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范文10篇

奴隶制范文篇1

关键词：俄国；美国；奴隶制；差异

19世纪中期，农奴制在美国与俄国都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刻，最终在俄国用自上而下的和平方式废除了农奴制，在美国却用战争的暴力方式将之废除。两国废除奴隶制方式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两国国情的巨大差异，也是两国民族文化上的差异。

一、宗教信仰差异

(一)俄国

俄国约在10世纪末接受了基督教，但它接受的是注重礼仪和强调正统的“东正教”，在俄罗斯则习惯称“俄罗斯正教会”。随着统一国家的发展，俄罗斯正教会逐渐独立自主，它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日益增强。

俄国广大农民受东正教的麻醉作用非常明显。他们需要一种超现实的能帮助其解决生活具体问题的力量，而东正教的教义正好满足了农民的这种需求。“人生来就有罪”的“原罪说”对农民的吸引力很大，因为“原罪说”使穷人和富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所以农民对上帝是热爱的。同时，农民也热爱“地上的上帝”——沙皇。认为“只有一个上帝和一个沙皇”，“上帝在天上，沙皇在地上”，由于农民热爱上帝和沙皇，所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俄国农民都是皇权主义者，他们反对地主，却拥戴沙皇。[1]他们把废除农奴制的希望寄托在沙皇身上，而不是通过自己自下而上的方式去废除这一制度。

东正教粉饰沙皇统治。受拜占廷东正教的影响，俄罗斯东正教大肆宣扬“君权神授”的神学观念，统治阶级也把东正教的许多宗教思想当成维护专制制度、农奴制度的有力武器。[2]沙皇的绝对权威不仅由他本人和教会反复宣传，而且有历代官吏与官方文人不断加以粉饰而神化。罗蒙诺索夫、杰尔扎文、卡拉姆津与乌瓦罗夫等人是这类官吏和文人的代表。

东正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知识分子，正如弗兰克所说，可以把俄国传统知识分子称为“追求世俗平安、信仰虚无主义宗教、富有战斗精神的僧侣”。[3]在对待农奴制的问题上，他们也大多主张自上而下的废除农奴制。资产阶级自由派是这样：自由主义西方派的《俄罗斯通报》和斯拉夫派的《俄罗斯对话》等刊物大力鼓吹自上而下的废除农奴制。即使是以赫尔岑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也曾发生过动摇。他对亚历山大二世曾经抱有幻想，上书沙皇，寄希望于“奉谕旨而取消农奴制”。(p16-17)作为社会旗手和路标的知识分子尚且如此，废除农奴制就只能依靠沙皇了。

(二)美国

俄国是用宗教武器来维护农奴制的存在，而在美国，宗教却具有维护和反对奴隶制的双重作用。奴隶制在美国南部扎根的同时，反对奴隶制的呼声也出现了。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是宗教界反对奴隶制的一个里程碑。独立战争爆发以后，宗教复兴运动所宣扬的自然权利学说和人类自由权利学说为很多人所接受，这就给那些持有反奴隶制观点的教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时机。19世纪初期兴起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宗教界废奴主义运动的步伐。受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的刺激和影响，宗教主义者携着无比的宗教狂热更多地介入到世俗事务当中。到19世纪中期的时候，南北双方关系恶化，有识之士已经觉察到战争已追在眉睫，他们为了对战争的合法性与正义性作出合理的解释，更加求助于教会的支持。希望从上帝那里得到喻示和帮助。南北双方逐渐找到自己宗教上的代表，他们都极力从圣经中发掘资源，寻找对自己观点有力的证据，但客观因素决定了双方在奴隶制问题上都不会退让妥协，随着争论程度逐渐白热化，双方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导致一个必然的结局：宗教界先于南北双方的领土分裂而提前进入分裂状态。

宗教的分裂只是表面上的现象，它表明了当时南北双方经济政治的不可调和，林肯政府试图与南方调解的计划破产。欲废除奴隶制，欲维护国家的统一，唯一的方法就是战争。

二、思维方式上的不同

(一)俄国的村社

俄罗斯地域辽阔，地广人稀，但气候条件恶劣，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农民的个人能力无法战胜大自然，不得不结成同盟团体，于是以集体劳动为表现形式的村社在俄国得以长期地存在。村社的作用是明显的：一方面，村社的机制倡导集体生活方式，要求恭顺服从和愚钝无知，严禁独立思考和反抗。另一方面，村社进行平均主义的教育，防止其成员之间出现过分悬殊的生活差异，而较小差异的生活则能使社会的不满情绪停留在怨声不断但怒火不大的低度水平，有利于防止大冲突的爆发。公务员之家

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平均主义的思想意识孕育了俄国民众缺乏个性、不思进取的性格，加之在东正教信仰的影响下，俄国民众所具有的忍耐、服从和顺从的秉性(村社文化与东正教文化是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这一切导致俄国老百姓比任何一个国家的老百姓对国家和集体更加服从，对政府和制度更具有忍耐精神。因此，俄国农奴制度之所以能在西方现代化潮流中顽固地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制度的被施加方——农奴几乎没有推翻这种制度的诉求。[2]没有诉求，当然就没有什么大的行动，让农奴自下而上的用革命方式解放自己自然也是不现实的了。

(二)美国的乡镇

美国不同于俄罗斯受传统文化束缚得那么深，美国是一个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的新兴国家。移民到北美的清教徒主要聚居在一种称为乡镇的自然聚居点之中，这种乡镇一般有人口两三千人，规模不大不小，正好可以实施类似于古希腊的直接民主政治。因此，乡镇的一切立法和行政管理工作都是全体乡镇成年居民一起或当着他们的面完成的。新英格兰这种乡镇被公认是美国民主的摇篮。可见，美国从建国前就有了良好的政治土壤，在当时是一个较民主的国家。

又据托克维尔的观察，早期到北美来开发殖民地的英国人有两种。到南方来的英国人素质比较差，再后来又不幸地引进了蓄奴制，结果造成了普遍的好逸恶劳，以及无知、高傲、浮夸和奢侈的泛滥。而到北方落户的英国人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讲道德守秩序的清教徒，他们为实现宗教理想而来。当然，他们的宗教理想，也是一种立宪主义的政治理论。[5](p161)随着1787年美国宪法的出台，自由平等观念更是深入人心，美国民主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但南方依然蓄养着大批的奴隶，且随着西部领土的开发，南方把奴隶制扩展到西部的野心越来越明显，从“密苏里妥协案”到“堪萨斯事件”，南方奴隶主的行径越来越野蛮，对民主的践踏越来越严重，用改革方式消灭奴隶制已不可能。为保卫美国的民主自由，为废除阻碍美国经济发展绊脚石的奴隶制，以林肯为首的北方诸州下定了决心，于四月十五日正式宣布对南部同盟作战。

三、结束语

国情决定了文化的选择，而民族文化又反作用于国情，影响统治者决策的制定。正因为两国民族文化存在的巨大差异，极大影响了两国废除奴隶制的不同方式。

参考文献：

[1]雷丽平，俄罗斯农民的东正教信仰[A]，东北亚论坛，2006

[2]王彦敏，俄国农奴制顽固存在的文化因素探析[A]，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6

[3]陈树林，东正教信仰与俄罗斯命运[A]，世界哲学，2007

奴隶制范文篇2

要求学生了解夏商两个奴隶制王朝兴衰的简单过程，掌握夏朝的建立、汤灭夏、盘庚迁殷、商朝统治区域、青铜器、商朝奴隶主贵族的奢侈、奴隶的悲惨生活等基本知识。

要求学生在思想上认识：

1.王位世袭制代替禅让制是我国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的重要标志；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奴隶社会的国家之一，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

2.奴隶制国家是奴隶主阶级剥削和压迫奴隶和平民的工具，夏商时期广大奴隶的悲惨生活说明了奴隶制统治的残酷性。

3.由于奴隶和平民的艰苦劳动，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创造了文化，推动了奴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从而证明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4.通过“司母戊鼎”等手工业精品的教学，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感情，并对学生进行保护国家文物观念的教育。

要求学生培养下列能力：

1.在教师启发引导下，学生思考并回答“为什么说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是历史的进步，而不是退步？”“商汤为什么能够灭夏？”从而培养学生分析历史事件的能力。

2.在教师帮助下，学生分析商朝奴隶主和奴隶两大阶级生活悬殊的情况及产生的原因，从而培养学生阶级观点和分析、比较问题的能力。

3.结合教科书上的图画，进行形象直观教学，由学生看图说文，提高他们的观察想象能力。

（二）教学过程

1.复习提问

我国原始社会大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它经过哪两个阶段？（检查学生能否从宏观上掌握原始社会的发展线索，训练他们的概括能力）

我国原始社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瓦解的？瓦解的主要原因和表现是什么？（要求学生从产品的剩余，交换的发展和私有财产出现分析瓦解的原因，从贫富的分化、阶级的产生分析瓦解的表现）教师在总结学生答案的基础上，逐步引入新课。

2.导入新课

原始社会瓦解后，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第一个阶级社会是奴隶社会。我国的奴隶社会从形成到瓦解，经历了夏、商、西周、春秋四个时期，约一千五、六百年。这节课，我们就讲“夏商奴隶制王朝”。（板书标题）

3.讲授新课

我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夏（板书）

(1)禹传子，家天下（板书）

本来，禹的继承人是伯益，他是禹治水的重要助手，受到大家拥护。但是，禹在位时不给他实权，使他得不到锻炼，也不能在群众中树立威信。相反，禹把实权交给自己的儿子启，并让启的亲信也掌握许多权力。由于伯益的威望和权力都不及启，启在禹死后轻而易举地继承了禹的位置。伯益曾率东夷军队打败启的军队，并将启俘获，囚禁起来。不久启又逃出，重新组织队伍，向伯益反攻，最后把伯益捉住杀掉，继承了父亲的位置。

启开始了“家天下”，即王位世袭制。经过一年战争，启打败对此不服的有扈氏，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用武力夺得天下。这场流血斗争实质上是部落联盟中各个贵族集团之间争夺王位世袭权的斗争。同学们还记得禅让制吗？（可请一位学生回答）世袭制是指贵族家庭世世代代相沿做贵族、君王或皇帝的制度。禹以前“选贤与能”，是“天下为公”的时代，禹死“传子”，进入“天下为家”的时代，从此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随着王位世袭制的确立，原有的氏族部落联盟机关，也就转化为奴隶主贵族压迫和剥削奴隶和平民的国家机器。王位世袭制的确立是夏朝建立的主要标志，也是我国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的主要标志。漫长的原始社会终于走到了尽头。

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制度是极其野蛮、残酷的制度，奴隶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和人身自由。请同学们思考：奴隶社会取代无阶级、无剥削的原始社会是进步还是退步？为什么？教师在学生思考、讨论、答问的基础上，指出这种取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经济私有制的出现，政治上也必然进入“天下为家”的阶级社会，这是进步的历史现象。并归纳说明：在奴隶社会内，战俘作为奴隶保存下来，不再被轻易杀掉，从而保存了生产力的基本因素劳动力；奴隶主占有大量生产资料和奴隶，有可能组织较大规模的生产，进行简单的劳动协作和分工，提高生产效率；奴隶社会内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组织大规模的生产工程，金属工具较为广泛的应用，对社会生产力发展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由于大批奴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提供了大量剩余产品，使另一部分人可以摆脱体力劳动，专门从事脑力劳动。这种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为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创造了条件。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恩格斯语）当然，这种进步是建筑在广大奴隶极其悲惨的命运基础上的，是一种“野蛮的进步”。

(2)夏朝的建立——公元前21世纪（板书）

公元前21世纪，启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都城在阳城（今河南登封）。为什么叫夏朝？因为夏原为黄河流域一个部落的名称，传说是黄帝的后代，禹和他的父亲鲧都是这个部落的首领。近年来，在河南登封发现两座东西并列的古城址，用卵石夯成，据考古学家论证，这就是夏初的都城阳城。夏朝至今已有4000年以上的时间，我国是和埃及、巴比伦（今伊拉克的位置）、印度并列而进入阶级社会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以我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古代文化，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夏朝是我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什么是国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它不是为整个社会成员服务的机构，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列宁指出：“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列宁语）国家机构主要包括军队、法庭、警察、监狱等设施。夏朝已建立了军队，制订了刑法，设置了监狱。夏朝的国家机构，是奴隶主阶级压迫奴隶和平民的工具。在奴隶社会，除奴隶和奴隶主外，还有平民。平民是农民和手工业者，人身是自由的，但没有多少政治权利。他们往往生活贫困，向富人借债，要付很高的利息，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一旦犯法或不能偿清债务就要沦为奴隶。

请同学们在《夏朝统治范围示意图》上找出二里头文化的大致范围。二里头遗址面积3.75平方公里，属今河南西部的偃师县。1959年开始发掘。二里头文化以河南西部为中心，对探索夏朝情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请同学们仔细观察《河南偃师二里头夏宫殿复原图》。宫殿遗址东西长约108米，南北宽约100米，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基址全部由夯土筑成，最厚的地方才达4米多。在基址上面保留有排列整齐的柱洞和墙基。考古工作者根据基址遗址进行了复原。基址的四周还围绕着一组完整的廊庑式建筑。这是由堂、庑、庭、门等单体建筑组成的一座大型建筑群，布局严整，主次分明，极为壮观。这座建筑已基本上具备了宫殿建筑的特点和规模。根据殿内发现的若干埋有人骨架和兽骨的祭祀坑，推测这座宫殿可能是宗庙的建筑遗存。在古代，“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因此这里是王都所在地。经放射性碳素测定，其绝对年代为距今三千五六百年，约当夏朝末期。可见在3000多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已经有如此高超的建筑能力。

(3)夏朝的生产（板书）

除粮食生产外，手工业生产已能制造青铜酒器和乐器。我国以青铜为原料铸造兵器和工具的历史相当早。那时还能制造雕饰美观的玉器和陶器。

(4)夏朝的统治区域（板书）

请同学们看本目图画《夏朝统治范围示意图》，并找出夏的都城阳城。关于夏朝最强盛时的统治范围，史学界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在鲁西、豫东，另一种认为是在豫西、晋东南。后一说文献资料根据充分，近年来更获得不少考古资料的证明，教科书采用此说。

(5)夏桀的暴政（板书）

夏朝共历14代，17个王（有时是兄弟相继）470多年。夏朝第17个王桀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为了自己寻欢作乐，不管人民死活。请同学们阅读有关的小字部分，并观察《夏桀把人当作坐骑》图，这幅图选自山东武梁祠12画像石。夏桀是骑在人民身上作威作福的奴隶主统治者。从艺术的角度看，这幅画线条流畅，形象逼真。夏桀奢侈荒淫，醉生梦死，还恬不知耻地自比为太阳。他倒行逆施，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人民对他恨之入骨，宁愿和他同归于尽。他为自己的垮台创造了条件。

商汤灭夏和盘庚迁殷（板书）

(1)商汤灭夏建国——公元前16世纪（板书）

商是位于黄河下游的一个古老的部落，属于东夷的一支。它的祖先契因为帮助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商（今河南东部商丘东南），所以称为商。它的首领是一位雄才大略的首领，他任用贤人伊尹作助手，谋划灭夏大计，先后灭掉夏的同盟者，并抓住夏桀众叛亲离的机会，立即率军伐桀，商军所到之外，备受欢迎。可见汤伐桀是人心所向。夏商两军会战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东北），夏桀大败，退守三朘（今山东定陶），汤追击，桀再败，最后死于南巢（今安徽巢县西南），夏亡。汤回师亳邑（今河南商丘北），即位为王。请同学们在《商统治区域示意图》上找出亳的位置。商朝从汤开始，传17代，31个王，共600年左右。

商汤是一位能干的君主，对大臣要求严格，并任用有才干的伊尹等大臣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请同学们阅读本目小字部分，引导学生认识人才的重要性。

《商朝宫殿复原图》是近年来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发现的一处商朝宫殿遗址，是当时商朝一个奴隶主贵族的宫殿。这座宫殿构筑在高高的夯土台上，气势雄伟。由此可使学生了解当时的建筑水平，并可推论商朝统治中心的宫殿要比它豪华得多。

(2)盘庚迁殷——公元前14世纪（板书）

商朝前期曾多次迁都，迁都的原因是由于政治动乱和水患。请同学们在《商统治区域示意图》上根据图注找出曾作过商朝都城的地点。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把都城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因此商朝也被称为殷。盘庚迁殷是商朝历史的转折点。迁都以后，社会比较稳定，商朝进入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新时期，国力比较强盛，统治区域不断扩大。势力最大的时候，东到大海，西起陕西西部，北到辽宁，南至长江流域。要求学生将《商统治区域示意图》与《夏朝统治范围示意图》对照比较，说明商朝统治范围比夏朝大得多，是当时世界上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

(3)商朝统治的稳定和发展（板书）

盘庚迁殷后，商朝奴隶制国家进一步完善和加强。本目小字部分由学生阅读，引导学生归纳为商王地位、官僚制度、军队三方面内容，提高学生的读书概括能力。图画《商朝的铜钺和面具》中的钺是古代兵器，形似斧而比斧大，用以砍杀，也用于仪仗、警卫和表示权威。军队是国家机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商王有强大的军队，分为左、中、右三师，一次出兵就有上万人。商王中战功最为显赫的是盘庚的孙子武丁，他3个月内用兵达23000人，他的妻子妇好是当时一名女战将。

这一部分内容讲完后，可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商朝为什么能够灭夏？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教师小结说明：夏桀的暴政激起百姓的仇恨和奴隶的反抗，商汤任用伊尹等干才做好灭夏的准备，乘桀失去民心之机，起兵攻夏，终成大业。从而使学生认清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道理。同时认识人才的重要性。

商朝经济的繁荣（板书）

(1)商朝农业的发展（板书）

农业是商朝的主要生产部门。当时大批奴隶在田野上集体耕作，粮食作物有粟、黍、麦和稻等，已比较齐全。图画《商朝的石刀、石镰》说明当时奴隶使用的工具主要还是石器。在一个商王宫殿遗址里，曾一次出土上千把石镰。工具的集中保存说明农业劳动是集体进行的。为什么当时奴隶使用的农具主要还是笨重的石器和木器？（停顿一下，让学生思考）因为奴隶对劳动没有兴趣，经常怠工，破坏工具，奴隶主不可能为奴隶准备轻便而又贵重的工具。商朝奴隶辛勤劳动，整治土地，挖掘沟渠，修成一块块方田，在商朝文字中也有反映，教科书中的图画说明这是一种象形文字。“田”的象形字，在甲骨文中多次出现，字形方方正正，说明当时的农田修整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在长期艰苦的农业劳动中，奴隶们培育出多种农作物，特别是粮食产量的增加，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后世的家畜种类当时都已具备。商王祭祀祖先，一次就杀掉成百上千头牲畜作为“牺牲”。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畜牧业的发达。牲畜除食用外，还用于驾车。

(2)商朝手工业的发展。青铜器（板书）

商朝的手工业已很发达，青铜冶铸、制陶和玉石雕刻业都有很大发展，已有各种行业的作坊。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青铜的冶炼技术和青铜器制造业的发展，它是商朝文明的标志。教材图画也特别多，有《四川出土的商朝青铜人头像》、《商朝的青铜器》（其中有兵器、炊煮用具、酒具三种）、《司母戊鼎》、《商朝冶铸青铜器示意图》。青铜是铜和锡、铅的合金，青铜器的制造过程是相当复杂的，起码有采矿、冶炼、制模、浇铸和修整几道工序。根据商朝青铜器的化学成分分析，当时奴隶工匠把铜和锡、铅等一起放在1000℃左右的高温冶炼青铜时，已能掌握多种金属成分恰当的比例，这种铜合金既易溶解，又有一定硬度，适合于制造各种器具。3000多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已经掌握获得1000℃左右高温的技术，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教师着重讲述司母戊鼎。司母戊鼎是1938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挖掘出土的，这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作的鼎。因鼎腹内壁上铸有“司母戊”三个铭文而得名。鼎腹长方形，四周有盘龙纹，上竖两只耳，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鼎高1.32米，长1.1米，宽80厘米，重875公斤。因为这个鼎大得可以当作马槽，所以当地人民称之为“马槽鼎”。此鼎形状雄伟，花纹秀丽。铸造工艺主要有制范和浇铸两道工序。请同学在看图的基础上，说明此鼎的特点，以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是商朝青铜冶铸工艺的杰作，也是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结晶。当时每个坩埚只能熔炼12.5公斤青铜熔液。请同学们想一想，怎样才能铸出这样大的方鼎？（稍微停顿一下，让学生思考计算）根据每个坩埚的容量计算，至少需要70个坩埚，每个坩埚需三、四人，共需250人左右同时排着队，抬着坩埚依次浇铸。否则铜水一旦冷却，就不能融为一体了。此鼎出土后，日本侵略者屡次要劫这个鼎。当时人民把它埋在地下，才没有被劫去。抗战胜利后，1946年重新挖出，现存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人民保护国宝，这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素材，可使青少年学生从小树立爱护文物的观念。

商朝青铜出土数量之多，品种之齐全，造型之复杂，花纹之精细，都是世界上罕见的。所有这一切，都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无穷的创造力。总之，商朝的劳动人民发展了生产，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残酷的奴隶制度（板书）

(1)奴隶社会是奴隶主的天堂，广大奴隶的地狱（板书）

奴隶主生活极端奢侈，生前住在高大的宫殿里，并修建规模宏大的陵墓，准备死后继续享受。盘庚迁殷后270年，商都再未迁移。长久建都的地方很容易集中大量文物。商都殷在武王伐纣以后遭到破坏，逐渐成为废墟，故称殷墟。这是中国历史上可以肯定确切位置的最早一个都城，对研究商朝后期奴隶制社会的历史有很大的意义。人们把它称为商朝的“历史博物馆”是很有道理的。殷墟从1928年开始发掘到现在，出土文物不计其数，成为国家考古发掘的重点地区，中心在河南安阳西北少屯村一带，面积达24平方公里。内有宫殿区、王室墓地、手工业作坊、平民墓地和奴隶的殉葬坑等遗址。发掘出的11座王陵，规模巨大，有的占地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1976年挖掘的商王武丁妻子妇好的墓中，就出土了400余件青铜器和玉石器，品种繁多，有许多物品是前所未见的艺术珍品，造型美观、体态生动、文饰精美。图画上的玉龙和象牙杯，集中反映了商朝的工艺水平，玉龙栩栩如生，象牙杯玲珑剔透。墓葬情况既反映了奴隶主贵族的奢侈生活，也反映了劳动人民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

(2)奴隶的悲惨生活：“人牲”和“人殉”（板书）

商朝奴隶主贵族奢侈、腐朽的生活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奴隶的辛勤劳动为奴隶主贵族创造了大批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他们本身却被剥夺了一切财富和权利，甚至连生命都得不到保障。奴隶主不但强迫奴隶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进行各种繁重的劳动，还把他们当作牲畜一样任意屠杀。商王和奴隶主在祭祀祖先和神灵时，经常屠杀大量奴隶做供品，叫作“人牲”。奴隶主死了，还要把奴隶杀死或活埋来陪葬，叫作“人殉”，妄想让这些奴隶在“阴间世界”侍候他们，守卫他们。

教材上的图画《商朝带枷的奴隶俑》，是1937年在殷墟出土的。女的双手伽在胸前，男奴双手伽在背后，从中可见奴隶生活之悲惨，奴隶制统治的残酷。河南安阳武官村商王大墓是万恶的殉葬制的一个罪证。这一带王陵区先后发掘出11座巨大的王陵和1200多座奴隶杀殉坑。这一座墓是其中之一，并不是最大的，其规模之大，于此可见一斑。该墓形状像一个“中”字，墓室南北长14米，东西宽12米，深8米多，加上南北两个墓道，南北共长45米，总面积为340平方米，这座大墓里殉葬的有79人之多。另一个大墓，陪葬奴隶多达400人。在安阳，发现了191座祭祀坑，人骨1000多具，其中绝大多数是青壮年男女。无论是“人牲”，还是“人殉”，根据他们的尸骨情况可以判断，他们死得很惨，有的被砍头，有的被活埋，有的被肢解，有的被腰斩，有的被推入坑中用锤砸死。请同学们思考：“人牲”和“人殉”这个残酷的事实说明什么？也就是说奴隶主为什么敢于肆无忌惮地屠杀奴隶？教师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指出，在万恶的奴隶社会，奴隶主不仅占有奴隶的全部劳动果实，而且还占有奴隶本身，奴隶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和“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有权买卖甚至杀害奴隶。这也正是奴隶社会的反动性所在。

这一段教材讲完后，引导学生回答教科书上的问题——商朝的奴隶主和奴隶的生活有什么差别？教师着重说明两点，一是奴隶主生前生活奢侈，死后葬入陵墓，准备继续享受；二是奴隶经常带着刑具干活和过夜，不少奴隶还要被杀死或活埋，为奴隶主做供品和陪葬，命运极其悲惨。奴隶主和奴隶生活的悬殊反映了奴隶社会剥削和压迫制度的残酷及尖锐的阶级矛盾。

4.小结

这节课讲了夏商两个奴隶制王朝四个问题，同学们要掌握以下几点。

①夏朝建立的标志是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建立的时间、人物、国家的阶级实质，公元前16世纪，夏桀的残暴统治导致夏朝灭亡。

②公元前16世纪，商汤灭夏，建立商朝，商朝的统治范围远远超过夏朝，成为当时世界上的奴隶制大国。

③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迁都至殷，历史上又把商朝称为殷朝。迁殷后，社会比较稳定，国力日益强盛，奴隶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

④商朝主要部门是农业生产，手工业突出表现在冶铜技术和青铜器的创制上，司母戊大方鼎是现存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

⑤残酷的奴隶制度表现在奴隶和奴隶主的生活悬殊，奴隶生活极其悲惨。

（三）教法建议

导入新课后，可首先介绍我国奴隶社会的4个历史时期和起建时间，使学生对我国奴隶社会历史阶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抓住我国奴隶社会形成和发展这一线索，说明夏朝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形成阶段，商朝是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奴隶和奴隶主的阶级矛盾是奴隶社会的主要矛盾。

紧扣教材讲清“国家”概念，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政治理论水平。

奴隶制范文篇3

一

本文认为，正是从17世纪60年代奴隶制法律化的过程启动开始，北美的白人意识逐渐进入了它与统治欲、征服欲或虐待欲结合的时期，其目标指向处于弱势地位的黑人种族。这种新型的、毒化了的白人意识即为我们通常所说的“种族主义”。(注：关于种族主义的早期形态——白人意识——的定义及其成长，请参见拙文《英国历史传统与北美奴隶制的起源》，《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05-110页。)

对于这种转变的过程及其动因，首先必须从奴隶制本身的性质来寻找答案。事实上，作为一种权力体制，寻求最大程度对人身的控制体现了奴隶制的内在要求。早在1590年，一位英格兰评论家即指出：“在所有缺乏自由的人中，奴隶的隶属性最强，因为奴隶是服役于或束缚于另一个人，甚至违背了自然性的一种人”，“甚至其子女也感染上其父亲奴役状态的麻疯病”。[1](P31)约翰·洛克也认为：“奴隶制是一种可恶而悲惨的人类状态”，[2](P3)“这是最完全的奴役情况，它不外是合法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战争状态的继续”。[3](P17)保持奴隶制，意即维持这种征服状态。其中，“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力图使权力的砝码移向自己一边。其结果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实际上构成了奴隶制的核心问题。对于主人来说，这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训练，作为主人的习惯使得他热衷于追逐权力，珍视荣誉，(注：关于病态的荣誉感，可参见威尔海姆·赖希《法西斯主义心理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使自己浸染于“一种基于自尊和权力意识的骄傲感之中”。[4](P66)按照斯坦普的分析，主人必须采取五种步骤，即确立严格的纪律，在奴隶心中灌输低下意识，使其畏惧于主人的威严，接受主人制定的行为标准，以及制造奴隶无助的感觉。[5](P144-147)这样，以统治和征服为取向的权威主义结构——即种族主义——便很容易产生出来。

不过，在17世纪60年代之前，当奴隶制仍停留在社会习俗层次，还没有构成经济的主导性支撑因素的时候，无论在南方的切萨皮克地区还是在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对奴隶控制的问题尚不严重。奴隶的人数也十分有限。1650年弗吉尼亚只有300名奴隶，[6](110)1663年也不过1500名黑人。[7](24)北部更少，在其法律化开始前的1680年，黑人只占总人口的2.3%。[8](240)在这种情况下，主奴之间的个人关系还占据着主要地位；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权威主义性格结构尚未确立。也正是出于这种个人控制的特点，奴隶能够寄希望于不确定的未来，而使主奴关系相对温和。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在17世纪的弗吉尼亚北汉普顿县，英国人和非洲人能够以相对平等的身份互相对待达两代之久。”[9](P16)

然而，随着南方大种植园的发展，随着黑人人口的增加，以个人控制为特点的传统体制便打上了更多的社会性烙印，进而推动白人群体形成一种崇尚权力控制的权威主义性格结构。从1660年开始，维持约20年的烟价低潮刺激了南方生产规模的变革，小规模的生产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到17世纪80年代初，随着欧洲市场的恢复，廉价烟草竞争的态势已经形成。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开始积极介入奴隶贸易，为北美殖民地运来源源不断的劳动力。[10](P24-28)到1700年，黑人已占南方总人口的21.1%。[8](P240)奴隶人口的增长、生产形式的非个人化，是导致种植园纪律强化、社会不安状况加剧的主要原因。黑人人口的增长还导致监工阶层的兴起，而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员一般从贫穷白人中招聘。这样，不仅主奴间个人色彩淡化，且社会参与成份加大。在管制黑人行为方面，整个白人社区也感到共同利益的加强，因为诸如逃跑、谋反之类的举动不仅腐蚀种植园纪律，而且对整个白人社会都构成威胁。白人小农当然也不愿看到一个竞争性的黑人对手出现。

随后一系列奴隶制法律相继出台。如马里兰议会于1663年规定：“所有黑人和其他奴隶，将服役终身”，“所有黑人或其他奴隶的孩子，将像其父母一样成为终身奴隶”。[11](P109)弗吉尼亚议会则先后规定：“在这个地区出生的所有孩子，将只根据其母亲的地位，决定其奴隶或自由的地位”(1662)；[12](P44)“施洗并不能改变一个人是奴隶还是自由的状态”(1667)。[12](P45)切萨皮克地区的奴隶制法律化过程从17世纪60年代开始，到1705年已基本完成。新英格兰地区则慢一拍，法律化过程从17世纪80年代开始，到18世纪初亦告一段落。根据这些法律规定，奴隶只是动产或不动产，因而从法律本身的角度来看，奴隶没有什么权利可言。

人们很清楚，制订奴隶制法律的根本目的是防止奴隶的反抗，使其既听命于主人，又不致危害整个白人社会。如果说奴隶制的引进主要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话，那么奴隶制法律化的目的主要是解决种族问题。“奴隶制的建立，不只是提供劳工控制，它也是一种调节种族关系和社会秩序的体系。”[13](P152)不过从法律实施的途径来看，法律不是教育黑人如何做，而是训练白人如何做。主人被赋予几乎无限制的个人权力，[12](P91)特别是运用鞭子的权力，以免他的奴隶造成社会负担；所有白人则被赋予惩罚逃奴、阻止奴隶聚集和行使巡逻的义务。[12](P93，P96)；[5](P153，174)；[14](P60)；[15](P23)主人不得随意释放奴隶，[5](P232-235)其家长主义温和性的一面不得没有限度；而所有的白人都不能向奴隶出售酒类、教其识字或纵容逃跑。[5](P211-212)法律鼓励白人在控制黑人方面保持一种社会责任感，引导普通白人献身于所有白人的“共同事业”，以便为控制情结打下一种跨阶级的“善”的基础。其结果是一种合乎“正义”的战斗激情很容易被激发出来。

二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统治情结也与个人主义在17世纪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在殖民早期，个人主义的经济基础还不十分成熟。以当时最先进的生产组织形式公司体制为例，在其最初被引入殖民地的时候，个人仍在相当程度上束缚于旧的社会秩序之中。如在弗吉尼亚公司所设计的殖民计划中，身兼士兵和职员之二任于一身的佣工占有中心地位，军事纪律束缚着每个殖民者。[16](P5)在这种体制下，雇员的积极性明显不高。为解决这个问题，不得不发明了“人头权利制”，其特点是将劳工引入与土地授予相结合。[17](P5)其结果是殖民者开始为自己而不是为英格兰股东生产作物。在17世纪的其余时间内，南方农场主继续沿着河道、海岸到处寻找肥沃的土地，种植烟草这种大宗作物并输出到英格兰，使得规模可观的大种植园的出现成为可能；凡不能生产大宗作物的地方，则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场。在新英格兰，则一开始就从英格兰引进了敞田制，村民大会决定种植、收割等事宜。这种敞田制无疑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贸易也以地方集市为主，但市场化的逐渐推进仍构成殖民时代总的趋势，特别是随着18世纪末“圈地运动”的进行，最终由个体农场取代了敞田制。

政治权力下移是殖民地的普遍特征。由于英王对殖民地无动于衷的态度和路途遥远的事实，使得代议制得以在部分公司殖民地、皇家殖民地和业主殖民地建立起来。[18](P3-25)；[19]而且重要的是，来自英国的上层势力在17世纪30年代就被本地领导力量取代。[21](P40)马萨诸塞的代议制则是从公司体制中分化出来的，即先从公司董事会中选出总督参事会，股民组成“大法庭”(议会前身)，1644年参事会成员和大法庭成员分离后，代议制雏形初现。[22](P51-56)这种政治自治的确立，也为个人主义的脱颖而出奠定了社会基础。

正如科斯洛夫斯基所说：“经济的独立过程是欧洲精神向个体化发展的标志。”[23](P9)在精神领域，个人主义的崛起成为17世纪北美的历史事实。众所周知，新教改革的一个后果是，教士的中介地位被废除，信徒个人不得不直接面对超然的上帝。一方面是一个专横拔扈、一意孤行的上帝，“依据他的意志，上帝施予或拒绝仁慈，完全随其所愿”，[24](P76)另一方面是人的软弱无能，如加尔文所说：“我们因感到自己的无知、空虚、贫乏、软弱、邪恶与败坏，于是叫我们察觉而且承认，只有在主那里才找得着真正的智慧、坚强的力量、完全的仁慈与无疵的公义。”[25](P3)对上帝的无限信任与对人的怀疑乃至怨恨，构成了时代精神的两个侧面。[26](P13，17)；[27](P4-50)北美殖民地的宗教继承了这个特性，人们几乎毫无疑义地强调权威的最终来源是上帝，并以此强调社会共同体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神圣权威之上。[28](P3-12)但由于每个白人都有几乎同样的道德价值，即一个人不比另一个人更有得救的价值，[29](P2)；[30](P148)使得社会共同体的合法性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建立在个人的主权之上。因此，清教的核心教条——盟约理论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契约理论的神学版本；[31](P4)五月花公约则展现出一个在“自然状态”下个人之间达成社会契约的罕例；[32](P5-6)理论色彩较淡的安立甘宗却把个人尊严表现在其组织的囊括性上：每个人都不能被人武断地排斥于上帝之国的大门之外。[22](P116)沃那·斯塔克对此概括为：“天主教教义……体现了汤尼斯所说的共同体原则，即整体先于局部。相反，加尔文派则产生于联合的原则：局部先于整体。天主教是根据有机统一体的观点来思考问题的；它是集体主义的。加尔文教则是根据有利局部的契约论观点思考问题的；它是个人主义的。”[33](P89)

简单地说，个人主义是一种基于个人财产权和自治权之上的生活方式，一种以神虐方式表现自我尊严、自我主权的精神状态。如果个人主义原则能够得到普遍适用的话，倒也无损种族问题之大局，也与白人意识的嬗变扯不上关系。问题在于，这种自我尊严被严格限定于白人共同体之内。如果说白人的精神世界尚承受着神虐的话，作为“不可见的人”——黑人则须承受着白人和上帝的双重“施虐”；换言之，对黑人的神虐必须通过白人这个中介发生作用。所以在南方，白人乐于将种植园看做是不可侵犯的城堡；在北方，白人则以《自由法规》的形式个别规定所谓“陌生人”的位置。凭藉其在上帝与黑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白人获得了一种力量感和安全感。正如威廉·加韦斯后来所阐述的那样：“再也没有比这更显而易见的了，荒野的野蛮人需要一种更具威力的武器的限制，[白人]个人则不然，其情趣和天性处于道德和宗教情感的内在约束之下。”[34](P19)

当然，统治情结并不是不需要限度。即使是主人，其权力从一开始也受到上帝律法的制约。他不能滥用权力，令其奴隶做邪恶之事；对非份要求，奴隶有权利予以谦逊地拒绝，“因其主人和他们都是上帝的奴仆，他们不能违抗他而取悦于人”。[35](P34)如果说移民之初出游荒野的危险尚造成顺从神虐心理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后退的边疆则会给予其某种安全屏障。如汉德林所说：“作为荒野的人民，他们身处新世界的家园，这种事实本身即给予他们一种力量感。”[16](P10)最终，专横的上帝不再被人注意，人们开始逐渐转向耶稣这个具有神性的人，一种“爱的宗教”在18世纪初开展的大觉醒运动中诞生了。个人主义也由此完成了从强调神定铁律到自由个人的转移。在这种过程中，作为调整措施，习惯以种植园作为个人主义单位的南方形成了针对黑奴的“家长主义”，绝对控制开始与个人温情有了更多的、受到当局鼓励的糅合，[8](P60-62)而北方则开始注意和强调包括黑人在内的所有人的“自然权利”。[8](P59)

三

将奴隶制法律的奴役对象及个人施虐对象限定于特定种族，毋庸置疑地促进了白人意识向种族主义的发展。而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其本身的逻辑便开始自动发挥作用。18世纪种族理论系统化的事实表明，白人意识与统治欲在理论上的结合过程已经开始。

种族理论的系统化，得力于人类学者的推动。瑞典博物学家林奈在1735年发表的《自然系统论》中提出了物种不变性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他将物种按等级排列，并描述了各物种内部的多样性。在他的排列中，人作为物种之一而与猿为邻。尽管他对物种内部存在的多样性兴趣不大，但他还是依据肤色将人分为四种类型：欧洲人种、亚洲人种、非洲人种和美洲人种。在他看来，这些人种同属一个梯级，并无质的区别，差别只在于环境因素。林奈所开创的方法被乔治·布丰所继承。他在1849-1804年间写成的《自然史》中对人种的分类有了进一步的说明，提出了变异论。因其肤色是“人的真正和自然的颜色”，[36](P36)白人种族被他作为标准类型，其他种族都是这种类型的变异。另一位生理学家约翰·布鲁门巴奇则以头盖骨的形状对人种予以分类，确定出高加索人、蒙古人、美洲人、黑人和马来人这五个人种，由此奠定了其“头盖骨之父”的地位。

网络式划分法只对大的物种进行分级，并拒绝在不同人种之间安排秩序。但他们的科学研究却刺激了人们对古老的生物大链传说的兴趣，并试图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含义。

生物大链思想远可溯至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他将宇宙看成是由55个同心圆球所构成的体系，其中心是地球，向外依次排列着水、气、火等天上星体。每个圆球都有灵性，而神站在最外圈，产生运动的动力。在这种宇宙论中，中古时期的经院哲学代表人物托马斯·阿奎那进一步嵌入了基督教的有关观念。处于等级系列的世界从地狱开始，往上依次排列着大地、植物、动物，然后到达有部分神性的人，在人之上是三个等级的天使，在大天使之上是全能的上帝。这就是所谓的生物大链。生物大链思想以及相关的地球中心观能生动地表现神的至高形象和人的卑贱地位，具有鲜明的梯级特征。

对于18世纪的白人来说，他们所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复述古老的传说，而是竭力发现人类分级的“事实”，以高等动物对低等动物的支配权和神秘的裁决为由论证白人对黑人奴役的合法性。与其17世纪的先辈相比，他们自恃有科学理论和经验主义方法的支持。由于《圣经》强调人类始祖的共同性，他们便以论证人与猿亲缘关系的远近来绕过这种障碍。18世纪70年代，荷兰解剖学家皮特·卡梅尔提出“面部角度说”，赢得了广泛关注。据他“观察”，在从猿到黑人、最后到白人的头盖骨之间有一个规则的梯级：猿、猩猩、尼格罗人、霍吞图特人(Hottentot)、马达加斯加人、塞里贝斯人(Celebese)、中国人、蒙古人、卡尔马克人(Calmuck)及各种欧洲人。[14](P102-103)与网络式方法明显不同，这种划分方式暗指黑人作为低等人种有着科学的依据。此后，复活了的生物大链思想便在18世纪末的美国成为热门话题。

即使是伟大的思想家托马斯·杰斐逊也对此兴趣盎然。在1787年写成的《弗吉尼亚日记》中，他花费了极大的精力来观察黑人的“低劣”本性。如在种族特征方面，他写道：白人面部“红与白的精美交织”所体现的“感情表达”，与黑人“永久性的单调”形成鲜明的对比；白人有“飘柔的头发”，形体表现出“更为优雅的对称”，而黑人则“在脸上和身体上毛发稀疏”，“他们较多地以皮肤腺、而不是肾脏排泄，使其发出一种强烈的、令人生厌的气味”。在智力上，印第安人“脑中有尚待开发的萌芽”，而黑人则无任何类似迹象；“在记忆上他们与白人等量齐观，在推理上则低劣得多。……而在想像力上他们是呆板的、毫无趣味的和不规则的”。至于其“动物性”，则表现于他们的贪吃好睡，因为“一个身体安逸、并不思考的动物，自然倾向于睡觉”；他们对其女性更加热情，“但爱对他们与其是精细的感情，不如说是一种强烈的欲望”，他们尤其喜好凯觎白人妇女，如同“猩猩偏爱黑人妇女甚于他们自己的种类”。[37](P20-22)杰斐逊在此将白人和黑人作为人种的两个极端类型予以对照，将黑人置于与猿为邻的位置，并向人揭示出黑人在身体和心智两方面的“低劣性”，以及在生物大链中性骚扰的指向。虽然杰斐逊本人无意于以此为奴隶制辩护，但其他人更乐于像爱德华·朗那样，相信这种低劣“事实”与神秘的裁定之间存在着联系。[10](P14)

杰斐逊的生物大链思想对普通白人的看法影响甚大，尤其是在美国南方。如在报纸上刊登搜捕逃奴的广告时，有些奴隶主常常声称“我的奴隶猿猴”或“狒狒”长相如何如何，这是生物大链思想在民间影响根深蒂固的一个明证。著名的黑人思想家杜波依斯曾指出这种现象：“在旧南部有一种观念——真诚的和热情的信仰——即在人和牲口之间的某个位置，上帝创造了一种叫作中间物(tertiumquid)的东西……”[38](P122)18世纪生物大链思想对人的分级，为白人意识的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心理支持，也为19世纪中期奴隶制大辩论时的转变完成阶段打下了牢固的理论基础。

奴隶制法律化以后白人意识向种族主义的演化，使得一种富有毒性和攻击性的性格倾向渗透到美国白人的灵魂之中，加剧了美国历史的悲剧性缺陷，乃至引发了以后的内战和重建的失败。对此，一些美国历史学家的反思是有道理的，即种族主义的持续存在，构成了“美国历史的主题”，[39](P143)尤其是构成了“南方历史的主题”。[40](P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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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范文篇4

1．基础知识：

(1)记住下列年代及事件

公元前11世纪中期武王伐纣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共和行政我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公元前770年东周开始

(2)掌握下列知识概念和人物

分封制宗法制国人暴动周武王姜当周公旦商纣

2．理解下列问题：

(1)武王伐纣是一次正义的战争。

(2)分封制、宗法制使西周奴隶主统治得到加强和巩固。

(3)奴隶的辛勤劳动，使西周奴隶制经济得到发展。

3．培养下列能力：

(1)分析武王伐纣的战争性质及其原因。

(2)综合西周发展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主要表现。

重点难点：

1．重点：武王伐纣分封制宗法制

2．难点：宗法制

（二）教学过程

1．导入新课

〔讲述〕通过对第四课《夏商奴隶制王国》的学习，我们对夏商奴隶制国家已经有了了解。

“禹传子，家天下”。夏朝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开始。

商汤灭夏，建立商朝。商朝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发展时期。本节课，我们共同来学习西周的历史。

（板书课题）

2．讲授新课

（教师首先指导学生阅读课前提示，向学生提出学习要求）

一、武王伐纣

（一）商纣的暴政

〔讲述〕纣是商朝最后一个国王。据说商纣王是一个动作矫健、见闻广博、能言善辩、机智过人的人。可是他又是一个自恃聪明、穷奢极侈、为所欲为、喜淫乐、性残忍、刚愎自用的人。相传，他在沙丘（今属河北），“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狂欢滥饮。在朝歌（今属河南）修了一座长三里、高百丈的鹿台，专门堆积搜刮来的无数财富。他荒淫无度，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讲述〕商纣王为了钳制人民的舆论，镇压人民的反抗，创造了种种惨无人道的严酷刑法，令人发指。以铜为柱，置于火上，让“罪人”在铜柱上爬行，叫作“炮烙”（páoluò).。把人剁成肉酱，叫作“醢（hài）刑”。将人割成肉条晒干，叫作“脯刑”……不一而足。

对于纣王的倒行逆施，许多大臣都对他忠言劝告，然而多数遭到残害，就连他的叔父比干也因劝说他而被剖腹挖心。纣王的所作所为，使商朝的社会矛盾空前尖锐起来，处在分崩离析、风雨飘摇之中。商朝统治的灭亡已为期不远了。就在此时，陕西渭水以北的黄土高原上，一个强大的周族正在日益兴盛。周人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终于成为灭商的主要力量。

（三）周国的强盛

〔讲述〕（教师结合《周文王》图和《周武王和周公旦》图，向学生讲解）

三四千年前，陕西扶风、歧山一带的黄土高原，便是周人的发祥地。人们把这片黄土地叫作“周原”。传说，周人是禅让时代农官后稷的子孙。传到第十三世时，周人才由其他地方迁居到周原。这里土肥水美，经过周人的辛勤开发和建设，逐步建立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周家。到了周文王时期，他为周国的强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教师指导同学讲课文小字，然后小结归纳。）周文王求贤若渴，任用姜尚为军师，改革内政，发展生产，励精图治，使周国兵强民富，做好了灭商的政治、经济、军事准备。

（三）武王伐纣

（教师结合《武王伐纣路线》图和《牧野之战ciha》图向学生讲述）

〔讲述〕公元前11世纪中期，周武王带兵联合西北、西南的部落，浩浩荡荡地从镐京出发直捣商都殷。当武王军队兵临朝歌城下时，纣王才得知消息，慌忙派兵70万在牧野迎战。战争一开始，商军中不堪压迫的奴隶兵们，就纷纷在阵前倒戈，愤然起义。商军顿时大乱，不战而溃，土崩瓦解，纣王闻讯后，大惊失色，逃往鹿台纵火自焚。武王赶到后，在纣王尸体上连射三箭并列举了纣王的罪行后，剖下纣王脑袋。自汤灭夏到纣王自焚，商朝近600年的历史结束了。

（教师组织学生讨论：为什么武王伐纣是一次正义的战争？）

〔归纳〕武王伐纣是一次正义的战争：①商纣王的暴政，使商朝统治已成为历史发展的绊脚石，失去了民心，引起人民的不断反抗和阵前倒戈。②周武王顺应民心，联合西方和南方部落，共同伐纣，解除了商纣对奴隶和平民的残暴统治，有利于历史的进步。③是否事顺应民心，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衡量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重要标准。

二、西周——奴隶制的发展

（一）西周的建立

〔讲述〕周武王在牧野之战后建立了西周。（强调首都镐京，史称西周）。怎样才能巩固新政权？怎样才能使商民甘心服从财人的统治？怎样治理疆域辽阔的国家呢？周武王同大臣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研究。武王采纳了周公旦的意见，决定实行分封制和宗法制，以巩固奴隶主政权。

（二）分封制

〔讲述〕（教师结合《周初分封诸侯国》讲解）周朝对建国的元老、功臣、亲属和先世的后代等进行大分封。分封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和巩固西周的统治。分封的办法是把王畿（首都地区）以外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给亲属、功臣、元老，建立起诸侯国，以镇守疆土，保卫王室。诸侯与周王室的关系是：周天子是最高的统治者，诸侯是天子的臣属，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定期朝见天子，并向天子纳贡，带兵随天子作战。诸侯国像屏障一样拱守在周王室周围，和睦四方，安天下。

周初，从武王到成王共分封大小71个诸侯国。其中主要有（教师挂图，并指出主要诸侯国的位置）：在东方分封了鲁、齐等国；在北方分封了燕等国；在南方分封了吴、楚等国；在中原分封了郑、晋、卫、宋等国。西周成为一个疆域广大的奴隶制国家。同时，实行了宗法制度，形成了森严的等级法制。

（三）宗法制

〔讲述〕（教师结合《西周宗法制度示意图》和《西周分封和等级制度示意图》讲解）宗法制度是从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宗法关系，建立了一套族权与政权相结合的统治制度。这是一种从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特征的权力分配制。从而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以巩固奴隶主的统治。

〔归纳〕（教师讲解图后，进一步归纳要点如下）①嫡长子继承，其余子分封。②构成了“王臣公，公世大夫，大夫臣士”的等级制度。③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构成统治阶级，士以下的平民和奴隶是被统治阶级。

下面，讲解第三个问题。

三、奴隶制经济的发展

〔讲述〕实行分封制和宗法制，使西周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得以加强和巩固，这是西周奴隶制发展在政治上的突出表现。西周经济的发展则是西周奴隶制发展在经济方面的表现了。

（教师组织并指导学生阅读课本，使学生找出经济发展在农业、手工业方面的表现及特点。边提问，边小结，从而完成板书）

（一）农业

1．粮食品种多：黍稷

2．桑麻：衣料

3．灌溉绿肥灭虫

特点：奴隶集体在田间劳动

（二）手工业

1．种类多分工细“百工”

2．青铜器：数量多分布广实用性强

3．纺织业：刺绣染色彩枕绵被

特点：奴隶主垄断作坊

〔讲述〕西周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奴隶的压迫和剥削之上的。课本中两段小字，反映了当时奴隶悲惨生活的真实情况。一匹马加一束丝可换5名奴隶的铁证，已铭刻在一件青铜器上；显然《诗经》中会看到优美动听的颂歌，可终究还是掩盖不住平民和奴隶们痛苦的呻吟和反抗的呼号。奴隶们终年辛勤劳动的果实，被奴隶主们无情地掠夺而去，愤怒的奴隶们咒骂奴隶主们是“白吃”、“硕鼠”，他们一批批反抗，一批批逃亡，终于导致了西周的灭亡。

四、西周的灭亡

〔讲述〕西周第九代君王周厉王，不谙世理，昏庸无道，贪得无厌。他强行霸占山林川泽，不许平民谋生。他借周王朝制定的3000多条残酷刑法，镇压、监视、杀戮人民。搞得朝野上下人人自危，不敢讲话。贵族召公虎曾提醒并劝告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三年后，即公元前841年，终于爆发了国人暴动。

（一）义愤的平民们将周厉王赶跑了。厉王逃到彘（今山西霍县）。国人暴动是我国有文字可考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武装暴动，它动摇了西周奴隶制统治的基础，标志着西周由鼎盛时期开始走向衰落。周厉王逃亡之后，大家推举德高望重的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历史上称为“周召共和”或“共和行政”。

（二）共和行政

〔讲述〕共和行政的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这是我国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共和行政后，西周统治虽出现过昙花一现的“宣王中兴”，但到了西周最后一个国王周幽王，其统治大厦即倒已是无法再挽救了。

（三）西周灭亡

〔讲述〕（教师指导学生阅读课文）讲到西周灭亡之时，人们总是想到幽王宠褒姒和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教师可生动讲解或请学生讲解这两个小故事）。周幽王欲立褒姒为王后，废申后，追杀其嫡长子宜臼，引起宜臼外祖父申侯的不满。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西北犬戎族共击幽王，攻破镐京，杀死幽王，西周灭亡。第二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东周从此就开始。（教师组织学生讨论：西周为什么会衰亡？）

〔归纳〕西周衰亡的主要原因是：①西周奴隶主对奴隶的压迫，奴隶的反抗，社会动荡不安。②周幽王昏庸无道，政治腐败，诸侯常常不来朝见天子。③西北犬戎族攻破镐京，杀死幽王，西周灭亡。

3．小结

通过本节课学习，我们要认识和掌握以下6个问题：

(1)商纣王的暴政，失去了民心，使商朝统治成为历史发展的绊脚石，导致了商的灭亡。

(2)周武王顺应民心，讨伐纣王，是一次正义的战争。公元前11世纪中期的牧野之战，推翻商朝，建立西周。

(3)西周是我国奴隶制的发展时期。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实行，加强和巩固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

(4)奴隶们的辛勤劳动，使西周经济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奴隶制发展的经济基础。

(5)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武装暴动，它动摇了西周奴隶制统治的基础。共和行政是我国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6)西周末年，周幽王昏庸无道，政局动荡，诸侯离心。公元前771，西北犬戎族攻占镐京，西周灭亡。

4．作业

一、完成课后要求。

二、思考题

1．为什么武王伐纣是一次正义战争？

2．西周为什么会衰落灭亡？

3．商和西周的灭亡有哪些相似的原因？

（三）教法建议

本节课主要采用谈话讲述法进行，同时配合提问、阅读、讨论等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

奴隶制范文篇5

武王伐纣的经过、性质；西周的分封制、等级制的内容及作用；西周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状况；国人暴动，共和行政，西周的灭亡，东周的建立。

通过学习武王伐纣这一战争的原因和经过，让学生分析这场战争的性质，从而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教师引导学生对武王伐纣原因、经过、性质的分析，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理论。同时使学生了解历史朝代的演变和更迭；通过对西周奴隶制经济发展的学习，使学生真正认识到西周奴隶制经济发展之所以迅速发展，是成千上万的奴隶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从而树立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主人这一正确的史观。

教学建议

知识分析

商朝最后的商纣王倒行逆施，引起人民的反对，周武王起兵伐纣，建立周朝。从此我国进入了奴隶社会的繁荣时期。

教法建议

难点突破：

指导学生阅读等级制度并且用图示法将其内容描绘出来，教会学生通过简单图表概括理解复杂内容的方法．

重点突破：

指导学生回答“为什么武王伐纣是正义之举”?教会学生使用对比的方法来分析问题。

对学生发展的影响

通过西周建立和商朝、西周灭亡原因的分析，使学生认识朝代更迭并能将其放置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考察，引导学生深刻理解和揭示朝代变迁的原因。

武王伐纣

武王伐纣是重点。因为正是通过这场战争建立了新的王朝——周朝。讲清这一过程，有助于学生理解商的灭亡和周的建立；西周的分封制和等级制是另一个重点。因为这种制度正是西周奴隶制进一步发展在政治上的表现。而且这种制度对于后世影响很大。

分封制

分封制是本课难点。分封的原因，诸侯国的建立以及同周天子的关系相对复杂，而且学生接触较少，不易理解。

教学设计示例

教学重点：武王伐纣；西周的分封制和等级制

教学难点：分封制

教法设计：

因为本课相关资料较多，可让学生事先预习，以学生讨论分析为主，教师引导为辅。

课堂教学设计：

一、武王伐纣

1、纣王的暴政

建议教师让学生回忆夏桀的暴政，使学生理解凡是违背历史发展潮流、违背人民意志实施暴政的统治者最终都会遭到人民的反对的。

2、周国的强盛

让学生阅读教材，分析周国强大的原因，从而使学生明白周的发展、强大是周人经过艰苦奋斗，和特别是领导者重视人才的而得来的。

3、武王伐纣

教师让学生阅读有关武王伐纣的故事，同时引导学生捕捉故事中一些有效信息，让学生根据以前学过的商汤灭夏桀的原因，用比较的方法，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周胜商败的原因？然后教师组织学生讨论：为什么武王伐纣是一次正义的战争?：（①商纣王的暴政，使商朝统治已成为历史发展的绊脚石，失去了民心，引起人民的不断反抗和阵前倒戈。②周武王顺应民心，联合西方和南方部落，共同伐纣，解除了商纣对奴隶和平民的残暴统治，有利于历史的进步。③是否顺应民心，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衡量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重要标准。）

一、西周政治、经济的发展

1、周的建立

时间、建立者（区分周文王、周武王）、都城。建议教师给学生讲解西周的并不是当时的名称，而是历史学家为了研究加以说明，为以后如西汉、东汉等名词的讲解打下基础。

2、分封制和等级制

让学生带着［周朝为什么要实行分封制？分封了哪些人作诸侯？它们与周天子之间的关系如何？分封制的效果如何？］等问题阅读教材并加以讨论：学生能够回答出：分封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和巩固奴隶主的政权。周朝对建国功臣、亲属和先世的后代等进行分封。诸侯与周天子的关系是：周天子是最高的统治者，诸侯是天子的臣属，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定期朝见天子，并向天子纳贡，带兵随天子作战（即听王令，纳王贡，随王征，见王面）。其效果是：西周加强了统治，成为一个疆域广大的奴隶制国家。

3、奴隶制经济的发展

⑴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⑵手工业的发展

结合夏商农业和手工业状况，请同学比较并概述一下西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有什么特点。在学习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后，教师应结合教材指出西周奴隶制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广大奴隶和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对奴隶的压迫和剥削之上的。（介绍《诗经》中《硕鼠》、《伐檀》）

二、国人暴动和西周灭亡

1．国人暴动

教师在指导学生阅读教材有关周厉王的暴政并解释"国人"、"防民之口甚于防?quot;等名词后，可让学生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角色表演。在介绍完"共和行政"后，师生一起讨论"国人暴动"对西周的影响。

2．西周灭亡

让学生讲述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奴隶制范文篇6

无须讳言，我国的史前社会研究，特别是有关国家起源或者说文明起源的研究，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基本上遵循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提出的理论模式，从而构建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历史。但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种困惑，即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古史实际相结合。显然，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本以欧洲古史为例，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诚如第一版序言所说的那样，“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遗言。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个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①因此，我们的研究工作，也应该从中国古史实际出发，走出固有的理论模式。（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首先，我们觉得，有必要正确认识奴隶社会两种形态，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条件；

也许人们还记得，1859年1月，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第一次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并与古代的并列，“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②。对于这段话的理解，是否可以用两分法，把“亚细亚的”和“古代的”视为古代文明世界奴隶社会的两种形态，虽然还在继续讨论之中。不过，我们从后来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第八章，论述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时，则着重地指出“由于这种野蛮状态，他们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既没有达到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也没有达到东方的家庭奴隶制”，③起码有两点应该是明确的：第一点，古代文明世界的奴隶制有两种形态，其一为“古代的劳动奴隶制”；其二为“东方的家庭奴隶制”，第二点，无论是“古代的劳动奴隶制”，还是“东方的家庭奴隶制”，从文意上看，都应是经过奴隶制初期发展阶段，尔后，才“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在稍后几年出版的《美国工人运动》（原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后以单行本发行）一文中，也是可以看得到的。他说：“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即与其说是群众被剥夺了土地，不如说他们的人身被占有。”④至此，就更加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已经不仅仅是地域概念问题了，实际上它还包含着两种不同形态的意思在里边，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所说的“在奴隶经济（不是家长制的奴隶经济，而是后来希腊罗马时代那样的奴隶经济）作为致富手段存在的一切形式中……”⑤观点是一致的，即强调奴隶社会有两种形态，分为以“家长制的奴隶经济”为基础的“东方的家庭奴隶制”和以“希腊罗马时代那样的奴隶经济”为基础的“古代的劳动奴隶制”。

其实，以“家长制的奴隶经济”为基础的“东方的家庭奴隶制”和以“希腊罗马时代那样的奴隶经济”为基础的“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作为两种发达的奴隶社会不同的表现形态，主要还是受到了所处的地理环境作用和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总是离不开一定的自然条件的。普列汉诺夫就曾说过：“由于生产斗争的自然条件不同，因此人类共同生活的形式也渐渐地具有不同的性质。到处相同的民族生活方式让给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雅典社会的制度不同于中国的制度；西方的经济发展过程根本不同于东方的经济发展过程”⑥，并且，还认为“古代社会代替了氏族社会组织；同样，东方社会制度产生以前的社会组织也是氏族社会组织。这两种经济制度的类型，每一种都是生产力在氏族组织内部增长的结果，生产力的这种增长最后必然要使氏族组织解体。如果这两种类型彼此有着很大的区别，那么它的主要特征是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在这种情形下，地理环境给了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以一种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在另一种情形下，地理环境给了另一种根本不同于第一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⑦。

其次，既然“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是两种形态或曰两种类型，那么，它们的国家产生和发展，也必然有所不同；从“古典古代“来看，恩格斯当年根据所能见到的材料，全面、系统地研究了雅典、罗马和德意志人的国家产生的全过程，最后得出了结论：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在罗马，“氏族社会变成了闭关自守的贵族，贵族的四周则是人数众多的、站在这一社会之外的、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最后，“在战胜了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人中间，国家是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⑧

，从而提出了国家在氏族制度废墟上兴起的“三种主要形式”。

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三种主要形式”，确切地说，应该是“古典古代”国家产生的“三种主要形式”，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意义。从普遍意义上讲，它反映了国家产生的一般规律；从特殊意义上讲，它又只是代表了三大实例，也就是说，有“三种主要形式”，当然还应该有不主要形式或曰次要形式，以及其它形式等等。为什么这样说呢？

以往，我们在考察“古典古代”国家产生的过程中，发现国家产生的形式总是与国家发生的政体形式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性，雅典是“民主共和国”、罗马是“共和国”、德意志是“王国”，

⑨不必细说，而且，我们据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如何保全各种君主制度，莫洛修人的王室、斯巴达人的王室，可以借鉴。⑩特别是斯巴达人的早期二王君主制，在希腊城邦中，包括意大利各族各邦在内，也还是比较盛行的。11等到了公元前9世纪前后，远古的克里特文明被毁之后，岛上又出现了许多奴隶制城邦国家，它们的政体形式，大体上与斯巴达政体形式相同。12这种情况，促使我们进一步的认识到，国家产生的形式，实际上决定了国家发生的政体形式，而国家发生的政体形式，从一定意义上讲，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国家产生的形式，两者之间，可以说是相辅相承，密不可分的。

在世界上古史上，不但“古典古代”的情况，当是如此；就是“亚细亚古代”的情况，也是如此。从尼罗河流域到两河流域，再到印度河上下，以及包括我们古代中国在内，所看到的国家发生的政体形式，是各种各样的，说明国家产生的形式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能一概而论之。

要之，从史前社会发展到文明国家的出现，本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如果说军事民主制是它的必经阶段的话，正好处在氏族社会末期和国家产生的前夜，这种过渡的政治制度或曰政治形态包括：

A．出现了与氏族民主制相并列的军事首长的个人权力，但它习惯上是由一定的氏族或家庭选举产生，其权力还没有达到国家统治权力的程度；

B．军事首长的权力还必须服从于人民大会这个氏族部落联盟的最高权力机关；

C．普遍地存在着与军事首长权力的加强同时，议事会权力的上升，人民大会权力的下降趋势。反映这一时期的重要时代特征是，战争极其频繁。

这三层不同权力的设置与划分，构成了过渡时期的政治形态特点。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各自代表了氏族或部落各集团的利益，这一点越往后，特别是到了国家产生的前夜就更加明显了。我们根据过渡时期的政治形态，国家政体的产生应有多种形式，即：

军事首长权力→未来王权政治→君主政体；

议事会权力→未来贵族政治→贵族政体；

人民大会权力→未来民主政治→民主政体。

从上述的模式中，可以看出由军事民主制的政治形态，派生出三种国家政体类型，而它们和它们之间的交叉又会产生更多更繁的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承认这一具体事实，才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国家产生的形式，特别是“亚细亚古代”国家产生的具体途径，从中找出其内在的联系性，找出其规律性的统一。

再次，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国家形成的标志问题，这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也是难点；

我们以为，尽管“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国家产生的形式有所不同，但是，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从客观的角度上讲，却只能有一个，不会有“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两个标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讨论或衡量一个国家形成的问题。

按照恩格斯的意见，国家形成的标志即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总共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13

前者构成了“国家的基层单位”，后者“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我们拿这两点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去讨论或衡量“古典古代”社会，当然没有问题，也无须我们再作讨论。因为本来恩格斯就是从“古典古代”社会的历史实际出发得出的结论。

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两点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去讨论或衡量“亚细亚古代”社会，例如像我们中国古史实际，就显现出有它的局限性。关于这一点，已经引起不少的学者注意。我们认为，作为讨论或衡量一个国家形成的标志，不妨以“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为主，以“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为辅，因为作为国家形成的主要标志，就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恩格斯本人在论述雅典国家的产生时，也是强调这一点的。近人的论著，如德国罗曼·赫尔佐克《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一书，也提出真正可作为识别国家的标准的，乃是长期设立的统治机构，14这个统治机构，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公共权力”，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差别。

同时，我们还认为，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公共权力”或曰统治机构，也就是“国家形式”，它包括了两个方面，即国家管理形式和国家结构形式，国家管理形式，主要的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政体”；国家结构形式是指国家的整体和部分之间，中央机关和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形式。我想如果把这一个标志两个方面作为讨论或衡量国家形成的问题，即可以补充恩格斯有关国家形成的标志，又可以诠释“亚细亚古代”国家形成的问题。

最后，我们认为，国家起源研究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考古课题，只要我们把这两个方面更好地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有望取得突破，超过前人。

注释：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下同。

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③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3页。

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87页，人民出版社

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72页，人民出版社

⑥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4卷，第44页，三联书店，1974年版。

⑦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78页，三联书店，1962年版

⑧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5-166页。

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5页、第126页、第148页。

⑩参见普鲁塔克：《毗卢斯传》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Ⅴ，章十一，商务印书馆，1965年8月第1版，下同。

11参见普鲁塔克：《阿尔泰磋克西》（Artax）24、《世界上古史纲》下册，第85页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

12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Ⅱ，章十。

13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16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

奴隶制范文篇7

关键词:《宠儿》;电影改编;文化霸权;黑人文化

1.引言

作为美国文学史上唯一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Morrison)的作品《宠儿》(Beloved)享誉世界。其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美国奴隶制下黑人所遭受的种族歧视，非人待遇以及白人主流文化对美国黑人造成的身体创伤和心理创伤，在思想和美学上都达到了美国黑人文学的巅峰。[1]178-2011998年10月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宠儿》由美国滚石电影公司搬上了银幕。电影由著名导演乔纳森•戴米(JonathanDemme)担任导演、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芙蕾(OprahWinfrey)担任制片人兼主演。然而，其票房远远低于其制作成本，因此这部电影是名符其实的惨败之作。究其原因，好莱坞资深影评人哈登•怀特(HaydenWhite)曾敏锐地指出，“好莱坞电影是欧美白人主流文化封锁下的电影文化，这种文化霸权确保白人的价值观得以维护和推广。为了捍卫白人文化在好莱坞的绝对领导地位，文化霸权排斥黑人文化在好莱坞的展现，并会全力抹杀这种非主流文化。”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其批判的文化霸权思想不容忽视。本文将从文学创作和电影改编两个维度揭示白人文化霸权对美国黑人文化的冲击与抹杀，进而指出《宠儿》电影的改编尽管在商业价值上不甚如意，却对小说进一步的广泛传播与价值提升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2.黑人传统文化的创伤

在《宠儿》中，莫里森向我们刻画了不同的黑人形象。无论是逆来顺受的贝比，还是辛苦劳动为母亲赎出自由的黑尔，或者是逃脱奴隶主魔爪的塞丝，黑人似乎从一出生就受苦受难。究其原因，就是白人强势文化对黑人个体以及黑人群众造成的创伤。《宠儿》这部小说运用多种叙事方法，比如同一个时间会采用不同的叙事角度，现在的生活与过去的回忆相互交织，进而揭示出白人至上的主流文化是如何一步步地摧残黑人文化，给黑人的身心造成严重创伤的。首先，白人采用完全暴力的手段强行控制黑人的身体，逼迫他们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比如在“甜蜜之家”的生活中，学校老师会抱怨保罗兄弟们，黑尔以及赛克索吃的太多，干的太少，尽管作者没有直接描写黑人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是学校老师把黑人奴隶当成动物，将塞丝当成研究对象，研究她的动物属性，甚至在他的两个侄子凌辱怀孕中的塞丝时，他在一旁做着记录并且当塞丝告知加纳太太他们的罪行时，学校老师竟然命人用皮鞭抽打塞丝。[2]33不难想象任何一个在“甜蜜之家”的黑人都会遭受残酷非人的待遇，这些都与他老师这个称呼严重不符。但是，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美国社会里，即使是接受过教育的阶层都认为黑人奴隶与动物无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美国的废奴过程异常崎岖艰难。然后，白人剥夺黑人受教育的权利并向他们灌输白人文化。即使“善良的奴隶主”加纳夫妇会在农事劳动中给予黑人一些权力比如会教黑尔算数等基本知识，但这些只是为了让黑人更好地为他们服务。加纳先生的黑人奴隶虽然被他称为男子汉，但是他们没有自己的思想意识，塞丝甚至不会看时间，保罗根本不认识字，他们唯一擅长的就是出卖自己的体力劳动。影片中最能体现这点的场景是在学校老师来抓捕塞丝时，其他黑人的表现。事实上，造成塞丝弑女的原因不仅是奴隶制度，还包括黑人群体的思想意识被白人文化腐蚀的结果。以塞丝的婆婆贝比的影响力，她们的黑人邻居是可以觉察学校老师的抓捕行动的，但是没有人去通知塞丝。当学校老师找到塞丝时，白人只有四个人，而黑人在人数数量上远远占上风。但是，没有一个黑人主动帮助塞丝，甚至是塞丝的婆婆贝比也只是面露悲伤，黑人男性斯坦普•沛德也乖乖地把劈柴的斧头交给了白人。总之，影片中呈现给我们的是：在场地所有人都任凭四个白人男性对黑人女性塞丝和她的几个年幼的孩子做任何事情，迫使塞丝采取极端的弑女手段发出自己对白人奴隶主压迫的反抗。就像她对保罗说的那样，“我止住了他……我把我的宝贝儿带到了安全的地方。”[3]195塞丝庆幸，她的孩子没有一个是走她与丈夫黑尔的老路：成为奴隶。但是却是以牺牲了女儿宠儿的生命，两个儿子的离家出走以及丹芙的性格缺陷甚至是塞丝母女十八年孤立无援的生活作为代价的。假如，当时的黑人邻居们肯伸出援手，塞丝弑女的悲剧是否可以避免？这种可能在当时白人的文化霸权统治下很难发生。因为，“在大多数的西方人看来，除了白人，所有的人种都是下等人或亚人类（subhuman)。这些亚人类或野蛮人（savages)很快就会变成下等人，并等同于‘邪恶的’他者（‘evil’Others)……‘他者’（‘theOthers’）在这里指的是被排除在权力之外，即被看作与‘我’不同，又被看成比‘我’次等的人。”[4]250-251白人将这种种族等级的思想强加给黑人，因此，没有人敢反抗白人对黑人所做的一切，因此，相比较塞丝弑女的极端举动，在小说结尾，当把鲍德温错认成带走丹芙的白人奴隶主时，塞丝选择刺杀白人以保护女儿。这表明相比较逃跑，弑女的反抗形式，黑人这次选择直面白人，冲破了白人至上，不可反抗的文化束缚的新的斗争形式。这是塞丝的进步，也是整个美国黑人的有效斗争形式。最后，利用基督教等宗教手段以及各种媒体对黑人进行洗脑，强行灌输白人的价值观。强调人人平等，宽容仁爱的基督教帮助了美国人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但是却成为了美国白人压迫剥削黑人的工具。在对黑人实行宗教教化时，白人奴隶主片面强调基督教教义中的顺从与服从，意在使黑人奴隶温顺地听从自己的统治。《宠儿》中贝比•萨格斯是一个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人物。作为一名黑人奴隶，她不仅需要做繁重的体力劳动，“摧毁了她的双腿、后背、脑袋、眼睛、双手、肾脏、子宫和舌头”，3[176]还要被逼做白人奴隶主的性奴，一生拥有八个孩子，来自不同的父亲。除了最小的儿子黑尔，其他孩子都被贩卖给其他奴隶主。在面对苦难时，她依然相信基督教的上帝，正因为如此，当她最小的儿子黑尔将她赎买了出来，她从上帝那里汲取力量与爱，主动成为所处黑人群体的牧师，在“林间空地”布道，呼唤黑人同胞们尽情地哭，尽情地笑，尽情地跳舞，鼓励他们爱并接纳自己。在这种酷似基督教的布道仪式中，黑人们表达了对自由和爱的强烈渴望，贝比•萨格斯也因此被尊称为“圣贝比•萨格斯”。然而，现实的残酷把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彻底击垮了，白人奴隶主来势汹汹，“疯狂”的儿媳妇杀死了自己的孙女，仁慈的上帝并没有帮助这位忠实的信仰者，“上帝令她迷惑”，她为上帝感到耻辱，“耻辱得都不能去承认。”贝比也不再给黑人同胞布道，不再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而黑人邻居们也因塞丝弑女而远离她。这是白人的成功，成功地毁灭了黑人的精神世界。一直到生命的尽头，贝比•萨格斯都没有再站立起来，她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她的心理世界崩塌了，只能带着无奈孤独地离开世界。

3.白人强势文化的冲击

在《宠儿》这部作品中，学校老师是白人奴隶主的典型代表。“甜蜜之家”的黑人奴隶们本来属于加纳夫妇，他们采取了所谓温和的奴隶制度，使得加纳先生好似一个开明的奴隶主。然而这并没有改变黑人与白人之间的附属关系。正是这种“温水煮青蛙”般的统治方式让“甜蜜之家”的黑人奴隶们甘愿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梦境中，为白人做牛做马。在加纳太太的妹夫“学校老师”接管“甜蜜之家”之后，“甜蜜之家”不再“甜蜜”，而是沦为人间地狱。他抱怨黑人吃的太多，做的太少，还认为黑尔为赎出母亲贝比•萨克斯所做的劳动是不合法的。此外，他用塞丝做的墨水记录黑人的言行举止，纠正他们的思想，做黑人的“动物属性”研究，力图将黑人改造成没有思想意识的工具。作为种族主义和奴隶制度的坚定维护者，“学校老师”不仅强加繁重的体力劳动给黑人，还从精神方面彻底摧毁他们。尤其在他的两个侄子凌辱怀孕中的塞丝时，学校老师不仅默许他们的行为，还用笔做着记录。当塞丝告诉加纳夫人她的遭遇时，学校老师残忍地叫人用皮鞭抽打塞丝的背部。在白人的主流文化中，白人是优等种族，而黑人是劣等民族，白人通过统治黑人的方式将黑人改造成“文明的人”。而黑人没有自食其力的能力，只有为白人劳动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白人至上的主流文化不仅使黑人的身心饱受摧残，同样也使白人心理扭曲，甚至使整个人类文明倒退。“甜蜜之家”黑人们的结局异常惨烈：除了勉强活下来的塞丝，保罗三兄弟一个被卖掉、一个被吊死、一个逃掉，西克索被烧死，黑尔被逼疯。影片中对于黑人们的结局用了回忆画面的方式呈现，相比较小说中的刻画，略显不足。而对塞丝杀婴场景的再现惊心动魄，令人印象深刻。影片中同样以回忆的方式呈现弑女场景的发生。在度过了28天自由的日子之后，学校老师来到贝比的住处准备带回塞丝和她的孩子们。影片中将在马背上的手链和脚镣给予特写镜头，预示学校老师奉行惨绝人寰的奴隶制度。即使知道学校老师一行白人的目的，塞丝的黑人邻居以及在房前劈柴的斯坦普•沛德还是乖乖地为白人让路。只有手无寸铁的塞丝抓牢自己的孩子们，“一个扛在肩上，一个夹在腋下，一个用手拎着，另一个则被她一路吼着奋力冲向木棚屋里。”[3]188当棚屋的门被打开的时候，“两个男孩在女黑鬼脚下的锯末和尘土里流血，女黑鬼用一只手将一个血淋林的孩子搂在胸前，另一只手抓住一个婴儿的脚跟。她根本不看他们，只顾把婴儿摔向墙板，没撞着，又再做第二次尝试”。电影完全再现了书中所描写的场景，然而比小说更为震撼的是，电影所独具的视觉效果为我们刻画了一位目光坚定，用死亡换取自由的伟大母亲形象。影片中的学校老师在面对“发疯的塞丝”时流下了一行泪水，这点在小说中并没有写到。这行泪水可以如小说中所暗含的那样，学校老师的猎奴行动失败了，没什么东西可供其索取，他将失去一笔巨大的财富。因此，流下了遗憾的泪水。也许是塞丝在奴隶制的摧残下所表现的这种扭曲的母爱撼动了学校老师的人性本能，从而不由自主地流下了泪水。就像莫里森在书中所描绘的白人形象并不都是残忍的奴隶主，还有像在塞丝逃亡路上帮助塞丝生下丹芙的善良的白人女孩爱弥，影片不仅鞭笞了白人奴隶主的残酷冷血，还批判了在白人至上这种文化霸权的统治下的奴隶制度也使白人的思想意识产生了异化。然而人内心深处的良知即使被压制，却依然是存在的。影片中的这一细节似乎也在传达莫里森关于全人类命运的一种思考：人性是善良的，不应该歧视黑人，同样也不能泯灭白人作为人的本能良知。

4.文化对抗在电影中的角逐

小说的成功与电影的失败形成强烈的对比。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认为，电影制作方付出的努力值得肯定，但认为电影本身差强人意，因为这仅仅是针对黑人群体而拍摄的电影，并没有获得黑人观众的认可。[5]56-58笔者认为，这是因为白人文化的霸权统治地位一直到今天都是很难撼动的，这造成黑人群体对历史的选择性遗忘，以至于没有人愿意去电影院体验或回忆这样的痛苦历史。对于生活在美国的黑人后代来说，他们没有亲身经历奴隶制度的伤害，无法感同身受地体验奴隶制度给黑人带来的伤害。此外，“在美国社会，白人统治者拥有话语权，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他们运用传媒手段扭曲黑人的身份认同，使他们相信自己是这个社会的他者，边缘人物。”[6]35因此，白人统治者建构了白人文化霸权，继续在精神上奴役已经获得自由之身的美国黑人后代。尽管黑人身体上的奴役获得了解放，但是却很难卸掉白人文化霸权强加给他们的精神枷锁。尤其在现代社会，文化的竞争力愈演愈烈。对于非裔美国人而言，在媒体领域占有话语权的意义远超出对影片本身的评价。文学如何从高雅的精英文化转变为更为人接受的大众文化也面临着挑战。而《宠儿》电影的改编正是非裔美国作家尝试将文学作品与视像媒体进行结合与延展的范例。通过视觉、听觉和视频语言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对原著的升华，对主题的深化，更是黑人文化对白人文化霸权所发出的强有力的反抗之声，达到文字文本所不能企及的文学效果。

5.结语

《宠儿》作为托尼•莫里森的代表作，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对于研究美国黑人文学以及美国文学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学术界一直将重点放在文学文本的研究，其传播范围多存在于文学界，并未被大众所熟知。而改编的电影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将美国奴隶制度的黑暗历史以视频的方式展现给广大观众。[7]71-72尽管票房差强人意，电影的知名度远远小于小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部电影的社会价值与历史价值。尽管美国奴隶制度已经成为历史，然而意识形态的枷锁一直是悬在美国黑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尤其是在白人文化霸权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的当今社会，回顾历史，弥补伤痛，进而修复创伤是美国黑人自我救赎的良方。另外，文学的精英文化地位不应该一直在高端，鲜为人知，而应该有更广的传播范围且受到来自大众文化形式的竞争与挑战，如何在“高端”的文学与“底端”的大众文化之间找到平衡是现当代文学创作以及电影制作所面临的挑战。《宠儿》这部电影的原著还原度，演员的表现力以及剧本本身的感染力无疑给文学作品到电影改编以深刻的启迪。

参考文献：

[1]ZhuRongjie.PainandHealing:AStudyofMaternalLoveinToniMorrison’sFictionfromaCulturalPerspective[M].Zhengzhou:HenanUniversityPress,2004.

[2]Morrison,Toni.Beloved[M].Beijing: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2006.

[3]托尼•莫里森.宠儿[M].潘岳,等,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4]E.Bressler,Charles.LiteraryCriticism:AnIntroductiontoTheoryandPractice[M].TranslatedbyZhaoYongetal.Beijing:ChinaRenminUniversityPress,2015.

[5]王润娟.电影《宠儿》:黑人文化的突围[J].电影文学,2015,（7）.

[6]王丽丽.走出创伤的阴霾-托尼•莫里森小说的黑人女性创伤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

奴隶制范文篇8

教学目标

武王伐纣的经过、性质；西周的分封制、等级制的内容及作用；西周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状况；国人暴动，共和行政，西周的灭亡，东周的建立。

通过学习武王伐纣这一战争的原因和经过，让学生分析这场战争的性质，从而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教师引导学生对武王伐纣原因、经过、性质的分析，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理论。同时使学生了解历史朝代的演变和更迭；通过对西周奴隶制经济发展的学习，使学生真正认识到西周奴隶制经济发展之所以迅速发展，是成千上万的奴隶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从而树立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主人这一正确的史观。

教学建议

知识分析

商朝最后的商纣王倒行逆施，引起人民的反对，周武王起兵伐纣，建立周朝。从此我国进入了奴隶社会的繁荣时期。

教法建议

难点突破：

指导学生阅读等级制度并且用图示法将其内容描绘出来，教会学生通过简单图表概括理解复杂内容的方法．

重点突破：

指导学生回答“为什么武王伐纣是正义之举”?教会学生使用对比的方法来分析问题。

对学生发展的影响

通过西周建立和商朝、西周灭亡原因的分析，使学生认识朝代更迭并能将其放置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考察，引导学生深刻理解和揭示朝代变迁的原因。

武王伐纣

武王伐纣是重点。因为正是通过这场战争建立了新的王朝——周朝。讲清这一过程，有助于学生理解商的灭亡和周的建立；西周的分封制和等级制是另一个重点。因为这种制度正是西周奴隶制进一步发展在政治上的表现。而且这种制度对于后世影响很大。

分封制

分封制是本课难点。分封的原因，诸侯国的建立以及同周天子的关系相对复杂，而且学生接触较少，不易理解。

教学设计示例

教学重点：武王伐纣；西周的分封制和等级制

教学难点：分封制

教法设计：

因为本课相关资料较多，可让学生事先预习，以学生讨论分析为主，教师引导为辅。

课堂教学设计：

一、武王伐纣

1、纣王的暴政

建议教师让学生回忆夏桀的暴政，使学生理解凡是违背历史发展潮流、违背人民意志实施暴政的统治者最终都会遭到人民的反对的。

2、周国的强盛

让学生阅读教材，分析周国强大的原因，从而使学生明白周的发展、强大是周人经过艰苦奋斗，和特别是领导者重视人才的而得来的。

3、武王伐纣

教师让学生阅读有关武王伐纣的故事，同时引导学生捕捉故事中一些有效信息，让学生根据以前学过的商汤灭夏桀的原因，用比较的方法，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周胜商败的原因？然后教师组织学生讨论：为什么武王伐纣是一次正义的战争?：（①商纣王的暴政，使商朝统治已成为历史发展的绊脚石，失去了民心，引起人民的不断反抗和阵前倒戈。②周武王顺应民心，联合西方和南方部落，共同伐纣，解除了商纣对奴隶和平民的残暴统治，有利于历史的进步。③是否顺应民心，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衡量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重要标准。）

一、西周政治、经济的发展

1、周的建立

时间、建立者（区分周文王、周武王）、都城。建议教师给学生讲解西周的并不是当时的名称，而是历史学家为了研究加以说明，为以后如西汉、东汉等名词的讲解打下基础。

2、分封制和等级制

让学生带着［周朝为什么要实行分封制？分封了哪些人作诸侯？它们与周天子之间的关系如何？分封制的效果如何？］等问题阅读教材并加以讨论：学生能够回答出：分封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和巩固奴隶主的政权。周朝对建国功臣、亲属和先世的后代等进行分封。诸侯与周天子的关系是：周天子是最高的统治者，诸侯是天子的臣属，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定期朝见天子，并向天子纳贡，带兵随天子作战（即听王令，纳王贡，随王征，见王面）。其效果是：西周加强了统治，成为一个疆域广大的奴隶制国家。

3、奴隶制经济的发展

⑴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⑵手工业的发展

结合夏商农业和手工业状况，请同学比较并概述一下西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有什么特点。在学习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后，教师应结合教材指出西周奴隶制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广大奴隶和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对奴隶的压迫和剥削之上的。（介绍《诗经》中《硕鼠》、《伐檀》）

二、国人暴动和西周灭亡

1．国人暴动

教师在指导学生阅读教材有关周厉王的暴政并解释"国人"、"防民之口甚于防?quot;等名词后，可让学生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角色表演。在介绍完"共和行政"后，师生一起讨论"国人暴动"对西周的影响。

2．西周灭亡

让学生讲述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奴隶制范文篇9

满洲族建立的清朝，以一个少数族在二十八年间能人关统治高度封建化的广大的汉人地区，而且后来在和祖国广大民族共同努力下对祖国疆土的奠定和祖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在历史上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此，满洲入关前的社会经济究竟发展到什么阶段，也就值得我们注意了。

关于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问题，目前史学界还存在不同意见。

我们从接触到的资料中知道，满洲族的社会发展是和其它民族所经历的社会发展阶段一致的。它经过了原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在1433年，也就是明宣德八年，建州女真曾掳掠朝鲜边境的人口、物资，朝鲜官吏李竞令边将切责他们说，“汝等近居我境，乞索盐酱口粮，辄便给与，恩养足矣。但尔等虏掠中国人口及我边民为奴婢使唤，往往有逃来者，审问根脚，中国人发还辽东，我国之人仍令复业。……我国何负于汝，……近者结聚群党，暗入作贼，虏去男女七十余口，杀害四十余口，牛马财物，尽数抢夺……”(么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十五年，日本缩印本8册，240页)。1477年(明成化十三年，朝鲜成宗八年)，朝鲜官吏曾说，“野人(指建州女真)剽掠上国(指明朝)边氓，做奴使唤，乃其俗也”(《李朝实录·成宗》卷八十，缩印本16册，59页)。

努尔哈赤十岁(1568年)丧母，和继母不相得，在十九岁时(1577年)和父母分居。《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说：“父惑于继母言，遂分居，……家私止给些须”(故宫博物院铅印本，3页)。这里的“家私”，在《满洲实录》，汉文作“家产”，满文作“阿哈·乌勒哈”(ahaulha)。“阿哈”，汉语是奴隶；“乌勒哈”，汉语是家畜。

奴隶在建州是公开买卖的。《李朝实录》记载说：“唐人刘时……七八岁时，沈应吾只以马一匹买于毛邻卫”(《成宗》卷一五二，缩印本17册，19页，时在1483年)；“彼人(建州)以我国人俘为奇货，转相买卖，辄得厚利”(《燕山君日记》卷十七，缩印本19册，199页，时在1496年)。

1496年(明弘治九年，朝鲜燕山君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有建州奴隶逃到朝鲜，不解汉语，朝鲜官吏鱼世谦、尹孝孙曾说，“野人之俗，不相为奴，必虏汉人互相买卖使唤，则此为汉人明矣，……万一还给，其为首者必遭戕害”(《李朝实录》，《燕山君日记》卷十七)。可知建州奴隶都是外族，而且可以自由处死。

这些记载都说明，满洲社会确曾经历过奴隶制，不是从氏族社会飞跃到封建社会的。

那末，满洲的奴隶制什么时候瓦解的?奴尔哈赤1616年建立的政权，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

从世界历史一般情况看，处在先进民族邻近的落后民族，它们的发展往往是比较快的。满洲族介乎汉族和朝鲜族两个高度封建化的民族之间，它们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是密切的，因此，满洲族的进入封建社会，应该比较容易。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各地区各民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相反的例证是存在的，这只是可能，而不是必然的。

满洲族自己的祖先女真，曾在淮河以北地区建立过封建政权的金朝(1115—1234年)，更早的粟末靺鞨也建立过渤海国(698—926年)。虽然在辽灭渤海国之后，把渤海国人南迁辽河流域，元灭金后，入居中原的金人久留不返，金和后来的满洲族没有直接关系；但封建制生产方式对它们不会是陌生的。

1440年(明英宗正统五年)，建州女真移住赫图阿喇(今辽宁新宾县苏子河兴京老城)，地在抚顺之东一百九十里(明于燕芳《剿奴议》)，西北距抚顺二日程，西距清河一日程，西南距璦阳三日程(据1596年朝鲜申忠一书启，见《李朝实录》缩印本第28册，447页。这时努尔哈赤还住在虎拦哈达南岗，即今二道河子旧老城，距赫图阿喇不远)，实际已和明抚顺接壤。当时辽东初有边墙，而且不久设立抚顺关，“在抚顺所(城)东三十里”(《辽东志》卷二，《建置志·关梁》，日本《尊经阁丛书》铅印本129页)，于1464年(天顺八年)开关市易，所以彼此往来很少阻隔。明代辽东边墙修于正统二年(1437年．《全边略记》，弘治六年巡按御史李善题本，“臣见辽东边墙，正统二年始立”)，而后来成化八年(1472年。见《明宪宗成化实录净八年九月庚申条)，正德年间(1506一工521年。《辽东志》卷七，龚用卿、吴希孟会陈边务疏，“正德年间，始立边墙”，日印本，486页。《全辽志》卷五，作“使朝鲜回奏”，《辽海丛书》本36页)，都有修立边墙的记载，甚至到嘉靖末(1565年)巡按御史李辅条陈辽东八事，第一事仍然是修边墙(《全辽志》卷五，辽海本，43页)，可知当时边墙并未获得隔阻内外之效，也可能是由于“土脉卤碱，秋修春颓”(李善题本)，不能不重修。当努尔哈赤起兵五年之后，明朝又于1588年(万历十六年)允许满洲在“抚顺、清河、宽甸、缓阳四处关口互市交易，照例取赏”(《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8页)。到了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明朝放弃了宽奠新疆八百里，于是满洲族更推进一步，而“辽东东界缓阳、清河、镇顺一带，与奴儿哈赤为邻”(《万历疏钞》卷四十一，宋一韩《抚镇弃地啖虏请查勘疏》)。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建州女真迁到赫图阿喇之后，和明朝的交往从来没有受到阻碍。加以明朝官吏的不时巡边，每年冬季的“烧荒”(每年冬，总兵官率部下军官各统所部兵马出境，分三路或五路，放火沿烧野草，安营延见各少数族头领，量给酒肉、盐米、针布、胭粉、靴袜之类，然后回城。当时称为“烧荒”，认为是边防上重要策略之一。见《辽东志》卷三，《兵食志·边略》。日印本，24l页)，建州的按时朝贡，努尔哈赤父祖和李成梁的关系以及他本人的三次至北京，更可知满洲族和汉族的文化、经济交流是一直不断的。那么，双方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有所不同，应该也是知道的。

因此，我们从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关系上看，满洲族在努尔哈赤时期进入封建制度，是可能的。

满洲族在入关前，生产已相当发展。远在猛哥帖木儿时，已自言“少时蒙(朝鲜)太祖……支给农牛农器，粮料衣服……”(《李朝实录·世宗》卷二十，缩印本7册，299页)。1423年(永乐二十一年，朝鲜世宗五年)《李朝实录》有“今四月十四日童猛哥帖木儿管下童家吾下等二十七名来告庆源府云，我指挥蒙圣旨许令复还阿木河地面以居，先令我曹率男女二百余名，牛一百余头，送还旧居耕农”(缩印本7册，29l页)的记载。1436年(明正统元年，朝鲜世宗十八年)，朝鲜派人往探建州女真情况，回报说，“见水两岸大野率皆耕垦，农人与牛布散于野”(《李朝实录·世宗》卷十七，缩印本8册，563页)。可见建州女真在明初居住图们江时，已知牛耕务农。但他们是用奴隶生产。

1440年(明正统五年)，建州左卫西迁，明朝安插他们在三土河及婆猪江(佟家江)迤西冬古河(栋鄂河)之间，叫他们“谨守朝廷法度，自在耕牧，安分生理”(《明英宗正统实录》卷七十一，10页，影印本93册)。

1459年(明英宗天顺三年)，“建州等卫野人头目，乞于沿途买牛，带回耕种。上从其请”(《明英宗天顺实录》卷三百，7页，影印本137册)。从此，农业生产，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1527年(明嘉靖六年)，卢琼谪戍三万卫，写了一部《东戍见闻录》，他说：“夫辽阻山带海，诸夷环徼而居。……自汤站抵开原，日建州、毛邻、海西、野人兀者，皆有室庐，而建州为最。……建州、毛邻则渤海大氏遗孽，乐住种，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自长白山迤南可拊而治也。……诸夷皆善驰猎，女真建州多喜治生，三卫则最无赖也。”(引自《辽东志》卷七，《艺文志·经略》“卢琼”，日印本483页。其后魏焕著《九边考》，所述建州情况，即本此)可知建州的生产较他族为高，已和关内差不太多。

1595年(明万历二十三年，朝鲜宣祖二十八年)十二月，朝鲜申忠一往建州会见努尔哈赤，他记载说，“田地品膏，则落粟一斗种，可获八九石；瘠则仅收一石云”(《李朝实录·宣祖》卷七十一，缩印本28册，449页)。这个记载，有些夸大，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不可能下种一斗，而收获八九十倍。但满洲族的农业生产有高度的发展，是可以推知的。

明代建州，不但使用铁器，而且会炒铁冶炼。《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己亥年(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三月，始炒铁，开金银矿”(铅印本，1页)。这不是满洲开始学会冶铁技术，而应该是大规模地生产。因为在1475年(明成化十一年，朝鲜成宗六年)，已有“建州贼松古老等，……同里而居者六家，而有冶匠弓人焉”的记载(《李朝实录·成宗》卷五二，缩印本15册，480页)。在1483年(明成化十九年，朝鲜成宗十四年)，更有朝鲜官吏李世佐和建州人赵伊时哈等问答的记载：“又问：汝卫甲冑以何物为之乎?答曰：以铁为之。又问曰：铁产于何地?答曰：产于火刺温地面。又问日：有冶工乎?答日：多有之。”(《李朝实录·成宗》卷一五九，缩印本17册，114页下)朝鲜通事河世国，1595年(明万历二十三年，朝鲜宣祖二十八年)报告他在建州的见闻说，努尔哈赤部下有“冶匠十五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409名，皆是胡人”(《李朝实录。宣祖》六九)。显然，经过一百多年后(1483—1599)，不可能才开始炒铁。

我们从满洲语中关于农业生产辞汇之多，和它所反映的复杂，也可以推想满洲族入关前生产技术的水平。类如：耕、耙、栽、种都不相同；耘草、分苗、秀穗、作粒，都有术语；生莠、生虫、黄疸、黑疸，都有区别；犁杖、犁身、犁荐、犁镜、犁铧、犁挽钩、荡头，都有专称(参考《清文鉴》卷二十《产业部》一《农工类。农器类》)等等，均是例证。

生产力大大提高了，落后的生产关系必须改变，而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在努尔哈赤时期，满洲社会面貌、社会制度性质的变革，是必然的。

从一个落后的社会阶段发展到新的社会阶段，不会是和平地过渡，中间必定经过社会革命，经过解除旧生产关系束缚的斗争(当时的人民解放斗争)。努尔哈赤是没落的上层分子，也就是没落的奴隶主。他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是有势力的奴隶主，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癸未)由于尼堪外兰(nikanwailan，又译尼康外郎，人名)向导明军进侵古埒城(gure，又译古勒，地名，今辽宁省新宾县西北鼓楼)，同被烧死在城内。明朝扶植尼堪外兰作建州的头领，尼堪外兰压迫努尔哈赤往附，努尔哈赤说，“尔乃吾父部下之人，反令我顺尔，世岂有百岁不死之人……”(《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一，4页)。这里的“部下之人”，《满洲实录》满文作诸申(jusen，奴隶)。可知尼堪外兰原是奴隶主觉昌安、塔克世家的奴隶，后背叛，投降明朝，受明朝总兵官李成梁的豢养，杀害了努尔哈赤的父祖，构成努尔哈赤起兵的理由。属下奴隶的背叛主人，说明在努尔哈赤父祖时期，旧的奴隶制度发生了危机，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当然，尼堪外兰也可能是由明朝统治阶级鼓动起来而不是自发的，但是一个奴隶能够起来站在奴隶主的反面，并使奴隶主的儿子归附自己，不能不说是奴隶制的危机了。这种奴隶制危机，同时也出现于哈达，万汗(wanhan，明朝记载称为王台)因“为人残暴，黩货无厌，……其民多叛投叶赫”(王氏《天命东华录>>一，2l页)。也出现于辉发，“贝勒拜音达里族众叛投叶赫。部众亦有叛谋”(《天命东华录》一，24页)。

这种危机，都说明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已不相适应，要求生产关系的改变。努尔哈赤必须建立新的经济方式，才能适应当时人民的要求，才能恢复他家族的声威，才能谋求建州女真的统一。

1583年努尔哈赤自立起兵时，清朝记载，都称起兵。朝鲜记载则说努尔哈赤“崛起为酋长”(《李朝实录·宣祖》卷一八九，乙巳年，1605，七月戊子条)。努尔哈赤在1596年(明万历二十四年，朝鲜宣祖二十九年)二月和余希元说，“俺管事后十三年，不敢犯边”(《李朝实录·宣祖》卷七十三)。1596年的十三年前，正是1583年。可知在起兵的同时努尔哈赤已管事(就是自立为酋长)，人数很少，只有遗甲十三副，因此不能不联合他族，于是和苏克苏浒部四个城寨主诺米纳等相与盟誓。“四酋谓太祖曰，念吾等先众来归，毋视为编氓，望待之如兄弟手足”(《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一，4页)。这里用的“编氓”，《满洲实录》满文作“诸申”(jusen)。“诸申”是“肃慎”和“女真”的对音(《满洲源流考》，孟森：《明元清系通纪》前编，l一2页)，后用作女真人的泛称(王先谦《天聪东华录》十，14页)，又后为“部下”“所属人员”(同上)的称谓，或解为“满洲之奴才”(《清文汇书》)、“满洲奴仆”(《清文鉴》)，日本人译为“隶臣”(满和对译《满洲实录》，25页)。当然，奴才、部下这种含义，不会是后人伪造的，而是早有的。其所以用作女真人的泛称，正反映它是奴隶制。在阶级分化之后，奴隶主称为“贝勒”或“按班”，于是被奴役的仍保留一般称谓的“诸申”。“诸申”和“阿哈”，意义是相同互用的。

诺米纳等四人请求不作“诸申”，说明当时普遍存在奴隶制；努尔哈赤和他们盟誓，同意他们的请求，说明满洲族的社会制度正在变化和发展。1613年(明万历四十一年)九月努尔哈赤征叶赫，围兀苏城劝降，“城中人曰，若养之则降”。努尔哈赤接受了，“遂收兀苏降民三百户而回”(《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二，6—7页)。这里所说的“养”，满文称为“乌吉黑”(ujihe，或作ujifi，ujmbi，是语尾变化)，在清初记载中常见，不仅是养活，而有抚聚恩养的意思。16工8年，东海瑚尔哈部长率民百户来降，努尔哈赤命未带家小的回去，这些人留而不去，并且带信给家乡的人说，“汗以抚聚人民为念，收为羽翼，不意施恩至此”(《太祖武皇帝实录》二，“页)，在《满洲实录》满文中抚聚作“乌吉黑”(ujifi，养)。1619年，住开原的明朝官吏来降，努尔哈赤说，“彼闻吾养人，故来投耳”。(《太祖武皇帝实录》三，5页)，也是抚育的意思。“若养之则降”，意思就是不要把他们俘虏去作奴隶。这些情况，也正说明了奴隶制的危机，旧有制度已经不得人心了。

努尔哈赤在1583—1588年，“招徕各部，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干，国势日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一，8页)。在1589—1615年，“削平各处”(同上)，建立政府。在1619年灭了叶赫，辽东边外“同一音语者”全统一起来。前后三十余年，他对各部进行了多次战争，施行了不同策略。这些不同情况，都反映出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向。

1588年四月，“苏完部主索尔果率本部军民来归，……又董鄂部主……亦率本部军民来归，……是时上招徕各路，归附益众”(王氏《天命东华录》一，12页)。

1593年十月“遣兵征服朱舍里路……迁之以归”(王氏《天命东华录》一，17页)。

1598年正月“征安褚拉库路……取屯寨二十余，所属人民尽招徕之”(同上19页)。

1599年九月，“率兵征哈达，……尽服哈达属城，器械财物无所取，室家子女完聚如故，悉编入户籍，迁之以归”(同上20页)。

1607年，“东海瓦尔喀部蜚悠城长乞移家来附，命往徙之，遂至蜚悠城，尽收环城屯寨凡五百户，护之先行”(同上23页)。

1607年九月征辉发，“歼其兵，招抚其民，乃班师。辉发灭亡”(同上24页)。

1609年十二月“征渥集部滹野路取之，收二干户而还”(同上26页)。

1625年八月，“征东海虎尔哈部，降其五百户，至是凯旋”(《天命东华录》四，10页)．

上述记载中所说的“户”、“户籍”和一般的“民户”、“家”一样，在满文都作“包衣共”(boigon)，“民”作“伊尔根”(irgen)，“本部军民”作“诸申·伊尔根”(jusenirgen)。可以看出，无论是自愿归附，或是战争降顺，都同样待遇，编为民户，显然和战败沦为奴隶有所不同．

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努尔哈赤从虎拦哈达南岗，移赫图阿喇祖居，筑城居住，曾三次犒赏夫役(《清太祖武皇实录》二，2页)，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复于赫图阿喇城外更筑大城，宰牛羊犒赏筑城夫役五次(同上)。在1621年有一次还说，“空身行走，尚且劳倦，运木石而筑城者宁不劳欤”(同上书三，12页)?奴隶制下，筑城劳役当然由奴隶承担，这种犒赏，是不同寻常的。更可注意的是，满文《满洲实录》在前一记载作：

“hecen(城)weilere(筑)alban(赋役)i(的)niyalma(人)”(日译本89页)。在后一记载作：

“alban(赋役)i(的)niyalma(人)”(日译本92页)。

说明他们是在服徭役，不是奴隶苦工。

朝鲜申忠一《书启》说，1596年正月他在虎拦哈达城遇见搬运大木，凡“三四日程内(距离都城三四天路程的)部落，每一户，计其男丁之数，分番(班)赴役，每名输十条”(《李朝实录》，缩印本28册，449页上)。这也像封建性的徭役。

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二月，努尔哈赤调查国内贫苦不能结婚的一千余人，配给妻子，得不到的发给库帑令其自娶(《太祖武皇帝实录》二，4页)。这种举措，似乎也超越了一般奴隶主的思想意识，反映国内下层最贫苦的人不是奴隶身分。

努尔哈赤在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创立八旗制。全国分八个固山(旗)，大汗统固山，固山统甲喇(后称参领)，甲喇统牛录(后称佐领)，全国人口都隶属于牛录。这是较过去鲜明的阶梯统治制度。同时又设理政听讼大臣五人，都堂(扎尔固齐)十人。“凡事，都堂先审理，次达五臣，五臣鞫问再达诸王(贝勒)，如此循序问达。令讼者跪于太祖(努尔哈赤)前，先闻听讼者之言，犹恐有冤抑者，更详问之，将是非剖析明白”(《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二，19页)。这也是较过去鲜明的阶梯统治制度。这是封建制的特点之一。

根据上面关于上层建筑所反映的情况，我感到努尔哈赤在1616年所建立的政权一开始就是封建政权，就是封建王朝。

社会发展是有过程的，社会分期也不可能一刀两断，成为崭齐的分界。而满洲各部族的发展又是极不平衡的，同时社会生产关系的变更又是急遽的，所以在努尔哈赤时期，各种生产方式也同时存在。

1625年(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正月，韩润降金，努尔哈赤给他“妻奴、房田、牛马、财帛、衣服一切应用之物”(《太祖武皇帝实录》四，6页)。这里妻奴的奴，《满洲实录》满文作阿哈(aha，奴隶。日文译本320页)。可知努尔哈赤建国后十年，奴隶身分依然同时存在。直至1636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十月，我们还看到“赐阵获总兵官巢丕昌奴仆三十户”的记载(王氏《崇德东华录》一，15页)。

1611年(明万历三十九年)十二月，努尔哈赤命将征渥集部虎尔哈路，围扎库塔城，“遂拔其城，杀兵一千，获人畜二干，相近之卫皆招服，将……人民五百户收之而回”(《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二，4页)；1613年(明万历四十一年)正月，灭乌喇，乌喇兵“有觅妻子投来者，尽还其眷属，约万家，其余人畜散与众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二，6页)；1614年(明万历四十二年)十一月，遣兵征渥集部雅揽、西临二路，“收降民二百户，人畜一千而还”(《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二，7页)；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征额赫库伦，“攻取其城，杀人八百，俘获万余，收降五百户而回”(《太祖武皇帝实录》二，8页)。这些记载，“降民”和“人畜”分列，显然两种人一定有区别，而在用语上“收”和“获”又互异，说明两种人的身分一定也有不同。在满文，“收”一般作“达哈哈”(dahaha)，就是收抚；“获”一般作“鄂勒吉。巴哈”(oljibaha)，就是俘获。收抚的人口编为民户(boigon)，俘获的人口分给众军，这说明当时在满洲族下层有两种高下不同的身份，同时存在。

这种情况延续到皇太极时。1628年(明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二月，征多罗特部，“俘万一千二百人，以蒙古汉人干四百名编为民户，余俱为奴”(王氏《天聪东华录》三，2页)。

1635年(明崇祯八年，金天聪九年)六月，多铎出兵回，“以俘获人口马匹赏从征将士有差”(《天聪东华录》十，6页)。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五月，征虎尔哈，“俘获男子三百三十六，归降男子四百十九”(《崇德东华录》五，4页)。这都是显著的例子。

满洲族在关外既有奴隶存在，是否仍处于奴隶制阶段，而没有向前发展?也不然。我们不能只从有无来决定，而要更多地从它的其他相关方面去考察。

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金天命三年)，努尔哈赤以七恨为理由，进攻明朝，临行时他对诸王大臣说“阵中所得之人，勿剥其衣，勿奸其妇，勿离其夫妻，拒敌者杀之，不与敌者勿妄杀”(《太祖武皇帝实录》二，11页)。这和后来1629年(明崇祯二年，金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进攻明朝时所说，“非战者杀之，归降者虽鸡豚勿侵扰，俘获之人，其父子夫妇勿致离散，勿淫人妇女，勿掠人衣服，勿拆庐舍祠宇，勿毁器皿，勿伐果木”(王氏《天聪东华录》四，32页)，实际相同。

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皇太极对满洲、蒙古和汉人说，“尔等有家贫不能娶妻及披甲不能买马者，许陈诉于本牛录章京，……即宜将无妻者配妻，无马者给马，如力不能……应与妻奴者，朕给以妻奴，应与马匹者给以马匹……”(王氏《崇德东华录》二，26页)。这和努尔哈赤的做法，实际也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满洲族从努尔哈赤建立政权(1616)，到进入辽沈(1621)，到皇太极改国号为清(1636)，并到多尔衮统兵入关(1644)，他们的思想意识形态虽然先后微有不同，这只是封建制的逐步深化，而不是本质上有所差别。

朝鲜申忠一在虎拦哈达看到满洲“各部落例置屯田，使其部酋长掌治耕获”(《李朝实录》缩印本28册，449页)．清代记载也说努尔哈赤在1615年“谕各牛录，每十人出牛四只，于旷野处屯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二，8页)，可知当时是集体生产。奴隶制是集体生产的，但集体生产并不全是奴隶生产。

这个清代记载，《满文老档》系在1613年，日本人藤田胜二译为“是年免除由部众贡献谷物，以减轻部众的负担。由每牛录出十男丁、四头牛在荒地垦田”。明说为了免除部众的贡赋而实行集体屯田，可知它不是用奴隶生产。如用奴隶生产，分散和集中是一样的不能减轻部众负担。

努尔哈赤1621年曾对群臣说：“为主(ejen)者宜怜仆(aha)，仆宜为其主。仆所事(weilehe收获)之农业(jeku粮)，与主共食(uhejefu)，而主所获之财(bahaolji俘获)及所畋(abalafibaha猎得)之物(yali肉)，亦当与仆共之(uheetu共穿uhejefu共食)。”从这段话看，不像是奴隶生产。农仆虽然还称阿哈(aha奴隶)，但生产关系已扣奴隶制不同，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它是奴隶制。这种非奴隶制生产关系的集体生产，在天聪时一直保存着，《实录》中天聪七年(1633)正月庚子，八年(1634)正月癸卯，九年(1635)三月戊辰，都有记载。

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金天命三年)九月，努尔哈赤因明朝派人杀了满洲的农夫，他也派兵到会安堡杀戮明朝的农民，并且致书明官说，“尔大国乃行盗窃，袭杀我农夫一百，吾杀汝农夫一千，且汝国能于城内业农乎”(《太祖武皇帝实录》二，14页)。这里所说的农夫，满文作“usin(田)weilere(耕)aha(奴隶)”，日本藤田胜二译为“田奴”。这是用当时的惯称，不能因之说明本质，明朝汉族农民显然不会是奴隶。

《清实录》在1618年九月有督农收获的记载，1619年二月有夫役运石筑城，以骑兵卫之的记载，这似乎像是奴隶制。但是不然。这种措置，是为了防止明朝的侵扰，是保护劳作者而不是监督。前此在紫河、三岔、抚安三处，明曾派兵抢夺满洲的收获，这次努尔哈赤命纳邻、音德二人率四百人去收割，并告诫他们“昼则督农收刈，夜则避于山险处，当今(天)宿南山，明(天)宿北山，今(天)宿东山，明(天)宿西山”(《太祖武皇帝实录》二，13页)，以防明人袭击。纳邻、音德违背指示，果被明朝杀七十人。其后努尔哈赤曾说，“吾欲据界凡筑城，屯兵防卫，令农夫得耕于境内”(《太祖武皇帝实录》三，4页)，正是此意。1619年“遣人夫一万五千赴界凡处运筑城之石，令骑兵四百卫之”(《太祖武皇帝实录》三，l页)，也是为了界凡和明朝毗邻，非有重兵不能保护。其后萨尔浒战役清军的获胜，正由于这些“运石人夫据于界凡之吉邻山险(或作吉林岩)，杜松兵围而攻之”，牵制了明兵二万人，正由于“山上骑兵率众人夫一战，折大明兵约百人”(同上，2页)，于是“更令兵一千登山协助，往下冲杀”，遂大获全胜，决定了明清胜败全局的关键。假使运石筑城的人夫是奴隶，一定不会这样据险力战的。

奴隶制范文篇10

一筹备和庭审过程

该法庭是1997年起，由亚洲7个民间团体组成的国际实行委员会负责筹备的。为此在东京、汉城等地多次召开过准备工作会议。设在上海师范大学的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参与筹备并成为法庭的发起单位之一。本人作为中国大陆的国际法教授，自1999年12月赴日本参加关于亚洲各国对日本战争罪行民间索赔的东京市民大会后，一直投入此项活动，同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一起，出席了2000年4月在上海、同年7-8月在菲律宾马尼拉、同年9月在中国台北的三次法庭筹备会议。正在是台北会议上，最后确定了法庭活动的日程及与会各国和地区检察官团的名单。

国际实行委员会的菲律宾籍英黛女士说，2000年9月初，是中国大陆检察官团最早完成向法庭提交的指控日本军队性奴隶制度罪行的起诉书中、英文初稿的。这份初稿，经过多次修改，在2000年10月1日改定，正式向法庭总检察处上报。起诉书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综述，即提出将日本政府作为集体被告，裕仁等人作为个人被告，列明了四项诉请，并在注释中说明“本诉状主要叙述中国大陆方面受害情况，战时作为日本殖民地的中国台湾地区将另行单独提出起诉书”。第二部分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实施性奴隶制度的事实。第三部分为日本军队的罪行构成刑事责任事实。第四部分为起诉被告的法律依据。全文共约3万余字。

2000年12月6日晚，中国大陆一行28人全部抵达东京，其中有组成中国大陆检察官团的7名人士，除本人外，为苏智良教授、管建强副教授（来自本人同一单位华东政法学院国际法系）、龚柏华副教授（复旦大学法学院）、朱成山先生（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康健女士（来自北京的律师，曾多次被奴役劳工和慰安妇的对日民间索赔诉讼）和陈丽菲女士（从事中国现代史和日本问题研究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编审）。还有中国大陆日军性奴隶制度受害者代表万爱花、袁竹林、杨明贞、何君子（朝鲜籍）、郭喜翠、李秀梅等6人。顺带提一下，原定赴日参加庭审活动的中国海南省受害者陈亚扁、胡月玲、黄有良等，因不及办理出国手续，遗憾地未能成行。

中国大陆检察官团全体参加了2000年12月7日的法庭公诉人员预备会议。由法庭总检察官潘切西娅·塞拉兹（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办公室法律顾问，美国籍）和依斯梯娜·多葛波尔（澳大利亚佛林德斯大学国际法高级讲师）分别布置8个国家和地区检察官团在法庭上的起诉、质证事宜。

12月8日上午10点，庭审活动于东京市区的九段会馆开始。先由国际实行委员会的松井耶依（日本）、尹贞玉（韩国）、英黛三位扼要报告了法庭筹备的过程，并介绍了组成审判庭的四位法官。庭长是来自美国的曾任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的加波莉纳·麦克唐纳。另三位法官是：英国籍的伦敦大学法学教授克莉斯蒂娜·琴律、阿根廷籍的格曼·玛莉亚·阿尔西波（国际女法官协会会长）、肯尼亚籍的威廉·穆通加（肯尼亚大学教授）。原定的另一名法官，印度籍的巴格瓦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印度最高法院前任首法官）因故未能到庭。许多人注意到，该法庭的法官和总检察官除肯尼亚的穆通加外，是清一色的女性法律专家，而且全部来自未对日军性奴隶制度提起指控和索偿的所谓“中立”国家。这反映了法庭的公正性和女权运动特色。

上午10点20分，麦克唐纳庭长宣布正式开庭。总检察官塞拉兹宣读了综合起诉书，指明被告为日本天皇裕仁及战时首相东条英机等人。早在2000年11月9日，该法庭就将出庭通知送达日本政府，但直至开庭之日，未见日本政府代表到庭。按照一般庭审程序，法庭专门指派一名日本籍辩护律师，由其概述日本政府的正式见解，并对日本国内相关法律作了解释。这位模拟辩护人就是今村嗣夫，他本人长期致力于促进日本战后赔偿立法运动，认为日本军队的战时性暴力违背人道和国际法。但在法庭上，他还是客观地叙述了日本政府的有关立场，主要是提出裕仁天皇等被告均已死亡，根据日本刑法，可驳回公诉，中止审判。此外，日本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无答责”，因此，没有回答法庭之责任。麦克唐纳法官在听取日本律师的辩护词后说，无论日本政府态度如何，审判继续进行，而日本政府对本法庭的态度，也将作为法庭文件记录存留。

从12月8日上午11点30分起，8个受害国家和地区先后在法庭上起诉和作证，历时整整3天。本来在2000年8月马尼拉会议和9月台北会议上，都鉴于中国是最大受害国以及是二战时遭日本侵略的唯一主权国家，将中国大陆的起诉、作证排在最前面。但在台北会议期间，南北朝鲜顺应统一谈判的新趋势，宣布合并起诉书，组成联合检察官团。与会代表无不为其民族团结精神所感动。应韩国代表请求，中国大陆人士（苏智良教授和我本人）同意南北朝鲜检察官团首先在法庭上陈述。然后，依次是中国大陆、菲律宾、中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东帝汶。而在印度尼西亚之前，还安排了荷兰检察官亨利·格兰特先生指控日军侵占荷属东印度（即现印度尼西亚）时，在荷兰籍侨民中实施的性奴隶制度。日本检察官团以日本既是加害国而民众又是实际受害者的特殊身份，也在法庭上对日本军国主义给本国妇女带来的深重灾难提起了控诉。开庭期间有75名中外受害者勇敢地出庭作证或旁听。6名日本专家、学者和2名当时日军士兵也到庭提供了证词、证物。

12月9日上午，中国检察官团向法庭提起公诉。因按规定，每个国家和地区的起诉和作证限于一个半小时，故先由本人宣读经过重新简化的中国大陆起诉书，指控作为集体被告的日本政府以及裕仁等6名个人被告，对中国大陆妇女实施残暴的性奴隶制度罪行（全文见附录，这是中国大陆起诉书的首次公开发表）。接着，万爱花、袁竹林、杨明贞这三名日军性暴力的受害人为提出的控告作证。半途，71岁的万爱花悲愤过度，晕倒在庭上，急送医院救治，九段会馆内外轰动，法庭因此中断约15分钟。

法庭的宣判于12月12日上午10点，改在东京市区青年会馆进行。有1300个座位的三层会堂坐满旁听者，但全场一片肃静。四位法官轮番阐述了本法庭的宪章原则和取证结果，认定二战期间日本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施行性奴隶制度的事实，并指出1946年至1948年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等审判没有涉及这一问题，50多年来，日本政府拒绝承认日军征召随军慰安妇的事实，也拒不对其性暴力的受害者作出正式赔偿。法官们强调指出，妇女的人权无论在任何时期都应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法庭判决并非对日复仇，只是在于申张正义，要为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找回人格的尊严。经过法庭取证认定，麦克唐纳庭长作出初步判决

，根据战争罪、违反人道罪以及国际法规定的其他原则，判决日本当时的昭和天皇（即裕仁）和日本政府犯有反人道的罪责。对于其它27名日本个人被告的定罪和判决，即法庭的最后判决，将在核对全部起诉和质证事实后，另择时间和地点作出。

在整个宣判过程中，法官们发表的意见和宣读的判决书，多次被长时间的掌声打断。尤其是在青年会馆一楼会场前排就座各国和地区慰安妇幸存者们，在法庭作出初步判决后，激动地站起来，边放声呼喊边擦拭着泪水。最后，来自中国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受害者代表们站到一起，合影留念，列队向全场旁听者致意。

二提起诉讼的法律依据

日本在实施对中国大陆的侵略战争期间，在其占领区内极其残忍地对广大中国女性进行了性奴役，犯下了国际法上认定的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由于日本政府在战后的掩盖，使得该罪行没能及时揭露。作为二战结束后纽伦堡法庭审判德国战争罪犯的法律基础文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在其第六条中明确规定了“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同样地在东京法庭依据其审判日本战争罪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五章中也确认了这两种战争罪行。

“战争罪”所指的是违反战争法规或惯例，此种违反包括谋杀、为奴役或为其它目的而虐待或放逐占领地平民以及战俘。而“违反人道罪”则是指，在战前或战时对平民施行谋杀、奴役、放逐及其它任何非人道的行为。对德盟国管制委员会1945年在德国颁布的法律对违反人道罪所下的定义为：“暴行和犯罪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杀害、消灭、奴役、押解出境、监禁、酷刑、强奸或其它对平民的不人道行为……”。一般认为，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往往是一起处理的，因为对它们有必要采用类似的措施加以禁止和惩罚。

凡参与犯上述任何一种犯罪之共同计划或阴谋之决定或执行之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与共犯者，对于执行此种计划之任何人所实施的一切行为，均应负责。犯罪人之正式地位，不问其为国家元首或政府部门应负责官员，不应视为可免于责任或减轻惩罚的理由。即使执行上级命令，也不应免除其责任。不仅应追究犯罪参与人的国际刑事责任，而且，应将某些犯有这些罪行的团体或组织宣布为犯罪组织。需要强调指出的是，1968年的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即违反人道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该公约主要是参照1945年的《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的规定对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下定义的，但不考虑犯罪的日期，并进而规定应采取措施，保证法定的时效不适用于这两种罪行的追诉和惩罚。

（一）早在1912年日本就加入了《海牙公约》体系。1899年和1907年的两次海牙和平会议，制定了限制战争手段和行为的一批法律文件。这两次海牙会议的先后两个《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都做出了保护战时平民的规定。其中涉及到对妇女的特殊保护，主要包括应防止强奸、强迫和对妇女任何其它形式的非法侵犯。另外，按照1907年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中的“马顿斯条款”，即使是在缔约国所签定公约规定没有包括进去的情况下，战时平民仍然受到国际法原则的保护和支配。这些国际法原则是“来自文明国家之间已确定的惯例、人道法则和公众良心的要求”。

日军的“慰安妇”制度大量囚禁、强迫妇女充当军事性奴隶，完全违反了上述公约和国际法原则。在侵略中国的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强掳中国大陆20万以上的妇女，向其官员提供性服务，甚至不分昼夜地进行蹂躏，这既是粗暴地违反了战争法规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而且已严重地侵害了中国大陆包括20万以上受性奴役妇女在内的全体民众的人权。

（二）此外，日本军队在战时实施的性奴隶制度，还与下列公约明显地相抵触：

1.违反禁止奴隶制度的公约

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有关条约、1814年的伦敦《制止非洲奴隶贸易条约》、1885年的《柏林公约》和1890年的《布鲁塞尔公约》等条约中，就有关于谴责和制止奴隶贩卖的条款。1919年的《圣日耳曼公约》中，签字国承诺，将设法完全消灭奴隶制度和海上与陆上的奴隶贩卖（日本是签字国之一）。在国际联盟的监督下，有关国家又于1926年制定了《禁奴公约》，再次作了重申，该公约把奴役定义为人所处于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她）的与生俱来的任何权利都受到了限制。这项公约随后便成为国际习惯法。而日本实施的“慰安妇”制度就是使妇女、尤其是使敌国或殖民地妇女沦为军队的性奴隶的获取、运送使用、买卖人身的制度，它再现了奴隶买卖的残暴与灭绝人性，因此，强制征集和使用“慰安妇”的各项行为都是违反《禁奴公约》的。

2.违反禁止强迫劳动公约

1929年，国际劳工组织就许多国家强制居民离开家园，到偏远地区从事强制劳动一事向第12届劳工大会递交了报告书，呼吁国际社会对此引起应有的重视。接着次年通过了《禁止强迫劳动公约》。公约制定后，日本政府于1932年11月承诺加入。在二战期间，日军采用种种恶劣手段强迫中国妇女到战火弥漫的战场或日军占领区，充当日军的性奴隶，受到非人的待遇。胁迫充当“慰安妇”就是一种严重的、特殊的强迫劳动。上述公约的第11条明确规定，禁止女性从事强迫劳动，因此，日本政府和军队实施“慰安妇”制度是难逃其强迫劳动的罪责的。对此，国际劳动组织（ILO）在1997年也曾明确指出：“对‘慰安妇’的虐待绝对符合《禁止强迫劳动公约》所禁止的事项”，因此，日本政府在法律上负有责任。

3.违反禁止妇女公约

1904年5月，世界主要国家在法国巴黎召开了争取妇女权利、禁止买卖妇女的国际会议，并通过了《关于取缔为经营丑业而买卖妇女的国际协定》。6年后的1910年，各国在该项协定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取缔为经营丑业而买卖妇女的国际条约》。到1921年9月，各国又在日内瓦签署了《关于禁止买卖成年妇女和儿童的国际条约》，1933年更进一步补充制定了《关于禁止买卖成年妇女的国际条约》。概而言之，这些条约的主要内容有三点：第一，凡以经营为满足他人情欲的丑业为目的，劝说、引诱或拐带未成年妇女（21周岁以下）者，虽已得到本人的同意，将构成犯罪。第二，凡以经营为满足他人情欲的色情业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滥用权力及其他一些强制手段，劝说、引诱或拐带成年妇女者，将构成犯罪。第三，无论任何人，凡以在别国经营为满足他人情欲为目的，劝说、引诱、拐带成年妇女者，虽已经得到本人的承诺，将构成犯罪。

关于成年妇女的年龄，1910年条约中规定为满20岁，1921年的条约规定为21岁，日本政府当时以满18岁为成年作为保留条件而承诺了上述条约，但因枢密院有损于“帝国体面”的责难而于1927年撤回了保留条件。也就是说仍承认21岁为成年的标准。而在40万日军征用的“慰安妇”中，除大部分是年满21岁的成年妇女，还有大量的未成年女子。据日军的官方文件，曾征用14岁的台湾少女运至中国南方。在中国各地几乎都有未成年的日军“慰安妇”，云南、海南和广西等地的一些少数民族少女被掳掠为日军性奴隶时，年龄很多只有十四、

五岁。

对于以上四项国际条约，除了1933年的条约日本政府以国情不同为由未予批准外，对于其它三项条约均于1925年交存批准书，成为这些条约的缔约国。不过日本在批准这些条约时，也曾利用这些条约中歧视条款和对殖民地的歧视等条约本身的漏洞，作了相当大的保留。但尽管如此，日本作为国际联盟的创始成员国，理所当然必须遵守《国际联盟盟约》（1919年6月28日列入《凡尔塞条约》第一部分），该盟约明确规定禁止贩卖妇女、儿童等。日本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欺骗、劝诱、绑架等暴力手段强征“慰安妇”，毫无疑问的是属于“经营为满足他人情欲的丑业为目的”而买卖妇女的行为。而且大量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在这一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有日本政府的参与，这当然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国际性犯罪，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国际法律责任。

三初步判决的影响与意义

法庭的初步判决书指出，日本昭和天皇并非“傀儡”，当时他有着独特的决策权力，他知道或应当知道“南京强奸”等事件的发生，他应该采取措施阻止而不是同意或至少允许这类事件在所谓“慰安妇”的名义下继续发生。初步判决书还指出，日本政府未能履行责任，真诚地向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作出道歉和赔偿。法庭敦促日本政府真诚道歉，并对受害者造成的所有经济和精神损失予以赔偿，公开有关“慰安妇”问题的档案材料，建立纪念碑、纪念馆，成立教育基金帮助受害者后代……

尽管这仅仅是法庭的初步判决，且因本法庭系民间组织设立，有人称之“人民法庭”或“道德法庭”，故其判决并无强制执行效力。但本法庭的审判程序和人员组成严格依据法律规范，完全体现了公开、公正、公平审判的严肃性。法庭认真地采纳证据，遵照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作出初步判决，其审判结果在国际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力，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法律上都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从法庭公布的数字来看，来自中国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检察官和受害者代表团，共390人。在4天庭审期间，有5855名旁听者。本法庭显示了国际实行委员会卓越的组织能力，所有服务人员都是尽义务的志愿者，为数超过200人，其中大多数是日本的年青女大学生。法庭人员中担任警卫工作的佩红袖标，提供翻译、文印、饮食服务的佩黄袖标，而登记的媒体人员佩绿袖标。截止2000年11月28日，已有298个团体参与了赞助法庭的专项基金，但法庭仍有财务“赤字”，在会馆内设置了募捐箱。法庭活动一时成为世界各国新闻媒体报道的焦点。各国共有143家媒体、305名记者申请采访法庭审判过程。临时到场的记者更是不乏其人，难以计数。九段会馆二楼的媒体席位天天满座，连二楼过道上也常见各类媒体记者在紧张工作。

相比之下，日本媒体的态度较为消极。虽有日本48家媒体的105名记者报名到庭采访，但鲜见对法庭活动的公开报道。唯有《朝日新闻》在2000年12月9日发了带照片的法庭开庭大块新闻。有的日本媒体对于本法庭未报一字。有关人士分析，可能日本某些媒体顾虑日本右翼分子的压力，在庭审的4天中，日本右翼势力或开宣传车，或在场外成群滋扰，他们打着标语牌，上面写着：从军慰安妇不是强迫的……云云。12月10日还发生了日本右翼分子多次冲击法庭所在地九段会馆的事件。

本法庭的初步判决意义十分显著，可大致归纳为四点：

1.通过庭审，达到了进一步公开和证实二战期间日军推行性奴隶制度的预期目的。由于日本政府长期以来否认或掩盖这种罪行的真相，使得许多日本民众对此所知甚少。特别是日本政府和一些右翼学者曾编造若干所谓“资料”，抹杀从军慰安妇制度的国家性质，竟说这是战时民间企业的商业性活动。但正如一位日本经济学者所指出的，二战期间日本实行的是国家统制经济，所有活动都是国家管理。当时根本不存在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民间企业。在本次庭审中，大量事实证明了日本军队的性奴隶制度，日本昭和天皇是知情者，战时日本政府是策划者、组织者、经营者。本次庭审及其初步判决，让日本现政府包括日本司法机构，也让广大的日本人民更充分地了解和更清醒地认识当年日本军队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妇女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及某些人掩饰这种罪行的丑恶嘴脸。

2.弥补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不足之处，并为日军性奴隶制度受害者寻求以法律途径讨回公道、获得赔偿作了有益的探索。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对于日军性奴隶制的罪行几乎毫无触及，而日本作为侵略国对其军队实行的此类罪行已构成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则迄今加以否认，更惶论承担其应负的国际法律责任了。中国、菲律宾、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受害妇女已向日本法院提出8起要求赔偿的诉讼，有4起被判败诉，另几起则被久拖不决。2000年12月6日，48名菲律宾慰安妇在东京最高法院的诉讼又以败诉告终。正因为日军性奴隶制罪行无法在日本通过正常法律程序得以惩治，随着岁月流逝，一些高龄的性暴力受害妇女已在哀怨无望中离开人世。此乃次法庭试行“模拟审判”的动力之一，本法庭是历史上第一次宣判二战时的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有罪，冀望探求今后通过各国国内法程序和国际司法机关，追究日本政府有关国际法律责任的具体形式和方法。

3.这次庭审及其初步判决体现了国际社会的良知，是国际正义力量的重大胜利，并对日本政府是否深刻反省并承担日军性奴隶制度的罪责，形成了强大的压力。有不少日军性奴隶制度受害人在听取法庭初步判决后纷纷表示，这是一个难忘的时刻，她们盼望这一天，等待听到这一正义的声音已经等了50多年。在20世纪最后一个月开展的国际妇女法庭活动，就是要呼应受害妇女们“不惩罚责任者就无法恢复名誉和尊严”的诉求。参与这次法庭活动的国家和地区人士已达成一致意见：在作出最后判决、结束法庭工作后，将一份“促使日本政府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文件送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有些人还主张向联合国提议，日本在解决慰安妇遗留问题之前，没有资格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正如日本东京大学国际法教授大治保近期著文指出的，日本以何种方式对待自己的过去，是一个如何向过去负责，同时又如何面对未来的问题。日本的侵略战争，日军对亚洲的妇女犯下的罪行，并不会与20世纪一块儿消失。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日本更应该本着对历史和民族负责的态度，对半个世纪前的那段历史进行认真的总结。

4.对于维护女性的人权，恢复和提高妇女的地位将产生一定的作用。本法庭的筹办单位之一“战争与对女性的暴力日本网络”负责人松井耶依女士认为，20世纪是充满了战争和对女性暴力的世纪，其中，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的性奴隶制度，以慰安妇等名义虐待、摧残了许多亚洲女性，是20世纪最大规模的战争犯罪。如今，许多受害妇女打破半个世纪的沉默，对日本政府发起了损害赔偿的诉讼，要求阐明真理，正式谢罪，国家赔偿和惩处责任者，同时要求日本政府改变不追究和处罚战时性暴力行为的错误政策，以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这些都表明亚洲各国妇女的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现在世界上，仍然存在着和平时期和武装冲突中，形形色色的对女性严重的人权侵犯，有组织的强奸，强制妊娠，诱拐或强迫妇女，甚至对于女童的性暴力

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延续着，并得不到及时的有效的补救和惩治，因而，本法庭的初步判决将成为一种警示，侵犯妇女人格者，必将予以严厉的揭露和惩罚.有人指出，国际妇女人格运动将会感受其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人们的眼光依然在关注着这一跨世纪的东京国际妇女法庭活动，期待着定于在2001年12月4日法庭将于荷兰海牙作出的最后判决。

附录

中国检察官2000年于东京国际妇女法庭提交的起诉状（全文）

各位尊敬的法官：

在1931年至1945年，中国大陆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漫长过程中，有着许许多多的日本军队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今天，她们中间的三位走上了这个庄严的法庭。她们三位是：

万爱花，1929年出生于内蒙古。1943年间，她曾被3次抓到日本军队在山西省盂县的据点，被日军强行当作性奴隶。现在她住在山西省太原市。

袁竹林，1922年生于湖北省。1940年，她被诱骗至湖北省鄂城的日军慰安所，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她的现在住址是湖北省武汉市。

杨明贞，1931年生于江苏省，1937年12月15日遭日军强暴。她目前住在江苏省南京市。

我们指控的被告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作为集体被告的日本政府，第二类是6名个人被告：

第一名裕仁，即“昭和天皇”，他作为日本当时的最高决策者，对日本在亚洲各地广泛地长期地实施侵略战争中的性奴隶制度，造成万爱花、袁竹林、杨明贞等大量中国妇女的受害，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第二名松井石根，原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华中方面军司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的甲级战犯。被告在率部侵占上海、南京等地期间实施集体强奸并推行慰安妇制度。使得像杨明贞这样成千上万的中国良家妇女成为日军性暴力的对象而备受摧残。

第三名冈村宁次，原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第11军司令、山西派遣军司令、中国方面军司令。被告1932年在上海最早开始实施慰安妇制度。后在侵华日军中普遍推广这一罪恶制度。在日军侵占中国山西期间，对万爱花等无数抗日妇女实行的残忍的性奴役。

第四名朝香宫鸠彦，日本皇族成员，原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在上海等地纵容日军设立慰安所通过强掳、欺骗等手段将大批像袁竹林这样的中国妇女强占为慰安妇。

第五名谷寿夫，原日本华中方面军第6师团长，在日军侵占南京，实行大屠杀的同时，纵容日军官兵对中国妇女实施大规模的性暴力犯罪，迫使杨明贞等成千上万的中国女子成为日军性暴力的牺牲品。

第六名中岛今朝吾，原日本华中方面军第16师团长，在日军侵占南京，实行大屠杀的同时，纵容日军官兵对中国妇女实施大规模的性暴力犯罪，迫使杨明贞等成千上万的中国女子成为日军性暴力的牺牲品。

我们的诉请有四项：

1.请法庭确定被告犯有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

2.要求日本政府公开地、正式地谢罪；

3.要求日本政府对已故受害者和幸存者给予赔偿；

4.要求日本政府在日本国内为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亚洲各国和地区的日本军队性奴隶制度受害者树立慰灵碑。

下面我们向法庭简要陈述对被告人提起公诉的基本事实和依据。

自1993年以来，中国大陆各地对日本军队性奴隶制度受害人进行了调查，并且寻找到一些幸存者。万爱花、袁竹林、杨明贞就是中国大陆20万慰安妇和无数的遭受日军性暴力侵犯者中间的三位。

1943年，日本军队驻扎在山西省盂县，当时，担任进圭村抗日救国会主任的万爱花，因不及躲藏，在这一年的6月、8月和9月曾经3次被日军抓捕，关在日军据点的一个窑洞里，遭到日军野蛮的轮流强奸。

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大陆20多个省的占领区，用各种手段设立了慰安所。1941年8月，袁竹林被用到一个旅馆做工的名义，诱骗到日军在湖北鄂城的慰安所，被迫充当慰安妇。1942年春天，袁竹林试图逃离慰安所，不幸被抓回去，日军对她施以酷刑，从此，袁竹林永远地丧失了生育能力。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她才结束了长达5年悲惨的慰安妇生活。

1937年12月13日，在日军侵占南京的当天，5至6名持枪的日军士兵强行闯入杨明贞家中，其中一名日军士兵一进门就将杨抱住，解开她的衣裤，杨吓得大哭，日军士兵于是对杨的额头连砍两刀，至今杨额头上刀疤还在。杨父从日军士兵手里将女儿夺了回来，日本兵就朝杨父脖子上连砍三刀，杨父不久便死去。12月15日，日军占领南京的第三天下午，两个日本兵又闯入杨家，其中一人强奸了杨明贞的母亲，另一人将当时年仅7岁的女孩杨明贞残暴地强奸了。