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程学十篇

社会工程学篇1

：启蒙运动现代性社会工程反思性

〔中图分类号〕C91-0；C9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2-0117-08

西方的社会理论对社会工程包含三种基本立场：肯定与否定，除此之外，一部分学者则是在批评的基础上有所保留。肯定的立场主要表现为启蒙运动以来，受到启蒙哲学影响的理性主义和唯科学主义的信仰者们；否定的观点则包含着像鲍曼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者在内的学者，他们基于反思性立场，揭露了现代性和理性的暴力潜质，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而第三种立场则包括哈耶克、波普尔和斯科特等知名学者，他们不同程度地对社会工程进行了理论上的批评与重构，进而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工程观念。在对这三种立场的简单梳理之后，本文将试图简单回顾中国学者对社会工程及其理论的定位。相对而言，中国的研究似乎还缺乏对社会理论的回应和修正。

一、关于社会工程典型的理论立场：

理性的欢呼与反思从启蒙运动开始，科学与人类的进步就成为一个具有必然联系的事务。孔多塞认为，不仅自然科学中“普遍规律”是必然的，人类“思想和道德”的发展也是和自然界的活动一样服从于必然的规律。①人类追求完美是没有任何“限度”的。“工具、机器和操作越来越会增加人们的力量和技巧，同时也会增进产品的完美性和精确性并减少获得产品的必要时间和劳动……人们就学会了预见和预防各种事故以及劳动的或习惯的或气候的危害性。”②科学技术和工业带来了人类能力的提高，促进人口的增长和“福祉的进步”。在孔多塞看来，科学的这种能力是确定无疑的。甚至，在人类思想和社会层面上也有体现，“道德科学和政治科学”的进步也属于自然界的“必然秩序”，③因此科学对自然和社会具有同样的影响。它也会带来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或“公共利益”的增长，这些“有用的技术的进步”或“以政治科学的真理为基础的”立法的“进步”而带来的“福祉”将会使人类趋向于“人道”、“仁爱”和“正义”。总之，在孔多塞看来，“真理”、“幸福”和“德行”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人类精神在解脱了所有这些枷锁、摆脱了偶然性的王国以及人类进步之敌的王国以后，就迈着坚定的步伐在真理、德行和幸福的大道上前进”。[法]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纲》，何兆武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04页。

与孔多塞对人类精神进步的过程展开描述相似，社会学鼻祖——孔德也做过类似的研究。受到孔多塞的深刻影响，孔德也认为必须用研究自然界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并深信科学的权威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使命。⑨[美]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石人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20、4页。他也尝试提出人类整个认识演变的规律，并将其归纳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在孔多塞那里，似乎科学是对自然和社会必然规律的发现，而在孔德那里，“自然秩序本身并不完善，需要人类的不断干预”。④⑤[法]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3、12、24页。实证科学是“为了预测而观察”，④孔德进而认为，科学的真正品质就在于“理性预测”。⑤这种基于实证科学的“观察”所提供的“预测”或“预见”使得人类的“实践”具有“理性基础”。而这些人类的实践主要表现为人类“工业活动”和工程活动，是人类根据自身的利益运用科学和工程技术来展开对自然与社会的设计与改造。

哈维和斯科特将这种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管理秩序的雄心称为“极端现代主义”。哈维认为，现代主义都信仰一种“机器、工厂、当代技术力量或者作为一种‘生活机器’之城市中的理性形象”。⑦[美]哈维：《后现代状况》，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6、51页。在他看来，1945年之后，所谓“盛期的现代主义”显示出“同社会中主导的权力中心具有更加惬意得多的关系”，成为“社会中体制的艺术和实践，在这种社会里，企业资本家对于致力于进步和人类解放之发展的启蒙运动规划的看法，作为一种政治——经济的主导而居于支配地位。”⑦也就是说，对于“线性进步、绝对真理和理想社会秩序的理性规划”信念变得非常强烈，人们进而相信国际政治和自由贸易会给人类包括第三世界带来福祉和“现代化”。斯科特进一步强调，这种信仰获得不同政治派别的一致认同。[美]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15-116页。

与这种启蒙哲学以来对科学和理性能力的信仰相对的是，基于对现代性和科学的反思形成的对社会工程的否定立场。前文表明，在孔德和孔多塞等启蒙运动追随者那里，科学在指导人类事务上具有权威地位。而且，在孔德看来，“只有那些愿意服从科学方法论的严格限制而尊重科学根据的人才能在指导人类事务中享有发言权”。⑨这样一来，科学在社会上的运用也许就有了意识形态的作用，也就是使得政治和社会事务成为一个“科学”和“技术”层面的事务，不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争议的事情，而是服从于唯一的“真理”。

启蒙运动使得科学的合法化成为新的正统信仰，科学家成为新的“先知和神父”，同时，现代社会从此以对自然和社会的“积极管理态度”而著称。自然和社会都可以根据“计划和设计”而被改造，进而达到“自我完善”。[英]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93-94页。这种思想中已经潜藏着一种思想的暴力和对理性能力的过高估计。许多思想家对这种将社会工程化的理念深表质疑。其中，齐格蒙特·鲍曼可能是最集中关注这种理念破坏性的学者。

鲍曼的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假设就是，权力流向某些社会集团，他们能够控制和影响不稳定的根源。[英]史密斯：《后现代语言家：齐格蒙特·鲍曼传》，萧韶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2页。鲍曼认为，知识分子就掌握着这一权力形式。启蒙哲学家们着手解决的就是在旧的贵族阶层和封建价值观衰落的时候如何寻找新的政治权威合法化，实现社会控制。这也就是一个“秩序”的形成问题。秩序就是非混乱，混乱就是“无序”。[英]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页。存在秩序与混乱也就具有了“现代性”。这种“秩序的他者”是“不确定性”和“一切恐惧的源泉和原型”，②[英]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12-13页。可以转义为“不可界定性、不连贯性、不一致性、不可协调性、不合逻辑性、非理性、含混性、不可决断性、矛盾性”。而“典型的现代实践”就是努力根除“矛盾性”和“不可界定性”的事物，使之转化为“秩序”或者可以界定的、具有“确定性”的存在。②

在涂尔干看来，工业社会主要的社会问题是社会“失范”，也就是由于社会的剧烈变迁造成的社会“混乱”。与此相似，鲍曼也认为世界的变迁产生的“不确定性”是所有恐惧中最强烈的一种。④⑥⑦⑧[英]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1、53、67、87-88、106页。实际上，这种恐惧和问题类似于涂尔干所说的“失范”。在人类过去的历史中与这种“不确定性”所产生的恐惧作战的工具是“共同体”，也就是“高密度的社会交往”。但是，这种“共同体”带来的“稳定性”已经“无法移植到一个扩大了的，或流动的社会制度中”。④而启蒙哲学家们就是“帮助设计监狱、劳动救济所和其他社会机构，企图强加规训的权力。”[英]史密斯：《后现代语言家：齐格蒙特·鲍曼传》，萧韶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4页。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试图扮演这种“立法者”角色，成为“园艺国家”的花园中的“园艺师”。

现代性的展开实际上就是一个寻求“稳定性”或“确定性”，或者说是从“荒野文化”向“园艺文化”转变的过程。⑥荒野中的杂草是“漫无计划”或者说是“无序”的，需要不断地让“园丁”进行“管理和监视”，赋予其一种人为的“秩序”。这是一种“文化改造运动”，“自主性的自我繁衍的传统文化已然瓦解，它的权威地位已被剥夺，它的领地与体制财产已被霸占，它的专家与管理者已经丧失，遭到驱逐或贬抑”，进而产生对“行政管理者、教师和‘社会的’科学家”的新需求。他们的专长是“改造和培育人类的灵魂和肉体”。⑦因此，在鲍曼看来，启蒙运动不是一个以真理与科学之名进行的宣传活动，也不是一个解放受压迫者的“高尚的理想”，相反，它实际上是一场“实践”：一方面是国家扩张权力的过程，国家的核心就是规划和安排与社会秩序相关的职能；另一方面，创造训导人们行为的社会机制以规范和调整臣民的社会生活。⑧

鲍曼对社会工程的最直接的批评来自于对大屠杀的分析。这种分析的兴趣并不是因为他的犹太人身份，而是企图在犹太人对现代性的经验和其他人类所经历的经验之间建立牢固的联系。在鲍曼看来，大屠杀不是德国种族和犹太人的事情，而是关涉人类理性和总体遭遇的事情，它是一个现代社会工程最彻底的实践。大屠杀揭露的是为现代社会所“熟悉”和“崇拜”的理性所具有的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也就是理性的暴力的一面。但是，理性的“每一面都不能离开另外一面而单独存在。”⑩[英]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10、11-12、17、52-53、104页。在鲍曼看来，大屠杀是“正常的”，“完全符合我们所熟悉的文明、它的指导精神、它的精髓、它的内在的世界观等等”，这种“正常”还指“追求人类幸福和完美社会的正确方式”。⑩它是人类文明和“现代性的验证”。它并不是人类“错误决策”的结果，而是出自“园艺”国家观。这种“园艺文化”和“园艺国家”观“将它统治的社会看做是设计、培植和喷杀杂草等活动的对象。”作为一种具有“粘质”而存在的“概念中的犹太人”，“骑跨在如此之多的、建立在表面上互不相联的战线上的屏障之上的事实”造成了一种“认知失调”。由于具有“不可界定”“模糊性”或者“矛盾性”，他们成为现代性的对象及“他者”。

整个大屠杀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理性的管理活动，系统地利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哲学和训诫的一次尝试。现代的官僚制度、科学技术和劳动分工结合在一起造成的“社会距离”拉大和“道德冷漠”，以及犹太人社区的个人保全的理性的服从伦理共同促成了大屠杀的发生。大屠杀是“理性”的产物，而不是野蛮的实践。它是“典型的现代社会设计和工程野心与典型的现代权力、资源和管理技术的集中相混合”而构成的“致命组合”的产物。

总之，“现代种族大屠杀并不是激情的一时失控，更不是一种无目的的、完全非理性的行动。恰恰相反，它是理性的社会工程的一种操练，是以人为的手段去促成（散乱的、难以理解的社会实在未能促成的）无矛盾性的同质性这一过程的一种操练。”[英]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8页。鲍曼对大屠杀与社会工程的分析揭露出现代性的理性化和秩序化的一系列实践具有的内在的暴力潜质与破坏性。“掌握着现代国家官僚体系之舵、怀有宏伟设计的人从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力量中解放了出来”，大屠杀是现代性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设计赋予了大屠杀以合法性；国家官僚体系赋予了它工具；社会的瘫痪则赋予了它‘道路通畅’的信号。”[英]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151页。在社会理论层面上，鲍曼的批评也许是对现代性与社会工程最具有破坏力的抨击之一。

二、社会工程的第三种理论立场：

批评基础上的重构在社会理论层面上，还有一些其他学者对社会工程持有既批评，但又有所保留的立场。这些学者包括卡尔·波普尔、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詹姆斯·斯科特等人，他们从方法论、政治哲学、社会学等各种立场对社会工程理念展开批评，但同时又各自有所修正，进而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工程观。

波普尔和哈耶克都对传统的理性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批评。波普尔区分了“真正的理性主义”和“虚假的理性主义”。④⑦⑧⑨[英]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43、348、404-405、307、313-314页。他认为，“真正的理性主义”承认人的种种“局限”，表现出一种“理性的谦虚”，而“伪理性主义”则是“对一种优越的理智才能的不谦逊的信仰，它声称受到天启、确知无疑、具有权威”。有的时候，波普尔称之为“权威主义的唯理性论”或“全面的理性主义”。而他所主张的是苏格拉底式的“宣扬一种谦逊的、自我批判的、承认某些局限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被他称为“批判的理性主义”。④

“伪理性主义”对应着一种波普尔所说的“历史决定论”观念的形成。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方法，这种观念假定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发现历史演变的“模式”和“规律”来实现“历史预测”。⑥[英]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8页。历史决定论容易和一种“整体主义”的方法论，进而与一种整体主义的“乌托邦社会工程”联系在一起。⑥他们都试图去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或趋势，进而可以理性地改造社会的进程。但是在波普尔看来，历史决定论相信“我们解释历史的欲望反应了一种深层的直觉，那就是，通过思考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人类命运的秘密和本质。”但是，他们可能忽略了实际上只存在“历史的各种解释”，“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每一代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⑦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没有关于历史的最终解释，也就没有“历史预测”的可能性。

波普尔主张的是一种“零星的社会工程”。乌托邦的工程试图从整体上重建社会，要求理性地为全社会制定计划。在波普尔看来，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可能缺乏从整体上重建社会所需的“确凿可靠的知识”，也就是说从根本意义上我们缺乏足够的知识和经验在总体上改造社会。相对而言，“零星的社会工程”则相对比较简单，它是“关于单项制度的蓝图”，允许反复试验和连续调整，进而倾向于不会造成社会的革命性巨变。因为“科学方法的全部奥秘是一种愿意从错误中学习的态度”，因此这种“零星的社会工程”意味着“把科学方法引入政治事务当中”。⑧如此一来，我们可以通过试错法逐步建立一种经验型的社会科学。总之，社会的复杂性和社会科学的实际状况否定了大规模的或乌托邦社会工程的现实可行性。“零星的社会工程”则主张“一点一点地改革”各项制度，“勤勉的小幅度调整”⑨以消除社会工程过程中的错误，减少整体的社会重建可能产生的“不可逆转的”巨大破坏。

除了波普尔之外，哈耶克也对理性主义有重要的批评，他也非常强调人类应该重视理性的“局限性”和“无知”的重要性。哈耶克坚持一种“反唯理性主义”（antirationalistic）的立场，他强调的是这种反唯理性主义并不是非理性主义（irrationalism），而是一种“对理性得到确当控制的领域进行理性的考察”，是“明智地”对理性的运用，而不是运用“主观设计的理性”（deliberate reason）。[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卷），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81页。他也支持波普尔的“零星社会工程”的观念，也就是“点滴的建设，而不是全盘的建构”。换句话说，哈耶克坚持的是我们应该防止“理性的滥用”。在分析中，哈耶克把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称为“建构论唯理性主义”，并把这种理性的立场对科学的态度界定为“唯科学主义”。这种“唯科学主义”是“对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的奴性十足的模仿”，③⑤⑧[英]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6、103、104、105页。是“生搬硬套，不加批判地”将科学和理性运用到与其不同的领域之中。哈耶克将这种思维称为“工程学思维类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哈耶克反对的不是科学和理性本身，而是一种对理性的“滥用”，也就是“唯科学主义”式的对科学的使用。

哈耶克对这种唯科学主义及其社会工程的批评基于他的知识论分析。在他看来，社会工程实际上是要把工程师和工程学的技术运用到全社会。但是，如果想这样做的话，其前提是我们具备“有关社会的全部知识”，③但是实际上对于一个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人来说，“知识”是“以分散的、不完全的”的方式存在于个体之间，也就是哈耶克所说的“分散知识”。[英]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17页。这种分散的知识是“未经系统组织的知识”，是关于“有关特定情势的”、“特殊知识”，或者说是所谓“实践性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这与工程师所研究的事物有很大的不同，它涉及到的是“具体的人类条件的知识”。⑤不过哈耶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工程否定者，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不可设计论者”，杨建科：《论社会模式设计何以可能——兼评哈耶克“自由主义自发演化论”》，《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相反，他实际上还是对社会工程有所保留的。他有的时候称之为“合理重建”[英]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77-78页。的社会工程观接近波普尔的“零星的社会工程”理念。哈耶克似乎认为，“理性的社会秩序的设计者所面对的任务，是要找出如何使这些分散的知识得到最好的利用。”⑧社会工程应该利用“某种机制”为真正掌握“分散知识”的行动者提供“有关一般环境的信息”。因此，真正可以依靠的是“决策的分散化”而不是某种“权力机构”，只有前者才能利用和了解那些和微观情境相关的“具体条件”并做出更合适的选择或决策。

詹姆斯·斯科特是学术界另一位对社会工程展开系统批评的学者。他在对知识的分析、对缺乏制约的国家权力在社会工程实施上产生破坏性等方面和哈耶克有很多共鸣。比如，斯科特也很强调“实践知识”（或米提斯知识）的价值，他同时认为，现代大型社会工程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独裁国家”遭遇了“软弱的公民社会”。这样一来，国家有能力和意愿运用权力来改造社会，而公民社会的“软弱”导致它缺乏对大型社会工程实施抵制与反抗的能力。

不过，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和哈耶克一样，斯科特也并没有完全否定社会工程。一定意义上说，斯科特认为许多社会工程是以寻求帮助和保护公民的名义进行，并得到公民的协助，同时我们可能也都是这些极端现代主义项目的受益人。⑩[美]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7、117-118页、导言5。斯科特借用了哈维的一个概念——“极端现代主义”——来表达作为现代社会工程意识形态的观念，极端现代主义是一种对科学与进步“宗教式”的信仰。就对科学的态度而言，这种信仰接近于哈耶克所批评的唯科学主义的立场。这种极端现代主义的中心就是“对持续的线性进步、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生产的扩大、社会的理性设计、不断满足人类需要以及与随着对自然规律的科学理解相应产生的不断增长的对控制自然（包括人类本性）的超强自信。”⑩当然，除此之外，斯科特还强调了社会工程产生的其他条件：简单化视角、独裁的国家与软弱的公民社会。与波普尔从方法论上批评“乌托邦工程”的不可能性以及哈耶克从政治与社会影响上批评其破坏性不同，斯科特似乎认为乌托邦工程本身不可怕，“当它在一个自由的议会制中启动规划的时候，计划者要与组织起来的国民讨论协商，就很可能促进改革。”也就是说，在斯科特看来，如果缺乏对权力的制约，这些社会工程才会产生致命的威胁。就像哈耶克曾经强调的，他反对的实际上不是运用理性本身，而是对“理性的滥用”或者一种“唯科学主义”，也就是“反对各种要求政府拥有强制性的和排他性的权力的主张……反对的乃是一切对一特定领域中的尝试或试验施以排他性的和垄断性的控制权——这种权力不仅不容许任何可供选择的方案的存在，而且还宣称自己拥有高于一切的智慧……反对的还有那种最终会排斥较当权者所信奉的计划为优的解决方案的做法。”[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卷），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 82页。与哈耶克相似，总的来说，斯科特也不反对国家和社会工程本身，而是反对缺乏对权力实施制约的政治社会结构下的社会工程。在他看来，当统治精英持有“乌托邦幻想”，可以“毫无节制地使用国家权力”，而社会又缺乏任何对权力实施“抵制”的能力之时，这种社会工程的“幻想”才会产生“致命的错误”。[美]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17页。似乎在斯科特看来，社会工程也包括“乌托邦”式的社会工程本身并不具有“致命的”威胁，问题的关键是作为执行者的国家是否具有对权力的制约。斯科特似乎倾向于认为，在代议制民主制度中，这种社会工程的危害会得到根本遏制。

斯科特对社会工程的展望与波普尔的“零星的社会工程”很相似，他也主张我们需要正视“不确定性”，包容“差异性”和“地方性”。比如，他提出应该“小步走”、“鼓励可逆性”、“为意外情况做计划”和“为人类创造力做计划”等策略，这些策略有助于我们正视和包容实践知识和人类的“多样性”。总体上，斯科特、哈耶克和波普尔都强调人类的“无知”或理性的“局限性”，尤其是斯科特和哈耶克都非常强调那些自发、自组织的非正式过程与规则以及实践知识对人类行动的重要意义。

三、社会工程学在中国语境下的复兴与反思

社会工程及其理论研究是启蒙运动以来，尤其是随着社会学学科的确立而出现于社会理论视野之中。但是，在主流的理论界中，社会工程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前文已经对学术界存在的三种理论立场做了简要的介绍。在中国学术界，社会工程最近几十年也成为一个重新被翻新的概念和理论研究领域。但是，我们看到，这种研究似乎并没有及时回应这个概念和理论最初受到的批评，进而重树其合法性根基，而是采取了掩耳盗铃的策略对这些批评视而不见。

最早重新将这个概念引入中国的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他认为，社会工程也就是“社会系统工程”，是组织和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是当代经济工作的新的科学方法，对象是“整个社会，整个国家范围内的经济”或者说是“宏观经济运动”。社会工程就是“用科学的方法设计经济建设的蓝图”，是“用科学方法改造客观世界”。钱学森、乌家培：《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社会工程》，《经济管理》1979年第1期；钱学森：《用科学方法绘制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蓝图》，《未来与发展》1981年第3期。比如，他认为，社会工程应该融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很多方法和技术，通过大型计算机来进行数据处理和“模拟试验”，进而“可以变换准备采用的改进措施，算出多种规划方案，以便从中选出一个或几个使国民经济持久地、稳定地高速度发展的最优方案。”而这些所谓的“最优方案”可以更好地“把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结合起来，也可以避免没有科学根据‘拍脑瓜’，订指标的办法制订经济计划所带来的危害。”钱学森：《用科学方法绘制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蓝图》，《未来与发展》1981年第3期。这种社会工程理念实际上是将社会问题降低为一种技术问题。此时，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和工具似乎不再是一种社会行为，而转化为一种专家范畴的纯粹技术问题。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专家治国论或技术决定论的翻版。这种将社会问题工程化、技术化和非政治化的方案存在严重的危险。鲍曼对大屠杀的分析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警示：“技术责任”代替“道德责任”将可能造成一种“集体的无责任感”和道德冷漠。而这种“冷漠”则会为更多野蛮、残酷和非人道的人类实践（如工程和社会工程）提供非常合适的社会空间。

继钱学森之后，国内一些学者开始重新探讨社会工程及其理论问题，代表学者是王洪波和田鹏颖及其团队。他们认为，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在本质上具有“工程”特征。比如，王洪波教授认为，“社会工程的研究和实践活动”就是提出改造社会的方案，拟定新的社会政策。社会工程的“核心环节是建构一个新的社会结构模式”。王宏波：《社会工程的概念与方法》，《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同时，他认为，不仅社会工程本身与一般“工程活动”具有“同构性”，而且社会工程学也同样具有明显的工程学学科特征。王宏波、张厚奎：《社会工程学及其哲学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6期。其他学者也通常强调社会工程学的这个特性，比如，有学者认为，“社会工程学是自然工程学知识在解决社会问题时的知识领域的扩大与延伸，是人们为了解决社会发展与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而出现的知识综合化、协调化、跨学科化、多学科化发展的结果。”李黎明：《社会工程：一种新的知识探险》，《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另有一些学者将社会工程视为“把握风险社会的工具”。田鹏颖：《社会工程——现代社会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但是，这种观点似乎错误地理解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在贝克看来，风险社会之风险恰恰来自于人类“内在的决策”，依赖于“科学和社会的建构”。[德]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90页。最终，它是一种“人为的”和“文明的风险”。最重要的是，在贝克看来，“控制逻辑”并不是屏蔽风险的有效机制。也就是说，从理论逻辑上看，贝克可能会认为，如果把社会工程作为所谓“把握风险”的工具的话，可能的结果只能是进一步增加“风险”或者增加卢曼所说的系统的“复杂性”。

对工程和社会工程的“同构性”的强调，也包括将社会工程视为一种解决社会风险的工具性手段都表明，社会工程学在中国理论界的复兴目前还没有及时回应在西方的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理论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理论质疑，也没有解决这些质疑中所针对的一些问题，比如哈耶克所批评的“工程学思维类型”的威胁、唯科学主义的问题，斯科特所讲述的“国家的视角”对“地方性”和“差异性”的扼杀，波普尔强调的“乌托邦”工程“大扫荡性的”和“擦净画布”[英]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10-312页。式的措施与改革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与恐怖，等等。目前，中国的社会工程研究仍然缺乏与上文我们所提及的社会理论中的思考进行积极而有效的对话。就像斯科特所强调的，社会工程经常是基于“改善的逻辑”，并得到公众的协助，尽管20世纪大型的社会工程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对自由的威胁，但是我们也都是这些社会工程的受益人。我们在继续探讨如何治理社会和试图去规划社会发展的同时，确实有必要深入地反思社会工程的问题与可行性，进而重构社会工程学的知识结构。因此，如果我们过分夸大社会工程的工程学特征可能会使得我们继续忽视社会工程可能带来的危害，也无法将社会工程的理论思考纳入社会理论的当代脉络，进而汲取新的理论元素。

基于此，也许我们需要给社会工程及社会工程学知识在其“工具性”维度之外，增加一种“反思性”维度。我们可以借鉴布洛维关于社会学知识的劳动分工的观点重新建构我们对社会工程的理论立场及实践。从社会学角度上看，布迪厄无疑是倡导“反思性”的最知名的学者，他提出一种以深化社会学科学基础为目的的“反思性社会学”。布迪厄与其他学者的不同在于：反思社会学的对象是针对社会和学术的无意识，这种反思应该成为一项集体事业，并试图巩固而不是破坏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39页。这种反思社会学的主旨就是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反思社会学本身。布洛维充分尊重布迪厄对“反思性”的强调，但是他与布迪厄的区别在于，他提出了一种方法论的二重性，也就是两种科学模式——实证科学和反思性科学——的共存和相互依赖。[美]布洛维：《公共社会学》，沈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97页。布洛维将社会学知识区分为“工具性”和“反思性”两种类型。从理解上看，工具性知识是专业范畴的纯学术导向和具体问题解决的功利导向，而反思性知识则关注的是学术共同体内部以及学术与一般公众之间的“目标的对话”，同时反思性知识不断“质疑了社会及我们所从事职业的价值前提。”②⑦[美]布洛维：《公共社会学》，沈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8-19、36、36页。在布洛维看来，反思性知识如果缺乏工具性知识将失去社会学的存在根基，而工具性知识如果离开了反思性知识的挑战将会失去存在价值和方向的指引，也同样无法健康发展。这些被反思性知识所“检讨”的“价值”不断巩固社会学的研究基础。②根据这两种知识类型，他将社会学和社会学家的立场（或选择）界定为四种类型：政策社会学、专业社会学、批判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前两种属于工具性知识，后两种属于反思性知识。这两种知识和四种立场（或实践）都有自身的“合法性”，都从与其他类型社会学的关系中获得“活力、意义和想象力”。每一种社会学都具有内部的复杂性，都有其他社会学的向度，比如专业社会学也有政策的维度、公共的和批判的面向。四种社会学的关系是“互惠共存”的，每一种社会学的繁荣都会促进所有社会学的繁荣。

社会工程学篇2

关 键 词:工程伦理学;美国;职业伦理

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工程伦理学,开创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迄今为止,美国工程伦理学在 理论框架的完善性和实践应用的有效性两方面均居于工程伦理学科的领先地位。美国工程伦 理学系统的理论框架是该学科独立性和成熟性的主要标志,它以增强工程职业的道德自主能 力为主要目标,针对工程伦理决策问题,依据西方伦理学基本理论、道德经验和法律体系所公 认的伦理原则进行理解和分析,并采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形成了创造性解决问题的策略体系。 相应地,美国工程伦理学在实践应用方面也非常有效,主要体现为工程伦理教育体系的完善和 工程领域中伦理问题的有效解决。那么,为什么工程伦理学首先产生于美国,而不是在其他国 家?为什么工程伦理学在美国得以全面发展?美国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哪些方面对工程伦理学 科的确立和工程伦理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进一步明晰这些问题,对于我国 的工程伦理理论体系建构、工程伦理教育体系确立以及制定和推行工程伦理规范具有很大的 启发意义。本文试从一种社会学的视角来具体分析美国工程伦理学赖以确立和发展的文化历 史和社会认识背景。

一、 西方文化思想的传承

1. 专家治国思想的延续

专家治国论(technocracy),来自于希腊文techne(技术)和kratos(权力),这一概念表示要建 立技术专家的政治,其特点是不以某一阶级的“私利”作为基础,而是以科学技术作为基础来 管理社会,技术专家成为管理者［1］。专家治国思想在柏拉图时代就已经产生,柏拉 图认为,哲学家是最具理性和智慧的人,应该成为统治者,武士勇敢应成为管理者,而劳动者则 处于最低的生产者的地位。这种专家治国思想在此后的西方思想传承中逐渐明晰,并不断完 善。英国哲学家f.培根在他的《新大西岛》中阐述了技术活动兴旺发达、技术专家治国治民 的思想。圣西门则明确提出“专家治国论”思想。他认为,过去的社会是会,其中主要 的人物是牧师、武士和封建主;而将来的社会则是一个工业社会,它是以有条理、有系统的方 式把技术知识应用于社会事务,所以治理新社会的将是生产者－工程师和企业家这些时代 的新秀们［2］。

工程领域专家治国思想的先驱是前苏联工程师、技术哲学的奠基人之一恩格迈尔,他的专家 治国思想与北美的专家治国运动相呼应,并在实践中为该运动搜罗人才。该运动的宗旨是:应 该根据技术原理改造和管理商业企业和社会。但是在美国的商业和工程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 对立［3］。因此,工程界要追求自身的独立,寻求政治上的地位,并明确表示工程理 想。只是由于种种原因,美国的专家治国运动以一股明确的政治势力出现的计划落空了。但 是作为一种普遍的启示,专家治国思想将继续对全世界的政治产生深刻的影响,并一次又一次 地尝试用管理能力和效率来取代或左或右的意识形态。在专家治国思想中孕育的工程理想也 在随后出现的对工程伦理问题的关注中延续下去。比如,曼泰尔(mantell)在其工程伦理著作 《工程中的伦理与专业主义》(1964)中明确提出用工程方法解决广义的社会问题,包括伦理 问题。曼泰尔认为,将调整了的工程方法应用于解决个体伦理问题将有助于扩大工程职业的 应用领域,使其能对更广义社会问题的解决施加更大的影响［4］。这种思想在美国工 程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确立后的著作中,没有体现得这么明显,但是,一直以来美国工程伦理 学对专业主义与伦理之间关系的强调就是对这种思想的隐含性继承。

2. 职业伦理传统的发展

何谓职业?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之所以成为职业,主要在于它是建立在严格的伦理规范之上,恰 如希波克拉底誓言之于医学职业一般。因为唯有专业人员认同并接受专业伦理规范,他们才 会自我约束和正当地行使社会赋予他们的自治的权利,并履行为公众利益服务的义务。最早 的职业伦理规范除了医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之外,还有对建筑师责任的规定,它最早出现于汉 穆拉比法典中:如果一位建造者为他人盖了一个房子但是没做好,那房子塌了并导致房主死亡 ,那么建造者应该被处死［5］。总之,一些古老的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职业都有着 固定的行规,这些行规规定了职业所要担负的责任,有些比较简单,有些相对复杂。现代职业 也承袭了传统职业的一些要求,一些新兴职业,如律师、工程师等也与之类比,公开颁布一些 职业上的具体行为准则。

现代西方职业观念的确立,更主要是来自近代宗教对职业观念的发展。16世纪路德的宗教改 革,使人们对职业观念的认识发生了一些改变。同天主教的态度相比,宗教改革本身的后果是 ,有组织地从事一项职业的世俗劳动越来越受到道德重视和教会许可。而发端于加尔文教的 英国清教徒为职业观提供了最融贯系统的宗教依据。在他们看来,职业是上帝向人颁发的命 令,要他为神圣荣耀而劳动。他们认为正规的职业乃是每个人最宝贵的财富。“一种职业是 否有用,也就是能否博得上帝的青睐,主要的衡量尺度是道德标准,换句话说,必须根据它为社 会所提供的财富的多寡来衡量。不过,另一条而且是最重要的标准乃是私人获利的程度。因 为,当财富意味着人履行其职业责任,则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和必须的。 ”［6］宗教“入世苦行”为世俗职业的发展提供了文化背景,即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 观念,因此,在西方社会,对伦理的重视成为职业的一种内在要求。

3. 现代西方文化价值的渗透

每一种人类文化形态都具有标志其某些种类的社会活动的一组文化价值、一组道德偏好,现 代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深深扎根于美国社会。这些价值不是官方的,甚至也不是经过正 式整理的,它们只是作为许多试图发现这些价值的学者与精神领袖的一致意见而提供出来。 这些价值对于现代西方社会中的科学与其他基本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同样它们也是工程伦理 学得以确立和发展的价值基础。借用美国科学社会学家伯纳?德•巴伯?对影响科学发展的 现代西方五种核心文化价值的总结,可以说明它们对于美国工程伦理学的意义所在。

首先,是合理性价值。所谓合理性价值,是指对于遍及社会之广阔领域的科学实践给予道德上 、情感上、“建制化的”支持。这种支持在于它为试图把所有的人类存在现象都变成更一致 、更有序和更概括化的理解形式的尝试提供关键性途径。这种合理性价值更多地构成了美国 社会的基础。第二,“功利主义”也是现代世界重要的文化价值。功利主义价值是指现代人 的主要兴趣在于这个世界和这个自然界的事物。这种对于世俗活动的兴趣已经几乎变成完全 自主性的。第三,是普遍主义价值,它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寻找生活中的职业,以实现他 们的价值。第四,是个人主义文化价值,在这里,个人主义文化价值指的是受个人良心而不是 受有组织的权威的驱使这一道德偏好。这种自由主义信念认为,为所有以自己的良心行事的 行为寻找契机是我们的责任。第五,“进步”与社会改善主义价值,它认为,积极的合理性能 够并且应该改善人在这个世界中的许多境况。与此相伴随的是相信并赞同这个世界的“进步 ”,它是以一种积累的方式在进化［7］73?。

这五种促进科学发展的关键文化价值不是唯一产生于西方,也不是只作用于美国社会。同时 ,即使在同一个社会中,这五种文化价值之间有时也会产生冲突,比如,普遍主义价值与功利主 义价值之间、合理性价值与社会改善主义价值之间以及个人主义文化价值与普遍主义价值之 间都会存在一些不协调之处。但是,这五种文化价值在美国社会中的比较合理的组合,对于工 程伦理思想的传承和工程伦理学科的确立提供了比较坚实的文化基础。当然,仅靠这五种文 化价值并不会实质性地确立工程伦理学科,它还需要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条件的积极 支持。

二、 技术社会背景的支持

美国是世界上技术与工程发展比较先进和完善的发达国家之一。因此,美国社会也是最早应 对技术与工程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国家之一。这些问题最初表现为工程专业人员与客户、工 程公司与消费者之间的冲突;随着技术工程能力的增强和工程应用范围的扩大,工程在造福社 会的同时,频繁的工程事故更是带来很多困扰。工程灾难一度成为美国工程伦理学关注的主 要问题。在对这些冲突、事故和灾难的切身体验和深入反思的基础上,美国社会群体的工程 伦理意识不断增强。各种社会组织和工程团体积极投身于工程伦理的相关研究和实践,并在 大学工程教育中引入伦理方面的内容,以确保工程伦理研究成果的广泛传播和对工程主要参 与者的伦理意识的培养与技能方面的训练。

1. 政府与企业的基金支持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和人文基金(neh)较早地开始支持大学开展工程伦理教育及其相关研 究。美国学者r.baum承担了由nsf和neh资助的“哲学与工程伦理”1978—1980年间的国家项 目,开始奠定了工程伦理学作为涉及哲学、工程学、社会科学、法律和管理科学的“跨学科 性学科”地位的基础。1990年,美国学者r.霍兰德和n.斯迪奈克对1976—1987年间nsf资助的 与工程伦理相关的研究课题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课题具体研究领域有［8］:① 科学与工程的道德方面;②科学家与工程师的社会化问题;③科学与技术新发展的伦理学意义 ;④社会如何影响科学与工程的实施;⑤与技术的社会应用有关的问题。1992年nsf曾资助过 两项工程伦理研究［9］－“将伦理案例研究引入大学工程必修课程中”和“讲授 工程伦理:案例研究方法”。政府基金对工程伦理学研究的支持从制度上肯定了工程伦理学 研究的意义,对推动工程伦理教学与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带动了其他社 会力量对工程伦理研究的重视和给予更多的投入。

大企业或企业联盟通常垄断某种行业,或者与某些行业的关系密切,企业、行业或职业在具体 的工程实践中有时难以划分清楚。因此,工程伦理问题很早就被美国各种工程企业和行业所 关注。例如,作为一种行业协会的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在其建立之初,就意识到了 设立行业伦理规范的重要性,并且该协会非常重视对工程伦理相关问题的基础研究。它设立 基金,表彰在工程伦理实践和研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创办《ieee技术与社会》等刊物, 并资助出版了大量相关的学术著作。美国化学委员会(原为化学品制造商协会)［10］ 设立“超级基金”来支持对由于化学工业污染所造成的工程伦理问题的处理和研究。此类 来自大企业和行业组织的基金支持更强调对解决问题的具体策略的研究,但是为了使具体策 略更加强有力,也要求对工程伦理一般性问题的深入研究,比如将工程伦理置于技术与社会 的更为普遍和广泛的背景来考察等。

2. 工程协会的自觉发展

在美国,各种专业工程协会负责制定相应的伦理规范,它们代表了工程师对指导其专业活动的 标准的共同看法。尽管这些专业伦理规范有时并没有给出处理具体伦理问题的明确答案,但 它们毕竟提供了指导原则。此外,为了使伦理规范更适合于工程实践,工程协会还要就工程伦 理规范和原则进行有组织的专门研究,而制定和采用伦理规范已经成为工程协会章程的一个 必要条件和重要标志。因此几乎所有美国工程协会或学会在其章程中都包含了伦理规范的要 求。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工程与技术认证委员会(abet)一直要求:凡欲通过认证 的工程教育计划,都必须包括伦理教育的内容。从1996年开始,美国注册工程师们的“工程基 础”考试也包括工程伦理科目的内容。这使最初的工程协会的伦理规范只适用于其成员的目 的得以扩展。

3. 大学工程伦理教育体系的完善

美国工程伦理方面的专家学者以不同学科背景共同参与到工程伦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当中,他 们包括:工程背景的教授、哲学和人文学科背景的教授、社会科学背景的教授等。较早介入 工程伦理研究的人文学者包括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应用哲学伦理学的框架来研究工程实 践中的具体伦理问题,应用历史方法来考察工程知识、工程职业的历史,以及它们与工程伦 理思想的起源与发展的关系。这些工程师—人文学者团队共同参与美国国家工程伦理计划, 合作著书立说,讲授团队教学课程并为工程师和人文学者听众作演讲。

目前看来,美国几乎所有工科院校的哲学(伦理学)教授都是工程伦理学或相关课程的教学和 研究者,因此其研究成果数量可观。在美国,工程伦理学著作出版数量之多、更新频率之 快,是其他国家工程伦理研究学者们无法与之比肩的。这些出版物既是研究专著,同时也是 工程伦理学课程教材,一些著名的美国工程伦理学专著和教材在世界范围内通用,并经多次 重印和再版。目前那些著名的工程伦理学教材已有日文、韩文和中文等多种译本。这些教材 ,以不同的视角和侧重,以案例为核心,展现了美国工程伦理学关注的问题、分析的理论框 架、研究方法和策略等。此外,对工程伦理研究与教学方法的重视,也是美国工程伦理学得 以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美国工科院校的伦理学教授们普遍认为,在伦理教育中,采用课堂 讲授的形式提出伦理问题是有必要的,但这对于学生们获得解决伦理问题的经验还很不够。 他们认为,将工程设计经验与伦理经验相结合是比较可取的教学方法。伦理问题与设计问题 的相似之处在于,它虽然没有唯一正确解,但有些解显然更合理。因此,在教学中应当针对 具体的工程设计案例,运用问题求解技术和方法,帮助学生识别和处理伦理问题,并着力提高 他们的道德认识能力。

三、 公众对科技认识水平的提高

对一个社会总体科技认识水平高低的评价,主要来自对公众两方面素质的考察:①对于科学 技术的概念、原理与方法的认知和应用能力;②对于科学技术本身的全面反思能力。前者主 要通过科学普及和专业的科学教育来实现,后者主要是人文学科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常识 中通常将前者称为科学技术的继承者,后者被称为科学技术的批判者。在科学技术教育分科 比较严重的社会和发展阶段,对二者之间区分的强调通常会导致两种文化的割裂(科学文化 与人文文化)。在西方社会这种割裂被比较早地认识到,他们发现这种割裂所造成的危害是 巨大的。那么如何弥补这种割裂呢?

在西方社会中首先由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和专业人士来承担这项任务,其中科学家作为最初的 主导力量,他们主要以行动来抵制对科学技术的滥用。后来,更多的科技实践者和科技政策制 定者参与到沟通两种文化的进程中,并且越来越多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开始以建设性的视 角,以一种更加理论化的形式对科学技术进行多方面的考察,现在将此类研究通称为科学技 术与社会研究或科学技术论(sts)。这一研究群体中包括科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政 治学家、管理学家等等,目前科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合作,成为sts研究与教育的中间力量。s ts研究揭示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深层关系,试图从社会视角探讨科学技术的本质;同时sts 研究在职业伦理和技术评估实践中也被广泛应用。随着工程和技术社会影响范围的不断扩大 ,对技术和工程的社会研究被更广泛的研究者们所重视。这些共同努力的成果之一就是奠定 了美国工程伦理学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促进了整个文化和社会领域(公众)对于科学技术专 业人员社会责任意识的重视。伴随美国工程伦理学发展的认识基础体现在sts的三个主要研 究阶段。

1. sts经典研究: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关系的揭示

美国社会学家r.k.默顿,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些反对科学的倾向(如一些人文学者的反科 学思想和纳粹德国的反科学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科学与社会”研究以及知识社会学 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其1938年出版的《十七世纪 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为标志,开创了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其间虽有中断, 但是默顿对于科学社会学问题一直投以极大热情,他的学生b.巴伯1952年出版了《科学与社 会秩序》一书,在默顿科学社会学思想和框架基础上,将科学社会学系统化,为其成为一个社 会学的分支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后,科学社会学按照默顿开创的问题集合和框架体系 得以稳步发展,这一学派通常被称为科学社会学的默顿学派,它成为美国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主 流。默顿强调对科学的精神特质和社会规范的研究,他提出,现代科学的精神特质包括:普遍 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态度［11］。科学的社会规范主要是指社会 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结构为科学发展所提供的外部条件和氛围。默顿学派对于科学奖励系统和 科学共同体内在约束机制的研究,为包括工程伦理学在内的职业伦理学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

2. sts应用研究:职业伦理与技术评估

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典sts研究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其研究的核心是科学的社会结构问题。 他们通过科学奖励系统,揭示科学的社会运行机制;利用人际关系测量技术,对科学共同体成 员之间的交流、合作以及其他社会互动的情况进行调查,从而深入细致地刻画了科学的社会 结构,同时,他们还把这方面的研究与科学增长联系起来。总之,在这一阶段,sts研究的主流 是把科学视为一种社会亚系统,分析它的内部结构及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7］312?。 与此同时,美国社会也强化了sts的应用研究,即职业伦理与技术评估实践方面的研究。

职业伦理研究在已有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稳步发展,技术评估作为一种对技术理解和控制的 新概念被提出。技术评估(ta),是对一种技术过程、物质、项目或方法所产生影响的多学 科评价。其目的在于揭示和预测一些农业、生物、化学、电子产业或医药技术的后果和风 险,从而为制定与之相关的公共政策提供一种合理的基础。技术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该 项技术的社会、伦理和环境影响的评价［12］。职业伦理观念、商业的社会责任运动 与美国政府对技术评估实践的重视,共同强化了工程职业控制技术应用的社会责任。

3. sts理论研究:社会建构论及其他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科学社会学中的爱丁堡学派异军突起。该学派宣称,他们抛弃经典科 学社会学的研究传统,他们主要分析各种社会因素对科学思想或概念之形成和演变的影响。 他们主要采用文化人类学方法,深入到科学研究的重地(实验室),通过观察科学家来了解科学 家制造知识的过程。这种对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试图提出一种关于科学知识社会生产的普 遍解释,这种研究思路,被称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或科学技术论(sts)。科学技术论的目 标是“提供有关科学的一种社会科学的解释”,它所“专注研究的是自然科学各学科所生产 的、被认为是被证明了的知识的社会过程”［13］。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集中研究有成 就或典型的历史和现实中的科学案例,其研究成果增强了公众对于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理解 。

这种研究思路,被认为是对默顿科学社会学研究传统的反叛,他们揭示了在科学神圣外衣保 护下,科学知识生产中的一些不为公众所知的内幕。对这些内幕的揭示似乎是削弱了人们对 科学和科学家的信任,但是,这种社会建构思想也强化了外部社会因素控制科学的观念。将 科学的局内人与局外人联系起来,使局外人了解科学和参与科学研究评价成为可能。在这里, 对于外部社会因素的理解范围更广了,它超出了单纯的科学技术共同体,还包括更大范围的 与科学技术利益相关的社会群体。社会群体控制科学技术的能力和范围在扩大,因此,传统 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职业群体的精神特质和伦理规范要受到更为一般性的审查。传统工程伦理 学研究的目标设定、问题指向和理论方法都要进行一些根本性的改变。这对于美国工程伦理 学自身的改进和应用范围的扩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四、 结语

工程伦理学产生于美国,有其深厚的文化思想渊源、社会背景支持和认识基础保障。这些外 部因素的协调与共生,促使美国工程伦理学在目标设定、问题选择、理论建构和方法体系方 面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在目标设定上,将工程师和工程协会视为工程伦理的主体,以培 养工程职业和从业人员处理工程中复杂道德问题的能力为工程伦理的主要目标。因此,它所 关注的工程伦理问题主要是工程职业的伦理建设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等。它对此类问题的解 决主要依靠已有的西方伦理价值规范、法律和宗教经验以及专业标准的规定。此外,美国工 程伦理学以问题为核心,全面吸收sts研究成果,采用适合于问题解决的多种研究方法,包括伦 理的、工程的和社会科学的各种方法来解决工程伦理问题。

历史文化与社会和认识背景的差异是导致观念差异的基础,历史无法重写,但是带有不同历 史印迹的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是不可避免的。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流是现代社会的主流 话语和实践行为,我们共同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类似问题,使我们不得不彼此借 鉴对方已有的理论与方法。从伦理维度来探讨和解决一些棘手的工程问题也是现代社会多种 文化碰撞和交流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参与到与此相关的研究和实践过程,是我们不 能回避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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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程学篇4

摘要：工程活动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程哲学研究的基础。有工程史的工程哲学是空洞的,没有工程哲学的工程史是盲目的。国内工程哲学把理论联系实际作为其研究的灵魂,这正符合了我们国家所一直倡导的和谐社会，将其理论作用于社会管理中。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新型社会管理体系,可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的社会目标。

关键词：工程哲学；社会管理；和谐发展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1-0040-02

一、什么是工程哲学

1.工程哲学的发展历程

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它反映着时代的精神，昭示着那个时代人们的哲学情感。哲学也满足着这个时代对于物质和精神的诉求。任何一个哲学门类都把实践作为整个社会发展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的基本构思。新哲学的出场与发展，都必然要与所处的时代环境紧密相连，这样才有时代感和效率感。

工程哲学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至20世纪中叶，主要是对工程本质的争论。1818年的标志是工匠与工程师在职业划分的明确分离和现代意义工程师的出现、英国民用工程师学会的成立，开始于对工程本质的争论，并在起始阶段把其定义为“驾驭自然界的力量之源，以供给人类使用与便利之术”。社会工程哲学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很好发展前景的新哲学。社会工程哲学汲取了现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哲学、中国哲学的精华，标志着现代哲学从社会批判向社会建构的时代转向。人类当下正处在社会发展迅速时期。思想变革的大年代、新思想层出不穷。19世纪中叶以后，工程哲学思想初见端倪。20年代中期，西方工程哲学思想与西方技术大发展有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此后，技术哲学的发展逐渐趋于建制化，并最终走向成熟。国外工程哲学研究的论域较广，包括了工程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伦理学以及基于STS的工程教育等内容。由于对工程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伦理学的发展已在前期的研究中作过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只对基于STS的工程教育作一个补充。在《通过技术的思考――工程与哲学之间的道路》一书中，米切姆提出了超越工程职业技术教育的观点。他认为，假使要工程领域的技术者接受哲学思想，那就要他们从意识上就接受工程哲学与工程之间有着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技术教育的目的是创造一种充分综合的有选择余地的生产实践方式，并以此包容和限定现代技术。真正的技术教育是将实际生活中所遇到的难题能用技术解决，并且提出更好地发展方向。在技术教育中更重要的目标是把一种有益于提高社会生活效率的思想转化为有用的思想理论，他主张工程哲学教育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应该有所突破：在内容上要突破单一的技术层面的应用，进行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合作，以产生精神上的反思；内容上，应以宽泛的社会实践为背景，从而为批判、反思工程和技术提供更宽广的视阈和跨学科的生长。

2.工程哲学在当代社会的地位

如今，我们所谓的社会工程哲学也是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思想烙印，把工程哲学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为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也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并且将工程哲学与社会管理进行了巧妙的组合和拼接。哲学与工程是构成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或缺的两个基本要件。如果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社会的“软件”），那么工程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社会的“硬件”）。

然而世界各国在全球化链条中所处的地位和发展的程度是不同的。到目前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现代市场经济规则和制度在全球范围的渗透与影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柄“双刃剑”，利弊相伴，给人类的发展处于一个危机大于发展的时代，人类已经陷入这个怪圈不能控制，本质上是文明危机，人性危机。在这种环境下，如何处理和摆脱这些危机，不仅是哲学家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工程哲学可以多用途运用的地方。

3.工程哲学的重要学术价值体现

社会工程是人们改变物质世界，进行实践的基本方式，也即实践结果的总称，是社会实践过程在现代社会的典型体现。社会工程哲学是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概念”与“实践范畴”的具体的历史的有机统一，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整合，是人类把现代社会的基本方式的显而易见，加以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共同作用而成的。

当代社会实践在当代人与世界关系上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本身都具有整体性、全局性、关联性。每一个问题的形成、发展或解决都与其他问题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每一个具体问题都包含着大量的复杂的、不可控制的因素，难以把握社会实践的现代本质。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实际上，人类社会对自然的利用程度和我们所能接受的生活方式是有冲突的，而且表现是越来越明显，不和谐的地方是越来越多。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已经超过了自然界所能接受的范围和幅度，因此当代人身上发生了扭曲的人性问题。人、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都陷入了现代性焦虑之中，与此同时，人类的社会实践形态也与工程的一般特点“计划性”、“设计性”、“规范性”、“新奇性”和“未来性”等有着无尽的联系。李伯聪先生认为：工程“生产”、“劳动”、“实践”、“社会管理”这几个术语是近义词，可以放在一起，并且在某些时候也可以互相替换。这些词的用法既有相同的，又有某些不同之处。他还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只有工程化的生产活动才能更好地体现出来。将工程哲学运用于社会管理中，则是有益无害的。

我国社会主义中的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进行各种各样的、种类不同、规模不同的“工程项目”的建设及其生产运行。将社会管理看做一项复杂、巨大而且涉及面广的工程一点都不为过。

二、什么是社会管理

社会管理就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在政府的领导下深化改革、创新体制。只有不断深化政府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理顺职责关系，优化组织结构，完善管理体制，强化和明确责任。

三、如何进行社会管理

1.形成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社会管理的新机制

政府应通过行政管理改革，大幅度降低行政管理费用，提高行政效率。同时实现协调发展政府应通过转变自身职能，促进市场发育，为实现经济发展创造比较宽松的市场环境，协调经济区域发展。同时要积极营造全社会重视社会发展的氛围，工程哲学就是其进行体制创新的理论基础。因此，要建立健全政府领导职能、社会公众协同、全员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不断提高各级政府维护社会大环境的稳定，还要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积极拓展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推进社区建设。工程哲学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要理顺社会管理各部门的关系，规范其职能权限，不能越级进行管理、不作为管理和出现问题互相推诿扯皮。建立健全各管理部门互相支持、共同促进社会各项事务管理的综合执法新体制。

2.对社会管理职能进行监督，以监督促效能也是加强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

建立长效机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职能转变不到位、行政机关不作为、效率低下等“顽疾”非一朝一夕就能根治。每年抓住一个新主题，自身建设需要一以贯之地引向深入，应创建一个以群众满意度为主要衡量指标的绩效评估办法。从哲学的高度进行分析，得到规律性的认识在社会中大力宣传，为政府自身建设的顺利开展创造良好舆论氛围，政府主要领导走进电视、广播和多种多样形式的媒体中间，与老百姓深入交谈，现场解决问题，并且成立跟踪调查小组，对事情的后续解决进行回访和记录。这样可以总结经验，让人民对我们的政府充满信任。

3.加强公共政策的规范性

加强公共政策的规范性是完成社会管理由个人信任向制度、政策信任的转型的有效措施。公共政策的制定要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符合工程哲学的基本要求。政策的规范性，能更好地指导社会管理实践。这样可以少花学费，少走弯路，提高效率和效益。

“工程哲学”的提出和深入研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客观需求的呼唤。把社会管理看做是一项工程，既要有工程中所特有的包含因素，也有其自身的特点，但都要真正做到、敢于做到实事求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因其是哲学，也要讲哲学的最终目标归于实践并且指导实践，将其作用发挥到极致。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迫切要求我们，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建构注重和谐的哲学理论，科学发展观及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新的工程观。这种工程观就是要体现以人为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核心理念等树立新的工程理念，促进工程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李伯聪,成素梅.工程哲学的兴起及当前进展――李伯聪教授学术访谈录[J].哲学分析,2011,(4).

[2]李伯聪,等.工程社会学导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3]李伯聪.工程共同体中的工人――工程共同体研究之一[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2).

社会工程学篇5

【关键词】土木工程专业；社会适应能力；培养；提升

一、前言

新形势下，随着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展，高校土木工程专业教育发挥着很大的作用。相对于高职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专门人才，在大土木的背景下我国高校土木工程教育倾向于培养“通才”，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面较窄、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性能力偏低。目前，随着高等学校的扩招，土木类本科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已成为社会难题，随着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力开展，大量就业岗位虚位以待，但仍然有很多土木类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究其原因是毕业生的实践能力、社会竞争力和社会适应能力欠缺，同时存在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与社会需要相脱离的因素。因此，土木工程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社会竞争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及提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土木工程专业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现状分析

目前大学生的就业出现两极化:一边是大量毕业生就业困难或无法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另一边基建的开展又提供了众多的岗位，但毕业生的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不足难以胜任工作要求，对于土木工程毕业生，在这方面的矛盾尤其突出，主要体现在社会竞争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不足土木学生社会适应能力欠缺体现在［1，2］:(1)就业时毕业生盲目追求高待遇，倾向于考虑大城市、大企业，但是其自身专业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与此不适应。(2)随着高校的扩招，高等教育已转向大众教育，加之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中、高端人才的需要量较少，而低端制造业、劳动力市场人力需要量大。。大学生适应能力欠缺的原因主要有［3－4］:(1)就业心态不正确。一些大学生就业时急功近利、做事不能脚踏实地、好高骛远，容易出现“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2)“大土木”背景下重视科学基础、轻视专业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课程体系设置不合理，造成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与掌握缺乏深度，专业知识的实际应用就更难。(3)强调理论基础，工程实践能力培养不到位，造成学生社会适应能力欠缺。

三、土木工程专业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培养及提升策略

土木工程专业培养适应国家发展和社会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土木工程学科的专业理论和相关技能，获得土木工程师的基本训练，基本功扎实、知识面宽综合素质高，能够在设计、施工及管理部门从事土木工程设计、施工组织及管理等工作，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级专门人才，应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与社会适应能力:(1)从社会需求出发，着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际应用能力：(2)建立专业实践模块培养学生专业应用能力;(3)构建科学研究模块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4)形成多元化实践教学方法，注重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及知识应用能力的培养。相应课程设置中，在学科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及专业核心课设置时注重基本素质与能力、学科基础知识及应用能力、专业基础知识及应用能力、专业核心知识及应用能力、专业实践技能与动手能力等的培养，才能有效提高土木毕业生的专业能力、社会竞争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以求在就业市场立于不败之地，培养企业“争着抢、用得上”的人才。

四、结语

随着高校进一步扩招，土木专业毕业生就业难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究其原因是毕业生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欠缺所致，通过分析当前土木就业形势、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培养现状，明确高校土木专业教育存在的问题:(1)学生就业心态不正确;(2)高等教育重视科学基础、轻视专业知识;(3)高等教育强调理论基础、轻视工程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土木工程专业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培养及提升策略:((1)从社会需求出发，着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际应用能力;(2)建立专业实践模块培养学生专业应用能力;(3)构建科学研究模块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4)形成多元化实践教学方法。从而有效提高土木学生的就业率与就业质量，使培养的学生具有较强的社会竞争力、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实现学校和企业的“零缝隙”对接。

参考文献:

［1］潘睿，李淑红，王志伟，等．强化高校土木工程专业学生实践技能培养的研究与实践［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2(3):509～513．

［2］张爱民，王旭．谈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J］．教育探索，2008(11):47～48．

［3］姚小平，王一新．提高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就业适应能力的研究［J］．科技资讯，2014(19):227～228．

社会工程学篇6

这些成功的社会工程学方法通常使用W络钓鱼和恶意软件。但除此之外，欺骗性的信息攻击者还有更多的工具和方法。

这就是为什么CSO应了解六种最有效的社会工程学方法的原因，攻击者在互联网上和网下都会使用这些方法，让我们深入了解每一种是怎样工作的，能达到什么目的，以及用于检测和应对社会破坏分子的技术、方法和政策，从而阻止其破坏活动。

第一种方法：启用宏。网络骗子使用社会工程学来欺骗企业用户启用宏，这样宏恶意软件就能发挥作用了。在对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中，出现在Microsoft Office文档中的虚假对话框让用户去启用宏，以便正确地显示在最新版本Microsoft产品中创建的内容。

骗子用俄语编写了对话文本，并使对话图像看起来是来自微软的。当用户编译并打开宏时，文档的恶意软件就会感染用户计算机。CyberX工业网络安全副总裁Phil Neray说：“这种网络钓鱼方法使用了一种有趣的社会工程学欺诈方法来对付大多数用户禁用宏这一事实。”

第二种方法：色情勒索。在被称为“网络钓鱼”的攻击中，网络罪犯装扮成有可能成为情人的人，诱使受害者泄露视频和照片，然后敲诈他们。Avecto公司高级安全工程师James Maude说：“这些陷阱已经发展到以企业为目标。”

Maude说，通过使用社交媒体找到企业的高管，色情勒索方法最终会敲诈他们，让他们泄露一些敏感的资料。Maude说，这些攻击也会针对出现在安全会议酒吧和酒店里的人。

第三种方法：扩展的亲和社会工程学。亲和社会工程学是指攻击者们通过共同的兴趣或者借助彼此相互认识的某种途径和受害目标建立联系。Right Brain Sekurity公司主管Roger G. Johnston博士解释说：“骗子们现在通过共同的政治观点、社交媒体团体、业余兴趣、体育、电影或者视频游戏爱好、激进的言论和众包环境等等途径来建立这些网络联系。”

Johnston说：“坏人的方法是成为朋友，请受害者帮他们个忙，逐步地要一些信息（最初是无害的），然后会要更敏感的信息。一旦受害者稍有不慎，攻击者就会敲诈他们。”

第四种方法：虚假招聘。有这么多猎头在寻找合适的求职者，因此，如果一个冒牌货把自己说成是合适的员工，并提供诱人但捏造的身份，而目的是获取信息――这很难让人怀疑。

Johnston解释说：“这可能不会直接产生计算机密码，但攻击者可以获得足够的数据，让您公司内部员工成为网络钓鱼的受害者。攻击者也可能威胁告诉员工老板他们要离开公司，而且已经获取了机密信息，从而对受害者进行敲诈。”

第五种方法：老实习生。虽然以前的实习生只是年轻人，但现在有很多年纪大的。Johnston解释说，攻击者以一名老实习生的身份出现，具有进行工业间谍活动所需的知识和经验，知道要问什么问题，也知道在哪里怎样查找机密信息。

这可能不会直接产生计算机密码，但攻击者可以获得足够的数据，让您公司内部员工成为网络钓鱼的受害者。

第六种方法：社会工程学Bot（僵尸程序）。PerimeterX首席研究员Inbar Raz说：“恶意僵尸程序通常用于非常复杂而且具有破坏性的社会工程学攻击。”Raz解释说，僵尸程序的恶意扩展功能劫持网上冲浪会话，感染网络浏览器，使用保存在浏览器中的社交网络凭证向朋友发送受感染的消息。

Raz解释说，攻击者使用这些僵尸程序方法来欺骗受害者的朋友去访问消息中的链接，或者下载并安装恶意软件，这使得网络犯罪分子能够构建包括了受害者计算机在内的大型僵尸网络。

用于预防、探测和应对社会工程学的技术、方法和政策

在乌克兰攻击的例子中，如果计算机加强了防护，不允许用户启用宏，那么就能够阻止攻击。Neray说，企业还可以使用深度数据包检测、行为分析和威胁情报来监控网络层的异常行为，例如对Microsoft Office进行乌克兰攻击所表现出来的行为。Neray说：“企业可以使用下一代端点安全技术在端点设备上执行类似的功能。”这些技术将有助于减少很多社会工程学攻击。

据Neray，针对上述问题以及很多其他攻击方法，应采取强制在网络和端点上进行网络分段、多重身份认证和攻击后取证等措施，以防止出现内部潜行，减轻凭证被盗造成的损害，并了解漏洞范围有多大，从而确保能够删除所有相关的恶意软件。

企业应该使用最小权限零信任、行为探测和监控等综合措施来发现攻击，并限制这种社会工程学方法造成的凭证滥用，以解决色情勒索问题。

如果色情勒索这种攻击对员工造成了损害，那么要小心地处理它。Maude说：“在任何行动中都需要发挥法律、人力资源和执法的作用，每个人都要做好最坏的准备。据我所知，员工意识和早期干预有助于减少损害。”

Johnston说，员工在遇到麻烦时可以使用恐慌性的语言，提醒老板出现了勒索或者胁迫攻击。Johnston说，为能够发现以年长实习生名义在公司工作的间谍，应注意那些从来不休假或者请病假的员工，因为他们可能担心在他们离开时，其活动会被发现。

异常行为监控产品以及一些防病毒和反恶意软件等工具能够检测到僵尸程序行为和浏览器的变化。据Johnston，企业可以使用威胁情报和IP地址信誉信息来检测一些较弱的僵尸程序。

员工培训

企业应不断地更新员工培训，让员工详细了解犯罪分子怎样使用社会工程学。Johnston说：“你应该专门的单独进行社会工程学认识培训，简要介绍这些攻击是如何工作的，为什么他们看起来像是真的。”Johnston说，可以做一次表演（现场或者视频），让包括受害者和肇事者在内的所有角色生动的展示出一些要点。

社会工程学篇7

关键词：社会工程 社会技术 范式

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周到今天，21世纪哲学发展走向问题成为哲学界关注的话题。在哲学走向问题研究中，众多观点，各有见地。如有的强调哲学的发展在于其在实践中的运用，在于联系实际，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加以发展；有的从哲学自身逻辑的合理、体系的完整严密预测哲学的未来；有的则从中西哲学比较和哲学史发展的角度来推断哲学发展的趋势；也有的以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为依据，提出唯物主义发展的新形态等等。所有这些，都从某一角度提出了新的见解，使得问题的探讨走向深入，但又各有其片面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形而上的、完全抽象的哲学研究范式已经不再为哲学工作者们所热衷，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具有时代精神的，贴近社会脉搏的，具有实践意义的哲学研究范式。

一、科学视角下的哲学范式

1962年，库恩出版了他的成名作《科学革命的结构》[4]，它是作为由维也纳学派的卡尔纳普等逻辑实证主义学者为主的“统一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编委会编辑的《统一科学的基础》系列丛书的第二卷、第二号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的。库恩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观点，这就是：科学不是连续性的、积累的进步过程，而是范式的间断性转换的结果；范式之间有着“不可通约性。 库恩所讲的“科学”指的是“常规科学”，常规科学就是按照某个范式解决难题的活动。它的进步过程是这样的：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新的危机。库恩认为，科学发展不是靠知识的积累而是靠范式的转换完成的，一旦形成了新范式，就可以说建立起了常规科学，“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度，便是成熟科学通常发展模式。”v可见“范式”是库恩有关科学革命思想中的核心观念。

显然，用范式来描述哲学发展与用范式来描述科学发展具有相似性，本文立意即在于此。如果抛开学科划分的方法，当前哲学门类主要包括自然哲学和社会哲学两大方面，每个方面又有分别与科学、技术、工程挂钩，形成自然科学哲学、自然技术哲学、自然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技术哲学、社会工程哲学六个子系统。其中各个子系统都可形成其完善的理论构架，包括存在论、认识论、价值论、历史观和方法论。每一个子系统都不是平行前进的，基本上都经历了库恩范式中的各个阶段。相信对自然科学哲学、自然技术哲学、自然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的常规科学性质大家已经没有异议了。学界曾有争议的社会技术哲学和社会工程哲学这两个子系统，则需要进一步讨论。

二、作为常规科学的社会技术哲学

其实在中国哲学界还在争论是否存在社会技术的时候，日本已经建立了“社会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并开始开发和使用社会技术了。2000年，日本内阁会议决定调整其科学技术基本计划，重点就放在了科技与社会、社会技术。同年，日本科学技术厅提出建立“社会技术”研究平台。日本学者眼中的社会技术的基本概念是：为解决社会问题，使社会顺利运行的技术。这里所说的技术，不仅仅指工程学上的技术，也包括法律、经济制度、社会规范等全部社会体系（的技术）。利用科学技术解决问题是有效的，但只有科学技术，问题并不能得到解决。通过将科学技术成果与社会制度完美结合所创造的问题解决方案，就是社会技术。作为“社会技术研究”对象的技术具有如下特征：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的技术；通过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融合的技术；依靠市场机制难以作用的技术。社会技术研究的两个基本理念为：从俯视的角度看问题，从整体上把握问题，以解决跨学科领域的问题为目标；为了解决社会问题，灵活运用一切能够运用的知识（例如法学和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

对“社会技术”、“社会技术哲学”，中国哲学界的认识并不一致。有赞同、支持、鼓励，也有犹豫和怀疑。近一个时期以来，赞同、支持、鼓励、研究和使用“社会技术”的学者、著述多了起来。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刘大椿教授指出：“社会技术的研究是近年来新兴的问题，它认为存在一种与自然技术相对的社会技术，把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的关系以及组织管理、社会管理等原本属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看成一种技术现象，统摄在社会技术的范畴之下，它为增强人文社会科学应答方式的可操作性提供了新思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工程哲学专家李伯聪教授认为，“作为对象的社会技术是实际存在的，‘社会技术’这个概念和术语也是可以成立和可以使用的，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技术或方法，无论多么美好动听的社会科学理论都只是海市蜃楼和空中楼阁”。沈阳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主任田鹏颖教授于2005年出版了著作《社会技术哲学》，将社会技术的概念定义为：社会主体改在社会世界、调整社会关系、控制社会运行的实践性知识体系。这在中国技术哲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此，如果我们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成为社会技术哲学的前科学时期，那么从2003年8月《社会技术哲学引论》一书出版至今，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社会技术哲学已经圆满地完成了向常规科学的转换。正如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的梁波博士所言：“现在早已不是什么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怎么用的问题了”。

转贴于 三、处于前科学时期的社会工程哲学

随着社会技术哲学理论的发展，其研究范畴更为宽泛，研究层次更为深入，但其真正的价值在于对社会的改造、调整与控制。社会技术的舞台在“社会工程”，社会技术的战场在“社会工程”，社会技术转化为社会实践的过程在“社会工程”。因此，研究和探索社会技术哲学，必须追问“社会工程”。

社会工程是人们实际地改造社会世界的实践活动，社会工程认识的主要内容是调查社会工程的约束条件、确定社会工程的基本目标、设计社会工程的方案、做出科学、合理、明智的抉择并预见社会工程的结果。社会工程哲学首先确立“社会工程”范畴，把“社会工程”与“工程”加以区分，把“社会工程”与“社会技术”加以区分，进而确立“社会工程”相对独立的“学术”地位。这两个区分在学术上是颇有价值的。社会工程哲学把工程分为“狭义工程”和“广义工程”。狭义的工程就是人们经常提及的、指涉自然领域的生产、建筑工程，如“长江三峡工程”、“神州六号工程”等。“广义的工程”系指“自然工程”和“社会工程”。而社会工程哲学恰恰重点研究追问“社会工程”。这就为构建一个与传统工程哲学即“自然工程哲学”相对应的“社会工程哲学”创设了一个理论和逻辑前提。与此同时，把“社会工程”与“社会技术”区别开来，把社会工程作为社会技术的延伸、发展和集成使用，从而在学理上证明社会技术的真实客观存在和改造社会世界的功能。

社会工程哲学——实践的哲学，把社会技术哲学－―设计的哲学，在逻辑上向前推进了一步。社会科学哲学着力解决人类如何认识社会世界，用什么方法指导人类揭示社会世界的奥秘；社会技术哲学着力解决人类如何改造社会世界，用什么方法论指导人类改造社会世界的存在形态；社会工程哲学则着力解决人类如何把“如何改造社会世界的方法论”用于改造社会世界的具体实践活动之中。如果说社会工程是社会技术的支点，那么社会工程哲学则是人类改造社会世界的方法、原则向改造社会世界的实践活动的转化。

社会工程哲学的视角是全新的，其实践意义不容怀疑。社会哲学链条中的三个环节（社会科学哲学、社会技术哲学、社会工程哲学）与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相对应，其相互的关系也是递进、发展的。由社会技术哲学引入社会工程哲学，当前者由前科学向常规科学转化之后，社会工程哲学的前科学性质也表露无疑。社会工程哲学的学术价值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即是社会技术哲学的学术价值。可以说，社会工程哲学是社会技术哲学的一种合乎逻辑的理论延伸，社会工程哲学是社会技术哲学的一个学术支点。社会技术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能否成立，社会技术哲学作为技术哲学的一个新的生长点能否健康生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社会工程哲学的创新和建构。因此，在我们将社会技术哲学定位为常规科学的同时，就同时表明了社会工程哲学的前科学性质，也同时表明其发展为常规科学的必然性。

综上所述，作为社会哲学系列中的最终链条——社会工程哲学，自上一链条——社会技术哲学成为常规科学的那一刻起，已经注定成为了社会哲学的最终落脚点，它是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关的，最具有时代气息，最具有发展潜力。它是一门前科学的哲学，也必将成为未来的常规科学，当然，这个过程依然需要广大的从事哲学研究人员的辛勤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社会工程哲学这棵日趋丰满之树，必将硕果累累。

参考文献：

[1] 《社会技术哲学引论》，田鹏颖、陈凡，东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

[2] 《社会技术哲学》，田鹏颖，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

社会工程学篇8

跟着身为项目经理的叔叔在工地上晃荡，我们踏上用钢管和铁网搭接成的梯子，开始觉得很危险，四周都有伸出来的钢管或铁条。二三楼的模板和支架已经拆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支撑上部重量的柱子很大，大到使我们都觉得层高变小了。在承重柱的四周有很多构造柱，它们是用来加大墙的强度的，以避免因墙身过长导致容易坍塌。一路上去，我们看到上面几层楼板的支架还没有拆，这些支架是用钢管和模板组成的，钢管很密，可见要承受完全没有强度的混凝土板和梁需要很大的支撑力。看着他检查已完工的房屋，可自己却什么都不懂，问他在看什么，为什么要看。随着时间的推移，问的问题就越多。想想自己大学也半年读下来了，怎么感觉就跟没学没什么一样。我不知道这是个人问题还是大家都一样。

接下来，带我去看他们工人现场拌混凝土。他们工人用的水泥已经通过安定性的检测。通过对混凝土的了解和学习，我大体知道了着一在现代建筑中几乎离不开的材料的一些讯息：

(1)混凝土是当代世界最主要的土木工程材料之一。它是由胶结材料、骨料和水按照一定比例配制，经过搅拌振捣成型，在一定条件下养护而成的人造石料。混凝土具有原料丰富，价格低廉，生产工艺简单的特点，因而其使用量越来越大;同时吧混凝土还具有抗压强度高，耐久性好，强度等级范围广，使用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在各种土木工程中使用，就是在造船业，机械工业，海洋开发，地热工程等中，混凝土也是重要的材料。

(2)混凝土的 早期养护：混尼姑泥土常见的裂缝，大多数是不同深度的表面裂缝，起主要原因是温度梯度再成寒冷地区的温度骤降也易形成裂缝。因此说混凝土的保护司对防止表面早期裂缝尤其重要。从温度应力观点出发，保湿应达到以下要求：

1)防止混凝土内外温度差及混凝土表面梯度，防止表面裂缝。

2)防止混凝土超冷，应尽量设法使混凝土的施工期最低温度不低于混凝土使用期的稳定温度。

3)防止老混凝土过冷，以减少新混凝土间的约束。混凝土的早期养护，主要目的在于保持适宜的温度条件，以达到两个方面 的效果，

一方面使混凝土免受不利温、湿度变形的侵袭，防止有害的冷缩和干缩。

一方面使混凝土水化作用顺利进行，以期达到设计的强度和抗裂能力。适宜的温湿度条件是相互关联的。混凝土的保湿措施常常也有保湿的效果。从理论上分析，新浇混凝土中所含水分完全可以满足水泥的水化，表面混凝土最容易而且直接受到这种不利影响。因此混凝土浇筑后的最初几天是养护的关键时期，在施工中应切实重视起来。所以在施工时我们要谨慎的处理这些事件，根据不同情况不同处理。

作为一名刚刚接触专业知识的大学生来说，如果在学习专业课之前直接就接触深奥的专业知识是不科学的，实习结束后有必要好好总结一下。

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旁站，使我近距离的观察了整个房屋的建造过程，使我能够同施工人员面对面在一起，看他们如何施工，如何将图纸上的模型变成漂亮建筑，学到了很多很适用的具体的施工知识，这些知识往往是我在学校很少接触，很少注意的，但又是十分重要基础的知识，这些知识往往是我们在学校很少接触，很少注意的，但又是十分重要、十分基础的。

尽管知识获取是甚微的，但所获得的实践经验对我终身受益，在我毕业后的实际工作中将不断的得到验证，我会不断的理解和体会实习中所学到的知识，在未来的工作中我将把我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不断的应用到实际工作来，充分展示自我的个人价值和人生价值。为实现自我的理想和光明的前程努力。

社会工程学篇9

【关键词】社会技术系统论；工程伦理学

在工程伦理学的学术传统中，较为重要的一个是将工程理解为一项职业活动。这种工程的职业化理解的核心，更倾向于在具体的职业场景中运用工程伦理学的相关理论，并且关注工程师怎样对自己在商业组织和职业化群体中的责任负责。但是容易忽略现代科学技术等相关内在因素和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

一、社会技术系统论浅析

在有关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上，技术社会构建论和技术决定论二者的强纲领均受到广泛的批判，在批判过程中也诞生了不少可以替代的理论方案。其中社会技术系统理论的影响相对较大。

社会技术系统理论主要是描述社会复杂关系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技术不仅是由电子设备和机械设施所构成的集合体，而且还是物体、人、实践和意义所汇聚成的一个复杂系统。其观点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三点：（1）否定技术决定论，认为社会和技术是影响的；（2）反对把技术看作是完全的“物质现象”，认为技术是人和物体所汇聚成的社会技术系统，尤其是人或物能够通过社会技术系统对人的行为与认识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3）反对技术中性论，认为技术具有负载价值。

二、工程伦理学浅析

所谓伦理，就是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规则、行为准则。而伦理学就是关于道德起源、发展、人的行为准则和人与人之间义务的学说。而在工程建设之中所产生与运用的伦理学，可以统称为工程伦理学。

现代的工程伦理学是建立在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因而其能揭示工程中的研究规律，且对于整个工程体系做了阐明。其较为关注工程师们如何在实际工程中对自己的责任负责，如何在实际工程建设中遵守道德规范以及其他相关伦理准则。

三、从社会技术系统论视角对传统工程伦理学的反思

工程伦理的研究与社会技术系统的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中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在这两个领域之间仍然缺乏足够的交流与借鉴。现在，从社会技术系统论的视角对传统工程学进行反思。

（一）传统工程伦理学采用“自上而下”的解释模式，坚持简化的叙事方法，而忽略了技术社会背景的复杂性。这种“自上而下”的解释模式，是在进行工程伦理分析之前选取固定的伦理资源及相关的伦理规则，然后结合具体伦理案例对伦理资源和规范加以解释。这种解释模式在断定之前就预先设置了伦理解释框架，使得原有的伦理道德无法很好地解释案例本身，甚至会将工程师当作是“英雄式的人物”。

（二）传统工程伦理学坚持“外在主义进路”，对工程活动中工程设计和其社会价值间的相互影响关注不够。传统的工程伦理学主要关注工程技术活动以外的商业与社会语境，主要讲述工程师们对伦理规范的遵守，并且坚信对伦理规范的严格遵守能更好地社会和公众服务。然而却忽略了工程活动的最主要内容――工程设计。

从社会技术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工程技术产品不完全是“物质性的客体”，其主要由社会安排、社会实践、人工物等所组成的复杂的体系。工程师们往往在设计活动中会对工程技术产品加入一定的价值，然后其他的社会实践、社会的关系、制度等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传统的工程伦理学把工程师看作成“独立”而不是“客观”的设计者，对其他社会群体对工程师工程伦理实践的塑造作用的重视程度不够。在传统工程伦理学中，工程师责任伦理的实践主要来自企业管理层或者行政结构的影响，而忽略了组织以外的社会群体对工程师伦理责任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四、社会技术系统论视角下工程伦理学

――“解释 操作 对话”模型

从上面对于传统工程伦理学的反思可以看出，传统工程伦理学对工程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社会技术背景复杂性的重视程度不够。因而从社会技术系统理论视角来看，技术与社会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能够对社会伦理价值、工程设计以及工程师伦理的实践产生一定的影响。下面将对“解释 操作 对话”模型进行讲解，进一步对社会技术系统论视角下的工程伦理学进行分析。

（一）工程伦理解释。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工程伦理解释发生具体的情景之中，对于当前的工程案例而言社会技术系统理论可能是一个全新的语境，因而在对伦理问题的解释上就不能按照原有的模式进行。

对此，为了使工程伦理问题能够得到合理解释，就有必要全面掌握和工程案例、问题及事件有关联的神会技术背景信息，这些信息不仅要包含和工程设计相关的内在因素，也要包括与工程实践相关联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外在因素信息。

（二）工程伦理操作。就实践的有效性来看，评价一种伦理解释是否起作用还得具体落实到操作上来。从工程技术的发展来看，工程技术产品的社会化过程主要是由研发政策制定和项目评估、研发技术以及使用和接受工程产品三个阶段所组成。对于有关工程伦理的分析要综合考虑这三方面的复杂关系。

就社会技术系统里论的角度来看，工程设计与社会价值之间存在着相互塑造的关系；另一方面，工程设计活动也受到某些相关社会群体及其所代表的社会伦理观的塑造作用。同样，在社会技术系统中，工程师的责任伦理的实践也会受到社会因素的作用。

（三）工程伦理对话。在工程伦理学中，伦理解释不能只凭伦理学家们来完成，工程师有必要进行详细的技术叙事；工程伦理的具体实践操作也不宜被认为是工程师们的独自的任务，他们需要和伦理学家们在一起进行商讨，以致在产品设计中能够塑造出迎到责任创新的价值体系。同时社会伦理价值的阐释也需要伦理学家们参与完成。因而在进行工程实践活动时，要进行有效的具有对话特征的行动。

五、结束语

由以上分析可知，社会技术系统论视角下的工程伦理学有助于克服传统工程伦理学在社会技术背景复杂性方面关注度不高的缺点，有助于将工程实践看成是一个由上游、中游和下游组成的完整的社会过程。

参考文献

[1]陈刚.工程伦理学与可持续发展.[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23(10)

社会工程学篇10

跟着项目负责人在工地观看，看到钢筋焊接那么复杂的工序，想到了每一座坚固的桥梁基础都是由这些钢筋和模板组成的，钢筋笼很密，可见要承受完全没有强度的混凝土板和梁需要很大的支撑力。看着那些那些已经完工的道路和桥梁，可自己却什么都不懂，问负责人为什么要用这种材料，作用是什么，是不是每一条道路的基础都是这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问的问题就愈加多了起来。回过神来想想自己快大学毕业了，学的也就是自己专业的知识，对生活的中的基本常识几乎不了解，想想真的很惭愧。我不知道这是个人问题还是大家都一样。

接下来，我又去看工人现场搅拌混凝土。通过对混凝土的学习和了解，我大体知道了一些讯息：混凝土是现在世界最主要的土木工程材料之一。在我们的生活中，无时无刻不看到混凝土的存在。从拆迁的房子里，维修的公路上，或是正在建造的桥梁中，都能看到混凝土的踪迹。听负责人讲，混凝土是由混凝土是由胶凝材料、水和粗、细骨料按适当比例配合、拌制成拌合物，经一定时间硬化而成的人造石材。针对为什么公路要维修和养护，负责人作出一下回答：我们常常见到有的道路有裂缝，这主要原因就是温度梯度的影响；再者就是寒冷地区温度骤降也易形成裂缝。所以对混凝土的保护是对防止表面早期裂缝尤其重要的。混凝土的早期养护也尤为重要。混凝土的早期养护，主要目的在于保持适宜的温度条件，以达到两方面效果。一方面使混凝土免受不利温、湿度变形的侵袭，防止有害的冷缩和干缩。一方面使混凝土水化作用顺利进行，以期达到设计的强度和抗裂能力。在这期间我还学到很多不曾接触的知识。

正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旁站，我近距离的观察了整个道路的修建过程，使我能够同施工人员面对面，看他们如何施工，如何将图纸上的模型变为漂亮的道路，与此同时，我也学到了很多很实用的施工知识，而这些知识又是我在学校从未见到，从不接触的。

尽管观看公路工程仅仅一天时间，尽管所获得的知识并不像书本得到的那么全面，但是所获得的实践经验对我是终身受益的，这正应了那句古语“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

作为一名学生来讲，我想学习的目的并不是在于通过每一次大小考试，而是为了获取知识，获取工作技能，换句话说就是为了能适应社会的需求，通过学习完成将来的的工作，为社会尽一份力量。然而走出象牙塔步入社会是有很大落差的，能够用实践来作为缓冲，对我而言也是一种幸事。通过实践了解到工作的实际需要，使得学习的目的性更明确，得到的效果也是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