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论文十篇

社会组织论文篇1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国家自产生后就不断回归社会并逐渐消亡，最终过渡到个人自由的联合体。［3］这一历史进程可以分解为两个目标一致的相向运动:一个运动表现为个人通过自由联合，形成形形的社会组织;另一个运动表现为国家逐渐消解，社会组织逐渐强大，并逐步取代国家的部分功能。当个人的自由联合与国家的分化消解达到一定程度时，介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第三域”就产生了，个人—国家二元对立的主体结构就转型为个人—社会组织—国家三足鼎立的主体结构［4］，由此形成了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第三领域三个生活领域。这三个领域“相互之间有恰当的张力，但彼此又并不绝对对立与拒斥，相互间以一种张力中的和谐构建起现代性社会的基本结构”［5］。正是在社会主体结构呈现出三足鼎立、社会生活分化为三个领域之后，西方现代宪法才得以产生。［6］现代国家中的社会组织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主体性。虽然由个人组成，并受国家制定宪法约束，但社会组织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宪法主体，具有独立的人格［7］，拥有独立的意志，享有宪法权利，承担宪法义务。在这一意义上，社会组织是个人、国家之外的“第三类宪法主体”。第二，自治性。自治是指“个人或群体缘于特有的自主品格而管理自身事务，并自行选择行为方式和承受行为效果的生存状态”［8］。社会组织的自治性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自主地制定自治章程。“自治意味着不像他治那样，由外人制订团体的章程，而是由团体的成员按其本质制订章程。”［9］二是对内自我管理。依据组织章程产生管理机构，自主地管理内部事物。三是对外活动自由。依法成立的社会组织依据宪法、法律、组织章程自由活动，不受任何个人、国家等非法干涉。第三，民主性。自治的社会组织必须是一种民主的组织。［10］各国宪法都以不同的方式规定，社会组织的产生、内部管理、对外活动都要遵循民主的原则，如1958年法国《宪法》第4条第二款规定:“各党派和团体可以自由地进行活动，但必须遵循国家和民主原则。”时至今日，民主已经突破了政治生活，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形成了多元民主的态势。在现代国家中，社会组织受制于三足鼎立的主体结构与三元分立的生活领域，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功能:第一，社会组织可以满足个人多元相异的社会需求。人性是复杂的，人的社会需求也是多元相异的。为了满足多元相异的需求，个人必须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关系，把自己镶嵌在形形的社会组织中，通过“互助”实现自己的目标。正因为社会组织能够满足个人多元相异的社会需求，美西尔说:“个人所参加的不同团体的数目是文明社会的准绳之一。”［11］第二，社会组织可以促进民主参政，有效影响国家活动。个人自由不仅要求国家不干涉个人生活，而且需要个人参与政治生活。这种有效参与既是利益表达的途径，也是影响政治运作的重要方式。然而，在国家这个“利维坦”(在《圣经》中象征邪恶的一种海怪)面前，个人几乎就是一个“侏儒”，力量非常渺小，以代议制为主导的政治参与模式既无法有效表达个人诉求，也无法影响政治运作，具有相同利益追求、政治诉求或价值观念的人参与、成立社会组织，通过社会组织表达诉求，从而影响政治运作，通过社会组织影响政治运作，已成为现代国家的重要政治现象。③第三，社会组织可以有效协助政府管理公共事务。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是政府改革的方向。有限政府将打破政府对公共服务的垄断④，鼓励社会组织协助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由于具备民主性、自治性、开放性等特点，社会组织参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不仅可以有效化解科层制官僚体制的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与强制主义［12］，还可以强化公民的主人意识与责任精神，提高公共政策的可接受性。在这一意义上，社会组织是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好助手。

二、社会组织在我国宪法体制中的权利缺位:文本考察

宪法作为法治国家的根本法，是一切社会主体的最高行为准则。中国《宪法》为社会组织确立了什么样的最高行为准则，既关涉到宪法文本的修改，也关系到宪法体制的完善，因此是一个值得政治家、法学家思考的问题。我国《宪法》中的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是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第三类主体，属于社会组织的范畴。在中国，由于与国家的特殊关系，将政党视为一般意义上社会组织，于法、于理、于现实都说不通。企业事业组织要么属于国家所有，要么以营利为目的，且宪法、法律对其组织形态与运作方式也做了明确规定。据此，官方文件所说的社会组织应该是《宪法》中的社会团体。⑤1998年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将社会团体界定为“由公民或者单位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这一界定与国外的非政府组织(NGO)基本吻合。《宪法》直接涉及社会团体的条文有7处，分别是“序言”最后一自然段、第五条第四款、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第九十一条第二款、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一条。根据宪法规范对宪法主体的引导作用，《序言》最后一自然段关于社会团体的规定、第五条第四款、第七十一条第二款都是义务性宪法规范，要求宪法主体必须以积极作为的形式履行一定的义务;第三十六条第二款是禁止性宪法规范，禁止宪法主体做出一定的行为。⑥第九十一条第二款、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一条分别禁止社会团体干涉审计权、审判权、检察权的独立性，因此也属禁止性宪法规范。义务性宪法规范设立的是积极义务，禁止性宪法规范设立的是消极义务。由此可见，在我国《宪法》文本上，社会组织只承担义务，不享有权利。这种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规范创制模式，既不符合制度设计的效益原则，也不能体现权利本位的法律理念，更有违人权保障的政治要求。制度经济学要求任何制度必须是有效益的，即实现制度的成本小于制度实现所带来的收益。由于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因此义务实现对社会团体自身没有任何效益。接下来要考察的是，义务实现是否会增进第三方的利益。《宪法》序言最后一自然段规定，社会团体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第五条第四款规定，社会团体必须遵守宪法，违反宪法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这两个条文都是指引性规范，被指向的规范是《宪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第九十一条第二款、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一条。指引性规范的效益取决于被指向的规范的效益。如果被指向的规范无效益，指引规范也无效益;如果被指向的规范有效益，指引规范也有效益;但根据下文分析，被指向的规范是无效益的，因此这两个指引性规范也是无效益的。《宪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社会团体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不干涉公民，所带来的效益保障了其他公民自由。但问题在于，如果宪法不拟制这一主体，就根本不会存在社会团体非法干涉公民的问题，这不更一劳永逸地保护了其他公民的自由吗?相反，拟制了这一纯粹义务主体，义务的不履行不仅损害了公民的自由，还额外增加了强制执行的成本。《宪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社会团体有义务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社会团体履行义务对调查委员会确实有益，但问题在于，宪法不拟制这一主体，其他主体会填充、代替这一任务。因为其他掌握相关材料的主体，也有义务提供。相反，拟制了这一纯粹义务主体，义务的不履行不仅无益于调查委员会，还会增加强制执行的成本。《宪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社会团体不得干涉审计、审判、检察的独立性。如果社会团体仅仅是一个消极义务主体，那么完全可以不拟制这一主体。因为不存在这一主体，就不可能有任何“干涉”的问题了。综上所述，凡是义务，都存在不履行的可能性。当义务不能履行时，国家必须强制履行。然而，履行与强制履行都有成本。相反，如果不拟制纯义务主体，也就不存在履行义务与强制履行义务的成本问题。在这一意义上，宪法拟制纯义务主体，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找麻烦。权利本位既表达了现代法律的权利观，也概括了现代法律的逻辑结构。权利、义务是法律的基本细胞，权利本位要求法律规范应以权利为轴心，某些必要的义务必须附随于、服务于权利。正是基于权利本位的法律理念，绝大数法律规范要么是权利性规范，要么是权利—义务性规范，纯粹的义务性规范非常少。⑦权利本位不应只停留在观念上，更不应流于政治口号，而应实实在在地贯彻在立法活动中，微观具体地体现在法律规范中，成为可以把握、理解、感受的法律条文。关于这一点，童之伟教授在十年前就深入批判了抛弃具体法律规范，通过精神、原则、整体来体现的“抽象的权利本位”，主张权利本位应该具体体现在法律条款、法律规范和法典中。⑧《宪法》只为社会团体设定义务，不授予权利，既未能体现权利本位的法律理念，也不符合权利本位的规范创制模式。人权既是现代政治的核心价值，也是现代宪法的基石概念。在古代社会，社会成员缺乏独立的人格和意志，对国家具有强烈的依附性，只能屈从或被动服从于权力，因此是臣民，是被动的客体。在现代社会，人摆脱了被动受支配的地位，不仅成为自己的主人，也是国家的主宰者。在法治国家中，通过赋予基本人权来确认社会成员的主体资格。在这一意义上，人权标示着社会成员从被支配的客体转化为自由、自主的主体。因此，人权是主体存在的根本标志。不享有人权，就不是主体，充其量是被动受支配的客体。由于不享有权利，奴隶被称为“会说话的工具”，可以自由买卖，甚至被随意处死。由于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社会团体作为宪法主体有名无实。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宪法》关于社会团体的规定是“虚放了一枪”。还有人认为，《宪法》还有两处条文间接涉及社会组织［13］，分别是第三十五条关于结社自由的规定与第一百一十一条关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规定。虽然基于公民的结社自由得以产生，但社会团体却是独立于公民个人的新主体，具有独立的人格与法定的机构。这是学界的共识。在这一意义上，公民的结社自由并不是社会团体的一项权利。因此，第三十五条没有为社会团体创设任何权利与义务。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既不是结社自由的产物，也不是自愿形成的组织，而是法律强制拟制的主体。⑨因此，不宜理解为社会团体。由于权利缺位，社会团体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宪法主体，既不具备现代现代国家中社会组织的特征，也不可能履行现代社会组织的职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该条规定:“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登记。”由于有主管机关，社会团体不可能真正自治;由于主管机关是业务对口机关，社会团体的职能与主管机关并无二异，因此不可能弥补政府的不足;由于必须要有业务主管机关，那些从事新业务、履行新职能的社会团体不可能成立;由于要接受业务主管机关的审查与监督，社会团体既不可能扩大民主参与，也不可能监督、制约国家。

三、社会组织在我国宪法体制中的应然地位:修宪建议

社会组织的涌现及其社会功能的转变既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方向，也是宪法转型的重要内容。为了应对这一社会变迁，力推宪法转型，笔者建议，《宪法》第二条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社会团体的自治权。国家鼓励、支持、引导社会团体参与、管理公共事务。社会团体的活动不得违背宪法和法律，不得有违公序良俗。”《宪法》第二条是关于我国政体的表述。亚里斯多德认为，政体是共同体内(古希腊表现为“城邦”)一切政治组织的依据，决定了最高治权的来源与运行。亚里斯多德的话语界定了政体的功能与作用，但并未在本体上回答政体究竟是什么。笔者以为，政体之所以具有这种功能，根本原因在于它确立了共同体的基本架构，反映了各类宪法主体之间的基本关系。个人是结构最为简单、力量最小的微观宪法主体，国家是结构最为复杂、力量最大的宏观宪法主体。但正如前文所述，介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社会组织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力量。历史的必然性与社会的重要性都决定了它必将成为“中观”(介于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宪法主体，即第三主体。个人、社会组织、国家之间的三组关系将成为现代社会最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必将重塑共同体的基本结构与政体的现代内涵。按照上文建议，将关于社会团体的规定增加为《宪法》第二条第四款，确认这三组关系，可以完整地表达我国的政体:(1)本条第一、二、三款确认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法参与、管理社会事务。(2)将《宪法》第三十五条关于公民结社自由的规定与第四款结合起来，形成了个人与社会团体之间的基本关系。(3)第四款独立表达了社会团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样，第二条与第三十五条共同确立了个人、社会、国家三足鼎立的社会结构。自治权是社会团体的“基本人权”⑩，是社会团体的人格表征。因此，享有自治权是社会团体成为宪法主体的必要条件，国家必须予以尊重与保障。瑏瑡这样，共同体的“法权”瑏瑢一分为三:个人的权利、社会团体的自治权与国家权力，依法平等保护。“尊重”要求国家履行不作为的义务，即国家不得非法干涉社会团体的自治事务，对社会团体的管理、监督必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没有明确授权的管理、监督是非法的。“保障”要求国家履行作为的义务，即当社会团体的自治权受到不法侵害时，国家必须通过法治的手段予以救济，排除侵害，追究责任。作为一个独立的宪法主体，国外社会团体在许多方面已经成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与管理者，在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提高公共行政效率、促进社会有序发展等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优越性。社会团体的成长与成熟，既扩大、深化了公民的民主参与，有效监督、制约了公权力(特特别是行政权)，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由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体制，提高了行政机关的效率与行政行为的公平性。因此，社会团体参与、管理公共事务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方面，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方向。国家应该顺应这一趋势，鼓励、支持、引导社会团体参与、管理公共事务，适时适当地转移职能，自我“瘦身”是非常必要的。瑏瑣社会团体的所有活动都立足于自治权，而自治权属于自由的范畴。因此，社会团体应该遵循“法无明文禁止即合法”的活动原则，具体包括以下两层意思:首先，这里的法仅指宪法与法律，其他层级的规范不得减损社会团体的权利;其次，社会团体的权利既包括法律明确授予的权利，也包括虽未明确授予但也不禁止的自由。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宪法、法律对于权利的规定，经常出现“依法保护”、“应该符合法律”等类似的表述，这种表述实际上限制了自由。因为“依法保护”意味着法律没有规定的，就无法或不能获得保护;“应该符合法律”排除了“虽没有明确依据但也不禁止”那部分自由，而这部分自由要比明确列举的权利多得多。这种立法技术反映了如下理念:权利是依法赋予的，行使、保护权利应依法进行。这表面上在赋权，但由于“挂一漏万”，结果只确认、保护了小部分自由，大部分自由由于没有确认而得不到保护。基于此种理由，笔者没有作如下表述:“社会团体的活动应该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而是表述为“社会团体的活动不得违背宪法和法律”。另外，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是每个社会主体应尽的最低限度的道德义务，社会团体也不例外。在《总纲》中(《宪法》第2条)增加这一规定，仅确立了社会团体的主体地位，界定了个人、社会团体、国家之间的关系，为相关立法提供了正当性。《宪法》第二章规定了“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第三章规定了“国家机构”。基于三足鼎立的社会结构，紧接着应该专章规定“社会组织”。但考虑相关内容较多，这样可能导致全面修宪，改变宪法整体结构。为此，建议全国人大以公民结社自由为逻辑起点，以自治权为立法基轴，制定一部统一的《社会团体法》瑏瑤，对立法目的、活动原则(如民主的原则)、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与成员之间的关系、资本与财务等问题做出规定。国务院依据宪法、法律可以制定相关的行政法规(如登记管理条列)。这样，就可以形成关于社会团体的法律体系。

四、结语:待尽之业

社会组织论文篇2

摘要：组织中员工的道德行为深受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所影响。文章试图考察能影响员工道德行为的一些社会关系网络因素：如关系的强弱、榜样的作用以及由网络结构所带来的监管和声誉的影响等，以期为管理实践作出一些理论指引。

关键词：社会关系网络；道德行为；监管；声誉

一、前言

在组织行为的研究领域中，有关组织成员的道德行为的研究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话题。为了解释组织成员道德行为和不道德行为的产生原因及开发出相应的管理方法，研究者们提出了组织成员道德/不道德行为的诸多影响因素，如个体特征、组织因素及道德事件的强度特性等。近些年来，社会网络学派理论的发展为解释组织成员的道德/非道德行为又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Brass，Butterfield&Skaggs（1998）认为，以前有关员工道德行为的研究尽管得出一系列的用于解释道德/不道德行为的因素，但还是忽略了一个重要方面：行为者之间的关系，很少有道德决策模型的研究者关注诸如人际关系的类型和结构等主题。

在商业伦理学者对道德困境和道德行为等的大多数定义中可以发现，道德包含了一种对“他人”的考虑。例如，学者们把道德情境定义为个人决策对他人的利益、福利和期望的影响；不道德行为被定义为对他人产生有害的后果的并且是“违法的、或在道德上不被社会所接受的”（Jones，1991）。因此，从本质上来看，道德行为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包含了一种行为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内生于其他社会关系结构之中的。从这一角度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来探索组织中个体的关系如何对组织中的道德行为产生影响就十分必要。在中国文化情境中，由于人们具有“社会导向”、“他人导向”和“关系导向”的文化特性（杨国枢，1981），社会关系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力尤其显著，因此以社会关系网络为分析框架的研究具有更显著的意义。本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试图解释组织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如何对组织成员的道德/不道德行为产生影响，也就是试图运用社会网络学派的一些概念和理论来剖析社会关系对于员工道德/不道德行为的影响的作用机制。

二、组织中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其成员道德/不道德行为的影响

从网络学派的角度去看，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或那样地行为，其原因在于人们所处的独特社会关系网络以及他们在关系网络中的位置。社会网络理论假设组织行为者必然存在于一个关系社会网络中，而社会网络，则是一组行为人和行为人之间所具有的一些关系或所缺乏的一些关系联结，这些既存的社会关系为行为者提供了约束和机会，从而对行为者的行动产生强有力的影响。

1．道德/不道德行为的指向对象。徐木兰，余坤东，沈介文（1997）的研究表明，因为中国人大多具有“差序格局”的民族性，其对人事物的要求，常随着他人与自己的关系的远近而有所不同，在道德判断中表现出极强的相对主义倾向。因此，个体倾向于根据彼此在关系网中的关系强度来选择性地作出道德或不道德行为。

关系的强度是指关系的经常性、互惠性、情感联系强度和亲密性（Granovetter，1973）。不经常相互交往和交往结果是无关紧要的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被定义为弱联系。具有弱联系的两个人可能只会相遇一次，交往时间十分短暂，之后就有可能不再相见。如果在两个个体之间存在着一个非常弱的、一次性的私人交换关系，则不太可能诱发产生道德行为。比如说，在一次私人交换关系中，对一个陌生人撒谎可能不会产生不利的后果。从事不道德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在弱关系中的损失——是很小的。

在组织中，组织成员会预期将来有进一步的交往。因此，我们发现在组织成员之间存在着最低限度的相互信任，这是两个街上相遇的陌生人所不会具有的。在强关系中，双方发展出合作、信任、亲密性和同情心，通过经常性的交往，每一方都从信任关系中互惠并从他人那里获得积极的回应。从事不道德行为的成本——强关系的丧失——也远远大于弱关系。

当Jones（1991）进行有关道德事件的强度特性的研究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认为亲近程度——一种考察心理的、社会的、文化的和身体的距离的方法——是道德行为的重要前提。与陌生人相比，当行为者的行为关系到与自己亲近的人的时候，他们会更容易意识到事件的道德本质，更不容易做出不道德行为。所有的研究可以导致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强关系培育了同情心和心理亲近感，从而降低了不道德行为的可能性。

2．榜样的作用。Falkerberg&Herremans（1995）研究了正式系统和非正式系统对组织道德的作用，其研究发现，非正式系统对道德行为的影响更大，行为榜样是决定行为道德水平的重要因素，经理和主管往往被视作行为的榜样。

（1）差别关系理论。差别关系的简单解释就是一个人倾向于采纳与他交往的人的行为或观念，采纳多少根据接触次数的多少。根据Zey—Ferrell&Ferrell（1982）的研究，对来自广告公司的被调查者来说，同级的行为是推测被调查者本人道德行为的主要依据，而如果被调查者是来自公司内部广告部门的经理，最高管理层的观念是推测被调查者行为的主要依据。这一研究发现使他们建议用差别关系理论对道德行为做部分的解释。像广告公司经理这样的决策者与同级接触较密切，所以倾向于采纳同级的行为，而像公司内部广告部门的经理那样的决策者与上级接触较密切，因而更容易采纳上级的道德标准。

（2）角色构造理论。此外，Zey—Ferrell&Ferrell（1982）还提到了另一种对道德行为进行解释的方法，即角色理论。他们分析了角色理论中相对距离与组织权威两个方面，发现有证据证明，决策者与某个人的组织距离（即决策者和这个人之间存在的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的明显界限的数量）越大，这个人对决策者的影响就越小。

在商业环境中，相对权威观点认为最高管理层比同级对决策者行为的影响大。Baumhart（1961）的调查发现，决策者认为上级会做的行为是影响决策者做出不符合伦理的决策的重要因素。Hunt，Chonko&Wuilcox（1984）的研究表明，最高管理层鼓励道德行为的行动是推测被调查者对道德问题看法的最好的单一依据，最高管理层鼓励道德的行为，劝阻不道德行为的举动会对员工的行为产生极大的影响。

因此，总的来说，处于特定组织中的个体做或不做道德行为是深受其组织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他人的影响的，同级和最高管理层都对行为者道德方面的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其中最高管理层的影响最大。

3．监管和声誉。不道德行为被察觉及由此所带来的惩罚和丧失声誉的可能性是组织成员进行道德决策时所要考虑的很关键因素。在这里就引发了两个相关但没有获得充分研究的概念：监督和声誉。这两个概念都和“与他人的关系”相关。监督——行为被组织中的其他人发现的可能性降低了行为主体从事不道德行为的倾向。McCabe&Trevino（1993）发现个体的道德行为受其对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的感知的影响。其他的研究者也认为监查体系的存在、行为者对监查的感知对于行为者的道德决策和行为能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总而言之，这些研究发现人们意识到其他的组织成员可能会关注他们的行为，这种监督能够约束不道德行为。

其他组织成员的存在也使行为个体更多地考虑做出不道德行为对声誉有可能产生的影响。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及其相关研究表明，大多数成年人处于以“传统层次”进行道德思考这一道德阶段，这一阶段的人们意识到并遵从自己的角色规范和他人的期望。在这一道德发展阶段，人际关系和社会赞许是进行道德决策思考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朋友之间或熟人之间从事不道德行为而被发现的可能性是一种极大的威慑，如果A对B做出不道德行为，那他就冒着在C或组织中的其他人那里丧失声誉的危险。如果他的不道德行为被C所察觉，那他就有可能失去和C的关系。4．从事不道德行为的机会获取。1992年Burt提出“结构洞”这一概念用来指称两个行为者之间的联系的缺乏。如果两个行为者没有直接联系，必须通过第三方才能发生联系，则这个第三方就占据了“结构洞”的有利网络地位。在组织中与组织外部关系打交道的职位特别容易利用不联系的两方来控制交易。例如组织的采购人员和销售人员就容易成为组织与客户之间或组织与供应商之间的结构洞。这些跨组织边界的行为者就可以利用这一便利来欺骗双方为自己谋取利益。

由结构洞三角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在网络中的某些位置可以预言不道德行为的产生的可能性。例如，在网络中的个体的位置可以由它的中心性来说明。个体的中心程度尤其与监控和声誉相关。中心性是指一个个体经由最少数量的直接和非直接联系与网络中的每个人进行接触的程度（直接联系比非直接联系更为“亲密”）。那些与很多人有直接联系的员工被认为更具有中心性。个体与他人的直接联系能增加其行为被监控的程度，而与他人的不直接联系则决定了有可能听说其不道德行为的人数，这就意味着声誉的损失有可能发生的程度。如果个体做出不道德行为，其所具有的高度中心性意味着高度的监控和广泛的声誉损失（以及处于高度中心性地位的权力和声誉）。

研究者也探讨了组织层级体系中的位置所带来的影响。一项有关高层、中层和低层员工的研究（Frink&Klimoski，1998）表明了关系结构如何影响个体的道德决策。低层员工通常在组织中没有形成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他们主要与自己的同事和直接上司打交道。因而，对于他们来说，来自于社会网络的监管是很少的，同时丧失声誉的风险也是很低的。这些员工倾向于服从他们的上司的期望，觉得没有义务去监视和举报上级。中层管理者们联系着彼此不直接发生联系的下属和上级，所以在这一网络结构中他占据着结构洞，因而为他们从事不道德行为提供了良好的机会。然而，中层管理者的位置通常是具有高度中心性的，（直接和不直接的与许多人发生联系），他们的行为被下属、同级的管理者以及上司所观察和监控。因此，对于中层管理者而言，由处于结构洞所带来的从事不道德行为的机会被中心性所限制。对于声誉的强烈追求动机驱使他们以符合组织道德期望的方式行事。组织中的高层管理者经常处于一个联系所有者、董事会或其他外部利益相关者和其他组织成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并且控制着组织的重要资源，因而，这些处于高级管理职位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去从事不道德的行为并能从不道德行为中获得更多的回报。他们一般无须对他人说明自己的行为因而较少受到组织内外的监管。尽管组织中的高层管理者经常被寄予道德期望（要求其具有更高的道德标准），然而就像其工作角色本身的这种模糊性一样，来检测其道德行为的标准也是模糊和可变的。这种分层次研究法表明，如果组织不能建立一个体系来鼓励各层次员工的道德行为，那么长期来看，组织的有效性就会面临重大问题。

三、对管理实践的一些启示

1．组织高层管理者的影响。组织中的高层管理者对于其下属成员的道德/不道德行为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一些针对企业经理的调查发现他们经常感受到来自上级的压力去做出违反自己道德原则的行为，为了能够在组织中获得成功，他们不得不顺从上级的要求，这种来自于上层的直接压力是导致员工不道德行为的重大因素。其次，高层管理者本身也是其下属的模仿对象，高层管理者的不道德行为为其下属的行为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可以招致下属的模仿。因此、高层管理者对待道德问题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设定了一个组织的道德氛围的基调。然而，由于高层管理者在组织中的独特的地位，他们从事不道德行为的机会更多，对他们的行为进行监管也更不容易，因此更要求组织的高层管理者的道德自律性，通过有意识的行动来提高整个组织的道德水平。

2．鼓励组织成员间的相互监管。由于员工不道德行为的隐秘性，在组织中对员工不道德行为的控制是极端困难的，并要为此付出巨大的成本。如果无法监管员工的行为，员工就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以牺牲组织利益为代价追求为自己带来利益的行为。因此有必要在正式的监管体制之外寻求替代和补充方案。如果组织成员愿意监管并向组织举报自己同事的不道德行为，那么这将为组织提供一种极佳的、更低成本的控制员工不道德行为的方法。因为同事之间的交往更为密切，更易于觉察彼此的不道德行为。

然而，在组织中鼓励这些行为是有极大困难的。因为同事间的监管和举报行为会遭受群体内压力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的压力。在一个工作群体中的社会机制会产生压力使得同事间的监管和举报行为变成是受排斥的和冒风险的，这一类行为被看成是对群体不忠诚的，因而群体可能会发展出许多对这类行为的制裁措施，如被放逐或排斥于群体之外。同样，这种行为也会引发关系压力，因为同事不会喜欢“告密者”，这种行为会招致被报复的风险。

因此，为了鼓励这类行为，管理者必须使用一些策略性的方法，比如说为某一组织成员的不道德行为惩罚所有相关的群体成员，将同事间的监管和举报列入规则、政策，将之作为工作角色的一个部分。总之，管理者可以通过建构工作情境从而创造一些压力来抵消压抑监管和举报行为的那些压力，从而建构鼓励性的氛围。3．管理处于中心位置的雇员。注意在组织中处于关键位置的雇员对于管理者而言十分的重要。在任何组织中都存在着在正式体系之外的非正式体系，如果管理得当，这一非正式体系对于帮助管理者传播组织的价值观、规范和行为的道德准则将起到正面的、积极的作用。这种非正式体系是由组织中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网络所组成的，那些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的雇员成为网络的联结点，他们掌握着部门之间、员工之间的信息流动和沟通途径。如果组织的管理者能够意识到组织中的这些联络人的作用并对他们进行有意识的管理，那么就能够运用组织中的非正式网络来达成组织目标。

社会组织论文篇3

[论文摘要]政府、市场和社会是社会生活组织化的三种选择，中国改革道路反映了三种组织化机制的变动轨迹。中国改革发端干全能政府的控制逻辑，在经历了政府有限化、市场回归和社会的生产后，逐渐形成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互动的公共治理模式。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合作共治成为未来社会生活组织化的基本逻辑。

一、引言

发端于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了崛起之路。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的迅速崛起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目光，他们针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进行了大量研究，探讨是否存在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发展道路的特殊的“中国模式”。许多学者把目光聚集在中国改革的路径与方式上。在改革的路径方面，“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路径各有支持者，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一个自上而下，再从上而下的过程，并非通常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曾峻，2005：224)在改革的方式上，虽有不同观点，但政府主导的渐进式改革几乎成为一种共识。

如果说对中国改革路径与方式的研究多来自经济学者的努力，那么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则主要关注权力运行逻辑的变化或公共治理模式变迁以及社会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框架成为这些研究的一个主导性分析范式，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以及由此带来的独立社会领域的出现是分析的起点。至于国家和社会的具体互动关系与社会的解放程度，则因学者而异。除了国家与社会这一分析框架外，基于市场经济的道路选择，政府与市场也逐步成为一种分析话语，进入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者的共同视野。近些年来，由于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发展，引发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变迁，“治理”正在取代“统治”作为分析公共权力运行的话语。因此，有学者开始认识到不同于政府与市场的社会空间的存在，认为“新三元结构”应代替原来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法，中国的改革是政府、市场与社会“新三元结构”的重构。(包国宪，潘旭，2007)

中国改革带来了社会生活变迁，这种变迁既反映在社会生活方式上，更表现为社会生活内在逻辑的转变。社会生活不同于个人生活，在于社会生活是组织化的。因为这种组织化而使社会成员共同生活，走出“丛林法则”处于共生状态。中国三十年的改革，早已改变了计划体制下“政治控制一切”的社会运行机制。个体逐步从集体中得以解放，变为具有主体性的个人。然而，整个社会并没有因此变得无序，社会成员重新以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方式组织起来。换言之，在改革过程中，中国社会生活组织化逻辑发生了变革。正是在此背景下，国家与社会关系成为分析中国改革以来权力运行逻辑转变的主导性范式。政府与市场尽管主要是围绕经济生活展开的，但经济生活往往与社会生活融合在一起，社会关系“嵌入”在经济体系之中。(卡尔·波兰尼，2007:50)因而市场仍不失为一种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市场交换把人与人联系起来构成“局部秩序”。亚当·斯密所言的“无形之手”不仅配置经济资源，同时也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协调社会生活。

政府、市场与社会是人类社会生活组织化的三种方式。它们在社会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为“公共组织”、“私人组织”和“社会组织”，这三种组织也被称为社会上的三大部门。三种组织之间的结构优化与功能匹配是一个社会实现良好秩序的有效前提。中国改革的历程正反映了三者之间逐步走向结构优化与功能匹配的变动轨迹。具体而言，中国改革道路发端于“全能政府”，在政府放权的过程中，市场化进程得以推进，市场经济逐步发展。随着政府有限化与市场回归，独立的社会空间形成，呈现“社会的生产”。

二、全能政府：一种控制逻辑

中国改革是一种全面性的社会变革，它既包括经济改革，也包括政治改革。对于经济改革学术界有着共识，因为中国正在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对于政治改革，则不那么容易得到认同，基于多方面的原因，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进行了深刻的经济改革，却不存在政治改革。其实，中国改革最初的动力就来自政治改革，后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政治改革放慢，更多地表现为行政体制改革，所以才导致对中国改革的片面性认识。三十年的中国改革有两个显著的目标取向：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两种目标取向不是分离的，而有着紧密的关联。计划经济下的政府必然是全能政府，对计划经济的任何变革都影响政府职能的实现及其转型，而走向市场经济改变的不仅是资源配置方式，对政府模式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因为市场经济下的政府不可能是全能政府。中国改革的最初动力来自于对计划经济弊端的深刻认识，计划经济所导致的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无效率，僵化的政府管理体制也限制了整个社会的活力。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对当时国情的认识，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这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社会主义要搞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理论是意识形态因素；通过加快工业化实现现代化是发展目标因素；国际环境的限制是发展战略和体制选择的空间制约因素。(陈甬军，2001)

在计划体制下，政府同时介入了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政府介入经济生活是用政府计划和指令替代了市场，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则主要是由政府承担社会秩序的供给功能，政府挤压社会空间。政府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介入，使得原由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承担的组织化任务落在政府身上，政府成为公共秩序的唯一建构者。市场和社会失去了存在的空间，政府一元化的控制逻辑成为中国社会的运行机制。

有学者认为，在计划经济时期，发展战略宏观政策环境、资源配置制度和微观经营机制三位一体，构成我国传统模式的三个基本方面的历史因果关系和运作上的相互配合、相互依赖的逻辑联系。(林毅夫，1993)在这样的逻辑下，政府以无所不包的计划和指令既控制了宏观经济变量，也干涉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在政府控制经济的社会中，独立的市场是不存在的，政府的指令成为分配资源的方式，商品交换活动被称为“割资本主义尾巴”，不为当时的意识形态所允许。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实现经济发展，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能够把有限的社会资源投向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然而，从现在的观点看，这是一种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体制，政府控制经济活动基本上是一种“非现场决策”。(高明华，2000)在这种非现场决策体制中，企业的全部生产经营活动和行为选择都由企业现场外的政府集中决策，并通过行政手段强制实施，而企业作为实际经营组织却只有执行义务，不能根据效率原则自主地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不能根据自己掌握和支配的外部信息及时做出预期反应和采取相应行动，当然也不承担任何风险责任，从而使企业失去了发展的动力。计划体制下政策偏差还造成国民经济结构失调，社会生产力低下，整个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在计划体制下，政府对社会活动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单位来推进的，所以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基本上可以被称为“单位社会”。由于社会成员被最大可能地整合进各种单位，社会成员不再以单个人的形式而存在，他们失去了独立的属性，以“单位人”身份进行各种社会活动。单位不仅是社会成员工作与生活的场所，同时也成为国家控制与整合社会的中介，国家面对的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一个个的单位。只要实现了对单位的有效控制，社会的整合与秩序的维持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结果。(刘建军，2000)社会成员“单位人”的属性使他们依靠单位而生存与行动，其他的社会团体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以前，独立的民间组织在中国基本上是不存在，仅有的一些社会团体也被整合进政治权力运作框架，变为政府与党的附属组织。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国奉行的是一种政治上高度一元化的组织和领导体制，公与私、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间几乎完全合为一体，或者说，公吞没了私，国家吞没了社会，政府吞没了民间”。(俞可平，2002：204)政府控制社会生活的时代，一种强制力嵌入社会领域，原来以自愿为基础的民间治理机制失效，政府的强制担当着社会生活运转与变迁的主导性力量。社会成员对社会活动的参与是被动的，是政府借助动员的手段实现了社会成员的参与，“动员式治理”作为政府社会管理的一种常态，使得社会生活(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深深打上了政府“强制”的烙印。

由上可见，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走向了一种极端，政府极大地挤压了市场与社会的空间，甚至吞没了市场与社会，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都消失在国家所建构的组织体系中，或者变为党和政府的附属机构，失去了独立存在的空间。政府以强制力所建构的社会生活秩序，掩盖了社会生活的多样性，违背了市场与社会各自的运行规律。这种社会生活组织化方式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如果一个国家或政府试图以此模式长期维持统治，将会由于控制成本的增长以及控制对象的消极抵抗而难以为继。

三、政府的有限化与市场的回归

全能政府的控制逻辑模糊了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在某种程度上，“全能政府的治理模式的政治体制就是经济体制，经济体制同时又是政治体制。”(王小卫，2004)全能政府在组织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时具有一系列弊端，严重影响了社会整体的运行与发展，这也是中国改革启动的时代背景。从政府转型的角度看，中国改革是逐步改变全能政府的控制逻辑，重构社会生活组织化内在逻辑的过程，即政府放权和分权的过程。政府放权和分权其实是政府的权力和职能从无限回归有限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向市场和社会放权以及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都是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的表现。在总结以往机构改革的历史教训时，邓小平指出，“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这势必造成“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邓小平，1994:329)围绕着放权与分权，精简机构与职能转变一直是后来历次政府改革的主线。政府改革从总体上逐步向有效性和规范化推进。

在经济生活中，政府的这种放权过程首先是从扩大企业经营自开始的。邓小平曾提出，“企业要有主动权、机动权，如用人多少，要增加点什么，减少点什么，应该有权处理”，“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邓小平，1994:131，145)在企业获得自的过程中体现了政府“放权”和“企业”扩权的双向互动，逐步实现政企分开。依据相关研究，中国改革过程中政企分开大致经历了“放权让利”、“两权分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个阶段。(许维安。2003)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标志着企业将发展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随着政企关系的演变以及市场经济的发育，中国政企关系改革将逐渐从国家介入的强制性变迁向社会力量内生的诱致性变迁过渡。

政府的放权还表现在社会领域，社会逐步获得了自我发展的空间。政府放松了对社会成员的控制，使他们拥有了自由从事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权利；政府改变了对城市和农村的管理方式，在城市推行居民自治，在农村积极推进村民自治。总之，在中国改革的进程中，政府转型不限于历次的政府改革，历次大规模改革只不过是一次较为突出的政府转型，在中国改革的每一阶段，都可见到政府的“自我革命”。这种“自我革命”保证了整个改革进程的推进，也促使政府逐步向现代政府转型，适应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在经济领域，中国改革最重大的转变就是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从发展商品经济，到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以及后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一个过程贯穿着中国改革。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经济生活的运行逻辑。市场化改革，使国家集权控制全社会经济运行的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不再对企业经营承担无限责任，企业也不能继续吃国家的“大锅饭”，国有企业已逐步成为法人实体；个人对社会成果的分配，已不再是抽象的劳动支出，而必须是社会必要劳动，不仅个人劳动以社会标准衡量，各种生产要素也有偿参与社会价值的创造、实现和分配，个人收入分配出现差距，政府以各种政策调节差距并逐步为实现共同富裕而创造条件。(冒天启，1999)市场化改革给予社会成员自由选择交易的权利，基于自由的交换而不是强制性权力维持着经济生活的运转，使分散的个人走到一起进行各种经济活动。市场化还介入社会领域，影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市场化最有价值的后果是对人们心理、观念的影响，人们的权利意识、利益意识、平等意识、竞争意识、参与意识普遍上升，权力不再是社会的唯一指南。”(曾峻，2005:229)

中国改革从开始就具有典型的市场化取向，市场经济在中国了从无到有，迅速成为经济生活秩序的建构者，特别是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后，市场化改革成为推动中国转型的一个基本动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由政府主导的，行政权力自始就介入市场运行，但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资本的力量迅速壮大，开始介入政治生活，左右公共权力的运作，资本和权力相结合主导着后来的改革进程。资本和权力的结合引发的一个严重后果是“过度市场化”，即市场社会出现。在社会“缺席”的状态下，市场社会意味着一种强势逻辑在建构社会秩序，社会生活被整合进经济生活。

四、改革话语中社会的生产

中国改革所带来的变革除政府职能转型与市场发育外，还包括独立社会空间的出现。社会空间的出现即社会发育在中国主要表现为民间组织的发展与壮大。“改革开放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使公民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变迁，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催生了民间组织。”(俞可平，2002:196～197)民间组织的出现是与中国经济改革和政府改革分不开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民间组织存在提供了经济基础，而政府职能转型为民间组织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

社会发育表明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参与治理的模式初步形成。与一些政府官员消极评价民间组织相比，学者们倾向于积极评价公民社会在公共治理中的功能，认为公民社会“正在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扩大公民参与、推进基层民主、推动政务公开、改善社会管理、促进公益事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俞可平，2007)不可否认，公民社会对于推动民主治理具有重要价值，但是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生活中，公民社会的成长与发展不足，使其尚不具有西方公民社会的特征，因而其功能发挥也是有限度的。

中国公民社会发育不足是由改革过程中社会发育的路径引起的。中国公民社会发育主要有三种路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合作型，(贾西津，2003)但由于是政府主动推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塑，因而中国的公民社会或日民间组织基本上是政府选择的结果。“中国的民间组织绝大多数由政府创建，并受政府的主导，尤其是那些经过合法登记的有重要影响的民间组织，如各种行业组织、同业组织、研究团体、利益团体等。”(俞可平，2007)中国的经济改革先于社会改革，民间组织是在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虽然具有拓展社会中的自主活动空间的作用，但由于市场机制下对自利性动机的诱发力量和对机会主义倾向的助长作用，实际从另外一个方向构成了公民精神的死敌。(陶传进，2003)因此，市场经济尽管为公民社会的发育提供了经济基础，同时也侵蚀了其存在与发展的社会基础一公民精神。就具体改革阶段而言，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深化阶段，而社会领域的变革却刚刚开始，这势必使中国的公民社会更多地“嵌入”也已形成的经济体系，体现出“市场社会”的特征。

在组织路径方面，社会组织化路径包括两种：社会运动和民间组织，有时候两种路径是相互联系的，社会运动需要民间组织的动员，而民间组织往往也通过社会运动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和更大的知名度。(李友梅，2006)国内学者往往以民间组织的数量作为公民社会发育的标准，其实这是一种片面性的认识。改革以来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是政府选择的结果，没有经历由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的转型。这种政府主导式的社会生产又落后于市场的发育，是在“市场社会”中发育公民社会，在没有经历一个“反向运动”的情况下，公民社会的发育水平受制于市场，缺少“能动性”。中国公民社会的生产是政府与市场推动的结果，这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社会在抵抗政府和市场中成长的发育路径，使其脱离了公民权的发育。公民权的“缺席”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中国只存在民间组织，而没有生产出与此相适应的公民社会。

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社会的生产需要一场“反向运动”，即“保卫社会”，抵制政治专制主义和市场专制主义对社会生活的侵占。“保卫社会”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成立更多的民间组织，它需要的是与公民权结合在一起的公民社会。对于当前的中国社会，公民权的生产应先于公民社会的发育，或者至少二者是同步的。生产公民权的途径包括民间组织和社会运动，这也正是生产公民社会的两种机制。不同于传统的社会运动，中国转型社会公民权生产机制是一种新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是一种认同感政治，不再寻求特定的阶级利益，而更为关注社会问题。新社会运动以个人认同以及决定私人领域和情感生活的权力为诉求，反对国家和市场机制对社会生活的侵犯，反对系统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操控。中国公民权生产中的社会运动所面临的是有限的制度空间，而争取运动空间的过程，也正是公民意识增长以及公民权生产的过程。转型中国的新社会运动更多地表现为维权抗争，沈原曾分析了社会中三大阶级的维权活动，得出结论：农民是从维护“地权”的抗争走向公民权；劳工是从维护“劳动权”走向公民权；业主则是从维护自身房屋的“产权”走向公民权。(沈原，2007)在这些社会运动或者维权抗争中，运动的参与者实现了自身的利益，与此同时，公民权从中产生，公民社会也得以形成。

中国社会运动是与改革分不开的，正是改革催生了中国的社会运动。研究者认为决定和影响社会运动发生的三个因素是变迁、结构和话语，一场社会运动既可以发端于一系列社会变迁，进而导致社会结构条件的变化和挑战性话语的形成；也可以发端于国家主导的改革，进而引起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及挑战性话语的出现。(赵鼎新，2005)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生活变迁和社会结构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出现，为社会运动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深层土壤。改革进程中的利益格局调整引起了利益分化，中国已经由计划体制下的总体性社会进入利益博弈时代。由改革带来的利益分化和利益不均衡，在社会中引发了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而矛盾与冲突常常酿成以维权为目标的社会运动发生。如农业税取消前以减轻负担为目标的农民抗争，上个世纪末因国有企业改革而导致的下岗工人上访维权，以及近年来一些城市居民为维护生存环境而发生的街头抗议活动。这些运动虽然具体目标不一致，但争取某些利益却是其共同之处。因此，当前中国社会运动具有显著的利益取向，具体的社会运动总是与特定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社会运动的这种特征使其不同于现有的民间组织，民间组织基于合法性的追求，一般以某种公益性目标作为存在的基础。民间组织和社会运动存在基础的差异性所导致的后果是，主流社会对民间组织开始具有一定的认同与接纳，而社会运动则不具备这种合法性。与西方的“运动中的社会”相比，尽管中国的社会运动尚处于发育阶段，但社会运动毕竟开始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公民社会的生产拥有了一条不同于民间组织的路径。

五、结语：政府、市场与社会互动中的未来社会生活组织化

政府、市场和社会是社会生活组织化的三种选择，三者之间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在某些领域它们是一种互补关系。在现代社会里，随着政府不可治理性的增长，日益需要市场与社会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换言之，在现代公共治理中，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机制都是必要的，不存在哪一种机制被代替的问题，由三种公共治理机制构成的公共组织、私人组织和社会组织是公共治理的担当者。因此，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结构优化与功能匹配是实现良好的治理或者善治的基本前提。

随着政府放权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型，市场和社会逐渐有了存在的空间，特别是作为经济生活秩序建构者的市场，在政府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后，获得了快速发展，使中国进入了“市场社会”。市场逻辑超越了经济生活，侵入了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变为主导改革的一种基本力量。权力和资本相结合的强势逻辑最终使改革共识破灭，中国社会出现了反思改革的呼声与要求。在原有的改革模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高层适时提出了社会建设，以培育处于“缺席”状态下的社会。社会建设是进入市场经济后的一种“反向运动”，是对“过度市场化”的积极回应，表明“市场神话”在中国社会的结束。政府开始通过培育社会组织解决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并回归公共责任承担者的角色，推动“市场社会”过渡到“社会市场”。

社会组织论文篇4

与传统社会中“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1]之传统意义上的犯罪不同,在近现代社会中逐渐孳生出的有组织犯罪,带有自身的某些显著特点,是一种最高形态的犯罪,因此,预防、抗制有组织犯罪,除了借鉴传统的对付个体犯罪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外,还必须另辟新径,以便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根据有组织犯罪自身的特点和发展演化规律,笔者认为,从社会层面上讲,控制有组织犯罪,主要应采取以下对策:

(一)在大力发展和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坚持可持续的、科学的发展观,切实贯彻、落实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共同致富的思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市场经济是为实践证明的迄今为止最具效率的经济体制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为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改善起到了举世公认的积极作用。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推进中,也产生了与市场经济相关的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引发了不少复杂的社会矛盾,其中,最为重要和明显者即为社会不公问题,这些问题和矛盾成为有组织犯罪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必须下决心花大力气加以克服和解决。

1.收入差距悬殊,导致贫富分化现象蔓延

基尼系数(因其首倡者为统计学家科拉多?基尼〈K?Gini〉而得名)是经济学中常用的一个测量收入不平等的方法,值域处于0和1之间(0<G<1),其以较接近于零值表示较为平等,以较接近1表示较不平等。国家统计局1995年对农村基尼系数计算结果为0.33,世界银行1994年的计算结果为0.41,1998年为0.44。[2]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2003年合作调查祖国内地基尼系数约为0.53或0.54左右。足见收入差距不是缩小而在增大。当然,基尼系数大并不一定就会出问题,但也确实需要有效的对策。其实,近几年香港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也大致在0.52-0.53左右,再分配调整后还在0.42-0.43左右,加之香港面积比祖国内地小得多,应该早就出问题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主要原因是较好地解决了两端的问题:一是保证所有的下端的社会成员都能过上一个有体面的生活,即通过一般的经济综合援助,以及教育、医疗、住房等保障制度,让一般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都没有问题,甚至过上较有尊严的生活。这便大大缓解了因贫困可能导致的诸多社会矛盾。二是让富人为社会所能接受。主要是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富人的得财方式是通过规范的市场以合法的手段取得的;二是让富人挣钱后的行为能被接受。在香港,富人的钱主要是两种用途:用于投资和扩大再生产,这便为社会带来了财富和就业机会;或者捐助社会公益事业。这两种花钱方式事实上公众都是可以获益的。[3]但是目前在我国,滥用权力或通过各种非法手段牟取暴利、发财致富的情况还相当严重,极少数富有者拥有数以亿计的财产,过着骄奢淫逸、挥霍无度的生活;而另一方面,高达2.46亿的农村贫困人口和2800万的城市贫困人口(1995年)还在为自己的平等“生存权”而斗争。[4]从经济学角度看,所谓人权,首先就是个人得到生存的权利,在社会上个人生存得不到满足时,奢谈其他人权就没有意义。我国社会学家则负责任地指出,2003年我国人口GDP首次达到1000美元,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因此,在这一阶段,对公平的社会诉求明显增强,成为推动社会保障加速发展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十分重要。如果不实现必要的社会公平,社会动荡会破坏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当然,如果不保持一定的效率,经济发展又可能陷入停滞,因而呼吁“底线公平”。指出,“底线公平”虽然最终要落实到每个人的实际利益上,但直接处理的不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权利与责任)、政府与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即,它是全社会除去个人之间的差异之外共同认可的一条线,这条线以下的部分是每一个公民的生活和发展中共同具有的部分,是起码的部分,是其基本权利必不可少的部分。一个公民,如果缺少了这一部分,那就保证不了生存,保证不了温饱,保证不了为谋生所必须的基本条件。因此,需要社会和政府来提供。所有公民在这条线面前所具有的权利的一致性,就是“底线公平”。这一底线是社会和政府责任的底线。至于这条底线以上以外的部分,则可以由市场、企业和社会组织,甚至个人去承担,并成为灵活的、反映差别的部分,以便发挥激励作用,呈现出弹性的调节机制。近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了警戒线,但却保持了社会的整体稳定,就有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的一份功劳,它能够最明显地起到缩小社会不公平程度的效果,是花钱最少、效益最好的制度。[5]这种看法,无疑是有见地的。

2.城乡差别为世界之最、“三农”问题突出

与中国的具体国情有关,在改革开放之前,为了保障计划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城市部门获得了全社会80%以上的投资;实行以城镇非农户口与农业户口隔离的户籍制度为特色的城乡分割体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不平等交换,每年转移约二三百亿元农村创造的价值。这实质是城市对农村的剥削。因为它使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而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改革开放后,由于仍未彻底放弃“国有企业优先”、“城市优先”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因此,近年来,占人口30%左右的城市一直占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70%以上,“剪刀差”的绝对数量按现值计算仍在增加,如1997年甚至达到2252亿元。城乡分割体制造成并维持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消费和福利待遇差别。根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高达4倍,并且这种状况仍在继续,而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该差距一般在1.5倍以下,很少超过2倍。城乡在物质基础、文化水平尤其是福利待遇上差别更是日趋明显。以教育为例,国家教育经费绝大部分花在城市,农村则主要靠自己解决,致使农民文盲多、文化水平低。再加上各种名目的税费负担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于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和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终于浮出水面,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普遍的贫困化又使得几乎农村中的每个劳动力都是潜在的流出者,于是出现1988年后的“民工潮”现象。研究证明,一个农村劳动力收入达到2000元水平时,他们就不太可能到外地打工了。但目前由于人地关系紧张和平均主义的土地占有制度下的小规模农业经营状况,绝大部分地区的收入并不能达到这种水平。[6]因而农民在家乡受穷被欺、在城市遭受歧视,从表面情况看,与领导作风、城市管理和自身素质等有关,其实深入地分析,则是农民无权、社会地位低下和社会不平等的产物。联系犯罪问题考察,有学者就指出:“事实证明,当今中国所发生的大量犯罪是贫穷对富裕的报复,是乡村对城市的报复,是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的报复。……但面对猖獗的愚昧野蛮,人们除了谴责、痛恨,却很少深挖个中原因。社会肌体上的毒瘤是怎么产生的?贫穷落后的农村已经成了犯罪的渊薮,成了愚昧丛生、迷信横行的基地。在这样一个社会基础下,文明富裕的城市人能独善其身吗?”[7]关于社会公平问题,上世纪80年代后期,已有议论。其中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就认为:“只要蛋糕做大什么都好办。”在整个社会物质匮乏的时候,人们都急于增加物质财富,“赶超型”的单纯以GDP为追求目标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盛行,但是,90年代以来我国GDP持续高速增长,可以说蛋糕越做越大,但是蛋糕的分配却越来越不公平,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包括犯罪问题由此而生。其实,邓小平同志讲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既要强调部分地区和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又要强调“我们不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提出“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8]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生前提出的新经济发展理论即强调,必须注意解决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问题;必须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失业和贫困问题;必须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公平和效率问题,不断协调二者的关系。[9]总理也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存在经济这条腿长、社会这条腿短的问题。可持续的、科学的发展观已经逐渐成为共识。当然,“发展才是硬道理”,对此不能有丝毫动摇,这也是解决一切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基础。

(二)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完善权力监督机制,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反腐倡廉

加强和完善社会对公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有效地防范权力异化、变质以至沦为社会的敌对力量和犯罪的服务工具,已成为世界性的课题。2003年10月31日第一项全球性的反腐败法律文件便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随着改革开放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腐败现象越来越触目惊心,有人甚至断言:局部的、地方性的黑金政治在我国已经显现,[10]腐败官员成了有组织犯罪滋生和发展的“保护伞”。

在美国有一句大家都熟悉的话,叫做:黑手党如果不和官方勾结,一天都存在不了。[11]事实证明,在我国,有组织犯罪和腐败问题也存在着千丝万缕般的联系。1990年哈尔滨市以宋永佳(“乔四”)、王伟范和郝伟涛为首的三个犯罪集团,横行时间长达六、七年之久,在47名成员中,就有被腐蚀的公安干警5人。1987年12月郝伟涛与吴家国发生纠纷,郝纠集20多名打手,乘坐4辆面包车去将吴打了一顿,其中一辆车上坐的竟是市公安局刑侦处的干警。事后吴曾到派出所、道里分局和市局刑侦处等五部门报案,不仅都未受理,而且报案材料也不翼而飞了。1995年破获的河南省拓城县流氓恶势力集团,头目就是原县人大代表、交通局长、党组书记郭永志,47名集团成员中,13名骨干中的11人就被安排在交通局工作。1997年8月,湖南省衡东县换届选举。时任常务副县长的张泽静依仗庄湘吉为首的黑社会组织的势力当选为县长。从此张便成了该黑社会组织谋取非法利益的官方代表。1998年长春破获的梁旭东为首的特大犯罪组织,是在“政治权力”的扶植下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的。初步查清了的9起案件中,就涉及党员干部35人,其中处级以上干部12人。35人中,5人是检察官,4人是法官,15人是警察。而伴随腐败升级的则是政治权力与黑社会相互勾结的进一步升级。在1998年查处的湛江特大走私案中,被拉下水的公职人员有200多人,其中厅局级干部12人,处级干部45人,科级干部53人。原湛江市委书记陈同庆、原湛江市副市长杨衢青、原湛江市打私办主任郑炳林、原湛江市公安局边防分局局长邓野、政委陈恩、原湛江海关关长曹秀康、原湛江海关港口办主任方鹏以及原茂名海关关长杨洪中、副关长王思源等均背离职守成了走私犯的帮凶,致使该地区两三年间走私案值超过人民币100亿元,偷逃应缴税款人民币60多亿元。1999年查获的厦门特大走私案价值高达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在此案中,首犯赖昌星在厦门海关被称为“地下关长”。因为一些重要岗位的人事任免,原关长杨前线常常要事先征得赖氏的同意。据统计,在厦门仅海关涉案人员退出的赃款就达5000多万元,其他涉案的大批高官其中还包括原全国打击走私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公安部副部长。在新近宣判的刘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一案中,刘涌在拉拢了原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后,第一次出手10万元美金便“套牢”了该市原市长幕绥新。变成了黑市长的幕氏,为刘涌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壮大倾力服务。此外还有86名警察下水充当了刘涌的打手。在刘涌的多起犯罪场所均有这些警察出现,起了保护伞的作用。刘涌说:“我走到哪都愿意带警察,他们身上有枪,有安全感。”刘涌坦言:“我想当人大代表,是为了有政治生命,提高政治地位;我给领导送礼,是因为领导手中有权,遇到麻烦事好找他们,生意才能赚钱。”在刘涌的名片上,10个头衔中“人大代表”就位列第一。国内外的历史与现实证明,有组织犯罪与权力腐败一直互为利用、狼狈为奸,并形成恶性循环。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决定了人民政权绝不容许有组织犯罪的渗透和污染,但是由上攸举的实际案例已足以说明,面对有组织犯罪的凌厉攻势,党和国家现行的权力运作机制,尤其是监督机制还有待于完善和强化,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和国家必须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在制度设置上与时俱进,从源头上根治腐败,以便有效地遏制有组织犯罪向肌体的侵入和黑金政治的泛滥。2000年1月,同志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会上指出:“党内存在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屡禁不止,有的情况还日趋严重。如果治党不严,发展下去不是没有亡国亡党的危险啊!”而有组织犯罪的生存和发展往往与权力腐败相互纠缠在一起,因此预防和惩治有组织犯罪必须与反腐倡廉相结合。

(三)加强思想道德和科教文化建设,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着力提高公民的素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一方面,国家权力下放,形成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人、财、物通过市场比较自由地流动,原来高度警戒性的社会控制被打破了,封闭的国门也向全世界敞开;另一方面,对物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肯定与追求获得了合法地位,金钱和财富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现,有时甚至成为衡量和评判人生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改变市场经济的规律,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通过市场竞争不断追求财富和利润的经济模式,经济人的本性就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不是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社会生活中推行冷酷无情的“等价交换”原则与“优胜劣汰”法则。然而,长期的高压、封闭、贫穷的社会状态虽然已经逐渐被打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处于草创阶段,许多适时的法律、法规、制度和新的思想文化道德风尚还未建立或达至完善,许多朽腐颓废的思想文化道德风尚开始抬头,于是有组织犯罪在解放后沉寂多年后终于死灰复燃了。

改革开放尤其是市场经济构建以后,社会控制的减弱与社会的大流动,一大批不幸者被沉淀下来,其特点是:离财富、权力和声望最远,贫困、低收入、素质低、社会地位低、受教育水平低、缺乏谋生技术、失业率高、经济长期得不到保障。缘于相类似的背景和境遇,他们便逐渐聚集在一起,他们一般愤事嫉俗、悲观厌世、对现实社会强烈不满,甚至仇恨和敌视。在1997年以来黑龙江省打掉的9个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的111名成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初中以下文化,有的头子是半文盲,绝大多数为社会闲散人员。[12]此外,一些恶习未改的劳改、劳教释放人员在有组织犯罪中也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由于不好安置、游手好闲、性强、有违法犯罪经验却醉生梦死,往往易沦为有组织犯罪中的骨干成员甚至组织者和领导者。当然,社会低层并不是有组织犯罪的代名词,但是在这一阶层中,有些人由于接受文化教育水平较低,认同崇尚甚至追逐社会亚文化甚至犯罪亚文化,因而如不采取有效的手段,便易滑入有组织犯罪的泥坑。此外,由于价值规律负面作用的影响,目前许多影视传媒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直接或间接地、有意或无意地、正面或侧面地渲染、传播和宣扬了许多不健康的文化观,诸如暴力暴富后的玩世不恭、极度享受的场景;权力寻租后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人性恶泛滥后的种种丑态大写真……均对社会健康主流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构成的文明生活方式起着一定的冲击、消蚀以致解构作用。因此整顿文化领域、创建适时的社会美德,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抵御腐朽堕落的文化意识侵略,也是防范有组织犯罪的重要一环。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79.

[2]张国林,等.中国发展问题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10-312.

[3]参见:苗树彬,薛克俭.寻找经济转轨与社会公平统一的发展道路[N].光明日报,,2004-8-7(B2).

[4]参见:何秉松.中国大陆黑社会(性质)犯罪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420.

[5]参见:景天魁.论底线公平[N].光明日报,2004-8-10(B4).

[6]参见:沈明.改革发展与社会变迁[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10.

[7]仲大军.二元结构对中国社会的影响[A].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与预测[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08.

[8]参见:梁冬梅.程恩富:邓小平初级社会主义经济观的独创性[N].光明日报,2004-8-17(B2).

[9]参见:韩志国.董辅: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N].光明日报,2004-8-17(B2).

[10]参见:何秉松.黑社会犯罪解读[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328.

社会组织论文篇5

南京市民间助残机构，发展比较缓慢，机构规模小，力量薄弱，在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发展社区公益、提供就业渠道与康复服务等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主要问题是：

首先，专业素质不高。机构管理者、义工、志愿者，大都未经过系统专业训练，凭借爱心加入进来，靠发起人的热情和事业心支撑。助残组织社会认可度不高，高素质人才不愿意进来，专业社工以及受过较好训练的志愿者，还是缺乏，因此，助残项目实施效率比较低，模仿复制的多，开拓创新的少，残疾人受益面不大，机构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

其次，残疾人职业培训未能开展起来。助残机构的培训，与就业机会缺乏衔接。以推荐方式对培训者进行就业安置，效果并不好，如，鼓楼区爱心助残协会，成立四年来，仅仅推荐成功5名残疾人到企业工作。残疾人就业难，是社会问题，民间助残机构帮助解决残疾人就业，重点是培育他们的就业能力。但多数机构的培训，只能作为康复训练，如串珠子、烙画等，不能视为就业培训，缺少系统的与培训相配套的就业扶持计划。

再次，机构筹款能力弱，缺乏造血功能。助残机构的资金来源有以下途径：会费、社会捐赠、服务收费、政府补贴等。目前，社会捐助的动力不大，政府的补贴有限，助残机构筹资面窄，造成资金来源渠道不畅，严重制约助残项目的开展。

二、关于专业知识的反思

（一）入驻组织正式化还是非正式化

在培育中心实习期间，感受最深的就是其针对各个入驻和想要入驻机构的组织的繁忙工作。社会组织在进入孵化后会接受领导力培训，接触NGO、社会组织、公益等新知识点，可以开阔视野，知道自身未来的发展方向。加上一些个别化的辅导，在专业化的道路上就能够再推进一步。在结束培育后，社区机构开始能独立运作，不需要培育中心，也不需要街道等的帮扶就能扩大规模，好好经营下去。在实习中我注意到，其实入驻培育中心的组织并不都是愿意接受培训的。如爱心妈妈关爱团，她们都是闲暇时间为下岗职工儿女献爱心的小组织，并不想要进行复杂的项目管理、档案登记等，这样反而成为了她们的负担，也违背了她们参加培育中心的初衷，这个矛盾一直难以有效调和。严谨的社会组织评估方法对普通爱心组织是标准化的过程还是负担值得仔细考量。

（二）社会组织是关注培育还是具体实践

可以预见，社区是一个复杂的场域，涉及到人与人的交往，社区工作再深入，也只是提供了一个社区发展的平台，社区能否获得真正发展还有待于社区政策的贯彻落实、社区工作者的体恤慰藉与思路发展创新、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提升和思维方式转变。拿助残组织来说，爱德关注的更多的是如何建立与发展起具有典型效应的社区组织，至于社区组织在社区内具体的服务方式、志愿者管理、财务管理等只能给予宏观层面的培育，真正的执行情况和执行效果都应是由社区机构的工作人员具体承担的，培育内容是否应该更深入细致，包括涉及政府政策法规的学习、人员的具体实务技巧掌握、项目过程评估方法等，是需要进行现实考虑的。

（三）社会组织发展的必然趋势

社会组织论文篇6

关键词：组织社会化；人与组织匹配；积极组织行为学；组织公民行为

组织行为学研究从20世纪初产生以来，经历了一系列的理论发展和变迁，最初是泰勒等早期传统管理学者的个人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泰勒等管理学者强调工人参与组织工作的经济动因，认为工作环境和工人的生理情况是影响工人行为的本质原因。20年代以后，以霍桑实验为转折点，展开以人际关系为主题的研究，认为社会及心理因素才是影响生产效率的根本原因，除了要满足员工的生理需求之外，还必须满足员工的社会及心理需求。到了1960年代，随着工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成熟和发展，组织行为学的研究兴趣也开始转向个人与组织目标、动机方面的契合、组织发展、组织内部关系和组织外部社会环境系统等方面。

我们现在所提及的组织行为学一般来说是研究组织内部结构、人员、技艺以及组织外部社会环境系统的科学。作为一门处在发展和变化当中的新兴管理科学，组织行为的研究为现代组织管理提供了积极的意义。根据美国学者斯帝芬.P.罗宾斯的定义，组织行为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个体、群体以及组织结构对内部人员行为和心理的影响，而最终目的则是运用这些知识来提升个体、群体乃至于整个组织的效能。

近年来，人与工作、组织和环境的匹配问题是组织行为学研究的一大热点问题。在此方面，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人-组织匹配、组织社会化、组织公民行为等方面，而主要的研究议题则包括积极组织行为学、社会交换视角下的组织社会化以及组织公民行为研究、组织社会化过程中的心理机制研究等等。

一、 积极组织行为学的相关研究

积极组织行为学由Luthans于2002 年提出。Luthans将积极组织行为学定义为： 以提高员工的积极活力为导向，通过心理测量、心智能力开发及有效管理，来提高员工绩效的一门应用学科。通过这一定义，Luthans一方面为积极组织行为学的发展确立了方向，另一方面也与传统的组织行为学划定了界限；传统组织行为学主要关注的是“解决问题”，通过缓解和消除组织冲突、沟通障碍、员工离职等问题来尽可能保证工作绩效，而积极组织行为学则反其道而行，通过开发员工心理的积极、乐观因素，来激发员工的能动性与工作潜力。积极组织行为学是研究个人-组织匹配问题的创新点，通过对组织个人微观行为层次，以及个人心理所导致的态度和行为上的改变的研究，发现个人-组织匹配过程中的心理影响因素和内在机制，进而探讨个人与组织相适应和匹配的最佳契合点。

Luthans提出，在目前的组织心理学范畴中，符合上述积极组织行为学定义的概念，包括自信/自我效能（Confidence/self-efficacy） 、希望（Hope） 、乐观主义（Optimism）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以及情绪智力（即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EI或EQ） 等五个范畴，简称为CHOSE。

目前积极组织行为学的研究发展，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一是理论模型的拓展。除了积极组织行为研究的几个基本概念和框架的研究之外，Luthans又发展出复原力（Resiliency）这一研究主题， 复原力是指具有从逆境、失败、艰难险阻、高度风险的情境，以及无法拒绝的变革（包括个人职责的改变以及更大幅度的组织变革）当中自我适应和恢复的能力。组织管理学研究者近年来也进一步拓展了复原力理论的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例如探讨企业与个人两种不同层面的复原力等等。

除此之外，关于影响积极组织行为的心理因素层面的研究，也是积极组织行为学中的研究重点。Luthans在2004 年提出了关于组织竞争优势来源的一个新研究视角――心理资本（Psychological Capital）。心理资本（简称PC），是指一种正面的心理状态，包括自我效能、希望、恢复力与乐观主义等，Luthans做了一系列关于心理资本的研究，认为企业竞争优势的衡量标准，应该从过去的传统经济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转向正向的心理资本。Luthans指出，具有良好心理资本的员工，一般会体现出如下的特质：（1）富有希望；（2）乐观；（3）良好的韧性和复原力；（4）高度的主观幸福感；（5）优秀的情商；（6）表现出较多的组织公民行为。

心理资本作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在个人心理层面的具体结合，能够对组织绩效和组织行为产生积极影响。仲理峰2007年的研究发现，心理资本中的乐观、希望与坚韧性三种积极心理状态，对于员工的工作绩效、组织承诺与组织公民行为有着显著影响。田喜洲和谢晋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心理资本均与员工绩效有正向相关，但只有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对员工的工作态度有显著影响。

二、 组织社会化过程与个人―组织匹配

组织社会化是研究个人与组织匹配的重要方面，近年来许多学者对组织社会化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组织社会化是一个组织内部学习的过程。1895年，德国社会学家Simmel在其《社会学的问题》一文中，首先用“社会化”一词来表示群体形成的过程。后来，沙因（E. Schein）最早将“社会化”这一社会学概念引入到组织研究中，他认为组织社会化是“个体被教导与学习组织规范，成为组织成员所必须具有的社会知识及技能的过程”，这也是目前最被广为引用的组织社会化定义。此后，Bauer指出，组织社会化就是新进人员学习成为一个组织的内部人（Insider）、学习组织内部规则生态，以及如何面对变革（Changes）的过程。

从沙因的定义可以看出，最初的组织社会化主要指的是员工了解组织当中的规则（包括潜规则）的过程，不过后来经过不断演变，组织社会化的定义也有所扩充，如Louis就指出，组织社会化是“个体了解成为组织成员所需的价值观、能力、期望行为以及社会知识的过程”。

组织社会化是一个自我调适的过程。Jones指出，当个体最初进入组织时，可能会发觉组织中的现实情况、人际互动与自己原先预想的不同，从而感受到现实冲击（Reality Shock）与惊讶；而此时个体会重新评估他们之前的预期假设，并搜集信息（包括职务信息、群体关系、组织文化等）通过不断学习来适应环境，并降低自身的不确定感和焦虑。

因此，作为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重要内容，组织社会化（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是促进员工适应组织并提升其行为绩效的关键因素。Ashforth、Sluss和Harrison指出，若组织社会化未能发挥效用，往往会导致员工士气低落、离职率升高，组织在员工招聘和离职方面将付出更高成本。Hidalgo和Moreno在2009年的研究指出，组织社会化的成败对员工个人心理、行为和工作绩效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其中的影响机制分别为主效应影响模型和中介效应影响模型。

组织社会化不仅是个人组织匹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组织行为的重要变量，既存在着直接的影响，也可能通过其他的中介变量的作用实现对组织行为的影响。王雁飞和朱瑜对249名新进员工做了为期一年的跟踪调查，发现组织社会化对个人―组织匹配有着正向影响，同时在个人-组织匹配对员工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甘宁的研究也进一步证明，组织社会化对员工绩效有着显著影响，同时个人―组织匹配在组织社会化与员工绩效之间的关系链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种种证据都表明组织社会化是提高个人―组织匹配的重要途径，倘若组织社会化功能未能完全发挥，组织往往会因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三、 组织公民行为

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OCB）是个人与组织匹配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Dennis Organ教授在1983年首次将组织公民行为定义为：“组织公民行为是个体的自由行为，不会直接或明确反映在正式的薪酬系统中，也未包含于员工的正式契约及岗位说明书中，但却有利于组织绩效的提升”。Podsakoff和MacKenzie将组织公民行为分为七大类型，包括利他行为、运动家精神、组织忠诚、组织遵从、个人进去、公民道德以及自我发展。

在组织公民行为的前因与结果变量方面，大多数的研究者对影响组织公民行为的单个或两个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和检验，较少的学者加入了中介调节因素的探讨和研究。Shweta和Srirang Jha指出影响组织公民行为的重要因素包括：组织内部沟通、员工态度、组织氛围、领导成员交换和组织公平。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当中，个体特征（感知）研究也备受关注。Japneet Kaur在关于人际冲突的研究中，证明了组织公民行为对组织人际冲突的重要影响作用，并且认为这样的影响作用能够显著降低组织反生产行为的发生，而吴志明与武欣则发现变革型领导对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关于组织公民行为的结果变量方面的研究较少，武欣、吴志明和张德的研究表明，组织公民行为对团队有效性有着显著影响。

社会交换理论视角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霍曼斯（G. Homans）于1958年提出了社会交换理论，他提出人际互动是一种双方皆参与并交换有价值资源的过程，人们只有在觉得通过交换能获得自己所需的资源时，才会持续与对方互动。彼得・布劳进一步分析指出，人们之所以加入某一团体（包括组织、企业），是因为认为可从该团体中获得所需的报酬；因此，人与人的结合，本质上就是资源的交换和吸引，而这些资源包括了金钱、物质、体力等外显性（Extrinsic）资源以及情感、敬仰、友爱等内隐性（Intrinsic）资源。Morley在2007年的研究则从个人―组织匹配理论的视角进行，认为价值匹配和工作匹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换句话说，个人―组织的匹配本质上也可以视为社会交换的一部分。

而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基础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则可将组织中所存在的交换关系，划分为领导―员工交换、员工-员工交换以及组织-员工交换等多个层次，是社会交换关系促进了个体与岗位、组织以及工作群体的匹配，而高度的个人―组织匹配则衍生出较频繁的组织公民行为。Cropanzano和Mitchell在2005年的研究中，揭示了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影响组织公民行为的重要因素，其间涉及的相关变量则包括组织支持、组织信任以及工作氛围等。

四、 结论

如前文所述，近年来关于个人与组织匹配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积极组织行为学的研究；二是组织社会化的研究；三是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针对前文的文献综述，本文认为在人与工作、环境和组织的匹配问题方面的研究存在以下值得借鉴和不足之处：

（1）组织社会化和个人―组织匹配理论的研究，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方面的视角探究了员工对组织的适应机制，对于组织内部员工之间价值观和文化的传递、员工更好的适应组织以创造更佳的工作绩效，以及企业如何更好的将“组织外的人”进行内化提供了良好的思路和策略依据，从组织的适应过程的研究到组织学习过程的研究，都具有丰富的理论成果。但迄今为止，并未形成系统性的关于组织社会化和个人―组织匹配的理论建构，对于如何通过组织社会化过程来更好地实现个人与组织的匹配，目前仍缺乏全面而深入的理论框架。

（2）在对组织社会化和个人―组织匹配的各项影响因素的分析和研究上，过于侧重个体层面的研究，将研究重点放在组织内部个人的心理、态度和行为层次的研究，而忽略了与组织宏观环境和组织外部环境的具体结合，所涉及到的相关社会交换理论也仅仅是局限于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社会交换视角的研究，这容易导致所产生的研究结论片面且适用范围狭窄。

（3）对于跨文化背景的分析研究较少，多数研究集中于对本国，甚至是国内某组织所进行的分析研究。在全球化影响下的企业人员流动的背景之下，组织成员所受到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组织内部或是单纯的某国、某地域的文化，更多的是来源于多元的文化交汇的影响。因此局限性的研究区域，不利于全面准确的对组社会化以及个人-组织匹配的影响因素进行界定。

参考文献：

[1] 斯蒂芬.罗宾斯，著，孙健敏，译.组织行为学（第14版）.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 尼尔森，著.积极组织行为学.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1.

[3] Luthans，F.，Youssef，C.M.，&Avolio，B.J.Psychological Capital.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4] 仲理峰.心理资本对员工的工作绩效、组织承诺及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心理学报，2007，（2）：328-334.

[5] 田喜洲，谢晋宇.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心理资本对员工绩效和工作态度的影响差异.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2，（8）：174-180.

[6] Schein， 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 and the Profession of Management. Industrial Management Review，1968，（9）：1-16.

[7] Louis， M.R. Surprise and Sense Making： What Newcomers Experience in Entering Unfamiliar Organizational Setting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80，（25）：226-251.

[8] Jones， G.R.Psychological Orient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 an Interactionist Perspectiv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3，（8）：464-474.

[9] 王雁飞，朱瑜.组织社会化与员工行为绩效：基于个人――组织匹配视角的纵向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12，（5）.

[10] 甘宁.组织社会化、人与组织匹配和员工绩效关系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学位论文，2010.

[11] 吴志明，武欣.变革型领导、组织公民行为与心里授权关系研究.管理科学学报，2007，（5）.

[12] 武欣，吴志明，张德.组织公民行为对团队有效性的影响研究.管理工程学报，2007，（3）.

[13] 沈伊默，袁登华，张华，杨东，张进辅，张庆林.两种社会交换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组织认同和自尊需要的不同作用.心理学报，2009，（12）：1215-1227.

[14] 李霞.管理者的职业弹性研究：结构及其前因后效关系[D].南开大学学位论文，2010.

[15] 王立.员工工作友情、心理资本与建言行为关系研究[D].吉林大学学位论文，2011.

[16] 陈伟娜.企业员工职场欺负内容结构及相关研究呀[D].暨南大学学位论文，2011.

[17] 张玲.基于知识旅游的知识转化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10.

[18] 吴庆松.基于心理资本的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源模型构建及其应用研究[D].中南大学学位论文，2011.

[19] 王文.组织内社会交换对工作产出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D].复旦大学学位论文，2011.

[20] 高英.心理资本对知识型员工工作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D].辽宁大学学位论文，2011.

[21] 安曼.企业雇佣模式选择及其效应的实证研究[D].辽宁大学学位论文，2011.

[22] 赵丽华.职业适应期高校毕业生就业稳定性研究[D].天津大学学位论文，2011.

[23] 闵锐.组织公民行为影响因素对组织内部知识共享影响机制研究[D].天津大学学位论文，2011.

[24] 马苓.教师的组织承诺对组织公民行为及大学绩效的影响研究[D].河北工业大学学位论文，20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号：13BXW050）；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传媒集团组织文化与组织绩效之研究”（项目号：GD11YXW01）。

社会组织论文篇7

一、共识：关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

提高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论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还是在经济的意义上都有呼声。尽管总的说来提高中国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呼声还没有形成大的气候，但是凡是研究、关注或者涉及到这个问题的人，都无一例外地坚定地认为，应该极大地提高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过相比之下最近几年在经济意义上的呼声要更高一些。

1．关于提高农民在政治上的组织化

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不少的专家学者主张建立反映农民利益的农民组织，如李修义发表于《中国农村经济》1992年第6期的《关于试办"农民协会"的若干问题》，洪大用发表于《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92年第6期的《当代中国农民利益集团的几个问题》，陈寄根在《改革与战略》1993年第6期所写的《建设中国农民协会的探讨》，谷文晓在《内部文稿》1993年第10期上所写的《建立农民组织，保护农民利益》等文章，都主张建立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组织。这一阶段人们对建立农民组织的关注更多侧重的是能履行政治功能、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组织，如李修义在上文中对农民协会的设计就是："农民协会既要反映会员的愿望和要求，保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又要贯彻政府的政策法令，在政府和农民之间起桥梁和纽带作用……"洪大用所用的术语是"农民利益集团"，更加突出了农民组织的政治功能，他认为建立农民利益集团，有助于切实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业、农村的繁荣和发展，有助于协调社会各利益集团间的关系，有助于促进民主政治建设，促进关于农业、农村问题决策的民主化等。

另外一些政治学者从政府过程的角度也主张应该提高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如南开大学政治学系的朱先磊教授在"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当代中国阶层分析"等课堂上就经常发表这样的主张。程同顺发表于《乡镇论坛》1996年第11期的文章《农民究竟应该怎样表达自己的利益》，从政府过程的利益表达环节提出，中国农民在利益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是利益表达却呈现个体化、分散化的特征，这就使农民的利益表达不能从长远的角度反映农民的整体利益，表达效果缺乏应有的力度，不能对国家政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从保护农民利益的角度应该建立一些反映农民利益的组织或机构。项继权发表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年第5期的论文《农民协会的组织功能和作用》，则系统考察了爱尔兰农民协会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和途径，揭示了在现代社会中农民的组织化对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业发展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2．关于提高农民在经济上的组织化

最近的关于农民组织化问题的研究集中在提高农民在经济上的组织化水平，主要侧重的是提高农民建立、参加经济组织的水平。关于这方面研究的论文非常多，在此无法-一列出篇目。与论文相比较，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门著作不算太多，主要有：秦柳方等主编的《中国各种经济合作社》，张晓山所著的《走向市场：农村的制度变迁与组织创新》、魏道南、张晓山合著的《中国农村新型合作组织探析》，牛若峰、夏英主编《农村合作组织发展概论》等；论文集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组织与制度研究室的《大变革中的乡土中国》，李惠安主编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等。

另外，其他很多有关农业经济的著作中都有关于中国农民组织化问题的相关论述。赵昌文在其专著《农业宏观调控论》的第5章中把"引导和组织农民提高组织化程度"作为中国农业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之一，他认为，"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仅是农民进入市场、驾驭市场的需要，而且是政府对农民及其经济活动更为有效的组织和管理，从而实现政府意志与目标的需要。""政府引导农民走向市场的关键在于依托现有的组织资源，加强农民之间、农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合作和联合，逐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农民在市场中的地位。"陈吉元等人合著的《21世纪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第1章中把组织创新作为农业转型的微观载体，提出"在保持家庭承包制稳定不变的基础上，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让农民走合作的道路，按照市场机制建立起农户之间，农户与产前、产后经营部门之间的联合与协作。"并认为这是目前形势下农民经营组织创新思路的现实选择。陈文科等人合著的《中国农民问题》一书第8章的标题是"组织起来才有力量"，作者在该章详细讨论了各种农民组织，特别地肯定了新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蓬勃发展。作者对农民协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农协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为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改革和发展探出了新路。

当然，关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理由，各个专家、学者各有侧重，有的主要是从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角度来论证的，有的则是从帮助农民进入市场的角度来提出的，还有的是比较综合性的，从各个方面来论证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下面我们仅以近年的论文为限分别介绍：

第一，从促进农业产业化的角度提出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从这个角度提出这个主张的人比较多，如乐大成等在《农业产业化-一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文中，为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的几点建议中，其中就有"大力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秦庆武在《论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合作制的结合》一文中指出，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就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育缓慢，因此必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大力发展农村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郭红东等人通过对浙江省慈溪市胜山镇农业产业协会的调查，也得出结论说，农民合作组织的产生与发展，是农业生产专业化与市场化的必然要求。应把农民合作组织作为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理想载体重点发展。牛若峰在其论文《也论合作制》中也探讨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问题，他指出，国内外实践证明，农民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必备和重要组织形式。

第二，从帮助农民进入市场的角度提出应该提高农民有组织化水平。俞勤等人的论文《论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向专业合作社发展》，针对当前中国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状况提出，专业合作社是解决农民进入市场困难的最佳选择，"农民只有联合起来形成大规模销售和购买组织，才能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和谈判地位。"饶泽榜等人关于湖北省天门市农民运销组织情况的调查也认为，从长远看，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发挥规模效益，把参与流通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朱信恺等人的论文《关于我国农村中介组织体系的理论构想》也提出，扭转"三农"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形势，首先要使"三农"逐步走向开放，提高分散农户的实力，其次要把分散的农户有效组织起来，使之有效进入市场。范小健在《关于我国农村合作经济服有关问题的思考》中提出，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表明，以合作社的形式引导广大农民发展商品生产、进入市场和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成功的选择。潘劲在关于"中德农村合作社发展"双边研讨会的综述中提出结论也说，合作社是民办、民管、民受益的组织，是连接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桥梁。它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农业国家尤为重要。因此，目前中国应该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尤其是发展由农民自主兴办的合作社。闵学冲的论文《发展专业合作社，振兴农村合作经济》，从保护农民利益、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实现农村经济制度创新、实现农村经济组织创新和重新唤起农民的合作意识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黄祖辉在论文《农民合作：必然性、变革态势与启示》中也从六个方面提出了农民愿意加入农业合作组织的基本理由。

第三，还有人从国际经济的角度提出了建立农民组织的必要性。丁泽霁等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与面临的新形势》一文中援引外国学者的观点提出，应该建立各种农民协会，发育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成为政府在国际谈判中的后盾。当每个中国人都站在政府后面的时候，中国政府就会成为谈判中的赢家。未来决定世界走向的将不是各国政府，而是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NGO），在WTO谈判中，外国人感到真正缺少的是来自中国农民的声音，尤其是在国际互联网上还没有出现过。而各种农民协会的意见将会在未来国际谈判中占有重要份量。

限于资料和篇幅，肯定还有不少相关著作和论文涉及到中国农民的组织化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是关注这个问题的人，都几乎会毫无异议地认为，提高当前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是大有必要的。

二、分歧之一：关于农民组织的法律地位

提高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是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们的一个共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所有不同方面、所有细节的看法都是一致的，像对其他一切问题的研究一样，争论和分歧仍然是存在的。这些分歧有的来源于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和歧义性，有的则源自人们的见仁见智。

关于农民组织的法律地位的分歧并不严重，主要根源于农民组织的类型，履行政治功能的农民政治组织、履行经济功能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农民社区基层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自然是不一样的。由于中国目前只对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其法律地位已经明确规定外，其他两种类型的农民组织都尚无相关法律规定，因此人们实际上都是对设想中未来的农民组织的法律地位作规划和构想。

洪大用所设想的农民组织最具有政治性，他说，"目前，我国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青年有青联，文学艺术工作者有文联，科技人员有科协或社联，……。这些组织不仅表达不同社会成员的利益要求，维护各自的利益，而且还发挥着监督政府以及互相监督的功能"，"然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却没有组织起来，这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不相宜的。"可见，洪大用所设想的农民组织的法律地位与工会相类似，是一种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团体人。程同顺从农民利益表达的角度所提出要建立的农民组织，实际上与此是一样的。赵昌文虽然主要关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但他也提出，中国可以借鉴美国各种专业协会和日本农协的经验，逐步建立起引导和组织农民并能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这种组织可先按产品、区域建立，再由下而上、由专业到综合，成立全国性的专业组织和全国性的综合组织，以便沟通农民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信息，并以此增强农民在政府中的谈判能力。

李修义所设想的农民组织主要是农民协会，他与前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承认农民协会的法律地位是社会团体法人，是在政府和农民之间起沟通和综合作用的民间组织，但是又不同于工会等社会团体，它是一种经济性的社会团体法人。他认为；农民协会的实质是农民自愿参加的具有法人地位的民间自治经济团体。农民协会的法律地位应该是"社会经济团体法人"或"经济类社团法人"。从中国《民法通则》对法人的分类来看，农民协会应该属于社会团体法人。因为它不是企业法人，因此不能办成经济实体，不能以赢利为目的；它不是机关法人，不能把它办成政府机关；不是事业单位法人，所以其经常性活动经费也不能国家财政负担。在社会团体法人中，又具有经济性和非经济性之别，各级工会组织、文化学术团体等是非经济性的社团组织，而农民协会是经济性的社会团体。需要说明的是，各地农民自己创办的农民协会与李修义、赵昌文所说的农民协会是有很大区别的，李修义的农民协会尽管是经济性的社会团体，但是还是有比较强的政治功能；而各地农民的协会有的是经济实体型的，有的是社会团体型的，但即使是社会团体型的，也大都履行一些比较专业化的经济功能，要提供很具体的技术服务、信息交流服务，有的甚至还开展一些物资供应、运输、销售等经营等。

而最近几年专家学者所说的农民组织，尤其是农业经济学中所说的农民组织则主要是农民的经济合作组织，除了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外，主要还有两大类，一为专业协会，二为合作社（包括合作基金）。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实际中的专业协会与合作社往往很难区分，有的实际的合作社取名为"协会"。而有的实际中的协会可能又运用别的名称等。这就给理论研究与实际的结合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规范农民组织的名称恐怕也是大有必要的。

总之，由于不同学者所关注的农民组织的类型不同，因此这些不同的农民组织的法律地位也就各不相同。除总的俄，对于同一类农民组织的法律地位，人们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

三、分歧之二：关于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属性

对于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能不能算得上是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理论界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这个争论也被带入了20世纪90年代、甚至21世纪。关于这个问题最近几年仍然存在着两种观点。大多数人的主流观点认为，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在农村的地位不可替代，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这类组织总体上存在着"官化"的倾向，农民的自主参与程度较低，不能体现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因而也缺少活力，需要进行较大的改革才能真正变成农民自己的组织，起到更大的作用。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是传统经济体制的产物，体现了较大的天然地域性和行政化的特征，不能与新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相提并论。

持第一种观点的有赵昌文、陈吉元、陈文科、范小健、潘劲、朱信恺等人。如赵昌文在《农业宏观调控论》中提出要"增强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的引导功能"，陈吉元等人在《21世纪中国农业与农村》提出要"完善农村集体服务组织"。陈文科等人认为，农村社区性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是农民在保留农业合作化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形成的以家庭承包为基础、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结合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中国农村中最普遍、最基础的集体经济组织，有很大的优越性，也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范小健把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三种形式之一，但是指出了它存在的法律地位不明确、服务协调能力不强、行政色彩浓厚而合作属性淡化、与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的职能不清等问题。潘劲认为，社区合作组织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合作经济组织，应该根据国际合作社的原则对其进行改造和完善。李俊超等人也承认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并且还专门比较了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和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的特点、它们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朱信恺、鲁靖也把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三种类型之一。

第二种观点主要以牛若峰为代表。牛若峰对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持一种相当低调的态度，他认为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有名无实"，只是"为与官方和学界认同保持一致"，他才使用社区合作经济的概念。社区合作经济在很多情况下是集体经济的遗产或社区集体经济，一般是以社区性和某种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其成员因为是该社区的人并与土地或其他集体所有的资产相联系而自然地成为其一员。他们并无经典的合作社成员那样的自愿入社、自由退出、民主管理、按交易量返还利润或按股份分红等权利，因而"不加区别地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称为合作经济组织是不准确的、勉强的"。解决这个问题可供选择的办法是，按照股份合作制原则，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和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为基础，在相应的社区内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才能使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成为真正的名符其实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四、分歧之三：关于如何对待"两社"的问题

"两社"即农村中的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这两个组织；本来属于农民根据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组建起来的合作经济组织，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它们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官办、半官办的组织。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在深化农村体制改革中在如何对待"两社"的问题上，人们存在着很大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应该按照国际合作社的原则重新改造两社，使其恢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本来面目呢，还是应该根据现在的状况把它们按照一般的商业企业组织来对待，而不再承认它们的这种名不符实的合作经济组织地位了。围绕着这个争论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是按照国际合作社的原则改造农村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使其恢复原有的群众性、民主性和灵活性的"三性"。这也是中国政府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选择。持这种看法的人比较多，如张晓山、陈文科、何广文、陈小玲、朱信恺与鲁靖、闵学冲、吴硕、李海涛等及他们中的不少人还对如何改造"两社"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措施。版权所有

社会组织论文篇8

关键词:管理结构;管理方法;管理理论;管理实践;

摘要:本文通过对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发展的环境分析,讨论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发展变化:它们将在内容上以知识管理、人文管理为主向多元化发展迈进;管理结构、管理方法发生巨大变化;管理理论研究对象和管理实践主体也会发生巨大变化,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影响也更加多元化。

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潮流扑面而来。一种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知识要素为主要驱动因素,以网络为基本工具的网络经济,正在改变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网络经济中的全球化特点,正在改变着全球的经济贸易方式,同时也在影响着有关组织的种种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日新月异的环境给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本文试从以下方面讨论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发展变化。

一、管理理论及实践内容趋向多元化

一直以来,管理理论的内容多数是针对企业这个组织而言的,管理实践更多的也是关注企业这个组织,两者的主题大多是围绕企业内部外部资源的利用发展情况这个中心。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知识、技能、人力资本和信息等无形资产的产生和应用,这使得每个国家都把发展教育、加快科技进步、加强无形资产管理、保护知识产权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位置。而管理理论和实践也从当时局限于企业的管理和实践拓展到其他任何组织和单位的发展,从重视企业资源的硬件资源到重视企业的软件资源,从重视物的有效利用到以人为本,从围绕组织自身的单独发展到重视组织与社会、环境等外部条件的和谐发展。

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组织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竞争致胜的关键已经不再是仅取决于各个组织的先进的设备、厂房等有形硬件资产,更多的是依靠商誉、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而在管理实践中重视无形资产管理、无形资产管理成为现代管理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就理所当然。与之相适应,围绕无形资产管理进行创新也就成为现代组织管理创新的一种必然趋势。尤其是知识管理将会成为一个大主流,知识管理涉及了许多的相关研究领域;但它并不只是一种管理理论,而是涉及到从技术到管理再到哲学等多个层面。未来,知识管理这个课题将日趋重要;同时,在管理实践中,组织将会努力建立一套有效、循环运转的知识管理系统,在一些企业内部,企业甚至有类似知识主管等职位出现。

无论是在管理理论的进程还是在管理实践的发展过程中,组织的文化建设一直是一个讨论主题。以往的组织文化,如企业文化建设在2世纪以前多数是围绕本土化运转的。在网络经济新时代,由于时空限制被打破,像企业文化界流行的“欧美以‘法’,东亚以‘情理’的企业文化界限将不那么泾渭分明了。由于全球化经济时代的到来,各国开始对各自组织文化尤其是企业文化开始进行反思、研究、整合。因此。在未来,各个组织文化的建设将会摈弃各种限制,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相互融合,这也会成为一个趋势。

二、管理结构变化多元化

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威力引领着我们走向网络经济新时代。这种网络经济,促使着现代管理结构向灵活化的趋势发展,而这种趋势的发展正影响并改变着一直以来的主流组织结构——传统经济环境下的“直线制和“金字塔的组织结构。当现代组织结构形成灵活化新趋势之后,世界许多先进组织尤其是企业管理者都着手研究以虚实结合的领导控制体系、职能整合的灵活机制和动态调整应变的管理思路来保证现代企业组织结构不断显现出动态化、灵活化的特点。就设立现代企业组织结构而言,建立起一流的领导控制体系,实现组织结构的虚实结合,要求企业内部设置一个由类似总经理职位直接授权的调控机构,在企业内部中层管理部门和上下管理层次之间进行协调,使组织结构既能形成一个网络,同时又兼具经济性和灵活性,这就保证了组织结构弹性、灵活性的空间。营造灵活性机制,对组织结构实行职能整合,要求企业对关键职能部门进行适度有效的集中,而对非关键部门则按一定的要求和原则逐步进行科学合理的细化和分散,以期完成企业的目标。

在管理实践中,管理结构另一个巨大的改变就是,在组织内部对于职位的设置较之以前有很大的改变。以前的职位设置多数是依据发展组织硬件环境这个要求来设定的,因而职位的设置多数是类似“生产部“营销部、“业务部等这些部门;而现在,组织同样关心软性环境的发展甚至有些组织把发展“软环境放在首位,当然这要视组织的具体情况来确定;而笔者认为最好是能“两手都抓,并且两方面的发展都要保质保量的进行。现在,很多组织在研究如何有效利用组织的“软资源,如何建设一流的有特色的组织文化,如何提高组织成员的“能源效率,如何提高组织成员的自我学习能力等,这样在组织内部可能会增设关于提高组织成员学习能力、研究组织成员身心状况、研究人力资源、研究组织与社会和环境关系、研究组织道德与商业伦理等的职位,如“人力资源研究部、“学习部、“员工心灵之家等部门职位,而这些行动将会对组织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管理方法多元化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技术的应用领域已拓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人类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一直以来,管理的理论、思想、方法和实践多是以现代化大生产的工业社会为背景产生的,可以预见的是信息技术社会给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发展带来的将会是革命性和全方位的影响,并且这可能会涉及2世纪管理学关注的所有主题:管理者与管理、组织与人力资源、组织战略与竞争、管理创新与组织变革、组织道德与商业伦理等。

管理方法的创新和以前的相比将会更加倾向于依靠计算机技术手段,解决决策问题和综合问题的管理方法将不断增多。计算机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已经且正在快速地改变我们这个世界。随着2世纪信息社会的全面到来,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现代管理手段已经越来越多地依靠计算机了。计算机技术在现代管理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为管理方法的创新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从而实现了很多在没有计算机时管理者所想象不到的管理目标。在现代管理实践中尤其在企业管理中,可以预见,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管理方法的创新将会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由于更加重视知识的“整合、“集成等,所以,许多新的方法的出现,都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某一个专业管理的问题,更多地是为了解决在管理实践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或一些综合性的问题。因而可以说的是在未来,解决综合性问题的管理方法创新的研究课题和管理实践也将会增多。

同时,管理方法也围绕“以人为本这个主题向人性管理迈进更大一步。未来的管理实践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除了依靠计算机技术来解决技术上的难题,也将会更多地注意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在管理实践中,组织可能会通过适时地举行员工联谊会,设立高层领导和基层员工互换岗位活动,设立高层领导接见日等等这些人性化措施来补充单纯依靠技术解决问题引起的不足。在未来的历史发展中,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都将在“硬件和“软件方面对管理方法不断进行创新。

四、管理理论研究对象及实践主体多元化

无论是“科学管理之父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还是管理过程学派创始人法约尔的管理科学,他们的理论研究大多是针对企业这个组织进行的,而缺少对其他组织的研究,如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假设人为经济人,研究主题也主要是围绕提高生产作业效率这个主题,法约尔则侧重于组织高层管理理论研究。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技术的进步,人类活动范围的拓展,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环境也发生了改变,它们也进军除企业外的其他组织,开拓出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另一片天地。

就学校、医院等这种担任社会公共产品需求的组织而言,它们也逐渐发展出自己的理论。关于教育管理理论、医院管理理论等理论著作,人们经常可以看见类似“深化教育管理理论研究推动教育改革实践、“公共改革理论研究与改革实践的发展、“医学理论与实践等的文章见诸媒体。这些学校、医院等组织又根据这些理论来指导实践工作,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更新完善这些管理理论,人们常在生活中体验各种教育、医学研究新成果在应用实践中的推广应用,因为追求人类社会各组织的和谐发展,实现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提升组织的运作效率是每一个组织在市场经济中都应该奉行的原则和标准。

银行、保险等这类兼具公共性和市场性产品需求的金融组织,在早期,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基本上也是很少触及这些课题的。现在,关于这些金融组织的管理理论越来越多,越来越完善,管理实践也越来越丰富。因为这些组织是担任社会信用中介具有金融性质的角色,因此,它们的管理理论在实践中更具特色。

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实践家关注行业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工商管理、物业管理、地产管理等等,相信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理论都会越来越完备,实践也将会越来越丰富,这都将会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

五、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影响多元化

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一直以来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关系,管理理论指导管理实践的发展,管理实践充实管理理论的发展。每一次管理实践的成就都推动管理实践向前迈进一步,而每一次管理理论的创新都引起管理实践新的飞跃。

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发展除了两者间相互影响,相互发展外,也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历史上经典的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如木桶定律、马太效应都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早期,管理实践很多是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是没有整理成系统的管理理论,尤其是古代的中国。古代的中国有很多著名的伟大工程:长城,兵马俑……,但是,能够称为系统“管理理论的著作不多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只是有很多类似记传、纪实类的文学作品出现。但是不管怎样,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影响并没有因为没有系统的文字记录而消失。相反,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影响可以说是有非常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一般有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心理效果、政治效果、文化效果等等。但是以往的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效果研究多是侧重经济效果,即研究在管理实践中管理理论的应用效果可以提高各项经济指标百分比多少,提高生产效率百分之几等等来计量;如泰罗著名的铁锹试验,在这个试验中他甚至非常精确地计算出他的管理理论在实践中的效果:每个工人每天的工作量从原来的6吨提高到59吨。但是对于,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发展对社会其他方面的影响却没有进行研究。因此,未来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效果将会在社会的各个层面表现出来。

就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社会效果而言,在未来,组织的行动效果衡量如果有社会效果社会效益这个指标,它们的行动将会更具有全局性,就以盈利为为目的的企业而言,它们会更加注意企业的行为对自然环境、人类社会长远利益的影响,目前很多企业都开始或已经在执行国家制定的各项环保政策任务。如果组织将更加注重人性管理,把组织成员的各项心理指标也纳入组织管理绩效考核中,那么因为组织成员受到关注而身心发展将会变得更加健康,进而在组织中可以形成一个较为良好的活动氛围,这就是心理效果。而不管是心理效果还是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等,这最终都会影响组织的经济效果并用最直接的数字量化表现出来,这对组织的发展无疑是会有触动的。在未来,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影响将会更加多元化,而对这个课题的研究也会越来越深入,从而推动组织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社会发展,组织的完善,管理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发展将会更加多元化,这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将是一个巨大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管理学第7版.[美]斯蒂芬.P.罗宾斯,玛丽.库尔特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 管理经济学第4版. [美].克雷格.彼得森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 组织行为学第0版.[美]斯蒂芬.P.罗宾斯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 人力资源管理第9版). [美]加里•德斯勒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社会组织论文篇9

关键词： 农村社会管理；管理主体；管理体制；管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2）06-0006-04

“社会管理”一词在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是在1993 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重点是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督部门， 强化社会管理职能部门。2002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从2002年到2011年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到社会管理，可见，社会管理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学术界集中对A社会管理进行研究也是近十年的事情，所取得的成果，给社会管理实践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一、农村社会管理研究现状

在中国知网CNKI上以“题名：社会管理，时间1979～2012年”查询，截止2012年3月27日，显示4 549条记录，其士论文6条，硕士论文59条，会议论文287条，期刊论文4 197条；2000年后的记录总数4 383条，其士论文6条，硕士论文59条，会议论文286条，期刊论文4 032条。

以“关键词：社会管理，时间1979～2012年”查询，显示10 168条记录，其士论文20条，硕士论文425条，会议论文624条，期刊论文9 099条；2000年后的记录总数为9 339条，其士论文20条，硕士论文425条，会议论文616条，期刊论文8 278条。

以“题名：农村社会管理，时间1979～2012年”查询，显示124条记录，其士论文0条，硕士论文3条，会议论文10条，期刊论文111条；2000年后的记录总数为120条，其士论文0条，硕士论文3条，会议论文10条，期刊论文107条。

以“关键词：农村社会管理，时间1979～2012年”查询，显示59条记录，其士论文0条，硕士论文1条，会议论文5条，期刊论文53条；2000年后的记录总数为49条，其士论文0条，硕士论文1条，会议论文5条，期刊论文43条。

以“题名：乡村社会管理，时间1979～2012年”查询，显示7条记录，且全部为期刊论文；2000年后的记录总数为6条，全部为期刊论文。

以“关键词：乡村社会管理，时间1979～2012”年查询，显示3条记录，且全部为期刊论文；2000年的记录结果也完全一样。

从上面研究情况可见，以题名“农村社会管理”查询的研究成果数量（124条）仅占社会管理研究成果数量（4 549条）的2.7%；以关键词“农村社会管理”查询的研究成果数量（59条）仅占社会管理研究成果数量（10168条）的0.5%。

二、农村社会管理研究综述

国内对农村社会管理进行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1.农村社会管理主体方面

钟涨宝、狄金华（2011）[1]认为，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管理的困境表现在：管理主体单一，管理机制陈旧，管理理念落后，社会管理应对危机的能力不足；因此提出应从农村社会组织、法治建设、更新管理理念和管理机制、增强管理风险应对危机能力等方面改进农村社会管理。

张翠娥、万江红（2011）[2]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出发， 通过解读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历程、探讨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的演变后指出， 改革开放以前是依附性组织与单一化主体；改革开放到新农村建设前是自治性组织与多元化主体；新农村建设以来是合法性组织与社会化主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多元化，自主性不断增强，是国家意志贯彻和公民自我管理契合的良好平台，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与功能也逐渐凸显。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 也是新型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形成和完善、管理理念逐渐以人为本、主体日益多元化、社会化的过程。

阳信生（2008）[3]、曹海林（2009）[4]、焦存朝（2010）[5]认为，现阶段农村社会管理主体单一，管理职责不清，权责不符，应建立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2.农村社会管理权力配置方面

马军卫（2011）[6]分析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体制机制层面提出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选择（侧重管理制度的创新），强调权力的多元化和资源配置主体的多元化。

曹海林（2009）[7]认为，基层社会管理格局和管理体制状况与社会的特定权力结构紧密相关，乡村权力资源配置模式的多元主体参与型转变必然要求农村基层社会组织重构，强调农村社会管理主体的权力结构、资源配置模式的多元化。

3.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方面

姜裕富（2011）[8]从国家、精英和公众三者间对资源配置的关系切入，探讨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演变历史：乡绅管理制度制度村民自治制度。结合案例分析了兼具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功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倡国家、社会、公众参与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

侯志阳、孙琼如（2011）[9]运用国家与农村的关系理论对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与农村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认为传统自然村落时期、时期、村民自治时期、新农村建设与农村社区建设时期，国家与农村分别具有不同的关系，并对这几个不同时期农村公共服务的绩效进行了考察，提出构建新型农村社会复合体，形成公共服务供给力，并对具体操作途径进行了分析，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胡维维、吴晓燕（2011）[10]、黄羽新（2011）[11]、蒲实、廖祖君（2011）[12]认为，农村社区是农村社会治理的载体，是建设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平台，应培育多元治理主体。

邵书龙（2010）[13]认为，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特点是城市和农村相分隔的二元式管理。他对该模式之由来、发展路径和变迁趋势进行了剖析，并与苏联农村管理体制进行了对比， 认为中国的二元社会管理体制不仅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下其变迁方向亦另有独自路径。前期为完成工业化，国家建立起以计划经济、统购统销、集体制、二元户籍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后期则在城市化进程下，建立起以准市场经济、承包制与村社制、低价征地为主要内容的管理体制。

郭泽保（2009）[14]分析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历史演变：第一阶段（1949～1958）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成立， 是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初创阶段；第二阶段（1959～1979）是体制下的“政社合一”农村社会管理阶段；第三阶段（1980至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 是“乡政村治”的农村社会管理阶段。指出了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权责不清，体制摩擦，村自治组织机制障碍，农民缺乏参与意识。提出了构建中国现代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构想：依法整合乡村关系， 实现“乡政村治”良性互动；有效协调“两委”关系， 充分发挥各自功能；完善村民自治制度， 维护农民的民利；扩大社会管理的主体， 培养农民参与意识。

张国祥（2008 ）[15]从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社区建设创新农村社会管理， 最根本的是实现从行政管制公共管理社区服务的转变。将村民委员会改制为社区居民委员会，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探索社区公共管理、社区自治、社区服务、文化组织功能，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功能；党和政府要从宏观引导和公共服务着手，农村社区要从民主治理和社区服务着手，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方式。

谢雯、黄新宇（2011 ）[16]研究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百年变迁，认为从1911到1949 年是以伦理整合为主导的时期；从1949到1978 年是以政治整合为主导的时期；从1978 年至今，是以市场整合为主导的时期。指出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是经济飞速发展，但农民人均收入仍较低；二是村民自治全面实施，但农民权益保障仍不足；三是农村文化逐步发展，但农民精神生活质量不高；四是城乡自由流动频繁，但农村发展后劲不足。指出农村社会管理的策略选择：一是多元化融合，推进农村社会管理主体创新；二是一体化互动，消除城乡发展差距；三是法治与德治并举，构建双重整合载体。

4.农村社会管理基层组织方面

张学东、李红霞（2011）[17]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河北省76个农村进行了农村社会组织管理与农村社会事务管理两方面的调查，认为当前农村存在社会组织匮乏、社会事务单边处理等问题。农村居民与村干部期望社会管理的改进途径是：加强组织建设，促进管理优化；提升管理能力，规范社会治理；推动和谐发展，实现农村善治。

陈晓莉（2011）[18]研究了在多元化治理模式下农村社会管理面临治理主体结构失衡、功能模糊、关系失调和行为失范等问题，认为这些问题极大地限制了农村社会管理的进步和发展。建议从共同治理理念和现实国情出发，建立党领导、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和公民广泛参与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面对多元治理主体间的离散和冲突， 农村党组织应通过对多元治理主体价值观念、组织结构、利益结构的有效整合， 实现党在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的领导地位。

沈金华（2005）[19]、曹海林（2009）[20]探讨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路径：稳妥发展社会政治组织、加快发展经济中介组织、规范发展文化组织（扶持先进文化组织、弘扬传统文化组织、包容风俗组织、清除非法落后文化组织）、逐步改革乡镇政府组织。

5.农村社会管理模式方面

汪锦军（2011、2012）[21][22]认为，农村社会管理模式是政府介入模式。政府介入能力和社会自治能力两个变量在此模式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以这两个变量为划分依据，在理论模型上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分为：利益劫取型（政府介入能力与社会自治能力都弱）、行政主导型（政府介入能力强而社会自治能力弱）、合作共治型（政府介入能力与社会自治能力都强）和自主治理型（政府介入能力弱而社会自治能力强）。中央曾强调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农村社会管理的合理模式，但基于现在社会自身的发展还相对弱小、而政府力量强大的现实，提出了吸纳增效模式：社会管理应在政府主导下，通过一定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使社会具有自我管理的发展空间，党、政府、社会、公众多方参与。

刘嘉（2011）[23]提出了构建与城乡统筹相适应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四网三线两链一弓”。织好四网：管理主体、管理手段和方式、规范体系、体制机制；抓住三线：人才建设、矛盾化解、权益和利益维护；筑牢两链：社会管理资金投入链、乡镇企业对农村社会管理的服务链；拉满一弓：落实工作责任。

三、农村社会管理研究述评

当前学术界对社会管理的研究大多是在城市或是整个社会层面，缺乏对农村社会管理整体、系统的研究。

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华中师大政治学研究院出了一批农村治理的书，比如《岳村政治》等，但这些研究强调得更多的是政治治理，而针对现阶段的农村社会管理则研究甚少。近年来，在国内社会管理创新的大背景下，学术界对农村社会管理进行了不同层面的研究，但相关的研究文献资料还不多，目前还没有一本农村社会管理的专著，从发表的文章看也没有全面系统的对农村社会管理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到目前为止也只有三篇相关的硕士论文从管理体制、社区管理、老龄人口管理角度对农村社会管理进行了研究。曹海林、郭泽保、邵书龙、张国祥、谢雯等学者从农村社会管理模式、体制、权力配置等角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这为农村社会管理研究提供了参考。目前主要缺乏对农村宗族势力、精英富人团体、村委集体腐败、村民公共精神缺失等现象对农村社会管理产生的影响的研究，这为今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提供了很大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1]钟涨宝，狄金华.社会转型与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创新[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2）：7；13.

[2]张翠娥， 万江红.社会组织发展与农村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基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历程的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2）：14；7.

[3]阳信生.农村社会管理服务的缺陷与政府对策[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36；41.

[4][7][20]曹海林.乡村和谐发展与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性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09，（04）：72；76.

[5]焦存朝.主体视阈下农村社会管理水平提升问题的思考[J].学理论，2010，（15）：76；77.

[6]马军卫.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研究[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4）：20；22.

[8]姜裕富.农村社会管理中的农民专业合作社[J].湖北社会科学，2011，（9）：50；52.

[9]侯志阳， 孙琼如.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4）：52；57.

[10]胡维维， 吴晓燕.农村社会管理与新型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建设[J].新疆财经，2011，（1）：60；63.

[11]黄羽新.论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郊区农村的社会管理[J].广西社会科学，2011，（6） ：108；111.

[12]蒲实，廖祖君.高度关注城市近郊农村社会管理面临的难题[J].农村经济，2011，（7）：11；13.

[13]邵书龙.中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由来、发展及变迁逻辑[J].江汉论坛，2010，（9）：5；10.

[14]郭泽保.构建中国现代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路径选择——基于社会转型期存在的问题[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09，（3）：42；46.

[15]张国祥.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探索与思考——以社区建设创新农村管理[J].社会主义研究，2008，（6）：101；105.

[16]谢雯，黄新宇.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变迁与新识[J].求索，2011，（11）：92；93.

[17]张学东，李红霞.当前农村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其治理策略——基于河北省76个农村的调查与分析[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1）：95～96.

[18]陈晓莉.农村社会管理中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整合功能[J].理论探讨，2011，（3）：134；138.

[19]沈金华.中国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J].发展研究，2005，（11）：38；40.

[21]汪锦军.论行政主导模式下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政府角色[J].行政管理改革，2012，（1）：60；64.

社会组织论文篇10

非营利组织为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重要就业领域之一。2010—2014年X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就业统计数据显示，该校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在非营利组织就业比例达到53%。在这一背景下，根据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就业领域与就业技能培育需要，开设非营利组织管理课程，加强该课程教学管理研究，便成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尽管非营利组织以非营利为宗旨，但不论组织的宗旨是什么，管理是所有组织的首要功能，而不仅仅是利润的附庸，所有组织都需要管理。非营利组织不仅需要管理，而且还需要实现优质的管理。首先，非营利组织主要经费来源于社会捐赠，优质管理之下的非营利组织能通过管理更好地实现组织宗旨与使命，更有效率地开展工作，获得良好的服务效果和社会赞誉，从而使组织行为与组织形象更加符合社会期望，为组织获取可持续发展资源。其次，非营利组织大量使用志愿者劳动，优质的管理能使非营利组织吸引到更多数量、更高素质的志愿者，为组织发展提供良好的人力资源支持[1]。最后，在非营利组织不断涌现、组织间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非营利组织如何实现进一步发展，都需要经过组织管理的改变和提升。而实现上述目标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推行职业化管理：培育专门的非营利组织职业管理人。在大学生本科教育阶段开设非营利组织管理教育课程，便是非营利组织职业管理人培育的重要手段之一。

二、非营利组织管理课程教学模式分析   本文由wWW. DyLw.NeT提供，第一 论 文 网专业写作教育教学论文和毕业论文以及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非营利组织管理课程为G市X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必修课程之一，总学时40课时。在传统的非营利组织管理课程教学中，教学目标设定为使学生掌握一定的非营利组织管理理论知识，授课教师主要以理论讲授方法为主，针对非营利组织定义与分类、国内外非营利组织发展、非营利组织战略管理、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非营利组织志愿者管理、非营利组织项目管理、非营利组织筹款管理八个方面展开理论教学[2]。同时，针对部分理论教学内容搜寻国内外相关案例进行课堂案例分析。尽管在教学过程中运用了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相结合的方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生对非营利组织管理相关知识的理解和记忆，但因教师自身无任何非营利组织实践经验，在课堂理论阐述和案例分析方面存在不够深入的弊端，无法深入浅出地对相关教学内容进行讲解，致使教学效果受到影响。且因教师所选案例与受教育者生活背景和社会认知差距过大，导致受教育者对案例内容理解有限，无法产生强烈共鸣、激发思考，出现案例分析教学方法无法实现预定教学效果的情形。

学生良好的非营利组织管理能力培养不仅需要为其提供优质的课堂知识传授，同时还需要为其提供大量的实践机会和实践平台，使学习者将理论与实践结合，通过实践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并在实践过程中学习、掌握更多的非营利组织管理技巧。而传统课程教学方式并未为学习者提供实践的机会与平台，教学者受自身实践能力水平限制亦无法予以学习者非营利组织管理实践指导，致使学习者非营利组织管理能力无法得到全面发展，实现有效培养，从而呼唤非营利组织管理课程教学改革，发展新的符合人才市场需要的人才培养方式。   本文由wWW. DyLw.NeT提供，第一 论 文 网专业写作教育教学论文和毕业论文以及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三、非营利组织管理课程教学改革途径

2012年5月，X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师注册成立了G市第一所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积极投身非营利组织三大类型之一——民办非企业管理实践，并在民办非企业管理过程中，积极与非营利组织另外两种类型——基金会与社会团体互动，全面了解、掌握非营利组织管理知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X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开展了非营利组织管理课程教学方法改革。教师在非营利组织管理过程中积累管理案例与经验，实现课堂教学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给予学生生动的专业知识讲解，提升教师专业教学水平。与此同时，教师积极组织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管理，协助教师开展部分管理工作，通过实践加强对理论的理解，并在实践过程中实现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的双重提升。最终形成实践——教学——实践这一循环体系，实现师生专业共同成长。

（一）重新厘定教学目标

改变传统教学模式中“培养具备一定的非营利组织管理理论知识人才”为“培养具备一定的非营利组织管理理论知识和具备较高的非营利组织管理实践能力的综合型人才”。在注重培养学生非营利组织管理理论知识的同时，尤其注重学生非营利组织管理实践技能的培养。使学生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获取并积累一定的非营利组织管理知识，具备一定的非营利组织管理能力，从而在就业市场上更具竞争能力，能更好满足非营利组织发展需要。

（二）改进教学方法

在教学方法上，改进传统的课堂讲授法，使用教师非营利组织管理实践作为案例对相关理论进行分析、讲解，使案例“有血有肉，接地气、有人气”。教师自身实践所形成的案例不仅使课堂讲述更加生动深刻、深入浅出，同时本土案例的应用还更容易引发学生的兴趣和共鸣，激发学习兴趣。此外，在课堂讲授法之外，布置课外作业，同步使用实践教学法。学习非营利组织管理理论知识后，教师布置课外作业，要求学生以团队形式，利用教师所创办非营利组织为平台开展实践，交流、讨论实践心得，培养学生非营利组织管理实际操作能力。

（三）整合教学内容　 在教学内容上，改革后的非营利组织管理课程教学主题在沿袭旧有模式八个教学主题的基础上，对全部主题教学内容进行调整、提升，在明确课堂理论教学内容之外，制定课外作业实践内容，根据课程教学改革内容表（见表1）开展教学工作。

   （四）变革考核方式

根据非营利组织管理课程教学内容的变化，课程考核方式亦随之发生变更，考核方式围绕课程目标而制定，考核内容与课程教学内容紧密结合。课程考核方式由传统的闭卷考试更改为考核，从课堂表现与课外实践成果两个方面进行考核。其中，课堂表现与课外实践成果各占 课程总分值的50%，在此基础上，课堂表现细分为课堂出勤率、课堂听课投入程度与课堂讨论参与情况，课堂出勤率占课程总分值的15%，课堂听课投入程度占课程总分值的20%，课堂讨论参与情况占课程总分值的15%，综合多方面表现和成就确定最终成绩。

四、非营利组织管理课程教学改革成效

2013—2014年， X高校在两届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中开展非营利组织管理课程教学改革后，学生非营利组织管理专业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其在课外作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相关设计与工作策划方案共被B机构采纳三项，同时教师课程教学效果评价得分相较于2012年评价得分平均增加了11.34分。从学生能力提升、教学成果实际应用和教学效果评价得分三个方面证实了非营利组织管理课程教学改革的成功和必要性。   本文由wWW. DyLw.NeT提供，第一 论 文 网专业写作教育教学论文和毕业论文以及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

实行非营利组织管理课程教学改革，在丰富受教育者理论知识的同时，又发掘、激发受教育者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培养、增强其实践能力，既是推进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基于学生未来发展需要和社会发展需要而实施的教育，能形成具有丰富内涵的个体，良好满足社会变化和需求，实现个人和社会共同发展进步。此外，课程教学改革与教师的专业化成长互相依托、互相促进，非营利组织管理课程教学改革在教师创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背景下开展，既依托于教师的专业化成长，又为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提供舞台，促进了教师专业化成长和突破，最终实现学生和教师两类主体的共同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P·盖拉特（James P.Gelatt）;邓国胜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