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十篇

环境法篇1

上升为法益的生活利益中，包括物质方面的财产利益等;生命财产方面的利益包括健康利益等;相应的环境方面的利益上升为刑法利益层面后，即应出现相应的环境法益。环境法益是刑法中关于环境方面的利益表达和实现，而我们现代社会，由于生活层次的不断提升，环境方面的利益要求也就不断变化。如传统型能源企业在进行生产活动中，会消耗大量的传统能源，例如煤、石油，一方面由于技术公关会使得在此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废气、废水、废料;另一方面可能造成能源开发过度，导致能源危机;再者也可能造成大气、水体和土壤污染，如果此时我们只将其行为侵犯的客体定性为环境法益，则无法明确使行为人认识到其危害行为具体侵犯的环境法益中的具体类属。笔者认为应该将环境法益进行细化，从而形成不同类属的具体法益，其理由如下:

(一)任何事物都是地球生态圈的组成部分

部分功能的毁损有可能导致整体功能的异常。最常见的事例就是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造成的温室效应，而温室效应又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从而会有海平面上升、病虫害增加、相应的沿海城市还有被淹没的可能、南北极生物圈变化，气候异常又可能给农耕等农作活动带来损失。因而在鉴定环境法益的时候，不能着眼于整体，而应将目光微观化，这样才更有利于微观的环境法益诉求得到实现，从而保障宏观的环境法益，即整个生态圈法益的和谐可持续实现。

(二)当大环境受到污染时

其不同组成部分的法律保护途径和治理方式也就有所不同，这种细化方式能够为归责提供理论支持。例如，A地区的污染情况比较复杂，同时在A地区既存在可能造成水污染和大气污染的不同企业，如果环境法益的客体不明确加以区分的话，就存在判断可能侵犯的客体不明确的情况。如果将环境法益具体细化为水体法益、大气法益、土壤法益等具体法益就将为定罪和归责提供更明确的依据。

(三)我们国家地大物博

各地区的污染类别有所差异。北方主要是陆地地区，空气污染的可能性大于南方沿海地区，北方冬季的煤电取暖更是加剧了这种情况;而南方沿海地区，由于靠近海洋，港口、海运作业造成的海洋污染的可能性也很大。如果将不同环境组成的客体，具体细化为不同的法益客体，这样就能够使法律运用者更具针对性地选择适用条款，同时也使得环境污染者能够根据具体的法律法规规定去使自己的行为更加适法。

(四)对不同污染类型进行区分有利于因地制宜

突出重点。如果将各环境组成部分细化为不同法益然后加以区分编排，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就应该高于噪声污染、光污染、热污染，这样可以起到突出重点的作用，且根据客体的不同特点，建构不同的法律保护机制，以达到保护整体环境的目的。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该将环境中的各组成部分，按类属划分为不同的法益客体，在此基础上，着重对典型的环境领域中的犯罪进行法益分析。

二、环境法益分类细化的内容环境污染

早在人类文明出现就已然存在，只是当时人类的破坏行为小于环境的自净能力，污染没有明显的恶性结果，随着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开启了现代生活，经济的发展似乎从未与消费环境分开，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在二十世纪普遍存在，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当然那时的人类还没有意识到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现如今环境污染的程度已超过环境本身的自净能力，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以及新型的噪声污染等已经使得人类不得不停下脚步去衡量发展与环境的量化关系。在众多污染中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是人类致命攸关的三大污染，本文拟对这三种法益进行分析阐述。

(一)大气法益

大气法益可以从《大气污染防治法》中找到相关的答案，2000年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包括: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制度;污染物排放超标违法制度;排污收费制度;防治特殊污染源、污染物的措施等等重要制度。但其制定的目的是防治大气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见，大气法益就是保障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从而达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大气在自净能力范围内代谢由工业社会造成的污染，对于造成大气污染或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达标排放的收费都是对大气法益的法律保障措施。当然情节严重，触犯刑法的，应根据刑法分则第338条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二)水体法益

这里所说的水体法益是将海洋水体除外的。鉴于海洋对地球生物圈和气候的特殊影响，因而应该将海洋水体的法益单独分类，形成特殊的海洋法益，其内涵和外延应区别于非海洋水体，且根据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适用范围也可以清楚分辨，海洋污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本文的观点是将环境组成的各不同部分按类属分类，因而不将不同于一般水资源类属的海洋法益进行分析。此处的水体法益仅指我国领域内的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地表水体以及地下水体的法律诉求，具体从水污染防治法中可得出水体法益为保护和改善环境，保障饮用水安全，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以及对工业水污染、农业水污染、城镇水污染、船舶水污染的防治，对水体法益造成侵害的，应同时根据《水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并视情节严重程度依据刑法追究相关责任。

(三)土壤法益

我国现阶段还没有颁布类似于《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专门针对土壤法益保护的法律法规。但从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和土地管理法中可以得到土壤法益应是防治土壤污染，保障土壤安全，保护人体健康和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这些利益诉求应是土壤法益的应有之义，关于处罚，除按照相关的法规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应追究刑法上的责任。

三、结语

环境法篇2

国际环境法产生与发展的必然性

第一，法律属于上层建筑，必须要适应客观现实的挑战。我们要明确地认识到：人类赖以生存的水、空气是没有国界的，保护臭氧层、稳定气候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全球性环境问题惟有通过国际合作、一切遵守共同的规则才能得以解决。保护环境已经成为国际立法的必然趋势和首要任务。第二，国际环境法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发展到对环境的影响大规模地超出国界，影响到他国或不在国家管辖之下的地区。尤其是现代高科技的高速发展和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达到了空前的全球化规模，以及世界人口的膨胀，使环境污染成了全球问题。此外，核武器的发明、宇宙空间的飞行表明人类有改变地球环境的能力；大规模环境灾难的发生，使人们普遍认识到人类环境有不断遭到灾难性祸害的危险。人们开始深刻地认识到：长此以往，大自然将在不久的将来衰亡乃至崩溃，将失去供养人类的能力“；伟大”的人类将无立足之地、藏身之所；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危及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根本问题。为了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为了拯救我们自己，全世界的人们必须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进行广泛合作，制定规章制度，规范环境行为。为适应这种生产的全球化和在世界范围保护环境的需要，国际环境法必然得以产生并发展。第三，20世纪中叶以来国际法有了很大的发展，其表现和特点之一就是调整范围不断扩大、出现了许多新领域[3]。国际环境法便是这些正在蓬勃发展的新领域之一。可以说，国际环境法是在国际环境问题日趋严峻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一个新的法律部门，它为了改善和保护国际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而产生，是国际法进步和发展的必然产物。

国际环境法发展壮大的可行性

事物总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国际环境法与其他学科一样，也在不断地丰富、发展，在茁壮成长中。从其诞生近40年来，经历了异常迅速的发展。从寻求保护环境的部门，主要规范可能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物质到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对环境进行综合的保护，到越来越多的法律手段将对环境的法律保护建立在多方面的人类活动基础之上，无不体现出这一国际法新领域的强大生命力。追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第一，全球环境意识的普遍提高，环境理念的逐步确立。近年来，低碳、节能等词汇的频繁出现,表明环保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保护环境的呼声日益高涨，各国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对环境问题也越来越重视。1992年联合国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会议，有116位政府首脑、172个国家的8000名新闻记者、3000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我国当时由总理率队参加。这标志着新的环境保护运动高潮的到来，国际社会可以说进入了“环保时代”。世界环境日为每年的6月5日，它的确立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态度，表达了人类对美好环境的向往和追求。它是联合国促进全球环境意识、提高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注意并采取行动的主要媒介之一。关于环境理念，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环境法研究中心主任林灿铃教授曾指出：环境理念就是人们对环境的认识与实践的高度理论概括而形成的思想观念和信仰，是环境行为的指针，是环境教育的方针、灵魂。我们要在环境教育中确立现代环境理念，并以现代环境理念指导自己的环境行为。并以此十传百，百传千，以至无穷地影响和引导地球家园的每一分子。他还强调，法乃存养善性、实现美好的外在必由之路。国际环境法的立法理念应该反映和揭示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法律关系，理念是灵魂！唯以此“善”为念，才能使环境立法和环境法的实施得以顺利推进。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环境意识和理念，指导着人类的环境行为，同时要求制定一套全人类共同遵守的规则来约束这种环境行为，于是国际环境法诞生了。可以说，环境意识和理念为国际环境法规则的制定提供了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第二，人类环境会议为国际环境法提供了发展平台。1968年12月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2398-XXIII号决议，决定召开关于“人类环境”的世界大会，这一决定产生了强烈影响，为各国协调其利益和意志提供了平台。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是国际环境保护运动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是制定一套国际环境法基本规则的首次尝试，是国际环境法诞生的标志。大会经过讨论通过了许多重要的文件，尤其是《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宣言》、《环境行动计划》等，此外还产生了诸多重要的国际环境法习惯规则。此后，为纪念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每隔10年国际社会都针对当时的环境问题召开国际会议，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标志着人类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认识有了质的的进步，对后来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国际环境组织是国际环境法发展的协调者和催化剂。环境保护的实质是关系人类存亡的关键问题。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众多的国际组织，包括全球性的和区域性的，政府间的和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全球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及其相关的专门机构；区域性的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联盟等；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如国际自然保护同盟、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等。这些国际组织在环境保护工作的连续性与永久性以及环境保护工作的国际合作等领域发挥着及其重要且不可缺少的作用。在上述国际组织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无疑是首屈一指的。根据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建议，1973年1月1日成立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是联合国系统内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专门致力于国际环境事务的机构。自成立以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充分发挥了其全球环境保护工作的协调和催化作用，唤起了各国政府和人民对环境问题的警觉和重视，并促成了一系列国际环境保护指导原则和国际环境保护公约及议定书的通过，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为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第四，国际司法实践在国际环境法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国际环境法的实践中，司法判例已经成为国际环境法发展的一个最重要因素。“特雷尔冶炼厂案”“、拉努湖案”“、核试验案”等案件的判决或裁决虽然是国际法院或仲裁法院对具体案件的处理意见，但它的原则、依据和方法，都孕育着国际环境法的原则，成为国际环境条约的重要补充，同时也是国际环境法的催生力量之一。因此，加强对国际环境法案例的研究，将有利于完善国际环境法的理论与体系，因为在案例的解决过程中总会提出一些新的问题，要求国际社会采取新的法律对策，从而推动法律改革。如“特雷尔冶炼厂案”使禁止跨国环境损害第一次清楚地被提出来。该案在此后的关于跨界环境损害责任的国际法上的准则具有了特别含义：国家不仅要禁止和避免发生损害第三国的行为，而且有义务采取严格措施以消除对自然环境的污染。作为今天国际社会在环境保护上稳定的法律基本原则，作为最早的案例，特雷尔冶炼厂案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受到了多方极高的评价。此外，在国际环境法的发展过程中，作为一门法学学科，众多的国际法学者、专家不断地潜心研究以完善之，为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壮大奠基铺路。

环境法篇3

超越“主—客”的对立与一体：由认识论向实践论的转变

1．环境法方法论的多元化与认识论范式之不足

尽管，主流范式认识到了“控制自然观念才是环境问题最深刻的根源”［11］，由于其囿于寻找自然主体地位的道德支撑，它最终陷入了宏观叙事的窠臼，忽视了重建现代环境法学方法论应该关注的主体要求、价值要求和技术要求。环境法学应以实践的需求作为整个研究的起点与基础，按照科学的、实践的方法展开，摒弃先验意识形态作为环境法学研究的预设前提，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思维的关系中反思、把握环境问题和环境法学发展所蕴含的紧张关系。同时，要消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发掘人类不可持续发展的根源，就必须“以人为本”，构筑一个“人的哲学”和“人的方法论”。此外，认识论层次上的范式虽然可以发挥人在认识过程中的创造精神和抽象论证能力，把高度复杂的环境事务及其相关理论问题加以抽象化、简单化、分割化，并在此基础上简化出最本质的关系网和问题的病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认识论层次上的范式势必有把本来复杂的环境问题和人的问题，通过简单的抽象而改变其性质的危险。这种危险会在很大程度上混乱环境问题中复杂的互动关系和作用机理，误导环境事务处理的方向和措施。

2．实践论范式之要旨

理论要想有所创新而且能够有所创新的话，必须切中社会实践的需要。在环境法学论域内，最大的现实就是环境事务的处理。如果新理论的功效止于对纯粹理论的反思，没有对环境事务的实际解决提供有效的方案，那么这种创新至少是不彻底的。布迪厄曾指出：“在人为地造成社会科学分裂的所有对立中，最根本、也最具破坏性的，乃是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对立”，而要超越这种对立，首先必须看到这两者的共同错误———即两者都与“产生社会世界日常生活经验的实践认知方式对立。”［12］因此，环境法范式的变革更应当从认识论范式转向实践论范式，以客观环境问题的解决为目标，加强环境法研究与现实的互动，摆脱在概念、观念层次上简单的逻辑推演，仅为形成一种新的理论模式而努力的旧传统，代之以一种以现实要求为基础，以实际效用为检验标准的新思路。实践论范式要求以对环境问题发展规律和矛盾的认知、把握为基础，以法律、政策等社会技术为中介，设计与环境事务相关的社会模式，调整矛盾并控制社会的运行。实践论范式的目标是“重新思考过往实践，推动理论的再形成并反馈于实践，重新思考理论和实践的过程以期最终强化理论和实践”［13］。实践论范式的核心理念应当是承认并坚持环境与人、社会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实践论范式对认识论范式的超越是一种从实体本位论向以实践为核心的关系本位论的转变。它在哲学基础上强调实体不是第一位的，关系才是在逻辑上基始的；避免使用“主观—客观”、“主体—客体”这两对范畴，而是要确立建立在关系之上的超越两者之上的“实践主体间性”。在这里，实践论范式是“从实践上扬弃和统一主观性与客观等二元对立的”［14］。它有助于消除主客体的对立，重新看到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基本关系。

实践论范式的核心要素

由于环境法学的主要功能就是描述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指出可行的制度性解决框架。所以，实践论范式仍然视“人”为社会科学理论的前提，它是以人为逻辑起点，以环境法律、政策等社会技术为中介，在改造社会世界、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运行的实践活动中把握环境问题的。

1．逻辑起点———人

环境法学这一“社会科学的建构首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在社会中生活和行动的人，就是社会与人的关系”［15］。从哲学上讲，人与自然之间的认知与改造关系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理解人与自然的关键。认识论范式将人视为抽象的、没有历史规定性的思维主体，没有从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中考察和把握人的本性和存在；而实践论范式则要求将人视为包括当代人和未来世代人在内的过去、现在、未来的统一体，从社会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向度来把握人。这为实践论范式解释和迎合环境法学发展所必须坚持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提供了主体性范畴。同时，可持续发展中的代内和代际公平在这个范式中获得了存在和延展的空间。本文认为，人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合体；人的尺度始终决定着物的尺度，自然无法成为主体性的存在。当然，实践论范式必须保证作为环境法学基础性范畴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理念能在人的实践中通过多种方式获得较高程度的满足。首先，人的实践要求注重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决定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共生共荣性。这要求人们必须根据资源、环境等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展开实践，因为相对于人类的需要来说，自然价值是有限的，正是这种有限性决定了人类对资源的开发应该不超过其再生的时间、空间、数量和质量的范围，对环境造成的负担不能超过其消纳能力。其次，人的实践要求协调好实践主体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受制于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共生于同一个社会中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也反映着代际之间的利益关系。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内在地要求处理好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代际之间和代内的利益关系的协调。最后，人的实践要求协调好人自身的物质消费和精神增进之间的关系，认识到“人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存在于满足需要的消费之中，在更加广阔的范围之内，还存在于与自然总体进化的关联之中”，进而“走出消费主义的狭隘伦理观，将保护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作为最高的道德命令”［16］。

2．发生场域———社会世界

这里所谓的社会世界是属人的世界。之所以赋予社会世界以人的属性，是因为人类出现以后的活动就一直把自然界纳入人的社会实践之中，使其合乎人类主体的目的。这也就是自然的“人化”过程。这个过程强调的不是自然界变化的表象，而是自然界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不断获得属人的性质，不断地被改造成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在确证和显现。因此，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必将在社会世界中予以消解，而非诉求于非理性的浪漫式反应。这种浪漫式反应忽视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序位，僭越了矛盾解决的实践思路而上升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宏观进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作为客体的自然本身的规律绝不可能被完全消融到对它进行占有的社会过程中。自然通过实践的中介也会进入到社会之中，转化为社会发展的要素或者在受到过分侵扰时发展成为限制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种正负作用是由自然在社会世界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总之，自然不仅是先在的，同时具有历史性；把自然以及人对自然的理论和实践关系和人类自身对立起来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环境法学的合法性应当建立在对社会世界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实践活动等整体规律进行结构性把握的承诺上。环境法学中认识论范式本身难以证实的、亦真亦幻的终极性目标，构成了在环境法学研究活动中注入实践论范式的动源。

3．媒介工具———社会技术

“社会技术”是指社会主体改造社会世界，调整社会关系，控制社会运行的实践性知识体系。根据“社会技术”的作用方式、程度不同将其分为理念型和制度型的社会技术。前者主要指一定社会的道德规范、宗教教条、哲学理念、民俗习惯等；后者主要指一定社会的法律、政策、制度、章程等［17］。它们是蕴含于人们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规范性的、稳定性的知识体系。其显著特征就是实践性，将社会科学传统的“发现”和“解释”功能扩展到“解决”的阶段，将社会科学的描述性资料转化为“规范性”的指示而成为具体的操作性的“政策”、“步骤”、“策略”。环境法律制度作为一种社会技术，它反映了环境问题与环境法的历史、本质和运行规律。创设环境法律过程，其实就是揭示社会生活中与环境法密切相关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等以及它们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并探究此类关系之间的客观因果性的过程。环境法律制度作为“社会技术”具有强烈的目的性、选择性，要充分体现法律制度制定者对环境权益保护的意志、愿望和追求，通过特定的制度把社会维系在“秩序”的范围内。现代社会要破解环境难题，除了改进和创新自然技术外，更需要不断的创新“社会技术”，为自然技术的创新、适用提供体制和规则保障。因为，“社会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然技术发生作用的前提。更为重要的是，实践论范式能将所有有助于环境问题破解的“社会技术”吸纳进来，形成系统的环境理念、环境伦理、环境法律、环境政策和良性环境行为。

4．思维方法———系统性思维

环境法想要对充满环境风险的社会世界进行说明、理解和因应，不仅要对现实的社会世界进行科学的审视和批判，对社会制度进行理想的追问和建构，以期完善环境法的启发性和规范性。同时，它更需要一个包含整体性思维、过程性思维、设计思维在内的系统性思维。整体性思维是指环境法学应当将对环境问题的产生与发展的研究纳入到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中，从社会、经济、政治、生态等各个层面进行考察，充分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产生是一个复杂性的问题，并将其还原到复杂性的社会世界中予以研究。过程性思维是指环境法学所努力建构的是人们精心设计、仔细规划的、具有价值指向性的并以环境问题的破解为目的的活动过程。环境问题产生、环境法律建构与环境危机的破解都具有过程性，致力于为这些目标提供智力支持的环境法学也应当是过程性的，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试图通过哲学根本上的颠覆来完成自身功能的实现。认识论范式正是由于其突进性而无法回应当下环境法律制度的建构和环境危机的破解的要求，不具有可操作性。设计思维是实践论范式为环境法提供的核心思维。环境事务的处理是具有科学内涵和技术内容的人类活动，需要设计出一个适应人与自然关系发展需要的新的社会模式、社会制度、社会体制和社会运行机制。因为“规范与规范性法则可以由人来改定或改变，特别是由遵守它们或者改变它们的某项决定或社会约定来制定和改变”［18］。所以，环境法中的设计应当指向环境法律制度。通过不同研究者对制度的设计意图、态度、倾向、价值、目标的相互作用，形成对制度设计的“合力”。

环境法篇4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同时我国环境状况的持续恶化。于是打击环境犯罪，加强环境刑法保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鉴于此，我国于1997年修订了原有的《刑法》。1997刑法典中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设制，突破了我国以往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即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都有惩治环境犯罪的规定的状况，明确了对各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的处罚，标志着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迈出了一大步。

笔者通过比较，总结出97刑法典以下几点显著的进步：

1.1体系更科学97刑法典设专章专节集中对各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作了系统而科学的规定。这一修订突破了我国以往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即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都有惩治环境犯罪的规定的状况。这使得我国的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体系更科学更完善。

1.2拓展了环境犯罪的外延97刑法典将环境犯罪分为污染环境罪和破坏自然资源保护罪两类。对污染环境和破坏环境的行为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这一变化扩大了环境犯罪的范围，更为全面和科学。

1.3改变对环境犯罪刑罚的规定，加强了打击力度97刑法典提高了部分破坏环境和资源的犯罪的法定最高刑，同时对原属行政制裁的违反环境资源保护法的行为做了修改，将其纳入刑法惩治范围。

1.4提高了罚金刑在惩治环境犯罪中的地位97刑法典对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各罪名均规定有罚金刑，而且在对环境犯罪设定罚金刑时并没有对罚金的具体数额做限制性规定，而是给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1.5增加了“单位犯罪”的规定97年刑法改变了1979年刑法中追究直接负责人责任的规定，不仅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及主管人员的刑事责任，还对增加了单位刑事责任，给予单位一定形式的惩罚。这样有利于督促单位生产、经营合法化、减少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可能。

2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立法存在的缺陷

1997年新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将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在惩治环境犯罪和保护环境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从刑法修订到目前，经过几年的司法实践，刑法中关于污染环境犯罪规定的不足和缺陷日益暴露，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立法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的缺陷：

2.1立法体例上的缺陷尽管现在关于环境犯罪客体的学说有很多，而且社会管理秩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在我国理论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随着现实的发展和对法律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已经不合适宜了，现在比较科学合理的学说应该是以环境权说，也就是环境犯罪的客体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适宜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

2.2具体条文表述的缺陷97刑法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一些具体罪的罪状叙述不明，可操作性不强。大多数条文中包含了大量“后果特别严重”、“数量较大”及类似表述。但实践中如何具体适用这些条件尚未有司法机关所做出的明确解释。

2.3刑罚上的缺陷依据我国刑法关于环境犯罪刑罚的规定，现有的环境刑法对环境犯罪的惩治力度偏轻，已经不适应现有的状况了。立法应该考虑适当的加重对环境犯罪的刑罚力度，增加刑法的威慑力。

3建议

现实呼唤更为完善的环境犯罪刑事法律来打击猖獗的环境犯罪，维护人类的环境权益和生存环境。笔者针对我国现阶段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的缺陷，在结合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优点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提出以下拙见：

3.1建立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特色原则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除了要遵循刑法的普遍原则外，还应拥有自身的特色原则。

第一、预防为主原则。环境刑法的制定要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前瞻性，不能等到犯罪行为已经实施，危害已经发生了才起用刑法这道防线。笔者认为，预防为主的原则具体到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中可以有以下几个规定：增设资格刑、引进过失危险犯，适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等等。

第二、协调性原则。在制定和适用环境犯罪刑事法律规范时可以将刑法同有关环境的行政法规相衔接，相互协调，相互配合。这就要求我们完善现有的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模式，在现有的刑法之外，辅以相关的立法，司法解释和有关的补充规定。

第三、可操作性原则。笔者建议应该条文中“后果”、“数量”做出相对明确的界定标准，便于司法人员和执法人员的实践操作。

3.2立法体例上建立特别立法模式我国目前采用的是修订刑法典的形式。但随着现实发展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笔者认为，特别立法模式更为科学。制定专门的环境刑事法能系统地规定环境犯罪，使各个罪之间具有统一性协调性，有统一的环境刑事法律原则做指导，有更科学的刑罚和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从而能更好的判定环境犯罪的罪与非罪，判定罪的性质、判处刑罚，打击环境犯罪。

3.3刑事程序法的修善目前我国对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的追究适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但适用现行刑事诉讼法在很多情况下难以有效地追究环境犯罪行为，致使环境刑法有时形同虚设。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现行刑事诉讼制度的诸多方面加以完善。例如，为避免因立法标准过严导致犯罪逃避制裁的现象发生，可以针对环境犯罪适当放宽立案的标准，把主观标准改为客观标准；针对环境犯罪的特性，应该对环境犯罪制定一套特殊的追诉时效等。

本文仅是在对环境犯罪相关基础理论和学说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和借鉴国外的环境犯罪的成功作法，结合我国的国情，就现阶段我国环境犯罪刑法的完善提供一些建议，相信以后随着众多学者对环境犯罪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我国的环境保护刑事立法会不断完善。

Abstract：Withthedevelopmentofeconomy，theenvironmentalproblemsgetsoutstandinggradually.Theenvironmentalcrimeproblemisincreasinglyseriousandithascomeintotheviewoftheworld.Countriesputitintotreatmentbypolitics、economy、technique，andlawincludingcriminallawatthesametime.Ontheangleofdevelopment，revisingenvironmentalcriminallawandperfectittoadapttothespecialneedthatenvironmentalcrimerequests.

参考文献：

[1]郑昆山.论我国环境犯罪防制之道[J].东海法学研究.1995.(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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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春冼，向泽远.论环境与刑法[J].法律科学.1996.(1)：15-16．

[4]赵赤，田信桥.论西方环境刑法的发展形态及其启示[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27)：5-6．

环境法篇5

关键词环境法经济分析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公益诉讼

随着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的正式施行，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又上升了一个高度。一方面人类在享受征服自然才有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另一方面也在同时面临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解决冲突的一种方法是把环境资源纳入市场管理的范畴，环境法的经济分析是指用经济学的观点考虑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改善现行环境法基本制度，破解矛盾，找出一条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能协调发展的路径。

一、环境法经济分析的动因

（一）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

1．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性。

行为的负外部性，是指人们的行为给社会和其他个体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负外部性包括生产的外部性和消费的外部性。例如，汽车排放尾气，以及工业企业排放“三废”等留下的难降解垃圾，对周围环境都有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根据科斯定理，在市场交易成本为零时，人们会自发的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优化，所以，私人市场就解决了外部性问题。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科斯定理难以应用到生活中。所以政府通过管制、征收庇古税等公共政策来解决外部性问题。政府在制定各种税收标准和税收额度时，要经过前期大量地调查和摸排，才能明确地知道企业、周遭环境的大量信息，从而确定排污者的边际个人成本、边际社会成本和边际社会效益。如果政府在以上这些事项的所付出的成本大于预期的收益，那么政府便不会那么积极，甚至是不作为。更何况，政府的权力那么大，没有第三方的监督，极易滋生腐败和寻租行为，或是企业与政府勾结，出现“政府失灵”现象。

2．共有资源的非排他性。

在经济学中，根据物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可以把物品分为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共有资源和自然垄断物品。共有资源是有竞争性而无排他性的物品。清洁的空气和肥沃的土地、水、野生动植物等是典型的共有资源。在我国，共有资源是属于国家集体所有，但是集体这个概念是很难确定主体的，那么共有资源是不具排他性的。也就是说良好的环境是每个人都可以享用的，同样环境破坏的成本也不需要违法者个人承担。1968年，美国哈丁教授的文章《共有地的悲剧》深刻地阐述了因为外部性的存在和人们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致使共有资源的衰竭：当一个人使用共有资源时，他就减少了其他人使用这种资源的机会；因为这类负外部性，共有资源往往被过度开发。这样以牺牲环境来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最终加深了环境和经济的矛盾。

3．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经济模式。

目前的生产和消费方式都是这样一个套路：大量开采资源——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这种套路以高物耗、高能耗和高污染为代价，是不可循环和不可持续的。虽然我们在大量开采资源，但可悲的是，资源的利用率却非常低；而且，像纺织这种高污染的产业，遍布各地的小作坊比正规的大企业所占的比重更多，小作坊由于它地点隐秘、乱排污、成本低，再加上环境执法人员短缺，很难管理。现在，在人类掌握了改变自然的科技技术后，开始肆无忌惮得践踏环境和自食恶果，不改变这种唯我独尊的心态，环境问题就不会得到解决。

（二）环境法经济分析之优势

传统环境法学者在研究环境法时，受到了部门法研究范式的影响，造成了环境法在我国的发展艰难。运用法律经济学对环境法进行经济分析不仅能拓宽环境法发展的视野，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也要求在环境法中应用经济分析。运用法律经济学对环境法进行研究有如下的优势：

1．引入效率观念。

在法律价值中体现效率观念，在分配和使用资源领域可以全面推动价值极大化方式。

2．突破了传统环境法学研究部门范式的瓶颈。

在经济学研究中，常常会用到量化的、数据的、实证的分析，同样地，运用这些研究从逻辑与事实量方面实现环境法在选择、优化和合理配置资源时实现帕累托最优，从而降低交易费用。

3．调动企业自主治理污染的积极性。

效率高的法律制度能促使排污者根据市场规律来选择没有外部性的生产方式，使排污者可以有选择的余地，而不是像过去一样企业“对抗式”的敷衍治理。

二、我国现行环境法基本制度的经济分析

我国的环境立法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过近40多年的发展，环境法制度体系已经初具规模并呈体系化的发展趋势。但同时也必须看到，目前的环境法制度体系，不完备的方面还较明显，距市场化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例如，近几年的雾霾问题和多地PX项目与当地居民造成的冲突等问题都亟需环境法制度切入解决。立足于目前的基本事实，本文就环境法中几项基本制度切入对其进行经济分析。

（一）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条的规定，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规划的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而环境影响经济分析是环境影响评价中的重要内容，但是中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经济分析一直都很薄弱，有些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只强调规划或者建设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反倒是其次。建设项目或者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一般都是可行的，很少项目会因为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而审核不过关的，被评估方也很少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单位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实施环境保护措施。在我看来，环境影响评价中的经济分析和单纯的项目费用效益分析是不同的，费用效益目的主要是计算后期除去成本后能获得的经济上的收益，经济分析的主要内容是核算规划或项目实施后的环境成本和效益。在环境影响评价书或环境影响评价表中应当加入经济分析专章，制定出能与目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并轨的环境影响经济分析学习指南和分析导则。

（二）排污收费制度

排污费属于环境税的一种。环境税包括环境消费税、资源生态税和污染控制税。在我国，向水体、大气、海洋排放污染物和产生环境噪声等的个人或单位需要按照各类防治法的规定向相关行政单位缴纳一定的排污费。庇古的《卫生经济学》写到：“环境问题的主要经济根源是外部效应，为了消除行为外部效应，就必须对该类排污单位征收一定的税收或者费用。”上文提到的排污费也可称之为庇古税。排污收费制度有很好的实践操作性，易于推行，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排污收费制度是“污染者付费”原则的具体体现，排污单位考虑到经济利益，在提高技术水平的同时减少排污，改进生产技术，淘汰落后的技术和设备，提高经济和环境效益。另一方面对煤炭等资源纳入征税范围，加重重污染型企业的负担，促使他们改进技术，否则可能面临的就是停产停业等处罚措施。

（三）环境公益诉讼的经济分析

环境公益诉讼，即指特定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根据法律的特殊规定，在环境受到及有可能受到污染或破坏的情况下，为了维护私人权利或环境公共利益不受侵害，针对有关民事主体或行政机关的行为向法院提讼，由法院依法裁判并追究行为人法律责任的诉讼制度。新《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

（1）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

（2）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环境保护法》只对可提起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做出了规定，对个人以及政府公权力部门并没有做出过多的解释。按理来说，真正遭受环境污染之果的是公民个人，公益诉讼的推动主体应该是私权利主体，在我国却变成了检察院和环保公益组织。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设计下，诉讼活动的成本要远远高于诉讼的预期收益。实践中，政府公权力部门、环保公益组织、公民个人都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时，必须要考虑诉讼成本和诉讼效益。这些主体的诉讼效益大于诉讼成本的情况下，才会有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意愿。诉讼成本包括机会成本、显性成本、隐形成本和错误成本。机会成本包括诉讼当事人和参与人放弃其它诸如和解而选择上诉到法院的经济成本。显性成本值得是诉讼当事人所支付的诉讼费、差旅费、案件费、法院审理案件和鉴定费的成本；隐性成本包括诉讼过程中消耗的人力物力和所占用的司法资源。错误成本指的是在法院判决错误的情况下所遭受的损失。效益等于收益减去成本。从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当效益>0时，这种投资才是有回报的；当效益≤0时，人们是不会选择这种投资的。环境公益诉讼的效益主要有环境生态恢复、环境损害赔偿、其他效益等。而不同的原告主体，效益的具体形态又是不同的。在实践中，如果诉讼预期效益>0，那么当事人当然会选择诉讼方式来维权；相反，则会选择其他非诉讼的方式维权。综上所述，环境公益诉讼的成本是很具体的，而效益则很抽象。公权力部门、环保公益组织和公民个人必须经过反复的效益分析，才能最终决定是否提讼。同时，复杂的效益核算对于普通公民来讲是很抽象和专业的。目前的环境公益诉状制度设计缺少量化的激励办法，环保公益组织和公民个人提讼的积极性是非常低的。为此，可以借鉴美国的奎太法则，比如环保公益组织和公民个人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后一旦胜诉，可抽取一定百分比的污染损害赔偿金，以此补偿前期付出的成本，或是环保行政部门根据发现和惩治违法行为的数量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报酬制度。

三、结语

环境法篇6

环境法是调整人类在开发利用和保护环境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1)(P40)建国以来，我国先后建立起以《环境保护法》等为基础，以包括“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等在内的八项环境管理制度为核心的环境法规体系。论文百事通这些法规在遏制生态环境危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环境法规的实施效果越来越不能令人满意，其中效率较低的问题尤其突出，以致我国每年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基调总是“局部好转，总体形势仍在恶化”。本文运用经济学原理，对影响环境法实施效率的因素及其内在机制进行了分析，并据此提出了提高环境法规实施效率的策略和建议。

一、影响环境法规效率的因素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影响环境法实施效率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个体在行使其环境权利中的“外部性”问题，是影响环境法实施效率的重要因素。生态环境物品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它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的属性，个体的环境权利彼此间是相关联的，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公共产权。随着人口数量的急速增长，以及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不断增强，对环境的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生态环境物品日益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由于存在负的外部性，出现了企业生产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异。(2yr2-;a}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企业往往过度地排放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后果。众多企业对于土地、水资源等环境资源的争相利用，对草地、森林等生态资源的滥垦、滥砍、滥伐、滥樵，往往导致资源的过度开发，造成“公地悲剧”。[3](P1243-48〕另一方面，由于环境物品的公共物品属性以及个体环境权利的公共产权属性，在环境治理活动中，个体间存在着“搭便车”的动机，大大影响环境治理的绩效。以制止环境污染为例，为了争取公共环境利益，本可联合起来与污染者进行集体谈判以避免效用损失，但作为理性经济人，每一个体都希望自己不参与或少参与，尽量地将制止污染的成本转嫁给他人，即企图通过“搭便车”来实现自己的环境权益，结果使污染者得以逃避制裁，公共环境权益遭到侵害。

其次，作为人，政府对于环境目标的偏离甚至背离，也会影响到环境法的执行效果。环境效益具有正的外部性。事实上，由于自然条件和技术因素的限制，治理者基本不可能向享受者收取费用。这意味着治理主体以外的其它个体可以无须付费而免费享用环境利益。因此，要使个体成为治理主体尚存在相当困难。环境治理必须通过委托人指定的人来进行。在现代社会，政府往往扮演这种人的角色。在委托一关系下，由于缺少完善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人可能违背委托人的意志，形成“道德风险”，使委托人的环境权益无法完全实现。作为人，政府有着多元化的目标，除生态环境治理目标外，政府还不得不兼顾其他诸如经济增长、就业、社会稳定等经济政治目标。在决定政府行为的综合目标体系中，并非所有的目标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由于人力、物力及财力资源的稀缺性，它们更多地被用于解决与国计民生相关的近期目标，当众多发展目标发生冲突的时候，地方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活动中有意地采取投机行为，作为远期目标的生态环境效益往往被忽视。另一方面，在环境效应的外部化的前提下，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本地区的经济利益，可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来获得GDP的增长。地方政府之间如此博弈的结果，同样会产生“公地悲剧”的结局。许多跨流域、跨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就是不同地区政府间的不合作博弈造成的。

第三，在理性人假定之下，环境法所提供的行为准则并非直接决定人们的行为，也不可能强制性地改变环境破坏者的行为。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违法者的行为取决于它对其行为结果的收益与成本的理性计算。如果环境行为收益大于成本，则理性的个体的选择必然是行动;若收益小于成本，则个体必然选择放弃。根据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理性的假定，个体是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符合“经济人”的全部特征。个体虽不乏对舒适的环境和清新的空气的追求，但在其效用体系中，经济利益仍居于首位。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上述个体会不惜损害其它人的环境权益。虽然无法脱离环境法的约束，但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他们并不只是被动地服从法律规定，也会与执法者进行不合作博弈。表现为这些破坏者不仅不服从环境法，而且会通过“钻空子”、逃避制裁等方式有意地实施违法行为，导致环境法规的实施效率大打折扣，公众的环境权益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

二、环境法规实施过程的机理

贝克尔认为，犯罪或违规活动不必归于道德或者个人的素质，它纯粹是一种经济行为。[4](P63)根据“经济人”假定，当某人从事违法行为的预期效用超过从事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效用时，此人便会从事违法活动。企业或个体有意破坏环境的行为是否会发生，同样取决于其行为的收益与代价(违法的成本)的对比。

假定某一违背环境法者的违法行为数量CS;)与其被发现并被惩罚的可能性(P;)与被判定违规后接受的惩罚(f)，以及与他从事其它活动可得到的收入、逃避被发现和惩罚、违法意愿等其他变量之间(综合为混合变量u;)存在着某种关联，这种关联可用下面的函数形式表示:

S一艺S;}P}}.}}u})(，，

因为只有被发现而且被认定违背环境法规，破坏者才会受到惩罚，所以对违规者而言，违规是否会受到惩罚是不确定的:如果判定有罪，那么他将因此而为每次违规支付关，否则他将分毫无损，而且还会因从事违法活动而获益。P，和关的任何增加都会减少违法行为的预期效用，因而减少违法数量，即:

Sp;二as;<oaP;，及Sf二as~-一上<0(2)a};

一般认为，对于那些对风险持喜好态度的违法者而言，他们对于违规行为被发现并被惩罚的可能性的变化的反应比对接受一定惩罚的反应更为敏感，违规行为发生的数量对于被发现并被惩罚P‘的弹性要大于个体对于惩罚本身关的弹性，

即:

as;>as;aP;al;-

另外，综合变量u‘的某些要素如个体的收入水平、教育程度以及执法过程中的惩罚形式等，也会影响S;。如果个体能够通过合法经营和生产活动而不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来取得经济收入，那么违法数量就会减少;同样，如果提高个体的遵纪守法程度，也可降低违法数量。

上述分析表明，要减少违法数量，提高违法者被发现并被惩罚的可能性(P})是一种最有效的途径。但问题在于，受执法成本(c)、环境监测技术(t)以及自然条件，如环境行为者的空间分布(g)等因素的限制，P‘的提高是有限的。即:P}=P;}c}t}g)(3)在监测技术和自然条件确定的前提下，执法成本(c)是影响P‘大小的重要变量。如果c增，._‘、___._.as大P}将趋于递减。又由(2’知，蓄<0，则“f将增大，环境法规的实施效率将降低。

一般说来，违法者属于风险喜好型。他们对关的反应弹性要小于对P‘的反应弹性。尽管如此，在环境法的实施过程中，关同样是改变个体环境行为的重要约束条件之一。在不违背“罪罚相当”的原则下，适当地提高惩罚强度是有利于减少违法数量s‘的。这可以解释现实中为什么罚款或行政处罚不能从根本上制止污染和破坏行为，而若将处罚上升为追究刑事责任，则可大大提高环境法的威慑力。当违法者面对刑事责任而不是少量的罚金时，意味着违法的预期成本加大。成本—收益计算的结果，必然引导个体的行为符合环境法要求的规范。

三、提高环境法实施效率的策略

提高环境法实施效率的目标，在于通过改变约束条件，使违法行为的数量最小化。即:

Min艺S;(，，，f,,u;)(4)

提高P;大或改变u‘都可以有效地降低违法数量。其中“，属于综合变量，可以视为外部环境因素。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域条件下，u‘可视为常量，这时减少违法行为数量的关键就取决于执法者与违法者的博弈。对执法者而言，可以通过调整Pr关来改变违法者的行为以降低违法数量，达到保护公众环境利益的目的。

提高P，是提高环境法实施绩效的最为有效的手段。这些手段包括改进技术和手段，扩大环境监测的时空范围;强化监督机制，督促执法者尽职尽责;通过界定资源的环境产权，以市场化的方式调动个体维护环境权益的积极性等。

但P‘的提高要受制于执法成本c的限制。由于企业、农户等生产者、消费者个体在空间分布极广，其环境破坏行为类型又呈现为多种方式。特别是在执法者和违法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导致信息障碍。另外，由于技术水平和实施条件所限，大量的生态环境事件还处于不可观察性的状态。如对污染企业的污染状况的监测，存在着很多技术障碍。要实现对所有违法者的行为的监督与检查，其成本之高可想可知。当生产企业或农户与执法部门进行不合作博弈时，这种成本会更大。如现实中环保部门在对污染企业进行排污浓度的监测时，就经常遇到巨大的操作困难，企业往往和环境监测部门“捉迷藏”，使后者防不胜防，徒唤奈何。

在这种情形下，通过改变f的方式，如提高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强度等来影响个体的环境行为就成为一种更可行的选择。在我国环境法的执行实践中，经常出现以罚款或行政处罚替代执法的现象，即对违规者只进行罚款处理或行政方面的批评教育，且罚款数量远远低于其所产生的生态环境破坏的治理成本，根本不能制止违法者的污染和破坏行为，甚至在客观上还纵容了企业的破坏行为。如果增大罚款的强度，使违法者承受巨大的经济惩罚，以至倾家荡产，或者将惩罚方式改为追究刑事责任，则必将增加违法者的风险预期，促使其改变其环境行为。在这个意义上，环境执法中实行“严管重罚”、“杀一做百”，应该是一种不错的策略。1997年，我国首次在刑法中规定了破坏环境罪，包括污染环境方面的犯罪、有关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方面的犯罪、有关植物方面的犯罪以及破坏资源方面的犯罪等四个类型共12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这无疑标志着我国环境法更趋于科学和成熟。

最后，可调整改变综合变量u‘来提高环境法规的实施效率。如通过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形式，提高或改善贫困地区农户的经济水平，减小他们对于生态环境压力，加强环境法规的宣传普及工作，努力促成良好的环境伦理和道德规范等。

综上所述，提高P或f，以及改变综合变量u，是提高环境法规实施效率的可行途径。但由于执法过程难免产生相应的执法成本，如果发现并确认个体违法行为的成本过高，或者执行惩罚的成本过高，以至于执法成本超过了实施法规所产生的收益，则环境法规将不是最佳的制度选择，以其它制度形式取代环境法规这一强制性制度安排就成为必要的了。

一般认为，对于那些对风险持喜好态度的违法者而言，他们对于违规行为被发现并被惩罚的可能性的变化的反应比对接受一定惩罚的反应更为敏感，违规行为发生的数量对于被发现并被惩罚P‘的弹性要大于个体对于惩罚本身关的弹性，

即:

as;>as;aP;al;-

另外，综合变量u‘的某些要素如个体的收入水平、教育程度以及执法过程中的惩罚形式等，也会影响S;。如果个体能够通过合法经营和生产活动而不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来取得经济收入，那么违法数量就会减少;同样，如果提高个体的遵纪守法程度，也可降低违法数量。

上述分析表明，要减少违法数量，提高违法者被发现并被惩罚的可能性(P})是一种最有效的途径。但问题在于，受执法成本(c)、环境监测技术(t)以及自然条件，如环境行为者的空间分布(g)等因素的限制，P‘的提高是有限的。即:

P}=P;}c}t}g)(3)

在监测技术和自然条件确定的前提下，执法成本(c)是影响P‘大小的重要变量。如果c增

，._‘、___._.as

大P}将趋于递减。又由(2’知，蓄<0，则“f将增大，环境法规的实施效率将降低。

一般说来，违法者属于风险喜好型。他们对关的反应弹性要小于对P‘的反应弹性。尽管如此，在环境法的实施过程中，关同样是改变个体环境行为的重要约束条件之一。在不违背“罪罚相当”的原则下，适当地提高惩罚强度是有利于减少违法数量s‘的。这可以解释现实中为什么罚款或行政处罚不能从根本上制止污染和破坏行为，而若将处罚上升为追究刑事责任，则可大大提高环境法的威慑力。当违法者面对刑事责任而不是少量的罚金时，意味着违法的预期成本加大。成本—收益计算的结果，必然引导个体的行为符合环境法要求的规范。

三、提高环境法实施效率的策略

提高环境法实施效率的目标，在于通过改变约束条件，使违法行为的数量最小化。即:

Min艺S;(，，，f,,u;)(4)

提高P;大或改变u‘都可以有效地降低违法数量。其中“，属于综合变量，可以视为外部环境因素。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域条件下，u‘可视为常量，这时减少违法行为数量的关键就取决于执法者与违法者的博弈。对执法者而言，可以通过调整Pr关来改变违法者的行为以降低违法数量，达到保护公众环境利益的目的。

提高P，是提高环境法实施绩效的最为有效的手段。这些手段包括改进技术和手段，扩大环境监测的时空范围;强化监督机制，督促执法者尽职尽责;通过界定资源的环境产权，以市场化的方式调动个体维护环境权益的积极性等。

但P‘的提高要受制于执法成本c的限制。由于企业、农户等生产者、消费者个体在空间分布极广，其环境破坏行为类型又呈现为多种方式。特别是在执法者和违法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导致信息障碍。另外，由于技术水平和实施条件所限，大量的生态环境事件还处于不可观察性的状态。如对污染企业的污染状况的监测，存在着很多技术障碍。要实现对所有违法者的行为的监督与检查，其成本之高可想可知。当生产企业或农户与执法部门进行不合作博弈时，这种成本会更大。如现实中环保部门在对污染企业进行排污浓度的监测时，就经常遇到巨大的操作困难，企业往往和环境监测部门“捉迷藏”，使后者防不胜防，徒唤奈何。新晨

在这种情形下，通过改变f的方式，如提高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强度等来影响个体的环境行为就成为一种更可行的选择。在我国环境法的执行实践中，经常出现以罚款或行政处罚替代执法的现象，即对违规者只进行罚款处理或行政方面的批评教育，且罚款数量远远低于其所产生的生态环境破坏的治理成本，根本不能制止违法者的污染和破坏行为，甚至在客观上还纵容了企业的破坏行为。如果增大罚款的强度，使违法者承受巨大的经济惩罚，以至倾家荡产，或者将惩罚方式改为追究刑事责任，则必将增加违法者的风险预期，促使其改变其环境行为。在这个意义上，环境执法中实行“严管重罚”、“杀一做百”，应该是一种不错的策略。1997年，我国首次在刑法中规定了破坏环境罪，包括污染环境方面的犯罪、有关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方面的犯罪、有关植物方面的犯罪以及破坏资源方面的犯罪等四个类型共12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这无疑标志着我国环境法更趋于科学和成熟。

环境法篇7

环境犯罪罪过形态包括故意、过失、无过失(注：无过失，即指英美刑法中所谓的“严格责任”。公害罪是普通法上适用严格责任的犯罪之一，公害对于公共健康和安全存有潜在的危险性，因此，该罪必须有造成一部分公众受到损害的事实，至于犯意，不是该罪的必备要件。参见孙光俊：《论英美刑法中的严格责任》，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1期，第94页。但是最近美国联邦及州之环保刑事立法一般以“明知”为构成要件，且通过工业界的努力，美国联邦刑法建议案已取消对健康及生命安全危害之无过失责任，而将“犯意原则”(mensreaprinciple)适用于各种环境犯罪。)。在以处罚故意犯为原则，处罚过失犯为例外的刑法立法中，其环境刑法中大多有关于过失犯的规定，通常在一具体罪刑规范中附加规定有关过失实施同类行为的刑事责任条款。一般而言，这只是普通过失的规定，就是说没有明示行为人的特定注意义务，但是从实践看，基于过失的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是由从事生产经营的主体因违背有关环境管理规范，违反从事生产经营应当秉持的注意义务，进而造成环境破坏的危害构成犯罪，因而过失类型基本上可归属于业务过失。

一、有代表性立法例之举示

我国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即属于典型的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罪。

德国于1980年3月28日公布修正了《环境犯罪防制法》。在此之前，附属环境刑法犯罪繁多，如联邦污染防制法、水务管理法、化学物品法及营业法、空运法、植物保护法、DDT葡虫防治法、动物保育法、药剂法等均有刑事制裁的法律规定。该法公布后，在刑法典中增订第28章“破坏环境之犯罪行为”有关环境刑法条文。90年代初，德国又开始了“环境刑法的基本改革”。1994年11月1日生效的第二部反环境犯罪法，即第31部刑法修改法，进一步加强了刑法对环境的有效保护。1998年11月13日公布、1999年1月1日生效的德国刑法典第29章为针对环境的犯罪行为，其中水域污染罪等条款都有过失犯的规定。现行《俄罗斯刑法典》第26章规定了“生态犯罪”，其中包括了相当于中国刑法分则第7章第5节的一些条文，比如第248条违反微生物或其他生物制剂或毒素的安全处理规则罪、第249条违反兽医规则和植物病虫害防止规则罪。该法典其他的罪名则属于环境犯罪的范畴，其中，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污染水体罪、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毁坏土地罪规定，因实施这些行为而过失致人死亡的，应当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但这些规定基本上属于加重责任要件，并非典型的过失犯罪条款。

日本1970年《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第3条(过失犯)规定：“工厂或事业所，因其事业活动殆于为业务上必要之注意，排出有害国民健康之物质，致生公众之生命或健康以危险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二百万元以下罚金。犯前项之罪因而致人于死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三百万元以下罚金”。该法还规定了法人犯罪的两罚制以及推定的因果关系。

我国台湾现行环境刑法的立法模式主要以美国、日本为参照，基本上采用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将惩治环境犯罪的法则定位于行政管制法之内的附属刑法中。对于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一直到1991年5月6日水污染防治法、1992年1月16日空气污染防制法修正后，才建立环境刑法的核心。然而早在1972年，因为过失污染水体的案件，在法庭上曾以公共危险罪，首度被刑事不法加以制裁。台湾环境刑事立法尚未进入成熟阶段，缺乏固定模式，在行为人罪过形态方面很难找到可供评释的规定，但多数学者认为环境犯罪应包括故意和过失。(注：参见赵秉志、王秀梅：《海峡两岸环境犯罪之比较研究》，载《刑事法杂志》第43卷第2期，台湾刑事法杂志社编印，第22～23页。)

香港的污染管理条例，包括《水污染管制条例》、《噪声管制条例》、《保护臭氧层条例》，以及《环境影响评估条例》，都是环境刑事法律。(注：参见卢永鸿博士论文：《环境犯罪的立法与司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版，第137、142页。)香港环境刑事责任主要建基于严格责任，即犯罪者无论是否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触犯污染管制条例导致环境污染，都要负刑事责任。除对少部分的违法行为以明文采取犯意原则外，规定故意犯罪方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如果有关条款没有此规定的，则属于严格责任犯罪，因过失违反污染管制条例而导致污染也须承担刑事责任。(注：参见卢永鸿博士论文：《环境犯罪的立法与司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版，第137、142页。)

二、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主体

在英美法国家，处罚法人犯罪在判例中已成为今日之主流，其理由是基于社会需要及公共政策之目的论。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大多遵守罗马法“法人不能犯罪”(Societasdelinquerenonpotest)之原则，欧洲近代虽有愈来愈多理论采赞同法人有犯罪能力之倾向，但在实务上而言，仍以持否定见解为主流。各国立法趋向，仍仅在行政刑法上承认法人之刑事责任，传统刑法上仍不设处罚法人之规定。(注：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343页。)与此相应，环境犯罪中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从各国立法例上也分为三种情形(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一是，肯定法人应负环境刑事责任。通常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纳。其理论根据有两种：(1)间接说。其并不认为法人应为责任主体，但认为法人在一些情形下，为了规避责任，会利用第三人的行为或事实为掩盖或转移其责任。因此认为，“因间接承认受雇人之行为之犯罪侵害环境，即应视为法人应负违反之责任”，除非该企业能够证明受雇人的行为为企业所全然无知，并非其同意，且对其行为已尽预防责任。(2)直接说。认为法人(企业)本身即应视为犯罪主体。采取法人应负责任的国家为英美国家，但是如荷兰、丹麦、委内瑞拉、南斯拉夫及以色列等国法也采取这一观点。我国刑法第338条和第346条也规定，单位可以成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犯罪主体。二是，否定法人应负刑事责任的立法例。为大陆法系国家所采取。理由如上，即法人具独立人格，不为他人之行为结果负担责任，且刑事责任为专属，不得由他人代替。三是折衷说。即认为法人不具有负担刑事责任的能力，但是却以罚金或罚锾方式制裁处分法人。如比利时，即不认为法人负担刑事责任能力，也因此不能令其受罚金，但认为其组织、受雇人或委托人应负担民事罚金。其它如德国、挪威、我国台湾地区、日本也基本属于此种类型。比如日本，在刑法中对法人犯罪持否定态度，但是其行政法规上设有处罚法人的规定。比如前引的《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即采取两罚规定，将法人作为犯罪主体之一，该法第4条规定：“法人之代表或本人之人、使用人或其它从业人员，关于该法人或本人之业务，犯前二条之罪者，除处罚该行为人外，并科法人或本人以各该本条之罚金刑。”(注：德国在外汇、租税法规设有处罚法人的规定，或在经济法规中设有对法人或其它团体科处罚金之明文规定。瑞士在警察法、行政法、经济法、保险法设有对团体处罚金之规定。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页。)

现代公害的发生，大多源于事业活动，而事业活动则大部分采取法人组织形态，所以可以说环境污染的发生乃法人之行为所致。将法人(单位)作为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主体，从刑事政策上讲，会比较有效地规制企业行为，使其尽责地履行从事生产、经营时应秉持的注意义务；对法人企业(单位)的不法行为采用民事制裁、行政制裁的效果不高，而对个人进行刑事制裁又因有法人企业(单位)的成员众多，难以具体确定该负责的具体责任人；法人作为社会的成员，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之不法行为，应当予以相应的非难，以防止因法人活动所造成的有害结果(注：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343页。)。因而，从立法上承认法人(单位)在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上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是必要的，而且也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

承认法人负刑事责任，其还应对两个问题予以关注(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1)何种法人应负刑事责任。在英国及荷兰，私法人或公法人均有负刑事责任的能力。在中国大陆，并没有严格区分公法人和私法人，从刑法典第30条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看，实际上认为这两类法人都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2)如果法人应负刑事责任，那么以法人名义为行为的自然人代表是否得免其责任?对此有两种制度：一是，法律如果规定法人应直接负刑事责任，其高级干部得免受刑罚，如美国1899年河川及港口法。二是，刑事责任仍同时落在法人代表人身上。如我国刑法典的规定，荷兰法1969年11月13日水污染防治法第29条，对公司负责人的刑事责任规定也属于这一类型。

三、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之法益

传统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依大陆法系理论可以分为三大类即个人、社会、国家，即以“人”为保护重心，此为刑法法益的中心。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究竟属于独立之环境法益，还是为双重之法益保护?所谓独立之环境保护法益，是指以“环境”本身为保护重心，公害行为如对环境造成侵害，则为已对法益造成破坏，不必探究是否对“人”之生存环境造成具体或抽象的危险；双重之法益，则与这一概念相对应，即法益侵害还包括对人的生活环境形成侵害。前者完全以环境本身为考量重心，对环境保护而言，无疑最为直接，也最能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但是环境刑法的目的并不是在于消灭合法之事业活动与发展，所以应当以“人”之健康与安全为保护作为环境刑法的基本目的。

德国环境保护刑法，承认所谓独立之环境法益(EigenstaendigeUmwelt-Rechtsgueter)、双重之法益保护(DoppeiterRechtsgueterschutz)即超个人法益(UeberindividuellenRechtsgueter)或生态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eineKombinationvonoekologischenundanthropozentrischeInteressen)的保护。德国刑法典第29章所规定的构成要件的保护法益就是环境，不过这一法益不是在一个宽泛的、非实体意义上，而在其不同的介质(水、空气、土壤)及其他表现形式(植物和动物的生存环境)上来理解。(注：参见Karl.Lackner、KristianKuehl：《德国刑法典注释》,C.H.BECK''''SCHEVERLAGSBUCHHANDLUNG,MUECHEN1995。)对环境的保护，最终还是要保护人类当前和未来的生存条件。在环境犯罪中，除了侵犯个人的法益外，还侵犯生态学的法益，从作用上说，生态学的法益是为了社会公众的，因此是一种应当加以保护的超个人的法益(注：根据德日刑法理论，以法益主体为标准分为个人法益与超个人法益。这一分类也为我国刑法学者所主张。参见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页。)。(注：参见王世洲著：《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48页。)

日本在其不同的有关环境的法规中分别规定了不同的保护客体：《公害对策基本法》中列举了国民健康的保护，加上生活环境的保全。在其所谓“生活环境”中认为“包含了对于人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动植物及其成长环境的保全”。《空气污染防止法》和《水质污浊防止法》也是以生活环境保全为目的，但以其对于违反排出基准的处罚为中心，环境保护视为间接的(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日本刑法修正草案，对环境犯罪刑法化，采修正刑法之方式，从刑法公共危险罪章中之相关条款入手，因而可以认为日本仍以人为保护法益为中心，间接的对环境加以保护，从其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即可以看出其为双重之法益保护。

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认为：“生活环境本身即为刑法所应加以保护之法益，污染或破坏环境之重大行为，在刑法上评价，即直认定为‘刑事不法’，而非‘行政不法’。因此，环境刑法所保护之法益，并不只是生命法益、身体法益或财产法益，而且亦包括所谓之‘环境法益’，由于生态环境之破坏，将足以导致生命、健康或财物之危险或实害，故以刑法保护环境法益，亦属间接地保护个人之生命、身体或财产法益。”(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台湾公害法学者邱瑞智亦持相同观点。(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因此台湾环境犯罪的法益保护上，即兼顾公害防治与自然保育。

中国刑法学界关于环境犯罪的客体大致有四种学说(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即环境保护制度说、环境权说、公共安全说、复杂客体说。这里涉及到“环境权”概念问题。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上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明确指出：“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从而提出“环境权”的概念，并视为基本人权(注：参见同利平：《试析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2期，第20页。)。在此之前，美国于1969年颁布的《国家环境政策法》也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环境权的概念，其第3条规定“国会认为，每个人都应当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个人也都有责任对维护和改善环境做出贡献。”中国刑法学界有观点认为，环境权是指“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的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环境权的主体是公民、单位及其它组织和国家，环境权的客体是包括具有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的环境自然资源。”(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

关于环境犯罪法益(保护客体)的明晰，也就清楚了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法益。中国也和大陆法系国家理论界的争鸣一样，提出了独立的环境法益即环境权，但非“环境”。依照德日的理论，环境权也属于超个人的法益，但是从终极意义上讲这一权利却又是同时属于每个人以及个人的集合——国家和社会。因此，可以说环境权实际上是个人法益、国家法益、社会法益的重叠体现，进言之，以环境权作为环境犯罪的客体是恰当的。因此，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法益即应为环境权。

四、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因果关系

环境法上关于证明民事责任上因果关系的困扰问题，在刑事犯罪责任的因果关系上也同样存在，即在于必须证明犯罪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外，还往往涉及到证明长期潜伏性污染(比如辐射污染)或扩散性的污染损害(如有害化学物质)，这些均须予以注意(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对于这个问题，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

美国及法国法对于这一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及企业结构之变动，逐渐从一般受害人与工厂污染加害人间而移转为一般受害人与工厂加害人、环保团体、居民集体与多国籍企业及国营事业间的原、被告关系。但是由于原被告双方经济地位之悬殊，以及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经济与工业的大发展，举证责任一直偏向于工业界。1970年以后，由于法院实务改革以及立法变动，而趋向于受害人原告的保护，而举证责任也开始向原告倾斜。

加拿大法上，刑事法异于民事法上的因果关系证明法则。在民事立法上，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推定责任原则，除非被告能证明行政管制法上的污染标准规定为不法，或其所采取的标准在性质上不当，或取样分析或鉴定之结果有瑕疵，否则推定被告对其行为结果应负民事责任。在刑事法上，至少在若干法规，对污染犯罪采取单纯的推定责任，只要于法庭上能就采样分析之结果提出证明的，就构成犯罪(推定因果关系)。如1970年6月26日的加拿大水防治法规定。又如，北极地区水防治法及安大略湖水资源法的规定，被告如果不能举出反证，就分析证明书或报告书上陈述的事实，推定其具有因果关系。

澳大利亚法与加拿大法不同，1972年澳大利亚清洁水法，将举证责任置于原告。该法要求水污染事实经行政机关证明确实违法超过法规上之标准界限而赋予原告权利时，原告(受害人)仍应提出“决定性之推定”事实，以证明是被告之行为导致水污染。

德国法自1972年以后，法院实务上曾有就因果关系之举证责任由被告负担之判决，如果被告无法证明时，则推定污染所生受害事实，即为被告行为所致。

日本《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第5条明定因果关系推定，即只要证明工厂或事业营运中所排放的有害物质，已达足以使公众的生命或身体遭受危险程度，而于其危险物质所排放的地区内，因同种物质所生公众之生命或健康发生危险的，在法律上即推定危险是其排放的物质所造成。日本法上规定此一推定之效果为：因果关系应由法院推定，由被告反证，被告只有在提出的反证成立时，才能免除刑事责任。

我国台湾学者邱瑞智认为，公害现象严重到对生命、身体或健康产生具体危险时，常经长久期间即广大空间之积聚，且有毒物质之检验及其危害程度之确定，常涉及极高深之科学技术，因此，在因果关系的追踪上，既相当复杂，而且极端困难。如欲严守传统之相当因果关系，则公害犯罪之适用，必绝无仅有。故疫学的因果关系说和推定原则的出现也属当然。(注：参见邱瑞智著：《公害与刑事责任》，载台湾《刑事法杂志》第16卷第5期。)何为“疫学的因果关系”，日本学者大zhǒng@①仁指出：“与公害犯罪等相关联，提出了疫学的因果关系的问题。即，在存在疫学的因果关系时，是否可以在刑法上认定为存在因果关系呢?所谓疫学的因果关系，是疫学上所采用的因果的认识方法，某因子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即使不能够从医学、药理学等观点进行详细的法则性的证明，但根据统计的大量观察，认为其间具有高度的盖然性时，就可以肯定存在因果关系。”(注：[日]大zhǒng@①仁著：《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5、105页。)大zhǒng@①仁认为，既然在社会观念上已经认识到某事实与某事实之间具有高度盖然性的联系，就不妨肯定其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并认为，占通说地位的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也无非是按照人类的社会经验所认识到的在实行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的实施某种行为就会由它产生某种结果这种高度的盖然性，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它与疫学的因果关系没有本质的不同。(注：[日]大zhǒng@①仁著：《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5、105页。)针对疫学的因果关系，中国学界对之持否定态度。(注：参见张绍谦著：《刑法因果关系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日本学界也有观点认为，“既然没有从医学、药理学的角度严密地确认存在科学的条件关系，就不能以它为基础肯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注：[日]大zhǒng@①仁著：《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5、105页。)德国学者ArminKaufmann等人认为，既然没有确定自然科学的因果法则，就不能肯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注：参见张明楷著：《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

对于环境犯罪所呈现出来的因果关系判断的困境，台湾学者柯泽东甚至认为，为避免因果关系所产生对刑法适用上的阻力，其努力的方向应为：“环境之犯罪应以处罚其行为之危险为基础，将行为独立于其损害结果之外。亦即将行为与结果分开，不问行为之是否必然有效导致对第三者之损害，只要其行为构成危险，即应制裁之，而不必然须有损失之发生始予制裁。”(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但是即便如此，对于已经发生实害的环境事故，仍要考虑危害行为与这一实害的因果关系，显然是无法回避的；同时如果着重行为无价值来评价环境危害行为的不法，从而扩大环境犯罪的成立范围，是否有违刑法的谦抑，也值得考虑。

就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而言，判断危险状态或结果状态与环境危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归责的基础。但是如何界定或者判断这一因果关系的成立，必须对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进行突破。从实务上讲，显然适用推定原则比较有利。当然这一原则的适用是否有违无罪推定原则以及在刑事诉讼中贯彻的有关举证责任的基本制度也值得研究。不过，对于从事生产、经营的人或单位，强化其对社会承担的责任无疑是正当的，而在诉讼中予以较为严格的义务负担也有必要，这有利于环境的保护，预防和惩治环境危害行为。

五、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客观特征比较

由于资料所限，这里仅大致比较我国、德国、俄罗斯(注：如前所述，俄罗斯的立法例并非典型过失犯罪的立法模式，但是这里将加重条款单独提出来作为一种特殊的过失犯罪的规定并与其他立法例比较。)的立法例的基本差异。中国刑法典直接以一个独立的条文来规定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俄罗斯的立法例则在数个条文中将过失行为(尤其是造成人员伤亡的结果)作为加重构成，并没有规定独立的基本犯罪构成；德国立法例则是在多个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构成中先行规定了故意犯的犯罪构成，而后又通过引证罪状的形式规定过失犯的条款。这里首先有一个立法技术的问题，但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更主要地在于立法者对环境犯罪的规制范围以及程度。中国刑法典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根据其犯罪对象可以分为过失污染土地、过失污染水体、过失污染大气、过失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过失倾倒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过失倾倒有毒物质以及倾倒其他危险废物等更为细化的具体构成，这样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中国立法例与俄罗斯、德国的立法例的一致性。但是，中国刑法典并没有规定以这些物质作为对象的故意犯罪(注：当然，如果行为人故意倾倒含放射性物质的废物、有毒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则可能根据中国刑法典第114、115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第1、2条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只规定了一个单独条款的过失犯罪。从立法的差异上，可以看出，实际上这表达了不同立法者对环境危害行为的不同态度：(1)在俄罗斯的立法例中其犯罪面扩大了，例如污染水体罪和毁坏土地罪，其基本构成的罪过形式为间接故意；违反生态危险物质和废料的处理规则罪的基本构成则是一个危险犯；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则只要危害环境的行为引起了犯罪对象物理性质、化学性质的改变，即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环境资源的具体损害，也都构成犯罪。(2)在德国立法例中，这种犯罪面扩大的情况也是存在的。空气污染罪、与危险废物的不许可的交往罪(第326条)、不许可的设施运转罪、与放射性物质和其他的危险性物质和物品的不许可的交往罪(第328条)(注：但第328条第3款则属于具体的危险犯。)、危害需要保护的区域罪都属于抽象危险犯；造成噪音、震动和非离子辐射罪不许可的设施运转罪(第325条a)、通过释放毒药造成的严重危险罪(第330条a)则属于具体危险犯；而根据水域污染罪的规定，只要改变水域的性质就构成犯罪既遂，从表面上是一个结果犯，但是如果从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害、资源破坏这一后果看，则其也属于一个潜在的危险犯构成。土壤污染罪(第324a条)的规定也就有危险犯的特征。与中国的立法例相比，其惩罚面大大提前了。从中可以看出，尽管三个国家的立法者对环境危害行为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在刑法立法中进行了必要的体现，但是俄罗斯和德国的立法例在惩罚范围和惩罚力度上显然更为有力。

六、对我国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现行立法完善之建议

我国现行刑法典分则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6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共计9个条文14个罪名，但是对诸如污染大气、污染海洋、污染土地、噪音污染的危害行为却没有规定独立的条款予以规制，有观点提出应当规定独立的罪刑规范(注：参见付立忠著：《环境刑法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页。)。从上文的外国立法例举示中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刑法典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规定得比较简约，除此之外，是否有必要对这类犯罪规定特殊的程序性条款以及其他规定也值得研究。笔者认为这里要解决二个认识上的问题：

(一)是否规定危险犯条款

我国现行刑法典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从罪状表述分析，属于过失实害犯的范畴，过失实害犯相对于过失危险犯而言。该条的罪状结构可以概括为：故意危害行为+对结果存有过失。进言之，“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不仅是犯罪的罪过认识要素，而且是犯罪成立的必备条件。而单就故意危害行为(即“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本身却是不可罚的。这一点俄罗斯和德国的立法例有很大不同，如前文所述，其在刑法典中规定了一定数量的故意的危险犯条款，甚至是抽象危险犯的条款。如果将我国刑法典第338条中的“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的行为孤立出来，或者加以分解的规定，并规定独立的法定刑，那么就属于所谓抽象的危险犯类型了。设若如此规定，其在立法上和司法适用上的效果就会有变化：(1)不要求有具体的犯罪后果，即舍弃了造成公私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的具体犯罪后果这一犯罪成立要件。因此，在犯罪成立范围上，行为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行为成立犯罪的时间即大大提前了，其成立犯罪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2)控诉机关举证责任的减轻，就是说，控诉机关只要证明行为人有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等物质的行为，而该行为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危险，那么就完成了举证责任，法院则可以在认定此项举证事实的情况下认定行为人有罪。换言之，控诉机关没有必要特别证明犯罪后果的发生，尤其是犯罪后果尚没有显现出来或者很难取证的情况，同时相关的因果关系举证责任也可以免除。所以，要不要在环境刑法规范体系中规定故意的危险犯乃至规定故意的抽象危险犯，确实牵涉到立法价值的选择问题。

(二)是否采用间接故意犯的规定模式

俄罗斯刑法典中的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污染水体罪、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毁坏土地罪都属于间接故意犯，即法律要求行为人对构成实害结果或者危险的发生持放任的态度，既非积极追求，也非不情愿。根据我国刑法典的规定，如果行为人明知向水体、土壤、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废物等物质的行为可能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而放任这一结果发生的，则不应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论处，比较恰当的适用条款是刑法典第11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第2条的规定或者第275条故意毁坏财物罪来定罪处罚。设若行为人明知向水体、土壤、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废物等物质的行为会造成水质、土壤、大气质量发生恶化而仍有意为之，并且形成相当程度的污染却没有造成具体的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的，则在刑法上是不可罚的。根据俄罗斯刑法典的有关条款规定，则类似行为可能构成犯罪。比如，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属于具体危险犯，只要“构成严重损害人的健康或环境的威胁的”即构成犯罪；污染大气罪属于结果犯，但是只要具备“造成空气的污染或自然性质的其他改变”即构成犯罪；污染海洋环境罪属于结果犯，但是只有具备“污染海洋环境”的结果即构成犯罪，而所谓“污染海洋环境”具体是指向海洋中投放可能使海洋环境质量恶化、限制其利用、导致海洋生物资源毁灭、减少、枯竭或患病的物质和材料(注：参见黄道秀译：《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95页。)；毁坏土地罪属于结果犯，而其构成结果为“人的健康或周围环境受到损害”。在这种立法例的情况下，行为人所预见的犯罪后果与事实上发生的犯罪后果相比“重大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这一后果而言，是比较轻的，因而其犯罪成立的要求也相对于以“重大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作为犯罪结果”的立法例低，可以说，对犯罪评价的重点也就从犯罪的具体结果上转移到危害行为本身。在这种立法例下，规定间接故意犯也就顺理成章了。是否采取间接故意犯的立法模式问题，在实质上是如何规定犯罪的构成结果或者危险的问题，这也需要立法者进行选择。

就我国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完善问题，应当置于整个环境刑法规范体系中进行探讨，也就是说，要将环境刑法规范的总体完善的问题首先提出来，而后在这一体系中解决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完善问题。笔者认为有四个方面可以作为改进的方向。

1.应当根据环境资源的具体构成要素作为犯罪对象

这里隐含的前提是：规定以这些要素为对象的故意犯罪。对此可以考虑德国的立法例。现行刑法典第338条将土地、水体、大气的破坏规定在一个条款中，尽管比较简约，但是由于这三种环境要素具有不同的特点，因而在具体犯罪中表现形式也就不同(注：严格从语法上讲，第338条也是存在问题的。由于该条中犯罪对象和行为方式为选择关系，如果进行词语组合就会发生不搭配的现象，如“向空气中倾倒”、“向空气中处置”这样的语法错误。)。如果规定了以这些环境构成要素为对象的故意犯罪，那么也应当将相应的过失犯条款规定在一个法条之内，以不同条款出现。

2.应当周延各种严重的破坏环境危害行为

现行刑法典中对于破坏环境资源的危害行为的广度是认识不足的，诸如噪声污染、违反防治污染义务、破坏草原、破坏植被等危害行为并没有予以犯罪化，而这些行为的危害性也具有相当的刑事可罚性。因而在规定这些形式的故意犯罪的同时，有必要在相应的条款规定过失犯罪。

3.有必要规定过失危险犯

为了有效惩治环境业务过失犯罪，有必要规定过失危险犯条款，当然由于过失危险犯将犯罪的成立标准大大提前，因而在立法选择上应比较慎重。同时，笔者认为，规定过失的具体危险犯是可行的，而不应当规定过失的抽象危险犯，否则可能导致犯罪面的过度膨胀，同时也会在司法适用上造成被滥用的弊端。

4.立法技术上的完善

除了考虑罪状表述更加明确以外，在刑罚规定上要有所改变。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罚金刑规定缺少明确性，有必要在法条规定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标准。如何确定罚金刑的量刑标准，是法定刑配置科学化的一个重要课题。关键是如何确定一个合理的罚金刑量刑指标，笔者认为，在数额确定上可以将犯罪地居民最低生活水平所达数额作为基本的量刑指标，理由在于任何犯罪是对刑法所保护现有社会关系整体的侵犯，作为社会成员的居民即便没有遭受到具体犯罪的侵犯，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秩序却因此而遭到威胁，因而也构成对其权利的潜在的侵犯；以犯罪地的居民最低生活水平为标准，则考虑到犯罪毕竟存在于一定的时空关系而具有个别性，因而将之置于具体的时空环境中考察是适当的。在确定量刑指标后，则规定一定的倍数幅度作为适用的选择范围。这种规定方式优势在于，既考虑到量刑标准的统一和合理化，又注意到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注：参见拙文：《贷款诈骗犯罪之比较研究》，载高铭暄、赵秉志主编：《21世纪刑法学新问题研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9页。)

环境法篇8

关键词：环境监测；环境执法；应用

环境监测在环境评价体系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因为各种环境因素在满足建设项目需求的同时，是以环境质量来展现的，最终在环境监测数据中体现出来。下面我们就环境监测数据在环境执法和守法中的重要应用进行探究。

1环境监测和环境执法的概述

1.1环境监测的定义

所谓环境监测就是指针对影响环境质量因素的代表值进行测定，并通过一定的分析和监测，确定环境质量的污染程度和变化的情况。环境监测工作在进行的过程中，主要是在以环境为主体的条件下，运用物理、生物、化学等技术，对环境建设中的项目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有一定的了解基础上，对环境中的污染物成分进行定性、定量的科学分析，探索出环境质量确切现状及其变化规律，为环境保护、环境决策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策略提供依据，切实的对环境污染现象进行监控，从而提高环境的质量，实现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1.2环境执法的定义

关于环境执法的定义，是指依法享有环境管理权的行政主体，运用法律手段对相关主体采取的直接影响其权利和义务的环境执行行为，同时对其他环境行为进行相关的监督管理工作。环境执法是我国环保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改善我国环境问题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在环境执法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保证环境执法的规范性和标准化，并且依据环境监测数据进行科学的实施。

2在环境执法与守法中注重应用

2.1环境监测数据的合法性

在环境执法的过程中，对环境监测数据进行应用时，一定要注重监测数据的合法性，其中包括监测的资质、监测的程序、监测的标准、监测结论的合法性都是监测数据合法性的重要依据。环境监测人员在工作的过程中，要做好监测的采样记录，其中包括对采样地点、时间和采样人员的记录，其次在应用自动检测数据的时候，注重所用数据来源的可比性、可靠性，切实的保证环境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

2.2环境监测数据的时效性

其实环境监测活动是具有一定时效性的，在环境违法行为的形成过程中，其初步形成、发生和产生环境污染的过程会在时间的作用下，产生一定的削减甚至是消失不见，这就要求在进行环境监测的过程中，要第一时间到达污染现场进行数据采集、测定，切实的保证环境监测数据的时效性，为环境执法提供有效证据。

2.3环境监测数据收集渠道的多样性

在环境执法的过程中，应用环境监测需要留意到数据收集渠道的多样性，现如今，环境违法案件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其渠道也具有一定的多样性，因此在开展环境监测的过程中，要充分运用先进的现场监测设备和其它高新技术，多渠道的开展监测工作，实现环境监测的多样性、高效性。

2.4环境监测数据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环境执法工作的开展过程中，注重环境监测数据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环境监测数据在进行记录时，保证所有信息的完整性，让各个环节与监测报告具有一定的统一性，为了保证这一点可以采取同步拍照、录像的方式，对监测过程中进行全程记录，这样可以有效的保证监测报告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3在环境执法与守法应用中的作用

3.1为执法的现场提供技术性支持

在环境执法的过程中，环境监测数据为其提供了技术性的支持工作，当一个企业出现违反环境的现象，在环境管理和环境监测工作的有效开展中，成立一个专门的环境监测小组，及时地对污染环境进行评估和测定，比如环境污染的因子、浓度和排放量，在提供准确的污染物种类、量值的前提下，能有效促进环境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

3.2为环境执法提供有力的服务

在环境监测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可以为环境执法提供有力的服务，同时还可以切实的提高人们的守法意识和思想观念。具体说来，通过环境监测工作，可以对环境污染的现状和特点、程度、范围等一些因素进行评价和分析，为环境执法的工作擦亮眼睛、指明方向，同时也给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和个人带来警戒，提高他们的守法意识，保证他们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时刻谨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4结语

本文对环境监测数据在环境执法与守法中的应用进行探究，希望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能够继续加大环境监测的力度，切实的保证环境监测在环境执法和守法中的应用程度，有效的促进环境执法工作的顺利进行，提高环境保护的意识，为国家的环境事业做出一点贡献。

参考文献：

[1]胡安宏,刘济欣.浅析环境监测报告在环境行政执法中的证据作用.

[2]吴惠娜.浅淡环境监测在环境执法中的地位与作用.

环境法篇9

关键词：环境基本法；可持续发展；预防原则；环境权；原因者负担原则

作者简介：大V直，男，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学术院教授、日本环境政策法学会常任理事、中央环境审议会及东京都环境审议会委员，从事民法和环境法研究。

译者简介：张震，男，法学博士，法学博士后，西南政法大学教授，从事宪法、环境法研究；李成玲，女，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研究科行政法专业博士研究生，从事行政法、环境法研究。

基金项目：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中青年课题“宪法环境保护条款的规范结构与实施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6SFB3011

中图分类号：D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2-0001-11

引 言1

日本《环境基本法》中规定，该法的基本理念与原则包括“享受、继承环境赋予的恩泽”（第3条）、“构建减少环境负担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第4条）、“通过国际合作积极推进地球环境的保护”（第5条）2。这些基本理念与原则一直被认为是环境法的核心，展示了环境法的独特性。在《环境基本法》制定20周年之际，再次提出有关基本理念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意义。围绕这一问题，本文拟首先简单阐述一下基本理念与原则的意义，然后依次论述可持续发展原则、未然防止及预防原则、环境权、原因者负担原则。最后，将提出《环境基本法》应该修改的要点以及相应的修改方案。

一、基本理念与原则的意义

在国际环境法、欧洲环境法中，环境法的基本理念与原则包括“可持续发展”“未然防止及预防”“原因者负担（污染者负担）”等等1。除此之外，“环境权”虽被称作“权利”，但也具有与理念、原则类似的性质。这些理念或原则，有的在日本《环境基本法》中被明文列为基本理念，有的则不是这样，但都能在日本《h境基本法》中寻到某种根据。

在这些理念或原则当中，“可持续发展原则”是整个社会要追求的目标；“未然防止及预防原则”是实施环境政策、对策的相关原则，是决定环境管理水平的一个准则[1]（P103）；“环境权”是从主体的角度看待环境保护问题时的抽象性权利；“原因者负担原则”是防止环境污染等方面的费用负担原则（详见下图）。

本文所说的“原则”“法原则”，不一定在法律条文中直接表现出来，却蕴含实体法应当遵循的方向。“法原则”不同于可以确定适用（要么有要么没有）的“法规则”，而是把对法律问题的推理引导至一定的方向。[2]（P24）

“法原则”的作用可以列举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法原则”为实体法的制定提供应当遵循的一般方向（对立法机关的作用）。第二，行政被法令授予权力时，“法原则”可以作为行政决定的准则发挥作用，或者说，当法令的规定有裁量、解释的空间时，“法原则”可以将裁量、解释引导至一定的方向（对行政机关的作用）。第三，“法原则”为法院解释、适用实体法提供指针（对法院的作用）。此外，还有人指出，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行为者可以使用“法原则”为自己的主张提供正当依据。[3]（P62）

按照这样的作用定义“法原则”的话，前面提到的三个基本理念与原则几乎都有这样的性质。把基本原则理解为可以确定适用的法规则是错误的做法，同时，认为基本原则没有效力、毫无意义也是不可取的做法。当然，既然被称为“原则”，就要展现一定的方向性。所以，正如后文所述，关于“可持续发展原则”存在这样的问题：它能否被称为法原则，要成为法原则应该蕴含哪些内容？

对于环境法的基本理念与原则，还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环境法的基本理念与原则，是为了环境法这一独特固有的“法律领域”的发展所必需的。也就是说，环境法的基本理念与原则，具有在一般行政法领域中没有的独特性，以行政法以外的领域为渊源。前面提到的三个原则以及环境权，是以国际法、宪法、民法以及经济学等为渊源。当从环境的角度设定一定的目标，整个社会要朝着这样的目标发展时，这些理念、原则以及环境权就是不可或缺的，构成了环境法、环境法学的核心。[4]（P31）第二，既然前述的三个原则以及环境权是环境法的发展所必需的，那么，按照现在的《环境基本法》等法律的解释被视为“原则”的，就应当期待通过明文规定被视为“原则”。这点将在本文的最后加以说明。

二、可持续发展原则（SD）1

（一）国际法上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在1992年的《里约宣言》中，第1原则、第3至第5原则都提到了可持续发展。之后，在199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SD）第四届大会上提出的专家部门会议报告书中，列出了指向可持续发展的19项国际法原则及概念。主要包括相互依存及协调统一、发展的权利、对安全的环境享有的权利、均衡、自然资源与领域管理责任、环境损害的防止、预防原则、全球合作的义务、人类的共同财产、跨境合作、公众参与、信息获取等方面。2另外，2002年国际法协会（ILA）上通过的新德里宣言对于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定义提出了以下7项原则：（1）确保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国家义务；（2）均衡的原则及贫困的消除（包括不同代人之间的均衡以及同一代人之间的均衡）；（3）求同存异的责任原则；（4）对人类健康、自然资源及生态系统的预防处理方法；（5）公众参与原则及对信息的获取、对司法的利用；（6）善治的原则；（7）人权及社会、经济、环境上目标的协调统一以及相互依存的原则。

这些原则或概念包含着实体要素和程序要素。因为包含各种各样的要素，所以可持续发展原则也被视为超越原则的概念。但在国际法上，一般而言，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统一原则是可持续发展原则最核心的部分3。在国际法学上，关于可持续发展原则就存在着这样一个根本的课题：环境与发展是“并立关系”还是“对抗关系”？4

（二）各国国内法中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国际法上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与国内法上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与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各有不同。具体来说，在讨论发达国家国内法上的可持续发展原则时，通常精简国际法上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要素。例如，在国内，多数情况下人权、贫困等问题是在其他范畴内讨论的。如前所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专家部门会议报告书列举了19项原则，新德里宣言列举了7项原则，但这些原则并不都属于国内环境问题的范畴。

如何理解、把握可持续发展原则大致有两个方法，一个是把可持续发展原则视作经济、社会、环境这三个领域的支柱5，另一个是以“再生、代替性、适应”为三大判定条件6（见德国联邦环境部1998年的环境报告书）。这同时也是“弱持续性理论”和“强持续性理论”应该采用哪个的问题7。“强持续性理论”把自然资本与人工资本视作互补物1的关系[5]（P109），主张如今的自然资本原则上应当保持恒定。这就是所谓的日常三原则的体现。即，（1）再生可能资源的利用速度，不得超过其再生速度；（2）不能再生资源的利用速度，不得超过用再生可能资源能够代替其使用的速度；（3）污染物的排出速度，不得超过在环境中净化、消除其危害的速度。[6]（P24）而“弱持续性理论”把自然资本与人工资本视作代替物的关系，只认可把完全的资本财物作为整体留给子孙后代的义务，所以主张自然资本原则上可以用人工资本无限制地代替。可以说，这两个理论在对“环境容量”的关注程度上有所差异。然而，如果森林资源枯竭木材加工场就无用武之力，鱼类匮乏的话渔船也是无用武之力，所以应该说在当今社会难以采用“弱持续性理论”2。日本政府在2012年决议的第四次环境基本计划3中表明，全球温室效应对策的一个目标值就是，要努力在2050年之前与其他国家一起把全球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至少减少50%。可以说这是支持“强持续性理论”的目标构想。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2013年的第五次评估报告中，明确了温室效应气体的累计排放量与地球气温上升之间的比例关系，这表明“强持续性理论”愈来愈重要。

德国2008年环境法典草案第1条第3款对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有关规定，也是接近“强持续性理论”的。例如，（1）不能再生的环境财产，要慎重节s地利用（但这一点比日常三原则的第二个原则较为缓和）；（2）再生可能的环境财产，要保证其利用的永久持续性；（3）要维持自然性的生活基础的给付能力及功能发挥。日本著名的环境经济学专家诸富匾膊慰肌扒砍中性理论”提出了稍微缓和的“最小安全标准”4。

虽然“强持续性理论”存在环境对象的差异、国际公平等问题，但归根结底，强持续性是应该实现的最终目标。

（三）可持续发展原则在日本的运用

日本《环境基本法》第4条、《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以下简称“循环基本法”）第3条以及第四次环境基本计划都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即把可持续发展原则视作经济、社会、环境这三大领域的支柱。而《生物多样性基本法》第1条及第3条第2―5款均是从生物多样性这一特定的角度来规定“可持续利用”，重视环境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例如，该法第3条第2款规定，可持续利用要“避免或最小化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的影响”。

在日本讨论可持续发展原则，以下两个方面尤为重要。第一，在日本的设施利用风险管理方面的部门法中，一般来说环境本身不被视为保护法益[1]（P180），而1970年修改《公害对策基本法》时删除经济协调条款5即便在今天也有很大的意义。根据该法的修改，对“生活环境”产生损害的环境负担不应该考虑与经济发展的协调，而对“生活环境”产生损害的“一般环境”“地球环境”上的负担，其与经济发展的调和并不是当然不被允许的。

第二，是关于可持续发展原则所展现的行为准则性。诚然，经济、社会、环境这三个方面的协调统一是很重要的，但仅靠这个主张表现不出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行为准则性。如果不能展现出一定的方向性，就会产生可持续发展能否称为原则的疑问。德国的学说中也有否定可持续发展原则行为准则性的观点。[7]（P511）要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法原则灵活运用的话，就需要通过解释使其具备行为准则性。

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归根结底，强持续性是应该实现的最终目标，对此，可参考德国2008年环境法典草案的规定或诸富刂髡诺淖钚“踩标准。关于这点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得到国民的合意、通过在法条上明确规定，把可持续发展确立为法原则1。

三、未然防止及预防原则

（一）预防原则的定位

关于预防原则的定位，即预防原则是“原则”还是只是“处理方法”的问题，在欧美曾有过争论2。在日本，唯恐预防原则的过甚使用，政府在很多情况下使用了“预防性的处理方法”这一表述。例如，《生物多样性基本法》第3条第3款、第四次环境基本计划中都出现了这一表述。把预防原则仅规定为“处理方法”，是为了不把预防原则的效果视作唯一、确定的原因。但是，预防原则为了应对科学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而展现一定的方向性，被设定为法律解释的指针、立法的指针，所以可以称之为法原则、预防原则。我们可以看到，它具有异于“规则”的“原则”之内容。另外，“处理方法”的概念过于模糊，所有的未然防止措施都有可能包含其中。不过，正是因为“原则”只不过是展现方向性的，即使不像“规则”那样有唯一、确定的效果，也不妨碍称为“原则”。

（二）未然防止及预防原则在日本现行法中的根据

未然防止原则是指，对环境产生威胁的物质或活动，要避免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体现在日本《环境基本法》第4条后半段规定中。即，环境的保全“应当在科学知识的充实之下以未然防止环境保全上的妨害为宗旨展开”。而预防原则最普遍使用的定义是以原因与环境损害之间的科学不确定性为前提，在《环境基本法》中没有明文规定。有把第4条前半段的可持续发展解释为预防原则根据的3，还有把第19条的国家实施政策的环境保护义务作为预防原则根据的。而如前所述，在《生物多样性基本法》第3条中规定了预防性的处理方法。

然而，生物多样性是通过未然防止也不能解决的问题，仅对这个问题设置预防性的处理方法（预防原则）之规定，未必妥当。所以，有必要在《环境基本法》中也加入预防原则的规定。

在第四次环境基本计划中，提出运用预防原则的具体例子有如下几个（参见该基本计划第25页）：（1）地球环境问题；（2）化学物质管理、转基因生物在环境中的投放/外来物种/环境影响评价等（相关事前审查程序涉及预防原则）；（3）大气污染防止对策――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大气污染有害物质/电磁波；（4）生物多样性的保全。

（三）日本引入预防原则的借鉴对象

预防原则的起源可以追溯至1976年德国环境政策中的事前考虑原则。该原则以危险和风险的区分为前提，把事前考虑义务的内涵确定为以下三个方面：对危险的防御，风险的事前考虑（回避、减少危险发生前的环境风险），将来的考虑（规划、保护将来子孙后代自由生活空间）。而国际法、欧盟法上的预防原则以科学的不确定性为前提，最初表现在1982年《世界自然》的第11项原则中，后通过1992年《里约宣言》的第15项原则在国际法上广泛适用。在日本，对引入预防原则时是采用国际法、欧盟法上的预防原则还是采用德国的事前考虑原则这一问题，学者们意见不一。笔者认为，应该以国际法、欧盟法为基本，德国的事前考虑原则仅供参考。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国际法、欧盟法与德国法的地位不应该同等，其理由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

第一，在日本引入预防原则是从国际条约等国际文书开始的。第二，如果采用德国的事前考虑原则，就难以区分可持续发展原则与事前考虑原则，因为这两个原则都包含对将来的考虑。而根据国际法、欧盟法上的规定，预防原则只涉及对风险的事前考虑，不包括对自然资本的将来考虑，可以与可持续发展原则明显区分开来。第三，国际法、欧盟法上预防原则在特别针对“科学的不确定”这一问题上，可以为从正面来应对如今的地球环境问题，化学物质、转基因生物在环境中的投放，电磁波等极其现代性的要求提供支持。而关于这点，德国的事前考虑原则针对的风险，除了不确定的风险之外，还包括已被确定的概率低的风险（既存的风险）。不过，在近年的德国，风险的焦点也开始转向不确定的风险。

（四）预防原则的要件与效果

关于预防原则的要件，在此仅论述以下三点。第一，如前所述，采用国际法、欧盟法上的预防原则时，“科学的不确定性”是很重要的条件。@个条件包括没有进行调查（风险评估）而导致的科学不确定性以及调查的结果仍然显示的科学不确定性。第二，预防原则的要件应该排除纯粹假定的风险。第三，针对预防原则会造成科学进步的停滞这一批判，可以借鉴《里约宣言》第15项原则，以损害的不能恢复或重大性为要件1。

关于预防原则的效果，可以采取预防原则与比例原则衡量的结果适当措施2。鉴于科学的不确定性，还可规定采取暂定的措施。对此，可参考法国《环境》第5条3。

（五）预防原则的对象与事故型损害（特别是原子能事故）

2012年日本《环境基本法》修改时，原来的第13条（“因放射性物质造成的大气等污染预防措施，适用《原子能基本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被删除，这意味着放射性物质造成的污染也要开始适用《环境基本法》。如果把《环境基本法》第4条、第19条理解为预防原则的根据，那么核电站造成的放射性物质污染（当然可能包括事故造成的污染4）也要适用预防原则。关于这点，可能会有人指出原子能发电的风险没有“科学的”不确定性，但是，遭受低限量放射性辐射的风险的科学不确定性，可以说是与核电站风险的科学不确定性直接相关的问题。其实，在德国的事前考虑原则中，核电站的风险就一直是主要的讨论对象。[8]（P173）

四、作为法原则的环境权

在日本，自1970年以来，关于环境权就有各种各样的学说讨论5。其中一个讨论就是在《环境基本法》中是否要设置有关环境权的规定，具体讨论的问题包括环境权应当如何构成，倘若在《环境基本法》中规定环境权要如何处理与宪法的关系，等等。

（一）环境权构成的必要性

是否有必要构成环境权，关系着仅规定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环境基本法》第19条）是否足够、充分的问题。对此，日本的学者们意见不一，笔者认为应该期待在立法上也构成环境权的概念，其理由主要是以下两个。第一，环境是国民（包括现在及将来的国民）生活的基础，当其价值在不断地被损害，而国家又没有充分实施环境行政的情况下，主张权利的法律主体就是不可或缺的。第二，多数情况下环境是将来发生重大结果的课题，有很大可能被草率地对待，对于这样的问题让现在的民众来决定，这本身就容易让人产生疑问。

（二）环境权的内容及其立法化

根据以往的学说讨论，环境权可分为环境自由权（环境防御权）、环境社会权（环境生存权）、环境参与权。其中，环境自由权和环境社会权是涉及宪法规定的问题。有人主张《日本国宪法》第13条、第25条1是环境权的根据，这两个条文分别对应环境自由权和环境社会权。环境参与权是表达意见等方面的程序性权利，对应了《奥胡斯公约》的三大要求：环境信息获取请求、立法及行政决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司法救济。

环境自由权的很多部分可以通过人格权来解决，而近年来环境社会权也渐渐不再是问题，所以，在如今的环境法学界，环境权的重心正向参与权转移2。另一方面，关于环境自由权，正如国立景观诉讼日本最高法院判决3所显示的那样，环境相关利益的侵害没有达到或不能判明是否达到侵害人格权的程度的，也有必要通过诉讼程序提供救济。而关于环境社会权，在日本的判例上，当“健康和文化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的权利”、环境中最核心的部分“自然性的生活基础”遭受了侵害，而立法机关的决定明显缺乏合理性、明显滥用裁量权时，可以对国家的立法行为提起违宪诉讼。这样的判例不仅有历史意义，在现在也有相当的重要性。

五、原因者负担原则（污染者负担原则）

在日本，污染者负担原则（PPP）在197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且是以不同于该组织提出的概念在发展着。在国际法上，污染者负担原则不是一般性的原则，却在欧洲和日本成为固定的原则。

（一）原因者负担原则的内涵

197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的污染者负担原则只是让污染者承担污染防止费用，而在日本，从过去的公害问题及其处理经验来看，污染者负担原则不仅适用于污染防止费用，还逐渐适用于环境恢复费用、被害救济费用等事后性的费用。之后，在欧盟也出现了污染者负担原则适用于事后性费用的倾向。

诚然，让污染者负担污染防止费用是治理污染最有效率的方法。但在日本，污染者负担原则不是单纯的经济效率原则。根据1976年中央公害对策审议会费用负担部门对“今后的公害费用负担”问题的批复，比起经济效率原则，污染者负担原则更是公害对策的正义、公平原则。污染环境的人，不让其净化环境、赔偿损害就获得利益，是违反正义的做法。因为重视这个方面，为与原本作为环境经济学原则的污染者负担原则相区别，就使用了“原因者负担原则”这一表述。

原因者负担原则除了在经济效率性、环境保护的实效性等方面具有优势之外，公平性也是它的一个实质性根据。所以，原因者负担原则也与社会福利国家要求或其他法律领域的归责原理一样，蕴含着公平性的特征。

在环境政策方面，国家、地方政府也有公共负担的义务。那么，要如何处理这个公共负担原则1与原因者负担原则的P系呢？参照1976年中央公害对策审议会费用负担部门的批复和197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理事会建议，原因者负担原则与公共负担原则是原则与例外的关系。即，原则上应当适用原因者负担原则，但在例外情形下应当适用公共负担原则，例如，国家、地方政府有必要进行环境污染防治、采取环境保全措施的情形，环境污染防治、环境保全措施是紧急必要的情形，环境污染、风险涉及范围极为广泛的情形。这种原则与例外的关系也表现在德国环境法典1997年委员会草案第6条第3款、2008年草案第1条第2款第3项2中。

根据日本《循环基本法》、第三次及第四次环境基本计划的规定，生产者对其生产的产品，不仅在该产品的生产、使用阶段，在其被使用、废弃后对其循环利用也负有一定的责任。这个扩大生产者责任原则与原因者负担原则的关系也是曾被争论过的问题，比较有力的观点就是，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张的那样，把扩大生产者责任原则视为原因者负担原则的派生原则。不过，扩大生产者责任也被认为只限于废弃物处理、循环的范畴，目前只是循环基本法的基本原则。

此外，原因者负担原则要受到比例原则的制约，可以说这是出于宪法上的要求。

（二）原因者负担原则的现行法根据

日本现行的《环境基本法》对原因者负担原则的规定主要是第37条3，但有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如果整理原因者负担的情形的话，大致有以下几种：（1）行政规制的结果产生的费用负担（《环境基本法》第8条第1款、第21条以及各种规制法）；（2）实施公共事业时的原因者负担（《环境基本法》第37条、《公害防止事业费事业者负担法》第2条之2、《自然环境保全法》第37条、《自然公园法》第59条、《外来生物法》第16条）；（3）损害赔偿或者损害赔偿的预付、垫付（《大气污染防止法》第25条、《水质污染防止法》第19条、关于公害健康被害补偿等的法律）；（4）基于事业者社会责任的负担（《关于公害健康被害补偿等的法律》中的预防事业、《公害防止事业费事业者负担法》中的缓冲绿地设置事业等）；（5）原状恢复命令（《关于废弃物处理及清扫的法律》第19条之4以下、《自然公园法》第34条等）；（6）课予经济性的负担而产生的费用负担（《环境基本法》第22条等）。然而，《环境基本法》中明确规定原因者负担的第37条只是第二种情形，有必要明文规定包括前述六种情形在内的原因者负担原则。

第二，在《环境基本法》中也没有规定原因者负担原则优先于公共负担原则。在日本，也有必要像德国环境法典草案那样，在《环境基本法》中规定原因者负担的优先原则。正是因为《环境基本法》对原因者负担没有明确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到在费用负担上有很多特别的措施。4

第三，如前所述，在日本，原因者负担原则被解释为也适用于事后的负担，但在内容方面是落后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欧美的动向的。例如，德国的《环境责任法》规定了环境危险责任的损害赔偿制度（关于环境损害的无过失责任制度），欧盟的《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的环境责任指令》规定了生物多样性破坏、土壤污染等造成的环境损害赔偿。在日本，对于通常的赔偿也应该探讨引入像德国那样的环境危险责任的损害赔偿制度，对于环境损害的预防和补救，参考欧盟的指令进行相关立法的探讨是很有必要的，一个适当的方法就是在《环境基本法》中设置相关规定。

引入关于环境损害的责任，对于原因者负担原则的贯彻而言是特别重要的。正如在欧盟的指令中所看到的那样，水、土壤、生物多样性这些环境自身的保护是很重要的，从不仅要让原因者恢复原状还要让原因者贯彻预防的宗旨，统一设定预防及补救的义务要件之观点来看，应当探讨环境损害的引入。另外，承认关于环境损害的责任，也有利于环境关联损害的统一把握和环境政策的费用便益分析的基础形成。

结 语1

（一）其他原则

在前述原则之外，本文还想稍微说明一下德国法上的协作原则。德国法上的协作原则涉及程序参与、企业的自主运营及协定、企业与行政的关系、国家把环境的有关任务委托给民间机构等问题。之所以把协作视为原则，是由于行政缺乏执行力等原因，所以期待在被规制方企业的协作下处理环境保护问题，这样也能灵活运用企业的专业知识（在环境监查、协定等方面）。

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协作原则蕴含企业的自主运营优先于规制手法、经济手法的内容。关于这点，根据德国1990年环境法典草案第87条以下的规定，在不伴随持续性的环境侵害、风险的增加的情形下，弹力性的手法能够与规制手法同等以上地减轻环境负担时，优先于规制手法。这样的规定受到了强烈批判。另外，协作的原则化，在日本容易与行政指导的扩大相联系。协作原则在实现对立型行政向协调型行政的转换上是具有划时期意义的，但把协作设定为原则还是要慎重的。

（二）《环境基本法》应该修改的要点

本文所论述的可持续发展原则、预防原则、环境权、原因者负担原则在国际环境法或欧盟环境法上都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在发达国家的环境法中逐渐被确定下来，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法中也有所体现，尽管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及环境问题等方面的差异在表现的内容或要件上有所不同，但都是各自国内环境法的核心和灵魂。可持续发展等原则与理念展示了环境法作为独立的法领域的特色，但另一方面，又可能与宪法、行政法、民法、税法等其他法领域上的某些原则与理念产生冲突。从这个层面来说，以环境为起点的探讨是不可或缺的。

日本在引入或发展、运用可持续发展等原则与理念时虽然在某些方面表现了进步性，但从《环境基本法》的内容来看还缺乏对这些原则与理念的明确且充分的规定。诚然，这些原则与理念都是比较抽象的概念，但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对它们加以明确且充分的规定，这样才能发挥它们作为法原则的方向引导作用。根据以上所述，可以对今后《环境基本法》的修改提出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要参照国际环境法、欧洲环境法，完善并明确《环境基本法》的基本理念与原则。

第二，《环境基本法》的可持续发展原则要考虑强持续性的观点，同时在一定程度缓和的前提下明确该原则的内容。关于这点，可以参考德国2008年环境法典草案第1条第3款的规定。

第三，为了明确国家对具有科学不确定性的风险的责任，要引入预防原则的明文规定。关于预防原则的要件，可以参考法《环境》第5条的规定。

第四，在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之外，要引入蕴含自由权、社会权、参与权等内容的环境权规定。环境自由权、环境社会权是涉及宪法的问题，而环境参与权可以考虑在《环境基本法》中规定。此外，也期待在宪法中规定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

第五，《环境基本法》对原因者负担原则只设置了极其有限的规定，所以，明文规定包括前述六种情形在内的原因者负担原则是非常重要的。

对《环境基本法》进行上述内容的修改（围绕这些要点的具体修改方案可以参考附录的草案），也许不会产生直接的效果，但可以期待在未来对个别环境法产生影响。

参 考 文 献

[1] 松村弓彦：《h境法の基A》，日本：成文堂，2010.

[2] R.Dworkin.Taking Rights Seriousl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3] 松井芳郎：《国Hh境法の基本原t》，日本：|信堂，2010.

[4] 大V直：《h境法》（第3版），日本：有斐w，2010.

[5] ハ`マン・E・デイリ`，新田功ほかU：《持A可能なk展のUg学》，日本：みすず房，2005.

[6] }阪秀史：《h境とUgを再考する》，日本：ナカニシヤ出版，2006；T富兀骸董h境》，日本：岩波店，2003.

[7] G.Ketteler，Der Begriff der Nachhaltigkeit im Umwelt-und Planungsrecht，NuR 2002.

[8] M.Kloepfer，Umweltrecht，3.Aufl，2004.

环境法篇10

内容提要: 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必须是针对学科研究对象中最广泛最普遍现象的最简单、最抽象的本质规定，它与 历史 的起点是辩证统一的。照此原则所确定的逻辑起点包含了对学科理论体系的规定性。环境损害是环境法学逻辑起点的必然选择，它对环境法学理论体系的规定性在以往的环境法学研究中已初见端倪，以后将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

 

 

      任何理论研究都应该有自己的逻辑起点，任何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都有自己合理的逻辑起点，环境法学研究及其理论体系也不能例外。像其他许多学科一样，环境法学围绕研究对象形成众多范畴，如何在这些范畴中确定学科的逻辑起点，对环境法学学科的构建和完善具有重大影响。本文旨在尝试寻找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

      一、确定一门学科逻辑起点的原则及逻辑起点的意义

      学科的逻辑起点不是可以随意选定的。正如霍布斯所言，“一门 科学 的起点，不可能是我们从圆圈中选择的任意点。”他指出:“在一片怀疑的阴霾中露出的一线理性之光，指引我们走向豁然开朗的境界，那么它就是我们探讨的出发点，就是我们消除怀疑的过程中寻找的指路明灯。”[1]霍布斯所说的“指引我们走向豁然开朗境界”的“指路明灯”就是一定“学科的起点”。那么，我们又怎样才能找到那可以“指引我们走向豁然开朗境界”的“指路明灯”呢？

      黑格尔首次在其《逻辑学》中辟专节论述了学科的逻辑起点问题。（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专门论述“必须用什么作科学的开端”。他所称的“开端”就是“逻辑起点”(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上卷[m].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51—65;黑格尔.逻辑学[m].梁志学，译.人民出版社，2002:50，167—170.)。）从黑格尔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把“纯有”确定为 哲学 的逻辑起点所遵循的基本原则，通过对他的相关论证的分析我们可以对逻辑起点在学科理论体系构建中的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黑格尔认为，确定学科逻辑起点首先应该遵循的原则就是，逻辑起点必须是直接与间接统一的、最抽象的、最简单的范畴。逻辑起点必须是“绝对的”，或者说是“抽象的”，它“不可以任何东西为前提，必须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不能以其他什么对象为“根据”。因此，它也“不能对他物有所规定”，它本身“不能包含任何内容”，因为“内容之类的东西会是与不同之物的区别和相互关系，从而就会是一种中介。”[2]逻辑起点“不能是一个具体物，不能是在本身以内包含着一种关系那样的东西”，所以，逻辑起点本身在他的“单纯的、未充实的直接性中，必须被当作一个不可拆分的东西”[2]61。其次，黑格尔认为，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是相一致的。“逻辑理念 发展 的不同阶段采取了先后相继出现的哲学体系的形态”，哲学内容的历史展开与纯逻辑理念的辩证展开都是从抽象到具体，一方面有“一致性”，另一方面又有“分歧”。他认为，“逻辑学的开端与真正的哲学史的开端是相同的”，在“爱利亚学派的哲学里”，更确切地说是在“巴门尼德的哲学里”，就“看到了这个开端”[3]。因此，黑格尔认为历史的起点与逻辑的起点二者相一致，只要能够确定哲学史的开端，就可以确定整个哲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黑格尔认为，逻辑起点在一定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他看来，逻辑起点就是整个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和根据，它决定了其后的整个学科理论体系。逻辑起点本身“应当是全部科学的根据”[2]54，“最初的东西又同样是根据，而最后的东西又同样是演绎出来的东西”。按照他的理解，“从最初的东西出发，经过正确的推论，而到最后的东西”，“离开端而前进，应当看作只不过是开端的进一步规定”，所以“开端的东西仍然是一切后继者的基础并不因后继者而消灭。前进并不在于紧紧推演出一个他物，或过渡为一个真正的他物;———而且只要这种过渡一发生，这种前进也便同样又把自己扬弃了，所以哲学的开端，在一切后继的发展中，都是当前现在的、自己保持的基础，是完全长留在以后规定的内部的东西”[2]56。因此，“开端既不是什么任意的和暂时承认的东西，也不是随便出现和姑且假定的东西，而是后来它本身表明了把它作为开端，是做得对的”[2]57。由“开端”开始的逻辑的“前进”，即从逻辑起点出发去一步一步地构建起一定学科理论体系大厦，结果是由起点决定的。这便决定了一定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可反复验证性。在黑格尔看来，“对于科学说来，重要的东西倒并不很在乎有一个纯粹的直接物作为开端，而在乎科学的整体本身是一个圆圈，在这个圆圈中，最初的也将是最后的东西，最后的也将是最初的东西”[2]56。“前进就是回溯到根据，回溯到原始的和真正的东西。”[2]55既然“科学向前运动的路线”是“一个圆圈”[2]56－57，逻辑起点不是一经释放就无法回收的太空碎片，这就从逻辑上向我们提出了慎重确定逻辑起点的要求。

      黑格尔把“纯有”作为哲学的逻辑起点，他的“圆圈”观虽然具有唯心主义的神秘色彩和片面性，但其辩证法思想却为马克思所继承。马克思在确定《资本论》的逻辑起点时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关于逻辑起点理论中的合理因素。他把商品作为《资本论》的逻辑起点。（对马克思的选择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列宁有深刻的认识。他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见:列宁.列宁全集: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91.)）

      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确定逻辑起点所遵循的原则以及逻辑起点的意义上唯物辩证法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扬弃。对于确定逻辑起点所应遵循的原则，马克思与黑格尔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逻辑起点必须是整个研究对象中最简单、最普遍的东西，也就是通过对客体的具体分析所达到的最简单、最抽象的规定。他指出:“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 经济 的细胞形式。”[4]“商品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的和最不发达的形式”[5]，“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研究才从分析“商品”开始[5]47。马克思还进一步阐述了以一定逻辑起点为中心的“思维行程”。他在《〈 政治 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明确区分了政治经济学的两种方法或两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6]对于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马克思主张从抽象到具体，而不是从具体到抽象。所以，马克思主义抽象思维法则中认识的逻辑过程可概括为:从感性具体到抽象规定再到理性具体。这一过程实际上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逻辑行程或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从感性具体到抽象规定。在这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这个逻辑行程的使命通常是从本学科领域细胞形态或元素形式的感性现象出发，舍弃掉它们各自所具有的一切个别的、特殊的或偶然的属性，只抽出它们的一般本质，形成抽象概念，目的是将所抽出来的东西用概念的形式巩固下来。认识的第二条道路是从抽象规定到理性具体，它以第一条道路的终点为自己的起点。在这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处在认识的第一条道路终点和第二条道路起点的概念，就是有关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此外，马克思还赋予逻辑与历史相一致原则以新的含义。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论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时指出:“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逻辑的发展“是跟随着现实的发展”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的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只不过不是对现实的具体历史的“ 自然 历史的描述”，而是“经过修正的”，“按照现实的历史进程本身的 规律 修正的”。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要素可以在他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7]。历史是在先的，在逻辑顺序上一般也是在先的。（当然，这样说并不等于承认逻辑的起点必然是研究对象的历史起点。）

      至于逻辑起点的意义，马克思也认为逻辑起点决定着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并且决定着理论体系的终点。不同的是，马克思是用矛盾与发展的观点来看这种决定的。逻辑起点包含着研究对象及其整个发展过程中一切矛盾的胚芽，因而从它出发，可以达到对研究对象的本质认识，经过一系列中介，能够逐步从抽象上升为具体，从而形成整个理论体系。商品包含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萌芽”，通过分析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也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可以“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8]。此外，马克思在论及资本流通(循环)时说:“循环的性质中包含着这样的情况:每一点同时表现为起点和终点，并且只有在它表现为终点的时候，它才表现为起点。”[9]从起点的个别(具体)到终点的个别(具体)，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经过一系列的过渡、转化，其过程呈现为螺旋线而不是简单的圆圈。一个过程的终点同时又是另一个过程的起点。这体现了他对黑格尔“封闭圆圈”的扬弃。

      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学术实践为我们思考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提供了指导和经验。他们让我们懂得逻辑起点必须是学科研究对象中最广泛最普遍现象的最简单最抽象的本质规定，它与历史的起点之间是辩证统一的。按照这两项原则确定的逻辑起点包含了对学科理论体系的规定性，决定了学科的理论体系，包括它的逻辑终点。

      二、环境损害:环境法学逻辑起点的必然选择

      “要找出哲学中的开端，是一桩困难的事”[2]51，而环境法学逻辑起点的确定更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工作。这并不是指环境法学逻辑起点的确定必然会遇到在其他科学体系逻辑起点选择上通常会遇到的困难，而是说环境法学的不成熟决定了其逻辑起点的确立需要费更多的周折。一方面，作为环境法学研究对象的环境法是 法律 家族中的后生晚辈，其成长历程刚刚开始，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展示自己，以至于人们一时还不能准确把握它的本质以及其他重要的属性。这影响了环境法学的创建，使人们无法从这个对象中搜寻到足够多的对确立环境法学逻辑起点有帮助的信息。另一方面，处于初创中的环境法学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常常受先发法学学科（我们这里所说的先发学科指的是在以往几个世纪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民法学为骨干，以法 理学 为统帅的法学学科。即使仅从发生时代的先后而言，他们相对于环境法学都是先发的。）的影响，学科的独立性还不明显，使我们为之寻找逻辑起点的这个学科对象的轮廓还显得不够清晰。

      尽管如此，在尽可能地摆脱先发法学学科的影响，对年轻的环境法作了纵向的和横向的认真审视之后，我们还是可以窥见那以环境法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

      环境法与其它部门法一样，都是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只不过法律家族中的这个新成员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有些特殊，它调整的是人们在修复、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环境”为必要中介而结成的社会关系。这与民法等法律部门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有根本的差别。也许会有人拿其他社会关系与环境的相关性来否定环境社会关系的特殊性，比如在民法上的相邻关系就常常包含某种“环境”因素。然而，这种反驳对于积极探索的意义是有限的。我们知道，环境法所关心的环境不是某个个人房前屋后的环境，而是带有人类共同性特征的自然环境。（显著的事例是，臭氧层空洞的出现和扩大不是张家的环境问题，不是李家的环境问题，而是人类共同的环境问题。）这一点可以成为区分民法与环境法的一个界限。不过，说明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是，作为环境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媒介的环境是处于非正常状态下的环境。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放射性污染、基因污染、酸雨、沙漠化、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等就是对这种非正常状态的典型。从发生的角度一眼就可看出，环境法是由于不正常的环境的出现而引发的一个新的法律部门。非常明显，如果环境一直处于良好状态，就像早期农耕时代那样，就不会有环境法的产生。从环境法的实施或运行的角度来看，它是调整由环境的不正常引发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环境正常情况下人们之间的财产关系、家庭关系、行政隶属关系等在传统的财产法、家庭法、行政法等之下早已安排妥当了。

      有一个在今天为人们所十分熟悉的词汇可以用来说明环境法调整的社会关系都是以非正常的环境为媒介的社会关系，这个词就是环境问题。在现有的能够体现环境法学理论体系的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它们都以分析“环境问题”作为各自所构建的环境法学理论体系的开端。例如，金瑞林主编的《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的第一章第三节论述的是“环境问题”、汪劲著的《

      三、作为逻辑起点的环境损害对环境法学理论体系的决定作用

      环境损害本身已经蕴含着环境法学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的萌芽，从环境损害出发可以确立环境法学的若干基本范畴，建立环境法学的基本观点，构建起环境法学的完整理论体系。以环境损害为起点构建的这个理论体系可以摆脱以往环境法学研究中的诸如“拆借”其它学科的理论观点之类的困局。

      从环境问题影响到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开始，人们就探寻各种应对和解决环境问题的策略与方法。正是在探寻解决环境问题的 法律 手段的认识实践过程中，环境法本身“ 自然 ”地经历了三个前后相继的 发展 阶段，即污染防治法时期、环境保全法时期和循环型社会法时期。在第一个阶段中，人们面对环境污染和破坏，采取一些末端治理的措施;在第二个阶段中，人们认识到末端治理不能够有效保护环境，便转而把眼光移向人类环境行为的源头，采取预防性措施。第三个阶段是一个刚开始的崭新阶段，是“引导社会尊重自然，谋求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阶段。此一阶段环境法的主要特点有:注意到人类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以生态文明为基本理念，以环境友好为基本态度，以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价值取向;以环境承载力为平衡环境保护和 经济 发展二者关系的基本依据和环境友好的底线;从生态的高度看待环境，保护环境，承认环境保护的优先地位;以保护生态为环境保护的重要任务，重视生态功能的保护与恢复;以环境保护为基本任务，注意运用规划、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实现环保目的;按照物质闭路循环的构想，促进降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14]。无论是污染防治型环境法，还是旨在谋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法，其所关心和解决的主要矛盾都是 现代 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简单说就是人类行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循环型社会法阶段的环境法已经很明显地在揭示了这一点。这一矛盾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个群体为一方的矛盾。如果能有效地解决这一矛盾，整个人类就能够与外部自然和谐相处，从而获得人类自身繁荣发达的基本条件。这是全部环境保护努力，同时也是环境法的主要任务和基本追求。环境法学应当围绕如何用法律的手段来妥善合理地解决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展开研究，加工自己的基本范畴，铺陈自己的理论体系。环境法学理论体系应当成为如何用法律手段解决人类与自然矛盾的理论说明。

      环境损害已经蕴含了人类与自然矛盾的“萌芽”。这种萌芽的不断发育展现的是三对基本矛盾，即人类的现代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人类个体与人类整体之间的矛盾、人类个体之间的矛盾。如果说环境法制建设走过的路已经加载了人类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矛盾的路标，那么，这对矛盾是由人类对环境“外加”的损害引发的，不是大自然的运动、变化造成的。（如果说大自然的某种异常运动可以带来，事实上也常常带来人类的生产生活的不便，那么，这类不和谐不是法律所能解决的，从而也就不是环境法的任务。）环境法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必须帮助人类克服这对矛盾，而环境法学应当对如何克服这对矛盾拿出办法，提供理论解说。

      人类对环境“外加”的损害往往都是人类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酸雨是由许许多多 企业 、个人向空中排放二氧化硫之类气体共同作用的结果。环境损害是施加给人类集体的损害，而造成这种损害的，也就是“共同作用”的源头却是个体行为，在酸雨损害的个案中就是具体的企业或者个人排放含硫气体的行为。这里包含着人类个体和人类整体的矛盾。如果以人类整体利益为取舍的标准，环境法的任务便是为了防止或医治人类环境的损害去制止或限制人类个体的危害环境的行为。环境法学应当是对这种禁止或者限制提供合理性说明或提供更便捷的禁止或限制手段的科

      学。

      人类的环境行为，包括企业行为和个人生活中的利用环境的行为，一般来说，在主观上不存在加害的故意，这些行为在人类文明发展的 历史 上原本都是正当的，甚至是被处于统治地位的道德所推崇的。然而，人类今天所遭遇的环境损害却主要是由这种正当的行为引起的。如何让这种正当的行为不至于酿成人类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不至于构成对人类整体利益的危害呢？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必然包含的内容是如何处理人类个体之间的矛盾。首先，人类不可能也不应该停止一切环境行为，因为个体的人和人们组成的群体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以实施一定的环境行为为必要条件。在这个基本前提之下，人类可以做出的选择只能是设法调整人类不同个体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人类个体之间的矛盾的解决是全部环境问题能否最后得到解决的关键，是有效防止环境损害，从而实现“公众环境利益”的关键。今天的环境法学就应当担当起从理论上解决不同个体如何利用环境的问题的任务。

      从环境损害出发，环境法学可以逐渐确立若干基本范畴，形成环境法学的范畴体系。目前的环境法制建设实践和环境法学理论研究已经向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的法律概念，如污染防治、排污总量控制、排污许可、环境退化、生态破坏、环境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环境信息公开、清洁生产、延伸生产者责任等等。它们都是围绕环境保护中的、同时也就是环境法学所面对的主要矛盾展开的。污染防治、排污总量控制、排污许可、环境退化、生态破坏等都是在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环境损害的情况下设置的治理或者预防的制度，或对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环境损害的描述，这些概念反映的就是这类用来应对已然的和有发生之虞的环境损害的制度和措施。环境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环境监测、环境信息公开、清洁生产、延伸生产者责任等，作为制度都不是在完全没有环境损害的情况下的无病呻吟，而是为防范、减轻环境损害而为人类所发明的防治之法。这些概念虽然不一定都能进入基本范畴的行列，但它们都可以成为环境法学范畴体系中的成员。环境法学研究的当前和今后任务之一就是从这些概念以及其他我们没有提到的概念中“遴选”出对构建环境法学理论体系具有基石作用的基本范畴，使环境法学的范畴体系更加完整。

      环境损害决定了环境法学理论体系是一个应对性的学理体系。环境损害对这个体系的决定已经有所表现，在以后的环境法学发展中还将进一步地表现出来。从近年来的环境法学研究情况看，以环境损害为逻辑起点的环境法学理论体系已经展现了它的部分轮廓或某些局部特征:

      第一，以环境承载力为基础性判断，以循环型社会为路径，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为基本目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之载体的环境具有一定的承受限度，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不应超过这一限度，否则就会造成包括环境损害在内的一系列损害后果。环境承载能力的客观局限性必然使传统的线性发展模式受到挑战，并要求人类使之向循环型社会发展模式转变。环境法必须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当成自己的基本目标。简单的污染防治法、简单的资源保护法，或者它们的简单的结合，或者再加上一些学者所说的生态保护法等，无法实现这样的目的。按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这一目标的要求，环境法的调整领域应更为宽阔，但它也不能变成把其他行政事务都包揽的“法律杂烩”[15]。

      第二，以 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循环型社会的发展模式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体现，它使人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建立在环境资源可持续供给的基础之上，力求把人类活动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减到最低限度，最大限度地防止环境损害的发生。这与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所提出的“立足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推动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相契合的。科学发展一定是正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矛盾的发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应当致力于解决环境损害问题，通过谋求克服环境损害的办法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第三，以义务为本位，以预防为基本原则。环境损害的累积与环境的恶化造成传统法律所确立的权利义务模式的动摇。要防止为公众利益所“系”的环境损害的发生，或医治已经发生的环境损害、恢复公众受损的环境利益，显然不能指望实际上对环境损害的发生负有无法推卸责任的个人权利，不能指望给这种权利提供庇护的法。环境法不再是权利授予法，而是义务配置法。（关于环境法应以义务为本位的观点可参见徐祥民.从全球视野看环境法的本位[g]//吕忠梅，徐祥民.环境资源法学论丛:第3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22．）由于环境损害后果一般都难以恢复，甚至具有不可逆性，所以，对环境损害必须立足预防。以预防原则作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已经是国内外环境法学界的共识。

      第四，以普遍承担环境责任，兼顾环境正义为处理不同主体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环境损害带来的是人类环境利益的损害，在这种损害中，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同时又常常都是致害者。比如对全球变暖。在同一环境下的人们对环境损害往往都负有责任。保护环境，同时也就是保护共同的环境利益，是每一个人都应承担的责任。但是，责任的普遍性并不意味着责任的平均分担。对环境保护的责任应当是一种有区别的责任。这不仅是因为不同的主体对环境施加的影响不同，从而对引起环境损害的责任不同，还因为不同主体所具备的保护环境的条件(比如技术条件、财力条件、所处地理位置条件等)各不相同。让条件不同的人承担相同的责任是不合正义的。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国际环境法上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同我们这里所说的普遍责任与环境正义兼顾是一致的。

 

 

 

注释:

  [1]霍布斯.论公民[m].应星，冯克利，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4.

  [2]黑格尔.逻辑学:上卷[m].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54.

  [3]黑格尔.逻辑学[m].梁志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68－169.

  [4]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9.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3.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533.

  [8]列宁.列宁选集: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13.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52.

  [10]徐祥民.环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