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社会十篇

奴隶社会篇1

巫教崇拜的最高的神，叫做“上帝”，或“天”、“帝”。又崇拜祖先，说是死去的祖先，回到天国，作上帝的随从。上帝统治了天国。又统治了人间。凡是刮风下雨，好坏年成，战争胜利等等，都是上帝所决定。并且，连谁做奴隶，谁做自由民，都是上帝所决定的。国王是奴主阶级的代表，又是天之子——上帝的儿子，他代表了上帝来管人间的。奴主阶级就可以利用巫教向奴隶们说：你们要相信天，相信上帝，你们就得服从上帝的儿子管，就得服从上帝的决定。安分守己地做奴隶。

又有天国，又有人间。又有上帝，又有一下帝”（国王）。谁来做沟通的媒介？于是巫教的僧侣，就担任了这个角色。他们怎样联系天上和人间？怎样传达上帝的决定，反映“下帝”的要求呢？就要靠巫教的法术，靠祷告和贞卜，贞字就是拿着贝问卜的意思。不论求雨、求晴、打仗、打猎、祭祀等等，都要向上帝请示，都要问卜。卜法是拿兽骨或乌龟壳，先钻一下，再用火烤，看兽骨或乌龟壳上的裂文。从裂文的道道上，看是好兆坏兆。卜后再刻词在甲骨上。现在从地里掘出来的甲骨文，当时的作用就是如此。

在原始共产社会末期，画符念咒语的僧侣，已经成为脱离生产的专门职业。到了商朝。他们成了人间的天使，掌握神权的贵族。所以在政治上权力很大。不但世俗贵族要受他们支配，连王权他们都要干涉。特别是巫教的教主，握有大权，巫教的教主的称呼，叫做“阿衡”。“周书”里有伊尹、伊陟等当阿衡的记载。伊尹曾经不让太甲常国王，伊陟在国王太戊面前，就不要称臣。商朝的统治阶级里，始终有着俗权与教权的冲突。到了武乙，有个著名射天的故事。他们并非反对神权，而是要把神权要归团王自己掌握。在商朝末年，部份神权抓到国王手里，甲骨文就有“王贞”的记载。

奴隶社会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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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67页。

②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第363页．

从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以来，关于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奴隶社会何时过渡到封建社会这些问题长期聚讼纷纭，史学界始终没有取得共同认识。有些学者由此产生了一种厌倦的感觉，认为讨论历史分期问题是浪费时间。因而主张不用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动而用其他标准来划分历史发展阶段；有的人甚至主张只以王朝断代来讲述历史而不必划分什么历史阶段。这些意见都可以作为一家之言来看待。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如果抛弃了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也就丢掉了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基石。王朝断代是历史的客观存在，讲述历史自然离不开新旧王朝的嬗代。然而历史深层次的一些变动，常常是需要从比一个王朝更长的时段来加以考察，才能得到准确说明的。我们可以沿用以往一些史书所采用过的“远古时代”、“上古时代”、“中古时代”和“近代”的概念来命名一个长时段，但对于每一个长时段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特征，仍然要有一定的理论概括。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之所以是科学，就因为它认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①；认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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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恩格斯：《1888年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第237页。

②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8页．

关于秦汉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迄今为止，有的学者认为是封建社会，有的则认为是奴隶社会，还有的认为秦和西汉是奴隶社会，东汉才进入封建社会。其所以有这样不同的认识，与秦汉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有关。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古代社会发生了激烈变动。旧的生产方式瓦解了，新的生产方式开始形成。但是新旧生产方式的交替从来不可能一刀两断，泾渭分明，而是有一个比较长的消长过程，其间有时甚至还会有所反复。秦汉紧接战国，就土地所有制而言，商周时代那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亚细亚财产形态”虽然已经解体，土地私有制的合法性，通过秦朝“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最终得到了封建国家的确认，但是“亚细亚财产形态”的古老传统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以封建土地国有制的形式延续下来。至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也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秦汉的农业劳动生产者，既有授田制农民和非授田的自耕农，也有国家和私家的佃农；既有人身依附关系相当松弛或非常严格的庸客，也有完全丧失人身自由的农奴和奴隶。在官私手工业中，劳动者的身份也各种各样，从自由人身份的个体工匠和征发来的农民，到流浪汉、刑徒和奴隶。正是由于这多种生产关系并存的局面，才使得学者们在判断秦汉社会性质时不容易取得共同的认识。

但是上述这些并存的生产关系，在秦汉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是一样的。马克思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①要确定秦汉的社会性质，关键就要从各种生产关系中，找出“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主导的生产关系。与此同时，还要把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结合起来考虑，才能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本书认为，秦汉时代封建社会已经确立，它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与此后二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基本上一脉相传，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以下就几个主要的问题略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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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9页．

一、秦汉的刑徒并非都是奴隶

秦汉时代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官私奴婢，这是大多数研究秦汉史的学者都承认的。但是奴婢的数量究竟有多大，奴隶劳动在社会生产中占多大的比重，大家的认识则颇有出入。如有的学者认为秦汉的刑徒都是奴隶，果真如此，奴隶的数量自然就很庞大了。由于主张汉代是奴隶社会的学者都把刑徒当作奴隶，而秦汉刑徒的身份地位又确实比较复杂，我们对这个问题不能不先作一些辨析。

先秦时代奴隶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罪人及其家属充当奴隶。《周礼·秋官·司隶》“掌五隶之法”，所谓“五隶”，即“蛮隶”、“闽隶”、“夷隶”、“貉隶”这四种外族奴隶再加上本族的“罪隶”。《周礼·秋官·司厉》云：“其奴，男子人于罪隶，女子入于舂稿”。郑众注：“谓坐为盗贼而为奴者，输於罪隶、舂人、稿人之官也。由是观之，今之为奴婢，古之罪人也。”不仅罪犯本人被充当奴隶，他们的家属往往也因从坐而被没为官奴婢。《吕氏春秋·精通》载：“钟子期夜闻击磬者而悲，使人召而问之曰：‘子何击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杀人，不得生；臣子母得生，而为公家为酒；臣之身得生，而为公家击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矣。昔为舍氏睹臣之母，量所以赎之则无有，而身固公家之财也。是故悲也。”这个击磬者和他的母亲一起沦为官奴婢，就因为其父杀人犯罪。郑玄在前引《周礼·秋官·司厉》郑众注之后加注说：“奴，从坐而没人县官者，男女同名”。他的补充是正确的。这种以罪人及其家属充当奴隶的古老传统，在秦代尚未完全废除。云梦秦简中的“隶臣妾”，就是一种具有官奴婢身份的刑徒。①但是秦简的有关材料表明，有的隶臣之妻仍是自由人，还要供给隶臣衣服，据此可见秦代并非所有刑徒的妻子都没为官奴婢。而且秦代也不是所有刑徒都具有奴隶身份。秦始皇役使刑徒70万人分作阿房宫和骊山墓，骊山徒英布“与其徒长豪桀交通，乃率其曹偶亡之江中为盗”②。像英布和骊山徒中的“徒长豪桀”，就很难说具有奴隶身份。到了汉代，刑徒和官奴婢已经有比较严格的区别。《汉书·刑法志》载：“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这种隶臣妾和其他刑徒一样，都已不再具有奴隶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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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看高恒：《秦律中“隶臣妾”问题的探讨》，《文物》1977年第7期。又林甘泉主编：《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1卷，第l编第3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② 《史记》卷91《黥布列传》．

《史记·淮阴侯列传》说，韩信“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汉书·食货志》说，汉武帝时“官益杂置多，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这里所说的“徒奴”、“徒奴婢”，即指刑徒与奴婢，二者联名，说明其身份虽相近而有区别。汉代刑徒与官奴婢有时虽然从事同样的工作，但是刑徒有服刑期限，而官奴婢未经放免则终身处于被奴役地位。《汉书·平帝纪》：“天下女徒已论，归家，顾山钱月三百。”注引如淳曰：“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顾山遣归。说以为当於山伐木，听使人钱顾功直，故谓之顾山。”这种女徒显然不能说是官奴婢。官奴婢可以用来赏赐或买卖，如汉武帝赐其姊奴婢三百人，宣帝赐霍光奴婢百七十人；哀帝时，傅太后“使谒者买诸官婢，贱取之”①。刑徒则未见有赏赐或买卖的。前引《周礼·秋官·司厉》郑众注：“今之为奴婢，古之罪人也。”又应劭《风俗通义》说：“古制本无奴婢，奴婢皆是犯事者。”[2]他们之所以强调古制以罪人为奴婢，正因为他们生活的东汉时代，刑徒和官奴婢的身份已经有了比较严格的区别。汉代有的官吏犯罪，罚为刑徒，但旋复起用的大有人在。蔡邕以髡钳徒徙朔方，因思前在东观与卢植等撰补《后汉纪》，乃上书自陈，愿续先前所作，后来果被灵帝召还。③奴隶就不可能有如此际遇。这些都说明，汉代的刑徒不能和官奴婢混为一谈。

王莽代汉后，禁止民间私铸钱，“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人为官奴婢”④。这种把罪人乃至邻伍又没为官奴婢的作法，与王莽喜欢复古有关，是一种违反历史潮流的倒退行为，并非汉代常制。以罪人家属充当官奴婢的制度在汉代也有所变化。《三国志·魏志·毛玠传》载，毛玠“出见黥面反者，其妻子没为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盖此也’。”曹操大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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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77《毋将隆传》。

② 《意林》引《风俗通义》佚文，《初学记》卷19引作：“古制本无奴婢，即犯事者或原之”。见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③ 《后汉书》卷60《蔡邕列传》。

④ 《汉书》卷99《王莽传》。

收玠付狱。钟繇审讯毛蚧时说：“司寇之职，男子人于罪隶，女子人于舂稿。汉律，罪人妻子没为奴婢，黥面。汉法所行黥墨之刑，存於古典”①。有的学者据此认为终汉之世一直实行罪人妻子没为奴婢的法律。但钟繇所说的“存於古典”的汉律，实际上是有变化的。《汉书·刑法志》载，文帝二年(前178年)诏：“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议。”左右丞相周勃、陈平“奉诏，尽除收律、相坐法”。说明文帝时已废除罪人家属相坐法。此后不久，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其少女缇萦上书文帝，表示“愿没人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②文帝为之感动，下令废除肉刑。缇萦愿意自身为官婢以赎父刑，恰恰证明她并没有因为父亲犯罪而被没为官奴婢。《毛玠传》所载罪人妻子没为奴婢一事，只能理解为对一部分重罪犯人家属的处理，而不是一般罪人家属都如此处理。

如上所说，秦朝刑法繁苛，尚未完全废除以罪犯充当奴隶的古老传统，因此秦代官奴婢的数量相当庞大。但在秦朝，也并非所有刑徒都具有奴隶身份。到了汉代，刑徒与官奴婢已有明显区别，而且并非所有罪人的家属都没为官奴婢，因此在估计汉代官奴婢的数量时，不应把刑徒及其家属与官奴婢混为一谈。汉初惩恶亡秦弊政，减轻刑罚。文帝后元四年(前160年)下令“免官奴婢为庶人”③，官奴婢的数量大大减少。到了汉武帝治缗钱时，因为没收了大批商人的私家奴婢，官奴婢数量一度有所增加。哀帝即位后，在限制贵族豪富畜养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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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卷12《魏志·毛玠传》。

② 《汉书》卷23《刑法志》。

③ 《汉书》卷4《文帝纪》。

婢数量的同时，令“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①，官奴婢数量又有所下降。王莽改制禁止私人买卖奴婢，可是他把大批私铸钱者及其家属乃至不告发的邻伍都没为官奴婢，结果使官奴婢的数量再度激增。《汉书·王莽传》说，“其男子槛车，儿女子步，以铁锁琅当其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这是汉代官奴婢数量最多的时期。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把放免官私奴婢作为一项重要措施。建武六年(30年)“诏王莽时吏人没人为奴婢不应旧法者，皆免为庶人”②。到了安帝永初四年(110年)，又诏令自章帝建初以来，“其没人官为奴婢者，免为庶人”③。从总的趋势来看，自秦经西汉到东汉，除了汉武帝和王莽时期的特殊情况外，官奴婢的数量是在不断下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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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11《哀帝纪》。

② 《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

③ 《后汉书》卷5《安帝纪》。 二、秦汉奴隶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情况

睡虎地秦简的材料表明，秦朝的隶臣妾既用于手工业生产，也用于农业生产。秦简“封诊式”记载“某里士伍甲”的“告臣爰书”，要求把“骄悍，不田作，不听甲令”的“臣丙”卖给官府，说明私家奴隶也从事生产劳动。

如前所说，汉代的隶臣妾作为一种刑徒，已不再具有奴隶的身份。文献记载表明汉代的官奴婢主要用于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以及宫殿苑囿和诸官府署的杂役。有的学者认为，汉武帝治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①，这些没收的土地，就是由没收的奴婢来耕种的。但据《汉书·食货志》所载：“乃分缗钱诸官，而水衡、少府、太仆、大农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比没人田田之。其没人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可见没人的官奴婢，主要被分到封建国家的诸苑饲养狗马禽兽，以及在京师各官署从事杂役。《汉旧仪》载：“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长安附近的皇家苑囿，从事养狗马禽兽的官奴婢，数量当也不少。由于京师和三辅有大量官奴婢而又不从事农业生产，所以汉政府不得不从关东漕运大量粮食以资供应。《汉书·食货志》在上引没人奴婢分配给诸苑及诸官之后接着说：“官益杂置多，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武帝末年，赵过奉命在三辅推广代田法，先是“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其后又“令命家田三辅公田，又教边郡及居延城”②，未见有遣官奴婢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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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24《食货志》。

② 《汉书》卷24《食货志》。

汉代官奴婢基本上不从事农业生产，从封建国家屯田的情况也可以得到证实。文帝时，晁错建议募民实边：“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晁错建议募罪人、免徒复作、私奴婢和贫民徙塞下定居屯田，而根本没有提到官奴婢，这说明官奴婢并不用於农业生产。汉武帝时，在边郡实行屯田。元鼎六年(前111年)置张掖、敦煌郡后，“上郡、朔方、西河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①。这时正值杨可告缗、汉政府没人“奴婢以千万数”之后，如果官奴婢用于农业生产，照理可以把官奴婢分配到边郡屯田，但汉政府并没有这样做。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表明，从汉武帝后期至东汉后期，这两地屯田的主要劳动生产者都是戍卒。宣帝时，赵充国建议在临羌至浩亹实行大规模屯田，所用劳力一万多人，其中有步兵、“吏士私从者”和“弛刑应募”，唯独没有官奴婢。东汉初年，光武帝在边郡“建立三营，屯田殖谷，弛刑谪徒以充实之”②。此后，诏募刑徒赴边塞屯田，赦免其罪犯身份，一直是东汉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但始终也未见有诏募官奴婢徙边屯田并免其奴隶身份的。

汉代的官奴婢有一部分从事官手工业的劳动，如赵过在三辅推广代田法，“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③。大约在冶铁、铸钱、纺织等官手工业中，都使用一定数量的奴隶劳动。但史料表明，官手工业的主要劳动力是卒徒工匠，而不是官奴婢。《盐铁论·复古》载大夫说：“卒徒衣食县官，作铸铁器，给用甚众，无妨於民”。又同书《水旱》说：“卒徒工匠以县官日作公事，财用饶，器用备。”卒是征发来的农民，徒是刑徒，工匠是专业手工业者，他们都不是官奴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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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24《食货志》。

② 《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应劭《汉宫仪》。

③ 《汉书》卷24《食货志》。

汉代的私家奴隶除了从事家内劳动之外，也用于农业、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史记·季布列传》载，濮阳周氏为藏匿季布免遭汉高祖缉捕，“乃髡钳季布，衣褐衣，置广柳车中，并与其家僮数十人，之鲁朱家所卖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买而置之田。诫其子曰：‘田事听此奴，必与同食’。”同书《货殖列传》说，刀闩使“桀黠奴”“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又《汉书·张安世传》：“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这些史料都说明秦汉时代的私家奴隶在社会生产和流通领域中担负一定的任务。

但是奴隶制在秦汉时代并不是一种正在上升和发展的生产关系，而是正在衰落和萎缩的生产关系。如前所述，秦代国有土地还使用“隶臣妾”从事生产，到了汉代，国有土地已经基本上不使用奴隶生产。汉代一些大土地所有者的自营田庄虽然使用奴隶劳动，由于奴隶的生产效率不高，它终究不得不被日益发展的封建租佃关系所代替。像《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带郭千亩亩钟之田”，由于土地肥沃，产量高，使用奴隶劳动是有利可图的。可是这种肥沃而又集中的近郊土地毕竟很有限。晁错说：“百亩之收，不过百石”①。《淮南子·主术训》说：“中田之获，卒岁之收，不过亩四石。”仲长统《昌言·损益》说：“今通肥硗之率，计稼穑之人”，“亩收三斛(石)”。看来汉代一般耕地通肥硗之率，一大亩平均年产3石左右，是比较可信的数据。按照这样的收获量测算，大土地所有者如果采取“见税什五”的租佃制经营，肯定要比使用奴隶劳动经济效益高。因为租佃制经营只需购买土地而无需其他的生产投入，而使用奴隶劳动的大土地所有者除了购买土地之外，还需要购买奴隶以及其他生产资料。如果再考虑到奴隶的人身不自由，劳动积极性不高，奴隶制经营方式在经济上的不合算就更显而易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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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24《食货志》。

汉代使用家内奴隶之风相当盛行。但这种风气并不限于汉代，中国历代封建社会都有不少家内奴隶。就汉代来说，这种奴隶制关系同后代一样也不是社会生产的主流。居延汉简所载边塞候长礼忠的资产，有田五顷，牛车二辆，服牛二，轺车一乘，马五匹，宅一区，小奴二人，大婢一人。①礼忠有土地500亩，即便是粗放式耕种，也决非2个小奴和1个大婢的能力所能承担的，何况这2个小奴和1个大婢还要担负大量的家务劳动。在这种情况下，认为礼忠的土地系采取租佃制经营，可以说是合理的推测。

由于汉代大多数奴婢并没有从事农业生产，所以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一直把畜奴看作是社会的赘疣而加以抨击。贾谊在《治安策》中指责“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②。贡禹向元帝奏言：“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亡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钜万，宜免为庶人，廪食，令代关东戍卒，乘北边亭塞候望”③。东汉济南安王刘康有奴婢一千四百人，其国傅何敞说：“舆马台隶，应为科品，而今奴婢厩马皆有千余，增无用之口，以自蚕食”。④贡禹、何敞之所以说奴婢“戏游亡事”，是“无用之口”，正因为许多奴婢只是单纯用来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消费提供服务，或者只是为了显示主人阔绰的排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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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简号37．35，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② 《汉书》卷48《贾谊传》。

③ 《汉书》卷72《贡禹传》。

④ 《后汉书》卷42《济南安王康列传》．

西汉末年，在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的同时，大量农民破产，奴婢数量也有很大增加。如果说奴隶制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正在发展的生产方式，这正是大土地所有者扩大奴隶劳动以增加收入的有利时机。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由于奴隶制生产关系已经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而土地兼并剧烈和奴婢数量激增反而是引发了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王莽正是利用这场社会危机并以一些蛊惑人心的所谓“改制”来夺取政权的。值得注意的是，王莽一方面把许多因私铸钱而犯法的人没为官奴婢，另一方面却又禁止民间买卖奴婢，更名奴婢曰“私属”。“私属”一词见於《左传》等先秦文献。《左传》宣公十七年，卻克“请伐齐，晋侯弗许。请以其私属，又弗许。”杜预注：“私属，家众也。”他们与家主之间，结有牢固的人身依附关系，但与奴隶身份有别。王莽把私家奴婢都改名为私属，并不简单是更换名称的问题，实际上是要把奴隶制关系改变为封建制的关系。这也说明，奴隶制在当时确实是很不得人心的。 三、封建生产方式主导地位的确立

战国时代，封建生产方式开始形成。那时侯，一些新兴贵族和平民中的大土地所有者对直接生产者所采取的剥削方式，大体上有以下三种：一种是依靠政治特权强制贫苦农民在自己土地上耕作，如《商君书·境内》所说：“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这是一种带有农奴制徭役劳动性质的役使方式。另一种是雇用贫民耕作，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所说：“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尽巧而正畦陌畦時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这种衣食仰给于主人且可获得一定报酬的庸客，也就是后代所谓的雇工。再有一种就是把土地出租收取地租。《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说，商鞅变法之后，“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佰，贫者亡立锥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董仲舒对战国时代土地兼并的现象有所夸大，但战国时代已经出现出租土地的地主和租种土地的佃农当是事实。以上三种剥削方式都是带有封建制性质的生产关系。役使庶子的方式由于带有较多旧的剥削制度的痕迹，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战国后期就逐渐消失了。至于租佃制和庸客制，则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秦汉时代主要的剥削方式。

《史记·平准书》说，汉武帝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於乡曲”。这些“兼并豪党之徒”，有许多就是实行租佃制剥削的地主。如酷吏宁成因犯法抵罪髡钳，他“诈刻传出关归家”，“乃贳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数年之间，“致产数千金”。这个实行租佃制经营的豪强地主“出从数十骑，其使民威重於郡守”。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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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卷122《酷吏列传》。

引《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在抨击秦朝“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之后，接着说：“汉兴，循而未改”。董仲舒在叙述农民的悲惨生活时，着重提出了“见税什伍”的封建租佃制给农民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可见这种经济关系在当时已经成为地主对农民主要的剥削方式。由于租佃制有利可图，不少权势豪富都想方设法扩大地产，以便有更多的土地用来出租。除了兼并农民土地之外，他们还从国家那里假得大量公田，再转手出租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盐铁论·园池》说：“今县官之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汉武帝通过告缗令所没收的大批商人土地，许多都假给权势之家再转假给农民，实行租佃制经营。王莽曾经把这种公田转假作为西汉王朝的一项弊政加以指责。他说：“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①东汉的荀悦也指出，西汉皇帝减轻田租(土地税)，其实只对地主有利，因为租种地主土地的农民仍然要负担高额的地租。“官收百一之税，民输大半之赋，……文帝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耳”。②如果“见税什五”的封建租佃制不是西汉地主豪强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王莽和荀悦是不会这样提出问题的。

从西汉后期到东汉，封建租佃制得到广泛发展。成帝时，陈汤上书奏请继续推行迁徙关东豪富於关中诸陵的政策，其理由是：“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③这些“多规良田，役使贫民”的富人，显然就是采取封建租佃制经营的地主。西汉末，马援在金城、天水交界处田牧，“与田户中分以自给”④，也是采取封建租佃制的经营方式。东汉一些出身贫穷农家的儒生，都曾租种地主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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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24《食货志》。

② 荀悦：《前汉纪》卷8。

③ 《汉书》卷70《陈汤传》。

④ 《水经注》卷2《河水》条。

如安帝时官居太尉的杨震，“少孤贫，独与母居，假地种殖，以给供养”①；著名经师郑玄也曾“客耕东莱”，“假田播殖”②。以耕读为业的儒生尚且如此，比他们更穷困的无地少地农民，租种地主土地的为数自然更多。仲长统《昌言·理乱》说：“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③崔宜在《政论》中，对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刻的揭露：“上家累钜亿之资，户地侔封君之土。……故下户踦嶇，无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为之服役。”④

秦汉地主的自营田庄，虽有使用奴隶劳动的，但更多的则是使用庸客，即长工或短工。史书中有关佣耕的记载很多。如“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⑤；儿宽“时行赁作，带经而锄，休息辄读诵”⑥；第五访“少孤贫，常佣耕以养兄嫂”⑦；孟尝“隐处穷泽，身自耕佣”⑧。《风俗通义·怪神》载；东汉桂阳太守张叔高去官后，“家居，买田。田中有大树十余围，扶疏盖数亩地，播不生谷，遣客伐之。”张叔高所差遣的客，即是他家雇佣的长工。又《英雄记》说，曹纯“承父业，富於财，僮仆人客以百数，纯纲纪督御，不失其理，乡里咸以为能”⑨。曹纯从其父继承的“人客”，也是他家长年的雇工。不论长工或短工，他们的雇佣劳动都带有封建制剥削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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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54《杨震列传》注引《续汉书》。

② 《后汉书》卷35《郑玄列传》。

③ 《后汉书》卷49《仲长统列传》。

④ 见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卷46。

⑤ 《史记》卷48《陈涉世家》。

⑥ 《汉书》卷S8《儿宽传》。

⑦ 《后汉书》卷76《第五访列传》。

⑧ 《后汉书》卷76《孟尝列传》。

⑨ 《三国志》卷9《魏志·诸夏侯曹传》裴松之注引。

如上所述，以租佃制和庸客制为主要形式的封建生产方式，在汉代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仲长统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①。所谓“徒附”，即指耕种大土地所有者土地的庸客和租佃农民。他们的人数远远超过奴隶。和日益衰落的奴隶制生产方式比较起来，封建制生产方式显然是汉代的“一种普照的光”，是支配其他一切关系的主导的生产方式。

在分析秦汉的社会性质时，不能不涉及广大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的身份地位。有的学者把秦汉的自耕农比作古代希腊罗马的自由民，这种比拟是值得商榷的。希腊罗马的自由民既是自己土地的所有者，又是城邦政治生活的全权公民，所以马克思说他们是“自由的和平等的私有者”②。秦汉的自耕农在文献上称为“编户齐民”，事实上编户民在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上并不“齐”。《史记·货殖列传》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编户民中存在着财产的巨大差别和阶级对立。史料表明，秦汉时代的自耕农土地不足百亩的家庭很多。有些缺少耕地的自耕农，不得不从封建国家那里再“假”(租赁)部分公田耕种，或者租种地主的少量土地。有些自耕农即使没有租种地主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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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仲长统：《昌言·理乱》。

② 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6页。

地，为了寻求庇护，往往也要投靠豪强地主，成为他们的依附农民。就编户民和封建国家的关系来说，尽管他们当中有些人可以通过察举、纳赀和上书言事等途径上升到官僚队伍中去，但作为平民，他们不但享受不到希腊罗马城邦公民所享有的政治权利，而且连自己的人身也不能不受专制主义皇权的严格支配。秦朝的“头会箕敛”，汉朝的算赋和口赋，即是这种人身支配关系在经济上的表现。汉代的贵族食封制度“以户邑为制，不以里数为限”①，对农民剩余劳动生产物再分配的这种形式，同样也是建立在专制主义皇权对农民人身支配的基础上的。马克思在分析欧洲中世纪的阶级关系时指出：“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但是正因为人身依附关系构成该社会的基础，劳动和产品也就用不着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它们作为劳役和实物贡赋而进入社会机构之中。”②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农民不仅对地主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而且还要受到封建国家严格的人身支配。农民的劳动和产品“作为劳役和实物贡赋而进入社会机构之中”，是地主阶级及其国家对农民进行封建剥削的重要形式。而专制主义皇权基於人身支配对广大自耕农的这种剥削，就是从秦汉时代开始的。在判断秦汉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时，对于广大自耕农受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应该给予足够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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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61《黄琼列传》。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4页．

主张汉代是奴隶社会的学者，有时还把广大自耕农因破产而卖身为奴和嫁妻鬻子作为奴隶制在汉代占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根据。但众所周知，秦汉以降，历代贫苦农民因天灾人祸而卖身为奴和嫁妻鬻子的现象史不绝书。就秦汉时代来说，破产农民的出路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卖身为奴和嫁妻鬻子，一是离乡背井成为流民，一是投靠豪强地主成为他们的劳动人手。汉代流民的数量，动辄数十万、数百万。董仲舒说，“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①。贡禹说，“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②。汉武帝晚年各地的农民起义，西汉末年的赤眉绿林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基本队伍都是流离失所的破产农民。当时一些豪强地主所拥有的大量徒附，许多都是为求得庇护而前来投靠的破产农民。对于汉代破产农民沦为奴隶的数量，似不应估计过高。 四、从政权性质和社会观念看秦汉社会

唯物史观认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③。要判断秦汉的社会性质，除了需要从多种生产关系中找出支配其他关系的主导的生产关系之外，还需要考察当时“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从政权的性质和社会思想的价值取向来验证我们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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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24《食货志》。

② 《汉书》卷72《贡禹传》。

③ 恩格斯：《1883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2页。

奴隶社会的国家，不论是采取君主专制或是贵族民主共和制的政体，都是代表奴隶主阶级的国家。秦汉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能不能说是代表奴隶主阶级的国家呢?恐怕很难这样说。秦汉有许多官奴婢，但这不足以说明当时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是奴隶主政权。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朝代，官奴婢都是存在的。这是古代东方社会奴隶制的一种孑遗。如本节前面所说，从秦经西汉到东汉，官奴婢的数量虽然在不同时期有所起伏，但总的趋势是在不断下降的。秦朝的隶臣妾到了西汉已经不再具有奴隶的身份。文帝、哀帝、光武帝和安帝先后都下诏免官奴婢为庶人。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光武帝，不仅把王莽时“不应旧法”而被没人的大批官奴婢免为庶人，而且多次下令放免私家奴婢。如建武二年(26年)诏：“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之。敢拘执，论如律。”建武七年“诏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略为奴婢下妻者，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建武十一年诏：“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又诏曰：“敢炙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炙灼者为庶人。”建武十二年“诏陇、蜀民被略为奴婢自讼者，及狱官未报，一切免为庶人”。建武十三年“诏益州民自八年以来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人；或依托为人下妻，欲去者，恣听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从事”。建武十四年“诏益、凉二州奴婢，自八年以来自讼在所官，一切免为庶人，卖者无还直”。①光武帝这一系列放免私家奴婢的诏令，可以说是沿袭王莽改奴婢为“私属”而未能完成的重大举措的继续。光武帝对於王莽的“王田”制和其他一些政策都未曾采用，唯独在放免私家奴婢这个问题上继续推行王莽的措施，这只能说明奴隶制这种生产方式已经丧失了它的历史正当性。要缓和西汉末年以来的社会危机，争取人心，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必须把释放奴婢作为当务之急。而这样的政权，要说是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政权，显然是说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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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l《光武帝纪》。

《史记·田儋列传》说，田儋缚奴见狄县令，“欲谒杀奴”，可见秦时杀奴已须报官，得到批准。奴隶是主人的财产，主人可以随意买卖，但不能随意虐杀。杀奴需要报官，并不足以说明当时就不是奴隶社会。但是在汉代的社会观念和法律规定中，我们看到，奴隶已经被承认也是人，而不是牲畜。作为人，就应该受到社会和国家的保护乃至尊重。董仲舒在向汉武帝建议“限民名田”的同时，还主张“去奴婢，除专杀之威”①。王莽之子获杀奴，“莽切责获，令自杀”②。始建国元年(9年)，王莽在诏令中谴责奴隶制的残酷：“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兰，制於民臣，颛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缪於‘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③光武帝除了放免奴婢为庶人之外，还下令：“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④。《后汉书·刘宽列传》载：刘宽灵帝时为太尉，“尝坐客，遣苍头市酒，迂久，大醉而还。客不堪之，骂曰：‘畜产’!宽须臾遣人视奴，疑必自杀。顾左右曰：‘此人也，骂言畜产，辱孰甚焉！故吾惧其死也。”像以上这些例子反映出来的法律规定和社会观念，要说它们还是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恐怕也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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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汉书》卷24《食货志》。

② 《汉书》卷99《王莽传》。

奴隶社会篇3

“将他们带来，用他们给我去换一匹马。”说话的人是一个彪悍的男子，他个子矮，双眼突出，睫毛乌黑，身边站着一群精神麻木的大力士，他身边还有一大群穿着粗衣麻布的年轻女人，看样子她们随时准备好了献出身体的样子，因为她们都是身不由己的女人。

我是被大力士带来的其中一个奴隶，本来我不应该这样的，只是因为我先辈所带领的部落被他们征服了，所以我自然一生下来成了他的奴隶，我真恨世道的不公啊，我多想坐在上面说话的那个人是我，那样我就可以随便搂着个女人入睡，我原始的欲望使我想把那个奴隶主杀了，说到底我太嫉妒他。

在我的理性判断中，我认为暂时忍忍好，我被那些国家的工具——大力士带走，结果我和我身边的五个可怜伙伴加在一起才换一匹马，那以后的岁月我简直不敢想象。

来到田里，老实说我们六个是被鞭子赶到了田里，我们拉着最原始的犁头，你不清楚，我和我的同伴身上只拴着一块破麻布遮 羞，鞭子抽打在我们身上真难受，即使鲜红的血留下来又能怎样？我们几个必须在日落之前耕完一大片地。

我们的休息时间很短，我们非常不自由，其实都是奴隶了还渴望有什么自由。在休息时，奴隶主的帮凶会给我们身上带上大枷，当我们耕地时手上又套着绳子，至于吃饭那是我最不忍提起的一件事。

吃的东西完全吊不起胃口，那些吃的东西只是维持我们的一条贱命而已。我每天都渴望太阳早些落下晚点升起，我每天都想少花点力气去耕地，可是太阳照样按时升起，无情的鞭子一次次落在我结满血痂的背上。

我多么渴望自己不是人，不是替人卖命的奴隶，然而我生来就是一条贱命，我必须要为奴隶主们劳动，我要为他们耕地，做牛做马。我想改变这种状况，这个想法在我受了无数次欺负和耻辱后变得更深刻起来。

我的所作所为始终得不到一点回报，机遇不再等着我，机遇没有向我降临，有时我真想死，我的不甘心使我继续苟延残喘下去，我舍不得，我舍不得那个花花世界，我在幻想中度日，我在睡梦中梦见自己成了一位奴隶主，梦见我身边有一群美丽的女人。

寒冷和饥饿使我几乎死去，我的命也不知是怎么搞的，每次都化险为夷，我生存的世界只有很狭小的一个天空，狭小到我连呼吸的空间都不够。有时我望月竟会走火入魔，我幻想月亮里可能有某个伟大的神住在里面，他在望着我，看着我，在对我笑。

我的生活是如此单一。无论我被卖到哪个人的手里，我的生活都不会好过，但是我在不同的奴隶主手里遭受的鞭子和苦痛总是有差别的，我天真地幻想某个奴隶主能还我自由。

有一天干完活吃完饭后，我和我的几个同伴没有被上木枷，原因在于看守我们的那个凶恶之人突然犯了什么疾病，凶恶之人躺在地上痛不欲生。

“兄弟们，我们该怎么办？”我问我身边的那几个人。

“他可能吃错东西了，我们赶紧跑吧。”其中一个人说道。

“ 他那样对我们，我们难道就这样算了？干脆打死他吧，免得他活得那么痛苦。”我咬着牙齿握紧拳头，我大有斯巴达克的愤怒。

“对，打死他，打死他……”我们几个呼喊着口号一拥而上，顺利地结束了那个要死不活的人。

“现在我们要找个地方藏起来，不然被抓住了又要做奴隶。”我说的这句话不是没有根据，当初我亲眼看见奴隶主杀死了几个逃跑的奴隶，在他眼里，我们都是他的私有物品，他杀我们何止是捏死蚂蚁那样用力呢。

“好，我们各自去寻找地方吧。”几个人说散就散。

我走了很远的路，遇到了许多飞禽猛兽，但我从来没有怕过它们，我选择躲在一块山清水秀的丛林里，白天出去找吃的，晚上睡在树上。

自从我获得自由，那是无比兴奋，我道不出那种快乐滋味，我也很想做个老实的臣民，可是我清楚老实的臣民照样要受人的剥削和欺负，我选择独处世外。

我也不知道日子晃去多久，有一天，我成功地杀死了一头豹子，那种刺激你绝对猜不到，我的腿都颤抖许久才恢复了平静，我吃着香味四散的烤肉，我似乎过着神仙般的生活。

直到偶然有一天一个女人闯入了我的领地，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日子并不完美，我原始的欲望一次次勾引着我，我压根不清楚什么是文明，我坏，我真想……

许多次我都坐失良机，我担心，我怕我会陷入圈套，当我实在忍受不住原始的冲动时，我俘虏了一个女人，俘虏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尽管她狂叫，挣扎，流眼泪，我也没有放过。

事情发生后，我才发现自己酿成大祸，她竟然是当初买我的那个奴隶主的女儿，我又将自己陷入了被人追杀的绝地吗？

“事情已经这样了，放心，我会让你自由的。”那个被我强暴的女人揉揉带泪的眼睛。

“我不相信，你父亲身边有一群不要命的疯狗，他们会杀了我的。”

“怎么，父亲若杀了你，我也不活了。”她倒在我的怀里。

“你们女人真傻，真傻……”

我们再一次温习了功课，她快乐我也快乐，我想，自己此生应该满足了吧，自己一个卑贱的奴隶，能跟奴隶主的女儿搞在一起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们要杀我那只好自便。

当我见到奴隶主后我又有些后悔，他凶神恶煞的眼神盯着我，他恨不得吃了我啊！我找不到一个和他平等的地方，我那么贱，实在找不到一点和他奴隶主平等的地方。

“贱奴隶，你竟敢欺负我女儿，来人，将他拉出去剁了。”

“阿爸，不要啊！他现在是我的人了，阿爸执意要他死，先杀了女儿。”

“女儿，为了这样一个穷奴隶，你值得吗？”“乖乖听话，阿爸给你找个好的。”

“女儿心意已决，求阿爸给他自由，让他不要做奴隶。”

“混账东西，没出息的家伙，将他们统统关在牢里，带下去。”

真想不到我和她竟然还能在一起。

奴隶主最后妥协，我和她生活在一起，奔到天涯海角找了一块地方安顿下来，过上了男耕女织的生活，可惜好景不长，灾难再次降临。

我记得那是一个风雨之夜，冷风嗖嗖，我们居住的小茅屋还飘着雨，我和我的女人都躺在床上开始睡了，门外却意外响起了一连串的声音，在黑夜中我看清了进来的是一个人，从他的声音中我听出了那是个男人。

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收留他，没想到在午夜时分，他做着禽兽不如的事，我的女人竟然……，她被霸占了，由于我和他实力悬殊，我战败而逃，我恨，我痛，我颓废，我抛弃了我的女人，我恨我为什么没有和他玉石俱焚，我恨我的软弱，我恨我保护不了我喜欢的女人，我恨我自己是一个废人，我恨我的那些英雄气概全都消逝了。

奴隶社会篇4

关键词：网络流行语 “X奴” 语义泛化

一、引言

网络流行语作为网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渗透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作为一种特殊形式及特殊意义的语言文字，网络流行语具有口语化、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特点。这些新词语看似荒诞，其实反映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或生活态度。

“X奴”出现的较早，除了传统的“卡奴、车奴、房奴”之外，还出现了“券奴、孩奴、菜奴、证奴、衣奴、鞋奴、赌奴、网奴、球奴、出国奴”等各种各样的“奴”。这类词语出现较多，增长较快，并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X奴”式流行语的大量出现与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该流行语的研究具有深刻的语言学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本文将从释义、语义泛化和隐喻义三方面对“X奴”进行语义分析。

二、“X奴”的释义

在中国汉语史上，“奴”的内涵有着丰富的变化。《现代汉语词典》中，“奴”的释义有三种：①旧社会中受压迫、剥削、奴役而没有人身自由，没有政治权利的人，如“奴隶，农奴”;②青年女子的自称，如“奴家”;③像对待奴隶一样的蹂躏、使用，如“奴役”。“奴”的这些含义都深刻体现了地位的尊卑贵贱及上下有别的汉民族传统文化。随着历史文化的发展和语言演变，“奴”在原有的基础上，引申出多种不同的词义，从而形成了“X奴”丰富的语义。

“奴”字出现较早，“奴”的本义是古代地位地下的罪人，泛指丧失人身自由、为主人提供无偿劳动的人。当今社会，“奴”已经泛化为一切被控制的人，“阶级性”等义素逐渐脱落。“X奴”在原有基础上引申出各种不同的词义。

1.“X奴”指各种各样的奴隶，奴仆。《说文解字》：“奴，奴婢皆古之罪人也。”《周礼》：“其奴，男子之于f隶，女子之于舂。”段玉裁注：“男女皆在焉也，故从女从又”。

2.“X奴”引申为人的谦称、美称、蔑称等。“奴”专指妇人的谦称，赵长卿《点绛唇》：“爱道奴家瘦”，苏轼《次韵代留别》：“应记侬家旧住西”。元稹的诗句“力士传呼唤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其中“念奴”指歌女。

3.“X奴”指动物、植物、地名等，这是古人将主奴意识投射到自然界的结果。如“木奴”等。

4.“X奴”引申为奴性十足，供人驱使的人，例如：明清奴仆对主人亦自称奴才。

5.“X奴”指具有某种特点的一类人。例如：“守财奴、名利奴、亡国奴”。

正是多种语义的组合，构成了“X奴”中“奴”的多种含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X奴”语义的丰富性、形象性。当代的“X奴”一词是借用历史上已有词语的语言外壳赋予新的色彩和含义，再根据“X”和“奴”的构造方式进行仿造。

“奴”与其他词语结合，构成具有现代感的新词汇，这些“X奴”式流行语传递时代信息，引起听话人的注意，容易产生情感共鸣。“X奴”的语义重点在“奴”上，但“X奴”类词语的总体意义取决于“X”。“X”与“奴”构成一个合成词，当“X”指一般的物质资料时，“X奴”是亦主亦奴，如：房奴、车奴、油奴、慌、墓奴，股奴等。“X”指对某种东西的依赖或部分奢侈品的欲罢不能，如：卡奴，衣奴等;“X”指一种情绪、欲望、爱好等，如：网奴、权奴、球奴等;“X奴”也可以表示一种职业或身份。如：脚奴，等。“X”还可以指一种想要达到的目的或状态，如：“出国奴、养老奴、租房奴等。

总之，“X奴”在语义上具有多样性。现在的“X奴”在语义上对“奴”的本义既有继承又有发展。

三、“X奴”的语义泛化

“X奴”构式中的“奴”并不是奴隶社会中的“奴”，它从实词“奴”的语义泛化而来。所谓语义泛化，指的是词语在保持越来越少原有语义特征情况下，不断产生新的使用方式，将越来越多的对象纳入自己的指谓范围。对象纳入的越多，原有语义基础上引申出的词义越多，其指示性也随之变得模糊。（刘大为，1997）

在奴隶社会里，奴隶被奴隶主控制着，没有人身自由，没有财产，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例如：郑玄注《周礼》曰：“奴，从坐而没入县官者，男女同名”。在上古及中古时期，“奴”用来指称被压迫、被控制阶级，如《元史》中“诸奴杀伤本主者，处死。诸奴詈其主不逊者，杖一百七，居役二年，役满日归其主。诸奴故杀其主者，凌迟处死。诸奴殴死主婿者，处死。”“奴”被用来指称奴隶阶级，受到压迫剥削。“奴”是实词，还没有出现抽象词义。

可见，“奴”本是指旧社会中受压迫剥削役使而没有人身自由，没有政治权利的人。现在的“X奴”指被某事物影响或束缚的人。在不同语境中，“奴”的义素变化如下：

阶级性 被束缚，控制 为他人服务 没有人身自由 依附性 地位低下 人

农奴 + + + + + + +

奴才 - + + - + + +

房奴 - + - - - - +

车奴 - + - - - - +

卡奴 - + - - - - +

钱奴 - + - - - - +

很明显，“奴”保留了“被束缚控制的人”这一义项，这里的“奴”具有实在意义。“奴”的语义受“X”限制、受“X”的干涉，表示“奴”特征的义素正逐渐脱落，“奴”的语义由实到虚，越来越多的对象被纳入它的指称范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需求不断增加，“奴”指称的对象由奴隶社会中的奴隶扩展为一切受控制的人。被控制，被束缚的人都可以用“奴”来命名。

“X奴”的语义走向泛化，今天的“奴”不再是被某个人所奴役，而是表示被自己追求的某种物质生活所驱使、所拖累。比如：一位刚刚花10万余元购置了一块中档墓地者说：过去作“房奴”，现在，不仅要作“房奴”，还要作“墓奴”，这种苦不堪言的现实，何时是个终结？“墓奴”是指受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而不顾自己的经济实力去购买昂贵墓地的人;“房奴”是指城镇居民抵押贷款购房，为了偿还住房贷款而拼命工作。又如：“英语奴”为了应付英语考试，每天埋在英语里不能轻松愉快地学习，他们就成为英语这门课程的“奴隶”。还有为证所累为“证奴”，为车所累为“车奴”，为卡所控为“卡奴”，为电所控为“电奴”等。也就是说，各种各样被控制、被束缚的人都可以用“奴”来命名。大量的类推造词导致“奴”的义素受到其他义位的语义干涉而不断脱落，“奴”的意义越来越虚，走向泛化，成为一个代表“被某事物控制或影响的一类人”的标志。

历史上有“农奴”“官奴”“亡国奴”“书奴”等，当代以“房奴”“卡奴”“车奴”等为代表形成了庞大的族群。虽然是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不同阶级，但二者有着相似的特征，即都生活在被束缚、被控制状态中。“X奴”的出现虽然在形式上并没有突破，但人们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借用已有词汇来对其加以表述，在意义的表达上赋予了它新的含义。如：较早出现的、与现代生活有关的“奴”族词是曾在台湾地区流行的“卡奴”，特指透支信用卡过度消费的人群。“卡奴”因收不抵支而债台高筑，人们由被卡控制的人联想到奴隶社会的奴隶，“奴”的“被控制、被束缚”义也就由专门指被奴隶主控制的“奴”的生活状况，到指各种被控制的人的生活状况。近年来出现了“房奴”，随后，“车奴、电奴、墓奴、证奴、衣奴、鞋奴、赌奴、网奴、球奴、出国奴、教育奴、电脑奴”等相继涌现，好像所有的现代人都有可能成为“奴”，日常生活中不经意的事物都有可能成为奴役现代人的主人。“X奴”通过词义引申，开始出现词义泛化。

当“奴”族词语形成后，人们在选词、造词时总是以“奴”的“被控制、被束缚”义进行创造性的联系，“X奴”构形灵活，可以根据需要创造出新词且通俗易懂。结果，与“被控制、被束缚”义有意合关系的另一个词素义即“X”义的取值范围由物质生活用品类扩大到欲望类、爱好类。如：“房奴”指需要偿还房贷的人;“花奴”指爱好花草到一定程度的人;“学习奴”指追求分数被学习奴役着的孩子们;“小资奴”指成为名牌狂热的簇拥者，并为之所累的人。可见，“X奴”指被某类事物控制后的状态，“奴”族词语几乎涵盖了生活中跟人有联系的所有方面，“X奴”式词语只要利用类推机制，将“X”替换为不同的负担就可以构成新词语，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奴”族词语群，从多角度反映了当代社会人的生活沉重与劳累的状态。语言内部的词义泛化是“奴”族词语得以形成和流行的重要内在原因。

由此可见，“奴”的语义受“X”限制，通过类推造词导致“奴”的语义受到“X”的干涉，而“奴”的本义不断脱落，“奴”的语义由实到虚，越来越多的对象被纳入它的指称范围，“奴”的语义走向泛化。

四、“X奴”的修辞义

“X奴”中的“奴”已经不是指奴隶社会中的奴隶，而是借用“奴”词的“被控制、被束缚”之义，说明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人们像奴隶一样被各种压力、欲望所折磨、控制，这是隐喻用法。隐喻在新生的“X奴”式词语出现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指“把一个领域的概念‘投射’到另一个领域，或者说是从一个认知域（来源域）向另一个认知域（目标域）‘投射’的认知方式”。隐喻在形成语义的规律方面，“往往按照类推原理引起连锁反应，使在同一词汇同一语义体系中的其他词都导致相同的语义变化。这种趋势一旦形成又会影响加入该体系的新词使其获得类似变化。”（傅怀存，1989）可见，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语言现象，更重要的是人类的一种认知现象。是基于概念结构的相似性，从一个认知域到另一个认知域的投射，或者说把一个领域的概念投射到另一个领域。新词“X奴”正是由古代“奴隶”[+被束缚、被控制][+不自由]的特征投射到现代各种被控制的人的生活状况中而产生的。

“X奴”即“X”的奴隶，“X”主要表示物质资料类、欲望类、情绪类等，“奴”通过词义泛化表示“像奴隶一样的人”。“X奴”的意思有前后两个词素义组合在一起，表示“由于受到某种东西的控制、诱惑，所以像奴隶一样地生活”。所以“X奴”隐喻义具有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表层意义表现了对象的某种形态或情状，显得生动别致。“X奴”词语的表层意义是“X的奴隶”，它给人以鲜明的形象，能提高语言表达效果。例如：“车奴”一词表层意义是“车子的奴隶”，深层的含义是随着物价上涨，买车人没日没夜地工作，而且省吃俭用，背负沉重的经济压力，像奴隶一样套上手燎脚铐生活，通过隐喻，把这类人窘迫的生活状况表现得淋漓尽致，形象贴切而又耐人寻味。

“X奴”巧用隐喻，显得形象生动，使本来要用很多话表达的意思变得简洁明了。例如：因为使用信用卡、现金卡透支消费，月薪或收入无法将支出的部分摊平，首期只能缴部分金额，之后需给付金融机构循环利息、违约金、手续费等费用，而背负高额卡债，个人财务周转不通的人。现在用了隐喻修辞，把这样的人称为“卡奴”，既简单，又形象生动。“X奴”式流行语可以形象地传递语义和感彩，用尽可能少的语言表达形式获得了更大的认知效果，增强了语言使用的经济性。“X奴”蕴含丰富信息，能形象地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这都得益于隐喻的运用。

隐喻在形成语义的规律方面，“往往按照类推原理引起连锁反应，使在同一词汇同一语义体系中的其他词都导致相同的语义变化。这种趋势一旦形成又会影响加入该体系的新词使其获得类似变化。”（傅怀存，1989）在这种情况下，传统“X奴”词语中，表示实在的奴隶之义的比较多，表示隐喻的虽然不多，但是也有，如“书奴，诗奴”等。新兴的“X奴”中，几乎都是表示隐喻用法的。例如：“房奴”指房子的奴隶，“孩奴”指孩子的奴隶，“发票奴”指发票的奴隶，……这种隐喻形象深入地反映了底层人的生活、生存之累。

“X奴”通过隐喻的修辞手法，体现了人们一定的价值观，即对现实既无奈，又不甘于被现实役使。日常生活中不经意的事物都有可能成为奴役现代人的主人，比如：“偷菜奴”可以解析为一味地“偷菜”，把全部精力捆绑在这种爱好上，就像奴隶一样的人;“孩奴”指父母一生都在为子女打拼，为子女忙碌，从而失去了自我价值体现的生活状态，就像奴隶一样;“赌奴”指把当成生命中的唯一，像奴隶一样被“”所奴役;“球奴”指为了看球，丢了饭碗、家庭，就像奴隶一样。另外，“房奴”，把人比作房子的奴隶或受房贷的役使，无生命的房子成了奴隶主，而有生命的人反倒成了“奴隶”，这种主奴颠倒的隐喻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底层老百姓生活的艰辛。

用隐喻的手法把人比作“奴”，从而反映了普通人的社会生活特征：普遍为物所累、所役，稍不留神就易于成“奴”。“X奴”既指人像外物“X”的奴隶，也可指人被外物“X”像奴隶一样地役使，还可用于自嘲或指称某一种像奴隶或被奴役的人，用于自称或他称，从多角度反映了当代人生活沉重与劳累的状况。

隐喻推进了词义的发展变化，出现了大量“X奴”词语，这些新词的出现是社会文化生活的产物。一方面，语言能够反映出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文化也能促进语言的多样化演变。“X奴”词语的涌现，是语言和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

五、结语

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促使语言发生相应变化，客观上促使人们去创造一些新的词语表达和描述新的事物。网络流行语不仅有助于话语表达需要，而且充满着时尚元素，从而更容易被人们认同和使用。本文从释义、语义泛化、隐喻义这三个角度对“X奴”进行语义分析，指出现代的“奴”本是想追求一种自我满意的生活，却被自身所追求的生活所累，成为这种生活的奴隶。总之，网络流行语“X奴”的涌现，是语言和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多角度反映了当代社会人的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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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社会篇5

关键词：秦朝 唐朝 奴婢 比较

近20多年来，许多学者对秦汉至隋唐刑法的沿革，对睡虎地秦简与唐律，分别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正象日本学者堀毅所讲，“作为说明唐律各篇目和各部份条文之溯源问题的专论，还十分缺乏”。①关于秦汉法律与唐律中奴隶、奴婢身份的对比研究，除日人崛敏一稍有涉猎外，②其他中外学者尚无专文涉及。因而将这两个时期法律中的奴隶、奴婢身份地位进行比较研究，对于认识当时社会特别是唐代社会中奴婢的身份地位，认识中古良贱制度的历史渊源，显然是十分必要的。③

一

自秦汉到魏晋南北朝隋唐，中国是一个有着延续性的社会，因而中古良贱制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在奴婢制度方面，与秦汉社会的奴隶制有着种种联系。

在传世文献中，关于秦朝奴隶的记载不多且不系统，这曾经限制了不少史学家研究中古良贱身份制的视野。而睡虎地秦简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关于秦代奴隶的资料。其中直接涉及奴隶的律文即不下数十余条，在《法律答问》部分及《封诊式》的案例中，亦有数十条涉及到秦朝的奴隶制度。在民间所用吉祥占书《日书》中，也有不少反映秦朝奴隶的内容。④尽管秦简反映的主要是官奴隶的情况，但与中古时期特别是唐代有关奴婢的律文相比较，仍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及同异之处。

这里我们首先考察秦律与唐律中有一定继承关系的奴隶、奴婢制度律文。主要从奴隶、奴婢的来源、性质、法律地位等几方面展开讨论。

从睡虎地秦简与唐律的对比来看，秦朝与唐朝，官私奴隶的来源十分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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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堀毅：《秦汉法制史论考》(中译本)，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368页。

② [日]堀敏一：《均田制研究》(中译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 本文之所以分别称“秦朝的奴隶”与“唐代的奴婢”，仅是为行文的方便，其实两个朝代对奴隶、奴婢的称谓是相通的，并无严格区别。

④ 2002年夏，在湖南龙山里耶发现大量秦简，其中有不少关于秦代社会身份的资料。目前简文尚在整理中。

从官奴隶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

1．因本人犯罪，籍没为奴隶。早在先秦时代，《尚书·甘誓》、《汤誓》中，已有“予则奴戮汝”之言。《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裴豹，隶也，著于丹书。”杜预注云：“盖犯罪没为官奴者。”在秦简《法律答问》中，规定可以没为奴隶的罪名很多：有因“盗”而“耐为隶臣”者；①有“以剑及兵刃”伤人而“耐为隶臣”者；②有以“耐隶臣诬人”而“耐为隶臣”者；③有因盗食官府祭品“当赀以下耐为隶臣”者。④唐代对于一般犯罪者，多处以杖笞或徒刑，而罪重尚不至于死刑者，则予以籍没。如武则天执政时，“天下犯罪籍没者甚众”。⑤

2．因亲属犯罪，籍没为奴隶。先秦时代即已有没罪犯家口为奴隶的制度。⑥秦国亦有此制，《史记·商君列传》载：商君之法，“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索隐》曰：“末利，谓工商也……纠举而收录其妻、子，没为官奴婢。”秦律中因亲属犯罪籍没的律文很多，如隶臣“将城旦”逃亡者，“收其外妻、子。”⑦唐代亦有没罪人家属为奴婢的专门规定：“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⑧“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⑨《新唐书·刑法志》亦载：“反逆者，祖孙与兄弟缘坐，皆配没。”在唐代社会实际生活中，特别是在唐前期，因罪籍设家口为官奴婢者甚众。

3．籍没私家奴隶为官奴隶。秦律中有一《封守》案例，反映犯罪者籍没其财产，包括“家室妻、子、臣妾、衣器、畜产”。⑩而唐代凡籍没罪犯财产，无一例外皆包括家内奴婢，如“谋反者，男女奴婢没为官奴婢”。⑾

4．官奴隶所生子女仍为官奴隶。在先秦时代，奴隶的后代，仍为奴隶。秦朝依然如此。⑿这在秦律中也可得到印证。《厩苑律》“将牧公马牛”条提到“小隶臣疾死者”，⒀《仓律》“隶臣妾其从事公”条提到“小城旦、隶臣”和“小妾”，⒁“小隶臣妾以八月傅为大隶臣妾”条提到“小隶臣”，⒂《工人程》“冗隶妾二人当工一人”条提到“小隶臣妾”。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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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54、166页。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04页。

③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02页。

④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61页。

⑤ 《旧唐书》卷64《高祖二十二子传》。

⑥ 谋反谋大逆者家口没官之制产生甚早。《周礼·秋官》载：“古者，身有大罪，身即从戮，男女缘坐，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稿。”“古者”系指何时虽难以确指，但《周礼》一书，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秦汉，故将谋反等罪犯家口没为官奴婢之制自三代已存在。

⑦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01页。

⑧ 《唐六典》卷6《刑部都官》。[日]广池本，横山株式会社昭和四十年印行。

⑨ 《唐律疏议》卷1《名例》，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⑩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49页。

⑾ 《新唐书》卷56《刑法志》。

⑿ 《史记》卷48《陈涉世家》载：“周文率军击秦，至戏地，秦会少府章邯免郦山徒、人奴产子生，悉发以击楚大军，尽败之。”“人奴产子生”，《汉书》卷31《陈胜传》作“人奴产子”。《史记集解》引服虞注云：“家人之产奴也。”《汉书》颜师古注云：“奴产子，犹今人云家生奴也。”服、颜二注的训释是正确的，奴产子就是奴隶的后代，秦统治者在急迫情况下，解除奴产子的奴隶身份，驱使他们同农民起义军作战。《史记》、《汉书》的这一材料可以确切地说明，秦奴隶之子仍为奴隶。

⒀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33页。

⒁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49页。

⒂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50页。

⒃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74页。

《仓律》解释：“隶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隶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皆为小。”①这些小隶臣、小妾、小城旦都是未成年的男女。《仓律》还提到“妾未使”者，即未达到役使年龄的。秦律中这些幼小的男女奴隶，不可能是由于本人犯罪而成为奴隶的，因为秦律规定，幼年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如《法律答问》说：“甲盗牛，盗牛时高六尺，击(系)一岁，复丈，高六尺七寸，问甲可(何)论?当完城旦。”②。身高六尺时，还未成年，尽管犯了盗牛这样的重罪，也只是拘系，等到身高六尺七寸时，即成年后，才量罪定刑，完为城旦。《法律答问》中还规定：“甲谋遣乙盗杀人，受分十钱，问乙高未盈六尺，甲可(何)论?当桀。”③甲不是亲手杀人，但要处以车裂刑，原因在于偷盗杀人的乙尚未成年，刑事责任主要由成年人甲承担。可见，秦律中出现的年女奴隶，大多应不是自身犯罪而沦落为奴隶。他们成为奴隶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家长或亲属犯罪而被抄没为奴，另一原因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为奴隶，他们继承父母的身份，仍为奴隶。唐代情况依然如此，官奴婢之子女仍为官奴婢。身份不得改变。实际上随着中古良贱等级的森严，无论官私奴婢，其奴婢身份是世代相袭的。唐人颜师古注《汉书·陈胜传》“人奴产子”时云：“奴产子，犹今人云家生奴也。”史书中反映唐代家生奴数量不少，《唐律疏议》亦有大量相关律条。

5．战俘及战场上的逃兵，皆没为官奴隶。秦律规定：“战死事不出，论其后，又后察不死，夺后爵，除伍人；不死者归，以为隶臣；寇降，以为隶臣。”④“寇降者”，当是指战俘，“不死者归，以为隶臣”，显然指逃兵。唐代亦明确规定“人钞之俘，归于司农”。⑤唐政府中主管奴婢事务的刑部都官职责之一即是“掌配没隶，簿录俘囚”。⑥唐前期，以战俘为奴婢的制度依然存在。历次战争中的俘虏，被没为奴婢者仍有相当的数量。

二

在私人奴隶、奴婢的来源方面，唐朝与秦朝亦大体相似：

1．由买卖而获得奴隶。奴隶买卖，首先秦就已存在。《周礼·地官》载：“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卖债者质剂焉。”所谓“人民”即是奴隶，与牛马一样在市场上出售。秦代亦有买卖奴隶的市场。《汉书·王莽传》载：“秦为无道……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阑，制于臣民，颛断其命。”其实，“奴婢之市”在秦朝以前即已出现。上引《周礼》的记载即可为证。另外，从秦简《告臣》爰书有“令少内某、佐某以市正贾(价)贾丙丞某前”一语来看。⑦秦代奴隶交易有一定的制度，有所谓“市正贾(价)”，即市场上的官定常规价格。在秦简《日书》中，有不少关于购买奴婢、牲畜吉日的记载，如：建日，“可以入人”；⑧收日，“可以入人民、马牛、禾粟”；⑨戊子，“不利出入”；⑩辰曰，“入人奴妾；”⑾这些都说明，秦代奴隶交易是相当经常、相当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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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49页。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53页。

③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80页。

④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46页。

⑤ 《新唐书》卷50《兵志》。

⑥ 《唐六典》卷6《刑部都官》。

⑦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59页。

⑧ 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28页。

⑨ 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第28页。

⑩ 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第72页。

⑾ 吴小强：《奏简日书集释》，第260页。

私人奴隶许多来自买卖市场。如《封诊式》的《告臣》爰书中，即讲到“某里士伍甲”的奴隶丙，凭“丞某”作“中人”，以“价若干钱”买来，因丙“骄悍”，欲卖给公家。①在奴隶交易市场上，出卖的既有私奴隶亦有官奴隶。如《法律答问》讲到某“隶臣将城旦，亡之，完为城旦，收其外妻子”，②政府拟将其妻子儿女出卖，但因为隶臣之子年龄太小，离不开母亲，所以规定“弗买子、母”。显然，官府也买卖奴隶。私人亦可从官府购买奴隶。

唐代政府亦在各地设立奴婢市场，一般情况是将奴婢与牛马牲畜设在同一行中，称为“口马行”，同时官府亦规定有“市估价”即常规价。③买卖的手续更有严格规定：“买奴婢、马牛驼骡驴等，依令并立市券。两和市卖，已过价讫，若不立券，过三日，买者笞三十，卖者减一等。”对于市司不及时为私人买卖奴婢立券者，亦规定了处罚办法：“卖买奴婢及牛马之类，过价已讫，市司当时不即出券者，一日笞三十。所由官司依公坐，节级得罪。其挟私者，以首从论。一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④由此可见，唐代私人奴婢的来源之一是市场，交易的奴婢有官定的市场价格，其买卖手续与制度是十分严格的。如果说秦代的奴婢市场还曾受到王莽等人抨击的话，那么，在中古时，人们已视奴婢的交易与牛马的交易一样正常。

2．由官府赏赐而获得奴隶。自商鞅变法以后，立有军功者既可获得爵位，又可受赐奴隶。《商君书·境内》载，攻城围邑或野战中斩敌首达到一定数目者，“爵吏而为县尉，则赐虏六”。“虏”即是战俘。获赐者的“虏”显然成为私家奴隶。除军功以外，有其它功劳的，有时也被赐与奴隶。如《法律答问》载：“有投书，勿发，见辄燔之；能捕者购隶臣二人，击(系)投书者鞠审谳之。”⑤可见，能捕获投匿名信者，可获赐两个奴隶。在唐代，特别是在唐前期，皇帝因各种原因赐与臣下奴婢的情况是很多的。例如唐初李靖因平江南受赐物千段、奴婢百口、马百匹。⑥李孝恭因平江南受赐甲第一区，女乐二部、奴婢七百人。⑦

3．由私家奴隶繁育获取奴隶。在秦简《法律答问》中，多处提到“人奴擅杀子”、“人奴妾笞子”之事，秦朝法律明确禁止奴婢“擅杀”及“笞”其子女。这是因为奴婢生育的子女，并不为其父母所有。作为财产，他们仍属于奴隶的主人。奴隶所生子女，系私人奴隶的来源之一，历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情况依然如此。唐律明确规定：“奴婢即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辄将其女私嫁与人，须计婢赃，准盗论罪。”⑧律文说明，奴婢所生子女为主人当然之财产，奴婢无权处置。违者有罪。唐代奴婢所生“家生奴”是唐代私奴婢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一点与秦代可以说一脉相承。

由以上对比可见，秦朝与唐朝，在官私奴隶的来源上是很相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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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59页。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01页。

③ 见张勋燎《敦煌石室奴婢马匹价目贱纸的研究》，见《四川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朱雷：《敦煌所出<唐沙州某市时价簿口马行时估>考》，见《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④ 《唐律疏议》卷26《杂律》。

⑤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74页。

⑥ 《旧唐书》卷67《李靖传》。

⑦ 《旧唐书》卷60《河间王孝恭传》。

⑧ 《唐律疏议》卷14《户婚》。

三

从秦代奴隶与唐代奴婢的性质来看，他们都同属于财产。

睡虎地秦简《封诊式》的《封守》篇载：“乡某爰书：以某县丞某书，封有鞠者某里士五(伍)甲家室、妻、子、臣妾、衣器、畜产。甲室、人：一宇二内，各有户，内室皆瓦盖，木大具，门桑十木。妻曰某，亡，不会封。子大女子某，未有夫。子小男子某，高六尺五寸。臣某，妾小女子某。牡犬一。畿讯典某某、甲伍公士某某：‘甲党(倘)有[它]当封守而某等脱弗占书，且有罪。’某等皆言曰：‘甲封具此，毋(无)它当封者。’即以甲封付某等，与里人更守之，侍(待)令。”①

该简册反映的是根据某县县丞文书，查封被审讯人某里士伍甲家人财产的情况。从文书所列查封财产名单可以看出，奴婢是与衣物、牲畜等列在一起的。秦代的隶臣、臣妾明显具有财产的属性，这也可从其它文献得到证明。如前引王莽所言：“秦为无道…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奴婢与牛马一起出售，其财产性质确实无疑。

中古时期的奴婢，同样属于财产，法律对此有明确规定。如《唐律疏议》卷6《名例》明确规定：“奴婢，律比财产”。“奴婢畜产，即同资财。”卷14《户婚》规定：“奴婢即同产，即合由主处分。”卷17《盗贼》规定：“奴婢同资财，故不别言”。同书卷3《名例》规定：“其奴婢同于资财，不从缘坐免法。”卷18《盗贼》规定：“奴婢比之资财，诸条不同良人。”中古奴婢财产的属性当是继承秦汉而来。

从法律地位来看，秦代与唐代，奴隶、奴婢地位都十分低下，这可从以下几方面看出：

第一，奴隶、奴婢都没有任何诉讼权利。

秦简《法律问答》载：“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可(何)谓‘非公室告’?主擅杀、刑、髡其子、臣妾，是谓‘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告(者)罪已行，它人有(又)袭其告之，亦不当听。”②

该律文反映奴婢没有任何诉讼权利，即使主人擅自杀臣妾，亦不准告发，告者有罪。

《唐律疏议》卷24《斗讼律》规定：“诸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逆叛者，皆绞。”可见唐代除了主人有“十恶”之罪外，奴婢是不能告发主人的，否则将被处以极刑。在不许告父母、主人这一点上，唐律与秦律是相同的。

第二，奴隶、奴婢身份须世代相袭，不得任意改变。

秦代隶臣之子仍为隶臣，《法律答问》规定：“女子为隶臣妻，有子焉，今隶臣死，女子北其子，以为非隶臣子也，问女子论可(何)也?或黥颜颧为妻妾，或曰完，完之当也。”③此律反映，隶臣死，其子仍不能脱离隶臣的身份。若私自改变身份，要处刑罚。同样，按唐律规定，身份亦是世代相袭，非经主人许可并“经本属申牒除附”、在官府削籍，是不能改变身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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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49页。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96页。

③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25页。

第三，奴隶、奴婢虽可以拥有自己的小家庭，但法律上并不承认与保护这种所谓婚姻的合法性。奴婢可以拥有自己的小家庭，这显然是宗法家长奴隶制度的特点。关于秦代奴隶拥有家庭这一点，吴荣曾先生早已引用秦律加以说明。同时指出，“秦的这些情况，在有些关东国家也同样存在。”①在唐代，奴婢组成小家庭也是极为普遍的。但这仅是简单的同居，只是为主人生育新的劳动力而已，法律上并不承认与保护奴婢婚姻的合法性。

第四，奴婢所生子女的所有权属于主人，奴婢无任何处置权利。

在秦代与唐代，奴婢子女同样是主人的财产，奴婢虽身为父母，亦无权处置自己子女。如秦简《法律答问》规定：“人奴擅杀子，城旦黥之，畀主。”“人奴妾治(笞)子，子以枯死，黥颜颧，畀主。”②可见，奴婢是不能擅自处置、惩罚自己子女的，因为奴婢之子女是属于主人的。前引唐律同样规定：“奴婢私嫁女，与良人为妻妾者，准盗论。”该律疏议曰：“奴婢既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辄将其女私嫁与人，须计婢赃。准盗论罪。”③奴婢嫁己女与人，被视为盗主人财产，可见奴婢对自己的子女毫无支配权力。在这一点上，唐律与秦律显然有一定继承关系。

第五，一般情况下，奴婢作为权利客体，无刑事责任能力。

秦律规定：“‘盗及者(诸)它罪，同居所当坐。’可(何)谓同居?户为同居，坐隶，隶不坐户谓也。”④也即是说，奴隶犯罪，主人要负刑事责任，反之，主人犯罪，奴隶则不负刑事责任。在唐代，奴婢亦是权利客体，奴婢犯罪，主人要负刑事责任。

第六，奴婢死亡须由官府验实并削籍。

秦律规定：“将牧公马牛，马[牛]死者，亟谒死所县，县亟诊而入之，其入之其弗亟而令败者，令以其未败直(值)赏(偿)之。其小隶臣疾死者，告其之，其非疾死者，以其诊书告官论之。”⑤律文反映，奴隶死亡与马牛死亡一样，必须向官府申报。虽然这里是指官牛马与隶臣，但估计私人奴婢死亡，也有同样规定。唐朝政府也规定。奴婢死亡，主人须向官府报告，如吐鲁番出土64tam35：31(3)《证圣三年婢杏女死亡牒》曰：⑥

1户主李康师婢杏女

2右件婢今月中旬死

3牒件状如前，谨牒(后略)

阿斯塔那206号墓亦曾出土《唐勘问婢死虚实对案录状》，⑦这些文书都反映唐代对奴婢的控制是比较严格的。秦律的有关规定显然是唐代此制的渊源。

第七，私家奴婢须代主人服役。

秦简《司空律》规定：“有罪以赀赎及有责(债)于公，以其令日问之。其弗能人及赏(偿)，以令日居之，日居八钱；公食者，日居六钱。居官府公食者，男子参，女子驷(四)……人奴妾居赎赀责(债)于城旦，皆赤其衣，枸椟檬杖将司之；其或亡之，有罪……百姓有赀赎责(债)而有一臣若一妾，有一马若一牛，而欲居者，许。”⑧该律反映，凡有罪愿以财产赎罪或欠官府债务的，可以服劳役抵偿，亦可以自己的奴婢服城旦劳役抵偿。唐代亦有此规定。据《唐令拾遗》赋役令二三载，唐代“遣部曲代役者听之”。注引《赋役令岁役集解》曰：“唐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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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荣曾：《先秦两汉史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2页。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83页。

③ 《唐律疏议》卷14《户婚》。

④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60页。

⑤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33页。

⑥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42页。

⑦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5册，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70页。

⑧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84、85页。

遣部曲代役者，即知是家人也，案奴婢亦听耳”。又引《日本养老赋役令》第四条曰：“若欲雇当国郡人及遣家(人)代役者听之……即于送簿名下，具注代人贯属姓名”。①看来这种以私人贱口代主人服役的制度在秦代已经形成。

第八，奴隶、奴婢犯罪，所受处罚较他人为重。

为了保护奴隶主的利益，秦朝与唐朝政府都曾制定了不少惩处奴隶犯罪的律文。例如，秦《法律答问》规定：“‘臣妾牧杀主。’可(何)谓牧?欲贼杀主，未杀而得，为牧。”②简文中“牧”即“谋”，“臣妾牧杀主”即奴隶谋杀主人。此简证明秦律有奴隶谋杀主人罪。唐律规定，“诸部曲、奴婢谋杀主，皆斩。谋杀主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绞，已伤者，皆斩。”③

再如，在伤害罪方面，秦有奴主罪、殴主罪等，《法律答问》规定：“臣强与主奸，可(何)论?比殴主。”④“强与主奸”与“殴主”罪相同。其处罚亦相同。唐律规定：“其部曲及奴，奸主及主之期亲，若期亲之妻者绞，妇女减一等。强者，斩。即奸主之缌麻以上亲及缌麻以上亲之妻者，流；强者，绞。”⑤据唐律来看，秦律还应当有奴与主通奸的处罚规定，唐代对此方面的规定较秦律要细密严谨，其基本原则当源自秦律。关于奴殴主罪，唐律未见明确规定，但从部曲奴婢殴伤旧主人要处绞刑，诸部曲、奴婢殴伤良人各加凡人罪一等、二等，皆处死刑的情况来看，奴婢殴主人可能亦处死刑。其处罚基本同于奴婢主人。这些规定与秦律同类犯罪的处罚基本相同，可见它们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四

以上我们比较了秦律与唐律中奴隶、奴婢制度的一些主要方面，由此不难看出，秦朝与唐朝，两个朝代虽然相隔八百多年，但在奴婢制度上是有相同之处的。其制度上的渊源关系是很明显的。

下面再分析秦朝与唐朝在奴婢制度上的相异之处。

第一，秦代良贱界限尚不十分严峻，而在唐代良贱界限则极为严格化。

秦代奴婢地位是十分低下的，但良人与奴婢之间仍可通婚。如秦简《司空律》规定：“隶臣妾、城旦舂之司寇、居赀赎责(债)击(系)城旦舂者，勿责衣食；其与城旦舂作者，衣食之如城旦舂。隶臣有妻，妻更及有外妻者，责衣。人奴妾击(系)城旦舂，贷衣食公，日未备而死者，出其衣食”。⑥此律反映奴隶有外妻即身份为自由人妻子的，其衣服由其外妻提供，这说明隶臣与自由人的婚姻是得到法律认可的。

《法律问答》亦规定：“隶臣将城旦，亡之，完为城旦，收其外妻、子。子小未可别，令从母为收。可(何)谓‘从母为收’?人固买(卖)，子小不可别，弗买(卖)子母谓也。”⑦该律文反映，隶臣监领城旦而城旦逃亡的，则将隶臣完为城旦，其自由人身份的妻子，亦没为隶臣妾。这些事实反映，在秦代，奴良界限尚不十分严峻，在汉代，亦未见严禁平民与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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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仁井田升：《唐令拾遗》(中译本)，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第671页。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84页。

③ 《唐律疏议》卷17《贼盗》。

④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183页。

⑤ 《唐律疏议》卷17《贼盗》。

⑥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87页。

⑦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01页。

隶通婚的规定，而在中古特别是在唐代情况则完全不同了。唐律明确规定：“诸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家减一等，离之，其奴自娶者亦如之，主知情者，杖一百；因而上籍为婢者，流三千里。疏议曰：人各有偶，色类须同，良贱既殊，何宜配合。”①可见奴婢只能当色为婚，娶良人为妻是非法的。唐代的良贱界限显然比秦代严格了许多。

再如，秦代官奴隶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出借于私人。如秦简《仓律》规定：“妾未使而衣食公，百姓有欲假者，假之，令就衣食焉，吏辄被事之。”③即未成年女婢可以由百姓“假”之。在唐代，官府对官奴婢的控制则严格得多，律文明确规定私人不可借用官奴婢。《唐律疏议》卷15规定：“诸监临主守以官奴婢及畜产私自借，若借人及借之者，笞五十；”《疏》议曰：“监临主守之官以所监主官奴婢及畜产，私自借，谓身自借用，若转借他人及借之者，或一人、一畜，但借即笞五十。”从唐律上述规定看，除非上级官府特许，一般情况下，官奴婢不许借给私人役使。犯者有罪。

第二，秦代奴隶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份，而唐代，非经主人许可及官府放免，身份不能改变。

如前所述，秦代法律规定：“欲归爵二级以免亲父母为隶臣妾者一人，及隶臣斩首为公士，谒归公士而免故妻隶妾一人者，许之，免以为庶人。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皆令为公。其不完者，以为隐官工。”③再如《仓律》规定：“隶臣妾欲以人丁邻者二人赎，许之。其老当免老，小高五尺以下及隶臣妾欲以丁邻者一人赎，许之。赎者皆以男子，以其赎为隶臣。女子操民红及服者，不得赎。边县者，复数其县。”④《司空律》规定：“百姓有母及同牲(生)为隶妾，非谪罪也，而欲为冗边五岁，毋尝(偿)兴日，以免一人为庶人，许之。或赎迁欲人钱者，日八钱。”⑤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隶臣妾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改变身份。有的学者据隶臣妾身份可以改变而否认隶臣妾的官奴婢身份，⑥但从前述隶臣妾的主要特征，特别是其财产的属性及身份一般世袭来看，其属奴隶无疑。在一定条件下特别是在斩敌首、冗边等条件下身份的改变，似更应从秦朝奖励军功、“一断于法”的法家指导思想来考察。⑦

唐代没有通过冗边、归爵而改变身份的规定。至于以自由人代赎奴隶、使自由人与奴隶身份互换，在唐代是绝对不可想像的。唐代私奴婢身份的改变，必须完全由主人决定。必须由家长及长子手书并报请官府除附，或由官府赎买及强令赦免，如此方可成为良人。作为奴婢本人及其亲属，一般是很难改变其身份地位的。官奴婢身份的改变，官奴婢自己更无权决定。至于以良人取代奴婢，更受到法律的严格禁止。

第三，在有关奴婢的法律规定上，秦律尚不够严密，许多规定显得较为简略甚至有些粗疏，而唐律有关奴婢的规定则较秦律要全面、详密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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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律疏议》卷14《户婚》。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48页。

③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93页。

④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54页。

⑤ 《睡虎地秦墓竹简》，第91页。

⑥ 粟劲：《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0页。

⑦ 汉代奴隶，据沈家本分析：“当日之奴婢，无论为官奴婢为私家之奴婢，未尝令其世世为奴婢也，后世奴婢，但有主家放出及本人赎身之事，而国家无赦免之文，亦刑法中一缺典也”(《沈寄移先生遗书》，中国书店海王?古籍丛刊，第171页)。

从现已出土的秦简来看，秦律中有关隶臣妾、臣妾的条文，在全部秦简中所占的比重，相对讲是比较多的，但以秦律对臣妾各方面的规定与唐律有关贱民的规定相比，秦代以及后来汉代的有关规定就显得较为简单，甚至可以说它是粗线条的。从战国到秦汉，是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历史时期，因而虽然社会上存在着大量奴隶，但编户齐民以及奴隶之间，其身份尚不十分固化，流动性较大。由平民转化为奴隶及由奴隶转变为平民，似无太多法律上的障碍。因而即使是无公侯之尊的素封之家，只要其财力允许，占有多少奴隶并不受法律严格限制。此时，像中古那样在法律上对贱民身份作出系统、严密而全面的规定、贱民身份严重固化、地主占有奴婢数量多少主要依其身份而定的情况尚未出现。这一方面反映秦汉的奴隶使用相当广泛，另一方面也反映其奴婢制度尚未发展到严密、完善的程度。

综上所述，可以确切地说，唐律中有关奴婢的许多律文、亦即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的许多律文，源自于秦律。这与史书所载唐律源自于魏晋之律，魏晋之律源自于秦汉之律的记载，完全吻合。①另一方面，中古社会与秦朝社会相比，历史条件毕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身份等级系统与秦朝相比亦发生很大变化，因而在奴婢制度上也有着相当的差异。

奴隶社会篇6

关键词：南诏；经济；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05-170-02

南诏统治在云南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后来的云南地区发展有重大影响，因此，研究南诏传统时经济为何种体制也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传统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南诏当时大量使用奴隶，因而经济当然是奴隶制经济；另一派却认为南诏时存“佃人制” 经济自然应属于封建制经济。但我个人认为南诏经济并非是某一种单一的经济体制，而是一种多成份、混合型的复杂经济体制，因为当时它境内存在着四种经济形式，以下略为阐述。

南诏统一六诏后到公元835年疆域达到最大。据《新唐书》说：“东距爨，东南属交趾（今越南北部），西摩伽陀（今印度），西北与吐蕃（今）接，南女王（今泰国北部之南奔府），西南骠（今缅甸中部），北益州（以大渡河为界），东北际黔巫（今贵州安顺市一带）。”从这就可以看到南诏领土包括今天越南、印度、泰国、缅甸、、贵州、四川的一部分，而以云南为中心，版图之大非同一般。由于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且是山多坝少，水资源分布严重不均、再加上各地区，生产力起点不一，造成了平坝与山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以整个南诏国并没有共同的经济基础。在统治中心的洱海地区及滇池地区的大部分地方，是以农业生产为主，手工业生产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而其它地区则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水平或较洱海地区和滇池地区的大部分地方落后，或 始狩猎，采集为主，而到了南诏统治的后期，一些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了封建制经济。因此，在生产关系方面，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内部的情况，也就不完全一样。

首先，奴隶制经济。先看一下土地的分配和奴隶人口。在十睑地区（一种行政区）以及滇池的大部分地方，南诏国王是土地的所有者，他把土地全部操纵在自己的手里，然后分配给除奴隶以外的其他阶级和阶层的人使用。《蛮书》载：“清平官，大军将等 “上官”，分给田四十双，等于汉族地区的两倾；其余称为“上户”的官史和军事首领，分给田三十双，等于汉族地区的一倾零五十亩；村社头人和村社农民则为“中户”“下户”也分别得到数量不同的小块土地使用。因为蒙氏是王族，所占田数量，则不受此限。在当时土地被视为财产，田少则贫，田多则富，贫者就成为被剥削者，而富者就成了剥削者。南诏统一洱海地区的前夕，洱海地区的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还未曾遭到彻底的破坏。各村社被征服统一之后，南诏王便在原来农村公社地公有的基础上把土地全部收归国有，国王便成了高居于各个农村公社小集体之上的最高所有者。然后以较多数量的土地，分等级赏给自己的功臣；对村社农民则基本上仍按原来村社分配使用土地的办法进行分配。占有大量土地的国王家族、军事首领和文职官员们，同时也占有大量的奴隶人口。奴隶来源分为四种：掠夺对立政权的居民、士兵、征集、买卖罪犯。其中最主要来源是通过战争掠夺，把战争中掠夺到的居民和俘虏变为奴隶。如唐睿宗景元年间（公元710年到711年）邓赕诏及其附近部落反唐，姚州都督李蒙于开元元年（公元713年）率兵征讨，但归于失败，随同前往的判官郭仲翔等即被俘沦为奴隶。因为多次逃跑，被抓回后几次被买卖，奴隶主为了防止他再逃跑竟将其脚钉与木板之上，最后被唐朝用重金赎回。由此可见，南诏在战争中俘掠人口，目的在于将俘掠到的人口沦为奴隶而强迫进行劳动以便交出产品。其次，一种奴隶来源也比较普遍，那就是征集。南诏在被征服的山区和边疆，仍然把被征服者留于原地。在南诏主们需要时，比如大规模建寺院、建筑城堡之时，就从这些部落中去征调，这些部落成了南诏奴隶主们的奴隶来源的重要补充渠道。其三，一种奴隶的来源是犯罪。当官员和平民等犯了严重的罪时，国家为了节省开支，增加收入就把这些人充为奴隶。众多的奴隶来源，有利于拥有大量田地的国王、王族、官员们从事奴隶制大生产，从而推动了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发展。

奴隶社会篇7

读《汤姆叔叔的小屋》 有感

汤姆叔叔，一生牺牲在奴隶制的弊端中的奴隶，一生受尽欺凌，命运曲折的老人，一生向往自由、崇尚善良的信徒。

刚开始，汤姆叔叔和主人（奴隶主）生活的其乐融融，享受着家人给予的幸福和衣食无忧的欢乐，可是好景不长，善良的主人因负债便无奈把汤姆叔叔买了出去，并且答应凑够了钱一定赎汤姆回家，汤姆叔叔的新主是一个残暴的奴隶主，可是幸运的汤姆叔叔遇到了一位善良的小女孩，小女孩不小心掉下了河，汤姆叔叔奋不顾身的救了她，这个女孩和他的家人因感激他，便买了他成为了他们的奴隶主，这是一家善良的人，汤姆叔叔在这个家也备受好评，可是不久后这个善良的小女孩因病死亡，他的父亲也因此去世，把这个家丢给了不明事理的女主人，女主人把汤姆叔叔买给了一位非常残忍的奴隶主，这个奴隶主加倍折磨奴隶，体力不支的汤姆叔叔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最终被折磨的一病不起，这时，汤姆叔叔原来的主人来赎他回家，可是汤姆叔叔已经经受不住折磨，最终离开了人世，来赎他的主人伤心不已，照着汤姆的要求，最后把自由证书发给了他们家的每一个奴隶，使他们获得自由，不必‘享受’客死他乡的命运。

十九世纪末的美国人欺压着非洲人，让他们做自己的奴隶，为自己做牛做马，奴隶主可以随意买卖奴隶，相比之下，有多少个像汤姆叔叔这样的奴隶，这样想，汤姆叔叔是幸运的，他的一生中也遇到了好人，可是他更是不幸的 ，最后只落得死亡的下场，唯一支持他的只有那本不离身的《圣经》，这本书操作着他的人格，使他善良，使他在艰苦的条件下也不忘自己的信仰，而这种善良和奴隶主的残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好人最终死亡，坏人却生活的悠哉悠哉，在这样的社会中，汤姆叔叔是反抗人物的典型代表，他勇敢反抗，可是他也无力反抗，只有他那心灵的呼声告诉我们，他渴望自由，渴望得到幸福，白种人和黑种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可是他真的无能为力，只能任凭欺凌。难道奴隶就真的不想像奴隶主一样生活吗？他们为什么不反抗呢？有那麽多的的奴隶可以举起手中的武器，可是他们并不敢，社会的法律是无情的，奴隶主也是无情的，这些奴隶已经被欺负惯了，他们没有胆子来反抗，这更加说明了奴隶主的凶恶，可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汤姆叔叔并不害怕，他反而敢用自已的生命来和邪恶做反抗，他是无情的社会中一道温暖的光，更是光辉的人性的象征。

汤姆叔叔呀，你的品质总有一天会打败恶势力，终有一天会有和你一样的人来推翻恶势力，你的品质在世间永存。

奴隶社会篇8

一

奴隶制工商经济源于氏族社会末期。史学界一般认为金石并用时代的开始，是手工业 行业产生的标志。埃及是最早拥有手工业行业的国家。据文献记载，埃及的巴达里文化 约开始于公元前4500年，“巴达里居民能够烧出一种质地良好的薄壁陶以及具有特色的 黑顶陶，同时，织布、缝衣、编篮等也都达到相当水平。”[1](p.52)约开始于公元前3 500-3100年的埃及格尔塞文化，也表明埃及已逐渐脱离石器时代。“这一时期在生产技 术上的一个重大进步是冶金术的发明。这时已不再利用天然铜，而是用经过冶炼的铜来 制造刀、钻、斧、锛及匕首等工具和武器，并初步掌握了金银的加工和制作”。[1](p. 53)

在埃及手工业出现的同时，两河流域也进入了金石并用时代。约在公元前5000年后期 ，苏美尔出现了铜制工具。公元前3100-2700年，苏美尔的捷姆迭特·那色文化反映出 两河流域手工业发展的概况，“手工业以冶金(金银铜)和制陶较为发达。这时期开始使 用轮车、木船等运输工具，并且应用了十进位与六十进位的计算制度。”[1](p.95)

中国进入青铜器时代要比埃及和两河流域晚些。不少古代传说都提到夏代铸造铜器的 事，“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2](p.121) “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于昆吾”[3](p.135)这些传说反映出中国从 夏代开始由石器时代进入了铜器时代。

古希腊稍晚于中国进入铜器时代。古希腊的青铜文化主要见于盛传着的爱琴文明、克 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等等。约在克里特文明时期，古希腊的“青铜器已相当发达。手 工业和农业也已分离。考古发现的青铜双面斧、短剑、长剑以及金质和银质的碗等工艺 品，都很精美。用陶轮制造的彩绘陶器尤为著名，所谓卡玛瑞斯式的瓶(以发现地命名) 是其代表。瓶薄如蛋壳，瓶面绘有鲜丽的动植物图案，生动逼真。”[1](p.196)

金石并用是氏族社会解体和奴隶制社会形成的时代。青铜器、陶器和纺织手工业的出 现，起到了加速私有制程度和促进奴隶制形成的作用。虽然东西方各国手工业产生的时 间条件有所不同，但是发展趋势是完全相同的。商业的产生比手工业早。商业是随着农 牧业剩余产品的出现和原始交换关系的产生而产生的。原始的交换关系只限于各部落、 部族、村社之间，由首领或头人主持的物物交换。东西方古代商业的产生和发展由于生 产力程度和环境不同而又有所区别。

埃及的格尔塞文化(约公元前3500-3100年)反映了古埃及的商业和贸易的一般情况。据 文献记载了当时“商业贸易不但在国内进行，而且同国外，特别是巴勒斯坦、叙利亚地 区，也有了交往。”[1](p.53)两河流域的商业不够发达，但“商业交换已经发生，商 人已经出现。”[1](p.95)

中国早在传说的尧舜时代就出现了商品交换关系。“北用禺民之玉，南贵江海之珠。 ”“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4](p.215)舜在充当部落首领之前，也曾亲 自“贩于顿丘”。这些记载说明，我国在远古时代就有了原始的交换关系。

古希腊商业贸易产生于克里特文化时期(约公元前3000-1200年)。据文献记载，“克里 特在这时也有繁盛的商业。贸易往返使它接触到埃及和西亚的古老文化。从王宫的高处 ，我们可以隐约看到诺萨斯城北的港口，那里舟蚁如织，和爱琴海诸岛、希腊大陆、埃 及、西亚、塞浦路斯岛以及西地中海进行繁忙的交易”。[5](p.5)

原始交换关系的出现和手工业产品的日益增加、贸易范围的扩大，使氏族社会经济走 向瓦解。恩格斯指出，由于商品生产和普通化，“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 产而直接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内部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社会组织的各种纽 带，而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有制生产者。”[6](p.661)这是商品交换关系发展所带来的 必然结果。

二

奴隶制确立后，手工业、商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手工业逐渐形成一支产业行业 ，出现了许多官营、私营的手工作坊和工场，也出现了家庭手工业。商业活动已不限于 职业商人，手工业生产者和农牧业生产者也直接经营和出卖自己的剩余产品。城市和水 陆交通枢纽是奴隶制工商经济和贸易的主要集散地。

奴隶制国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都经历了奴隶制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但各自 有不同的发展经历和特点。公元前2686年，埃及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专制王朝。上下埃 及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建立，使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有了可靠的保证。埃及工商经济的 发展大体经历了4个历史时期。约当公元前2686年，在埃及进入古王国时期，手工业主 要有石材、木材、金属(主要是铜器)纸草等材料加工业，纺织业也发展到相当水平。当 时，造船业开始兴起，法老多从黎巴嫩运来上等松木，建造许多船只。商业贸易也十分 活跃，除上下埃及建立了商业贸易关系外，法老属下的官商还直接经营对外贸易，并时 常派出武装的商业远征队去掠夺努比斯的黄金、塞浦路斯的铜、黎巴嫩的木材等等。这 时用作交换物的等价物还未统一，有时是某种实物，有时是铜块。手工业、商业被严格 地控制在法老和权贵之下。法老和权贵的农庄，“设有制陶、锻冶、木作、织布、珠宝 等作坊，亦各有不同工匠。”[1](p.60)

当古埃及进入中王国时期，手工业有较明显的发展。其特点是铜器制造业和纺织业发 达。这时的冶金、锻造已掌握了铜的熔点和质地技术，可以根据生产需要制造工具。同 时，还出现了纺织用的平式亚麻织布机和烧制玻璃行业。在商业方面，城乡交换日益频 繁。造船业的发展为商业提供了水上运输条件，贸易的最远点已达巴比伦。

当古埃及进入新王国时期，手工业、商业又有了相当的发展。冶金工艺采用了改革后 的皮革制脚踏风箱，提高了工效。金属制器除青铜器外，已从赫梯输入了铁。铸造作坊 也有明确分工，“某一铸造作坊有十二名工匠，制出斧、锯、锄、小刀、锤、剑、短刀 、战斧、矛、箭以及其他祭神用的器皿，并发现了‘六合金’的字样”。[1](p.72)并 且有些手工业作坊的规模，也得到了明显地扩大。此外，埃及的纺织业出现了立式织布 机，比此前的平式织布机又有改进。烧制玻璃的作坊能造出彩色玻璃器皿，造船业出现 了帆船。装饰品工艺也相当精致。从法老吐坦卡蒙陵墓中出土的那些精美的装饰品，如 金线编成的项链，镶有各种宝石的金耳环等，都说明这一时期的工艺技巧已达到相当高 的水平。埃及的商业在新王国时期也出现了高涨。尼罗河上下城市间的贸易往来十分频 繁，商业贸易活动远达爱琴海地区和希腊半岛。“从克里特的诺萨斯和南希腊的迈锡尼 ，都发现新王国的手工业品。包括黄金、象牙制品和陶器等。同时，在埃及也出土了当 时爱琴海诸岛的产品”。[1](P73)对外贸易的扩大和交换种类的增加，是这一时期商业 的主要特点。“努比亚和彭特(红海西岸沿岸一带)的金银、象牙、香料，叙利亚的木材 ，两河流域的织物、油类、马匹以及奴隶，都是埃及人从事交换的对象。”“埃及输出 的物品还包括粮食、布匹和衣服。”[1](p.73)不过，商业的发达，并没有使埃及的货 币发展起来，交换常以金属块充作等价物。新王国时期的商业活动。掌握在国家手里， 对外贸易常伴之军事掠夺。

公元前1085年，古埃及进入后期埃及时期，手工业、商业仍然十分兴旺。自公元前100 0年左右，铁器在埃及普遍使用，青铜锻造工艺和技巧也有明显提高。商业活动又有扩 大，“埃及的纺织品、陶瓷以及金银装饰品等，大宗输往西亚各地和爱琴海一带。希腊 和腓尼基商人争着到埃及做生意。为了发展海外贸易，公元前600年左右，法老尼科曾 下令在尼罗河与红海之间开凿一条运河(未竣工)。据说还建造大船，环绕非洲航行。由 于商品交换需要，从第二十二王朝开始用银条充作等价物，并带有‘铸造’‘精炼’之 类的印记，这是铸币的萌芽。国内外商业的兴盛，促进了高利贷的发展。农民失去土地 ，穷人沦为债务奴隶的，大有增加”。[1](p.82)

埃及是东方奴隶制专制的国家。专制特点在工商经济中也有所体现，即它的工商经济 不是由平民和手工业劳动者以及职业商人组成，而是法老属下的官营工商业和阿蒙神庙 控制下的僧侣工商业占优势。这是古埃及工商经济的一个主要特点。

两河流域奴隶制工商经济的发展比埃及较为复杂。这主要是由于两河流域国家的发展 历史纵横交错，便造成奴隶制工商经济的复杂性。只是到了乌尔第三王朝时，手工业和 商业贸易才有所发展，白银已成为商品价值公认的尺度。工商经济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归 国王所有，国家对粮油、羊毛等重要商品规定价格。这种情况在早期奴隶制时期是比较 少见的。这表明当时的中央集权达到了强化的程度。

当古巴比伦王国建立后，它的工商业经济比较发达。据《汉穆拉比法典》记载，当时 的手工业已经有制陶、织布、木作、皮革、造船、制砖、建筑等等。手工业作坊主要由 国王和神庙开设。“商业贸易对外对内都很发达，神庙、甚至国王本人亲自洽谈大规模 的交易。”由于国内外商业的发展，银和铜越来越成为一般交换的媒介物，但铸币仍未 出现。[1](p.109)到公元前605年，迦勒底人建立了新巴比伦王国后，手工业、商业掌 握在十分强大的祭司、商人高利贷者集团手中。他们“从事工商活动，如开设店铺和和 高利贷代办所，组织商队贸易。”并在工商业中实行了一些新的经营和剥削方式，如允 许有技能的奴隶独立经营手工业作坊及小店铺，这些奴隶可单独与自由民订立契约。但 “他们每年必须向主人缴纳一般为奴隶身价五分之一的年贡，名曰‘曼达图(Mandattu) ’。另外还要缴纳一部分收入，作为主人贷款的利息”，[1](p.121-122)这种剥削奴隶 的方式，较以前有一定进步意义。新巴比伦的手工业和商业一度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京 城内聚集了来自亚非各地的商人，人口多达十万余众。

中国与埃及、两河流域奴隶制工商经济的发展过程比较相似。中国在夏代进入奴隶制 社会，手工业和商业开始起步。据文献资料记载，夏代除青铜冶炼、锻造行业外，陶制 行业也比较发达，黑陶多是轮制、种类比较多，工艺也相当精细。纺织行业也开始使用 骨梭和陶制纺轮，工效亦相当显著。在进入奴隶制的商代，手工业种类很多，而且分工 颇细。殷墟曾发现石工、玉工、骨工、铜工场所，可以制造各种兵器、礼器、骨器和其 他艺术品。此外，“如皮革、酿酒、舟车、土木营造、饲蚕、织帛、制裘、缝纫等，均 见于甲骨文。”[7](p.45)青铜铸造是商代手工业行业中的主要行业。当时的青铜铸造 已经拥有比较高的技术水平。如安阳出土的司毋戊方鼎，重达400多公斤，铸造这样的 大器，若没有丰富的冶铸经验是不能设想的[8](p.22)。由此可见商代青铜制造业是相 当发达的。商代的贸易关系以物物交换为主。在部分地区已流行货币。从二里头遗址发 现的石贝、骨贝、海贝，可以认为“贝”在交换中起到了商品交换价值的作用。殷虚后 冈出土的一个商代铜鼎嗣子鼎，就有“丙午，王商(赏)戍嗣子贝甘朋”的铭文，即赏赐 二百枚贝。由于海贝数量少，不能满足商业发展的需要，于是又出现了骨贝、铜贝。19 58年在殷墟大司空村发掘中，就发现仿照海贝铸成的铜贝。铜贝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 的金属货币。商代铜贝的出现，标志着当时的商品交换关系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到了西周，工商经济在夏、商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当时不仅青铜器已普遍应用 ，而且制造的也更精美，造型朴实。西周后期，青铜器的铸造，不论在数量上、品种上 、铭文字数上，都超出了西周前期。在制器技术方面也有显著变化，一付陶范可以连铸 数器。张家坡出土的釉陶残片，烧成温度达摄氏1200度，吸水性很弱，已接近瓷器。屯 溪出土的釉陶器，也表现了较高的工艺水平。车的广泛应用，反映了西周木工、金工、 漆工、皮革工等组合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西周的商业，仍处于物物交换和贝币交换 的阶段，主要商品有奴隶、牛、马、兵器和珍宝。西周手工业、商业的经营特点是官营 占支配地位。自周天子以下，大小诸侯，以至当权的大家族，都拥有各自的手工业作坊 ，并设分门别类的专官。在号称“百工”的组织下，进行专业管理，驱使手工业奴隶按 规定生产成品，无偿地剥夺劳动果实。

中国奴隶制工商经济与古代埃及、两河流域的奴隶制工商经济相比较，存在着明显的 不足。手工艺产品和种类比较少，商业贸易的范围也较小，国际间的贸易极其少见。剩 余产品销路狭窄，加之官营商业的垄断，商品贸易的作用始终未能使中国奴隶制手工业 、商业和农牧业经济振作起来。转贴于 三

古希腊工商经济的发展过程与东方的古埃及、两河流域、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古希腊 在公元前8世纪至4世纪之间，形成了奴隶制工商经济鼎盛的时代。

古希腊奴隶制工商经济主要表现为城邦经济。城邦形成于荷马时代，是城市和原始村 落的结合体。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全境约有200多个城邦。城邦之间相互独立，各自为 政。雅典、米利都、科林斯等城邦是古希腊工商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其中尤其以雅典 为最著。据记载，在公元前7-6世纪，雅典的手工业和商业就有了显著的发展。其精美 的陶器，远销尼罗河口、意大利半岛和小亚细亚。此外，酿酒业和榨油业，也很兴盛。 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造船业也有了进步。这些经济上的连销似的变化，使雅典逐渐成 为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5](p.53)雅典工商经济的发达，证明了这一时期的奴隶制度 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新的富有工商阶层。城邦工商经济的发展，又推动了奴隶制由低 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过度。

古希腊雅典城邦工商经济获得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商奴隶主采取了一系列有利 于工商经济发展的政令。梭伦出任执政官。梭伦经商起家，曾以“财货唯吾愿”的诗句 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他鼓励外邦手艺工匠移入雅典，规定做父亲的必须教儿子学会一种 手工艺。为了保证雅典的粮食供应，梭伦还颁布法令，限制谷物出口。不仅如此，为了 使雅典城邦工商经济得以发展，他又颁布了培植林木和改善灌溉的法令。从而，一方面 有利于橄榄和葡萄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经营；另一方面也为榨油、酿酒等手工业提供了 加工原料。与此同时，梭伦还积极进行政治改革，以巩固工商阶层的利益。梭伦改革， 打击了世袭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为非贵族出身的新兴富有阶层开辟了取得政治上 统治地位的途径。继梭伦改革之后，公元前541年，庇昔特拉图执政。庇昔特拉图大体 上沿袭了梭伦改革的方向，坚持实施农贷制度，资助贫苦农民发展橄榄和葡萄种植。与 此同时，庇昔特拉图还积极发展海外商业，建立海军舰队，控制海上通道，以此来推进 海外贸易。这样，雅典的手工业品既可顺利无阻地远销到黑海沿岸，又可以把黑海地区 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雅典。所以庇昔特拉图“当政时代也就成为雅典工商业向上昂扬 的时代。”克利斯梯尼他执政后，试图以立法的方式巩固自梭伦以来工商阶层所取得的 政治、经济利益，并把从梭伦改革以来的雅典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归结于奴隶制民 主国家的稳固形成，归结于残余氏族制度的彻底消灭。从这时起，雅典奴隶制国家跨上 一个新的阶段，使拥有大量生产奴隶的工商业主成为国家的主人。

雅典工商经济发展与海外扩张密切相关。雅典与波斯围绕爱琴海商路所有权问题产生 的矛盾，终于爆发了希波战争。雅典战胜波斯后，控制了黑海咽喉，垄断了爱琴海上的 商务活动，并征服了雄踞东北航线中心的塞勒斯岛，解放了卡里亚和利西亚一带的希腊 城邦。雅典海上实力的增强，为工商经济的发展打开了通向世界的门户。

希腊波斯战争之后，希腊的工商业城邦进入了繁荣时期。雅典的手工业发展成二十几 种行业，并且各行业内部分工细致。从而，雅典的制陶业，建筑业、冶金业以及造船业 ，都很发达。科林斯城邦的纺织品和毛毯；米利都的纺织品和家具是十分畅销的手工业 产品。此外，古希腊采掘业、农牧产品加工业等，也都有发展。古希腊的商业呈现十分 昌盛的景象。每个城市都有集市场地，海外贸易更为发达，雅典的皮里优斯已成为爱琴 海上的著名商港。由于商业的发展，金属汇兑业随之出现。因各城邦间钱币不同，因而 市场上产生了银钱交换摊。后来，发展为金融业，经营借贷、抵押和汇兑等业务。抵押 借款利息为12%，商业借款利息为16-18%，海上贸易借款利息为30%。在雅典、科林斯等 工商业发达的城邦，商品生产、货币经济相当发达。但是，奴隶制经济本质上还“保持 着一个自然经济的要素。”[9](p.171)

古希腊奴隶制工商经济与古埃及两河流域、中国奴隶制工商经济的发展相比较，具有 不同的特点。首先，古希腊奴隶制工商经济虽然本质上具有传统自然经济的要素，但形 式上已处于十分活跃的经济地位。土地的买卖也已兴起，并且产生了经营地产的商人。 这是自然经济受到商品交换关系冲击后的一个规律性的变化。这种情况在东方的奴隶制 国家中比较少见。东方奴隶制国家在主导方面，工商经济的发展程度，还远未从根本上 冲破土地‘王有’的格局限制，土地的买卖关系只是在奴隶制行将解体时期才出现，而 且数量不多，交换形式也比较简单，还没有形成经营地产的行业和阶级。因此，东方奴 隶制经济的本质和形式都是自然经济要素，工商经济只是农业经济的附着物。

其次，古希腊的商业已发展成为带有国际性的商务活动。古希腊拥有发达的国际商港 和商路，手工业和一部分农业产品主要用于交换，商品的输出和输入活动远达欧、亚、 非三大洲。埃及、两河流域的商务活动，虽然也达到海外，但就是其规模、数量和发达 状况来说，都不可与古希腊相提并论。中国奴隶制时代的商务特点是陆路型的，缺乏通 往海外的良港和商路。

第三，古希腊工商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工商阶层并且建立了民主制度。古希腊奴隶制 民主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发达的手工业、商业和农牧业基础之上的。当然，雅典奴隶制民 主政治制度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但是，奴隶制民主政治制度发展的真正动力是 工商行业的兴起，和造就了一大批有所作为的工商奴隶主阶级。他们使雅典从原始的传 统、世袭贵族政治中解脱出来，建立了古典的先进的民主政治制度。与此不同，东方奴 隶制度是建立在不够发达的农牧业经济，和十分微弱的工商经济基础之上。工商行业多 属官办。工商奴隶主贵族虽然有机会参与国家政事，但是由于工商业不发达，工商奴隶 主很难形成一支可与专制政治力量抗衡的政治势力。因此，东方的工商奴隶主只能服从 于专制帝王的需要，而不能根据工商业发展的要求改弦易辙。

奴隶社会篇9

一、文明的进步与极限

文明当然是一种教育的重要项目，但是，如果某个民族或某个国家把文明视为教育的唯一目标，这个民族或国家迟早会受到“自然意图”的惩罚：文明的民族总是被野蛮的民族征服，而且，野蛮的民族获得统治权之后，也同样会因为贪图安逸享受而走向衰落和衰败。

如果说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中失利的主要原因是“专制制度”压制了民众的活力，那么，此前的蒙古人和满族人之所以能够入住中原，几乎与制度无关。因为，当时的蒙古人和满族人也没有实行所谓的“民主政治”。蒙古人和满族人之所以能够入主中原，主要的原因只在于，当时的蒙古人和满族人接近卢梭的“自然人”。历史学家曾经把他们描写成“几乎粘在马上”的人。“他们没有固定住处，没有家，没有法律，没有稳定的生计”，过着“自然生活” [1 ]。这种自然生活成全了他们的“高贵的野蛮人”的精神状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 [2 ]

蒙古人成吉思汗当初入主中原后，认识到舒适的生活对尚武气质是一种损害，对舒适的生活一直持警惕的态度。满族人入主中原后，他们很快就发现，舒适的生活使他们身上的“勇武”精神出现消退的征兆。皇太极制定了著名的“清语骑射”的国策：“提倡国语”、“不废骑射”、“严禁奢侈”，防止满族武士丧失“尚武”气质。

但是，好逸恶劳是人的本性。任何人都贪恋舒适安逸。蒙古人以及满族人入主中原后，一旦过上舒适安逸的生活，他们就再也不愿意返回风餐露宿的原始状态。他的曾孙子们住进北京时，随即开始堕落。“他们被宫廷生活和过度的骄奢淫逸所腐蚀。” [2 ]最终逃脱不了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历史的狡黠。

二、主奴辩证法与尚武精神

黑格尔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为承认而斗争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黑格尔将他的承认理论称为“主奴辩证法”。

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以“自我意识”为前提：承认就是一个自我意识与另一个自我意识的相遇和相争。每个人都确信自己是“自为存在”，但“它们必定要参加这一场生死的斗争”，并通过生死之争才能使一方获得另一方的“承认”（最后走向“相互承认”）。正是这种为承认而斗争的运动，推动了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 [3 ]。

最初，承认总是单向的承认。主人是对奴隶的征服，奴隶的失败成全了主人的胜利。那个能够彻底满足自己“虚荣”的人，就是那个不畏死的人。“只有通过冒生命的危险”才有可能成为主人。“一个不曾把生命拿去拼一场的个人，诚然也可以被承认为一个人，但是他没有达到他之所以被承认的真理性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我意识。同样每一方必定致对方于死命，正因他自己为此冒生命的危险，因为他不复把对方看成是他自己（的一部分）;对方的本质在他看来乃是一个他物，外在于他自身，它必定要扬弃他的外在存在。对方是一个极其麻烦的、存在着的意识，他必须把他的外在存在看成纯粹的自我存在或绝对的否定。” [3 ]

可是，问题是主奴辩证法的“狡计”就在于：历史的发展将出现颠倒：主人必败，奴隶必胜 [4 ]。原因在于，主人虽然获得了对奴隶的统治，满足了被奴隶承认的虚荣并获得了不劳而获的享乐的权力。但是，主人的不劳而获的享乐也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他失去了与物的直接联系，主人与物的中间横亘着奴隶并因此而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主人把奴隶放在物与他自己之间，这样一来，他就只把自己与物的非独立性相结合，而予以尽情享受;但是，他把对物的独立性一面让给奴隶，让奴隶对物予以加工改造。” [3 ]

主人之所以成为主人，就因为他不怕死，并因此而可以不劳动。奴隶之所以成为奴隶，也因为他怕死，并因此而必须劳动。正是因为主人的无忧无虑和不劳动而使自己逐步走向堕落和衰败。相反，正是奴隶的恐惧以及他所必须承担的劳动，反过来却成全了奴隶的逐渐的强大和最后的解放。

奴隶逐渐强大的第一个原因是奴隶对死亡的恐惧、对主人的恐惧以及相关的“苦恼意识”而带来了坚实的屈辱感、焦虑感和存在感。“死的恐惧在他的经验中曾经浸透进他的内在灵魂，曾经震撼过他整个躯体，并且一切固定规章命令都使得他发抖。” [3 ]正是这种对死亡的恐惧，奴隶获得了自我意识和存在感。恐惧是智慧的开始。

奴隶逐渐强大的第二个原因是奴隶的劳动带来了强健的身体和精神。主人的不劳而获虽然是一种享受，但它是消费和消耗性的，它转瞬即逝，缺乏“持久的实质的一面”。相反，奴隶的劳动使奴隶找回了他的自我意识。劳动不仅“陶冶事物”，而且给人带来独立性，“开始意识到他本身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奴隶在对主人的恐惧中丢失了自己，而通过自己的劳动“再重新发现自己”。奴隶的劳动过程，就是一个改造外物、摧毁异己者并因此而成为一个否定者的过程。“在持久的状态下把自己建立为一个否定者，由此他自己本身便成为一个自为存在着的东西。” [3 ]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不再被看成圣经中对亚当的诅咒，而是被看做历史形成或进步的基础” [5 ]。

也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虽然每个人都为承认而斗争并在殊死搏斗的主奴之争中一决高下，但是，主人和奴隶之间的根本区别是暂时的，时间将取消和改变人的主奴身份 [4 ]。最初，主人自己为自己争取了主人的身份，因为主人愿意冒生命危险而坚持斗争到底，随时准备付出生命的代价。而奴隶怕死，自愿服从和承认主人。但是，在接下来的交往过程中，主奴关系必发生改变，因为，主人通过斗争而获得承认之后，他就闲下来，不劳而获;而奴隶在主人的命令下不得不劳动。表面看来，奴隶的劳动显示了奴隶的身份的低微。实际上，正是在劳动的过程中，奴隶迟早会成为新主人。不仅因为劳动具有“培养和教育”的力量，而且因为不劳动必导致身体的衰败和精神的萎缩。

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已经预演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准确的说法是“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两个观念。

三、新时代的尚武精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马克思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既来自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C. Fourier，1772―1837）、欧文（R. Owen，1771―1858）等人的启发，也来自对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改造。

马克思从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借鉴了“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思路：“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6 ]

但是，相比之下，马克思更看重黑格尔的“主奴之争”中所隐含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积极因素。正是从黑格尔的“主奴之争”中，马克思看到了“劳动”的力量。如果说，马克思从欧文等人那里接受的启发是“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那么，马克思从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那里接受的启发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前者把教育当做改进劳动者生活质量的手段，它把教育当做劳动者的福利（尤其是童工的福利），它关注的重点是教育;而后者却更看重劳动本身所蕴含的解放人的力量，它把劳动当做受教育者的福利，它关注的重点是劳动本身。鉴于劳动者已经失去了自由支配自己劳动的权力，马克思主张必须采取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以便重新赢得人的劳动权力。只有赢得了自由劳动的权力，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自由本质。自由的本质并不需要教室里的自由教育或博雅教育，因为，自由劳动本身就是最佳的自由教育，只有自由劳动才能给人带来解放并显示人的自由本质。

黑格尔“主奴辩证法”是一种无休止的战争，任何主人都不会长久。按照黑格尔的思路，主人凭借自己的奋斗（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劳动，甚至包括一些高级形式的劳动）而使自己成为主人，使某些他人成为自己的奴隶。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主人表面上享受了奴隶的服务，事实上，主人反过来又会受到奴隶的控制。更严重的问题是，长期的“不劳而获”将使主人的身体和智力都渐趋衰落，而长期的劳动将使奴隶的身体和智力渐趋发达。主人表面上摆脱了繁重的劳动而获得了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事实上，主人必然会走向全面衰落，因为主人不劳动。真正能够全面发展的是奴隶，因为奴隶总是让自己处于劳动状态之中（暂不讨论机器大工业的劳动是如何导致人片面发展的）。这种力量的变化迟早会导致奴隶革命的发生，迟早会导致主奴换位。

正因为如此，“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才显得至关重要，它是克服无休止的主奴之争以及劳动异化的唯一道路。也只有当所有人都成为劳动者，才能保证无产阶级赢得解放之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成为相互承认的平等的人。否则，如果无产阶级赢得解放之后使自己成为不劳而获的人，迫使资产阶级反过来接受惩罚性劳动或成为奴隶，那么，这种暂时的胜利必然会导致新一轮的主奴之争。

马克思的思路是：人将借助科学技术而彻底摆脱繁杂劳动的束缚。科学技术的最高形态是自动化机器，自动化机器将全面接管人类的劳动。如果将来有了更多的自动化的机器人，那么，人类的很多繁杂的劳动就可以由机器人来代替，那时，人类就有了新式的“亚里士多德的奴隶”。人类就可以由此而获得自由发展的时间和精力。亚里士多德倡导“自由教育”时，他的自由教育是“自由人”的教育，而他的“自由人”之所以能够拥有闲暇，那是因为古希腊社会中有大量的奴隶的帮助和支持。“自由人”正是因为有大量的奴隶的存在，他们才有接受自由教育（或闲暇教育、博雅教育）的条件。就此而言，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教育预演了马克思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教育理想。

取消了奴隶制之后，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作为支持条件，所有人就不得不从事繁杂的体力和脑力劳动甚至不得不陷入劳动分工的困境之中而导致人的片面发展或畸形发展。为此，马克思对“自动化机器”寄予厚望。马克思本人并没有也不太可能描述自动化机器的具体形态，但现代“机器人”的诞生，使马克思的及其机器自动化的想象和预言有了现实的可能。

参考文献：

[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M].吴象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81.

[2]张宏杰.中国人的性格历程[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50，160.

[3][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 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24-125，126，128，130.131.

[4][法]科耶夫.黑格尔导读[M].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591，31.

奴隶社会篇10

所谓矛盾分析方法，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求按照客观事物矛盾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矛盾分析方法有多种，这里着重谈以下几个方法的运用。

一、“全面看问题方法”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任何矛盾都是对立面的统一，对立面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因此，看问题必须考虑矛盾双方，坚持辩证法的全面性。譬如讲“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和生产关系的反作用”的关系时，就要全面看。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性质和变化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表现在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时起推动作用。如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建立使生产出现奇观，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文字发明，人类社会跨入文明时代；又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段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等。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时起阻碍作用。如在奴隶社会末期，新式工具得不到广泛使用，奴隶经常破坏工具、逃亡，奴隶主庄园日趋衰落……说明奴隶制生产关系已成为生产发展的桎梏。所以我们在讲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与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时要全面看，离开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就必然造成社会动荡、人心不稳、生产力难以发展的局面。离开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只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社会发展就变成了直线运动。这是不辩证的，也是不现实的。如在讲“战后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与经济危机问题”时，一方面要看到战后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1950年～1970年的经济增长率由战前的2.3%增大到5.3%，被称为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黄金时代”；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战后资本主义矛盾日益激化、经济危机周期缩短、频率加快、范围扩大。“危机”与“繁荣”是同时存在的。离开“危机”强调“繁荣”或离开“繁荣”只强调“危机”都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看问题必须坚持辩证法的全面性原则，其他像资本主义的高工资与资本主义的高物价、高税收；社会主义的计划与市场等，在讲解的过程中，也都必须统一起来加以把握，不能孤立地强调其中的一方。

二、“在普遍原理指导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

任何事物的矛盾，既有与其他矛盾相联系的共同本质，即共性，又有与其他事物矛盾相区别的特殊本质，即个性。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事物时，必须坚持在普遍性指导下，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具体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比如在讲“如何看待奴隶社会”时，有同学说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残暴的剥削社会，它不如原始社会好；又有同学说奴隶社会代替原始社会是历史的一大进步。那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首先，必须明确判断一个社会进步与否的标准，其次，就要具体分析，一方面要看到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是历史的进步。如人类自从进入奴隶社会后，生产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科学文化也取得巨大成就；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奴隶社会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残暴的社会，奴隶主不断强化军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对奴隶进行政治上统治，又利用宗教迷信思想欺骗、威吓奴隶，对奴隶进行精神上统治，最惨无人道的是奴隶主还常常利用奴隶作人祭、人殉，用奴隶充当角斗士等对奴隶的人身摧残和迫害。由此可见，评价奴隶社会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分析。又如讲封建社会的“行会”时，也要具体分析，既要看到它在建立初期的积极作用，如行会的建立，有利于保护比较脆弱的城市手工业，有助于传授生产技术，促进手工业的巩固和发展。又要看到在封建社会的晚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行会的种种规定限制了自由竞争，限制了从业人员的数目，限制了新式工具的应用等，从而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其它像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平等，在讲解的过程中也都必须具体分析，既看其进步的一面，又要看其局限的一面。

三、“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在对立中把握统一方法”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互相联结，不可分割的，同一中有对立，对立中有同一，因此，在处理矛盾双方的关系时，应坚持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在对立中把握统一。比如在讲“人类社会的发展”时，就要坚持“同中有异”。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总体上看，要先后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但是同时又要看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是复杂的，各个国家、地区或民族由于特殊原因，可能超越这个或那个社会阶段跳跃地向前发展，这就形成了各个国家特殊的发展过程。如日耳曼人在古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实现了历史的跨越，他们没有经历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这就是“同中有异”。又如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中，英、法、德、日、美等国尽管最终都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然而由于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各国建立的方式各异。英、法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德国是通过王朝战争完成德意志民族统一，实现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日本则是通过明治维新最终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也是坚持了“同中有异”。又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制度，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同时，提出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吸收资本主义一切有用的东西，这就坚持了 “异中有同”。

四、“分析事物发展的内外因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