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升值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货币升值，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马克思强调,金银本身不是货币,自然并不产生货币。在世界市场上,虽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同一民族的输入者和输出者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可是在汇率中,民族商业却获得了存在的假象。同时通过汇率、行情表及商业经营者之间的通信联系,每个人都可以知道其他人的一切活动情况,并且力求使自己的活动与之相适应。

由于贵金属是当时整个货币制度的基础,也由于黄金本身具有价值,因而贵金属的国际流动所决定的汇率就是两国金币的含金量之比。

(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货币、价格与汇率理论

按照经典的“一价定理”,在经过汇率折算后,除了运输成本以及其他必要的交易费用,一国货币的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应当一致。尽管由于外汇市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短期汇率由供求决定,但从长期来看,一国货币的价值是其经济健康程度和长期经济增长能力的体现,因而内外价值的升贬方向是一致的。

此外,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汇率对国内物价指数的传导作用。所谓汇率传导机制,即由于汇率变动而导致内部物价的相应变动。汇率变动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个渠道传导影响消费价格。直接渠道是通过进口商品价格传导。人民币升值,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口商品价格将变得较便宜,这将可能传递至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和消费价格(CPI),生产商和经销商可能会相应地降低产品价格,进口商品对国内消费者来说变得较便宜。间接渠道是通过出口商品传导。人民币升值使得出口商品对外国买家来说变得较昂贵,国产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削弱,从而导致出口、工业生产及总需求有所减少,从而使国内商品价格有下调压力。根据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人民币升值对国内消费价格影响的完整推演应当是:将提高出口商品价格,降低进口商品价格;出口总额将下降,进口总额将上升;我国的贸易顺差将减少,外汇储备的增加将减少;流入国内的钱相对减少了,本币升值将导致国内货币供应紧缩,从而给过热的经济发展降温,可以降低国内通货膨胀率。

(三)初步认识

本文所谓货币的购买力,其实就是货币的相对价值或货币价值。货币的购买力通过其他商品的价格水映出来同一商品,其价格水平越高,货币的购买力越弱,其价格水平越低,货币的购买力越强。一般而言,本国居民对外国商品与劳务的需求衍生出对外国货币的需求;同时,外国居民对本国商品与劳务的需求衍生形成外汇的供给。外汇的价格则决定于由此形成的供需均衡。在这种由实质经济所衍生的外汇供求分析中,应满足货币对内价值是对外价值的基础这个原则。在目前世界范围内信用货币本位时代,一国商品与劳务的加权平均价格作为该国货币价值的名义锚。故一国物价水平越高,该国货币的购买力就越低,货币价值就越小;那么由其对内价值所决定的对外价值——本国货币汇率就越低。反之则反是。

当前人民币对内贬值与对外升值的现象阐述

我国近年来的实践表明,人民币的内外价值走向出现差异,并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外汇储备屡创新高,人民币对外升值的倾向持续增大;与此同时,人民币在国内按购买力计算的对内价值趋于下跌;二是消费品物价指数(CPI)也持续上涨,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由前述得出图1,图2。

2005年7月,中国央行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此,人民币兑美元价格开始了每年3%—5%的小幅升值,目前,人民币这种升值依然强劲。然而,国内人民币的购买力却呈现另外一种情形。在信用货币制度下,一国货币的对内价值就是该国货币的对内购买力,其大小由单位货币所能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决定,因此货币的对内购买力通常与一国国内物价水平呈反向相关关系。自2002年以来,尤其是2004年以后,衡量人民币国内购买力的指标,消费物价指数CPI呈现持续上扬的走势。进入2007年下半年后,消费物价指数(CPI)持续保持在5%以上,全面的通货膨胀压力骤然增加。尽管从2008年5月份开始CPI增速下降,但是过高的PPI指数依然不可忽视。通过PPI传递给CPI的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很大。

当前人民币对内贬值与对外升值的内在联系

本文试图用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理论给出一个解释,采用的模型是经典的“汉堡包理论模型”。同一家公司,比如麦当劳,在中国和美国生产汉堡包,汉堡包的定价:假设在中国生产一个汉堡包定价为4元人民币;而在美国生产一个汉堡包的定价为1美元。由于生产技术、工艺及原材料消耗是一样的,同时联系商品的价值,就会有:中国的一个汉堡包=美国的一个汉堡包;那么从货币的购买力来说,就是4元人民币的购买力=1美元的购买力,一个汉堡包值4元人民币或者值1美元,也就是说,4元人民币与1美元进行交换是等价的。这就是人民币与美元的真实汇率。当然,这只是简化,以便讨论。但是这个时候外汇市场上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为1:8,而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合理应该是1:4,那么,就是说人民币兑美元低估,也可以说美元兑人民币被高估了,为了使汇率能真实反映美元与人民币的购买力,就必须进行调整。基本的调整方法有三种:A汇率变动,从1:8调整到1:4(人民币对外兑美元升值);B调整中国汉堡包的价格,售价从4元人民币提高到8元人民币(物价上涨);C调整美国汉堡包的价格,售价从1美元降到0.5美元。这里A、B、C三种调整方法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任意组合使用。

篇2

关键词：日元升值；人民币升值；比较

人民币升值问题已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人民币升值将会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巨大影响甚至是严重后果，尤其是在世界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的背景下更是如此。有效地化解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不利影响是我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一环。由于人民币升值与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升值有许多相似性，因此，从货币升值的初始条件、原因及应对措施等方面入手，对日元升值与人民币升值对对外贸易影响进行全面深入的比较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中日货币升值的背景比较

1．日元升值的背景

（1）日元升值的国际环境

日元升值的国际环境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周期性经济危机，由于美元汇率高估，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严重。同时，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也不断增长，日本积累起的巨额经济财富使其成了世界级的银行家，而同时美国也失去了世界放贷者的地位，成为了日本最大的债务国，这就加剧了美日之间的摩擦。

于是面临着经济萧条，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双重压力，美国国内要求日元升值的呼声日益增高。于是美国希望以美元贬值形成弱势美元来加强美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增加出口，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现状，挽救日益萧条的美国经济。

（2）日元升值的国内环境

事实上，美国利益集团要求日元升值并不是空穴来风的，当时日元已经具备一定的升值基础。第一，二战结束以后，日本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从第7位跃升到第2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三大储备货币，成功的实现了日元国际化。日本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展、对外贸易的大量顺差、日元资产需求的不断上升，都在客观上形成了日元升值内在压力。第二，日元升值是金融市场开放必然结果。随着日本金融市场由封闭走向开放，日元资产的魅力展现出来，需求的增加必然带来日元的升值。第三，日本政府相信可以通过扩大内需这一变革应付升值带来的对外贸易损失。[1]

由此来看，广场协议的出现有外来的压力的作用，同时也是日本自身的内在要求。于是在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英国和法国（即G5集团）财长以及中央银行行长，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一揽子协议，史称“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广场协议自开始实施，日元汇率开始一路上扬，日元兑美元汇率从1985年的250一路上升到1987年的123.5，两年的时间下降了近50%。

2．人民币升值背景

（1）人民币升值的国际环境

人民币汇率问题不单单是经济问题，也是国际政治问题。一些西方国家频频呼吁人民币升值，背后还隐藏着其他原因。首先，中美汇率之争的根源是美国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转嫁经济危机，缓解其经济面临的各种问题。另外，日本就想通过人民币升值，打垮人民币对日元的挑战，确保日元的未来主导地位，同时也想借助人民币升值来恢复本国经济。除美日以外， 加入WTO以后，我国经济和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发展，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与美、日、欧盟等经济体的贸易摩擦进入高发期，这些经济体基于本国内经济和政治需要持续要求人民币升值，也对我国施加各种压力。

（2）人民币升值的国内环境

人民币升值的内在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长期外汇储备过量以及大量顺差所造成的。从1994年至今，我国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均为顺差，并在2001年到2008年期间呈高速增长状态，同时，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也进一步助长了人民币升值。另外，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政府招商引资政策的出台，我国的投资环境日益改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导致人民币需求增加，这些都对人民币升值形成了巨大压力。

于是，我国政府在2005年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有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形成了更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我国汇率制度的变化对于我国出口贸易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影响。

有上述比较可以看出，中日货币升值的国际因素有几分相似：两国货币升值的国际因素主要原因都是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和经济危机引起的。可见，两国货币升值的幕后主导者都是美国，从国内环境上看，外贸顺差大也是中日货币升值的共同的内在因素。影响两国货币升值的国内环境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日本金融市场开放对日元升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我国汇率制度的转变及投资环境的改善是人民币升值的重要原因。

二、中日应对货币升值的对策和措施比较

1．日本政府应对日元升值的对策

（1）加速日元国际化

日元国际化路径具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点。1964年，日本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八国条款国后，日本开始在对外贸易和外汇中使用日元。1980年12月，日本修订了《外汇法》，实现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可兑换。1984年，日本和美国共同组建了“日元—美元委员会”，发表了《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书》，日本大藏省也发表了《关于金融自由化及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的公告，成为了日元国际化真正开始的标志。此后，日本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扩大对外提供日元贷款、积极促进日元在国际贸易中作为结算和支付货币、吸收欧洲日元贷款和放宽发行欧洲日元债券条件等。[2]

（2）大力发展对外投资

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开始急剧增加。1984年，日元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100亿美元，在1986到1988年3年的时间里，日本对外投资总额已经累计超过1000亿美元，超过了战后1951—1985年35年累计对外投资总额的837亿美元，并在1989年首次成为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国。从投资结构上看，日本在产业和结构上呈现了制造业、金融业、商业，“三业并举”的多方位、多层面投资的整体格局。从投资地区上看，日本对外投资主要以发达国家为主，主要是为了绕开NAFTA和EU的贸易壁垒。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主要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主要集中在东亚等地区。#p#分页标题#e#

（3）改善出口结构

在高科技成为推动当今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以后，技术贸易成为高附加值的重要贸易形式。为了促进技术贸易的快速发展，日本政府大力倡导的“科技立国”政策。技术含量已经成为日本产品占领国际市场的有利武器。除了保持传统的优势产业外，日本对生物工程产业，信息产业，新材料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也进行了大力扶持，提高了日本尖端高科技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于是，日本出口的产品以其稳定的质量和节能环保、高科技等特点的竞争手段主导着国外需求市场。[3]

（4）加强和亚洲国家的贸易往来

新世纪初，整个世界经济都处在减缓增长的阶段，但是日本的进出口贸易盈余却在递增，这主要得益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虽然日本对美出口一直在下滑，但对亚洲国家的出口却在迅猛增加。2004年日本对亚洲各国的出口和进口贸易均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在美国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亚洲国际已经成为日本对外贸易的重要支柱。

2．日本企业应对日元升值的措施

（1）增加海外投资与并购

80年代后期，日元被迫升值使日本经济开始趋于国际化，日本海外输出的商品、资本、人员也变得更加强劲。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980年的220亿美元迅速上升到1989年的670亿美元，在1986—1991年间，海外投资总额累计超过了4 000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额跃居到世界首位。[4]日元的大幅升值促进了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于是，日本人凭借着财力的优势，在国外掀起了购买热，仅1985至1986年度，日本企业就收买了大量的外国企业，这些企业涉及制造业、金融业等众多领域。[5]

（2）调整产业结构

虽然，日本的海外投资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产业空洞化，但同时产业空洞化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阶段，它直接促进了本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广场协议”后，日本企业开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将众多附加值低和受日元汇率动荡影响大的纺织、轻工、普通电机等行业的生产转移到海外，留在国内的主要是研究开发型企业、尖端技术和高附加价值行业。这部分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不是价格，而是技术含量和品牌。实现了国内产业逐步由厚、重、粗、大型向轻、薄、短、小型转变，产业结构也逐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3）改变企业经营模式

日元升值在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也对日本企业传统管理经营模式提出了挑战。一时间各企业开始对原有的经营管理模式进行变革。由于日元升值使日本企业成本提高，企业内部管理体制受到挑战，于是日本企业针对当时的状况找到了新的管理体制。主要变化有：在企业内部的决策机制上，由协调一致到权责集中；在雇佣制度上：终身雇佣模式随着经济萧条的压力被改变。[6]

（4）非价格竞争

非价格竞争越来越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最重要的竞争形式。在经历了两次大幅度降低产品利润以后，日本企业开始通过提高产品的技术水平、质量、功能、外形等非价格竞争方式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日本企业在加强了非价格竞争以后，对产品质量、设计、形状和品种不断进行革新，更加注重产品的附加价值，并在原材料、生产、流通及生产程序上进行技术革新，逐步实现了由价格竞争走向非价格竞争的方式来实现。

参考文献：

[1]尹延庆．日元升值对中国的启示[D]．硕士学位论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

[2]陈虹．日元国际化之路 [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05)：65-71.

[3]王厚双，刘向丽．日元升值与日本对外贸易政策调整的绩效分析 [J]．东北亚论坛，2004(02)：79-83.

[4]日元升值后引发资本输出狂潮导致泡沫经济出现[N]．第一财经日报，2005-08-04.

[5]周锐．本币升值压力下国内经济的调整：日本的经验与教训[D]．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7

篇3

货币贬值的实际效果如何？1978～1993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从1.49∶1贬值到8.7∶1，结果出口产品数量急剧增加，但出口价格急剧下跌，15年出口额仅增加820亿美元，很多产品丧失了国际市场；1994～1997年，人民币汇率升值了5%，4年出口总额增加911亿美元，超过了过去15年的出口总额，产品技术水平和出口结构变化也很大；1998～2004年，汇率水平不动，甚至降低了很多产品的出口退税率，7年出口总额增加4106亿美元；2005年7月汇率改革前，主流观点认为汇率升值会对贸易、就业等产生不利影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从国际经验看，也不是升值就完全不利。如1973～1999年，德国马克兑美元累计升值78%，其中，1985年9月，根据“广场协议”，马克一次性大幅升值7.8%。其间除个别年份外，货物贸易持续顺差，经济运行平稳，国际竞争力大大提高。

从1971年8月到1985年9月，日圆兑换美元的汇率从360∶1升值到240∶1，日本没有出现贸易逆差，而是贸易顺差。1985年9月22日在 “广场协议”中，日本主动提出同意日圆升值10%～20%。9月21日，美元兑换日圆为1∶240，此后一周内，日圆升值11.8%，当年升值25.2%。

新加坡则采取让本币长期坚挺的政策。从1970年到1996年，新元兑换美元从3.08∶1升值到1.4∶1，26年累计升值54.5%，其中1989、1990、1991年分别升值3.1%、7.9%、6.3%，新元升值没有给新加坡带来不利影响，反而给新加坡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提高了其竞争力。这说明，汇率升值只要应对得当，是没有风险的。

其实，有关汇率与贸易关系的理论都是在传统的、非开放经济下的认识，适用于缺乏外汇资源、缺乏国际竞争力的经济体的需要，今天继续沿用这样的理论是有害的。

非开放经济下，汇率贬值将增加出口部门的利益，刺激出口积极性，但这种国内部门利益的重新分配，也将导致国内通货膨胀，从而使这种利益分配效应很快消失，这就是货币贬值效果不能持久和货币不断贬值的重要原因。

但是，当一个经济体完全开放、允许资本跨境流动以后，企业竞争就是国际竞争，资产和财富也不以本币来衡量，而是以外币来衡量。这样，汇率变动所影响的不仅仅是贸易，还影响资本流动、资产负债和国民财富等，也影响企业、银行的资产价值和利润水平。汇率对这些方面的影响远远超过对贸易的影响。

2005年，人民币汇率升值2%，我国的出口（7620亿美元）和国家外汇储备（8189亿美元）相对损失了2%的人民币利益。但是，进口（6600亿美元）、外债（2811美元）、国内生产总值（22257亿美元）和金融资产以及全部国家财富等受益2%。就企业来说，其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利润等也增加了2%。这些利益远远大于出口和外汇储备的利益损失。而如果货币贬值，受益的仅仅是外汇储备和出口，而其他损失就大了。

对于以价格竞争为手段的经济体来说，名义汇率贬值和实际汇率贬值（包括补贴、退税和贷款利率优惠等）产生的利益，企业会以此为手段去竞争，也就是说，为了占领市场，企业会把贬值的利益用于价格竞争――相互压价竞争。结果，政策给予企业的利益，企业白送给了外部。而如果汇率升值，企业则会把成本打入价格和合同，转向非价格竞争。我国要真正促进贸易方式转变，必须走实际有效汇率和名义汇率升值的道路，否则，创造品牌和高附加值产品以及自己的知识产权产品不容易实现，时间过程将拉长。我国的企业一直以价格竞争为主要竞争手段，故国家应该逐步彻底取消出口退税和对出口的优惠政策和补贴，使实际有效汇率升值。

当然，汇率升值也不是无限的，需要有消化和承受能力。这一点要吸取日本的教训。日圆汇率在1985年大幅度升值以后，1986年5月继续升值到170～160日圆兑换1美元，1988年1月则升值到120日圆。由于升值过快，导致企业缺乏消化和承受能力，也导致境外资本大量投机日本不动产和股票市场，不动产和股票价格的成倍增加导致了1989年经济泡沫的破灭。经济泡沫出现以后，日圆还继续升值，1995年4月突破80日圆兑换1美元大关，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使日本陷入了长期的经济低迷。

篇4

关键词：IS-IM-BP模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人民币升值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9.35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9-75-03

一、人民币汇率制度和升值原因

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央行废除原先钉住单一美元的汇率政策，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兑美元当日一次性升值2%，自此人民币汇率进入上升通道。2007年5月，央行决定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从3‰扩大到5‰，汇率浮动区间的扩大促进外汇市场的发展，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从2005年7月到2008年7月，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从1美元兑8.27元人民币变为1美元兑6.83元人民币，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2008年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适当收窄了人民币波动幅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2008年7月到2010年6月保持了基本稳定。此后央行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重拾汇率弹性。2012年4月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再度扩大，由5‰扩大到1%，人民币汇率的价格发现功能和汇率弹性进一步加强。从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到2013年7月末，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幅度达到惊人的34%。

人民币升值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国际政治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将本国制造业的衰退和失业问题与人民币汇率水平联系在一起，认为中国廉价产品大量出口导致本国的通货紧缩，通过对中国政府施压，强迫人民币升值，进而限制中国商品大规模输入，扭转对中国的高额贸易逆差，从而增加本国的就业；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出口导向性发展战略，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优势，产品大量出口，经常项目长期顺差，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明显提升，人民币由此面临升值的压力。

二、引入开放经济的IS-IM-BP模型

IS-LM-BP模型是包括了消费者、企业、政府和国外部门的四部门经济模型，通过在描述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IS-LM模型中引入国际收支平衡BP曲线，形成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模型，IS-IM-BP模型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框架。

（一）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IS曲线

1.IS曲线的推导。在开放经济下收入恒等式为：y=c+i+g+nx，其中消费函数为：c=α+β（y-t），投资函数为：i=e-dr，净出口函数为：，整理可得：

2.中国IS曲线的特点。IS曲线的斜率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β、利率对投资需求的影响系数d和边际进口倾向γ。首先，我国是个高储蓄率的国家且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居民倾向将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储蓄以应付未来的意外事件和养老，消费意愿不强，造就了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其次，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投资受政府宏观调控目标的影响很大，因而投资对利率的敏感度较低；最后，在居民整体偏向储蓄，消费意愿不强的情况下，边际进口倾向也较低，这三种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我国的 曲线比较陡峭。

（二）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LM曲线方程

1.LM曲线的推导。实际货币供给量（）由央行根据宏观经济发展状况确定，实际货币需求由人们对货币的交易需求和预防需求（ky）以及投机需求（A-hi）构成，在货币市场均衡的条件下有：=A+ky-hi，其中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实际利率，即：i=γ+π

整理有：

2.中国LM曲线的特点。LM曲线的斜率取决于货币的交易需求和预防需求对国民收入的敏感度k和货币的投机需求对名义利率的敏感度h。由于我国金融市场不够发达，资本市场规模较小，金融产品品种和投资渠道较为单一，加上居民的投资观念欠缺，大部分收入用于储蓄，使得名义利率的变动对货币的投机需求影响较小；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以及居民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使得预防性货币需求在居民收入占较大比重；当收入提高时，居民进行商品交易时交易量和交易额更大，需要的货币更多。按理说我国的LM曲线比较陡峭。但刘玉红根据2000-2006年的宏观数据进行动态估计，得出我国LM曲线斜率约在0.2-1.0之间。究其原因，我国的名义利率水平长期在低位波动，处于准流动陷阱阶段。

（三）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BP曲线方程

1.BP曲线的推导。国际收支差额BP等于净出口减去净资本流出，即：BP=nx-F，其中资本净流出函数为：F=σ（rw-r），σ为国外实际利率与国内实际利率之差对资本净流出的影响系数。在国际收支平衡时，即BP=0。整理得到

2.中国BP曲线的特点。BP曲线的斜率取决于边际进口倾向γ和资本净流出对国外和国内实际利率差的敏感度σ，在我国实行资本项目严格管制的情况下，国外和国内实际利率差对资本净流出影响非常小，边际进口倾向相比资本净流出对利率差的敏感度而言显得较大，因而BP曲线也很陡峭。实际上刘玉红根据2000-2006年宏观数据进行动态估计得出我国的BP曲线斜率在2.2-3.2之间，也就是说BP曲线比LM曲线更陡峭。

三、模型的运用

在我国的IS-LM-BP模型中，如图1和图2所示，假设我国处于初始均衡点E（y0，r0）。在国内外因素使人民币名义汇率上升的情况下，实际汇率也随之上升，国内产品相比国外产品更为昂贵，致使出口减少，从而IS曲线左移到IS'；同时在国内实际利率不变时，资本净流出保持不变，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净出口也应该不变，故进口必须减少，又进口是国民收入的增函数，因而BP曲线也向左移动到BP'。新的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均衡点为点A（y1，r1），在国内市场均衡点A决定的利率水平r1下，对应的国际收支曲线上国民收入小于均衡点A处的国民收入y1，国际收支出现逆差。然而由于我国具有巨量的外汇储备，短时期内的国际收支逆差是可以维持的，因而假定国际收支的顺逆差不会导致人民币汇率自动调整。

（一）财政政策

如图1所示，如果强调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国际收支的均衡，政府可以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IS'左移到IS"，使国际收支平衡曲线BP与货币市场平衡曲线LM决定的均衡点B在IS"曲线上，新的三重均衡点为B（y2，r2），相比人民币升值后的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点A（y1，r1），国民收入和利率均较低，国民收入的降低使进口减少，净出口增加，在马歇尔-勒纳条件成立情况下，经常项目顺差，而较低的实际利率使资本净流出，资本项目出现逆差，两者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得国际收支在点B平衡。较低的利率虽然促进投资增加了总需求，但紧缩的财政政策和人民币汇率的上升抑制了总需求，总的结果是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下降，以经济增长减缓甚至衰退为代价谋求三重均衡是不可取的。

如果强调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均衡时国民收入为初始状态y0，政府可以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使IS'右移重新回到IS，此时国内市场均衡利率为r0。在国际收支平衡曲线BP上，和r0相匹配的国民收入小于y0，故国际收支出现逆差。相比人民币升值后的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均衡点A（y1，r1），实际利率从r1重新回到r0，实际利率的上升抑制了投资，扩张的财政政策对投资有挤出效应，但总的来说，国民收入仍然增加。国民收入的增加使进口增加，在出口不变的条件下，净出口减少，国际收入恶化，但实际利率水平提高，资本净流入，国际收支改善，相对人民币升值后国内均衡点 处国际收支水平，不能判断国际收支逆差是否扩大。

（二）货币政策

如图2所示，如果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去实现国际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国际收支平衡，在LM向左移动到LM'，使国际收支平衡曲线BP与产品市场均衡曲线IS决定的均衡点B在LM'曲线上。在三重均衡点B（y2，r2），相比人民币升值后国内市场的均衡点A（y1，r1）点，实际利率上升而国民收入下降，较高的实际利率促进资本的净流入，资本项目出现顺差，较低的国民收入减少进口，使净出口增加，经常项目也出现顺差。在三重均衡点形成的过程中，国际收支改善，最后国际收支处于均衡状态。较高的实际利率抑制投资，人民币升值降低净出口，国民收入在两者共同作用下大幅下降，经济陷入衰退，这种政策是不可取的。

如果使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下的国民收入为初始状态y0，而放弃国际收支平衡，可以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LM向右移动到LM"，新的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均衡点为C（y0，r3），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使利率大幅降低，进而刺激投资促进国民收入，利率相比人民币升值后的国内市场均衡点a（y1，r1），实际利率下降而国民收入增加，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都出现逆差，由此可见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但是牺牲一定的外汇储备发展经济有一定的可行性。

四、结论

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出口会受到很大的抑制，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会造成国际收支逆差，但考虑到我国有巨大的外汇储备，能够支持一段时间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逆差，政府实行藏汇于民就应该将外汇储备用来发展经济。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能够使国内外市场都达到均衡水平，但是以经济的衰退为代价是不可取的。因此，政府不应该刻意追求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国际收支均衡，而应以牺牲一定的外汇储备来发展经济。

参考文献：

[1] 丹尼斯·R·阿普尔亚德、小艾尔佛雷德·J·菲尔德.国际经济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2] 刘玉红.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证分析[D].长春：吉林大学，2007.

篇5

4月10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首度“破七”，比价为6.992∶1。虽然早在预料中，但人们仍然表示高度关注。那么，人民币对美元的不断升值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对我们的生活、理财与消费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2005 年7 月，我国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开始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之后，人民币呈现持续小幅升值走势，汇率弹性不断增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对美元累计升值幅度已经超过15%。就中国经济而言，汇率制度的改革是一把双刃剑，利与弊同生共长。但除了对就业市场的负面影响较大之外，人民币升值对经济的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相反，对抑制通货膨胀还具有积极意义。

升值是就美元而言

我们这里谈的升值是指人民币币值对美元币值的提高，简单的说就是用比原来少的人民币就能兑换到同样数量的美元。比如，原来要用800 元人民币才能兑换100 美元，现在只需要用700 元就可以兑换100 美元了，节省了100 块钱。或者换个角度讲，原来100 块钱只能换成12.5 美元，现在100 块钱可以换成14.29 美元，比原来多兑换了1.79美元。美元贬值会使外国人持有的、以美元标价的资产价值下跌。许多向美国出口或者产品交易以美元结算的大型国际工业公司越来越担心利益受损，转而以其他货币结算。投资者也愿意更多投资非美元货币，以规避美元贬值风险，获得更多收益。

自汇率机制改革以来两年多的时间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展现了较快的升值速度，但人民币对欧元、日元、澳元等非美元货币在持续贬值。从今年1 月1 日到3 月31 日，人民币对欧元贬值3.8%，对日元贬值9.6%，对澳元贬值0.2%。

升值了，外币怎样理财？

在汇率波动及市场不确定因素较多的情况下，购买外汇理财产品一定要注意汇率风险，特别是处在贬值通道中的外币产品，更要慎重。对于美元固定收益类产品，银行给出的年化收益率一般是5 ～ 6％，而人民币一年定期存款利率是4.14％。也就是说，一年内人民币的升值幅度要低于1.86％才能保证这类产品不具有汇率风险。举一个例子来说，假设某种一年期的美元固定收益理财产品，年收益率5%，现在的汇率是1美元兑换7元人民币，投资者购买了100 美元的理财产品，一年以后，本息合计是105 美元。如果一年后到期时的汇率仍然是1 7 的话，105 美元就相当于735 元人民币。但是如果人民币升值了3%，一年后的汇率是1 6.8，那105 美元就只值714 元人民币。而如果同期人民币存一年定期，那么700 元人民币一年后可以获得728.98 元，收益要高于美元理财产品。

另外一类外币理财产品多为浮动收益类产品，目前该类外汇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一般比固定收益型外汇理财产品要高，但高收益一定伴随着高风险。虽然其宣传单上动辄20%、30% 的收益率很具诱惑力，但是这类产品多为结构性挂钩产品，从近期纷纷爆出的“零收益”事件中，可以看出它具有一定的投资风险。而且由于目前银行自身的研发能力尚浅，投资者介入还需十分小心，尤其应注意其中的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如果您短时间内要去美元国家消费，那么不妨继续持有美元，因为在那些国家，美元的购买力是不受汇率的影响的。如果手中的美元长时间（至少一两年）闲置不用，您就不妨将其兑换成澳元、欧元、日元等，既能避免美元贬值损失，也方便投资这类币种的理财产品。目前这类产品的购买价值还是比较大的，其收益率大约是银行同类币种存款利息的3 ～ 5 倍。

“中国制造”，有人哭有人笑

汇率是一个国家进行国际经济活动时最重要的综合性价格指标，在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中执行着价格转换的职能。若一国的汇率升值，则使得出口价格相对提高，进口价格相对降低，从而引起出口量下降，进口量上升，这有助于缓解对外贸易顺差的压力；反之则会造成出口量上升，进口量下降。

“中国制造”的出口产品有两种，以机电等资本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为主。一种是纺织、服装和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技术含量较低，同时由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对汇率变动非常敏感，受人民币升值冲击较大，他们不得不转向开发新产品、提高技术水平、培育自主品牌等，以寻求新的利润来源。另一种则是技术密集度相对较高的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如机械和运输设备、化工和通讯等产品，我国已经形成较大的竞争优势，汇率升值导致的出口价格上涨容易被进口成本下降、新产品开发和技术进步所抵消，受升值的影响较小。因此，我国出口总额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从中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缓解贸易顺差过大的矛盾，从而有利于我国经济更平稳和持续发展。

美元消费更划算

篇6

港币持续走强预期难获满足

自今年年初开始，美元／港币的即期汇率就不断尝试7．75的水平，这是2005年5月香港金融管理局确定的强方兑换保证水平(即买入美元)。事实上，1年期美元／港币远期期汇目前维持在7．71的交易水平，显示出市场预期港币会继续走强，1年内将超过强方兑换保证水平(图1)。对港币的旺盛需求主要有以下原因：从2005年12月中旬开始，美元急剧滑向疲软；对在香港上市的中国相关股票的需求旺盛；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转变后，对人民币再次升值的不断期待。

但值得注意的是，联系汇率制和港币的挂钩程度均是由香港财政司司长决定的，而不是香港金融管理局。换句话说，任何与港币的挂钩机制相关的改变都将是一项政府决策。在现行的货币发行局机制下，香港金融管理局仅仅只负责调整外汇基金所持有的外汇储备数量来支持政府相关的财政政策。目前美元／港币的兑换保证区间设定在7．75-7．85之间，一些建议表明扩大兑换保证区间或者把港币挂钩于价值更高的货币有利于缓解港币升值的压力。但不管哪种做法都只能被视作是金融管理局将积极促使港币升值的前兆。

2007年前，预计不会出现港币对美元挂钩调整的政治诱因。现任特首的任期将于2007年结束，政府会努力把可能对经济和金融市场造成不稳定的因素降到最低，以确保政府的平稳交接和过渡。

除了即将到来的特区政府改选，两地成本之间的差异也是香港特区政府不急于让港币跟随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之一。今年1月与国务院总理会晤之后，香港特首曾荫权注意到香港的高成本是其竞争力的关键结构性挑战。从政治的角度考虑，人民币的升值有助于缩小两者之间的差异。

港息增长周期先于美国见顶

由于香港金融体系内的流动资金已经相当充足，并且从内地引入了宽松的流动性，加上美国的紧缩周期已进入了收尾阶段，这三个方面的主要原因将促使香港利率增长周期先于美国到达顶点。

香港金融体系内的流动资金充足。香港的额外存款与GDP的比率(额外存款：总存款―总贷款)高达123％，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图2)。由于银行系统内的流动资金充足，最近一轮的资本流入压低了3个月期的香港银行同业拆息利率(HIBOR)，使其低于3个月期的美元伦敦银行同业拆息利率(LIBOR)75个基点。

从内地引入了宽松的流动性。港币和美元之间的利率差反映了香港的资金流动情况。当2003年底资本开始流入香港的时候，人民币的实际利率与港币和美元的利率差就呈现出明显的相关性(图3)，而当港币利率达到美元利率的水平时，相关性就不在了。2005年5月，香港金融管理局引入了“双向限制”的兑换保证，保证使香港的利率变动与美元的利率活动周期一致，但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内地宽松的金融政策再次辐射香港。

除了两地一贯密切的贸易和投资纽带，另一个重要渠道是市场对香港与内地相关资产的需求。整个中国的金融市场实质上是一体的，外资的流动已显示出其对H股升值的期待，这是近期资本大量涌入香港的主要原因。

美联储升息已近尾声。高盛的经济学家认为美联储仍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利率，但何时停止紧缩依赖数据分析的结果。事实上，美联储基金期货市场预计3月将有80％的可能出现新一波利率上涨，而到5月利率上涨的可能则不足50％。这与去年的情况截然不同，换句话说，美联储的紧缩周期可能已近尾声。

在此背景下，商业银行提高借款利率的压力会得到缓解。目前我们预期3个月期的香港银行同业拆息利率将达到4-4．25％的最高点。而美联储强于预期的紧缩政策意味着3个月期的香港银行同业拆息利率将在接近上限的时候达到顶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大规模的IPO导致银行间对资本的流动性要求更高，利率今年也可能会出现周期性的大幅波动。

香港进入资产再次升值的周期

如果不对名义汇率进行调整，我们估计在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和内地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下，香港将迎来更稳固的资产再次升值的周期。

中国正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深化到岸外汇市场改革，这将促使人民币的汇率制度平稳过渡，使之真正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管理。在美元疲软的情况下，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大幅升值变得更加容易，而无需走强于一揽子货币，对港币来说亦是如此。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注意到中国的政策制定愈发倾向于拉动内需。尤其是货币管理当局正尝试以保持国内良好的流动性来平衡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紧缩效应。这反映在收益曲线的下降趋势上(图4、5)。

对内地和香港经济增长的乐观估计以及利率上扬周期提早结束的预期促成我们调高了对香港2006年GDP增长的预测。香港经济增长最大的受益方将是劳动力市场。港府刚刚公布的工资数据显示，2005年第3季度的工资增长达到了3．6％，高于第2季度2．8％的水平。有证据表明实际的工资增长可能比港府调查的数据更高，这是由于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促成的。预计通过财富效应，资产再次升值的影响将惠及消费，我们将对2006年香港消费增长的预期从之前的4．5％调高至5．3％。同时，把对香港GDP增长的预测从5％调至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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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民币升值;老百姓;利与弊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3-0160-01

1 人民币升值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利

1.1 海外留学消费

有子女在国外、境外留学的家庭,将是人民币升值的最大受益者。一方面是留学担保金额的下降,降低了留学门槛。另一方面是留学生在国外学习和生活费用的降低。例如,在当前形势下留学美国读高中,一年5万美元的费用,折合成人民币要比2006年节省6万多元。若就读本科,一年学费加生活费过去需要32万元人民币,现在只需27万元人民币。

1.2 境外旅游消费

人民币升值,对到境外旅游或考察、访问、探亲的个人来说,也能获利。一是人民币升值使出国旅游的成本降低。如2005年,一个消费者随团到西欧旅行,团费、自费项目和购物共花费将近4000欧元,折合人民币4.24万元;而现在,只需花费不到2万元就能随团到西欧旅行。二是由于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现在人民币在东南亚国家更易流通。只要游客有人民币需要兑换,当地导游会非常乐意提供帮助。

1.3 进口商品消费

在进出口贸易中,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的订单和结算通常都是以美元、欧元等世界主要货币作为交割手段。人民币升值必然导致进口商品成本降低。在市场竞争充分的条件下,因汇率因素而减少的这部分商品进口成本,必然最终反映到国内消费市场上来,而商家迫于竞争压力则会将这一部分利益转让给消费者。进口商品价格下跌势必引起需求的增加,当它们在质量上略优于国内产品,而其价格又因人民币升值而相对降低,消费者就可能更倾向于购买国外商品。一些价格在10万元以上的高档商品,价格可能会有明显下跌。这在汽车市场尤为明显,其价格下跌速度远快于其它小宗进口商品。

2 人民币升值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弊

2.1 老百姓日常生活受到较大影响

按理说,人民币升值了,也就是说钱值钱了,可是现在的国内形势,除了工资没有涨外其余的都涨了,柴米油盐、水电油汽、农副产品全面涨价,而且大有持续上涨的趋势。千千万万的普通市民将要付出更多的财富以维持和原来一样的生活水准。

2.2 加剧本已严峻的就业形势

人民币升值,除了企业出口利润率下降外,对就业威胁最大。我国是个靠出口生存的国家,外贸依存度为90%左右。有数据称人民币升值将使至少超过2500万人的就业人口面临冲击,三类人群首当其冲:一是密集型产业工人。由于人民币升值会抑制中国企业的出口,尤其是对纺织、加工等行业的影响更深。一些企业由于利润的不断降低面临倒闭的危机。而这些行业又恰恰是劳动力密集的行业,企业的倒闭必然带来失业人数的增加。二是高校毕业生。近年来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急剧增加,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已经达到611万,加上往年未就业的,两者叠加,使我国原本严峻的就业形势蒙上一片阴霾。三是外商投资企业员工。据有关数据显示,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已超过全国进出口总额的63%,外商投资企业的直接就业人数已经超过4350万。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为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做出了很大贡献。人民币升值增加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生产和出口成本,降低企业的利润,企业可能会因此减少雇员,引起失业。

2.3 内需无力拉动,引发通货膨胀

有很多人都在喊加大内需,但内需的拉升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首先,高昂的房价和教育支出占据了普通家庭的绝大部分收入,人们用于其他方面的开支势必减少。其次,社会分配机制的不公平化,那些消费能力巨大的中等收入的人群和企业承担了社会绝大部分税收,这无形中缩小了社会中低层次的消费能力。第三,人民币一旦升值,出口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尤其是不具有知识产权和品牌的低端制造业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造成某些领域的生产相对过剩,如食品、服装、文化用品等出口商品有40%-60%将转移到国内市场,这必然造成产品一定时期内的供过于求,而内需又无法消化出口的剩余,易引起商品价格波动,导致输入通货膨胀,这可能导致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加不合理,更易加大社会贫富差距,引发一些列社会问题。

2.4 股市、楼市泡沫加剧

今天被股票套牢的人们肯定清清楚楚的认识到一点:今天被套牢是因为中国在05年的时候人民币被升值而带来的巨大影响。因为人民币升值给国内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因为人民币被升值而带来的资产泡沫和企业倒闭而改变了中国国民的投资取向。

如果翻阅资料,就会发现中国房子升值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由于人民币的升值以及对升值的预期,开发商对于房价的未来收益趋势看涨,房价不断走高。国家持续施行的宏观调控并没有稳定房价,相反,导致房价的节节攀升。这些都让中国为数不少的无房一族在畸高的房价面前望房兴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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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抑制通货膨胀就必须从根本上发展生产，增加供给，还要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减少货币的流动性，控制需求增长。

笔者注意到了2008年和2011年这两个时间段都集中出现了人民币升值加速和物价上涨压力过大并存的现象。2011年4月29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首度突破6.50大关，至6.4990。仅2011年第一季度人民币升值幅度就达到了4.2%. “2011年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3%”

一方面，人民币处于对外不断升值的态势：而另一方面，国内宏观经济遇到了日益加剧的膨胀压力。善于思考的学生也不断就这一问题请教老师―――人民币升值是否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而如果这一结论成立，为什么我国政府对人民币升值一直讳莫如深？

首先，从表面和直接的联系来看，人民币升值对抑制通货膨胀是有一定作用的。它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人民币升值，进口商品价格下降，会引致国内物价普遍下降；第二，出口转内销商品的增加和进口商品的增加，引致国内总供给增加，会抑制物价上涨；第三，汇率升值会使进口的设备、原材料价格下降，进而抑制通胀；第四人民币升值后，出口创汇减少和外商投资减少，会使外汇储备下降，可使兑换等量美元的人民币数量减少。流通中的货币因而就会减少，通胀速度也将随之放缓；第五，人民币升值后，外商投资会减少，达到抑制经济过热的紧缩性宏观调控目标及效果。

当然，人民币升值对宏观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人民币升值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不利于我国商品出口，而利于外国商品的进口；另一个弊端是不利于我国引进直接投资。其导致的一个必然恶果就是失业人口增加，这是我国政府最为担心的事情。

2008年，学术界对用人民币升值来抑制通货膨胀的积极作用持谨慎态度，普遍认为人民币升值对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也是一把双刃剑。首先，我国的对外贸易具有极强的互补性，进口商品的结构，与造成国内消费价格上涨的商品在结构上是不一致的。进口商品的增加不足以平抑食品类带动的物价上涨。另外，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大量游资进入中国，引发了中国的物价上涨和推高了中国的资本市场泡沫。所以人民币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并存这二者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当然，在经济学界，这里还有一个关于日元升值带来灾难影响的经典反面教材。

从1980开始的，特别在1990年至1995年，第二名的日本GDP超过了第一名的美国GDP的一半！这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次其它国家和美国的经济差距缩小到一半的程度美国经济的象征――洛克菲勒广场被日本人买下了！美国的精神象征――好莱坞被日本人买了年！

1985年美国拉拢其它五国（7国集团）逼迫日本签署了以“行政手段”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 此后，两年多的时间，.美国要求根据协议促使日元升值。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从协议前的1美元兑240日元上升到1986年5月时的1美元兑160日元。在美国政府的干预下，到1988年年初，日元兑美元的汇率进一步上升到1美元兑120日元,正好比广场协议之前的汇率上升了一倍。到了1995年4月，日元的汇率急升至1美元兑79日元，创下历史最高记录。

日元升值的后果是洛克菲勒广场重新回到了美国人手中，通用汽车在这个广场的一卖一买中净赚4亿美元。日资在艰难度日中大规模亏本退出美国。我们可以从事例中看看1995年之后，日本和美国的GDP之比重新拉开了距离，而且越来越大。前车之辙，后车之鉴！

而由于近期中国通货膨胀压力加剧，学术界和媒体中关于通过人民币升值抑制通货膨胀的呼声渐起。不过，也有不少专家仍然坚持认为，国内食品价格冲击对CPI变化的作用更大，目前，中国食品大部分来自国内市场，因此并不能期望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有效降低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长期来看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短期内作用较小。

面对这两种声音，政府应该何去何从？笔者认为，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人民币升值对抑制通货膨胀的利弊，权衡当前人民币升值的利弊，做到从当前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当前，与几年前相比，目前国内经济形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也成为目前支持人民币升值的根据。

我国对原油、铁矿石等国际大宗商品的进口依赖度都超过了50%。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连续上涨，我国国内能源、原材料价格也“水涨船高”，输入型通胀压力明显加大。当然，人民币升值可抑制当前的输入型通胀。所以，央行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更加依赖汇率政策，来应对不断上升的输入型通胀问题。加快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应该说，在目前形势下，用人民币升值的手段抑制通货膨胀利大于弊。

不过，我们对于人民币升值抑制通胀的效果也不可高估。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的存在，是国际投机资本大量流入的根源。它必然会激励对国际投机资金流入中国，，在国际资本持续、大量流入的情况下，通过人民币升值来缓解我国人民币的供给的压力有可能成为一种奢望。我们可以在人民币过分升值前成功地抑制通胀压力，避免重蹈日本覆辙，警惕人民币升值到高位后外资突然外流可能给我国经济和金融带来的破坏性冲击。

篇9

但是，这个 “射击天才”在奥运会赛场上，却成了“上帝的弃儿”。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他一路高歌猛进，遥遥领先于其他选手。最后一枪只要不脱靶，埃蒙斯就可以稳获奥运会10米三姿射击金牌了。那枚金光闪闪的金牌，仿佛就在他眼前闪现，唾手可得。观众也屏气凝神，只等待埃蒙斯打完最后一枪，他们就可以欢呼雀跃了。

可是，鬼使神差。最后一枪，他不仅脱靶，而且还把子弹打在了别人的靶子上！

现场气氛，有种令人窒息的沉闷，人们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短暂的惊讶后，埃蒙斯耸耸肩，然后面带笑容地走到中国运动员贾占波跟前，与他热烈拥抱，祝贺他获得冠军。

埃蒙斯那灿烂的笑容，征服了现场观众，也征服了电视机前亿万观众的心。那笑容，是那么的清澈、那么的干净，没有蒙上一点世俗的阴影，纤尘不染。

贾占波每每回忆起2004年奥运会比赛中的情景，印象最深刻的竟是埃蒙斯脸上那灿烂的笑容。他说，那笑容，是一种最真挚的感情流露；那笑容，成为我生命中的永恒，给了我巨大的信心和力量。

四年后，埃蒙斯又出现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赛场上。决赛中，埃蒙斯一路遥遥领先其他选手，最后一枪，只要不低于4.4环，他就可稳获冠军。

就在观众静待埃蒙斯最后一枪打完，向他欢呼雀跃时，不可思议的一幕再次重演：埃蒙斯又脱靶了！

埃蒙斯脸上露出短暂的惊讶神色后，很快地又平复如初，露出灿烂的微笑。他走到获得冠军选手中国运动员邱健身边，与他热情握手、拥抱，表示最真挚的祝贺。

面对埃蒙斯的笑容，邱健感动得热泪盈眶。他轻轻地拍打着埃蒙斯的后背，喃喃地说道，您的笑容，是送给我的最好礼物，也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埃蒙斯的笑容，也彻底征服了捷克著名射击女选手卡特琳娜的芳心。比赛结束后，她走到埃蒙斯身边，大胆地向他表示自己的爱慕之情。

卡特琳娜说，是埃蒙斯的笑容，彻底打动了她。在巨大失败面前，还能流露出这么灿烂的笑容，这就是一种强大和无畏。

有记者问埃蒙斯，两届奥运会，您都与冠军失之交臂，这是人生中多大的遗憾啊！

埃蒙斯听了，微笑着说道：“这没有什么遗憾的，竞技比赛正是充满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才使得比赛更加充满着悬念，更加扣人心弦。比赛结束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了，下一步我还要去恋爱、度假、旅游、团聚。生活是多姿多彩的，而不应该仅仅只是比赛，这才是生活的主题。”

篇10

关键词：流动性过剩；诊断；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10-0070-06

当前，宏观经济领域存在的诸如CPI上涨过快、对外贸易与国际收支双顺差、价格结构扭曲等问题，引起人们对宏观经济稳定性均衡的担忧。本文认为，看待宏观经济领域的货币供给过剩首先弄清楚是不是有效需求过旺；其次弄清楚货币泛滥最终是从哪部门引发的；最后再看采取哪项政策符合上述性质。货币流动性过剩并不是由总需求太热引起。控制货币总量非但不能消除金融主导性流动性过剩，反而极有可能使价格体系更加扭曲并最终带来滞胀。消除流动性过剩应主要加强资本市场监管与强化收入分配政策。

一、流动性过剩的基本诊断

1．近年来宏观经济指标

2．流动性过剩的基本诊断

对流动性过剩做出基本诊断：第一，货币供应量增加。自2002年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已经从通货紧缩中走出。第二，存在潜在的通胀压力。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货币流通速度自2002年以来明显放慢，流量名义GDP未能吸收尽广义的货币供应量M2，购买力指数超过名义GDP增长指数。第三，银行体系以外的融资规模（金融债券、可转让存单、可转换公司债券、附认股权证债券、信托类存款等）有了较明显的扩大。反映这一指标的筹资增长率快于社会商品零售增长率，流动资金比率、速动资产比率、净资产值等在一些机械类上市公司都有明显的提高，企业存在着过剩筹资现象。第四，投资压抑。银行系统的中长期贷款增长虽较为稳定，但考虑到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年报中内部资金比率（资金总额/设备投资+折旧）的上升态势及信贷资金具体运用于账外资产，投资过热并不存在。第五，外汇占款一直处在扩张态势，这可能是在实体经济领域货币投放较多的原因，但它不可能是造成流动性过剩的原因。因为，所谓过剩是没有被总需求吸收的货币供给量，尽管最终可能导致总需求上升，但不是惟一的。外汇占款太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结售汇制，使外汇过度集中在央行，如果让外汇藏于民，货币投放压力就可以减轻。这也说明外汇占款不足以反映出经济体系的基础受到破坏。第六，流动性过剩不宜估计太高。原因在于在金融主导性的流动性过剩背景下，一旦当资产价格下跌，账外资产价值缩水，所欠债务偿还、备抵坏账增加等，极有可能是金融萧条。

二、紧缩性货币政策实施功效质疑

1．货币流动性过剩并不表示实体经济增长过速

传统的需求管理政策的基点认为物价是货币现象，需求的增加最终是由货币购买力指数超过实际GDP增长指数所造成的，这一超额部分自然就表现在物价水平的上涨上。当总需求上升而总供给曲线不变（此时货币工资不变），实际工资下降，总需求减少，不会形成通货膨胀。只有当货币工资增加，导致总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才会出现通胀。传统的需求管理把通胀归为成本推动与需求拉动，这种理论实质是把金融世界与实体世界看做是内在一致的，金融领域的变化必然会反映在实体经济领域。可以说，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是休谟、费雪、卡塞尔理论的复活。当一国的出口增加，黄金就流入本国导致国内货币供给增加而物价上涨，物价上涨进口增加，黄金流出。黄金随贸易的出超或是入超而发生变化。一国控制物价就要控制货币供应量。具体的做法是当一国面临外汇储备增加而基础货币投放过多时，可以提高本国货币对外汇价或提高贴现率。迄今我们始终把金融领域与实体经济领域的变化看做是一致的。比如汇率调整的背后始终看成是国与国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与物价差异，而没有把汇率变动看做是独立于实体经济领域的一个宏观外生变量。事实上，当今的金融交易与实体经济并不是呈现出联动关系，在两国间物价增长比率不变的条件下，资本的对流同样会引起汇率变动。

我们先来看经济学家们对中国2007年经济增长的走势预测是如何偏离轨道的。大多数经济专家预测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为10%左右，而实际上经济增长率高达17．8%。扣除物价预期5%，预测值与实际值相差接近3%。如果考虑收入低估因素则差距更大。偏离人们预测的经济增长率究竟来自何方？按标准理论来分析，无非是消费、投资、政府支出与净出口。在消费领域中，由于收入领域预期的不稳定，按照持久收入理论，即使收入获得暂时性的增加，其支出也不会增加；按照一般宏观经济理论，在经济增长景气时，平均的消费倾向要小于边际消费倾向，而边际消费倾向本身是递减的，平均消费倾向也不可能增加。在中国，居民边际储蓄倾向的递增现象表现得尤为明显，居民储蓄存款历年呈提高趋势，而且与实际利率没有多大关系。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涉及民生领域改革的深入，居民对自己的预期收入不稳定性因素因缺乏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而增大，储蓄倾向递增还会持续。据武剑的研究，预期是推动储蓄的主要力量[1]，这点在温总理报告中也首次提出稳定预期的重要性。可见，这几年推动名义GDP上升的消费几乎不存在。投资又在GDP增长中确切地说在经济增长过热中贡献了多少？是投资过剩了吗？这可以从I

显然，流动性过剩并不是由经济过热引起，而是实体经济以外的因素。从统计数字来看，金融交易的增长率明显快于实体经济增长率。1998年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get ready for the phoenix”的文章，指出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世界经济最大变化在于左右兑换率的力量从商品贸易转移到了通货领域。

再来看看近邻日本1990年10月1日的“黑色星期一”。无论从基本面的哪个视角，都没有理由相信股票价格会大暴跌。在经济变化前，既没有物价的上涨，也没有经济增长的停滞。而在蓝领工人失业前白领工人首先失业，这绝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能够解释的经济现象。现在的美国市场流动性不足主要针对的是实体经济增长缓慢，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下滑，但这并不等于说是整个市场流动性的不足。在股市上表现出来的股价下滑、银行体系流动不足、美元对欧元等主要货币持续贬值在初始形态上与实体经济并无多大关联。市场流动性不足的根子在于远离实体经济的金融资产价格下滑而导致后续资金链的断裂，一些主要依靠不动产抵押与股票等有价证券质押的金融机构在资产价格下滑时，其账面价值自然发生下滑，为满足BIS的要求，贷款的额度也就只好削减。因而欲借联储体系的注资与下调贴现率行为来缓解金融体系的流动性不足，其结果除了提升物价水平与美元的持续贬值并带来贸易伙伴因升值压力而使其国内问题愈发严重以外，不会有太多的帮助。其实，美国经济所面临的此类金融萧条所导致的实体经济萧条并不是第一次。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金融自由化浪潮下，M2+CD及其他货币市场的金融资产规模猛增。随之而来的就是高风险资产规模猛增，最终演化成整个金融体系的全面倒闭。这种由金融主导下的经济萧条单纯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与对外的弱势美元政策并没有帮助美国真正削除经济领域中一些不安定因素，特别是金融脱媒现象的消除。

2．货币流动性过剩并不是由银行信用体系创造所致

对银行体系而言，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或减少受到准备金数额的限制与货币乘数的限制。准备金包括银行的库存现金及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库存现金受到公众现金/存款比率的影响。现金/存款比率越大，银行体系中的库存现金就越少，银行体系的货币乘数也就越小。流通中现金的增加也与流动性是否过剩没有太大的关系：一个国家支付结算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众持有现金的愿望，这直接决定着存款货币的多少与货币供给量的多少，银行为何喜欢发卡，就是借电子货币在银行间的划拨与清算，使对公众的负债永远成为其稳定的存款货币来源，便于银行资产扩张。但这种愿望的实现并不是银行一家所说了算的。即使银行无能力吸储导致公众现金太多，也一点都不会比吸储以后形成的庞大的信用创造活动所形成市场流动性过剩来得大。此外现金与通胀率之间的关联度也正在丧失。既然现金不可能成为防通胀的货币，自然通胀与公众现金偏好无关，M2的扩张剩下的无非是存款货币以及它的扩张倍数。

存款货币来自于央行的基础货币，如果基础货币投放量多，货币供给量在其他因素不变下就大。基础货币是如何投放出去的也就成为对市场流动性过剩的性质做出界定的先决条件。基础货币=（国外资产净额+政府债权+对商业银行债权+对其他金融机构债权+其他有价证券）－（政府存放+其他项目净额）。因此，影响基础货币的关键因素是：第一，政府财政收支。赤字=基础货币增加。反之，则相反。近几年政府的预算赤字比前几年有了明显的下降，因而这不可能成为货币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因素。第二，国际收支。若国际收支盈余，基础货币增加。这些年来，我国的外汇储备连年增加，外汇占款成为过多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来源，中央银行在买进外汇时，必须增发等值的基础货币。但是出口的增加与汇制的改变显然不可能是银行体系一家的事，在开放经济体条件下，甚至不是一个国家的事。第三，对商业银行的债权。这部分的投放受货币市场体系的制约，特别是受公开市场业务的限制。可以看到，形成基础货币投放压力过大的是经常项目与国际收支。我们暂且可以说，通胀的压力不是由于国内银行部门形成的，也不可能是经济过热。人民银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控制信贷规模，防止经济过热，实际上没有认识到流动性过剩并不是由于经济过热引起，在储蓄大于投资下投资需求不可能是过热的根源。同样，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净出口增加也不会是经济过热的原因。再说汇率变化对其他客观经济变量具有外生性人民币，升值不会减少出口，消费就更不是经济过热的根源。

在影响流动性过剩中另一关键因素是货币乘数，而影响货币乘数的除现金漏损以外，主要由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活期存款与存款总额的比率这三大因素所决定，存款准备金率一直很高，剩下来的也就无非是活期存款在存款总额中比例，如果该比例变小，导致货币乘数扩大。这似乎是在说，银行经营因素导致流动性过剩。但定期存款比例过高既反映出利率杠杆未能真正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这取决于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也反映出投资压抑而不是过热。

3．企业融资渠道的变化是造成市场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根源

（1）融资领域的金融脱媒。在金融交易在后而实体经济流动在前的经济流向体系下，企业的生产投资流动构成贷款与存款的主要来源，企业的负债经营成为银行部门的资产来源，而企业转账结算构成银行的负债来源，这样一种资产负债经济流向，使企业的融资活动依赖于银行。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企业的内部资金比率（内部储备+折旧/设备投资总额）和以权益融资的设备投资额都在不断增加。内部储备金主要表现在企业现金资产与有价证券上,这得益于实际利率的下降与股价攀升，特别是2007年是中国证券市场表现非凡的一年。企业在证券市场募集到了巨额的现金资产,许多公司纷纷增发新股与可转换公司债券及附认股权证的公司债券。股价的上扬，使可转性债券纷纷行使转换股票，由原来的债权转换成股权，企业的筹资负债一下蜕变成企业的巨额现金资产，资产净值在没有相应负债支付下几乎是直接融资多少就有多少。比如电广传媒，2007年的净利比2006年增了11倍。这是典型的企业生财术现象,比从银行借钱然后搞实体投资显然划算多了。如此廉价的筹资成本，使企业出现了过度筹资现象：企业筹资额的增长率超过正常交易(实物交易+正常金融交易)所需金额的增长率，这主要表现在流动资产/流动负债、速动资产/流动负债比率的提高上。流动资金比率的上升，使企业的运营风险被暂时掩盖,这正是导致泡沫经济膨胀的因素。流动资产除了现金外还体现在法人间相互持股而增加的有价证券。如果欲使直接融资能持续下去，就不能让更多的资本金都变成股票导致股价下跌，法人间相互持股就可以保证股价稳定化。

（2）投资领域脱媒。这是指居民与企业投资不流入到实体经济部门或者不把资金运用于交易中支付结算或是投资设备的重置，而是投资于股票与房地产。投资股票的途径或是由居民企业直接购买股票或投资于基金或由货币信托机构将资金运用于股票资产形态上。1997年，居民将定期存款从银行取出而转向购置基金或房地产，导致基金数目猛增，一时供不应求，这也源于股市的繁荣。当股价持续上扬时，基金获利颇为丰厚，新基金数目猛增以满足居民与企业在股价上扬中分得一杯羹的需求。沪深两市的开放基金数达到308家。在基金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基金即货币信托基金也颇受青睐。货币信托是银行收下投资者的资金交给证券公司替资者购买股票，于是出现了蚂蚁搬家的脱媒。特定的货币信托把有价证券账户所持有的证券当作企业的账外资产来处理。这样账外资产意料不到的损失不会反映在企业的账面价值上。再加上对特定货币信托收益率估计可以采用购置成本与市价孰低法来进行，更使特定货币信托成为股价上扬的推波助澜者。在投资领域脱媒中，地价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扮演者。资产价格的急速上扬，使M2+CD增加迅速。在M2+CD急速增长中，货币流通速度低于正常年份，出现货币过剩。没有转向流量的过剩流动性就转到了地价这一存量上。这几年房地产价格指数长势惊人，许多地方把房价达1万元/平方米看成是大城市的标志。地价指数及批发物价指数连年上升也说明投资领域脱媒现象严重。

（3）银行媒介功能脱媒。企业与居民脱离银行，银行依靠实体经济的储蓄―投资媒介而获取收益的通道就被封死。银行随之便在房地产抵押贷款与股票等有价证券质押贷款两个领域加大了资产运作的力度。地价与股价的上涨导致借款人账外资产的增加与抵押能力的增强，从而促进了房地产抵押贷款与有价证券质押贷款的增加，对银行来说金融资产的增加来自于企业与居民金融负债增加，而后者促使股价、地价上扬。这样，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互为推动。当然，我们不能说存量资产价格的上扬是由货币供给增加所引起的。相反，货币供给的增加是由存量资产价格上扬所引起，根源在于M2+CD的M3得到了过快的增长。在货币供给增加、货币流向主要体现在存量领域的同时，由于金融创新的滞后，一些本应由银行提供服务的机构却得不到银行的支持。中小企业与创新产业（企业）由于不具有银行要求的不动产与质押票据而无法得到贷款，货币真实有效需求被压抑。体现GDP流量的原材料、商品定单、科技发明专利等动产往往因为资质而不能像不动产与股票那样用以贷款申请。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流动性过剩并不是所有部门表现出的特征，相当一些部门的流动性还显不足。

4．法定存款准备金调控不了物价的上扬

几乎大多数新兴经济市场体国家的中央银行采用了法定存款准备金这一大棒政策来控制物价上涨以稳定宏观经济。在考虑物价上升预期下，这一政策的效果并不理想。

令实际价格上涨率为π， id为银行系统对各种期限的各类存款提供的名义存款利率，令it为对各类借款人索要的名义贷款利率。实际存款利率rd与实际贷款利率ri分别表示为：

rd=id-πri=it-π（1）

再设平均存款准备要求为k%（1>k>0），因而，停留在银行存差形态上的实际存款L只是基础存款的（1-k）%，表示为：

L=(1-k,l)（2）

再设准备金是以无息形态出现的。现在来看准备金要求会对在发生通胀预期的情形下的利率走向构成何种冲击。

我们进一步假设接受存款的商业银行的营业利润为零，即存款无利差空间。该假设实质是从证伪的视角来看i在解决宏观经济不稳即高利率与高物价、低利率与低物价时的作用，零利润的条件为：

il=id1-k（3）

将公式（2）两边各减去π，再根据公式(1)，实际贷款利率又可写成：

rL=rd1+k+πk1-k（4）

等式（4）表明，实际贷款利率超过实际存款的部分是k，π和rd的递增函数。对一定的实际存款利率rd和准备金要求k而言，实际贷款利率与π是同步的。

进一步地，由于通胀率的上升，迫使银行给存款支付更高的利率，以维持自己的可贷头寸，但由于要在存款中拿出k的部分，因而迫使银行进一步提高贷款利率。如果对公式（4）做一变换对其左右各减rd并做简单代数处理，得：

rL-rd=rd•k1-k+πk1-k=it-id（5）

等式（5）表明，存贷差与k及π一同增加。显然，旨在稳定宏观经济的准备金制度安排不但起不到实质的作用，反而会成为利率进一步趋高的推进器。

如货币当局不愿利率趋高而设置存贷款利率上限，结果会使得贷款规模在高准备情形下而趋减，货币市场就会存在贷款的过度需求，非正规的融资安排将会出现来填补正规融资的空缺，从而导致乱拆借，乱集资。特别地，当一些非正规金融机构不受货币当局统一管制时，其贷款的利率与存款的利率会一并增长，从而导致金融资源价格“双轨制”，严重扰乱金融秩序。这在我国1996年清理违规拆借中找到这一理论的经验支持。而若当π上涨，宏观经济运行出现流动性过剩时，如果k不变，那么，要使公式（5）成立，存贷款利率必须上调。但同样的道理，由于银行系统的利差空间需要，贷款利率上升得比存款利率为快。作为利率上调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时的准备k必须提高。在物价、利率、存款准备金的相互关系上，一旦形成对物价的上涨预期，利率向上调整的压力就会始终存在。这时，调高法定准备，以此紧缩可贷头寸的货币政策可能的结果是使那些依赖银行的部门难以正常运转。

上面的分析清晰地显示出，存款准备金制度并不能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特别是当物价上涨来自存量价格上涨的财富效应时，就更是难以稳定宏观经济。

三、缓解流动性过剩的政策思考

1．强化收入分配政策，增加货币供给的吸蓄能力

按一般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货币需求中的交易需求是国民收入的函数。收入的增加有助于提升货币的交易需求，同时也有助于经济增长，防止货币供给增加过多（这里主要是指银行体系以外的货币回流即企业与居民金融资产组合的调整）而造成通货膨胀压力。收入分配政策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第一，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稳定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预期，降低其出于收入增长不稳定考虑而出现的消费不足。具体而言，应加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真正使想消费的群众能消费得起。转移支付的力度应与物价指数挂钩且略高于CPI。这主要在养老金、退休金、医疗保险金等方面要有切实的措施，让所有的“地”都有“水”的滋润。第二，收入增长应先于经济增长。之所以要强调收入增长先于经济增长，主要考虑到在经济增长后，居民对相应的物价上涨也有一定的承受力，对物价上涨的理解力会得到相应提高。如果物价先涨，工资后涨，心里上的感觉总是觉得工资赶不上物价，而工资先涨物价后涨会有一种心理上的领跑感觉。第三，改变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格局。这个问题涉及到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即股东收益最大化，还是经营者收益（托宾q）或企业职工收益最大化，抑或是各种利益主体的平衡。以股东收益最大化，体现在股息的增长高于收入的资本化率。企业的未分配利润，留存盈余比就会降低；以经营者为最大化，就会使未来股息收入的资本化率（无风险资产收益率+风险溢价）高于股息增长率，以职工收益最大化则使股息增长率与资本化率增长同时下降，股价就可以保持稳中有降。在我国目前大多数企业的治理结构中，均以经营者收益为最大化。这样，权益类账户的余额因此而得到膨胀，使借助可转换公司债券与附认股权证的权益融资能力得到投资者的青睐。一些国有独资垄断性企业在境外成功发行权益融资证券就是例证。而如果以职工收益为最大化，则无疑会降低其权益融资能力。在M3主导的流动性过剩中调整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格局，无疑是有积极的作用。附带要指出的是卡尔多的分配论是针对全社会储蓄率不足而提出的。我们这里是基于S>I而提出来的分配理论，增加职工的收入在既增加货币需求的同时也减弱了M3的货币扩张能力。

2．加大金融监管力度，提升金融监管水平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美日两国的经济萧条源自于金融自由化的同时，金融监管未能及时跟进至场外市场。一系列的金融机构与“生财术”大的企业纷纷与原有的金融机构相抗衡，尤其是一些金融衍生证券更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这虽然使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各种投资理财品种纷纷亮相，但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又成了风险的根源。在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由于金融自由化而导致的。这种金融自由化具体表现在：第一，金融丧失媒介。资金从实际利率偏低的定期存款转到了货币信托。第二，日元的自由兑换，导致游资的增加。第三，期货交易的推出，直接推动了日经225指数的上扬。第四，BIS的资本充足率限制，导致银行信贷资产减少。第五，金融交易离开实体领域。日元转换限制的取消，企业过度融资等，大量资金流入风险资产。日本当时的情况除了股票指数期货交易以外与我国目前的情况颇为相似。当然，金融领域的自由化是经济开放的必然要求，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自由化，而在于如何开放，如何在自由化的同时，加强对金融领域的监管。当前监管领域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多头监管，职能交叉重叠。因此，监管机构的设立是实施监管有效的第一步。第二步，是选择监管的领域。在金融日益自由化的今天，货币资本市场是连成一体的,我们很难区分清楚虚拟经济金融与实体经济金融的边界，如果虚拟经济的泡沐膨胀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溢出而流入实体经济部门。就金融风险的汇聚源来说，主要的不在于银行领域。因为银行的监控指标，如审慎条例、资本充足率指标比较完备，且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控制手段也较为严厉。主要监控对象应从货币市场转向同样也能提供与货币具有同等资产效力的资本市场。就我国目前而言，由于公开市场业务还不完备，预警风险指标、内部监控指标没有真正确立，投机心理较严重，不适宜推出股票指数期货交易，也不适宜推出创业板市场。第三步，监管的手段必须由场外走向场内，对每周的M3进行及时必要的审慎分析。如果连续2―4周出现M3异常变动，或出现定期存款/活期存款的异常变动，就必须采取临时性的随机干预措施。在金融自由化的全球背景下，一些核心国的泡沫会由汇率调整而向其他经济体转嫁，因此，实施有效监督还必须观察国外指标，构筑防火墙，主要手段是减少游资对流。在2007年净增加的6 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令人忧虑的是储备资产的来源不可能完全来自经常项目顺差，大量流入的资本也可能是资产价格泡沫的作俑者。

3．理顺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体系，提高出口部门成本

与依靠名义汇率提高不同，实际汇率的提升可以通过提高出口部门的成本来进行。一国的商品价格有些是可以借用卡塞尔购买力平价来阐述的贸易品价格，而另一些则是非贸易商品价格，一国的贸易商品价格与非贸易商品价格在商品价格指数中的权重大小直接影响着实际汇率的确定。实际汇率=国内商品（非贸易商品）价格/贸易商品价格，这一等式实质是购买力平价的一个变种。如果非贸易商品价格在总价格指数中的占比低于贸易品价格在总价格指数中的占比，那么按购买力平价理论就不能真正地衡量出不同经济结构国家之间实际的购买力水平，往往是低估了上述情形下的购买力水平。汇率低估人为地使进口品对于消费者而言变得昂贵而对生产者来说变得便宜了，生产者将增加贸易商品的生产。因为此时生产贸易品的获利更多，导致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宏观金融部门尽管可以采取发行票据或国库券的方式进行冲销，但筹资成本因吸引商业银行把资产由获利颇丰的贷款转变成票据或国库券难度加大也会增加，最终加大货币发行的压力。如果将外汇储备购买了比如收益率较低国家旨在增加市场流动性的国库券，这等于把资本出口到该国，该国再把得到的资本投资到流出国，此时，由于汇率低估，一进一出双倍损失。不仅如此，流入国还可以购买流出国国内商品而获取收益，如果是短期游资还会加大金融的不稳定性，特别会加重流动性过剩。汇率低估，进口投入品的成本要大于国内生产的投入品甚至国内劳动力的成本，国内企业就会以国内的投入品替代进口投入品。在这种情形下，资源配置的结构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贸易品部门的投资需求会受到鼓励。而当实际部门的投资需求因产能过剩与投资压抑并存而下降时，往往是存量资产部门需求的旺盛时期，其结果就是使一个国家变成大赌场，导致整个经济体风险加大，出现泡沫经济。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出口部门的鼓励源自出口成本的人为操纵，体现在较低的能源价格、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环境价格等领域。这些价格瓶颈的存在，使出口部门的竞争力具有虚胖现象,如果考虑到2007年实际每月平均250多亿美元的顺差，而2006年末到2007年末外汇（美元）储备却净增加6 000亿元美元的因素，那么虚胖现象就更加严重。可见，现在的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空间非常有限。因此，在流动性过剩时，提高国内部门的投资，尤其是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是解决流动性过剩的关键性领域。

4．加快票据市场建设，打通货币经济与实物经济的通道

（1）发展票据市场，可以为金融市场总体发展奠定基础。

其一，如何看待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发展顺序。（1）从金融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货币市场是资本市场的基础。货币市场体现名义GDP的流量与流向。金融的本意是为现实经济的运营在更广的时空条件下提供必要的资金融通支持。斯密在阐释银行功能时把它限定在为企业提供短期资金便利上，既使这样这部分资金也不能完全依赖银行。而资本市场具有代际特征，如果其融资过度，等于把未来的资金流放到现实的物流中，而未来的物流又不能弥补这一缺口时，经济与金融的协调关系就会被破坏。其二，如何看待货币市场中不同子市场的发展顺序。现代货币市场主要是由票据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短期债券市场及银行短期（1年内）借贷市场构成。构成货币市场的各个子系统彼此独立，又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不同国家的历史背景不同，各个子市场发展的顺序也不尽相同。但对中国来说，英国传统要比美国传统来得合适。当前与今后，应把发展货币市场的着眼点放在票据市场的发展上。理由如下：（1）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特别是那些从事真实GDP产出的企业。票据市场主要是这些企业的短期融资市场。（2）末稍市场发展太快，而基础市场发展缓慢。由于票据市场发展滞后，已给我国金融运行中带来了一系列困难：一是中小企业资金头寸短缺只能单一依赖银行贷款，若无法取得，只能形成债务拖欠；二是大企业资金头寸充裕导致融资过剩；三是在物价增长率高于利率增长率下重复建设严重，投资效率低下；四是中央银行再贴现政策由于缺乏市场基础，难以形成对法定准备金的替代。（3）票据市场的发展对整个金融市场发展起龙头作用。票据是货币市场最有活力、综合性最强的信用工具。票据可以作用商业信用工具，商业银行信用工具、银行同业信用工具，也可作为中央银行信用工具。票据不论作为何种信用工具，随着信用系统票据化程度的提高，都会推动信用关系的发展。其三，票据利率在利率体系总体构造中具有独特作用。从票据利率的内部结构来看，包括：（1）企业间的票据转让利率，被直接包含在商品价格关系中；（2）银行间票据承兑利率、贴现率，是对银企资金供求关系最直接、最灵敏的反映；（3）银行同业间票据转贴现率，是对银行同业间资金头寸供求关系的反映；（4）中央银行的再贴率，是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意图的反映。票据在转移过程中，跨越了多种信用形式，从而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票据利率体系。主要体现在票据利率体系的各部分具有可传导性：再生产过程中商品交易规模的变化企业对票据信用需求的变化票据承兑利率、贴现率变化票据转贴现率变化票据承兑利率、贴现率变化对票据信用需求的变化；或，央行再贴现率的变化转贴现率变化承兑利率、贴现率变化票据信用需求变化。

（2）票据利率放开在渐进式利率市场化中具有特别重要作用。

根据利率期限结构理论，长期利率是短期利率的函数。利率市场化就应先从短期利率着手。在短期利率中有银行短期借贷利率、同业拆借利率、短期债券利率、票据利率等。短期利率的选择应满足：（1）能够真正代表市场利率，作为确定和调整其他利率的标准；（2）能够作为市场利率的基本生长点，由点到面推动利率市场化；（3）“放”与“发展”同时兼顾，符合渐进改革要求。以此三项标准来看，同业拆措利率由于是整个金融市场的神经中枢，因而满足（1）与（2），但中国的同业拆措利率实质上没有成为市场利率的基本成长点，且英国基于票据交换所发展基础的现在不能当作中国银行间同业拆借的现实；国债利率就更不符合（1）、（2）、（3）。因为国债，还无真正市场化，并且国债属于证券范畴；银行的存款利率虽满足（1）、（2），但在银行资产负债80%处在存贷形态上，对其先行利率市场化，对银行乃至整个金融业冲击太大，因而不满足（3）；至于外币存贷款利率，在资本项还无开放的情形下，它对整个利率体系的影响不大，且外币利率一直实行盯市制度，因而，也不存在利率市场化的问题；票据利率既满足（1）、（3），更满足（2）。因此改革票据利率应成为利率市场化的“突破口”。上述分析实质是将利率市场化问题的重要性在当前解决金融主导性流动性过剩时又被突显出来了。

在将要结束本文时，引述1990年4月9日日本财长桥本的话颇有意味：“从日本经济情形来看，物价稳定，但经济依然保持扩张的态势。我并不认为日本的经济的基本条件发生了什么变化，日本经济依然强劲。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后我们有能力继续扩大内需。”

参考文献：

［1］ 武剑．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2］ 吴晓灵，吴敬琏，刘世锦．通货膨胀与发展转型――宏观经济三人谈［N］．经济观察报，2008-03-17．

［3］ 小罗伯特•E．卢卡斯．经济周期理论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