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十篇

生育政策篇1

“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是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的一句话。原文中这句话是用来打消“有些同志”对于“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会带来将来劳动力不足问题的忧虑，30年后，这句话成了中国众多学者和其他人士提倡放开第二胎、改变中国人口政策的凭据。

现状：“未富先老”

今年两会上，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第五次提出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提议，更有多位民间学者持续呼吁放开第二胎。人们在关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同时，也观察到这一政策时期发生的众多社会问题：男女比例失调、民工荒、人口老龄化、独子的社会风险等等。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在中国大陆，0-14岁人口占了总人口数的16.60%，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了1.67亿，占总人口数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

按照国际惯例，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的人口结构就称作老龄化社会。人口年龄金字塔表现为塔尖变宽，塔底变窄，呈现出一种不稳定的“头重脚轻”形态。数据的背后暗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快的危机。在中国的人均GDP只有4000多美元的情况下，有学者将中国的老龄化特征解释为“未富先老”。

同时，由于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政策，全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已降至3.10人，近几年的高考人数持续下降即为新生人口减少表现之一。两者结合带来的问题就是，长此以往，中国的家庭将会呈现“四二一”的结构形态，即一对独生子女夫妇赡养四位老人，同时抚养一个孩子。这样的经济压力和生活压力很可能引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而且由于中国未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对于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无论是在制度上还是硬件设施上都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如此快速的老龄化是30年前公开信中所始料未及的，“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40年以后才会出现。我们完全可以提前采取措施，防止这种现象发生”，这样的预言并没有完美兑现。不仅如此，中国在不得不面对“未富先老”的窘境同时，除了年轻一代人数锐减而很可能老无所依的困难外，还遇到了另一个阻碍：人口红利的即将消失。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曾经对人口红利作如下解释：“人口红利就是我们在一段时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比较快，而且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增加比较快，这样就使得劳动力资源在一定时期内非常丰富，就使得发展经济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的成本也比较便宜。”

中国在实行计划生育前及计划生育初期，一定的高生育率为中国带来了持续了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客观上对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人口红利消减，我国现在依靠劳动力数量和价格优势的发展模式将会遇到极大挑战。伴随着上世纪80年代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中国的生育率连续30年下降，总和生育率由1971年的5.4下降至目前的1.8左右，甚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根据六普数据做出的计算，这个数据可能在1.4和1.5之间，更是远低于2.1的正常生育更替水平。

关于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长时间，还存在不同的观点。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在去年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提到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大概在2025年左右结束，中国劳动力的供应量在今后的15～20年左右内仍很丰沛。而另据一些专家估算，我国最早在2015年左右，人口红利将开始枯竭。甚至有人在去年声称从2012年起就将进入人口红利下降期。虽然时间不同，但是无外乎都证实了中国在经历了先高后低的人口增长率过山车后，即将迎来的很可能是劳动年龄人口不断下降，经济发展人口优势不再的处境。用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的话通俗地说，就是“20～24岁青年劳动力10年后骤减一半”。

调整：从“急刹车”到“软着陆”

纵观中国建国以来的人口政策，可以说是起起伏伏。从五六十年代的对生育不加控制甚至鼓励生育，发展到70年代末，中国的人口已近十亿，到1980年，“晚稀少”的政策也紧缩为“只准生一胎”，导致人口控制能力大幅下滑。大力提倡一胎的政策转变为只能生一胎的过渡较为突兀，曾经参与讨论制定这一政策的原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田雪原称它“就像一个急刹车，已经踩到底了”。这一刹车就刹了30年。中国的生育率降得过猛，也引发了近年来有学者和相关官员不断提出调整人口政策的各种建议。其中也有较为偏激的观点，但是最普遍的观点还是“逐步放开二胎”，实现软着陆。

早在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就提出“应逐步过渡到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不会造成人口失控”的提议。被称为计划生育政策“副总设计师”的田雪原，则在2009年12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特别提到“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并建议城乡统一计划生育政策。2012年两会期间，纪宝成更是表示“一胎”政策已到了需要当机立断痛下决心进行调整的时候。

事实上，中国一些省市地区都已在尝试迈出软着陆的第一步。去年广东正式向国家提出“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紧随其后的省份则是河南。

生育政策篇2

许多研究表明，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虽比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有所改善，但仍有许多严重弊端而极不可取。本文对此进行分析，并提出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政策建议。 人口老化和劳动力资源

基于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我和我的合作者们应用仿真模拟，对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将造成人口老化大大加剧和劳力资源加速萎缩。

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2050年和2080年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虽比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低一些，但仍然高达28%和33.8%，分别比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高出9.4%和19.1%。2050年和2080年最需照料的高龄老人比例高达9.3%和13.4%，分别比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高出9.8%和14.4%。

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18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虽比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多一些，但仍从2010年的9.4亿萎缩到2050年的7.6亿，到2080年萎缩到5.2亿；2030年以后，平均每十年减少劳力0.77亿；从2010年平均每8.1个劳动者供养一位老人，快速下降到2030年、2050年、2080年平均每3.6个、2个与1.5个劳动者供养一位老人，老年抚养负担分别等于2010年的2.2倍、3.9倍和5.3倍。而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下的劳动力资源和老年抚养比，相对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要好得多。 出生性别比问题

因为农村地区现在和将来的双单独夫妇比例很低，只开放双单独夫妇生二孩政策在农村地区基本将维持现行的“一孩半”政策，即允许独女非双单独夫妇生二孩，而不允许一孩为男孩的非双单独夫妇生二孩。

然而，“一孩半”政策客观上产生“一男孩价值二女孩”的心理暗示导向作用，显著助长了重男轻女、产前性别鉴定与流产女婴，而造成出生性别比偏高；一孩半政策不允许一孩生了男孩、不会流女保男的夫妇生二孩，而导致二胎女孩数结构性减少，其影响占出生性别比超常部分35%以上。例如，20多年以来，一直实行普遍允许二孩加间隔政策的甘肃酒泉市、山西翼城县、河北承德市与湖北恩施州的出生性别比多年来一直保持在正常或接近正常范围，大大低于其周边一孩半政策地区。

基层计生干部告诉我们，那些不符合生二孩政策要求而千方百计想生二胎男孩者，很容易钻计生法规的空子；B超查出二胎怀的是女孩后，以自己避孕失败为借口找计生干部，要求人工流产，还向政府索要误工费、营养费、医药费等。如果计生干部不理睬，就去上访。更有甚者，查出怀的是女孩后，利用计生部门的举报热线，玩自己举报自己的把戏。计生部门往往为了降低“违法”生育的数量和比例，只好心知肚明地配合这种人流产女婴，事实上也成了性别比失衡的推手。 计生工作难度与腐败问题

只开放双独夫妇生二孩政策将导致双独夫妇抚养四个老人与两个小孩，单独夫妇抚养三个老人与两个小孩，而非双单独夫妇抚养两个老人与一个小孩，势必造成双单独夫妇老少抚养比远比非双单独夫妇高的社会不公问题，而可能群起责问并要求政府予以补偿。

同时，只被允许生一孩的非双单独夫妇对政府可能更不满意，将导致这些夫妇以及他们家庭变成对立面，从而恶化党群关系，使计生工作难上加难。

中国发达城市生育水平很低，符合双单独生二孩条件的育龄夫妇很多。很多农村地区，生育率仍然较高，符合双单独生二孩条件的育龄夫妇很少，人们耳闻目睹发达地区很多夫妇被新的政策允许生二孩，自然会跃跃欲试。

于是，各级计生委不得不大张旗鼓，甚至不惜以行政制裁手段制止计划外生二孩，或干脆编假数；否则，“一票否决”政策环境下，为官者何以自保？毫无疑问，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政策将造成老百姓“攀比”心理，加大计划生育工作难度。我们为什么要把计划生育搞得那么难？

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或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政策，只允许部分人而不允许另一部分人生二孩，将继续滋生民众超生造假、一些政府部门编假数和用超生罚款敛财、走后门甚至行贿受贿等诸多腐败。与贪污盗窃、买官卖官、侵占国有和集体资产等腐败遭民众深恶痛绝截然不同，超生二孩产生的腐败治理难度特别大，因为很多干部和民众对它有同情姑息心态。 独生子女高风险家庭

40岁-45岁母亲的独生子女因疾病、事故、地震海啸等天灾人祸先于父母死亡，则造成无后与孤寡老人；越来越多独生子女高风险家庭应对疾病、事故、天灾人祸的脆弱性，将严重危及社会和谐。

此外，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唯一性”和“小皇帝”地位，可能形成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难以适应艰苦环境和不善于与他人合作等心理缺陷，这也不利于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

建议尽快实行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全面无条件放开二孩可能因生育堆积而造成孩子入学难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建议卫生人口计生部门以基层社区为单位，通过调查摸底搞清楚：（a）已生一孩、希望生二孩以及近期可能生一孩的育龄妇女人数；（b）当地所有小学合计每年最多可招收一年级新生人数。如（a）显著大于（b），则确定适当的当前优先生二孩年龄，然后，每隔一年优先生二孩年龄下降1岁-2岁，条件成熟时，由民众自行选择生育年龄。对于（a）不显著大于（b），少生晚生已成社会习俗的城市发达地区，则可以一步到位全面放开二孩。

建议政府郑重地向群众承诺， 无论在农村和不很发达的城镇地区，还是在很发达的城市，城乡普遍允许生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的新政策决不会再变，给群众一颗定心丸，彻底消除民众害怕因适当推迟而丢失生二孩机会的担心，以利于二孩政策平稳过渡；对模范执行适当晚育间隔生二孩者予以公开表扬奖励；对不符合晚育要求而怀孕二胎者予以批评教育，但对他们生二孩决不视为违法，决不罚款，不但允许而且要求其生下二孩，防止以不满间隔为由的性别选择流产女婴。

生育政策篇3

导致三农问题的根源有很多，如农村税负过重、城乡二元结构等等。我不否认这些因素的根本性，但我认为当前我国的生育政策也部分地加重了三农问题。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其基本思路是一对城镇居民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子女，而一对农村居民夫妇则基本上可以生育两个子女。原因在于，城镇居民的养老由社会负担，而农村的则由家庭负担。因此，对于农民来说，尽管有了儿子不一定会得到很好的照料，但没有儿子几乎等价于没有人养老，因为女儿长大了一般要出嫁，远离父母。这也是我国历代王朝解决农民养老的根本制度，也是所谓“孝”的一个主要内涵。表面上，“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观，但实际上，它是维持家庭养老的制度安排：通过赋予父母在家庭中的领导权来获得财产支配权，达到实现家庭养老的目的。家庭养老再与“男婚女嫁”的观点相结合，儿子就成了家庭养老制度的核心。所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里，“后”指儿子。儿子也成了农民对未来的一项主要投资（女儿应尽的义务相对小得多）。这也造就农民重男轻女。不象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重男轻女表明农民的狭隘，恰恰相反，体现他们理性。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解决农民的社会养老问题。自然，我们也就不可能期待重男轻女的观点在中国基本上消失。200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第一胎、第二胎、第三胎新出生的婴儿中，男孩的比例越来越高。这也就不足为怪了。 如果我们像对待城镇居民一样来解决农村居民的养老问题，那么，我们也应该可以在农村推行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子女的生育政策。有时候，让人感到很奇怪是，我们批评城乡居民不平等时，我们为什么不批评城乡居民在生育权上的不平等呢？难道在生育权上农民天生就应该比城镇居民有“特权”？而且，我们似乎没有理性地看待农民的这种“特权”给农民自己、社会进步带来的危害。这以“特权”也似乎很沉重。 首先，农民自身的负担加重。在现代社会养育一个子女的费用是很高的。这其中主要是教育费用，而不是养活子女的生活费用。在我国，农村子女的教育费用“蒸蒸日上”，学生入学的年级越高，费用往往越大。在某些地区，本应该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然而初等教育却也成了一种产业。有些家庭甚至难以供养一个子女完成初等教育，更不用说支持两个子女了。适龄儿童的入学率甚至出现倒退。而入学儿童率低意味着未来农民的素质令人堪忧。以后，社会又如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呢？相反，城镇居民的子女在一定程度上享受了中央财政在义务教育上的补贴，比较轻松地就可以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这样一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自然也就越来越大。当然，如果农民子女考上大学，在目前高等教育产业化的背景下，对农民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尽管到此他们可能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但他们可能也快要破产了。因此，这一“特权”除了有助于支持家庭养老外，给农民带来更多的是更重的负担、更大的生活压力，增加了社会贫困人口和低素质人口。当然，接下来，在某些人看来，乡村政治民主推进受阻就有现实基础了。低素质农民也继续使得中国农业在传统农业的模式上重复。 其次，农村人口增长过快，延缓了中国城镇化进程。我国约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农民，是城镇居民的两倍。而每年农村新出生婴儿数可能近乎是城镇居民的四倍，因为农村人口差不多是城镇的两倍，而每对夫妇生育的子女也是城镇居民的两倍。因此，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要远高于城镇。我们一方面要推行城镇化，而另一方面我们的生育政策又加快农村人口的增长速度。这岂不是一个悖论？但是，如果我们一方面加快城镇化进程，另一方面降低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那么，我国农民人口迅速会减少，三农问题恐怕也没有今天这么复杂了。当前，农民进城途径有三：（1）城镇扩展到农村，农民变成城市人；（2）农民到城里做工；和（3）农民子女考大学。第一种途径主要出现在江浙、福建和广东等沿海一带。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民主要依靠第二种方式进城。然而，当前对农民工的歧视是众所周知的。城镇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这部分农民的“旅馆”，或者他们只是过客，原因在于城镇的确没有足够的财力和能力来接纳增长如此快、接受教育程度如此低的民工。第三种途径造成的转移的确有限。当前，我们期望主要通过第一种途径来推进城镇化。问题是，低素质人口是否允许全国各地都按照沿海的模式城镇化？

生育政策篇4

    关键词:中国人口 计划生育 困境与对策    

    1 困境 

    1.1 30年国策,成效显着,困境渐显 建国之初,在“英雄母亲”、“人多力量大”等观念的灌输下,大陆年均人口增长率一路飙升,甚至曾达到罕见的2.5%,8年内增长1亿人。1971年,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中央开始正式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提出了“晚、稀、少”的具体政策,1980年,面对接近10亿的人口数量,中央了着名的“9.25公开信”,正式提出“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1984年,被称为“7号文件”的《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一度尝试进行政策微调,适度放开了二胎及多胎的生育条件。然而1990年人口普查大陆11亿人口的数字震惊了高层,1991年中央“9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要求全国各级党政“一把手”亲自负责计划生育工作,实施严厉的“一票否决制”。由此,大陆再度确立了刚性的生育政策,具体实施多依赖行政力量对违反计划生育者进行处罚。 

    严格的生育政策显示出了巨大的成效,有统计称,“1971-1998年间,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全国少生了3.38亿人,为家庭以及国家节省了74000亿元抚养费。”但是对人口数量30年的人为干预,使一系列社会问题凸显出来。“一胎制”在实际操作中的困难,加上某些地方上的政策执行不当,导致超生游击队、暴力执法、人员死伤、上访、倾家荡产……不仅给当事人造成巨大痛苦,也令当地干群关系、党群关系趋于紧张甚至对立。在有些地区,下乡的计生干部甚至需要警力配合,否则根本无法进村或出来。针对强制进行的经济处罚,一些超生妇女本身就经济困难,再对她们进行经济处罚,她们的处境就更糟,母婴得不到良好的营养。另一方面,人口政策从松到紧的遽变,无可避免地带来一场随时间推移越来越严重的困境:性别比例失调,老龄化社会的抚养压力,国民经济发展后劲堪忧……而这一困境将覆盖城乡所有人群。 

    1.2 4000万光棍是谁惹的祸 据官方最新透露的信息称,大陆现在男女出生性别比高达117:100,即每出生100个女孩的同时会有117个男孩出生,在海南省,这个数字甚至达到135:100。而根据人口发展的规律,要保持人口的性别平衡,这个比例应该在105:100左右。过高的出生性别比意味着在2020年,大陆将会有4000万男性找不到配偶,成为“光棍”。 

    男性比例过高,除了会造成婚姻压力外,还会加剧性犯罪、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等现象的出现,并加大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有观点认为,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大陆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对此,国家人口计生委高官纷纷在公开场合进行辩驳,认为这一现象与计划生育政策“有一定的关系,但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以韩国尽管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人口出生性别比也曾达到过116:100为证,说明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儒文化国家重男轻女、姓氏沿袭的文化传统。 “但是在过去,老百姓生男孩的愿望可以通过多生来实现,”大陆某学者指出,“实行计划生育,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后,他们会更多的选择通过流引产,只生一个男孩。韩国虽然也出现过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但是那是人们主观选择的结果,我们这里面政策的客观因素更多一些。”

    1.3 从人多力量大到老龄化问题严重 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使新出生的人口和老龄人口比例都很低,整个社会的抚养负担降低,且劳动力供给充足,这就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机会。但是,第五次人口普查数字显示,中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依照人口年龄结构的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国家行列。陈友军说,"这是我们厉行了3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回报,但是当今天庞大的青壮劳动力进入老年后,就会变成巨大的压力。据劳动保障部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大陆几近3/4的劳动者没有养老金,在农村,公共养老金制度覆盖的比例仅为11%,多数人完全依靠沿袭了几千年的家庭赡养方式,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 

    2 中国人口战略走势 

    显然,仅仅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无力帮助中国走出现有困境。2003年3月,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求从人口战略高度综合研究人口问题。人口生产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人生出来,就不能回去,所以政策的修改,要慎之又慎。但是,肯定可以确定的是,计划生育工作的工作方式是一定要改革的。在计生委任政策法规司司长的于学军的预想中,计生工作方式有四个阶段:以处罚为主;奖罚并重;以奖励为主;不奖不罚。于说,最终的目标是人口问题变成个人行为,政府不干涉,就像现在的发达国家一样。 

    3 对策 

    人口控制的基本矛盾,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群众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的矛盾。因为群众的生育意愿与国家对人口数量的增长要求不一致,于是才制定生育政策限制群众的生育意愿,从而形成了群众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的矛盾。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对策,扭转失误,使今后的人口控制走上科学的道路。 

    3.1 提高育龄群众素质,降低人口风险。素质教育,从娃娃抓起。 “多子多福,子多势重”的思想积疾难医,仅靠一代人、二代人难以转变,所以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让他们从小就接受先进的思想教育,耳闻目染计划生育对自身和社会的作用,抛弃父辈们落后的生育观。从而逐步实现群众对自身生活行为的自觉控制。同时,我们要建立健全保障机制,降低人口生育风险和非生育风险。如随着“生命周期”的展开,我国最早一批独生子女和“计划生育新生代”已步入成家立业的阶段,同时他们的父母也开始步入老年。独生子女家庭,双女家庭的风险问题及后顾之忧以及其他计生家庭的养老保障问题。如不解决好这些问题,那么实行计划生育的先行群体就可能成为农村中一个不断扩大的困难群体和新的不稳定因素。 

    3.2 抓好队伍建设,发挥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首先要抓好三项落实。一是要抓好计生网络的落实;二是要抓好日常计生工作的落实,重点抓好宣传教育,知情选择和避孕节育措施落实;三是要抓好工资报酬的落实,充分调动工作积极性。 

    3.3 发挥部门作用,实现资源共享。计生、公安、卫生、民政、劳动等部门各司其职又互有关联,如

    能实现五者联网,互通信息,整合人口资源,共同建立统一的,各部门共享的全市人口资源信息库,那么就能及时发现育龄人群的流动情况,婚育信息,及时识破个别无诚信人员的瞒骗,避免结婚、出生的漏报,从而更好地为育龄群众服务。 

生育政策篇5

(一)公共政策的价值及价值论辩的内涵

价值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内有着各不相同的阐释。借鉴政策科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等人的观点，可以认为：公共政策价值是人们对政策的愿望和要求的反映，是政策对于人的意义J。政策价值需要回答的是：整个政策活动究竟是围绕何种意图来安排和展开的，公共部门在规划和实施某项政策时究竟为了什么目的而下决心将一定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配置起来，个体和群体、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在政策活动中究竟得到什么。公共政策的价值并不是一望即知的，不像白纸黑字那么显露、明了。政策价值尤其是深层次的政策价值必须经过政策行动主体之间的对话(阐释、讨论等)，才能被逐步揭示出来，并经过协商才能为政策相关者所接受，这一过程即是公共政策的价值论辩J5。

(二)公共政策的价值定位与价值论辩的意义

在公共政策活动中，问题、事实、技术都是不可或缺的，但价值则一直处于政治思维和政策实际操作的核心和主导地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切政策活动都是围绕着政策价值进行的。政策价值一旦确定下来，就成为轴心，政策议程、政策规划、政策决策、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就会有序地展开。政策行动主体是为了自己的价值偏好来参与政策辩论的；公共部门制定、实施政策是为实现整个社会的价值；政策决策中执政党是以主流意识形态价值来评判政策方案的；政策的最终效果也是以社会价值作为评估标准的。总之，公共政策价值是极其重要而又相对隐蔽的，要让它显露出来，使人们求同存异，并且让不同层次的价值相互协调，就需要进行政策论辩。

二、公共政策的多元价值包与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价值论辩的框架

多元社会存在着多元的主体，从而产生多元的利益要求和价值诉求。公共政策价值的多样性，既表现为政策价值的层次性，还表现为同一层次价值的多元性、多领域性。经济方面的价值、政治方面的价值、文化方面的价值、社会方面的价值、伦理方面的价值等，往往都要在一项公共政策的价值论辩中被加以考量。这种多元价值的结构，彼此之间有冲突的一面，更有和谐的一面，好似在一个包裹中此消彼长地存在着，从而形成了一个所谓的“现代社会公共政策的价值包”。在这个价值包中有多样的、等级不同的价值诉求，诸如公平与效率、合作与竞争、传统与创新、发展与增长、民主与集中等。许多政策学者认为，制定良好政策的艺术主要是在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寻找平衡，从而避免任何一种重要的价值受到严重损害。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决策模式主要是一种“单向度”的政策模式，即突出了决策者在教育政策中的地位，而忽视了教育政策对公众需要的回应l5j。面对新的社会发展趋势，需要构建新的教育政策模式，特别是重视人们的需要和价值的多样化，重视教育决策的公众参与问题。因此，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价值论辩的框架也主要在这种多元价值包的框架下进行，本文主要探讨如下三对价值范畴：

(一)传统与创新

曾经担任过剑桥大学副校长的阿什比勋爵认为，传统就是一种“惯性”，而创新则是自动地进行内部改革以适应社会的能力。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传统的惯性反映了事物的内部逻辑，因而有其优点；但是一旦这种惯性“大到非外力推动便不能改革时，就成了阻力”。。同样，受外力推动的变革又是非常激烈的，以致会危害合理的传统。因此，大学的进化如同有机体的进化，必须以固有的传统为基础，通过连续不断m／J,改革来完成，而大规模的突变往往会导致毁灭。

(二)效率与公平

效率和公平作为两种价值取向，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公平通常指的是社会成员机会或收入的均等化，以及社会权利的平等化。效率通常是指资源的合理、有效的配置，在同一时间内投入的最小化与产出的最大化是效率的恒定标准。按照经济学家曼昆的解释，效率是指社会能从其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东西；公平是指这些资源的成果平等地分配给社会成员。换句话说，效率是指经济蛋糕的大小，而公平是指如何分割这块蛋糕J。效率与公平是“一个在多个学科领域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4川。，自然也是教育政策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例如，欧康把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冲突称为“巨型交易”(chebigtrade—of)，支持在公立教育领域引进更强的市场体制以提高效率，但却遭到了库特勒等人的批驳“。

(三)增长与发展

增长的概念往往与经济相关，更多地体现了以经济理性来确定政策价值的取向；而发展往往与社会相关，更多地体现了以和谐理性来确定政策价值的取向。发展与增长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发展不仅包括人均收入的增长，还包括生活质量的提高。教育是充满争议的常见公共政策议题，正如英国学者Finch指出的那样，教育是一种经常被其他类型的政策所采用的工具。。高等教育(包括师范教育)政策既具有一定的经济政策的属性，更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政策的属性。即便将师范教育政策划归社会政策的领域，也仍然会存在一个采取何种社会福利模式及社会政策取向的问题——因为东亚国家和地区一贯实行的“生产利体制”显然服从于经济增长的价值取向，而当今流行的发展型社会政策则更加关注社会与经济的和谐共进而不是单兵突进。

三、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价值论辩的具体内容

(一)师范生免费教育的渊源与变迁——传统还是创新

我国师范教育发端于1897年清末南洋公学初设师范学院，作为制度存在则是从清末的壬寅学制(1902年)开始的，至2007年已有105年历史。纵观百年历史，我国师范教育制度虽几经更迭，但师范生免费制度则基本贯穿始终。新中国成立后，直至1997年大学招生并轨前，师范教育也实行了近50年的免费教育政策。可见，2007年国家实行6所部属师范大学范围内的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似乎是对历史上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传统的一次回归。对于这次回归的合理性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展开了一场关于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传统与创新属性的价值论争。政策反对者(包括一部分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高校领导和有关社会人士)将师范生免费教育与过去师范专业“免学费+包分配”的定向培养模式当成一回事，认为此项政策“选错了对象，搞错了时间，是历史的倒退”，不可行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因为20世纪末提出的教师教育改革的一个主流观点就是以“教师教育”代替“师范教育”，以现代教师教育制度替代传统师范教育制度，建构一种开放的现代教师教育制度，弥合师范院校和非师范院校的分割；而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则是由开放的现代教师教育系统向封闭的师范教育体制的倒退“。政策支持者则认为，不能把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看成⋯一种历史的简单重复，它的出台有着新的背景与意义。教师是以职业的形式存在于社会某一阶层之中的，而职业的社会地位的三个主要影响因素——声望、财富和权威——成为考察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复归原因的依据。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复归的外在动因是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引导从教观；直接动因是提高教师职业待遇，吸引优秀人才从教；内在动因是树立教师职业权威，提高师资质量¨。

(二)师范生免费教育的受益者——公平还是效率

1．关于教育公平的论辩。对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公平价值的考量，重点是要探讨教育机会的公平分配问题，换言之，探讨弱势群体的教育需求及其相关问题的解决，即所渭的教育弱势(educationaldisadvantage)问题_8J2。

(1)政策支持者认为，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从招生、收费和就业保障措施人手，体现了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的设计理念：首先，它有利于贫困家庭子女就读师范，促进教育机会均等。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张男星教授等人在2008年对6所部属师范院校首届免费师范生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属农业户1：3的学生占59．3％；有47．2％的学生家庭收入在500元以下。从总体上来看，影响报考免费师范生最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原因，平均比例为38％。其次，它有利于地区间教师资源均衡，促进教育公平。由于教师待遇、地区发展等因素影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的师资出现了严重不平衡的情况，师资流动的基本走向为农村流向城市、西部流向东部、非重点向重点学校集中。所以，国家及时出台《办法》，通过政策的倾斜来调控教师教育的发展，引导优秀师范毕业生到农村教育基层去工作，有助于促进和实现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

(2)政策反对者则认为，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即便有利于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和受教育机会均等，但在同时也会产生一些新的不公平：首先，它对免费师范生自身不公平。根据师范生免费政策的相关规定，师范生的就业去向和未来事业发展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就已经由自己的出身决定了¨。因此，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由学生的个人社会资本和家庭背景造成的不公平。其次，它对非部属师范院校及其学生不公平。必须认识到，能够到基层从事教育事业的，多数还是地方师范院校的毕业生。相对于部属师范大学，本身就缺乏吸引力的地方师范院校更需要国家的财政支持，更需要免费的师范教育。目前，国家将优惠政策仅限于部属师范大学的做法，势必会造成新的不公平，不利于加强师范教育优惠政策的普惠性和和谐社会的构建¨。

2．关于教育效率的论辩。从经济理性的角度看，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意味着一种巨大的资源投入，没有道理不对其产出和效益进行预测。

(1)政策支持者认为，从总体来看，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受到考生、家长的普遍认同和欢迎，6所高校免费师范生生源充足，生源质量整体好于往年。在“招得进”的前提下，各高校也纷纷进行教学改革，设置“书院”，强调师范专业化、突出教学实践、区分学科教育与师范教育，力保师范生在校“学得好”；在就业方面，建立合同制度、政策宽严有度、提供发展远景、改善基层条件的配套措施与改革将逐步实现毕业生在工作岗位“留得住”的目标。

(2)政策反对者则提出了对该项政策投资风险的担忧：首先，投资存在免费师范生的违约风险。张男星教授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回答“今后如果有机会愿意到什么地方去工作”这一题项时，只有4．7％的免费师范生选择到农村任教¨z_40。可见，外力——教师工作本身、外界环境等——对免费师范生能否真正做到终身从教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作用。其次，免费师范生存在就业风险。根据近几年师范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及用人单位的反馈意见，目前的基础教育就业市场存在着很不乐观的倾向：师范专业毕业生数量在逐年增加，就业压力逐年加大；经济发达地区师资趋向饱和。因此，当地政府能否给免费师范生保岗保编尚存在着很大的风险。

(三)师范教育的产业化与“去商品化”的博弈一一增长还是发展

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理论界关于教育能否产业化、市场化的讨论十分激烈。后来较具共识的结论认为，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可以引入市场机制来改变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以加强竞争性和提高教育效益。但是，批评教育产业化的人则认为：教育所提供的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它不应通过市场机制进入需要者手中，而应当不收费或少收费，无偿或半无偿地进入消费领域。1998年巴黎世界高等教育大会通过的会议决议就曾指出“市场规律和竞争法则不适用于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因为“教育不是经济的一个分支。教育过程、教育目标、教育结果或‘教育产品’都不能与经济相提并论”1。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就曾强烈抨击教育产业化，表达了对诸如教育成为“营利产业”、学校成为“学店”、教师成为“店员”、学生成为“顾客”、知识成为“商品”等等一系列可能后果的极大担忧。可见，高等教育(包括师范教育)政策一直存在着产业化与“去商品化”的博弈，其实质是经济增长价值观与社会发展价值观的交锋。

四、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价值论辩的启示

我国的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尚处于试点阶段，对其实施全面评估的时机还不成熟，因此，不宜对其功过是非过早地下结论。但是通过对这一政策的价值论辩，我们可以得到若干有益的启示：

(一)公共政策的价值具有多元性和冲突性

从层次上看，公共政策的价值包括个别项目的价值(微观价值，回答给政策相关者何种利益)、整个政策的社会价值(中观价值，回答给整个社会带来何种贡献)和整个政策的社会制度价值(宏观价值，回答维护了民族、国家何种制度与理想)；从领域上看，公共政策的价值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因此，公共政策的价值具有极大的多元性。而这种价值的多元性又势必衍生出价值的冲突性。公共政策价值的这两个基本特点，要求我们以和谐理性来确定政策的最终价值。和谐是指差异、矛盾经过并存、结合并达到相辅相成的状态，它强调整体、包容、协调和强弱相济。当政策价值发生领域、内容方面的矛盾和冲突时，应以和谐理性来处理，采取给不同价值编目或排序的方式来协调不同价值，形成不同的价值比例关系④。

(二)公共政策的价值论辩有利于促进决策的民主与科学

美国政策学家金登提出的多源流决策模型认为，公共政策活动是围绕公共问题的显露、人们对它的确认和最终以行动来解决等方面来展开的。解决公共问题的政策行动方案又是在一系列的分析论证和论辩选择中确立的。因此，可以将公共政策过程看做是三条原先各自相对独立的源流(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在一定的条件下汇集到一处，进入到一个窗口，从而成为解决问题的政治决定和政策采纳的过程。公共政策的价值论辩如同“原始政策鲜汤”周围“漂浮”的若干政策意见，对于保证决策的民主与科学有着积极的意义与作用，因为“思想可以来自任何地方”_1。

(三)公共政策的价值论辩可以贯穿于整个政策周期

公共政策的价值论辩可以发生在政策执行之前，即事前论辩；也可以发生在政策执行之后，即事后论辩。正如不同阶段的政策评估一样，不同时期的价值论辩也具有各自的功用与意义，不可偏废。由于一项公共政策往往需要在不断追踪决策中进行完善，因此，公共政策的价值论辩可以贯穿于整个政策周期，以便于政策相关者检视其效果，权衡其利弊，从而最终决定该项政策的立、改、废。

生育政策篇6

【摘要】通过对现在城乡计划生育现状的了解,并结合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从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弊端出发,分析城乡一体化过程中二孩计划生育政策的可行性以及重要性,以促进城乡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断的完善,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打造和谐的城乡一体化环境。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生育政策;社会保障

城乡的计划生育政策是社会公共政策的一部分,自2005年以来,我镇个体企业主男孩户存在领养孩子现象,有了领养孩子的先例,就出现了个体企业男孩户对象发展自已生育的现象,这两个主要原因对我镇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较大负面影响。目前,我镇计划外对象怀孕后经我们多次上门做工作,对象户拒绝采取补救措施,造成很多个体企业主计划外生育二孩的意愿日趋强烈。原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不能起到很强的限制和引导的作用了。因此各省级单位调节城乡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很必要的,针对这种现状,本文从城乡生育政策的现状出发,提出适合城乡生育计划的二孩生育政策,以不断的促进生育政策的完善,更加的贴近实际生活。

1 加快实行城乡一体化生育政策的必要性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不同,我国在生育问题上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例如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严重滞后、人口数量瞒报等问题,这些问题对城乡的发展是很不利的,不利于城乡的和谐发展。近年来很多城镇的计划外生育始终处于反弹势头中,对稳定低生育水平总目标实现困难重重,我镇也面临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艰难局面,城乡一体化生育政策的约束性和指导性随之减弱。具体表现在:首先,一些通过政府将城乡的行政级别的提高使一部分农村居民成为了城镇居民但是实质上的生活条件并没有改善,一些外出打工的人在外面发展的很好但是子女依旧在农村接受教育,生活水平其实已经等同于城市人口的竞技水平;其次,人口老龄化不断的加剧,需要有更多劳动力来补充这部分的需要,有多余的劳动力能够照顾老人,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再次,现在的很多独生子女,性格上发展不完善,由于独生子女从小备受呵护,养成了叫娇生惯养的习惯,同时家中没有兄弟姐妹,不能体会互助和分享的意义,造成性格和人格上的偏差;最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着内需来推进的,而人是拉动内需的唯一的因素,这就需要有足够的消费者,所以必须要保证城乡的人员的充足;除此之外,实行城乡二孩的生育政策,可以调剂人口的性别比例,打破性别失衡的局面。综上所述,适度调节城乡的生育政策是非常必要的,是利国利民的重大决策。

2 实行城乡一体化生育政策过程中二孩生育政策的可行性

这一生育政策在上海已经开始了尝试,上海作为一个思想很前卫的大都市,有着很强的预见性,上海就宣布了符合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孩子,针对这种现象,一些人提出了质疑,说上海是公然违背国家的政策,但是这个效果积极的,是明显的,缓解了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缓解了这方面的财政负担,同时也带动了城乡的消费,

2.1 “二孩的生育政策”符合大部分人的心理意愿,养育两个孩子可以保证养老,能够使生活丰富,能够完善孩子的性格,在对城城乡居民的调查中,生育子女数的平均值为1.9,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居民赞成每对夫妇生育2个孩子,赞成养育一个孩子的意愿远远的偏离了正常值。

2.2 “二孩的生育政策”有利于控制人口的性别比,缓解城乡老龄化的进程,维持整体的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平衡,而且能够稳定并促进计划生育率,这对城乡的和谐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2.3 “二孩生育政策”并不违背稳定低生育水平这一政策,我理解的这个低生育水平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而是一个合理的区间,生育率这个区间保持在1.5左右就可以视为正常;

2.4 “二孩生育政策”的前提还得是有充足的物质条件来保证,随着我国城乡经济水平的发展,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了养育两个孩子的条件,而且整体城乡对教育的认识也字逐步的提高,这也就保证了城乡的孩子有比较高的受教育水平。

3 实行城乡统一的二孩生育政策必须落到实处

有些农村经济水平较为落后,生存环境也相对封闭,思想观念也不能得到快速的更新,加强全面推行村民自治,以村为单位制定村规民约,推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省条例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在审批宅基地、村级集体经济收益分红等利益分配时,现在审批宅基地已经实行独生子女按两人计算的优惠政策,收益分红方面独生子女按两人计算还没有到位,还有对不履行计划生育义务,不按期上环、结扎、环孕检、外出流动人员不办理婚育证明的人员拟定处罚条款,由政府、计生办督促、指导依村规民约章程处罚和奖励。从而制约不遵守、不服务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的行为。我们第一,必须加大宣传力度,重点是农村地区,破除封建思想的束缚,第二,必须从国家政策的高度狠抓落实,不能只做表面文章,还要加快城乡生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同时做好深入细致的工作;第三,发达国家城乡一体化过程的经验告诉我们,健全医疗、教育、就业、养老等的社会保障体系是非常必要的,可以缓解城乡一体化过程中问题,进而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维护城乡生育政策的稳定。

3 结束语

从上面的几点可以看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乡实行统一的生育政策是大势所趋。“二孩生育政策”可以满足城乡群众的生育意愿,也可以保证国家低生育水平的号召,同时从人类发展的角度看,是维护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二孩生育政策正处于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的结合点上,所以要慎重的对待这个问题,在目前对政策研究尚不完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缺乏社会调查和可行性论证的情况下,要以现实情况为标准,在实际调查中,为找准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加紧制定科学的城乡计划生育的政策,以争取政策效益的最大化为准则,不断的促进龙岗镇生育政策的完善。

参考文献

[1] 陈晓华,张小林,梁丹.国外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发展与建设实践及其启示.世界地理研究,2005,14

生育政策篇7

当前的生育政策现状

以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标志，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实行30余年。这一政策的实施，用一代人的时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缓解了人口与就业、资源、环境的矛盾，创造了长达30余年的“人口红利”期。

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出的总和生育率（即按照现有生育模式，一个妇女终生生育的孩子数）多年已经低于1.5，联合国在2010年发表的《世界生育率模式2009》中，也相应地把中国2006年的总和生育率修正为1.4，归入低生育国家的行列。

随着人口转变进入新的阶段，人口结构矛盾开始显现。多年处于低生育水平的结果，就是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减速直至负增长。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预测，大约在2022年，中国总人口将在13.8亿的水平上达到峰值，随后绝对减少。2011年开始，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今后这个趋势将继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从2010年的13.3%提高到2022年的18.7%，届时老年人口接近2.6亿。

在此之前，中国人口结构的特点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大、比重高，保证了劳动力供给的充足性，创造了高储蓄率的条件，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期间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红利。这种人口红利具体体现在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等各个方面。而随着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为表征的人口红利消失，中国GDP潜在增长率预计将从1995?2010年期间的平均10.3%，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7.6%。

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人口逐渐老龄化是一般性规律，中国的不一般之处在于，在较低人均收入水平上，进入到了更为老龄化的人口转变阶段。因此，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养老保障制度、发展老年事业和养老产业、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努力之外，生育政策也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

中国生育政策的现状是：实行严格一孩政策的地区包括全国城镇及6省市的农村居民，大约覆盖全国人口的35.9%；实行“一孩半”政策，即农村生育第一个孩子为女孩的家庭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包括19个省区农村居民，覆盖全国人口的52.9%；实行二孩政策即农村居民普遍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地区，包括5省区的农村，覆盖全国人口的9.6%；实行三孩政策的是部分地区少数民族农牧民，覆盖全国人口约1.6%。

此外，全国普遍实行了“双独”政策，即夫妻双方皆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有7个省市农村实行了“单独”，即夫妻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即可生育两个孩子；有12个省市区取消或放宽了生育间隔规定；有5个省区放宽了再婚夫妇的生育政策。从现状出发，采用分步实行“单独”政策向“二胎”过渡的调整方式，相对偏于保守。

生育政策调整路径选择

在讨论生育政策调整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常常纠结于一个双重目标：既希望人口增长具有持续性，长期内促进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平衡，又不愿意看到生育水平的明显上升。那么，我们在政策上可以接受怎样的生育水平，或者总和生育率的警戒线是多少呢？从人口学的角度，一个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即总和生育率低于2.1这个更替水平，可以被界定为低生育水平。国际上认为，根据可能产生的人口及经济社会后果，1.5?2.1为低生育水平，1.3?1.5为很低生育水平，而1.3以下则是极低生育率。

过低的生育水平会导致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最直接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的短缺，造成资本报酬递减，大幅度降低经济潜在增长率。而且，在人口、经济与社会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生育水平一旦落入到很低的区间，将长期持续下去，形成不良循环。经验表明，1.5是一个临界水平的生育率，一旦低于这个水平，哪怕将其提高到1.6都是难上加难。在中国生育率已经只相当于更替水平2/3的情况下，政策调整应该提上议程。

超低生育率不应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的政策目标，保持“适度”的低生育水平，既不能低于1.5，也不应超过2.1。事实上，由于人口转变趋势并不仅仅取决于某项政策的实施，而更多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无论采取何种政策调整方案，我们都很难看到生育率提高到2.1的结果。长期以来，主管人口工作的部门从人口众多的国情出发，把1.8的生育水平作为判断生育率高低的基准，主张长期生育水平应该大致保持在1.8左右为宜。

在目前人口学家所做的各种预测和模拟中，除了个别结果认为一步放开“二胎”会在短期内（3?5年）导致总和生育率高企，超过2.1的替代水平之外，绝大多数都得出长期总和生育率在1.9以下，并随着时间推移而趋于下降的预测结果。因此，生育政策调整的选择最终落在：是维持现行1.4的极低生育水平，还是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允许生育二胎），尽可能使未来生育率更接近1.8的均衡水平这个范围内。

政策调整的增长效应

随着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人口红利终究要消失，经济增长从过去的高速转为相对较低增速的常态也是不可避免的。生育政策调整也不可能在短期内逆转人口红利。不过，未雨绸缪调整生育政策，对于未来中国人口均衡发展乃至长期潜在增长率，仍然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在对人口生育政策进行调整之后，短期内不会产生对GDP潜在增长率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程度也非常微弱，不足0.01个百分点。但是，在一代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政策调整对潜在增长率的积极作用将会比较明显。

根据我们的模拟，生育政策调整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效果在2030年之后才会显露。以维持现行政策和生育水平的情形为参照基准，通过政策调整，在把总和生育率迅速提高到1.77?1.94并保持下去的情况下，2031-2035年的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7.1%?11.8%，2046?2050年的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15.5%?22.0%。而把今后总和生育率提高到1.77?1.94的水平，恰好与立即放开“二胎”的改革方案相对应。

生育政策篇8

计划生育政策有着不可否认的历史贡献

教授认为要对施行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

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几十年的反复探索才最终出台，应该说是审慎决策的结果，绝不是像有些专家所说是一拍脑门想出来的，总体上也符合当时人口增长超过资源、环境与经济承受能力的历史背景。只是由于在政策实施中急于求成，计生医疗服务一时又没跟上，才放大了其负面效应。

事实上，严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的推行，对于我国减少人口抚养消费、增加资本积累，获得长达几十年的人口红利机遇期，有着不可否认的历史贡献。

中国生育政策一直在动态调整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育政策一直在动态调整，施政方式也在不断人性化。如果生育政策未来向二胎化、多胎化，甚至是鼓励性生育政策方向发展，也需审慎决策。

采访中，专家也提到。对于目前正逐渐改变的生育政策，还面临着各种问题。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后一次调整要算是父母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简称双独二胎政策，但是，各省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有先有后。

随着80后进入生儿育女的高峰，越来越多双独家庭开始计划要一个合法的“二胎”。

7个月前，北京一对符合政策的夫妇王梅与老公在周围同事、朋友们的羡慕声中，宣布“意外”怀上了老二。已有一个月身孕的王梅开始为即将诞生的第二个宝宝奔波办理生育证。没想到过程颇费周折，盖了30多个红章，带着50多页的复印资料、身份证、户口本等各种证件奔波，等拿到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的《生育服务证》时，王梅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七个月了。

“申请的过程非常复杂，也很繁琐。”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街道计生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街道计生办没有审批的权力，他们在收齐申请人的信息后，需提交到区级计生委审批核准。如果申请人是北京户籍，办理手续比外地户籍的申请人要省去异地三级证明的程序，但是同样需要证明夫妻双方及双方父母的婚姻和生育状况。其中缺少任何环节的证明，都不能得到《生育服务证》。

在王梅提交给北京所在的街道办事处的三级证明表格上，写着每级计生办工作人员的姓名和电话。当她的三级证明交到街道计生办时，工作人员当着她的面拨通了表格中社区、街道、区里的计生部门工作人员的电话，询问核实王梅提供的证明是不是他们调查过的，是不是他们盖章通过的。

双独生二胎对计生部门来说，要比生第一胎还要复杂，因为涉及到要证明夫妻双方是独生子女，这就要到各自的夫妇单位选取证明，时间跨度几十年，这对夫妇因为一方父母的单位还是具有历史色彩的革委会，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单位了，需要很多证明。

另外，双独双方还要证明自己确实是已经生过一个孩子而不是两个，所以要求有邻居的证明。

叶廷芳认为，及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或者取消计划生育政策，相关政策的调整要跟上，比如、产妇如何休产假、二胎上学的问题，甚至独生子女费也需要取消，因为这是对非家庭的歧视。

强调，很多人包括专家在内需要明确区分计划生育、生育政策、计划生育工作这三者的不同，分别做出评判。计划生育，是对生育进行制度规划和政策安排，本身是中性的，不但国家有计划生育，个人和家庭亦然。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对人口生育有较为明确的中长期计划，在人口目标相同的情况下，其差别主要表现在制度安排和施政手段方面，亦即生育政策和具体的计划生育实践的不同。

“现在很多人往往将三者混为一谈，随意置换或相互替代，笼而统之，不分子丑寅卯地指点评说，很容易混淆视听。”说。事实上，有些人主要是反对不人性化的生育执法，厌恶严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兼憎恨其粗暴执法方式，而非反对计划生育本身。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再来谈论计划生育，才能进行有效的对话。

应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认为，应当审慎、分阶段、分步骤、分区域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不能踩急刹车。现在社会上出现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一边倒的意见，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人大多生活在城市，城市的生育观念现在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我国的城市化率只有百分之四十多，如果在农村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反弹的势能还是非常大的。这是我们近两年请在校大学生回自己的家乡做调查得出的结论。”翟振武说。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曾毅建议生育政策调整应该软着陆。尽快平稳过渡到二孩政策(满足相应的政策，允许生第二胎)，也就是在设置适度晚育时限和间隔时限的前提下，放开生育二孩政策。二孩政策可以大大改善劳动力相对老龄人口匮乏的问题，同时晚育、间隔措施保证了总人口不会在短期内迅速上升。在该政策方案下，我国人口总数预计在2038年达到14.8亿的峰值，然后平缓下降，绝不会导致新的生育高峰与人口失控，也不会造成资源的紧缺和环境保护的失控。

曾毅教授建议该政策出台之初即郑重宣布新政策不会再收紧，以降低怕政策再变而抢生的可能性。并且通过宣传教育与经济激励机制提倡适当晚育间隔。

“我们已错过三年最好的政策调整时机，但还有五年较好时机。如果等五至十年以后再启动，则将与二孩生育年龄妇女人数高峰撞车，不利于平稳过渡。”曾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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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政策篇9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与评估

计划生育政策主要包括20世纪60-70年代“晚、稀、少”的广义计划生育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施行的独生子女政策[2]。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从实行便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近年来随着老龄化加剧、性别比失衡，人们越发关注该政策的实施效果及调整方向。大量文献从经济学、人口学、公共政策等角度对该政策的效果进行了评估，试图回答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实现了预期目标，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影响，要不要调整及怎样调整的问题。

经济学视角下的计划生育政策评估关注的核心是该政策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怎样的效应。大量研究表明，计划生育执行以来不仅提升了人的个体价值、消费结构，也带动了经济发展方式、消费习惯和文化的渐进式变革，促进了经济增长的速率和国民产出。但如果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来讨论计划生育的影响，会发现该政策已产生了对经济发展的阻碍效应。以收入分配为例，在城乡二元分割的条件下，统一的计划生育政策尤其是实施过程中所采取的的超生罚款制度，会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3]。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不仅人口红利已消失，代际传递所导致的财富积累加剧社会分化，加上计划生育与财政、货币政策的捆绑，都会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4]。在市场改革的大背景下，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机制改革也势在必行[5]。

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应是显著的。有研究表明，在1972-2008年间，排除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单纯由于计划生育的作用，中国少生了4.58亿人[6]。这使得社会的劳动负担得到减轻，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最佳的机会、人力资源和条件。当然，生育控制政策执行的效果不仅仅表现在人口规模效果方面，更重要的是该政策通过对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和人口自然变动等方面的影响又会进一步扩展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许多领域，这就需要对生育政策的人口效果（规模、结构、变动趋势等）给予准确评估[7]。

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评估，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计划生育政策的目标是解决中国在发展中的人口问题，其实质是在生育问题上实施的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方案，以协调个体之间、个体与国家之间目标和价值分配方面的冲突[8]。采用政策评估的科学逻辑及系统方法对生育政策进行评估可以发现，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目标已实现，中国的客观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调整计划生育管理模式，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已正当适时[9]。

那么计划生育政策调整，该怎么调？对此学者们意见不一。主张维持现存计划生育政策的学者认为，尽管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典型的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变化的过程（即在更替水平以下），目前中国人口态势呈低生育率和高增长率并存的局面，因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口政策只能比较严格[10]。但也有学者指出，要进一步发挥人口政策的调节作用，不仅要放开胎数，还当考虑对现行政策的方向进行调整，在尊重生育意愿的基础上，以鼓励型控制替代限制型控制，以宏观政策配合替代单一人口政策调节[11]。有学者还研究了中国改革整体逻辑与渐进步骤之间的关系，指出计划生育政策管理机制改革的重心在西部和农村，核心是政府职能的转变[12]。还有学者研究了中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修正与完善，强调生育心理、行为传导和导向机制的作用机理，既强调保健因素，也要刺激激励因素[13]。

总的来看，无论是经济学、人口学还是公共政策视角的评估方法，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认识计划生育政策实行效果的途径。而学者们关于计划生育政策改革方向的争论，也反映出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如何促进人口乃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思考与忧虑。以上研究的不足在于，大部门研究都从宏观的社会结构的层面，来探讨一个政策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却忽略了具有主体性的单个的人。每个人都是鲜活的个体，计划生育政策对其所造成的独特的生命体验也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政策的意义与成效，期待有更多的后续研究。

二．计划生育政策下的艾滋病干预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自实行以来，在控制人口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在于避孕节育技术的作用[14]。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生育率的转变与避孕和节育技术的推广应用是密切相关的[15]。自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伊始，我国就建立了计划生育领导机构及办事机构，加大避孕药具的研制、生产和供应力度，在城市和农村开展节育技术服务，免费进行节育手术和供应避孕药具，极大地提高了我国避孕技术和手段的普及率。对成熟避孕方法综合推广的评估也发现，综合干预措施能有效提高农村育龄妇女对计划生育服务过程和现用避孕方法的满意程度，推动计划生育服务的改善[16]。

在推进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过程中，我国农村计划生育服务系统实现了由单一的避孕节育服务向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优质服务转变，以及由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向综合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家庭保健优质服务转变[17]。其中生殖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学者关注，原因是生育和性行为不仅是生殖健康关注的重点，也是近些年愈演愈烈的世界性顽疾――艾滋病的传播方式之一。于是，将计划生育与艾滋病干预相结合，成为一个十分有意义的研究视角。

如何对艾滋病进行有效干预？性的社会网络理论认为，在研究人类的任何性现象时，必须把研究对象放进他(她)所在的性的社会网络中去，探索行为者在不同的网络位置上所出现的不同行为方式，才能全面和深入地发现行为者的性行为实况。经验研究表明，利用计划生育网络实施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安全套推广、生殖保健服务以及以社区为基础的关怀等综合干预措施，能显著提高居民对艾滋病的病因、三大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的正确认识[18]，且人们对待艾滋病病人的态度和使用避孕套的行为意向也有显著提高[19]。由于计划生育网络本身比较健全，这种艾滋病干预教育不需要额外投资，是经济有效的、艾滋病预防教育资源的有效结合点[20]，同时也在主观上被育龄人群所认可的、被普遍接受的[21]。

同时，对计划生育人群的调查能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艾滋病干预工作具体该如何操作。一项针对上海市育龄夫妇的研究表明，尽管育龄夫妇具备一定的避孕套知识和艾滋病传播途径的认知，他们却存在某些歧视和偏见，尤其是妻子，这与其教育程度和接触外界信息的渠道有关，因而艾滋病干预时应充分考虑不同性别的差异各有侧重。另外，无论是艾滋病知识认知水平还是对艾滋病患者的态度以及避孕套使用意愿，夫妻双方都具有相关性，因此，同时将夫妻双方作为目标人群进行干预，效果可能更好[22]。研究还发现，良好的咨询不但能显著提高育龄夫妇的知识水平，还能使其对艾滋病病人的不良态度得到转变；且提供咨询和增加可获得性是推广使用避孕套的重要因素[23]。但要注意到，计划生育服务者的艾滋病预防意识和能力还存在不少缺陷，育龄人群对安全套的使用多停留在避孕功能上。因而还需要加强艾滋病的宣传力度，提高人们对安全套的认识和使用率[24]。

生育政策篇10

关键词:人口政策;生育政策;出生率;老龄化

一、人口政策

人口政策的界定是研究人口政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它因制约人口因素的复杂性加大了科学界定人口政策的困难程度。国内学术界对人口政策的理解也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如“国家直接调节和直接影响人口再生产过程所颁布的法令和措施的总和,称人口政策”(刘家麟,1992);“人口政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根据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采取直接干预、调节和影响人口数量(包括鼓励或控制人口增长)、人口构成、人口分布等而制定的法令、措施、方法和手段的总和”(底书贵,1989)。人口政策在最近几十年人炸式的增长中逐步调整和完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口政策在整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尤为重要,它关系到经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的发展。

二、中国人口政策调整

1982年,计划生育被正式纳入中国的国家大法――《宪法》,其中明确提出“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2001年12月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更是首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地位,对于保障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健康、稳定、持续地发展,实现在新时期中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经历了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人口总量大这个突出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突出,中国开始分步骤地实施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降低人口出生率,控制人口总量。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始终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20世纪末、21世纪初是人类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经济飞速发展的阶段,同时也是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时期,导致了全球性资源、能源的短缺和环境恶化。生态环境与人口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这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推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一)计划生育政策内容

限制人口增殖政策,是国家政府通过多种措施,鼓励人们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以减缓人口增长的速度,稳定和缩小人口总量的规模。现行人口政策属于狭义人口政策,即生育政策。现行人口政策规定: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包括独女户,要求生二胎的,经过批准可以间隔几年后生第二胎;不论哪种情况都不能生第三胎;少数民族地区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具体要求和做法可由有关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

(二)中国人口出生率变化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主要是控制人口的出生率,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生育率和出生率迅速下降,减缓人口总量的迅速增加,缓解了人口压力。人口再生产类型由过去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转变为现在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生率开始迅速的下降,由1978年的18.25减少到2003年的12.41,2008年降到12.14。

三、中国人口政策实施中的弊端

中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对中国人口控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仍然出现了一定的弊端问题。这些社会问题都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必须逐渐建立合理完善的制度,来促进人口政策的协调发展。

(一)出生性别比失调

出生性别比反映的是出生时男婴与女婴之比。按照国际的标准,正常的出生性比变化范围是103-107之间,超出这一范围,则属于出生性别比偏高或者偏低。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在世界上属于偏高水平。由于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导致了中国出生性别比的持续攀高。“三普”期为108,“四普”期为111,“五普”期为117。20世界80年代以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在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传统社会对男孩的偏好,所以人们采取各种的办法,希望生育男孩,造成了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偏高的现象。在2004年3月份的中央人口资源工作座谈会上,书记提出把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问题作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要集中力量抓好的三件大事之一。

(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政策的逐步实施,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经历了由年轻型到成年型再到老年型的转变。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人口的老年负担系数(65岁以上人口规模/15岁-64岁人口规模)从1953年的7.44%上升到2000年的10%,而同期少儿抚养系数(0岁-14岁人口规模/15岁-64岁人口规模)从61.17%下降到32.63%。

从人口发展规律来看,人口政策调整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中国应尽快出台新的人口政策,以降低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第一,稳定低生育水平,适当放宽人口控制。第二,改善人口性别结构,防止人口出生性别比过高。第三,提高人口素质,开发人力资源。

参考文献:

1、冯玉平.中国人口政策调整与家庭生育意愿研究[D].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07.

2、田雪原.人口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3、冯玉平.中国人口政策调整与家庭生育意愿研究[D].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