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十篇

资本主义篇1

一传统的看法

黄仁宇先生在与李约瑟共同撰写《中国科技史》的十几年里曾对研究资本主义的诸多作者有过一个综述：“……写资本主义的文章大略有三类。一类注重生产关系的转变……。一类注重资本主义精神……。还有一类注重自然经济之蜕变为金融经济。”马克思自然被归入第一类。韦伯是第二类。诺斯（DouglassNOrth）应属于第三类。也许这种把作者简单归类的办法会误导读者。事实上，韦伯和桑巴特以后，黄仁宇，余英时，以及三十年代的梁漱溟，都持一种整体演变的看法。即“资本主义”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是由许多原因生成的。所以余英时先生又称韦伯和他的立场为“历史多元论”，以别于”一元论史观”。极而言之，从西欧历史中挖去任何一段（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时代，古希腊，……）都会使现在西欧北美的社会不成其为“资本主义”。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后来的《中国文化要义》中一直认为中国即便再独自发展五千年也出不了“资本主义”。他的观点后来由余英时先生再度提出。

黄仁宇提到，形成“资本主义”的三个主要条件：（1）信贷关系的拓展。（2）专业经理人员的使用。（3）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管理的技术的社会共享。我们也可以认为这里的第一个条件包括了金融市场的发展或资本的自由流动。第二个条件其实是要求“企业家的自由进出”（隐含着“企业家与资本家职能的分离”）。第三个条件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隐含着“信息的自由流动”）。“企业家的自由进出”被新奥地利学派的领袖克兹涅尔（Is-realKirtzner）认做“资本主义”的定义。如果我们把“信贷关系的拓展”扩充理解为“一般的合作信任关系的扩展，那么资本主义形成的三个条件实际上就可以涵盖在“一般信任关系的扩展”这一个条件里。不仅专业经理人员的任用依赖于“人关系”中的相互信任，而且技术的分享和法律，会计，契约等等的可计算性，都是职务于“信贷关系的扩展”这一目的的。这就要说到哈耶克后来的看法，留待稍后再述。

说一个封闭的中国再有几千年也产生不了资本主义，梁漱溟是有极扎实的根据的。他的根据首先是，中国社会自秦汉始已经用伦理道德代替了宗教，用礼俗代替了法律，用家族关系调和了西方社会固有的“个人与社会”和“社会与国家”的冲突。所以自“战国”以后中国社会“废封建，建郡县”，两千年以来徘徊于一个既非“资本主义”又非“封建”的社会形态中。梁漱溟的另一个根据是，中国人的精神意欲并不指向“资本主义”的方向。余英时先生在“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特质的一些看法”里提到，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缺失的原因，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搞个清楚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他认为若没有西方的冲击，中国社会仍会在自己的传统内演变下去，出不了“资本主义”。中国人的精神是中庸与主调和的。即使我们无视“宗教伦理导致资本主义”的简单说法，假设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也可以产生资本主义，我们仍然难以相信中国人会把任何一个工作推进到如此大的规模以致“人”必须从家庭，朋友，道德，和陶冶人性的种种“生活的艺术”异化出去，变成大机器的奴隶。对于按照狭窄的“科学方法”组织分工以至人生，诚如冯友兰论及中国哲学的特点时指出的，中国人认为是“奇技淫巧”，“乃折枝之类，非携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换句话说，中国人“志不在资本主义”。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到底“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呢？还是欧洲人文化传统与扩张精神产生的独特结果呢？对于这个问题，余英时认为在欧洲资本主义诞生之前的几百年里，确实先有了一场连续不断的，指向资本主义的精神运动。当然，我们还可以进行更深入的考查。例如黄仁字和李约瑟对威尼斯城邦民主与信贷扩张，低地尼德兰的市民自治与贸易管理，到后来英国限制王权和金融发展的案例研究，以及他们对英国法庭法律变迁的研究。又例如许倬云强调资本家参政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环节。所以，政治，法律，这些“上层建筑”的演变是伴随了资本主义的“物质发展”的。政治事件与精神运动的关系（例如“三十年战争”）在欧洲十四到十七世纪间极其错综复杂。我们考查的最后结果也许仍是不了了之的“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所以，从宏观上说，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应当同时“伴随”着一个精神过程，我们无法证明哪一个为主，哪一个为辅。但是从微观上说，人的精神导向总会随着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发展（即摆脱物质生产的束缚）而越来越占据主要的方面。只不过现代精神仍受约束于“传统”，而传统的精神是从原始物质生产状态脱胎而来的。所以我们才观察到两个过程（精神的和物质的）相“伴随”的现象。

在“传统的看法”里，马克思和韦伯代表了两个几乎完全相反的看法，以致帕森斯（TalcottParsons）坚持认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为了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写的。我假定双方的观点已经为读者熟知。这里要讨论的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他们的观点或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可以从具体历史过程中抽象出来的程度。

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念与他对“欧洲理性”的理解有关。他著名的观点是，商业行为，甚至大规模商业行为，在中国和印度都一直存在并早于欧洲。但那不是资本主义，因为那里缺少一种“理性”，缺少一种依赖于精确计量的法律，会计，契约，雇佣关系，政治活动等等的有理性目标的社会组织（德克海姆的“有机的社会”）。他定义“资本主义”为“用企业的方法实现人的需求”并且这种企业必须是“使用资本主义簿记方式的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韦伯大量地使用“系统地”这个词，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理性地和系统地追逐利润的态度”。他并且把一切“资本主义”分类成四：（1）非理性的，政治的资本主义。（2）非理性的，工业的资本主义。（3）理性的，政治的资本主义。（4）理性的，工业的资本主义。只有西欧的资本主义才属于第（4）类。因此“资本主义”（同样地，“社会主义”）做为理性的社会组织和政治运动在西方以外的社会中并不存在。

韦伯的另一项研究也可以说明他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他在《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一书中论证说，现代西欧“自然法”的真精神在于“自由”或准确地说，“契约的自由”。由于这种契约的自由，西方社会得以发展理性的工业资本主义。他认为这种具有自由精神的“自然法”部分地导源于宗教运动中那些理性的宗派，部分地导源于文艺复兴时“自然之道”的理念。于是“理性”与“自然”成了自然法判断案例合法性的两个基本判据。

虽然韦伯也强调理性地雇佣和组织“自由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的突出特征，但他并没有象马克思那样把“雇佣劳动”看成是“理解资本主义的轴心”。韦伯这种强调精神过程的“资本主义”概念于是很难从西欧社会具体的历史中抽象出来。

马克思的研究几乎可以看成是对资本主义“微观基础”的研究。他的深刻性在与他同时代经济学家的比较中立刻显现出来。例如同时代人认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于对利润的追逐或循环公式：“货币一资本一更多的货币”。这种看法在学术上纳入一个很流行和著名的学派，我们不妨按黄仁宇的分类称之为“金融的资本主义学派”。这类看法认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于“资本的堆积”，在于“金融资本的吞并行为”（acquisitivecapitalism）。但是马克思抓住了“剩余价值”这个关键，来解释“利润”和资本的金融扩张如何成为现实可能性。“雇佣劳动”于是成为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主义”做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实质。从我们的角度看，马克思的雇佣劳动概念是可以应用到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过程中的，所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比韦伯的有更大的普适性。当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的。对“价值”和价值创造过程的理解不同使其他经济学家被马克思视为“庸俗”。我在《经济研究》中曾详细阐述了以奥地利学派为首的主观价值理论对价值创造过程的理解。按照门格尔和熊比特的理解，企业家或追逐“利润”的人对于“剩余价值”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正是他们发现了价值的“剩余”，正是他们的“企业家才能”使自由劳动得以组织起来，去获取“剩余价值”。如果说这是“剥削”，那么可以认为“剥削有功”。

桑巴特在马克思和韦伯之后，他不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可以从“物质的”方面单独地得到解释。我们从陶普的书里读到桑巴特的看法：资本主义的实质不能从其经济的或生理的任何一个方面求得理解。只能从那个激励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的总体（thetotality）去寻求。桑巴特把这种整体精神概括为“布尔乔亚的精于计算和理性的企业精神”。这种总体演变的看法受到余英时先生的重视。后者早在1958年就著文介绍芝加哥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奈夫（JohnNef）的著作《工业文明的文化基础》。余英时试图描述的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全部精神基础。他的文章的题目被有意识地定为“工业文明的精神基础”。根据余英时的介绍，奈夫的博大著作论证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是十四至十七世纪欧洲人文追求中宗教所倡导的道德和帝王所赞助的艺术结合的产物。其间对艺术美的追求发展了科学（例如绘画与光学，几何学和化学；雕塑与解剖学；建筑与力学和几何学），同时道德生活的体验培养了互相尊重的“自由契约”精神（民主的前提）。“赛先生”和“德先生”由是而生。余英时专写一附文论述西方此一时期道德精神与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相通之处，并认为启蒙时代欧洲人对中国产生的“同情的理解”盖源于此。

整体演变的看法固然是一种学者态度，但是要“学以致用”就不那么方便了。大凡“整体”一定难以脱离历史去看。那么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观念如何应用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呢？我们研究一个观念是否可以从它由以产生的特定历史环境中抽象出来，目的在于把这一观念应用到其他的历史过程中去。对于“资本主义”这一极其重要的历史观念的抽象，是由哈耶克最后完成的。

二“最后的看法”

在芝加哥大学，哈耶克并不真正属于芝加哥学派，因为他任教于“社会思想委员会”而非经济系。但是如同奈特与芝加哥学派的关系一样，哈耶克显然是芝加哥传统的原流之一。通过米塞斯（哈耶克的老师）和扬格（奈特的论文导师），欧洲学术传统特别是奥地利学派那种贯彻始终的自由主义得以融入芝加哥学派。从芝加哥传统中，科斯（RonaldCoase），张五常，和德姆塞兹（H．Demsetz）吸收了足珍的养份来参与建立“新制度学”的工作。这样，从马克思到康芒斯到诺斯，制度研究最终由“批判的”演变到了“建设的”，并且在主要结论上与哈耶克的看法交相印证。事实上，诺斯的主要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效绩》开篇就说：他的制度研究旨在搞清楚“人类合作的游戏”。

哈耶克晚年最后一本书《致命的自负》第一句话是：“本书论证那个我们文明由以发生并赖以生存的东西,精确地说只能够被描述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该秩序通常被有些误导地称为资本主义。”我在这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讨论了哈耶克“扩展秩序”的意义。那是因为“经济发展”这个概念所指称的历史过程本来就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重合。《致命的自负》讲的是道德问题，道德传统的意义，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和理性狂妄自负的危险。在书的扉页哈耶克引了对他思想发展最具影响的三个思想家的话来支持他的宗旨。佛格森（AdamFerguson）：“自由不是像其字面似乎意味着的，是从一切束缚中解脱。正相反，自由意味着每一种正当的束缚对自由社会全体成员的最有效运用，不论他们是司法官还是老百姓。”休谟（DavidHume）：“道德的例律不是从我们推理的结论所得。”门格尔（CarMenger）：“那些服务于公众福利的制度，怎么可能在它们如此重要和显著的发展中，却反而没有一个公共意志来引导它们的建立呢？”从这里，我们又发现了上一节的主题：资本主义与传统。哈耶克达到这一认识的路程可说是艰苦，孤独，和漫长的。从使他名声大振的主义观点——《通向奴役之路（TheRoadtoSerfdom）》，到他如日中天之作——《自由（TheConstitutionofLiberty）》，再到他晚年定论——《致命的自负》，和马克思一样，哈耶克的目光曾勘察了人类知识的每一个领域。从这一历程中，他得以抽象出“扩展秩序”做为“资本主义”的实质。在马克思看见“雇佣劳动”的地方，哈耶克看到的是“扩展秩序”。

1920年代，当社会主义思潮终于具备了燎原之势时，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被认为是孤独的呐喊。即便当时，与同时代人相比，已经显露出哈耶克深远的关杯。米塞斯批评兰格与勒那（A.Lerner）的“有效率的计算机社会主义”时强调两个因素：（1）全面计算之不可能性，（2）“利润”与“价格”在公有产权下不可能提供有效率行为的激励。这代表着当时杰出学者的看法。而哈耶克在该书中所表达的看法则更深刻。他强调，企业家或人类思想的创新过程是不可能被计划出来的。一个控制着全部产权从而控制着思想者的生存条件的中央计划是不可能不试图去控制人们思想的方式的。然而对思想的控制最终必定导致一个社会所有成员的创造力的枯竭（因为正如黑格尔所说，“人”的实质在于“思想的自由”）。因此一个中央计划的经济就长期而言必定是无效率的（因为正如卡尔多所说，“效率”无非就是千万人日常的改进工作的创造性努力的结果）。继承了奥地利学派“主观价值论”的哈耶克就这样说明了使“一般均衡”之所以有效率的那个真正的“微观基础”——每一个社会成员在所有方向上创新的自由。后来他在（致命的自负）里批评“宏观经济学”时又表述了这一思想；彻底的自由主义必须以主观价值论为基础，于是一般均衡或“看不见的手”才是有意义的（我非常同意哈耶克紧接着说的：奥地利学派“边际价值”革命的这一意义到今天还被多数经济学家所忽视；看一看今天经济学里边以数学代替经济学的倾向吧）。

1960年，哈耶克发表了《自由》。用他后来的说法，那本书表达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乌托邦”。他当时给自己的任务是刻画出一个愿意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自由的政府应当遵守的宪法原则。然而，和布坎南一样，哈耶克在七十年代意识到，以孟德斯鸠的思想为蓝本的欧美政府模式不可能实现自由主义乌托邦。和布坎南一样，哈耶克达到了这一结论：那些制订了美利坚和法兰西自由宪法的国父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失败了。这个结论的逻辑的后果就是对修正宪法的思考。布坎南思考的结果是他1975年的著作《自由的限度》。哈耶克思考的结果是他1973、1976、和1979年分别发表的三卷本（法，立法，与自由）。这时的哈耶克注意到了社会主义的几乎永不枯竭的源泉在于人类理性的自负。由于这种“自负”，在所有市场经济的国家里都存在着政治家们“试图设计人类前途”的危险。哈耶克提出：“我们时代的最重大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分歧归根结底是基于两个思想学派在哲学上的基本分歧。”他称他自己和卡尔·波普属于“演进的理性主义（evolutinoaryrationalism）”，而另一派属于“建构的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rationalism）”。后者在哲学上是错误的。

哈耶克对“理性”本身的考查把他带进了自然科学，他曾于五十年代初写了《感知的秩序》（theSensoryOrder）。后来又研究“控制论”，“系统论”，“协同学”等。他涉猎宗教史，科学史、艺术史，原始迷信和人类学，语言学，性，人口学，心理学和生物认识论等等。他是对一切知识有着深切关怀的古典意义上的“道德哲学家”。他最终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不是“价值判断”上的分歧，而是哲学认识论上的分歧。争论的一方在哲学上陷入了谬误。任何能够直面真理的人（不论他是不是“社会主义者”）应当能够纠正这一谬误。（多么西方式的纯学者态度！做为中国人我总是使我的理解带上感彩。）

1988年，哈耶克发表了《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我已经说过，这里的“谬误”是哲学上的）。这本不到二百页的小书，林统生认为是“最艰深难读的”。像一幅抽象画，一本抽象的书是要读许多遍的。我不认为我已经读懂了这本书，但是做为初步的理解，我想用四个命题来概括哈耶克在这本书中的思想。

“命题O”就是我在本节第二段里译的那句话，即“资本主义的实质是扩展秩序”。这里，扩展秩序概念有两个重要的内容：（1）它必须是“自发的”，非人为设计的。为了强调这一点，哈耶克曾长期使用“SpontaneousOrder”这个词，即“自发的秩序”。如前述，任何人为的整体设计都会最终破坏这一秩序的“创造性”（波普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认为理性只应当“局部地”设计社会系统）。哈耶克说，罗马帝国的贸易扩展是人为的扩展，其衰落是必然的。（2）它必须是“不断扩展的”，从家庭内部的分工，扩展到部落之间的分工，再扩展到国际分工，……直到全人类都被纳入这个合作的秩序内。诺斯研究的那些原始部落，虽然有自发的交易，却无法不断地扩展到部族以外。要想不断地扩展合作秩序，“超个人的规则”（如法律）必须受到尊重。道德与文明程度必须相应地提高。自然状态下的人是不可能适合于扩展秩序的。

命题一：“心灵是文化演进的产物，不是文化演进的向导。心灵更多地基于模仿，而不是基于明智或理性。”哈耶克论证说，人由动物状态进入文明，是靠了从传统中学习。人并不是生而具有聪明，理性，和良知。人必须通过教育才变得聪明，理性，有良知。所以不是我们的智慧造就了道德，相反，正是在道德规范下的人际活动使理智得以成长。从动物本能到人类理性的进化桥梁是传统。

命题二：“没有财产权利就没有正义。”这里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是逻辑上的，没有“权利”就谈不上对权利的侵犯，从而就谈不上“正义”。这是洛克的原义。第二层意义指涉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包含“正义”理念的看法是荒谬的。“……如果自由的人们想要共存，相互帮助，不妨碍彼此的发展，那么唯一的方式是承认人与人之间看不见的边界，在边界以内每个个人得到有保障的一块自由空间。”这就是财产权利的起源，哈耶克称为“权利的分立（severalproperty）”，并声称“分离的权利是一切先进文明的道德核心”，“是个体自由不可分离的部分”。（国内的经济学家如周其仁在八十年代初认识到“市场运作的前提是利益的分立”）。在地中海欧洲的历史上，是先有了财产权利的分离，才有了个人自由和尊重他人自由的道德观念。文明演进，又有了对法律及正义的共识。

命题三：“在扩展秩序下，行为的终极目标大多是为理性所认识不到的。”这是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卷一的看法。他批评“科学主义者”对人的判断，建构，和示范的能力作了错误的假设。在观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理性”在观测者周围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可能观测到并理解所发生的事件，但他不可能（通过与其他人的彻底交流和沟通）观测并理解在广大范围内发生的全部事件。“传统”是借了众多的人的心灵保存和传承的，所以是大范围事件。做为传统的主要部分的“道德”，它的效应于是不可能被任何个人的理性全面把握。哈耶文写道：“大部分知识——我承认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点——不是从直接的观实与经验得到的，而是通过一个连续的学术传统获得的。”命题三的另一层意义是，如哈耶克所说：人们“习得传统是为了应付未知。”注意，诺斯1990年那本书的主要部分就是论证非正规约束做为制度在“不确定性”世界里演化的重要方式。诺斯的非正规约束其实就是“传统”。对于“未知”,理性是毫无办法的。理性所能告诉我们的就是信赖那个经历了无数未知而使人类幸免于难的“传统”。然而这里的“理性”已经不是西方人的“理性”了，按照梁溟《中国文化要义》(章七）的说法，西方人的理性应当叫做“理智”，那是追求客观的（可观测的），冷静和非人情的“理”。而中国人的理性则真是一种性情，一种“求正确之心”的“情理”。总而言之，理性对于传统应当抱着非常尊重的态度而不是狂妄的“改造之和设计之“的态度。

最后我回到第一个命题，资本主义应当被称为“扩展秩序”。从扩展秩序的概念看，把它叫做“资本主义”确实是有些误导了。那是因为按照前述“传统的看法”，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总是围绕着“资本”的种种性质（社会史的，金融的，雇佣劳动的）。在哈耶克看来，“资本”只是人类合作的秩序由以扩展的手段之一，它甚至不是必须的。例如，资本雇佣劳动的情形在知识社会和人力资本的时代不会成为人类合作的主要方式。哈耶克的后三个命题合起来说就是，扩展秩序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以私有产权为运作基础的，而私有产权的道德基础则是由传统提供的，理性试图对传统进行整体设计和改造，那只表明“科学主义”在哲学上的谬误和理性的“致命的自负”。应当指出，哈耶克的“扩展秩序”概念是对“资本主义’仅为历史过程的一个抽象。它可以应用于其他的历史过程。事实上，哈耶克认为“扩展秩序”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实现。

资本主义篇2

花曾艳丽草曾青

千雨荷

朦胧灯光里，芳菲陶醉地看着镜中的自己：五官还是那么精致，皮肤还是那么细腻，只是，如今的她只有在昏暗的灯光下才能重拾朦胧的美丽了。

她叹了口气，看看钟：快8点了，今天晚上她是有事情要做的，不像以前的夜晚那么无聊―――好朋友萍接受电视专访，要在今晚播放。芳菲把这个好消息也告诉了丈夫建强，毕竟，他是萍当年深爱过的人。但建强根本不感兴趣：“我忙得很，哪有空看那个呀！”是呀，他忙得很，他一向是个追逐美丽的人，外面多的是新鲜的美丽，他哪有空待在家里！

打开电视，芳菲一边看广告一边敷面膜。想起中午的酒席上，有冒失鬼讨厌地问起年龄，她万般不情愿地说出后，旁边立刻有人说“不像不像，你挺显年轻的。”这话在说的人也许是真心，落到她的耳里却如一枚刺。从小被人夸美丽，可是美丽终究是短暂易逝的，人过中年以后，她感觉到比一般人更多的委屈和不甘，只觉得上天太残忍，给了她一件精美的礼物，还没等她炫耀够呢，就毫不留情地收回去了。

主持人在朗声介绍：“我们请来的是全省十佳律师之一，曾萍女士！她以高超的专业能力和深厚的爱心在司法界赢得了声望，今天她将和我们分享她的人生故事。”在热烈的掌声中，萍神采奕奕地登台了，粉紫色的中褛、银色的胸花，很好地衬托出她含蓄、知性的内质，看着这个从小玩到大的朋友，芳菲的心酸酸地疼了：原来，丑小鸭真的是会变的。虽然她的脸看上去沧桑几许，甚至要比同龄人显老一点，但多年拼搏后得来的自信与淡定给她整个人抹上了一层独特的光辉。

萍微笑着说：“……我从小就长得很难看，因为一直有个漂亮女同学反衬，我对自己的难看感受就更深了。她很风光的，我们一起当知青下乡那会儿，她每天几乎不用怎么动手，很多人抢着帮她做事，而我就不同了，种地、垒砖、烧石灰，样样都得自己来，那时我羡慕死她了……”

芳菲也笑：是啊，那时的自己是多么骄傲，以为什么都不用费力，姿色就是自己一辈子的依靠。

“后来我喜欢上了一同下放的一个男生，爱得很痴。可是他选择了我那个漂亮朋友，当时我痛不欲生，我记得自己坐在山上想，我的存在毫无价值，我宁愿做一根草，因为，草与草之间都长得差不多……”

看着浅笑的萍，芳菲的眼睛有点湿：建强当年选择了自己，让她再一次感觉到姿容的优势，受惯呵护的她，当时并不能体会萍的痛苦。

“从那以后，我接受自己不美丽、不容易受到重视和欢迎的现实，我相信，知识可以改变我的命运。于是，我开始刻苦攻读，让事业丰富自己的人生……”

说到这里，一直微笑的萍，眼里有了泪光：“这么多年的经历，使我学会接受命运给我的一切，把握自己能把握的，珍惜自己能拥有的，我内心充满了自信和快乐！”

节目结束了，芳菲久久地陷在沙发里一动不动。稍微懂事以后，她就习惯于以相貌评判女人的价值，所以她用全部的精力去维护自己的外表，但美丽又是多么脆弱的东西！张小娴说：女人最大的敌人不是第三者，而是岁月。是的，姿色当然是女人的资本，但是岁月却让它不断贬值啊！

半晌，她拿起电话拨通萍的号码，对面立刻传来萍热情的声音，芳菲真诚地说：“你的表现好极了。说真的，如果有来生，我希望下辈子做个像你那样的人。”

萍咯咯地笑了，她说：“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下辈子，如果有得选择，我还想尝尝当美女的滋味呢！”

【小辩论】

“姿本派”与“知本派”的唇枪舌剑

整理/罗西

关于“姿本主义，还是知本主义”这个论题，我们邀请了4位代表，展开一场针锋相对的论战。

知本派：吴健豪，男，29岁，IT从业员；钱丽，女，37岁，报社记者。

姿本派：李薇，女，27岁，公司职员；江渔，男，32岁，经济工作者。

吴健豪：女人用什么做人生资本更可靠，我想不能泛泛而谈，而应把它放到不同的环境里去考察。比如对女人来说，婚姻是头等大事，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在婚姻里美丽有多大作用？历史上的四大丑女所嫁的都是名人大丈夫，排名首丑的嫫母的丈夫还是黄帝呢。可见嫁得好不一定非要有美貌作保证。

李薇：你举的例子太特殊，不足以说明普遍情况。我们明明知道，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美女能凭借她们的美丽挑选更好的婚姻。通常的情况是，女人用自己的青春和美貌去钓取男人的财富和权力。如果美丽的资本足够雄厚，也许还不仅仅交换到一张“长期饭票”，弄不好可以获得一部“自动提款机”。

钱丽：可是这样交换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婚姻呢？！对姿本女人穷追不舍的男人，看重的往往是女人的外貌，外貌总是要凋零的，如果这个女人只把资本押在外貌上，没有内在的东西可以替补，她在爱情婚姻上的前途就可想而知了。而知本女人更注重在内质上做文章，她们生命中的男人大多是看重智慧胜过看重外貌的人。这样的男人更经得起风雨的侵袭，更容易与自己的女人在坎坷中携手同行。

江渔：凭心而论，有几个男人找女人是找德、找才，而不是找脸蛋的？女人喜欢男人的“学问”，男人喜欢女人“问学”。再蠢的男人在女人面前，也会装出高深莫测的样子摇头晃脑一番。哪个男人会喜欢一个像老师一样的女人？

吴健豪：这样的男人他找的真是爱人吗？不，他只是要满足虚荣而已。

李薇：我只请问你：如果将《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改为丑八怪，其余一切描写不变，宝哥哥还会为她坚守“木石前盟”吗？

钱丽：那我同样请问你：如果将林黛玉的美貌维持不变，但她只知道以自己的美丽为资本，而没有精神上的追求，宝哥哥还会引她为知音吗？你看过《简爱》吗？它的女主角就是一位知性女子！

李薇：可我们都知道，在现实生活中，作者夏洛特小姐最终都没有得到她自己所爱的人。所以《简爱》这本书，说到底，是一个美好幻想。数千年形成的观念对男子要的是才，对女子求的是貌。提及女人，首先被称道的仍然是她的美丽。有才无貌的男子是可敬的，而有才无貌的女子则是悲哀的。美貌是女人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是女人换取自己想要的生活最重要的资本。

江渔：美丽是稀缺资源，它有一个优化配置的问题。女人有权用自身的美丽谋求最大收益，如利用自身的美博得自己最中意的男子的爱，运用自身的美谋取最好的职业等。女人的美对女人的成功有很大的促进力。

吴健豪：说到成功，说到职场和事业，那就更是知本女子的领域了。作为职业人，能力才是关键。任何企业都需要敬业、勤奋、勇于创新又善于合作的职员，而不是只能坐着吸引人眼球、害得男员工分心的美女。

李薇：嘿嘿，美女就只会害男员工分心吗？其实你自己心里也不得不承认，美貌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一张通行证一张优惠卡，更容易获得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

江渔：以商业谈判为例，如果是两个男人之间谈判，他们彼此都会寸土不让，但是，如果一位美丽的女人与一位男子谈判，男人常常会作适当让步。美丽为女人博得了收益，她在谈判中取胜，公司会给予她相应的回报，这就是她美丽的职场优势和资本。

钱丽：记得年初智联招聘就曾做过一项大规模的网络调查：“女性在职场最重要的资本是什么？”结果，高达67.9%的网友选择了“能力”。

吴健豪：女人就像电源，自身能量的不断蓄积与衰减，常常会导致电压的改变。一个贫穷、朴素但却有上进心的女人，她可以通过不断汲取知识和培养外在气质及内在魅力，来达到提高与升华自己的目的，从而使自己的电压由低变高。一个美丽漂亮但却没有上进心的女人，如果她总是用美丽作为名片去捞取大千世界的灯红酒绿，用漂亮作为资本去赚取花花尘世的纸醉金迷，那她就会一步步地走向堕落，使自己原先很高的电压变得很低直至为零，再也无法把青春岁月启动。

总结陈辞

姿本派：造物主给所有外观悦目者都赋予了优先的条件，漂亮的人已经免费手持成功的入场券。更何况千百年来，因为社会角色分工的不同，漂亮更是女性的天职。因此，假如你漂亮，恭喜你！假如不漂亮，一定要设法令自己看起来漂亮！同时，好好地利用你的漂亮，大大方方地以它为资本，去为自己争取美好的生活！

知本派：以美丽做资本也许能换取一时的舒适，但它不足以支撑起你整个人生，而以知识做资本才能确保你的最终独立―――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自己更可靠呢？你是知识的主人，但你只是丈夫的配偶。培根早就说过：“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现在仍然是真理！

不做平庸美人

南方

谁说美女是花瓶？从现在起，关照自己的心灵、不断增长智慧；从现在起，为气质化妆、为精神美容，做个优雅自在的完美女人！

1.拥抱自然

追求精神生活的人，一定要拥抱大自然。请在每天散步时深吸一口新鲜空气，然后欣赏今天的天气，无论它是阴是晴、是寒是暑。散步途中，你有没有看到青翠的树、唱歌的鸟儿、盛开的花朵？在自然的怀抱中会让我们更沉静，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内心。

2.每天阅读15分钟

世界有十分美丽，但如果没有女人，将失掉七分色彩；女人有十分美丽，但如果远离书籍，将失掉七分内蕴。好书是女人气质、精神永葆青春的源泉，让女人变得聪慧、变得成熟。每天阅读15分钟，这意味着你将一周读半本书，一个月读两本书，一年读大约20本书，一生读1000本或超过1000本书。这是一个简单易行的博览群书的办法。

3.欣赏音乐

音乐是女人的公开情人，没有音乐的生活单调乏味。欣赏音乐需要投入、需要想像，善于欣赏音乐的女人会多一分感性、多一点细腻，在男人眼里总有着神秘的魅力。音乐抚慰人的心灵，心情不好时听一段钟情的音乐，让自己的思绪随着音乐飘荡，不知不觉中你会发现烦恼已烟消云散。

4.追寻你生命中的导师

追求理想的人一定会找到这么一个人，他能够洞察你的潜力，祝福你新的尝试，让你在失落时，永远看到希望；让你在得意时，不要偏离轨道。他跟你一样深信你会成功，在平时是你学习的典范，并在特别的时刻，助你一臂之力。找到生命中的导师，会为你的成长提供巨大的助推力。

5.利用一切机会汲取知识的营养

除了书本，你每天遇见的每个人，都能增进你的知识。假如遇到一个印刷工人，他能教会你许多印刷的技术；遇到一个建筑工人，他能告诉你建筑方面的技巧；一个普通的农民，有他做人、做事的经验，你能从他那里了解到许多世故和人情。从每个可能的场所，努力汲取知识的营养，可以使你胸襟开阔，不致流于狭隘、鄙陋。

【男声道】

选谁做妻子？

我们在网上专门针对男士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一个美丽而不思进取的女孩和一个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但长相有点困难的女孩之间，你会选谁做妻子？

飞雪残剑：我选前者。女子之才，拥有能识别真、善、美的正常社会能力便可，主要是让人感觉可爱。难道要让每个女人都上晓天文，下知地理？都英语六级？那不是为人妻的必要条件。

一见你就笑：记得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里有句台词：“漂亮的脸蛋能出大米吗？”如果选择前者，时间久了在文化修养、思想意识、生活品位上肯定会相差很远，不分才怪，并且漂亮的女人我养不起，也不敢养。

四魂之玉：爱美女是男人的天性。不过咱一老百姓，虽有同样的男人野性，可没有缴获战利品的装备。罢罢罢，还是挑那个外貌过得去，但人更贤惠的吧。

浪客剑心：不论美丽与否，我都会选择不思进取的女孩子，要不然怎么能显得出我们男人的伟大啊？呵呵，其实我喜欢单纯的女孩子，不要懂太多，只要活泼可爱就好。不是还有我吗？就算天塌下来不是还有我扛着吗？

70年代的一棵树：都不娶。前者可能只会带给自己短暂的快乐。后者娶了的话,估计自己一生都得不到快乐―――爱美之心一生有之。

【女声道】

整容还是进修？

我们设计了一个问题，在网上专对女性进行调查，以期广泛地了解女性更看重姿本还是知本：如果你本来一穷二白，现在给你一笔钱，而这笔钱的用途只能二选一：整容或进修，你会选择哪一样？

鸠兹微雨：我是不会用来整容的，不是说自己不想做美女，而是觉得生命比美貌更重要，你想想万一一不小心给整坏了可怎么办！还不如学点实在的东西，那才是自己真正的根基。

坐看落花空叹息：每个人都会在乎长相，说不在乎那是假的。整容可以增强自己的自信，使自己生活得更积极，所以，我选择拿这笔钱整容。

阳光儿：当然是进修，进修赚到多些钱再考虑整容！起码找到的整容医生也好一点。

爱哭的鱼：现如今,求职应聘都是美女吃香。想想天津女孩张静吧，10年求职无一成功为求生存下定决心去整容。这个浮躁的社会已经狂热地爱上了外表的美丽,作为个体只有顺应和接受，所以，我觉得，相对于进修，整容是条捷径。

暗夜花开：美丽是每一个女孩的梦想，可惜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先天得到这份幸运，但我们凭什么就不能在后天试一试呢？下岗的还竞争上岗呢！

第二眼美女修炼法则

玫瑰

也许很多“知本”女子没有天生丽质，不可能在第一眼被惊为天人，但是只要用心，在追求知识充实心灵的同时抽点时间呵护自己的脸蛋和身体，一定可以为自己的“姿本”也加加分，让人在看第二眼时充分感觉到你内外兼修的魅力！

定期为肌肤加氧：没有什么比面膜更能快速而有效地营养肌肤了，绒布质的面膜和膏体的最理想，一般一周一次就好。

秀发细照顾：每天洗发是对头发最好的保养，尽量将洗发液与护发素分开使用。

装扮的智慧：怎样在社交场合显得苗条、性感和优雅？选择酒红色或紫色的晚装很得体，白色虽然是经典的颜色，但特别要求身材，黑色则挑剔肤色，只有酒红色和紫色看去有收敛感，而且很入时。日常着装中永远不要选择那些松松垮垮的款式，也不要穿看上去廉价的暴露的衣饰，越是用料少的衣饰越要质地高贵。还要记住夏奈尔的哲学：香水是女人最后一件配饰。

由内而外的美丽：生理期前后吃点红枣莲子汤、乌鸡白凤丸是不错的；每天晚上喝一小杯干红可以调整女性的内分泌、暖子宫、活血化淤，第二天早上起来会有自然红润的颜色；木瓜瘦肉汤、白木耳羹、燕窝羹等等都是上好的女性滋补品。

资本主义篇3

关键词：成就问题社会主义四信

1978年，邓小平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纠正了“左”的思想，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这次讨论，对于我们党完整、准确的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过去的工作，以及对各项工作的拨乱反正，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了思想条件。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先后在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们党加快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取得很大的成就。

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中，虽然进行了改革，也不再闭关锁国，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时间的早或晚，都对我国能否进一步完善政治文明建设、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充分保障人民的利益、最终把国家建设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

一、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收入差距的幅度也逐渐扩大，这些收入差距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随着我国城镇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城市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差距不断拉大，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农村，那里的孩子有的甚至难以完成中小学的教育，虽然国家大范围的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但部分学校又让学生购买过多的、不必要的报纸及复习参考资料，这些钱等于让学生又重新上缴了学费，不但加重学生的负担，也丝毫没有起到义务教育的作用。其次，地域居民收入差距。由于我国面积大、人口多、地理条件差距大，加之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的偏向性，使我国东、中、西部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如何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两极分化成为人们热心关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把全人类的解放，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实现真正的公平社会作为最高命题。而且当前，我国正在谋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那么，实现和谐社会的首要条件是要保证社会的公平，而社会公平是建立在缩小贫富差距的前提下的。总之，实现共同富裕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之一，然而我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仍然存在,缩小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资本主义篇4

假设当年京东没有要今日资本的2000万美金；如果淘宝三年没有阿里巴巴的4个亿现金，如果4个亿烧完不把阿里巴巴、淘宝、支付宝打包出让40％以上的股权作价10亿美金卖给美国雅虎和软银；如果苏宁易购不拿出几个亿的投入；实际上不用再如果下去，因为现在这些还活着的大小电商企业，无一不是拿着资本奋力拼杀，而那些没有资本实力的电商们，却早已淡出我们的视野，难寻踪影!

电商缘何进入资本主义，这个淘宝似乎难逃“罪责”，或许确切地说是C2C的商业模式+免费的策略，形成了网络商业地产不收租金的先河。C2C由于是个人经营，没有工商税务的监管，加上网络平台(淘宝网)无须收费，那么最有效的销售手段就是价格低，随着个人卖家越来越多，价格的竞争越来越离谱，到最后甚至出现亏本销售的情形，这些新老卖家们大有前赴后继之势，加上淘宝网本身利用免费来吸引卖家的同时，要求卖家不断以更低的价格来吸引买家，刺激网络消费习惯的形成，最终形成了网购追求低价的局面。这个局面不得不说是由于淘宝网本身拥有巨大的资本才能做成这样的结果，如果没有资本的推动，淘宝网也只能像易趣那样，通过收取上架费、销售扣点来获得收入，从而使得商家良性理性开展网络销售业务。

资本不仅是逐利的，也是有远见的，资本要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目的是形成垄断，为了这个目标资本会不断滚入，形成循环。

在马云耗尽最后一分钱又在淘宝网的C2C平台收费未果(招财进宝收费方式的失败)之后，马云再次想到了资本。于是他将手中的阿里巴巴、淘宝网、支付宝三大核心资本打包，和美国雅虎、日本软银达成协议，获得10几亿美元的新的资本支持，在这个资本支持之下，淘宝网得已继续狂妄对外宣传“永久免费”，同时在雅虎竟价和搜索技术基础上着手研发后来非常赚钱的“淘宝直通车”和各种广告展示模块。在新的资本支持下，淘宝坚定不移地推动C2C和低价再低价，那么上诉存在的恶性循环在资本推动下中国网络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就这样形成了。

这是淘宝在资本之下形成的低价消费习惯，这个习惯的形成也是淘宝网在构建自身竞争力并最终形成垄断最有效的方式。只是这个习惯和方式又受到了另外一支资本的挑战，这支资本的力量来自于京东商城。京东商城发现自己除了低价的优势之后，还需要构建另外一个优势，这个优势如果能够构建起来，那么淘宝网唯一的竞争优势――低价就不会构成同样的威胁，这个优势就是――配送快捷!

配送快捷在中国是一件资本耗费巨大的工程，但这个优势在构建的过程中确实收效巨大，于是京东商城的竞争力日益突显，销售额也随着低价和正品水涨船高，这个时候形成良性循环，新的资本也就更愿意进入，并不在于是否盈利而在于未来是否能形成垄断，因为垄断之后要盈利就变得容易许多，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京东商城本身也是实打实的电商资本主义，通过资本继续推动了配送迅速和低价，而从长远来看，配送速度显然权重更高一些。

后来者如果想要再继续用资本来推动自己的电商业务，那就需要给出一个未来可以垄断的理由。垂直电商平台和自主品牌的电商开始给出看似充足的理由纷纷吸引着资本的注意，对于垂直电商平台来说随着京东商城的发展壮大、当当网的上市、淘宝商城的扩张有些品类已经显得力不从心，无从找到垄断的核心竞争力时，资本就会迅速撤离，选择让企业转型或者寻求快速上市或被收购，这从现在的两大鞋品类垂直商城、定位于母婴的红孩子商城、一号店已经初见端倪。红孩子很被资本看重，认为母婴市场足够大，中国的人口红利足以支撑其上市，可是后来的结果却是销售在10亿人民币的规模徘徊不前，使得后续资本不再进入并且要求其转型综合电商，而两年的转型结果并不尽如人意，现在又再次进行战略调整，启动“缤购”时尚品类平台。但很明显，这些都不足以构建对抗淘宝商城和京东商城的核心竞争力。

资本主义篇5

一、生产方式影响制度变迁的一般机理

生产方式影响制度变迁的机理在马克思那里有一个经典的论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对于马克思的这一经典的论述，人们一般把它翻译为，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变更，生产关系的变更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变革。而当我们按照这一原理去理解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特别是要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向更高的社会形态演进时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到底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生产力基础是什么？马克思认为机器和大工业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难以容纳的生产力水平，而列宁认为电气化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力基础。但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现已进入信息化的时代，资本主义依然为它提供发展的动力。这种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生产力基础具体化所遇到的尴尬，说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有着更为复杂的机理。如果用这一原理说明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趋势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要具体说明一种社会形态向更高的社会形态过渡时，就很难确定一种具体的生产力水平。因为我们在人类社会的现实演进中可以发现，一些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国家较生产力水平先进的国家更早地完成了向更高社会形态的过渡，还有一些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国家却保留了非常落后的社会形态。如社会主义制度首先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建成，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形成的资本主义制度与奴隶制度并存格局，都证明生产力水平与社会制度的关系非常复杂。对这种关系的理解需要建立在更具解释力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般机理上。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一般机理是什么？吴易风教授在马克思的一些论述中发现了另外一种说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机理。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科夫的信中第一次提出了生产力一生产方式一生产关系原理。具体机理是，“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从这一原理中不难看出，决定经济制度变更的直接因素是生产方式而不是生产力。因此，理解人类社会制度演进的关键在于生产方式的类型。进一步地讲，生产方式又是如何决定经济制度演进的，这还需要做具体的分析。

在分析生产方式决定经济制度的机制中，如何理解生产方式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生产方式被解释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人们普遍接受的说法，有人还是提出不同看法，因为马克思在使用这个概念时，确实有着另外的意义。翻开《资本论》你可以在许多地方找到马克思运用的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在《资本论》第1卷开宗明义地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这里所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总和，它包含的意义如马克思在别处所讲的：“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而更能体现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意义的是他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分析时所阐述的生产方式概念。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由此可以对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做一归结，即生产方式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作为生产主体的劳动者是自我雇佣还是受雇于别人；（2)作为劳动过程的技术和组织采取怎样的形式；（3)作为劳动结果的产品是为自己消费还是用来出卖。虽然在这三方面内容中，具有生产关系和生产力的一些特征，但决不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本身。按照马克思把生产方式放到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逻辑安排，再加上生产方式包含的这些内容，生产方式应该是发展或提高生产力的一种方式。只有作如此的理解，我们才能够解释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原理。也就是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不是简单地表现为生产力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就会出现一种相应的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借助一种生产方式发展，随着生产方式扩展才会形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域经济制度）这才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真正机理，也是生产方式影响制度变迁的一般机理。这种机理不仅可以解释人类社会演进的一般过程，也可以解释资本主义制度演进的特殊过程。下面将集中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变迁中生产方式发挥的真正作用。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容及演进

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迁的视角来解释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除了要弄清生产方式影响制度变迁的一般机理外，还需要重新认识马克思关于机器和大工业这一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制度关系的论述。机器和大工业是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最发达的一种生产方式。而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又认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把马克思的这两方面论述加以综合，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与机器大工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难以相容，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如果做这样的解释，那么就会把马克思的理论引到一个悖论上去，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在机器和大工业时代，资本主义才刚刚确立，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在刚刚确立时就面临着灭亡。其实，马克思的上述两方面论述，并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机器和大工业虽然是马克思生活时代达到的最先进的生产方式，但是它能否引起资本主义的灭亡，还要看机器和大工业本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还能否继续发展。因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分析是一个可以超越马克思生活时代的问题，也就是说，机器和大工业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界限。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如何发展的？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理解资本主义制度演进的一个重要前提。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起点是简单协作。这种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的劳动形式，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和逻辑起点，并不是因为这种劳动形式本身。正如马克思所言：“就生产方式本身来说，例如初期的工场手工业，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较多而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因此，简单协作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是因为这种协作劳动形式在资本雇用劳动的关系中被采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力并不是一回事。在资本主义简单协作中，并不意味着有多高的生产力水平，就协作本身来看，在人类文化的初期、古代世界、中世纪和现代的殖民地已存在协作。而资本主义协作的不同性质决定于它一开始就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的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但这一变化并不表示达到了决定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生产力水平，而是取得了一种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最初的形式。因此，马克思把协作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在这种协作中，资本雇用较大量的雇佣工人不仅是工人的个人的生产力得到提高，而且还可以获得一种“资本的生产力”。这种资本的生产力除了受制于工人的规模外，还因为资本家的管理而得到提高。但是，不管如何，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在实现发展生产力的目标时，它的生产方式的性质表现为：（1)资本雇用较大规模的工人劳动；（2)-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3)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出售。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发展达到了分工和工场手工业阶段。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协作，只不过是一种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尽管在形式上，分工和工场手工业还没有完全突破协作，但它表现出的一些革命性意义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主要在于，分工改变了协作的形式，无论是把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者非独立化，还是把同一个或同一类工作的手工业者片面化，都不仅把社会上的各种手工业的自然分立再生产出来，而且还系统地把它发展到极端，得到的结果是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不过，分工虽然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一资本雇用劳动、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和把产品作为商品出售。这些特征与协作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如果有区别，那只是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使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变得更加精细。而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这种工场手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劳动者的技艺，而且也取决于他的工具的完善程度，这为机器的产生创造了物质条件。

机器和大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一个全新的阶段，它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具体体现在生产机构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协作和工场手工业阶段，社会劳动过程的组织纯粹是主观的，是局部工人的结合;而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机体这个机体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因此可以说，从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变革，表现为“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生产方式的这种变革使劳动者主体地位被机器取代。机器和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势必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家正是挟这种巨大的生产力最终占领了农业，并最终建立起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机器和大工业为标志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终结。因为机器和大工业只是第一次产业革命的结果，因此以它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只能算是一个早期的阶段。第二次产业革命虽然在生产力方面较第一次产业革命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看，与机器和大工业并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就像工场手工业较协作大大地提高了生产率，不过在生产方式上并没有质的改变一样。然而，当发生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一次发生了本质性的变革。这种变革改变的不是资本的地位和商品生产的性质，而是生产机构发生了新的变化。机器和大工业时代以劳动资料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在信息技术的条件下，不断地突显出劳动者（尤其是技术工人）的地位，劳动资料虽然在劳动过程中仍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与机器和大工业时代的劳动资料相比已不能同日而语了。随着劳动者地位的上升，出现了劳动者和劳动资料共同构成生产机构主体的情形，甚至在一些部门出现了以技术工人身份为主体的生产机构。

完整地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叙述只是其中的几个阶段，后续的发展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很好地进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既然生产方式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那么就不能局限在机器和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下来讨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命运。发展马克思经济学就可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去发掘资本主义制度演进的秘密。

三、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拓展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更多地是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下解释资本主义制度变迁的。当封建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新的生产力水平，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会产生，而进一步发展的生产力达到同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会被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代替。作为一种趋势的概括，这样一个简洁的结论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今天表明，以简单的生产力水平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是比较困难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中考察资本主义制度的具体演进。而这具有的现实性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要强得多，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协作的形式最初产生于16世纪中叶之前，正如马克思所言：“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15世纪最后30年和16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1]786在这个时期，欧洲主要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口属于自由的自耕农。这就是说，在16世纪中叶之前，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欧洲国家还处于资本主义的前夜。这样的历史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它只是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方式，或者说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并不是说先有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然后才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发展，最终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奠定基础。

资本主义协作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初形式，它具有的相对于封建行会更高的生产率，不是源于协作的技术因素，而是因为这种协作是在资本雇用工人的形式下才获得了提高生产率的动力。协作这一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相互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的形式，是一种十分久远的劳动形式。但是，当这种劳动形式取得了资本主义协作的性质后，就使得生产力发展取得了一种重要机制。而资本这个以最大程度地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因素就是这种机制的核心。马克思把协作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就是因为在这种形式中包含了资本雇用工人、标志当时最有效率的协作劳动和商品生产这三方面内容。而这三项内容完全地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而且也包含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

正如马克思所讲的，“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然而，这种协同劳动在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出现之前就发挥过作用，但是，它从来没有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样能够持续地增加劳动生产率。这是因为，由于资本不断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把协作具有的潜在生产率发挥到极至。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在协作中的发展也遇到了一些障碍，一个是协作中的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要求大量的成熟的手工业者，这会成为协作发展的界限，也成为资本家最大程度地剥削工人的障碍;另一个是协作时代的商品生产并没有达到普遍的程度，如农村中大量的自耕农，大大地限制了商品生产发展，而这也成为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障碍。因此，资本主义协作受资本的内在要求一定会寻求新的形式。

代替资本主义协作的更高的生产方式，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工场手工业通过分工把手工业者变成局部工人，也就是终生从事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在局部劳动独立化为一个人的专门职能之后，局部劳动的方法也就完善起来，从而生产出局部工人的技艺。这引起的一个结果是，劳动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了。不过，工场手工业难以克服资本主义协作具有的第一个障碍，即工场手工业的工人必须是更为熟练的劳动者，而这样的工人是资本无法随心所愿地雇佣到的，因此，这依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限制。不过，工场手工业在开始占领农业后，自耕农不断被消灭，这不仅为产业工人提供了强大的后备力量，而且也使商品生产得以普遍化。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因此，工场手工业相对于资本主义协作的进步是使大量的自耕农转化为雇佣工人和推动商品生产的普遍化。这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协作具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但是，它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准备了条件。首先分工的发展为机器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这将导致生产方式中生产机构发生质的改变，即从协作和工场手工业的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发展为以劳动资料（机器）为主导的生产机构;其次由消灭自耕农产生的大量的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成为雇佣工人的后备军;最后是商品生产得以普遍化。

机器和大工业的形成，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或者说，机器和大工业相对于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不仅取得了生产力的巨大的提高，而且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最终建立，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机器和大工业使工场手工业以劳动力为起点，转变为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生产方式的这种变化对资本主义制度影响也是非常突出的。首先借助这种发达的生产力，资本占领了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最终完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次否定。其次，机器在生产机构中取得主导地位，使成年劳动力，甚至熟练劳动力的作用明显下降，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肉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这为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形成奠定了技术基础。最后机器和大工业形成的18世纪最后几十年，英国的自耕农完全消灭了。劳动力商品的普遍化最终使商品生产占领了整个社会。因此，机器和大工业使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建立，但它引起的一些资本主义特点也非常鲜明。机器使劳动资料的运动离开工人而独立，工人因为成为机器的附属而处于最为悲惨的地步，不仅工作日延长和劳动强度增加，而且随时会被抛入过剩人口的队伍。因此，这种生产方式下的资本家与工人陷入最深的矛盾中。19世纪40年代，一方面是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完成后资本主义制度得以确立的时期;另一方面也是资本主义矛盾最为激烈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机器和大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阶段，但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后阶段。以机器为主导的大工业确实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再加上资本的本性在这个阶段得到最大程度的放纵，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得到了历史性突破。正如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时间里创造的财富超过了历代创造的财富的总和。由于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因此，人们很自然地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得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的结论与这种生产方式联系起来认为资本主义的机器和大工业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将被一种更高的社会制度所代替。如果机器和大工业这种生产方式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那么它本身包含的资本与工人的深刻矛盾难以解决，结论很可能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无法容纳生产力发展而改变。然而，在机器和大工业之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是不断发展的。这一点因马克思没有经历而不能纳入他的研究视阈中，但遗憾的是，后来许多一心想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也没有沿着马克思的这个思路进一步拓展。这是马克思经济理论在长达一个半世纪里没有得到很好发展的重要因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机器和大工业之后，又经历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和第三次产业革命。第二次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机器和大工业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标志是电气化，它为大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更有效率的动力。而由此形成的资本主义新的生产方式，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机器和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但是它推动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具体体现在，资本得到迅速积累，出现了垄断资本使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不过，在资本与雇佣工人的关系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工人依然是劳动资料的附属物，在生产中处于被动的地位。另外，还有一个变化是，商品生产的普遍化加快了向世界发展的步伐。

然而，在第三次产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次重大变迁，而且它带给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也非常显著。第三次产业革命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一次新的技术革命。在资本雇佣劳动和商品生产的意义上，这一技术革命引起的新的生产方式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在生产方式的技术层面上，这次技术革命对劳动资料和劳动者的关系产生了本质性的影响。这里，我们不妨回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迁中的人与劳动资料的关系。在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阶段，表现出的是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在大工业和电气化时代，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后，劳动资料成为生产中的核心，人变成机器的附属;在信息技术取得对劳动资料的统治地位时期，劳动资料对人的优势发生了改变，由于信息技术更多地依赖于人而使人在生产中地位上升，并重新取得了在生产机构中的主导地位。这表现为一个循环的人与劳动资料的关系，实际上孕育了资本主义制度现实演变。在人相对于劳动资料占据主导地位时，正处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虽然资本雇用工人的生产方式已经形成，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也已经显现出来，但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还是可以结成同盟共同反对封建制度。在劳动资料取得对人优势并成为生产的主导时，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在全面激化，资本家不仅借助机器强化了对工人的剥削，而且使工人积累的贫困达到了最为严重的程度。在人依靠信息技术重新取得主导地位后，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资本家再不能借助劳动资料对工人进行无限的剥削了。资本主义生产开始变得更加依赖人力资本因此，资本家开始调整与工人的关系，不仅愿意为提高工人的福利支付资金，而且也愿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目前的状况也印证了这种逻辑。这虽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但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四、结论

长期以来，我们在理解资本主义制度演变时，通常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在分析这一关系时用到的一个马克思理论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这时生产力的发展就要求变革这种生产关系，或者表现为一种社会形态下的阶段性改变，或者表现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对于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关系，在进行历史总结时，我们可以在一个时点上找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具体形态加以对照。但是，当我们要预测未来时，就会遇到一个问题:究竟怎样的生产力水平才会引起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其实，对于这些问题，只要换一个角度就可以有所突破。本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就是选择了一个新的角度。通过分析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生产方式是一个不同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总和的范畴，在生产力作用于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处于中介的地位。生产方式具体包含生产资料占有的性质、生产机构中人与劳动资料的关系以及生产的目的这三方面的内容。因此，它发挥的中介作用，一方面体现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孕育了生产关系变革。

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在资本雇用劳动和商品生产基本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经历了生产机构从以人为器官、到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再到以人力资本为主导的变迁。正是在这样的变迁中，资本主义实现了它的阶段性变革。

3建立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还可以得出一个延伸的结论，即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的出路应该以现实为前提，寻找马克思经济学中具有更大解释力的理论。

资本主义篇6

一、现代资本主义的观念源头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这个理论高度的首要标志，它标志着一个推陈出新的“韦伯命题”——新教有一种“伦理”而资本主义有一种“精神”，正是这种新教“伦理”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精神”，而资本主义空前的文明成就与这种“精神”的巨大内驱力是密不可分的。应当立刻补充说明的是，韦伯这里着眼的是现代性问题，这个现代性的核心则是现代的资本主义现象，而且是西方的现代资本主义现象，由于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是西方特有的现象，所以现代资本主义也只能是现代西方特有的现象，它不可能自发地产生于任何其他地方、其他时代。

我们今天似乎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出这个“韦伯命题”的不完善性，日本、印度、拉美甚至中国的现代性发展过程或可为证。但这几乎无损于该命题的方法论生命力，因为百年来的学术争论和研究表明，这个里程碑式的命题具有高度的扩展潜力和启示价值，但这是另外一个论说题目了，本文不赘。

有现代性，在逻辑上说就有前现代性。对此，韦伯作出了一个著名区分，即“传统型”资本主义和“现代型”资本主义的区分，这个区分的意义可以说非同寻常，它颠覆了以往对资本主义的一切基本阐释，并第一次为全面理解现代性和谨慎预见未来提出了一套结构分析方法。更令人着迷的是，这套方法至今仍然富有解释力。

按照我们在知识与思想的封闭状态下形成的一般理解，是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生产者诸要素的经济合成作用在从根本上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发展达到了一定程度，这历史便会要求并最终实际突破现存制度形态和观念体系的约束，由此跃上一个新台阶，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以及随后的整个西欧则登峰造极地证明了这个诸阶段论的发展模式。其中，除了经济环境、资本积累件、科学技术等物质力量的条件以外，资产阶级这个新型生产力代表者的获利冲动和贪婪欲望被认为是一种超常的驱动力。

但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这与历史真相的距离还相当遥远。从韦伯对历史进行的经验观察中不难看出，同样的甚至更优越的物质力量，在其他地方、其他时代也都不乏其例(比如中国历史上的若干“盛世”)，但却始终没有发展出同样的乃至更优越的现代资本主义，这就足以说明物质力量不可能是绝对主导的推动力量。至于把追逐利润的发财本能作为一种历史解释，就更加不着边际了。在这个问题上，恐怕谁都毫无把握找出现代人和前现代人之间有什么重大区别，相信也不可能找到“科学”依据来证明发动了工业革命的英国人的获利本能已经进化得比以往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人们都强大有力。对此，韦伯有一段很是简捷生动的说明：“资本主义的获利活动，作为一种投机活动，一直通行于所有类型的经济社会中……投机者那种嘲笑一切道德约束的心态也一直是放之四海而皆然”，“中国的官吏、古罗马的贵族、现代的农民，他们的贪欲和任何人相比都毫不逊色……如果置身同样的情境，一个那不勒斯的车夫或船夫，以及他们亚洲国家的同行，还有南欧或亚洲国家的匠人，他们这些人的财迷心窍要比一个英国人更加强烈，特别是，要更加无耻。”毫无疑问，这在今天的中国能够信手拈来更加丰富的经验证据。

韦伯最终证明的是，传统型的资本主义自古以来就散见于世界各地，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二，一是在专制权力的指缝中飘忽求存的“政治取向的冒险家资本主义”，一是兼有军事和政治远征性质或者强盗行径的“掠夺式资本主义”，但传统型资本主义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它真正体现出了无限制扩张的获利欲望，所以，“如果认为我们的理性主义资本主义时代相比其他时期的突出特征就是经济关切更为强烈，这未免失之愚蠢。现代资本主义的进取精神并不在于——例如相比古代商人——具备了更强劲的经济冲动。单纯经济关切本身的释放只能产生非理性的结果……与理性主义经济生活的观念相去甚远。”

简单说，韦伯这里所谓“理性主义经济生活的观念”，就是融汇了新教伦理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它是一个观念体系，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价值体系，而秉持这个价值体系的新兴经济力量便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主导力量之一，这就是新教徒资产者阶层与劳工群体。

欧洲宗教改革的重要结果之一是产生了新教，标志着天主教的一元化价值主导地位开始趋于衰落，但是韦伯有力地证明了，这决不意味着宗教本身的衰落，恰恰相反，新教的出现进一步深化了宗教信仰的强烈程度和社会化程度，因为路德的改革把生活的宗教动力从修道院的宗教精英(僧侣)那里直接而广泛地传播到了社会上，加尔文主义则找到了得救预定论这样一种无形而又实在的内生强制力，从而赋予了日常生活一种追求道德完善的持久动力。

这是一条因果链。新教认为《圣经》才是最高权威，每个信徒都可以直接从《圣经》领悟上帝的启示和真理。关键是，这种权威是永恒的，它凌驾于任何世俗权威之上，是不可动摇、不容侵犯的，因此不会陷入道德破产的危机。在基督教文化中，流变无常的世俗权威本来就没有资格代表和冒充上帝，新教主义则进一步否定了教会的这种资格，这等于是承认并鼓励个人有权独立于《圣经》之外的一切权威，承认并鼓励个人自由，但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每个普通的新教徒都要变成宗教精英。不同之处在于，过去的精英是少数隐身于有形的修道院中的遁世僧侣，新教徒则要把整个尘世当作无形的修道院、人人都成为人世的僧侣。加尔文教的得救预定论教义告诉基督徒，能够蒙恩得救的永远只是少数人，是上帝预先就确定了的，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是谁，其他人则注定要永远罚入地狱。但令人恐惧的是，用尘世中人的肉眼是无法分辨出这两种人的，试图揣测上帝拟订的名单更是枉费心思。因此，新教教义的大规模传播，在激励个人独自进取走向上帝的同时，也由于断言得救的高度不确定性而在每个信徒的内心深处掀起了终生都无法平息的焦虑感。即使像我们几无宗教共鸣感的中国人，单凭经验大概也不难体会到，人在面对一个事关重大但又不确定的前景时将会多么焦虑，更何况新教徒必须终生面对一个事关终极归宿而又不那么确定的前景。那么，新教徒是怎么找到出路的呢？

二、新教伦理的经济后果与世俗伦理背景下的中国传统资本主义

按照韦伯的分析，新教徒引领时代潮流的发家致富乃是新教伦理的意外结果，因为它的直接结果是激发和释放出了一种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和平的理性化，或者说，和平的理性主义。它对经济变革的影响在于，它最终把无数自由个人的分散努力整合成了一种自由的制度，这种制度不是基于习俗、惯例、传统或 者其他什么东西，而是基于深思熟虑地、自发但系统地调整经济手段——尤其是自由劳动力的理性化劳动组织的出现——以实现持续的正当赢利目标。这是现代西方特有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有别于其他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传统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关键所在。

这样，韦伯定义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便清晰可见了，即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大规模有效整合。一般来说，人的价值理性程度越高，他就越不怎么顾及代价与后果，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也就越不理性；同样，工具理性的程度越高，他就越不怎么顾及观念与价值，从价值理性的角度来看也就越不理性。新教徒决心要在尘世建立天国，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决不容许自身天性中的邪恶因素、更不容许他人来讨价还价，这种价值理性与以往的基督徒并无本质区别，而且其强度有过之无不及。但是，和以往的宗教精英相比，他们的社会态度却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要驾驭着宗教动力去改造尘世，而不是逃到尘世之外修炼宗教虔诚；他们也敌视一切贪欲和享乐，但他们勤奋、节俭、冷静、审慎，条理化地利用一切资源刻苦工作、积极进取，这个过程意外地锤炼出了新教徒发达的工商业头脑，工具理性的潜力在他们那里发挥了史无前例的手段作用，证据就是，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普遍的工商业成就，而他们认为这是博得了上帝的青睐，也增加了上帝的荣耀。然后，他们不是消费利润、更不是挥霍利润，而是不断地积累、再投资、进而扩大稳定可靠的生产销售以期获得持续的经济成功，目的还是为了证明上帝的恩宠!结果是，他们引领发展出了大规模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以及私人与公共财富空前的、而且基本上持续不断的稳定增长。

由此可见，正如兰德尔·科林斯(Randall collins)所说，宗教并非仅仅由观念构成，它还是一种社会实践。我们从韦伯的理论体系中能够合乎逻辑地了解到，如果物质资源的情形大体相同或近似，而现代资本主义却独独产生于西方，那只能说明是另外两种社会资源的独特作用，其中首先是文化的资源，而这种文化的核心就是新教徒的价值观念系统，它对尘世生活的积极干预产生了一系列顺理成章的实践结果，比如个人自由、权利平等、确立并严格遵循职业与公共生活的道德规范、推动社区自治与社会立法、推动福利和慈善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更重要的是，原先势单力薄但却团结壮大成为一支有纪律的力量并掌握了资本能源的新教徒群体，毫不妥协地抗拒了世俗权威和教会当局两个方面对工商业活动的不正当干预，有力地推动了自由市场的发育和成长。

相比之下，中国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由于宗教从来没有成为一种全民性的观念整合力量，因而无从产生出一种超验的最高权威，虽然也有过类似的观念，比如“天”、“天道”或“天理”，直至晚近泊来的“历史规律”，但它们都没有永恒的性质。而且，与其说它们凌驾于世俗权威之上，不如说只是世俗权威的影子，因此也像世俗权威一样总是摆脱不了如影随形的信誉危机，不可能升华到“神圣”的境界。由于最高权威就是世俗权威，结果中国文化始终就是一个纯世俗的体系，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人皆可以为尧舜”到“先天下”如何如何，始终都是形而下的、纯世俗的价值追求，虽然高不可攀，但却毫不“神圣”。关键是，它们没有指出假如人达不到“至善”、成不了尧舜、做不起“先天下”、无心或无力“奋斗终生”时该怎么思考和追求生存的意义。当然，历来的主流价值体系，也都给出了实现生存价值的种种根本途径，比如自天子以至庶人概莫能外的“慎独”、“自省”、“养浩然之气”的修身功夫，比如“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的修养要求，但一般来说，无视这些途径的任何个人都不会成为戴罪(原罪)之人，更不会让个人产生内在的自我强制力和驱动力进行毕生的道德努力、洗涤罪孽以成全自己，所以这些“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观就不会成为普世的、终极的价值观。更有甚者，因为它们并不允许、更不鼓励个人独立于世俗权威，这时绝大多数个人的生存意义就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可能仅限于充当草民，于是，世俗生活本身往往就成了目的，而不是追求超世俗价值目标的手段。

诚然，尽管中国文化没有产生出本土的理性化高级宗教，但却吸收了外来宗教的信仰成分；尽管没有产生出系统的宗教伦理，但在血缘共同体的“家国”扩展秩序中提炼出一套相沿成习的世俗伦理。比如“因果报应”说，就长期发挥了相当普遍的社会心理调节功能，使抑恶扬善的行为规范有了准信仰的价值；比如“诚信”观念，无论经济制度与社会结构如何变化，它作为一种道德要求却是永恒的，“童叟无欺”一直就是工商业者的自我标榜和社会对他们的普遍期待。但问题在于，纯世俗的伦理在本质上都是实用伦理，其功利性甚至可以顺理成章地把神祗崇拜、祖先崇拜和偶像崇拜也变成祈利避害的交易关系，因而一旦它的实用性遭到怀疑，人就很容易丧失任何道德底线，这时也就根本谈不上价值追求了，更遑论终极关怀，不仅工商业资产者如此，其他人等也很难例外。

根据中国的世俗伦理，超出谋生糊口传宗接代缴粮纳贡这个限度的劳动所得，在道德上就很可疑。但尽管如此，劳动却没有“神圣”的苦修性质，总的来说只是尘世的苦役，借助劳动成果摆脱劳动才是更有价值的追求，因而无法想象有谁能把苦役当作“天职”和道德义务；相应地，对个人追求工商业利润的社会评价，也就始终是出于实用主义的功利性考虑，始终是根据习俗、惯例、传统或者具体情境给予纯世俗的道德定位。从根本上说，在“家天下”传统中，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不过是给世俗权威提供的家务劳动，它始终与新教徒那样的价值追求无涉。与宗教改革同一时期的明代嘉靖年间，据说当时的GDP仍占了全球的一半左右(见第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2003年4月7日在“全国星火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但问题在于，“革尽人欲”的观念这时更为变本加厉，“复尽天理”的要求却没有形成新教徒那样独立的信仰共同体，因而仍无可能产生出新教徒资本家那样秉持新的伦理标准并具有独立意识、独立人格的社会阶层，这种状况可以说至今仍无实质性的变化。这意味着中国的传统型资本主义首先在精神上就不可能自发地进入现代性过程，只能将传统进行到底。简言之，它是一种先天就没有信仰、后天仍没有信仰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篇7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变化；科学社会主义

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各国开始了自身的调整过程。进入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各国已出现了较之本世纪初有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的变化给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它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一些传统的理论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地回答当代面临的新问题，把科学社会主义推向前进。当达资本主义各国，经过几十年的自身调整，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①生产的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虽然存在，但已有所变化，主要表现在国有经济的出现和股份制经济的发展上。在二战前的野蛮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同生产的社会化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对抗性的，常常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和社会的政治动荡。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各国开始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加以调整；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虽然存在，但人民的生活状况有较大改善。二战前的野蛮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严重，一极是资本家财富的积累，一极是工人阶级贫困的积累。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当时是很糟的，相当多的劳动群众处于绝对贫困化状态年代；③政府加强了对经济的宏观管理。战后，资本主义各国为了克服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开始加强对经济的干预；④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虽然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但它依然在推动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没有表现出像二战以前野蛮资本主义时期那样，严重束缚生产力。

资本主义在当代的上述变化，为科学社会主义提出了新课题。它要求我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1 应进一步认识和论证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论断

随着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变化，一些人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结论产生了怀疑，以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消失了，资本主义成了最合理的制度。应该承认，当代资本主义的确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有下述三点我们必须看到。

（1）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并没有消失，并且依然发展着。在美国，生产的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不仅依然存在，并且致使美国日益成为病态的社会。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

（2）从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中不应得出资本主义制度更合理的结论。因为，这种变化恰恰是资本主义各国在科学社会主义取得重大成就、社会主义社会的许多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后，吸收、借鉴社会主义成就的结果。

（3）当代资本主义的发达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其他国家东施效颦，走资本主义之路很难成功。必须看到，当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脱离封建社会较早，进入大机器工业的文明发展阶段历史较长。在上百年的时间中，它们曾长期剥削和奴役落后国家，这为其经济起飞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由于这些国家在生产社会化、市场化方面，起步早、起点高，捷足先登，率先抢占了某些世界市场，因而也为他们在战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 应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

多年来，人们一直以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就是要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的一切。其结果使社会主义发展缓慢。现在看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必然的，但代替的具体形式则是辩证否定的形式。代替的同时也有继承、借鉴和吸收。

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一，战后资本主义在几十年的发展进程中，虽然有较大的变化，但其基本经济制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没有改变。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度主义的时候，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是需要加以根本否定和摈弃的。其二，资本主义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为了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相继推出了许多与之相适应的具体的经济管理形式和社会管理形式。实践证明，这些具体的管理形式是人们积极探索和认识人类文明发展客观规律的积极成果。显然，类似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经济管理形式和社会管理形式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和商品经济条件下发展经济、管理社会的成功经验的结晶。它属于人类的共同财富。其三，战后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进程中，为了缓解自身矛盾，也借鉴和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一些成功的做法，从而使它成为今日的状况。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在代替资本主义的时候，不应将此作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摈弃。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也不应为了同资本主义“划清界限”而丢掉或抵制这些本来是社会主义应有的东西。如果那样，我们不仅偏离了人类文明发展大道，同时也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

3 应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具体历史进程

多年来，我们一直以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就是革命，只存在夺权的爆发式质变一种模式，似乎再无其他模式。笔者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借鉴、吸收社会主义成就而发生较大变化的条件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具体进程，除了有爆发式质变的方式，还会有非爆发式质变的方式。在总的量变过程中，可能要经过几个阶段性部分质变，最终达到根本性质变。

目前，这些国家都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国有化经济，国有经济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行业，都较完善地建立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大多数人民生活有所保障并不断有所改善；都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有所克服；少数国家还吸收工人代表参加董事会，参与企业管理。上述这些实质上属于一种社会主义因素。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当代资本主义同早期资本主义相比，不是离社会主义更远，而是离社会主义更近了。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将要经历一个两种社会制度既相互较量、斗争，又相互借鉴、吸收，在某些方面相互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过程。目前，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恰好就处在这样一个阶段中。

参考文献：

资本主义篇8

关键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关系；启示

中国是“后马克思时代”社会主义思想和理论的生产大国，这源于中国是目前社会主义实践的最大阵地。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看来，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为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能动飞跃，更重要的还表现为从理性认识到革命的实践之飞跃。如果理论不能够指向于实践，则意义何在？基于“一球两制”的基本现状，国际视野下的“中国生存”无法摆脱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理解，以往脱离了现实考量，仅基于意识形态对立的傲慢姿态显然无法适应这种需要。于是，探寻“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个命题就像“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面的“过去的日子”一样压迫着中国的理论界，而这样的寻找必然是要基于新的了解、新的思路与新的判断。

一、理论争议之不逮与谋求发展之为先：思维与操作

1.社会主义思想的嬗变：思维方式之变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来，要求改革和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就与之相伴随。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分析，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即“两个必然”）。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将历史上出现过的生产力水平与社会制度形态做出一一对应，比如说奴隶社会用金属消灭了原始社会、封建社会用冶铁摧毁了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用枪炮使封建社会殆灭，而这之间的过程伴随着历史的不断前行，在新的生产力发挥巨大作用以后，人们恍然发现新的生产关系已不容置疑建立。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同时标识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这种“内蕴依存”的关系树立了资本主义天然的敌人，也注定了社会主义思想与理论先天的斗争性。

马克思理论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扬弃的“过程理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的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1]（即“两个绝不会）这表明社会主义主流理论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认识的逐步深刻。

随着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社会主义遇到的挫折，许多学者提出社会主义的“失败论”与“破产论”；反驳者则坚持马恩的“必然论”是客观规律的反映，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过是技术层面的变化，社会主义遇到的困难是偶然现象。两种论述形同芒刺，但是实际都来源一个前提：只有资本主义的失败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成功。其实，战后资、社两方的新变化正好验证了马克思关于“两个绝不会”的论述，这就是“一球两制”的理论依据。

2.资本主义制度的解剖：实际操作之变

第一，资本主义的分解：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体系，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属于生产力范畴，包括资金、设备、科学技术等，由于无阶级性，可以并且必须学习继承，因为“历史不外乎是各个世代的一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2]第二层是生产关系范畴，经过“邓小平理论”的发展和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诸如金融制度、贸易制度与市场机制等中性的反映“生产规律”的生产关系[3]，亦可借鉴使用；另一个部分是决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关系，例如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等，与社会主义制度所不容。第三层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分为政治上层建筑与思想文化上层建筑，需要区别对待。

第二，社会主义的需要：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生依赖，所以“我们不妨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别的社会主义”[4]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5]，在“四项基本原则”的保障下，社会主义发挥后发优势，师夷长技，吸收资本主义的长处是为了坚持和发展自身。而判断是否吸收的标准，“应该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6]，而不在于姓“资”还是姓“社”。

二、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厘清：思路与进路

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对“当代”这个时间概念作一个限定，否则将进行模糊的争辩。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至今基本经历了从“盲目对抗”到“战略合作”的阶段，而“当代”的概念需要从“战略合作”阶段开始计算，亦可以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开始研究。选取这个节点的原因是它突破意识形态方面的禁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互相开始打量和正视自己的对手。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新的调整、社会主义阵地大门的敞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的出现与应用都给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打下了新的注脚。因此关于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这样具有攻击色彩的论调将在“和平与发展”的全球语境下逐渐淡化，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成为新的关系处理思路。

1.对立与统一：基于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之现状

本质上的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决定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

具体在经济上表现为：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体和按资分配为主体与公有制为主体与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对立。资本主义二战后对生产关系作出部分调整，通过“凯恩斯主义”来调控经济，但未改变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本质；社会主义实行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早就消除了资本主义的烙印，仅存其工具属性。

政治上，资产阶级专政与人民当家做主和不但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对立。资本主义国家战后进一步发展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使其政治统治形式更加完善，但并未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以人民当家做主、人民民主专政为特征，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不断扩大完善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备的结合[7]。

意识形态上，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精神文明建设对立。在任何社会中，只能是统治阶级的的思想占据正统地位，而意识形态是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这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区别的肇始。

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关系，指的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对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联结、渗透和贯通的性质。具体表现为相互依存关系和借鉴合作关系。

2.辩证之否定：基于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

从横向来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存是现状，从纵向来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所固有的基本矛盾——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资本主义所采取的改良措施所带来的所谓资本主义第二个“黄金时代”并未改变基本矛盾的性质，遑论消灭矛盾。唯物辩证法认为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质变，而质变就是辩证的否定过程。新事物一方面克服旧事物，另一方面又保留和继承旧事物中的积极东西，这种保留加克服的过程，被称之为“扬弃”。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一方面摈弃资本主义的糟粕，一方面保留和改进其精华，使之成为可以为我所用的有利方面。因此，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来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种辩证之否定的关系。 转贴于

三、认识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启示：结论与讨论

1.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看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不能局限于某一个时代，亦不可拘泥于一事一物，用战略的眼光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理解。当社会主义建设面临严峻挑战和困难时，需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通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社会主义必然会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快的发展速度，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正确看待全球化的基本局势

中国的发展不能闭门造车也不能亦步亦趋，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与融入全球一体化并重的原则。全球化对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进一步实行改革、扩大开放，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展中所取得的一切优秀成果，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另一方面，全球化也意味着挑战，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自觉防御“和平演变”的异化。

3.清楚认识目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发展现状[7]

社会主义诞生以来，虽然经过不懈努力以后，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与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升，不过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不小差距。一者资本主义出现已经经过了几百年的历史，而社会主义的实践不过几十年；资本主义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然而然发生的，而社会主义国家未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强行步入社会主义阶段，存有“先天不足”。因此，社会主义的建设主体一方面在成绩面前不可妄自尊大，另一方面在差距面前不可妄自菲薄。邓小平在“南巡讲话”时意味深长地说：“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的过程和那个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奋斗。”只有通过不息的奋斗和清醒的认识，社会主义制度才会真正巩固并得到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71.

[3]朱洪强.试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9）.

[4]列宁选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70.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59.

资本主义篇9

1、生产关系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维护私有制，社会主义社会要消灭私有制。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它反对剥削，但继承人类一切美好的价值追求自由、民主、人权、平等。

2、本质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就是资本归个人私有和雇佣关系，资本家通过雇佣关系赚取生产要素创造的利润，以资本家拥有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3、矛盾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则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把从前个人的生产资料变得社会化，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一系列的社会行动，产品从个人的产品变成社会的产品。但是，这些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却不归真正使用生产资料生产产品的劳动者所共有，而是归资本家所有。

（来源：文章屋网 ）

资本主义篇10

关键词:资本;社会主义;性质

中图分类号:F04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4-0015-02

长期以来,国人谈“资”色变,认为资本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如果允许资本的存在,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但在实际生活中,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资本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如何正视资本､如何给资本定性､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资本现象,从理论上搞清楚这些问题,是每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应尽之责｡

一、关于资本认识的误区

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反映的是人剥削人的关系,它理所当然地属于资本主义范畴｡基于这种认识,传统经济学和受其影响的人们对资本认识存在一些误区,主要表现为:

误区一:既然资本不反映人剥削人的关系,因此,资本只具有雇佣劳动的剥削性,而不具有生产关系的性质｡资本就其社会本质来说,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反映的是人剥削人的关系｡但资本是矛盾的统一体,有弊也有利,作为弊端来说,它主要反映的是雇佣劳动的剥削性质,马克思所无情揭露的,劳动人民所无比痛恨的,正是资本的这一性质｡尽管资本有着不可回避的弊端,但并不是一无是处,资本最大的作用就是能最大限度地刺激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价值增值和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资本的历史并不长,但它使社会财富呈几何级的数量增加,也带来了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40｡资本无比巨大的作用是通过它作为生产要素的形式实现的,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它不具有剥削的性质,它只是实现价值增值的一种条件,要实现价值增值,心须要有资本的投入,但又不是无偿的投入,而是应按资本投入数量参与增加的价值(剩余价值)的分配,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按资分配体现的就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

误区二:社会主义是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资本作为落后生产关系的象征,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社会主义尽管是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但马克思主义认为,先进的生产关系必须要和先进的生产力相适应｡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社会主义在生产力发展状况上有很大差别,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极其发达,但又受到生产关系的严重束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首先出现｡然而现在的社会主义都是在贫穷落后的国家里出现的,他们由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当然不能按照马克思所设想的一般社会主义――通过消灭商品生产,消灭资本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来说,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资本作为剥削性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必将受到淘汰｡但就现实性来说,资本也并非是一种完全落后的生产关系,随着全求经济一体化形成,它在现实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正在和必将发挥无比巨大的作用｡

误区三:资本从一出生就带有血腥性和剥削性,这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曾经说过:“自从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句名言,似乎是排斥资本的最有力证据｡但我们应该知道马克思这句话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从马克思本人来说,他生活在资本主义矛盾错综复杂､无产阶级反抗如火如荼的时代｡从马克思这句话内容所反映的时代来说,当时正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刚刚建立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尚处于一种不理智甚至不人道的无序状态｡但是,资本主义出身的不体面,并不决定它终身的不体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不断反抗,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统治的需要,在工人阶级创造更多价值的基础上,也会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资本的剥削性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并不是完全对立的｡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一是消灭剥削,而不是剥削已经不存在了,如果剥削已不存在了,又谈何消灭“剥削”,这也间接地承认了社会主义是不存在剥削的,但这种剥削的范围是很小的,它只存在于雇佣资本领域,而不像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是普遍存在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大量存在的是公有资本,雇佣资本是从属于公有资本的,即雇佣资本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二、资本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主要原因

资本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一种发展经济的手段｡它虽然表现各自所在社会制度的本质,但不决定它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表现资本主义的本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资本表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资本本身不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它并不为资本主义所专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也存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资本,主要原因在于:

1.从资本的本性来看,它不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但对资本所创造的价值的分配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具有价值增殖的本性,它是财富创造的永动机,它总是力求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扩大剩余劳动时间,从而增加剩余劳动的积累,并在经济运行中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加大科技含量,由此全面发展生产力,这就是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资本伟大的历史作用｡从这方面来说,它不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价值增值的本性,来大力发展生产力｡但由于对生产资料或资本的占有状况决定资本创造的价值的分配方式,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由于对生产资料或资本的占有状况不一样,它们对资本创造的价值的分配方式也不一样｡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由于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增加的价值(剩余价值)就为资本家所占有,这显然具有剥削性;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由于生产资料主要掌握在国家手中,剩余价值索取权理应由国家代表人民来掌握,这时的资本就体现出来了它的社会主义性质｡

2.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来看,我国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资本,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公有资本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它表明了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但这样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而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是指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社会的痕迹｡”[1]173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初级阶段,显然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与马恩所指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相去甚远｡因此,我们不能不顾我国的国情人为地拔高生产关系,按照马恩所论证的消灭资本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资本,公有资本和雇佣资本,公有资本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资本,是全体人民或部分人民共同拥有的资本,包括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它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居于主导地位｡雇佣资本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本,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中个人所拥有的资本,它包括除公有资本以外的其他资本,如个体资本､私营资本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允许雇佣资本的存在,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的,允许雇佣资本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

3.从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的本质来看,应力避资本的不利因素,使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雇佣资本虽然具有剥削性,不利于社会的公平,但雇佣资本同时还具有生产要素性,它又有利于提高效率,调动资本所有者的积极性,它还可以为国家提供税收､解决关系民生之本的就业问题｡例如,作为雇佣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外商投资,2004年就上缴税收5 355亿元,占我国全部税收的20.8%,外企还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外企工作人员占到城市就业人口的10%[2]｡可见,雇佣资本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国曾经实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确实使包括资本在内的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效率提高了,但由此引起贫富差距拉大了,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公平现象,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重新思考公平和效益的关系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显然实行效率优先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共同富裕的原则,不利于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因此,不管是从“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角度看,还是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角度看,资本应该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从而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总之,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注重社会公平,但我国又处于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又决定了我们必须注意效率,公平和效率二者不可偏废｡因此,我们既要从法律､税收等方面限制雇佣资本的不利因素,又要更加关心社会弱势群体,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劳资关系,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通过对资本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认识,能有效避免在资本认识问题上姓“社”姓“资”的无谓争论,在处理效益和公平的关系问题时,能更加注重社会的公平,从而不断完善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健全,使我们能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