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奴隶范文10篇

资本奴隶范文篇1

近年来，中国电影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在票房数位元组节走高的背后，也不乏令人忧虑的现象。

以研究电影理论、中国电影史为专业特长的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认为，以国产大片为代表的中国电影，其体征已经暴露出一些亟须予以诊治的病症。

正视问题，才能及时解决问题，才能更好地前行。

解放周末：戴教授，我想先请教您一个问题：有人说,从2002年的《英雄》开始，中国电影进入了“大巨片时代”、“复兴的时代”，对此您怎么看？

戴锦华：这种“大巨片时代”、“复兴的时代”的提法，根据是什么？

解放周末：我所了解到的根据是，2007年，国产电影产量达到400余部，比前一年多了70余部,全国新增银幕493块。国产电影的总票房已经连续5年超过了进口大片。

戴锦华：在我看来，所谓的“大巨片”，其元素无非是大规模投资、好莱坞式的工业化大制作，以及巨型规模的票房宣传，并追逐高额的票房收入。中国“大巨片”的出现，只能说明越来越多资本正在涌入电影业，但未必标志著中国电影进入了“复兴”的全新时代。中国电影如果仅仅是《英雄》所标识的那种“大巨片”，那么它不仅不会成就一个“时代”，相反有可能成为灾难。从某种意义上说，《无极》已经呈现出这种灾难的样态。

坦率地说，当我为中国电影重新繁荣起来而欣喜的时候，又怀有某种迟疑，甚至是某些忧虑。也就是说，中国电影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病症，亟须诊治。

艺术表达的苍白

观众在观影时感受到的视听饱满与走出影院后心灵的空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们似乎有一种别无选择，又有一点被欺骗、被掏空的感觉,好像曾经有人许诺了他们什么，但最后又拒绝兑现。

解放周末：有人说，如今我们不仅要用眼睛，还要用我们的神经、肠胃和心脏看电影，从《英雄》、《十面埋伏》到《投名状》，中国“大巨片”似乎实现了这种视听震撼。

戴锦华：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影片是成功的,它们第一次在中国实现了这一点，即用过亿的制作成本，尽可能地制造视听冲击和视听奇观，让观众感受到酣畅淋漓的视听震撼。所以，有些观众认为去影院看这些电影是值得的，因为他们受到了感官刺激，得到了某种视听快感。

解放周末：可有些电影带给人的满足似乎仅限于影院内，当人们走出影院，发现五官被愉悦的时候,头脑中却一片空白,有时甚至完全不明白刚才的电影讲述了怎样的故事，跟现实生活究竟有怎样的联系。

戴锦华：是的，观众在观影时感受到的视听饱满与走出影院后心灵的空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看过这些大片的观众或多或少都曾有过一种似乎别无选择，又有一点被欺骗、被掏空的感觉,好像曾经有人许诺了他们什么，但最后却又拒绝兑现。

解放周末：一部电影除了带给观众视听上的满足之外，是不是还应该给人以某种心灵的抚慰和有益的启迪？

戴锦华：当然应该。电影不仅需要观众用眼睛看、用肠胃、用神经看，更应该用脑子、用心看。所以，一部好的电影应该带给人们某种感动和思考，甚至是某种不安或酸楚，让人们带著某种依恋和忧伤离开影院，而不是心灵的空白。

解放周末：有人把看电影比喻成做“白日梦”。在黑暗的空间中,通过银幕感受著各自隐秘的梦想,以及梦想被实现的瞬间，在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心里带著梦的余韵和感动。

戴锦华：而在看完一些“大巨片”后，人们除了获得视听的满足,很难感受到心灵的充实。除了能给人们的视听带来冲击之外，这些电影在艺术表达上呈现出的是一种苍白。看电影在此时成了一种低层次的，用眼睛吃著霜淇淋的满足。

解放周末：满足观众眼睛的，往往是数以吨计的铜液、满地的菊花、被焗了黑油的战马，或者是一滴水飞落在九寨沟绿得不真实的水面上的瞬间。

戴锦华：这些用钜资打造的影像奇观，呈现出的只是一种明信片式的美，一种矫情和媚俗的美。而真正的电影的美，应该是巨大或者细微的美,是那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尽收眼底的美。

解放周末：那种不断追求明信片式美的“大巨片”，是不惜人力财力的。

戴锦华：当观众明确地把电影作为一种商品的时候，他们就同时在消费电影的成本，这就必然带来一种消费心理———当你知道这部影片有巨大成本投入的时候，在消费时心理上必然就会有更大的快感。所以，电影生产者要不惜钜资打造这些吸引人们眼球的场景，以追求影片的“卖点”。当资本的逻辑成为一部电影的主宰时，这就是必然现象。

然而，这只是一般商品的消费心理，电影毕竟是非常特殊的商品，它是一种文化商品，它带给观众的满足，不应该只是：我花了这些钱，这些钱中的“含金量”比较高，所以就是值得的。

想像力之匮乏

电影应该以某种方式连接著我们的现实生活和对现实生活的思考。让我们去想像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和抵达这个未来的可能性。让我们带著某种被打开的想像，走出影院。

解放周末：在观众的眼睛被明信片式的美所愉悦的时候，却常常对电影枯燥乏味的情节发出诸多抱怨。缺乏想像力似乎成了当下中国电影的另一种“通病”。

戴锦华：想像力的枯竭，的确是中国电影的“流行病”。

就拿大家熟悉的大片《投名状》来说，古代战争的场面足够饱满和酷烈，但它依然是一部想像力匮乏的电影。它并没有给观众构造出一种只有从电影中才能够获取的独特的美。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心灵的视野、历史的地平线、社会的地平线并没有被展开,人们无穷的展望和畅想的空间也没有被打开。

解放周末：想像力是艺术的基本来源。当一部电影的想像力飞扬的时候，艺术的创新会带给观众意想不到的惊喜。

戴锦华：说得对。《太阳照常升起》可以说是一部充满艺术想像的电影，它展现的是超现实的生命状态和历史状态，在影像的幽默感背后又呈现出深刻的荒诞。

电影应该以某种方式连接著我们的现实生活和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并以某种方式打开想像力的空间，这一空间既是艺术的，同时也应该是一个社会性的现象的空间。让我们去想像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去想像抵达这个更为美好未来的可能性。

解放周末：中国电影所表现出来的想像力匮乏，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的通病。今天，人们似乎抛弃了“乌托邦”式的想像，抛弃了对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想像。

戴锦华：当我们拒绝去想像一个更美好的、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逻辑、不一样的人生的时候,整个世界在资本的推动下,就只剩下了资本的逻辑,艺术想像力的空间势必开始萎缩，甚至封闭。

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它参与著社会心理状态的建构。当电影不再去想像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不再用艺术的手法去为观众打开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时候，不能不说这是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悲哀。

叙事逻辑的单调

有些巨片所讲述的故事总是在复制、强化资本的逻辑，总是一味地认同权力、讴歌权力和争夺权力，永远在讲一个成功者和失败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故事。

解放周末：那些充满华丽场景的“大巨片”，似乎总是经不起仔细回味，它们的枯燥除了因为缺乏想像力之外，是不是更在于故事逻辑的单调？

戴锦华：没错。这种枯燥和单调就在于，影片的叙事逻辑往往是对现实当中最强势、最主流逻辑的直接复制，而不包含任何质疑或批判。

在《英雄》中，真正的英雄是秦王，原本想要刺杀他的残剑因为理解了秦王的逻辑，放弃了自己的使命；在《无极》中，没有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只有两个道具，两具华服———鲜花盔甲和黑袍，一个象征著权力，一个象征著奴隶身份，整部电影就像是一部“模范奴隶手册”，在教观众怎么做奴隶；在《投名状》中，推动著每一个人物命运发展的是象征著权力的女王……对成功者、胜利者和权力几乎无条件地膜拜，就是这些影片讲故事的共同逻辑。解放周末：正是这种单纯膜拜，使得这些被华丽场景包裹的影片变得乏味而空洞。

戴锦华：是的，几乎没有任何超越性的价值在这些影片的情节和情境中发挥作用，只有一种价值能够成立，那就是成王败寇、优胜劣汰。

某些“大巨片”的这种文化和价值上的贫困，其实是“资本独舞”的结果。资本的独舞不仅是指“大巨片”的制作完全依靠大资本的投入，更意味著影片所讲述的故事本身就复制、强化了资本的逻辑。于是，整个电影的叙事逻辑就变得单一和苍白。观众无论是怒也罢骂也罢，他们都贡献了票房，从而又印证了资本逻辑的成功。他们的选择其实就是资本替他们作出的选择。这就是“资本的独舞”。

解放周末：而一部优秀的影片，应当直面社会文化中的深层次问题，应该去触摸这些问题，而不是回避。

戴锦华：所有的大众艺术都应该给现实中无法解决的问题以一种想像性的解决，成功的商业电影也可以做到。它能以电影特有的方式触摸到现实，然后给观众一个想像性的解决和许诺，从而给人以抚慰。

比如《集结号》就以它的方式触摸到了在当代中国社会急剧变迁的过程中，怎么去重新书写历史、怎么放置个人的问题。看完影片，观众的眼里会酸酸的，他们被感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考。

可见，中国的“大巨片”有能力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实现某种触摸和连接。这种触摸和连接，构成了一个和资本的单一逻辑稍有差异的逻辑。不只是认同权力、讴歌权力和争夺权力，不是永远在讲一个成功者和失败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故事。

“越看越骂，越骂越看”

在广告效应的驱使下，第一批观众走进影院，他们难以掩饰失望，第一轮恶骂便开始了。可是这一轮恶骂又变成了新一轮的广告效应，人们为了证明那些恶骂，又加入其中。

解放周末：近年来，网路成了电影文化传播中一个非常独特的空间。关于中国电影的讨论，形成了一个怪诞的现象———观众们对影片是“越看越骂，越骂越看”。

戴锦华：这种模式的形成，首先表明观众在电影中并没有得到满足，否则他们何来那么大的愤怒？

这种怪诞的社会消费心理，正在消耗著观众对中国电影的期待和热情，这

正是“资本独舞”下的中国“大巨片”，所表现出的另一种病症。

解放周末：如果说，“越看越骂”是因为这些影片总有这样或那样令人不满意之处，那么强大的骂声为什么并没有令观众止步，反而使他们前赴后继地走进影院呢？

戴锦华：中国的电影票价相对较高，它要求观众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有一个并不十分准确的估计———中国的影院观众约等于中国的线民，或约等于小资群落，或约等于45岁以下受过良好教育有著中高收入的人。这个电影消费群体在网路上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叫作“骂英雄”、“骂无极”。

于是当网路、广告、影院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决定观众进入影院的，往往不是对电影的热爱，而是为了加入到“骂”的行列中去，换句话说就是为了追随“时尚”，害怕“落伍”。但这种行为本身，又非常怪诞地融入到了资本的广告链条当中。

解放周末：您所说的是一种怎样的链条？观众又是怎样被卷入并参与其中的？

戴锦华：和好莱坞电影一样，中国的“大巨片”除了要靠大资本的投入外，还要把近三分之一的成本用于广告宣传。在那些浅薄与功利的娱记哄炒下，就形成了一种地毯式的轰炸和全媒体的覆盖。于是“眼球大战”爆发了。在进入影院之前，观众已经被广告“打”得无处可藏，因为对广告效应缺少免疫力，所以最终不是观众选择了电影，而是观众被广告选择。于是，在广告效应的驱使之下，第一批观众走进影院，他们难以掩饰失望，第一轮恶骂便开始了。可是这一轮恶骂又恰恰形成了新一轮的广告效应，没有看过影片的人为了证实那些恶骂，为了不“落伍”，又加入到这一链条中去。

解放周末：但在众多的国产大片中，《太阳照常升起》似乎成了一个例外，人们“骂而不看”，很多人抱怨说看不懂。

戴锦华：也许《太阳照常升起》的剧情并不是那么清晰连贯，但它的情节问题并不比其他充斥著编剧漏洞的“大巨片”来得严重。比如《无极》，就根本谈不上情节逻辑，只有鲜花和盔甲在里面空洞地舞蹈和行走。但多数观众们愤怒的，也不是它的剧情。事实上，《太阳照常升起》在艺术追求上，远远高于刚才提到的那种巨片。

解放周末：问题是，《太阳照常升起》作为一部充满著原创性和想像力的电影，它的票房却为什么那么惨澹？

戴锦华：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是它缺少广告宣传，没有形成广告效应。当观众成为资本广告运行链条的俘虏时，观众的选择其实就是资本替他作出的选择，当一部影片缺少广告效应的时候，票房自然容易落败。

所以，作为观众，作为对于中国电影的繁荣有所期望的观众，应该理智地扪心自问一下：我是不是把广告和追随“时尚”作为选择电影的唯一依据了？这样一想，或许就会恍然大悟，或许就有可能真正地找到自我。

“一统天下”的悲哀

“大巨片”越是“一统天下”，其余的影片就越是没有生存空间，于是他们就选择海外电影节这一“窄门”作为求生通道。可他们越是以这个“窄门”为终级归宿，就越是难以与中国市场发生关联。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观众的悲哀。

解放周末：在国产大片不断卖座的同时，那些中等规模制作、甚至小成本制作的电影对观众的吸引力却十分有限，几部“大巨片”就占据了全年票房收入的大部分。

戴锦华：这的确是中国电影发展所面临的一个内在危机。当几部成本过亿的影片占掉了票房的大部分，并占据了几乎所有院线和所有的黄金档期的时候，就成为了一股用中国电影去毁灭中国电影自身多重空间可能性的力量。因为，中国电影工业和电影市场不可能仅仅靠几部“大巨片”来维系，必须形成一定数量和类型的规模才能使其维系并呈现出一个繁荣的局面。

解放周末：所以，当人们为几部国产大片已经占据总票房的大部分而欢呼时，不能忽视剩下的几百部中国电影难以进入院线的现实。

戴锦华：令人忧虑的是，当中小成本电影难以在国内实现票房，甚至难以露面时，有些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就直接把海外电影节作为影片的终极归宿。于是，人们“越看越骂、越骂越看”的只能是“大巨片”。可“大巨片”越是“一统天下”，其余的影片就越是没有生存空间，他们越是以海外电影节这一“窄门”为终级归宿，就越是难以与中国市场发生关联，最终就放弃了与中国观众见面的可能。这种相互恶化的格局，既不利于中国电影业本身的繁荣，也是中国观众的损失。

不该是“资本的独舞”

电影不能摆脱资本，它必须与资本共舞，但电影不应该成为“资本的独舞”。电影不仅是一种商品，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艺术。

解放周末：国产大片出现的种种病症，病根是不是在于“资本的独舞”？

戴锦华：我认为是的。近几年来国产“大巨片”的竞争，已经演变成一种纯粹的资本投入的比拼。当资本的逻辑成为主宰电影的唯一逻辑，资本的力量成为压倒性的力量时，不难发现，许多“大巨片”甚至没有认真地去讲述一个故事，而是把精力都放在设置视听奇观或者说视听打击点上，以此追求卖点和票房，于是呈现出上述种种弊病也就不足为奇。

解放周末：但电影作为一种商品，它和资本的连接是与生俱来的，它也离不开资本这一“舞伴”。

戴锦华：虽然它不能摆脱资本，它必须与资本共舞，但电影不应该成为“资本的独舞”。资本的逻辑也许始终是一种重要的逻辑，但它不应该成为唯一的逻辑。因为，电影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商品，它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艺术。

解放周末：也就是说，电影虽然是商品，但应该成为一个例外的商品；作为一种工业制品，它应该有别于单纯意义上的消费品。

戴锦华：是的。法国是电影的诞生地，也是艺术电影的大本营。法国政府一直执行“文化例外”政策，即文化产品和其他的商品采取不一样的国际政策和国内政策。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法国始终对国产影片实行政策保护，保证其在影院中占有绝对比例。

解放周末：除了这种政策层面的文化选择之外，作为电影的生产者和热爱电影的观众，应该为中国电影的繁荣和健康发展做些什么？

资本奴隶范文篇2

近年来，中国电影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在票房数位元组节走高的背后，也不乏令人忧虑的现象。

以研究电影理论、中国电影史为专业特长的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认为，以国产大片为代表的中国电影，其体征已经暴露出一些亟须予以诊治的病症。

正视问题，才能及时解决问题，才能更好地前行。

解放周末：戴教授，我想先请教您一个问题：有人说,从2002年的《英雄》开始，中国电影进入了“大巨片时代”、“复兴的时代”，对此您怎么看？

戴锦华：这种“大巨片时代”、“复兴的时代”的提法，根据是什么？

解放周末：我所了解到的根据是，2007年，国产电影产量达到400余部，比前一年多了70余部,全国新增银幕493块。国产电影的总票房已经连续5年超过了进口大片。

戴锦华：在我看来，所谓的“大巨片”，其元素无非是大规模投资、好莱坞式的工业化大制作，以及巨型规模的票房宣传，并追逐高额的票房收入。中国“大巨片”的出现，只能说明越来越多资本正在涌入电影业，但未必标志著中国电影进入了“复兴”的全新时代。中国电影如果仅仅是《英雄》所标识的那种“大巨片”，那么它不仅不会成就一个“时代”，相反有可能成为灾难。从某种意义上说，《无极》已经呈现出这种灾难的样态。

坦率地说，当我为中国电影重新繁荣起来而欣喜的时候，又怀有某种迟疑，甚至是某些忧虑。也就是说，中国电影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病症，亟须诊治。

艺术表达的苍白

观众在观影时感受到的视听饱满与走出影院后心灵的空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们似乎有一种别无选择，又有一点被欺骗、被掏空的感觉,好像曾经有人许诺了他们什么，但最后又拒绝兑现。

解放周末：有人说，如今我们不仅要用眼睛，还要用我们的神经、肠胃和心脏看电影，从《英雄》、《十面埋伏》到《投名状》，中国“大巨片”似乎实现了这种视听震撼。

戴锦华：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影片是成功的,它们第一次在中国实现了这一点，即用过亿的制作成本，尽可能地制造视听冲击和视听奇观，让观众感受到酣畅淋漓的视听震撼。所以，有些观众认为去影院看这些电影是值得的，因为他们受到了感官刺激，得到了某种视听快感。

解放周末：可有些电影带给人的满足似乎仅限于影院内，当人们走出影院，发现五官被愉悦的时候,头脑中却一片空白,有时甚至完全不明白刚才的电影讲述了怎样的故事，跟现实生活究竟有怎样的联系。

戴锦华：是的，观众在观影时感受到的视听饱满与走出影院后心灵的空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看过这些大片的观众或多或少都曾有过一种似乎别无选择，又有一点被欺骗、被掏空的感觉,好像曾经有人许诺了他们什么，但最后却又拒绝兑现。

解放周末：一部电影除了带给观众视听上的满足之外，是不是还应该给人以某种心灵的抚慰和有益的启迪？

戴锦华：当然应该。电影不仅需要观众用眼睛看、用肠胃、用神经看，更应该用脑子、用心看。所以，一部好的电影应该带给人们某种感动和思考，甚至是某种不安或酸楚，让人们带著某种依恋和忧伤离开影院，而不是心灵的空白。

解放周末：有人把看电影比喻成做“白日梦”。在黑暗的空间中,通过银幕感受著各自隐秘的梦想,以及梦想被实现的瞬间，在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心里带著梦的余韵和感动。

戴锦华：而在看完一些“大巨片”后，人们除了获得视听的满足,很难感受到心灵的充实。除了能给人们的视听带来冲击之外，这些电影在艺术表达上呈现出的是一种苍白。看电影在此时成了一种低层次的，用眼睛吃著霜淇淋的满足。

解放周末：满足观众眼睛的，往往是数以吨计的铜液、满地的菊花、被焗了黑油的战马，或者是一滴水飞落在九寨沟绿得不真实的水面上的瞬间。

戴锦华：这些用钜资打造的影像奇观，呈现出的只是一种明信片式的美，一种矫情和媚俗的美。而真正的电影的美，应该是巨大或者细微的美,是那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尽收眼底的美。

解放周末：那种不断追求明信片式美的“大巨片”，是不惜人力财力的。

戴锦华：当观众明确地把电影作为一种商品的时候，他们就同时在消费电影的成本，这就必然带来一种消费心理———当你知道这部影片有巨大成本投入的时候，在消费时心理上必然就会有更大的快感。所以，电影生产者要不惜钜资打造这些吸引人们眼球的场景，以追求影片的“卖点”。当资本的逻辑成为一部电影的主宰时，这就是必然现象。

然而，这只是一般商品的消费心理，电影毕竟是非常特殊的商品，它是一种文化商品，它带给观众的满足，不应该只是：我花了这些钱，这些钱中的“含金量”比较高，所以就是值得的。

想像力之匮乏

电影应该以某种方式连接著我们的现实生活和对现实生活的思考。让我们去想像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和抵达这个未来的可能性。让我们带著某种被打开的想像，走出影院。

解放周末：在观众的眼睛被明信片式的美所愉悦的时候，却常常对电影枯燥乏味的情节发出诸多抱怨。缺乏想像力似乎成了当下中国电影的另一种“通病”。

戴锦华：想像力的枯竭，的确是中国电影的“流行病”。

就拿大家熟悉的大片《投名状》来说，古代战争的场面足够饱满和酷烈，但它依然是一部想像力匮乏的电影。它并没有给观众构造出一种只有从电影中才能够获取的独特的美。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心灵的视野、历史的地平线、社会的地平线并没有被展开,人们无穷的展望和畅想的空间也没有被打开。

解放周末：想像力是艺术的基本来源。当一部电影的想像力飞扬的时候，艺术的创新会带给观众意想不到的惊喜。

戴锦华：说得对。《太阳照常升起》可以说是一部充满艺术想像的电影，它展现的是超现实的生命状态和历史状态，在影像的幽默感背后又呈现出深刻的荒诞。

电影应该以某种方式连接著我们的现实生活和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并以某种方式打开想像力的空间，这一空间既是艺术的，同时也应该是一个社会性的现象的空间。让我们去想像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去想像抵达这个更为美好未来的可能性。

解放周末：中国电影所表现出来的想像力匮乏，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的通病。今天，人们似乎抛弃了“乌托邦”式的想像，抛弃了对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想像。

戴锦华：当我们拒绝去想像一个更美好的、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逻辑、不一样的人生的时候,整个世界在资本的推动下,就只剩下了资本的逻辑,艺术想像力的空间势必开始萎缩，甚至封闭。

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它参与著社会心理状态的建构。当电影不再去想像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不再用艺术的手法去为观众打开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时候，不能不说这是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悲哀。

叙事逻辑的单调

有些巨片所讲述的故事总是在复制、强化资本的逻辑，总是一味地认同权力、讴歌权力和争夺权力，永远在讲一个成功者和失败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故事。

解放周末：那些充满华丽场景的“大巨片”，似乎总是经不起仔细回味，它们的枯燥除了因为缺乏想像力之外，是不是更在于故事逻辑的单调？

戴锦华：没错。这种枯燥和单调就在于，影片的叙事逻辑往往是对现实当中最强势、最主流逻辑的直接复制，而不包含任何质疑或批判。

在《英雄》中，真正的英雄是秦王，原本想要刺杀他的残剑因为理解了秦王的逻辑，放弃了自己的使命；在《无极》中，没有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只有两个道具，两具华服———鲜花盔甲和黑袍，一个象征著权力，一个象征著奴隶身份，整部电影就像是一部“模范奴隶手册”，在教观众怎么做奴隶；在《投名状》中，推动著每一个人物命运发展的是象征著权力的女王……对成功者、胜利者和权力几乎无条件地膜拜，就是这些影片讲故事的共同逻辑。

解放周末：正是这种单纯膜拜，使得这些被华丽场景包裹的影片变得乏味而空洞。

戴锦华：是的，几乎没有任何超越性的价值在这些影片的情节和情境中发挥作用，只有一种价值能够成立，那就是成王败寇、优胜劣汰。

某些“大巨片”的这种文化和价值上的贫困，其实是“资本独舞”的结果。资本的独舞不仅是指“大巨片”的制作完全依靠大资本的投入，更意味著影片所讲述的故事本身就复制、强化了资本的逻辑。于是，整个电影的叙事逻辑就变得单一和苍白。观众无论是怒也罢骂也罢，他们都贡献了票房，从而又印证了资本逻辑的成功。他们的选择其实就是资本替他们作出的选择。这就是“资本的独舞”。

解放周末：而一部优秀的影片，应当直面社会文化中的深层次问题，应该去触摸这些问题，而不是回避。

戴锦华：所有的大众艺术都应该给现实中无法解决的问题以一种想像性的解决，成功的商业电影也可以做到。它能以电影特有的方式触摸到现实，然后给观众一个想像性的解决和许诺，从而给人以抚慰。

比如《集结号》就以它的方式触摸到了在当代中国社会急剧变迁的过程中，怎么去重新书写历史、怎么放置个人的问题。看完影片，观众的眼里会酸酸的，他们被感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考。

可见，中国的“大巨片”有能力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实现某种触摸和连接。这种触摸和连接，构成了一个和资本的单一逻辑稍有差异的逻辑。不只是认同权力、讴歌权力和争夺权力，不是永远在讲一个成功者和失败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故事。

“越看越骂，越骂越看”

在广告效应的驱使下，第一批观众走进影院，他们难以掩饰失望，第一轮恶骂便开始了。可是这一轮恶骂又变成了新一轮的广告效应，人们为了证明那些恶骂，又加入其中。

解放周末：近年来，网路成了电影文化传播中一个非常独特的空间。关于中国电影的讨论，形成了一个怪诞的现象———观众们对影片是“越看越骂，越骂越看”。

戴锦华：这种模式的形成，首先表明观众在电影中并没有得到满足，否则他们何来那么大的愤怒？

这种怪诞的社会消费心理，正在消耗著观众对中国电影的期待和热情，这

正是“资本独舞”下的中国“大巨片”，所表现出的另一种病症。

解放周末：如果说，“越看越骂”是因为这些影片总有这样或那样令人不满意之处，那么强大的骂声为什么并没有令观众止步，反而使他们前赴后继地走进影院呢？

戴锦华：中国的电影票价相对较高，它要求观众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有一个并不十分准确的估计———中国的影院观众约等于中国的线民，或约等于小资群落，或约等于45岁以下受过良好教育有著中高收入的人。这个电影消费群体在网路上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叫作“骂英雄”、“骂无极”。

于是当网路、广告、影院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决定观众进入影院的，往往不是对电影的热爱，而是为了加入到“骂”的行列中去，换句话说就是为了追随“时尚”，害怕“落伍”。但这种行为本身，又非常怪诞地融入到了资本的广告链条当中。

解放周末：您所说的是一种怎样的链条？观众又是怎样被卷入并参与其中的？

戴锦华：和好莱坞电影一样，中国的“大巨片”除了要靠大资本的投入外，还要把近三分之一的成本用于广告宣传。在那些浅薄与功利的娱记哄炒下，就形成了一种地毯式的轰炸和全媒体的覆盖。于是“眼球大战”爆发了。在进入影院之前，观众已经被广告“打”得无处可藏，因为对广告效应缺少免疫力，所以最终不是观众选择了电影，而是观众被广告选择。于是，在广告效应的驱使之下，第一批观众走进影院，他们难以掩饰失望，第一轮恶骂便开始了。可是这一轮恶骂又恰恰形成了新一轮的广告效应，没有看过影片的人为了证实那些恶骂，为了不“落伍”，又加入到这一链条中去。

解放周末：但在众多的国产大片中，《太阳照常升起》似乎成了一个例外，人们“骂而不看”，很多人抱怨说看不懂。

戴锦华：也许《太阳照常升起》的剧情并不是那么清晰连贯，但它的情节问题并不比其他充斥著编剧漏洞的“大巨片”来得严重。比如《无极》，就根本谈不上情节逻辑，只有鲜花和盔甲在里面空洞地舞蹈和行走。但多数观众们愤怒的，也不是它的剧情。事实上，《太阳照常升起》在艺术追求上，远远高于刚才提到的那种巨片。

解放周末：问题是，《太阳照常升起》作为一部充满著原创性和想像力的电影，它的票房却为什么那么惨澹？

戴锦华：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是它缺少广告宣传，没有形成广告效应。当观众成为资本广告运行链条的俘虏时，观众的选择其实就是资本替他作出的选择，当一部影片缺少广告效应的时候，票房自然容易落败。

所以，作为观众，作为对于中国电影的繁荣有所期望的观众，应该理智地扪心自问一下：我是不是把广告和追随“时尚”作为选择电影的唯一依据了？这样一想，或许就会恍然大悟，或许就有可能真正地找到自我。

“一统天下”的悲哀

“大巨片”越是“一统天下”，其余的影片就越是没有生存空间，于是他们就选择海外电影节这一“窄门”作为求生通道。可他们越是以这个“窄门”为终级归宿，就越是难以与中国市场发生关联。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观众的悲哀。

解放周末：在国产大片不断卖座的同时，那些中等规模制作、甚至小成本制作的电影对观众的吸引力却十分有限，几部“大巨片”就占据了全年票房收入的大部分。

戴锦华：这的确是中国电影发展所面临的一个内在危机。当几部成本过亿的影片占掉了票房的大部分，并占据了几乎所有院线和所有的黄金档期的时候，就成为了一股用中国电影去毁灭中国电影自身多重空间可能性的力量。因为，中国电影工业和电影市场不可能仅仅靠几部“大巨片”来维系，必须形成一定数量和类型的规模才能使其维系并呈现出一个繁荣的局面。

解放周末：所以，当人们为几部国产大片已经占据总票房的大部分而欢呼时，不能忽视剩下的几百部中国电影难以进入院线的现实。

戴锦华：令人忧虑的是，当中小成本电影难以在国内实现票房，甚至难以露面时，有些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就直接把海外电影节作为影片的终极归宿。于是，人们“越看越骂、越骂越看”的只能是“大巨片”。可“大巨片”越是“一统天下”，其余的影片就越是没有生存空间，他们越是以海外电影节这一“窄门”为终级归宿，就越是难以与中国市场发生关联，最终就放弃了与中国观众见面的可能。这种相互恶化的格局，既不利于中国电影业本身的繁荣，也是中国观众的损失。

不该是“资本的独舞”

电影不能摆脱资本，它必须与资本共舞，但电影不应该成为“资本的独舞”。电影不仅是一种商品，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艺术。

解放周末：国产大片出现的种种病症，病根是不是在于“资本的独舞”？

戴锦华：我认为是的。近几年来国产“大巨片”的竞争，已经演变成一种纯粹的资本投入的比拼。当资本的逻辑成为主宰电影的唯一逻辑，资本的力量成为压倒性的力量时，不难发现，许多“大巨片”甚至没有认真地去讲述一个故事，而是把精力都放在设置视听奇观或者说视听打击点上，以此追求卖点和票房，于是呈现出上述种种弊病也就不足为奇。

解放周末：但电影作为一种商品，它和资本的连接是与生俱来的，它也离不开资本这一“舞伴”。

戴锦华：虽然它不能摆脱资本，它必须与资本共舞，但电影不应该成为“资本的独舞”。资本的逻辑也许始终是一种重要的逻辑，但它不应该成为唯一的逻辑。因为，电影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商品，它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艺术。

解放周末：也就是说，电影虽然是商品，但应该成为一个例外的商品；作为一种工业制品，它应该有别于单纯意义上的消费品。

戴锦华：是的。法国是电影的诞生地，也是艺术电影的大本营。法国政府一直执行“文化例外”政策，即文化产品和其他的商品采取不一样的国际政策和国内政策。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法国始终对国产影片实行政策保护，保证其在影院中占有绝对比例。

解放周末：除了这种政策层面的文化选择之外，作为电影的生产者和热爱电影的观众，应该为中国电影的繁荣和健康发展做些什么？

资本奴隶范文篇3

近年来，中国电影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在票房数位元组节走高的背后，也不乏令人忧虑的现象。

以研究电影理论、中国电影史为专业特长的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认为，以国产大片为代表的中国电影，其体征已经暴露出一些亟须予以诊治的病症。

正视问题，才能及时解决问题，才能更好地前行。

解放周末：戴教授，我想先请教您一个问题：有人说,从2002年的《英雄》开始，中国电影进入了“大巨片时代”、“复兴的时代”，对此您怎么看？

戴锦华：这种“大巨片时代”、“复兴的时代”的提法，根据是什么？

解放周末：我所了解到的根据是，2007年，国产电影产量达到400余部，比前一年多了70余部,全国新增银幕493块。国产电影的总票房已经连续5年超过了进口大片。

戴锦华：在我看来，所谓的“大巨片”，其元素无非是大规模投资、好莱坞式的工业化大制作，以及巨型规模的票房宣传，并追逐高额的票房收入。中国“大巨片”的出现，只能说明越来越多资本正在涌入电影业，但未必标志著中国电影进入了“复兴”的全新时代。中国电影如果仅仅是《英雄》所标识的那种“大巨片”，那么它不仅不会成就一个“时代”，相反有可能成为灾难。从某种意义上说，《无极》已经呈现出这种灾难的样态。

坦率地说，当我为中国电影重新繁荣起来而欣喜的时候，又怀有某种迟疑，甚至是某些忧虑。也就是说，中国电影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病症，亟须诊治。

艺术表达的苍白

观众在观影时感受到的视听饱满与走出影院后心灵的空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们似乎有一种别无选择，又有一点被欺骗、被掏空的感觉,好像曾经有人许诺了他们什么，但最后又拒绝兑现。

解放周末：有人说，如今我们不仅要用眼睛，还要用我们的神经、肠胃和心脏看电影，从《英雄》、《十面埋伏》到《投名状》，中国“大巨片”似乎实现了这种视听震撼。

戴锦华：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影片是成功的,它们第一次在中国实现了这一点，即用过亿的制作成本，尽可能地制造视听冲击和视听奇观，让观众感受到酣畅淋漓的视听震撼。所以，有些观众认为去影院看这些电影是值得的，因为他们受到了感官刺激，得到了某种视听快感。

解放周末：可有些电影带给人的满足似乎仅限于影院内，当人们走出影院，发现五官被愉悦的时候,头脑中却一片空白,有时甚至完全不明白刚才的电影讲述了怎样的故事，跟现实生活究竟有怎样的联系。

戴锦华：是的，观众在观影时感受到的视听饱满与走出影院后心灵的空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看过这些大片的观众或多或少都曾有过一种似乎别无选择，又有一点被欺骗、被掏空的感觉,好像曾经有人许诺了他们什么，但最后却又拒绝兑现。

解放周末：一部电影除了带给观众视听上的满足之外，是不是还应该给人以某种心灵的抚慰和有益的启迪？

戴锦华：当然应该。电影不仅需要观众用眼睛看、用肠胃、用神经看，更应该用脑子、用心看。所以，一部好的电影应该带给人们某种感动和思考，甚至是某种不安或酸楚，让人们带著某种依恋和忧伤离开影院，而不是心灵的空白。

解放周末：有人把看电影比喻成做“白日梦”。在黑暗的空间中,通过银幕感受著各自隐秘的梦想,以及梦想被实现的瞬间，在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心里带著梦的余韵和感动。

戴锦华：而在看完一些“大巨片”后，人们除了获得视听的满足,很难感受到心灵的充实。除了能给人们的视听带来冲击之外，这些电影在艺术表达上呈现出的是一种苍白。看电影在此时成了一种低层次的，用眼睛吃著霜淇淋的满足。

解放周末：满足观众眼睛的，往往是数以吨计的铜液、满地的菊花、被焗了黑油的战马，或者是一滴水飞落在九寨沟绿得不真实的水面上的瞬间。

戴锦华：这些用钜资打造的影像奇观，呈现出的只是一种明信片式的美，一种矫情和媚俗的美。而真正的电影的美，应该是巨大或者细微的美,是那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尽收眼底的美。

解放周末：那种不断追求明信片式美的“大巨片”，是不惜人力财力的。

戴锦华：当观众明确地把电影作为一种商品的时候，他们就同时在消费电影的成本，这就必然带来一种消费心理———当你知道这部影片有巨大成本投入的时候，在消费时心理上必然就会有更大的快感。所以，电影生产者要不惜钜资打造这些吸引人们眼球的场景，以追求影片的“卖点”。当资本的逻辑成为一部电影的主宰时，这就是必然现象。

然而，这只是一般商品的消费心理，电影毕竟是非常特殊的商品，它是一种文化商品，它带给观众的满足，不应该只是：我花了这些钱，这些钱中的“含金量”比较高，所以就是值得的。

想像力之匮乏

电影应该以某种方式连接著我们的现实生活和对现实生活的思考。让我们去想像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和抵达这个未来的可能性。让我们带著某种被打开的想像，走出影院。

解放周末：在观众的眼睛被明信片式的美所愉悦的时候，却常常对电影枯燥乏味的情节发出诸多抱怨。缺乏想像力似乎成了当下中国电影的另一种“通病”。

戴锦华：想像力的枯竭，的确是中国电影的“流行病”。

就拿大家熟悉的大片《投名状》来说，古代战争的场面足够饱满和酷烈，但它依然是一部想像力匮乏的电影。它并没有给观众构造出一种只有从电影中才能够获取的独特的美。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心灵的视野、历史的地平线、社会的地平线并没有被展开,人们无穷的展望和畅想的空间也没有被打开。

解放周末：想像力是艺术的基本来源。当一部电影的想像力飞扬的时候，艺术的创新会带给观众意想不到的惊喜。

戴锦华：说得对。《太阳照常升起》可以说是一部充满艺术想像的电影，它展现的是超现实的生命状态和历史状态，在影像的幽默感背后又呈现出深刻的荒诞。

电影应该以某种方式连接著我们的现实生活和对现实生活的思考，并以某种方式打开想像力的空间，这一空间既是艺术的，同时也应该是一个社会性的现象的空间。让我们去想像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去想像抵达这个更为美好未来的可能性。

解放周末：中国电影所表现出来的想像力匮乏，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的通病。今天，人们似乎抛弃了“乌托邦”式的想像，抛弃了对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想像。

戴锦华：当我们拒绝去想像一个更美好的、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逻辑、不一样的人生的时候,整个世界在资本的推动下,就只剩下了资本的逻辑,艺术想像力的空间势必开始萎缩，甚至封闭。

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它参与著社会心理状态的建构。当电影不再去想像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不再用艺术的手法去为观众打开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的时候，不能不说这是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悲哀。

叙事逻辑的单调

有些巨片所讲述的故事总是在复制、强化资本的逻辑，总是一味地认同权力、讴歌权力和争夺权力，永远在讲一个成功者和失败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故事。

解放周末：那些充满华丽场景的“大巨片”，似乎总是经不起仔细回味，它们的枯燥除了因为缺乏想像力之外，是不是更在于故事逻辑的单调？

戴锦华：没错。这种枯燥和单调就在于，影片的叙事逻辑往往是对现实当中最强势、最主流逻辑的直接复制，而不包含任何质疑或批判。

在《英雄》中，真正的英雄是秦王，原本想要刺杀他的残剑因为理解了秦王的逻辑，放弃了自己的使命；在《无极》中，没有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只有两个道具，两具华服———鲜花盔甲和黑袍，一个象征著权力，一个象征著奴隶身份，整部电影就像是一部“模范奴隶手册”，在教观众怎么做奴隶；在《投名状》中，推动著每一个人物命运发展的是象征著权力的女王……对成功者、胜利者和权力几乎无条件地膜拜，就是这些影片讲故事的共同逻辑。

解放周末：正是这种单纯膜拜，使得这些被华丽场景包裹的影片变得乏味而空洞。

戴锦华：是的，几乎没有任何超越性的价值在这些影片的情节和情境中发挥作用，只有一种价值能够成立，那就是成王败寇、优胜劣汰。

某些“大巨片”的这种文化和价值上的贫困，其实是“资本独舞”的结果。资本的独舞不仅是指“大巨片”的制作完全依靠大资本的投入，更意味著影片所讲述的故事本身就复制、强化了资本的逻辑。于是，整个电影的叙事逻辑就变得单一和苍白。观众无论是怒也罢骂也罢，他们都贡献了票房，从而又印证了资本逻辑的成功。他们的选择其实就是资本替他们作出的选择。这就是“资本的独舞”。

解放周末：而一部优秀的影片，应当直面社会文化中的深层次问题，应该去触摸这些问题，而不是回避。

戴锦华：所有的大众艺术都应该给现实中无法解决的问题以一种想像性的解决，成功的商业电影也可以做到。它能以电影特有的方式触摸到现实，然后给观众一个想像性的解决和许诺，从而给人以抚慰。

比如《集结号》就以它的方式触摸到了在当代中国社会急剧变迁的过程中，怎么去重新书写历史、怎么放置个人的问题。看完影片，观众的眼里会酸酸的，他们被感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考。

可见，中国的“大巨片”有能力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实现某种触摸和连接。这种触摸和连接，构成了一个和资本的单一逻辑稍有差异的逻辑。不只是认同权力、讴歌权力和争夺权力，不是永远在讲一个成功者和失败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故事。

“越看越骂，越骂越看”

在广告效应的驱使下，第一批观众走进影院，他们难以掩饰失望，第一轮恶骂便开始了。可是这一轮恶骂又变成了新一轮的广告效应，人们为了证明那些恶骂，又加入其中。

解放周末：近年来，网路成了电影文化传播中一个非常独特的空间。关于中国电影的讨论，形成了一个怪诞的现象———观众们对影片是“越看越骂，越骂越看”。

戴锦华：这种模式的形成，首先表明观众在电影中并没有得到满足，否则他们何来那么大的愤怒？

这种怪诞的社会消费心理，正在消耗著观众对中国电影的期待和热情，这

正是“资本独舞”下的中国“大巨片”，所表现出的另一种病症。

解放周末：如果说，“越看越骂”是因为这些影片总有这样或那样令人不满意之处，那么强大的骂声为什么并没有令观众止步，反而使他们前赴后继地走进影院呢？

戴锦华：中国的电影票价相对较高，它要求观众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有一个并不十分准确的估计———中国的影院观众约等于中国的线民，或约等于小资群落，或约等于45岁以下受过良好教育有著中高收入的人。这个电影消费群体在网路上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叫作“骂英雄”、“骂无极”。

于是当网路、广告、影院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决定观众进入影院的，往往不是对电影的热爱，而是为了加入到“骂”的行列中去，换句话说就是为了追随“时尚”，害怕“落伍”。但这种行为本身，又非常怪诞地融入到了资本的广告链条当中。

解放周末：您所说的是一种怎样的链条？观众又是怎样被卷入并参与其中的？

戴锦华：和好莱坞电影一样，中国的“大巨片”除了要靠大资本的投入外，还要把近三分之一的成本用于广告宣传。在那些浅薄与功利的娱记哄炒下，就形成了一种地毯式的轰炸和全媒体的覆盖。于是“眼球大战”爆发了。在进入影院之前，观众已经被广告“打”得无处可藏，因为对广告效应缺少免疫力，所以最终不是观众选择了电影，而是观众被广告选择。于是，在广告效应的驱使之下，第一批观众走进影院，他们难以掩饰失望，第一轮恶骂便开始了。可是这一轮恶骂又恰恰形成了新一轮的广告效应，没有看过影片的人为了证实那些恶骂，为了不“落伍”，又加入到这一链条中去。

解放周末：但在众多的国产大片中，《太阳照常升起》似乎成了一个例外，人们“骂而不看”，很多人抱怨说看不懂。

戴锦华：也许《太阳照常升起》的剧情并不是那么清晰连贯，但它的情节问题并不比其他充斥著编剧漏洞的“大巨片”来得严重。比如《无极》，就根本谈不上情节逻辑，只有鲜花和盔甲在里面空洞地舞蹈和行走。但多数观众们愤怒的，也不是它的剧情。事实上，《太阳照常升起》在艺术追求上，远远高于刚才提到的那种巨片。

解放周末：问题是，《太阳照常升起》作为一部充满著原创性和想像力的电影，它的票房却为什么那么惨澹？

戴锦华：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是它缺少广告宣传，没有形成广告效应。当观众成为资本广告运行链条的俘虏时，观众的选择其实就是资本替他作出的选择，当一部影片缺少广告效应的时候，票房自然容易落败。

所以，作为观众，作为对于中国电影的繁荣有所期望的观众，应该理智地扪心自问一下：我是不是把广告和追随“时尚”作为选择电影的唯一依据了？这样一想，或许就会恍然大悟，或许就有可能真正地找到自我。

“一统天下”的悲哀

“大巨片”越是“一统天下”，其余的影片就越是没有生存空间，于是他们就选择海外电影节这一“窄门”作为求生通道。可他们越是以这个“窄门”为终级归宿，就越是难以与中国市场发生关联。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观众的悲哀。

解放周末：在国产大片不断卖座的同时，那些中等规模制作、甚至小成本制作的电影对观众的吸引力却十分有限，几部“大巨片”就占据了全年票房收入的大部分。

戴锦华：这的确是中国电影发展所面临的一个内在危机。当几部成本过亿的影片占掉了票房的大部分，并占据了几乎所有院线和所有的黄金档期的时候，就成为了一股用中国电影去毁灭中国电影自身多重空间可能性的力量。因为，中国电影工业和电影市场不可能仅仅靠几部“大巨片”来维系，必须形成一定数量和类型的规模才能使其维系并呈现出一个繁荣的局面。

解放周末：所以，当人们为几部国产大片已经占据总票房的大部分而欢呼时，不能忽视剩下的几百部中国电影难以进入院线的现实。

戴锦华：令人忧虑的是，当中小成本电影难以在国内实现票房，甚至难以露面时，有些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就直接把海外电影节作为影片的终极归宿。于是，人们“越看越骂、越骂越看”的只能是“大巨片”。可“大巨片”越是“一统天下”，其余的影片就越是没有生存空间，他们越是以海外电影节这一“窄门”为终级归宿，就越是难以与中国市场发生关联，最终就放弃了与中国观众见面的可能。这种相互恶化的格局，既不利于中国电影业本身的繁荣，也是中国观众的损失。

不该是“资本的独舞”

电影不能摆脱资本，它必须与资本共舞，但电影不应该成为“资本的独舞”。电影不仅是一种商品，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艺术。

解放周末：国产大片出现的种种病症，病根是不是在于“资本的独舞”？

戴锦华：我认为是的。近几年来国产“大巨片”的竞争，已经演变成一种纯粹的资本投入的比拼。当资本的逻辑成为主宰电影的唯一逻辑，资本的力量成为压倒性的力量时，不难发现，许多“大巨片”甚至没有认真地去讲述一个故事，而是把精力都放在设置视听奇观或者说视听打击点上，以此追求卖点和票房，于是呈现出上述种种弊病也就不足为奇。

解放周末：但电影作为一种商品，它和资本的连接是与生俱来的，它也离不开资本这一“舞伴”。

戴锦华：虽然它不能摆脱资本，它必须与资本共舞，但电影不应该成为“资本的独舞”。资本的逻辑也许始终是一种重要的逻辑，但它不应该成为唯一的逻辑。因为，电影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商品，它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艺术。

解放周末：也就是说，电影虽然是商品，但应该成为一个例外的商品；作为一种工业制品，它应该有别于单纯意义上的消费品。

戴锦华：是的。法国是电影的诞生地，也是艺术电影的大本营。法国政府一直执行“文化例外”政策，即文化产品和其他的商品采取不一样的国际政策和国内政策。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法国始终对国产影片实行政策保护，保证其在影院中占有绝对比例。

解放周末：除了这种政策层面的文化选择之外，作为电影的生产者和热爱电影的观众，应该为中国电影的繁荣和健康发展做些什么？

资本奴隶范文篇4

"资本"的产权特性，如同其他"物"的产权特性一样，许多人认为是清楚的。事实上，大家讲产权，好像不言而喻地都是在讨论"物（property）"：产品、货币和其他财货。讲到"资本"，不外机器、设备、厂房、场地、可周转的钱、道路、桥梁等等。所谓资本的产权，当然就是这些可以投到生产过程生利的"物品"的那一束权利，也就是资本品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让渡权。

人力资本的产权问题就不同了。首先是"人力资本究竟有没有产权"？这个问题的困难，说来有趣，首先不在于难找好的答案，而在于问题本身很难明明白白地提出来！权利问题总是和"排他性的归属"连在一起的。经济学家定义的人力资本，包括人的健康、容貌、体力、干劲、技能、知识、才能和其他一切有经济含义的精神能量，天然归属于自然的个人。人力资本的每一个要素，都无法独立于个人。这同任何"物"的资本不同。机器可以搬来搬去，厂房可以东拆西建，货币资本更能无腿而行天下。道路铺在地面，桥梁架在河上，但道路并不天然附属地面，正如桥梁并不附属河流。因此，当我们试着问"人力资本的产权"时，我们究竟是在问，"人力资本的归属"，还是在问"人的归属"呢？人力资本不可分地归属于人，天然如此，何问之有？至于人的归属，除了可以蓄奴的社会，哪里有人会往"这个人归谁所有"这样愚蠢的方向去思考问题呢？问题提不出来，答案就连"非婚生子"的地位都不会有了。所以绝大多数的人力资本文献，要么讨论人力资本的经济含义，要么测度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不讨论"人力资本的产权"问题。运用人力资本理论劲头十足的学者，同时又对产权问题有兴趣的，寥若晨星。

首先碰到人力的产权问题的，正是研究奴隶制的经济学家。1977年，巴泽尔（Barzel）在美国《法律和经济学报》上发表的论文，提出奴隶经济中的一个有趣的问题。在奴隶制下，奴隶在法权上属于奴隶主，是其主人财产的一部分。因此奴隶主可以全权支配奴隶的劳动并拿走全部产出。但是，为什么在历史上有一部分奴隶不但积累了自己的私人财产，而且最后居然还"买"下了自己，从而成为自由民呢？巴泽尔发现，奴隶是一种"主动的财产"（full-fledgedproperty），不但会跑，而且事实上控制着他自己劳动努力的供给。奴隶主固然"有权"强制奴隶劳动，但由于奴隶的"主动财产"的特点，奴隶主要强制地调度奴隶的体力和劳动努力，即使支付极其高昂的"监控（supervision）和管制（policing）的成本"，也不能尽如其意。为了节约奴隶制的运转费用，一部分奴隶主不但只好善待奴隶，而且只好实行定额制（quota），允许奴隶将超额部分归己，于是一些能干的奴隶因此拥有"自己的"私产，直到积累起足够的私家财富，最后有钱"赎买"自由身份。

这位巴泽尔，是张五常教授当年在华盛顿大学的同事。据张五常在1984年的回忆，他在巴泽尔提出"主动财产"概念时，曾经将自己以前因为想不起这个特征，所以未能解释奴隶解放的经济原因的体会告诉了他。现在有了"主动资产"这个概念，张五常就作了一番精彩的发挥：

"劳力和知识都是资产。每个人都有头脑，会作自行选择，自作决定。我要指出的重要特征，是会作选择的人与这些资产在生理上合并在一身，由同一的神经中枢控制，不可分离。""跟这些资产混在一身的人可以发奋图强，自食其力，自加发展或运用，也可以不听使唤，或反命令而行，或甚至宁死不从。"（张五常，《卖桔者言》，第181页）。

上文提到人力资本与人不可分开的特点，由此而来。

但是，"产权大师"张五常教授，这次却并没有从"人力资本的产权"角度来提问题，他没有进一步问，"既然人力资本不可分地与人合为一身，那么人力资本的产权形式有什么特点"？没有问，就不会有答。于是在解释某些现象时，未免有所不逮。这一点，在他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舒尔茨的一个意见分歧中可以看出来。1982年，张五常曾写有一本关于中国前途的小册子，书中有一个判断，即人力和知识在当时的中国并非私产，而非私产的人力和知识会影响其经济利用。舒尔茨读罢，写信批评："人力在中国就不是私产吗？"张五常回应，舒尔茨怎可以认为人力资产--这包括知识--在中国是私有的财产呢？"他（指导舒氏）曾到中国讲学，怎会连中国人民没有自由选择工作或没有自由转让工作的权利也不知道？私有产权的定义，是包括自由转让、自由选择合约权利。在人力及知识的资产上，这些权利在中国是没有的。所以这些资产在中国不能算是私产"（引文同上，第173页）。

张五常的这一点反驳大有道理。只是他也许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个论据与上引"人力资本与人天然合为一身的特征"之间，存在着逻辑不一致。试想，如果人力资源天然与人本身合而为一，那么人力资源在法权上只能归属私人，除非法律保护蓄奴制，可以将人为奴。这一点，一位新劳动力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罗森（Rosen）作过说明，他指出，人力资本的"所有权限于体现它的人"。但是罗森在解释人力资本只能属于个人的产权特性时，用了一个限制条件--"在自由社会里"。他的意思是，只有在不允许将人为奴的法律条件下，人力资本属于个人才是真实的。但是读了巴泽尔关于奴隶经济的研究后，我们可以认为，即使撤去"自由社会"这一限制条件，即便是在蓄奴合法的制度下，由于人力资源的独特性，人力资源也还是在事实上只能归属于私人。你看，人力资本作为一种天然的个人私产，甚至奴隶制的法权结构都无法在事实上无视其存在。这就是说，人力资本的资源特性使之没有办法不是私产，至少，没有办法不是事实上的私产！

回到舒、张两位的分歧。要论熟悉中国的情形，舒尔茨一定不如张五常。但舒尔茨可能是按照逻辑"猜"的。试想，人力资本各种要素天然附属于人，"强制运用"人力资本的体制费用高得难以想像，这样的资产自然非私产不可用。这是"人情"所系，与国情无关，所以放之四海而皆准。舒尔茨到底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对人力资本的各种形态研究下过更多的功夫。他平时似乎少用"产权分析"，但遇到与人力资本有关的产权问题，他一"猜"就猜个准：人力资源在中国也是私产。

不过，张五常的实际观察又怎么可以忽视？在计划制度下，中国人确实没有自由选择工作或没有自由转让工作的权利。城里人工作靠分配，乡下人不准随便进城；体力劳动、做不到多劳多得；技能技术专长和生产知识都不特别值钱；发明没有专利，创新不受汉律保护；企业家才能更是免谈，谁"发现市场"，谁就是"走资本主义"，等等。人力资源的各种要素、各种表现，统统不得自由交易，也因此没有市价。人力资本的因素固然"附着"在人的身上，但是就是不允许人拿他的人力要素来交易，来自由选择利用这些要素的合约。这哪里能叫私产？产权者，"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帝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阿尔钦语）也。现在私人选择利用其人力资本的权利不充分自由，张五常教授就一路推理下来，纳闷舒尔茨怎么还能把这样的制度约束下的人力和知识，仍然看作"私产"呢？

舒氏有理，张氏亦有理。我等后辈，如何是好？一般而言，同非人力资产一样，如果限制市场自由成交，当然会导致人力资本的产权出现在德姆塞兹意义上的"残缺"，也就是在完整的人力资本的利用、合约选择、收益和转让等等的权利其中，有一部分权利被限制或删除。产权"残缺"严重到一定地步，私产有其名无其实，一纸法权空文，毫无经济意义。这个道理不错，但是，有一个问题应该进一步问：当产权残缺发生时，人力资本的反应方式与非人力资本的"反应"（如果它能反应的话）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人力资本是"主动资产"，天然属于个人，并且只能由其天然的所有人控制着这种资产的启动、开发和利用。因此，当人力资本产权束的一部分（或全部）被限制或删除时，产权的主人可以将相应的人力资本"关闭"起来，以至于这种资产似乎从来就不存在。人不高兴的时候，纵然是国色天香也可以"花容失色"的。普通资质的，给你一个"门难进，脸难看"，那就是负值的资产了。体力资源呢，也难办得很。最简单的劳动--种地，只字不识的农民要是不乐意干，你天大的神仙也拿他没辙：他可以"出工不出力"，可以"糊弄洋鬼子"，谁能把他怎么着？技能、专长和生产知识，这些要素就更麻烦一点，因为无形无影，你就是有绝对权威发威风，也不知从何下单。天南地北，有一绝技在手者，只须一句"你干一个我瞧瞧"，任你再厉害的主，也只有吃瘪的份。"知识分子"，单单这个笼统的字眼就令无数英雄累弯了腰。你看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且大多"手无缚鸡之力"，就是读了一点书，那个难办哟。你算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难办；算无产阶级，好像更难办。一棍子打下去，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倒可以"夹起尾巴做人"，不过要他们创造、发明、供给有创意的思维产品，可就难矣已。其中共同的道理，就是人力资源的"主动资产"特性，使这种资本拥有反制"产权残缺"的特别武器。

更特别的是，这部分被限制和删除的人力资本的产权，根据无法被集中到其他主体的手里而作用样的开发利用。一块被没收的土地，可以立即转移到新主人手里而保持同样的面积和土壤肥力。一座厂房和一堆设备，也可以没收后投入另一个生产过程而保持同样的价值和效率。一捆"没有臭味"的货币，谁用都值那么多钱。但是一个被"没收"的人，即便交到奴隶主手里，他还可能不听使唤、"又懒又笨"，甚至如张五常教授所说，宁死不从。换言之，人力资本是一种可能因为"产权残缺"而立即自动贬值的特别资产。人力资本及其所有者用来反制产权残缺和残缺产权的转移的基本机制，就是"主动"使这种资产的经济利用价值一落千丈，甚至瞬时为零。

由于这个特别机制，人力资本的产权私有性在各个制度结构里都不可能被取消。即使在设想中的社会主义社会，一切生产资料（即所有非人力资本）都归了公，人力资产仍然归个人所有，也就是私有。把这一点阐述清楚，不是别的什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而正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这部被叫做"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小书里，马克思讲到在他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还要默认"劳动者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还必须保留按照劳动者实际提供的劳动来分配消费资料的"资产阶级法权"。虽然这个构想，现在看来还是没有办法实现（因为一切生产资料归了公，消灭了商品生产以后，要拿"劳动小时"来计量每个人的不同劳动贡献，除了在一个非常小又非常简单的"社会"里，根本不可操作）。但是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实验"，对我们思考人力资本问题还是有意义的。它说明，即使把非人力资本的公有化程度推演到不可实际操作的高度，人力资本的私有性还是挥之不去！改革前的中国计划经济，怎么也消灭不了商品货币，要"共"人力资本的"产"，哪里做得到！

资本奴隶范文篇5

本文试图从利益和利益冲突的角度，循着人类社会个体和集团利益冲突发生和演化的历史轨迹，来深入探究和揭示犯罪产生和演化的根本原因及历史形态，以求对犯罪有一个更客观、更全面的认识。

一、犯罪发生的历史观察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作为一种“内在的必然性”，{2}人的需要是人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当然，人与动物的需要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的需要实质上是一种通过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并只有在社会活动中才会出现、才能满足和实现的社会性需要。而这种社会性需要与实现该需要之间形成的对立统一关系，就是现实社会中的利益。{3}当利益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出现差异并进而出现对立和矛盾时，利益冲突的发生也就在所难免。必须承认，在所有的利益冲突形式中，利益主体之间剧烈的、极端的对抗性行为冲突是利益冲突最高也是最后的表现形式，而这种形式的利益冲突，则往往会被文明社会的法律界定为犯罪。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犯罪的发生过程本质上就是利益冲突的发生过程，犯罪发生的根本原因同样可以在利益冲突发生的历史过程中找到答案。

（一）犯罪的原始发生

众所周知，在原始社会没有自发性的固定的社会分工，没有可资交换的剩余劳动产品，没有不同于他人的特殊利益和特殊权利，而且人们对集体事务拥有直接的参与权，人们对自己的劳动产品拥有完全的支配权，因此，人们之间可以说是完全平等的，其利益几乎也是完全一致的。在这种权利平等、利益一致的社会形态中，不可能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差异，不可能发生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更不可能发生因剥夺、控制、伤害甚至消灭他人利益而构成的犯罪。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在原始社会“几乎完全遇不到贪图私利性质的犯罪。”{4}到了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劳动产品的增多、剩余产品的出现，自然分工逐步被自发性社会分工所取代。一些人不仅在社会分工中的特殊地位被逐步固定下来，而且还凭借自己在社会分工体系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逐步将社会剩余产品和部分生产生活资料占为己有，从而导致氏族组织财产的占有在同一氏族组织成员之间出现了差异，并最终导致原来氏族组织成员之间的利益一致性关系被彻底打破且趋于分化和对立。另外，自发性社会分工使那些原来为承担、维护公共利益而从事社会公共事务的社会管理者或组织者，变成了公共利益的固定的垄断者，使原来那些为所有氏族组织成员服务的社会公共机构，沦为了那些少数公共利益的垄断者行使其特殊权利、实现其特殊利益的工具。而氏族组织中绝大多数的其他成员，则逐步丧失了对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的直接甚至间接参与权。

如果说，社会剩余产品和部分生产生活资料的私人占有，是利益冲突发生的社会基础的话，那么，一部分人对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的垄断，而另一部分人对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参与权的丧失，则是利益冲突发生的社会条件。因为，前者使那些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的垄断者，利用人们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以及社会公共机构来剥夺、侵占、控制其他氏族成员利益的可能成为了现实，而后者则使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的垄断者与其他氏族组织成员之间失去了直接沟通、相互协调和监督的机会。就此，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开始脱离，变成了一种对个人来说是外在的，甚至是与他们的个人利益相对立的东西，人与人之间原先的一致性利益关系最终被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关系所取代。当这种利益矛盾积累、激化到一定程度，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就在所难免，而作为利益冲突的极端表现形式，即剥夺、控制、伤害甚至消灭他人利益的犯罪也就自然发生了。

（二）犯罪的普遍发生

在现实社会中，利益既有个体利益也有集团利益，因此，人类社会的利益冲突也不仅存在于不同的利益个体之间，而且还存在于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在原始社会后期，原始社会原有的氏族组织开始解体，一些原来在氏族组织中担任酋长、祭司、军事首领等社会公职的人，开始利用自己在氏族组织中的有利地位和职权，把一部分原来属于公有的财产占为己有并据此成为了氏族中的贵族，还有一些人则凭借自己身体、知识、技能等方面的素质优势而拥有了较多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并据此成为了氏族中的富裕阶层，这些人逐步成为了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最初的奴隶主。而一些在氏族战争中的俘虏以及本氏族中的贫困者，则沦为了奴隶。

毋庸置疑，奴隶主和奴隶的形成，不仅意味着人类社会中利益完全对立的利益集团已经形成，而且还意味着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已经成为了人类社会利益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虽然，在利益集团已经形成的社会中，很多利益冲突似乎仍表现在不同的利益个体之间，但不可否认的是，此时的某一利益个体一定是隶属于某一利益集团的，{5}某一个体的利益也一定代表着某一集团的利益。因此，隶属于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个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不仅代表着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且还会引发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更多、更复杂、更剧烈、更广泛的利益冲突。值得注意的是，在利益集团已经形成的社会中，虽然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已经成为了人类社会利益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同一利益集团内部不存在利益差异，不会发生利益冲突。因为，在同一利益集团内部也存在着具体分工。在这种分工体系中，不同的个人的作用、所处的地位以及他们各自注重的利益也是不同的，这同样会造成同一利益集团内部不同个人之间的利益差异，而这种利益差异在某种情况下，同样会导致利益矛盾乃至相当尖锐的利益冲突。这样，作为利益冲突的极端表现形式，犯罪的普遍发生也就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如果说，利益根本对立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形成，以及同一利益集团中不同人或阶层之间的利益差异和矛盾，是导致人类社会利益冲突普遍发生的根本原因的话，那么，犯罪的普遍发生，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利益冲突开始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以及同一利益集团中不同人或阶层之间频繁发生的必然结果。因为，不同利益集团的形成以及同一利益集团中的利益差异和矛盾，不仅会导致人类社会利益冲突的范围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多、类型不断多样，而且同样会导致剥夺、控制、伤害甚至消灭他人利益的犯罪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

二、犯罪演化的历史观察

自从利益冲突和犯罪发生之后，人类就一直在为协调和控制各种利益冲突和犯罪而努力。然而，由于人类协调和控制利益冲突和犯罪的各种努力，并未真正触及或消除利益冲突和犯罪发生的基础和条件，因此，当人们在协调和控制原有利益冲突和犯罪的同时，新的利益冲突和犯罪也随之发生，而且随着人类社会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化，利益冲突和犯罪也在不断变换着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其基本形态也经历了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演化过程。

（一）奴隶社会犯罪的基本形态

在奴隶社会，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实质上就是奴隶主和奴隶两个对抗性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然而，为了避免这种利益冲突可能导致自己和社会毁灭的恶果而产生的国家，却只是用强制性手段把原始社会后期产生的利益差异和社会不平等现象制度化、合理化而已。因此，在奴隶社会，人们的利益只能通过用强制手段把人们分为奴隶主和奴隶两个利益绝对对立的利益集团并形成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来实现。其中，作为被统治者，奴隶们除了作为“工具”的权利外，没有任何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人的基本权利，他们只是奴隶主的一种财产或是奴隶主创造财富的工具和源泉，是奴隶主最根本的利益。而作为统治者，奴隶主们则可以将奴隶像其他财富一样随意赠送、转让、买卖、杀戮。因此，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对奴隶的绝对占有、奴隶主可以通过奴隶获取财富并实现利益、奴隶只能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获取基本生活资料的制度，就成为当时奴隶主和奴隶两个利益集团之间利益冲突的根源，而奴隶为了争取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人的基本权利而反抗奴隶主的各种斗争，则成为了奴隶社会中最普遍，也是最严重的犯罪。可见，奴隶社会中犯罪的基本形态，主要表现为奴隶为争取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人的基本权利而严重触犯奴隶社会法律的各种反抗性行为。

（二）封建社会犯罪的基本形态

在封建社会，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同样也是农奴或农民与农奴主或地主两个对抗性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虽然，相对于奴隶社会的奴隶而言，封建社会的农奴或农民们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和占有、支配、使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利，但是，作为封建社会最为根本的利益对象——土地，却被农奴主或地主们完全占有，农奴或农民们却只占有一些简单的生产工具，只能用自己的工具在农奴主或地主的土地上劳动生产。当然，与奴隶社会相比，封建社会的农奴或农民因为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利益以及实现这些利益的权利而不会像奴隶一样为了争取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人的基本权利而与奴隶主发生剧烈的利益冲突，他们只是为了争取土地而与农奴主或地主发生利益冲突。从这一点上看，封建社会人们利益的实现方式与奴隶社会相比确实是一种进步，利益冲突也确实要比奴隶社会文明很多。但是，这种进步和文明，只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缓和了奴隶社会后期利益冲突的激烈程度以及犯罪的严重程度而已，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利益冲突和犯罪的基础和条件。因此，在封建社会，农奴主或地主占有土地并通过土地实现自身利益，农奴或农民只占有一些简单的生产工具并只能通过在农奴主或地主的土地上进行劳动来实现自身利益的制度，就成为当时农奴或农民与农奴主或地主两个利益集团之间利益冲突的根源，而农奴或农民为了争取土地而与农奴主或地主的各种斗争，也就成为封建社会中最普遍，也是最严重的犯罪。可见，封建社会中犯罪的基本形态，主要表现为农奴或农民为争取土地这一根本的利益对象而严重触犯封建社会法律的各种反抗性行为。

（三）资本主义社会犯罪的基本形态

资本主义制度诞生的第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促使利益成为了人的统治者，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利益关系，追求利益的合理性被充分肯定。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5}（p274—275）虽然，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促使了人类社会从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封闭自守状态，走向了世界各民族相互往来、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一个整体状态，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极大地丰富了社会劳动产品，极大地满足了人们追求利益实现的需要，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是，“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5}（P273）因为，从本质上看，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以及人们利益的实现方式是为资本的利益而设置的，而资本的利益与雇佣劳动的利益又是完全对立的，因此，资本利益集团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会发展出与其对立的雇佣劳动利益集团，而且还会与其对立的雇佣劳动利益集团发生剧烈的利益冲突。在这种利益对立和冲突的基础上，雇用劳动者为争取更多雇佣劳动利益而威胁、损害资本利益的各种斗争，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犯罪的基本形态。

值得注意到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具有购买一切东西、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2}（P150）是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既是人们顶礼膜拜的“神”和竞相争夺的核心目标，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犯罪的主要对象。另外，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追求利益以及利益冲突的范围也逐步扩散至全球。这不仅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犯罪日趋严重和多样，而且最终使犯罪成为人类社会的一个世界性社会问题，犯罪的多样化和全球化成为当今社会犯罪进一步演化的主要趋势。

（四）社会主义社会犯罪的基本形态

资本奴隶范文篇6

对于这个问题，张维迎先生终于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指导下找出了一个能够为西方经济学所接受的答案。这篇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证明”，“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能够保证只有合格的人才会被选做企业家（经营者）的机制；相反，如果劳动雇佣资本，则企业家（经营者）市场上将会被东郭先生所充斥（即是说，太多的无能之辈将从事经营活动）。”（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自然地，这个答案获得了西方著名大学的最佳论文奖，成为那里未来的研究生的一个范本。（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前言。）

然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呢？这是一个严重违背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答案。

一、关于历史逻辑的问题

这个答案“由三个主要步骤组成。第一步，证明为什么企业的委托人资格要安排给经营成员，从而解释了从经营者到企业家的逻辑演变；第二步，证明为什么当企业家的优先权及选择管理者的权力给予资本家，从而阐述了为什么在古典企业中企业家与资本家合二为一即资本雇佣劳动的问题；第三步，分析职业经理的出现及企业内不同成员之间均衡关系的变化，证明这种变化是人口中个人财产及经营能力（和风险态度）分布变化的结果。”（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其中，第一步的“证明”与第二步的“证明”关系不大，而第三步的“证明”则依赖于前两步的“证明”是否成功。也就是说，如果前两步的“证明”不成功，则第三步的“证明”也就自然地无法成立。因此，这里的分析就只是针对这前两步的“证明”。

这个所谓的答案首先是建立在几个假设前提下的。这里只列举几个我们感兴趣的假设，另有一些假设在有关现实逻辑的内容中再给出。这些假设不仅在编号上与原文有所差别，而且在具体的文字上也可能是出于叙述的方便而经过整理，但在含义上不会与原文有差异，读者自能对照原文感受到这一点：

假设1：个人被假定在以下三方面存在有差异，(1)经营能力（企业家能力），以θ表示；(2)个人资产，以W[,0]表示；(3)风险态度，以R表示。因为个人在经营能力上存在着异，通过建立一个企业而相互合作对他们也许是件有利可图的事。这是由于在企业中，那些在经营方面具备优势的人可专门从事经营决策，而那些不善经营的人则可专门从事生产活动。（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第3至4页。）

假设2：相对于从事生产活动的人，那些从事经营活动的成员不仅仅是主要的“风险制造者”，而且其行动最难监督。因此，他们应该被指定为委托人并有权索取剩余收入，以及监督其他成员。因此，他们成为了企业家，而那些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则成为工人。（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也就是说，这个假设不过是中国古人所谓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另一种说法或阐释。因而，张维迎先生可以与奥古斯特·孔德及其学派一样，“象证明资本家老爷的永恒必要性那样，去证明封建老爷的永恒必要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9页。）

假设3：在一个古典型企业里，企业家承担了所有的风险，而工人们只挣取固定的报酬，因此我们把前者叫做委托人而后者则为人。（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假设4：在组成企业的成员中，j成员将接受i成员的监督，当且仅当对任何给定的i的自我激励的工作努力，他在i的监督下的期望效用不会少于没有监督下的期望效用。因为i没有必要付给j多于i为获得监督权威所必须的费用，我们将这两个期望效用相等。（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至61页。）

假设5：自由择业：不存在任何阻碍一个个人成为企业家的制度性限制。换句话说，一个人总是可以自由地设立一家企业。（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页。）

假设6：为了使一个人愿意加入企业，他从企业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不应该少于他当个体户时的期望效用。（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

假设7：当企业不存在时，经营成员能比生产成员做得更好，而这又意味着经营成员将得到比参加企业的生产成员较多的总福利。（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

就假设1而言，张维迎先生认为，由于假设个人之间在生产活动能力上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在经营决策能力上有差别，这种差别为人们创造了一个合作的机遇，这种合作导致“企业”的出现。在企业中，那些具有高经营决策能力的人负责经营决策，而那些并不擅长经营决策的人则负责生产活动，以此代替每个人都是既负责经营决策又负责生产活动的个体实业家。（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但是，这种差别和机遇，自远古以来就有，但那时出现的并不是企业。即使硬要把所有具有劳动分工特点的合作组织都称为企业，那么这些企业也不全是资本主义意义上的。所以不能以此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起源。

假设2与假设3则似乎是互相矛盾的。首先，企业家并没有承担全部的风险，张维迎先生在后面的分析表明，工人也要承担失去工资的风险；其次，根据假设2，企业家承担的只是他自己制造的风险，而且工人也要分担部分风险。事实上，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的工人正在这样承担下岗的一切苦难。从而，如果为别人行动的不确定后果负责的人是委托人的话，（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那么恰恰工人应当是委托人，应当享有所谓的剩余收入。

而所谓经营成员的行动的最难监督，首先，这个最难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其次，有过一线管理工作经验的人都清楚，对生产成员行动的监督决非“随便瞥一眼”（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哪么简单。英国报纸《旁观者》1866年5月26日的报道指出：在曼彻斯特金属丝加工公司实行资本家和工人合伙经营以后，“第一个结果便是材料的浪费突然减少，因为工人理解到，他们没有理由比对待资本家的财产还更厉害地浪费自己的财产，而除了黄帐以外，材料的浪费大概是工厂亏损的最大原因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8页。），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而且，马克思引用泰·蒙森的《罗马史》（1856年版第810页）指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4页。），古罗马的斐力卡斯，作为管理人居于农业奴隶之首，但“由于劳动比奴隶轻，得到的报酬也比奴隶更微薄”。可见，行动是否难于监督，并不是经营成员应当获得更多收入的恰当原因。即使假设7成立，从而“这是观察到企业主（管理者）比工人有较高的期望收入的主要原因之一”（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页。）。但这也只是管理者的收入高出工人收入一、两倍或四、五倍的原因，而不是观察到的上十倍、上百倍、上千倍的原因。

张维迎先生认为（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任何人都有权监督别人，只要后者愿意接受他的监督。”但是如果假设4成立，那么在i的监督前后，j的期望效用相等，j又何必非要i的监督不可呢？而且什么是愿意呢？在皮鞭的抽打下被迫屈从，是愿意吗？如果不是，那么用饥饿的折磨代替皮鞭的抽打（“我们中间很多人认为，只要我们自己是用饥饿的折磨代替皮鞭的抽打，使我们本国的年轻妇女累死，我们就很难有权利用火和剑攻击生来就是奴隶主的家族，他们至少是好好地养活他们的奴隶，并让奴隶进行适度的劳动。”1863年7月2日《泰晤士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5页。）），就能称之为愿意了吗？

假设5和假设6看似公允，好象人人都可做资本家。但是，一方面，“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1页。）另一方面，如果真的假定人人都可做资本家或者个体户，那么情形又会怎样呢？

历史还真的给了经济学家从实践中体会这一假定的后果的机会，这就是美国作为欧洲殖民地的历史。（以下的引用，见参考文献8，第833页至843页。）

当时，“在西欧……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已经直接征服整个国民生产，或者在这种关系还不很发达的地方，它也至少间接地控制着那些与它并存的、属于旧生产方式的、腐朽的社会阶层。”而“殖民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在那里，资本主义制度到处都碰到这样一种生产者的阻碍，这种生产者是自己劳动条件的所有者，靠自己的劳动使自己变富，而不是使资本家变富。在那里，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在它们的斗争中实际地得到证实。”

这种情况使得“资本的献媚者”——西方经济学家，不得不厚着脸皮地自相矛盾：在西欧的宗主国，他“从理论上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本身的对立面说成是同一的，在殖民地却使他‘公开揭露事实’，大声宣布这两种生产方式是对立的。为了这个目的，他证明，不剥夺劳动者，不相应地把他们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作、分工以及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等等，都是不可能的。为了所谓国民财富的利益，他要寻找那些制造人民贫困的人为的手段。”

他“感慨地说，皮尔先生把共值5万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国带到澳洲的斯旺河去。皮尔先生非常有远见，他除此以外还带去了工人阶级的3000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可是，一到达目的地，‘皮尔先生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

这是因为，当时的殖民地，还是一个“土地十分便宜，所有的人都自由，每个人能随意得到一块土地的地方”。在那里，“不仅劳动十分昂贵，劳动者会在自己的产品中占去很大的份额，而且不论出什么价格都很难得到结合劳动”。也就是说，劳动者之间即使在经营能力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也不是想象的那样大，而且“劳动人口很少有为资本而自我剥夺的欲望”。

显然，“只要劳动者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就能为自己积累；只要他能为自己积累，资本主义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不可能的。为此所必需的雇佣工人阶级还没有。”“在那里，大量资本即种子、牲畜和工具，由于缺乏雇佣工人而毁掉了，同时每个移民所拥有的资本并不比他能亲手使用的资本多多少。”

从而，当时西方经济学家所谓的“人类把自己分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这种分法是自愿协商和结合的结果”，即“人类的大多数为了‘积累资本’而自己剥夺了自己”的鬼话，在殖民地遭到了可耻的破产。

而张维迎先生的理论则不过是将那里的“资本所有者”换成了“经营成员”，“劳动所有者”换成了“生产成员”而已。他不过是用信息经济学的手段重新包装而且仅仅只是包装了早已破产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而已。他的这一包装自然同样经不起历史逻辑的推敲。

事实上，早在美国殖民地历史之前，历史逻辑就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以往的，“经营成员”和“生产成员”的所谓的“自愿”组合的过程就清楚了。（以下的引用，同参考文献8，第802至806页。）

“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剥夺而被驱逐的人，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大批地变成了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因此，十五世纪末和整个十六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当初曾因被迫变成了流浪者和贫民而受到惩罚。法律把他们看作‘自愿的’罪犯，其依据是：只要他们愿意，是可以继续在已经不存在的旧的条件下劳动的。

亨利八世时期，1530年，允许年老和无劳动能力的乞丐行乞。但对身强力壮的流浪者则加以鞭打和监禁。他们要被绑在马车后面，被鞭打到遍体流血为止，然后要发誓回到原籍或最近三年所居住的地方去‘从事劳动’。……亨利八世二十七年，又重申了以前的法令，但由于加上了新的条款而更严厉了。如果在流浪时第二次被捕，就要再受鞭打并被割去半只耳朵；如果第三次被捕，就要被当作重罪犯和社会的敌人处死。

爱德华六世在他即位的第一年（1547年）颁布的法令规定，拒绝劳动的人，如被告发为游惰者，就要判为告发者的奴隶。主人应当用面包和水，用稀汤和他认为适当的肉屑给自己的奴隶吃。他有权用鞭打和镣铐强迫奴隶从事一切令人厌恶的劳动。如果奴隶逃亡达14天，就要判为终身奴隶，并在额头或脸颊打上S字样的烙印，如果第三次逃亡，就要当作叛国犯处死。主人可以把他出卖，遗赠，作为奴隶出租，完全象对待其他动产和牲畜一样。如果奴隶图谋反抗主人，也要被处死。治安法官必须根据报告搜捕逃亡的奴隶。如果发现流浪者3天无所事事，就要把他送回原籍，用烧红的铁片在他胸前打上V字样的烙印，套上锁链在街道上服役或服其他劳役。如果流浪者谎报籍贯，就要被罚充当该地、该地居民或社团的终身奴隶，并打上S字样的烙印。任何人都有权把流浪者的子女领去当学徒，男的当到24岁为止，女的当至20岁为止。如果他们逃亡，就要成为他们师傅的奴隶，直到这个年龄为止。师傅可以给他们戴上镣铐，鞭打他们等等。为了便于识别和更加保险起见，每个主人可以在自己奴隶的脖于、手或脚上套一个铁环。这个法令的最后一部分规定，贫民必须在愿意给他们饮食和劳动的地区或个人那里干活。在英国，这种教区的奴隶，在游荡者的名义下一直保留到十九世纪。

伊丽莎白执政时期的1572年的法令规定，没有得到行乞许可的14岁以上的乞丐，如果没有人愿意使用他两年，就要受猛烈的鞭打，并在左耳打上烙印；如果有人再度行乞而且年过18，又没有人愿意使用两年，就要被处死；第三次重犯，就要毫不容情地当作叛国犯处死。类似的法令还有伊丽莎白十八年所颁布的第13号法令和1597年的法令。

詹姆斯一世时期，游荡和行乞的人被宣布为流浪者。即决法庭的治安法官有权当众鞭打他们，把第一次被捕者监禁6个月，第二次被捕者监禁2年。在监禁期间，治安法官认为适当就可以随时鞭打他们，要打多少就打多少……不可救药的危险的流浪者，要在左肩打上R字样的烙印，并要从事强制劳动；如果他再度在行乞时被捕，那就要毫不容情地处死。这些条例直到十八世纪初还有效，到安女王十二年颁布第23号法令时才被废除。

这样，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

……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运用了国家权力。这是所谓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愿”啊！

有一个中国古代故事说的是，某人在夏夜为蚊虫所困，偶遇一道士当街卖符咒，声称其符咒可以驱蚊虫。此人买符咒回家后，当晚仍受蚊虫困扰。第二天，他找到道士评理，道士却说，其符咒要挂在蚊帐内方才有效。

事实上，张维迎先生要想从他的假设中证明：从社会观点来看，资本雇佣劳动是合意的，也只有把他的假设置于早已是资本雇佣劳动的现行资本主义体制的蚊帐之内才成。

二、关于现实逻辑的问题

在第一步的证明中，张维迎先生没有提到企业的经营资本从何而来，只是提到企业的经营成员应当成为委托人，享有所谓的剩余收入。在接下来的第二步证明中，他进一步指出，企业的经营资本来自经营成员的自有资本和对外的负债（如果其自有资本不足的话）。于是，为了让资本家与享有剩余收入的企业家“天然”地结合起来，并排除穷人通过借贷成为企业家的可能，张维迎先生假定，观察一个人的经营能力较之于观察他的个人财富，要困难得多，其成本也要高得多，以便推论出“就显示经营能力而言，富人做企业家的选择比穷人做企业家选择具有更大信息量”（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的结论。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他的这一模型：（以下的引用，同参考文献2，第125至139页。）

“要研究的经济由众多个人组成，其经营能力θ∈[0,1]和个人财富W[,0]≥0各不相同。我们假定W[,0]为该经济中所有的个人所知，而θ则只为各个人自己所知。假定每一个人都属风险中性，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效用函数为U=W[,1]，其中，W[,1]是他的最终财富。所有的个人可以在两种职业间选择：企业家或工人。企业家经营企业并获得剩余收益，工人获得合同规定的市场工资，作为他向企业提供服务的回报。”就象奴隶的简陋食物是他们向奴隶主提供服务的回报一样。“做资本家不是一个谁都可以选择的职业，因为这依赖于个人财富秉赋。我们区分积极的和消极的资本家。如果一个资本家选择做企业家，则是积极的资本家，若他选择做工人，则是消极的资本家。积极的资本家拥有的资本获得一个剩余收益，否则别人雇佣他做工人的话而消极的资本家拥有的资本则获得一个合同规定的市场利率。我们将假定，一个拥有W[,0]的个人可以以货币形式持有财富，确保自己获得一个无风险的收益W[,0]。”

大概张维迎先生以为，这个人可以靠喝西北风过活，不然他如何能以货币形式始终持有同样的W[,0]。事实上，我们观察不到做工人的消极资本家。如果把工人将自己的少量积蓄拿去存储或购买少得可怜的股票，就将工人也定义为（消极的）资本家是荒谬的。那是不承认量变到质变的形而上学。另外，所谓“积极的资本家拥有的资本获得一个剩余收益”的说法有两个问题：一是，除非他的资本足够，或者能够借到足够的钱，否则他这个企业家可能不过是一个高级的白领工人而已，从而得不到剩余收益；二是，按照张维迎先生的第一步“证明”的结论，经营成员自然获得剩余收益，也就是说，是积极的资本家本身，而不是他拥有的资本，获得剩余收益。从而在这里，他是否拥有资本以及拥有资本的多寡与问题无关。

“下一个假设对我们的结果是关键性的。”“非负消费的无限责任假定：一个企业家有责任偿付他对贷出者的全部债务和合同规定的给企业工人的工资，直至其个人财富成零时为止（在单一时期模型中，必须假定他不能靠进一步借债来还债）。”首先，这个假设对于张维迎先生的模型的结果还不是最关键性的；其次，在出资的持股人负无限责任的假设下，又怎么可能出现张维迎先生在第三步“证明”中提出的“联合企业家”（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页。），并得出“持股人的主要功能在于挑选一个高能力的管理者，而不是去监督一个在职的管理者”（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的结论呢？资本家所冒的信用风险也未免太大了吧？从而，张维迎先生在第二步的“证明”结果又怎么能够作为他的第三步的“证明”的前提呢？

“假定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一种生产技术，该技术要求一笔数额固定的总资本，其中既包括实物资本投资，也包括劳动成本，记为K，经营活动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若成功，将获得一个y=f(K)＞0的收益；若失败，收益为零。以r表示市场利息，以w表示市场工资。我们假定f(K)≥(1+r)k+w。换句话说，我们假定经营成功时，总收益数额足以既补偿合同规定的支付额，也补偿企业家的机会成本（否则就不会有人选择做企业家）。在以后的分析中，我们把W标准化为零：w=0。”

把工资标准化为零，是一个非常狡猾的处理。因为它同时消除了工资的高低对当企业家的影响。显然工资越低，越没有人愿意做工人，但为什么必须做工人呢？因为别无选择。从而张维迎先生的“证明”，已经是建立在资本雇佣劳动的基础之上了，已经属于自我循环论证了。而且这一处理还抹杀了寄生的消极资本家和真正的工人之间的差别，因为寄生的消极资本家是不会去做工人的，当然没有工资收入；而工人是有工资收入的，尽管这个收入常常不够补偿工人的劳动力支出。通过将工资标准化为零，就抹杀了这种差别，也就避免解释为什么消极资本家不愿去做工人。

“经营能力的重要性在于它决定成功的概率p。为简单起见，我们假定p=θ。这意味着，给定企业家的个人财富不足以为全部投资提供资金，他不能清偿债务的概率完全取决于他的经营能力。”

“企业家在向消极资本家借款之前，首先要用自己的资产来投资，而且，除非W[,0]＞K，否则，他不贷出资本。”

“给定其个人财富W[,0]，一个人在做企业家还是做工人之间的选择，不仅依赖于他自己的经营能力θ，而且依赖于他对潜在的借款人的经营能力的期望”。

“全部人群可分为两组，一组是意愿企业家（积极资本家），一组是意愿工人（消极企业家）。在一个任何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与哪个企业家合作的经济中，一个意愿企业家能成为一个实际的企业家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他能成功地筹集到所需要的资本。……在经营能力是私人信息的情况下，……虽然一个个人的实际经营能力可能独立于他的个人财富，但从外人的立场来看，一个意愿企业家的期望经营能力并不独立于他的个人财富。”

经过一番推导，张维迎先生得到了一个所谓的“由潜在的放款人所施加的企业家个人财富的下界”：

附图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企业家的个人财富低于这一下界，他的贷款要求将被潜在的放款人所拒绝。”

为此，张维迎先生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不妨假定K=50,r=0.1,f(50)=60。这时，潜在的放款人所施加的下界是：

W[B,0]≥20.5

就是说，一个放款人不会向一个财富小于20.5的人提供贷款。如果资本K=50是企业为达到有利可图所必需的，那么，我们可以预期，在企业家集合内不会有个人财富小于20.5的企业家。”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其有意思之处在于，只要将f(50)的取值重新设定，我们就能看到非常有意思的结果。

我们先令f(50)=55，即这个生产技术的收益率仅仅相同于市场利率。将其代入上面的公式，得

W[B,0]≥0

也就是说，穷光蛋也有可能济身于企业家的集合内。

我们再令f(50)=67.3，即这个生产技术的收益率非常好，高于张维迎先生原来的假定。同样地，将其代入上面的公式，得

W[B,0]≥50.3

注意到，K=50，这一结果就意味着没有任何潜在的放款人愿意放款。

通过重新设定经营收益，我们发现，张维迎先生的结论意味着，越是收益好的项目，越借不到款；而收益率仅相当于市场利率的项目，却是人人争相放款的香饽饽。这一结论与现实如此相悖，以致不得不宣布它在现实逻辑上的破产。

之所以会得出这一与现实完全相悖的结论，其主要原因在于，张维迎先生假定，经营的成功完全取决于企业家的个人经营能力：p=θ，而与项目本身的好坏，即f(K)的大小无关。他本来想说明，放款人相信，想做企业家的资本家比想做企业家的工人应当更有“才能”，但他的模型实际上却不过是表明，放款人实际上认为，剩余价值率越高，经营者（资本家）所需的“才能”越低，从而在经营的成功与否与剩余价值率的高低无关的前提下，项目失败的可能性越大，就越不能放款。

三、结论

马克思早就合乎逻辑地指出，“起初资本指挥劳动只是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的形式上的结果：工人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资本家，因而是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劳动。随着许多雇佣工人的协作，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现在，在生产场所不能缺少资本家的命令，就象在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的命令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7页。）“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领导人，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象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9页。）

资本奴隶范文篇7

关键词：地理条件合理选择社会形态现代化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归纳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后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苏联人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够确切，以原始社会代替亚细亚社会，归纳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其低级阶段）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理论。

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在进行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讨论之后，按照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理论，把夏商周三代确定为奴隶社会，战国以后确定为封建社会，并认为至迟在明清时期，中国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按照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的说法，“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会缓慢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几十年来，许多人认为经苏联人修改后的形态更替理论虽然比较清楚，但也更加绝对化，绝对化的结果是产生了许多疑问：“亚细亚社会”真是原始社会吗？夏商周是奴隶社会的依据何在？战国以后的社会符合封建社会的特点吗？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本文根据地理条件，应用经济学原理探讨社会形态的基础，并对不同社会形态的关系予以分析。

一、亚细亚社会不是原始社会

“亚细亚”的本意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亦即东方。在西欧人来，从埃及经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印度半岛到中国、日本甚至澳大利亚、新西兰，都属于东方，他们把“东方”这一广阔地域笼统地称为“亚细亚”洲，简称亚洲。由于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都位于东方，所以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无疑就是指存在于四大文明古国的生产方式。根据我们对中国情况的了解，以农户家庭生产和生活为基础的小农结构是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特点。由于文明古国几千年来的生产方式一直没有多大变化，直到资本主义扩张到这里时还保持这样的小农结构，所以把它作为原始社会形态显然是不妥当的。那么马克思为什么把亚细亚社会作为古代奴隶制社会之前的社会形态呢？

晚年的恩格斯在研究家庭问题时曾经谈到这一原因。马克思提出社会形态的1859年，人们还没有开始研究家庭演变的历史，但当时就已经知道，氏族的规模大而家庭的规模小，所以人们普遍以为氏族制度是由家庭（或家族）制度发展起来的。由于希腊、罗马的古代社会产生于氏族制度（解体以后），而埃及、巴比伦、中国等文明古国却仍然是以家庭农户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这就有理由认为古代奴隶制生产方式是文明古国亚细亚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由于亚细亚社会的产生也确实早于古代希腊社会，于是马克思就把亚细亚社会和古代社会看成是依次演进的两个社会形态。

1877年，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一书中阐明，家庭有着长期演变的历史，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原始形态是氏族，它在世界上曾经普遍存在，而家庭和家族的各种形态，则是氏族解体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这样，实际情况就与人们原来所认为的相反，不是家庭发展成氏族，而是氏族发展为家庭和家族。于是，以家庭农户为基础的亚细亚社会，就肯定是氏族社会经过长期演变发展才形成的社会形态。由于苏联人无法合情合理地解释亚细亚社会，于是他们把亚细亚社会一笔勾销，在它原来的位置上放入了原始社会。但是这样一来，从原始氏族组织发展起来的社会，都要首先经过奴隶社会阶段。这一教条主义的历史框架，给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研究设置了许多障碍，也引发了许多无谓的争论……

无论如何，本来意义上的亚细亚社会，与苏联人用以代替他的原始社会根本不是一回事。

二、中国没有经过奴隶社会

我们知道，世界历史上最典型的奴隶制国家存在于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南方，也广泛地利用奴隶进行生产，雅典是古代希腊最著名的城邦，它把战争中大量的俘虏变为奴隶，依赖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了工商业，奴隶们“在监工的监督下在房屋很大的手工工场内一起工作”（恩格斯语），产品销售到地中海沿岸的广阔地域。罗马帝国时期的意大利境内，也曾经有过许多面积巨大的庄园，由少量奴隶照管牛羊经营畜牧业，或者使用大批奴隶经营园艺业，产品则在城市市场上出售。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南方，种植园主利用大量黑人奴隶从事单一作物（例如棉花）的生产，为欧洲和北美的工业提供了大量原料。

经济人选择与社会形态

容易发现，以上利用奴隶劳动的共同特点就是为市场进行批量生产。那么，市场的存在是不是奴隶制生产的必要条件呢？

理解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关键是把奴隶看成是能够思考并具有个人追求的经济人。由于奴隶劳动没有任何报酬，所以他们在工作中总想消极怠工，被逼无奈就会逃跑或反抗，这一情况要求利用奴隶劳动的人必须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很容易理解，监督单个奴隶劳动，剥削收益显然不能补偿监管费用，所以在经济上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只有当大批奴隶集中在一起劳动，生产单一产品时，每个奴隶所分摊的监督管理费用才比较低，利用奴隶劳动才是划算的。但是，由于单一产品不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求，所以单一产品生产者必须依赖市场进行交换，这样，市场的存在就是实行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前提。

按照恩格斯的看法，罗马奴隶制的消失，正是由于丧失了市场条件。“罗马帝国的田庄田产及其园艺业，随着领主的贫穷和城市的衰落而失败了，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经济，已不再有利可图。无论在乡村的大规模的农业方面，还是在城市的工场手工业方面，它所提供的收益都不能够补偿劳动的耗费，因为销售它的产品的市场已经消失了。帝国繁荣时代的庞大的生产，已经收缩为小农业和小手工业，这些小农业和小手工业都不能容纳大量的奴隶了。只有替富人做家务和供他过奢侈生活的奴隶还存留在社会上。”可见，收益不能补偿劳动消耗，是奴隶制灭亡的根本原因。

论文经济人选择与社会形态来自

从历史上看，利用奴隶劳动还与行业的特点有关。手工业是便于集中在房屋或院落中进行生产的，因为手工业的劳动场所固定，也便于计件规定劳动任务，监督管理费用比较低，这就便于利用奴隶劳动。农业耕作却根本不同：要防止在没有围墙的野外进行田间耕作的奴隶逃亡，需要花费很大力量进行监管，这在经济上显然是得不偿失的；另外，大部分农活也不便于计件确定劳动成果，这就要求劳动者有很高的自觉性，而奴隶劳动显然不具备这一主观条件；最后，大部分农产品都低值笨重（重量大而价值低），承受不了远距离的运输费用，无法销售到范围广阔的地区，所以根本不适合于批量生产，因而不便于奴隶劳动。历史上在农业中利用奴隶劳动的，都是生产畜牧、园艺产品和棉花、橡胶等工业原料产品，因为它们价值较高，能够承受较远距离的运输费用，适合于供应范围广阔的市场，因而适合于批量生产。那么，中国的夏商周时期，具备不具备利用奴隶劳动的条件呢？

在夏商周的大部分时期，铁器还没有出现，生产力还非常低下，手工业产品不可能批量生产，所以手工业中不可能利用奴隶劳动；从农业方面看，当时也不存在销售高值农产品的市场，所以农业中也不存在利用奴隶劳动的条件。因此，那时中国不可能存在在奴隶制生产方式。

中国不存在奴隶制生产方式，也早已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认识，例如普列汉诺夫在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文中就明确指出，由于特定地理环境的影响，在中国、埃及等国家的原始社会解体以后，并没有导致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出现。当然，不存在奴隶制生产方式并不等于说中国从来没有过奴隶：奴隶劳动有自己的特点，罗马帝国大规模的奴隶制生产消失以后，家务劳动中的奴隶还长期存在。中国也曾经长期存在为宫庭服务或为富人做家务劳动的奴隶。但家务劳动不能代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我们不能以家务劳动中存在奴隶劳动而断言中国存在奴隶社会。

三、封建的本意和西欧封建社会

随着日耳曼人的入侵和罗马帝国的灭亡，西欧逐渐形成了封建主义和庄园制度，封建主义的特点是层层分封，最后在国王以下形成了公、侯、伯、子、男五等贵族，各级封臣都对他的封主承担义务，最主要的义务是在战争时提供一定数量的武装士兵，“封建”一词就是指这种分封。下层封建主都拥有自己的庄园，因而称为庄园领主。庄园的耕地都分成长条形小块，领主自用的耕地和农奴的份地互相错开。农奴要自备家具和牲畜在领主用地上耕作，还要有一定时间替封建主服其他劳役。这种剥削方式通常称为劳役地租。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用经济学原理阐明了西欧封建主义、庄园制度和劳役地租形成的基本原因。西欧的土壤、气候条件使得食物消费品的种类非常复杂，动物性食品一直占相当比重，许多产品不便于长期保存和远途运输，因而不易集中利用，所以国王和大封建主无法直接以消费品的数量来确定其臣属的义务。另一方面，当时货币经济还不存在，没有可供产品交换的市场，所以也不能以货币来确定臣属的义务。这些条件决定了国王和大封建主无法建立常备军以保护他们所管辖的广阔地域，于是，只好分封其部属并要求他们在战争需要时提供士兵并负责装备和给养，层层分封的结果就形成了典型的封建制度。

以庄园为基本生产和消费单位的社会结构，也是与西欧特定的客观条件相适应的。在封建制度形成后的很长时期内，西欧人口稀少，庄园之间还存在着广袤的荒野，荒野上不时有盗匪出没，携带货物在荒野上旅行要冒很大风险，所以没有人将日用品运输到广阔的村落进行销售，这就迫使庄园必须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多数产品，只有庄园无法生产的盐、铁等必需品以及丝绸、珠宝等奢侈品，才从外来商人处购买，于是西欧各地大都形成了以庄园为基本生产和消费单位的社会结构。

经济人选择与社会形态

但是在定居的农业生活中，总有人企图通过偷盗或抢劫获得产品，这就迫使农民对庄园或村庄进行保护。依靠远处的国王对庄园和农户进行微观保护是不现实的，于是庄园领主就承担了保护庄园和农户（农奴）的职责。另外，庄园的住户在生产和生活中也会发生纠纷，于是领主的另一个职责就是为农户解决纠纷（提供公正），作为提供保护和公正的回报，农户则为领主提供劳役（地租）。保护和公证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供给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庄园人口越多，平均每个农户（农奴）所分摊的保护费用就越低，领主的收益也越大，所以每个领主都对庄园人数十分关心。农奴中如果有人感到难以忍受领主的剥削，就会逃到其他庄园谋生。如果他逃到其他庄园后处境确实能够有所改善，就会吸引更多的农奴做出逃跑的选择。农奴逃亡的可能性规定和限制了领主对他的剥削程度，如果剥削没有超出这一程度，那么农奴逃到其他庄园就不会获得更好的处境。现实生活中领主和农奴的关系，就是在领主之间这种对劳动力相互竞争的作用下形成的。

与封建主义形成的原因类似，庄园领主之所以实行劳役地租的剥削方式，也是在缺乏市场的条件下由消费品的复杂性决定的。消费品的复杂性使领主和农奴很难就交纳的产品达成一致（谈判费用很高），即使能够达成一致，在实际交纳时也很容易产生纠纷（实施费用很高），因为许多产品不易测定数量和质量，消费时间和产出时间也难以吻合。这些困难使人们力图寻求交易费用较低的方法，于是就形成了投入分摊和产出分成的劳役地租的形式。不过，在投入分摊“契约”中，农奴分摊的主要是劳动（力），在为别人工作时，劳动者总是有消极怠工的倾向，而对他们监督显然是得不偿失的，于是便于从劳动结果上衡量劳动投入的方法被人们发明了出来，这就是把庄园耕地分割成条状，使领主用地与农奴份地错落相间，这种办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农奴在领主用地上劳动时的偷懒行为，因为如果紧临的耕地产出差异过大，农奴是无法推托责任的。

可见，西欧层层分封的封建主义政治制度，以庄园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劳役地租的剥削方法，条状相间的耕作形式，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下合理选择的结果。

四、小农社会与封建社会根本不同

与中世纪的西欧显著不同，从战国到清朝，中国最基本的经济结构是小农经济，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是血缘宗法组织，最基本的政治结构是以县为基础的专制王朝统治。我们以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为例，分析这些特点形成的原因。

黄河流域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年降水量六、七百毫米，并且夏秋多雨，因而有利于农作物生长，所以古代农业主要靠天收成（利用井水和渠水灌溉是后来的事）。在这种环境下，单个农户不与其他农户结合完全可以进行生产。单家独户生产也不牵涉与其他农户分配产品的问题，为自己劳动可以充分发挥生产积极性。因此，最迟从春秋战国时代起，这里就形成了以农户为生产和生活单位的松散的社会结构。每个农户大约五六口人，一般以一对成年夫妻为核心，男耕女织。农户不能再小，再小就不能实现其生产功能（生活资料生产和人口生产）；它也不适合于再大，再大只是使生产规模外延式扩大，对提高生产效率并无益处，却无端增加了管理费用，引起分配中的矛盾和斗争。从经济学上说，中国的农户正好能够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于是两千多年来，尽管有数十次的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农户本身也生生灭灭，但是小农经济结构却保持不变。新中国成立后曾经用强力消灭小农经济，但这一实践却使中国农业走了大弯路。

单个农户能够生产的环境也使中国形成了弟兄平分家产的遗产继承制度，所以不论多大的家庭都会因弟兄们平分家产而分解为小农。历史上黄河流域很难找到连续几代的大地主庄园，就是由特定的遗产继承制度造成的。农户长期繁衍分化，就形成了有共同祖先、共同坟地、共同族谱和共同宗祠的宗族。

宗族制度能够延续几千年，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可惜直至现在，其合理性只有极少历史学家所认识。

首先，共同使用大型用具和设施，是宗族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当弟兄们最初分家时，犁、耙、耧、水车、马车等大型用具以及磨房、水井等设施不易分割，所以分立后还往往共有一些大型用具和设施。另外，特定农活（例如夏收麦场打麦）的“适度规模”较大，需要较多劳力共同合作，这就使得已经分立但仍然共有大型用具和设施的农户形成合作或互助关系，这种合作互助也维持和加强了同宗农户的关系。

其次，共同操持婚丧大事，是宗族得以延续的又一重要原因。婚丧大事需要很多人手帮忙，单个农户是无力应付的，所以农户举行婚丧大事必须依赖宗族帮助。婚丧大事的组织、指挥者，都是宗族中有威望的成员（例如族长等），他们在组织、指挥婚丧大事中付出了心血和劳动，他们获得的是个人在宗族和社会上的威望（无形价值）。共同操持婚丧大事，无疑也是宗族凝聚力加强的重要原因。

最后，宗族还有一种重要功能，这就是解决同宗农户的纠纷。由于宗族都由农户分立而成，所以农户的院落和耕地往往同宗相邻，这一客观条件使得农户生产和生活中发生纠纷的对方大都属于同一宗族，于是宗族组织也常常为同宗农户解决纠纷。从这一角度看，宗族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为同宗农户提供“公正”。

经济人选择与社会形态

不过，宗族没有什么强制手段，即使解决族内纠纷也并不总是有效的。如果纠纷发生在不同宗族的农户之间，往往需要由宗族首领出面解决，解决不好有时会导致宗族之间的群斗。宗族之间的群斗当然对人口多的大家族有利，而小家族在解决纠纷时则必须考虑对方的势力。从这一角度看，宗族还有保护族人（农户）不受其他宗族侵犯的功能。

但是宗族无法对付大规模的外来抢劫，这就需要依靠更大规模的政治单位。黄河流域地面辽阔，地理条件相对单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较为稠密的人口，村庄之间已没有多少荒野，有组织的盗匪团伙没有多大活动余地。在这种环境下，农户对保护的需求，也不象西欧农民那样迫切，一支小规模的武装就可以对较大范围进行流动保护，于是中国就形成了由县衙掌握少量衙役，对县域内的农户提供保护和公正的制度。历史上周武王灭商后曾经分封了许多诸侯国（有点类似于西欧的分封），那时一个诸侯国也就与现在一个县的范围差不多，实际上就是一个提供保护和公正的基本政治单位。春秋时期诸侯国逐渐兼并，规模越来越大而数目越来越少，到战国时期形成“七雄”，最后由秦始皇完成了统一。政治单位扩大有利于对社会的宏观保护，但对社会提供微观保护和公正的职责一直是由县衙来执行的。县域范围内的刑事、民事案件，都由县太爷（县令）一手处理。距县城几十里的农户也要到县城解决纠纷，显然很不方便，所以才由宗族组织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向松散的社会提供保护和公正。从提供公共产品的角度看，古代农村中广泛存在的宗族，实际上是政治统治机构的必要和有益的补充。许多历史学家注意到中国的乡村名义上虽然名义上处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之下，但实际上却是以乡绅为首的一种广泛的自治，只要向国家“完粮”，官吏并不干涉乡村的事务。农村的文化精英（“秀才”）、社会精英（族长政治精英（保长、甲长），往往都出自经济上的富户（土话叫“财主”，共产党搞时所划分的地主、富农或富裕中农），或者也可以说，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精英是三位一体的，他们维持了农村稳定的社会秩序。

中国消费结构单一，吃穿两方面最基本的消费品是粮食和布匹，这两种物品便于衡量和支付，也便于长期保存和远途运输，所以国家早就把粮食和布匹作为赋税征收，并以它们为基础组织常备军对整个社会进行宏观保护。宏观保护也具有规模经济效益，国家规模越大，单个农户的保护成本就越低，所以统治者都力图扩大统治范围，人民也拥护建立统一国家。为便于管理，国家在县以上设有省、道、府、州等统治机构，县以下则通过乡、里、保甲等基层组织向农户征取赋税。

很多人早就发现，在世界的任何地区，小农结构总是形成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但对何以出现这一情况却缺乏令人信服的分析。我们用公共产品理论将其原理分析如下：

我们知道，定居的农业生活必须有人提供公共产品才能够生存，而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农户则以向政府缴纳赋税而交换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我们可以把“公共产品”分解为宏观和微观两部分。宏观上主要是抵御外部侵略而使居民安居乐业，这一“产品”只能由中央政府提供。在传统社会的正常条件下，宏观保护的费用是稳定的（特殊情况下当然例外），农民不需要有太高的负担；就微观来说，公共产品又主要是由宗族提供的，县衙（代表国家）提供的本来就不多，一个县的农户只需要负担少数几个公务人员，所以费用也不高。因此，一般情况下国家征收的赋税并不重。历史上在军阀混战中，潜在统治者为了争取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也不敢过分搜刮农民，他们的竞争实际上使农民获得了“选择”公共产品提供者的机会，谁提供的公共产品“质优价廉”就接受谁。历史上新的统治秩序建立以后，农民的负担总是有所减轻，基本道理就是如此。普通农民都懂得，即使换一个统治者，他的负担也很难再有多大减轻，所以只要国家提供了宏观保护，他就认为应当如数交纳赋税。传统的历史学家往往责备农民不知道参与政治权力的分享，这一指责没有多少道理。因为在这样简单结构的社会中，实在没有什么可供农民参与讨论的政治问题，农民不要求分享政治权力，只不过是不愿意去做对自己无益的事情而已。从政治运行的客观过程看，都是统治者不费多大力气就将政治权力强加给了农民，这就必然形成农民对统治者绝对服从。历史上小农社会都形成了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基本原理就是如此。

小农结构必然形成专制制度，还可以用交易费用原理予以说明。我们知道，任何一宗交易的成功都是需要交易费用的，交易费用可以分解为搜寻费用、谈判费用和实施费用三部分。搜寻费用就是双方寻找交易对象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农户居住场所固定，潜在的统治者很容易找到他的交易对象，所以搜寻费用很低；由于公共产品的价格没有多大讨价还价的余地，农民“购买”公共产品就像我们到不容许搞价的超市购买物品，只能无条件接受对方标明的价格，所以谈判费用几乎为零；就实施费用来说，不论国家是按户、按人还是按耕地面积征收，农民都不具备逃避的条件，如果不是严重灾荒，农民只能照章纳税，所以实施费用也很低。由于整个交易费用很低，所以不论谁“提出”契约条件，对交易“净价”的影响都不大。既然交易一方为单一的主体即国家，而另一方却是由许多个体组成的农民群体，于是必然形成由统治者提出“契约”条件而由农户直接接受的局面。

经济人选择与社会形态

总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中国以农户为基础的松散结构，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组织，以县为基础的统治制度，以及高居于社会之上的专制主义王朝，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下“合理选择”的结果。

有必要指出，传统教科书把社会划分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两大对立的阶级，是根本不符合实际的。在中国的农村，真正的地主户不到5%，规模一般也不大（只雇佣一个长工），并且很容易由分家转化为自耕农。占人口大多数的是自耕农，大致占90%以上，阶级剥削在历史上从来不占重要地位。

与中世纪西欧劳役地租的剥削方式也显著不同，中国地主大都雇佣长工进行剥削。从要素价值论原理看，雇佣长工经营土地，地主付出了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粮食），自己则获得了土地价值（地租）、管理收入和经营风险收入。但如果只依靠出租土地，则只能够得到土地价值，收入就会大大降低。所以除非缺乏管理能力，地主是不采用出租土地剥削的。

综上所述，不论是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还是阶级关系和剥削方式，清代以前的中国社会与中世纪的西欧社会都明显不同，按照形态更替理论强行把中国塞入封建社会的框架，实在是“削足适履”。

五、中国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把两千多年的中国归入“封建社会”，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何以那么漫长？为什么没有产生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几十年来，学者门力图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探寻能够成长为资本主义的因素，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学者们对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并没有一致意见。人们往往过分强调资本主义的阶级属性，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以资本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于是就把雇佣劳动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依据。由于雇佣劳动早在战国时期已经存在，结果从战国到明清，都有人找出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证据。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在明清时期，但他们并不能使不同意见得到统一，因为问题在于判定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准存在问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它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传统看法脱离生产力的发展，单单考察属于生产关系方面的雇佣劳动关系，显然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讨论资本主义萌芽何以萌而不发，必须考察“生产力”发展的状况。

大多数人认为，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在于生产技术的突破。例如高中世界史教材就特别指出，生产技术突破是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但是善于追根究底的人们回问，生产技术突破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它是偶然发生的，还是具有某种必然性？

现代经济学认为，人类在进行行为选择时都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有利可图的事情才会去干。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认为，西欧经济兴起的原动力是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增长导致向边疆地区的移民；新老地区自然条件和人口密度的差异使人们生产了不同的产品，引起对交换的需求，促进了市场的兴起；市场兴起刺激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引起了专业化和分工；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在操作中只需要重复简单的动作，促使人们考虑用机械代替手工，用自然力（水利和风力）代替人力和畜力这就大大降低了技术创新的成本成本；另一方面，广阔的市场销路又大大提高了创新收益；预期纯收益的提高吸引许多人致力于发明创造活动，于是西欧出现了一系列的技术突破。这样，诺思就用成本收益原理令人信服地阐明了西欧出现技术突破的原因。不过在我们看来，人口的自然增长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但它在其它地域却并没有成为经济兴起的原动力。可见，关键问题在于人口增长能否促进商品市场的发展，因为西欧生产技术突破的原动力是市场盈利的刺激。

诺思也阐明了西欧市场发展的有利条件，一是西欧自然产品差异大，不同地区存在明显的“比较利益”，例如尼德兰（现今的荷兰、比利时），面积只有七万多平方公里，但其自然条件复杂多样，引起产品差异较大，刺激了交换的需求；二是西欧天然运输条件好，有许多便于通航的河流，运输费用低廉，这就使得各地的“比较利益”能够实现。

与西欧的自然条件几乎完全相反，中国产品差异小，陆路运费高，是不便于商品市场发展的。例如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面积比荷兰、比利时的总和大十倍以上，但是这里的等温线和等降水量线稀疏而且平行，大致都呈东西方向。从现今陕甘交界处向东一直走1500公里到山东半岛东端，各地的土壤，气温和降水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导致自然产品基本相同（古代都是夏麦秋粟），因而没有交换的必要。虽然南北方向上土壤、气温和降水有一些差异，但是没有南北方向的河流，产品交换只能通过陆路运输。在古代条件下，陆路运费大概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一般商品根本承受不了这样高额的运输费用，结果南北方向有差异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从成本收益的比较看，中国农民将自己的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还要花费更高的代价，于是人们的“合理选择”就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结果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基本产品的交易市场无法发展，是中国没有产生市场经济，从而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

中国产品差异小，陆路运费高，从事基本物品的交换无利可图，商人们为了赚钱，只好行奸弄巧或者贩卖盐铁等违禁物品，所以百姓都把商人称为“奸商”，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韩非则干脆把商人看作盘剥农民的“蠹虫”（《五蠹》）。基本物品的交换无利可图，也决定了统治者很难从商业中获取多少税收收入，在统治者看来，商人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还抵偿不了他们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对其收税还不够管理费用），所以历代统治者都重农抑商。过去，人们总是把统治者实行“重农仰商”政策归咎于统治者的短视，并认为这一政策是导致商品经济难以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根据我们的分析，不是“重农仰商”政策造成了小农经济和商品市场的萎缩状态，而是农业和商业的实际状况使统治者“选择”了重农抑商政策。

最近有人把康熙皇帝与同时代的彼得大帝和路易十四进行对比，认为彼得大帝和路易十四都极力发展工商业，为他们国家的强盛做出了贡献；但康熙皇帝却固守传统，为中国的衰落种下了祸根。这一看法其实是很肤浅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政策选择的客观基础。在十七世纪后期，荷兰与英国都早已因发展工商业而强盛起来，欧洲的帝王们都由此认识到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性，于是彼得大帝和路易十四才“选择”了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康熙皇帝所处的客观环境却根本不同，当时整个亚洲还都是传统社会，商业的重要性还没有表现出来，任何人也不可能凭空认识到这一点，在那样的环境下，康熙皇帝也只能选择那样的政策。考虑到直至时代，国家还严厉制裁农民的弃农经商行为，就没有任何理由责备康熙大帝的政策。说如果康熙皇帝更具有远见卓识，中国在十七世纪就能够赶上世界前进的步伐，就好象说如果比尔·盖茨早生200年，世界就会早200年进入微软时代一样可笑。

六、对形态理论的宏观认识

考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归纳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四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并不是必然结论。普列汉诺夫在其《唯物主义史论丛》和《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在几乎逐句阐述马克思那段历史唯物主义名言时，对形态依次更替理论却只字未提。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文中，普列汉诺夫专门谈到了形态理论，他认为，马克思在了解氏族和家庭的真正关系以后，就会改变对亚细亚社会和古代社会关系的看法，因为“这两种经济制度的类型，每一种都是生产力在氏族组织内部成长的结果”，它们可以是两种并列的社会形态。

这一结论的不科学之处，马克思在世时已经发现，他在对摩尔根所著《古代社会》一书的批语中写道，“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一开始就是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这一批语表明，他已经认识到，奴隶制和封建制也可以是并列的社会形态。

现代俄罗斯学者认为，人类历史有两大基本类型，即特殊的西欧类型和普遍的亚细亚类型。氏族制度解体以后，西欧先是形成了奴隶社会，依次发展到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世界其他地区则普遍形成了亚细亚社会。按照他们的看法，形态更替理论只是一个概括了西欧社会特殊发展过程的理论。

在我们看来，即使用来概括西欧的发展过程，形态更替理论也显得牵强。

首先，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亚细亚社会和古代（奴隶制）社会产生于不同地区，他们并不具有前后相继的关系。

其次，典型的古代（奴隶制）社会存在于希腊、意大利半岛，而典型的封建社会却产生于北海沿岸（英、法、荷、比等国），这两种社会形态也不具有继承关系。再次，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也很难说具有必然的继承关系。因为它们所依赖的自然地理条件并不相同：封建社会主要依赖于西欧的微观自然条件，这一条件使得农户不能单独生产和生活，所以形成了庄园制度这一条件又使得统治者不便于建立常备军以对广阔地域实行有效统治，所以形成了封建主义（层层分封）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则依赖于西欧的宏观地理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各地自然产品差异大并有水道相连，因而适合于发展商品市场。典型的封建主义和典型的资本主义先后出现于西欧，不是因为这两种社会形态具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在诺思看来，封建主义在十五世纪已经消失，它让位于民族国家，两个世纪后才有资本主义的出现），而是由于西欧既具有适合于封建主义生存的微观条件，也具备资本主义产生的宏观环境。当然，在历史进程中，人类首先只能利用微观条件，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可能利用宏观环境，这就出现了西欧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前后相继。可以设想，如果西欧只具有封建主义得以形成的微观条件而不具有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宏观环境，那么封建主义和庄园制度就会向传统的亚细亚社会那样一直维持下去。

最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也需要重新认识。一方面，社会主义出现于俄国、东欧和东亚等传统的亚细亚社会之中，它们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继承者；另一方面，不论是由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荷、英、法、德、西，还是由欧洲人直接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国和加拿大，不但都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且也看不到进入社会主义的任何迹象。事实并未表明资本主义必然要发展到社会主义。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社会发展的道路是多元的。在氏族社会解体以后，在暖温带半湿润地区的黄河流域，形成了典型小农结构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地形复杂且为地中海气候的希腊、意大利半岛，形成了典型的奴隶制生产方式；而在温带海洋性气候的地中海沿岸，则形成了典型的封建生产方式。世界其他地区的生产方式都不太典型，但大都是以小农结构为主，类似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后来由于丧失了市场条件，南欧典型的奴隶制消亡，演变为与亚细亚方式差不多的生产方式；北海沿岸由于具备发展商品市场的有利条件，人们发展市场经济，创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更早脱离氏族制度而形成亚细亚社会的文明古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却一直维持着小农社会的古老状态。

资本奴隶范文篇8

这个答案“由三个主要步骤组成。第一步，证明为什么企业的委托人资格要安排给经营成员，从而解释了从经营者到企业家的逻辑演变；第二步，证明为什么当企业家的优先权及选择管理者的权力给予资本家，从而阐述了为什么在古典企业中企业家与资本家合二为一即资本雇佣劳动的问题；第三步，分析职业经理的出现及企业内不同成员之间均衡关系的变化，证明这种变化是人口中个人财产及经营能力（和风险态度）分布变化的结果。”（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其中，第一步的“证明”与第二步的“证明”关系不大，而第三步的“证明”则依赖于前两步的“证明”是否成功。也就是说，如果前两步的“证明”不成功，则第三步的“证明”也就自然地无法成立。因此，这里的分析就只是针对这前两步的“证明”。

这个所谓的答案首先是建立在几个假设前提下的。这里只列举几个我们感兴趣的假设，另有一些假设在有关现实逻辑的内容中再给出。这些假设不仅在编号上与原文有所差别，而且在具体的文字上也可能是出于叙述的方便而经过整理，但在含义上不会与原文有差异，读者自能对照原文感受到这一点：

假设1：个人被假定在以下三方面存在有差异，(1)经营能力（企业家能力），以θ表示；(2)个人资产，以W[,0]表示；(3)风险态度，以R表示。因为个人在经营能力上存在着异，通过建立一个企业而相互合作对他们也许是件有利可图的事。这是由于在企业中，那些在经营方面具备优势的人可专门从事经营决策，而那些不善经营的人则可专门从事生产活动。（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第3至4页。）

假设2：相对于从事生产活动的人，那些从事经营活动的成员不仅仅是主要的“风险制造者”，而且其行动最难监督。因此，他们应该被指定为委托人并有权索取剩余收入，以及监督其他成员。因此，他们成为了企业家，而那些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则成为工人。（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也就是说，这个假设不过是中国古人所谓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另一种说法或阐释。因而，张维迎先生可以与奥古斯特·孔德及其学派一样，“象证明资本家老爷的永恒必要性那样，去证明封建老爷的永恒必要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9页。）

假设3：在一个古典型企业里，企业家承担了所有的风险，而工人们只挣取固定的报酬，因此我们把前者叫做委托人而后者则为人。（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假设4：在组成企业的成员中，j成员将接受i成员的监督，当且仅当对任何给定的i的自我激励的工作努力，他在i的监督下的期望效用不会少于没有监督下的期望效用。因为i没有必要付给j多于i为获得监督权威所必须的费用，我们将这两个期望效用相等。（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至61页。）

假设5：自由择业：不存在任何阻碍一个个人成为企业家的制度性限制。换句话说，一个人总是可以自由地设立一家企业。（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页。）

假设6：为了使一个人愿意加入企业，他从企业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不应该少于他当个体户时的期望效用。（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

假设7：当企业不存在时，经营成员能比生产成员做得更好，而这又意味着经营成员将得到比参加企业的生产成员较多的总福利。（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

就假设1而言，张维迎先生认为，由于假设个人之间在生产活动能力上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在经营决策能力上有差别，这种差别为人们创造了一个合作的机遇，这种合作导致“企业”的出现。在企业中，那些具有高经营决策能力的人负责经营决策，而那些并不擅长经营决策的人则负责生产活动，以此代替每个人都是既负责经营决策又负责生产活动的个体实业家。（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但是，这种差别和机遇，自远古以来就有，但那时出现的并不是企业。即使硬要把所有具有劳动分工特点的合作组织都称为企业，那么这些企业也不全是资本主义意义上的。所以不能以此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起源。

假设2与假设3则似乎是互相矛盾的。首先，企业家并没有承担全部的风险，张维迎先生在后面的分析表明，工人也要承担失去工资的风险；其次，根据假设2，企业家承担的只是他自己制造的风险，而且工人也要分担部分风险。事实上，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的工人正在这样承担下岗的一切苦难。从而，如果为别人行动的不确定后果负责的人是委托人的话，（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那么恰恰工人应当是委托人，应当享有所谓的剩余收入。

而所谓经营成员的行动的最难监督，首先，这个最难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其次，有过一线管理工作经验的人都清楚，对生产成员行动的监督决非“随便瞥一眼”（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哪么简单。英国报纸《旁观者》1866年5月26日的报道指出：在曼彻斯特金属丝加工公司实行资本家和工人合伙经营以后，“第一个结果便是材料的浪费突然减少，因为工人理解到，他们没有理由比对待资本家的财产还更厉害地浪费自己的财产，而除了黄帐以外，材料的浪费大概是工厂亏损的最大原因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8页。），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而且，马克思引用泰·蒙森的《罗马史》（1856年版第810页）指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4页。），古罗马的斐力卡斯，作为管理人居于农业奴隶之首，但“由于劳动比奴隶轻，得到的报酬也比奴隶更微薄”。可见，行动是否难于监督，并不是经营成员应当获得更多收入的恰当原因。即使假设7成立，从而“这是观察到企业主（管理者）比工人有较高的期望收入的主要原因之一”（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页。）。但这也只是管理者的收入高出工人收入一、两倍或四、五倍的原因，而不是观察到的上十倍、上百倍、上千倍的原因。

张维迎先生认为（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任何人都有权监督别人，只要后者愿意接受他的监督。”但是如果假设4成立，那么在i的监督前后，j的期望效用相等，j又何必非要i的监督不可呢？而且什么是愿意呢？在皮鞭的抽打下被迫屈从，是愿意吗？如果不是，那么用饥饿的折磨代替皮鞭的抽打（“我们中间很多人认为，只要我们自己是用饥饿的折磨代替皮鞭的抽打，使我们本国的年轻妇女累死，我们就很难有权利用火和剑攻击生来就是奴隶主的家族，他们至少是好好地养活他们的奴隶，并让奴隶进行适度的劳动。”1863年7月2日《泰晤士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5页。）），就能称之为愿意了吗？

假设5和假设6看似公允，好象人人都可做资本家。但是，一方面，“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1页。）另一方面，如果真的假定人人都可做资本家或者个体户，那么情形又会怎样呢？

历史还真的给了经济学家从实践中体会这一假定的后果的机会，这就是美国作为欧洲殖民地的历史。（以下的引用，见参考文献8，第833页至843页。）

当时，“在西欧……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已经直接征服整个国民生产，或者在这种关系还不很发达的地方，它也至少间接地控制着那些与它并存的、属于旧生产方式的、腐朽的社会阶层。”而“殖民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在那里，资本主义制度到处都碰到这样一种生产者的阻碍，这种生产者是自己劳动条件的所有者，靠自己的劳动使自己变富，而不是使资本家变富。在那里，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在它们的斗争中实际地得到证实。”

这种情况使得“资本的献媚者”——西方经济学家，不得不厚着脸皮地自相矛盾：在西欧的宗主国，他“从理论上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本身的对立面说成是同一的，在殖民地却使他‘公开揭露事实’，大声宣布这两种生产方式是对立的。为了这个目的，他证明，不剥夺劳动者，不相应地把他们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作、分工以及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等等，都是不可能的。为了所谓国民财富的利益，他要寻找那些制造人民贫困的人为的手段。”

他“感慨地说，皮尔先生把共值5万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国带到澳洲的斯旺河去。皮尔先生非常有远见，他除此以外还带去了工人阶级的3000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可是，一到达目的地，‘皮尔先生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

这是因为，当时的殖民地，还是一个“土地十分便宜，所有的人都自由，每个人能随意得到一块土地的地方”。在那里，“不仅劳动十分昂贵，劳动者会在自己的产品中占去很大的份额，而且不论出什么价格都很难得到结合劳动”。也就是说，劳动者之间即使在经营能力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也不是想象的那样大，而且“劳动人口很少有为资本而自我剥夺的欲望”。

显然，“只要劳动者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就能为自己积累；只要他能为自己积累，资本主义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不可能的。为此所必需的雇佣工人阶级还没有。”“在那里，大量资本即种子、牲畜和工具，由于缺乏雇佣工人而毁掉了，同时每个移民所拥有的资本并不比他能亲手使用的资本多多少。”

从而，当时西方经济学家所谓的“人类把自己分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这种分法是自愿协商和结合的结果”，即“人类的大多数为了‘积累资本’而自己剥夺了自己”的鬼话，在殖民地遭到了可耻的破产。

而张维迎先生的理论则不过是将那里的“资本所有者”换成了“经营成员”，“劳动所有者”换成了“生产成员”而已。他不过是用信息经济学的手段重新包装而且仅仅只是包装了早已破产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而已。他的这一包装自然同样经不起历史逻辑的推敲。

事实上，早在美国殖民地历史之前，历史逻辑就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以往的，“经营成员”和“生产成员”的所谓的“自愿”组合的过程就清楚了。（以下的引用，同参考文献8，第802至806页。）

“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剥夺而被驱逐的人，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大批地变成了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因此，十五世纪末和整个十六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当初曾因被迫变成了流浪者和贫民而受到惩罚。法律把他们看作‘自愿的’罪犯，其依据是：只要他们愿意，是可以继续在已经不存在的旧的条件下劳动的。

……

亨利八世时期，1530年，允许年老和无劳动能力的乞丐行乞。但对身强力壮的流浪者则加以鞭打和监禁。他们要被绑在马车后面，被鞭打到遍体流血为止，然后要发誓回到原籍或最近三年所居住的地方去‘从事劳动’。……亨利八世二十七年，又重申了以前的法令，但由于加上了新的条款而更严厉了。如果在流浪时第二次被捕，就要再受鞭打并被割去半只耳朵；如果第三次被捕，就要被当作重罪犯和社会的敌人处死。

爱德华六世在他即位的第一年（1547年）颁布的法令规定，拒绝劳动的人，如被告发为游惰者，就要判为告发者的奴隶。主人应当用面包和水，用稀汤和他认为适当的肉屑给自己的奴隶吃。他有权用鞭打和镣铐强迫奴隶从事一切令人厌恶的劳动。如果奴隶逃亡达14天，就要判为终身奴隶，并在额头或脸颊打上S字样的烙印，如果第三次逃亡，就要当作叛国犯处死。主人可以把他出卖，遗赠，作为奴隶出租，完全象对待其他动产和牲畜一样。如果奴隶图谋反抗主人，也要被处死。治安法官必须根据报告搜捕逃亡的奴隶。如果发现流浪者3天无所事事，就要把他送回原籍，用烧红的铁片在他胸前打上V字样的烙印，套上锁链在街道上服役或服其他劳役。如果流浪者谎报籍贯，就要被罚充当该地、该地居民或社团的终身奴隶，并打上S字样的烙印。任何人都有权把流浪者的子女领去当学徒，男的当到24岁为止，女的当至20岁为止。如果他们逃亡，就要成为他们师傅的奴隶，直到这个年龄为止。师傅可以给他们戴上镣铐，鞭打他们等等。为了便于识别和更加保险起见，每个主人可以在自己奴隶的脖于、手或脚上套一个铁环。这个法令的最后一部分规定，贫民必须在愿意给他们饮食和劳动的地区或个人那里干活。在英国，这种教区的奴隶，在游荡者的名义下一直保留到十九世纪。

伊丽莎白执政时期的1572年的法令规定，没有得到行乞许可的14岁以上的乞丐，如果没有人愿意使用他两年，就要受猛烈的鞭打，并在左耳打上烙印；如果有人再度行乞而且年过18，又没有人愿意使用两年，就要被处死；第三次重犯，就要毫不容情地当作叛国犯处死。类似的法令还有伊丽莎白十八年所颁布的第13号法令和1597年的法令。

詹姆斯一世时期，游荡和行乞的人被宣布为流浪者。即决法庭的治安法官有权当众鞭打他们，把第一次被捕者监禁6个月，第二次被捕者监禁2年。在监禁期间，治安法官认为适当就可以随时鞭打他们，要打多少就打多少……不可救药的危险的流浪者，要在左肩打上R字样的烙印，并要从事强制劳动；如果他再度在行乞时被捕，那就要毫不容情地处死。这些条例直到十八世纪初还有效，到安女王十二年颁布第23号法令时才被废除。

……

这样，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

……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运用了国家权力。这是所谓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愿”啊！

有一个中国古代故事说的是，某人在夏夜为蚊虫所困，偶遇一道士当街卖符咒，声称其符咒可以驱蚊虫。此人买符咒回家后，当晚仍受蚊虫困扰。第二天，他找到道士评理，道士却说，其符咒要挂在蚊帐内方才有效。

事实上，张维迎先生要想从他的假设中证明：从社会观点来看，资本雇佣劳动是合意的，也只有把他的假设置于早已是资本雇佣劳动的现行资本主义体制的蚊帐之内才成。

二、关于现实逻辑的问题

在第一步的证明中，张维迎先生没有提到企业的经营资本从何而来，只是提到企业的经营成员应当成为委托人，享有所谓的剩余收入。在接下来的第二步证明中，他进一步指出，企业的经营资本来自经营成员的自有资本和对外的负债（如果其自有资本不足的话）。于是，为了让资本家与享有剩余收入的企业家“天然”地结合起来，并排除穷人通过借贷成为企业家的可能，张维迎先生假定，观察一个人的经营能力较之于观察他的个人财富，要困难得多，其成本也要高得多，以便推论出“就显示经营能力而言，富人做企业家的选择比穷人做企业家选择具有更大信息量”（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2页。）的结论。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他的这一模型：（以下的引用，同参考文献2，第125至139页。）

“要研究的经济由众多个人组成，其经营能力θ∈[0,1]和个人财富W[,0]≥0各不相同。我们假定W[,0]为该经济中所有的个人所知，而θ则只为各个人自己所知。假定每一个人都属风险中性，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效用函数为U=W[,1]，其中，W[,1]是他的最终财富。所有的个人可以在两种职业间选择：企业家或工人。企业家经营企业并获得剩余收益，工人获得合同规定的市场工资，作为他向企业提供服务的回报。”就象奴隶的简陋食物是他们向奴隶主提供服务的回报一样。“做资本家不是一个谁都可以选择的职业，因为这依赖于个人财富秉赋。我们区分积极的和消极的资本家。如果一个资本家选择做企业家，则是积极的资本家，若他选择做工人，则是消极的资本家。积极的资本家拥有的资本获得一个剩余收益，否则别人雇佣他做工人的话而消极的资本家拥有的资本则获得一个合同规定的市场利率。我们将假定，一个拥有W[,0]的个人可以以货币形式持有财富，确保自己获得一个无风险的收益W[,0]。”

大概张维迎先生以为，这个人可以靠喝西北风过活，不然他如何能以货币形式始终持有同样的W[,0]。事实上，我们观察不到做工人的消极资本家。如果把工人将自己的少量积蓄拿去存储或购买少得可怜的股票，就将工人也定义为（消极的）资本家是荒谬的。那是不承认量变到质变的形而上学。另外，所谓“积极的资本家拥有的资本获得一个剩余收益”的说法有两个问题：一是，除非他的资本足够，或者能够借到足够的钱，否则他这个企业家可能不过是一个高级的白领工人而已，从而得不到剩余收益；二是，按照张维迎先生的第一步“证明”的结论，经营成员自然获得剩余收益，也就是说，是积极的资本家本身，而不是他拥有的资本，获得剩余收益。从而在这里，他是否拥有资本以及拥有资本的多寡与问题无关。

“下一个假设对我们的结果是关键性的。”“非负消费的无限责任假定：一个企业家有责任偿付他对贷出者的全部债务和合同规定的给企业工人的工资，直至其个人财富成零时为止（在单一时期模型中，必须假定他不能靠进一步借债来还债）。”首先，这个假设对于张维迎先生的模型的结果还不是最关键性的；其次，在出资的持股人负无限责任的假设下，又怎么可能出现张维迎先生在第三步“证明”中提出的“联合企业家”（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页。），并得出“持股人的主要功能在于挑选一个高能力的管理者，而不是去监督一个在职的管理者”（注：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的结论呢？资本家所冒的信用风险也未免太大了吧？从而，张维迎先生在第二步的“证明”结果又怎么能够作为他的第三步的“证明”的前提呢？

“假定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一种生产技术，该技术要求一笔数额固定的总资本，其中既包括实物资本投资，也包括劳动成本，记为K，经营活动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若成功，将获得一个y=f(K)＞0的收益；若失败，收益为零。以r表示市场利息，以w表示市场工资。我们假定f(K)≥(1+r)k+w。换句话说，我们假定经营成功时，总收益数额足以既补偿合同规定的支付额，也补偿企业家的机会成本（否则就不会有人选择做企业家）。在以后的分析中，我们把W标准化为零：w=0。”

把工资标准化为零，是一个非常狡猾的处理。因为它同时消除了工资的高低对当企业家的影响。显然工资越低，越没有人愿意做工人，但为什么必须做工人呢？因为别无选择。从而张维迎先生的“证明”，已经是建立在资本雇佣劳动的基础之上了，已经属于自我循环论证了。而且这一处理还抹杀了寄生的消极资本家和真正的工人之间的差别，因为寄生的消极资本家是不会去做工人的，当然没有工资收入；而工人是有工资收入的，尽管这个收入常常不够补偿工人的劳动力支出。通过将工资标准化为零，就抹杀了这种差别，也就避免解释为什么消极资本家不愿去做工人。

“经营能力的重要性在于它决定成功的概率p。为简单起见，我们假定p=θ。这意味着，给定企业家的个人财富不足以为全部投资提供资金，他不能清偿债务的概率完全取决于他的经营能力。”

“企业家在向消极资本家借款之前，首先要用自己的资产来投资，而且，除非W[,0]＞K，否则，他不贷出资本。”

“给定其个人财富W[,0]，一个人在做企业家还是做工人之间的选择，不仅依赖于他自己的经营能力θ，而且依赖于他对潜在的借款人的经营能力的期望”。

“全部人群可分为两组，一组是意愿企业家（积极资本家），一组是意愿工人（消极企业家）。在一个任何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与哪个企业家合作的经济中，一个意愿企业家能成为一个实际的企业家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他能成功地筹集到所需要的资本。……在经营能力是私人信息的情况下，……虽然一个个人的实际经营能力可能独立于他的个人财富，但从外人的立场来看，一个意愿企业家的期望经营能力并不独立于他的个人财富。”

经过一番推导，张维迎先生得到了一个所谓的“由潜在的放款人所施加的企业家个人财富的下界”：

附图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企业家的个人财富低于这一下界，他的贷款要求将被潜在的放款人所拒绝。”

为此，张维迎先生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不妨假定K=50,r=0.1,f(50)=60。这时，潜在的放款人所施加的下界是：

W[B,0]≥20.5

就是说，一个放款人不会向一个财富小于20.5的人提供贷款。如果资本K=50是企业为达到有利可图所必需的，那么，我们可以预期，在企业家集合内不会有个人财富小于20.5的企业家。”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其有意思之处在于，只要将f(50)的取值重新设定，我们就能看到非常有意思的结果。

我们先令f(50)=55，即这个生产技术的收益率仅仅相同于市场利率。将其代入上面的公式，得

W[B,0]≥0

也就是说，穷光蛋也有可能济身于企业家的集合内。

我们再令f(50)=67.3，即这个生产技术的收益率非常好，高于张维迎先生原来的假定。同样地，将其代入上面的公式，得

W[B,0]≥50.3

注意到，K=50，这一结果就意味着没有任何潜在的放款人愿意放款。

通过重新设定经营收益，我们发现，张维迎先生的结论意味着，越是收益好的项目，越借不到款；而收益率仅相当于市场利率的项目，却是人人争相放款的香饽饽。这一结论与现实如此相悖，以致不得不宣布它在现实逻辑上的破产。

之所以会得出这一与现实完全相悖的结论，其主要原因在于，张维迎先生假定，经营的成功完全取决于企业家的个人经营能力：p=θ，而与项目本身的好坏，即f(K)的大小无关。他本来想说明，放款人相信，想做企业家的资本家比想做企业家的工人应当更有“才能”，但他的模型实际上却不过是表明，放款人实际上认为，剩余价值率越高，经营者（资本家）所需的“才能”越低，从而在经营的成功与否与剩余价值率的高低无关的前提下，项目失败的可能性越大，就越不能放款。

三、结论

马克思早就合乎逻辑地指出，“起初资本指挥劳动只是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的形式上的结果：工人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资本家，因而是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劳动。随着许多雇佣工人的协作，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现在，在生产场所不能缺少资本家的命令，就象在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的命令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7页。）“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领导人，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象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9页。）

资本奴隶范文篇9

【摘要题】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

【关键词】马克思/按生产要素分配/按劳分配

【正文】

中图分类号：F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848（2004）01-0054-06

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践发展的合乎逻辑的必然要求；而按劳分配，又是多年来公认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这样，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关系，就成为现阶段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中一个基本问题。周为民、陆宁二位在《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从马克思的逻辑来看》（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新华文摘》2002年第11期全文转载，以下简称“周文”），对此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其最终结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关系是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按劳分配因市场关系而转化为按要素分配”的基本观点，是颇值得研究的。

一、马克思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基本观点

我们要讨论按生产要素分配问题，首先就要明确什么是生产要素、什么是分配、什么是按生产要素分配。既然周文是“从马克思的逻辑来看”的，相关讨论也都是从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展开的，我们就从马克思的有关基本观点入手展开分析。

（一）马克思对分配概念给予的科学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作为社会再生产四环节之一的“分配”给出了严密而明快的定义：“由每年新追加的劳动新加进的价值，……分成三部分，它们采取三种不同的收入形式，这些形式表明，这个价值的一部分属于或归于劳动力的所有者，另一部分属于或归于资本的所有者，第三部分属于或归于土地所有权的占有者。因此，这就是分配的关系和形式，因为它们表示出新生产的总价值在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中间进行分配的关系。”（注：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这个定义告诉我们，分配的客体，是产品中新生产的总价值；参与分配的主体，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既包括劳动力的所有者，也包括资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

（二）马克思所揭示的产品分配与生产条件（要素）分配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在对社会经济肌体的深刻解剖中，科学地揭示出了生产对分配的决定作用。他指出，生产条件（要素）的分配关系，“赋予生产条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别的社会性质。它们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注：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所谓“生产决定分配”，其实质就是生产条件（要素）的分配关系，决定产品的分配关系。生产条件（要素）的所有权，就是分配产品的索取权。任何一种产品分配，都是由生产条件（要素）的一定分配（占有）状况决定的。这就科学地论证了按生产条件（要素）分配的客观必然性。

（三）马克思所指出的按生产条件（要素）分配规律的普遍适用性。马克思经过多年的研究，对社会经济肌体的内在构造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在他的晚年曾毫不犹豫地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1966。）这就是说，任何一种产品分配，都是由生产条件（要素）的分配所决定的。生产条件（要素）的分配决定产品的分配，从而按生产条件（要素）分配产品，适用于“任何一种分配”，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把这一规律局限于某个特定条件之下，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这一规律发现者的原意。

因此，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按生产条件（要素）分配规律”这样一个概念，但他是这一规律的真正发现者和论述者。我们要“从马克思的逻辑来看”按生产要素分配，来讨论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关系，就不能不对马克思的上述思想作一说明，这应该是我们展开讨论的共同的理论基础。

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科学含义

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讨论，学者们虽然发表了很多的见解，但是，什么叫“按生产要素分配”？对于这样一个讨论中最基本的问题，却未见较为科学而完整的说明，更未形成共识。有的学者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也有的学者提出，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注：余陶生，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和按生产要素分配[J]，武汉大学学报，1997（2）。）讲清楚“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准确含义，是一个讨论中首先要明确的问题。

我认为，要确定“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本来含义，与确定其他所有的事情一样，都要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研究。

从“质”的方面来讲，分配关系总是人与人的关系。是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要“按生产要素分配”，是由于进入生产过程的生产要素，是分属不同的所有者的。生产要素所有者为生产过程提供了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结束时，就要求从生产过程的结果中分得与自己所提供的生产要素相适应的一部分生产成果。他之所以有权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他具有对自己所提供的那部分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如果进入生产过程的是无主土地、自然森林、空气、阳光或海水等生产要素，也就不存在按这些生产要素分配的问题了。可见，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权利，直接来自于生产要素的所有权。生产要素所有权，是对生产成果索取的权利依据。所以，从性质来说，所谓“按生产要素分配”，准确地说，是“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配”，即按土地所有权、资本所有权，劳动力所有权、专利技术所有权等进行分配。这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最本质的规定。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最基本的含义。如果离开了这一点，必然会导致对“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误解。

从“量”的方面来看，每一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时，究竟是按照它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还是按照它对生产过程的贡献进行分配？对此，我认为，既不能简单地认定就是前者，也不能武断地判定就是后者，更不能绝对地把两者分割开来。

其一，在一般情况下，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数量分配，是统一的。例如，土地这种生产要素，它的数量越多，对生产过程的贡献当然也就越大；它的质量越高，即土壤越肥沃，位置越优越，对生产过程的贡献当然也就越大。所以，在这里，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并不矛盾。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割裂开来，更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

其二，在许多情况下，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又会出现不一致。例如，劳动力这种要素，有的人，体力、智力和技能可能都很高，但是工作态度不好，贡献并不大。这就形成了二者的脱节。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分配依据的，应该是生产要素的贡献，而不是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因为，进入生产过程的每一种生产要素，正是因为它对生产过程有用，对生产结果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它才有权取得生产成果的一部分。所以，当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一致时，坚持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是科学的；当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不一致时，坚持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仍然是科学的。在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中，已经包含着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的理由。但是，在复杂的经济生活中，每一种生产要素对生产过程以及生产成果的贡献，往往是很难估算的。

其三，由于一种生产要素对生产过程的贡献及生产成果的贡献很难准确地判断，所以，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往往是同时并存的。例如，土地所有者出租土地而得到地租，资本所有者出借资本而得到利息，这时的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都是按其数量和质量参与分配的。只要双方达成了出租土地或借贷资本的协议，不管这些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贡献如何，生产要素所有者都要按已经达成的协议参与分配。而劳者的计件工资、销售人员按销售额提取个人收入等等，则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参与分配的典型形式。有些生产要素，是既可以按数量和质量参与分配，也可以按贡献分配。如技术专利，既可以按其数量和质量进行买断性转让或一般性转让；也可以按采用这一专利技术后企业利润增加额的一定比例提成。前者是按数量和质量分配；后者是按贡献分配。这两种参与分配的形式，在实践中都是存在的。

在这里，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形式的存在，并不是对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原则的否定。生产要素的数量多，质量高，对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果的贡献，自然就大。只是在生产要素对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果的贡献无法准确计量的情况下，不得不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来参与分配。而这种分配数额的确定，也是基于生产要素对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果的贡献，依据经验和概率来加以确定的。其表现形式是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但其基础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

所以，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准确含义，从质的规定性上，是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配；从量的规定性上，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同时也可以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

三、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存在条件

“周文”得出其“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关系是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的基本结论的主要论据是，他们认为“按要素分配如等价交换一样是一种市场现象，是与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相联系、相统一的具体分配方式”。这也就是说，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存在条件是市场经济。持这种观点的，在我国还是大有人在。我所特别尊敬的一位经济学家也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是由市场配置资源这种特定的经济运行方式所决定的”，“是市场经济所共有的分配方式”。（注：汤在新，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分配方式[J].经济学家，1997，（2）.）说按生产要素分配不只限于资本主义，不为资本主义所独有，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存在的条件是“由市场配置资源这种特定的经济运行方式所决定的”，显然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我们先来看市场经济之前的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要素。谁占有了土地，谁就具有了凭借土地所有权占有土地产品的权利。谁要租用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不管你是将土地用于何种用途，都必须按租用的期限支付地租。劳动力，是封建社会的另一基本的生产要素。封建社会劳动者已经不再是奴隶社会的奴隶，虽然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但劳动者已经具有了基本独立的人格，对自身的劳动力，劳动者具有了基本的所有权。土地所有者要雇佣劳动者来投入他的生产过程，就必须让被雇佣的劳动者参与这个生产过程生产成果的分配——为劳动者支付工钱，也就是使用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报酬。在劳动者租用土地所有者土地的情况下，劳动者也可以采用劳役地租的形式，以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使用权来交换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使用权。在这里，按生产要素分配——既按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配、也按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配，都是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存在着的。

我们再来看奴隶社会。在奴隶社会中，劳动者没有独立的人格，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既占有物质的生产资料，又占有劳动者（当然就占有劳动者身上的劳动力）。全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都属于奴隶主所有，在整个奴隶社会，只有奴隶主这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因而能够作为分配主体的，只有奴隶主这一个阶级。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与牲畜和其他生产资料一样，没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因而没有参与分配的权利。在整个社会当中，哪个奴隶主占有的土地和奴隶等生产要素数量多、质量好，哪个奴隶主就会得到更多的生产成果；那个奴隶主占有的土地和奴隶等生产要素数量少、质量差，那个奴隶主得到的生产成果就会少一些。整个社会的生产成果在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依然遵循着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规律。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以土地等生产要素的私有制为突出特征的社会。如果对此来一个反向思维，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就更为明确了：假如这两个社会不存在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那么，生产要素的私有制，对社会经济过程还有什么经济学的意义呢？

显然，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在封建社会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存在着，在奴隶社会也明明白白、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这足以说明，按生产要素分配绝不只是市场经济所特有的现象，它另有其存在的条件。按生产要素分配存在的条件是什么呢？

生产要素，也称生产条件，过去讲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三个方面。现在讲生产要素，除了土地、劳动、资本之外，还有技术专利，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是进行生产活动、创造物质财富所必不可少的。威廉·配第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没有财富之父母，也就没有财富。生产要素是财富的源泉，它对于人类的生存，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生产要素是重要的，又是稀缺的。生产要素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财富的创造非用它不可；生产要素的普遍稀缺性，又决定了它不可能无限地随意得到。两方面的结合导致了人们迫切地占有生产要素的强烈欲望。因为，把极为重要而又极为稀缺的生产要素据为己有，也就掌握了生产的主导权，占有了获得生产成果的权利。于是，便产生了生产要素的所有制。社会对这种所有制关系的确认、调整和保护，便形成了所有权。

生产要素成为人们的所有物之后，再把这些生产要素用于生产过程，必须通过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允许并把生产成果的一部分分配给这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否则，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宁可让生产要素闲置起来，也不让你使用。一般说来，任何一种生产过程，都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缺一不可。但各种各样的生产要素，往往不为同一个所有者占有。这样，生产的进行，要求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把他们各自占有的生产要素投入一个共同的生产过程。这个生产过程的结果，便归这些生产要素所有者共同占有，并按照各自投入生产要素的多少或各自投入生产要素的贡献的大小，在他们之间分配。这种按照生产要素所有者为生产提供的生产要素的质和量及其贡献来相应地分配产品的客观必然性，就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规律。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和稀缺性，就是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存在的客观基础或条件。这一客观基础或条件，是与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共存的，因而，按生产要素分配产品的规律，是迄今一切社会经济形态共有的经济规律。

四、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关系

由于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是在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经济形态中都存在的，是为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规律，它不随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演进而变化，也不随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而转移。因而，它是本质层次极高的经济规律。在封建社会，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而取得地租；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凭借资本所有权而占有剩余价值；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凭借自己付出劳动的贡献而获得报酬，尽管这都是反映其社会最具本质经济关系的经济规律，是对决定各自社会性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济规律，是本质层次很高的经济规律，但是，对于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而言，它们都不过是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在这几个社会的具体表现形式。

“周文”未加任何证明，就简单地断定“按要素分配如等价交换一样是一种市场现象，是与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相联系、相统一的具体分配方式”，不仅是不正确的，也显得有些武断。“周文”又以这样一个未加任何证明的、不正确的论点为主要依据，简单地得出了该文关键性的结论：按劳分配是本质，按要素分配是现象，“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关系是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按劳分配因市场关系而转化为、表现为按要素分配”。这个结论的错误在于，它恰恰是把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关系搞颠倒了：把本质层次更高的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说成了现象和形式，而把作为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具体表现形式的按劳分配说成了本质和内容。

在明确了上述几点之后，我们再来分析我国现阶段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关系。

诚如“周文”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按劳分配，是以全社会共同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为前提、为条件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每个社会成员都不能再以资本的、土地的等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身份、依据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来参与生产成果的分配，每一个人都只是平等的自身劳动力的所有者，除了自己的劳动，谁也不能向社会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中，只有劳动力这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出现在个人分配中的，只有劳动力这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所以，生产的成果，在社会进行了必要的扣除之后，按照每个人所付出的劳动贡献来进行分配。在这里，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依然是存在的。只是在全部生产要素当中，除了劳动力之外，已经没有其他的要素可以成为个人的所有物，能够为个人所占有的，只有自身的劳动力，这时，按生产要素分配，便直接地表现为马克思的按劳分配。

但是，这种按劳分配的“马克思条件”，在全世界的所有国家中都从来没有实现过，在我国更是从来没有实现过。实行这种按劳分配的条件不具备，这种按劳分配当然也就根本不可能实行。我们现在所实行的按劳分配，只能是存在于我国现有经济条件当中的、不同于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的另外一种按劳分配。

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的社会经济条件与“马克思条件”的主要差别，在于远远没有实现全部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共同占有，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都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所有者，这些不同的生产要素的所有权，都要在分配中得到承认，得以实现。这样，在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周围，还有不同的资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技术专利权的所有者，等等，这些不同的参与生产成果分配的平等权利，只能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平等地全部参与生产成果的分配。在这里，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与其他的生产要素所有权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劳动力，是诸多的生产要素之一，劳动力的所有权，是诸多的生产要素所有权之一。这种社会经济条件中的按劳分配，也同样只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内容之一，它构成了现阶段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一个方面，一项内容。也就是说，我国现阶段的按劳分配，是包括在现阶段的按生产要素分配当中的。二者的关系，首先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是种概念与属概念的关系，这是两者之间最基本的关系。

“周文”在其关键性的错误结论的基础上还得出了这样的推论：“不能因此而误以为按要素分配包括按劳分配，除了按劳分配以外还按资本等其他要素分配”，这真实不可思议的混乱！如果说，“生产要素”中包括劳动力，而按“生产要素”分配却不包括按劳分配，这在逻辑上怎么能讲得通呢？按生产要素分配为什么就不能包括按劳分配呢？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又是什么呢？党的“十六大”报告明明指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怎么能说“除了按劳分配以外”就不能再“按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了呢？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并列，并要按劳动的贡献分配、按资本的贡献分配、按技术的贡献分配、按管理的贡献分配，等等，这就构成了统一、完整的按生产要素分配整体。按生产要素分配中包括着按劳动的贡献分配，这是显而易见的。按劳分配只是按生产要素分配中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除了按劳动的贡献分配之外，还一定有按资本的贡献分配、按技术的贡献分配、按管理的贡献分配等等，如果除了按劳分配以外根本就不再按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那只要讲按劳分配就完全可以了，还一定要再提出一个“按生产要素分配”做什么呢？

问题的实质恰恰在于，以往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只讲按劳分配（虽然在实践中按劳分配也没有搞好）而排斥了按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所以，正如“周文”所说：“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的确立，特别是随着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变化，’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要求已经合乎逻辑地被提了出来”。既然“周文”已经意识到了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这棵“常青之树”提出了要按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分配的要求，为什么又在自己文章的结论中轻易地把它否定掉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同时，“周文”的说法也明显地混淆了劳动收入与非劳动收入的区别。

在关于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关系的讨论中，有的学者为了解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命题，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中的“生产要素”，只是指资本和技术等劳动力以外的生产资料，不包括劳动力在内，所以才有了按（非劳动力的）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相结合。这种解释显然是过于牵强附会了，无论是从马克思对生产要素的定义来看，还是从经济学界的使用习惯来看，生产要素从来就是既包括物质的生产资料，也包括劳动力，谁都不会否认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之一，讲按“生产要素”分配，却又把劳动力排除在“生产要素”之外，是不可思议的，对“生产要素”范畴的这样一种解释，既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也不符合经济学界的共识，因而是难以成立的。

在明确了按生产要素分配包括按劳分配这样一种两者之间的基本关系之后，接下来的问题还有两个：一个是如何认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问题；另一个是怎样理解“按劳分配为主体”的问题。

既然按劳分配是包括在按生产要素分配当中的，这就不存在一个所谓“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问题。党的“十五大”报告虽然使用了“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说法，但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已经不再使用这种说法。如果承认按劳分配包括在按生产要素分配当中是对二者客观内在联系的科学揭示，再纠缠这个问题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党的“十五大”报告和“十六大”报告，都坚持了“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提法。但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却缺乏应有的、深入的研究。劳动的贡献、资本的贡献、技术的贡献、管理的贡献等，都是作为生产成果分配的依据，是处在同一层次上的并列的关系，可以有一个以谁为主的问题。“周文”认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不是在同一层面上并列或‘主辅结合’的关系”，从而否定了这一问题的存在，是不应该的。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理解“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具体含义呢？

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和稀缺性，不仅决定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的存在，而且还决定各种生产要素在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大小。同一种生产要素，可以相互比较其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优劣，容易决定其各自所占的比重或份额。不同的生产要素投入同一生产过程，在分配所生产的产品时，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权相互比较，孰轻孰重？这就要看哪一种生产要素对生产更重要、更稀缺。例如，在奴隶社会，劳动力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而工具还很简陋，在生产中的作用不是很重要，最初的土地也还很多。这时，对奴隶这一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就很重要。封侯，要以分封的户数（实际上也就是劳动力的数量）为标志。到封建社会，土地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所有权成为权力的象征。产业革命之后，资本成为生产最必不可少的要素，资本所有权成为支配一切的东西，成为“普照之光”。这时土地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虽然都独立存在，但都要受资本所有权的制约。到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生产资料实现了公有，在社会成员个人参与生产成果分配的权利依据中，属于个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范围和比重都明显地下降，在个人收入分配中的重要性大大降低，而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在个人收入分配中的重要性明显地提高。在这一基础上，按劳分配在按生产要素分配中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特别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作为科学技术的创造者和科学技术知识主要载体的劳动者，对社会生产过程的重要性日益增强，“按劳分配为主体”得到了更为坚实的生产力基础的支撑。

无论如何，坚持并强调“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初衷，是要保持劳动收入在个人收入总额中的主体地位，而不能让非劳动收入无限制地扩张。“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的范围和程度，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范围越大，公有化的程度越高，“按劳分配为主体”就体现得越充分。但是，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践反复告诫我们：生产资料公有制范围的大小、公有化程度的高低，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按劳分配为主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和愿望所决定，而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如果脱离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现实状况，一味去追求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那将要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于刃刚，戴宏伟.生产要素论[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9.

[4]杨欢进，刘树.按生产条件分配产品规律及其数量分析[J].求是学刊，1988，（1）.

资本奴隶范文篇10

【摘要题】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

【关键词】马克思/按生产要素分配/按劳分配

【正文】

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践的合乎逻辑的必然要求；而按劳分配，又是多年来公认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这样，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关系，就成为现阶段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中一个基本。周为民、陆宁二位在《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从马克思的逻辑来看》（载《社会》2002年第4期，《新华文摘》2002年第11期全文转载，以下简称“周文”），对此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其最终结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关系是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按劳分配因市场关系而转化为按要素分配”的基本观点，是颇值得研究的。

一、马克思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基本观点

我们要讨论按生产要素分配问题，首先就要明确什么是生产要素、什么是分配、什么是按生产要素分配。既然周文是“从马克思的逻辑来看”的，相关讨论也都是从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展开的，我们就从马克思的有关基本观点入手展开分析。

（一）马克思对分配概念给予的科学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作为社会再生产四环节之一的“分配”给出了严密而明快的定义：“由每年新追加的劳动新加进的价值，……分成三部分，它们采取三种不同的收入形式，这些形式表明，这个价值的一部分属于或归于劳动力的所有者，另一部分属于或归于资本的所有者，第三部分属于或归于土地所有权的占有者。因此，这就是分配的关系和形式，因为它们表示出新生产的总价值在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中间进行分配的关系。”（注：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这个定义告诉我们，分配的客体，是产品中新生产的总价值；参与分配的主体，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既包括劳动力的所有者，也包括资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

（二）马克思所揭示的产品分配与生产条件（要素）分配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在对社会经济肌体的深刻解剖中，科学地揭示出了生产对分配的决定作用。他指出，生产条件（要素）的分配关系，“赋予生产条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别的社会性质。它们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注：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所谓“生产决定分配”，其实质就是生产条件（要素）的分配关系，决定产品的分配关系。生产条件（要素）的所有权，就是分配产品的索取权。任何一种产品分配，都是由生产条件（要素）的一定分配（占有）状况决定的。这就科学地论证了按生产条件（要素）分配的客观必然性。

（三）马克思所指出的按生产条件（要素）分配规律的普遍适用性。马克思经过多年的研究，对社会经济肌体的内在构造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在他的晚年曾毫不犹豫地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1966。）这就是说，任何一种产品分配，都是由生产条件（要素）的分配所决定的。生产条件（要素）的分配决定产品的分配，从而按生产条件（要素）分配产品，适用于“任何一种分配”，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把这一规律局限于某个特定条件之下，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这一规律发现者的原意。

因此，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按生产条件（要素）分配规律”这样一个概念，但他是这一规律的真正发现者和论述者。我们要“从马克思的逻辑来看”按生产要素分配，来讨论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关系，就不能不对马克思的上述思想作一说明，这应该是我们展开讨论的共同的理论基础。

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科学含义

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讨论，学者们虽然发表了很多的见解，但是，什么叫“按生产要素分配”？对于这样一个讨论中最基本的问题，却未见较为科学而完整的说明，更未形成共识。有的学者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也有的学者提出，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注：余陶生，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和按生产要素分配[J]，武汉大学学报，1997（2）。）讲清楚“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准确含义，是一个讨论中首先要明确的问题。

我认为，要确定“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本来含义，与确定其他所有的事情一样，都要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研究。

从“质”的方面来讲，分配关系总是人与人的关系。是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要“按生产要素分配”，是由于进入生产过程的生产要素，是分属不同的所有者的。生产要素所有者为生产过程提供了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结束时，就要求从生产过程的结果中分得与自己所提供的生产要素相适应的一部分生产成果。他之所以有权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他具有对自己所提供的那部分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如果进入生产过程的是无主土地、森林、空气、阳光或海水等生产要素，也就不存在按这些生产要素分配的问题了。可见，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权利，直接来自于生产要素的所有权。生产要素所有权，是对生产成果索取的权利依据。所以，从性质来说，所谓“按生产要素分配”，准确地说，是“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配”，即按土地所有权、资本所有权，劳动力所有权、专利技术所有权等进行分配。这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最本质的规定。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最基本的含义。如果离开了这一点，必然会导致对“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误解。

从“量”的方面来看，每一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时，究竟是按照它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还是按照它对生产过程的贡献进行分配？对此，我认为，既不能简单地认定就是前者，也不能武断地判定就是后者，更不能绝对地把两者分割开来。

其一，在一般情况下，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数量分配，是统一的。例如，土地这种生产要素，它的数量越多，对生产过程的贡献当然也就越大；它的质量越高，即土壤越肥沃，位置越优越，对生产过程的贡献当然也就越大。所以，在这里，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并不矛盾。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割裂开来，更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

其二，在许多情况下，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又会出现不一致。例如，劳动力这种要素，有的人，体力、智力和技能可能都很高，但是工作态度不好，贡献并不大。这就形成了二者的脱节。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分配依据的，应该是生产要素的贡献，而不是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因为，进入生产过程的每一种生产要素，正是因为它对生产过程有用，对生产结果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它才有权取得生产成果的一部分。所以，当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一致时，坚持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是科学的；当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不一致时，坚持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仍然是科学的。在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中，已经包含着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的理由。但是，在复杂的经济生活中，每一种生产要素对生产过程以及生产成果的贡献，往往是很难估算的。

其三，由于一种生产要素对生产过程的贡献及生产成果的贡献很难准确地判断，所以，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往往是同时并存的。例如，土地所有者出租土地而得到地租，资本所有者出借资本而得到利息，这时的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都是按其数量和质量参与分配的。只要双方达成了出租土地或借贷资本的协议，不管这些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贡献如何，生产要素所有者都要按已经达成的协议参与分配。而劳者的计件工资、销售人员按销售额提取个人收入等等，则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参与分配的典型形式。有些生产要素，是既可以按数量和质量参与分配，也可以按贡献分配。如技术专利，既可以按其数量和质量进行买断性转让或一般性转让；也可以按采用这一专利技术后利润增加额的一定比例提成。前者是按数量和质量分配；后者是按贡献分配。这两种参与分配的形式，在实践中都是存在的。

在这里，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形式的存在，并不是对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原则的否定。生产要素的数量多，质量高，对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果的贡献，自然就大。只是在生产要素对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果的贡献无法准确计量的情况下，不得不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来参与分配。而这种分配数额的确定，也是基于生产要素对生产过程和生产成果的贡献，依据经验和概率来加以确定的。其表现形式是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但其基础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

所以，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准确含义，从质的规定性上，是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配；从量的规定性上，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同时也可以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分配。

三、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存在条件

“周文”得出其“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关系是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的基本结论的主要论据是，他们认为“按要素分配如等价交换一样是一种市场现象，是与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相联系、相统一的具体分配方式”。这也就是说，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存在条件是市场经济。持这种观点的，在我国还是大有人在。我所特别尊敬的一位经济学家也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是由市场配置资源这种特定的经济运行方式所决定的”，“是市场经济所共有的分配方式”。（注：汤在新，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分配方式[J].经济学家，1997，（2）.）说按生产要素分配不只限于资本主义，不为资本主义所独有，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存在的条件是“由市场配置资源这种特定的经济运行方式所决定的”，显然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我们先来看市场经济之前的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要素。谁占有了土地，谁就具有了凭借土地所有权占有土地产品的权利。谁要租用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不管你是将土地用于何种用途，都必须按租用的期限支付地租。劳动力，是封建社会的另一基本的生产要素。封建社会劳动者已经不再是奴隶社会的奴隶，虽然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但劳动者已经具有了基本独立的人格，对自身的劳动力，劳动者具有了基本的所有权。土地所有者要雇佣劳动者来投入他的生产过程，就必须让被雇佣的劳动者参与这个生产过程生产成果的分配——为劳动者支付工钱，也就是使用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报酬。在劳动者租用土地所有者土地的情况下，劳动者也可以采用劳役地租的形式，以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使用权来交换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使用权。在这里，按生产要素分配——既按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配、也按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配，都是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存在着的。

我们再来看奴隶社会。在奴隶社会中，劳动者没有独立的人格，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既占有物质的生产资料，又占有劳动者（当然就占有劳动者身上的劳动力）。全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都属于奴隶主所有，在整个奴隶社会，只有奴隶主这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因而能够作为分配主体的，只有奴隶主这一个阶级。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与牲畜和其他生产资料一样，没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因而没有参与分配的权利。在整个社会当中，哪个奴隶主占有的土地和奴隶等生产要素数量多、质量好，哪个奴隶主就会得到更多的生产成果；那个奴隶主占有的土地和奴隶等生产要素数量少、质量差，那个奴隶主得到的生产成果就会少一些。整个社会的生产成果在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依然遵循着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规律。

奴隶和封建社会，都是以土地等生产要素的私有制为突出特征的社会。如果对此来一个反向思维，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就更为明确了：假如这两个社会不存在按生产要素分配，那么，生产要素的私有制，对社会过程还有什么经济学的意义呢？

显然，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在封建社会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存在着，在奴隶社会也明明白白、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这足以说明，按生产要素分配绝不只是市场经济所特有的现象，它另有其存在的条件。按生产要素分配存在的条件是什么呢？

生产要素，也称生产条件，过去讲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三个方面。现在讲生产要素，除了土地、劳动、资本之外，还有技术专利，家才能等。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是进行生产活动、创造物质财富所必不可少的。威廉·配第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没有财富之父母，也就没有财富。生产要素是财富的源泉，它对于人类的生存，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生产要素是重要的，又是稀缺的。生产要素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财富的创造非用它不可；生产要素的普遍稀缺性，又决定了它不可能无限地随意得到。两方面的结合导致了人们迫切地占有生产要素的强烈欲望。因为，把极为重要而又极为稀缺的生产要素据为己有，也就掌握了生产的主导权，占有了获得生产成果的权利。于是，便产生了生产要素的所有制。社会对这种所有制关系的确认、调整和保护，便形成了所有权。

生产要素成为人们的所有物之后，再把这些生产要素用于生产过程，必须通过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允许并把生产成果的一部分分配给这个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否则，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宁可让生产要素闲置起来，也不让你使用。一般说来，任何一种生产过程，都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缺一不可。但各种各样的生产要素，往往不为同一个所有者占有。这样，生产的进行，要求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把他们各自占有的生产要素投入一个共同的生产过程。这个生产过程的结果，便归这些生产要素所有者共同占有，并按照各自投入生产要素的多少或各自投入生产要素的贡献的大小，在他们之间分配。这种按照生产要素所有者为生产提供的生产要素的质和量及其贡献来相应地分配产品的客观必然性，就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规律。

从上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和稀缺性，就是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存在的客观基础或条件。这一客观基础或条件，是与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共存的，因而，按生产要素分配产品的规律，是迄今一切社会经济形态共有的经济规律。

四、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关系

由于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是在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经济形态中都存在的，是为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规律，它不随人类社会阶段的演进而变化，也不随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而转移。因而，它是本质层次极高的经济规律。在封建社会，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而取得地租；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凭借资本所有权而占有剩余价值；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凭借自己付出劳动的贡献而获得报酬，尽管这都是反映其社会最具本质经济关系的经济规律，是对决定各自社会性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济规律，是本质层次很高的经济规律，但是，对于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而言，它们都不过是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在这几个社会的具体表现形式。

“周文”未加任何证明，就简单地断定“按要素分配如等价交换一样是一种市场现象，是与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相联系、相统一的具体分配方式”，不仅是不正确的，也显得有些武断。“周文”又以这样一个未加任何证明的、不正确的论点为主要依据，简单地得出了该文关键性的结论：按劳分配是本质，按要素分配是现象，“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关系是本质与现象、与形式的关系，是按劳分配因市场关系而转化为、表现为按要素分配”。这个结论的错误在于，它恰恰是把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关系搞颠倒了：把本质层次更高的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说成了现象和形式，而把作为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具体表现形式的按劳分配说成了本质和内容。

在明确了上述几点之后，我们再来分析我国现阶段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的关系。

诚如“周文”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按劳分配，是以全社会共同占有全部生产资料为前提、为条件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每个社会成员都不能再以资本的、土地的等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身份、依据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来参与生产成果的分配，每一个人都只是平等的自身劳动力的所有者，除了自己的劳动，谁也不能向社会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中，只有劳动力这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出现在个人分配中的，只有劳动力这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权。所以，生产的成果，在社会进行了必要的扣除之后，按照每个人所付出的劳动贡献来进行分配。在这里，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依然是存在的。只是在全部生产要素当中，除了劳动力之外，已经没有其他的要素可以成为个人的所有物，能够为个人所占有的，只有自身的劳动力，这时，按生产要素分配，便直接地表现为马克思的按劳分配。

但是，这种按劳分配的“马克思条件”，在全世界的所有国家中都从来没有实现过，在我国更是从来没有实现过。实行这种按劳分配的条件不具备，这种按劳分配当然也就根本不可能实行。我们现在所实行的按劳分配，只能是存在于我国现有经济条件当中的、不同于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的另外一种按劳分配。

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的社会经济条件与“马克思条件”的主要差别，在于远远没有实现全部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共同占有，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都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所有者，这些不同的生产要素的所有权，都要在分配中得到承认，得以实现。这样，在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周围，还有不同的资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技术专利权的所有者，等等，这些不同的参与生产成果分配的平等权利，只能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平等地全部参与生产成果的分配。在这里，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与其他的生产要素所有权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劳动力，是诸多的生产要素之一，劳动力的所有权，是诸多的生产要素所有权之一。这种社会经济条件中的按劳分配，也同样只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内容之一，它构成了现阶段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一个方面，一项内容。也就是说，我国现阶段的按劳分配，是包括在现阶段的按生产要素分配当中的。二者的关系，首先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是种概念与属概念的关系，这是两者之间最基本的关系。

“周文”在其关键性的错误结论的基础上还得出了这样的推论：“不能因此而误以为按要素分配包括按劳分配，除了按劳分配以外还按资本等其他要素分配”，这真实不可思议的混乱！如果说，“生产要素”中包括劳动力，而按“生产要素”分配却不包括按劳分配，这在逻辑上怎么能讲得通呢？按生产要素分配为什么就不能包括按劳分配呢？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又是什么呢？党的“十六大”报告明明指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怎么能说“除了按劳分配以外”就不能再“按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了呢？党的“十六大”报告把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并列，并要按劳动的贡献分配、按资本的贡献分配、按技术的贡献分配、按管理的贡献分配，等等，这就构成了统一、完整的按生产要素分配整体。按生产要素分配中包括着按劳动的贡献分配，这是显而易见的。按劳分配只是按生产要素分配中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除了按劳动的贡献分配之外，还一定有按资本的贡献分配、按技术的贡献分配、按管理的贡献分配等等，如果除了按劳分配以外根本就不再按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那只要讲按劳分配就完全可以了，还一定要再提出一个“按生产要素分配”做什么呢？

的实质恰恰在于，以往的社会主义分配只讲按劳分配（虽然在实践中按劳分配也没有搞好）而排斥了按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所以，正如“周文”所说：“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的确立，特别是随着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变化，’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要求已经合乎逻辑地被提了出来”。既然“周文”已经意识到了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这棵“常青之树”提出了要按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分配的要求，为什么又在自己文章的结论中轻易地把它否定掉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同时，“周文”的说法也明显地混淆了劳动收入与非劳动收入的区别。

在关于按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关系的讨论中，有的学者为了解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命题，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中的“生产要素”，只是指资本和技术等劳动力以外的生产资料，不包括劳动力在内，所以才有了按（非劳动力的）生产要素分配与按劳分配相结合。这种解释显然是过于牵强附会了，无论是从马克思对生产要素的定义来看，还是从经济学界的使用习惯来看，生产要素从来就是既包括物质的生产资料，也包括劳动力，谁都不会否认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之一，讲按“生产要素”分配，却又把劳动力排除在“生产要素”之外，是不可思议的，对“生产要素”范畴的这样一种解释，既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也不符合经济学界的共识，因而是难以成立的。

在明确了按生产要素分配包括按劳分配这样一种两者之间的基本关系之后，接下来的问题还有两个：一个是如何认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问题；另一个是怎样理解“按劳分配为主体”的问题。

既然按劳分配是包括在按生产要素分配当中的，这就不存在一个所谓“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问题。党的“十五大”报告虽然使用了“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说法，但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已经不再使用这种说法。如果承认按劳分配包括在按生产要素分配当中是对二者客观内在联系的揭示，再纠缠这个问题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党的“十五大”报告和“十六大”报告，都坚持了“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提法。但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却缺乏应有的、深入的。劳动的贡献、资本的贡献、技术的贡献、管理的贡献等，都是作为生产成果分配的依据，是处在同一层次上的并列的关系，可以有一个以谁为主的问题。“周文”认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不是在同一层面上并列或‘主辅结合’的关系”，从而否定了这一问题的存在，是不应该的。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理解“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具体含义呢？

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和稀缺性，不仅决定按生产要素分配规律的存在，而且还决定各种生产要素在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大小。同一种生产要素，可以相互比较其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优劣，容易决定其各自所占的比重或份额。不同的生产要素投入同一生产过程，在分配所生产的产品时，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权相互比较，孰轻孰重？这就要看哪一种生产要素对生产更重要、更稀缺。例如，在奴隶社会，劳动力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而工具还很简陋，在生产中的作用不是很重要，最初的土地也还很多。这时，对奴隶这一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就很重要。封侯，要以分封的户数（实际上也就是劳动力的数量）为标志。到封建社会，土地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所有权成为权力的象征。产业革命之后，资本成为生产最必不可少的要素，资本所有权成为支配一切的东西，成为“普照之光”。这时土地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虽然都独立存在，但都要受资本所有权的制约。到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生产资料实现了公有，在社会成员个人参与生产成果分配的权利依据中，属于个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范围和比重都明显地下降，在个人收入分配中的重要性大大降低，而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在个人收入分配中的重要性明显地提高。在这一基础上，按劳分配在按生产要素分配中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特别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作为科学技术的创造者和科学技术知识主要载体的劳动者，对社会生产过程的重要性日益增强，“按劳分配为主体”得到了更为坚实的生产力基础的支撑。

无论如何，坚持并强调“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初衷，是要保持劳动收入在个人收入总额中的主体地位，而不能让非劳动收入无限制地扩张。“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的范围和程度，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范围越大，公有化的程度越高，“按劳分配为主体”就体现得越充分。但是，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践反复告诫我们：生产资料公有制范围的大小、公有化程度的高低，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按劳分配为主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和愿望所决定，而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如果脱离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现实状况，一味去追求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那将要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

【】

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马克思.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于刃刚，戴宏伟.生产要素论[M].北京：物价出版社，1999.

杨欢进，刘树.按生产条件分配产品规律及其数量分析[J].求是学刊，19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