以及在建国后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都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有党外人士问，过渡到社会主义要多长时间？说大约要二三十年吧。直到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才提出完成过渡时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历史性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如果加上建国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时间，共计18年。从1953年提出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三大改造”，对待资本主义经济已经由“利用”、“限制”转向实行改造即消灭的方针。

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思想，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建国后我国经济落后，工商业不发达的局面没有改变，需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在建国后仍然具有两面性，即既有剥削工人阶级而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社会主义宪法，合法生产和经营的一面。因此，实际上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也就是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

二是我们已经具备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条件。我们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这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开端和重要依靠力量；我们已经积累了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许多经验，这实际上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9]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胜利，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随着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被我们消灭了。然而，资本主义在新中国的存在，前后只有7年时间，这是谁也没有意料到的事。

正当全国人民为此欢欣鼓舞，甚至有的资本家也认为自己“并没有失去什么，还是过得很好”的时候[10]，问题和矛盾出现了：城乡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日趋紧张，老百姓买东西因小商店、夫妻店都实行公私合营而造成了许多不便；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出现了“地下工厂等。出现的问题和暴露的矛盾引起了的关注和思考，他开始怀疑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结束过早，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过于急促。他考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继续利用和发展社会有需要的资本主义经济，来解决过早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所带来的问题。因此，1956年12月，约见黄炎培、陈叔通等派和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负责人座谈，在充分交流思想并倾听了他们的意见后发表了讲话。其后，又和中央一些部门的同志谈话，提出了他亲自定名的“新经济政策”的设想，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变“地下工厂”为地上工厂，可以合法化，私营业主也可以雇工；二是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国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公开公平的竞争；三是小商店、夫妻店也可以开，请工也可以；四是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五是国家与上述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工商企业、地上商场等签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总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1]，这被自己称为“新经济政策”。

的上述意见，得到了中央其他同志的赞同。刘少奇随后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也讲到：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搞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12]也在国务院会议上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13]虽然在化运动期间，农村中原有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以至家庭副业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但是当发现这样做的弊端后，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1959年5、6月间连续发了几个重要指示，强调应当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和农村的集贸市场，允许农民从事家庭副业，从而使农村中资本主义经济又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对于在全国范围内20％以上的农村实行的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及恢复农民的自留地、集贸市场等做法没有进行否定。这年的7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也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14]

可见，这一时期尽管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但毕竟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有益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二、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评价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我国革命过程中，从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国家这个最大最根本的实际出发，在我国革命各阶段从理论上全面深刻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形成了他整个经济思想中很有特色的部分。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构成了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客观地做出历史的评价。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一时期，没有将民族资产阶级列为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性”。[15]而且，由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除了革命的领导权不同外，“他们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16]因此，“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17]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取代封建社会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其结果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领导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其结果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性质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的中国既不能因为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就立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就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面对这一“中国向何处去”的难题，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构想：中国革命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那么，这个革命就既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区别，而是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建立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制度里，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但要保护、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才找到了一条领导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就是不完整的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二）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安定人民生活就成为当时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那时，我国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在数量上占国民经济的90％，对弥补国营企业生产严重不足，活跃城乡经济，吸收一部分人员就业，增加国家积累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此，主张在巩固和发展国营经济的同时，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方面，限制它的消极方面。接着，国家开始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的工作，在经营范围、原料分配、销售市场、劳动力条件、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私营工商企业大力支持。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发了《私营企业管理条例》，这从法律上起到了安定私营工商业者，提高他们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作用。据统计，1950年下半年，上海、武汉、北京、天津等10个大城市私营工商业达32674家，是该年第二季度开业户的5.5倍；1951年同1950年相比增加了11.9％以上，生产总值增加39％，零售总额增加36.6％，这一年民族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利润超过在国民党统治下22年中的任何一年[20]；私营工业发展更快，1953年同1952年相比，私营工业的职工增加了8％，总产值增加25％，资金增加10％，利润的增加更是惊人，达到146％。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在建国后的最初几年里，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这对于进一步提高私营工商业者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安定人民生活，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好转，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结束，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由“利用”、“限制”转向了“改造”，目的就是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改造”事实上就是“消灭”，只不过这种“消灭”不是采取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剥夺剥夺者”的暴力手段，而是采取“和平赎买”的办法。

“和平赎买”资产阶级，是通过将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即采取公私合营形式）轨道来实现的。当时私营企业大多设备陈旧，经营落后。私营企业中发展水平较高的纺织业，劳动生产率也只及国营纺织业的四分之三，而且差距还在扩大。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原料、市场等方面的限制，不少私营企业经营渐感困难，主动要求国家支持，实现公私合营。

1954年和1955年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公私合营企业由1953年的1036户增加到1954年的1746户，1955年又增加到3193户，其产值占全国私营工业（包括已合营的在内）总产值的49.6％。企业合营后，由于国家派遣干部加强领导，投资进行新建、扩建，整顿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人劳动积极性普遍提高，使合营企业的生产迅速发展，利润增加。以平均每人劳动生产率来看，以1950年为100，公私合营工业1955年为314，增长两倍多，而同期私营工业为158，仅增长半倍多。[21]公私合营的优越性非常明显。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22]，都纳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公私合营后，国家实行定息制度。经过清产核资，全国合营企业中，私股共24亿元，由国家按年息5厘计算，从1956年1月起付给114万私股股东定息，每年约1.2亿元，到1966年9月止。这样，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中设想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的目标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胜利，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历史性胜利。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这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个胜利证明了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是正确的。我们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提出但没有做到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20年时间里，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社会主义时期他对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创新思考，有着突出的理论创新意义。

首先，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考不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相联系，而是同社会主义经济相联系。他认为这样可以达到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同时存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互相竞争，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繁荣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从事私营工商业、个体手工业的人数大约为70万，从事小商小贩的人数也接近70万。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在被消灭后又有所恢复和发展，使出现的问题和暴露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和。

其次，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他试图在中国避免像苏联那样由于过早结束“新经济政策”而造成的弊端，想引以为戒。这种理论探索和勇于实践的胆略，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创新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值得坚持和发扬光大。

资本主义思想范文篇2

【摘要题】经济头脑研究

【关键词】/资本主义经济头脑/脉络/评价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146（2003）04-0054-06

在经济头脑体系中，资本主义经济头脑占据非常突出的职位地方。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照旧在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配置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头脑都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纵然是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化配置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头脑仍然具有庞大的理论引导和实践意义。因此，相识和驾御资本主义经济头脑的生长脉络、底子内容和现实意义，不光是富厚头脑研究的须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康健生长的须要。

一、资本主义经济头脑的底子脉络

马克思以为，经济掉队国家在配置社会主义历程中，必须使用、吸取和占据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统统积极成果。马克思的这一说法，是针对资本主义曩昔阶段的、资本主义不生长的、生产力不发达的经济文化掉队国家提出来的。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配置阶段，从中国现实出发，从理论上全面、深刻地叙述使用资本主义的标题，成为党的蹊径目的政策的重要内容并引导实践。字串6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头脑

早在1934年1月，在叙述凭据地经济配置的目的和政策时就指出，凭据地的百姓经济是由国营经济、相助社经济和私人经济三方面组成的，尤其是敷衍“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当局执法范畴之外，不光不加制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夸奖”。[1]到1938年召开的中共中心六届六中全会上，将这一提法具体化，他说：“掩护私人工商业的自由业务”是实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2]。他申饬全党必须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头脑束缚中解放出来，否则，任何侵害私人工商业优点的言论和举动都市给革命奇迹造成无法预计的丧失。

从1939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资本主义经济头脑全面生长，提出的蹊径目的政策越发具体，有着越发光显的实践引导特色。一方面，这暂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头脑的外延扩展了。他以为，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而言存在三种资本形态，即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本国的大班资本和民族资本；就凭据地的百姓经济而言，也有国营经济、相助社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分。这是不克不及轻忽更是不克不及殽杂彼此看法的客观真相。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私人资本主义不光不克不及打扫相反要掩护要生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创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并不克制‘不克不及使用百姓生存’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生长，这是由于中国经济还非常掉队的缘故”[3]。“纵然革命在天下胜利以后，在一个永劫期内，照旧必须容许它们存在；而且凭据百姓经济的分工，还须要它们中统统有益于百姓经济的部门有一个生长；它们在整个百姓经济中，照旧不行缺少的一部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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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头脑的内在也越发富厚。除了对党内仍然有不少同道没有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束缚解放出来，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大纲孕育产生疑虑、疑心甚

至抵触感情，以及屯子中遍及盛行的粉碎工商业方向举行品评外，还侧重对在分配地盘标题上主张绝对匀称主义的头脑举行了严酷的驳倒，锋利地指出这种头脑的“性子是反动的、掉队的、倒退的”[5]，以为那种高出新民主主义阶段，“奢谈立刻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头脑’，由于它不现实，而想实验它总会自招失败”，这是由于这种社会主义缺乏社会化生产的坚固物质底子，而要不要这个底子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6]

很显然，将民族资本与帝国主义资本和权要资本主义资本严酷区别，并采取掩护和勉励生长的目的，顺应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须要，具有光显的中国特色，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是崭新的一章。

（二）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头脑

新民主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头脑重要会集在怎样使用、生长资本主义经济方面，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后，又加进了对资本主义经济举行限定和改造的内容，使他的资本主义经济头脑越发富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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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思想范文篇3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

“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提出与历史嬗变

“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是1945年5月31日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提出的一个概念。综观的一系列论述，所谓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不是泛指中国的一切资本主义经济，它不包括官僚资本主义经济，而是特指由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泛指任何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特指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或政权下的资本主义经济。

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一个长时期内，应当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不能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早在1939年12月，就指出，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1940年1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说，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在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批评了“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的“左”倾机会主义观点，再次强调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1950年6月还批评了那些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主张，说“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认为，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资本主义并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资本主义，它的发展必须受到限制，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又不能破坏国计民生。1940年1月，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认为需要发展的是“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还科学地预见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1950年4月，在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稿上批语，强调应当限制和排挤“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对于中国由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不经过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后，这一思想很快发生了变化。首先他批判了刘少奇等人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等观点是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在他亲自修改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中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1955年10月11日，又指出：“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到1956年底我国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在1956年12月曾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但这些思想并未能坚持下去。此后，不仅资本主义私营经济被灭绝，连个体经济和农村自留地也被取消。

导致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急剧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是建国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矛盾比较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及资本主义经济自身固有的各种矛盾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迫切需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主观上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变化，以及对资本主义经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估计不足而对其消极作用估计过重，因而提出了急于改造、消灭资本主义的政策。

“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

（一）俄国十月革命后“新经济政策”的成功经验

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新经济政策”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俄国“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在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条件下所采取的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它极大地促进了俄国经济发展。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他还批评党内有的同志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说“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

（二）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思想的启示

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思想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新民生主义提出了“节制资本”的思想。所谓“节制资本”，即“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批判地汲取了孙中山新民生主义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合理内核。1940年1月，他说：“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在党的七大上，充分肯定了新民主主义政权下资本主义的作用，强调这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认为一方面要允许一切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存在和发展，但同时应对资本主义经济采取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如果“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三）土地革命时期党对待资本主义问题的经验与教训

1931至1934年党内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教训。1931年至1934年，王明在革命根据地推行了一系列打击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左”倾经济政策。如1931年11月通过的《劳动法》规定了机械的8小时工作制，名目繁多的节假日，过高的福利待遇，强迫介绍失业工人，降低征税起点，提高税率。这样致使苏区工厂、商店歇业倒闭，工人失业，军民生活极端困难。等中央领导人努力纠正这些错误政策。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保护私人经济使之与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同时并进的政策。他说：“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遵义会议后，重新恢复并发展了党的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政策。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都公开宣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度推行的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的过左政策，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提出要“用比较过去更宽大的政策来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从而有力地纠正了王明的“左”倾错误。

在1947年党的十二月会议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在阐述“保护民族工商业”这一政策时，他指出，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经济成分采取过左的错误的政策，如像党在1931年至1934年期间所犯的那样，是绝对不许重复的。针对某些地方侵犯私营工商业的现象，发表了《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等文章，重申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是政治上争取、经济上保护，强调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某些地方党的组织违中央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对于这种错误，必须迅速加以纠正”。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曾经指导党制定了对待民族资本主义正确的经济政策。1947年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就规定“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建国初期又对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加工订货和收购产品，促进了它的发展。

“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的评价与启示

“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是“保护民族工商业”，即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五种经济成分之一，它的存在和发展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客观要求。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之所以要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是由当时中国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决定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从抗战前直到1949年，现代工业占国民经济的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而“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对于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增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实力，都是有利的。正是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认识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问题的。

1947年在党的十二月会议上，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所以必须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在革命胜利后存在和发展。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再次强调，“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于落后状况”，因此，革命胜利后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在看来，中国经济发展落后、生产力水平低，这是新民主主义政权下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这无疑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中国革命胜利后，不允许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同时认为，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能排斥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不能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是从反对党内民粹主义思想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的。他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在看来，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下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而我国现阶段允许和鼓励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则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党的十五大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提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不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有指导作用，而且有助于从历史的、理论纵深的角度深刻认识以多种所有制形式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有助于深入理解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有关政策的重要性，对于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改革开放政策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

2.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

资本主义思想范文篇4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十分重要的课题。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对此进行研究和探讨，既有助于全面理解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对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也有利于我们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私营经济的方针。

对“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论断

“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是1945年5月31日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呢？综观的一系列论述，所谓新民主义的资本主义，不是泛指中国的一切资本主义经济，不包括官僚资本主义经济，而是特指由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泛指任何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特指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或政权下的资本主义经济。

首先，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一个长时期内，应当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不能急于消灭资本主义。

早在1939年12月，就指出，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678,678～679,678页。）1940年1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说，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678,678～679,678页。）在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1061,1060,1060页。）此外，还解释了为什么共产党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他说：“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他认为，现在的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060～1061,1060,1060页。）

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批评了“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的“左”倾机会主义观点，再次强调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1950年6月还批评了那些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主张，说“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注：《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198～199页。）

其次，认为，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资本主义并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资本主义，它的发展必须受到限制，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又不能破坏国计民生。

1940年1月，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678,678～679,678页。）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认为需要发展的是“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322,323,322,322～323页。）

1948年10月26日，致信刘少奇，指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人‘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注：《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6页。）还科学地预见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注：《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432,1431～1432,1431页。）1950年4月，在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稿上批语，强调应当限制和排挤“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注：《建国以来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92页）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对于中国由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不经过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是在借鉴俄国十月革命后“新经济政策”的成功经验，批判地吸收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思想，总结土地革命时期党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的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首先，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新经济政策”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

俄国“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在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条件下所采取的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它极大地促进了俄国经济发展，在实践上取得显著成就。

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他还批评党内有的同志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说“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322,323,322,322～323页。）直到1956年12月初，在同工商界代表谈话时仍然认为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时间太仓促，他说“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3,434页。）

其次，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思想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

新民生主义提出了“节制资本”的思想。所谓“节制资本”，即“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注：《孙中山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27页。）批判地汲取了孙中山新民生主义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合理内核。1940年1月，他说：“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678,678～679,678页。）在党的七大上，充分肯定了新民主主义政权下资本主义的作用，强调这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并且说：“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孙中山讲过的‘操纵国民之生计’的特殊的资产阶级，则不在其内。将来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在大城市里也要没收操纵国民生计的财产，没收汉奸的财产。”（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322,323,322,322～323页。）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认为一方面要允许一切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存在和发展，但同时应对资本主义经济采取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如果“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注：《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432,1431～1432,1431页。）

再次，1931至1934年党内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左”倾错误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教训。

1931年至1934年，王明在革命根据地推行了一系列打击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左”倾经济政策。如1931年11月“一苏大”通过的《劳动法》规定了机械的8小时工作制，名目繁多的节假日，过高的福利待遇，强迫介绍失业工人，降低征税起点，提高税率。这样致使苏区工厂、商店歇业倒闭，工人失业，军民生活极端困难。

等中央领导人努力纠正这些错误政策。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保护私人经济使之与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同时并进的政策。他说：“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注：《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遵义会议后，重新恢复并发展了党的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政策。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都公开宣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度推行的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的过左政策，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提出要“用比较过去更宽大的政策来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从而有力地纠正了王明的“左”倾错误。在1947年党的十二月会议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在阐述“保护民族工商业”这一政策时，他指出，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经济成分采取过左的错误的政策，如像我们党在1931年至1934年期间所犯的那样，是绝对不许重复的。针对某些地方侵犯私营工商业的现象，发表了《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等文章，重申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是政治上争取、经济上保护，强调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某些地方党的组织违中央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对于这种错误，必须迅速加以纠正”。

对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几点思考

思考之一：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作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是“保护民族工商业”，即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五种经济成分之一，它的存在和发展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客观要求。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

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之所以要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是由当时中国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决定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从抗战前直到1949年，现代工业占国民经济的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而“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注：《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432,1431～1432,1431页。）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对于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增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实力，都是有利的。

正是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认识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问题的。1947年在党的十二月会议上，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所以必须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在革命胜利后存在和发展。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再次强调，“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于落后状况”，因此，革命胜利后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在看来，中国经济发展落后，生产力水平低，这是新民主主义政权下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这无疑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

马克思晚年在对俄国社会的研究中，提出了在特定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马克思认为，由于俄国农村公社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即俄国处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环境中，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而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可以通过吸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成果，从而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恩格斯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峪”不仅限于俄国，也同样可以适用东方其他的落后国家；同时恩格斯也认为，东方落后国家的农村公社如何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富和社会工具掌握起来，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一个必要条件。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中国革命胜利后，不允许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同时认为，尽管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能排斥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不能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是从反对党内民粹主义思想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的。他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323,322,322～323页。）在看来，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下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1061,1060,1060页。）思考之二：现阶段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

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曾经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对待民族资本主义正确的经济政策。例如，1947年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就规定“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建国初期又对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加工订货和收购产品，促进了它的发展。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后，这一思想很快发生了变化。首先他批判了刘少奇等人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等观点是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在他亲自修改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中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注：《建国以来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05页。）1955年10月11日，又指出：“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注：《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198～199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到1956年底我国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大陆上急促地消灭了资本主义。尽管在1956年12月曾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3,434页。），但这些思想并未能坚持下去。此后：不仅资本主义私营经济被灭绝，连个体经济和农村自留地也被取消。

资本主义思想范文篇5

关键词：；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脉络；评价

在经济思想体系中，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还是在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即使是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因此，了解和把握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基本内容和现实意义，不但是丰富思想研究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一、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脉络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二）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思想，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可见，这一时期尽管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但毕竟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有益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二、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评价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就是不完整的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二）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资本主义思想范文篇6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二）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思想，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可见，这一时期尽管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但毕竟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有益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二、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评价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就是不完整的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二）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因此，对于任何一种思想观点，只有放在其所产生的时代环境中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同样，任何伟人都受到他所处的时间、空间环境的制约。提出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尽管是他一时的思想火花，此后他再也没有提出类似的观点，但是我们也只能回到当时的条件下去考察其缘由，不应该求全责备。

总之，对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过渡时期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是深刻的、系统的和科学的；而他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是不够深入和系统的。但无论怎样，他的这些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闪耀着他的杰出智慧和独创风格。正是这些独创性的思想，使中国共产党在走过了一段时间的弯路以后，重新面对现实，重新审视和思考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走上了改革和开放的正确轨道，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

摘要：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是他整个经济思想体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脉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突出的中国特色，是经济思想发展、成熟的一个典型标志。而且，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均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至今仍具有现实的理论指导意义。

资本主义思想范文篇7

【英文摘要】LeninandMAOZe-dongwerethefoundersofthetwosocialistcountries:theformerSovietUnionandChina.Intheirrevolutionarypracticebothofthemfacedwiththequestionhowtotreatcapitalismandhowtohandletherelationswithcapitalism.Theythoughtoverandmadeclosestudyoftheproblemoveralongtimeandputforwardquiteafewvaluableideasaboutitsuchastheideathatitisinevitabletodevelopcapitalismanditisnecessarytodevelopit,etc..

【关键词】列宁//资本主义/Lenin/MAOZe-dong/capitalism

【正文】

列宁和毕生都在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奋斗，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列宁和都是务实的领导者，他们从实际出发，提出了短时期内不仅不能在本国消灭资本主义，反而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

一、发展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列宁认为，俄国的国情不具备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而应当首先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早在1917年9月，列宁就明确提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资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1](P218-219)因此，俄国革命胜利后应当首先实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十月革命胜利后，“左派共产主义”批评党对资本家企业采取的计算和监督政策，是在“向资产阶级及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卒投降”，这一政策会使苏维埃俄国“演进到资本主义一边去”。1918年3月，列宁写了《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批评了“左派共产主义”的观点，认为俄国当时存在着宗法式的经济、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其中，“占优势的正是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从这种资本主义无论走向国家大资本主义或者走向社会主义，都是经过同一条道路，都是经过同一个中间站，即我们所说的‘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的计算和监督’。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会犯不可饶恕的经济错误，他们或者是不了解具体事实，看不到实际存在的事物，不能正视现实，或者是只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而不研究目前我国这种过渡的具体形式和步骤”。虽然我们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但“从物资、经济、生产意义上说，我们还没有到达社会主义的‘前阶’，而不通过我们尚未达到的这个‘前阶’，就不能走进社会主义的大门”。“不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共有的东西(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不能从俄国现时的经济情况前进，正因为如此，用‘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演变’(《共产主义者》第1期第8页第1栏)来吓唬别人也吓唬自己，在理论上是荒谬透顶的。这恰恰意味着在思想上‘偏离了方向’，离开了‘演变’的真正道路，不懂得这条道路；而在实践上，这等于是向小私有者的资本主义倒退”[2](P527、528、527)。

1918年夏至1920年底，处在战时环境下的俄国采取了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措施，消灭了资本主义。过早消灭资本主义，严重影响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影响了群众的生活。列宁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教训时明确指出：企图直接建立共产主义的经济形式，“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政党是要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说它在干蠢事，是因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行不通；说它自杀，是因为试行这类政策的政党，必然会遭到失败。老实说，有些共产党员执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所以在‘思想、言论和行动’上犯了错误。我们要努力纠正这些错误。一定要纠正这些错误，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3](P504)。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列宁明确指出当时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实质就在于“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它们和逐步地、审慎地掌握它们。

1921年3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回顾了1917年和1918年有关俄国国情的论述，再次强调俄国不是纯资本主义的国家，而是五种经济成分“都互相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究竟是谁和谁进行斗争呢?”“在这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做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合在一起，既同国家资本主义又同社会主义做斗争。”[3](P490)。因此，抽象地谈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只从中抽出两种结构来看。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4](P217、218-219)。

发展资本主义的论述也是格外引人注目的。早在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5](P119)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5](P639)。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更加深刻地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变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到达社会主义社会，什么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很显然，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5](P961-962)认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新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5](P961)

列宁和从落后国家的实际出发，都明确指出在小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中，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不仅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直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反而应当大力发展资本主义。认为：“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他们‘左’的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6](P322-323)

二、发展新资本主义

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建立新政权之后，应当大力发展资本主义。那么，我们所发展的资本主义是否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完全一致呢?

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十一大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俄国要大力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的报刊和我们的党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染上了知识分子习气，堕入了自由主义，自作聪明地来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去翻看旧本本。可是那些书里写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写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没有一本书写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只言片语，也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我们现在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任何理论、任何著作都没有探讨过的，原因很简单，所有同这一名词有关的常用概念都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政权。而我国的社会虽已脱离资本主义轨道，但还没有走上新轨道，不过领导这个国家的已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我们不愿了解，当我们说到‘国家’的时候，这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7](P83、84)。随后，列宁在1922年11月共产国际作的《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再次强调我们退却之后发展起来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它“同从字面上理解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无产阶级国家不仅掌握了土地，而且掌握了一切最重要的工业部门”[8](P725)。这里的国家资本主义也与1918年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有很大的差别，在1918年还没有认识到贸易自由的重要性，当时强调的重点是“统计和监督”，而“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有根本意义的”恰恰是“贸易自由”[7](P362)。

从列宁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确地感觉到，虽然列宁始终重视国家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但早期的论述与晚年的论述仍有重大的差别。早期的论述往往是与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的理论连在一起的；在晚年的论述中，起初是把租让制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看做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环境中，从西方国家引进外资、获取技术、取得经验的重要途径，后来把国家资本主义看做是新环境下一种特殊的经济形式，是一种与社会主义经济长期并存的，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加以规定其活动范围的经济形式。

无独有偶，在提出成熟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之后，曾把新民主主义称做“新资本主义”。他在1944年3月22日谈道：“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6](P110)虽然在1948年指出，“新资本主义”的提法不太妥当，“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好”[9](P139)，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要发展新资本主义。建国后，从中国实际出发，进一步提出我国要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新式的资本主义。1953年7月，在全国财经会议的领导小组会议纪要上写道：“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10](P282)

认为，我们与列宁发展新资本主义的思路是相同的，但在具体的实施办法上则有很多不同。他在1953年7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道：“在过渡时期，我们对国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其性质和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相同的，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但实行的办法则有很多不同。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指出的这条道路，我们实行了。资产阶级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对资产阶级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现在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他们。使独立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变为受限制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大的进步。”[10](P285)

虽然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解与列宁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有很大差别，但是他们都认为本国要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已有的西方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他们之所以认为这种资本主义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关键在于：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主要生产资料已收归国有；我们可以限制并规定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

三、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思路

列宁和虽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但他们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是一致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

(一)大力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

列宁认为，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要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瞄准最新的科技成果，把它作为推动经济文化发展的龙头。早在1918年，列宁就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11](P520)1920年，列宁制定了全俄电气化计划，并把这一计划称为俄共的第二个党纲，即党的经济纲领。列宁认为只有实现了这一计划，才能从根本上挖掉贫穷落后的老根，才有可能实现共产主义。他曾尖锐地批评了不向资本家学习也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中非居民的心理。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11](P252)。他号召俄国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向资产阶级专家、学者学习，“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创造或实行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空想，而是要已经夺得政权的先锋队去掌握和采用托拉斯的东西。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大生产的本领，那便无从获得这种本领了”[11](P289-290)

处在两大阵营对峙时代的，自然将学习和利用的重点放在社会主义阵营，但并没有将视野局限于社会主义阵营。不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强调了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12](P41)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习，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12](P41)

(二)向资本家学习做生意

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列宁敏锐地注意到俄共存在着严重的轻商思想，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曾尖锐地指出：“不要害怕共产党员去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其中也包括商人，向合作社的小资本家，向资本家‘学习’。‘学习’成绩，只有靠实践经验来检查：要比自己身旁的资产阶级专家做得更好，要学会用各种办法振兴农业，振兴工业，发展农业和工业的流转，多花点学费并不可惜：为了学习要不惜破费，只要能学到东西就行。”甚至他在晚年还提出了要把无产阶级国家变成文明的批发商的思想，他说：“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成为一个谨慎、勤勉、能干的‘业主’，成为一个文明的批发商。否则，就不能使这个小农国家在经济上站稳脚跟。现在，在我们和资本主义的(暂时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并存的条件下，没有其他道路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批发商这类经济界人物同共产主义似乎有天壤之别。但正是这类矛盾在实际生活中能把人们从小农经济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引导到社会主义。”[13](P176)

既谈到要向本国资本家学习，又提到向外国企业学习的问题，“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14](P742)。

(三)大力开展对外贸易

列宁非常重视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正常的贸易关系，认为没有稳定的外贸关系，就不可能有稳固的国内经济关系；西方国家虽然仇视苏维埃政权，但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他们也不得不同我们做生意。列宁曾说过：“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它们走上这条同我们往来的道路。”[13](P332)在1921年，俄国从国外订购了几千台机车，几百辆油罐车，出口量达到5000万普特。1922年，西方国家在热那亚举行国际经济财政会议，列宁要求俄共党员必须以商人的身份参加会议，他说：“我们欢迎热那亚会议并准备出席这次会议；我们十分清楚并且毫不隐瞒，我们准备以商人的身份出席会议，因为我们绝对必须同资本主义国家(只要它们还没有垮台)进行贸易。”[7](P2)

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5](P1325)新中国建立后，我国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主要与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但在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之后，的对外思想有了重大调整。1965年，同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客人谈道，全部开放，全部交流，不要垄断。即使在犯“左”倾错误的1973年，还亲自批准了从日本、英国、美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引进价值达4.3亿美元的成套技术设备。

(四)采用灵活多样的经济组织形式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一直主张通过“工人监督”来实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所谓工人监督，就是在不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下，在资本家的工厂中建立工人自己的组织，由工人组织监督企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对企业的账目进行核算，控制资本家的剥削程度，制约资本家的活动范围。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后，列宁又提出了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四种经济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销制和租借制，并对这四种形式作了深刻阐述。

解放前，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虽然经历了百余年的缓慢发展，但总的来说，依然是地方的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只占全部国民经济总比值的10%。在有限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官僚资本占了80%，民族资本只占20%。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了多种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措施，如取消苛捐杂税、给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和购买原料及推销产品的便利等。从七届二中全会开始，在强调“利用”的同时，越来越强调“节制”和“限制”的重要性，他说：“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15](P306)建国之初，提出应合理调整城市工商业政策，如扩大对私营工商业的加工定货和代购代销，调整税收负担，加强货币投放，帮助合法的私营工商业渡过难关等。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建国初期，我国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本发展的优惠政策，促进了私营经济的发展。

然而，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从1953年开始，我国政府采用了收购、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和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对民族资本进行了改造。1955年10月，提出：“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16](P198-199)1956年，基本完成了对民族资本的改造，消灭了资本主义。

由于过早消灭了民族资本，影响了人民的生活。1956年底，在约见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了“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他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然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质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2](P170)现在看来，对苏联过早结束新经济政策的怀疑和以此为依据提出的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可以说，这是学习苏联经验的一种理性思考，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宝贵的思想火花，然而，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的这一思想并未在实践中真正付诸实施。

比较两位伟人的论述，可以看出，无论是对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还是在利用资本主义的原则、内容、方式等方面的认识，他们二人的思路都有极其相似之处。同时，两位伟人毕竟处在不同的时代，他们的个人气质、理论修养、实践经历及所积累的经验有很大的差别，这决定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从列宁和对资本主义的思想发展历程看，列宁基本上经历了否定—肯定—再否定—再肯定的过程：第一次否定是从总体上来看的，第一次肯定是在十月革命前后针对俄国国情而言的，第二次否定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特殊时期提出的，第二次肯定是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后逐步形成的；而基本上经历了否定—肯定—再否定的过程：第一次否定也是从总体上而言的，第一次肯定是新民主主义时期针对中国国情提出的，第二次否定是在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依据苏联模式提出的。虽然在社会主义建设之初，提出了“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有了第二次肯定的萌芽，但这次萌芽并没有生根、发芽、成长、壮大。从两人思想发展的曲折历程可知，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个长期反复的过程。反复的根本原因在于是否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践表明，是否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不应从主观的愿望出发，而应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总之，列宁和根据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提出的许多学习、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当代，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非常重要的启迪作用，是很有价值的。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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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6]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8]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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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1]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2]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3]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4]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资本主义思想范文篇8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二）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思想，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可见，这一时期尽管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但毕竟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有益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二、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评价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NextPage]

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就是不完整的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二）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参考文献】

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3-13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15.

[15][16]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78，673，668.

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54-1255，1314.

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39.

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41.

[9][20][21][22]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328.299，292，329.332.

[10]新华社新闻稿[N].1956-1-21.

[11]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70.

[12]刘少奇.1956年12月29日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的讲话.

资本主义思想范文篇9

【摘要题】经济思想研究

【关键词】/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脉络/评价

【正文】

一、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脉络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二）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思想，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可见，这一时期尽管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但毕竟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有益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二、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评价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可见，对待资本主义问题的认识，大大超越了党的六大决议，奠定了我们党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自己说，党的六大和七大都承认资本主义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要有一个发展，并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在对待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是完全实行六大决议案的。[18]1928年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以及提出的十大政治纲领，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但是，六大决议没有提及官僚资产阶级，而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革命的敌人。十大政治纲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也并不是十分明确。[19]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六大决议中的正确思想，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主张，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观点和基本方针、原则及其政策，创立了我们党比较完整的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主义经济的理论。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取代封建社会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其结果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领导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其结果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性质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的中国既不能因为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就立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就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面对这一“中国向何处去”的难题，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构想：中国革命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那么，这个革命就既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区别，而是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建立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制度里，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但要保护、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才找到了一条领导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就是不完整的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二）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参考文献】

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3-13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15.

[15][16]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78，673，668.

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54-1255，1314.

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39.

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41.

[9][20][21][22]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328.299，292，329.332.

[10]新华社新闻稿[N].1956-1-21.

[11]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70.

[12]刘少奇.1956年12月29日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的讲话.

[13].1957年4月6日在国务院会议上的发言.

[14]邓小平文选（1938-196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305.

资本主义思想范文篇10

【摘?要?题】经济思想研究

【关?键?词】/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脉络/评价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146（2003）04-0054-06

一、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脉络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早在1934年1月，在阐述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时就指出，根据地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三方面组成的，尤其是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1]到1938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将这一提法具体化，他说：“保护私人工商业的自由营业”是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2]。他告诫全党必须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否则，任何损害私人工商业利益的言论和行为都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从1939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全面发展，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具体，有着更加鲜明的实践指导特色。一方面，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外延扩展了。他认为，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而言存在三种资本形态，即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本国的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就根据地的国民经济而言，也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分。这是不能忽视更是不能混淆彼此概念的客观事实。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私人资本主义不但不能消灭相反要保护要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3]。“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4]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内涵也更加丰富。除了对党内仍然有不少同志没有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束缚解放出来，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产生疑虑、困惑甚至抵触情绪，以及农村中普遍流行的破坏工商业倾向进行批评外，还着重对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尖锐地指出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5]，认为那种跨越新民主主义阶段，“奢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而想实行它总会自招失败”，这是由于这种社会主义缺乏社会化生产的坚实物质基础，而要不要这个基础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6]

（二）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还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他所作的报告和结论中一方面重申党的六大、七大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精神，同时更重要的是强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7]，这是他对未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述，他的对资本主义进行既利用又限制的思想正是从这时萌芽的。不久，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利用”和“限制”的意见，但允许资本主主义经济在多长时间内存在，这时以及在建国后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都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有党外人士问，过渡到社会主义要多长时间？说大约要二三十年吧。直到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才提出完成过渡时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历史性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如果加上建国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时间，共计18年。从1953年提出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三大改造”，对待资本主义经济已经由“利用”、“限制”转向实行改造即消灭的方针。

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思想，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二、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评价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就是不完整的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二）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再者，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再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在两难的选择中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在中国，既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与公有制长期并存，允许长期发展商品生产，但又担心私有制的存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危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包括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都普遍存在的一种矛盾心态。然而，只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也只有他在中国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后，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一定阶段，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虽然这种尝试不够充分，也没有持续下去，但毕竟为我们党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因此，对于任何一种思想观点，只有放在其所产生的时代环境中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同样，任何伟人都受到他所处的时间、空间环境的制约。提出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尽管是他一时的思想火花，此后他再也没有提出类似的观点，但是我们也只能回到当时的条件下去考察其缘由，不应该求全责备。

【参考文献】

[1]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3-134.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15.

[3][15][16]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78，673，668.

[4][5]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54-1255，1314.

[6]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39.

[7]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41.

[8][9][20][21][22]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328.299，292，329.332.

[10]新华社新闻稿[N].1956-1-21.

[11]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70.

[12]刘少奇.1956年12月29日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的讲话.

[13].1957年4月6日在国务院会议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