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理论十篇

货币理论篇1

论文摘要：电子货币的出现只是进一步说明了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本来就是观念货币和虚拟货币；电子货币并没使人类退回到物与物交换的状态，不能改变货币的本质特点；电子货币作为交换和信用的产物，像实体货币一样，也受国家法律制约；电子货币与流通中的汇票和支票一样，它的数量的多少是由交易和信用状况决定的，不是中央银行完全能控制的。

电子货币创造了新的、虚拟的货币形式，它使经济结算活动在虚拟空间得以实现，使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生活发挥越来越大的反作用，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社会活动局面。面对这种全新的货币形式，有人对传统的货币理论产生了种种疑问：电子货币这种没有物理实体的符号取代有物理实体的纸币，充当支付手段，人类的相互交换活动不是又回到了物与物直接交换的形式上去了?电子货币是信用货币，是个人和金融机构共同创造出来的，那么，货币的发行是否可以在法律之外，不受法律约束了?电子货币是经济人在信用过程中创造的，它的供给不以中央银行为转移，那么，电子货币岂不是弱化了中央银行垄断货币供给的特权吗?对于这些疑惑，我们只能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给与科学的回答。

一、电子货币和电子银行

电子货币是以现行纸币为基础，以纸币计算单位为计算单位，以电子数据(二进制数据)形式存储在银行的计算机系统中，并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以电子信息传递形式实现流通和支付功能的货币。电子货币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四种：

(1)储值卡型电子货币。一般以磁卡或IC卡形式出现，其发行主体除了商业银行之外，还有电信部门、商业零售企业、政府机关和学校等部门使用的IC卡。(2)信用卡应用型电子货币。指商业银行、信用卡公司等发行的贷记卡或准贷记卡。可在发行主体规定的信用额度内贷款消费，之后于规定时间还款。(3)存款利用型电子货币。主要有借记卡、电子支票等，用于对银行存款以电子化方式支取现金、转帐结算、划拨资金。(4)现金模拟型电子货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于Internet网络环境使用的且将代表货币价值的二进制数据保管在微机终端硬盘内的电子现金；一种是将货币价值保存在IC卡内并可脱离银行支付系统流通的电子钱包。该类电子货币具备现金的匿名性，可用于个人间支付、并可多次转手等特性，是以代替实体现金为目的而开发的。

电子银行是伴随着电子货币出现的网络银行，是指银行在互联网上设立网站，通过互联网向客户提供信息查询、对帐、网上支付、资金转帐、信贷、投资理财等金融服务。网上银行是个虚拟银行，它没有建筑物，没有地址，只有网址，其分行是终端机和因特网带来的虚拟化的电子空间，客户要想办理银行业务、接受服务，可以在办公室里、家里、旅途等，只要具有一定的通讯条件和一部个人电脑，随时都可以和银行接通，进行即时转帐、查询等各种银行交易。所以，在未来，银行也许不再以雄伟气派的建筑物为标志，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可能不再是银行信用的象征和实力的保证了。网上银行将使21世纪的金融从具有地理概念的中心走向无形的网络体系。随着电子货币广泛应用，所有传统银行使用的票据和单据全面电子化，使用电子支票、电子汇票和电子收据等，部分取代对应的纸制票据，实现金融交易无纸化。

电子货币作为新形式货币和传统的纸币有明显的差别；纸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实体；电子货币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纯粹的、抽象的电子数据；电子货币主要发挥货币的流通和支付的功能；纸币不仅具有流通和支付的功能，还是一个独立的价值额，还有贷款的功能，在借贷的过程中能够转化为资本；纸币以纸币本身、汇票和支票等形式和银行等物理媒介系统实现结算功能；电子货币是计算机网络系统以电子信息传递形式实现流通和支付功能的货币。

二、电子货币并没使人类退回到物与物交换的状态

电子货币以电子数据形式存储在银行的计算机系统中，并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以电子信息传递形式，实现货币流通和支付功能，改变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种人类传统的交易方式。因此，有人产生疑问，电子货币的出现，人类的相互交换活动不是又回到了物与物直接交换的形式上去了?

货币的本质是信用符号，所代表的是一定的购买力。人们持有货币不是为了货币本身而是为了它的购买力，也就是为了它所能购买的东西。因此，人们所需要的便不是若干单位的货币本身而是若干单位的购买力。因此，无论是占有黄金、占有纸币还是占有电子货币，都不是为了它们自身，而是为了保存一定的购买力。电子货币作为计算货币虽然没有物理实体，但它仍然使用具有物理实体纸币的单位名称，这种单位名称足以表示购买力单位的形式。电子货币是它的所有者向电子货币的发行者支付一定金额的现金或存款，而发行者以电子、磁性等形式把仍然依现行货币单位表示的等值货币额储存在消费者持有的电子设备中创造出来的。所以，储存在发行者电子设备中的电子货币依然是储存购买力单位的形式，而表示消费的综合商品的物价指数则是衡量电子货币购买力大小的标准。电子货币与金币、纸币相比，本质是相同的，形式是不同的。金币有含金量，含金量似乎是它的“内在”价值的尺度，其实这是一种错觉。金币购买力的大小，不在于含金量的多少，而在于物价指数的变化情况。纸币和申子货币更是如此。

马克思说“计算货币不过是为了衡量可售物品的相对价值而发明的任意的等份标准。计算货币与铸币完全不同，铸币是价格，而计算货币即使在世界上没有一种实体作为一切商品的比例等价物的情况下，也能够存在”。

马克思认为，除非到地球末日，否则，是不能没有计算货币的。计算货币就是个人、企业和银行帐面上，甚至是人们头脑中、观念上的数字货币。

“电子货币出现人类又回到了物与物直接交换的形式上去了”的观点的错误根源还在于没有搞清楚货币的职能和本质到底是什么。谁都知道，货币第一个职能就是价值尺度，把商品的内在价值表现为由同一单位名称表示的价格。把千差万别的商品转化为在质上相同，只有量的差别的同一物品。无论金币、纸币和现在的电子货币都是一样的。各国的电子货币都没有使用自己的专用的单位名称，都是用纸币的单位名称。这样，电子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这一功能时和纸币完全一样，一点差别都没有，都是计算货币。

既然电子货币与纸币有相同的单位名称，而单位名称的作用就是表现商品的价格，这样，电子货币就与纸币有相同的功能。所不同的是，纸币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理实体表示商品的价格，而电子货币是以看不见、摸不着的纯粹的数字表示商品的价格。

更重要的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商品作为循环中的统一体是处在过程中的价值，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流通领域的哪个阶段上，首先是以计算货币的形态，观念地存在于商品生产者的头脑中。在这里，具有物理实体的商品只是价值的承担者，重要的是这种物品在买者和卖者头脑中用货币名称所表示的价格。即使金币和纸币在充当价值尺度时也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金币和纸币在充当流通手段时，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完全由符号来代替，甚至，连符号也没有必要出现，只用货币单位名称在商人脑袋里计算一下就足够了。

可见，只要商人们相互信任，相互讲究信用，那么，货币在充当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时，就没有必要以物理实体形式出现，而是以观念上的、幻想的、预测的虚拟货币形式出现。这样，金币和纸币也都升华为抽象的数字。与电子货币所不同的是，金币和纸币作为虚拟货币保存在人们的头脑中，电子货币作为虚拟货币保存在计算机系统中。我们不是把计算机称之为电脑吗？用人脑计算和用电脑计算是一样的，只不过电脑比人脑能存储的多、计算得快、准确得多。有了比人脑更先进的电脑，何乐而不用呢?有了比纸币更方便的电子货币又何乐而不用呢?

对此种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就做出了科学的概括：“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在货币不断转手的过程中，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这就告诉我们，电子货币的出现并非意味着人类又回到了物与物直接交换的形式上去，而是交换媒介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由具有实体的纸币变为虚拟的、无形的电子数字。

三、货币是交换和信用的产物，也受国家法律所制约

自从电子货币出现之后，有人说，传统经济理论认为，自从金铸货出现以来，货币就国家化，货币供给严格受国家法律所限制，从某种意义上说，货币是法律的产物。而电子货币则是客户、商业银行和其他经济机构自发的信用的产物，而不像现行的纸币的发行和流通必须依靠国家强制力。认为电子货币可以脱离国家法律的观点至少是片面的，也可以说是不对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私有制、分工和商品交换是货币产生的三个密不可分的要素。货币产生后，作为新的强大的社会力量迅速地瓦解了原始共产制经济，改变了人与人之间互相依赖的社会关系，把人类社会由野蛮时代引向文明时代。

马克思说：“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可见，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首先是在交换中产生的，不是由国家法律创造的。现代社会的纸币也是信用的产物，稍有宏观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当代，各国中央银行都通过公开市场买卖、变动贴现率和变动银行存款准备率这三种方式来增加货币供给。而这三种方式的运行都依靠信用。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无论是金币和纸币首先都是交换和信用的产物，政府和法律仅仅是适应交换和信用发展的需要对货币的创造加以管理和保证。

现在新出现的电子货币同金币和纸币一样也是社会交换和信用的产物。当前，在我国典型的电子货币就是各类银行卡。最主要的银行卡是信用卡，也就是银行和其他财务机构签发给那些资信状况良好的用户，用于在指定商户购物和消费，或在指定的银行机构存取现金的特质卡片，是一种特殊的信用凭证，也是持卡人信誉的标志。但是，电子货币同当年的金币和现代的纸币一样也要受国家法律所管理。

当我们强调金币、纸币和电子货币都是交换和信用的产物时，不应忽视电子货币的产生与国家法律的关系。现在，所有国家的货币都是纸币，都是符号货币。这种自身几乎没有价值的符号货币不可能由个人随意发行并且普遍使用的，必须由各国政府决定它的发行，才能保证纸币的稀缺性，保证纸币的购买力。此外，政府还要规定纸币单位的名称，及不同单位之间相互固定不变的兑换比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计量单位、它的等分及名称的规定一方面纯粹是约定俗成的，另一方面在流通内部应该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所以它必须成为法律的规定。这个纯粹形式的手续就落在政府身上。”比如说在我国，“元”为标准计量单位，“角”和“分”都与“元”有固定不变的比例关系。我国的价格标准是我国政府通过法律规定的，其他国家的价格标准也是其他国家政府通过法律规定的。

因此，任何一种货币发挥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功能时，尽管仅仅是符号，但这个符号都是具有国家属性的，都在一国之内发挥其功能。货币从产生时起就带有国家的印记。时至今日，货币的国家属性更得到了充分表现，现在一切文明国家的货币都是国定货币。国家不仅指定货币的名称和计量标准，而且还管理和控制本国货币的发行和流通。货币是国有的，国有货币仅仅是国家授予货币占有者合法化权力的符号。

有的文章说，电子货币是信用货币，是个人和金融机构共同创造出来的，是在法律之外，不受法律约束的自由货币，这种观点同样是片面的，是错误的。电子货币的基础是纸币和银行存款，电子货币所用的单位与纸币完全相同。电子货币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纸币的限制，但又时时受到纸币的限制，摆脱不了纸币的限制。那么，既然纸币、银行和金融机构要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电子货币当然也要跟着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它绝不可能在国家法律之外为所欲为。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到，当年有不少文章说，欧洲美元是不受任何国家法律约束的货币，那也是错误的观点。其实，欧洲美元尽管在美国境外，但它绝不是一个无法无天的货币，欧洲美元归根到底还是美国的美元，还是要受美国的法律所约束，欧洲美元的出现，仅仅说明美国美元的外延。

四、电子货币弱化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特权之说不足为新

人们对电子货币的作用说得最多的是，电子货币主要影响货币供给，这主要表现为在电子货币部分替代流通中的通货以后，中央银行发行的通货仅仅是整个货币供给的一部分，因此电子货币对流通中通货的影响会直接影响到货币供给量。影响最大的是狭义货币M1。M1=通货+活期存款，通货在M1中占比重较大，所以电子货币替代部分通货以后，就必然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狭义货币M1，其主要表现是：第一，由于货币虚拟化，使流通中的通货数量减少；第二，由于电子化货币存在的形式不稳定，影响商业银行的存款也不稳定，从而会改变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数量；第三，由于电子货币既影响基础货币也影响货币供给量，所以电子货币也可以通过影响货币乘数的变化对M1产生影响。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但不足为新。同时这种观点有夸大央行作用之嫌。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要明了到底什么是货币供给?最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说：“货币还是按传统的定义为好：即通常可以被接受和使用的作为交换媒介的任何物品。”“货币供应量可以用国内公众所持有的货币总量来表示”。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位获得者——萨谬尔森在他的大作《经济学》中写道：“货币M1的供给包括处在银行之外的硬币、处在银行之外的纸币和一切银行的活期存款。”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和萨谬尔森《经济学》，只要是中央银行已经发行出来的纸币和硬币，只要是存在银行的一切活期存款，只要是国内公众所持有的货币，不管进入不进人流通都构成货币供给。在这里，笔者斗胆地说，不管《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是多么权威，不管萨谬尔森的名气和对经济理论的贡献有多大，但是，他们对货币供给下的定义是否科学正确，是值得讨论的。

马克思说：“我们这里所说的通货量，指的是一个国家内一切现有的流通的银行券和包括贵金属条块在内的一切硬币的总和。”这就是说，货币供给并不是指中央银行已经发行出来的纸币、硬币和商业银行的存款，而是指进人流通中的纸币、硬币和被开具支票的存款。而那些贮藏在公众手中的纸币和硬币，那些在银行负债账户上还没有被贷出的存款都不能算作货币供给。因为它们没有进入流通领域，没有变成真正的购买力，没有转化为需求。我们一再强调人们偏好货币，并不是偏好货币本身，而是偏好货币的购买力。

因此，那些没有被花费的纸币和硬币，没有被贷出的银行存款，由于没有进入流通领域，没有转化为购买力，它们的货币灵魂就离它们而去，也不构成货币供给。在货币市场上，货币供给就是货币盈余者对外所提供的贷款量。这个数量越多，货币供给越多，反之，货币供给就少。所以货币供给量是由流通领域中的货币量和进人借贷领域中的全部货币量构成的，不应该由银行已发行出来的全部货币量来构成。在我国人们坚持后者，放弃前者，根本原因就是只学习西方的货币理论，忘记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

既然货币供给是由进人流通领域中的对商品和劳务进行购买的货币构成，那么，汇票和支票在购买中代替纸币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构成货币供给这是人人都接受的事实。马克思说：“几乎每种信用形式都不时地执行货币的职能，不管这种形式是银行券，是汇票，还是支票，过程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结果本质上也是一样的。”“这一切形式的作用，都在于使支付要求权可以转移。”这就是说，除了纸币和硬币之外，汇票和支票也是货币。

既然我们承认汇票和支票代替纸币在流通中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构成货币供给，那么，电子货币代替纸币代替汇票和支票执行流通和支付手段，理所当然地构成货币供给，这还有什么可疑义的呢?依据马克思的货币供给理论，电子货币既新又不新。所谓不新，就是因为电子货币所起到的流通和支付手段的职能和传统的汇票和支票没有什么两样；所谓新，是因为传统的汇票和支票是具有物理属性的纸质货币，而电子货币是由纯粹抽象的数字表现的没有物理实体的货币。

既然电子货币像传统的汇票和支票一样在流通领域中发挥流通和支付手段的功能，那么，个人和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通过相互信任创造出来的电子货币就是货币，就构成了货币供给的一部分。随着信用程度的普遍提高，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和应用，电子货币在总货币供给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写到这里，我们就会清楚地明白，货币供给量就是在流通中的全部货币，不是中央银行已经发行出来的全部货币。中央银行发行出来的货币进入流通，就形成货币供给；不进人流通，就不形成货币供给。所以货币供给增加与否，不在于中央银行发行了多少货币，而在于有没有交易，有没有货币流通。只有交易和信用去创造货币供给，增加货币供给。有了交易和信用，不仅由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和硬币进入流通后构成货币供给，就是由购买者、销售者和金融机构自行创造的汇票、支票和电子货币，只要进入流通，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也同样是货币，也增加货币供给。货币供给主要是由贸易和信用决定的，并不是由中央银行一手决定的。那么，说电子货币弱化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管理和控制，这既不了解什么是货币供给，又夸大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作用。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错觉呢?根源还是在于当代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对货币供给的错误表述。

货币理论篇2

关键词：汇率制度；货币政策；三元悖论

一、问题的提出

2007年1月，我国外汇储备突破万亿美元大关，成为全球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伴随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基础货币投放量的快速增加，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8.4%，经济中出现了明显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如何认识外汇储备、基础货币与流动性过剩的内在联系，以及从汇率制度角度寻找缓解流动性过剩和提高货币政策效应的策略，是本文探索的重点。

二、基于三元悖论的理论分析

克鲁格曼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三元悖论”（trilemma），他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文中指出：一般来说，宏观经济管理有三个目标，需要货币政策以应付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威胁；需要稳定的汇率使商业活动不至于面对太多的不确定性；还需要让国际商业活动自由进行，特别是让人们自由买卖外汇，以维持私有经济的精髓。但是，各国不可能同时兼得三个目标，最多可达到两个目标。可以放弃汇率稳定，这意味着像美国和澳大利亚那样实行浮动汇率制；可以放弃灵活的货币政策，这意味着像阿根廷那样实行固定汇率，甚至像欧洲国家那样取消本国货币；或者，可以放弃完全的自由市场原则，实行资本管制，这是大多数国家在40年代至60年代的做法，也是中国和马来西亚现在的做法。“三元悖论”表明，一个国家在经济金融开放中面临着三种选择。

其一，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如果选择资本自由流动，必须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当中央银行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将引起国内利率下降，低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平均水平，从而导致资金外流，国际收支出现赤字本币贬值。为了维持固定汇率，中央银行必须在外汇市场上卖出外汇买进本币。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将使本币供给减少，抵消了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用；反之，若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也会由于利率上升导致资本流入，本币存在升值压力，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稳定要买入外汇，从而增加货币量，抵消了货币紧缩的效果。这一政策组合虽然能很好地保持汇率稳定，但是货币当局失去了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国内总需求以及取得宏观经济稳定的能力，容易受到对汇率投机的冲击进而引发货币危机。

其二，如果选择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必须放弃汇率的稳定。当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国内利率低于国际水平时，本国货币将随套利活动引起的资本外流而贬值。贬值的结果是出口需求增加，从而扩大总收入，总收入的增加又使货币需求相应增加，直至达到货币政策创造的货币供给量，利率恢复，经济重新达到均衡。可见，在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只有在浮动汇率制下才能发挥作用。这种组合会使本币因套利活动而贬值或升值，虽然可以缓解货币投机的冲击，是该国必须承受由汇率波动引起的不确定性及相对高昂的交易成本。

其三，要保持稳定的汇率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必须对资本流动进行严格的限制。当资本流动被限制时，可以避免资本套利而流入或流出，消除了国际资本对本国货币的冲击，有效保持汇率的稳定，实现独立运用货币政策调节国内经济的目标。但是资本管制也有代价，并随着金融开放程度的加深，管制成本越来越高。

三元悖论揭示了开放条件下经济体系内部制度选择之间的矛盾，阐明了宏观调控当局面临多重相互交织相互矛盾的目标时必须有所取舍，这种选择需要针对本国的现实状况。西方发达国家在1973年以后纷纷选择货币政策独立和资本自由流动目标，放弃了汇率稳定目标，是因为这些国家对汇率变化的承受力较强，国际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信心充分。而发展中国家对汇率波动的承受力弱，货币贬值容易导致资本大量外逃，所以普遍选择了货币政策独立和汇率稳定，实行资本管制政策。

三、我国现行汇率制度下的货币政策效应

（一）我国政府在政策组合中的选择

1994年我国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际上是盯住美元），因此，汇率变动极小（基本固定），始终保持在1美元兑换8.26人民币左右。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事实上，还是在努力维持汇率的稳定。同时，我国一直强调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调控和货币政策的调整。可以说，在理论上选择了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在现实中，结售汇制度使资本流动呈现单向自由化，即人民银行外汇储备增长以人民币等值投放为代价。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扩大，实施这一政策组合的成本越来越大，外汇储备增长成为本币投放的主要闸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严重削弱。也就是说，当前事实上被迫实行了汇率稳定和资本单向自由流动（流入）的政策组合。

（二）我国当前汇率制度下基础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随着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深化，特别是加入WTO之后，我国开放步伐加快，为了维持汇率稳定，无论经常项目还是资本项目外汇流入时，中央银行必须投放人民币买入，这意味着基础货币的投放量不能由中央银行主动控制，不得不放弃对货币政策的完全控制权，货币政策独立性几乎丧失。

固定汇率制度下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简）

资产负债

国内信贷基础货币

外汇储备

上表揭示，基础货币构成中央银行的主要负债，国内信贷和外汇储备构成中央银行的主要资产。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通过三种渠道投放：一是再贷款；二是财政透支与借款；三是外汇占款。前两项统称为中央银行信贷，外汇占款是增加外汇储备对应的货币投放。所以，中央银行国内信贷和外汇储备的变化直接影响基础货币的投放量，三者在数量上的关系：

ΔMB=ΔD+ΔR

其中：ΔMB表示基础货币的变化；

ΔD表示国内信贷的变化；

ΔR表示外汇储备的变化。

在国内信贷不变的情况下，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就会通过外汇储备渠道迫使货币供应变化。外汇占款数量由汇率和外汇储备量的乘积决定，外汇储备对货币供应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投放比例。在目前汇率形成机制及外汇管理模式下，人民银行只能被动接受国际收支顺差的变动，外汇占基础货币投放的比重越来越大。

可以看出，在长期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下，外汇占款上升成为基础货币投放关键内生性因素。

（三）外汇储备增长与货币投放量的增加

1994年确立结售汇制，当年实现经常项目顺差76.58亿美元,资本项目顺差326.44亿美元,外汇储备增加了304.21亿美元,同期，中央银行被动发放基础货币2800多亿，年末货币总量增幅达35%,新增4024亿元基础货币中70%以上是外汇收购。次年，商业银行开始由长期贷差转为存差。

我国的国际收支已多年出现“双顺差”，从经常项目上看，在国内商品市场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出口寻找外销，出口增加的外汇收入因结汇制度挤出了基础货币。从资本项目上看，我国已经成为吸引FDI最多的国家，在吸引了大量国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也迫使央行增加基础货币。此外，美国长期贸易赤字和外债增加，使美元资产相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吸引力明显减弱，导致全球资金逐步从美元资产转移到未来投资回报率更高、汇率风险更小的亚洲国家以及其他新兴地区，推动了这些国家汇率升值。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引起了投机者的兴趣。从2002年下半年起，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大，加剧了国际资本的流入。韩剑等对非FDI资本流入（即对外借款与流入国内的热钱之和）进行测算的结果显示，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增强的情况下，非FDI资本流入表现出很强的波动性，其规模大小与升值预期明显正相关。境外热钱在人民币升值利益的驱动下不断涌入，进一步加剧了外汇储备增长。外汇储备从2000年底的1656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底的6099亿美元，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相应地由1.4万亿上升到5.2万亿。截至2006年9月底，外汇储备过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由此投放的人民币总量超过7万亿元。

尽管2005年7月宣布人民币升值2%，但并未缓解外汇储备增加，贸易顺差依然居高不下（表1）。原因之一，是由于“J曲线效应”“J曲线效应”是指货币升值或贬值对一国贸易的时滞效应。当货币贬值时，短期内贬值使贸易余额先恶化，一段时间后待出口供给和进口需求作了相应调整后，贸易余额才开始改善。整个过程用曲线描述出来，成字母J形，称为J曲线效应；货币升值时形成反向J曲线效应。，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的影响存在时滞；原因之二，是升值幅度较小，对国际收支变化的影响有限。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由我国内部经济结构以及全球经济失衡所致，内需总量不足始终困扰，国内产品对国际市场有很强的依赖性。即使人民币升值，企业也难以通过提价将升值的影响转移给国外进口商，只能牺牲利润换取市场份额。立足于国际角度，全球经济失衡已延续多年，中国作为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国家，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影响。由于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由于亚洲国家出口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产品，这类产品的可替代性较强，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因此，需要一个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通过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和多方妥协才能扭转。

表12005年人民币升值前后我国贸易变动情况单位：亿美元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出口

620.8

584.2

659.3

655.3

683.7

701.5

680.3

722

754.1

进口

576.6

494.2

562.3

549.1

577.8

626.2

560.5

616.7

644

顺差

44.3

90.1

97

106.3

105.9

75.3

119.8

105.3

110.1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官方网站

根据数据显示，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没有因为人民币升值出现减少趋势（表2）。主要是因为我国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价格低廉，经济政策稳定和税收优惠，对国外资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与人民币小幅度升值相比，低廉的资源、广阔的市场和优惠的政策收益远大于人民币升值的成本。

表22005年人民币升值前后我国FDI的变化情况单位：亿美元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FDI合同额

149.3

148.2

212.2

124.5

140.7

176.2

147.5

221.3

218.5

实际FDI额

40.8

48.9

62

45.3

49

52.5

51.6

47.2

71.98

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可以看出，国际收支顺差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巨额国外资本进入不可避免。由于外贸顺差和外汇流入规模均非人民银行所控，所以，基础货币投放陷入“配角”。根据朱孟楠和黄晓东（2005）所做的实证分析，外汇储备变化一个百分点，货币供应量从0.792个百分点同方向变动。

为减轻基础货币投放过多产生的压力，人民银行不得不采取对冲干预进行协调，除了回收对商业银行的债权外,更多的是扩大发行中央银行票据。从2001年开始发行央行票据到2004年末，央行票据余额增加到11708亿元人民币。2005年一年的发行量就达27882亿元，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净回笼基础货币13848亿元，相当于2004年的2倍多。由于央行票据要支付利息,意味着货币发行成本不断上升。随着商业银行流动性的不断增加，对冲成本逐渐加大，边际效用开始递减，过多的发行中央银行票据收回市场流动性的能力也只能对冲约60%（巴曙松，2006）。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已迫使人民银行动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猛药”，从2004年至2006年8月三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已经达到8.5%。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负面影响也开显苗头，货币市场利率将上升给人民币带来更大的升值压力，这种激烈的紧缩方式也可能导致某些企业资金链的断裂（吴晓灵，2006）引自吴晓灵2006年3月18日在中国金融网举办的金融论坛上的讲话。

四、货币供给内生性对经济的影响

当前汇率制度下的货币政策独立性缺失，跟随外汇储备增加基础货币投放被动扩张，货币超量供给导致了经济中的流动性过剩，给整个国家经济运行都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1.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在资本市场不够发达的金融体制下，商业银行成为吸收基础货币的主体，通过派生存款功能的倍数效应导致商业银行流动性明显过剩，“存差”逐年扩大，2006年6月底全国金融机构存差已突破10万亿。尽管人民银行将超额准备金利率下调到0.99%，存款准备金率多次上调，但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始终在3%以上。流动性过剩意味着商业银行存款不能有效地利用，必须为大量的负债支付利息成本。为了寻找资金出路，商业银行把目光投向了货币市场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券，这类资产收益率低，大量资金涌入导致货币市场利率一路走低，甚至一度形成货币市场利率与存款利率倒挂的情况。也就是说，银行进行国债和央行票据投资，都是在做赔本买卖（刘煜辉，2006）。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为了冲销过多的基础货币，向商业银行发行强制性票据，影响了商业银行的盈利性。

流动性过剩不仅使商业银行的收益下降，也增加了银行的潜在风险。目前贷款仍然是我国商业银行盈利的主要渠道，过多的流动性可能会使银行增加信贷量，尤其是今年央行两次加息之后，利差的扩大可能加剧了银行的放贷博弈冲动（莫凡，2006）。由于利率上调，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可能会更刺激一些风险投资者的信贷需求。同时由于银行贷款风险定价能力欠缺，会导致银行面临更大的风险。

收益的下降和风险的增加，必然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力，面对2006年底对外资银行的全面开放，我国商业银行将面临着与外资银行竞争的巨大压力。国际大银行规范的管理和经营方式以及多样化的服务，使我国商业银行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2.对企业的影响。在流动性过剩的宏观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矛盾就是投资过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2006年上半年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工业利润增长了28%，比去年有大幅度提高，私营企业同期利润的增幅高达52.9%。更为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流动性过剩，市场利率（如银行间拆借市场的利率）在十年的低位徘徊，市场票据贴现利率远低于央行规定的3.24%再贴现利率水平。较低的融资成本激励了企业投资的快速增长。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过快，使得原来的一些过剩行业进一步增加投资，造成进一步的产能过剩；固定投资增长很快，增加了对能源、原材料、燃料的需求，拉动上游产品的价格上涨，2006年上半年虽然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仅1.3%，但实际上，工业品出厂价格和燃料动力的购进价格、涨幅都分别达到4.7%和6%多，潜在压力很大引自毕吉耀2006年8月21日在央视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中的发言。来源：中央电视台网站；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导致能源紧张，推动煤炭等能源价格上涨，是整个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障碍。虽然2006年8月人民银行继4月升息后，又宣布存贷款基准利率提高0.27个百分点，旨在抑制投资过热的势头。但是目前的现实情况是，众多生产企业因贷款成本增加减少了一部分资金需求，但房地产企业在高利润刺激下对资金的需求不减，所以，贷款总量很可能不降反升。

3.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只有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经济增长才是健康的，而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一直过度依赖投资，内需不足已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十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比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低近20个百分点。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7%，出口增长28.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仅增长12%。到2005年6月底，投资占GDP比重达到了46.3%的高位，出口占GDP的比重上升到了37.5%。由此可知，我国的经济结构存在明显的不平衡，对外贸依存度较高的情况很难在短时期内改变，也是导致我国流动性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投资渠道不畅等，人们出于预防动机等原因把钱存入银行，形成商业银行流动性的来源。过多的流动性引发银行放贷冲动，加剧投资过热，更加剧了经济结构的不平衡。

外汇储备充裕，无疑有利于增强国际清偿能力，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国家安全，但过多的外汇储备会形成资源浪费。我国外汇储备很大部分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可以说中美贸易顺差反映了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同时外汇储备又以购买美国国债大量回流美国。这对中国来说，以较低的利率借钱给国外政府使用从总体经济效率上是一种损失。由外汇占款投放的大量基础货币经过商业银行信贷扩张，又有相当部分以国民储蓄形式沉淀在了实体经济之外。而由于历史痼疾造成的诸多方巨额资金缺口，如“三农”资金、中小企业发展资金紧张、巨大的社保资金缺口问题等，都需要资金弥补。这种资金供求结构的矛盾充分暴露出资金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对于我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效率损失。

五、政策建议

我国当前的汇率制度安排使得“双顺差”短时期内无法改变，虽然中央银行采取了票据对冲、抑制投资等手段进行调节，效用都是短期的。因此，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的釜底抽薪之策在于改革汇率制度。

1.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的市场机制，培育相对均衡汇率。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是协调国际收支的根本措施，是缓解“双顺差”的市场解决途径，也是解决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基础。对于我国来说，短时期内汇率完全浮动不现实，但汇率浮动幅度能够更为灵活完全可以做到。通过汇率浮动区间的逐步扩大，利用市场机制调节外汇市场供求，人民银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为了维持汇率稳定而被动增发大量基础货币，从而收缩市场货币总量，有效解决商业银行（包括金融体系）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同时，根据当前国际经济发展的多极化趋势，人民币汇率参考的一篮子货币中，美元成份可以适当减少，增加欧元、英镑、日圆等货币比重，避免美元波动牵连我国货币大幅度波动风险，将未来以市场为基础的均衡汇率与世界多元化经济体联系在一起。

2.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有序开放培育资本市场。现有外汇管理体制主要基于外汇紧缺时期，结售汇外汇管理体制对于外汇储备增加有积极作用，确保国家有效掌握外汇资源。随着贸易顺差企业出口创汇越来越多，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使投放的人民币大量增加。因此，积极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放宽企业和个人用汇自由度，由强制结售汇制向自愿结售汇制转变，由国家集中储备外汇向民间分散外汇转变，由吸引外资进入国内向有条件的对外投资转变，是我国金融国际化发展的途径，才能实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彻底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2006年4月，人民银行推出了调整外汇管理的六项政策（放宽企业开立外汇账户和账户余额的限制、放宽个人经常项目购汇的限额、放宽对企业境外投资用汇的限制和资本项目的用汇限制等），表明了外汇管理正在向市场化和资本账户的有序开放循序渐进地迈进。

3.汇率制度改革要与其他政策配合协调。汇率制度改革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尤为重要。首先应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为人民币远期交易、期货交易及企业回避汇率风险创造良好的金融市场基础，使人民币汇率与利率形成机制逐步融为一体。同时，调整贸易政策和引进外资政策。国际收支“双顺差”与对出口和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密切联系，在当前出口贸易激增和外商投资数量扩大的背景下，内外资一视同仁“两税合一”成为大势所趋。通过政策调整和引导逐步扩大内需，实现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避免国际经济特别是经济大国的政策突变造成的冲击，在实现国际收支相对平衡的基础上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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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慧刚.“三元悖论”与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J\].财政金融，2005，（5）：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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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韩剑.资本流入、外汇储备非均衡增长对我国外汇政策的影响\[J\].国际金融研究，2006,（5）：57-63

\[7\]温彬.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效应和趋势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6,(3)：50-56

\[8\]李扬，余维彬.全球经济失衡及中国面临的挑战\[J\].国际金融研究，2006，（2）：12-18

\[9\]朱孟楠，黄晓东.我国外汇储备与M2的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J\].广东社会科学，2005,(3)：15-19

\[10\]巴曙松.货币运行面临过剩流动性冲击\[I\].中国金融网，2006-5-22

\[11\]刘煜辉.破解银行流动性过剩的困局\[N\].中国经济时报.2006-1-18

\[12\]莫凡.加快汇率改革步伐流动性过剩应“标本兼治”\[N\].证券时报.2005-5-26

货币理论篇3

关键词：货币冲销；有效性；成本；可持续性

中图分类号：F820

当前，货币冲销是国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议题。当然，这与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规模前所未有的外汇冲销操作密切相关。外汇冲销与固定汇率制度或管理浮动制度有着天然的联系。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中央货币当局不干预外汇市场，境外资本流入或流出将直接导致本币升值或贬值。在固定汇率或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下，中央货币当局负有维护本币稳定的职责，需要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当境外资本净流入时，本币升值压力上升，为维持本币稳定，中央银行通常在外汇市场上买入外币（美元），卖出本币，导致外汇储备规模上升；当国内资本净流出时，中央银行则要进行反方向操作，外汇储备规模相应下降。而外汇储备的变化，将导致基础货币进而总量货币发生变动，为抵消外汇市场干预对国内货币供给量的影响，中央货币当局通常采取公开市场操作、调整法定准备金率和信贷配额等一些对冲性措施。这些措施便称为货币冲销操作。本文将对货币冲销的有效性、成本和可持续性的理论假说与经验文献，作全面梳理和系统概括，从而为国内货币冲销的研究和实践提供理论支持与经验借鉴。

一、货币冲销的有效性

国内外学者关于货币冲销问题研究均以蒙代尔-弗莱明“不可能三角”定理为基础，即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不能兼容。经典观点认为，在完全资本流动和固定汇率的理想条件下，对资本流入进行冲销是不可能的，但在短期内，当资本处于不完全流动的状态时，可能会实现冲销的目标，特别是反通货膨胀作为一项重要货币政策目标的情形下，冲销达成预期目标的可能性更大（Frenkel，1997）。

关于货币冲销的有效性问题，一般认为，货币冲销对国内货币只有短期效果，长期无效。Obstfeld（1982）发现，在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下，资本流动对国内信贷变化较为敏感（抵消系数约为-0.6），因此，冲销干预政策不是一项有力的政策。Takagi and Esaka（1999）的研究显示，东亚新兴经济体在1987-1997年资本大量流入时期的冲销操作有效地限制了狭义货币和广义货币的增长。Cavoli and Rajan（2005）的分析性模型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东亚国家出现的国内利率长期高于国际利率和大量资本持续流入的现象，是由货币冲销操作以及利率对国内货币失衡的反应缓慢所导致的。

Calvo（1991）深入分析了货币冲销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指出，货币冲销的优势在于维持货币供给量处于可控的状态，但缺陷是导致中央银行的国内债务迅速增长。如果央行的国内债务是名义和非指数化的，国内债务的大量积累将增加货币当局实施通货膨胀政策的激励。在高通货膨胀预期的条件下，为维持货币供应量不变，冲销债券的名义发行利率必须维持在高位，进而导致通货膨胀加速。从而，中央银行的货币冲销便陷入了危险的境地。他建议，政府应发行与价格水平相挂钩的国内债务证券，以消除其利用通货膨胀来稀释国内债务的激励。Ho and McCauley（2007）指出，Calvo（1991）提出的货币冲销的通货膨胀风险并未在亚洲出现。他们在对亚洲国家的货币控制、金融稳定与中央银行的利润和资产负债表风险考察后发现，除印度出现一些冲销风险的典型症状外，其他主要积累外汇储备的经济体没有出现Calvo所预警的特征。

Calvo、Leiderman and Reinhart（1993）还对拉丁美洲的冲销经验作了具有影响力的研究。他们认为，货币冲销将导致国内利率水平上升，甚至可能导致国内外利差的永久化，产生了大量的准财政成本，从而，货币冲销比传统观点所想象的要困难得多。Reisen（1993）对Calvo等人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在对东亚国家冲销经验进行研究之后指出，冲销干预比传统观点所认为的要容易。他指出，东亚国家实现了被传统教科书理论认为是完全不兼容的三个目标，即金融市场化、固定汇率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原因在于，这些国家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利率在经济中的作用不显著，尽管资本流入对利率产生影响，但国内经济可以与外部经济相互隔离。

Spiegel（1995）基于Bernanke-Blinder的思路建立了一个开放经济模型，指出一国货币当局对冲银行部门的资本流入的冲销操作（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有效性，取决于金融市场在资金配置方面能否有效替代银行部门。若金融市场替代银行部门的能力越强，金融市场影响国内需求的能力越强，则东道国货币冲销的有效性越低。他在考察七个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冲销经验后发现，在这些新兴经济体中，韩国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最高，在国际资本流入高涨时期，尽管韩国货币当局采取公开市场操作和提高准备金率方式来对冲流入的资本，但其冲销的有效性程度较低。

货币理论篇4

【关键词】弗里德曼，货币理论，通货膨胀理论，中国通货膨胀

一、引言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现代货币主义的先驱，其在经济学领域内取得的成就是不可磨灭的。经济学家本・伯南克曾说：“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框架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现在读他的著作时常常忘记了其思想的原创性和革命性。”确实，“现代货币主义”理论能够融入现代西方经济学中，不仅因它的历史继承性，更在于其理论具有较强的可指导性和操作性。研究认为现代货币主义基本理论思想与传统货币数量论在大体方向上是一致的，而其形式在结合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结构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

二、货币理论框架形成

对于早期货币理论，弗里德曼以传统货币理论为血肉，辅以凯恩斯货币理论为骨架，将这两者进行延伸，再加以个人理论创新及论证而成。

首先，从传统的剑桥方程式M=kPy看，弗里德曼也认为P，y是影响货币需求的两个重要变量。其次，他还将K的意义丰富，并借鉴凯恩斯的研究理论，提出了新货币需求函数：

其中： M/P为实际货币需求；y=（Y/P）为实际收入；w为物质资产占比；rm、rb、re为各金融资产预期收益率；u为影响因素；1/P.dP/dt为价格水平的预期变动率。

传统理论从制度上决定货币流通速度是稳定的，而弗里德曼则根据大量的资料证明货币流通速度是一个稳定的函数，长期中不变，短期内轻微波动。而相较于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其进步性在于对财富界定的丰富，用永久性收入代替现期实际收入水平，扩充金融资产范围。

弗里德曼建立的这样一个货币需求函数既解决的传统货币理论与日常经济不切合的问题，只能在长期中使用的缺憾，即该理论能解释在短期内经济是如何波动的。但是，此时的模型还是不全面的，弗里德曼自己也认为要建立完整模型要进行更多的条件控制。

实证研究阶段，弗里德曼对美国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相关重要结论：货币存量变动与经济活动、货币收入和价格密切相关，在短期内货币存量的波动和真实收入密切相关，但在长期内这种关系则不明显。

在这一阶段中，弗里德曼论证了货币量变化对经济不可忽视的影响，运用现实数据，对凯恩斯理论中的的利率影响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实证了现代货币主义的合理性，并且发现在长期中该理论更符合现实。

数理论证阶段，弗里德曼利用一种较为严谨的组织架构说明了实际产量、价格与货币存量之间的关系，建立了名义收入货币理论。该理论想要说明在长期中货币流通速度稳定，那么为了使物价水平保持稳定，就要控制货币量。

三、通货膨胀理论研究

弗里德曼针对通胀有两条重要观点：其一，货币增长在短期内影响产出，但长期来看，产出严格受到实际因素（如储蓄和企业）的影响；其二，通胀永远是一种货币现象，因为这种现象只有在货币增长快于产出增长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但导致货币增长的因素可能有许多种。

首先在第一条中“货币中性”的理念已经被吸收进了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而当时人们普遍认同的是由菲利普斯曲线所表达的规律，“货币中性”观点的提出颇有挑战性。但弗里德曼的观点经住了时间的检验，很多学者对其观点的认同度不断提升。

而第二条关于通货膨胀的观点，更是被现时学者在分析通胀问题时经常引用。但也有人认为通胀的产生也可以由许多非货币因素造成，因而弗里德曼在提出自己观点的时候，出于谨慎考虑也赞同货币过多增长是由其他很多因素造成的观点。

四、用弗里德曼的理论解释中国通胀问题

众所周知，全球经济危机后，政府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资料显示，至2013年3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0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5.7%。近十年，M2存量呈“加速度”上涨态势。

结果是，人们普遍感觉到通货膨胀，最直观的表现是房价和农产品价格上涨。触发因素可回到弗里德曼的那句话：通货膨胀永远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就会刺激人们的需求，而随着现代人越来越有一种理财观念，他们会选择看上去最具保值性的东西进行投资。我们发现房地产和农产品实际上两者具有共同性，那便是它们的供给弹性都非常小，对于前者政府的土地供给是有限，房地产商开发也要有一段时间周期；后者农产品的生产需要投入劳动力、土地以及时间等，而近年来耕地不断减少，大量农村人员进城务工以及农产品生产的周期性。结合这些因素，必然刺激着两者的价格上升，即通胀。

货币理论篇5

第一个论题，也是最基本的一个论题就是货币与信用的社会建构最初是怎样形成的，它们是怎样再生又是怎样维持下来的。这里是指为了在市场上出售尤其是为了获得货币性补偿而进行的生产，这种生产是怎样开始对我们的社会生产活动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的。这个论题又与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历史逻辑联系在一起。在正统的经济学文献中，对这一论题的解释都是想当然的，它们或多或少都窃取了门格尔(Menger,1892)的观点，即“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基本的概念，货币必然合乎逻辑地产生于市场。而另一种观点认为货币(货币的思想或者观念)才是起点，也就是说市场产生于货币，而非相反。换句话说，“货币是一种社会关系”(Ingham,1996,2000,2001)，包括记账货币、价格表、信用等等，其本身就是市场交换与货币化生产的前提条件。大家很快就会发现，争论中的许多纯分析性问题实际上都与预先所站的立场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鲍格雷恩与赛卡雷西亚(Bougrine and Seccareccia,2001)所说，“关于货币含义的争论产生了宏观经济学中对立的政策”。因此，这些基本的论题是值得重视的，而一般的教科书并没有强调其重要性。

第二个论题是货币是如何投入经济的，或者说货币是怎样被创造，又是怎样消失的，这也就是关于货币是“外生”与“内生”的争论。货币数量应该是由中央银行之类的机构外生地决定且保持不变呢，还是更应该被视作一个由金融机构信用的扩张或收缩而改变其数量的内生变量？关于这个论题的争论自银行机构出现以来就开始了，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停止。货币主义者持货币外生的观点，他们认为即使在一个发达的信用经济中，通过所谓的“货币乘数”来联系基础货币与统计意义上的货币总量，中央银行仍然可以控制货币供给的数量。但是，近来内生货币的分析方法又开始明显复苏，尤其在一些非正统经济学家那里，如后凯恩斯学派、环流学派成员及新货币法定论者(Kaldor,1986;Moore,1988;Granziani,1990;Lavoie,1992;Nell and Deleplace,1996;Rochon,1999;Parguez and Seccareccia,2000;Wray,1998,2000)。这种观点认为，对货币的控制只能是间接的，比如说通过利率的改变等途径来实现。

第三个无处不在的论题就是利率的决定问题。这也是货币经济学中一个充满争论的领域，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许是最关键的论题。在职业经济学家中(如同货币主义的理论一样)，最流行的一个假说就是利率基本上是由货币体系外的真实力量，如(物质)资本的供求等决定的。这就是自然利率理论的教义，它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于整个关于货币问题的讨论历史当中。然而，一旦作了这样的假设，就等于排队了关于货币变化是否能够对真实经济产生持久而重要的影响的争论。根据自然利率的定义，货币变化对真实经济没有持久的影响。如果货币确实能影响通货膨胀，那么货币自然也能对名义利率(简单来说就是包括通货膨胀溢价的利率)产生影响。因此，也就不存在货币变化对真实经济变量会产生任何长期影响的问题。事实上，如果一个经济模型承认自然利率的存在，根据前文所下的定义，这就意味着该模型所作的不是货币分析，而是真实分析。但是也存在一种对立的观点，认为真实利率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经济必须据此做出调整以适应由货币体系确定的利率，而不是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货币政策的争论所产生的就不再是先前的结论。货币与货币政策基本上都是非中性的，也就有可能进行真正的货币分析。秉承这一研究路径的基本上有两种观点：一是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通常的文献都将其归入货币需求理论，但将它列入利率决定理论的一种可能更为恰当。二是“货币的利率理论”，认为利率是通过中央银行的政策制定，行政性地或政治性地决定的。

第四个论题是什么是合适的货币控制变量以及什么是最恰当的“货币政策原则”(Walsh,1998;Taylor,1993,1999)，这与利率决定论题的争论高度相关。货币主义赞成根据统计意义上的定义直接控制货币供给或基础货币的增长率，而且通常的文献都假定“M”(货币供给)为外生的政策变量。但在实践中，不论是20世纪末货币主义鼎盛期之前还是以后，中央银行真正采用的主要货币控制工具都是某种短期利率(Goodhart,1989;B.Friedman,2000)。这样，现实问题与正统文献就利率应该决定于实物经济的各种预想不能相符，从而难题丛生。凯恩斯(Keynes,1930)在其著名的《思想的三个标准》一文中对银行利率政策进行论述时就预见到了部分此类问题。利率的改变究竟只是控制货币供给及汇率的一个间接手段呢，还是其本身就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中央银行直接控制的利率与整个金融体系中其他各种利率之间有什么关系？中央银行可以影响真实利率还是仅能对名义利率产生影响？等等。

货币理论篇6

关键词：非货币易　劳动价值论　再生产理论　已实现价值资产　未实现价值资产

就非货币易的会计处理，美国、加拿大、国际会计准则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会计准则均有明确规定，我国《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易》和《企业会十制度》也对此作出了详细规定。我们认为，现行非货币易的会计处理规定缺乏合理的理论依据。

一、现行非货币易会计处理存在的问题

各国对非货币易的会计处理之所以加以规范，其主要目的:一方面是规范非货币易的会计处理;另一方面是防止上市公司利用非货币易的会计处理创造虚假利润和粉饰会计报表的行为，从而利用会计信息不对称，损害广大股民和债权人的利益。

按我国现行《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在涉及补价的非货币易中，当收到的补价占换出资产公允价值的比例等于或低于25%时，这种交易定为非货币易。这条规定的实质是:当一种交易定为非货币易，则在整个交易中，有75%以上的非货币性资产与非货币性资产的交易，视同企业购进资产的交易，按一项交易进行会计处理，对这一部分交易，会计不能确认收人和收益，只能就补价的货币易部分，才能确认收益;当交易定为货币易，则在整个交易中，有75%以内的非货币性资产与非货币性资产的交易，视同企业出售、转让资产和购进资产两项交易，按两项交易进行会计处理，对这一部分交易，会计也要确认收益，对于商品和材料的交易，会计要确认收人。对于上述会计处理，有如下几点值得深思。

首先，《企业会计制度》规定25%的比例，其理论依据何在?

其次，在非货币易下，整个交易的75%以上的非货币资产与非货币性资产交易，不能确认收人和收益;而在货币易下，整个交易中的75%以内的非货币性资产与非货币性资产交易，则能确认收益，对材料和商品的非货币易部分，还能确认收人。上述两种交易，都是非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的交易，只是在非货币易中，其比例为75%以上;而在界定为货币易中，其比例为75%以内，其本质并无区别。要谈区别只是制度规定的区别，是人为的区别，难道75%的比例就是两种交易区别的临界点?换言之，在整个交易中，非货币性资产与非货币性资产交易所占比例在75%以内.就视同货币易，一旦超过75%的临界点，则发生了质的变化，由货币易转化非货币易，这在理论上难以寻求合理的解释。

再次，《企业会计制度》规定25%的比例，同样还给企业留有75%的操作空间。企业同样可以通过支付25%多一点的货币性资产，而在作价方面或通过其他手段又予以补偿，再来操作75%以内的非货币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的交易，同样可以达到创造虚假利润和粉饰会计报表的目的

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对作货币易的会计处理的规定来看，它与我国1 996年的《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易》并无本质区别，该规定的主要区别在于将非货币性资产分为待售资产与非待售资产，刹对待售资产与待售资产的交易、以及非待售资产与非待售资产的交易，看作盈利过程未完成，不能确认利益;而对非待售资产与待售资产以及待售资产与非待售资产的交易，看作盈利过程已完成，应确认利益。但如进一步追究盈利过程是否完成的标志—换人资产相对于换出资产的目的是否发生改变，则值得商榷。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货币易和非货币易的划分标准，既不能从理论上作出合理解释，也不能真正达到制定准则和制度所要达到的目的。为此，有必要对非货币易的会计处理重新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在此基础上，制定其会计准则和制度规定，这种会计准则和制定规定，同时又能达到防止企业粉饰会计报表行为的目的。

二、价值理论既是会计收益确认的理论依据，也是非货币易会计处理的理论依据

(一)产品或商品的增值价值是会计收益确认的墓本前提条件

根据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商品的自然价格(即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也就是说只有经过劳动的商品才有价值，商品的市场价格或交换价格只是价值的货币表现，由于供求的关系，两者有时相等，有时不相等

马克思在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提出著名的商品价值公式:商品的价值二c+( v十m)首先，该公式表明产品的价值是由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消费的生产资料转移过来的旧价值和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两个部分构成，产品或商品的新价值只有经过劳动才能创造其次，该公式表明产品的价值是由c,v,m三个部分组成，这就是说。m这个剩余价值部分，即企业生产产品的价值增值部分也是劳动创造的，只有经过劳动的产品才有价值的增值从整个国民经济或世界经济范围来说，只有经过劳动的产品，通过交换以后，才能实现商品的整个价值，同时实现商品的增值价值，才能产生利益;已实现其价值的产品或资产如没有经过劳动，而只通过交换，不可能产生增值价值，也不能产生收益，当然对于个别生产者来说，也可能通过交换获得收益，但这种收益是由于交换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一方的收益就是另一方的损失。在这里，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同地理位置的地皮，其价格相差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大到令人惊讶的程度，这又作如何解释?首先，地皮的环境和条件是前人劳动的结晶，是他人劳动的结晶，同样是劳动的产品:其次，不同地理位置的地皮，前人劳动和他人劳动付出的差别同样是几倍、几倍、甚至几百倍;再次，由于地皮的有限性、独占性和其地理位置的固定性，占有地皮的人就占有这种劳动创造的价值二因此，地皮的价值是他人劳动所创造价值的一种无偿让渡;综上所述，只有劳动的产品，才有增值，才能通过交换实现增值的货币化，即实现收益。

根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交换阶段是不能创造新价值的。但这里隐藏着如下的瑕设条件，即假设交换过程没有劳动消耗。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交换环节不但有劳动消费，而且由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相隔距离较远，消费者不能为买价值不多的商品，跑这么远的距离，因此的转化，即从生产出来的产品最终进入生产消费领域和生活消费领域，要经过多道交换环节，需要大量的劳动消耗，当然，

这种交换环节必须是必要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否则，这种劳动就是无效劳动根据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既然交换过程有劳动消耗、所以该过程同样创造价值，这也许是马克思为了研究剥削理论而将交换进行抽象化的缘故。

综上所述，不管是生产企业还是商业企业，都存在活劳动消耗，都能够创造价值，但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实现增值价值，如不能通过交换实现价值，也就不能实现企业收益，会计一也不能做收益处理。

(二)进入消费领域的商品，如未经过劳动再交换的非货币易，会计不能作收益处理

商品进入生产消费领域后，意味前一再生产循环最终完成，在此循环的生产环节和交换环节的劳动消耗所创造的价值最终得到实现。不管是从个别生产者的再生产循环来看，还是从社会再生产循环来看，此循环过程中由劳动创造的价值都得到了实现。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还要进行交换的话，其商品的价值不会再有增值，这种交换所发生的活劳动消耗是一种无效劳动消耗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可能会发生卖出的价洛比买进价格高，在货币币值稳定的前提卜，这种差价主要是由于交换双方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即方的获利:好是另一方的损失.对个别生产者来说，如果这种交易是货币小根据市场有效论，有关交易信自、的不刊称所发生可能性非常小。除非不了解，信息、的生手才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三)从社会再生产角度来考察.商品价值只有通过消费环节，才能实现其价值

现在回过头再来研读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关于再生产循环的四个环节之间的关系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观察，社会再生产必须经过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循环才一算最终完成，这四个环节缺一不可，这个过程既是价值运动的过程，也是实物运动的过程是两者运动的统一，在实际经济过程中。两者绝不能分害进行从价值运动过程考察，运动的起点以货币资本开始，又回到货币资本，此一循环才能完成商品经过交换以后，其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转移过来的旧价值和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才能最终获得实现，通过分配以后，又进人一循环，整个再生产过程才能周而复始地进行从实物运动的过程来考察。运动的起点，以货币形态开始，又回到货币形态，此一循环才能完成在此之后，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的商品最终进入生产消费领域或生活消费领域，此一循环才算最终完成，社会再生产才有其实际意义，商品价值才算最终实现、如果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的商品不能进人消费领域，整个劳动都属于无效劳动，这就根本谈不上商品价值的实现几换言之，从整个社会再生的角度考察再生产过程，商品价值的实现必须以本循环生产出来的商品最终进人消费领域为标志，此一循环才能结束。社会再生产才有实际意义。

(四)从企业再生产角度考察。商品价值只要通过交换就能实现其价值

会计是以单个企业作为会计主体为此。还必须从企业再生产的角度来研读马克思的再生产理关于四个环节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社会再生产，但其理论也可以运用于企业再生产过程的分析按企业在再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来划分企业，可以分为生产企业和商业企业几生产企化的再生产过程只要经过供应、生产、交换和分配四个环节，此一循环就算最终完成，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商品价值只要通过交换.就能最终实现就商业企业来说，其再生产过程没有生产环节，只要经过供应、交换和分配二个环节，此一循环就能最终完成，其商品的价值，也只要经过交换，就能最终实现因此，不管是生产企业还是商业企业都只要经过交换，商品价值中物化劳动转移过来的旧价值和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就能获得实现在此之后.会才能对商品的价值作收入处理.对商品的增值价值才能作收益处理。

三、企业非货币性资产按是否已实现其价值为标准可分为已实现价值资产、未实现价值资产和混合资产

已实现价值资产大体包括固定资产、原材料和无形资产这种资产的特征是该资产已经完成前一再生产循环，进人了生产消费领域，作为下一循环的生产要素。这种资产不包含未实现的增值价值(其中，无形资产中的土地使用权除外，因其存在他人劳动价值的让渡)，换之，这种资产再要交换的话，不会给社会带来商品价值的增值、该资产与货币性资产交易，可能给企业带来差价损益一在货币币值稳定的前提下，这种差价损益是由于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其一方所得正好是另一方所失就企业来说，这种收益已经实现，会计当然应确认损益_如果这种资产与非货币性资产交易，则会计不能确认收益其理由如下:首先，这种资本本身不包含未实现的增值价值其次，即使由于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会产生差价，在有效市场条件下，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小，其差价也会很小，根据会计的重要性原则可不予以反映;再次，即使换出的资产由于购置时与换出时的供求状况不同而产生差价收益也很难可靠地确定，根据收人的确认条件和会计稳健性原则的要求，此时，会计也不能确认收益;第四，既然交易双方对对方的资产作价都是自愿接受的价格，而比，议方都会在作价之前对市场有关交易的信息进行深人调查，因此，这种作价，在市场经济下，可以看作公允价格_换言之，如果还有比这种价格更加公允的价格，其作价过程的成本也会很高，根据成本—效益原则，无此必要，也难作出更力合理的价格因此，可以把此价格看作价格，不会由于信息、不对称产二差价收益;否则的话，就是双方都高估价格创造虚假利润其实对于这种交易，从经济实质来看，可作为企业购进资产的一项交易进行会计处理，这也是实质重于形式的会计原则的要求

未实现价值资产大体包括在产品、半成品和产成品一这种资产的特征是:该资产正处于社会再生产循环中，还未通过最后一个交换环节，此一循环尚未最终完成，其价值并未最终实现，但其价值中又包含此一循环中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增值，只有通过交换，该资产的旧价值和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才能实现就这种资产的非货币易来分析其换回资产不同，交易的性质也不同

如换回的资产仍然是未实现价依资产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考察，这种交易在交易之前和交易之后，都是处于同一循环过程，其商的价谊未实现从企业再生产的角度来看，同样如此，经过这种交易之后，本循环并未完成因此，交易双方的商品价值通过这种交易都不能实现其价值，会计不能作收人和收益处理，而只能视同企业购进资产一项交易，进行会计处理。

如换回的资产是已实现价值的资产，则其与换回未实现价值资产的情形有根本的区别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考察，换出的未实现价值资产进人换人企业之后，可能作固定资产、原材料等已实现价值资产使用，最终进人了下一循环，进人了消费领域:这种交易使换出的未实现价值资产在交易前后处于不同循环，未实现价值在此交易后，得到实现;换出的未实现价值资产进人换人企业之后，也可能仍然作为未实现价值资产使用，这种交易没能使换出的未实现价值资产进人下一循环的消

费领域，因此，通过这种交易后，换出的未实现价值资产在交易前后仍然处于同一循环，其商品价值仍然未实现但从换出未实现价值资产的企业来考察，换回的资产是已实现价值的资产，这种资产已作为下一循环的生产要素，也就是企业再生产过程中的第二循环已经开始，前一循环生产出来的未实现价值资产通过这种交换，其商品价值得到了实现，其中的增值价值也得到了实现，会计对其增殖价值可以作收益处理，对全部商品的价值，可以作收人处理。这种交易，对换出未实现价值资产的企业来说，实质上是换回和换出两种交易，即购进资产和出售商品两项交易，会计一对此按两项交易处理。对已实现价值资产中的土地使用权，可以比照未实现价值资产进行会计处理土地使用权是一种比较特别的资产。这种资产虽属于已实现价值资产，但其价值中又包含有增值价值，只是在他人劳动所形成的价值无偿让渡时，会计对此未作增值处理。因此，土地使用权换未实现价值资产，就换出土地使用权的企业来说，交易前后仍处于同一循环，会计对这种交易不能作收益处理;而未实现价值资产换土地使用权，对换出未实现价值资产的企业来说，交易前后处于不同循环，会计对此可作收益处理;土地使用权换土地使用权，交换前后处于同一循环，会计对此交易不能作收益处理;土地使用权换其他已实现价值资产，交易前后处于不同循环，也就是说土地使用权的增值价值是由他人劳动或社会劳动创造或转化的，这个过程是一种无偿让渡，由于会计计量要按历史成本计价，在让渡之后没有做增值和收益处理。因此通过土地使用权与其他已实现价值资产交易，可以看作让渡之后实现，即交易前后处于不同循环，会计可以作收益处理。

混合资产是指股权投资，因为被投资的企业资产中既有已实现价值资产，也有未实现价值资产这种资产的非货币易，不存在商品实体的转让，只是一种产权转让，根据会计稳健性原则以及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要求，这种交易可以看作是购进资产一项交易进行会计处理，会计不确认收益。

综上所述，对非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易，会计确认收益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换出的非货币性资产含有未实现的增值价值;二是通过这种交易之后，未实现的增值价值得到了实现即换出的非货币资产和换回的非货币性资产处于不同循环。否则，会计对此不能作收益处理按此标准，交易可分为货币易、单项非货币易和混合交易、单项非货币易按上述原则进行会计处理混合交易按如下步骤进行会计处理:整个非货币性资产不管是换出的资产，还是换回的资产，都按其在换出企业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分类对此可分为三大类:一类资产包括除土地使用权以外的已实现价值资产、股权投资以及不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资;二类资产指土地使用权;三类资产指未实现价值资产。第一步:同类资产对同类资产，按其公允价值交易，会计对这种交易不作损益处理;第二步:对于第一步没换完的换出资产中的一类资产，与土地使用权交易，会计对此不作收益处理;第三步:对于第二步没换完的换出资产中的一类资产与第三类资产交易，会计对此不作收益处理;第四步:对于第一步没换完的换出资产中的土地使用权与第三类资产交易，会计对此不作收益处理;第五步:对于第四步没换完的土地使用权与第一类资产交易，会计对此要作收益处理;第六步:对于第一步没换完的资产中的三类资产与一类和第二类资产交易，会计对此作收入和损益处理;第七步:通过上述六步没换完的资产与货币性资产交易，会计对此作损益处理总的原则是先确定不作损益处理的资产交易，后确定作损益处理的资产交易，这也是会计计量的谨慎性原则的要求。

四、结语

货币理论篇7

一、外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19世纪初，以大卫李嘉图为首的“金块论者”是早期外生论的代表。在其后的通货论争中，以奥维尔斯顿、英国首相皮尔为首的通货学派获得了胜利，他们主张“银行券的发行决定于黄金数量”，也就是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1844年开始在英国实行的《皮尔条例》，使外生性的货币供给理论为多数人所接受。凯恩斯本人也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货币数量决定于中央银行的行动。但坚持外生性货币供给最为有力的莫过于货币主义者。

根据MVPy的恒等式，货币主义者在货币流通速度V稳定、真实产出y长期内不受M变动影响的前提下，得出货币量(M)决定价格(P)或名义收入(Py)的因果关系。中央银行应当实行“不变增长率”的货币控制规则。因此，他们必须首先从理论上证明货币供给是能够被中央银行所控制的外生变量。货币主义者利用一般所公认的存款与货币创造模型Ms=MBm，在统计数据的支持下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1)基础货币(MB)与货币乘数(m1、m2)相互独立，互不影响；(2)影响货币乘数的各因素在短期内是稳定的，长期而言也常会起反向作用而相互抵消，因而货币乘数可看作是常数；(3)基础货币比货币乘数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要大：(4)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工具，不但可以主动增减基础货币量，还可抵消货币乘数内某些系数变动的影响。由此，货币供给外生。

表面上看，货币主义者得出的这些结论可以很好地证明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但仔细分析可知，这些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考虑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入国债以增加基础货币的行为，在基础货币增加的同时，利率下降，货币乘数的许多相关系数，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等都会发生变化，货币乘数与基础货币无法完全隔离；再者，影响货币乘数的诸多因素中，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例等都取决于商业银行和公众的资产选择行为，在短期内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不可能由中央银行完全控制；此外，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央行的货币量目标屡屡失准，也说明货币供给并非完全由央行决定。

二、早期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内生性货币供给的思想可追溯至早期的货币名目主义者詹姆斯斯图亚特。他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一国经济活动水平使货币供给量与之相适应。这一原理后来被亚当斯密加以继承，又被银行学派加以发展。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在金属货币时代是商品和黄金的内在价值决定了商品的价格，从而又同流通的商品量共同决定了社会的“必要货币量”，因此也持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观点。

银行学派的代表人物图克和富拉顿认为，通货(银行学派的通货概念已包括了黄金、银行券、支票存款、汇票和账簿信用等其他信用形态)数量的增减不是物价变动的原因，而是其结果；通货的增减不是先行于物价，而是追随于物价。发行银行处于被动的地位，既不能任意增加银行券发行的数量，也不能任意减少。银行学派区分了货币流通的三种情形对此点加以论述。(1)纯粹金币流通情况下，多余的金币可以通过其贮藏手段的职能加以解决；(2)银行券和其他信用形态与金币混合流通时，以贴现放款方式发行的银行券必因偿付贷款而流回。又因各种通货之间存在代替性，由某种原因引起减少的银行券会被支票、汇票、账簿信用甚至相消结算法所代替，所以通货的数量不能由银行任意增减；(3)不兑现纸币流通的情形下，若是纸币由银行以票据贴现或短期放款的形式发行，则会象银行券一样，随着贷款的偿还而回流；即使是由政府发行，只要为之安排好确实可靠的还流渠道，其发行也不至于过多。

瑞典经济学家米尔达尔打破了传统货币数量说所坚持的货币流通速度稳定的结论，将银行学派的货币供给内生论进一步加以发展，从而把纸币本位制下M与P(或PY)的单向前因后果重塑为双向的相互作用。在1939年的《货币均衡》一书中指出，“支付手段数量同物价水平之间的颇为复杂的数量关系，决不是可称为前者决定后者的关系，而宁可说是反其道而行的关系”，“因为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在动态过程中不能被看成是固定不变的”。

三、货币供给的“新观点”

“新观点”这一用语是托宾在1963年首次提出的，它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是相对于传统的货币基数-货币乘数分析法而言的。“新观点”强调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同一性，以及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的同一性，主张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对这一理论作出贡献的主要是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的作者、美国的格雷和肖以及托宾等人。

1959年的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提出的中心论点是，对经济有真正影响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而且是包括这一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而且是包括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货币当局所应控制的应该是包括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在这一报告中虽然没有明确出现“内生货币供给”的字眼，但其内生观点与米尔达尔相一致。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格雷和肖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通过对原始和现代金融市场运行的比较研究，得出两个支持货币供给内生的结论：一是私人经济主体发行的“初级证券”可以向金融中介机构换取存款单、基金股份等“间接证券”，而这些间接证券在发达金融市场上已有不少种类与通货同样起着支付手段的作用；二是当货币当局承担了买进某种私人初级证券的义务(如再贴现)时，初级证券的发行可直接导致法定货币的增加。商业银行在货币创造过程中，会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于是货币供给不仅决定于商业银行本身，而且决定于其他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行为。货币统计的口径越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越大。

托宾是当代货币供给内生论的最著名代表。他认为，货币当局与一般银行不是可以任意创造货币与信用，也不是每新增一笔准备金就得增加一笔或一连串的贷款，一切都得依据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来决定，其信用创造受其贷款边际收益与存款边际成本相等的制约。货币同其他金融资产一样，其供给和需求不仅取决于这种资产本身的价格和收益，且决定于其他所有资产的价格和收益。在托宾看来，若是各经济主体根据收入、利息率、风险等选择资产结构的结果是货币需求增加，则利率会提高，银行会千方百计解决准备金问题(如压缩超额准备、提高定期存款减少活期存款以释放部分准备金、借款等)，从而以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满足这一需求；若货币需求缩减，银行就无法强迫公众接受货币供给，多余的货币供给会被公众以还债等方式退回来。因此，货币供给与其他金融资产的供给一样，决定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过程本身，货币供给因受到货币需求的制约而内生。

四、后凯恩斯主义者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后凯恩斯货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西德尼温特劳布和尼古拉斯卡尔多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内生货币理论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论证的，即中央银行不得不迁就市场的需要而使货币有所增加。

温特劳布认为，商品价格是在劳动成本及劳动成本之上的某种加成决定的。假定劳动生产率随时间的推移而提高的速度是相对稳定的，如果名义工资率(w)的相对增长率超过平均劳动生产率(A)的提高，物价(P)就会上升，从而社会名义收入(Py)也就增加，货币需求随之增加。如果此时中央银行拒不增加货币供给，就会导致利率上升，投资、真实收入以及就业量就要缩减，以使货币需求与供给在低收入水平上被迫相等。这当然是中央银行，特别是政府当局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只要货币工资在谈判桌上外生地决定，货币当局就最多只能保证货币的充分供给，以消除充分就业和增长的金融障碍。

卡尔多认为，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责是作为最后的贷款人，通过贴现窗口，保证金融部门的偿付能力。中央银行为了防止信贷紧缩导致灾难性的债务紧缩，货币当局除了满足“交易需求”之外，别无选择，否则整个金融系统都将面临流动性不足的困难。该观点表明，在中央银行制定和维持的任何既定利率水平上，货币供给曲线的弹性都无限大，即货币需求创造自己的货币供给，供给因此而能满足经济对货币的需求，货币供给曲线呈水平。

80年代末，莫尔又将上述理论进一步推向深化，对金融运行机制变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莫尔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信用货币的供给内生。莫尔把货币分为三种，商品货币、政府货币和信用货币。商品货币是从各种实物演变而来，最后体现在黄金上的货币；政府货币是由政府发行债券而沉淀在流通中的货币，这两种货币都是外生的；信用货币是商业银行发行的各种流通和存款凭证，它们形成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而这又取决于公众对贷款的需求和贷款的期限，因而信用货币的供给并不脱离于其需求，具有内生性。

(2)基础货币内生。中央银行买卖有价证券的对象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它们通常已经将其资产用于有价证券或者商业贷款，一般不会有闲置的资金参与公开市场买卖。商业贷款在发放之前就有规定的偿还日期，企业的生产周期也限制它们提前还贷，因此商业银行很难提前收回贷款。商业银行是否出售手头持有的有价证券也取决于其自身的成本收益比较，只有政府证券的价格降低到一定程度从而使其收益率超过、或至少是相当于商业银行现有的有价证券，才会吸引商业银行购买，而这时利率之高又是政府所不能承担的。所以，中央银行不能顺利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决定基础货币量。在再贴现的运用上，中央银行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提高再贴现率虽可遏制商业银行的贷款需求，但它却不能阻止商业银行向贴现窗口寻求基础货币的补充。中央银行从理论上讲，拥有拒绝提供贴现的权力，但这种拒绝不仅会形成沉重的政治压力，甚至可能危及银行系统的流动性。

(3)负债管理使基础货币自给。莫尔指出，60年代开始的金融创新，使商业银行可以直接在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而无需等待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注入。商业银行已由原来的资产管理转向负债管理，其主要资金来源已由原来的吸引存款为主转变为直接在金融市场上发行融资工具，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更加方便了商业银行从国际市场上筹集所需的资金。由于一家企业往往与多家银行建立业务关系，这样，处于激烈竞争环境下的商业银行，为保持与客户的稳定关系，只能随时发行可上市的存款凭证来满足企业的货币需求。由于所有可上市的金融工具几乎都不受中央银行直接控制，这就使商业银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依赖中央银行。

(4)银行角色转换传导的内生性。莫尔把金融市场分成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前者是商业银行筹集资金的市场，后者是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市场。在批发市场上，商业银行是贷款条件的接受者和贷款数量的决定者，而在零售市场上，商业银行则是贷款条件的决定者和贷款数量的接受者。这就是说，公众在零售市场上对于资金的需求将通过商业银行直接传导至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批发市场予以满足，货币供给因而由货币需求决定。

此外，莫尔还否定货币乘数的意义，认为它不能解释创造货币过程中的因素及其创造的过程，以往的货币供给等于基础货币乘以乘数的等式仅仅是对现象的描述，而不是对现象的解释。政府无法控制信用货币的供给。

五、对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评价

从以上对货币供给内生论的介绍可以看出，它在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金融资产的作用、中央银行对政治压力的屈从、商业银行对负债管理的重要性方面的强调有过头之嫌，但它毕竟对传统的货币经济理论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货币控制上，不管是凯恩斯主义逆风向而动的相机抉择，还是货币主义不变增长率的固定规则，甚至理性预期学派的货币政策无效论，都以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作为其理论前提。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金融创新浪潮，使得传统的货币定义日益模糊，除商业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在信用创造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样，就使建立在传统外生性货币供给理论之上的货币控制的效果大打折扣。货币供给的内生论无疑使我们对此类问题的观察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它使得货币当局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要注意对公众货币需求的预测，研究影响货币乘数变动的因素。为提高货币政策的效果和精准度，中央银行还应采取措施合理引导公众预期，使之朝着合乎政策当局意愿的方向发展。中央银行也不应仅仅是对商业银行和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而要注意对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所创造的信用规模的控制。

我国过去在信贷规模控制下存在的“倒逼机制”以及1994年由于外汇储备规模急剧膨胀而导致的货币供给量激增都是内生性的表现形式。笔者曾撰文对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要受制于经济增长、外贸等因素的变动。随着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金融资产种类的增多以及货币需求的变动都会加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加剧的经济条件下，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动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将更为明显。这是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所必须认真对待的。

【参考文献】

1.陈观烈著,《货币金融世界经济》，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胡海鸥著,《中国货币供给机制转轨机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盛松成著,《现代货币供给理论与实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

货币理论篇8

【关键词】货币理论 评价 政策 凯恩斯

一、《货币改革论》中的货币理论研究

1920年，英国爆发了一战后的首场经济危机。1923年，凯恩斯针对这次危机出版了《货币改革论》，在这本书中，凯恩斯详细分析了这次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如何摆脱经济困境的对策。在货币理论上，此时的凯恩斯受古典货币长期中性理论的影响，继承并发展了庇古的剑桥方程式。他认为在庇古的剑桥方程式中，以小麦的数量来表现货币的价值（即一个货币单位相当于多少小麦）回避了物价问题，他对庇古的剑桥方程式进行了修改，取而代之是如下方程式：

n=p（k+rm）（1）

式（1）中n为现金总量，p为一个消费单位的价格，k为以现金形式持有的消费数量;m为人们以银行存款形式持有的消费单位数量，r为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凯恩斯认为和由货币当局决定，k和m随经济周期波动，在繁荣时期，人们倾向于持有更多非货币资产，货币形式的消费单位k和m减少，而在萧条时，人们倾向于持有更多的货币形式的消费单位k，非货币资产m就会减少。因此，它的货币数量论更加突出了调节货币数量以保持价格稳定的政策含义。凯恩斯指出：“如果k、m和r都保持不变，则n和p成为正比变动，因此，货币当局可以直接调节n和r，或是通过利率影响k、m，从而影响价格p，获得价格的稳定。……具体来说，在经济萧条时期，k和m 增加时，货币当局通过降低银行利率r就可以维持原有经济的均衡状态。如果利率政策不能奏效，则可增加货币总量n，以便抵消k和m的变动，这样价格同样会保持稳定，在经济繁荣时期，k和m下降时，货币当局可以使用同样的工具进行相反的操作[1]。

以上可以看出，与古典货币数量论相比，凯恩斯认为引起价格水平变动的因素更多，作用过程也更复杂，并且此时的凯恩斯已经对市场自发调节能够自动实现价格稳定的古典观点产生了怀疑，因此，与古典货币理论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不同，他提出货币当局应该对利率和货币量加以干预，以实现价格稳定。但在这一时期，其货币理论的本质仍然是货币数量论，其货币理论也是围绕价格稳定来构建的，他坚信货币长期中性的古典信条，所以他在提出货币当局对利率和货币量控制以实现价格稳定的方案时，完全没有提及货币变动或者利率变动对产出带来的影响。

二、《货币论》中的货币理论研究

在经历1920～1921年的经济危机以后，英国经济进入了长达10年的萧条时期，而同时期的美国则迅速摆脱危机影响，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增长时期。这使得凯恩斯逐渐意识到他在《货币改革论》中提出的理论过于简单，忽略了许多与经济相关的复杂因素，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捍卫者们大大低估了货币经济状态下的结论和简单得多的实物交换经济状态下的结论之间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影响深远，在某些方面，已成为本质上的不同。”[2]于是凯恩斯又在1930年发表了《货币论》，这本书对20世纪20年代许多重大经济问题以及货币理论问题进行了总结和研究，但其核心内容仍然是如何稳定价格，此时的凯恩斯依旧没有摆脱古典货币长期中性理论的影响。

《货币论》是在《货币改革论》的基础上写作而成的，他对《货币改革论》中的货币数量论重新进行修改，增加了更多影响价格的因素，将其扩展成为“货币价值基本方程式”，其形式如下：

p=e/o+（k-s）/r （2）

q=e/o+（i-s）/r （3）

（2）式为消费品物价水平方程式，（3）式为全社会物价水平方程式。其中p为消费品的当期价格水平;e为全社会当期总货币收入，它由要素收入工资、地租、利息和企业家报酬组成;o为全社会生产的总产量;k为投资品部门所获得的收入;s为储蓄;r为消费者所购买的消费品数量;q为全部产品的当期价格水平;i为新生产出的投资品增量的当期市场价值。以上两方程的含义都是：价格=单位产品生产成本+单位产品的利润。在写作《货币论》一书时，凯恩斯已意识到了古典学派关于储蓄自动转化为投资观点的错误，并把储蓄和投资两者之间的矛盾看成是英国当时经济萧条的病根。根据以上二个方程式，凯恩斯认为物价波动是由于储蓄和投资率的波动引起的，当投资大于储蓄时，物价上涨，企业家可得意外利润;当投资小于储蓄时，物价下跌，企业家形成意外损失;投资等于储蓄时，利润等于零，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另外凯恩斯借用了维克塞尔积累过程观点，认为投资与储蓄的差额决定于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的差额，如果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投资大于储蓄，经济扩张;如果市场利率超过自然利率，则会使投资减少，经济收缩;如果市场利率等于自然利率，则经济保持均衡。要稳定价格，必须使“意外利润”为零，方法是使新投资等于储蓄，使市场利率等于自然利率，也就是满足前面所述的三个均衡条件。

三、凯恩斯早期货币政策主张

在政策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应该给予中央银行更大的权力，让其大胆采取措施放松或收紧信用，调节利率，以刺激或抑制投资率，从而稳定价格水平。显然，凯恩斯的这种货币理论已与传统的货币数量论有很大的不同，他对传统货币数量论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加进了维克塞尔的积累过程理论，认为货币作用于价格的机制是由利率中介来完成。而古典货币数量论却认为价格水平直接受货币数量或流通速度的影响，与利率完全无关，因此在《货币论》中，凯恩斯已经完全不同于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的货币政策思想，他认为靠市场的力量无法自动调节储蓄与投资的失衡，因此凯恩斯提出了多项中央银行干预经济的主张。

四、对凯恩斯早期货币理论的评价

与《货币改革论》一样，在《货币论》一书中，凯恩斯论述的货币问题仍然是围绕如何稳定价格进行的，同样他也没有考虑货币变动对产量影响，在他提出的“货币价值基本方程式”中，产量是被假定不变的，因此凯恩斯在《货币论》的货币理论本质上仍属于货币长期中性论。以后，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序言中还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写到：“该书（《货币论》）所谓的基本方程式，是在一定产量这个假定之下所得到的刹那图……对于产量变动的后果，并没有充分的讨论。”[3]“货币被当成了供给之外的一种力量”[4]。因此就其实质而言，此时的凯恩斯仍是一种中性的货币观，但此时的凯恩斯已经认识到了市场机制固有的一些缺陷，并主张政府利用货币政策来稳定物价水平，这也说明此时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已经开始脱离古典主义的货币面纱论。

参考文献

[1][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货币改革论》.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3～45页.

[2][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货币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6～72页.

[3][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2页.

货币理论篇9

网络银行在给中国的银行业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的同时，也对传统银行理论带来一定的冲击，如网络银行条件下的网络货币就将打破传统的货币理论。

(一)货币的演变及其意义

在商品经济中，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本质是不变的，但货币的形式却随着生产和交换的发展而不断地演变。翻开货币发展的历史，我们会看到：1．实物货币。是人类最早的货币形态。各种商品如米、布、木材、贝壳、家畜等，都曾在不同时期内扮演过货币的角色。2．金属货币。其形态有一个从称量货币到铸币的过程，在质地上有一个从贱金属到贵金属的转变过程。铸币的产生，是人类货币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打上官方烙印的金属才能成为货币，贵金属垄断了货币的地位。3．代用货币。是在贵金属货币流通的制度下，代替金属货币流通的货币符号——纸币，是货币形式的飞跃。4．信用货币。即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信用凭证。如商业票据、现钞和支票完全依靠政府信用和银行信用而流通。5．网络货币的出现。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金融业的应用，电子商务的出现，电子支付手段应运而生。借助于电子信息网络技术而产生的电子货币、数字货币统称为网络货币。网络货币将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日益发展及其在金融业和商品交换过程中的广泛应用而不断发展，尤其是在网络银行出现后，网络货币将成为一种重要的货币形式而发挥其在商品经济活动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的网络时代中，网络银行将使货币变为一串我们永远不可以见到实物的数字。在货币的演变过程中，货币越来越轻，越来越虚化。

随着货币形式的进一步演变及网络货币的出现，货币的本质也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出来。货币的本质纯价值体是在社会交换过程和流通过程中被提炼、净化出来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马克思正确地意识到货币的本质是价值体，但是他还没有能够把它从金币的物质价值体中进一步提炼出来。这是历史的局限性所致。经过第二次和第三次技术革命，“社会蒸馏器”借助于电力推动和印刷技术的进步，终于将货币价值体从币材的物质价值体中分离出来，提炼到纸币的形式。就纸币来说，尽管它还有币材价值体，但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这两个完全可以成为分离之物了。用最新信息技术装备起来的现代化“社会蒸馏器”，进一步蒸发提炼得到几乎完全透明的纯价值体——数字货币、电子货币。现在人们终于可以清楚地看到了货币的本质就是从一切商品价值体中提炼出来的纯价值体，人类同质量劳动的结晶体。

(二)网络银行条件下，网络货币对传统货币理论提出了挑战

伴随着货币发生的根本变化，一些与货币有关的诸如货币理论、货币政策以及诸如通货膨胀之类的传统经济概念都将发生重大变化。

一是数字货币、电子货币使传统的货币理论体系受到了冲击。传统的货币理论体系将货币等同于商品或实物资产，所以货币应该有价格。其实，货币本身不能像其他商品那样具有惟一的价格，它的价格表现为与无穷种类的商品以及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此传统理论认为货币金融体制严格受法律限制和政府管理，货币是法律的产物，但在网络货币时代，电子货币、数字货币不再具有商品或实物形态，不过它本身作为一种纯价值体，可和其他商品相交换，它的价格是它与无穷类商品之间的兑换比例，这因此又回到了物质直接交换时期，但这不是历史的单纯复归，而是货币的一种更高形态，而且或许是终结形态。另外，由于网络货币——电子货币、数字货币是一种纯价值体，它发挥的作用是完全自发的，而不像现行的纸币制度，货币的发行流通必须依靠国家强制力。

二是网络货币将促使货币结构和货币内涵有所改变。在金融电子化的推动下，货币出现了新的形态，如信用卡、电子货币等，这些都是新货币形态产生的前奏，这是一种依托全球和网络银行产生的虚拟的无货币实体的数字符号。网络货币是货币在计算机网络中的存在形式。网络货币随着网络银行产生而产生，随着网络银行的发展而发展。将对传统的货币结构和货币内涵产生深远影响，甚至某种意义上改变其意义。其一，网络货币将部分替代流通中货币的作用使得传统的货币定义特别是基础货币的定义受到了挑战，基础货币通常是指创造存款货币作用的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与流通在银行体系之外的通货这两者的总和。而网络货币的出现，使货币实物形态虚拟化，商业银行自己实现了部分货币发行，在实质上部分弱化了中央银行垄断发行货币的特权；其二，网络货币对流通中部分通货的替代作用，使得传统意义的基础货币的作用受到影响，商业银行作为直接货币供给，其进行创造存款货币的存贷活动，提供货币供给的数量，都建立在基础货币上，基础货币及其增减变化直接决定着商业银行准备金的增减，从而决定着商业银行创造存款货币的数量。而网络货币对流通中通货的替代作用使得这种能量减弱，再加上网络货币是商业银行自发地创造的，且具有快速的瞬息万变的特点和颇具信用风险，也使得网络货币创造货币能力与传统的存款货币能力不同。

三是网络货币对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产生重大影响。网络货币部分替代流通中的通货，部分通货以数字化、虚拟化形式出现，而中央银行发行的用于流通的通货是整个货币供给的一部分，因此对流通中通货的影响会直接影响到货币供给。影响最大的是狭义货币M1。M1=流通中的通货+活期存款。流通中的通货在M1中占比重较大，所以网络货币虚拟和替代部分通货，就较大程度上影响了狭义货币M1，其主要表现是：其一由于货币数字化、虚拟化，流通中的通货数量会减少而影响M1；其二是由于虚拟化、数字化、电子化的网络货币存在形式的不稳定性，对商业银行的存款也会带来不稳定性，从而会改变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数量，影响M1；其三是通过货币乘数对M1产生影响。作为货币供给之源的基础货币，可以引出数倍于自身的货币供给量把货币供给量与基础货币相比，其比值就是乘数。网络货币既影响基础货币也影响货币供给量，自然其比值关系也要受到影响，从而影响M1。

货币理论篇10

一、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代表人物是鲍尔?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罗伯特?弗勒德(Robert P.Flood)和彼得?M.加伯(Peter M.Garber)。Krugman在其1979年发表的A model of Balance-of-Payments Crises一文中所构造的模型是关于货币危机的最早的理论模型，贝Flood和Garber则在1984年发表Collapsing Exchange-Rate Regimes，Some Linear Examples一文，对Krugman提出的模型加以扩展与简化。这两篇文献是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的代表作品。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假定政府为解决赤字问题会不顾外汇储备无限制地发行纸币，央行为维持固定汇率制会无限制抛出外汇直至消耗殆尽。该理论的基础在于当经济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政府为维持内部均衡而采取的特定政策必然会导致外部均衡丧失，这一丧失的累积将持续消耗政府外汇，在临界点时，投机者的冲击将导致货币危机。

该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基本面(economic fundamentals)决定了货币对外价值稳定与否，决定了货币危机是否会爆发、何时爆发。当一国的外汇储备不足以支撑其固定汇率长期稳定时，该国储备是可耗尽的，政府在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政府为维持内部均衡而干预外汇市场的必然结果是外汇影子汇率与目标汇率发生持续的偏差，而这为外汇投机者提供了牟取暴利的机会。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即一国固定汇率制面临的问题源于为弥补政府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而过度扩张的国内信贷。公共部门的赤字持续“货币化”，利息平价条件会诱使资本流出，导致本国外汇储备不断减少。在储备减少到某一个临界点，投资者出于规避资本损失(或是获得资本收益)的考虑，会向该国货币发起投机冲击。由于一国的外汇储备是可耗尽的，政府所剩余的外汇储备在极短的一段时间内将被投机者全部购入，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货币危机就此爆发。事实上，由于投机者的冲击，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的时间将早于政府主动放弃的时间，因此，社会成本会更大。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表明，投机冲击和汇率崩溃是微观投资者在经济基本面和汇率制度间存在矛盾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并非所谓的非道德行为，因而这类模型也被称为理性冲击模型(ration attack model)。

从该理论的模型分析中可以得出一些政策主张。例如，通过监测一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可以对货币危机进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及时调整经济运行，避免货币危机的爆发或减轻其冲击强度。避免货币危机的有效方法是实施恰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保持经济基本面健康运行，从而维持民众对固定汇率制的信心。否则，投机活动将迫使政府放弃固定汇率制，调整政策，市场借此起到“惩罚”先前错误决策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资本管制将扭曲市场信号，应该予以放弃。

二、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的主流代表人物是Maurice Obstfeld、Gerardo Esquivel和Felipe larrain。

第一代货币危机的缺陷在于其理论假定与实际偏离太大，对政府在内、外均衡的取舍与政策制定问题论述上存在着很大的不足。而且经济基本面的稳定可能并不是维持汇率稳定的充分条件，单纯依靠基本经济变量来预测与解释危机，显得单薄。80年代中后期，经济学家开始从经济基本面没有出现持续恶化这一角度解释危机，并探讨货币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这就是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这一论有两个重要的假定：

1.在该捻论中，政府是主动的行为主体，最大化其目标函数，汇率制度的放弃是央行在“维持”和“放弃”之间权衡之后作出的选择，不一定是储备耗尽之后的结果。政府出于一定的原因需要保卫固定汇率制，也会因某种原因弃守固定汇率制。当公众预期或怀疑政府将弃守固定汇率制时，保卫固定汇率制的成本将会大大增加。

2.引入博弈。在动态博奔过程中，央行和市场投资者的收益函数相互包合，双方均根据对方的行为或有关对方的信息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选择，而自身的这种修正又将影响对方的行为，因此经济可能存在一个循环过程，出现“多重均衡”。其特点在于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的危机存在的可能性，即一国经济基本面可能比较好，但是其中某些经济变量并不是很理想，由于种种原因，公众发生观点、理念、信心上的偏差，公众信心不足通过市场机制扩散，导致市场共振，危机自动实现。所以，这类理论模型也被称为“自我实现式”危机模型。这个典型代表是Obstfeld。在其Models of Currrency Crises with Self-Fulfilling Features一文中设计了一个博弈模型，以简洁明了的形式展示了动态博奔下自我实现危机模型的特点，并表现出其“多重均衡”性质。

以0bstfeld为首的一些学者在模型中仍然注重经济基本面，在其理论论述中勾勒出基本经济变量的中间地带。他们认为，在经济未进入该地带时，经济基本面决定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此时，危机完全不可能发生或必然发生；而当经济处于这一中间地带时，主导因素就变成投资者的主观预期，危机是否爆发就不是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所能解释的。该理论认为问题主要仍然在于内外均衡的矛盾，政府维持固定汇率制是有可能的，但是成本可能会很高，政府的愿望与公众的预期偏离越大，维持固定汇率制的成本越高。因此，当公众产生不利于政府的预期时，投机者的行为将导致公众丧失信心从而使政府对固定汇率制的保卫失败，危机将提前到来。该理论认为，从这一角度而言，投机者的行为是不公正的，特别是对东道国的公众来说，是不公正的、不道德的。

除了这类主流理论外，另有少数学者认为货币危机可能根本不受经济基本面的影响，受冲击国家所出现的宏观经济的种种问题是投机行为带来的结果而非投机行为的原因。总的说来，这类文献对危机的解释一般从两个角度出发，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羊群行为和传染效应。

1.羊群行为(herding behavior)提出由于市场参与者在信息不对称下行为的非理性而使金融市场不完全有效(这是该理论与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以及第二代货币危机的主流理论的区别所在，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与第二代货币危机的主流理论均假定市场参与者拥有完全信息，从而金融市场是有效的)，花车效应(bandwagon effect)和市场的收益与惩罚的不对称容易造成羊群行为。由于存在信息成本，投资者的行为建立在有限的信息基础上，投资者各有其信息优势，投资者对市场上的各种信息(包括谣言)的敏感度极高，任何一个信号的出现都可能改变投资者的预期。花车效应会导致经济基本面可能并没有问题的经济遭受突然的货币冲击；同时，花车效应会人为地创造出热钱(hot money)，加剧危机。另外，市场收益和惩罚的不对称会造成投资基金人消权规避风险，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有会导致羊群行为。政府在考虑是否保卫固定汇率制时应充分估计到这一点。

2.传染效应(contagion effect)主要从国家间的关联角度出发解释危机。由于全球一体化以及区域一体化的不断加强，特别是后者，因此区域内国家之间经济依存度逐渐增高，危机将首先在经济依存度高的国家之间扩散。一国发生货币危机会给出一定的市场信号，改变投资者对与其经济依存度高或者与其经济特征相类似国家的货币的信心，加大这些国家货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甚至导致完全意义上的自我实现式危机的发生。

经济学家认为，在金融市场中存在着市场操纵(market manipulation)。不论是在由理性预期导致的自我实现的危机或非理性的羊群行为造成的危机中，都存在着大投机者操纵市场从而获利的可能，大投机者利用羊群行为使热钱剧增，加速了危机的爆发，加剧了危机的深度与危害。

概括起来，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注重危机的“自我实现”性质，该理论认为仅仅依靠稳健的国内经济政策是不足以抵御货币危机的，固定汇率制的先天不足使其易受投机冲击，选择固定汇率制，必须配之以资本管制或限制资本市场交易。

三、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

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东南亚货币危机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Kaminsky认为就其本质而言，这并非一场“新”危机，原有的理论成果具有说服力。而另一些学者，例如克鲁格曼(Krugman)则认为这次货币危机在传染的广度与深度、转移及国际收支平衡等方面与以往的货币危机均有显著的区别，原有的货币理论解释力不足，应有所突破。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因此产生。

克鲁格曼认为，这次货币危机对于远在千里之外、彼此联系很少的经济都造成影响，因此多重均衡是存在的，某些经济对于公众的信心的敏感度很高，这些经济的货币危机可能由外部的与自己关联并不大的经济中发生的货币危机所带来的公众信心问题而诱发。东南亚经济经常账户逆转的原因主要在于危机中货币大幅度贬值和严重的经济衰退所带来的进口大量减少，因此，存在一个转移问题，这是为以往的货币危机理论所忽略的。在以往的货币危机理论中，模型的构造者将注意力放在投资行为而非实际经济上，单商品的假定中忽视了贸易和实际汇率变动的影响。因此，货币理论模型的中心应该讨论由于实际贬值或者是经济衰退所带来的经常账户逆转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资本流动逆转的需求问题。他认为，这场货币危机的关健问题并不是银行，而在于企业，本币贬值、高利率以及销售的下降恶化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削弱了企业财务状况，这一问题并非银行本身的问题。即使银行重组对金融状况大大恶化了的公司来说也是于事无补的。克鲁格曼在单商品的假定之下，建立了一个开放的小国经济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克鲁格曼增加了商品对进口商品的不完全替代性，分析了贸易及实际汇率汇率变动的影响与效应。总的说来，克鲁格曼在他的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中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1.克鲁格曼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提出了金融过度的概念(financial excess)，这一概念主要是针对金融中介机构而言的。在金融机构无法进入国际市场时，过度的投资需求并不导致大规模的过度投资，而是市场利率的升高。当金融机构可以自由进出国际金融市场，金融中介机构的道德冒险会转化成为证券金融资产和房地产的过度积累，这就是金融过度。金融过度加剧了一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当外部条件合适时，将导致泡沫破裂，发生危机。

2.亲缘政治的存在增加了金融过度的程度。这些国家表面上健康的财政状况实际上有大量的隐合赤字存在：政府对与政客们有裙带关系的银行、企业提供各种隐性担保，增加了金融中介机构和企业道德冒险的可能性，它们的不良资产就反映政府的隐性财政赤字。东南亚国家持续了几十年的亲缘政治使国家经济在90年代大规模的对外借款中处于一种金融崩溃的风险之中，这种风险来自于他们采用的准固定汇率贬值的可能性。

3.类似于东南亚的货币危机其关键在于企业，由于销售疲软、利息升高和本币贬值，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出现财务困难，这种困难限制了企业的投资行为。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出现的财务困难还包括了由前期资本流入所带来的实际汇率变化的影响。这一分析表面看是论述货币贬值对企业乃至整个实体经济的影响，实际上，在危机爆发前投资者的行为函数里可能已经包含了对这种变化的预期，这就加强了他们抛售本币的决心，这也是一种自我实现的现象。

4.克鲁格曼理论模型表明存在三个均衡，中间均衡是不稳定的，可以不用考虑另外两个均衡是本国回报率等于外国回报率的高水平均衡及低水平均衡。在这种低水平均衡上，贷款者不相信本国企业有任何担保，对它们不提供贷款，这一行为意味着实际汇率将可能贬值，实际汇率的不利影响意味着企业的破产，而这又从实际中对先前的悲观态度作出了佐证，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因此，克鲁格曼认为，金融体系在货币危机中发生崩溃并非是由于先前投资行为失误，而是由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导致金融体系可能发生崩溃的因素有：高债务因素，低边际进口倾向和相对出口而言大规模的外币债务。

5.保持汇率的稳定实际上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因为保持汇率的稳定是在关闭一条潜在的引发金融崩溃的渠道的同时打开了另外一个。如果债务较大，杠杆效应较明显，维持实际汇率的成本就是产出的下降，而且这种下降是自我加强的。这对企业而言，仍然会带来相同的不良后果。

6.克鲁格曼的理论模型分析所蕴合的政策建议有三部分：

(1)预防措施。克鲁格曼认为银行的道德冒险并不足以解释危机，一个谨慎的银行体系并不足以保持开放经济不受自我加强式金融崩溃的风险的威胁。而当一国的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时，对短期债务加以限制的作用是不大的，因为短期债务只是众多的资本外逃方式下的一种。即使外债全是长期的，如果公众预期将发生货币危机，国内的短期债务的债权人拒绝将信贷延期也会导致汇率贬值，带来企业破产。因此，最好的方式是企业不持有任何期限的外币债务，因为对于与金融体系不完善的国家来说，国际融资存在着外部不经济，它会放大实际汇率变动的负面冲击影响，从而导致经济衰退。

(2)对付危机。克鲁格曼认为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紧急贷款条款，紧急贷款的额度必须要足够大以加强投资者的信心；另一种是实施紧急资本管制，因为这样可以有效地、最大限度地避免资本外逃。

(3)危机后重建经济。克鲁格曼认为关键在于恢复企业和企业家的投资能力。可以在私人部门实施一定的计划，以帮助本国的企业家或者培养新的企业家，或者两者同时实施。培养新的企业家有一个迅速有效的办法，这就是通过引进FDI引进企业家。

四、三代货币理论的比较

三代货币危机理论都是在单商品的假定下展开的，研究的侧重面各有不同。

第一代着重讨论经济基本面，第二代的重点放在危机本身的性质、信息与公众的信心上，而到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焦点则是金融体系与私人部门，特别是企业。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一国货币和汇率制度的崩溃使由于政府经济政策之间的冲突造成的，这一论解释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拉美”式货币危机最有说服力，对1998年以来俄罗斯与巴西由财政问题引发的货币波动同样适用。

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政府在固定汇率制上始终存在动机冲突，公众认识到政府的摇摆不定，如果公众丧失信心，金融市场并非天生有效的，存在种种缺陷；这时，市场投机以及羊群行为会使固定汇率制崩溃，政府保卫固定汇率制的代价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大。第二论应用于实践的最好的例证是1992年英镑退出欧洲汇率机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