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范文10篇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范文篇1

马克思认为，经济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利用、吸收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马克思的这一说法，是针对资本主义以前阶段的、资本主义不发展的、生产力不发达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提出来的。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从中国实际出发，从理论上全面、深刻地阐述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并指导实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早在1934年1月，在阐述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时就指出，根据地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三方面组成的，尤其是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到1938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将这一提法具体化，他说：“保护私人工商业的自由营业”是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告诫全党必须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否则，任何损害私人工商业利益的言论和行为都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从1939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全面发展，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具体，有着更加鲜明的实践指导特色。一方面，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外延扩展了。他认为，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而言存在三种资本形态，即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本国的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就根据地的国民经济而言，也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分。这是不能忽视更是不能混淆彼此概念的客观事实。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私人资本主义不但不能消灭相反要保护要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内涵也更加丰富。除了对党内仍然有不少同志没有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束缚解放出来，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产生疑虑、困惑甚至抵触情绪，以及农村中普遍流行的破坏工商业倾向进行批评外，还着重对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尖锐地指出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认为那种跨越新民主主义阶段，“奢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而想实行它总会自招失败”，这是由于这种社会主义缺乏社会化生产的坚实物质基础，而要不要这个基础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

很显然，将民族资本与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资本主义资本严格区别，并采取保护和鼓励发展的方针，适应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是崭新的一章。

（二）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新民主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如何利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方面，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加进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限制和改造的内容，使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更加丰富。

还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他所作的报告和结论中一方面重申党的六大、七大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精神，同时更重要的是强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他对未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述，他的对资本主义进行既利用又限制的思想正是从这时萌芽的。不久，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利用”和“限制”的意见，但允许资本主主义经济在多长时间内存在，这时以及在建国后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都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有党外人士问，过渡到社会主义要多长时间？说大约要二三十年吧。直到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才提出完成过渡时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历史性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如果加上建国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时间，共计18年。从1953年提出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三大改造”，对待资本主义经济已经由“利用”、“限制”转向实行改造即消灭的方针。

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思想，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建国后我国经济落后，工商业不发达的局面没有改变，需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在建国后仍然具有两面性，即既有剥削工人阶级而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社会主义宪法，合法生产和经营的一面。因此，实际上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也就是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

二是我们已经具备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条件。我们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这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开端和重要依靠力量；我们已经积累了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许多经验，这实际上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9]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胜利，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随着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被我们消灭了。然而，资本主义在新中国的存在，前后只有7年时间，这是谁也没有意料到的事。

正当全国人民为此欢欣鼓舞，甚至有的资本家也认为自己“并没有失去什么，还是过得很好”的时候[10]，问题和矛盾出现了：城乡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日趋紧张，老百姓买东西因小商店、夫妻店都实行公私合营而造成了许多不便；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出现了“地下工厂等。出现的问题和暴露的矛盾引起了的关注和思考，他开始怀疑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结束过早，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过于急促。他考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继续利用和发展社会有需要的资本主义经济，来解决过早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所带来的问题。因此，1956年12月，约见黄炎培、陈叔通等派和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负责人座谈，在充分交流思想并倾听了他们的意见后发表了讲话。其后，又和中央一些部门的同志谈话，提出了他亲自定名的“新经济政策”的设想，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变“地下工厂”为地上工厂，可以合法化，私营业主也可以雇工；二是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国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公开公平的竞争；三是小商店、夫妻店也可以开，请工也可以；四是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五是国家与上述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工商企业、地上商场等签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总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1]，这被自己称为“新经济政策”。

的上述意见，得到了中央其他同志的赞同。刘少奇随后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也讲到：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搞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12]也在国务院会议上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13]虽然在化运动期间，农村中原有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以至家庭副业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但是当发现这样做的弊端后，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1959年5、6月间连续发了几个重要指示，强调应当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和农村的集贸市场，允许农民从事家庭副业，从而使农村中资本主义经济又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对于在全国范围内20％以上的农村实行的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及恢复农民的自留地、集贸市场等做法没有进行否定。这年的7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也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14]

可见，这一时期尽管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但毕竟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有益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二、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评价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我国革命过程中，从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国家这个最大最根本的实际出发，在我国革命各阶段从理论上全面深刻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形成了他整个经济思想中很有特色的部分。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构成了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客观地做出历史的评价。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一时期，没有将民族资产阶级列为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性”。[15]而且，由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除了革命的领导权不同外，“他们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16]因此，“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17]

可见，对待资本主义问题的认识，大大超越了党的六大决议，奠定了我们党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自己说，党的六大和七大都承认资本主义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要有一个发展，并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在对待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是完全实行六大决议案的。[18]1928年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以及提出的十大政治纲领，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但是，六大决议没有提及官僚资产阶级，而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革命的敌人。十大政治纲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也并不是十分明确。[19]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六大决议中的正确思想，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主张，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观点和基本方针、原则及其政策，创立了我们党比较完整的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主义经济的理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取代封建社会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其结果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领导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其结果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性质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的中国既不能因为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就立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就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面对这一“中国向何处去”的难题，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构想：中国革命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那么，这个革命就既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区别，而是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建立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制度里，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但要保护、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才找到了一条领导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就是不完整的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二）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安定人民生活就成为当时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那时，我国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在数量上占国民经济的90％，对弥补国营企业生产严重不足，活跃城乡经济，吸收一部分人员就业，增加国家积累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此，主张在巩固和发展国营经济的同时，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方面，限制它的消极方面。接着，国家开始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的工作，在经营范围、原料分配、销售市场、劳动力条件、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私营工商企业大力支持。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发了《私营企业管理条例》，这从法律上起到了安定私营工商业者，提高他们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作用。据统计，1950年下半年，上海、武汉、北京、天津等10个大城市私营工商业达32674家，是该年第二季度开业户的5.5倍；1951年同1950年相比增加了11.9％以上，生产总值增加39％，零售总额增加36.6％，这一年民族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利润超过在国民党统治下22年中的任何一年[20]；私营工业发展更快，1953年同1952年相比，私营工业的职工增加了8％，总产值增加25％，资金增加10％，利润的增加更是惊人，达到146％。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在建国后的最初几年里，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这对于进一步提高私营工商业者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安定人民生活，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好转，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结束，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由“利用”、“限制”转向了“改造”，目的就是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改造”事实上就是“消灭”，只不过这种“消灭”不是采取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剥夺剥夺者”的暴力手段，而是采取“和平赎买”的办法。

“和平赎买”资产阶级，是通过将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即采取公私合营形式）轨道来实现的。当时私营企业大多设备陈旧，经营落后。私营企业中发展水平较高的纺织业，劳动生产率也只及国营纺织业的四分之三，而且差距还在扩大。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原料、市场等方面的限制，不少私营企业经营渐感困难，主动要求国家支持，实现公私合营。

1954年和1955年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公私合营企业由1953年的1036户增加到1954年的1746户，1955年又增加到3193户，其产值占全国私营工业（包括已合营的在内）总产值的49.6％。企业合营后，由于国家派遣干部加强领导，投资进行新建、扩建，整顿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人劳动积极性普遍提高，使合营企业的生产迅速发展，利润增加。以平均每人劳动生产率来看，以1950年为100，公私合营工业1955年为314，增长两倍多，而同期私营工业为158，仅增长半倍多。[21]公私合营的优越性非常明显。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22]，都纳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公私合营后，国家实行定息制度。经过清产核资，全国合营企业中，私股共24亿元，由国家按年息5厘计算，从1956年1月起付给114万私股股东定息，每年约1.2亿元，到1966年9月止。这样，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中设想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的目标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胜利，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历史性胜利。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这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个胜利证明了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是正确的。我们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提出但没有做到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20年时间里，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社会主义时期他对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创新思考，有着突出的理论创新意义。

首先，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考不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相联系，而是同社会主义经济相联系。他认为这样可以达到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同时存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互相竞争，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繁荣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从事私营工商业、个体手工业的人数大约为70万，从事小商小贩的人数也接近70万。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在被消灭后又有所恢复和发展，使出现的问题和暴露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和。

其次，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他试图在中国避免像苏联那样由于过早结束“新经济政策”而造成的弊端，想引以为戒。这种理论探索和勇于实践的胆略，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创新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值得坚持和发扬光大。

再者，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再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在两难的选择中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在中国，既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与公有制长期并存，允许长期发展商品生产，但又担心私有制的存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危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包括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都普遍存在的一种矛盾心态。然而，只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也只有他在中国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后，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一定阶段，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虽然这种尝试不够充分，也没有持续下去，但毕竟为我们党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范文篇2

【摘要题】经济思想研究

【关键词】/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脉络/评价

【正文】

在经济思想体系中，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还是在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即使是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因此，了解和把握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基本内容和现实意义，不但是丰富思想研究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一、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脉络

马克思认为，经济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利用、吸收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马克思的这一说法，是针对资本主义以前阶段的、资本主义不发展的、生产力不发达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提出来的。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从中国实际出发，从理论上全面、深刻地阐述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并指导实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早在1934年1月，在阐述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时就指出，根据地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三方面组成的，尤其是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到1938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将这一提法具体化，他说：“保护私人工商业的自由营业”是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告诫全党必须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否则，任何损害私人工商业利益的言论和行为都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从1939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全面发展，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具体，有着更加鲜明的实践指导特色。一方面，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外延扩展了。他认为，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而言存在三种资本形态，即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本国的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就根据地的国民经济而言，也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分。这是不能忽视更是不能混淆彼此概念的客观事实。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私人资本主义不但不能消灭相反要保护要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内涵也更加丰富。除了对党内仍然有不少同志没有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束缚解放出来，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产生疑虑、困惑甚至抵触情绪，以及农村中普遍流行的破坏工商业倾向进行批评外，还着重对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尖锐地指出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认为那种跨越新民主主义阶段，“奢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而想实行它总会自招失败”，这是由于这种社会主义缺乏社会化生产的坚实物质基础，而要不要这个基础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

很显然，将民族资本与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资本主义资本严格区别，并采取保护和鼓励发展的方针，适应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是崭新的一章。

（二）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新民主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如何利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方面，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加进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限制和改造的内容，使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更加丰富。

还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他所作的报告和结论中一方面重申党的六大、七大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精神，同时更重要的是强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他对未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述，他的对资本主义进行既利用又限制的思想正是从这时萌芽的。不久，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利用”和“限制”的意见，但允许资本主主义经济在多长时间内存在，这时以及在建国后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都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有党外人士问，过渡到社会主义要多长时间？说大约要二三十年吧。直到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才提出完成过渡时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历史性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如果加上建国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时间，共计18年。从1953年提出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三大改造”，对待资本主义经济已经由“利用”、“限制”转向实行改造即消灭的方针。

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思想，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建国后我国经济落后，工商业不发达的局面没有改变，需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在建国后仍然具有两面性，即既有剥削工人阶级而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社会主义宪法，合法生产和经营的一面。因此，实际上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也就是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

二是我们已经具备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条件。我们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这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开端和重要依靠力量；我们已经积累了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许多经验，这实际上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9]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胜利，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随着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被我们消灭了。然而，资本主义在新中国的存在，前后只有7年时间，这是谁也没有意料到的事。

正当全国人民为此欢欣鼓舞，甚至有的资本家也认为自己“并没有失去什么，还是过得很好”的时候[10]，问题和矛盾出现了：城乡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日趋紧张，老百姓买东西因小商店、夫妻店都实行公私合营而造成了许多不便；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出现了“地下工厂等。出现的问题和暴露的矛盾引起了的关注和思考，他开始怀疑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结束过早，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过于急促。他考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继续利用和发展社会有需要的资本主义经济，来解决过早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所带来的问题。因此，1956年12月，约见黄炎培、陈叔通等派和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负责人座谈，在充分交流思想并倾听了他们的意见后发表了讲话。其后，又和中央一些部门的同志谈话，提出了他亲自定名的“新经济政策”的设想，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变“地下工厂”为地上工厂，可以合法化，私营业主也可以雇工；二是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国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公开公平的竞争；三是小商店、夫妻店也可以开，请工也可以；四是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五是国家与上述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工商企业、地上商场等签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总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1]，这被自己称为“新经济政策”。

的上述意见，得到了中央其他同志的赞同。刘少奇随后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也讲到：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搞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12]也在国务院会议上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13]虽然在化运动期间，农村中原有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以至家庭副业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但是当发现这样做的弊端后，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1959年5、6月间连续发了几个重要指示，强调应当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和农村的集贸市场，允许农民从事家庭副业，从而使农村中资本主义经济又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对于在全国范围内20％以上的农村实行的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及恢复农民的自留地、集贸市场等做法没有进行否定。这年的7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也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14]

可见，这一时期尽管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但毕竟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有益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二、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评价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我国革命过程中，从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国家这个最大最根本的实际出发，在我国革命各阶段从理论上全面深刻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形成了他整个经济思想中很有特色的部分。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构成了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客观地做出历史的评价。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一时期，没有将民族资产阶级列为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性”。[15]而且，由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除了革命的领导权不同外，“他们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16]因此，“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17]

可见，对待资本主义问题的认识，大大超越了党的六大决议，奠定了我们党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自己说，党的六大和七大都承认资本主义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要有一个发展，并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在对待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是完全实行六大决议案的。[18]1928年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以及提出的十大政治纲领，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但是，六大决议没有提及官僚资产阶级，而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革命的敌人。十大政治纲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也并不是十分明确。[19]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六大决议中的正确思想，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主张，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观点和基本方针、原则及其政策，创立了我们党比较完整的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主义经济的理论。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取代封建社会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其结果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领导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其结果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性质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的中国既不能因为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就立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就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面对这一“中国向何处去”的难题，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构想：中国革命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那么，这个革命就既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区别，而是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建立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制度里，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但要保护、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才找到了一条领导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就是不完整的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二）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安定人民生活就成为当时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那时，我国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在数量上占国民经济的90％，对弥补国营企业生产严重不足，活跃城乡经济，吸收一部分人员就业，增加国家积累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此，主张在巩固和发展国营经济的同时，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方面，限制它的消极方面。接着，国家开始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的工作，在经营范围、原料分配、销售市场、劳动力条件、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私营工商企业大力支持。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发了《私营企业管理条例》，这从法律上起到了安定私营工商业者，提高他们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作用。据统计，1950年下半年，上海、武汉、北京、天津等10个大城市私营工商业达32674家，是该年第二季度开业户的5.5倍；1951年同1950年相比增加了11.9％以上，生产总值增加39％，零售总额增加36.6％，这一年民族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利润超过在国民党统治下22年中的任何一年[20]；私营工业发展更快，1953年同1952年相比，私营工业的职工增加了8％，总产值增加25％，资金增加10％，利润的增加更是惊人，达到146％。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在建国后的最初几年里，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这对于进一步提高私营工商业者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安定人民生活，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好转，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结束，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由“利用”、“限制”转向了“改造”，目的就是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改造”事实上就是“消灭”，只不过这种“消灭”不是采取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剥夺剥夺者”的暴力手段，而是采取“和平赎买”的办法。

“和平赎买”资产阶级，是通过将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即采取公私合营形式）轨道来实现的。当时私营企业大多设备陈旧，经营落后。私营企业中发展水平较高的纺织业，劳动生产率也只及国营纺织业的四分之三，而且差距还在扩大。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原料、市场等方面的限制，不少私营企业经营渐感困难，主动要求国家支持，实现公私合营。

1954年和1955年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公私合营企业由1953年的1036户增加到1954年的1746户，1955年又增加到3193户，其产值占全国私营工业（包括已合营的在内）总产值的49.6％。企业合营后，由于国家派遣干部加强领导，投资进行新建、扩建，整顿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人劳动积极性普遍提高，使合营企业的生产迅速发展，利润增加。以平均每人劳动生产率来看，以1950年为100，公私合营工业1955年为314，增长两倍多，而同期私营工业为158，仅增长半倍多。[21]公私合营的优越性非常明显。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22]，都纳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公私合营后，国家实行定息制度。经过清产核资，全国合营企业中，私股共24亿元，由国家按年息5厘计算，从1956年1月起付给114万私股股东定息，每年约1.2亿元，到1966年9月止。这样，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中设想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的目标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胜利，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历史性胜利。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这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个胜利证明了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是正确的。我们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提出但没有做到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20年时间里，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社会主义时期他对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创新思考，有着突出的理论创新意义。

首先，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考不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相联系，而是同社会主义经济相联系。他认为这样可以达到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同时存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互相竞争，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繁荣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从事私营工商业、个体手工业的人数大约为70万，从事小商小贩的人数也接近70万。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在被消灭后又有所恢复和发展，使出现的问题和暴露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和。

其次，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他试图在中国避免像苏联那样由于过早结束“新经济政策”而造成的弊端，想引以为戒。这种理论探索和勇于实践的胆略，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创新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值得坚持和发扬光大。

再者，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再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在两难的选择中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在中国，既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与公有制长期并存，允许长期发展商品生产，但又担心私有制的存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危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包括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都普遍存在的一种矛盾心态。然而，只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也只有他在中国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后，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一定阶段，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虽然这种尝试不够充分，也没有持续下去，但毕竟为我们党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因此，对于任何一种思想观点，只有放在其所产生的时代环境中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同样，任何伟人都受到他所处的时间、空间环境的制约。提出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尽管是他一时的思想火花，此后他再也没有提出类似的观点，但是我们也只能回到当时的条件下去考察其缘由，不应该求全责备。

总之，对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过渡时期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是深刻的、系统的和科学的；而他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是不够深入和系统的。但无论怎样，他的这些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闪耀着他的杰出智慧和独创风格。正是这些独创性的思想，使中国共产党在走过了一段时间的弯路以后，重新面对现实，重新审视和思考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走上了改革和开放的正确轨道，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

【参考文献】

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3-13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15.

[15][16]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78，673，668.

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54-1255，1314.

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39.

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41.

[9][20][21][22]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328.299，292，329.332.

[10]新华社新闻稿[N].1956-1-21.

[11]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70.

[12]刘少奇.1956年12月29日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的讲话.

[13].1957年4月6日在国务院会议上的发言.

[14]邓小平文选（1938-196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305.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范文篇3

关键词：；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脉络；评价

在经济思想体系中，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还是在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即使是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因此，了解和把握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基本内容和现实意义，不但是丰富思想研究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一、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脉络

马克思认为，经济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利用、吸收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马克思的这一说法，是针对资本主义以前阶段的、资本主义不发展的、生产力不发达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提出来的。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从中国实际出发，从理论上全面、深刻地阐述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并指导实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早在1934年1月，在阐述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时就指出，根据地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三方面组成的，尤其是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到1938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将这一提法具体化，他说：“保护私人工商业的自由营业”是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告诫全党必须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否则，任何损害私人工商业利益的言论和行为都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从1939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全面发展，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具体，有着更加鲜明的实践指导特色。一方面，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外延扩展了。他认为，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而言存在三种资本形态，即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本国的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就根据地的国民经济而言，也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分。这是不能忽视更是不能混淆彼此概念的客观事实。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私人资本主义不但不能消灭相反要保护要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内涵也更加丰富。除了对党内仍然有不少同志没有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束缚解放出来，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产生疑虑、困惑甚至抵触情绪，以及农村中普遍流行的破坏工商业倾向进行批评外，还着重对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尖锐地指出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认为那种跨越新民主主义阶段，“奢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而想实行它总会自招失败”，这是由于这种社会主义缺乏社会化生产的坚实物质基础，而要不要这个基础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

很显然，将民族资本与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资本主义资本严格区别，并采取保护和鼓励发展的方针，适应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是崭新的一章。

（二）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新民主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如何利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方面，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加进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限制和改造的内容，使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更加丰富。

还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他所作的报告和结论中一方面重申党的六大、七大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精神，同时更重要的是强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他对未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述，他的对资本主义进行既利用又限制的思想正是从这时萌芽的。不久，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利用”和“限制”的意见，但允许资本主主义经济在多长时间内存在，这时以及在建国后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都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有党外人士问，过渡到社会主义要多长时间？说大约要二三十年吧。直到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才提出完成过渡时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历史性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如果加上建国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时间，共计18年。从1953年提出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三大改造”，对待资本主义经济已经由“利用”、“限制”转向实行改造即消灭的方针。

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思想，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建国后我国经济落后，工商业不发达的局面没有改变，需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在建国后仍然具有两面性，即既有剥削工人阶级而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社会主义宪法，合法生产和经营的一面。因此，实际上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也就是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

二是我们已经具备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条件。我们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这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开端和重要依靠力量；我们已经积累了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许多经验，这实际上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9]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胜利，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随着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被我们消灭了。然而，资本主义在新中国的存在，前后只有7年时间，这是谁也没有意料到的事。

正当全国人民为此欢欣鼓舞，甚至有的资本家也认为自己“并没有失去什么，还是过得很好”的时候[10]，问题和矛盾出现了：城乡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日趋紧张，老百姓买东西因小商店、夫妻店都实行公私合营而造成了许多不便；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出现了“地下工厂等。出现的问题和暴露的矛盾引起了的关注和思考，他开始怀疑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结束过早，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过于急促。他考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继续利用和发展社会有需要的资本主义经济，来解决过早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所带来的问题。因此，1956年12月，约见黄炎培、陈叔通等派和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负责人座谈，在充分交流思想并倾听了他们的意见后发表了讲话。其后，又和中央一些部门的同志谈话，提出了他亲自定名的“新经济政策”的设想，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变“地下工厂”为地上工厂，可以合法化，私营业主也可以雇工；二是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国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公开公平的竞争；三是小商店、夫妻店也可以开，请工也可以；四是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五是国家与上述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工商企业、地上商场等签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总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1]，这被自己称为“新经济政策”。

的上述意见，得到了中央其他同志的赞同。刘少奇随后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也讲到：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搞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12]也在国务院会议上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13]虽然在化运动期间，农村中原有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以至家庭副业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但是当发现这样做的弊端后，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1959年5、6月间连续发了几个重要指示，强调应当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和农村的集贸市场，允许农民从事家庭副业，从而使农村中资本主义经济又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对于在全国范围内20％以上的农村实行的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及恢复农民的自留地、集贸市场等做法没有进行否定。这年的7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也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14]

可见，这一时期尽管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但毕竟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有益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二、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评价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我国革命过程中，从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国家这个最大最根本的实际出发，在我国革命各阶段从理论上全面深刻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形成了他整个经济思想中很有特色的部分。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构成了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客观地做出历史的评价。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一时期，没有将民族资产阶级列为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性”。[15]而且，由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除了革命的领导权不同外，“他们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16]因此，“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17]

可见，对待资本主义问题的认识，大大超越了党的六大决议，奠定了我们党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自己说，党的六大和七大都承认资本主义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要有一个发展，并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在对待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是完全实行六大决议案的。[18]1928年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以及提出的十大政治纲领，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但是，六大决议没有提及官僚资产阶级，而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革命的敌人。十大政治纲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也并不是十分明确。[19]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六大决议中的正确思想，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主张，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观点和基本方针、原则及其政策，创立了我们党比较完整的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主义经济的理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取代封建社会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其结果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领导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其结果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性质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的中国既不能因为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就立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就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面对这一“中国向何处去”的难题，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构想：中国革命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那么，这个革命就既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区别，而是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建立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制度里，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但要保护、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才找到了一条领导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就是不完整的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二）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安定人民生活就成为当时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那时，我国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在数量上占国民经济的90％，对弥补国营企业生产严重不足，活跃城乡经济，吸收一部分人员就业，增加国家积累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此，主张在巩固和发展国营经济的同时，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方面，限制它的消极方面。接着，国家开始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的工作，在经营范围、原料分配、销售市场、劳动力条件、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私营工商企业大力支持。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发了《私营企业管理条例》，这从法律上起到了安定私营工商业者，提高他们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作用。据统计，1950年下半年，上海、武汉、北京、天津等10个大城市私营工商业达32674家，是该年第二季度开业户的5.5倍；1951年同1950年相比增加了11.9％以上，生产总值增加39％，零售总额增加36.6％，这一年民族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利润超过在国民党统治下22年中的任何一年[20]；私营工业发展更快，1953年同1952年相比，私营工业的职工增加了8％，总产值增加25％，资金增加10％，利润的增加更是惊人，达到146％。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在建国后的最初几年里，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这对于进一步提高私营工商业者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安定人民生活，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好转，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结束，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由“利用”、“限制”转向了“改造”，目的就是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改造”事实上就是“消灭”，只不过这种“消灭”不是采取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剥夺剥夺者”的暴力手段，而是采取“和平赎买”的办法。

“和平赎买”资产阶级，是通过将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即采取公私合营形式）轨道来实现的。当时私营企业大多设备陈旧，经营落后。私营企业中发展水平较高的纺织业，劳动生产率也只及国营纺织业的四分之三，而且差距还在扩大。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原料、市场等方面的限制，不少私营企业经营渐感困难，主动要求国家支持，实现公私合营。

1954年和1955年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公私合营企业由1953年的1036户增加到1954年的1746户，1955年又增加到3193户，其产值占全国私营工业（包括已合营的在内）总产值的49.6％。企业合营后，由于国家派遣干部加强领导，投资进行新建、扩建，整顿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人劳动积极性普遍提高，使合营企业的生产迅速发展，利润增加。以平均每人劳动生产率来看，以1950年为100，公私合营工业1955年为314，增长两倍多，而同期私营工业为158，仅增长半倍多。[21]公私合营的优越性非常明显。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22]，都纳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公私合营后，国家实行定息制度。经过清产核资，全国合营企业中，私股共24亿元，由国家按年息5厘计算，从1956年1月起付给114万私股股东定息，每年约1.2亿元，到1966年9月止。这样，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中设想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的目标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胜利，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历史性胜利。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这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个胜利证明了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是正确的。我们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提出但没有做到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20年时间里，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社会主义时期他对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创新思考，有着突出的理论创新意义。

首先，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考不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相联系，而是同社会主义经济相联系。他认为这样可以达到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同时存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互相竞争，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繁荣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从事私营工商业、个体手工业的人数大约为70万，从事小商小贩的人数也接近70万。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在被消灭后又有所恢复和发展，使出现的问题和暴露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和。

其次，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他试图在中国避免像苏联那样由于过早结束“新经济政策”而造成的弊端，想引以为戒。这种理论探索和勇于实践的胆略，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创新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值得坚持和发扬光大。

再者，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再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在两难的选择中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在中国，既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与公有制长期并存，允许长期发展商品生产，但又担心私有制的存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危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包括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都普遍存在的一种矛盾心态。然而，只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也只有他在中国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后，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一定阶段，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虽然这种尝试不够充分，也没有持续下去，但毕竟为我们党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范文篇4

马克思认为，经济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利用、吸收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马克思的这一说法，是针对资本主义以前阶段的、资本主义不发展的、生产力不发达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提出来的。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从中国实际出发，从理论上全面、深刻地阐述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并指导实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早在1934年1月，在阐述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时就指出，根据地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三方面组成的，尤其是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到1938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将这一提法具体化，他说：“保护私人工商业的自由营业”是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告诫全党必须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否则，任何损害私人工商业利益的言论和行为都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从1939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全面发展，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具体，有着更加鲜明的实践指导特色。一方面，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外延扩展了。他认为，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而言存在三种资本形态，即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本国的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就根据地的国民经济而言，也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分。这是不能忽视更是不能混淆彼此概念的客观事实。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私人资本主义不但不能消灭相反要保护要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内涵也更加丰富。除了对党内仍然有不少同志没有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束缚解放出来，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产生疑虑、困惑甚至抵触情绪，以及农村中普遍流行的破坏工商业倾向进行批评外，还着重对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尖锐地指出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认为那种跨越新民主主义阶段，“奢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而想实行它总会自招失败”，这是由于这种社会主义缺乏社会化生产的坚实物质基础，而要不要这个基础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

很显然，将民族资本与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资本主义资本严格区别，并采取保护和鼓励发展的方针，适应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是崭新的一章。

（二）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新民主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如何利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方面，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加进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限制和改造的内容，使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更加丰富。

还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他所作的报告和结论中一方面重申党的六大、七大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精神，同时更重要的是强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他对未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述，他的对资本主义进行既利用又限制的思想正是从这时萌芽的。不久，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利用”和“限制”的意见，但允许资本主主义经济在多长时间内存在，这时以及在建国后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都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有党外人士问，过渡到社会主义要多长时间？说大约要二三十年吧。直到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才提出完成过渡时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历史性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如果加上建国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时间，共计18年。从1953年提出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三大改造”，对待资本主义经济已经由“利用”、“限制”转向实行改造即消灭的方针。

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思想，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建国后我国经济落后，工商业不发达的局面没有改变，需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在建国后仍然具有两面性，即既有剥削工人阶级而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社会主义宪法，合法生产和经营的一面。因此，实际上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也就是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

二是我们已经具备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条件。我们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这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开端和重要依靠力量；我们已经积累了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许多经验，这实际上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9]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胜利，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随着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被我们消灭了。然而，资本主义在新中国的存在，前后只有7年时间，这是谁也没有意料到的事。

正当全国人民为此欢欣鼓舞，甚至有的资本家也认为自己“并没有失去什么，还是过得很好”的时候[10]，问题和矛盾出现了：城乡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日趋紧张，老百姓买东西因小商店、夫妻店都实行公私合营而造成了许多不便；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出现了“地下工厂等。出现的问题和暴露的矛盾引起了的关注和思考，他开始怀疑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结束过早，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过于急促。他考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继续利用和发展社会有需要的资本主义经济，来解决过早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所带来的问题。因此，1956年12月，约见黄炎培、陈叔通等派和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负责人座谈，在充分交流思想并倾听了他们的意见后发表了讲话。其后，又和中央一些部门的同志谈话，提出了他亲自定名的“新经济政策”的设想，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变“地下工厂”为地上工厂，可以合法化，私营业主也可以雇工；二是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国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公开公平的竞争；三是小商店、夫妻店也可以开，请工也可以；四是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五是国家与上述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工商企业、地上商场等签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总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1]，这被自己称为“新经济政策”。

的上述意见，得到了中央其他同志的赞同。刘少奇随后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也讲到：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搞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12]也在国务院会议上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13]虽然在化运动期间，农村中原有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以至家庭副业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但是当发现这样做的弊端后，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1959年5、6月间连续发了几个重要指示，强调应当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和农村的集贸市场，允许农民从事家庭副业，从而使农村中资本主义经济又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对于在全国范围内20％以上的农村实行的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及恢复农民的自留地、集贸市场等做法没有进行否定。这年的7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也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14]

可见，这一时期尽管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但毕竟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有益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二、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评价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我国革命过程中，从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国家这个最大最根本的实际出发，在我国革命各阶段从理论上全面深刻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形成了他整个经济思想中很有特色的部分。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构成了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客观地做出历史的评价。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一时期，没有将民族资产阶级列为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性”。[15]而且，由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除了革命的领导权不同外，“他们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16]因此，“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17]

可见，对待资本主义问题的认识，大大超越了党的六大决议，奠定了我们党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自己说，党的六大和七大都承认资本主义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要有一个发展，并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在对待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是完全实行六大决议案的。[18]1928年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以及提出的十大政治纲领，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但是，六大决议没有提及官僚资产阶级，而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革命的敌人。十大政治纲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也并不是十分明确。[19]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六大决议中的正确思想，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主张，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观点和基本方针、原则及其政策，创立了我们党比较完整的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主义经济的理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取代封建社会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其结果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领导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其结果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性质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的中国既不能因为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就立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就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面对这一“中国向何处去”的难题，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构想：中国革命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那么，这个革命就既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区别，而是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建立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制度里，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但要保护、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才找到了一条领导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就是不完整的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二）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安定人民生活就成为当时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那时，我国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在数量上占国民经济的90％，对弥补国营企业生产严重不足，活跃城乡经济，吸收一部分人员就业，增加国家积累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此，主张在巩固和发展国营经济的同时，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方面，限制它的消极方面。接着，国家开始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的工作，在经营范围、原料分配、销售市场、劳动力条件、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私营工商企业大力支持。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发了《私营企业管理条例》，这从法律上起到了安定私营工商业者，提高他们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作用。据统计，1950年下半年，上海、武汉、北京、天津等10个大城市私营工商业达32674家，是该年第二季度开业户的5.5倍；1951年同1950年相比增加了11.9％以上，生产总值增加39％，零售总额增加36.6％，这一年民族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利润超过在国民党统治下22年中的任何一年[20]；私营工业发展更快，1953年同1952年相比，私营工业的职工增加了8％，总产值增加25％，资金增加10％，利润的增加更是惊人，达到146％。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在建国后的最初几年里，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这对于进一步提高私营工商业者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安定人民生活，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好转，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结束，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由“利用”、“限制”转向了“改造”，目的就是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改造”事实上就是“消灭”，只不过这种“消灭”不是采取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剥夺剥夺者”的暴力手段，而是采取“和平赎买”的办法。

“和平赎买”资产阶级，是通过将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即采取公私合营形式）轨道来实现的。当时私营企业大多设备陈旧，经营落后。私营企业中发展水平较高的纺织业，劳动生产率也只及国营纺织业的四分之三，而且差距还在扩大。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原料、市场等方面的限制，不少私营企业经营渐感困难，主动要求国家支持，实现公私合营。

1954年和1955年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公私合营企业由1953年的1036户增加到1954年的1746户，1955年又增加到3193户，其产值占全国私营工业（包括已合营的在内）总产值的49.6％。企业合营后，由于国家派遣干部加强领导，投资进行新建、扩建，整顿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人劳动积极性普遍提高，使合营企业的生产迅速发展，利润增加。以平均每人劳动生产率来看，以1950年为100，公私合营工业1955年为314，增长两倍多，而同期私营工业为158，仅增长半倍多。[21]公私合营的优越性非常明显。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22]，都纳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公私合营后，国家实行定息制度。经过清产核资，全国合营企业中，私股共24亿元，由国家按年息5厘计算，从1956年1月起付给114万私股股东定息，每年约1.2亿元，到1966年9月止。这样，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中设想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的目标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胜利，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历史性胜利。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这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个胜利证明了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是正确的。我们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提出但没有做到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20年时间里，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社会主义时期他对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创新思考，有着突出的理论创新意义。

首先，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考不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相联系，而是同社会主义经济相联系。他认为这样可以达到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同时存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互相竞争，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繁荣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从事私营工商业、个体手工业的人数大约为70万，从事小商小贩的人数也接近70万。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在被消灭后又有所恢复和发展，使出现的问题和暴露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和。

其次，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他试图在中国避免像苏联那样由于过早结束“新经济政策”而造成的弊端，想引以为戒。这种理论探索和勇于实践的胆略，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创新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值得坚持和发扬光大。

再者，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再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在两难的选择中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在中国，既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与公有制长期并存，允许长期发展商品生产，但又担心私有制的存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危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包括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都普遍存在的一种矛盾心态。然而，只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也只有他在中国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后，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一定阶段，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虽然这种尝试不够充分，也没有持续下去，但毕竟为我们党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因此，对于任何一种思想观点，只有放在其所产生的时代环境中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同样，任何伟人都受到他所处的时间、空间环境的制约。提出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尽管是他一时的思想火花，此后他再也没有提出类似的观点，但是我们也只能回到当时的条件下去考察其缘由，不应该求全责备。

总之，对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过渡时期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是深刻的、系统的和科学的；而他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是不够深入和系统的。但无论怎样，他的这些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闪耀着他的杰出智慧和独创风格。正是这些独创性的思想，使中国共产党在走过了一段时间的弯路以后，重新面对现实，重新审视和思考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走上了改革和开放的正确轨道，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

摘要：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是他整个经济思想体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脉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突出的中国特色，是经济思想发展、成熟的一个典型标志。而且，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均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至今仍具有现实的理论指导意义。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范文篇5

马克思认为，经济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利用、吸收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马克思的这一说法，是针对资本主义以前阶段的、资本主义不发展的、生产力不发达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提出来的。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从中国实际出发，从理论上全面、深刻地阐述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并指导实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早在1934年1月，在阐述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时就指出，根据地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三方面组成的，尤其是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到1938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将这一提法具体化，他说：“保护私人工商业的自由营业”是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告诫全党必须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否则，任何损害私人工商业利益的言论和行为都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从1939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全面发展，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具体，有着更加鲜明的实践指导特色。一方面，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外延扩展了。他认为，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而言存在三种资本形态，即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本国的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就根据地的国民经济而言，也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分。这是不能忽视更是不能混淆彼此概念的客观事实。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私人资本主义不但不能消灭相反要保护要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内涵也更加丰富。除了对党内仍然有不少同志没有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束缚解放出来，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产生疑虑、困惑甚至抵触情绪，以及农村中普遍流行的破坏工商业倾向进行批评外，还着重对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尖锐地指出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认为那种跨越新民主主义阶段，“奢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而想实行它总会自招失败”，这是由于这种社会主义缺乏社会化生产的坚实物质基础，而要不要这个基础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

很显然，将民族资本与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资本主义资本严格区别，并采取保护和鼓励发展的方针，适应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是崭新的一章。

（二）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新民主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如何利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方面，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加进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限制和改造的内容，使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更加丰富。

还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他所作的报告和结论中一方面重申党的六大、七大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精神，同时更重要的是强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他对未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述，他的对资本主义进行既利用又限制的思想正是从这时萌芽的。不久，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利用”和“限制”的意见，但允许资本主主义经济在多长时间内存在，这时以及在建国后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都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有党外人士问，过渡到社会主义要多长时间？说大约要二三十年吧。直到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才提出完成过渡时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历史性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如果加上建国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时间，共计18年。从1953年提出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三大改造”，对待资本主义经济已经由“利用”、“限制”转向实行改造即消灭的方针。

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思想，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建国后我国经济落后，工商业不发达的局面没有改变，需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在建国后仍然具有两面性，即既有剥削工人阶级而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社会主义宪法，合法生产和经营的一面。因此，实际上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也就是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

二是我们已经具备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条件。我们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这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开端和重要依靠力量；我们已经积累了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许多经验，这实际上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9]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胜利，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随着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被我们消灭了。然而，资本主义在新中国的存在，前后只有7年时间，这是谁也没有意料到的事。

正当全国人民为此欢欣鼓舞，甚至有的资本家也认为自己“并没有失去什么，还是过得很好”的时候[10]，问题和矛盾出现了：城乡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日趋紧张，老百姓买东西因小商店、夫妻店都实行公私合营而造成了许多不便；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出现了“地下工厂等。出现的问题和暴露的矛盾引起了的关注和思考，他开始怀疑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结束过早，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过于急促。他考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继续利用和发展社会有需要的资本主义经济，来解决过早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所带来的问题。因此，1956年12月，约见黄炎培、陈叔通等派和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负责人座谈，在充分交流思想并倾听了他们的意见后发表了讲话。其后，又和中央一些部门的同志谈话，提出了他亲自定名的“新经济政策”的设想，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变“地下工厂”为地上工厂，可以合法化，私营业主也可以雇工；二是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国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公开公平的竞争；三是小商店、夫妻店也可以开，请工也可以；四是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五是国家与上述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工商企业、地上商场等签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总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1]，这被自己称为“新经济政策”。

的上述意见，得到了中央其他同志的赞同。刘少奇随后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也讲到：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搞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12]也在国务院会议上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13]虽然在化运动期间，农村中原有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以至家庭副业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但是当发现这样做的弊端后，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1959年5、6月间连续发了几个重要指示，强调应当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和农村的集贸市场，允许农民从事家庭副业，从而使农村中资本主义经济又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对于在全国范围内20％以上的农村实行的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及恢复农民的自留地、集贸市场等做法没有进行否定。这年的7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也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14]

可见，这一时期尽管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但毕竟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有益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二、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评价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我国革命过程中，从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国家这个最大最根本的实际出发，在我国革命各阶段从理论上全面深刻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形成了他整个经济思想中很有特色的部分。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构成了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客观地做出历史的评价。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一时期，没有将民族资产阶级列为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性”。[15]而且，由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除了革命的领导权不同外，“他们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16]因此，“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17]

可见，对待资本主义问题的认识，大大超越了党的六大决议，奠定了我们党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自己说，党的六大和七大都承认资本主义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要有一个发展，并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在对待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是完全实行六大决议案的。[18]1928年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以及提出的十大政治纲领，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但是，六大决议没有提及官僚资产阶级，而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革命的敌人。十大政治纲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也并不是十分明确。[19]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六大决议中的正确思想，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主张，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观点和基本方针、原则及其政策，创立了我们党比较完整的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主义经济的理论。

[NextPage]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取代封建社会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其结果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领导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其结果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性质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的中国既不能因为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就立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就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面对这一“中国向何处去”的难题，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构想：中国革命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那么，这个革命就既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区别，而是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建立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制度里，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但要保护、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才找到了一条领导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就是不完整的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二）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安定人民生活就成为当时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那时，我国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在数量上占国民经济的90％，对弥补国营企业生产严重不足，活跃城乡经济，吸收一部分人员就业，增加国家积累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此，主张在巩固和发展国营经济的同时，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方面，限制它的消极方面。接着，国家开始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的工作，在经营范围、原料分配、销售市场、劳动力条件、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私营工商企业大力支持。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发了《私营企业管理条例》，这从法律上起到了安定私营工商业者，提高他们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作用。据统计，1950年下半年，上海、武汉、北京、天津等10个大城市私营工商业达32674家，是该年第二季度开业户的5.5倍；1951年同1950年相比增加了11.9％以上，生产总值增加39％，零售总额增加36.6％，这一年民族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利润超过在国民党统治下22年中的任何一年[20]；私营工业发展更快，1953年同1952年相比，私营工业的职工增加了8％，总产值增加25％，资金增加10％，利润的增加更是惊人，达到146％。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在建国后的最初几年里，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这对于进一步提高私营工商业者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安定人民生活，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好转，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结束，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由“利用”、“限制”转向了“改造”，目的就是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改造”事实上就是“消灭”，只不过这种“消灭”不是采取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剥夺剥夺者”的暴力手段，而是采取“和平赎买”的办法。

“和平赎买”资产阶级，是通过将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即采取公私合营形式）轨道来实现的。当时私营企业大多设备陈旧，经营落后。私营企业中发展水平较高的纺织业，劳动生产率也只及国营纺织业的四分之三，而且差距还在扩大。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原料、市场等方面的限制，不少私营企业经营渐感困难，主动要求国家支持，实现公私合营。

1954年和1955年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公私合营企业由1953年的1036户增加到1954年的1746户，1955年又增加到3193户，其产值占全国私营工业（包括已合营的在内）总产值的49.6％。企业合营后，由于国家派遣干部加强领导，投资进行新建、扩建，整顿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人劳动积极性普遍提高，使合营企业的生产迅速发展，利润增加。以平均每人劳动生产率来看，以1950年为100，公私合营工业1955年为314，增长两倍多，而同期私营工业为158，仅增长半倍多。[21]公私合营的优越性非常明显。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22]，都纳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公私合营后，国家实行定息制度。经过清产核资，全国合营企业中，私股共24亿元，由国家按年息5厘计算，从1956年1月起付给114万私股股东定息，每年约1.2亿元，到1966年9月止。这样，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中设想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的目标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胜利，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历史性胜利。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这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个胜利证明了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是正确的。我们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提出但没有做到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20年时间里，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社会主义时期他对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创新思考，有着突出的理论创新意义。

首先，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考不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相联系，而是同社会主义经济相联系。他认为这样可以达到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同时存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互相竞争，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繁荣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从事私营工商业、个体手工业的人数大约为70万，从事小商小贩的人数也接近70万。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在被消灭后又有所恢复和发展，使出现的问题和暴露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和。

其次，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他试图在中国避免像苏联那样由于过早结束“新经济政策”而造成的弊端，想引以为戒。这种理论探索和勇于实践的胆略，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创新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值得坚持和发扬光大。

再者，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再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在两难的选择中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在中国，既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与公有制长期并存，允许长期发展商品生产，但又担心私有制的存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危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包括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都普遍存在的一种矛盾心态。然而，只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也只有他在中国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后，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一定阶段，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虽然这种尝试不够充分，也没有持续下去，但毕竟为我们党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因此，对于任何一种思想观点，只有放在其所产生的时代环境中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同样，任何伟人都受到他所处的时间、空间环境的制约。提出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尽管是他一时的思想火花，此后他再也没有提出类似的观点，但是我们也只能回到当时的条件下去考察其缘由，不应该求全责备。

总之，对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过渡时期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是深刻的、系统的和科学的；而他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是不够深入和系统的。但无论怎样，他的这些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闪耀着他的杰出智慧和独创风格。正是这些独创性的思想，使中国共产党在走过了一段时间的弯路以后，重新面对现实，重新审视和思考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走上了改革和开放的正确轨道，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

【参考文献】

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3-13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15.

[15][16]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78，673，668.

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54-1255，1314.

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39.

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41.

[9][20][21][22]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328.299，292，329.332.

[10]新华社新闻稿[N].1956-1-21.

[11]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70.

[12]刘少奇.1956年12月29日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的讲话.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范文篇6

【摘?要?题】经济思想研究

【关?键?词】/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脉络/评价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146（2003）04-0054-06

在经济思想体系中，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还是在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即使是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因此，了解和把握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基本内容和现实意义，不但是丰富思想研究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一、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脉络

马克思认为，经济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利用、吸收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马克思的这一说法，是针对资本主义以前阶段的、资本主义不发展的、生产力不发达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提出来的。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从中国实际出发，从理论上全面、深刻地阐述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并指导实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早在1934年1月，在阐述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时就指出，根据地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三方面组成的，尤其是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1]到1938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将这一提法具体化，他说：“保护私人工商业的自由营业”是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2]。他告诫全党必须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否则，任何损害私人工商业利益的言论和行为都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从1939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全面发展，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具体，有着更加鲜明的实践指导特色。一方面，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外延扩展了。他认为，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而言存在三种资本形态，即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本国的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就根据地的国民经济而言，也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分。这是不能忽视更是不能混淆彼此概念的客观事实。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私人资本主义不但不能消灭相反要保护要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3]。“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4]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内涵也更加丰富。除了对党内仍然有不少同志没有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束缚解放出来，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产生疑虑、困惑甚至抵触情绪，以及农村中普遍流行的破坏工商业倾向进行批评外，还着重对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尖锐地指出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5]，认为那种跨越新民主主义阶段，“奢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而想实行它总会自招失败”，这是由于这种社会主义缺乏社会化生产的坚实物质基础，而要不要这个基础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6]

很显然，将民族资本与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资本主义资本严格区别，并采取保护和鼓励发展的方针，适应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是崭新的一章。

（二）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新民主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如何利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方面，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加进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限制和改造的内容，使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更加丰富。

还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他所作的报告和结论中一方面重申党的六大、七大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精神，同时更重要的是强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7]，这是他对未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述，他的对资本主义进行既利用又限制的思想正是从这时萌芽的。不久，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利用”和“限制”的意见，但允许资本主主义经济在多长时间内存在，这时以及在建国后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都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有党外人士问，过渡到社会主义要多长时间？说大约要二三十年吧。直到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才提出完成过渡时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历史性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如果加上建国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时间，共计18年。从1953年提出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三大改造”，对待资本主义经济已经由“利用”、“限制”转向实行改造即消灭的方针。

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思想，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建国后我国经济落后，工商业不发达的局面没有改变，需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在建国后仍然具有两面性，即既有剥削工人阶级而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社会主义宪法，合法生产和经营的一面。因此，实际上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也就是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8]

二是我们已经具备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条件。我们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这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开端和重要依靠力量；我们已经积累了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许多经验，这实际上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9]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胜利，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随着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被我们消灭了。然而，资本主义在新中国的存在，前后只有7年时间，这是谁也没有意料到的事。

正当全国人民为此欢欣鼓舞，甚至有的资本家也认为自己“并没有失去什么，还是过得很好”的时候[10]，问题和矛盾出现了：城乡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日趋紧张，老百姓买东西因小商店、夫妻店都实行公私合营而造成了许多不便；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出现了“地下工厂等。出现的问题和暴露的矛盾引起了的关注和思考，他开始怀疑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结束过早，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过于急促。他考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继续利用和发展社会有需要的资本主义经济，来解决过早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所带来的问题。因此，1956年12月，约见黄炎培、陈叔通等派和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负责人座谈，在充分交流思想并倾听了他们的意见后发表了讲话。其后，又和中央一些部门的同志谈话，提出了他亲自定名的“新经济政策”的设想，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变“地下工厂”为地上工厂，可以合法化，私营业主也可以雇工；二是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国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公开公平的竞争；三是小商店、夫妻店也可以开，请工也可以；四是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五是国家与上述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工商企业、地上商场等签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总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1]，这被自己称为“新经济政策”。

的上述意见，得到了中央其他同志的赞同。刘少奇随后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也讲到：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搞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12]也在国务院会议上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13]虽然在化运动期间，农村中原有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以至家庭副业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但是当发现这样做的弊端后，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1959年5、6月间连续发了几个重要指示，强调应当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和农村的集贸市场，允许农民从事家庭副业，从而使农村中资本主义经济又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对于在全国范围内20％以上的农村实行的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及恢复农民的自留地、集贸市场等做法没有进行否定。这年的7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也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14]可见，这一时期尽管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但毕竟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有益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二、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评价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我国革命过程中，从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国家这个最大最根本的实际出发，在我国革命各阶段从理论上全面深刻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形成了他整个经济思想中很有特色的部分。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构成了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客观地做出历史的评价。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一时期，没有将民族资产阶级列为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性”。[15]而且，由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除了革命的领导权不同外，“他们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16]因此，“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17]

可见，对待资本主义问题的认识，大大超越了党的六大决议，奠定了我们党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自己说，党的六大和七大都承认资本主义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要有一个发展，并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在对待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是完全实行六大决议案的。[18]1928年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以及提出的十大政治纲领，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但是，六大决议没有提及官僚资产阶级，而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革命的敌人。十大政治纲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也并不是十分明确。[19]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六大决议中的正确思想，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主张，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观点和基本方针、原则及其政策，创立了我们党比较完整的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主义经济的理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取代封建社会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其结果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领导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其结果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性质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的中国既不能因为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就立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就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面对这一“中国向何处去”的难题，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构想：中国革命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那么，这个革命就既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区别，而是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建立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制度里，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但要保护、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才找到了一条领导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就是不完整的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二）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安定人民生活就成为当时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那时，我国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在数量上占国民经济的90％，对弥补国营企业生产严重不足，活跃城乡经济，吸收一部分人员就业，增加国家积累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此，主张在巩固和发展国营经济的同时，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方面，限制它的消极方面。接着，国家开始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的工作，在经营范围、原料分配、销售市场、劳动力条件、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私营工商企业大力支持。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发了《私营企业管理条例》，这从法律上起到了安定私营工商业者，提高他们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作用。据统计，1950年下半年，上海、武汉、北京、天津等10个大城市私营工商业达32674家，是该年第二季度开业户的5.5倍；1951年同1950年相比增加了11.9％以上，生产总值增加39％，零售总额增加36.6％，这一年民族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利润超过在国民党统治下22年中的任何一年[20]；私营工业发展更快，1953年同1952年相比，私营工业的职工增加了8％，总产值增加25％，资金增加10％，利润的增加更是惊人，达到146％。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在建国后的最初几年里，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这对于进一步提高私营工商业者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安定人民生活，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好转，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结束，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由“利用”、“限制”转向了“改造”，目的就是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改造”事实上就是“消灭”，只不过这种“消灭”不是采取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剥夺剥夺者”的暴力手段，而是采取“和平赎买”的办法。

“和平赎买”资产阶级，是通过将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即采取公私合营形式）轨道来实现的。当时私营企业大多设备陈旧，经营落后。私营企业中发展水平较高的纺织业，劳动生产率也只及国营纺织业的四分之三，而且差距还在扩大。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原料、市场等方面的限制，不少私营企业经营渐感困难，主动要求国家支持，实现公私合营。

1954年和1955年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公私合营企业由1953年的1036户增加到1954年的1746户，1955年又增加到3193户，其产值占全国私营工业（包括已合营的在内）总产值的49.6％。企业合营后，由于国家派遣干部加强领导，投资进行新建、扩建，整顿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人劳动积极性普遍提高，使合营企业的生产迅速发展，利润增加。以平均每人劳动生产率来看，以1950年为100，公私合营工业1955年为314，增长两倍多，而同期私营工业为158，仅增长半倍多。[21]公私合营的优越性非常明显。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22]，都纳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公私合营后，国家实行定息制度。经过清产核资，全国合营企业中，私股共24亿元，由国家按年息5厘计算，从1956年1月起付给114万私股股东定息，每年约1.2亿元，到1966年9月止。这样，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中设想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的目标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胜利，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历史性胜利。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这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个胜利证明了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是正确的。我们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提出但没有做到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20年时间里，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社会主义时期他对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创新思考，有着突出的理论创新意义。

首先，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考不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相联系，而是同社会主义经济相联系。他认为这样可以达到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同时存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互相竞争，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繁荣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从事私营工商业、个体手工业的人数大约为70万，从事小商小贩的人数也接近70万。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在被消灭后又有所恢复和发展，使出现的问题和暴露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和。

其次，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他试图在中国避免像苏联那样由于过早结束“新经济政策”而造成的弊端，想引以为戒。这种理论探索和勇于实践的胆略，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创新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值得坚持和发扬光大。

再者，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再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在两难的选择中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在中国，既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与公有制长期并存，允许长期发展商品生产，但又担心私有制的存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危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包括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都普遍存在的一种矛盾心态。然而，只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也只有他在中国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后，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一定阶段，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虽然这种尝试不够充分，也没有持续下去，但毕竟为我们党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因此，对于任何一种思想观点，只有放在其所产生的时代环境中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同样，任何伟人都受到他所处的时间、空间环境的制约。提出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尽管是他一时的思想火花，此后他再也没有提出类似的观点，但是我们也只能回到当时的条件下去考察其缘由，不应该求全责备。

总之，对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过渡时期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是深刻的、系统的和科学的；而他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是不够深入和系统的。但无论怎样，他的这些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闪耀着他的杰出智慧和独创风格。正是这些独创性的思想，使中国共产党在走过了一段时间的弯路以后，重新面对现实，重新审视和思考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走上了改革和开放的正确轨道，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

【参考文献】

[1]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3-134.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15.

[3][15][16]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78，673，668.

[4][5]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54-1255，1314.

[6]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39.

[7]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41.

[8][9][20][21][22]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328.299，292，329.332.

[10]新华社新闻稿[N].1956-1-21.

[11]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70.

[12]刘少奇.1956年12月29日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的讲话.

[13].1957年4月6日在国务院会议上的发言.

[14]邓小平文选（1938-196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305.

[17]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60-1061.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范文篇7

关键词：；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脉络；评价

在经济思想体系中，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还是在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即使是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因此，了解和把握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基本内容和现实意义，不但是丰富思想研究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一、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脉络

马克思认为，经济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利用、吸收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马克思的这一说法，是针对资本主义以前阶段的、资本主义不发展的、生产力不发达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提出来的。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从中国实际出发，从理论上全面、深刻地阐述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并指导实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早在1934年1月，在阐述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时就指出，根据地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三方面组成的，尤其是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到1938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将这一提法具体化，他说：“保护私人工商业的自由营业”是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告诫全党必须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否则，任何损害私人工商业利益的言论和行为都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从1939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全面发展，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具体，有着更加鲜明的实践指导特色。一方面，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外延扩展了。他认为，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而言存在三种资本形态，即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本国的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就根据地的国民经济而言，也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分。这是不能忽视更是不能混淆彼此概念的客观事实。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私人资本主义不但不能消灭相反要保护要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内涵也更加丰富。除了对党内仍然有不少同志没有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束缚解放出来，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产生疑虑、困惑甚至抵触情绪，以及农村中普遍流行的破坏工商业倾向进行批评外，还着重对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尖锐地指出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认为那种跨越新民主主义阶段，“奢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而想实行它总会自招失败”，这是由于这种社会主义缺乏社会化生产的坚实物质基础，而要不要这个基础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

很显然，将民族资本与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资本主义资本严格区别，并采取保护和鼓励发展的方针，适应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是崭新的一章。

（二）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新民主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如何利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方面，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加进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限制和改造的内容，使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更加丰富。

还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他所作的报告和结论中一方面重申党的六大、七大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精神，同时更重要的是强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他对未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述，他的对资本主义进行既利用又限制的思想正是从这时萌芽的。不久，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利用”和“限制”的意见，但允许资本主主义经济在多长时间内存在，这时以及在建国后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都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有党外人士问，过渡到社会主义要多长时间？说大约要二三十年吧。直到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才提出完成过渡时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历史性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如果加上建国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时间，共计18年。从1953年提出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三大改造”，对待资本主义经济已经由“利用”、“限制”转向实行改造即消灭的方针。

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思想，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建国后我国经济落后，工商业不发达的局面没有改变，需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在建国后仍然具有两面性，即既有剥削工人阶级而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社会主义宪法，合法生产和经营的一面。因此，实际上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也就是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

二是我们已经具备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条件。我们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这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开端和重要依靠力量；我们已经积累了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许多经验，这实际上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9]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胜利，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随着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被我们消灭了。然而，资本主义在新中国的存在，前后只有7年时间，这是谁也没有意料到的事。

正当全国人民为此欢欣鼓舞，甚至有的资本家也认为自己“并没有失去什么，还是过得很好”的时候[10]，问题和矛盾出现了：城乡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日趋紧张，老百姓买东西因小商店、夫妻店都实行公私合营而造成了许多不便；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出现了“地下工厂等。出现的问题和暴露的矛盾引起了的关注和思考，他开始怀疑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结束过早，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过于急促。他考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继续利用和发展社会有需要的资本主义经济，来解决过早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所带来的问题。因此，1956年12月，约见黄炎培、陈叔通等派和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负责人座谈，在充分交流思想并倾听了他们的意见后发表了讲话。其后，又和中央一些部门的同志谈话，提出了他亲自定名的“新经济政策”的设想，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变“地下工厂”为地上工厂，可以合法化，私营业主也可以雇工；二是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国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公开公平的竞争；三是小商店、夫妻店也可以开，请工也可以；四是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五是国家与上述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工商企业、地上商场等签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总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1]，这被自己称为“新经济政策”。

的上述意见，得到了中央其他同志的赞同。刘少奇随后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也讲到：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搞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12]也在国务院会议上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13]虽然在化运动期间，农村中原有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以至家庭副业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但是当发现这样做的弊端后，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1959年5、6月间连续发了几个重要指示，强调应当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和农村的集贸市场，允许农民从事家庭副业，从而使农村中资本主义经济又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对于在全国范围内20％以上的农村实行的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及恢复农民的自留地、集贸市场等做法没有进行否定。这年的7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也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14]

可见，这一时期尽管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但毕竟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有益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二、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评价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我国革命过程中，从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国家这个最大最根本的实际出发，在我国革命各阶段从理论上全面深刻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形成了他整个经济思想中很有特色的部分。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构成了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客观地做出历史的评价。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一时期，没有将民族资产阶级列为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性”。[15]而且，由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除了革命的领导权不同外，“他们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16]因此，“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17]

可见，对待资本主义问题的认识，大大超越了党的六大决议，奠定了我们党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自己说，党的六大和七大都承认资本主义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要有一个发展，并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在对待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是完全实行六大决议案的。[18]1928年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以及提出的十大政治纲领，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但是，六大决议没有提及官僚资产阶级，而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革命的敌人。十大政治纲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也并不是十分明确。[19]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六大决议中的正确思想，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主张，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观点和基本方针、原则及其政策，创立了我们党比较完整的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主义经济的理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取代封建社会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其结果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领导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其结果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性质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的中国既不能因为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就立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就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面对这一“中国向何处去”的难题，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构想：中国革命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那么，这个革命就既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区别，而是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建立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制度里，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但要保护、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才找到了一条领导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就是不完整的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二）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安定人民生活就成为当时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那时，我国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在数量上占国民经济的90％，对弥补国营企业生产严重不足，活跃城乡经济，吸收一部分人员就业，增加国家积累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此，主张在巩固和发展国营经济的同时，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方面，限制它的消极方面。接着，国家开始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的工作，在经营范围、原料分配、销售市场、劳动力条件、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私营工商企业大力支持。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发了《私营企业管理条例》，这从法律上起到了安定私营工商业者，提高他们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作用。据统计，1950年下半年，上海、武汉、北京、天津等10个大城市私营工商业达32674家，是该年第二季度开业户的5.5倍；1951年同1950年相比增加了11.9％以上，生产总值增加39％，零售总额增加36.6％，这一年民族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利润超过在国民党统治下22年中的任何一年[20]；私营工业发展更快，1953年同1952年相比，私营工业的职工增加了8％，总产值增加25％，资金增加10％，利润的增加更是惊人，达到146％。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在建国后的最初几年里，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这对于进一步提高私营工商业者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安定人民生活，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好转，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结束，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由“利用”、“限制”转向了“改造”，目的就是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改造”事实上就是“消灭”，只不过这种“消灭”不是采取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剥夺剥夺者”的暴力手段，而是采取“和平赎买”的办法。

“和平赎买”资产阶级，是通过将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即采取公私合营形式）轨道来实现的。当时私营企业大多设备陈旧，经营落后。私营企业中发展水平较高的纺织业，劳动生产率也只及国营纺织业的四分之三，而且差距还在扩大。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原料、市场等方面的限制，不少私营企业经营渐感困难，主动要求国家支持，实现公私合营。

1954年和1955年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公私合营企业由1953年的1036户增加到1954年的1746户，1955年又增加到3193户，其产值占全国私营工业（包括已合营的在内）总产值的49.6％。企业合营后，由于国家派遣干部加强领导，投资进行新建、扩建，整顿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人劳动积极性普遍提高，使合营企业的生产迅速发展，利润增加。以平均每人劳动生产率来看，以1950年为100，公私合营工业1955年为314，增长两倍多，而同期私营工业为158，仅增长半倍多。[21]公私合营的优越性非常明显。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22]，都纳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公私合营后，国家实行定息制度。经过清产核资，全国合营企业中，私股共24亿元，由国家按年息5厘计算，从1956年1月起付给114万私股股东定息，每年约1.2亿元，到1966年9月止。这样，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中设想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的目标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胜利，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历史性胜利。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这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个胜利证明了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是正确的。我们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提出但没有做到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20年时间里，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社会主义时期他对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创新思考，有着突出的理论创新意义。

首先，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考不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相联系，而是同社会主义经济相联系。他认为这样可以达到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同时存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互相竞争，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繁荣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从事私营工商业、个体手工业的人数大约为70万，从事小商小贩的人数也接近70万。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在被消灭后又有所恢复和发展，使出现的问题和暴露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和。

其次，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他试图在中国避免像苏联那样由于过早结束“新经济政策”而造成的弊端，想引以为戒。这种理论探索和勇于实践的胆略，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创新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值得坚持和发扬光大。

再者，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再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在两难的选择中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在中国，既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与公有制长期并存，允许长期发展商品生产，但又担心私有制的存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危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包括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都普遍存在的一种矛盾心态。然而，只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也只有他在中国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后，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一定阶段，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虽然这种尝试不够充分，也没有持续下去，但毕竟为我们党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因此，对于任何一种思想观点，只有放在其所产生的时代环境中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同样，任何伟人都受到他所处的时间、空间环境的制约。提出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尽管是他一时的思想火花，此后他再也没有提出类似的观点，但是我们也只能回到当时的条件下去考察其缘由，不应该求全责备。

总之，对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过渡时期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是深刻的、系统的和科学的；而他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是不够深入和系统的。但无论怎样，他的这些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闪耀着他的杰出智慧和独创风格。正是这些独创性的思想，使中国共产党在走过了一段时间的弯路以后，重新面对现实，重新审视和思考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走上了改革和开放的正确轨道，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

【参考文献】

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3-13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15.

[15][16]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78，673，668.

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54-1255，1314.

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39.

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41.

[9][20][21][22]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328.299，292，329.332.

[10]新华社新闻稿[N].1956-1-21.

[11]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70.

[12]刘少奇.1956年12月29日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的讲话.

[13].1957年4月6日在国务院会议上的发言.

[14]邓小平文选（1938-196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305.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范文篇8

马克思认为，经济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利用、吸收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马克思的这一说法，是针对资本主义以前阶段的、资本主义不发展的、生产力不发达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提出来的。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从中国实际出发，从理论上全面、深刻地阐述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并指导实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早在1934年1月，在阐述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时就指出，根据地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三方面组成的，尤其是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到1938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将这一提法具体化，他说：“保护私人工商业的自由营业”是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告诫全党必须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否则，任何损害私人工商业利益的言论和行为都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从1939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全面发展，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具体，有着更加鲜明的实践指导特色。一方面，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外延扩展了。他认为，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而言存在三种资本形态，即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本国的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就根据地的国民经济而言，也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分。这是不能忽视更是不能混淆彼此概念的客观事实。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私人资本主义不但不能消灭相反要保护要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内涵也更加丰富。除了对党内仍然有不少同志没有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束缚解放出来，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产生疑虑、困惑甚至抵触情绪，以及农村中普遍流行的破坏工商业倾向进行批评外，还着重对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尖锐地指出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认为那种跨越新民主主义阶段，“奢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而想实行它总会自招失败”，这是由于这种社会主义缺乏社会化生产的坚实物质基础，而要不要这个基础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

很显然，将民族资本与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资本主义资本严格区别，并采取保护和鼓励发展的方针，适应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是崭新的一章。

（二）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新民主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如何利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方面，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加进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限制和改造的内容，使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更加丰富。

还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他所作的报告和结论中一方面重申党的六大、七大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精神，同时更重要的是强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他对未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述，他的对资本主义进行既利用又限制的思想正是从这时萌芽的。不久，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利用”和“限制”的意见，但允许资本主主义经济在多长时间内存在，这时以及在建国后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都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有党外人士问，过渡到社会主义要多长时间？说大约要二三十年吧。直到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才提出完成过渡时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历史性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如果加上建国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时间，共计18年。从1953年提出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三大改造”，对待资本主义经济已经由“利用”、“限制”转向实行改造即消灭的方针。

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思想，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建国后我国经济落后，工商业不发达的局面没有改变，需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在建国后仍然具有两面性，即既有剥削工人阶级而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社会主义宪法，合法生产和经营的一面。因此，实际上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也就是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

二是我们已经具备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条件。我们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这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开端和重要依靠力量；我们已经积累了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许多经验，这实际上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9]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胜利，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随着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被我们消灭了。然而，资本主义在新中国的存在，前后只有7年时间，这是谁也没有意料到的事。

正当全国人民为此欢欣鼓舞，甚至有的资本家也认为自己“并没有失去什么，还是过得很好”的时候[10]，问题和矛盾出现了：城乡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日趋紧张，老百姓买东西因小商店、夫妻店都实行公私合营而造成了许多不便；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出现了“地下工厂等。出现的问题和暴露的矛盾引起了的关注和思考，他开始怀疑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结束过早，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过于急促。他考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继续利用和发展社会有需要的资本主义经济，来解决过早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所带来的问题。因此，1956年12月，约见黄炎培、陈叔通等派和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负责人座谈，在充分交流思想并倾听了他们的意见后发表了讲话。其后，又和中央一些部门的同志谈话，提出了他亲自定名的“新经济政策”的设想，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变“地下工厂”为地上工厂，可以合法化，私营业主也可以雇工；二是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国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公开公平的竞争；三是小商店、夫妻店也可以开，请工也可以；四是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五是国家与上述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工商企业、地上商场等签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总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1]，这被自己称为“新经济政策”。

的上述意见，得到了中央其他同志的赞同。刘少奇随后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也讲到：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搞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12]也在国务院会议上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13]虽然在化运动期间，农村中原有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以至家庭副业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但是当发现这样做的弊端后，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1959年5、6月间连续发了几个重要指示，强调应当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和农村的集贸市场，允许农民从事家庭副业，从而使农村中资本主义经济又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对于在全国范围内20％以上的农村实行的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及恢复农民的自留地、集贸市场等做法没有进行否定。这年的7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也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14]

可见，这一时期尽管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但毕竟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有益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二、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评价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我国革命过程中，从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国家这个最大最根本的实际出发，在我国革命各阶段从理论上全面深刻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形成了他整个经济思想中很有特色的部分。他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构成了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客观地做出历史的评价。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一时期，没有将民族资产阶级列为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性”。[15]而且，由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除了革命的领导权不同外，“他们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16]因此，“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17]

可见，对待资本主义问题的认识，大大超越了党的六大决议，奠定了我们党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自己说，党的六大和七大都承认资本主义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要有一个发展，并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在对待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是完全实行六大决议案的。[18]1928年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以及提出的十大政治纲领，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但是，六大决议没有提及官僚资产阶级，而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革命的敌人。十大政治纲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也并不是十分明确。[19]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六大决议中的正确思想，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主张，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观点和基本方针、原则及其政策，创立了我们党比较完整的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主义经济的理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取代封建社会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其结果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领导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其结果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性质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的中国既不能因为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就立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就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面对这一“中国向何处去”的难题，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构想：中国革命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那么，这个革命就既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区别，而是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建立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制度里，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但要保护、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才找到了一条领导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就是不完整的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二）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安定人民生活就成为当时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那时，我国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在数量上占国民经济的90％，对弥补国营企业生产严重不足，活跃城乡经济，吸收一部分人员就业，增加国家积累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此，主张在巩固和发展国营经济的同时，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方面，限制它的消极方面。接着，国家开始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的工作，在经营范围、原料分配、销售市场、劳动力条件、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私营工商企业大力支持。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发了《私营企业管理条例》，这从法律上起到了安定私营工商业者，提高他们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作用。据统计，1950年下半年，上海、武汉、北京、天津等10个大城市私营工商业达32674家，是该年第二季度开业户的5.5倍；1951年同1950年相比增加了11.9％以上，生产总值增加39％，零售总额增加36.6％，这一年民族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利润超过在国民党统治下22年中的任何一年[20]；私营工业发展更快，1953年同1952年相比，私营工业的职工增加了8％，总产值增加25％，资金增加10％，利润的增加更是惊人，达到146％。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在建国后的最初几年里，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这对于进一步提高私营工商业者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安定人民生活，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好转，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结束，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由“利用”、“限制”转向了“改造”，目的就是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改造”事实上就是“消灭”，只不过这种“消灭”不是采取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剥夺剥夺者”的暴力手段，而是采取“和平赎买”的办法。

“和平赎买”资产阶级，是通过将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即采取公私合营形式）轨道来实现的。当时私营企业大多设备陈旧，经营落后。私营企业中发展水平较高的纺织业，劳动生产率也只及国营纺织业的四分之三，而且差距还在扩大。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原料、市场等方面的限制，不少私营企业经营渐感困难，主动要求国家支持，实现公私合营。

1954年和1955年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公私合营企业由1953年的1036户增加到1954年的1746户，1955年又增加到3193户，其产值占全国私营工业（包括已合营的在内）总产值的49.6％。企业合营后，由于国家派遣干部加强领导，投资进行新建、扩建，整顿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人劳动积极性普遍提高，使合营企业的生产迅速发展，利润增加。以平均每人劳动生产率来看，以1950年为100，公私合营工业1955年为314，增长两倍多，而同期私营工业为158，仅增长半倍多。[21]公私合营的优越性非常明显。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22]，都纳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公私合营后，国家实行定息制度。经过清产核资，全国合营企业中，私股共24亿元，由国家按年息5厘计算，从1956年1月起付给114万私股股东定息，每年约1.2亿元，到1966年9月止。这样，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中设想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的目标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胜利，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历史性胜利。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这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个胜利证明了资本主义经济思想是正确的。我们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提出但没有做到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评价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20年时间里，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社会主义时期他对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创新思考，有着突出的理论创新意义。

首先，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考不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相联系，而是同社会主义经济相联系。他认为这样可以达到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同时存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互相竞争，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繁荣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从事私营工商业、个体手工业的人数大约为70万，从事小商小贩的人数也接近70万。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在被消灭后又有所恢复和发展，使出现的问题和暴露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和。

其次，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他试图在中国避免像苏联那样由于过早结束“新经济政策”而造成的弊端，想引以为戒。这种理论探索和勇于实践的胆略，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创新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值得坚持和发扬光大。

再者，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再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是在两难的选择中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在中国，既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与公有制长期并存，允许长期发展商品生产，但又担心私有制的存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会危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包括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都普遍存在的一种矛盾心态。然而，只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也只有他在中国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后，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一定阶段，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虽然这种尝试不够充分，也没有持续下去，但毕竟为我们党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因此，对于任何一种思想观点，只有放在其所产生的时代环境中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同样，任何伟人都受到他所处的时间、空间环境的制约。提出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尽管是他一时的思想火花，此后他再也没有提出类似的观点，但是我们也只能回到当时的条件下去考察其缘由，不应该求全责备。

总之，对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过渡时期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是深刻的、系统的和科学的；而他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是不够深入和系统的。但无论怎样，他的这些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闪耀着他的杰出智慧和独创风格。正是这些独创性的思想，使中国共产党在走过了一段时间的弯路以后，重新面对现实，重新审视和思考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走上了改革和开放的正确轨道，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范文篇9

【正文】

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工作中，由于过早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过早地改造完了民族资本主义，并在60年代中期以后声势浩大地批判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犯了一系列“左”的错误，以致于今天有些人认为从来就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在国际、国内的研究中都有人持这种观点。然而，以晚年错误为依据，断言他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民粹主义者”，是很不公正的，有失偏颇的。实际上，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论述引人注目。即使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他也提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当前，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进行探讨，无论就恢复思想的本来面目，还是对丰富邓小平理论的来源，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是有益处的。

一

中国的事情总是非常奇怪的。1927年以后上台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不能建立一个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却建立了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它的代表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公开宣称“既不要东方的共产主义，也不要西方的自由主义”。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中间党派也不敢正面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他们的建国方案则是：“在政治方面比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说，既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法而不要斗争。不要放任故不要资本家的垄断，不要斗争故不要阶级斗争。”（注：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再生》第118期，1946年6月22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建国”问题上只有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经济纲领明确提出来，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宣布：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不但不应害怕资本主义，还要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现代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注：《选集》第三卷，第1060页。）提倡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是立足于他对中国的国情问题有比较全面深刻了解研究的基础之上。他深知中国的生产力结构中小生产占有绝对优势，生产关系结构中封建的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因此，虽然实践一再证明中国资产阶级领导不了革命，中国不可能在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也同样坚持中国决不能从这样落后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得十分清楚明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注：《选集》第三卷，第1060页。）他在1945年同美国外交官的谈话中说得更深刻也更尖刻：“不管是农民还是全体中国人民，都没有为实现社会主义而作好准备。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他们不会准备好的。必须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奢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而想实行它总会自招失败。”（注：谢伟思：《备忘录：与的谈话》，载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关系，1945年，中国》。）为什么说这是一种“空想”，一种“反革命的思想”呢？有过一系列重要论述。第一，这种社会主义缺乏社会化生产的坚实物质基础。1944年8月31日致秦邦宪的信中，特地指出要不要这个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注：《书信选集》第239页。）第二，这种社会主义不仅缺乏先进的生产力基础，而且必定会破坏近代中国数量极少、有待于大大发展的工商业及其所容纳的现代工业生产力，保护落后的小生产。在1948年4月1日曾经指出：“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注：《选集》第四卷，第1314页。）批判的这种思想就是一种破坏工商业，建立在小农业生产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思想。第三，这种社会主义不仅保护落后的小生产，而且必定维护封建主义，把社会主义异化为压制个性解放的专制主义。在党的七大上反复强调“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解放和个性的发展”，就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这之前，在1949年8月31日论述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区别时，特别地附加了一条：“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注：《书信选集》第239页。）总之，这种社会主义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是一种空想的，反动的思想。

二

说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决定了中国革命胜利后既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正是在此路走不通、彼路不能走的情况下，创造性地提出了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下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新构想。当我们对的这个精彩思想的思路进行研究时，不能不注意到，正是马克思主义常识不够用的地方，马克思主义的智慧发出了耀眼的光芒。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取代封建社会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其结果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段领导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其结果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在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胜利后的中国既不能因为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就立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因为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就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面对着这么一个“中国向何处去”的难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智慧——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综合，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科学构想。中国革命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革命，那么，这个革命的性质既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那么革命结果也就既不能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只能建立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这样一个社会制度里，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但要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正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智慧，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从而获得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常识中没有的，但又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常识的结论。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为什么要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有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思考和研究过程，比较集中的论述至少有五次：第一次是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指出在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不没收其它资本主义的私有资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注：《选集》第二卷，第678页。）第二次，是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他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注：《选集》第三卷，第1060页。）第三次是在1947年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说：“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注：《选集》第四卷，第1254页。）第四次是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他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注：《选集》第四卷，第1431页。）第五次出现在1950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今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对社会是需要的”，“因为适应了人民的需要，改善了工人的生活。”（注：《文集》第六卷，第61页。）归纳这几次重要的论述，从中看出对为什么要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这一问题的思考是现实的、深刻的和比较全面的。第一，是从中国落后这一现实国情出发来考虑的，体现了思考问题立足于现实，实事求是的精神。第二，是从社会发展规律上来考虑的。他深知中国没有经历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而要立即消灭它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的；第三，是从人民的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角度考虑的。他深知不保护工商业，不发展资本主义，不仅人民的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给会受到影响，工人会受到失业威胁，而且社会秩序会发生给敌人以可乘之机的混乱；第四，是从社会主义前途考虑的。他深知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落后的小生产基础上，即使建立了也不能够巩固。通过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不仅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而且能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壮大无产阶级队伍，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较为坚实的条件。

三

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范文篇10

关键词: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经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充分认识国情的基础上,论文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民经济的性质、构成成分及其各自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思考,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从而科学地指导了当时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工作。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

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其国民经济应该具有怎样的性质和特征?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还是以公有制为领导,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共同存在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深化以往认识和思考的理论成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形成了明确的认识。

第一,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公有制成分占领导地位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形态,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在建国前夕,新民主义经济应该包含多种经济成分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但其中的关键是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问题。1947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进而分析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国家掌握国家企业和农业经济的条件下,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和发展,没有什么危险,不能采取过左的错误的政策。实行这种在确定公有制成分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并允许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的政策,才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第二,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全国解放战争前,党内外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民经济性质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和思考。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在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外面有人说我们的社会经济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1](p.139)

1948年9月13日,刘少奇在会议发言中着重阐述了与此相同的观点。他指出:“国民经济的总体就叫做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包含着各种成分,“并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他同时强调:“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2](p.182)

当时,在东北局工作的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他起草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以后简称《提纲》),并报送中央。刘少奇对提纲进行了认真修改,得到的肯定。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到1948年底,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问题有了更明晰的认识,同年12月25日,他在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进一步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他说: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济也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是要发展的,但要限制在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大圈子内。他特别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呢?还是社会主义的呢?都不是。它有社会主义成分,也有资本主义成分。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表明党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

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成分构成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强调保护生产力的同时,毕业论文始终坚持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勾画了未来新中国经济结构的基本框架。

1947年12月25日,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讲到:“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3](pp.1255~1256)1948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指出:“整个国民经济,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2](pp.1~4)于9月15日在起草的《提纲》中提出了六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秋林经济。后经中共中央修改确认后的《提纲》写道:“东北经济在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即取消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经济特权以后,基本上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这一思想为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所吸收。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论述了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经济成分的问题,他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3](p.1433)

三、新民主主义各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地位和作用

第一,关于国营经济。中国共产党认为,当时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虽然还未占有绝对大的比重,“但已占有很大比重,并掌握了社会经济的命脉,居于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它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主要的经济基础;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支柱;是无产阶级在经济战线上反对投机操纵,与资本主义经济竞争的最有力的武器。这是国家最可宝贵的财产。它的发展前途是无限的,因此,我们对它必须特别关心,使它获得一切可能的发展,把它放在国民经济建设的最主要的地位。

第二,关于合作社经济。“合作社经济主要是农业生产中的劳动互助组织”,“是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4](p.32、p.36)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用以帮助、领导和逐步改造广大小生产者的主要工具”。[2](p.48)合作社经济可以提高生产力,增加生产品,增加小生产者的财富,养成小生产者的劳动互助习惯,为将来实现农业集体化创造条件。

第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在适当条件下监督资本家,使资本家为国家服务的一种制度”,它是“十分接近于社会主义的经济”。[2](p.52、p.146)其形式主要有:出租制、加工制、定货制、合营制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它应该成为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利的方向。”[4](pp.37~38)

第四,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为基础、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硕士论文由于新民主主义时期国营经济的力量还很有限,合作社经济也还不发展,加上战争与人民的各方面需要,私人资本主义形式主要以中小资本家,尤其是小资本家为多,其发展是必然的。中国共产党认为政府要做的就是把必然要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引导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并限制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以内。

同时,要看到,不管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由于资本主义,就必然包含有投机和操纵的本质,就包含有无组织的带有破坏性的经济活动,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放任自流的态度,在根本上是很危险的,也是很错误的。

第五,关于小商品经济。这种经济主要是农民的小商品经济。它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它是站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十字路口的经济。它既可以向资本主义方面发展,也可以向社会主义方面发展。要使中国的小商品经济走向社会主义,要经过比较长的教育和斗争,“对小生产者采取最谨慎的政策”,要通过合作社等形式把它们团结起来,要巩固小商品生产者的私有权,鼓励他们的生产热情,使他们努力发展生产,发家致富。

这五种经济成分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之间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一矛盾和斗争中,“合作社经济是国营经济的同盟者和带有决定意义的助手”,它只有与无产阶级领导的国营经济结合起来,并取得国家经济机关的领导和帮助,才能使组织在合作社中的小生产者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营经济的助手”。[4](pp.36~37)它可以促使小资本向大资本集中,小生产向大生产发展,使国家的管理监督更为便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是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基础。无产阶级领导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是处于对立地位的,它和私人资本主义发生经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4](p.30)这种经济竞争,是长期的,是贯穿在各方面的,是和平的竞争。但是,私人资本主义是分散的,中小资本家居多,“任何一个资本家不能同国有经济相对抗”,“无产阶级领导着国家,可以引导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经由国家资本主义之路,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经济。”[2](p.49)

小生产经济“则是一种动摇的力量”,一方面它可以接受各种不同程度的合作社形式,另一方面它又“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5](p.4)无产阶级要在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中取得胜利,关键是争取小生产者;要巩固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实现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前途,就必须积极地、稳妥地引导小生产经济走上合作社经济。

党的事业的开拓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党在总结以往解放区和当时东北老解放区经济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建国初期的经济性质、成分构成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究和思考,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这些经济思想对于目前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相关经济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刘少奇论新中国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